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宗华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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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负责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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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本书让我们更加坚信“厚度优于速度，行业繁荣胜于个体辉煌，社会价值大于商业财富”。与责任同行，将赢得世界的尊重。——张剑秋/伊利集团执行总裁。
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要获得向上发展的根本动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拾责任。——刘宏/北京宏绣会馆董事长
因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就必然要对自己、对家庭、对企业、对祖国承担并履行一定的责任，譬如父母养育儿女、儿女孝敬父母、老师教书育人、学生尊师好学、医生救死扶伤、军人保家卫国、员工恪尽职守……这些都是人在承担应尽的责任。——陈雷/陈铎艺术创作室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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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希望从来不抛弃弱者，希望就来自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正是责任支撑起不可摧毁的希望。只要把责任作为信仰，人生就不乏向上的力量；只要信仰在前方，我们就永远在路上。——魏桂东/聚成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虽然真实的生活中没有红尘滚滚，只有日复一日琐碎的责任；虽然绝大部分人只是默默地工作，但我们一直不忘自己的责任，不忘沿着人生向上的道路前进。——刘学伟/富盈（商业）集团总裁
一个民族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一个企业不负责任，就会作茧自缚，失去客户，最终倒闭；一个人不负责任，就会被人轻视，失去信任，碌碌无为。所以，我们需要责任，需要责任的力量。——刘石长路/何鲜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前言从敢于负责中再启动
在写作本书之时，对近段时间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忘记，更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几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都心里没数。”“我们每天吃的食物，白色是漂的，亮色是硫磺熏的，米是上过蜡的，面粉是增白的，青菜是农药泡的，瓜果是打了激素的，水产是避了孕的……现在，连馒头也是染色的。”更有网友笑谈，说中国人的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胃，足以应付21世纪的生化危机！
这些貌似夸张的调侃，听起来好笑，但我却笑不出来，心中充满了惆怅与无奈。想必公众与我有同感。从“瘦肉精事件”到“牛肉膏事件”，从“台湾塑化剂事件”到“爆炸西瓜事件”，从“地沟油事件”到“染色馒头事件”，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不绝于耳，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其实，人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是对无良奸商唯利是图的愤怒。连温家宝总理也痛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透过不断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我们看到了企业和个人社会责任、道德操守的严重缺失，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个例问题，它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层面的问题：为了追名逐利而无视责任。
企业由人组成，一个企业缺乏责任感是这个企业内人的责任感缺失造成的。试想，那些生产线上的工人若有一点责任感，还会昧着良心替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吗？那些生产企业的老板，如果有一点责任感，还会利益熏心地置大众的人身安全于不顾吗？
海涸之以滴水竭，地荒之以一木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其实都是责任缺失的受害者，企业也概莫能外。2007年，全球知名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公司盖洛普曾做过一个调查，中国的企业由于职员责任感缺失而导致一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金。
正因为认识到责任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如今，每一个优秀企业都在强调责任，每一个优秀的企业都希望把“责任”作为最根本的信仰，最基本的职业精神。
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我要求我的职员要像企业家那样思考，不能只像个被雇来干活的人；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一个人有了责任心，才能有激情、有忠诚，才有成就一切事业的可能；Google前中国区总裁李开复说：你的责任心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阿里巴巴CEO马云说：一点责任之火就能熔铸所有钢铁般的任务……
所以，企业中真正奇缺的不是人才，而是每一个成员的责任心！企业及其成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敢于负责的精神。“责任”是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对于个体而言，责任是一个人有所成就的不竭动力；对于企业而言，只有每个人的责任汇聚为整个团队的价值，这个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而如今严重的责任缺失现状不得不让我们对“责任”开始反省，也让我们意识到，是时候对责任感进行一场救赎了！
要改变个人责任缺失的现状、企业责任缺失的现状，甚至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只有从每个人自身开始，改变思想。于是，在《责任胜于能力》出版三年，广受大众喜爱之后，我又创作了这本《敢于负责》。
希望本书能通过浅显的文字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职业精神和商业精神，告诉大家如何在工作中肩负起相应的责任，打造真正的实力，帮助企业培育有责任心的人才，最终实现个人成长与企业腾飞的双赢。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几乎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无论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工作几十年的资深人士。不论处于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位；也不论是正在品尝和享受成功的滋味，还是刚被拔擢准备一展身手；是在为挫折和中伤而泄气，还是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换跑道，为下一步该怎么走而苦恼……我们都需要从敢于负责中找回重新启程的力量。 第一章 Chapter1承担责任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关于人生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它决定我们对事物作出是非判断，促使我们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而不致于陷入绝望的深渊。
无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民族来说，承担责任都是一种信仰，一种巨大的力量。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谓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人只有心中有信仰，才会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势。否则，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被人宰割；小到一个人，思想就会空虚，前进就没有方向和动力。第一节 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萨特
2008年，虽未进行大肆炒作，电视剧《潜伏》却出人意料地受到观众热捧。为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95.7%的人表示喜欢看《潜伏》，55.1%的人认为自己在剧中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并为那些无名英雄对信仰的追求而深深感动。
剧中主人翁余则成在浑水中摸鱼，并屡屡化险为夷。另一个重要角色是管理余则成的站长吴敬中，他由最初的理想主义者变成唯物质是瞻者。两人在信仰上的转变颇耐人寻味。
主人翁余则成原来是个没有信仰、没有追求的懵懂青年。在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戴笠用新四军的情报换取日军对走私船的放行、特务头子们的钩心斗角、站长吴敬中不择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后，他对国民党更是彻底失去了信心。
经历了无数风雨和生死考验，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时，余则成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会奋斗终生的。”这时，他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站长吴敬中年轻时曾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燃烧的是激情，挥洒的是热血。同时，他还热爱哲学。但在研究了十几年“凝聚意志、保卫领袖”后，站长的信念破灭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个爱好哲学的人是最非物质的，但他最后却因为信仰的改变而变得最物质。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经过物欲横流的社会“洗礼”后，站长吴敬中由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变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潜伏》的导演姜伟说，站长吴敬中的这种变化是因为信仰的失落。
而余则成前后的变化，则是对信仰的力量的最好诠释。另外，观众对《潜伏》的普遍认同以及对信仰的力量在余则成成长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这种强烈的共鸣，说明我们已进入一个需要信仰回归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名为《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大型社会调查。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一道题是：有无信仰？
调查的结果是：“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占13.57%。
这一组数字是否能反映中国人信仰的真实情况并不重要，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总结说：“2009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
2010年5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公布了20件典型案件，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多万，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
有人说官员占卜看相瞧风水，求神信鬼拜“大师”以及腐化堕落是极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低下导致的结果，这是否是事实暂且不论，但他们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信仰缺失。
当人们不再有崇高的信仰时，金钱、权力和美色就可能会顺理成章地填补进来，成为他们认为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于是，“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而享受必然要追求金钱、地位、美色”这种思想填塞入脑。对他们而言，“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于是，又有人提出，国家应该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惩处力度。但还是有人在被惩罚过无数次，甚至在受尽侮辱和歧视，丧失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利之后仍然我行我素。这究竟是为什么？
心理学家阿德勒通过研究发现，罪犯犯罪既不是因为愚笨，也不是由于心智低下，而是因为其“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即没有信仰。由此可见，单纯的惩罚已不可取，只有把树立信仰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谓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人心中有信仰，才会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势。否则，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被人宰割；小到一个人，思想就会空虚，前进就没有方向和动力。
信仰，它回答的是人生存在的意义问题，决定人对事物的判断，使我们正确选择人生的方向，不致于陷入绝望。人的一生就是围绕着信仰展开，人就是因为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越于自身力量之上的目标，才愿意为之奋斗。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
无论是我们每日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还是以道德沦丧来描述现实以发泄愤懑之情，这些都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都清楚，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创造美好的生活，不能期待不劳而获。必须让“世风日下”变为“人间天堂”，最关键的，是离不开对责任的坚定信仰。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充满绝望色彩的话语总让人感到没有希望之光，但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绝望之人。在他将美国作家惠特曼写的《草叶集》送给他的朋友雅诺时，卡夫卡说，惠特曼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有示范意义的生活方式，“沃尔特·惠特曼做过勤杂工，他做了当时人们都应该做的事情……他帮助那些弱小、生病和受挫折的人。”
人们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光是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承担责任，及时行动。对此，卡夫卡说得很简洁：“没有人会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他必须要把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
其实，吸引卡夫卡的不是惠特曼的诗歌，而是他对待人生的那种高度责任感。可以说，承担责任就是一种信仰。因为信仰不只是一种认知，它还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
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1950年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决心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
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的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最终，钱学森的誓言实现，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什么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会历尽艰辛毅然回国，并把财产捐献给国家？为什么力学大师郭永怀临死都要保护好绝密资料？28年间，为什么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回家寥寥数次，临终都在为国家建言献策？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承担的责任，承担责任是他们的信仰。
在采访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先进事迹前，一个记者搜寻到以下信息：
——1916年，他出生于江苏镇江，青年时代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后又赴美留学，是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
——求学期间，面对日军飞机轰炸神州、无数国人惨死的现实，他毅然由机械系改报航空系，从此一生执著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
——“文革”时期，他遭受重重磨难以致左眼完全失明，但“航空报国”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在生命最后30年里，他用一只右眼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后，他非但没有想办法延长生命，反而因时日无多更加抓紧时间学习，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甚至拒绝医生给他使用昂贵的进口药，认为“没必要为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而浪费国家的钱”，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会挣扎着把针头拔掉……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在吴大观口述的自传里发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有人说吴大观是傻瓜，他却认为自己不傻。他说：“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就是这个想法。”
话落无声却有力。这位朴实的老人用93年的人生实现了自己“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革命志士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活在当下，我们幸运得无须让这些极端环境来检验我们的信仰，但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一些小困难便想逃避责任时，当我们为自己的软弱寻找借口时，我们的脑海里是否谨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并从中获取力量？
有人说，信仰是一种奢侈到极点的奢侈品，把责任作为信仰更是一种噱头。只有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才有谈论信仰的资本，才需要承担所谓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关于责任是否只是一种噱头，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连市一名公交车司机，开车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做了三件事：把车缓缓停在马路边，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将发动机熄火，将车门打开让乘客安全下车……
做完这三件事情之后，他静静地趴在方向盘上停止了呼吸，在奄奄一息之时，还不忘保护乘客的安全。
一名默默无闻的公交车司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责任不是大人物才需要承担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一个将承担责任当做信仰的人，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时刻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往前走。所以，把责任作为信仰并非噱头，这种信仰可以凝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传递。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身兼何职，都应该把承担责任作为自己的信仰，用责任去缔造美好生活。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精神的家园，才能使中国社会的功利心有所消退，空灵之气有所上升，国人的精神才有所皈依；只有树立起这样一种信仰，才能使我们在遭遇困境时心存希望，拥有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第二节 中国崛起，责任是脊梁
世界是需要中国的，但是它需要的只是一个能顾全大众利益、担当责任的中国。——杨宗华
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封面文章由曾两次专访温家宝总理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资深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撰写。
扎卡里亚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率建造世界级的公路、宏伟的码头和高效的空港，迅速实现工厂的现代化。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凭借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成绩，逐渐构筑起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诸多的赞誉席卷而来，当傲人的成绩摆在眼前，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禁欢欣鼓舞，如沐春风。对高歌猛进中的中国来说，崛起仿佛已触手可及。但就如《孟子》中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发展还很不平衡。
时评人亚夫在上海证券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前30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外需的持续强劲增长，现在外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约束也日益突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相当复杂。在奥运会临近之时，以拉萨发生骚乱事件为导火索，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一些中国过去“感觉”对华关系良好、对华经济利益密切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攻击中国最强烈的国家……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对当前处境的敏感，也是对未来的思索，是很自然，也很有必要的反思。所以，我们开始反思，世界为什么对中国崛起感到如此焦虑？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靠什么实现真正崛起，动力何在？
殊不知硬件做得再好，也只是工具好。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下来了。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上滋生了一些腐朽思想，道德失落、诚信缺失等消极现象随处可见，人们勇于承担的责任精神在淡化。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泰山颂》中说：“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当人民的灵魂、国家的脊梁——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不可限量。21世纪的中国要真正崛起，一定要有强力的文化作为精神支柱。这种文化就是我们亟须的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走出这条正确的道路极为不易。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容易改的事、物基本上都已经有所改进，下一步改革必然要面对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中国人从来不缺乏聪明才智，也不缺勤劳勇敢，更不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在我们渴望和谐与幸福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着，渐渐地，我们忽略了一个根本——责任！
没有责任，信心的重建只会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没有责任，希望注定只会变成失望；没有责任，行动的力量只是沙滩上建起的危房；没有责任，再有利的政策到头来也只是空想。只有责任，才能成为中国崛起的脊梁。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一个经济规模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以其存在很大差异的价值观体系、以西方完全不熟悉的方式逐渐崛起，这让西方国家深深地担忧已不足为奇。
2007年，胡锦涛主席应邀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就曾问：“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新角色？”
中国究竟能以什么方式影响世界和改变中国自己？这既是西方国家心中的疑惑，也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当奥巴马2009年坚持要把中美两国作能力上的“并列”的时候，并不是他本人有多大的“中国热情”，而是在说一个事实：中国崛起并不只是单纯的GDP的崛起，同时必须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诚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朱锋所言：“中国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气和理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也只有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态度下，坚定向前，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对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中国来说，要延续再启动的梦想，需要有忧患之心，更需要有责任之心。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建议，作为同属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方面须按照既定路线发展下去，另外一方面可以将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的经验发挥出来，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要迅速崛起，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干，需要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要在全球化的竞争和格局中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像责任与个人的地位是匹配的，责任与个人的权利也是匹配的一样，中国要想有相应的权和利，就必须学会承担高度的责任。
所幸中国目前已经开始行动。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中国都在主动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2010年1月13日下午，海地发生里氏7.0级强震！中国政府闻讯，迅速派出国际救援队飞赴海地实施救援。当地时间1月14日凌晨，飞越半个地球的中国救援队，成为首支到达海地并挺进灾区的外国救援队。长途驰援的中国，在全世界面前将以拯救生命为己任的大国风采展露无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索马里海盗事件中，为确保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外商船的安全，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为所有加入的外国船舶无偿提供护航服务。“This is Chinese escort task force，please contact me on CH××if you need any assistance.”（“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频道呼叫我。”）这样的英、汉双语通告，对于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外商船来说，早已不再陌生。中国海军安全、高效的护航行动，赢得了全世界商船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我国海军护航。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6月，我国海军已经完成2000多艘中外商船的护航任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另外，面对存在问题，党和政府针对思想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诚信缺失问题，着重从体制上解决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问题；针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
仅仅有激情，很难给人信心；仅仅有梦想，很难改变现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是责任让中国人挺起了脊梁，是责任凝聚了中国人的民族精魂！今天，屹立东方的中国想要变得更加强盛，真正实现崛起的梦想，必须以责任为脊梁。第三节 责任是世界一流企业的信仰
目标不是命令，而是一种责任或承诺。——德鲁克
2010年9月29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在北京昌平区拉斐特城堡庄园如期举行。慈善酒会讨论的主题有：对待财富的态度；对待捐赠的态度；捐赠如何更有效；慈善对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树立榜样，他一生都在捐赠”，巴菲特说，“我没有因为钱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出的钱却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
在慈善晚宴1个月后的10月30日，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在纽约表示：“我欣赏比尔·盖茨创建了微软，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创建了苹果。”但他同时也认为，捐出财富“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将你的全部资源和全部经验用于工作非常重要。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商业活动和开发来解决。”
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自己拥有的一家基建企业为例，说：“我们竞标项目，这是我们开发国家的方式。你需要投资工厂和实验室。这是我生命中的挑战，去帮助我的国家改变。慈善不能挽救贫穷。过去许多年中，已有很多钱被用于慈善，达到上万亿美元。”“巴比”与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对此似乎存在一个分歧，那就是：企业真正要做的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还是致力于慈善，与世界分享财富？事实上，“巴比”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看似存在分歧，实则殊途同归。理由是他们都在履行社会责任。
这让很多人想到了此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在“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曾有过这样一次争论——王石先生领导的万科企业最初只捐了200万元，你能接受吗？
争论中，持反对态度的普通网友明显占了多数。尤其是那些激愤而又充满创意的批判者，他们甚至不惮于用最刻薄的言辞来质问和奚落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家。
人们的争论也许语言粗粝，也许逻辑简单。但在人们普遍的愤怒背后隐藏着这样几个问题：这些大企业、大老板这么多年来享受了这个国家诸多好处，可他们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他们为这个社会担负了什么责任？
1924年，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提出一个关于责任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它指的是企业不能仅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仅从定义的措辞，人们就不难体会出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的关系。同时，这种被假设的对立关系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以来在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主要原因。
在人们的观念中，履行社会责任就意味着把本该企业拥有的财富平白分割出去。于是，抱着现实主义态度的企业家内心深处对此往往不以为然。而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经济学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企业管理者为股东以外的群体谋利益，有违信托精神。”
从现实情况来看，此观点绝对不是谬论。钱如流水，无论怎样流通，都不损其价值，所以人人喜欢。在如今这个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曾有过的高度物质文明的时代，我们对财富的喜爱更是如此。
翻开中国历史，无论是大唐盛世，还是康乾盛世，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都远不及如今这个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物质时代才让中国变得富裕。
于是，有人引用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命题，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持此观点的人们认为，当人为利益、为名而奋斗，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只有物质文明提高了，才能让精神文明更进一步。物质文明一旦失去，精神文明马上就会消失。如果大家都淡泊名利，社会进取的动力将无处寻找。
也正是在此种观点的驱使下，企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唯一使命是追求物质财富、实现利润最大化，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市场迅速恢复，经济活动逐渐开始占领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也相应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这时候，我国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走出去向世界一流企业探询更高效的管理模式。虽然管理管理既无定式，也无定势，它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但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在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的驱使下，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在人类物质文明得到迅速提高的同时，一系列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丑闻不断爆出。
2001年，美国发生了“安然（Enron）案”。由于财务造假，安然的总市值由2000年的700亿美元，在短短一年间只剩下2亿美元，减少了99.7%以上。最终，安然于2002年1月15日下市，成为当时最大的丑闻。
2010年初，由美国法庭指定的调查律师，将一份长达2200页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这是一份关于雷曼兄弟倒闭调查的报告，它明确指出，在雷曼兄弟的倒闭中，雷曼前高级管理层以及前审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次事件发生后，美国整个银行业和审计师的信用评价都受到严重打击。“安然案”之所以震撼，很大程度在于它背弃了社会责任，在其财务上造假。许多大企业的丑闻恰恰都源于忽略或者故意背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失去了信仰。因为遵从于“一切向钱看”的信仰，企业对其所应负的责任的视若无睹，这些企业从小的作伪开始，到不断破坏一些更大的原则，在前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越陷越深。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或因内部告发，或被外界揭露，企业只能在“掩饰——说谎——再掩饰——再说谎”的恶性循环逻辑中走向崩溃。
这些现象逐步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企业责任日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企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一种新的观点也随之扩散：“企业的作用现在已发展到包括社会目标在内，当然也包括经济目标，社会责任扩展到为用户、供应厂商、雇佣者、社会和人民大众负责”。
从企业的发展看，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追求“超高速”发展的冲动。这是企业家的本能，很正常。问题是企业在选择“超高速”的发展战略中，必然要伴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模式。由于对企业价值认识的偏差和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不清，就可能忽略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共生”这一企业发展的金律。
要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最好的做法是在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重启诚信、务实、求是的智慧之门。
依靠信仰，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创造了奇迹，使得从来都没有战败过的美国第一次没有取胜。美国的军人和研究者一直都很感慨，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为什么在冰天雪地里，缺衣少食的中国军队还能够保证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能力，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信仰！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健康的信仰，否则精神就会“生病”，这远比身体得病更为可怕。对一个企业来说，缺乏信仰也是导致企业无法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就像百岁老人周有光所劝诫的那样，只有深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只有回归本原和常识，只有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企业信仰来身体力行，我们才能发现中国企业的远大前程。
考察各种各样的企业，我们发现，凡是伟大的企业，都具有信仰，并且，都以企业信仰去塑造和统率企业成员。
在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1850年到1880年的“黄金30年”中，卡耐基、吉百利、利华等一批有信仰的资本家的出现，奠定了近现代开明企业家追求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双重使命的精神内核；
在日本，20世纪该国被称为四大“经营之圣”的企业家——松下的松下幸之助、索尼的盛田昭夫、本田的本田宗一郎和京瓷的稻盛和夫，以其“致良知”和不断“精进”的东亚管理思想开启了日本企业的世界化征程。
在中国，20世纪初以张謇、荣氏兄弟和范旭东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先驱，把自己的成功视为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河。
另外，著名的“惠普之道”影响了一大批创业型企业，具中国特色的“华为基本法”，为更多的成长型企业所借鉴学习。它们取得的功绩之所以卓著，都与其所遵从的企业责任信仰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逐步重拾对责任的信仰。2009年，由《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起，以全面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为使命，由全国多所高校管理学院及EMBA教育中心协办的“社会责任大讲堂”活动启动。
2010年1月11日，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背景条件下，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第三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开启新商业文明——阿里巴巴集团200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探讨了在21世纪新商业文明的时代，企业如何去思考客户、职员、股东、合作伙伴、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关系，并做出实质性的转变。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作为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呼唤责任的回归。就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所说的一样，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企业才得到对自己的企业文化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企业在企业架构和赢利模式上普遍重视硬件的建设，重视短期利益，忽视了内部管理、文化建设、品牌塑造等软实力方面的打造，从而导致企业后劲不足。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关键还在于对责任的落实。
首先，在经营战略上，企业需建立以企业责任为核心导向的企业发展方向。所谓的企业发展方向，就是回答企业为何存在、为谁发展、对谁负责这几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企业责任的重新认识。
具体地说，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识到：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因为没有客户，企业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在这个前提下，企业才能明确对客户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职员的责任，才能不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聚焦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需要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组织结构是伴随着企业的战略而改变的。当企业开始强调社会责任，就必然会从内部进行改革，使管理团队乃至基层职员都以责任为导向实现业绩指标。
企业唯有聚焦核心优势，把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承担责任。
最后，企业需要转变经营理念。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阻碍中国企业持续赢利能力的主要障碍不在外部而在企业内部，而在于如何确立企业责任理念。只有不断强化企业责任，提升企业文化，企业才能真正赢得市场，赢得生存的机会。
在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后，企业如果能够明晰如何发扬市场经济的优点，重视培养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最终实现转型，将责任意识灌输给每个管理人员、每名职员，建立起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新型企业文化，其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所提升，民族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才能有所保证。
2006年12月，“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系》。文章指出，过去人们对于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这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个是它们只是就公益谈公益，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因此，无论是企业创造财富还是从事慈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那就是在承担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这才是优秀企业真正的信仰与追求。第四节 勇于承担责任是成功者的特质
成功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但只有成功者去做了。——杨宗华《南方周末》曾发表过一篇特稿描述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
成功到底有多诱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81.3%的中国人读过成功学书籍。
在这个热衷谈论权力、财富和时尚的年代，每个年轻人都向往成功，为着复制成功而来。有时候，成功好像近在咫尺；有时候，成功似乎又遥不可及。无论是白手兴家还是一夜成名，对青年一代来说都属于“时不再来”的偶遇，大家都在急迫地寻找可以为自己的成功知名道路的导师。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在竭力找寻青年导师的时候，到底忽略了什么？成功的“风云人物”是如何铸就的？成功者身上到底有哪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特质？
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哈伯德说，所有成功者的标志都是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四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革命一生的原动力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责任感；比尔·盖茨的创业起源是“让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瑞典首富、“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的理想是把追逐利润的商业动机同永恒的人类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
另外，从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孔子；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这些成功者的身上都闪耀着责任的光芒。
1954年7月21日是日内瓦会议宣言通过的日子。这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嘱咐一位新华社记者：下午不必去开会了，你就在房间里拿着宣言的初稿等通知，每修改或者通过一段就由电台向北京发一段。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记者每接到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往电台。
由于办公桌靠近窗户，被剪成一段一段的原稿有的被风吹走了。记者一时没注意到这个情况，以致发回北京的电文比其他通讯社的电文少了几段。直至发现时，《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但当记者准备好接受批评时，他却说：“你来了，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方面还在等着。”之后，在给中央亲笔写的电报里，周恩来总理根本没有提到记者的失职，只说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
电文漏发责任主要在记者，但周恩来总理却主动承担了责任，请中央给予处分。成功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勇于承担责任。因此，如果想获得成功，我们首先必须学习他们身上最值得学习的成功品质，那就是做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但也有人说，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先天条件，以及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
人生规划师徐小平认为：“有一种人，也许他从政没有发迹、经商没有发财、学术没有发表、管理没有发达，他或许混得很悲惨，但他很可能有一种精神，一种选择了自己认定的事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力量。当你见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某种鼓舞，反过来刺激你自己的人生发展。”
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成功的标准不止一个。真正的成功可能和智商、物质财富关系不大，但一定和责任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
李嘉诚捐出财产的1/3做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拿出财产的35%做慈善事业；霍英东向慈善机构捐出了150多亿元……
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曾经被刊载在《福布斯》的首届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为万人瞩目的名字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创立的财富帝国还有多少屹立不倒？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商业教父”们，有多少已回归平凡？有多少已转奔他途？有多少还能继续着自己的传奇？
现代社会，人们都太注重个人的成功，太强调能够从生活中获得什么，而不是我们能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是这样，我们即便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名和利，也无法真正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这对于想要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无异于舍本逐末。人要想有所作为和成就，却没有责任心是很危险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分析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如今，人们是用这样一句俗语解释司马光的这句话：德才兼备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想要成功，我们首先要抓住成功者真正的特质，即勇于承担责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最起码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进而做到尽善尽美。很多时候，我们在勇于承担责任的路上前进一小步，就是向成功迈进一大步。第五节 责任是民族崛起的力量与源泉
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强大取决于这个民族承载了什么。当我们的民族承载的是责任感，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种高度的责任和使命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将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强大。——杨宗华
随着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在世界舞台备受关注。当世界的赞誉和喝彩声席卷而来，沉浸其中的我们甚至相信——“中国很快会像历史上一样强大了！”
2006年，《凤凰周刊》有一篇文章指出，针对“中国威胁论”，堪称一代豪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撒切尔是否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其本意是否有被媒体曲解的成分？
其实，撒切尔夫人是否说了这句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传播开来后，是否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说：“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500年前，在美洲那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的人们还只是静静地偏居一隅。但500年后，美国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美国梦。美国的强大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实力，还因为它拥有一个“美国梦”。通过这种“传染性学说”，美国至今仍在不断地向世界输出其日益强大的思想观念。
相比之下，中国有什么？拥有几千年历史、人口占世界1/5、堪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在当今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掩饰不了的是中华民族信仰的贫血，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落寞。如果有人问中国人信仰什么？很多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人没有信仰。”
但按照人类繁衍学推演，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代代相传、繁衍生息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长期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他说：“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
所以，多少年来，民族信仰建设止步不前，原因是仅停留于空泛的口号，难以正面形象感动人们的心。比如“祭黄陵”由演艺明星“主祭”，最后被办成了“追星活动”。人们感受到的不是肃穆的祭祀仪式，而是滑稽的作秀。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就成了“人群骚动，不了了之”。
世界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听起来，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苏联的解体却恰恰对民族信仰缺失的后果进行了最鲜活有力的诠释。因为民族信仰的缺失，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当年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也躲不过被西方“和平演变”的悲剧。
有人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是因经济恶化而崩溃。如果观点成立，人们却又难以解释这个“崩溃”为何没有出现在经济状况更糟的苏德战争或战争结束时期。
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说：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经济的恶化”，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
堺屋太一的说法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且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观点的独到和耐人寻味之处。
当今世界表面上稳定，实际上诡秘多变，其深层暗流汹涌。温家宝就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族信仰与道德建设的培育与提升。相反，某种情况下经济的“楼层”越往上攀升，信仰的“地基”越往下陷落。一个丧失伦理道德和民族信仰、没有荣辱观和责任感、没有爱国精神和凝聚力、分不清是非黑白的民族，将会堕落为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所谓的那句撒切尔夫人说过的话则一针见血地道明了中国不能成为大国的要害：一个真正的大国，靠的不是卖衬衫给世界贡献了多少GDP，还必须在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所以，中国的崛起，不在登月、不在GDP的增长、不在白宫的微笑握手，只在民族信仰回归。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数十年间实现堪与发达国家比肩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个奇迹。但不凝聚全国的人心和智慧，没有举国一致的“国魂”，也绝难达到目标。
我们今天为自己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还要重拾真正的信仰。
但中国的道德体系究竟是什么？民族的精神载体是什么？中华民族究竟需要什么作为信仰？如何适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系统与计划的建设？《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说：“中国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是除了商业和生意，除了利益和利润，还应该在文化上，存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这就是中央为何一再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信仰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是推动民族凝聚力发展壮大的动力。但近百年来，我们自觉倚靠的文化之体，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就像苍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逐渐感到失去罗盘针的危险！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仅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未来世界竞争中，只有寻求无形之道，重拾责任，民族崛起才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高度。
2010年10月25日，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国家竞争力已跻身世界前20名的行列，排名第17。至2050年，中国力争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梯次追赶战略”将助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崛起之梦会不会实现？未来的事情我们无法预知。但中国人民当年抗战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非常振奋人心的话：“中国不亡，有我！”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喊出一句话：“中国崛起，有我，有责任！”
企业要承担相应的一份责任，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这份责任并不空泛，它是管理人员以身作则的高效管理行为，是研发人员的技术创新，也是流水线上一项简单的操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为民族崛起出一份力并不是遥远而不切实际的空谈，它与我们每一名企业员工紧密相连，需要我们每一名企业员工承担起一份责任，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因为责任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每一个岗位。 第二章 Chapter2人为什么需要敢于负责
世上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高度负责的精神之后，才会产生改变一切的力量。在职场中，一个人的责任感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能获得的成就的大小。第一节 放弃责任，就是放弃成功
负责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世界。——高尔基
我们常常对一些人的突然升迁、或者一些平时看起来毫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突然受到重用而好奇和惊讶。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却只有那个人或者那几个人得到了重用？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企业才会将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
其实，这一切都是责任感在起作用。每个企业都很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员工。哪怕只是一名做着最不起眼工作的普通员工，只要我们拥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够担当责任，我们就是企业最需要的人。
试想，哪个企业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没有责任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员工呢？精明的管理者当然会对有责任感的员工委以重任。这就是很多人突然得到重用的奥秘所在。
而立之年的袁刚多年来从事房地产工作，现在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部门主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袁刚一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一天，一位部门经理突然离职，扔下一摊需要紧急处理的工作。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把袁刚找去谈话。原来副总已经和其他的部门经理谈过此事，安排他们暂时接管那个部门的工作，但是那些部门经理都以手头上工作很忙为由委婉推辞掉了。于是，副总问袁刚能否暂时接管这个部门的工作。
事实上，袁刚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同时处理好两份繁重的工作。但是，经过仔细考虑，袁刚最终同意接管那个部门的工作，将责任承担下来，并表示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
接管工作的初期，袁刚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下班后，他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自己怎样才能在同一时间里完成两份工作。他很快就制定出了方案，第二天就采取了行动：将每天的工作按照重要程度进行分级，首先完成重要而紧急的工作；将能够合并的工作合并；将下属汇报工作集中安排在某一个时间……
如此一来，袁刚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在两个部门的工作游刃有余。
不久，企业决定将两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由袁刚全权负责，并且将他的薪水涨了一倍。
社会学家戴维斯说：“自己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生存的机会。”同样，如果一个职员放弃了对企业的责任，也就放弃了在企业中获得更好发展的机会。
放弃责任，就是放弃成功。因为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任何工作都做不好，自然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
甲、乙、丙三个人同时到一家装饰公司应聘设计总监，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终于从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主管只对他们说了一句“恭喜你们入围”，然后将他们带到了一处废旧仓库。仓库里面布满灰尘，陈设乱七八糟。人力资源部主管只留下一句“三个人共同负责将仓库打扫干净，将物品归类放置整齐”，然后就在三个人疑惑的目光中离开了仓库。
甲说：“我们不是已经被录用了吗？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干这种粗活儿？”乙说：“我应聘的是设计总监，可不是清洁工的职位，这位主管是不是搞错了？”丙说：“别问为什么了，既然他让我们做，我们就好好做吧。”说完就埋头干了起来。
甲和乙看见丙埋头干活，也只好跟着干起来。做到一半，甲和乙越来越心不在焉，速度越来越慢，甲说：“那位主管又不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卖力，歇会儿吧！”乙跟着停下来，丙却一直用心地清扫仓库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都被仓库里的高清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午餐时间到了，人力资源部主管回来对他们说：“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先去食堂用餐，下午再来接着干。”甲和乙立刻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弹弹衣服上的尘土……而丙却坚持将最后一个角落收拾干净，归置整齐。
下午上班，人力资源部主管郑重地对他们宣布：“这次企业只聘一位设计师，祝贺丙顺利获得这一职位。甲和乙，你们若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落聘，想想自己在仓库的表现就知道答案了。”
甲和乙为什么落聘？毫无疑问，他们缺乏对工作的责任感。接到任务后，他们没有立即执行；看到主管不在身边，他们藏奸耍滑。而丙却对工作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即使对主管的安排感到疑惑仍然立刻投入工作，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始终如一，尤其是到了下班时间也能坚持将工作完成。可以说，丙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试想，这样的职员怎能不成功？有哪家企业不热切希望得到这样的职员？
责任是成功的基石，是完善自我、成就自我的翅膀。美国著名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曾经说过：“所有成功者的标志都是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的确，那些事业有成的人士，无不具有勇于负责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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