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通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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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与城市试读：
卷首语
黄河北，长城南，燕赵地，
白沟河，蜿而蜒，两千年。
汇入京杭大运河，
流波万里，贯穿南北，穿越时空，
桥闸堤坝犹存，岁月留痕，
飞扬灵动出三千里水域城镇的地灵人杰。
沧州城，承载着
汉代郡城浮阳的繁星朗月，
盛唐港城清池的海韵风情，
宋代边城的三关烽火、硝烟，
在南运河边长芦镇落地生根。
帆影桨声三千里，漕运兴沧五百年，
河魂水韵，沧桑岁月，筚路蓝缕，
跻身于运河十八座历史名城行列。
而今时空异度，运河依旧，
坐拥百代辉煌，却与寂寞为伴，多少年？
突然引颈东望，不禁感慨万端：
面对悄然屹立海滨的黄骅港，
深情瞩目，顾盼流连，
回首当年，往事依稀，可有几多遗憾？
曾经的蓝色记忆，年堙代远，
港城抱负，大海情怀，梦回唐朝，千年一脉，
沧州，开启了驰骋海疆任自由的新时代！
渤海·运河·沧州的历史解读（代序）
郭华夜阑人静。一口气读完《运河与城市》，迟迟不能入睡，总觉得眼前有一条大河在流淌。河中樯帆如林，百舸争渡；河畔物阜民丰，市井喧哗。
感谢李学通先生做了一件好事。
我来沧州已十年。关注运河自然不止这十年，运河是我家乡与沧州的界河。上小学时看过一本连环画《运河边上的童年》，依稀记得书中所说就是沧州境内的运河。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县委书记，所工作的县就在运河岸边。1996年那次洪水来袭时，我负责的防汛地段也是运河。然而，真正关注运河、关心运河，尤其真正从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各个角度去端详运河、思考运河，还是来沧州之后。因为，没有运河便没有沧州；因为，一条运河的兴衰史，便是一部沧州的变迁史；因为，运河带给沧州的不仅是人流物流，更重要的是几百年来它影响着沧州人的观念和思维，它成全了沧州的百年风流。
只可惜，一直没有一部比较详尽的介绍沧州与运河的书。
好在，现在有了。
这部书的视角很独特，很开阔。虽然书名叫《运河与城市》，但通览全书，都是把渤海、运河、沧州作为三个紧密关联的历史坐标，放在一起来审视、解读，并且得出明白无误的以史实作支点的结论：运河漕运兴，则沧州兴。然而，当近代意义上的港口和沿海经济兴起之后，运河带给沧州的历史地位便开始受到严峻挑战。雍正年间，天津六年时间实现了从天津卫到天津州、再到天津府的三级跳，而沧州则在同一时间由直隶州降为散州（县级州），并改隶天津，从此再未取得同天津平起平坐的地位。其原因盖出于此。如果说历史上每一次衰败之后，都可以寄希望漕运的复兴而再造辉煌，那么当铁路和港口以不可阻挡之势完全取代了漕运之后，沧州振兴的选择只剩一个：必须走向渤海，并由渤海走向更遥远的天际、更开阔的市场。《运河与城市》让我们对此更加明了，走向沧州振兴的脚步也会更加坚定。这部书的资料非常翔实，沧州为何从旧州迁到今天的州治？有人说是避水灾，有人说是避战乱，学通先生不厌其详地旁征博引，细心考证，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这部书的语言很流畅，如运河之水，既无险滩也无巨浪，舒缓平静又奔流不息。偶有轻风吹拂，一片悦耳水声。
如果说渤海湾寄托着沧州美好的未来，大运河则承载着沧州骄人的记忆。沧州应当写出一本关于运河的书。否则，对不起养育沧州的这条大河。
我深知学通先生写《运河与城市》绝不是要为“从大运河走向渤海湾”的战略做出历史的诠释。但我高兴，他在客观上支持了这一战略选择。
推窗望去，星汉迢迢，运河两岸，灯火万家。2012年7月25日夜
绪论
一《禹贡》是我国记录山川河流最早的书，大禹治水的故事和传说多从其中演化而来。据此可知，黄河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最详的河流。
黄河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于当时中原大水，积滞为灾，民不聊生，氏族部落联盟领袖舜为寻求泄洪孔道，于公元前2286年左右（据沧州市文物局史料），委任禹治水。此前，禹的父亲鲧曾领衔以“堵”的方略治水，结果失败被杀；禹接手后改“堵”为“疏”，采取“任水自流”的治水方略，导中原洪水东流，获得成功。“书·禹贡》记载当时黄河东流至河北平原中部后‘又北播九河’，据《尔雅·释水》说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釡、胡苏、简、絜、钩盘、鬲津等九条河，具体流向今已不能确指。近人多主张九河不一定是九条河，而是古代黄河下游许多支脉的总称”（《辞海》）。不管怎么说，它的形成是多条河流龙蛇行地，像扇面般向东北恣意竞相奔流，从北起天津南到山东北部的古沧州一带数百里海岸线九口（或多口）入渤海。此后三千年，河与海，就与沧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诸子称为水的‘归墟’，濒临渤海的沧州也因此成为众水所归、九河会聚之地”（《沧州市志·叙志》）。黄河在沧州一带沿海的造地运动以一石水而六斗沙，河口以每年2.5公里的进度（据河务部门数据，早期的黄河含沙量可能更高），地进海退，冲积成河北平原（也称海河平原。大清河、滹沱河等也加入这一造地运动）。这一方水土，民间称“海退地”，文人称为“沧海桑田”，在河、海交汇的喧嚣与欢呼声中诞生，形成九河下梢古沧州这块河北东部的滨海平原。
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在这水天荒漠之地“筑南皮城”（《南皮县志》）。此后经战国、秦汉时期，人口渐多，古沧州一带县、郡及封国之类城、邑等地名才陆续见于史策。到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黄河下游因河道淤积，屡屡滚口、改道，水灾频繁，汉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王景力排众议，以实地勘察、测量数据和科学计算、设计为依据，说服朝廷，摒弃圣人（禹）治水“任水自流”的传统，人类意志开始登上并主宰江河治理的历史舞台。这样，黄河才第一次改在山东北部入海，结束了古沧州这一方水土原生态河（黄河）、海经济的历史。二
中国最早的运河，春秋时有邗沟、鸿沟，秦汉有灵渠、漕渠，大都在黄河以南，个别的在中原地区。而河北最早的运河白沟则开于东汉末，代替告别在古沧州大地入海两千多年的黄河，做为河北第一条人工河，是沧州运河经济、文化萌芽的历史起点。
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战中获胜的曹操为统一北方，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开始谋划向北开凿河北最早的运河——白沟。开工于公元204年春，从河南浚县一带“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运”（《辞海》），一期工程到今东光一带，保障了战略物资输送。同时，调动军队北伐，接连打下冀州、青州、勃海郡等地，继续开凿东光以北的运河，使白沟北延到涿郡（今河北涿州）。曹军于公元207年进军幽州，幽州刺史袁熙和其弟袁尚等逃奔辽西乌桓，幽州不攻而下。曹军继续追击，粉碎二袁和乌桓的抵抗，收复辽西，还收服辽东太守公孙康，统一河北，北伐圆满成功，白沟助曹上演了一幕开创子孙帝王基业的历史大戏。返程中，曹操在碣石山写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名句，余音绕梁两千年。
秦汉明月依旧，人间光景常新。
公元213年，功成名就的曹操晋爵魏王，定王都于邺（今河北临漳）。邺，春秋时桓公始建、战国时魏国古都，东汉末是袁绍大本营，历代枢要。都邺后的曹操悉心经营河北运河水网：以漳水为源开利漕渠经邺城向东到馆陶衔接白沟，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这样，河北西南和东北部海河水系联网成局，邺城成为北方最发达的城市。“邺中七子（又称建安七子）”的文学佳话和脍炙人口的铜雀台，折射出当时的繁华。但曹操死后，曹丕篡汉建魏国仅四十五年，就为司马氏取代。城头变换大王旗，曹魏的辉煌灰飞烟灭，而曹操为河北水利奠基的运渠水网依然活着，流淌数百年，伴随着历史延伸、成长。公元534年，经过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的乱局而建立的北魏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魏，熟悉家乡物产及水路交通的沧州蓚（今景县）人高欢把持东魏朝政后，由洛阳迁都邺城。这样，随着曹魏的湮没而冷落了二百多年的邺城又迎来一段历史的辉煌——迁邺当年，高欢即对沧州盐业进行大规模产业性开发。那时，于公元517年建置的沧州治城饶安（今盐山县千童镇，是秦始皇遣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从此地出发，乘船顺无棣沟抵黄河口东渡扶桑的大本营），有天然形成的河道和人工开凿的运河相互沟通的水利之便，大批成盐经无棣沟、白沟运抵邺城，成为东魏王朝的财政之源；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北魏帝建立北齐，又成为高氏一代王朝的经济支撑，从而带来沧州盐业半个多世纪的兴盛。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沟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五大水系，水路的延伸大大缩短了沧州和外界的距离，沧州因得天独厚的鱼盐物产优势引起世人注目，名扬天下，开启了古沧州河、海经济和运河经济混合发展的时期。三
邗沟助吴王破齐称霸，魏王鸿沟、秦汉灵渠、漕渠通航富国，曹操白沟统一了河北，或利民、或利国、或开疆扩土，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利在当代，功垂后世。而永济渠的诞生，却给强大、统一的隋帝国带来截然相反的结局。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所谓五胡乱华南北朝近二百年的混乱，建立隋朝，国力强大，日趋繁荣。到隋炀帝突发奇想，举全国之力于公元606年开始在黄河之北开凿永济渠通达东都洛阳，沟通以南新开的通济渠、江南河与春秋邗沟等连结成为南北大运河。全国动用民工近千万，规模空前。新开的永济渠源自今河南武陟、沁水一带，基本循源自河南浚县淇水的曹魏白沟故道。其“东光以下被导为永济渠，东光以上（至威县）渐归湮废”（《辞海》）的河段被新开河道替代。到公元611年，南起杭州、北达涿郡，纵贯南北长达2700多公里的“＞”形大运河便宣告成功。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可惜隋炀帝没有很好用于国计民生，却多次乘豪华龙舟南下扬州，醉心于骄奢淫逸的冶游享乐；再就是仿效曹操北伐征辽故事，发兵百万，循永济渠浮龙舟北上，两征高句丽均遭惨败，全军覆没，酿成礼部尚书杨玄感中原造反、兵部侍郎斛斯政逃亡异邦（高句丽），国内农民起义狼烟四起，天下大乱，隋朝随之灭亡（《隋书》）。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罪在当时，功被后世，也算公平之论吧？毕竟，大运河沟通南北，在孕育、繁荣广大流域沿河城镇、促进南北民族融合，对后世王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文化交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大运河让唐王朝的兴盛立竿见影。
从李世民开始，接手隋的江山也接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教训，他把大运河当作“天假暴隋，成我大利”的最好礼物，此后经几代人的努力，“凿三门以通运”、“塞汜水归汴”等工程相继获得成功，运河由洛阳向西延伸，经华阴、陕州直通京都，“岁漕山东（太行山以东）粟四百万石”都可船运长安（《唐书》），对京城的建设、盛唐的崛起至关重要。李世民在位仅20余年就开创了以政治清明为亮点的“贞观之治”，被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玄宗一朝因势利便，在前人的基础上造就了经济繁荣、气度恢弘的“开元盛世”，彪炳史册。当然，这是开明君主人治的政绩，但大运河亦功不可没。
大运河还为水利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从沧州看，从唐代开始才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自汉代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历来一年四季水资源丰富的沧州水源骤减，有了大运河的沧州如久旱之见云霓。唐朝李渊父子平定隋末乱局，李世民及继任者利用隋炀帝留下的大运河在两侧广开河渠，先后开通清池渠、无河、阳通河、长丰渠、契河、古毛河、通利渠等，使永济渠水道深入沧州粮、鱼、盐产区，既灌溉，又行船。在沧州实施营田（屯田）制度，军屯、民屯、盐屯全面开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使之成为唐代重要的粮产区。同时活跃了鱼、盐产业的生产与流通。由此，沧州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置横海军于沧州”（《沧县志·大事年表》），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使之成为边防重镇。唐中期确立第五琦提出和制定的“榷盐法”，使沧州盐业在生产、销售、流通各个环节有法可依，开始走向正轨。盛唐时期，沧州的对外贸易也得到长足发展，和平州（今秦皇岛卢龙县）、都里镇（今旅顺口）等同为渤海湾重要海港城市，贸易量很大，沧州进入河（大运河）、海经济混合发展的盛期。四
北宋边境，北不达燕京（今北京），沧州地处北疆前线，“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定，海港城市兴废繁衰较多。北宋时山东半岛渤海湾北岸属辽，有航海之禁。盛唐主要海港登、莱二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郭正忠《史学月刊》1986年第二期）。实际上，宋代开始有“海禁”，加之宋与辽、金对峙军情险恶，港城经济萎缩，中断并永久破灭了沧州海外经济贸易的大海梦，开始了沧州混合经济向单纯运河经济的转移。
另一方面，作为宋代北部边疆的河北平原地区无险可守，无法有效遏制辽金骑兵南侵，情急之下，朝廷因水设险，运河水源便成为战略资源被广泛开发利用，实施了持续二百余年的营造“河曲水寨”和种植“国防林”的防御战略，以抗击外敌骑兵南下、巩固边防。到南宋，沧州沦陷异邦，不要说唐代重要海港城市，连次级的海港城市的资格也永远丧失了。
国情、地貌、经济、文化、民情，一切和运河息息相关。
南宋末，元世祖数十万铁骑重兵讨伐偏安杭州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与经过严格训练的水军一起顺运河南下，势如疾风暴雨，一举收功。而后，元世祖立即启动大运河改道工程的建设。
灭宋后建立的元帝国，定都燕京（时称大都），是中国历朝历代疆域最为广大的庞大帝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唐东西9511里，南北16918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明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
忽必烈要维持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急需利用富庶南方的财富尤其是粮食作后盾。所以，他早在灭宋之前就物色人才，任命河北邢台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为都水使者帮助治理北京一带河渠，成绩卓著。发起灭宋最后一战的1275年，让郭守敬随丞相伯颜统帅的讨宋大军一起南下，到山东、江淮（汶水、泗水、淮河流域）勘察。公元1279年建元伊始，“拉直马头缰绳”的大运河改道工程正式启动，隋唐大运河的“＞”形走向被裁弯取直，航程缩减近两千里。至公元1293年秋，从杭州起差不多直南直北直抵京师的京杭大运河全线峻工，直达大都城内积水谭（今什刹海）。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因山东段以北运河“水源不稳定，时患浅涩，不胜重负，故终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末年竟废弃不用”（《辞海》）。直到明朝朱棣登极、迁都北京、重启漕运，才迎来“帝国之河”的盛期。
明、清两朝都定都北京，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移，稳居北京五百年。两朝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独独对大运河惨淡经营，实行相对宽松、开放的政策，内循环的帝国运河经济得天独厚，兴旺空前。这一阶段，迁治城于大运河边的沧州城完全融入运河经济带的大棋局，得到最好的发展机遇，并利用到极致，创造了近代沧州城经济、文化无与伦比的辉煌业绩，在某些方面，此前的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五
元末曾一度迁沧州治城于长芦镇（今沧州市），但未能持久，便又迁回距运河40余里的清池城。直到1403年，明成祖朱棣再迁沧州治城于大运河边的长芦镇并稳定下来。同时，对元代淤塞、废弃的大运河进行疏浚和闸、坝修建，重启运河漕运，有点像隋开运河为唐朝所用的历史再现，不久又迁都北平（元大都，明改）。这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的改善了沧州的政治、经济环境，1461年创建州城。从此，沧州城始终与运河相伴，成为明、清两朝京畿重镇，津南鲁北水陆要津，盐业兴隆、商贸繁荣的水陆码头。
一条河，千百年，岁月留踪。从曹魏白沟、隋唐运河到京杭大运河，前后近两千年，到明清，大运河铜帮铁底，流淌数百年；沧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日趋显要，跻身于北京、天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邳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十八座运河名城之列。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大运河所赐。明初有“运河飘来北京城”之说，沧州城又何尝不是如此？穿州越境，帆影桨声，给沧州流来多少繁华，几许生机！运河有情，浮舟送渡，世代传承，孕育出这一方人物“镖不喊沧州”的硬气；地浪天涛，厚德载物，与世长存，繁华了运河两岸城镇乡村。
运河流经今州境253公里，是京杭大运河全线流程最长的市。境内除沧州城外，曾为运河古码头的还有吴桥、东光、泊头、南皮、兴济、清州镇（青县城）及马厂兵营等，生生不息至于今。昔日桥闸堤坝犹存，一砖一瓦都有大运河流水的波痕。仅沧州市，属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赵兵部墓、马厂炮台、文庙、清真北大寺、捷地乾隆碑、娘娘庙碑、刘焘墓、泊头清真寺等129处之多（河北省共183处），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数十项，演绎着大运河曾经的历史辉煌，诠释着沧州先民源远流长、崇文尚武的生命智慧。六
大运河还活着。
活在重点文物的灵魂里，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大踏步走进运河两岸的古老城镇，却改变不了凝结在历史深处运河文化的精神。这些历史的活化石，让后人充满地域自豪和敬畏，也启迪着人们的思考和智慧。
据《沧县志·河流》载：“清之中叶，南省漕粮运京岁辄九千余艘，至光绪年河运停止。”《文史春秋》也论述说：“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辛亥革命后，漕粮完全折征银圆，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旨深意远，力透纸背。它象征性的提醒：津浦铁路与大运河相向同行，外来的科学打败了封闭的中国传统。清末洋务运动及后来的革命，都没有真正实现先行者们富民强国的预期，只有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才破天荒地解决了这个困扰、纠结了我们几代沧州人的难题。“按说大运河的贯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开放，但是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沿海开放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相对于沿海开放，这种运河文化还是一种内敛的、狭隘的、封闭的意识……沧州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们告诉各级干部，就是沿海。这对沧州而言是人无我有的最大优势。没有沿海的优势，或者沿海优势不能充分释放和发挥，沧州就和内陆城市仍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有把沿海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沧州才可以取得领跑的资格”（郭华：《沧州要从大运河跨向渤海湾》）。
作者参悟运河文化的本质，深谙大运河的优势和局限，洞悉近代沧州有海无港的历史遗憾。尤其是，作为沧州市委书记，他能够在沧州市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当机立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提出并果断实施“从大运河走向渤海湾”的战略，充分释放和发挥沧州的沿海优势，并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果，是当代沧州的大幸。
那么，明、清时期，为什么有海无港的沧州还能跻身运河名城之列，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历史辉煌呢？
盛唐时期，开放的河、海混和经济造就了沧州“北方重要海港城市”的优势地位；宋朝开始有“海禁”但并不严格，因而也创造了《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大运河经济超级繁荣局面；元代“海禁”时间不长，力不及宋；明朝采用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明史》卷205《朱纨传》），甚至连私自打造海船的都“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明律》）。清朝更甚，“施行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甚至实行了残酷的沿海‘迁界’（迁民于内地），一度因为海禁，迁途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和数不清的大小屠杀，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满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对中国在整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落后屈辱历史负担有主要的责任”（《百度百科》）。明、清两朝，竭力把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变为荒蛮禁地，不许民舟下海，开放内陆行船，外紧内松，实施以运河漕运为主体、民间自由贸易为补充的帝国内循环经济，鼓励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样，在封闭最彻底的明、清，造就了大运河经济、文化巅峰的顶级辉煌。
但是，当西方列强的商品经济发展到有能力四外寻求市场的扩张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天朝上国闭关锁国的局面就难以为继了。
开放和封闭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冤家，不能共生。这不仅有外部原因，也有国内人民要求和愿望的因素逐渐增长。明代中前期历十三帝，海禁二百多年，运河漕运达到极盛，但末期国内矛盾积累日趋尖锐，甚至东南沿海不断有民众因生存无着而发生暴动。到隆庆年迫于形势“开海”，罢海禁，万历年又闭关回潮，后只过了天启到崇祯，明朝就灭亡了。清朝梅开二度，再行海禁，利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迁边民于内地，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直到鸦片战争（1440-1442年）失败，西方的炮舰政策终于打开天朝封闭的国门，铁路、矿山、工厂首先在中国东部沿海出现，机器船在沿海和内陆大河航行，大运河漕运被中止，不久，大清国亡。
大运河文化，作为历史遗产，无比辉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绝无可取。
历史就这样反复警醒人们：封闭没有出路，开放通向富强。沧州铁狮子
第一章 运河名城沧州
历史沿革春秋、战国时期，沧州曾是齐、燕、赵等国属地。秦行郡县制，始归入巨鹿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勃海郡，辖26县，治浮阳（因“浮水在南”而得名，即今沧县旧州镇），230多年不变。其后千余年，由于战乱，政区变化频繁，称名不定，治城也随之变更。先是东汉建武六年（30年），因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合并郡县，勃海郡辖域渐小，移郡治南皮。南北朝时的公元515年，勃海郡发生大乘起义。公元517年，镇压起义的北魏朝廷建置沧州，基本恢复汉代勃海郡辖域，治城饶安（今盐山千童镇）。公元586年，隋文帝杨坚废沧州为棣州，移治山东阳信；隋炀帝杨广当政后改棣州为沧州，次年又改州为郡；公元618年唐皇李渊复改郡为州。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还沧州治城于清池（原汉代勃海郡治浮阳，杨坚时更名清池）。从杨坚“废沧州”到还治清池，其间历41年，沧州治城四次变更：饶安→阳信→饶安→胡苏（在今东光县）→清池，可谓历史罕见。此后六七百年，由唐、五代十国、宋、元，沧州治城在清池基本未变（元代一度迁长芦镇没能持久）。到明永乐登基伊始，于1403年自清池迁沧州治城于大运河边的长芦镇（今沧州市）。1461年八月，知州贾忠在濒临运河东岸一片空地筹划施工，用一年多时间，建成了沧州城这座经历明清至民国的运河码头城市，成为运河名城，即今天的沧州市，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沧州城的历史，即城与河共同的历史。
第一节 早期地方首府的辉煌
沧州这一方水土，“春秋而下，地无常主；秦汉以来，称无定名”（刘焘《明代沧州志·原叙》），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燕赵大地”，就是那一时期笼而统之的称谓，其实真的不必自豪；春秋战国时期的沧州人烟稀少、民无编户，还是未被开发的蛮荒之地，实质是当时诸侯国的一块“弃地”，齐桓公“分沟割燕”的传说就是一例，割的就是古代沧州这一方水土东部的某一部分。就算那时地广人稀，你见过轻易用手一指就划疆为界，把国家视为珍宝的土地、人民当礼物送人的吗？
然而，有了建置后的早期沧州，却有三段载入史册的辉煌历史。
一、汉代龚遂在沧州前身的勃海郡任太守时的非凡治绩
汉高帝五年，这一方水土始置勃海郡，治浮阳，郡域宽广，北起今天津、安次，西至今文安、交河、阜城，南到今山东乐陵、无棣，东至海，汉代人口最多时达到955119人。勃海郡治落脚在同年设置的浮阳县城，使之升格为郡城，是古沧州最早的地方首府。其名称由来，《沧县志》载：“《水经注》谓：因浮水在南（南为阳），故曰浮阳，是为浮阳发见之始。”
汉初，郡一级直属朝廷，是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位列封疆，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郡守俸禄二万石，位高权重，所以容易违禁失控。“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京师附近七郡外，分境内为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洲、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与交趾、朔方十三区，每部派刺史一人，巡视境内地方官吏与强宗豪右，称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一称‘十三州’。至征和四年（前89年）又以京师附近七郡设置司隶校尉部，性质略同刺史部。东汉时朔方并入并州，交趾改称交州，加上司隶校尉部合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性质已逐渐变成郡以上的为一级行政区划，并设有固定治所”（《辞海·十三刺史部》）。
浮阳作为封疆大郡治城230多年。岁月淘洗，曾经的辉煌都随时光流逝，唯有勃海郡太守龚遂“剑犊之化”的治绩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生存繁衍在这一方水土上先民的荣耀，津津乐道。
事情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70年左右，因灾荒年馑“左右郡饥，盗贼并起”，太守多次发兵镇压无效，请求辞职，朝廷派龚遂往代。临危受命的龚遂不带一兵一卒、单车至府，下车伊始，发布命令，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武力镇压行动，以安抚之策兵不血刃就平息了郡乱，继而开仓赈贫、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恢复百姓正常生活秩序。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龚遂传》不吝笔墨，大书特书一千多字描述这位模范官吏，使龚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身形矮小却形象高大的循吏代表，与同朝的黄霸齐名，史称“龚黄”（《辞海》）。官员的廉与能，是历来的统治者和民众梦寐以求的，也是最难的。所以，龚遂在浮阳城创造的这一段历史辉煌，空前绝后，让当时的勃海郡名扬天下，更让后世沧州自豪了两千多年。以至从明代《沧州志》开始，多次修志的“职官表”中名列首位的都是龚遂，而“宦迹列传”首篇也都是龚遂领衔，传文也最长。《沧县志·宦迹列传》和此前的地方志书一样，节录《汉书》传文中龚遂临危受命、单车至府、到任勃海郡后有关治理郡事等事迹的一百多字，现照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于下：“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饬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鉏鉤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器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弓弩而持鉤鉏，盗贼悉平。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恭率以简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只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徕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主要开列龚遂：1、以安抚之策，兵不血刃平息郡乱；2、然后开仓赈贫，选用良吏，亲和民心；3、亲自带头，劝务农桑，发展生产；4、以“剑犊之化”的独特教育方式，倡导勤劳、节俭的风尚等非凡的治功政绩。不久，“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此后，龚遂成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官员的榜样，勃海郡城也因此而名扬天下。
二、北魏时期高欢对沧州盐业的产业性开发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建置沧州，辖域广阔，层级上升，迎来它恢复西汉龚遂时代辉煌的契机。但由于北魏不过是南北朝时一个地方割据政权，这种期待自然不免奢侈，而且注定会非常艰难。所以，沧州建置17年后，北魏高层就发生了分裂。公元534年，魏孝武帝和主持朝政的高欢闹翻，西逃关中，杨坚之父杨忠追随孝武帝西赴长安，是为西魏；高欢拥立帝胄出身的元善见为静帝，是为东魏，从此双方展开长久的战争。高欢是沧州蓚县（今景县）人，深知家乡盐业的巨大潜力，所以东魏当年就由洛阳迁都于邺城。这一曹魏时期就沟通沱水、漳水东接白沟，建成联结沧州治城饶安城旁无棣沟的运河水网，水路运输便捷、廉价，具备实施沧州盐产业开发不可或缺的水运交通条件。《魏书·食货》对这一段历史有详细记载：“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1484，瀛州置灶452，幽州置灶180，青州置灶546，又于邯郸置灶4，计终岁合收盐297002斛（十斗为一斛）4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灶，古代盐场的别称。沧州盐业，古已有之。春秋时期管子“煮海为盐”以富国成就齐桓公的霸业时，主要在莱州湾一带进行开发，而早就在海边以鱼盐谋生的沧州先人不在开发之列，“北海之众无得聚佣而煮盐”（《管子》），是那时齐国针对沧州先人（所谓“北海之众”）制定的歧视性政策，你小打小闹煎盐自己食用可以，想雇佣他人规模开发经营盐业发家致富的，绝对禁止。其后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严格的盐业专卖，个别时期控制稍微松动、灵活一些，人们的日子好过点，但以开明态度允许进行产业性开发的事从来没有。可以说，东魏时的高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历史记载的沧州规模性盐业开发从他开始。正是由于沧州盐业的经济来源，给予东魏政权有力支撑，在和西魏的斗争中占据优势。高欢死后，其子高洋551年废东魏主建立北齐王朝，又是沧州盐业成为支持高欢后人帝业延续的经济保证。高欢此举，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沧州人及消费者来说都有好处，创造了多赢局面；同时，让成为食盐生产、加工、制作聚散地的沧州治城饶安经济繁荣，富甲一方，真是功德无量！沧州盐业资源的丰富也从此闻名天下。只是，世事难料，当时沧州盐业兴旺的局面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就陷入灭顶之灾。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个中原委，还要从当事人高欢说起。
当年高欢叱咤风云之时，凭借家乡沧州的盐业资源优势，“军国所资，得以周赡”，挟天子以令天下，同西魏政权展开争夺正统的殊死战斗，在战场上给杨忠家族造成人身伤害。到杨忠之子杨坚这一代，他已晋身北周政权成为柱国之臣，高欢家族的北齐王朝成为杨坚攻击的重点目标。也是高氏家族龙脉不兴，子孙失德寡助，到公元577年，被在战乱中脱颖而出的杨坚彻底消灭。让人不解的是，能够结束几百年南北朝分裂局面而即将统一全国的杨坚，堪称英明吧？但他在灭掉高欢家族后犹不能解心头之恨，把复仇怒火又烧到高欢家乡的沧州人身上。在还没有统一全国的586年，便迫不及待的“废沧州，置棣州于阳信，饶安、高城（今盐山县）、浮阳等属棣州”（《沧州市志·沿革》）。由此，足见完成统一大业的杨坚实际上是个心胸狭隘的皇帝，难怪创建的隋王朝帝国短祚，只存在二十几年就陷入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战乱之中，最后由李渊父子的唐王朝收拾残局，而杨坚父子轰轰烈烈一统天下建立起来的隋帝国轰然倒塌，落得和秦始皇一样的下场，二世而亡。天作孽，犹可逭；人作孽，不可活。当然，导致隋亡的直接原因是炀帝暴虐无道，但其父杨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处心积虑公报私仇的“废沧州”之举，逆天悖理，乱政虐民，给他儿子杨广做了一个糟糕的榜样，也对沧州的地方经济尤其盐业发展造成致命的摧残。所以，饶安，作为沧州建置以来第一个地方首府治城的历史非常短暂（公元517-586年），但由于自公元534年东魏政权规模盐业开发大面积铺开，依托白沟运河水网的运输便利，盐业经济繁荣奇迹般在沧州持续了数十年，使饶安成为北方独具特色、最有潜力、蓬勃发展的地方州城。
可是，隋文帝杨坚心血来潮“废沧州”的倒行逆施，断然终结了早期沧州的辉煌，粉碎了饶安城发展建设的梦想，造成隋末农民起义中沧州治城四次变迁，颠沛流离，厄运连连。
三、最该大书特书的是，盛唐时代沧州港城的创举和繁荣
大唐王朝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废墟上横空出世，唐太宗励精图治、开明治国，创造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唐皇对山东、河北尤其对曾为窦建德、刘黑闼、刘武周等起义队伍大本营的沧州一带更为重视——这里是隋末农民战争的重灾区，战后“臭秽盈路”，赤地千里，人烟稀少，百废待举，从此心比天高的唐太宗利用“天假暴隋，成我大利”（《汴河铭》）的大运河在沧州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惠民工程由此开端，以后成了气候，渐入佳境。
其中关键人物，“政绩最突出的，是贞观、永徽之际在沧州（治今沧县旧州）刺史任内的薛大鼎”（百科名片：《薛大鼎》）。他“永徽元年（650年）以功迁沧州刺史。无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属之（连接到）海，商贾流行，里（乡里）民歌曰：‘新沟通，舟楫利；属沧海，鱼盐至；昔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长芦、漳、衡三渠，水不为害。是时，郑德本在瀛洲、贾敦颐在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称‘鐺脚三刺史’”（《唐书·循吏传》）。
对此，当代的《百度百科》这样评价说：“无棣渠西起运河，贯沧州全境而东入海。经过薛大鼎和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无棣渠就修通了，这既大大减轻了水害，又灌溉了流域地区的田地。无棣渠开通后，东海的鱼盐之利得以转输沧州境内及其它地区。这样又大大繁荣了沧州地区的经济，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此后，薛大鼎又组织当地人民掘通了漳、衡、长芦三条河。漳河有浊漳、清漳之分：浊漳河发原于山西境内，出太行山流经河北平原，入沧州境内后，沿其北境人海。”
这样，唐代清池内陆港城的布局、架构基本成形。历中宗、睿宗，到一代英主唐玄宗一朝40多年惨淡经营，在贞观之治基础上再上层楼，开创了雍容大唐以“国家安定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对外开放、交通发达”为基本特征的开元盛世，独步天下（百度知道：《唐朝全盛时期》）。
在此期间，又有当朝一个水利传奇人物姜师度被派任沧州刺史，他“喜渠漕，必为后世利”，于“沧州东南浚二渠，一注屯氏一注漳河，并有浮水入沧，民赖其利”，收沧州港城建设总成之功，开沿海沧州有史以来有港城的历史，兴旺近半个多世纪；他因功加金紫光禄大夫、将作大匠，与当朝太史令、天文学家傅忠孝并誉：“傅忠孝两眼望天，姜师度一心穿地”（《唐书·循吏传》），传为美谈。
这样，沧州港内陆、海外航运皆通。对外，“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朝鲜古国名）、高句丽、百济（朝鲜古国名）、渤海国（唐代中国东北古国名）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影响”（《维基百科全书》），应该说，距离这些周边小国最近的沧州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如郭正忠曾撰文指出的：“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定，海港城市兴废繁衰较多。北宋时，山东半岛渤海湾北岸属辽，有航海之禁。盛唐主要海港登、莱二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今秦皇岛卢龙县）、都里镇（今旅顺口）诸地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由宋朝开始、后历朝加码的“海禁”政策，让沧州港城消失无踪，至清末终未得到恢复。
虽然那时还是人类航海运输的初期阶段，内陆港城清池进出的舟船载运量远不能和后世相比，但它确确实实创造了沧州城空前的历史繁荣：“唐后期，沧州城已发展成人口逾10万的北方重要海港城市（当时唐朝最盛时全国才八千万人）”（《沧州市志·叙志》），是其后由唐至清末历朝历代沧州城的人口之最。
第二节 郡城南皮和州城饶安的厄运
先说郡城南皮。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新朝，引发山东、湖北赤眉、绿林起义，接着河北一带的铜马军及数十支小股起义，河北成为内战蹂躏的战场，至今沧州地区仍有很多关于那次战乱的民间传说、故事。献县有“泥马头的传说”，说是一匹来去如风的战马在战场上救刘秀脱险，渡河之后发现是一堆泥，只剩下完整“泥马头”还在，才知是龙驹神马相救，据传现在献县还有龙驹和泥马头这两个村庄。刘秀后来当了皇帝，汉室中兴，是为东汉。“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因长期战乱，人口减少，合并郡县，勃海郡移治南皮，并改隶冀州刺史部”（《沧州市志·沿革》）。此时勃海郡辖域渐小，移治城到南皮后持续400余年。
东汉末，勃海郡归属幽州（今北京）管辖。董卓专权时期，曾任命出身名门的袁绍作勃海郡太守。后来，声讨董卓的河北各地州、郡联军推袁绍为盟主，但他犹豫不决指挥不力，却也让董卓迫于压力而挟少帝由洛阳迁都长安，从此，关东、河北地区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人向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冀州（邺城）、青州（今山东临淄北）、并州（今山西太原）、幽州大片土地的袁绍献策，迎立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霸业，袁绍不纳。而曹操却抓住机会，力排众议，于公元196年八月亲迎回到故都洛阳的汉献帝于许昌，建新都，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曹操挟天子自重，以皇统之名略取河南大片土地，周围割据势力也纷纷归附，很快，曹操的势力独大河南，成为一支能与勃海郡太守起家的袁绍一争天下的军事、政治力量。至此，根本没把曹操放在眼里的袁绍悔恨交加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暗中积极备战，寻找时机与曹操一决雌雄。
公元200年，稳操胜算的袁绍率十万大军南下，与曹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出战仅二万人，袁绍愈发得意。但在曹操奇袭、夜战等灵活战术的打击下，连连失利，先是损折大将，继而后方粮仓乌巢（今河南封丘西）被烧，又被曹军断绝粮道，军心摇动。曹军抓住有利战机，击溃袁军主力，大获全胜，袁绍只带八百亲兵仓皇逃回邺城大本营，于公元202年病死。这就是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此战让袁绍大伤元气，奠定曹操统一河北的基础。加之袁绍的儿子们发生内讧，更加快了曹操统一河北的步伐。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为此，曹操开凿河北运河——白沟。一期工程水流到达今沧州一带，为北伐做好了后勤准备。公元202年，袁绍之子袁谭、袁尚为争夺冀州而自相残杀，袁谭败走青州袁尚追杀不放。公元204年春，曹操乘机率军北伐冀州，袁尚回师相救被曹军打败，仓皇逃往幽州。同年冬，拿下冀州后曹操挥师东进青州，袁谭惶惶如惊弓之鸟，退守南皮城——他梦想其父曾任勃海郡太守的龙兴之地会给他带来好运，结果，南皮城破被俘，命丧黄泉。曹军由此向北展开白沟的二期工程——此前曹操开白沟只是北伐袁氏残余割据势力的一个大胆构想，其实是无法完全实施的。因为，白沟将要流经的河北中、北部大片土地，还大多在袁氏家族及其盟友掌握之下。到公元204年，看到袁氏骨肉相残消耗殆尽，曹操便当机立断剑指冀州。开战前，他首先拦截注入黄河的淇水，让其进入利用大禹治水时期的黄河故道开凿而成的白沟南端的起点，然后连结清河东北流，“自今河北威县……经清河、故城北、景县南，至东光西”（《辞海》），边放水，边进军，攻城略地和开凿白沟交织进行，真是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于是就有了曹军先后拿下冀州、青州、渤海郡的胜利成果。试想当年：战事从春末开始，即将进入丰水季节，清河、淇水滔滔而来，水势军威齐头并进，对被动挨打的一方来说一切都事出突然，该是多大的压力、惶惑啊！曹操用兵神奇，不愧一代英雄。就这样，冀州刺史袁尚逃走，放弃青州的袁谭在南皮被杀，周边远近二袁的残余势力吓破了胆，降的降、逃的逃，北伐取得第一阶段胜利，也给白沟二期工程展开扫清了障碍，使之顺着今沧州、青县、武清的黄河故道向津北进发，先后开凿平虏、泉州、新河三短渠，沟通滹沱河、泒水（今大清河）、白河、滦河等河流，白沟北延千余里，到达涿郡，战略物资和部队都顺利到位，大军压境，幽州刺史袁熙部将焦触、张南等叛袁，袁熙、袁尚惊恐万状，逃奔乌桓。曹操最后进军辽西，征服长期以来和袁氏家族沆瀣一气的乌桓部落；穷途末路的袁熙、袁尚仓皇亡命辽东太守公孙康麾下，却被公孙氏以二袁人头献给曹操，以表臣服。至此，曹操完满实现了统一北方的愿望。
曹操的北伐虽然在勃海郡进行战争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战争法则是胜者为王，勃海郡城破之日即易主之时，曹操盘点攻城略地的成果，重新划分建置以表示主人的威严：“划出河间国的束州、文安、东平舒（今大城）及勃海郡的章武县（治今黄骅常郭镇），置章武郡，治章武（一说治东平舒）”（《沧州市志·沿革》），勃海郡的辖县又减少了一个。时在公元204年，勃海郡复归平静。
再说沧州治城饶安。说到这个话题，得从北魏王朝开始。
南北朝时期，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氏割据中国北方，立国称王，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大同），建元称帝。公元439年消灭其他割据势力，统一北方，一家独大，开始与南朝对峙。公元493年，自大同迁都洛阳，入主中原，皇室改姓元，化夷入汉，鼓励族人与汉人通婚，野心勃勃、励精图治、欲图天下。“太和十年（487年）大分州郡，分勃海、章武二郡地置浮阳郡，治浮阳。置瀛洲，治赵都军城（今河间）。改‘勃海’为‘渤海’”（同上）；意思是“勃”字有“乖戾、勃谿、狂暴无常”之意，历史上的汉代不就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勃海郡乱”吗？
此后，中国多了一个汉字“渤”。
其实，用文字改革维护政局稳定并不灵光。28年后，到公元515年，渤海郡就爆发了震惊朝廷的农民暴动，比汉代“勃海郡乱”闹得更邪乎，史称“大乘起义”。《魏书·元遥传》有比较翔实的记载：“时冀州沙门（僧人）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聚众杀阜城县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吏萧宝寅遣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今河北枣强），伯驎战殁，凶众遂盛。诏以（元）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率骑追掩讨破，擒法庆及其妻尼（尼姑）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归伯，戮于都市。”看着好像是邪教组织的叛乱。《辞海》有“法庆起义”词条另有解释：“北魏冀州农民起义。当时统治阶级竭力提倡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当权僧人成为僧侣地主，广大农民和下层僧人受到寺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冀州（今河北冀县）僧人法庆以‘大乘教’组织农民，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延昌四年（515年）聚众起义，被推为首领，并以渤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有众五万余。起义军击杀阜城县令，破渤海郡，又在煮枣城击溃魏冀州刺史萧宝寅的军队。所过之处，焚寺院经像，杀僧侣地主。北魏派元遥率步骑十万疯狂镇压，法庆战败，被俘牺牲。大乘教的武装斗争转至瀛州，至熙平二年（517年）失败。”同一事件，两处记载，基本事实没有出入，只是后者把原因归结为宗教特权压迫，完全是“阶级斗争”那一套，难以服人。那么，冀州僧侣领导的起义为什么不在当地起事？却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发动？很简单，渤海郡民有积怨可以利用，容易煽动，如此而已。什么积怨呢？
北魏鲜卑贵族根本不了解汉族文化。公元487年“大分州郡”，升河间郡（国）为瀛州，而西汉初与其同时建置的渤海郡却遭拆分。这一升、一拆，对汉代同为封疆大郡的两个地方政府，实在有失公平；又改勃为渤，这分明是影射汉宣帝时的“渤海郡乱”，明显的有地域歧视之嫌，这两件事，正是北魏朝廷歧视渤海郡招致怨恨的根源。这不是笔者没有根据的揣测，后来作为大乘起义善后处理的举措而“补”建沧州，即是一个有力反证。《魏书·元洪超传》记载：“洪超颇有学涉。大乘贼乱之后，诏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还，上言：‘冀土宽广，界去州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宜分置一州，以镇遏海曲’。朝议从之。后，遂立沧州。”绥慰者，安抚、慰藉、善后也。《沧州市志》说的更透彻：“大乘农民起义严重影响了北魏在冀、瀛一带的统治，朝廷派黄门侍郎元洪超安抚冀州属地”，自然要到渤海郡来送糖果表示关怀。为何对叛乱发源之地还要安抚？朝廷知错了，认识到“地域歧视”的严重后果，所以与瀛州平等对待，恢复级别，朝议马上决定补建沧州：“领郡三：曰浮阳、曰乐陵、曰安德。”治城饶安（今盐山县千童镇），辖12县，州域沿海逶迤而南，“远及于山东北境（包括山东北部八县），盖沧州此时辖境最为宽广，南北袤延四五百里，较前之渤海（郡），殆远过之无不及也”（《沧县志·方舆》）。
时间是刚刚平定“大乘起义”的北魏熙平二年（517年）。
此举的同时，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北魏统治者迫不及待地讨好沧州的微妙心态。建置沧州当年，朝廷便拨款“在千童城（即治城饶安）建开化寺，寺内竖千童碑、置千童殿，以祭奠东去不归的亡灵”（张吉忠《大河文明的延伸》）。
北魏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痴迷虔信佛教的王朝，历代朝廷把耗费巨资建造佛教浮图寺院看成是对地方的最高奖赏。更为周到体贴的是，“寺内竖千童碑、置千童殿，以祭奠东去不归的亡灵”，恰恰挠到刚刚升级为沧州治城饶安人的痒处，效果奇佳。因为，饶安城秦汉时曾名千童城，是秦始皇遣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始发地、大本营，结果有去无回。所以后来就有了失去儿女亲人的人们定期祭奠的习俗；大祭还有“信子，俗称抬阁，最早出现于汉代。每逢甲子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办一次，信子高达12米”（同上），名为“信子节”，举办时从开化寺出发。北魏朝廷投其所好，让饶安人的思亲祭奠活动有了庄严肃穆的场所，何乐而不为？怨恨自然又稀释化解几分。
汉代渤海郡乱因龚遂的“剑犊之化”息干戈为玉帛，造福当地；“大分州郡”因地域歧视引发大乘起义城破殃民，所幸统治者改正错误补建沧州尚差强人意，给沧州带来半个多世纪的盐业经济繁荣。可惜沧州城命运多舛，随着隋文帝杨坚“废沧州”又厄运降临。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发生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沧州及周边的窦建德、刘黑闼、刘武周等高举义旗先后造反，沧州成为河北主要战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四迁州城百姓遭殃，苍凉凄惨之状历史没有详细记载，但有些枯燥的数字却透给我们一些惊人的信息。当时沧州十县共有122909户（据《隋书》）；到唐初普查地方户口，当时沧州有11县，降到20052户，人口95796人（据《旧唐书》），总户数不到隋代的六分之一，人数比隋代的户数还少。足见隋末农民战争对沧州的破坏有多大！最起码是高欢肇始的沧州盐业大规模产业开发的繁荣化为泡影，风光不再。
直到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将颠连漂泊近半个世纪的沧州治城迁回清池，此后一度成为盛唐北方主要海港城市，再创沧州治城的辉煌。“唐代沧州为横海雄郡，人口达10万以上”（《沧州市志·概述》）。五代十国、北宋时期的清池属边城之列，作为军事重镇得到充分重视。南宋时沧州属金，后属元，州城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但由于元代之前各个朝代的京城大都在中原，河北运河远离帝都，当地发展受到局限。只有元、明代建都北京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移，大运河成为帝国兴衰的大动脉，地近京畿的河北运河身价倍增，迁清池城到运河边，就成为当时沧州的一个急迫而又明智的选择。
第三节 一桩治城迁徙的历史遗案
行文到此，才开始进入正题。《运河与城市》，主要讨论位于今天沧州市的明、清两朝沧州城和运河休咎相关、荣衰与共的一段历史。前两节，简要交代此前从汉到唐宋时期几处沧州地方治城的大体遭际，到元末明初，远离运河的州城向位于运河边的长芦镇迁徙，才为沧州跨入18座大运河名城之列创造了条件，这一明智之举是沧州历史命运的转折点。
准确地说，汉代渤海郡城浮阳（距运河约30余里）、北魏沧州治城饶安（距运河约50余里）、唐宋沧州治城清池（即浮阳）都不是运河城市，充其量只能算是在运河流域。现在所说的18座运河名城，从北端的京、津、沧、德到南端的苏、嘉、杭州等，都是和京杭大运河零距离接触的码头城市。但当年的浮阳、清池、饶安也有它们得天独厚的优势，都是面河而居，浮阳、清池城南有浮水（古盘河、石碑河，今捷地减河），而饶安城紧靠无棣水，河宽水富，浩浩荡荡，若不然，秦始皇就不会选择此地建千童城，作为徐福东渡的大本营、始发地了。现在河已堙没，称无棣沟，作旱年存水、雨大时泄洪之用。两条河的上游与运河相接，下游为“逆河”。逆河者，《书·禹贡》：“禹导河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意思是指黄河九口入海处的一段河流，以迎受海潮而得名。这两条河都是大禹治水时九河故道，经历代开挖改造而成，时有海潮回流之便，所以盛唐时期的清池才有成为全国著名内陆港城的基本条件。
元代定都北京，大运河通航，同时开始实施海禁政策；明、清两朝变本加厉，海禁严厉到惨无人道、祸害民生的地步。清池城恢复港城经济的大海梦被彻底粉碎，提振沧州经济只有加入大运河经济带这唯一出路，别无他途。
古代先人们很聪明，早就看准这步好棋。元史记载，元代中期的公元1314年曾一度“徙沧州治城于长芦故城”，明史也有洪武皇帝公元1369年“迁沧州治於长芦”的记载。到清光绪年间，地方重编沧州志时，发现了前朝志书中存在的问题：元明两朝两次迁沧州治於长芦，间隔仅55年，却没有沧州治城回迁或他迁的任何记载，一座州城两次搬迁到同一个地方，自相矛盾，这怎么可能呢？
此后，从清末至民国直到今天，沧州多次编写志书，都在此问题上引经据典，多方考证，力图证明各自的观点，结果却莫衷一是，越搞越乱，到今天仍是一桩迷雾重重的历史遗案，让今天编写《沧州市志》的专家们大大为难。
说明、清沧州，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乎沧州未来发展和走向的重大抉择。到底是谁、何时完成了迁沧州治城于长芦这一历史性举措的呢？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历史故事，却翻来覆去纠缠不清，困扰几代沧州人，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呢？让我们钻进故纸堆中，循着史、志资料提供的历史线索，穿过时间隧道，到元末明初的沧州去做一次历史考察吧。
引起争议的问题史料有两条。
问题史料一：“延祐元年（1314年）五月，徙沧州治於长芦故城。元末仍还故治，盖因毛贵（元代农民起义军红巾军著名将领）陷长芦，故仍还故治也”（《沧县志·方舆志·沿革》）（“延祐元年五月徙沧州治于长芦镇”是引发争议的问题之一。这句话出自《元史·仁宗纪》，原书中并没有后面“元末仍还故治……”的说法，可以认定是后世志书编撰者所加，动机是调解争议的猜测和想象，实际效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问题史料二：“明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迁沧州治於长芦”（《沧县志·事实志·大事年表》）（《沧县志·沿革》说：“明史·地理志》、《明实录》又称‘明洪武二年五月，徙沧州治於长芦’”。其中“明洪武二年五月”和《沧县志·大事年表》中“六月”，同一志书自相矛盾，但还不是问题的主要关节点——州治两次迁长芦的中间，应有一次回迁或他迁才对，而史无记载，第二次迁长芦就成疑问。）
有关考证的历史资料，有二条。
考证资料一：“洪武二年迁沧州於长芦，而元史亦有延祐元年徙治长芦一语，两志相同，光绪稿疑有讹误。按：元史所称徙沧州治于长芦，系由清池徙也。顺帝十八年毛贵既陷长芦，则州治仍还故治，是徙而未徙也。明史称复徙沧州治于长芦，是直接元还故治而定，文气文理均甚明了，非讹误也”（《沧县志·沿革》）（光绪稿沧州志最早质疑。而后面的“按”，即考证，肯定元末“州治仍还故治”，明洪武二年迁沧州治於长芦是从清池到长芦就顺理成章，无可质疑了。但这个考证没有证据，只是继任沧州志修志者在光绪稿提出质疑之后的猜测和想象。如果元末“州治仍还故治”的史实真存在，光绪稿就不会“疑有讹误”了。连距明初时间近的多的光绪稿编者们都考证不清的事件，你没有证据就妄加猜断，太随便了。所以，笔者以为此考证不足为据。）
考证资料二：“两说判然不同，而（元、明）两史所书年月日皆凿然非诬。考顺帝至正十八年毛贵陷沧州遂据长芦镇，盖兼据河东西也，贵既据此，官吏复还旧治，此虽无明文，以两史互证可决其必然者也，《修城诸记》又有称洪武末、永乐初徙治者”（《沧县志·沿革》）（此考证提出两个问题：1、两条问题史料一出于《元史》一出于《明史》，哪个都不能轻视。2、毛贵占据了包括清池在内的整个沧州，怎么回得了旧治呢？可是“两史互证”应该回去，不回去怎会有第二次迁徙呢？考证者存疑。3、考证者对洪武二年迁沧州治提出质疑：“修城诸记又有称洪武末、永乐初徙治者”。）
笔者认为，考证者这些质疑有价值，对洪武二年迁沧州治的质疑提示更重要！
沧县志还有两条“城沧州”的史料，是筑清池城还是长芦州城？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弄清楚这两条史料对还原迁沧州州城的真相至关重要。
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城沧州”（《沧县志·大事年表》）
天顺年间的1461年，知州贾忠创建沧州城时，当朝首辅李贤为此撰写《创建沧州城池碑记》，开篇百余字感慨沧州无城，“兴念及此，宁不为之寒心哉！然则非有出众之才而能创建城池者”。此时离洪武年为时未远，又是当朝首辅，应该了解州情也不会妄言。时在长芦盐运司任职的马昂也说“吾州旧无城池”，更是靠谱。如果洪武年建筑的是长芦州城，不到百年时间州城坍塌毁弃也有遗址，怎么会踪迹皆无呢？一向主张“高打墙、广积粮”的朱元璋不会把州城修得那么稀松吧？李贤、马昂那样的高官，也不会那么孤陋寡闻。从长芦镇没有城池的事实和当朝首辅的碑文及沧州长芦盐运司高官的见闻，足以证明洪武年所建沧州城不在长芦，而是清池；若果然如此，正和下一条修建沧州城的史料相吻合，不再矛盾冲突、模糊不清。
二、“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都督徐凯城沧州”（同上）（单就这一史料而言，志书记载都承认修的是清池州城，记载翔实，没有疑问，也没争议，至今亦然。）
朱元璋驾崩后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燕王朱棣靖难兵起争夺天下，建文二年（1400年）兴师讨伐，“九月，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百度百科》）明代沧州城第一次毁于战争，都督徐凯率众修筑被毁的沧州城池。后“朱棣闻报南军北上，决定在敌军落脚未稳时，袭取沧州，再度南下。于是明令征辽东，暗中派人在直沽（今天津市中心位置）修建浮桥。十月廿五，从通州折向南，昼夜兼行，十月廿七到达沧州，守将徐凯尚在筑城中；燕军仅用两天就攻下沧州，徐凯等投降”《维基百科》。这里，“守将徐凯尚在筑城中”的记载和以上所引《沧县志》明代第二次“城沧州”的史实正相吻合。
如果这两次“城沧州”如上所言，都是修筑清池城，那么，肯定第一次修城之前的州治已从长芦迁回了清池。只是，是谁让回迁的？建文帝刚当皇帝就被迫打了三年仗，最后失踪下落不明，他没有时间和可能处理这件事，其他能办到的只有朱元璋。他在位31年，有足够的时间和权威可以办到。但史料分明写着的是：“洪武二年迁沧州治于长芦”，他怎么也不会刚迁走就又迁回吧？绝不可能干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他是大明朝开国之君，金口玉言。可是，如果以上两次筑城都发生在清池，元、明两朝迁沧州治于长芦的史实记载，必有一个是假的。那么，白纸黑字，赫然在目，怎么分辨？
用比较法择优汰劣，笔者倾向于元史对迁治沧州的记载属实。
因为，在沧县志记载两朝与沧州城迁徙的相关史料中，元史与沧州志书记载的相关史料较为契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比较靠谱。如：迁治长芦镇后，沧州负起了管护运河的职责，曾建议开辟郎儿口减水工程以保障运河航运。建议被都水监采纳，遣官到河间路会同沧州官方实地勘察，“遗文约会”，又与景州、吴桥县及当地驻军多方商议，于“泰定元年（1324年）九月浚郎儿口，督丁夫5898人赴工，于九月二十八日兴工，至十月二日工毕”（《沧县志·大事年表》）；“元泰定二年（1325年）设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辖利国、海丰等二十二盐场，从此长芦盐区开始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河北新闻网《关系国计民生的盐区：长芦盐运使司的创立》）。这些都说明，元代沧州治城迁运河边的长芦后，在运河管护和沧州盐业的发展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史的记载则不然，迁治城长芦的记载，和其他多条与此相关的史料相矛盾，前后不一，含糊不清之处甚多。提醒我们，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应集中全力对明史这条明洪武二年“迁沧州治於长芦”的史料进行全方位人肉搜索，还原事实真相。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思考，那么，光绪稿“疑有讹误”的问题就出在明洪武二年迁沧州治于长芦的史实上，它不应存在。若此条史实真没有，史志没记载，是否就没有这些麻烦，没有清末历次修志和民国《沧县志》的专家们的质疑、考证，也没有歧义纷纭，更没有现在编写出版《沧州市志》的斟酌再三，权宜处理？不，不对，麻烦照样有：既然洪武十三年和惠帝建文二年“城沧州”两次修筑的都是清池州城，这之前必然要有一次沧州城从长芦镇迁回清池故城的经历……，不然，第一次怎么可能到清池修城？可是，这期间的志书上没有任何迁沧州治回清池的蛛丝马迹，还是说不通。
笔者从陷入这桩历史遗案时起，就从两条问题史料入手进行辨析、梳理、牵藤扯蔓、振叶寻根，总是眼看就要拨云见日真相大白了，却又横生枝节，陷入新的矛盾和迷惑中。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难道洪武二年那次“迁沧州治于长芦”给闹拧了？十有八九。改朝换代的皇帝都喜欢否定前朝，你元朝把沧州治迁到长芦，是你定都燕京离不了漕运；我定都南京用不着它，给我回去！这符合朱元璋的性格。这个念头一闪，心中为之一亮，有点兴奋，相关信息一个个不请自来。
首先想到是，记得浏览过戴才《重修城池记》中，有和洪武二年迁沧州治的史料相左的说法，再行查阅，发现原话是“洪武末年，始迁于长芦镇”，洪武末，具体是哪一年？他没说。他是明嘉靖年间重臣，又是从小在沧州城长大的，应该很清楚，为什么这样模糊？是否事出有因？
其次想到的是查阅“铁钱库”词条时，《百度百科》有“明永乐二年州治迁至长芦，嗣后该城便成为历史上的古遗址保存至今”的表述，也和洪武二年迁沧州治的史料矛盾，不知其依据从何而来？
这让我想起了三年前看过市方志办一份《沧州市志·建置沿革》打印初稿，现仍保存，翻出查阅，是这样说的：“洪武二年（1369年），沧州治复还清池，永乐元年（1403年）又移至长芦。”这一惊非同小可：同为“洪武二年”，明史说是“迁沧州治於长芦”，打印初稿却是“沧州治复还清池”，满拧！再把“永乐元年”和戴才的“洪武末”放在一起比较，深入思考，大有玄机。现在我们知道，洪武和永乐这两帝之间隔着一个建文帝，在位三年。但在明代不能说，建文帝可是一个敏感词，在官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的戴才是心知肚明，永乐及以后至明末都不承认建文一朝曾经存在过！“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1399-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①建文的年号迟至公元1595年10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年以后的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由崧（1646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建文帝统治时期》。到了清乾隆帝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
这个弯子绕的实在太大了一点，但不这样卖力引证，今人对明代宫廷的吊诡和忌讳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体味戴才在《重修城池记》时，把“永乐元年”和“洪武末”合为一年看待的良苦用心。这一史料的发现和解读，证明市方志办打印稿“永乐元年（1403年）又移至长芦”的判断准确。
市方志办专家们都非常严谨，笔下的史实必有出处，不会敷衍。
如以此定论，这桩从光绪年间被提出的历史遗案就可以终结，困惑人们一百多年的迷雾就烟消云散，提交打印稿的作者们已经揭示了谜底。以这个思路继续追溯这一段历史，走进相关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揆情度理，明心见性，那么这三次沧州治城迁徙的时局、动机也会昭然明晰，跃然纸上，让历史鲜活生动起来。可惜，《沧州市志》出版时，删除了元史和明史中两位皇帝有关沧州治城迁徙的史实，把三次沧州治城的迁徙合而为一，归结为含混模糊的一句话：“明初从清池迁沧州治城于长芦”，减少了诸多麻烦，却失去了一次还原历史真相的机会。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厢情愿，还需要有力证据和解释，来彻底否定沧州志“明洪武二年五月，徙沧州治於长芦”的记载，这桩历史遗案才能划上圆满的句号。
换个思路，从语法修辞释义的角度试试。“於”是“于”的异体字。《辞海》中“于”字有多义：1、在；2、到、及于；3、给；4、对、对于；5、自、从……下从略。“迁沧州治於长芦”中的“於”字，按第2项所示“到、及于”的含义理解，是迁沧州治“到”长芦，或“及”长芦；如果采信第5项所示“自、从”的含义，这句话则为：迁沧州治“自”长芦，或“从”长芦。这个理解，正契合市方志办打印稿的判断。“迁沧州治於长芦”此语作为古文无可挑剔，但翻译成白话：“迁徙沧州治城自（或从）长芦”，总觉得别扭，不合语法似的？合不合，用古文的语法规则检验一下就知道了。“於长芦”是介宾结构短语，把“於长芦迁沧州治”句中的这个介宾结构短语后置，就成为“迁沧州治於长芦”——后者是前者的倒装句。“迁沧州治於长芦”这个倒装句的作用是通过颠倒原有语序把“迁沧州治”提到前面，强调其在这句话中的分量。了解了倒装句的句式规则，再把这个倒装句翻译成白话：“自（或从）长芦迁徙沧州治城”，读起来就不别扭了。
或有人质疑：元代“徙沧州治於长芦故城”和明代“迁沧州治於长芦”句式相同，如果以上述文字释义、语法分析衡量，岂不自相矛盾？这就是抬杠了。元代记述时世人皆知沧州治在清池，明代记述时世人皆知沧州治在长芦，迁徙的起、迄地点无须明示，无碍时人文字的达情、会意，也都不会误解，只是后来（大概从光绪稿？）在历次编写地方志书时妄加猜测，在错误判断的前提下随意加减，才越搞越糊涂，越弄越复杂乱乎起来。
古代汉语语法教学是从现代学校取代传统私塾、书院教育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过去的私塾、书院教学轻视理论，只凭所谓熟读、背诵经史子集圣贤之书“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悟”文章之道，根本不知道语法是个什么东西。古代称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可见书写艰难，更别说出版了，所以古汉语十分讲求“精炼”，追求以最少的字句表达最多的意思，这样，作者与受众之间发生“歧见”是常有的事，尤其年代久远的历史文献更是如此。我们今天遭遇的这桩历史遗案就是一例，古人一个倒装句把后人装进迷宫，以至造成从清代光绪时期发生质疑，后历经渲染、扩大、争议，迷惑至今。
通过考证、古文字释义、语法分析鉴定，真相大白，涉案的人物、史实各归其位，由此清晰看出每次迁城都事出有因，政治、经济形势和决策者的心理动机明确。可以说，元明所谓两条问题史料都没错，错的是后人的理解，诠释和随意加减、猜测和妄加判断。
那么，这一段历史真实、具体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大运河通航，为保证大都漕运、加强运河管护，元“延祐元年（1314年）五月，徙沧州治於长芦故城”《元史·仁宗纪》；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已没有了元代漕运北京的需要，河北运河的重要性、运河管护需求相对减弱；另外，元代沧州治迁长芦后数十年没建州城，是因为元朝统治时期的政策基本上禁止州、县建筑城池（史称“毁城时代”）；朱元璋不愧为开创明、清两朝“筑城时代”的帝王，一个没有城池的州城怎么能守地保民呢？所以“洪武二年（1369年），沧州治复还清池”（沧州市史志办《打印稿》）。不久，朝廷就决定对曾经宏伟的旧州城重行修建：“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城沧州”（《沧县志·大事年表》）。“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都督徐凯城沧州”以应对朱棣的靖难兵变，结果城毁人亡。朱棣靖难成功，登极伊始就谋划迁都北京、重启漕运，实施皇城守边战略，曾在元末对运河管护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沧州必不可少，治城回迁运河边势在必行，所以“永乐元年（1403年）又移至长芦”。当然，此举也不排除他潜意识里有因皇储继位问题对父皇心生怨恨的叛逆、报复心理——因而登极伊始，便立即回迁沧州治城到长芦。
这就是这桩历史遗案的真相。
围绕迁城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社会、时局和相关人物的历史、心理动因昭昭在目，情理之中。这样，地方志书中所有矛盾、模糊的史料便都顺理成章地得到合理解释，又都“证据链”般环环紧扣，确凿无误地坐实了这桩历史遗案。
第四节 天降大任于斯城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一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沧州城的兴衰存续，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从有建置以来，渤海郡治城成就了龚遂名垂青史的治绩，沧州治城饶安，提供了高欢沧州盐业的产业开发、创造历史辉煌的舞台，尤其是盛唐时期，造就了沧州重要海港城市的辉煌，充分证明古沧州这块沧海桑田式的冲积平原肥田沃壤，潜力无穷，更兼有从今天津至山东北部绵长逶迤数百公里（今沧州市为130公里）海岸线拥抱的广阔海疆，慷慨提供丰富的海产资源，实在是一片得天独厚、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但由于汉末、南北朝战乱频仍，经历了南皮郡城的颠连困厄，和隋代沧州被废及隋末农民起义战争造成了四次迁徙的磨难，加上从宋代开始就有了海禁，沧州地处北宋北部边疆，宋辽间渤海海域贸易禁绝，终结了濒海港城沧州的大海梦！
终于等来元朝建都北京、京杭大运河通航，初步显示出大运河经济的雏形，但海禁政策比宋代还紧，大海梦是破碎了。对沧州而言，这叫关上了一道门，打开一扇窗，伴水而生的沧州大地被纳入大运河经济带的范畴，透出一线光明。元代中期的公元1314年，朝廷眷顾沧州，迁州治于运河边的长芦镇，参加运河管护。应该说，此举是实现沧州融入大运河经济带，以复兴地方经济、文化的最好途径。只是元帝国寿命太短，总共不足百年，终元一朝，大运河经济没有太大起色。只有到了明、清，虽然海禁非常严酷，但运河经济却大尺度地向民间开放，大运河经济带的发展繁荣风生水起，风光无限，情况好像是隋唐大运河，前朝打基础，后朝成大利，成就了明、清两朝帝国之河五百年的历史辉煌。
地近京畿的河北运河两岸城镇的迅速发展更是前所未有，“沿运河的桑园、连镇、泊头、沧州、青县均是重要的商业城镇。沧州的食盐流通达到豫北及晋东广大地区”（《沧州市志·概述》）；“泊头东西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轮舶辐辏，阛阓填盈”（《南皮县志》）。这期间，作为津南鲁北南运河唯一州城的沧州，更是异峰突起，一枝独秀，迅速崛起，成为三千里运河沿岸历史名城，扬名天下。
可是，沧州差一点就错失良机。
元朝灭亡后，因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定都南京，河北运河到帝京漕运的重要性远不及南方，较元代大大降低，洪武二年，他便立即回迁沧州治到清池故城，大大弱化了沧州融入大运河经济带的实质性意义。这，难道又是冥冥上天对沧州的考验吗？
但，人算不如天算。
朱元璋死后，“靖难之役”起，燕王朱棣把朱元璋一手扶持起来，只在位三年的建文帝一脚踢下龙椅，自己登极做了皇帝，并立即谋划迁都北京，重启运河漕运，沧州城命运才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回黄转绿。
其实，沧州志书对永乐皇帝的记载和评价非常不堪，民间传说也和记载基本吻合，说是他发动的“靖难之役”（民间称为“燕王扫北”）有两次大规模战斗在沧州发生，他都获胜，摧毁了州城两次。第二次奇袭沧州俘虏沧州都督徐凯，降卒三千余人全部活埋，其余顽强抵抗的数万军民悉数杀戮，称“屠城之祸”。三年靖难之役“纵横河北数千里，杀戮几无孓遗，为前此未有之奇劫”，“沧州居民土著甚少，大抵皆外省迁至者”（《沧县志·大事年表》）。民间关于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说法，也与此大体吻合。
相比之下，明史书更为客观：朱棣“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所以“燕兵所过，各州、县义民目为叛逆，争抗拒之”，燕王的军队连受挫折，引起了燕王的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惨无人道地屠杀百姓，即所谓“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明通鉴》）。大唐李世民也是“玄武门之变”上台成为一代明君彪炳史册的，与此不同的只是他兄弟相残，少有殃及百姓。封建统治集团争夺权力本是人家的家事，并非外敌入侵，与百姓无关，你掺和什么？平民百姓你能了解内情、分清是非吗？当然，永乐是个有争议的皇帝，但事实、史实都证明，朱棣的治绩不在李世民之下，用“辉煌”形容毫不过分。权威的《辞海》对他这样评价：“永乐七年（1409年）派亦失哈等设奴尔干都司（都指挥使，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管辖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屡次出兵打击蒙古贵族势力。派郑和出使南洋等地，远至东非，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使解缙等编纂《永乐大典》，对保存文化典籍，有所贡献。”怎么样，形象还不够正面、高大吗？“靖难之役”后登极的永乐皇帝建元伊始，所做所为有五件大事关联沧州。
一、公元1403年迁沧州治城于长芦。
二、公元1411年“十月增置沧州同知、判官（知州副职）各一员，专理屯田”（《沧县志·大事年表》）。
三、永乐元年（1403年）决定提升他燕王封地、也是他发祥之地北平的地位，称为“北京”，为迁都铺垫（《明史》）。
四、公元1411年命工部尚书宋礼重开淤塞已久的会通河，重启运河漕运（《辞海》）。
五、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明史》）。五件事中，前两件提升沧州地位；后三件，在客观上，为沧州在其后的工作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都是他登极十几年内完成的，干净利落，如果失败，沧州就没有后来的幸运。
刘焘在明代《沧州志·原序》这样描述沧州：“春秋而下，地无常主；秦汉以来，称无定名。自我朝定鼎燕京，隶在邦畿之内……”，他把迁都北京对沧州的影响列在首位。《序》是为历史上沧州首次修志而写，作者明确而自豪地宣布：沧州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契机，是从永乐迁都北京，迁沧州治城至长芦“隶在邦畿之内”开始的，是天降大任于沧州城的序曲，永乐大帝为沧州扮演大运河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角色拉开大幕。
如果历史沿着朱元璋的既定方针滑行，经过他多年言传身教、悉心培养的建文帝能够善始善终，明朝的都城稳居南京，沧州治城仍在旧城清池……，那么，还会有后来运河历史名城的沧州吗？
社会、生活、历史，有时是要受偶然事件的左右和支配，改变方向的，这一时期，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宫廷政变之于沧州命运的转变，就是一例。
那么，历史何以独独选择沧州呢？
一、天时也。元代迁沧州治城于长芦镇55年。事实证明，元朝的这一举措是明智、有效的。地方史志记载，在运河管护、治理水患上，沧州人在关键时刻，能够站的出来，冲的上去（如上文所述疏浚“开辟郎儿口”就做的很漂亮），为历史档案详细记载，不然，沧州地方志书就不会有那么翔实的交代。这些前朝的史实为时不远，明成祖朱棣不会不知道，成功经验自然可以借鉴。当时，靖难之役刚刚结束，朝中的建文帝旧部要安抚，迁都北京的新皇城要开工建设，所有建材都要河运京师；更重要的是，京北大漠的蒙元残部时刻想死灰复燃，域外其它敌对势力也虎视眈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成祖“皇城守边”战略构想的实施迫在眉睫。
朱棣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行动，两次率师北征，屡建军功，在北方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在朱元璋的四个儿子中是最有战略眼光的。他公元1380年就藩，常驻北平，是明太祖朱元璋“诸王守边”战略的一环。但当了皇帝的朱棣把他父皇的想法再升一级：皇城守边。
秦汉以来，自两汉至唐宋，历代王朝定都中原，而中国历朝北边不靖，连强盛的汉、唐王朝都屡受骚扰，严重消耗了泱泱大国的财富，干扰迟滞了社会发展进程。到宋朝，辽、金、夏北疆为患，欲求偏安一隅而不得，最后亡灭，让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朱棣王藩北平，深知其地理位置优越，通漕后水运便利，左环渤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长城关口不下百十，此诸多地理条件便于控制北方和东北地区，维护全国的安定，无疑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上策。为实现他的这一战略，明成祖始终重视北方边储军备，在北部边防线陈兵数十万。他还先后五次率军北征蒙古，大败鞑靼、瓦剌、兀良哈，最后病死在北征途中，难能可贵。因此，后人称赞明成祖“六师屡出，漠北澄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史·成祖三》）。故终明之世，甚重北部边防，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镇（今辽宁北镇）、宣府镇（今宣化）、延绥镇（今陕西绥德）、大同镇（今山西大同）、宁夏镇（今银川）、甘肃镇（今甘肃张掖）、蓟州镇（今河北迁西县）、偏头镇（今山西偏关县）、固原镇（今宁夏固原），是为“九边”。九镇各有总兵官驻守，总理边务，由兵部统管（《明史·兵》），兵力最多时达80多万，马30多万匹。这样宏大的边防计划、规模，也需要海量的物资供应，运达前线，后勤供应和运输是其关键。
所有这一切的共同需要，都聚焦在确保大运河全线的安全畅通上，南运河段急需一个有一定级别、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地方政权，立即开赴运河边，开衙立署，升堂理事。
永乐迁都，北边不靖；皇城守边，天赐良机。——此谓之天时。
二、地利也。明初天津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只因朱棣“靖难之役”起于北平，公元1400年在南征途中沿北运河南下，在直沽——三岔河口一带涉水南渡，发兵诈计奇袭沧州获得成功。公元1404年，朱棣靖难功成，燕王成了明成祖，对功臣论功行赏，对有贡献的地方也进行奖掖，大肆神化：传说今天津旧城北门外的渡口曾立过“龙飞渡跸”的牌坊，为朱棣渡河之处。永乐初，成祖赐名渡河之地曰“天津”，意为天子渡口，上天所赐，故名（天津市博物馆《重修三官庙碑记》）。又在此地设立“天津卫”，为一级军事组织，编制5600人——天津地名始见于史册。一年内又增设天津左卫、右卫，三卫官兵达16800人，成为北方海、陆军事重镇，称“天津卫”；但他们是军队，驻军地点在南、北运河交接处，顾不了近千里运河的漕运和管护；北运河已有通州，南运河从天津到山东四百多里，沧州城若再迁长芦，就成为明代北京至山东的南运河边唯一一座像模像样的州城，又位置居中，便于南北兼顾，上下协调、沟通，舍“此”其谁？
更为重要的是，沧州东邻渤海，从春秋战国以来就以盛产鱼盐著称，东魏时期便有产业性开发，生产优质高产的沧州盐。唐、宋、元对沧州盐业非常重视，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开发利用，利国利民，发挥了作用。明成祖实施皇城守边需要大量物资储备，这些都离不开盐。明代实行“引岸制度”，朱元璋时代叫做“开中”，即粮草、军用物资等都是盐商按政府要求运到指定边防的粮仓，换取“盐引”（可以作货币使用的凭证），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整个环节，盐是关键目标，故称“盐引”。
明成祖实行实边、屯田制度，停止内地“开中法”，只许商人粮草输送北部边防“开中”，换取盐引。这样，有河北运河水运之便，渤海湾有盐场，大批商人涌向北方，大大充实了北边的军需储备。近水楼台先得月，沧州盐身价倍增，盐场产量翻番。沧州丰富的盐产资源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地利优势，一时间，沧州盐行天下，王朝的军国所需得到充实，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沧州地方盐业的迅猛发展，带来当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位置适当，盐产丰富，天成地利，无可替代。——此谓之地利。
三、人和也。沧州九河下梢，水汇之地，祖祖辈辈沧州人都和河、海打交道，治水经验丰富，业绩斐然，这样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有很多。“昔禹疏九河，则壤成赋，历代始有水利之可言。夫水何以利？所以固堤防、资灌溉也”（《沧县志·文献志》），这是对沧州先民早期原生态河、海经济时期朴素、单纯治水理念的描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时代前进，除了“资灌溉”之外，官方漕运、民间交通、贸易等功能的水利建设才逐渐提上日程。
沧州，从唐代开始有国家提倡、政府主导、民众参加的大规模地方水利建设，各朝代都出现了许多治水专家级能官干吏，传奇般为民间津津乐道，广为流传，杰出者写入正史：如唐高宗时“河北铛脚三刺史”之一的沧州刺史薛大鼎被当地民众歌咏称颂；唐玄宗时另一位沧州刺史姜师度在前朝基础上锦上添花，成就了盛唐时期沧州港城贸易的繁荣；宋代有以何承矩为代表的一批在沧州任职的官员，利用运河营造“河曲水寨”广开稻田、培育“国防林”，既限制、抗御外敌骑兵南侵，又发展生产大收林木、水稻、鱼虾、水产之利，富甲一方，传为佳话（这一话题后文《宋代沧州的“国防林”》另有详述）。
这些历史记载，明成祖肯定耳熟能详。
一将功成万骨枯。史书上帝王将相丰功伟业的华丽背后，都是由人民前赴后继的血肉之躯堆积而成。也正是一代代人在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的顽强奋斗，铸成沧州人的硬气和坚强。没有它们的舍生忘死、慷慨奉献，薛大鼎、何承矩们再多，也无济于事。明成祖很明白这个道理。从后来的事实看，说明朱棣的眼光不错。沧州治城迁至长芦以后，沧州人不辱使命，成功的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出色完成了朝廷赋予的历史使命，也给沧州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成为繁荣发达的码头城市。
东邻渤海，河海交接，环境严酷，强者生存。沧州，没有这一方水土先民坚强的团结奋斗，哪会有从汉、唐到宋、元贯穿两千年的历史绵延？——此谓之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风云际会；非常时刻，永乐元年，明成祖从清池迁沧州治城于长芦是历史必然。
天降大任于斯城，千真万确。
第五节 沧州：西枕运河“幞头城”
古代，“城”的主要功能是防御，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强化人居、市卖功能，城字之后就多了个“市”字，城市就不再是“堆土为墙”那么简单了——所谓土木工程不可擅动。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提倡和反对筑城的不同时代。
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夺取天下，建立明朝。他熟知筑城是抗御敌人、巩固王者统治的不二法门，作为开国之君的明太祖这种理念成为新朝“祖训”，被有明一朝的统治者代代传承，甚至影响到清朝也全盘接受，所以，明、清朝两朝就成了著名的“筑城时代”。“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
由此看来，属于北直隶的沧州，应属于后面“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的范畴。
在这第一个筑城高潮期里，明代沧州有两次筑城记录：一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城沧州；二是建文二年（1400年）九月都督徐凯城沧州（《沧县志·大事记》）。这两次筑沧州城的间隔很短，前后仅20年时间；前者是州治从长芦迁回清池后的旧城修复（元末州城迁长芦55年，明洪武二年“复还清池”）；后者是靖难之役中毁于战火，都督重新修城备战，不料城还没修成，就遭燕王朱棣奇袭，城破人亡。所以，严格说来，两次“城沧州”都非创建而是修复旧有清池城，说不上是明代第一个“筑城高潮”的成果。
朱棣拿下南京，靖难之役结束，建文帝的江山就归他的四叔所有，建元永乐，君临天下，永乐元年立即迁沧州治城到长芦镇。那里旧无城池，但不要紧，又不是元朝那样的毁城时代，迁长芦50多年不许建一座州城！现在是大明朝第一个筑城高潮期，天降大任于斯城，圣眷正隆，深孚众望，在新州治长芦创建沧州城顺理成章。可是，直到公元1424年朱棣辞世，20余年时间，在这个号称筑城时代的明代第一个高潮期里，还是没有建起一座沧州城！
原因何在呢？
大而言之，明成祖准备迁都北京，仅创建宏大、壮丽的北京城，其规模、物料、人工、资金的耗费就足以雄冠整个明清筑城时代了，州县城的创建哪还顾得过来呢？此其一。
二是唐代长芦为沧州属县。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废长芦县并入清池县，改为长芦镇。明以前沧州都是土城，四五百年的县城早成平地了。所以元代迁沧州治于此半个多世纪，因“元代是一个基本上可视作毁城的时代”（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自然不会违禁建筑州城，直到洪武年迁回清池，此处仍是一个没有城池的沧州治城。明成祖登极伊始便再次迁到长芦，创建州城的机会降临。“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大部分府、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同上）。但明成祖为什么没有在明代第一个筑城高潮期内建起非常需要城池的沧州城呢？没有记载，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审时度势、揆情度理替朱棣辩解，也许是经过四年破坏十分惨烈的靖难之役，风云初霁，百废待兴，成祖面临南京建文帝残余势力的巨大压力，忙于创建北京城及部署京北九边防务，落实皇城守边的战略构想，加上御驾亲征的五次北伐开疆扩土，这要耗费皇帝多少精力，集中多少物力、人力啊！相比小小的沧州城，这才是王朝的先务之急啊！后来经过近20年的努力，紫禁城辉煌面世，京城也基本落成，正式迁都北京；嗣后四次北征连续告捷，疆土扩大，北边趋于稳定，动荡局面结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谁知世事难料，就在迁都北京的第四年，明成祖竟病死在在第五次北征（1422年）归途的榆木川（即乌珠穆沁部东南一带），时年六十四岁！若不是发生这个意外，再给武功征伐大体完成的明成祖几年“文治”的时间，沧州城的创建就不成问题了吧？
明成祖执政的二十余年，基本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大运河通航，迁都北京，五次亲征，疆域向北扩展千百里，皇城守边的趋势向好，内外安定，国泰民安，一个太平盛世的局面架构成型。而沧州城，却错失明代筑城高潮的第一波。其后经过宣德、正统、景泰三朝皇帝，都短寿，在位最长的十四年最短的景泰才七年，很难有什么大作为；但他们也很幸运，摊上成祖这位虽然有些残暴却仍算得上雄才大略有作为的先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让皇子皇孙们继续在历史铺就的轨道上滑行。
到天顺年间，大运河这条长1794公里的水运交通大动脉日夜畅流，达到明代漕运最繁忙、南北人流物流的盛期，运河经济的发展水涨船高长久不衰，使帝国的国库日逐充盈。“运船之数，永乐到景泰（1411-1456年）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1457-1464年）以后，定船11770，官军12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宏治）时限10石，神宗（万历）时限60石”（《明史·食货》）。这些历史记载的都是官漕数字，不包括民间商船。虽然朱元璋严厉的“海禁”照样实行，但内循环的大运河经济受到鼓励，政策变得灵活而又富有弹性，免税登船的土特产、商品数量限制越来越宽松。大运河官办漕运兴旺，对民间也实行大幅度的开放政策，给运河经济带注入新的活力，运河两岸的地方经济发展迅速活跃，沿途各码头、驿站独占先机，民间舟船迅速增加。史志没有民船数目的准确统计，数量难于估计，但肯定比官船数量多，谁会放着河水不走船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官方和民间工商、贸易的发展繁荣。试想当年，大运河每公里水面上就有数十只官、私船舶帆篷往来，该是怎样热火繁忙的景象啊！经济向好，国库充盈，迎来了前文引用《城墙内的城市》所云的明代筑城的第二个高潮：“景泰至万历初年（1450-1573年）的一百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
沧州城就是在这个“百余年”高潮开始的第十一个年头创建的。按照该作者“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的观点，沧州的地位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且不说自汉高祖建置渤海郡以来的悠长历史，也不说明代沧州京畿重地水路要津的地理位置，单从明初沧州盐业开发的迅速、兴盛来看，创建城池已经是沧州的当务之急。此时沧州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地位已非昔比！让河间长芦盐运司使这样一个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大国企衙门，仍在没有城池安全保障的环境办理公务，实在说不过去。按现在的话说是硬件环境跟不上，成为障碍发展的瓶颈，此时，创建沧州城就顺理成章。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明天顺二年（1458年），沧州来了一位名叫贾忠的知州，他下车伊始“首以城池为念，已而举政民安，乃以状闻。”是说，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跑遍州治所在的长芦镇实地勘察，调研，就创建州城的现实需求、舆情、民意等形成文字报告，逐级上呈。史志称，此前的州官们也有不少人动过这个念头，也许是当时的时机不对，处在明代两个筑城高潮的低谷？所以，“大抵因循度日，有故即去”，没有取得成功。而贾忠任沧州知州时，恰恰是明代筑城第二个高潮的开始，所以他很幸运，呈文到达朝廷，“诏可其奏”，大功告成，国库的经费也批下来了。贾忠“遂相度州治东北隙地，规划布置，悉得其宜，乃卜日就工，人皆乐于效力，刻期不爽。城广二丈五尺，高三丈二尺，壕阔四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楼堞轩敞，门洞坚厚，周围八里，一时完美。于是移州治于城中，迁社坛于城北，移义仓于坤隅，开通衢于四向。财则出于官帑，役则借于递夫，设法措置，初不科扰于民，肇工于天顺五年（1461年）八月丁酉，落成于天顺六年十月辛亥。用虽广而不知其费，力虽多而人不知其劳。至于增修学舍，重饰公馆，而川泽沟洫桥梁道路之类，莫不毕举，伟哉！贾侯之用心也，其有功于是州大矣”（天顺朝首辅李贤：《沧县志·创建沧州城池碑记》）。一座州人向往已久的沧州城，只用了一年零俩月时间，西枕运河沧州城，就在运河东岸拔地而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上段引文有几处语焉不详，需要解释和补充：
一、州城创建是朝廷批准的，所以建城经费由国库支付，而人工是比照明朝盛行的“递夫役”（驿递政策）。即“佥发夫役”，说白了就是无偿摊派，让当地百姓轮流服劳役。
二、城建在运河边，不是规则的正方形，平面图的形状像一顶乌纱帽，民间俗称“幞头城”，因为它缺了一个西南角。其实，中国的城池建筑周朝就有规制，上至帝都下至州、县一般都是方形，即便由于地形限制不是正方也大体差不多，很少像沧州城这样缺一个角的，所以民间出现“官帽形”的猜测和传说。事实上，州城创建者贾忠作施工规划时必定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可能和文庙有关，在以下的文庙专题中再做详细探讨。
三、此前的沧州地方治城都是土城，新建沧州城“外瓷砖石”，上有坚墙高耸，下有护城河环流，防御功能完备；加上砖石结构的墙体整齐规范、挺拔陡峻，其上垛堞林立、棱角分明，都是此前郡城、州城堆土围城的臃肿无法企及的。实用上的坚固、有效，视觉上的宏伟和壮观，更是今非昔比，有如天壤。
四、防御功能之外，州城建设开始注重生活、文化、教育等公共设施的完善，有些与州城建设同步，这也是过去的州城没有过的。州治命名“沧州”，城名和州名统一称呼，亦为首次。
五、州城西枕运河，既方便市民生活用水，又利漕运，城西门外码头鳞次栉比，方便装卸货物和设市交易，有益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是州城创建者极具经济战略眼光的设计。
知州贾忠因创建沧州城而政声鹊起，任满后升任河间知府；一百年后的万历13年，入沧州名宦祠，配享孔庙至清末。
第六节 沧州城的九次重修
沧州九河下梢，冲积平原，濒临大海，地势低洼，土地的盐碱度当然比较高，志书称远古时期为“斥卤不毛之地”。从大禹治水“北播九河”中一个“播”字，就微妙传神的描绘出那时这一方水土的原始荒凉！播，动词，在这里是撒手不管，任由它去。从中原导水东流，因势利便，从人口众多的中原一路下来，凡有人居处都是小心翼翼，凿龙门、拓峡口，使大水归河，不害于民；当到达河北平原近海处再无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便松一口气，任水自流入海，北播九河——放任大河（黄河）之水自流成河，这就是黄河“九口入海”的缘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的改良、开发，这一带的土质才逐渐变化，但也说不上处处沃土。更重要的是海拔高度低，地下水位高，海潮侵袭，对建筑物的腐蚀就相当厉害；特别是战乱的毁坏，汉代的浮阳、北魏的饶安城就不要说了，就连唐、宋时清池城的建筑物，到明代也踪迹皆无，遑论土城？即使是明代及以后建筑的沧州城和其他建筑物，虽已升级为砖石结构，也比别处寿命短，这就加大了维修成本。“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瓷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这些观点，大致符合沧州城历代维修的情况。
志书记载，公元1461年知州贾忠创建的沧州城，到清末五百年间，两朝共重修九次：明代三次，清代六次。
按时间顺序排列，明代三次的顺序是：
一、嘉靖四十年（1561年）“知州贾希周重修”。沧县志戴才执笔的《重修城池记》里有详细的记载：“南城垣计修1355丈，垛口计修2166面；新其五门，东曰‘镇海’，西曰‘望瀛’，北曰‘拱极’，南曰‘阜民’，小南门曰‘迎薰’。费用计740两有奇。敝者新，颓者起，倾塌者立之，俨如翼如，坚如磐石”。至此，五门始有官方命名的名称，观赡益形雄伟。这次重修的经费是由知州拜托河间府知府、巡盐监察御史等官员共同筹措的。
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州卢廷选修葺”。沧县志刘生中执笔的《重修城池记》记载的这次修葺，共加深了护城河、修复坍塌的城墙各1200余丈，城墙上下瓷以砖瓦，修葺、增修四座城楼、两座角楼、三十间望廬，五座护城河桥，加强防御、瞭望功能。经费来源，报上级批准，动用按院赎锾（犯人赎罪钱）若干和盐院收没的盐引、余夫银若干，外加当地社会贤达、富豪捐资及民间的捐献。驻军出工，节省了工时费。
三、崇祯六年（1633年，沧县志“大事记”中的这次重修是崇祯九年）“知州吴襄修”。这次是为对付李自成起义渐成气候、酝酿北伐的威胁，沧州做为京津南大门的重要军事要塞，奉命修城。这次重修在城上建立27座炮台，州城第一次有了火炮防御。但李自成没有来，却挡不住北面的清兵，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年底来的，可能人数不多，志书只“清兵至沧州”五字一笔带过，没有对地方实质性伤害的记录。第二年就不同了：“正月清兵至沧州。清兵踞宣化（城内宣化坊）日久。元夜，沧州盛张灯火。夜四鼓，突然而至，财物子女掳掠一空，并杀人无数”（《沧县志·大事记》）。不知道清兵为什么原来在城里好好的，“日久”没动杀机，却偏偏在欢乐融融的元宵之夜突然掳掠杀人，作恶作孽？
明代的三次重修的前两次正在沧州经济、文化繁荣、上升的盛期，从工程的铺张，可推想花钱的大方慷慨。
清代的六次修城，志书只计次数，多数没有详细具体内容记载，和明代的三次大不相同。次序是：
一、乾隆七年（1742年），“原任贵州巡抚元展成，奏允修理沧城”。
二、乾隆九年（1744年），“重修土城”。
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知州赵士杰重修，外砖内土，势像幞头”。
乾隆年间这三次，可能是经康乾盛世，承平日久，战备不修，上下松懈，有违“筑城时代”的常规，沧州城已显露破败气象，以至“乾隆九年”重修土城“似乎倒退至贾忠创建州城之前堆土围城的时代；第二次维修过了30年的乾隆三十九年第三次维修，才”外砖内土，势像幞头，恢复了州城创建时的模样。
四、同治七年（1868年），“修筑土圩，南北两方，均资保障”。这次重修是州城第一次被毁后充满悲情和无奈的重建，需要追述一下。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祥率所部北伐，九月“至捷地镇，德成（沧州城守尉）和沈如潮（知州）率满、汉兵勇迎敌于城南五里之红孩口，官军奋勇无前，杀敌甚众，已而火药车自焚，敌后队大至，官军寡不敌众，退保城池，敌悉众薄城，日晡焚迎薰门入，德成巷战落水死，沈如潮被执不屈死。一时官绅士庶遇害者万余人”（《沧县志·事实志》）。
大概是德成、沈如潮主动出击的气势激怒了在南方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太平军，所以取胜后焚迎薰门杀入城中激情报复？据说德成之死是因巷战中坐骑被刺伤倒地落水，地点在闻远楼（钟鼓楼）旁水塘（今之荷花池）中；报复还伤及无辜百姓和官方建筑，明代创建、两朝多次增修的州署被付之一炬，损毁严重，后官员属吏只好暂借附近民居办理公务。两年后的正月，林凤祥部北伐失利，由天津回师南逃，被官军围困在东光连镇，多人被俘，林凤祥解至北京，师帅杨文清、军师杨吉金、将军汪一中，总制江玉遵、萧在人、李开兰、吉金祥等共34人被解送到此前受害严重的沧州，在两年前两军交战的红孩口血祭殉难者。史称这次变乱为“癸丑之变”。
显然，因为清代中前期城防不修，一旦战事来临，知州、城尉放弃守城卫民之责在先，轻敌冒然出战在后，以至双双殒命，累及州人万民死难。“同治元年十月，《沧城殉难录》成。咸丰癸丑之变，沧城官绅士女殉难者万余人，经邑人叶圭书、王国均、于光褒等搜集编录成书，以垂久远”（同上）。看来，此事不虚，殉难的知州、城尉英勇可嘉，而守卫之责有亏，实在可惜，更值得哀挽的是州城万余名无辜死难平民！“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流贼千余人扰城南七里淀等庄，沧州戒严”（同上），天下大乱的严重局势再次降临，加强城防的现实需要摆在面前。
这就是同治七年对州城进行第四次维修的背景由来。“癸丑之变”，太平军入城焚毁州衙，城池只烧了小南门，其他破坏没有记载。这次维修接受教训，以增强军事防御为主，在州城南、北城门外修土圩，便于隐蔽、观察和防御作战，土圩和后面的州城形成双层御敌堡垒。这样，州城东有水塘、西有运河，天然屏障，加上南北土圩工事，易守难攻。这一防御措施确实很成功，收到守城、卫民的效果。驻军对小股盗匪出而剿之：“三月获枭匪三十余人”；有起义大部队来攻城就死守：张总愚率领捻军七万人到沧州，“记名提督刘景芳率练军婴城固守”，捻军从城东观察发现准备充足，城内虚实不辨，不敢妄动，便放弃攻城北进天津。后来还有铭军、乐军换防沧州，都凭借这些防御工事捕获、剿灭了几股地方土匪，保卫了沧州城及周边安全，工事起到作用。
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知州商作霖修理。城外筑土圩三面，又将城垣修补。”
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国内农民起义的烈火刚刚扑灭，1894年7月爆发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此后义和拳起，导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八月攻入京师，光绪和慈禧逃往西安，全权大臣向联军乞和，史称“辛丑之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的内乱又招来了外部威胁，形势严峻。
大运河流域东临大海，交通便捷，是西方列强利益相关城市和地区的集中所在，作为津南鲁北大码头的沧州不能幸免。据此，比起前一次城池维修，多了一条土圩，加上修补城垣，防御为主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后，地方驻军凭借州城的防卫设施维持秩序，在调处解决当地外国传教士和义和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沧县山呼庄义和拳首王之臣挟众乱法，企图进城捉杀城内的英国传教士，因驻军守备严密不能得逞。后来，为避免外交事端，地方驻军奉命将其秘密护送归国，即使王之臣率万余武装拳民要挟也未能阻挡住。这件事，就是拿到今天评判，无疑也是一件功德之事。当时沧州有英国福音堂、法国天主教堂，在“辛丑之变”的战乱中，没有发生一件流血教案。所以，联军战胜清军后所到之处，凡有义和拳屠杀外国人、传教士及教民等所谓“教案”的地方，都遭到血腥的清算和报复；即使后来“和议”成功，甚至在两年后的地方科举考试中都遭“禁设考场”的处罚。阿弥陀佛，这些情况在沧州都没有发生，平民百姓躲过一劫，地方政府和驻军功不可没，州城加强防御功能的重修也起到了作用。
志载，联军进京当年的十月五日，德军33名骑兵沿运河南下来到沧州。此时北京群龙无首，传来的唯一指令是正和洋人和谈，不准地方驻军和联军对抗，唯恐影响和谈气氛，这让地方官员和驻军左右为难。驻沧州乐军统领、贵州提督梅东益会同州城义民陈其濬截迎德军于城北的水月寺，犒以酒食，言语斡旋，酒足饭饱后离去，没有进城骚扰百姓；十二日又有六个骑马的探子在南门外窥视而去，乐军见大事不妙，全部出境南避，知州逃走，城内居民老幼到乡下避难。果然，第二天德军骑兵数百、步兵数千人蜂拥进城。翌日，在东门外集中引爆了乐军库存城中的全部火药、军械，全城逐户骚扰，索要饮食军需。万般无奈之际，州人陈其濬、刘元喜、张福田等组成“支应局”筹措供给，维持秩序，到二十一日才离开州城。来来往往这样的情况又发生过七次，直到第二年北京和联军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才安定下来（《沧县志·事实志》）。
第四、第五两次修城都是备战，经过“癸丑之变”后的亡羊补牢，晚是晚了点，却是相当有效。但读来一点也没有爽的感觉，倒是让我们这些沧州后人心中不免隐隐的哀伤和沉痛！
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州赵惟庆修，南北二门各建城楼，以复旧观。”
大概，从“癸丑之变”到“辛丑之变”，再到《辛丑条约》的签署，是继《马关条约》之后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出世，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被迫彻底敞开国门，生死存亡的时刻就要到了。但官员们想不了这么多，历尽艰险，好不容易熬到达成和议，他们想到的是天朝的脸面，要做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期望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大业中兴，好继续他们君臣共治的美梦。但事实上，天朝腐败，一个地方的城池恢复旧观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沧州城经过这最后一次修复之后，仅过五年，就改朝换代，中华民国了！
盘点明清两朝沧州城的九次重修，审视每次修缮的时代背景、增修设施、视觉效果，及其在当时的历史风云变幻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连缀起来，俨然一幅中国明、清社会治乱的画卷，又如一部展现两朝历史的《资治通鉴》，开人眼界，给人启迪，发人深思。（以上六次城池重建、维修的资料、数据均来自《沧县志·方舆志·城池表》）
沧州古城，带着它从创建到没落四百多年沧桑岁月的印记，走进一个新的时代。
第七节 州城的权力机构
古代中国城市的布局、规制，要求非常严格：“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考工记》）。这是春秋时期诸侯王“国”都城的规制，秦汉之后历代都城大都按照这个模式建筑。郡、府、州、县也依据这个模式，但城圈大小、城门多少要分级别，通四个方向的道路与城门要对应成线，不能乱来；宗庙就不需要了，社坛必须有，这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是农业社会的根基，要定时祭祀；最高权力机构的署衙，必须建在城的正中，表示尊贵和权威。不同的城市级别和特殊需要，地方政府所属的其他权力机构、衙门及军事机构的营房建筑，要在城内适当的位置，众星捧月，拱卫北斗，以最高权力机构的署衙为中心，强化、发挥其城市的统治、管理功能。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独有的特色，别无分店。
以传统的标准衡量，明代创建的沧州城基本符合规制。沧州城周长八里（古城圈：大体就是从今沧州市维明路东段和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向西，到水月寺大街南折至文庙后街东行，至今华莎商场南折至解放路（此即所谓当年的“幞头弯”，沧州城所缺的西南角之所在），再东行至建设大街往北至维明路，这就是当年的古城圈了——而这一圈马路，是公元1947年拆城墙、填护城河自然形成的街路，现在可称之为“一环路”。每个拆除城墙的城市大抵都有这样的一环路，北京环绕紫禁城的一环也是这样形成的。
州署衙门坐落在城中心十字街东西路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沧州武术院、现在鸿信宾馆占据的正是署衙的中心位置，而联通大厦居于原署衙大门右侧），民间称为“老州衙”。署前偏右的十字大街（今新华路和南北大街交叉处）通衢四向，分别向东、西、南、北延伸到四个城门。北门在今市医院西侧前十字路口中心位置，西门在今华北商厦西侧前十字路口中心位置，南门在今南北大街和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中心位置，东门大体在今建设大街南行至浮阳大酒店和东体育场之间路段——因当年今浮阳大酒店以东是水坑，署前街（即今新华路）到此不能直线“通衢”东大门了（不能出门就是水坑呀），只得南折至坑的南沿旱地儿，再建东门通行。沧州城西南角凹进处开有一个便门，称小南门儿，其大体位置在今文庙后街（金街）原沧百商场北门的位置。州城内地下水咸，大都饮用运河水，开门早，关的晚，小南门儿就成了方便人们取水的通道。社坛在城北部。这样，城内外古制规范的硬件要求大体都齐备，沧州城创建就算完成了，官员最先搬进州署办理公事，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公共设施和居民、商家也随着陆续筹建、乔迁进城，暂且不表。下面我们先就现有资料条分缕析，把明清两代沧州古城权力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兴废及重修、演变，做一个大略的回顾。
州城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州署。《创建沧州城池碑记》说州城“一时完美，于是移州治于城中，迁社坛于城北，移义仓于坤隅，开通衢于四向”；可见，州署是随同公元1461年贾忠创建沧州城同步建成的，这样，城市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官知州可以升堂理事了。州衙最早的建筑布局、主要及附属建筑物等已无法考证，以后的变化也只能从史志书的文字记载去揣摩。但民国《沧县志》有一张沧县县政府平面图，绘制很清晰、细致，从前方看起，署衙最前面临街有映壁，映壁后是大门，进大门有三进院：第一进左为监狱，右是电话局和官产处，后为仪门；过仪门为第二进院，左右两厢都是署衙下属职能机构的办公房；再后，中为大堂，大堂后是亲民堂，亲民堂后是上房，三者既独立，又有穿堂门相连接，两侧还有会议厅，法庭，东、西厢房，收发、传达室，团丁、队长室等，烘云托月，紧密维护，是州衙中最尊贵的长官——知州大人办公、判案、会客、议事的所在。州署的三进院子中间都是天井，唯独此第三进院的两堂（大堂，亲民堂）、一房（上房），居于署衙正中，顶天立地，唯我独尊，替代其它两进院落天井，看来这才是州城的心脏，是城内居民翘首仰望，吏目、师爷、捕快、皂隶、轿夫们随时小心伺候的州署大院最高权力中心。其后的第三进院，是后院，院后坐底居中的是补山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沧州市委组织部的办公楼，笔者供职的市文联也曾在此楼西面另一栋小楼中蜗居数年。
公元1911年，大清王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州署衙门成为民国政府的县衙；共和国建立后，又曾是县、市政府机关的办公地点；老州衙从明代面世五百年，最悲催的变故是清代咸丰年间的“癸丑之变”，历尽沧桑，现已面目全非。但多年的演变，通过志书尘封的文字，还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署衙初建至清末民初，曾经过九次重修、增建和重建，明代四次，清代五次，使衙署日趋恢弘、壮丽、威严和完善。有的记载只是说明年代和承办者，没有具体内容。有增建、重建具体内容的，笔者必详细记述。
明代四次：
一、正德十四年（1519年），知州邵纪重修。
二、嘉靖十三年（1534年），知州吴成礼“修大堂三楹，额曰‘法龚’”。这个匾额悬挂大堂之上，是沧州最高领导自勉并勉励地方官员向先贤学习的高调表态。龚遂这位在孔庙先贤祠供奉的前汉二千石高官、渤海郡太守，是沧州的骄傲，更是后世沧州为政者的榜样，这匾额挂的不错。
三、隆庆二年（1568年），知州阮自嵩“建庫楼在左，赞政厅在右”（民国时“废”）。
四、万历十四年（1586年），知州张与行“重修寅宾馆，在大门内迤东，龙亭库在土地祠迤东”（民国时“废”），看来，署衙里有座土地祠。
清代五次：
一、雍正十一年（1733年），知州董思任“重修仪门三楹”。此即前文所述第一进院的仪门，这大概是当地官员为朝廷雍正三年曾一度升沧州为直隶州的纪念吧？纯是一项壮门面观瞻的面子工程，给州署衙门平添几分威严。
二、乾隆四年（1739年），兴工三次：1、“知州陆福宜重修二堂三堂”；2、“知州李向荣建听堂楼在三堂左”（民国时“废”）；3、“知州李梦熊建续苏亭在关帝庙左”（民国时“废”）。从记载情况看，似是兴工三次年内完成，但以下分述又说是三位知州分别所为，所建工程又各不相干，疑有误。查沧县志“职官表”，陆福宜为乾隆三年任知州，乾隆五年沈树楣、同年刘慰祖、六年傅詠继任，并没有前两项所列“知州李向荣和知州李梦熊”二人大名，终乾隆一朝的24位沧州知州也没有两人在列。可见本条记述志书有误，是《沧县志》自相矛盾又一事例，有待博雅君子的考证释疑。
三、乾隆七年（1742年），“知州徐时作重修，东、西分列六房，又添建新房，东、西各一”。这是乾隆年间四次工程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最体面、功能最为完善。也许这是州署形成三进院格局的开端？可惜，经嘉庆、道光两朝至于咸丰三年癸丑之变，太平军北伐攻陷沧州城，给州衙造成巨大破坏，以至租赁民房办公。
四、同治八年（1869年）“知州项桂轮加修”。这次是在“癸丑之变”州城罹难署衙被毁第十六年进行的首次维修，因为时未远，时局动乱，只是理残补缺，以改变租赁民房办公的尴尬局面。
五、光绪十五年（1889年），“知州袁遂重建如旧，监狱在大门内西南隅”，是明、清两朝九次重修中最大的一次。
当时，正值清廷的心腹大患的太平军、捻军相继被剿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大事尚未到来之际，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毁于“癸丑之变”的老州衙虽经过同治年间的“加修”，暂时解决了租赁民房办公的尴尬，但也只是维持而已。所以，这次的“重建如旧”标准较高，不是在同治朝州加修的基础上施工，而是重建，恢复罹难之前州城署衙全盛时期风貌。对此，《沧县志·事实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咸丰癸丑之变，州署烧毁无存，借住民宅三十余年。至斯，知州袁遂倡捐重修，终岁告成。”这一次的重建，一如创建，所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笔者猜想，和22年后中华民国接手署衙时的格局大致不差。也正是这一次的整体重建，让民国时期的州人们有幸目睹清代盛期老州衙的整体格局和风貌。
州衙内外的其它主要权力机构有：
一、州判署。主官州判“专司河工事务”，辅佐知州主管运河及相关河流事宜，设在州署大门内西偏，顺治十七年（1660年）由州判于允重修。道光年十六年（1836年）倾塌，州判王佐清在今河西新华侨下路南购买张宅建署，民初改为河务局，此机构至今尚在。
二、吏目署。职掌文书档案及参与狱讼，在州治西偏，原在“旧守御所署，（乾隆初）移居州判署”。
州城的其他机构，大多在州城署衙之外。据沧县志记载撮其大要，略作陈述。
三、长芦盐运司。有明一代初设河间长芦盐运司，是王朝工部总理长芦盐务的驻沧机构。
1、明、清都设“盐运使一员，分司一员”，衙署内部设置、衙署位置，清之前已不可考，据《沧县志》记载，顺治初年由盐运使康万民创建，在州署西南部，位置大约在今沧州业报大楼西南角偏西一带。康熙十六年长芦盐运司移署天津，其后沧州分司也移署天津，改由运判署理盐务，嘉庆十二年（1807年）后长芦批验所接管。
2、批验所大使署，在州城西门外运河东岸钟英坊的拨夫厂内，清康熙元年由大使劳宣建，“后因署圯，赁居民宅，民国初裁撤”。
3、严镇场大使署，在今黄骅市境的同居镇，康熙五十九年，“大使何应标建，民国初裁撤。”
四、运判署。有记载的运判署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由“运判俞向葵移建”，位置在城内西南隅，大概和盐运使署相近。
州城内驻军机构：
明代无考。清代“沧州驻防之设，始于顺治五年（1648年），归京旗都统兼辖，钦派稽查大臣管理。”
一、州城守尉署，由州城守尉乌巴海建，位置在西门内大街路北（大体在今渤海商厦至沧一中员工宿舍之间一带），民初被河北省立二中（即今沧一中）作为女生宿舍占用。
二、州城守尉署的下属机构，都是同时由州城守署创建，所在位置在州城四门左近：1、正白旗满洲防御署，西门内路北；2、正白旗满洲骁骑校署，西门内路北；3、正白旗蒙古防御署，西门内路北；4、正白旗蒙古骁骑校署，西门内路北。5、镶白旗满洲防御署，北门内路西；6、镶白旗满洲骁骑校署，北门内路东；7、镶白旗蒙古防御署，东门内南隅；8、镶白旗蒙古骁骑校署，北门内路西；9、镶白旗满洲笔帖式（清代有品级的正式文职军官，掌文书、档案）署，北门内；10、守御所，北门内迤东。
包括城守尉署在内的这十一处驻军衙署是指挥部和军营，规模和人数都没有记载，可能是军事秘密的缘故吧？
三、城守尉署的附属机构还有：1、火药库，设在天齐庙西（大体今东体育场位置），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置；2、雍正年间，在北门外修建驻防旗演武厅（时称“教场”），大体在今沧州一中所在位置，作为驻军的训练之所（以上各署民国初年废）。
沧州驻军：
一、砖河游击署，在运河东岸，顺治十一年建置，民国时废除。
二、歧口守备署，设在歧口，道光二十一年建置。
三、歧口把总署，设在歧口，道光二十一年建置。
四、北堡把总署，设在沧州城北五里处，顺治九年建置。
五、捷地把总署，设在沧州城南捷地镇，顺治九年建置（各署均于民国初废除）。
安全、执法机构：
一、沧州巡警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知州赵惟庆创建，署在大南门内；民国初改名警察所，民国十七年再改为公安局。
二、粮捕分府署，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署在小南门外的锅市街，大概是监管粮食走私、违法经营之类的执法机构，放在地近农产品市场的地段比较方便。存在时间不长，道光年间裁撤。
三、风化店巡检署，署在本镇，乾隆二十年（1755年）建。
四、孟村巡检署，署在本镇，乾隆元年（1736年）建。
五、李村巡检署，署在本镇，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以上资料均来源《沧县志·方舆志·署厅表》）。
这么多官方权力机构的署衙，建造在总共才有一平方公里的沧州城里，多挤呀！不必担心，前文交代，州城创建是在一块空地上。州城竣工时州衙首先入驻，其后是官方大小衙门和驻军，平民百姓是后来陆陆续续搬进来的，不存在官民相争的问题。
第八节 城墙内外的公共设施
春秋时的《考工记》，对城内有关民生的公共设施已有具体要求：市场要建在王宫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古代就已认识到城市建设要关注民生的重要性，大概这就是后来城市公共设施的萌芽？
前文提到过的沧州城与民生相关的公共设施，虽不是权力机构，却多是由官方筹建；“公共”者，众人享有，含民生之义也。与士、农、工、商等各个行业阶层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教育、文化、宗教等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州治迁到运河边筹建沧州城以后，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就提上日程了。
先从与民生最直接关联的开始。
一、关于仓储“仓储以备灾荒，驿递以通音耗，性质虽不同，其便于民生则一也。沧县仓储之设，自明至清有常平仓，有预备仓，而义仓尤居多数，积之以时，平之以道，谓非地方一善政乎？惟水患木饥，灾祲代有，累年积月，罗掘一空，昔则坐拥仓箱，今则仅存瓦砾矣”（《沧县志·方舆志》）。看来，明清时期大多数情况下沧州仓储是充盈的，灾荒年月起到“平之以道”的作用，而到民国时期就“仅存瓦砾”，都没了。
当年的仓储有哪些？怎样演变的？《沧县志·仓储表》有以下简明记载。（一）预备仓，官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设置的粮仓。
1、明天顺七年（1463年），知州贾忠在创建沧州城竣工的第二年，就建造了预备仓，位置在州治西门街（即今南北大街和迎宾馆东西对应处），大致在今南北大街路东联通大厦北面。
2、万历年间，知州张与行对之进行改建，移至州治东偏（大致在今联通大厦东的长征旅馆一带）。（二）常平仓，明代各地官府为储藏赈济粮所设的粮仓。
1、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马厂街北建常平仓一座，仓容1.2万石。
2、同年，长芦盐运司沧州分司在小南门内建常平仓一座，仓容40石。（三）义仓，又称义廪，民办粮仓的一种，多为官督而绅办。
1、嘉庆二十年（1815年），督宪那颜成饬建义仓一座，仓容1216.7石。
2、道光七年（1827年），知州潘国诏在文昌街路南建义仓一座，仓容3242石。
3、道光八年（1828年），知州潘国诏在城内建义仓一座，储存潘国诏劝捐粮300石。
4、道光九年，知州潘国诏在旧州建义仓一座，仓容292石。
5、道光十年，知州潘国诏在李村建义仓一座，仓容163.4石。
6、道光十年，知州潘国诏在孟村建义仓一座，仓容166.2石。
7、道光十三年（1833年），潘国诏再在城内建筑储存424.5石粮食的义仓一座。至此，知州潘国诏任内在州城及周边共建义仓六座，难能可贵！
8、光绪六年（1880年），知州骆孝先重修文昌街路南义仓，仓容扩大到1.11万石，都是他“劝富绅刘凤舞捐纳”。此外，他光绪年间还在王桥、涂家营、王寺、穆官屯、璋壁、李寨等乡镇建立义仓六处。
二、关于明、清驿递
明代沧州没有关于驿递的详细文字资料。《沧县志》记述“明初有签派，有招募，并有大贴小贴之号（实际就是各种名目的摊派）”，算是明代驿递的简要记述。
认真说来，历史上世代传承的驿递制度是官方专用，和民生没有直接关系，只为权力系统上传下达军情、政令，迎送过往的官员、使者、官差以维护政府统治的服务机构。而沧县志却把它归入“便于民生”一类实在牵强，充其量不过是个官方的信息渠道而已。明代驿递更是乏善可陈，沧县志这样简单交代也算是符合情理。古书说部故事偶有“代传书信”的说辞，但在下面这样的情况，平民百姓还有可能吗？
明代疆域辽阔，在全国构筑了一个庞大的驿递系统，各地驿递机构要置办交通工具，配备人夫，还要供应过往官员、使客的伙食，耗费的人力物力，国家无力支付，这就出现了前文所说的“签派、招募”之事。即以官方签派、招募的名义把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不但不给工资，签派到你还要自带驿马、驿船来服劳役，导致有明一代的上下腐败，也使服役者遭受了巨大困苦。据明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大量证据表明，明代的驿递腐败已危及社会稳定，“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制定的《给驿条例》已经大变模样，许多规定已经名存实亡，驿站成为明朝官员集体腐败的场所……驿役因此成为了‘最为民害，情罪可恨’的重役”（《驿递改革与“养廉银”制度的得与失》）。《沧县志·方舆志·仓驿》对驿递有记载，但无实质内容，只有笼统的一句话：“到清时久已改革”。其后列有清代“驿递表”，分代年、名称、马匹、马夫、驿递夫、工食银（薪资）、草料银、杂项开支、附记等详细数目。驿站名称有：“砖河驿”，从清雍正八年至光绪三年（1730-1877年），分别列举雍正八年、乾隆二年、嘉庆十九年、同治十一年、光绪三年这五个年头的相关数据，可资研究者作为分析判断的依据。其中最兴盛的是光绪三年：有“驿马30匹，马夫15名，人每日工食银6分，马每日草料银7分8厘4毫，杂项日支银3钱9分4厘”。因为沧州是运河大码头、水路要津，故有水驿，也设在砖河。表中没有计年分列，也没有驿船数，只有“清初，砖河水驿”，数据栏有“水驿夫85名，每人日支工食银5分；夫头10名，每人日支工食银3分；探听夫2名，每人日支工食银2分2厘；买办送牌夫2名，每人日支工食银1分5厘。”
从沧州驿递的资料看，清代完全摒弃明朝实行就地摊派的做法，水、陆驿递经费都由国库列支，减少了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沧州设邮政局，三年后又设电报局，民国二年（1913年）设电话局，1923年砖河水、陆驿递被裁撤。过去为官方专用的驿递一变而为社会、国民可以分享的现代邮政电信事业，“有紧急事件，电掣风驰，往来迅速”（《沧县志·方舆志》），对经济、商贸的促进自不待言，对民生的改善更是神奇而玄妙，一时传为佳话，这也是开放优于封闭、科学战胜传统的鲜明例证。
除电讯之外，还有与民生密切相关，可人人分享、社会各阶层受益的水、陆交通的设施完善。《沧县志·方舆志》对明、清沧州城的交通状况的描述较为周备详细：“前代（明、清）虽闭关自守，而水路有粮舶由江浙运输京师，道经（沧）县之西境。陆路有牲畜车自京师直抵清江、蒲县之东，唯横路稍有迟滞。”在这段描述之后，还说到一个沧州在清末民初流产的铁路修建计划，“境内有津浦、沧石两铁路：津浦路自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办，迄民国二年告成（据笔者所知，民国之前的清末，津浦路津沧段已率先通车运行）；沧石路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造成路基，尚未敷轨，自县城（今沧州市）起点至纸坊头庄迤西，出境长约二十余里，将来修浚通车营业，直达石家庄”。
如果当年实现了这个计划，连通津浦、京汉铁路的就是沧州，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德石路（1941年才建成通车）了。我想，如果当时同今天的沧州一样，有个黄骅港活生生的坐落海滨与沧州城相呼应，我坚信，沧石铁路计划绝不会流产，今天的沧州将是何等模样？可是历史不能假设，若再前一点雍正朝沧州有港，沧州的直隶州地位也不会降级（下一节《明清沧州盐业的际遇兴衰》将就此专文讨论）……近百年前就“造成路基”等待敷轨的沧石路建设计划就这样令人痛心的流产、下马了！不过，那一段“尚未敷轨”的路基也没有报废，到1930年，沧州“修筑汽车路三道，一、沧石路，自南关口起至纸坊头庄止，在沧境者约十一公里；二、沧德路；三、沧盐（山）路”，八年前造成而未敷轨的铁路路基，成了沧石汽车路的起点路段，总算派上了用场。
三、桥梁津渡
沧州是座水城，护城河环流，运河边河渠纵横，水运方便的同时也伴随陆路出行的不便，桥梁和渡口就成了“连接人间千条路”的依靠。仅城内外有记载的桥梁就二十余座：1、四门护城河石桥四座，1461年沧州城创建后第二年随之修造；2、板桥，在早开晚闭小南门（俗称“南便门”）外鸡市街西头，是城内居民通向运河取水必须通道过的桥梁；3、清真巷桥，在南门外；4、南清真寺（南河沟）西桥；5、普济桥，在南关外十字街东，俗呼大石桥，是乾隆六年（1741年）州人候选经历崔世锡、举人樊世珂共同建造；6、通济桥，在南关口河侧；7、南栅栏外石桥二座，北桥有碑记，尹德善监修；8、北月桥，在北门迤北，为南北行人往来之通路，有碑记。又北门外护门河桥，俗呼为断魂桥，以人犯过此桥即到杀场处死矣。9、真武庙桥，在城北真武庙前，光绪年间重修后有碑记；10、马家桥，城西北小街子南口；11、西门外新木桥，在西门北张仙阁东，民国八年（1919年）郭宴波监修；12、贾家小桥，在城外西南隅，民国初年贾说霖捐资修造；13、骑鲸桥，一名西市桥，金代大定年间建造；14、观灯桥，在城南古水月寺西，为沧治八景之一，明宣德十年（1435年）水月寺移城北，桥遂废（《沧县志·方舆志》）。
沧县志描述说，沧州城南北水、陆皆通，“唯横路稍有迟滞”，说的是那时候还造不出大跨度的桥梁，由于南北运河的阻隔，所以东西两岸来往就只能靠船只摆渡来完成。清代，州城左右有南关口、菜市口、小口、白家口、麻姑寺、吕家院共六个渡口，志书上称为“义渡”，即不收费。大的渡口连马车都可以赶上船，一同摆渡。渡口、船只的修造、船夫的雇佣等，一切费用都由地方富绅捐资维持。
四、坛庙
坛庙也属于公共设施的范围。在过去这是一个忌讳的话题，现在不必了。但过去庙坛也分官方、民间两类，前者承载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例行的祭拜、祀典等形式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统治，是一种通过神祇崇拜实现思想意识控制的文化洗礼，所以，通过皇权敕命必须筹建的坛庙，都规定建筑规格和祭拜时间、次数，经费由官帑列支，形成制度；而后者则是民间所为，费用由民间自筹建立，祭祀、游览皆听自便。
具体到沧州，皇命敕建的庙坛，先后有：（一）社稷坛。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基。不仅国家有祭，要求地方各级城市也要有祭祀社稷的场所。沧州城的社稷坛是1461年随州城创建一起建造的，在城外西北隅，明万历中期，知州王尧封重建。（二）先农坛。先农，神农也。祭祀先农定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礼制，每年春皇帝亲领文武百官行藉田礼于先农坛，各府、州、县也要仿效。沧州城的先农坛在城东的刘表庄迤东。（三）风云雷雨坛。祭祀风神、云神、雷神、雨神的场所。沧州的风云雷雨坛在南关外，明万历中知州王尧封重建，此前的创建时间、年代无考。（以上资料来自《沧县志·方舆志》）。
中国是个农耕社会，一直延续至当代。究其实，这些所谓的公共设施，实际上对民生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不断强化“重农抑商”观念，反而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正常发育。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就是明证。
除此之外，沧州的城隍庙、文庙、清真寺及许多其他寺观、庙宇、园林等景观，有的是奉敕命必须建立的，有的是民间自行筹资兴建，已成为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优化和提升了州城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满足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多种需要，有的提高了古城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品位，后面再进行专题论述和探讨。
第九节 明清沧州盐业的际遇兴衰
前文屡屡涉及沧州盐业的话题，都是在某个时间段或某个特殊人物、事件的影响下，使沧州盐业的价值凸显，但大都由于某种原因总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只有到了明代，它的社会、经济价值才得到充分体现，繁荣昌盛，兴旺了二百多年，名至实归；只是世事难料，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如日中天，曾经大放异彩的沧州盐业却又一落千丈，地方政府的地位也由此受到拖累，层级下降。其兴衰际遇，史鉴高悬，昭明在目，不可懈怠，值得我们继往开来的沧州人睁开洞察历史的眼睛，对此展开全面探讨。《沧县志·盐法·小序》有言：“自管子煮海为盐以富齐国，后世大兴盐利，置灶户，设滩场，煎盐晒盐者应时而起。更设盐官以董其事，迨至明清两朝，对于盐政三令五申，复有盐运司使及巡盐御史以下等官，为之除弊端，兴利源，以求利于国，不病于民，不害于商，立法颇为至善”。
但由于历代王朝盐政的严厉、僵硬、苛刻，生产方式古老陈旧，沧州的盐业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所以，《小序》之后，对明清以前的盐法，志书按时间顺序列举历代历朝利国、利民的简短“善政”条目；说到魏末高欢对沧州盐业的产业性开发时，有史实、有数字、有业绩，令人鼓舞，但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未能长久。但当写到明代时就不同了，作者称为盐法“颇为至善”，详述之；特别是明成祖当朝后发展更为迅速，终于让府属（元及明初属河间盐运司）的沧州盐业独立出来，成为直属朝廷工部的沧州“长芦盐业”。
那么，为什么只有到了这时，沧州盐业才会鸿运当头呢？
明代具备了四个条件：一是运河漕运南北畅通；二是迁都北平（即元大都，明初改为北平），王朝中心北移；三是明成祖实施皇城守边战略；四是沧州治城迁到了运河边的长芦镇。前三条产生了朝廷对沧州的特殊需要，第四条则是必然结果。这四个条件完全具备，注定了沧州盐业的兴盛成为必然。
为了既定方针的实施，明成祖不惜改变祖宗成法。迁都的当时，北京乏粮，成祖命户部悉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京城缺粮的难题，同时也保证了“九边”军队的战略物资供应，促进了时局的稳定（《明永乐实录》）。
这样，盐产资源丰富的沧州，近水楼台，天时地利，深得实惠。
早在“元泰定二年（1325年），设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辖利国、海丰等二十二个盐场，从此长芦盐区开始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沧州盐业已受到朝廷重视，但大权在府（河间府），没有经营、规划的自主权。“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长芦盐运司，职掌长芦盐政，从此，南起河北海兴北至山海关的千里盐区均为长芦盐区，长芦盐区所产海盐统称长芦盐，长芦镇（沧州治城）成为长芦盐产中心、盐运的总汇之所”（河北新闻网《关系国计民生的盐区：长芦盐运使司的创立》）。长芦盐由此驰名天下，沧州的经济、政治地位愈形重要，为它日后的发展蓝图涂上了光鲜底色。
这一历史过程，《沧县志·经制·盐法》有明确的记载：“明初，置北平河间盐运司使。改称河间长芦，所辖分司二：曰沧州，曰青州；批验所二：曰长芦，曰小直沽；盐场二十四，各盐课使一，分隶于沧、青司，均十有二；至隆庆三年并为二十，沧司所辖者九。”这里的“改称”是明成祖作为，发生在他迁沧州治于长芦之后。此名称改变意义重大，分明是权力下放——即盐运使驻地由河间府改至沧州治城长芦镇，直属工部，下辖沧州、青州两个分司，长芦盐区规模形成，盐场从当地沿海直到天津小直沽（上文所引河北新闻网文章说是“北至山海关”）。“洪武时，岁办大引盐63153引300斤；弘治时，改办小引盐180870引188斤（明代引分大小，大引400斤，小引200斤）；万历时同”（《沧县志·经制·盐法》），弘治时年产量激增近五成。
沧州盐业风云际会，鸿运当头，八面来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沧州盐也因长芦盐运司而被冠名为“长芦盐”，以优质、高产名闻天下，行销范围日趋广大。“盐行北直（顺天府七县五州、保定府十三县三州、河间府十县二州、真定府十一县五州、顺德府八县、广平府九县、大名府八县一州、永平府四县一州、延庆直隶州、保安直隶州），河南之卫辉、彰德二府，所输边宣府、大同、蓟州，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膳羞及给百官有司，岁入太仓余盐银十二万两。明初创立盐法，设司于沧州，置场于近海，编户于州县，而签民为灶，逼画滨海地土给灶户，以为恒产，其灶户自置民地名为灶产者，照常办纳粮马，因供办盐课，免其杂差”（《长芦旧志》）。
明代盐产的营销实行“引岸”制度，即对口供应。长芦盐对应“一直、二府、三边、京城百官、紫禁城”，可说是盐行天下；产量高，质量优，销量大，给朝廷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上述每年盐产量的数字都是正盐，是工部规定的年生产指标，全部上交，官府发给灶户定额的生活必需品；完成正盐后再生产的叫余盐（也叫浮盐），由官府收购或卖给盐商，价格高于正盐，有买卖就有了税收。上述“岁入太仓余盐银十二万两”就是长芦盐运司每年的余盐税。（据《沧县志·盐法》）。
盐业是王朝高度垄断的行业。但那时的垄断只是管控资源、组织生产，盐产品出来后，卖给盐商就不管了。盐商都来自民间，所以明、清两朝时沧州、天津、泊头等地都富了不少盐商，有的成为巨富。从盐商以下的运输、批发、销售等低端从业人员更是市场化，与垄断无缘，这就给更多平民创造了机会，让沧州盐产业充满活力，一派繁荣。那么，沧州盐业每年给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呢？
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统计的数字是：“国家税收四百万，其中盐税占据一半，两淮68万两多，长芦18万两，山东8万两，两浙15万两，福建2万，广东2万，云南3.8万两多。如果加上不进入专门储存白银的太仓库的河南12万，川陕等地的盐税的话，全国盐税达240多万两”（野史乱弹：《晚明幻象：白银帝国下的真实》），沧州名列前茅，居全国第二位。
那是一段风云际会的岁月，帆影桨声，盐业兴沧。在给王朝贡献巨大财富的同时，地方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明、清两朝地方志书中有多处记载，这一时期，州城的公共设施、文化、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水涨船高，迅速提升，其中到处都能看到长芦盐运司的影子，或投资，或领办，或捐助，乐助其成。作为地方经济骨干龙头产业的沧州盐业，表现得慷慨仗义，功德善果遍布沧州城乡。同时，盐业兴旺也带动沧州工商贸易百业兴旺，就连当地实业、土产也大放光彩。如沧县史志记载，那时沧州遍地芦苇，只能当烧柴，也因为盐坨的遮盖和盐产的苇席包装外运需求成了抢手货，民生之路越走越宽。
明代沧州盐业二百多年风生水起，明末渐渐衰落。
清代全盘接受明朝的盐政体制，“盐运使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移署于天津（保留沧州分司），盐政为之一变；后（雍正三年）分司（沧州分司）亦移于津，仅存批验所、严镇场两大使，盐政又一变；迨两大使一并取消（道光间，1832年），所有盐地概行停止煎晒，长芦官盐之名称虽存，而沧县全境从此无盐政可言矣”（《沧县志·盐法》），字里行间隐隐弥漫着一股抑郁不平的无奈和惆怅。
这三次盐政之变是怎么发生，背景情况又是这样的呢？
沧州盐政第一变：长芦盐业重心北移天津。
天津，明初还是一片水泊梁山式的蛮荒景象，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行军到此才有了“天津”之名，之后建立卫所，成为近海大运河边的军事重镇。明朝海禁是针对民间，再严厉也管不到军队，所以天津卫基本上是一个明王朝官方对外开放的窗口——位居海河口，天然海港啊。史载，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毕生研究、推广晒盐技术，在东南沿海行不通，其中当然有海禁的原因，他苦恼至极。后来想不到竟在天津得到实施。
明末清初，“芦台之盐，由晒而成。当春融之日，预掘土沟以待海潮漫入，复于沟旁坚筑晒池。俟潮退后，两人绳系水兜，挽沟中咸水倾入池晒之。既成矣，用木耙扒起，堆贮池旁隙地，如高墉然，泥封覆其上，以待商至批发之”（《宁河旧志》），当时有“金宝坻，银武清，不如宁和一五更”之说。“元代天津出现最早的以生产食盐为生计的灶户，就是政府允许私人购买滩地，经营制盐业。明代晒盐技术推广以后，天津不仅出现大的盐场而且生产的食盐质高价低。再加上运河和陆路的交通之便，各地商人均乐于行销，盐商们便控制了食盐销售的主要渠道，为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天津大盐商积累大量财富，奠定了基础。清康熙七年（1668年）和十六年（1677年），长芦巡盐御使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居天津，遂使天津成为长芦盐的生产、销售、管理中心，进一步为天津盐商文化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行政基础和社会优势”（王兆祥《津盐商与天津园林建筑》）。
其实，在今沧州黄骅市的“海丰场（今黄骅市海丰镇村）率先易煎煮为滩晒，开长芦盐区滩晒制盐技术之先河。据《长芦盐志》载：明嘉靖元年（1522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晒盐……以后，海丰场灶户高登、高贯，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修池晒盐。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建立滩地四百二十七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人（疑为”入“官，或卖于商人添包。正德十三年（1518年），长芦盐运使刘思贤询知晒盐利厚，曾减征盐课以资鼓励，可惜此举井未得到明王朝重视，变革迟缓。而清初却得到全面推行，为盐业发展的中兴奠定了基础”（《百度名片·海丰镇遗址》）。
既然沧州海丰场晒盐工艺在明正德、嘉靖元年就已大规模实施，并有盐官“鼓励”，时间在天津之前，却因朝廷不重视难成气候；“而清初却得到全面推行，为盐业发展的中兴奠定了基础”，又何以“中兴”未见，反而衰落了呢？“康熙初年（1662-1722年），虽曾椎广晒制之法，大规模开滩晒盐，终因盐路不畅、运输不便，未能持久”（《百度名片·海丰镇遗址》）——“盐路不畅、运输不便”之故也。《沧县志·盐法篇》所说“各场盐煎、晒不一”，主要原因也在这里。“万历之时，北盛南衰已可见。此后，海丰仅一大使驻之，其盛衰之源皆由运道通塞之故，非昔产而今竭也”（《百度名片·海丰镇遗址》）。可见，从明嘉靖、万历到清康熙年间，“盐路不畅、运输不便、运道通塞”才是沧州盐政之变的根本原因。改煎为晒，产量倍增，大批成盐无法运走，日晒雨淋，“原盐运销不畅，制盐无利，盐民弃滩改业者十有八九”（《百度名片·海丰镇遗址》），导致盐业破产。
由此观之，康熙年间长芦盐运司移署天津的真正原因，不是运气不好，也不只是沧州盐场生产工艺的传统陈旧落后，不思进取，主要问题出在盐路运输的硬件设施跟不上的缘故。
那么，滨海沧州当时交通运输状况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货运有轻货、重货之分，盐为重货，陆路运输艰难，费用高昂，宜水运，既省力又费用低廉，这在河渠纵横的海滨沧州本不成问题，只要临近盐产地附近有一条大河运道能够内通运河、外航大海就可以了。
唐朝做到了。百科名片《海丰镇遗址》也有这样实证性质的介绍：“高宗时重开浚无棣河，内河航运盛况再现，海丰镇一带盐运繁忙，往来经商的船只经常阻塞了河道，当时得名‘通商镇’。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晚泊无棣沟》‘僧寺白云外，人家绿渚间。晚来潮正满，处处落帆还’的诗句，正是描写当时盐场矗立、商贾云集、一川白浪、帆樯如织的盐山盛景。”
刘长卿，是唐代开元盛世之后肃宗、代宗时代的唐朝著名诗人，已经过了唐朝的鼎盛时期，所见只不过是盛唐余绪了。但从这首诗描写的大河口晚潮涨满之时乘潮满归港“处处落帆”的繁忙景象，便更可想见前文所言当年盛唐时国家级重要港城沧州海滨商镇——海丰的繁华景象了。那时的无棣河连通大运河，经沧州治城清池到今歧口入海，称“大河口”，涨潮时大载量的海船都出入无虞。从以上记载可知，海丰当时已是繁荣的“通商港镇”。“海丰镇为繁盛之区皆以行盐故也”（百科名片：《海丰镇遗址》），内通重要港城清池（当时的沧州治城），外向渤海，扬帆远航，就像今天的沧州市的渤海新区黄骅港——恰恰，渤海新区、港区就位于海丰镇遗址一带。
当然，现在史学界对历代“盛世”颇多质疑，可以理解。如盛唐沧州港城清池就不能估价过高，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国海外贸易初级阶段凭借大河口勉力而为的内陆港城而已，木船的载重量、远航能力都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何况还要受到海潮影响和限制。但毕竟它是一个朝代开放的标志。
唐“高宗时重开浚无棣河”，造就了盛唐时期沧州港城的经济繁荣（包括盐业）；后逐渐淤塞，至宋、元开始海禁，明、清加剧，沧州港城清池内通运河、外至渤海的主航道无棣河久无疏浚，已不能浮舟；更由于“元代惠民河的开挖，横断并淤塞柳河河道。使海丰镇运盐水道受阻，从此废水易陆，河运由陆路运输取代，其盐业一度衰落，渐废为墟”（百科名片：《海丰镇遗址》）。
倒是明代在沧州城南、北分别开挖了捷地减河和兴济减河直通渤海，但功能明确，即通过调控运河水量（以泄洪为主）来保证大运河的航运安全，减河根本不考虑航运需要；城北的兴济减河明代中后期至清初甚至已经找不到下游河道的所在（详见第二章《兴济：娘娘河的传说》）！都因海禁之故也。这样，沧州东部盐场的海运、内陆水运均告断绝，海丰通商港镇名存实亡，改煎为晒后困于东部盐场的盐产大量积压，形同废品。如果内陆水运通畅或没有海禁，从海丰港镇沿海就近转港运输，二者有一，盐场也不至于破产吧？
康熙初年椎广晒盐工艺，沧州盐业因水运障碍，鉴于海丰场晒盐的“增产困境”而不能普遍和持久推广；但津沽盐业因天津内通海河、运河和外临渤海的港城水运之便，周边已大部改煎为晒的盐区各场则如沐春风，全面开花，没有产品积压的顾虑。虽有海禁，最严厉的是1717年康熙帝颁布的《南洋禁海令》，主要针对南方，天津不在严禁之列。事实上，此前驻地沧州的长芦盐运司青州分司（北司）的盐产绝大部分已由津港转运，港城优势益发明显，使没有运输后顾之忧的津沽盐业在康熙年间交了好运，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清康熙初年，芦台场大面积废煎改晒，即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开滩晒盐。这一生产工艺的重大变革，使原盐平收之年可产万吨”（《天津长芦汉沽：千年盐业史中华老字号》）。万吨，二千万斤，仅芦台一个盐场的平年产量，就超过明弘治年间长芦盐运司二十四家盐场年产的半数！可见科学技术创造的奇迹多么惊人。
所以，刘洪升在《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一文中说：“长芦盐业自‘汉以来率皆注重沧州’，沧州不仅是‘盐产中心’，而且为‘盐运总汇之区’，管理长芦盐业的机构——长芦盐运司又驻其地，因此，直至明中叶，长芦盐业的重心一直在沧州。但明中叶以降，长芦盐业的重心逐渐北移，到清代，天津则取代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重心。运道的变迁和晒盐技术的推广是长芦盐业重心北移的关键。”真是“振聋发聩”之论！似乎沧州人落伍了，全是咎由自取！
其实，作者只看到了现象——天津“晒盐技术推广”普遍、彻底；没发现原因——沧州晒盐技术推广不力皆因水运障碍，而非落后保守、固步自封；更没抓住本质。
本质是什么呢？
答案在郭华《沧州要从大运河跨向渤海湾》一文中：“历史上，沧州有海无港……沿海仅仅是个地理观念，是个符号，是‘沿着海的城市’。没有港口，不能出去，这就比内陆地区还封闭”。
诚哉斯言！具有深刻历史感的思想，只能来自历史深处。郭文抓住了这一段历史的本质，但我们却也只能为古人叹息！
沧州迎来的是地方志书所谓“盐运使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移署于天津，盐政为之一变”——长芦盐业重心北移，使沧州盐业倒退到270多年前的明初，地位骤减；仅保留“沧州分司、长芦批验所”这半壁江山。
此后只过了九年，沧州有了一个复兴的机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放宽，允许船只出海”（《中国历史地理》）。百度百科《清朝海禁》则有更具体的描绘：“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
康熙开放持续了33年，是沧州盐业复兴的千载良机。中国沿海沧州的海岸线距离日本、高丽（朝鲜）最近，曾是唐朝亲密的贸易伙伴。但面对清代康熙的改革开放，有海无港的沧州却没有醒悟，没有作为，这是否就是历史沧州的这种“运河文化还是一种内敛的、狭隘的、封闭的意识”（郭华：《沧州要从大运河跨向渤海湾》）的历史体现呢？
我看是。
大运河造就了有明一代及清初的盐业繁荣，孕育了辉煌灿烂的运河文化；同时，由于有海无港也伴随着产生了运河文化的局限性，以至没能充分利用康熙开海的大好时机抓紧海港建设，复兴沧州盐业！根子还是在于观念——那时人们的思想、认知集中在对运河的依赖上，因为长期的海禁、闭关锁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看见运河一线清流带来的大运河经济的繁荣昌盛，而渤海湾的碧波万顷早在人们心灵的视野中消失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种局限，导致沧州在长达33年开海中蹉跎岁月，浪费机会，结果，遭遇到更沉重的打击。
沧州盐政第二变：盐业崩溃，沧州辖域缩减。“雍正三年（1725年），沧州分司亦移于津，仅存批验所、严镇场两大使”（《沧县志·盐法》）——即只保留严镇、海丰两个盐场，第一次盐变保留的半壁江山也告别沧州而去。
此后，沧州盐业总汇的“盐场在城西北隅，水月寺西，临河，南北场皆有坨地。南坨地在沧州西门外西北隅，界址相连而分内外，各商在场作筑生盐运赴盐坨，谓之外坨；各商将生盐改筑熟盐，配引掣出，堆储盐坨，谓之内坨，向系各商自买，非官地也，也无坨租”（《长芦志》）。“沧州额引365引”（《光绪沧州志》），产量只为明弘治年间沧州盐产的几百分之一。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州分司改称天津分司。沧州盐业只剩下勉强维持的残局，接近全面崩溃的境地。
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政区变动：雍正皇帝从雍正三年（1725年）至九年，用六年完成了从天津卫→天津州→天津府的三级跳（《百度百科》）；同一时段，升沧州为直隶州，雍正九年降为散州，隶天津府（原属河间府），不再辖县（《沧县志·沿革》）。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大的打击接踵而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撤沧州分司所辖海丰、严镇二场归属天津分司”（百科名片：《海丰镇遗址》）。从此，沧州全境，真的无盐政可言了！同明代相比，用“全军覆没”来形容也不为过——这就是沧州盐政第三变，大结局，是清代沧州盐业回味悠长的挽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沧州盐业的兴衰际遇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这一历史阶段，天津和沧州，同为运河名城，同为沿海城市，同属长芦盐区，南北相望；短期内，从盐业兴衰，到地位升降，上天入地，有如冰火，对比鲜明，所以然者何？皆为“有无港口”之故也。
历史错过机会，今人悟透玄机，找到通天之路。
郭华《沧州要从大运河跨向渤海湾》一文指出：“历史上没有港口，不能出去，某种程度上比内陆地区还封闭。走到海岸线就不能再往东走，走到海边就没有路了。没有港口，海岸线就像看不见的一堵墙，阻挡了人流、物流的流动和交汇，那个时候，沧州比内陆地区还封闭，沿海反而成为沧州发展的障碍。”
综合品味郭文有关沧州大运河、港口及运河经济、文化论述的观点，都切中肯綮。有些话，就好像是针对清代沧州三次“盐政之变”而发的感慨之言、中肯之论。长芦盐业北移也好，晒盐推广迟速也罢，错过盐业复兴良机亦然，甚至连恢宏、大气，创造了历史辉煌的大运河文化那“内敛、狭隘、封闭”的一面，都是因为近代历史上沧州没有港口所致。而天津相反，正得益于港。
今天沧州面对的现实，和那段历史非常相似。
康熙初年，沧州因无港发生第一次盐变，长芦盐业重心北移；解除海禁，允许与东洋、西方通商，活跃一时；持续33年后又海禁回潮，沧州错过通过建港复兴的良机，导致沧州盐政第二变，盐业崩溃，沧州行政降级，辖域缩减。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笔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因志书提供有关沧州、运河的历史资料不足，网上搜索，偶然发现郭华对此的专论和答记者问有好几篇，读来顿感立论精辟、深刻、准确，可谓知治之论！
更可贵的是他有行动：“2003年，沧州提出从‘大运河走向渤海湾’的战略理念，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只有把沿海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沧州才可以取得领跑的资格。我们不断地向各级干部灌输这种观念和思想，通过多种方式强化沿海意识。当然，真正促使大家观念转变的是黄骅港的建成通航。黄骅港打开了沧州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大门，让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同上）。
作为现任沧州市委书记，决策者，在他先市长、后书记的任期内，全程经历了黄骅港的立项、实施、启用、通航，渤海新区建设、打造80公里新型工业走廊的宏大发展计划也已陆续铺开，仅几年时间，这些大手笔浓墨重彩，措置裕如，已见成效，似乎雍容大度盛唐时期的沧州、平州、都里镇等渤海湾重要海港城市蔚蓝色的大海梦情景再现；只是，时空异度，已从唐代清池、大河口、海丰镇切换到当代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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