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巨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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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缅关系试读：
作者简介
王巨新 1973年8月生，山东临淄人。1991年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本科、硕士学位；2004年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中外关系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涉外法律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出版著作两部《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明清澳门涉外法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序陈尚胜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对外关系的传统，采用行之已久的“朝贡制度”模式来处理她与周边邻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对于自新航路开辟后来华贸易的欧美诸国商人，清朝又采取了“广州通商制度”与其通商。然而，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条约制度”模式来与其通交，而且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又不得不采用“条约制度”与原来的属国（朝鲜）开展政治交往。因此，清朝的对外关系正好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缅甸在清朝与周邻国家封贡关系（按：“封贡关系”是册封与朝贡关系的简称。学术界多将在朝贡体制下形成的中外之间政治关系称为“宗藩关系”，我以为这样的概念容易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宗藩关系相混淆，所以用“封贡关系”来概称在朝贡体制下所形成的中外政治关系）的整个体系中，至少在构建双边政治关系的时间上要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才真正开始向清廷朝贡。中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则早在崇德二年（1637）就已被迫向清廷称臣进贡，比缅甸早了整整150年。同处中南半岛的安南黎朝，也在顺治十七年（1660）向清朝奉表纳贡；而不与中国接壤的暹罗，出于其商业目的早在顺治九年（1652）就向清朝遣使请贡；缅甸近邻南掌国（今老挝），也在雍正七年（1729）向清朝遣使称臣。然而，根据本书作者的考察，清朝与缅甸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却是云南顺宁府知府全保、耿马土司罕朝瑗等人主动派遣使团到缅甸招徕的结果；而缅甸国王随即组成使团回访清朝，并得到乾隆帝诏旨在热河避暑山庄晋见。如此，清朝和缅甸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既不同于清朝与朝鲜、清朝与安南之间封贡关系建立源动力出自清朝朝廷，也不同于清朝与暹罗之间封贡关系建立源动力出自暹罗，而是来源于中缅边境地方政府。显然，这对于我们认识清朝朝贡制度与对外关系的丰富内涵，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途径。
当然，王巨新《清代中缅关系》的写作主旨不限于此，其更重要的是对清朝与缅甸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书中所述，包括清初与缅甸东吁王朝的政治关系，乾隆中期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战争，乾隆后期与雍籍牙王朝的紧张对峙，乾隆末年及其以后与雍籍牙王朝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清缅贸易往来的状况与文化交流的状态，华侨华人在缅甸的发展历程，这些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提供了比较详实的基础性资料。而且，在我国政府开始把周边外交作为外交重点的形势下，本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英国对缅甸发动三次战争，相继占领下缅甸（大体指缅甸南部靠近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沿海地区）和上缅甸（一般指缅甸距沿海较远的北部广大内地）。尤其是1885年英国发动的第三次侵缅战争，直接灭亡了缅甸的雍籍牙王朝，从而终结了清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之间的封贡关系。这部书对于清朝围绕上缅甸被英国占领所开展的外交交涉有专门叙述，并详细探讨了英国占领缅甸对中缅边界问题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因此，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南疆域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巨新对于清朝与缅甸关系史的研究，发端于我主持承担的《清史·邦交志（上卷）》纂修工作。当时，我商请巨新撰写该志中的“缅甸篇”。巨新在此前虽未对这方面有太多的关注，但他在领受这项任务后即认真进行资料准备，并到云南中缅边境地区做实地考察。他在完成“邦交志·缅甸篇”的任务后，又对清代中缅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以此为题申请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前后三年，终成书稿。今书稿刊印在即，他征序于我，故勉缀数语以申祝贺之意。
我还感到，巨新这部书对于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还未达到尽善尽美。将来，随着更多资料被发现和整理，一些问题必将得到更深入的阐发。我也特别期待更多像巨新这样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的研究队伍中，从学术研究角度来增进我国外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2015年1月
绪论
缅甸是和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自汉代以降，中缅两国始终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清朝时期，缅甸境内曾存在东吁王朝（1531—1752年）、后白古王朝（1740—1757年）、阿拉干王朝（1433—1785年）、雍籍牙王朝（1752—1885年）、英属缅甸（1886—1948年）等政权，其中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英属缅甸与清朝关系密切。可以说，清朝与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及英属缅甸的密切交往，奠定了今天中缅两国边界、贸易、文化、民族等关系的基础。第一节选题缘起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和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在《哈佛亚洲[1]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清代朝贡制度》一文，提出了关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朝贡关系”说。此后数十年间，学界围绕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特别是清朝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中学者提出不同的学说。概括言之，除费正清的朝贡关系说（后来亦总结为中国世界秩序说）外，还有日本学者西岛定生的册封体制（册封关系体系）说、崛敏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说、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滨下武志的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系说，韩国学者全海宗的朝贡制度说，以及中国大陆学者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说、台湾学[2]者张启雄的中国世界帝国体系说等。总的来看，这些学说都以清朝对外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清朝对外关系的理念与制度进行历史诠释。然而，这些学说的讨论重心多集中在清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对于清朝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国家的关系剖析并不深入。实际上，由于周边国家文化传统、地缘位置及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有很大差异，清朝对外交往的思想与政策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以缅甸为例，缅甸属于南传佛教兴盛的国家，疆域与中国相接，其与清朝的关系既不同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也不同于与中国疆域不相连的暹罗、苏禄等国。清朝与缅甸的关系是否符合清朝对外关系的一般体制？或者说又有哪些特殊之处？研究清代中缅关系历史流变，可以为进一步讨论清朝对外关系体制提供国别的实证参考。
上述学说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侧重于制度本身的研究，对制度实际运行的讨论并不深入。实际上，清代朝贡制度从时间纬度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有清一代，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十年（1732）、乾隆二十九年（1764）、嘉庆二十三年（1818）、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次纂修《大清会典》。在五朝《大清会典》中，除朝鲜、琉球、安南（嘉庆八年后改称越南）、暹罗四国均列为朝贡国外，康熙《大清会典》还有“土鲁番”（指新疆各部）、荷兰（指巴达维亚）、西洋（指葡萄牙）为朝贡国，雍正《大清会典》还有“土鲁番”、荷兰、西洋诸国（包括葡萄牙和“教皇”）、苏禄为朝贡国，乾隆《大清会典》还有西洋、苏禄、缅甸、南掌为朝贡国，嘉庆《大清会典》还有荷兰、西洋（包括葡萄牙、“教皇”和英吉利）、苏禄、缅甸、南掌为朝贡国，光绪《大清会典》还有苏禄、缅甸、南掌为朝贡国。这本身就说明清代朝贡制度发展的历史变化性与复杂性。就缅甸而言，由于乾隆十六年（1751）缅甸东吁王朝曾遣使访华，所以乾隆二十九年纂修的《大清会典》将缅甸列入朝贡国，但次年清朝与缅甸即爆发了历时4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又经历了近20年的“冷战”，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甸雍籍牙王朝遣使访华，清缅关系才真正实现正常化。到光绪二十五年纂修《大清会典》时，缅甸仍列为朝贡国，而实际上缅甸自光绪元年（1875）后即已绝贡，光绪十一年缅甸又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这说明，清代朝贡制度的实际运行更为复杂，需要我们从制度和制度实际运行双重层面进行详细考察。
另外，清代中缅关系还是现代中缅关系的昨天。清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近百年的友好交往，奠定了今天两国间睦邻友好的基础。清末中英两国勘划滇缅边界，使中缅两国2000多公里边界大部分得以划定。清代中缅两国间长期存在的陆路和海路“两路”贸易，促进了两国沿边、沿海地区的边疆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清代中缅两国间密切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的种子在缅甸广泛播撒，丰富了两国人民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清代大量华人入缅，成为今天缅甸华侨社会的奠基者。可以说，清朝与缅甸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英属缅甸政权的历史关系，正是今天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关系及两国人民“胞波”情谊的最近渊源。对缅甸这样一个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和我国的邻邦，我们必须对其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清代中缅关系研究可以追溯至清朝人对清缅关系大事的记述。如关于清军入缅追剿南明永历朝廷事，明末清初的刘茝撰有《狩缅纪事》，客溪樵隐编有《求野录》，刘湘客撰有《行在阳秋》，自非逸史[3]编有《也是录》，刘健述有《庭闻录》。其中曾随永历帝入缅的刘茝所撰《狩缅纪事》，详述永历朝廷入缅、在缅、出缅和覆灭的情况，在同类著述中记叙尤详。关于乾隆朝中缅战争，许多清朝人都有对战争经过的记述。如曾随将军明瑞出征缅甸的周裕“于乾隆三十四年追[4][5]忆往事而作”《从征缅甸日记》。佚名编《绥缅纪事》，记事截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清军撤退，然多有文字错漏。腾越知州吴楷撰《征缅纪略》，记清缅战争事“颇详赡，亦有繁冗失实者”，曾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幕吏并随军出征缅甸的王昶“次第删正之，续以输[6][7]诚效贡”，成新《征缅纪略》。王昶还撰有《征缅纪闻》，详记傅恒率军出征缅甸每日事。同样曾为傅恒幕吏并随军出征的赵翼“征缅时曾即军中粗有记述”，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整理成《平定缅甸[8]述略》。嘉庆朝以后的著述，记述清缅关系大事的时间下限不断后[9]移。如昭梿撰《缅甸归诚本末》，述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清缅[10]关系事，对乾隆朝中缅战争叙述尤详。后来魏源著《圣武记》、[11][12]王文韶等修《续云南通志稿》、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均从中[13]取材不少。彭崧毓《缅述》所附《缅国纪略》记述道光二十三年（1823）前清缅关系，虽行文简略但要事具备。光绪朝以后，中缅界务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出现了一批有关滇缅划界问题的著述。如直隶候补知府姚文栋奉命查探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凡有关形势之[14]处，无不博访周咨，绘图记载”，后编成《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供职于云南善后、洋务两局的黄诚沅辑成[15]《滇南界务陈牍》三卷，首南界（广南、开化、临安三府），次普界（普洱府），殿西界（顺宁、永昌二府）。光绪二十八年，曾主持[16]中英滇缅划界谈判的薛福成辑成《滇缅划界图说》。另外，薛福成还有《出使公牍》《出使奏疏》《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庸盦文编》《庸盦文续编》《庸盦文外编》《庸盦海外文编》《庸盦文别集》等著述，其中亦有不少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档案资料。总的来说，清朝人对中缅关系的记述多为史料笔记、考察报告或奏疏汇编，并非真正的历史研究。
真正的清代中缅关系研究始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缅关系史的总体研究。1928年刊印的《清史稿》卷五二八《属国传三·缅甸》是关于清代中缅关系史的首次全面高度[17]概括。1937年张诚孙出版的《中英滇缅疆界问题》，重在论述滇缅界务问题，但亦述及历代中缅关系、滇缅边境土司、乾隆征缅之役及缅甸遣使朝贡等事，实为一部中缅关系通史类著作。1941年王婆[18]楞出版的《中缅关系史》（再版时曾改称《中缅关系史纲要》），采用编年通纪体例，记清末以前中缅两国关系之大端。1948年夏光[19]南出版的《中印缅道交通史》，综述秦汉至二战间经由中印缅道的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对于清代中缅关系多有述及。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资料汇编有曾问吾的《中缅历代关系史略》、李伟的《中缅之历史关系》、黄征夫的《中缅关系史考》、吉城的《缅甸史与[20]中缅关系史》以及李醒民辑的《中缅关系史料》等。二是中缅界务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许多中华学子心系边疆，关注国运，积极投身到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迅速形成[21]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其中中缅界务是研究重点之一。如[22]华企云编著的《云南问题》，为边疆问题丛书之一种，上篇述英法帝国主义与云南，下篇论西南边疆问题与云南。云南人尹明德于1930年冬受命往滇缅北段未定界进行调查，其与调查组人员行踪所至，随有记载，后加整理，成《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云南北[23]界勘察记》和《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1935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周光倬为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前往云南实地测量滇缅南段未定[24]界之各基点，周光倬归后编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云南人张凤岐曾在燕京大学以云南外交问题为题做硕士学位论文，后于1936年秋做滇缅南段界务考察之行，归后整理补充成《云南外交问
[25]题》，所述包括滇缅外交问题和滇越外交问题。广东人刘伯奎在战时重庆曾获外交部档案室之特许，翻阅历年中缅交涉文件，于[26]1946年出版《中缅界务问题》，专述清季中缅界务交涉经过、片[27]马与江心坡问题等。1949年，云南省修成《新纂云南通志》，将清代英法两国侵略云南史事分为中英交涉和中法交涉，中英交涉又分为马嘉理案、中英缅甸之交涉、滇缅界务、英人在滇缅边界之经营、滇缅边案会审章程和英、法在滇省七府矿产合同之订立及收回等七个细目。另外，这一时期一些通论性著作也论及中缅界务和西南边疆问[28][29]题，如华企云的《中国边疆》、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葛[30]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31][32]以及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等。而在《东方杂志》《新亚细亚》《地学杂志》《边事研究》《地理学报》《申报》等报[33]刊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清代中缅界务问题的论文。三是缅甸华[34]侨华人研究。在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温雄飞的《南洋华侨[35][36]通史》、王云五和李圣五主编的《南洋华侨》、姚枬的《中南[37]半岛华侨史纲要》等著作中，都有专章论述缅甸华侨华人问题。[38]另外，云南人李根源等于1941年辑成《永昌府文征》，收录汇辑了自先秦两汉至民国时期与永昌及周边区域有关的1203位作者撰写的诗词、文论、史料、人物传记等，是研究滇西地区以至云南全省地方史以及中缅关系史的大型文史参考典籍。
20世纪50—70年代，受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学界对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的研究是以友好交往为主题的。在中缅关系方面，主要[39]有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和缅甸友好关系史资料汇编》、[40]季羡林的《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陈炎的《中缅两国人民[41][42]友好往来的历史》、方国瑜的《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等。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五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该书分两章，其中第一章为1885—1886年中英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主要收录赫德与金登干关于缅甸问题的往来函电110件以及几篇相关档案文[43]件。另外台湾学者庄吉发撰有论文《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档案详细讨论了乾隆朝中缅战争及战后交[44]涉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走向繁荣，有关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缅关系史的总体研究。余定邦等著的《近代中国与[45]东南亚关系史》全面论述了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缅[46]关系为讨论重点之一。余定邦著的《中缅关系史》，叙述中缅两国两千年友好交往之发展历程，对于清代中缅政治交往论述较详，但对中英滇缅交涉、中缅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等问题未深入讨论。贺圣[47]达著的《缅甸史》在讨论缅甸历史的同时，对中缅关系多有论述。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王介南与王全珍著《中缅友好两千
[48][49]年》、林锡星著《中缅友好关系研究》等。资料方面，云南省[50]历史研究所编的《〈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从《清实录》中摘抄出有关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的史料，分国按时[51]间顺序编排。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13卷，上起汉代，下迄清代，凡云南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民族、风土、物产等重要中文文献资料，力求囊括其中，多有涉及清代中缅[52]关系。余定邦和黄重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将汉代至清代有关缅甸的资料汇编成册，所选古籍137种。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学者的研究。
第二，关于乾隆朝中缅战争。宁超《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53]的中缅之战》讨论了桂家集团、敏家集团与乾隆朝中缅战争的关系。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和《中缅边境之役，[54]1766—1769》详细论述了乾隆朝中缅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并在研究中使用了较多的缅文资料。朱亚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55]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分析了清缅战争的起因、性质及其对两国关系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重要影响。杨煜达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分别讨论了清缅战争前清朝对缅政策、清缅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清缅战争结束时中缅双方谈判的过程和《老官屯协[56]议》的内容等。任燕翔的硕士学位论文《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57]述论》系统分析了清缅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清朝对缅政[58]策。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论述了清缅战争期间清朝在云南边外设置土司的经过、变化与影响。另外，台湾[59]学者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讨论了乾隆朝中缅战[60]争的各项军行事宜。杨凡逸的《乾隆朝中缅关系之初探》分别就乾隆朝中缅战争善后的交涉经过、越界边民问题以及清廷对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外交进行了考察。冯明珠主编的《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61]暨方略丛编：缅档》，则辑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三十二年正月至三十五年正月有关中缅战争的原始档案。
第三，关于中缅封贡关系问题。张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中缅[62][63]宗藩关系研究》和何瑜、张波的《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论述了存续近百年的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发展和中断。赵玉敏的[64]《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也从宗藩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清缅战争前的中缅政治关系。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65]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和何新华的《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66]究》均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清代朝贡制度，涉及中缅封贡关系。何新华的文章《关于“十年一贡”的争论——19世纪末晚清政府在[67]缅甸问题上与英国的交涉》认为，缅甸“十年一贡”协定从确立到废止，反映了中、英双方世界秩序理论的差异。何新华的另一篇文章《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对清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的学者“把缅甸看作与朝鲜、越南和琉球一样地位的藩属国”的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有清一代，缅甸并不把中国作为它的天朝上国，也从未自己主动承认过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之相反，[68]缅甸几乎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
第四，关于中缅界务问题。这是近年来中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69]著作方面，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详细考证了历史上各个时期西南地区的疆界划分和行政设置。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70][71]变迁史》和《云南地方沿革史》系统论述了秦汉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疆域变迁。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72]疆：1774—1911年》把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深入研究了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活动。高鸿志的《英国[73]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主要分析了英国对近代中国东南、西南边疆的侵略，其中第五章“云南边疆危机”论及中英两国在中缅[74]边界问题上的交涉等问题。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在第十三章“中国与缅甸的边界”中详细讨论了近代中缅边界变迁的历史。论文方面，主要成果有金英宗《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75][76]、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77]问题的由来》、罗之基《阿佤山区中缅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78][79]、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秦和平《述论1885—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和《艰难的历[80]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81]界“南段未定界”问题》、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82]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杨宝康《论中缅南段边界问题与班洪[83]事件》、刘金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84]、张子建《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85]划分》、马俊林《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构建的中国“边界”——[86]以早期中缅界务问题为核心的考察》等。近年来朱昭华的著作《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和一系列相关[87]论文，从外交史的角度，完整论述了近代中缅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详细探讨了中英谈判、中缅谈判的前因后果。
第五，关于中缅贸易往来问题。对缅贸易是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学者讨论云南对外贸易时一般都涉及对缅贸易问题。陆韧[88]在《云南对外交通史》第四章中讨论了云南开埠通商前后云南对[89]外贸易与对外交通的变化情况。吴兴南在《云南对外贸易史》第五、六章中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云南传统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近代初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变化态势。孙来臣的文章《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及[90]其特点》利用中、英、缅三国文字材料论述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并通过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比较，阐明中缅贸易关系的特点。孙[91]来臣的另一文章《试析腾越海关与近代滇缅贸易》分析了腾越海关设立的背景原因、机构沿革和近代滇缅贸易的兴衰。王福明的《近[92]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考察了光绪朝云南及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资本积累和商品结构变化。郭亚非有关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一系列论文论述了近代云南海关的形成演变、贸易地位和特[93][94]点等。牛鸿斌的《近代云南商号与中印陆海交通线的开辟》讨论了以永昌祥、洪盛祥、茂恒、恒盛公和福春恒等为代表的云南商号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冯立军的《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95]易与管理》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邹怀强的《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
[96]系》专论了腾冲在缅甸翡翠开采、运输、加工、贸易等环节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方慧的《清代前期西南地区边境贸易中的有关法
[97]规》从法学角度讨论了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的立法及实施[98]情况。苏月秋的《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讨论了云南与东南亚之间丝棉贸易的发展变化与影响。另外，张永帅的博士学位论[99]文《近代云南的开埠与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系统论述了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变动趋势、商品结构和贸易地位等问题。
第六，关于清代缅甸华侨华人问题。杨万秀的《清代缅甸华侨》[100]从增进“胞波”情谊、促进矿业和农业、发展缅甸商业三个方面讨论清代缅甸华侨对缅甸的贡献。肖泉的《和平的使者 友谊的桥梁[101]——试论缅甸华侨的历史功绩》则从拓展两国关系、维系两国友谊、促进民族融合三个方面探讨华侨在中缅关系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102]杨煜达的《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1662—1795）》认为清代前期寓居缅甸的华人较前大为增多，但桂家并不是华人集团。杨煜达的[103]另一论文《桂家事迹新考》也提出，桂家是“夷人”，而非华人移民集团。杨煜达还在《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104]——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一文中对边疆地区移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陈俊的《试论清前期[105]缅甸华侨的骤增》认为边境战乱、改土归流导致了中国军民落籍缅甸的增多，清初的移民垦殖政策、中缅边贸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缅王朝奉行的政策促进了中国商民大量移居缅甸。冯立军的《20世纪初[106]以前华侨移民缅甸述略——兼论缅甸华侨社会的形成》认为清代是华侨大规模移居缅甸时期，随着华侨大量移居缅甸，华侨社会在缅甸较多地区形成。肖彩雅的硕士学位论文《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缅[107]甸华侨社会的变迁》将缅甸华侨社会变迁置于缅甸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论述了三次英缅战争时期及至20世纪初缅甸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在国外学者研究方面，缅甸学者的本国史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清[108]代中缅关系。如缅甸大编年史《琉璃宫史》、吴貌貌丁《贡榜王[109][110][111]朝史》、波巴信《缅甸史》、貌丁昂《缅甸史》都有关于[112]清代中缅关系的记述。佚名《华人莅缅各地记》、戚基耶基纽[113][114]《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则属于专门讨论中缅关系史的著作。在上述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琉璃宫史》和《贡榜王朝史》。《琉璃宫史》全名《琉璃宫大王统史》，是缅甸贡榜王朝（按：即雍籍牙王朝）巴基道王（按：即孟既）在位时，由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等13位僧俗学者奉旨在琉璃宫内参照缅甸国内各种史书、典籍、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诗文分工编写而成的一部大编年史。该书编写始于1829年，历时近四年编成，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上古写到1754年东吁王朝末代国王及其子女被溺毙，第二部分从1752年雍籍牙王朝创建写到1821年。它较详尽地叙述了缅甸境内先民以及以缅族为主体的各个王朝历代君王治国安邦、各个方面变迁发展的重要史实，也用一定篇幅讲述了缅甸与周边各国——中国（宋、元、明、清）、泰国（阿瑜陀耶、清迈）、老挝（万象）、斯里兰卡（锡兰）、印度（曼尼普尔、阿萨姆）等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与交往。当然，作为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大臣们编纂，《琉璃宫史》在有些地方难免有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嫌，需要我们在引用时注意甄别考证。1867年，曼同王下令召集一批文人学者和高僧，将《琉璃宫史》第二部分校订续写，写至曼同王即位，是为《琉璃宫史续编》。后来，曾为王朝宫廷大臣助理的吴貌貌丁在《琉璃宫史续编》之后再次续写，写至锡袍王被俘为止，并把《琉璃宫史续编》中的内容与其续写的曼同王和锡袍王时期的内容合并在一起，单独刊印为《贡榜王朝史》（也称《贡榜王朝大史》）。该书全面记述了贡榜王朝即雍籍牙王朝从1752年创建到1885年灭亡的历史，成为后来缅甸与英国学者研究缅甸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对乾隆朝中缅战争及后来的中缅交往大事多有记载，由于尚未翻译为中文出版，使用起来较为困难。
由于缅甸曾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学者在缅甸史和缅中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早在1837年，英国驻缅公使伯尼（Henry Burney，又译白奈、贝奈）就发表了《缅甸文献关于缅中战争及阿瓦王三次遣使[115]北京记录》，该文根据缅甸文献译述了乾隆朝中缅战争以及1787、1823、1833年缅王三次遣使中国的详细过程。之后，首任英国驻白古行政长官藩尔（Arthur Purves Phayre，又译潘尔、费尔）著《缅[116]甸史》，继任英国驻白古行政长官费奇（Albert Fytche）著《缅甸[117]的过去与现在》，学者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著《缅甸及[118]缅中关系》，戈·埃·哈威（G.E.Harvey）著《缅甸史：从远古时代到1824年3月10日英国人开始征服》、《英国在缅甸的统治：1824—[119]1942》和《缅甸史纲》，霍尔（D.G.E.Hall）著《英国与缅甸的早[120]期交往1587—1743》、《欧洲与缅甸》和《东南亚史》，均不同程度涉及清代中缅关系。其中哈威于1925年出版的《缅甸史》，集此前缅甸史研究之大成，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东南亚史学者的推崇。尽管书中对缅甸历史的很多看法已陈旧过时，但在资料上仍有可参考之处，特别是书中大量使用了缅甸碑铭等第一手资料。另外，季南[121]（E.V.G.Kiernan）的《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伯尔[122]考维茨（Nathan A.Pelcovits）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杨国伦（Lenoard Kenneth Young）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123]，则不同程度地涉及近代中英滇缅界务交涉问题。
日本学者对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乾隆朝中缅关系、中缅贸易和中英缅甸问题谈判方面，主要成果有铃木中正、荻原弘明的[124]《贵家宫里雁和清缅战争》，铃木中正的《乾隆远征缅甸善后始末》、《清缅邦交正常化：1772—1790》和《清缅关系——战争与和[125]平：1766—1790年》，箱田惠子的《〈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126]考析——兼论晚清外交之特性》等，这些成果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文史料和早期英国人关于缅甸史的著述。
总的来看，学界对清代中缅关系已有一定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第一，尚无对清代中缅关系全面论述的专著，相对于清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俄国、葡萄牙、美国、英国等国关系研究成果斐然、著述林立而言，关于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问题研究的层次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第二，国内学者局限于外文文献资料缺乏及使用困难，国外学者则局限于中文档案文献的使用不足。实际上，关于清代中缅关系，有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使用，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很不够。第三，由于使用资料来源的限制，中国学者研究中缅关系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缅友好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国外学者则一定程度上存在“缅甸中心主义”或“英国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节研究价值与思路方法
关于清代中缅关系，除有上述研究不足外，还有许多历史疑问。如乾隆朝中缅之役为什么会爆发？作为中缅之役结束标志的《老官屯协议》是怎样签订的？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战争结束后中缅两国为何会陷入长时间的“冷战”？乾隆末年以后中缅政治关系到底是何性质？中缅双方有多少次派遣使节或代表团互访？清末中英关于缅甸界务、商务等问题是如何谈判的？中英两国又是如何勘划滇缅边界的？清代中缅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缅甸华侨华人情况如何？清代中缅关系对中国西南边疆历史、疆域、民族等有哪些影响？对于缅甸以至东南亚、南亚地缘政治与经济又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是中缅关系史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本书的研究，希望能对以上研究不足及历史疑问做出补充和解答。
而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清代中缅关系，是今天中缅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关系的基础。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领域广泛开展合作的今天，研究总结清代中缅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对解决中缅关系诸多现实问题，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书的研究思路为：系统全面地论述清代中缅关系历史发展变化，在深入考察两国政治交往的同时，也讨论两国政治交往影响下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在论述两国中央层面交往的同时，也注意分析两国地方层面的往来及边境事务交涉；在研究缅甸贡期、贡道、贡物及清朝赐予、敕封等朝贡制度本身的同时，也注意对制度实际运行的探讨，以期廓清清代中缅关系的发展流变和性质特征，并对清代中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疑问做出分析解答。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考据。本书尽量使用原始档案文献，在中文资料方面，包括已经出版的历朝上谕档、四朝宫中档、《缅档》和《明清史料》（庚编）等，也包括尚未出版的内阁题本、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务府奏案、电报档、寄信档、内阁大库档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外务部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等，还包括私人文集如薛福成《庸盦全集》、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及《李鸿章全集》、《张允随奏稿》等中的档案。在英文资料方面，则尽量使用19世纪末以前英国人关于缅甸历史和缅中关系史的记述。二是文献互证。在清朝对外关系记载中，中文档案文献之间、中外文档案资料间的分歧随处可见，这些分歧有的是记载与不记载之别，有的是记载详略之差，有的是记述事实的差异。对此，本书以中文档案为基础，综合运用中、缅、英文资料对多处历史疑问和记载分歧进行了对比互证。三是图表分析。本书共制作复制了13个表格和6张地图，以便对缅甸使团进京路线、清末中缅边界问题等做出进一步说明。四是计量统计。在考察中缅贸易往来和缅甸华侨华人时，采用了计量统计方法。
[1] J.K.Fairbank 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1（6），pp.135-246.
[2] 参见宋成有《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互动关系论述》，台北中研院2002年版，第2—4页。
[3] （明）刘茝等：《狩缅纪事（外三种）》，丁红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明）客溪樵隐编《求野录》，见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明）刘湘客：《行在阳秋》，见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1册；（明）自非逸史编《也是录》，见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1册；（清）刘健：《庭闻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第251册。
[4] （清）周裕：《从征缅甸日记》，借月山房汇钞第七集，嘉庆戊辰（1808）张海鹏校梓本。
[5] （清）佚名：《绥缅纪事》，见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3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57—260页。
[6] （清）王昶：《征缅纪略》，国学扶轮社校辑，古今说部丛书五集，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年。
[7] （清）王昶：《征缅纪闻》，国学扶轮社校辑，古今说部丛书四集，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年。
[8] （清）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三《平定缅甸述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第133册，第97—120页。
[9]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147页。
[10] （清）魏源：《圣武记》卷六《外藩·乾隆征缅甸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274页。
[11] （清）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续云南通志稿》卷八〇《武备志·征缅甸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川岳池县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4179—4197页。
[12]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二八《属国传三·缅甸》，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8册，第14661—14689页。
[13] （清）彭崧毓：《缅述》，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4] （清）姚文栋编《云南勘界筹边记》，光绪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第14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15] （清）黄诚沅辑《滇南界务陈牍》，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0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1页。
[16] （清）薛福成辑《滇缅划界图说》，光绪壬寅（1902）无锡传经楼刊本，中国方志丛书第24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17] 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7年版。
[18] 王婆楞：《中缅关系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19] 夏光南编著《中印缅道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20] 曾问吾：《中缅历代关系史略》，《边事研究》1935年第2卷第1期；李伟：《中缅之历史关系》，《南洋研究》1939年第8卷第3期；黄征夫：《中缅关系史考》，《新东方》1943年第8卷第6期；吉城：《缅甸史与中缅关系史》，《东方文化》1943年第2卷第5期；李醒民辑《中缅关系史料》，《时代精神》1941年第4卷第6期。
[21] 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以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和《西域行程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俄罗斯事补辑》，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龚自珍的《蒙古图志》和《西域置行省议》，姚莹的《康纪行》，沈垚的《新疆私议》等为代表。
[22] 华企云编著《云南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
[23] 尹明德：《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1931年腾冲版，见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纪载卷三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3—3924页；《云南北界勘察记》，1933年刊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10册；《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见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卷，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年版，第389—467页。
[24] 周光倬编《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1935年铅印，中国方志丛书第14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25] 张凤岐：《云南外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6] 刘伯奎编著《中缅界务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版。后来，刘氏根据《中缅边界条约》等最新资料，对原书重订增修，于1982年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
[27]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纂《新纂云南通志》，牛鸿斌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8] 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
[29] 束世澂：《中英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0] 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31]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32]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3] 参见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绪论部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齐鹏飞、冯越：《中缅边界问题研究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4]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35]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
[36] 王云五、李圣五主编《南洋华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7] 姚枬：《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38]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39]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和缅甸友好关系史资料汇编》，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54—1955年版。
[40] 季羡林：《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光明日报》1955年12月7日。
[41] 陈炎：《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光明日报》1955年12月8日。
[42] 方国瑜：《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集刊》1964年第1期。
[43]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五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4] 庄吉发：《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大陆杂志》1972年45卷2期，又收入《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湾故宫丛刊甲种之廿六，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又收入《清史论集》（十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
[45] 余定邦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6] 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47] 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8] 王介南、王全珍：《中缅友好两千年》，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49] 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1]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共1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001年版。
[52]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53] 宁超：《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1期。
[54] 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中缅边境之役，1766—1769》，新加坡南洋学会2000年版。
[55] 朱亚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
[56] 杨煜达：《乾隆朝的中缅冲突与边疆民族社会》，云南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与杨慧芳合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藩属体系下的礼仪之争——老官屯和约考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7] 任燕翔：《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述论》，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58] 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59] 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
[60] 杨凡逸：《乾隆朝中缅关系之初探》，《史耘》2004年第10期。
[61] 冯明珠主编《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缅档》，台北：沉香亭企业社2007年版。
[62] 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63] 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64] 赵玉敏：《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65]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66] 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7] 何新华：《关于“十年一贡”的争论——19世纪末晚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与英国的交涉》，《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
[68] 何新华：《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
[6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70]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71]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2]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73] 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4]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5] 金英宗：《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8年。
[76] 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合期。
[77] 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合期。
[78] 罗之基：《阿佤山区中缅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见邢玉林主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9] 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
[80] 秦和平：《述论1885—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81] 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见李国强、方铁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二集，云南专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2] 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83] 杨宝康：《论中缅南段边界问题与班洪事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4] 刘金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85] 张子建：《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86] 马俊林：《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构建的中国“边界”——以早期中缅界务问题为核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87] 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清末片马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再探——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不同历史时期的中缅铁路议案》，《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北京政府时期的中缅边界问题交涉》，《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麦克马洪线”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8]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89]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0] 孙来臣：《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及其特点》，《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
[91] 孙来臣：《试析腾越海关与近代滇缅贸易》，《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0年第2期。
[92] 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93] 郭亚非：《试论云南近代三关》（与张敏合作），《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近代云南三关贸易地位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云南近代转口贸易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区域性贸易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94] 牛鸿斌：《近代云南商号与中印陆海交通线的开辟》，《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5] 冯立军：《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96] 邹怀强：《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学术探索》2005年第6期。
[97] 方慧：《清代前期西南地区边境贸易中的有关法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98] 苏月秋：《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99] 张永帅：《近代云南的开埠与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00] 杨万秀：《清代缅甸华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01] 肖泉：《和平的使者 友谊的桥梁——试论缅甸华侨的历史功绩》，《暨南学报》1984年第4期。
[102] 杨煜达：《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1662—179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03] 杨煜达：《桂家事迹新考》，《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04] 杨煜达：《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105] 陈俊：《试论清前期缅甸华侨的骤增》，《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06] 冯立军：《20世纪初以前华侨移民缅甸述略——兼论缅甸华侨社会的形成》，《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107] 肖彩雅：《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缅甸华侨社会的变迁》，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108] 《琉璃宫史》，李谋等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按：缅文本《琉璃宫史》共分两大部分，此中译本是第一部分。
[109] 〔缅〕吴貌貌丁：《贡榜王朝史》（缅文本），曼德勒：曼德勒新闻社1905年版。
[110] 〔缅〕波巴信：《缅甸史》，陈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11] 〔缅〕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昆明：云南省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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