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曼·罗兰,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傅雷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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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译世界名著(共14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版权信息
傅雷译 名人传
傅雷译 巴尔扎克1
傅雷译 巴尔扎克2
傅雷译 巴尔扎克3
傅雷译 巴尔扎克4
傅雷译 巴尔扎克5
傅雷译 巴尔扎克6
傅雷译 巴尔扎克7
傅雷译 巴尔扎克8
傅雷译 巴尔扎克9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1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2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3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4
目录
CONTENTS出版说明
贝多芬传
译者序
原序
初版序
贝多芬传
贝多芬遗嘱
埃林耿希太脱遗嘱
书信集
思想录
参考书目
附录：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弥盖朗琪罗传
译者弁言
原序
弥盖朗琪罗传
上编 战斗
下编 舍弃
尾声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原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托尔斯泰遗著论
亚洲对托尔斯泰底回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托尔斯泰著作年表
返回总目录出版说明
本册收录傅雷译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贝多芬传》（1902），《弥盖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
傅雷于1932年完成《贝多芬传》的初译工作，1942年完成了对该作品的重译，1946年由骆驼出版社出版。傅雷对《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翻译工作完成于1934年，并分别于1935年的9月和1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此“名人传”都是傅雷先生的早期译作。本册根据上述版本，除统一体例和根据现行出版标准略作改动外，其余均保持原貌。 贝多芬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译者录） 译者序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1]了本书 。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译者一九四二年三月原序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篷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楞兹访问的韦该勒底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该勒夫妇。在曼恩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淮[2]恩加纳指挥的。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3]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底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4][5]后又被班琪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亨特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底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
大家人手一编的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底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6]佛弥撒祭中唱《神之羔羊》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底手笔，它不知不觉地竟和他们相似。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已不再属于我了。[7]
我把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残缺，我也不拟有所更易。因为它[8]应当保存原来的性质，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罗曼•罗兰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版序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
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9]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底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10]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吧，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吧。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底阻碍，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11]后，这位胜利的普罗曼德，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罗曼•罗兰一九○三年一月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12]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13]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14]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15][16]。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 。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17]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尔德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18]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他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他能听见的时[19]候，谁又比我更幸福？”他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20]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篷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特•勃罗宁比他小二岁。他教他音乐，领他走上诗歌的路。他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21]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篷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壮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篷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22]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篷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篷恩得悉巴斯蒂狱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23]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
[24][25]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26]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篷恩时，贝多芬离开了[27]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28]黑森军队。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九七两年内，他把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底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29]和才到维也纳的裴那陶德。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史丹霍塞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葛冷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那帕脱充满着野心的火焰[30]。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31]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特•裴恩哈特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该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32]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他瞧这多美妙。” 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33]九六年至一八○○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祝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34]又如何可能？……”
他写信给韦该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35]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36]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全集卷十三的《悲怆朔拿大》（一七九九年），尤其是全集卷十（一七九八）之三的朔拿大中的Largo。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一八○○），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体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底目[37]光。那是鲍梯却梨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底眼睛，其中已可[38]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尔德，因为他不[39]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裘安》。他的密友兴特勒却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为他题赠那著名的全集卷二十七之二的《月光朔拿大》（一八○二），而知名于世[40]的。他写信给韦该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底魅力促成的；他爱我，我也爱[41]他。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42]使贝多芬苦恼；一八○三年十一月，他嫁了伽仑堡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43]。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44]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底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45]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朔拿大（全集卷二十六）；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朔拿大》（全集卷二十七之二）；全集卷三十一之二的朔拿大，——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惋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朔拿大（全集卷三十）；《克埒采朔拿大》（全集卷四十七）；依着伽兰尔脱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全集卷四十八）。至于一八○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46]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47]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的建[48]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49]那帕脱》（一八○四），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一八○五至一八○八）的终局，光荣底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一八○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一八○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50]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合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楞兹与篷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51]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五年十一月，当《斐[52]但丽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53]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一八○九年五[54]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勋勃洛。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的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底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乐》，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乐》。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六年五[55]月，他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他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他的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他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一八○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作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他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白斯打•罢哈的一支歌：”[56]‘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57]“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底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58]和。” 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59]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60]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乐》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底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乐》，——那夏日[61]底神明的梦：《田园交响乐》（一八○八），还有他自认为他朔拿大[62]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狂风暴雨》感悟得来的《热情朔拿大》（一八○七），为他题献给丹兰士的。全集卷七十八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朔拿大（一八○九），也是献给丹兰士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朔拿大》：“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能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63]是我们的。”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底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64]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还爱着贝多芬。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他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他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他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丹兰士曾把他的肖像赠予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65]善良的人。T.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的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66]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67]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慎，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底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68][69]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裴蒂娜•勃郎太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帝皇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他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70]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71]；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合，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72]党人，把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73]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74]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75]毫不同他客气。……[76]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托帕列兹写的：前者是节奏底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底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77]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华葛耐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乐》的终局内[78]描写一个酒神底庆祝会。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底欢乐。在《第八交响乐》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79]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底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底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80]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吞战胜交响乐》。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前面指挥一支爱国[81]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勃拉息斯•赫弗尔依着法朗梭阿•勒德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法朗兹•克冷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显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法朗梭阿•特•勃仑斯维克时[82]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83]在此轻佻浮华、为华葛耐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一八○八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84]发里亚王奚洛姆•波那帕脱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么丰富，我们也不该抹杀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洛道夫太子，洛勃高维兹亲王，凯斯基亲王，[85]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冷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鲁特维克•范•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的是洛[86]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李区诺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受贝多芬题赠全集卷五十九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鲁宁失[87][88]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89]
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90]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斐但丽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的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一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91]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92]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乐》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塞尔，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会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93]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94]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95]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安慰。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作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全集卷一○六的朔拿大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96]事。”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祭乐》发售预约时，只有[97]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朔拿大，——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98]加。伽列青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全集卷一二七，一三○，一三二），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99]苦痛，你是鉴临的。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噢神哪！救救我罢！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弥盖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底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担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100]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地是：你的父亲，[101]——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抱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102]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的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103]良与正直底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诚的老父。”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底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话，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104]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篷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105]。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底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乐》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乐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全集卷一三二的四重奏内。邱尼和仲拉哀脱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一八二四年五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阕交响乐内引进合唱，有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是可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过许多试验，想用别种方式，并在这件作品底别的段落引进合唱。在Adagio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很适当地开始。”但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发现一个乐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未听见人声。”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延宕；甚至先[106]把主题交给器乐来奏出，不但终局的吟诵体为然，连“欢乐”的主题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磨折，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底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这使歌唱底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底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洛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乐》。像一八○九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107]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的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的伟大的交响乐底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108]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实现……但愿靠了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109]倍的繁荣！”这封慷慨陈辞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110]仰” 。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祭乐》和《第九交响乐》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乐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111]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112]：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乐》底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113][114]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乐》《纪念罢哈的前奏曲》，[115]为葛里巴扎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为高纳的《奥德赛》，歌[116]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大卫与扫罗的祭神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罢哈与亨特尔——[117]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 。
史比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葛里巴扎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葛里巴扎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克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118]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119]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120]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全集卷一三○的四重奏底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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