希特勒的试毒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塞拉•波斯托里诺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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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试毒者试读：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在走廊里站着等了几小时之后，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歇一歇。房间很大，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房间中央的长木桌上已经摆放好了餐具。看守们示意我们坐下。

我正襟危坐，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瓷餐盘。我饿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无声地坐下了。我们一共十个人。有几个妇人文雅地坐得笔直，头发束在发髻里。还有的四处张望着。我对面坐着的女孩脸蛋软软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只酒糟鼻。她用牙齿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门牙不停地咬着。她也很饿。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饿了，这和乡下的空气或长途跋涉无关。这是因为我们胃上的那个空洞让人感到害怕。这是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饥饿和害怕。当食物的香气钻进鼻子里时，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蹿到太阳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我瞥了一眼那个酒糟鼻子女孩。看来她和我一样。

四季豆里拌着黄油，我上一次吃到黄油还是在我的婚礼上。烤过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挠动着我的鼻子，我的盘子已经装不下了，但我还是没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对面女孩的餐盘里是米饭和青豆。“开吃吧。”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道，那语气听起来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邀请。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们松了口气，呼吸也加快了。但我们一开始还是很犹豫。还没有人说祝我们有个好胃口，也许我本可以站起来说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鸡们如此慷慨，虽然我今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我又数了一下人数。我们一共十个人，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快吃！”角落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已经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里，我感到血液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流动，从发根直到脚趾，我的心跳逐渐放缓。怎么会有食堂为我准备饭菜呢——那甜甜的果椒——这样给我准备的一个食堂，一张连桌布也没有的长木桌，亚琛产的瓷盘和十个女人，如果我们戴着面纱，那看起来就会像十个在修道院饭厅发誓噤言的修女。

一开始我们只是抿几口，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拒绝吃一样。这些食物，这顿饭本不该由我们吃下去，只是碰巧罢了，我们碰巧有资格来到他们的餐厅。食物顺着我的食道滑落，最后着陆在我胃里的那个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满，欲望就越大，我们渐渐地攥紧了手中的刀叉。苹果派的美妙滋味让我几乎热泪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吃越多，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把头朝后仰，好把东西咽下去喘口气。

我妈妈曾经说过，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她告诉我这句箴言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我还在柏林布劳恩斯德盖斯10号上小学，那是个没有希特勒的时代。她在我的围裙上别了个别针，一边把书包递给我，一边警告我吃午饭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噎着。在家时我有一个坏习惯，吃饭时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就算嘴里塞满了吃的，我也照说不误。妈妈一数落我这个毛病，我就被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她的死亡威胁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时间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每一个为了生存所做的举动都可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活着就很危险；整个世界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吃完后，两个党卫军朝我们走过来，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们还没过去按她坐下，那个女人就自觉地迅速坐下了。一绺头发从她绑着的麻花辫上的发夹里松散下来，轻轻地晃动着。“谁许你们站起来的？新的命令下来前都给我好好地在桌边待着。不许讲话。如果食物有毒的话，毒素很快就会进入你们的血液。”一名党卫军朝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应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他转向之前站起来的那个女人：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亚紧身裙，也许她备受敬重。“别担心，只需要等一个小时就好，”他对她说道，“一小时之后你们就都自由了。”“或者死了。”他的一个同事补充道。

我感到心头一紧。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双手捂住脸压抑着抽泣声。“别哭了。”她边上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道。但是好几个女人都哭了起来，也许这是一种消化反应，就像吃饱了的鳄鱼会流泪一样。

我压低声音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酒糟鼻女孩没有反应过来我在问她。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腕，她的手弹开了，闷闷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她一遍。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党卫军站着的角落，一时间不知道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讲话。看守们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们也都有气无力的。也许是估摸着不会被发现，她终于轻轻地告诉我：“莱妮，莱妮·温特？”她说得像个疑问句，但这就是她的名字。“莱妮，我叫罗莎。”我告诉她，“放心吧，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家了。”

莱妮应该还只是个小姑娘，从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没有在干草房被人碰过，就算在秋收后的农闲时也没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离开之后，格雷戈尔把我带去格罗斯-帕特斯奇见他的父母。“你会喜欢他们的。”他对我说道。他很是为能征服自己从柏林来的秘书而骄傲，我们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订了婚。

坐在摩托车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骑马向东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着这首歌，而且不仅仅在4月20号放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轮，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出远门。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然后把格雷戈尔赶去阁楼睡觉。但是当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后，格雷戈尔打开了我的房门，钻进了我的被窝里。“不，”我小声地说，“别在这儿。”“那去干草房。”我睡眼惺忪。“不行，被你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还从未做过爱。我之前也从未和任何人做过爱。

格雷戈尔的双手缓缓地抚过我的嘴唇，他先是沿着我嘴唇边缘滑了一圈，然后手指慢慢用力，摸到了我的牙齿，他的两根手指伸进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感觉它们干干的。只要我想，我就可以收紧牙关咬伤他。格雷戈尔显然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信任我。

那个晚上我没有再坚持，我上了阁楼，自己打开了门。格雷戈尔睡着了。我将我的双唇贴上他的，交换着我们的气息，终于将他弄醒了。“你想知道我梦里的味道吗？”他朝我微笑道。我把一根手指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加到了三根，我感到他的嘴巴被慢慢撑大，我的手指被他的口水浸湿了。这就是爱：不会咬伤人的嘴巴，或者是背叛来临时的撕咬，就像反抗主人的狗一样。

在回家的旅途中，有一次他用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我那时候戴着一串红色石头制成的项链。当时不是在他父母家的干草房里，而是在一间没有舷窗的小屋里。“我得出去。”莱妮喃喃道。只有我听见了。

莱妮身边棕色头发的女人颧骨很突出，头发光亮，眼神没有一丝闪烁。“嘘。”我安慰地搓了搓莱妮的手腕，这次莱妮没有躲开，“只剩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出去了。就快结束了。”“我必须得出去。”她坚持着。

棕色头发的女人这次瞪了莱妮一眼，怒道：“你还真不知道保持安静啊？”“你干什么呀？”我几乎失声叫道。

党卫军扭头朝我们这儿看：“发生什么了？”

所有女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求您了。”莱妮说着。

一个党卫军走过来，拉起莱妮的一只胳膊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我听不到他说话的内容，但是他揉搓着莱妮的脸，把她的脸都弄变形了。“你不舒服吗？”另一个看守问道。

那个穿着巴伐利亚紧身裙的妇人又一次从椅子上跳起来：“是毒药！”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莱妮犯了一阵恶心，那个在她面前的党卫军急忙避开，莱妮吐了一地。

看守们连忙跑出去找厨师质询，元首说得一点没错，英国人想要毒死他。女人们互相抱着慰藉，有几个对着墙抽泣，棕色头发的女人双手叉腰在房间里前后踱步，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声音。我走到莱妮身边，扶起她的额头。

有的女人开始用手托着肚子，不是因为肚子疼，只是饿了太久，一下子吃饱了不适应。

他们把我们留在食堂里几个小时。地板已经用报纸和一块又湿又厚的抹布清理干净了，只有空气中还飘浮着呕吐物的味道。莱妮没有死，她只是不断地颤抖。渐渐地她靠着餐桌睡着了，她的脸枕着胳膊，手还被我握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啊。我感觉到我的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但是我太累了，累到都没有力气再去感受不安。格雷戈尔已经应征入伍了。

他不是纳粹，我们从来都不是纳粹。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一点也不愿意加入德国少女联盟，我不喜欢在白衬衫高领下飘动着的黑色围领巾。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德国人。

当我们消化着食物，渐渐对时间没了概念的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看守们过来叫醒了莱妮，让我们排队上车回家。我的胃不再翻腾：它刚才很是忙碌了一阵。我的身体吸收了元首的食物，元首的食物在我的血液里循环。希特勒安全了。而我又一次感到了饥饿。

第二章

我被食堂白色的墙壁环绕着，从那一天起我成了希特勒的试毒员。

1943年的秋天，我二十六岁，足足跋涉了七百多公里、花了五十多个小时才从柏林来到东普鲁士。这是格雷戈尔的家乡，但格雷戈尔不在，他去参加战争了。而我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格罗斯-帕特斯奇，如今已经一周了。

我到公婆家的第一天，党卫军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说找罗莎·绍尔。我当时正在后院，没有听见。我自然也没有听见他们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时发出的刺耳噪声，只是看见母鸡们争先恐后地跑回了鸡舍。“他们找你。”赫塔说。“谁？”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答我。我喊了一下扎特，但是它没有过来。扎特是一只天性自由的猫，它早晨总是会去田野里溜达。我一边跟着赫塔往屋里走，一边充满疑惑：我刚来这里，又没有人认识我。哦，我的天哪，难道是格雷戈尔回来了吗？“是我丈夫回来了吗？”我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进了厨房，我只能望见入口处她遮住了阳光的背影。而约瑟夫也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看上去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一样。“希特勒万岁！”两道黑色的身影朝我挥出了右臂。

我一边跨过门槛，一边也挥起了右手。阴影随着他们的贴近而从他们的脸上褪去。厨房里站着两个身着灰绿色军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见了我说道：“你是罗莎·绍尔？”

我点点头。“元首需要你。”

元首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但是他需要我。

赫塔用围裙擦干手，党卫军继续在说话，他们看向我，独独盯着我一个，像是要仔细检查我是不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长期的饥饿的确让我有一些虚弱；无数个夜晚响起的警报声也让我缺乏睡眠；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边所有人；我的眼睛也有所损伤。但是我浑圆的脸庞、茂密而金黄的头发无一不透露着我是一名被战争驯服的年轻的雅利安女性。他们试着相信，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族的产物，他们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结论。

党卫军向我走来。“我可以给你们准备点什么吗？”赫塔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问这句话，简直是迟钝得有些不可原谅了。乡下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招待重要的来宾。约瑟夫终于站直了身子。“明天早晨八点我们还会再来，我们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

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一言不发，但党卫军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意见。

党卫军说了一些恭喜的话，又说他们不喜欢烤橡果咖啡。也许可以用那瓶储藏在地窖里等格雷戈尔回来时再开的红酒招待他们，但他们依旧没有领情：赫塔的反应太慢了，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不向饮酒的恶习屈服，他们不断锤炼着自己，直到有一天远离恶习，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意志。他们振臂高呼“希特勒万岁”——向着我。

他们的吉普车开走之后，我来到了窗边。路面上轮胎碾过的痕迹指引着我即将面临的道路。我转身来到了另一间房间的窗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我急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想找到一条可以逃离的路。赫塔和约瑟夫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拜托了，让我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呼吸吧。

是镇长把我的事情告诉党卫军的。一个小镇的镇长永远认识镇上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新来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我们得想个办法。”约瑟夫的手紧紧地攥着胡子，好像生怕手一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他手上溜走一样。

为希特勒工作，为希特勒卖命，难道不是每一个德国人眼下都在做的事情吗？但是因为吃了被下毒的食物而送命，这算什么？！不是被枪弹击中，也不是在爆炸中牺牲，约瑟夫不能接受这一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不了一点台面，老鼠才会这么死呢，英雄般的死法从来都不会这么不堪。然而女人从来就不会像英雄那样死去。“我要离开这里。”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试着深吸一口气。可是胸口处传来的剧痛让我无法用力呼吸。我换了一扇窗户，这次我的呼吸又被肋骨处传来的疼痛打断了，我失去了呼吸的自由。“我搬到这儿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没想到我反而要被毒死了。”我笑中带恨，暗暗将矛头直指我的公公婆婆，虽然根本不是他们招来党卫军的。“你应该藏起来，”约瑟夫说道，“你得逃到一个地方去。”“到树林里去吧。”赫塔建议道。“哪里的树林？我在那儿只会又冷又饿。”“我们可以给你带吃的。”“很明显，”约瑟夫赞同道，“我们不会抛弃你的。”“那如果他们到处搜查我呢？”

赫塔问她的丈夫：“你觉得他们会到处找她吗？”“他们不会给她好果子吃的，但应该不会找她吧……”约瑟夫有些语无伦次。

真可笑，我是一个没有军队的逃兵。“要不，你回柏林吧？”他建议。“对啊，你可以回到柏林去啊，”赫塔跟着附和，“他们肯定不会追到柏林去找你的。”“可是我在柏林已经没有家了，你记得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赫塔脸上一僵。我一下子把我们之间一直蒙着的遮羞布扯开了：虽然我们是婆媳，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对方。“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都过去了。”她急促地打断了我。

刚才我对她的不敬却在冥冥之中打开了我们互相信任的门，我第一次有了和她亲近的想法，我甚至想上去抱抱她，她会抱住我，她在担心我。“那你们呢？”我问，“如果党卫军来了我不在，他们找你们麻烦怎么办？”“我们会有办法的。”赫塔说着，走开了。“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约瑟夫攥着胡子的手已经松开了。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宁愿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在我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了。

成为试毒员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公鸡一打鸣，恼人的青蛙们就像突然间都困得瘫睡过去似的，一下子就停止了它们持续一整夜的呱呱声。我一夜无眠，充满了孤独。窗户玻璃上反射出一双有着黑眼圈的眼睛，我认出了我自己。我的黑眼圈与失眠或战事无关，它从小就跟着我了。妈妈曾经对爸爸说：“你快别看书了，看看你女儿的眼睛是怎么了？”爸爸问医生：“她是不是缺铁？”而我的弟弟会用他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因为皮肤接触时那种滑滑的像丝一样的触感总是能让他很快入睡。在窗户上的倒影里我看见了我小时候的眼睛，我知道这是一种预兆。

我出门去找扎特，它蜷成一团，像母鸡看守员一样睡在鸡舍的栅栏边上。再怎么说，让姑娘们单独待着是不谨慎的。扎特作为一只保有良好绅士习惯的公猫，深谙这个道理。格雷戈尔却离开了我，他想要做一个好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好丈夫。

格雷戈尔把我们第一次约会地点定在主教堂边上的咖啡馆，他迟到了。我们坐在咖啡馆户外的餐桌旁，尽管那天阳光很好，风还是吹得人有点冷。我当时完全沉浸于破译天空中小鸟的歌声之中，它们的歌声好像乐曲，飞翔的路线又像精心为我编排好的舞蹈。就在这时，他匆匆赶到了，看上去就像我从少女时期就憧憬着的真爱一样。有一只离群的小鸟既孤单又英勇，一个猛子俯冲下来，几乎要扎进施普雷河，它用直直地伸展着的翅膀溅起水花，又迅速地朝天上飞去了：那是它即兴的表演、无意识的离群，像醉酒后不由自主的欢愉行为。我感到我的小腿肚为这种欢愉传来咝咝的喜悦声。我面前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正和我一起坐在咖啡馆约会，我满心欢喜。幸福才刚刚开始。

我点了一块苹果蛋糕，但一口也没吃。格雷戈尔察觉到了：“你不喜欢吗？”我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我把盘子向他那边推了推好让他吃。他咬下一口蛋糕，那快速又娴熟的咀嚼的样子让我也想吃了。于是最后我们吃着同一个盘子里的东西，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却始终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好像这种亲密已经过了火。突然有一瞬间，我们的叉子不经意地交叉在了一起，我们都顿住了。我们双双抬起头，绵长而持久地对视着。鸟儿仍在天空中不知疲倦地盘旋，偶尔有一些累了的，或是歇在树枝上，或是栖在栏杆旁，或是停在路灯边。谁知道呢？也许它们中还有的会噘着尖嘴，埋到水里再也不想飞上来了呢？然后，格雷戈尔主动拿起他的叉子拦住了我的叉子，就好像他触碰到我的身体一样。

赫塔起床拿鸡蛋的时间比平常晚，也许昨天她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所以今天早晨实在困得起不来。她看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把生锈的椅子上，而扎特趴在我的脚上。她也在我身边坐下来，完全忘记了还要做早餐的事。

大门吱嘎作响。“他们来了？”赫塔问道。

约瑟夫靠在门框上，摇了摇头。他用手指了指打谷场：“我去拿鸡蛋。”扎特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了。我的双脚因为它的离开感到一凉。

晨光是如此耀眼，就像一阵巨浪打来，撕开了早晨苍白而毫无血色的天空。母鸡们纷纷拍打翅膀，小鸟们唱着歌，蜜蜂们围着人们头上的太阳光柱嗡嗡鸣叫，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掩盖了它们的声响。“快起来，罗莎·绍尔！”我们听见了叫喊声。

我和赫塔都站了起来，约瑟夫拿着鸡蛋走了回来。他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鸡蛋因为他抓得太紧已经破了。发亮的橙黄色液体从他手指间滴落。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液体，看着它从约瑟夫的手里掉到地上，不发出一点声音。“快点，罗莎·绍尔！”党卫军步步紧逼。

赫塔贴在我的背上，我心下一阵触动。

我愿意在这里等着格雷戈尔回来。我愿意去相信战争会结束。我愿意去吃东西。

一上巴士，我就迅速地张望了一眼，便坐在最前面空着的位置上，和其他的女人保持一定距离。车上已经坐了四个女人，其中两个坐得很近，另外两个互不理睬。我记不得她们的名字，我只记住了莱妮，当时她还没有上车。

没人回应我上车时打的招呼，于是我透过已经被雨水打得满是污迹的车窗玻璃看向赫塔和约瑟夫。他们站在家门口，虽然赫塔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她还是朝我挥了挥手，而那只破了的鸡蛋还拿在约瑟夫的手中。我又看了一眼屋子——长满苔藓的瓦片看起来黑黑的，墙面上的灰泥泛着粉色，缬草花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一簇一簇开得正旺。直到一个急转弯之后，他们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以后的每个早晨，我都要这么看着他们，就像再也见不到他们一样，免得留有遗憾。

拉斯腾堡的军事区离格罗斯-帕特斯奇只有三公里，它藏在茂密的森林里，从高处根本发现不了它。约瑟夫说，工人们开始建造它的时候，当地居民对每天进进出出的卡车和货车颇有揣测。苏联人的飞机从来没有找到过它的位置，但是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就在那里，就在不远处睡着。也许夏天的时候他也会在床上辗转反侧，绞尽脑汁地想要杀死那些打搅他好梦的蚊子。也许难忍的瘙痒也会让他在皮肤上挠出许多的红点：无论你多厌恶你皮肤上群岛似的红肿小包，总有一块皮肤你希望它永远都好不了，因为抓痒带来的放松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他们把这里叫作沃尔弗尚采——狼穴。狼是希特勒的代名词。我是被掠走的小红帽，最终死在了狼的肚子里。一大群猎人正在搜寻他。抓住了他，他们就会把我放出来。

第三章

我们到达了克劳森多夫，面前是一座用红色砖墙砌成的学校，现在已经被征用作军营了。我们整齐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入口，温顺得就像母牛一样。党卫军在走廊里拦住我们，对我们搜身。感觉到他们的手在我们的脸颊、腋下停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我们除了屏住呼吸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在本子上点名记录我们的出勤情况，我们一一答“到”。我注意到昨天对莱妮很不客气的那个棕色头发女人叫艾尔弗里德·库恩。

他们让我们两人一组进入一间充满酒精味道的房间，而其余没有被叫到的女人只能在门外等着。我把手肘靠在一张课桌上，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用一根止血带绑紧了我的胳膊，食指和中指在上面拍打着。抽血这个举动很明显意味着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一种实验品，如果第一天我们只是被当作一种尝试，那么从这一刻起，我们试毒员的身份已经不可改变了。

当针头扎进我的静脉时，我把头扭向了另一边。艾尔弗里德就在我边上，她专注地盯着注射器不断地抽着她的血，很快针管就被越来越暗的红色填满了。我从来没有办法去看我自己的血，一旦我意识到那深色的液体是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我就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所以我只能朝艾尔弗里德那边看，看她那笔直得就像笛卡儿坐标一样的姿态，看她毫无波澜的神情。我直觉地意识到了艾尔弗里德的美貌，虽然我尚未亲眼见识到——但她的美如同一个数学定理，只待被人证实。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一脸严肃地盯着我了。她鼻孔张开，似乎空气不够的样子，我张开嘴吸了吸气。我什么也没说。“按住这儿。”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边提醒我，边用一根棉签按住我的皮肤。

我听到艾尔弗里德胳膊上的止血带倏地放开的声音。接着她的椅子在地板上“吱呀”一声，那是她站起来的声音。我也跟着站起来。

到了食堂，我先等着别人坐下去。大部分的人都坐在昨天的位置上，莱妮对面的位置空着，那就是我的位置。

早餐是牛奶和水果。到了中午，他们又给我们端来了午餐。我的面前摆着一盘芦笋馅饼。后来，随着试毒次数的增加，我渐渐知道他们将不同的食物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以此来进一步控制食物的安全。

我观察了一下食堂的样子——窗户带着铁栅栏，通往院子的出口一直有守卫看守，墙壁上没有绘画——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一样。我上学的第一天，妈妈送我去学校，当她要离开的时候，我担心我会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危险，这个念头让我满是悲伤。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威胁，而是因为母亲在危险发生时无能为力，这让我深受触动。我没有办法接受，当我的生命可能在一点点地流逝时，她却置身事外。不在身边虽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可以视为一种背叛。我曾经在教室的墙面上寻找裂缝和蜘蛛网，让它们成为我的秘密发现。我的视线不断地在看起来很大的教室里逡巡，直到我终于看见墙上一块破裂的踢脚线的痕迹，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但是克劳森多夫的食堂墙壁上的踢脚线都是完整的。格雷戈尔不在，我独自一人。党卫军的靴子随着他们的踱步打着节奏，在为我们可能面临的死亡倒计时。这些芦笋是多么美味啊！难道毒药不是苦的吗？我一口咽下去，感觉心跳因此停止了。

艾尔弗里德吃的也是芦笋，她盯着我看，而我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以期能淡化我的痛苦。也许是我的衣服吸引了她。也许赫塔说得对，我的棋盘格花纹的衣服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又不是要去办公室，我已经不在柏林工作了。“把你原来城市的那些作风都改了吧，”我的婆婆这么跟我说过，“不然她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的。”然而艾尔弗里德并不是在用一种我穿错了衣服的眼光看我，又或许就是？但我穿的是我觉得最舒服、最日常的衣服——制服，格雷戈尔这么喊它们。尽管它不会给我带来好运和金钱，我还是会毫无疑问地穿上它，它是我的庇护所；我能用它抵挡住艾尔弗里德毫不掩饰的审视目光。她看我的目光是如此热切，在我衣服的棋盘格子上来回移动，像是能把衣服的车线都磨损了，像是要把我的高跟鞋都盯得散了架，像是要把我两鬓的碎发压下去一样。我一杯杯地灌着水，感到膀胱要胀开了。

我不知道在午餐结束前我们是否可以离开餐桌。但是我的膀胱实在胀得难受，就像那时每当夜晚的警报声响起，我和妈妈还有公寓里的很多人都躲在不登格斯的地窖里时感受到的那样。但是食堂的角落里并没有木桶，我实在忍得受不了了，起身要求去洗手间。党卫军同意了，他们中的一个高个子大脚看守跟着我，在走廊里时，我听见了艾尔弗里德的声音：“我也要去洗手间。”

洗手间的瓷砖已经有些磨损了，带着黑色的细缝。里面有两个洗手池和四个带门的便池。进去后，我就进了其中的一扇门。可是我没有听见其他门关上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水流声。艾尔弗里德像是消失了。难道她躲在一旁偷听吗？只有我的小便在一片寂静中发出流动的声音，这让我羞愤难当。当我打开门准备出来时，她用脚尖抵住了门，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我按在墙边。瓷砖闻起来有消毒剂的味道，而她轻轻地、几近温柔地靠近我的脸。“你想要干吗？”她问我。“我？”“为什么抽血的时候你一直盯着我看？”

我试着挣脱她的束缚，但她毫不费力地阻止了我。“我劝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毕竟在这种地方每个人最好还是好好管住自己。”“我盯着你看只是因为我受不了看自己的血。”“那其他人的血你反而受得了了？”

一声金属碰到木头的声音让我们都吓了一跳：艾尔弗里德往后退了一步。“你们在做什么？”门外的看守说着走了进来。我感到背上的瓷砖又湿又冷，又或许是我的汗水在作祟。“聊天吗？”他穿着巨大的靴子，用它来碾压蛇头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对，可能是因为刚刚抽过血，所以我有些头晕。”我嘟囔道，用手抚摸着臂弯静脉上的那个红点，“她刚刚帮了我，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看守警告我们说，如果下次他再抓到我们举止亲密的话，会给我们一个教训的。不，不是教训，他会好好利用这一点的，然后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笑了起来。

我们回到食堂，一路上每一步高个子都紧盯着我们。

他说错了，我和艾尔弗里德并不是举止亲密，刚才在我们之间弥漫的，是恐惧。我们探测着和身边人的距离，就像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这世上的一切心怀恐惧一样。

晚上我回到家，上厕所时闻到了尿液中飘出的芦笋的气味，我想到，也许艾尔弗里德也正坐在马桶上，和我闻到了同样的气味。甚至，希特勒在狼穴那坚不可摧的掩体中，在这个晚上，他的尿闻起来和我的一样。

第四章

我出生于1917年12月2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十一个月。我是一份圣诞节后的礼物，妈妈说圣诞老人一定是忘了我，我被毛毯裹着，所以他没看见，谁知他在雪橇上突然听见了我的尖叫声。于是他只能不情不愿地又去了柏林，他的假期刚刚开始，要额外再送一趟礼物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一件高兴的事。“还好他最后还是发现你了，”爸爸说，“你是我们那一年唯一的礼物。”

我爸爸是一名铁道工人，妈妈是一名裁缝。我家里客厅的地板上永远都散落着各种颜色的线轴和线头。妈妈总是习惯舔一舔线头，这样线更容易穿过针孔。而我有样学样地舔着线头，把它完全吸到嘴巴里，用舌头抵着上腭，搓弄它，感受它的存在，直到它变成湿湿的一团。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幻想，如果我不当心把它吞进了肚子，它就会进到我的身体里，我会死掉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就会不断地猜测我那近在眼前的死亡是否会有什么预兆。但因为我毕竟没有死掉，于是我又慢慢地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忘了。我很能藏住秘密。每到晚上我又想了起来，确定我的死期到了。这种对死亡的幻想游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提起。

晚上的时候，爸爸总是习惯听广播，妈妈打扫完地上的线头后会躺在床上打开《德意志汇报》，一脸期待地阅读她喜爱的小说的最新章节。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蒸汽模糊了的朝向不登格斯的玻璃窗，提前背诵乘法口诀，上学路上穿着嫌大、后来又嫌小的鞋子，被我斩首的蚂蚁，还有周日爸爸妈妈在讲道台上讲诵《圣经》，妈妈会念《诗篇》，而爸爸则会念《哥林多前书》。我就坐在长凳子上听他们讲道，有时候我觉得很骄傲，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很无聊。我的嘴巴里总是藏着一块芬尼，金属咸咸的，有点扎人。我半闭着眼睛，用舌头把硬币推到喉咙最深处，越往后推越不安，直到发现它快滚下去了，我才赶紧把它吐出来。我的童年，是枕头底下的书本，是广场上盲目乱飞的苍蝇，是圣诞节的蛋糕，是在蒂尔加滕公园里的玩乐。有一次我到弗朗茨的摇篮边，把他的小手塞进我的牙齿间狠狠地咬了一口，弟弟立刻就哭了起来，可是那哭声和新生儿刚睡醒时的哭声一样，没有人知道我对他做了什么。

我的童年做过这样那样的坏事，细细数来都是秘密，我尽量保守这些秘密，不让别人发现，就像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父母是从哪儿搞来牛奶的。牛奶太贵了，要花很多马克才能买到，去食品店抢也不现实，有那么多警察盯着呢。甚至几年之后，我也没有问过他们是不是也会为《凡尔赛条约》感到屈辱，他们是不是和所有人一样憎恨美国，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父亲参与过的一场战争被判为有罪是有失公正的。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夜晚和一个法国人一起穿过一个山洞，最后他们在一具尸体边睡着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整个德国满是伤痕。妈妈在舔线头时嘴唇后缩，看上去像一只乌龟的样子让我发笑。爸爸结束工作后一边吸着朱诺牌的香烟，一边收听广播。弗朗茨在他的摇篮里睡着了，他手臂弯曲，手掌贴着耳朵，他小小的手指都藏在他柔软又肉嘟嘟的手掌中。

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把我的罪行和秘密都一一罗列出来，不带一点悔意。

第五章

我们到食堂一周后，厨师来食堂给我们发了一些营养学的文章，要求我们学习。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一项严肃的任务，需要有足够的技巧和知识。他说他叫奥托·京特，但我们知道党卫军都叫他“克鲁梅尔”，就是面包屑的意思。党卫军这么喊他大概是因为他又矮又瘦小。每天我们到基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和助手们准备早餐了。我们一大早就要吃早饭，而希特勒每天会在收到前线消息后的十点左右吃早餐。每天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吃他午饭要吃的东西。吃完后经过一个小时的观察等待，他们就会送我们回家，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再来家里把我们接去吃晚饭。

早晨的时候，克鲁梅尔给我们发了书，其中一个女人翻了几页就耸了耸肩，冷哼了一声。这个女人的肩又方又宽，和她黑色裙子盖住的细长脚踝完全不成比例。她叫奥古斯丁。莱妮却脸色煞白，好像已经确定，要是问她问题，她一个也答不上来。我却觉得这些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不是因为我觉得死记硬背这些消化过程有用，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把书本上的内容都记住就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消遣，我可以重拾我读书时的学习方式，重新找回自己，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告诉自己，不要把真正的自己给弄丢了。“我真的做不来。”莱妮说，“你觉得他们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别担心，”我对她笑笑，“你真以为看守们会坐到讲台上给我们一个一个打分吗？”

莱妮还是没办法换个话题：“也许是医生下次给我们抽血的时候，突然问我们一个特别难的问题。”“那不还挺有意思的？”“这有什么意思？”“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就好像在偷看希特勒的消化器官一样，”我用一种难以理解的喜悦说道，“如果我们做一个类似的计算，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括约肌会在什么时候扩张了。”“咦，怪恶心的！”

这并不恶心，他也是人。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一个需要消化的人类。“教授的课上完了吗？不，我就问问，好等你开完研讨会之后给你鼓鼓掌。”

这是奥古斯丁的声音，就是那个一身黑、方肩膀的女人。看守们没有让我们必须保持安静。因为厨师给了我们书本，这座食堂又恢复了它最初教室的样子，大家尊重厨师的意志，相互讨论，好不热闹。“我很抱歉，”我低下头，“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我们都知道你可是在城里读的书。”“她在哪里读的书和你有什么关系？”乌拉忍不住插嘴道，“她现在不还是和我们在这里吃东西吗？好吧，是，饭都很好吃，还加了毒药当佐料呢。”她说完，自己笑了。

乌拉有着纤细的腰、高耸的乳房，党卫军称她是块宝贝。她从杂志上剪下一张张女演员的照片贴在本子上，有时候如数家珍地翻看着：嫁给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的安妮·奥德拉那瓷器般的脸蛋啦；伊尔莎·维内尔的嘴唇是多么丰润多汁，尤其是当她在电影里对着广播噘起嘴吹出《当你悲伤时唱起一首歌》的副歌时——是啊，一首歌就能驱走你的悲伤与孤独，应该有人去告诉德国士兵的；但乌拉的最爱还是札瑞·朗德尔在《哈巴涅拉》里海鸥翅膀一样的眉形和两颊边卷曲的刘海儿。“你这么优雅地来军营多好啊。”她对我说。我今天穿了一条酒红色长裙，法式的领口，袖口蓬松。是妈妈给我缝的。“如果你死了，至少你穿得体面，他们也不需要另外给你准备一件寿衣。”“你们为什么总是讲这些吓人的事情？”莱妮抗议道。

赫塔说得对，我的穿着让姑娘们无法不注意我。艾尔弗里德第二天就已经迷失在我裙子的棋盘格花纹里，现在她正背靠着墙看书，嘴里叼着的铅笔看起来就像一根灭了的烟。她似乎一直在斟酌是站起来走开还是继续坐着不动。“你喜欢这条裙子吗？”

乌拉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裙子当然好看，就是剪裁太巴黎式了。不过总比戈培尔夫人让我们穿的荣誉裙强多了。”她压低声音，指了指我边上的位置，那是那个第一天午饭之后站起来的女人的位置——格特鲁德没有听见乌拉说的话。“天哪，听听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呀！”奥古斯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去理会我们对话中的“不可理喻”，只能假装接近艾尔弗里德。不过艾尔弗里德一直在专心看书，根本不赏脸。“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条裙子？”我又问了乌拉一遍。

乌拉挣扎再三，终于承认：“喜欢。”“那好，这条裙子我送你了。”

一个微弱的“砰”的声音让我转过头，艾尔弗里德合上书，双臂交叉在胸前，嘴里仍叼着那根铅笔。“你准备怎么给她？学圣方济各当众脱了衣服给她？”奥古斯丁听罢咧嘴笑了，轻捶了一下艾尔弗里德的肩。但是艾尔弗里德没理她。

我对乌拉说：“要是你想要的话，我明天带给你，这样我今天回家有时间把它洗一下。”

大厅里一时议论纷纷，艾尔弗里德终于离开了她靠着的墙，坐到我面前。她故意让书重重地落到桌上，接着，她把手指放在书上，不住地敲着封面。她在观察我。奥古斯丁也有样学样地跟着这么做了。我敢肯定，到了某个时刻她就要给我宣判了。但是艾尔弗里德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她手指的动作也停了。“柏林来的姑娘要给我们施舍呢。”奥古斯丁还是不肯放过我，“看来不光是生物学得好，教会的精神也掌握得很牢呢。不就是想显摆她比我们强吗？”“我想要这条裙子。”乌拉说。“它会是你的。”我回答她。

奥古斯丁的舌头咝咝作响，我发现她每次气急败坏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真他妈的……”“排队了！”看守们大声喝道。“时间到了！”

女人们纷纷迅速站起来。奥古斯丁虽然明显很享受戏剧冲突，不过离开食堂的欲望还是战胜了一切。今天也能安全地回家，真是太好了。

我朝队伍走去的时候，乌拉用手肘碰了碰我：“谢谢。”她说完跑到前面去了。

艾尔弗里德在我后面说：“这里不是什么柏林的女子学校，这里是军营。”“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惊讶地发现，我脑子一热居然回击了她，“这还是你教过我的呢，对吧？”我知道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我并不想挑衅她。

我希望取悦艾尔弗里德，而不是击败她，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总之，”她说道，“那个小女孩说得没错。除非你真的喜欢接受各种中毒症状的教育，否则这些书没有一点意思。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你觉得有趣吗？”

我继续朝前走着，没有回答她。

当天晚上我就洗干净了要送给乌拉的酒红色长裙。送裙子给她并不是因为我慷慨，也不是想博得她的欢心。看着她穿上我的衣服，就像终于放下了柏林的生活，接受了格罗斯-帕特斯奇一样，我终于可以删除柏林在我身上的印记，这是我向柏林递交的辞呈。

三天之后，裙子干了，也熨平整了，我把它裹在报纸里带给了乌拉。我从没有见过她在食堂穿这条裙子。

赫塔量了我的尺寸，把她衣柜里的一些衣服改了改给我穿。她把衣服两侧改窄了，在我的坚持下她又把背后那里改短了一些。我向她解释说这是柏林的时尚。她重复着我的话，把线抿在她的嘴唇中间，就像我妈妈做的那样，只是这乡下家中的地上没有一点线头。

我把那件棋盘格花纹的衣服连同我在柏林做雇员时的所有衣服放进了格雷戈尔的衣柜。我还是坚持穿着原来的鞋子。赫塔警告我：“你穿这些高跟鞋去哪儿都不方便啊。”但是只有穿着这些鞋子，我才能认清楚我自己的脚步。它们现在已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每一个迷雾蒙蒙的清晨，它们都会生气地拦住我的去路。但是，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的试毒员联系到一起呢？我和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一切？

我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黑眼圈，我的愤怒在绝望中萎靡不振。我把棋盘格花纹的衣服关进了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的衣柜。我的黑眼圈一直是对我的一种警告，但是我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眼下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容不下那个在合唱团唱歌的小女孩了，她曾经在下午的时候和女伴出门溜达，辛苦地做着几何作业；也再没有那个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因为战争而一夜变老的女人，这一切的命运已在她的血液里写就。

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的命运就在那夜被操纵。警报像往常一样呻吟起来，一开始声音不大，但紧接着就刺得人耳膜疼。妈妈从床上跳下来。“快起来，罗莎，”她喊道，“他们开始轰炸了！”

爸爸去世后，我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睡觉。我们身上的体温是如此接近，我们都是成年的女人，我们都曾有过婚姻生活然后又失去了它，在被褥下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床榻间的缠绵。但是我仍愿意陪在她身边，纵使警笛声不响，她从梦中惊醒时也有我的陪伴。又或许是我自己害怕一个人睡觉。格雷戈尔离开之后我就搬出了我们在奥特美斯维格租住的公寓，搬到了我的父母家。我本来还在练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妻子，然而现在我又不得不回归女儿的身份。“快跑啊！”她见我正在找衣服，就不由自主地催我，她自己拿了一件大衣披在睡衣外面，穿着拖鞋跑下楼。

警报声和之前的没有什么不同：长时间的哀嚎总是让你以为它会持续一辈子，然而每到第十一秒的时候它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过不了一会儿它又卷土重来。

一直以来我们只收到过假警报，每次我们都手持火把手忙脚乱地跑下楼，尽管早就对黑暗中的逃亡做了规划，我们还是会在黑暗中跌倒，或者撞到公寓里其他跑向地窖的居民。有的地窖里备有毛毯、瓶装水，孩子们都被安置在里面。有的什么都没有，大家惊慌失色。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个狭窄的地方，坐在地上，天花板裸露的灯管照射下的地面寒冷无比，人们互相挤压着，潮湿的空气直钻入骨头。

我们这些住在不登格斯78号的居民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哭泣着、乞求着、呼号着寻求帮助。我们不得不在大家视线可及的一个木桶里方便，要不就必须忍着膀胱的胀痛；一个男孩子咬了一口苹果，另一个立刻把它夺走了，在被一把夺回之前他必须多咬几口才行。我们饥肠辘辘，说不出话来，或者干脆睡觉。黎明终于来临时，我们的脸上都已出现了皱巴巴的纹路。

新的一天就会来临的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所谓的柏林郊区这座典雅的建筑即将在新一天的蓝天白云下重见光明，但是我们这些建筑物内的居民并不能够感觉到太多的亮光。我们也绝对不会去相信这个承诺。

那天晚上我搂着我的母亲跑下楼。我自问：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从孩童时期开始，我就在学校的合唱团唱歌，老师赞扬我的音调和音色。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音符一个一个拆开来念。当我被安顿在头戴棕色头巾的莱纳赫夫人身边的时候；当我看着普雷斯女士因为拇指外翻而变形的鞋子、霍勒先生耳后翻起的死皮、施密特夫妇的儿子安东发达的肌肉的时候；当我听到母亲呢喃着“冷吗，披上这件衣服吧”，她身上的味道成了附着在我身上的唯一熟悉的气味的时候，我只想知道，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

飞机的轰鸣声驱赶了每一个想法。妈妈攥紧我的手，她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一个三岁的孩子——保利娜——站了起来。她的妈妈安妮·朗汉斯试着把她拉回自己的身边，但是孩子凭着仅仅90厘米的身高，固执地挣扎着，抬起头向后仰，转着圈子用眼睛在空中寻找那噪声的来源，追寻着飞机的轨迹。

随着天花板的颤抖，保利娜摔在了地上。而地面在不断震动，一阵刺耳的哨声淹过了其他所有声音，甚至包括我们的尖叫声和保利娜的哭声。灯倏地灭了，只剩下轰隆声充斥着整个地窖，墙壁开始弯曲，强烈的气流把我们从这一头冲向那一头。在爆炸的轰鸣声中，我们的身体互相碰撞、扭曲，甚至摔落在地上。墙壁已经震碎了，瓦砾纷纷掉落下来。

轰炸结束之后，大家的抽泣声和尖叫声直把我们的耳膜都震得发闷，有些人开始撞地窖的门，但是门被锁上了。女人们尖叫起来，仅有的几个男人一遍遍地踢着门。

我们个个又聋又瞎，爆炸的粉末布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无法辨认出彼此，就算是父母也认不出来了。我只看得到滚滚的浓烟，接着我看见了保利娜。她一侧的太阳穴流血了，我用牙齿撕碎裙子替她止血，然后用布条围住了她整个头部。我在找她的妈妈，也在找我的妈妈。但是我一个人都认不出来。

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被拖出去了。我们的房子没有完全坍塌，但是屋顶上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们对面的那座建筑物已经完全被掀开了顶，大街上躺着一排伤员和尸体，大家都走投无路了。人们试图呼吸，但是被喉咙里的灰尘烧得火辣辣的，鼻子都塞住了。莱纳赫夫人的头巾不见了，她的头发因为爆炸中的黑色浓烟，都已经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好像肿瘤一样。霍勒先生一瘸一拐的。保利娜的血已经止住了。我毫发无损，没受任何伤。但我的妈妈死了。

第六章

扎比内皱了皱眉头，似乎是因西奥多拉对元首的不尊重而感到不满。奥古斯丁靠到窗上，窗户震了震：“你们把他看得跟你们关系很紧密，他是你们伟大的安慰者，”她说道，“是他把你们的兄弟、父亲还有丈夫派去杀人的。所以，如果他们死了，你们总是可以假装他是你们的兄弟是吧？又或者可以做做嫁给他的白日梦？”奥古斯丁将食指和拇指放到她的嘴边，抹去了嘴角因激动而溅出的白色唾沫，“你们太荒谬了。”“上帝保佑你刚才说的话没有被别人听见。”格特鲁德话锋一转，“哦，难不成你还想把党卫军招过来？”“如果有办法的话，”西奥多拉说，“元首肯定会尽量避免战争的。他也是迫于无奈。”“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可不仅仅是荒谬了，你们是完全被洗脑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从那天起格特鲁德的那个小团体就被起了“洗脑党”的绰号。奥古斯丁这么喊她们纯粹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这就是她永远一身黑色的原因。莱妮告诉了我这件事情。

除了艾尔弗里德以外，女人们都互相认识，她们都是从小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或者周边地区长大的。莱妮告诉我，她在成为试毒员前从来没有见过艾尔弗里德。所以艾尔弗里德也是一个外乡人。但是从没有人因此招惹过她。奥古斯丁根本就不敢去打扰她，她之所以针对我，并不是因为我从首都来，而是因为她从我的眼中看出了我对适应这个环境的渴望。我或者其他人从来都没有问过艾尔弗里德她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她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她的这种距离感激发了我们对她的敬畏。

我很想知道艾尔弗里德是否也是为了寻找和平而逃到乡下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刚一抵达就立刻被选中来当试毒员，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了我们。我第一次上巴士的时候，还以为会在车上看到一窝积极的纳粹分子，个个高唱纳粹歌曲，挥舞着纳粹军旗。但我很快就发现，对纳粹的信仰不是他们的选择标准。那几个“洗脑党”除外。他们招募的是不是那些最穷的、最有需要的人呢？比如那些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去喂饱的人呢？除了莱妮和乌拉这两个年轻姑娘，还有艾尔弗里德以外，其他的女人一直都在讨论着她们的孩子。那三个人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但是她们手上都没有戴婚戒，而我已经结婚四年了。

我刚到家赫塔就让我帮她一起叠床单。她都没有和我打个招呼，看上去十分地不耐烦，就好像她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要整理这些刚晒好的床单，而我一回家她就一分一秒也等不了了。“拿一下篮子。”通常她会问我当天的工作怎么样，然后会让我去躺下休息一会儿，或者给我准备一些茶。今天她这样的冷漠举动让我感到十分地不自在。

我把篮子拿到了厨房，放在桌上。“用力，”赫塔对我说，“咱们快一点。”

我拉出一张床单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将它从相互纠缠的床单中解开，并注意不打翻篮子。我有些手忙脚乱，赫塔实在是太着急了，这给我带来了压力。我终于用力把这张床单一抽，一个长方形的白色东西从床单中飞了出来，我以为那是一块手帕。要是它掉到地上，我的婆婆说不定要勃然大怒呢。但是，就在它掉到地上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它不是一块手帕，而是一个信封。我看向赫塔。“你总算做到了，”她笑了，“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它呢。”

我也笑了，又惊喜又感激。“怎么，你还不赶快把它拿起来？”

当我弯腰的时候，她又低声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信，但是你得赶快回来告诉我我儿子怎么样了。”我亲爱的罗莎：

我终于可以给你回信了，我们行军很久，大多数时间都睡在卡车上。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脱下过制服了。我在这个国家的各个村庄和街道穿行越久，就越清楚地发现这里只剩下贫穷。人们没有工作，住的都是简易的茅草棚，根本就没有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天堂、劳动者的天堂……现在我们将驻扎一段时间，在信的最底下你会看到我的新地址，你可以给我寄信。谢谢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很抱歉，我给你回的信太少了。但是我每天结束行军的时候都精疲力竭、头晕目眩。昨天，我整个早上都在战壕里面铲雪，晚上我站了四个小时的岗（我的制服下面穿了两件毛衣），战壕里又堆满了雪。

我把自己埋在稻草袋子里的时候梦见了你，你在我们奥特美斯维格的公寓里睡着，我的意思是，尽管房间有一些不同，但我知道就是那间公寓。奇怪的是，地毯上有一只狗，像是一条牧羊犬，它也睡着了。我没有去考虑为什么咱们家里会有一条狗，我只知道如果它是你养的，我应该注意不要把它弄醒，因为它挺危险的。我只是想躺在你的身边。所以我慢慢地走近，注意不打扰到狗，但它还是醒了，冲我咆哮，而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还在睡觉。我叫着你的名字，很害怕狗会咬你。突然间，狗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就在那个时候，我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绪不宁。也许我只是因为和你分离而感到痛苦。但是，现在知道你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我安心了，我的父母会照顾好你的。

当我知道你一个人在柏林的时候，你所遭遇的一切都狠狠地折磨着我。我又想起三年前我决定参军的时候我们之间爆发的无数次争吵，加入战争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我告诉你，人不可以太自私，不可以太胆怯。我还记得战争开始之后的那段时间，你那时还太年轻，应该不记得了，但是那种痛苦我一直都记得，我们的人民都太天真了，我们被狠狠地羞辱了。现如今是时候让我们变得强硬了，我必须尽我所能，即使这意味着要离开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想了。

接下来的段落被删除了，那些纸上画着的线让我看不清楚他写的字，也让我感到不安，我试着辨认他的字，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想了”这句话是格雷戈尔写的。通常他会尽量避免写一些会让他受到制裁的句子，因为害怕邮局会打开信审查内容，他的信总是很短，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觉得冷冰冰的。这次的信应该是他那个梦导致的，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写出那样的文字，之后他就不得不用暴力把信的内容删除。在有的段落，甚至纸都被划破了。

格雷戈尔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做梦，而且因为我重视自己的梦境，觉得梦会影响生活而取笑过我。但是，他因为我而感到的痛苦促使他写了这样一封忧郁的信。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前线的战争会还给我一个不同的男人。我只能问自己：我可以接受吗？我被关进了他从小睡觉做梦的那个房间，但是他儿时的那些梦我从来都不知晓。被那些属于他的东西环绕着并不能让我觉得我和他之间在距离上更近，这一切都比不上我们一起躺在我们租住的那个公寓里，他睡在我旁边，伸出手臂抓着我的手腕。而我躺在床上用另一只手翻着书页，免得我的身体从他的怀抱中离开。有时候他睡着了，手指像弹簧一样，一会儿紧贴在我的手腕上，一会儿又放开，他现在又能抓住谁呢？

有一个晚上，我在睡梦中觉得手有些发麻，想换一个姿势。我轻手轻脚地注意不弄醒他，从他握着的手中挣脱出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在空气中抓了抓，然后便握紧了。我对他的爱几乎一下子就涌到了喉咙。

想到我不在家而你却在我父母家时，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我不是一个会经常感动的人，但是这些天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当我想着你在房间里面四处走动，触摸着那些从我小时候起就在的家具，想着你和我的妈妈做着果酱（感谢她也给我寄了一些果酱过来，请替我给妈妈一个吻吧。再替我问候一下爸爸）。

现在我得走了，明天五点钟我就得起床。管风琴演奏的《喀秋莎》从来没有停歇过，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生存下去，罗莎。这是最后一切的结果，不要感到害怕。现在光是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我就已经可以猜到它们到底是落在近处还是远处了。我在俄国还学到了一种迷信，他们说，只有你的女人对你忠诚，你这个士兵才永远不会死。意思是，我可以靠你活着！

为了让你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我写了很多，请你不要抱怨我。告诉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真的无法想象像你这样的人在乡村生活。当然，最后你肯定会习惯的，你看着吧，你会喜欢那里的。你也跟我说说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吧，拜托了。你曾经说过你想当面告诉我，因为信里不太方便。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最后的最后，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圣诞节的时候我会休假，我会在家里待上十天左右，我们可以一起庆祝圣诞节，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在我长大的地方庆祝。我实在是迫不及待想吻你。

我拿着信下了床。我又看了一遍，我没有搞错，他真的写了——格雷戈尔要回格罗斯-帕特斯奇了！

我每天都在看你的照片，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口袋里，可是没过多久它就变得皱巴巴的了，褶皱已经形成，好像皱纹爬上了你的脸一样。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给我一张照片吧，我手里这张照片中的脸已经显得你比实际要老了。但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吗？你就算年纪大了也一样漂亮。格雷戈尔“赫塔！”我挥舞着信走出房间，把它交到我婆婆的手上，“快看这儿。”我指着格雷戈尔写他要休假回来的那一段。我只给赫塔看了这一段，其他的部分都是属于我和我丈夫的小秘密。“他圣诞节要回来。”我婆婆也几乎不敢相信地喃喃自语。她简直迫不及待地要等约瑟夫回来和他分享这个好消息了。

几分钟前我经历的那些不安已经完全地消散了，幸福充斥着我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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