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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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
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主编萧祥剑第一章总论
名节侠义之风，莫盛于东汉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何其烈也。曹魏得志，恶其不为己用，乃百端凌折之，而士气衰矣。朱子答刘子澄书曰：“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且以荀氏一门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及其孙彧则已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盖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以至于此。”司马氏以曹氏重臣，阴篡其国。魏之士大夫，亦复倒戈相向，无复为曹氏守节者。虽天道之好还，而名节侠义之风遂不复存。
晋之建国，初无忠厚开基之道，而有作人之雅化也。承魏何晏、王弼之风，祖述老庄，雅尚清谈，崇尚虚浮，不遵礼法。王衍、乐广之徒，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化之。终日捉麈尾，据胡床，自称名士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无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朝野之间，翕然成风。有识者，固不待石勒之啸、刘裕之篡，而知汉族之不竞，晋室之必亡矣。
当众人梦梦，举世滔滔之日，而无一人焉。树风节，明大义，为疾风之劲草，岁寒之松柏，则波流所届，伊于胡底？譬之于时，长夜漫漫而无旦时，天地之道亦将息矣，岂不危哉？乃知人类之赖有忠臣、孝子、贤人、高士也，甚于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阙也。
乱极之世，人才乃出，其出身加民，致位将相，旋乾转坤，而奏赫赫之功者。夫固泽流一世矣，亦有人焉，避世若凂，逃名不出。高洁之行，天下皆望之；难言之痛，天下皆谅之。其迹愈隐，其风概愈显。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足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在当时，虽不及名将名相有特殊之功绩，而其为一代之典型，维万古之纲常，则非廊庙中人所能及其万一也。
东晋之季，有陶渊明焉。世皆以隐逸称之，徒以其迹论之，则固然矣。今读其《饮酒》《述酒》诸诗，则知陶公之托于曲糵，逃于昏冥者，夫岂得与阮籍辈并论？公固宰辅子孙，当恭帝之时，刘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未几，潜行弑逆，公乃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其退休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论者不察，与竹林诸狂士(晋书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等量齐观，夫岂足与论古者哉？
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欲为韩而毙吕殄秦者，子房也；欲为汉而诛曹殄魏者，孔明也。虽未能尽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愿矣。灵均逆睹谗臣之丧国，渊明坐视强臣之移国，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愿者，其事业见于世，莫如之何者，将没世而莫之知，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愤。人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嗟乎，陶公无昭烈之可辅以图存，无高皇之可倚以复雠，乃终以高隐终也。悲夫！
追求名节侠义的风气，没有人能比得过东汉时期朋党之争中的那些贤人，就算被杀头，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逃避，这是多么地刚烈啊！曹魏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痛恨他们不肯为自己服务，于是便百般折磨他们，从而导致读书人的这种追求名节侠义的风气日渐衰落。朱熹在给刘子澄的回信中说：“建安时期以后，中原一带的士大夫们只知道有曹氏家族，却不知道有汉家天下。就以荀氏一族来说，在荀淑向粱氏直言陈事的时候，而他的儿子荀爽，已经在董卓的手下做官了；他的孙子荀彧，则已经做了汝阳侯唐衡的女婿，成了曹操的臣子，却不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这种刚正率直的气节，在遭到社会的迫害时，他们便开始寻找保全性命的方法，因此，不知不觉中就沦落到如此地步。”司马氏凭借自己是曹魏政权的重臣，暗中篡权，夺取了曹魏政权。曹魏政权的士大夫们，便又纷纷投靠司马氏，没有一个人为曹氏政权拼死抗争的。即使世间善恶有报，这种侠义风气却不复存在了。
晋朝建立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忠实厚道的开国之法，但却有立身行事的纯正教化。沿袭了魏国何晏和王弼的学风，效法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喜欢空谈玄理，崇尚虚无，不遵守礼仪法度。王衍和乐广的学生，都把心放在尘世之外，名声显赫，得到人们的推崇，社会便形成了一种风气。他们每天都拿着拂尘，靠坐在胡床上，称自己为名望高而又有学问的人。他们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而抛弃了六经学说。他们的谈论，都以道体虚无作为争论焦点，而轻视名誉和礼法；立身处世，都把放纵邪行作为通用标准，而忽视节操和信义；求取功名，都以贪求富贵作为重要准则，而蔑视刚直和正道；做官都崇尚不问政务的作风，而嘲笑勤勉恭谨。这种情况在朝廷和民间形成了一种风气，有见识的人不用等到石勒谋反、刘裕篡位，就已经知道汉族是不会胜利的，晋朝是一定会灭亡。
正当世人浑浑噩噩、社会混乱不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建立风骨和节操，呈明正道，作大风中的劲草，寒冬中的松柏，如此水流所能流到的地方，谁知道要流到哪里才算完呢？如果用时间来比喻的话，就好像是长夜漫漫没有天亮的时候，天地之间的大道也将停止了，这难道不很危险吗？于是才知道人类对忠臣、孝子、贤人和高士的依赖，比对日常生活中一天都不能缺少的粟米水火的依赖还要厉害。
混乱的时代，有才学的人就会出现，他们做官会施恩惠给人民，官位升到将军、宰相，能够扭转乾坤，拥有显赫的功绩。尽管他们一定能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但仍有人逃避乱世就像逃离污染一样，逃避声名而不愿意出来做官。这些人高尚纯洁的品行，天下人都仰慕；他们隐藏在内心难以说出口的痛苦，天下人都会原谅。他们的生活越隐密，他们的风度和气概就越显赫。世世代代以来，这种气度和品行仍然能够使冥顽不灵的人变得廉洁正直，使软弱无能的人变得意志坚强。这在当时社会，虽然比不上名将名相有显赫的功绩，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维系着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即使是朝廷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们也不能达到他们的万分之一啊。
东晋末年，有个人叫陶渊明。世人都称赞他为隐士，如果只是从他的生活轨迹来说，那么他确实是这样的。如今读了他写的《饮酒》《述酒》这些诗歌之后，就会知道陶渊明把他的理想抱负都寄托到了酒当中，想要借此来逃离混乱的社会，又怎么能与阮籍他们相提并论呢？陶渊明本来是宰相的后代，在东晋恭帝在位的时候，刘裕逼迫皇帝让出皇位，随后，刘裕便废黜了恭帝，并封他做零陵王。没有多久，刘裕又派人暗地里刺杀了恭帝，于是陶渊明便远离官场，开始隐居起来，不再受人世间的纷乱，最后竟然自己亲自耕种，甚至乞讨食物，这些足以看出他的忠心和正义。他辞官休息期间写的诗歌，大多都是吊念故国，感伤时世，带有伤感讽刺的诗句。谈论的人如果不能明察这些，而把陶渊明与竹林七贤同等看待（《晋书·嵇康传》中写道：能够与嵇康进行心灵上对话的，只有陈留的阮籍、河内的山涛和向秀，沛国的刘伶，阮籍兄长的儿子阮咸，琅琊的王戎，于是他们约在竹林游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竹林七贤”），那么又怎么能与他们谈论古人呢？
楚国的屈原大夫、韩国的张良司徒、汉朝的诸葛丞相、东晋的陶渊明，这四个君子，他们的道德品行不同，遇到的时代也不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一样的。这种一样是指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都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罢了。想要为韩国去杀掉姓吕的人，灭掉秦朝，这个人就是张良；想为汉朝去杀光曹姓的人，灭掉魏国，这个人就是诸葛亮。尽管没有能完全实现他们的心愿，但这也算是伸张了志气和心愿。屈原预见奸臣会把国家败亡，陶渊明眼看着掌权的大臣篡夺国家政权，而他们都没有办法。那些能够稍微伸张自己意愿的人，他们的事迹都是被世人所见证的；而那些不能伸张自己意愿的人，就算到死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那么就不得不借助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谈去寄托自己的意愿，从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忠义与愤激。这就是人们每次读屈原的楚辞、陶渊明的诗歌流泪叹息的原因。唉！陶渊明既不能辅佐明君来谋划国家存亡大计，又没有皇权高官等权贵可依靠，于是最终只得隐居终老。真是痛心啊！第二章五柳自况
陶潜，字渊明(唐人避高祖讳，改称泉明)，或云字元亮，私谥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在今江西九江县西南)。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民国前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也。考公故居凡三处，一在今新昌县东二十五里。《图经》云：陶公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之玉京山，一名上京，公诗所云“畴昔家上京”是也。又称南村。其地当大湖之滨，一峰苍秀，彭蠡(今鄱阳湖是也)东西数百里，云山烟水，浩淼萦带，皆列几席间，奇绝不可名状。安帝戊申(义熙四年)六月中遇火，越后年，遂徙住焉。一在今九江西南九十里柴桑山，村名栗里(今属星子县虎爪厓下)。试游浔阳，有平石如砥者，陶公当日醉卧处也。有栖隐寺者，五柳先生之故宅也。
大司马侃(字士行)，为晋名臣，封长沙郡，公谥曰桓，陶公之祖也。平居无事时，辄运白甓于斋外，暮运入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史赞其励事勤力，皆此类也。
侃薨，世子夏袭爵，杀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诏以夏之侄名宏者，袭侃爵。宏卒，子绰之嗣；绰之卒，子延寿嗣。陶公于延寿，为诸父行。其时晋室衰微，世家自亦不竞。惟清门旧德、故家乔木之风，依然存在耳。
陶公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颍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里所知名。宅边有五柳树，因号“五柳先生”，作传以自况，其文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
黔娄(鲁之高士，其妻亦贤，见《列女传》)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极其言)。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葛天氏皆古帝皇名)？
此文既出，人多传诵，皆谓其文可作陶公实录也。
陶公高尚之趣，出于天性，夫岂有厌贫贱而乐富贵之心哉？只以家世清贫，菽水之欢，竟不克承。古人原有亲老家贫，而为禄仕者，乃求为州祭酒。夫以素怀高洁，夙未与世缘接触者，一出即理钱谷刑名之琐事，而日与胥吏为缘，其抑郁不得志而难与久居也明矣，未几即弃职归。
当道又欲征为主簿，陶公惩于前事，辞不往也。躬耕自给，思亲友则赋《停云》之章，感时序则咏《荣木》之诗(皆四言诗见集中)，盖极闲适之趣云。【批评】《困学纪闻》：陶公栗里，前贤题咏，独唐颜鲁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鲁公诗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苦不就，舍生悲拖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与孤云远，辨随还鸟泯。”(见《庐山记》，《鲁公集》不载)。
朱子跋鲁公诗后云：颜文忠公栗里诗，见陈令举《庐山记》，而不得其全篇。虽然，读之者亦足以识二公之心，而着于君臣之义矣。栗里，在今南康军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岁时劝相，间一至焉，俯仰林泉，举酒属客，盖未尝不赋是诗也。《靖节集》中，有赠长沙公诗四首。序云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一本无祖字)。而《宋书》及《昭明传》，并以侃为曾祖，《南史》且明云晋大司马侃之曾孙。《晋书·陶侃传》称：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及其薨也，诸子不协，自相鱼肉，再传之后，家遂中落。《赠长沙公》诗云：“昭穆即远，视同路人。”盖隐痛家难，不忍斥言之也。可知同室操戈，则虽极盛之家亦极易衰落。
渊明之父，史无明文。李公焕《命子诗注》引宋陶茂麟《家谱》云：父名逸，为姿城太守，生五子，母孟氏，孟嘉女也。
今人言县令事，多用陶公五柳事，实误。公为彭泽令，去家百里，则彭泽未尝有五柳矣。
陶潜，字渊明（唐代人为了避讳唐高祖名字中的“渊”字，把“渊明”改称为“泉明”），也有人说他字元亮，死后门人给他一个谥号，叫靖节先生，他是浔阳柴桑人（在今江西九江县西南）。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年。经考证，他的故居一共有三处，一处在今天的新昌县向东二十五里的地方。《图经》上说：陶渊明的家开始在宜丰，后来才迁到柴桑的。宜丰，也就是今天的新昌。一处在南康府城向西七里的玉京山，又叫上京，陶渊明曾在诗中写道“我的家原来在上京。”这个地方又称为南村，正好在一大湖的水边，山峰苍翠秀美，从彭蠡（今鄱阳湖）向东西绵延几百里，都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和雾霭迷蒙的水面，广阔的水面环绕着群山，就像分布在几案和席子之间一样，非常奇妙，不可用言语来形容。东晋安帝戊申年（义熙四年）六月中旬，这里出现了火灾，两年之后，陶渊明搬到这里住了下来。还有一处在今天九江向西南九十里的柴桑山，村子叫栗里（今属星子县虎爪崖下）。如果去浔阳游玩就会看到有一块像磨刀石一样的平坦石头，那就是陶渊明当年喝醉酒睡觉的地方。那里还有一座栖隐寺，就是陶渊明的旧宅。
大司马陶侃（字士行），是晋朝的名臣，封在长沙郡做官，他的谥号为桓，是陶渊明的曾祖父。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总是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面，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就不能承担大事。”史书称赞一个人做事勤恳努力，就是指陶侃这样的人！
陶侃死后，他的儿子陶夏继承了他的爵位，（在争斗中）杀死了自己的弟弟陶斌。庾亮上奏皇帝请求将陶夏罢官流放，奏章还没有送到朝廷，陶夏就去世了，皇帝下旨让陶夏的侄子陶宏继承陶侃的爵位。陶宏死后，他的儿子陶绰之继承了爵位；陶绰之死后，他的儿子陶延寿继承了爵位。对于陶延寿来说，陶渊明是他的叔父辈。当时，晋朝王室已经衰落，达官显贵人家也一蹶不振。只有高门大族的品德和显贵之家的风气，还依旧保存着。
陶渊明在少年时就拥有高雅的品质，知识渊博，善于写文章，才华出众，不拘小节，自然率真，闲适自得，地方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气。他的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所以就取号为“五柳先生”，并写了一篇传记来自比，这篇文章写道：
五柳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因为）他的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所以就用这个作为他的号了。他安闲沉静，很少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富贵。他喜欢读书，却不强求一字一句的解释。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五柳先生）本性喜欢喝酒，因为家里贫穷不能经常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情况，有时摆了酒席来招待他，他去喝酒一定要喝完，目的就是一定要醉。喝醉了就会离开，从来都不会留恋不归。他的家里空空荡荡，不能遮风挡雨，穿的粗布短衣上打着补丁，盛饭的篮子和饮水的水瓢里经常是空的，而他却能安然自得。他常常以写作文章作为娱乐，很能显示自己的志趣，不把得失放在心上，用这种心态过完自己的一生。赞语说：
黔娄（鲁国的一个隐士，他的妻子很贤惠，《列女传》有记载）曾经说过：“不为贫贱而感到忧愁，不热衷于发财做官。”这话大概说的是五柳先生这样的人吧（一种版本上写作“味其言”，一种版本上写作“极其言”）。一边喝酒一边作诗，为自己的志趣而感到快乐，不知道是无怀氏时候的百姓，还是葛天氏时候的百姓呢（无怀氏和葛天氏都是古时候帝王的名字）？
这篇文章一写出来，人们就纷纷传扬称颂，都说这篇文章可以作陶渊明的实录。
陶渊明高尚的志趣，来自他先天的品性，又怎么可能有讨厌贫贱而喜欢富贵的思想呢？只是因为家境贫寒，需要赡养父母，最终才没能继承这种品性。古时候就有因亲人年迈、家里贫穷而被任用为官的人，于是陶渊明求得了州祭酒这个官职。因为他向来就内心高尚纯洁，从未和人间世事接触过，一出来做官就处理钱粮刑律之类的杂事，并且天天和差吏们在一起，他越来越觉得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并且也很难和他们相处，没过几天就辞职归隐了。
州里长官又想征召他当主簿，陶渊明鉴于之前做官的遭遇，便辞谢没有前去。亲自耕田，自给自足，思念亲朋好友时便写了《停云》诗，感叹光阴时便作了《荣木》诗（这些都是四言诗，可在诗集中看见），这些让他充分享受了悠游自在的乐趣。【评论】《困学纪闻》：陶渊明的故乡栗里，前代贤人对这个地方有题记歌咏的，只有唐代颜鲁公的一篇作品，读完让人非常有感触，现在考证颜鲁公的诗，诗歌里说：“张良时刻想着怎么报答韩国，龚胜则以侍奉王莽新政权而感到耻辱。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也不肯迁就，最后舍弃自己生命而让士大夫们感到怜悯痛心。陶渊明啊，世代作为晋朝的臣子，自从成为朝廷的官员以后，经常会怀念起故园的生活。庚子年的时候陶渊明写了一首诗，自己说自己是伏羲氏的后人。手里拿着《山海经》，头上带着漉酒巾。兴致随着孤云飘飞而变得高远，思绪随着鸟儿归巢而停止消失。”（这些在《庐山记》中都可以看见，《鲁公集》没有记载）。
朱熹在颜鲁公的诗歌后面作了一个题跋，写道：颜真卿的栗里诗，在陈令举的《庐山记》里能看到，但却不是完整的一篇。虽然如此，读到它的人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先生的心意，从而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栗里，在现在的南康军向西北五十里远的地方。山谷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据传说这是陶渊明喝醉酒后睡觉的地方，我曾经去那里游历过，心生怜悯，在它的旁边为它建了归去来馆，时时以此来勉励自己，每次到了这里，一举一动都可以欣赏山林泉水，和宾客们一起举起酒杯，相互劝酒，没有一次不吟诵这首诗的。
在《靖节集》中，有四首赠给长沙公的诗。诗序中说长沙公与我是同一宗族，祖先都是大司马陶侃（另一版本中没有“祖”字），但《宋书》和《昭明传》中都把陶侃作为长沙公与陶渊明的曾祖，《南史》则明确说陶渊明是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晋书·陶侃传》中写道：陶侃有妻妾数十个，奴仆上千个，奇珍异宝比朝廷还多。等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子孙不和睦，互相争夺欺凌，爵位传了一代之后，家势开始衰落。他在《赠长沙公》的诗中说：“由于世系相隔已远，彼此也互不相识。”因为是自家内部的不幸变故而难以向别人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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