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斯特 （List,F.）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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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李斯特（List, F.）著；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2-2
Ⅰ.①政… Ⅱ.①李…②邱… Ⅲ.①历史学派-研究 Ⅳ. ①F091.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23号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作 者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译 者 邱伟立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1
字 数 316千字
定 价 2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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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本书中，他发挥了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性。英译者序
大约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的一系列著作在德国发表并大量发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对这些著作在拥护保护性商业政策的那个国家产生的有力影响进行了评论。
正是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影响得到了证实，首先吸引了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我在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便产生了翻译这部论著的想法，目的是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自行判断作者论断的正确性和论证的合理性。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历史、理论、学派和国民经济政治学。它是在1844年前完成的，尤其是第四部分描述的大部分政治情形与商业政策现在已不复存在，记住这点至关重要。当时大不列颠《谷物法》、《航海法》以及普遍的保护主义关税制度仍未废除；德国的制造工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德国各邦相对适度的关税制度仍然允许英国为它们提供它们需要的绝大部分制成品。
因此，乍一看，把一部与四十年前事态有关的论著摆放在当今的读者面前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李斯特阐述的这些原理的主要特征既适合一个时期，同时又适合另一个时期；人们将发现，它们拥有两个特别有力的主张可供参考。
首先，有个很好的理由令人相信，它们直接导致了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的产生；其次，它们为那些保护主义者的教义提供了明确的科学基础，虽然这些教义只被我们讲英语的殖民地执行，被这个国家不少务实的人和一些商业经济学者所坚持，但时至今日，英国的学者只是部分地和不完整地阐述过这些教义。
人们将看到，李斯特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同时给予同外国竞争的本国制造工业有效的而不是过度的保护（通过关税手段）。根据他的观点，对本国农业生产和原料生产给予行之有效的支持，是维护受到保护的制造工业在本国繁荣和昌盛的前提条件。因此，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既有别于英国单方实行的自由贸易中的无条件自由进口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俾斯麦首相现在明显赞同的对食品、原材料以及制成品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
事实上，李斯特在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英国的和外国的）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之间划定了明晰的界限，他把“国家”政策当作“世界贸易”政策的对立面而极力加以辩护，尽管自从英国采取“世界贸易”政策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国家实际上接受这一政策。
在同他所认为的世界主义理论的有害谬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李斯特偶尔严厉地抨击当时英国的商业优势。但他不但不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个英国制度的忠实崇拜者和这个国家同德国联盟的热烈拥护者。“英国和德国，”他写道：“在东部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通过阴谋诡计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它取得的商业和经济的进步，英国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正在牺牲最高的政治目标，而且将来也必定对它这种目光短浅的店主政策追悔莫及。”他还给英国和普鲁士政府写了一篇简短犀利的文章——《论大不列颠和德国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
在翻译这部论著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尽量翔实地再现原著。我既没有试图节略我的作者的繁琐之处，也没有改变他的风格，译文中用斜体或大写字母强调的段落，原文同样如此。那些准备接受李斯特部分或全部论断的人，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很多，而我则更喜欢用李斯特自己的方式对其理论和论证进行论述，不加篡改和修饰；那些反对他的教义的人，或许仍然对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知识的创立者和普及者在向世界表达他的观点时所运用的确切形式感兴趣。劳埃德 1885年[1]作者传略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789年8月6日生于符腾堡的鲁特林根市，其父是制革匠，同时担任多个公职，虽不富有但深受尊重。弗里德里希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父亲职业的反感，决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他先后在布劳伯恩、尤尔姆和图宾根等地的书记员办公室供职。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政府组织的几个考试，尔后进入符腾堡政府市民服务部工作。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到1816年就升任到了大臣副秘书长的职位。冯·万根黑姆大臣好像一开始就很欣赏他的才能，热诚欢迎这位多才的助手帮助他推广他的改革计划。
计划之一是在图宾根大学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这一举措促使李斯特出版了一本充满智慧且内容丰富的小册子，毫无顾忌地对符腾堡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一些与新学科有关的、极具培育重要性的知识分支几乎全被忽略了。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一篇文章，倒不如说是一个宣言，也可以被看作是李斯特首次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公开宣战的宣言，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冯·万根黑姆非常欣赏这本小册子，遂任命作者为该大学应用管理学教授，并鼓励他坚持州政府改革、地方代议制政府和新闻自由的主张。
令人不快的是，大臣对他所付出的努力的赞许，非但没有给李斯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致命的。那个时代不适宜提出改革计划，那些达官贵族和官僚不能正确地区分改革与革命，而改革计划也引起了国王的警觉，大臣被迫辞职了。
然而，出版这本小册子绝不是李斯特唯一一次攻击强势的官僚保守主义体制。在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的1815年，德国外交家们似乎赞许对民族工业利益置之不理。欧洲大陆长期采取的封锁政策，是一项有利于德国国内贸易的强有力保护制度，对德国的一些小的省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封锁的解除，当德国口岸以低关税向外国制造商开放的时候，德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贸易却仍然受到沿各省区边境设立的境内海关的严格限制。这一状况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一个争取废除境内关税的联合会成立了。李斯特接受了该联合会主席一职，但他因此即遭到了政府的谴责并被免去了公职。鲁特林根市的追随他的市民们对他充满信心，又推选他为符腾堡的国家立法大会代表，但是，由于他对那些当权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这次选举因遭到大臣的否决而被取消了。
可是他毫不气馁，李斯特不遗余力，极力鼓动取消这些境内关税，鼓动成立德国各省区的商业联盟，从中他预见，德国政治联盟最终也将效仿商业联盟。他不但在媒体上以信函、文章和小册子的形式大肆提倡这些做法，而且在那个旅行既困难又昂贵的时代，为使主要政客们和商界领袖们知道他的观点，他到处旅行，去了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其他德国省府。然而，他的行为和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实效。他发现，那些商会的头头们一如既往地胆小怕事，而大臣们则一如既往地嫉妒任何“未经授权”的出于政治目的的鼓动。
此后不久的1822年，他再次当选为符腾堡立法大会的家乡代表。但是，一场拥护商业联盟和其他改革需要并主要由他参与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遭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李斯特不但被排斥在了大会之外，而且还被定罪被判入狱十个月，在一个要塞服苦役并支付全部诉讼费。
为逃避严厉判决的执行，他逃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刚停留不久，当局就应符腾堡政府的要求命令他离开那座城市。他从斯特拉斯堡去了巴登，但是他再次受到了同样的侮辱。从巴登他又去了巴黎，在那里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拉法耶特将军还邀请他到美国去访问。但是，他非但没有马上接受邀请，而且还出于对祖国的挚爱，反而又回到了符腾堡并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请求未被理睬。他再次被捕并囚禁在了阿斯尔堡的国家要塞。他被监禁数月后获释，条件是他必须声明放弃符腾堡国籍，立即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同时再次受到了对他充满仇恨、志在复仇的符腾堡国王的跟踪。应国王的要求，法国政府也不许他继续在法国领土上滞留。他决定彻底离开欧洲一段时间，到美国避难。在美国他再次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通过将军的介绍，他同好多人士建立了友谊，如杰克逊总统、亨利·克莱、詹姆斯·麦迪逊、爱德华·列文斯通等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家。
为了维持生计，他购买并开发了一小片土地，但他的尝试未获成功。随后，他开办了德语报纸《阿德勒》。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于是，李斯特的朋友们建议他在自办报纸上就这一议题撰写系列通俗文章。他就此先后发表了十二封致时任宾夕法尼亚“制造业促进联合会”的会长因格索尔先生的信。在这些信中，他全力攻击亚当·斯密提倡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强烈要求采取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与此相反的政策，并用从美国现行经济条件中得出的例证说明他这一道理所寓含的真谛。
该联合会随后以“新政治经济学体系概要”为题再次出版了这些信（费城，1827年）。联合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断言李斯特通过论证已经奠定了一个新颖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给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该联合会要求李斯特做两项文字工作：一是对其理论进行科学阐述；二是撰写通俗论文供公立学校使用。联合会承诺每样订阅五十册，并建议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这样做。《阿德勒》报取得的成功，连同他有幸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一个具有开采价值的新煤矿，使李斯特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但是，尽管他在本国曾经历过国王和统治阶级的忘恩负义，但他对祖国仍然魂牵梦绕。从1828年到1829年，他在许多论文和文章中多次强调建立贯穿德国全境的国家铁路系统。推广他这一新设想的渴望增强了他重访欧洲的愿望。
因此，熟悉李斯特观点的杰克逊总统派他出使巴黎，希望借此机会促进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遂于1830年任命他为美国驻汉堡领事。但是，那些六年前曾以判刑和流放对待李斯特政治改革建议的陈旧的风气并未死亡。在那些一味顺从的德国官方媒体的眼中，李斯特仍然是一个“革命英雄”，美国公使冯·伯尔仁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汉堡上院拒绝批准这一任命，因为他的祖国符腾堡禁止他回去访问，于是他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美国代表里沃斯把他介绍给了几位有影响的朋友。那时比利时刚刚获得独立，一个实现其计划的更加有利的前景似乎展现在了他的眼前：建立德国国家铁路系统，以及通过比利时增强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他后来又回到了美国作短暂逗留，不久即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回到了欧洲，这个身份可以促使萨克森政府和人民接受其铁路系统的主张，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满意地看到，为在德国修建几条铁路，数家有实力的公司得以成立。在莱比锡期间，他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在1834年出版了《国家大百科全书》；另一项是在1835年办成了《铁路杂志》。它们对德国舆论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哈—卡铁路（哈尔—卡塞尔，HalletoCassel）的勘测图初稿中，设计线路避开了几个城镇：诺姆堡（Naumburg）、威玛尔（Weimar）、高萨（Gotha）、额尔福特（Erfurt）、爱森纳希（Eisenach）。李斯特指出了这一设计在战略和商业两个方面存在的不周之处，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德国一些小法院提出抗议，成功地保证了三个城镇受益于铁路交通。为感谢他在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高萨公爵向李斯特表示谢意，并授予了他耶拿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高度称赞他彻底地把三个属地威玛尔、高萨和梅纽根（Meiningen）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同时奖励他一份丰厚的奖品：一百个金路易。对他的评价是：“所以好像每个被拯救的地区估计它们的获救正好值三十三点三三个金路易。”
1837年，他在去巴黎的途中顺访了比利时。在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找到了在阿斯堡一起蹲过监狱的老相识科尔布（Kolb）博士。通过科尔布博士的影响并在他人的劝说下，李斯特永久接受了著名杂志《报告汇总》的一项文字工作，该杂志马上腾出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影响德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关税和《商业法》，以及德国与奥地利之间商业关系的话题。李斯特充分利用了这个绝妙的机会，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大力传播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主要针对德国和比利时同美国之间的商贸关系。他还于1839年在巴黎的《宪法》杂志专栏中发表了他的观点。
整个欧洲掀起的呼吁取消英国《谷物法》的鼓动运动，同样给他提供了阐述支持国家保护政策的观点并建议德国予以采纳的机会。
在强调一定要待英国的制造业能力得以完全建立之后方能限制谷物进口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时，李斯特主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的成功建立和维持只有靠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和合理保护本国工业才能抵御外国产品的进口。《谷物法》取消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预料这一措施将导致德国废除对外国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但是，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只有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才能在其他方面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经受住与外国制造业进行的竞争，它才能安全放弃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并开始实行全面自由贸易政策。这其实是李斯特理论的中心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提出的世界主义理论；而在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他则反对他们提出的全球自由贸易理论。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些观点，尤其是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和“论民族制造业的本质与价值”两篇文章中。在他这些文章发表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德国公开讨论过，因此理所当然地，首先唤起公众对这些问题产生广泛兴趣的功劳应归于他。
离开莱比锡后，奥格斯堡成了李斯特及其家人的永久居住地。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一部分，并于1841年发表。第二部分计划包括“未来政策”，第三部分包括“政治制度对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影响”。就在李斯特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普鲁士代表德国关税同盟于1841年3月2日同英国订立了一个商贸条约。李斯特强烈反对该条约，他对条约的谴责不但激起了官方报纸的愤怒，辱骂他是“德国走狗”，而且还使他再次陷于了同“当局”的冲突之中。在1842年7月13日致阿伯尔登阁下的信中，英国大使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对李斯特的著作表示不满，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受雇于德国制造商的才华出众的作者”。因为英国反《谷物法》联盟曾付钱给演讲者和鼓动者，因为英国政府曾付钱给鲍林博士（Dr.Bowring）让他在德国、法国和瑞士进行游说鼓动，鼓励那里的人们支持英国的商贸利益，因此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这种关于李斯特也是一个受雇代言人的假设就不足为怪了，但却是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不管李斯特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价值有多大，它们至少都是无偿的。
就像人们可能早已预料的那样，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出版即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是，对这本书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以至于在短短数月内再版三次，并被译成了法文、匈牙利文等在国外出版。对这本书的主要异议集中在它提出的制度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而只符合德国的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李斯特从未试图隐瞒。他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将德国从英国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就连最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建议是最切实可行的。但是，李斯特从来不提倡禁止政策。他宣称：“任何一个决定放弃进口绝对自由政策的国家必须从适当征收关税开始，直至最后实行它曾经决定的保护制度为止。”他还说，“任何完全排斥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都是有害的”，但是“只能允许外国制造业的生产提供部分国内的消费品”。“在本国保持国家工业的基础，必须永远是国家政策坚定不移的目标”。
1844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四部分（政治学）。在这一部分中，在诠释了坎宁（Canning）、哈斯肯森（Huskisson）、拉保施赫（Labouchere）和朴特雷特·汤姆森（PoutletThompson）等人提出的谈判和经济措施以及分析了他称之为“狡猾恶意的英国商贸政策”之后，李斯特主张，在德国建立非常高效的河流、运河、铁路运输系统，实行统一管理，成立德国舰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德国国旗，在海外设立殖民地，国家对移民实行监督，在海外设立高效的领事馆，建立德国蒸汽轮船定期航线，同美国、荷兰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订立有利的商贸条约。
英国媒体在批判其著作时使用的污蔑性的咒骂，使李斯特的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这次“正中要害”，因而扩大了其著作的影响。
1843年，除了继续从事原来的一些文字工作之外，他又接受了《海关报告》的编辑工作，并继续在《报告汇总》和其他报纸上发表关于经济和商贸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德国铁路系统的进展情况。他造访了匈牙利，受到了热烈欢迎。考苏特公开称他是“一个为各国真正国民经济利益而精心指导过这些国家的人”。他受到了波希米亚纺织联合会、莱比锡制造商大会、莱茵制铁业制造商联合会等公共团体的奖励。在遭受他人指责的痛苦中，他也遇到了令他兴奋的事情，亲眼目睹了德国关税同盟于1844年9月1日同比利时订立了一个条约，他曾长期真诚地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亲自访问布鲁塞尔。他说，通过这个条约，“使得关税同盟能够拥有足够的便利条件从事外贸，如同把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全部港口都纳入了其管辖范围之内”。最后，在拜见符腾堡国王时，他得到了对他以前遭到的不公待遇的迟来的承认：“我尊敬的李斯特先生，我对你并不怀有任何恶意，二十四年前我们没有学会像今天这样相互理解，多么遗憾啊！”
这时，无休止夜以继日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时常剧烈头痛，苦不堪言，体质越来越虚弱，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英国《谷物法》即将废除，李斯特担心这一措施恐怕会使英国进一步损害德国的制造业。他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急忙奔往伦敦，希望实地了解清楚当地舆论和这一即将发生的变化对德国工业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受到了一些曾经反对过其政策的人的盛情接待，其中就有理查德·戈伯登。后者开玩笑地问他：“你竟然过来改变自己？”然而，李斯特的这次访问却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英国确保自己在整个大陆制造业优势的决心越加迫切，德国就越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冲击。
从英国回来后，尽管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精心照顾，但他的身体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异常症状。他的身体已经垮掉，怀着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他去了一趟蒂罗尔，但为时已晚。他在库夫斯坦卧床数日后，独自一人于1846年11月30日离开了住处。他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写给老朋友科尔布博士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人们展开了搜寻，结果在刚下过的雪层下发现了他的遗体。种种迹象表明，毫无疑问，因一时心理失衡，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库夫斯坦公墓中的一座墓碑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德国和海外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去世深表哀痛。为表彰他为促进德国统一、增强德国实力和福祉所做的无私的和不懈的努力，人们进行了募捐，给失去了亲人的家人送去了丰富的抚恤金。巴伐利亚路易斯国王和曾经轻视并虐待了自己的才华横溢的爱国之子的祖国符腾堡摄政王属于第一批认捐者。他曾经的许多政治对头也都加入了纪念他的活动行列，甚至提出要求“为这个高尚的爱国者立一尊纪念像是德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呼吁得到了响应，人们在他的故乡鲁特林根为他立了一尊雕像。
李斯特提出的商贸政策大部分被他的祖国所采纳了。从此以后，国内关税消失了，在德国商业联盟的领导下，德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建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德国的航船上，德意志帝国统一了德国人民。尽管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后人们的不断努力，但是一些功劳应该归功于一个长期以来首先为之辩护的人，他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财富直至生命。
李斯特的才华表现在，他是一个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一个才华出众的勤奋笔耕的作家，一个态度认真不知疲倦的政治鼓动者。毫无疑问，他的整个政治鼓动生涯更是出于本能而非为国家服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先锋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一个不被允许目睹自己预言得以实现的倡导者。他预言自己的国家未来会更加美好，但那些最初本该帮助他使预言早日实现的人却对这个预言表示怀疑和不满。[1]节选自斯图尔特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记：《祖国的先锋和献身者》（1877年）。著者自序节录
从我开始对盛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努力探寻（在我看来）其错误和根本原因以来，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我的本职（教授）给予了我从事这项任务的动机，而我命中注定要面对的反对意见则强烈促使我把这项任务进行到底。
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德国人记得，德国人的幸福水平不断下降，1818年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通过学习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如他人一样，我尽量使自己全面充分地了解他人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以及之前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不满足于按这门科学的现有形式教育年轻人；我希望教育他们哪种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德国人的幸福、文化和力量。流行理论反复灌输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我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以及三个王国统一在大不列颠政府名下时产生的结果时，在我看来该原则既符合常识又已被经验所证实。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产生的绝妙效果以及取消该制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最近发生的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看来，这些结果同我以往的观察好像直接矛盾。在试图搞清这个矛盾发生的基础是什么的过程中，理论确实正确，但是只有当各国都像各省一样共同遵循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确实正确。这个观点打动了我，它促使我考虑国家的本质。我觉察到，流行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而只是笼统地考虑问题，一方面考虑全人类，或另一方面考虑单一国家。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高度文明的国家，要在自由竞争下双方都获得利益，只有当两国的工业发展处于大体同等水平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么，即使它已经拥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但也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力量，才能适合与比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了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通过对外国人实行统一的商贸政策，才能经过努力达到其他国家凭借商贸政策而实现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水平。
1819年，整个德国涌现出了许多有关新政治制度的策略和规划。统治者和臣民、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全都参与其中。德国就像一个遭受过战争毁坏的家园，以前的家庭主人回来后准备重新进行修整。有些人想修旧如旧，小到每个细节；而有些人则想重新规划，全部使用现代家具；还有一些人则兼顾常识与经验，希望走中间路线，这样可能使对过去的要求和现在的需要和谐一致。观点上的矛盾和冲突处处可见，到处都是旨在促进爱国目标的团体。国家的《宪法》本身就是新颁布和仓促拟就的，多数开明的有思想的外交家都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胚胎，期望从中培育出更加完美的未来。《宪法》的一个条款（第十九条）特意为建立国家商贸制度敞开了一扇门。在我看来，该条款奠定了我国工商业今后赖以繁荣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成立德国商人和制造商联盟的想法，旨在取消德国国内关税，在全国采取统一的商贸政策。这个联盟最初怎样生根发芽，又是如何引导高尚和开明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以及后来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都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德国商业联盟的顾问，我处境艰难，举步维艰。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雇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都受过世界主义学派的教育，他们都认为任何一种保护性税制在理论上都令人生厌。他们得到了英国利益以及那些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的援助。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用“秘密服务金”这个手段有力地控制着国外舆论，只要有利于其商贸利益，英国都愿花血本，从不吝啬。由来自汉堡和不来梅、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和知名学者组成的新闻大军出现在了该领域，他们谴责德国制造商的统一保护性税制为“不合理的愿望”，对其顾问恶语相加，肆意漫骂，恶意诋毁，例如，指责他对科学权威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无所知，或者指责他智力不全无法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理论和德国学者们的见解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而摇旗呐喊的鼓噪者们的工作变得得心应手。
这场交锋并非势均力敌。一方有一套阐述透彻、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一个在每一个立法机构和学术团体中都有拥护者的强势党派，还有首要的强大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穷困且毫无实力，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我不得不进行的日常争论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中引申出来的错误的论证方法。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因而我发现了该学派荒谬论证的根据，那就是它把那些只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作为依据，证明制成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性。我开始更加彻底地认识到分工原则，意识到了这个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整个国家。后来，我访问了奥地利、德国北部、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试图在各地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从这些国家的一些著作中寻求指导。后来我又访问了美国，这次我撇开了所有书本，它们只会使我误入歧途。在那片现代化的土地上，人们可以读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最好的书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荒野之邦如何变成了富强之都，欧洲需要数百年才能取得的进步，在那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即从单一的狩猎条件发展到了家畜饲养，再发展到农业，进而又发展到了制造业和商业。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地租如何由一文不值变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实际上比旧世界那些学者更懂得如何改善农业和提高地租，他们想方设法争取把制造商和发明家吸引到他们的周围。再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比那儿的人更懂得运输工具的重要性、更懂得运输工具对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了。
我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研读了那本现实生活的教科书，并把它同我以前的研究、经验和思考作了对比。（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提出了一个尽管可能仍有缺陷的学说，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让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过去由于学术上夸大其词，由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由于用词异常不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经迷惑了人类的正常意识。
我想指出，民族主义是我的理论体系的一个识别特征。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架构均基于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是个人主义与全人类主义两者之间的中间利益。我曾一度犹豫不决，是否不该把我的体系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但一位朋友的一番话阻止了我这样做，他说，如果用此作为书的题名，那么某些肤浅的读者难免会认为我的书仅仅是重农主义的复苏。
流行学派曾质问我是否想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看到，我的理论只采纳了那个备受诋毁的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而摒弃了其谬误之处；我在提倡那些有价值的部分的时候采用的依据也与（所谓的）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本质为依据的；我首次驳斥了那些来源于世界主义学派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同时对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双关语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也进行了首次批驳。
如果我在驳斥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及其整个学派的观点和著作时所使用的言辞有时显得过于激烈的话，那么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傲慢。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观点有害于公众幸福，因而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合理抨击。而且知名学者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比声望稍低的学者的错误产生的危害更大，因此他们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驳斥。
关于一些对我坦率而有思想的批评，我（针对关于要点重复方面的批评）想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不同的论点总是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把同一个东西重复十遍远远胜过听任某一观点含混不清。我没有仿照时下盛行的风气大量引证，但是我所读到的著作要多于我所引证的不止百倍。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自谦地意识到，在我的著作中可能会发现许多错误；不仅如此，如果让我自己再重写一遍的话，或许可能写得更好。我的这一想法使我备受鼓励。不过尽管如此，读者仍可以从我的书中找到许多新颖正确的东西，并且这本书有可能使我的祖国——德国——受益匪浅。第一部分 历 史第1章 意大利人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处于那么有利的地位。野蛮没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尽管耕种方式无技可言，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宜人的气候仍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不可或缺的艺术与工业，如同古罗马内政制度一样毫发无损。沿海繁荣的渔业为海员提供了充足的给养，意大利漫长海岸线及发达的航运业，充分弥补了内陆运输的不足。意大利与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接壤，与这些国家进行海上贸易往来，为意大利获得东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便利和保障。以前这类贸易尽管规模很小，且需经俄国与北方各国进行，但凭借这种商贸往来，意大利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明中保存下来的知识体系、艺术和制造业。
从鄂图大帝解放了意大利各城邦以来，它们就提供了一个被历史先后反复验证过的证据，即自由与制造业两者必定相随相伴，形影不离，尽管一方的存在常常先于另一方。哪里的商业和工业繁荣，人们就可以断定，哪里的自由就即将到来；如果哪里已高举自由之旗，那么同样可以确信，哪里的工业将迟早得以建立。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那他必将坚持不懈，把自己的所得传给后人；或者一旦他得到了自由，那他必将不遗余力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质和知识条件。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自从古老的自由之邦分崩离析以来，意大利城市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由、富裕的社会景象。在相互影响下，城邦和封地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十字军东征推动了繁荣进程。十字军的士兵、装备和军需品的运输，不仅惠及意大利的航海业，而且还为它提供了动因和机遇，使它获得了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商业优势，引进了许多新工业、发明和植物，享受到了新的乐趣。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贵族的压迫被削弱，最终并以各种方式被消灭了，使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耕种享有更大的自由。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后，佛罗伦萨因制造业与货币兑换业发达而尤为引人注目。早在十二、十三世纪，它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就已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行会参与政府事务，在它们的影响下共和国得以建立。单单毛织业就拥有两百个加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所用原料从西班牙进口。除此之外，每年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进口价值三十万金盾的布料，在佛罗伦萨生产成品，然后再出口到地中海东部各国。佛罗伦萨为全意大利的金融中心，拥有八十家银行机构。[1]政府岁入高达三十万金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大大高于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和亚拉冈王国岁入的总和，也远远高于伊[2]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岁入总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拥有了国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在商业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其农业和制造业的模式纷纷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并成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它的道路和运河质量在欧洲首屈一指。文明世界受惠于并感激意大利的银行制度、航海罗盘、改良的造船工艺、汇兑制度，以及它所建立的实用的商业习惯、制定的商业法和许多其他的市政、政治制度。迄今为止，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力量在南部海域都是最为重要的。它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部分不太重要的贸易是在北部海域进行外，其贸易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与黑海海域。它为各国供应制成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这些国家则为它提供原材料。不过，意大利仅仅因为缺少一样东西，使它无法达到当今英国的水平；也因为它缺少这样东西，使它与各种繁荣擦肩而过，这种东西就是它缺乏国家的统一以及由此迸发的力量。意大利各个城市和统治力量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各司其职和发挥作用的，而是像独立国家之间那样，动辄兵戎相见、大动干戈、自相残杀和相互蹂躏。它们一方面与外国交战，另一方面，民主、贵族和独裁之间的内部冲突接连不断，接二连三地把各个共和国推翻。内部冲突对国家繁荣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外来势力的入侵，国内宗教势力及其致命影响，均激化和加剧了这些内部冲突，导致原本就分裂的意大利被分割成了相互敌对的两部分。
从意大利沿海各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意大利是如何自毁江山和风云不再的。我们先看看阿马斐的强盛时期（Amalfi，[3]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它的船舶在各个海域畅通无阻，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用阿马斐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它掌握着最实用的海事法准则，这些法则在地中海各国口岸都有效力。在十二世纪，它的海军力量被比萨所摧毁，而后比萨在热那亚的强攻之下土崩瓦解。热那亚经历了百年冲突之后，被迫向威尼斯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覆没，似乎并不是这种狭隘政策的直接结果。不但继续维持甚至不断扩大和强化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既得优势，间或在好望角航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的同时有效地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扩张和海上的劫掠，这一切对于一个意大利海军力量的联盟而言，并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威尼斯不但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而且它，在自己的兄弟之邦以及强大的欧洲邻国的外部攻击下，最终也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可以证明，对于一个组织严密的意大利军事联盟而言，保卫意大利独立，抵御强权入侵，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意大利曾于1526年试图结成这样一个联盟，但那只是危急关头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这个联盟的领导人以及成员国的虚情假意和背信弃义，是米兰被征服和托斯卡那共和国瓦解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标志着意[4]大利的工业和商业崩溃之日的开始。
不论在历史的早期还是晚期，威尼斯的目标始终都是自成独立一国的。只要它只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交道，那么它想要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中保持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一旦统一富有活力的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么威尼斯只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只不过是地方性的这一现实就显露无遗了。是的，它曾经征服过几个岛屿甚至一些辽阔的省份，但它只把它们当做占领地加以统治，因此（根据所有历史学家的证明）每次的征服都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它自身的力量。
同一时期，共和国国内曾赖以壮大的那种精神逐渐消失了。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造就了爱国、英勇的贵族阶级，贵族阶级曾经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只有得到民主活力自由的支持，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阶级的爱国、智慧与英雄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才能得以延续和加强。但是，贵族阶级逐渐变成了专横的寡头统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相应地遭到了摧残，强大与繁荣赖以存在的根基消失了，尽管其表面上的强势仍然可以支[5]撑一段时间。[6]“一个国家一旦陷入了被奴役的状态，”孟德斯鸠说：“就会努力保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争取获得更多；相反，一个自由国家则会努力获取更多而不是维持既得利益。”他还可能会对这个正确观察作这样的补充，即如果任何人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他必将追悔莫及；而一个国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那么其国力必将逐渐衰退，直至灭亡。威尼斯人不但不力争扩大商业范围，发现新东西，甚至连从他人的发现中获益的想法也没有。由于新航线的发现，威尼斯人可能被从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之中排挤出去，但他们事先却并没有预料到，直到事到临头才如梦初醒。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看到的他们不相信；当他们开始看到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有害结果时，他们仍然一意孤行，继续维持原有的通商航线，而不是设法争取加入新的航线以分享一些利益。有些事情只有凭借勤奋刻苦，发挥聪明才智，因势利导，才能获得，而他们却妄想靠玩弄手段、施展雕虫小技来达到目的。当他们最终丧失了全部所有，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加的斯和里斯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口岸时，他们就像傻瓜或挥霍者那样，[7]把注意力转向了炼金术。
在共和国成长与繁荣的时期，“金簿”题名制度曾被公认为是对商业、工业或为市民服务及为国服役等方面具有卓越成就的表彰。当时，这种荣誉也曾对外国人，例如对从佛罗伦萨移民过来的著名丝绸[8]织造商。但是自从荣誉与国家俸禄变成了贵族阶级家族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相当于摆设了。后来，当人们认为有必要赋予奄奄一息的贵族政治以新的活力的时候，人们又重新启用了这个金簿。但是，在金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对国家的贡献，而是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少或出身是否高贵，结果金簿题名再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以致在重新启用后的一个世纪之内，金簿上几乎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名字。
如果我们请教历史，追问该共和国及其商业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历史会这样回答：主要原因是软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蠢、疏忽和懦弱，以及被奴役人民的冷漠。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被发现，威尼斯的商业和制造业也必定要衰败。
人们发现，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如同意大利其他共和国衰败的原因一样，都是缺乏国家统一，外国强势力量的控制，国内教会的统治，以及一些更加强大、更加统一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断崛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能看出，现代商业兼制造业的国家的商业政策仅仅是拷贝了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只不过是涉及面有所扩大（即全国性的）而已。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任何一国的船舶业和制造业都能够得到保护，以防受到外国船舶业和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因而任何一项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而再向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政策都是明智的。这一准则得到了其他[9]国家的有力的坚持。
最近有人在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贸易自由进行辩护，认为保护政策是威尼斯衰败的原因。这个断言缺乏真实性，错误百出。如果我们用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威尼斯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它而言，就像后来一些大王国的情形那样，在不同时期，国际贸易的自由与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而有时有害。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共和国的成立初期是有利的，否则它怎么会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不断壮大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强国呢？并且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同样对它有利，因为借助这一政策，它获得了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但是，当其制造业和商业力量获得优势之后，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造成损害了，因为保护政策排除了它与其他国家的所有竞争，从而滋生了国民的懒惰习性。因此，不是采取保护政策本身，而是当采取该政策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仍然继续坚持这个政策，那么这才是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
因此，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论断有这样一个重大错误，即它几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世袭君主制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称霸一些省份和岛屿，但它一直仅仅是意大利的一座城市，而当它上升为制造业和商业的强国时，它仅仅同其他意大利城市进行竞争；只有当所有具有统一力量的国家尚未同其开展竞争时，它的限制性商业政策才会对它有利。但是，一旦这些大国开始同它进行竞争时，这时它只有通过使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统领，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到自己国家的商业制度范围内，才能维持自己的优势。没有任何一种明智的商业政策可以让单个城市的商业优势超越所有统一的国家而长盛不衰。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反对当今的保护性商业政策）中，我们恰恰可以推断，单个城市或一个小国与大国进行竞争时，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性政策；同样，任何凭借保护政策取得了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国家（在获得这个地位后），都能够有效地转而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上述争论以及其他以国际贸易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众多错误产生的根源，也即“自由”一词的被误用。人们谈论贸易自由时，用如同谈论宗教自由或市政自由一样的语气，因此，爱好和拥护自由的人们就都感到自己有义务保护各种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变得相当流行，以至于都未对国内贸易自由与国际间的贸易自由加以必要的区分，尽管事实上这两者的本质与运作截然不同。因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却可以与高度的保护政策休戚相关。不过，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的确极有可能使国家遭受奴役，我们在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会加以说明。关于这话题，孟德斯鸠言之有理：“商业从来不会受到比在自由国家更多的限制，也从来不会受到比在专制政体[10]下更少的限制。”[1]德·乐克娄斯： 《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第23、26、32、103、213页。[2]皮齐奥：《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3]阿马斐在繁荣时期有五万多居民，航海罗盘的发明者弗拉威奥·圭奥（FlavioGuio）是阿马斐城的居民。在比萨夺得阿马斐那年（1135年或1137年），那本后来对德国的自由和活力造成了很大破坏的法典——《学说汇纂》——被发现了。[4]因此，可以说查尔斯五世是意大利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如同他也是荷兰和西班牙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一样。他首先提出了贵族拥有专权，认为贵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丢人现眼，这一观点对国家工业了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他之前，相反的观点占上风。当麦迪西人统治了这一地区之后，他们一直从事着商业活动。[5]“当贵族们不去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去用胜利为国家争得荣耀、不去用征服使国家变得强大，而只知道享受荣誉和分享赋税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众多的威尼斯市民不能给全共和国做主？”（达儒：《威尼斯史》，第四卷，第8章）。[6]《法的精神》，第192页。[7]马克布拉萨迪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声称擅长炼金术，大受威尼斯贵族欢迎，被当成了救世主（达儒：《威尼斯史》，第三卷，第19 章）。[8]就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威尼斯利用各种机会吸引外国制造业和资金。由于受到了鲁卡的暴君卡斯特鲁齐奥的迫害，大量的丝绸织造商从鲁卡迁移到了威尼斯。在十三世纪，鲁卡的丝绒和锦缎织造业已经相当发达（达儒：《威尼斯历史》，第一卷，第247～256页）。[9]西斯蒙第（Sismondi）：《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第一部，第285页。[10]《法的精神》，第十卷，第12章。第2章 汉萨商人
曾经在意大利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工业、商业和自由精神，一路北上，跨越阿尔卑斯山脉，贯穿整个德国全境，最后来到了北海沿岸，在那里生根发芽，建立了新的王权。亨利一世是意大利各城市的解放者，他促进了新城市的建立，促进了部分古罗马属地上和部分皇家领地上的那些老城市的扩张。
如同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一样，亨利一世和他的继任者都把城市看做是制约贵族政治的最强有力的砝码、国家财政的最丰富的来源以及新的国防基地。因为与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因为与意大利的工业进行竞争以及这些城市本身的自由制度，因而使这些城市不久就实现了高度的繁荣与文明。各城市的人们和平共处的生活造就了艺术与制造业方面的不断进取精神，产生了通过获得财富、成就事业而博取盛名的愿望。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拥有鼓励人们不懈地努力以提升城市的文化水平、改善城市的政治条件。
虽然新生的自由和繁荣的工业力量增强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的实力，但由于经常遭受陆上与海上盗贼的袭击，因此不久这些城市就感到有必要建立更加密切的双边联盟，以加强保护城市和增强防御能力。为此，汉堡和律贝克两城市遂于1241年结盟，到那个世纪末，该联盟接纳了所有波罗的海与北海沿岸、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莱茵河沿岸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共有八十五个城市）。该联合体取名为“汉萨”，在德国低地方言中，意为联合体的意思。
因为很快就意识到了各地工业可以从团结力量中获取巨大利益，所以汉萨同盟不失时机地开发并制定了一套商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商业繁荣。并由于认识到任何力量想要获得并保持广泛的海上贸易，就必须拥有保护手段，于是这些城市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军队。后来它们还认识到，任何国家海军力量的强与弱，均与商船和海上渔业规模的大小成正比，因此它们颁布了法令，规定汉萨同盟的货物只能由汉萨货船承运，同时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上渔业船队。英国的《航海法》拷贝了汉萨同盟的《航海法》，如同后者模仿[1]了威尼斯的《航海法》一样。
在这方面，英国仅仅以那些获得海上优势的先行者们为榜样就获得了巨大成就。之前，英国议会曾制定的一个《航海法》被认为是一[2]项重大新举措。不过亚当·斯密在评论这个条例时，似乎并不知晓或不愿谈及。其实早在此前的几个世纪，英国就曾试图采取类似限制措施。英国议会于1461年的提议被亨利六世拒绝了，詹姆士一世类似[3]的提议也遭到了议会的拒绝。其实早在这两个提议之前（即在1381年），理查德二世就采取过类似的限制措施，尽管实施后不久就被证明无效而遭废弃。显然，当时这个国家推行这类法令的时机尚不成熟。航海法令，如同其他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一样，已经牢牢地植根于这些认为自己具备了发展成为未来工商业大国条件的国家的心中，以至于美国在它获得完全独立以前，经詹姆士·麦迪逊就提议，要对外国船运加以限制。毫无疑问，其收效显著，绝不亚于英国于一百五十年前从美国那里获得的那样（就像在以后的章节中所要讲到的那样）。
北欧各国对与汉萨商人进行贸易有望带来的好处印象深刻，因为贸易不但为它们提供了解决国内剩余产品的有效途径，换取比国内产[4]品质量更好的外国产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征收进出口关税不断充实国库，使原本涣散懒惰、不守本分和放荡不羁的臣民养成勤奋刻苦的好习惯。不论何时汉萨商人在其国土上设立代理处，它们都认为是好运，并想方设法为汉萨商人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的条件以吸引他们前来。英国国王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英国的贸易（休谟说）以前完全控制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5]的手中，亨利三世为他们成立了公司，让他们享受优惠，免除了他们所有其他外商须受的限制以及应纳的进口税。那时，因为英国人毫无经商经验可言，所以从爱德华二世起，汉萨商人就以“天秤商人”的名义垄断了整个王国的全部外贸。因为他们只用自己的船只从事贸[6]易，所以那时英国的航运处境非常可怜。
一些德国商人即那些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着长期的商贸往来，后来应英国国王之邀，于1250年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名为“天秤”的代理处。这个代理处在成立之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妒忌，并演变成了冲突的道火索，这场冲突之激烈以及旷日持久之程度，以至于长达三百七十五年，直到该代理处关闭为止。
英国从前与汉萨同盟之间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为汉萨同盟提供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然后换回制成品；汉萨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它们设在布鲁日的办事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换比利时产的布匹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运回北海沿岸各国。
汉萨商人在俄国诺夫戈罗德的第三个代理处（1272年设立）为俄国人提供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然后换取制成品。在挪威卑尔根的第四个代理处（同样于1272年设立），主要从事渔业以及鲸[7]油和渔产品贸易。
在任何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都教导我们：只要国家处于野蛮状态，那么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就能使这些国家获益匪浅，这样，就可以为解决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产品的所有原料找到有效途径，就可以换回更好的衣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贵金属——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刚开始对自由贸易总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经验同样表明，就是这些国家，随着它们在文化和工业方面的不断进步，它们对这种贸易制度就另眼相看或越来越不喜欢了，认为这个制度最终将不利于它们继续进步，成了它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英国人与汉萨商人之间的商贸关系就处于这种状态。在汉萨商人的“天秤”代理处设立将近百年之际，爱德华三世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国家可以做一些比出口羊毛和进口毛织品更有用、更有利的事情。于是他通过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努力吸引法兰德斯的织工，但是一旦来到英国的织工人数达到了一定规模，他就颁布禁令，禁止穿用任何[8]外国布料织成的衣服。
这位国王的明智之举得到了其他国家那些推行愚蠢政策的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一种商业史上的常见的巧合。假如说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早期统治者不遗余力地使本国工业实现了繁荣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后来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本国商业和制造业阶层的不[9]满情绪，迫使这些阶层的人们移居海外。
1413年英国毛纺织业早已取得的巨大进步，使休谟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是这样写道的：“这时（英国人）对外国商人非常嫉妒，外国商人的商业行为受到许多限制，例如，规定他们出售进口商品的所得[10]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
爱德华四世时期，这种对外国商人的妒忌达到了顶峰，进口外国[11]毛织品和许多其他商品都受到绝对的禁止。
尽管后来汉萨商人迫使这位国王取消了这项禁令，使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得以恢复，但看起来这一措施还是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毛织业的发展。休谟在谈及亨利七世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亨利七世即位的时间比爱德华四世晚半个世纪。过去，贵族家中奴仆众多，现在，工业和艺术的进步有效地限制了这种恶习，其效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强制作用。这时，贵族们为了附庸时髦，改而选择了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攀比方法：彼此之间已不再炫耀拥有多少仆人以及仆人是否强壮剽悍，而是用精美的房屋、高贵的马车以及精美奢华的家中摆设相互攀比。因为老百姓再也不能恶习不改和游手好闲了，再也不能靠服侍主人生存了，因此，他们被迫学习一些手艺，使自己变得对社会有益。政府再度通过法律，防止已铸造和尚未铸成货币的贵金属出口。但是众所周知，这些措施难收实效，于是国王就再度对外国商人规定了义务，即他们必[12]须将他们出售进口商品的全部所得用于购买英国产品。
亨利八世时代，由于众多外国制造商居住在伦敦，致使当地各种食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这充分表明，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使本国农业产业受益匪浅。
但是国王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发挥的作用判断有误，他听信英国人对外国制造商有失公道的抱怨，英国人认为这些制造商在技能、勤奋和节俭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枢密院下令将一万五千名比利时制造商驱逐出境，认为“他们使一切食品价格上涨，使英国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为把祸端斩草除根，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限制个人消费，规范服装式样，规定粮食价格与工资标准。这种政策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汉萨商人的强烈支持，以前当英国国王的政策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向国王表示友好，同样，他们今天故伎又重演，向这位国王表示友好，他们把自己的战船交给国王随意支配。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英国人对葡萄牙国王所表示的友好那样。在这位国王整个执政期间，汉萨商人同英国的贸易非常活跃，他们既拥有船只又占有资本，懂得如何对那些不完全了解自己利益的人民和政府施加其影响，他们的聪明程度并不比当今的英国人差，只是他们所依据的论点基础与我们同时期的商业垄断者的相去甚远。汉萨商人的主张基于按照实际条约和长期的贸易关系向其他一切国家提供成品；而当今的英国人主张的基础却仅仅是一种理论，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海关官员创造出来的理论。这位理论家以自命科学的名义，要求获取汉萨商人凭实际条约与正义获得的权利。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枢密院寻求并找到了取消“天秤商人”特权的借口。汉萨商人对于这一创新举措表示强烈抗议，但枢密院一再坚持初衷不改，这一举措不久就给国家带来了最有利的后果。英国商人由于是本国居民，在纺织品、羊毛以及其他物品的采购方面，比外国商人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未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优势，始终不敢同如此富有的汉萨商人的公司进行竞争。但自从所有外国商人面对同样的商业限制以后，英国人的进取心就受到了鼓[13]舞，进取精神传遍了整个王国。
正像今天的英国占有德国和美国市场一样，汉萨商人曾独占英国市场长达三个世纪之久，但这次他们被完全从这个市场中赶了出去。[14]数年后，由于德国皇帝的不断抗议，玛丽女王恢复了他们先前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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