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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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那点事（中）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历史轶闻
泽东1975年国庆的灵异预言
1975年10月1日，这一天告诉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26个春秋。这天上午，毛泽东靠在床头，一改往日的一有余暇便手不释卷的习惯，尽管没有睡去，却也并不看书，只是静静地靠在那里，似乎很平静又很疲惫。突然，静坐在一旁的护士小孟听到毛泽东一句非1975年10月1日，这一天告诉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26个春秋。这天上午，毛泽东靠在床头，一改往日的一有余暇便手不释卷的习惯，尽管没有睡去，却也并不看书，只是静静地靠在那里，似乎很平静又很疲惫。
突然，静坐在一旁的护士小孟听到毛泽东一句非常清晰的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小孟说的，尽管这话依旧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可小孟依然听得非常真切。“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小孟听了，不假思索地对毛泽东说：“怎么会呢？您别胡想”。
毛泽东缓缓地反问一句“怎么不会呢？怎么叫胡想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毛泽东岂能例外，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看到毛泽东笑着说的，小孟也没有什么顾忌：“主席，今天是国庆节，是个大喜的日子，应该高兴才对，您别提那些死不死的事了。”
听了小孟的话，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而是依然平静地说：“孟夫子啊，我看是你怕死奥，说说都怕，至少是个小小的唯心主义者。”
说到这里，毛泽东还边说边伸出右手的小拇指，“这么个小小的唯心主义者，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国庆节是个大喜的日子，可也得讲实话呀，这个世界上，哪一刻不在生，不在死啊！这叫生死不已，新陈代谢么。”
小孟知道毛泽东又在谈人生哲学了。她曾记得在毛泽东的一个讲话里，看到过他关于生死的观点，毛泽东曾讲过，老人死了，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当时她很想不通，但她现在随着与毛泽东接触谈话的增多，已初步理解了些。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突然，话锋一转，又谈起来“你们这个年龄，可真是让人羡慕得很，恐怕你到我这个年龄，也会有同感。”
小孟听了便接着说：“我们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什么成绩都没有，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回答：“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嘛。”毛泽东的讲话，始终有一种与众不同自然而然，而又耐人寻思的哲学意味。
毛泽东总结刘邦得天下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开国帝王中，毛泽东瞩目较多、评论较多的，要数大汉王朝的缔造者汉高祖刘邦了。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用了“高明”这两个字来评价刘邦，这在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时罕见的，可见他对刘邦这个“布衣皇帝”的推崇。
据《史记》载：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义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底层出身、无明显的一技之长、且有些流氓习性的刘邦，为何在秦末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对此，刘邦当皇帝后，和群臣讨论过，自己也总结过。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一日，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其实就是“与天下同利”，因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决策对头”
项羽和刘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后，地主阶级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个新的封建国家，重建封建剥削秩序；农民阶级的迫切要求是要有这样一种权力来维持他们用流血牺牲争取到的成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休养生息。两大阶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现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当时人心的归向，也是时代的需要。
在反秦斗争行将结束时，刘邦已经表现出他不仅高于群雄，而且高于项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质。他的见识要此别人的远些，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最能为面临的现实社会服务。
刘邦具备的善用人的特点，使他能对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求得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作了许多笼络人心的工作。入关以前刘邦招降了秦南阳守齮，以为殷侯。此举对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降。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们看到了章邯被项羽所败，秦的大势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看到刘邦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所因而愿意拥戴刘邦。正是因为刘邦能“与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首领，感到追随刘邦有“奔头”。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破秦都城咸阳。进入咸阳之后，刘邦采纳了谋士张良和猛将樊哙的建议，把部队从咸阳撤了出来，退到离咸阳不远的灞上，并且关闭秦朝的库府，同时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还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位不动，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刘邦的“约法三章”，这个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两个方面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方面表示是西汉重建法律制度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拥护；另一方面也稳定了民心，使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安心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这个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刘邦得到了关中地区各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史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劳刘邦的军队，且“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不久，把秦王朝在关中霸占的大量苑囿园池开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原则下，调整了关中紧张的土地关系，这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当时的军事行动。刘邦转战山东最初常常失利，“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萧何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以关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刘邦的军事活动，是上述符合经济发展的措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还是最高统帅，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利益得失作出的反应。刘邦能够满足身边人对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决策也能适当满足天下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得到拥护。可见，“与天下同利”作为决策的宗旨，保证了“决策对头”，没有犯像项羽那样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当然，刘邦的“与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满足的是刘邦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利益与要求。这一点在刘邦称帝后表现得更为明显。“用人得当”
西汉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兴盛的朝代。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这个“父弃兄嫌”的农村浪荡子，在秦末群雄并起、铲除暴秦、争夺国柄的斗争中，打败兵多将广、勇武过人、具有独压群雄之势的项羽，建立汉朝政权，奠定了两汉四百多年的基业。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跃成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来，他的确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可是他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本领，那就是善于用人。所以毛泽东认为“用人是当”刘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刘邦就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都远远不如项羽，但他极为重视人才，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招纳或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贤任能极大地弥补了刘邦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甚至是道德品行上的瑕疵。在转变竞争劣势的用人实践中，刘邦突出的表现就是善御人杰，得人制胜。刘邦自己也总结说自己能战胜项羽是他善御“人杰”。按韩信的表述，是“善将将”。刘邦列举了使他获得成功的三大人杰——张良、萧何、韩信，而项羽只有一个人杰——范增。这就造成了双方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一之势。曾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数以策于项羽，羽不用”，后经萧何推荐，得到刘邦的重用。韩信被破例任命为三军统帅，屡建战功。萧何出身平平，“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受到刘邦的重用后却成了能臣贤相。刘邦本人无大智大勇，但他靠重用贤臣勇将而取得成功，足见其用才有方。而项羽不但拒用韩信这样的帅才，就连他身边谋深智广、对他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亦不能相容共事，关键时刻范增出走，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零之势。这时，从人才学的观点来看，项羽最后惨败于垓下、自刎于乌江也就不足为奇了。
善御人杰，这比一般意义上的善于用人又推进了一大步。项羽仁而爱人，而对范增这个智慧高出自己的人杰却容不下，所以仁而爱人可得八百死士，但难挽救他于战略失败之中；刘邦待人慢侮，“轻士善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弱点，但他善御人杰，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弱点，并在较量中最终取胜。
刘邦的用人特点是善御人杰，刘邦的最大历史贡献也是善御人杰，其中既包括征战时代的“三杰”，也包括他为身后举荐的“四杰”。对后者，《史记·高祖本纪》作了引人人胜的记述。吕后问即将辞世的刘邦：“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西汉前期的历史证明，刘邦举荐的“四杰”的表现，同他预言的相似程度令人叹服。曹参、王陵、陈平的前后相继出任国相，周勃在安定刘氏政权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皆如其所见。
如果从起用“三杰”算起，到“四杰”最后一人辞世为止，刘邦识别人杰的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在这种群雄蜂起、变幻万千的时代，识别人杰能达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
刘邦提拔和实用人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在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团队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人员，突出的代表就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樊哙“以屠狗为事”，可以说其从事的是一种低贱的行当，后来又跟随刘邦逃匿于芒砀山中；郦商实际上是无业游民，所以“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等于是赶马车的，所以职责为“每送使客”；灌婴是“睢阳贩缯者也”，也就是贩卖各种布帛的人。根据秦朝规定，除了夏侯婴因为是在官府御马得以“试补县吏”，其余三人都属于“家贫”、“市井”的范畴，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为吏。刘邦由于自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跟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能认同他们，加之刘邦知人善任，各色人等各得其所，一时间麾下形成百川归海的浩大阵势。刘邦还十分注意从原秦朝官吏中网罗人才。对那些过去曾为秦朝效力，现在转变立场，愿为反秦斗争和自己争夺天下服务的官吏，他都一一吸收进自己的“人才库”，为我所用。如曹参原来是秦朝的下层官吏，后来成了刘邦手下名列前茅的功臣，担任了丞相要职。再如阳武人张苍，秦朝时官至御史大夫，归汉后，刘邦封他为北平侯。张苍精通律历，刘邦命他制订国家管理章程，主管郡国上计。又如叔孙通，先后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朝中为官，刘邦把他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命他制定朝廷礼仪，礼仪成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并拜为太常，掌管宗庙礼仪。刘邦还曾欲封原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骑将，二人怕汉军不服，故而不受，后拜为左右校尉。这二人在灌婴率领下，在荥阳以东大破楚军骑兵，使“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索隐》注口：“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据初步统计，明确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从和未担任吏职以客相从的，约占25%；以基层吏相从的封侯者，约占55%；其他的包括少量旧贵族后裔和归附的将与臣，约占20%。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这些“布衣将相”，才使刘邦成就大业，开创新兴帝国。“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
对于谋臣的谏言，刘邦有比较强的辨识鉴别能力。还是这个郦食其，一次刘邦与他谋划如何削弱项羽的势力。郦食其献的计策是周武王的分封制，以笼络诸侯，分化项羽的势力，刘邦认为很有道理，命令抓紧刻印，立即实施。郦食其还未开始操办，适逢张良来访，刘邦就把郦食其的计谋给张良讲了一遍，想再征求一下张良的意见。谁知张良听罢大惊，随后对此策一一作了剖解，提出“八不可”。当时刘邦边听边吃饭，等听完，急得把嘴里的饭都吐出来了，命令赶紧销毁已经铸好的封印。
刘邦处世为人粗蛮无羁，但对于分析鞭辟入里的话哪怕是批评的话都能入耳人脑，并在行动上积极改正，从而保证了创建帝国的宏图伟业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读《史记·高祖本纪》便可知，刘邦的口头禅就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白话就是“这可怎么办”的意思。表面上看，一个想得天下的人，天天对着一帮能人问“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显得自己无能。其实，这正是刘邦的高明之处。对于一个卓越的政治领袖而言，真正需要他去把握的是大的方向、目标和动力，至于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多听听，多问问，天下智慧尽归我用，只要保有清醒的判断力和理性的选择力就足够了，又何须以自以为比天下人都聪明的方式包打天下呢？“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后来，毛泽东在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后，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并且由此得出了“老粗出人物”的论断。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汉高祖刘邦“起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刘邦起义之前虽然是泗水亭长，但也“常告归之田”，吕后及两个孩子也“居田中蓐。”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出身草莽，好吃懒做，但也胸怀大志，在咸阳服役时，看到秦始皇出行的浩大场面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那颗不安分的心一览无遗。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抱负高远的“老粗”本色。
后世在对刘邦的种种恶评中，说他起事前不务正业、泼皮无赖者居多。岂不知，正是这段放浪形骸、游戏人生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能洞悉人性的本质；而唯有洞悉了人性，刘邦才可能在识人、用人、容人方面表现出罕见的能力和雅量。就连所谓“盗嫂昧金”的“反覆乱臣”陈平都能得到重用，最终成为一心一意帮助刘邦夺取天下、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之一。
毛泽东说刘邦能打败“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因为他“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然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点相一致。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是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贫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在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毛泽东不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对干出大事的老粗们胜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却特别的感兴趣。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专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史记·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候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但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所以总是推举刘邦。这里就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
接着，毛泽东又引申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并不是毛泽东读史偶然思考的一个观点，这个话，他讲过多次。特别是晚年读史，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个观点。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统帅之才并非是读书人才行。有些读书不多、乃至不读书的老粗，往往能成大业。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识分子没用的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历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个因素是他们善于利用读书人的才智，汉高祖刘邦正是如此。
袁世凯复辟失败意味着重建中央集权失败
电影《建党伟业》中，曾提及冯国璋与袁世凯围绕后者是否意欲复辟帝制问题的一段对话（有意思的是，该片冯国璋的饰演者正是其曾孙冯巩）。检索史籍当可发现：此事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年）6月22日，冯到北京谒见袁氏，欲了解内幕；但袁氏矢口否认。冯将谈话内容转告给梁启超，后刊于《亚细亚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内容如下：
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言：“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言：“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言：“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以此事逼我，我只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从此不问国事。”（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精选》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5—86页）
袁氏这番剖白心迹入情入理，使冯确信复辟不会发生，放心回南京去也。但据袁氏之女回忆，与冯谈话后，袁氏当晚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袁静雪：《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说明冯意在试探，而袁氏不意心腹大将亦不支持帝制，只得虚与委蛇（在此亦须说明：冯日后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在反袁过程中客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时人眼中，上面袁世凯的自我表白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须知，袁在1914年设法颁布《民国约法》和《总统选举法》，已将其权力提高到帝王程度。此时的民国虽还有共和制度外壳，但袁已成为一位“皇权总统”（imperialpresident）。仅为虚名而闹复辟，可谓极其不智，以袁氏一生丰富的政治经验，断不至出此下策。这就是冯国璋为何相信袁世凯剖白心迹的原因，也是当时舆论颇为普遍的观点。但随后的历史发展恰恰嘲弄了人们的理智。1915年起，主张复辟帝制的宣传在北京甚嚣尘上，在各省“国民代表”“劝进”下，袁氏于当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正式复辟帝制。袁氏此举利令智昏，招致全国普遍反对，众叛亲离之下，仅做了83天皇帝梦，就不得不在重压下宣布取消帝制，旋即一命呜呼。
为何袁世凯图虚名而致大祸？史家传统观点往往集中于袁氏自身，认为：一是袁成长于封建王朝时期，宦海沉浮，屡任要职，思想深处民主共和观念极为淡漠，封建专制思想至为浓厚。加之个人野心极大，一旦时机成熟，以帝制自为不足为奇。二是即便袁本人不愿贸然称帝，其子和亲信亦为自身荣华计积极怂恿之，其子袁克定为做“太子”，伪印《顺天日报》供其父一人阅读，炮制舆论推动帝制进程；“筹安六君子”也出于各种目的，为袁称帝广造声势。三是袁氏误判国内外政治形势，认为国内北洋军足可弹压异己，而国际恰逢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接受“二十一条”足以换取日本支持，复辟帝制至少不会受到广泛反对，可谓机不可失。此外，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当时的社会心理与思潮，认为政治文化转型相对滞后是民初民主制度运行失败和洪宪复辟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相反国家却陷入长期混乱割据状态之中，“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章伯峰、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55页）人们未享民主革命之福却饱受政治动荡之祸，不禁开始对民主共和的政治价值产生怀疑。不少人将国家民族振兴作为最终目的，盖因片面看重此种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民主理念一旦被现实证明与原定目标背道而驰，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就开始动摇，希望出现政治强人实行中央集权以恢复秩序、重建统一。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制度框架能够存续并良好运转的基础要件，制度框架过分超前于社会普遍流行的政治文化时，更具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将倾向于改造政治制度以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战后的德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都可看到此种历史轨迹，也深刻说明民主共和制度须有适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稳定运行的基础。
袁氏政权还陷入“僭主政治”的合法性困境。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揭示君主制与僭主制在表面共性之外的深刻差异：“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当他坐定王位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君主）不惧怕他所继承的祖先的荣耀：相反，他还要用自己的荣耀将其发扬光大。（僭主）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利，尽管他强迫世界承认了它们。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他徒劳地想从显赫与胜利中寻求庇护。在他的庆典上和战场上，那个鬼魂与他如影相随。”（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4—285页。）袁氏政权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民国共和制度的外壳使袁氏无法利用当时社会尚存的儒家尊君思想赢得政治认同与忠诚，而“帝王总统”的独裁实质则又与民主制度大异其趣，也根除了从宪法中获取合法性的可能。袁氏政权徘徊于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之间，却无法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凭依，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迫使袁氏政权力求名实相副。袁遭天下唾骂，成为独夫民贼，正在于他抛弃了向民主共和制度迈进的选项，而是一手倚仗军力，一手利用或借重美、日法政学家古德诺及有贺长雄等人，妄图复辟君主制，重拾传统合法性，博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忠诚。
民初中国社会诸般乱象使“后革命”时代的政治价值逐渐由民主和自由转向集权和稳定。杨度曾写道：“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页）革命激情消退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内，民主共和政体才能顺利运行，其功效才能得以顺利发挥。而王朝颠覆使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主义不断高涨，国家处于分裂境地；满、蒙、疆、藏渐生离心倾向，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之虞。旧有政权虽弊端丛生，但似乎尚能维持全国范围内表面上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而新政权的软弱则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紊乱。混乱和分裂的现实危险强化了重建中央集权、重立统治权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会渴望与需求。这种社会心理构成了袁氏复辟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洪宪帝制不仅致力于解决袁氏政权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同时还隐含了新一轮中央集权运动的潜在可能，而这不能不激起甚至包括冯国璋等袁氏旧部在内各地方、各派别的一致反对。其时任何一种重建中央集权的企图——无论以共和的名义也好，以君主的名义也罢——都会威胁其既得利益，从而遭到阻挠破坏。传统观念认为，洪宪复辟失败的根源乃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笔者只想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可能还意味着：由于民主政治合法性已取得对传统儒家政治合法性的民情优势，地方实力派在反袁复辟军事斗争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可谓“师出有名”，而袁氏政权在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因合法性固有缺陷而渐落下风。在此，民众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成为维护地方分裂既有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意图之间的斗争砝码，民主与帝制间的较量使中国的政治局面由可能出现的统一滑向了持久的分裂，洪宪帝制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一次重建中央集权努力的失败。换种视角看待民初历史，洪宪复辟也许具有某些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而绝非只是一场历史闹剧。
第二章 回忆战争
中越战争
——我军真实的伤亡1、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伤亡问题以及敌我伤亡对比
这是网友们争论的焦点，也是许多别有用心者攻击我人民解放军之处。许多人片面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伤亡，以此来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低下。甚至把这场战争看成中国军事的一大失败和耻辱！下面，我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澄清。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军的伤亡人数，越南媒体报道说是消灭我军3万多人，这显然是个夸大的数字。我军参战部队总共二十万，在消灭了我军六分之一的情况下还会丢失越北，这显然只能说明越南军队的怯懦了。3万人的数字显然是过分了。我军《解放军报》报道说是伤亡4000人，这个数字也显然是缩了水的。对于具体的数字，开始我也迷惑不解。去年年底去北京广播学院参加考研专业辅导课学习的时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堡（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李存堡老师79年时曾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开赴越南作战，亲眼见证了战争的真实情况，后来为创作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得以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特许，查阅了许多关于那场战争的许多秘密档案。因此，他得到的消息应当是客观真实的。
据李存堡老师介绍，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伤亡的真实数字应当为27000人其中阵亡将士为6000多人，负伤战士为21000多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600多阵亡将士里，有500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我军自己的劣武器手中。文革时期，部队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成了严重的后果。据李老师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就在尖刀连队采访，当时我们的手榴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就爆炸的事情是非常多的。许多战都因此牺牲了，在受伤战士中，因自身武器质量问题而负伤的战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来李老师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里悲愤的记录了这一景象，并因此招来了国内多家兵工领导的责骂和攻击。但事实就是事实。
同时，在救护伤员方面，我军也与以往有不小的改进，随着战斗的进程，大批直升飞机24小时连续工作，将伤员陆续运回国内救治，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而在战斗进程里，初期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10几个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这方面固然有越南防御坚固的原因，但也确实是因为我军战士没有参战经验所致。但即使如此，在初期战斗中，越南的伤亡也是高于我军的。这是由于我军采取的打法的原因。在美越战争里，美国通常使用重炮和轰炸机来攻击越南阵地，这使得越南的地堡在躲过美国轰炸后依然可以重创对手。越南东溪的315高地，当年美国动用了三十多架轰炸机，两个团的兵力，围困一星期，付出伤亡三百多人代价才勉强拿下，得到的只是20多个越南人的尸体（美国电影《汉堡包高地》正是根据此战斗改编）。同样是这个315高地，我东线反击部队只用两个连战斗3小时即拿下。因为我军采取了轻重型炮火相结合的办法，广泛使用小型无座力炮来摧毁越南地堡，而且我军炮兵也不怕死，敢于在几百米的距离向越南地堡平射，即炮兵常说的“拼刺刀”，结局虽然是和越南地堡同归于尽，但有效的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是美国人学不来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在防御美国人的战斗力通常采用坑道战，坑道战对付美国的少爷兵管用，可毕竟也是我军发明的。徒弟打师傅，哪有不吃亏的道理。而且据李老师说我军当年在帮越南人设计坑道的时候，在许多地方都设计了机关，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他们拿坑道来打我们。结果自然是越南人死的惨。据说在老街攻坚战里，我军用毒气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闷死，后来据越南俘虏交代，该坑道藏着二百多敌人和一千多老百姓。其实老百姓又怎么样，反正越南当时是兵民不分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军的主要伤亡是在穿插战斗中，在各路兵马合围之后，伤亡即大幅度降低。在穿插战斗力，由于许世友急于求成，未能及时勘察道路，导致我军多路穿插部队遭越南人伏击，进度缓慢，但越南围追堵劫，依然没有阻挡住我穿插部队行进，反而被我军包了饺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军战斗力之强，有人说假如越军当时对我军实行反穿插包围，那我军将处境危险，事实上越南人并非没想这么干，我军穿插战打响第一天，越军王牌316A师就出动了，结果他们在同登就被我军一个团劫住！三天三夜寸不难行，如果不是其师长见势不妙在我军合围前下令撤退，316A师就将全军覆没。即使如此，他们师的一个“英雄团”还是因为撤退过慢，被我军打了个全军覆没。王牌师尚且如此，其他部队更不用说了。
而在我军拿下同登，老街，东溪三城之后，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对于越南的全面进攻态势已经形成，而这一段战斗我军的伤亡率已经大大下降。原因是越南西线的战略要地已经丢光。有人说假如当时越南调回驻柬埔寨军队对我军实行侧翼突击，我军将全军覆没。这是严重缺乏军事常识的说法，事实上我西集团军在拿下沙巴后，就已经切断了侵柬越军回援的所有通道，若越南军绕开沙巴走，那要么成为我重炮的靶子，要么就走进我军的包围圈。若要强攻沙巴，那好啊！我西线杀红了眼的十几万将士正严阵以待，不说战斗力，即便是我军优势的炮火也能把他们打回姥姥家。我军对越作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围魏救赵，也就是通过设置包围给越南侵柬部队做口袋，争取全歼，可惜越南没有上当。所以，越南之所以不肯调回驻柬埔寨军队，除了表示其政治强硬外，更多的则是避免最大伤亡的考虑。
平心而论，单从战果上比较，我东线集团军的战绩要强于西线部队，东线集团军谅山战役全歼敌王牌13师，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最大战果。但说到伤亡，东线集团军却远远大于西线，甚至还出现了整个一支连队被敌人俘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越南人的防卫比较强有关，但指挥员却也要负责任的。许世友因为急于建功，向各穿插部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穿插要求，甚至连越南地区的地形也没勘察清楚就盲目出击，导致了各部队在穿插过程里损失过大。许多连队遭越南优势兵力包围，损失惨重。原本速战速决的包围战变成了消耗战。后来还是装甲部队铤而走险，冒死翻越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复和山，从敌人背后捅了一刀，才彻底扭转了不利的战局。但装甲部队却遭受了惨重损失，大量坦克摔下高山，成了越南人的战利品。还有许多搭乘坦克的步兵为防颠簸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成了越南机枪的活靶子。后来打到谅山，却因中央电令使进攻时间迟滞了两天，使越南及时完成了对谅山的防御部署，造成了不应有的伤亡。但即使这样，东线军还是给越军更大的重创。谅山战役把越南王牌13师成建制围歼，歼灭敌人2万4千人。为整个对越反击战的最大战果。相比之下，西线的杨得志就显得谨慎的多，几次推迟总攻时间，尽量做到各方面准备万无一失，进攻采取稳进的办法，积小胜为大胜，有效的减少了部队的伤亡。但同样也是由于过分谨慎，失去了全歼敌316A师的机会，让其从我军两个师之间溜走了。
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是含糊其词。我军初期所宣传的歼敌70000也有夸大的嫌疑。但越南的含糊其词也正表明了其伤亡之惨重。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咨询了李存堡老师，据李老师说，他查阅的83年时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说歼灭敌人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这个数字主要是我军与越南正规军的交战结果，包括成建制消灭越南第6师和第13师以及第25师，成建制消灭包括其“英雄团”再内的十三个团。以及重创其316A师等多支部队，其地方民兵与公安部队与我军的交战记录还没算在内。敌被俘伤兵不治而死的数据也没算在内。单从战果统计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准确的。此外，据1979年越南劳动报公布的平民损失的数据，越南在此次战争中损失平民为50000人，因此可以推算，越南在79年战争中的伤亡，绝对在10万以上。
我军伤亡27000，越南伤亡10万，你们说，这样的战斗我军打的漂亮不漂亮，这样的战斗，我军是胜了还是败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2、双方的武器装备对比以及越南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我军的装备和敌人的对比也是许多人攻击我军的重点所在。许多人仅从当时我军枪械装备上就得出我军装备弱于越南装备的结论，并污蔑我军荒废军备建设。还有人认为越南精锐部队都调离了柬埔寨，与我军作战的只是越南杂牌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我军打成这样实在是丢脸。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件事情不用找别人，我四叔的老同学，现济南天华贸易公司的马昌河经理最有发言权，他是76年入伍的战士，是济南军区的老兵。79年奉命入越作战，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是西线尖刀连的班长。我曾就此事情咨询过他。据他回忆，当时我军在枪械的装备上是与越军相差无几，因为越南的枪械主要是中国援助的，其军事工业也是中国帮助建立的。其装备与我军相似是正常的。何况，文革时，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我军当年总是把最好的装备援助给越南。因此，越南在枪械装备上不弱于我军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我军的武器质量是有问题，那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前线将士没有责任，而且，正因如此，前线将士才更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事实上，在装备对比上，越南与我军最大差距的是在火炮上，这种差距可以说是质的。马叔叔回忆说：当时他们冲锋的时候，只要？我军在攻击越南阵地前都首先采用地毯式炮击的办法，猛烈的火力几乎把敌人阵地锨翻。你说瞧不起中国空军可以，但说瞧不起中国炮兵可就错了。中国陆军学习苏联，高度重视炮兵建设，其炮兵火力与苏美不相上下，远强于北约华约其他国家。而我军强于美国的地方在于，我军的中小型火炮种类奇多，应用极其广泛。对付越南地堡林立的防御阵地正好合适。马叔叔说，当时听我军打炮，感觉整个山都在摇晃，真个是地动山摇。在整个对越反击战期间，越南炮火始终被我军压制，不敢与我军对射。这也是越军北部防线得以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上次看凤凰卫视的记录片里还说，越南北部许多山林，当年被我军炮击后竟成秃山，二十多年不长草木，这足见我军炮火之强。
越南还有一个与我军有重大差距的地方就是装甲部队。事实上，越南虽然缴获了大量的美国坦克，其装甲部队的总体实力还是弱于中国的。战斗初期，凭借复杂的山林地形，我军的装甲部队遭到了一些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装甲部队翻越复和山的奇迹更是扭转了整个东线的战局。谅山攻坚战我军用装甲部队开路，24小时就控制了谅山全境。79年对越还击我军共动用坦克七百多辆。而越南只有316A师和13师少数王牌部队可与我军坦克抗衡。可惜他们都被我军重创甚至全歼。后来丢了谅山，其地形优势当然无存，茫茫平原正是我装甲部队大展虎威之时。若不是中央电令撤军，我军必克谅山。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双方兵力对比和越军质量，与许多人认为越南投入的只是杂牌军和游击队的观点不同。越南在与我军的较量里还是动了老本的。他们的四大苏联装备王牌师（316A师，8师，13师，27师）中有三个投放在与我军的作战中，结果一个被全歼，两个遭重创。这个道理傻瓜也能想明白，既然越南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又怎么会把杂牌军投放在中越边境吗？这不是找死吗？关于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军队数字，据柬埔寨方面的报道说是十万多人。而越北地区的防御部队，根据我军战前得到的情报是十五万人。事实上，单从他们有编制的与我军交手的正规部队看，就已经有十万人之多，还不包括其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邓小平表态要惩越后，越南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并且在战斗的过程里不断向前线增兵。后来西线部队兵临谅山奇穷河，越南总书记黎笋又把其压箱底的两个河内卫戍师增援谅山，结果也是驱羊羔入虎口有来无回。当初黎笋曾在电台里讲话，说要在谅山与我军决战。结果谅山只打了一天就丢了。吓的他甚至要迁都。事实上，全民皆兵的越南，在此次投入军队的数量上至少是不少于我军的。且又占据有利地形，却被我军打成这个样子。
相反，我军在此次战斗里的投入远不如越南，与越南倾国之力相比，我军只是动了一个手指头，既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也没有调集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以广西云南两地的边防部队为主，加派了兄弟军区的一些战斗骨干，总数不过是20多万人，这与我军当时450万的常备军相比，显然只占了很少一部分。
从双方的投入和最后的战果看，此次战争的结果显然是我们赢了。如果不是撤军，最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赢下去。
3、关于最后的撤军之谜和撤军时的伤亡问题
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攻击对象，先是以撤军宣传说当时我军已经陷入了越南的陷阱里，后又以撤军的伤亡来攻击我军的战斗力低下，这些观点其实都是荒谬的。
第一个问题我还是请教的李存堡先生，毕竟他长年与部队首长打交道，知道一些内情。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即当时越南其实是用谅山做陷阱，利用其驻柬埔寨军队对我军实行反包围。如果不是美国卫星及时发现并通报我军，我军就将全军覆没云云。听到这个说法李老师先是哈哈大笑，既而又反问我：你觉得可能吗？他说，这种说法单从军事常识上看就是错误的。首先当时越南的北部边防军已经被我军基本肃清，就算黎笋有回天之力一夜之间调集十万正规军，加上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军队也不过二十万人，至多与我军平手。何况所有战略要地都已在我军手里，就算对决的话谁胜谁输显而易见。何况我西线军已切断了柬埔寨越军回援的所有要道，他们就算回来也会被西线军打个七零八落。所以，所谓的越南设陷阱的说法，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谣言而已。
那为什么要撤军，李老师说，这个问题很明白，中国一开始就是要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原因。战役打响后邓小平就反复的通过各种媒体向世界表态，并宣布了半个月是战争的期限。结果打了将近一个月，已经超出了预先的估计。甚至当时为避免战争扩大，中央曾严令东线部队不许过奇穷河。只是因为黎笋疯狂叫嚣“决战”，红了眼的许世友才在谅山又打了一仗，把越南人消灭个干净。为此许司令还在回国后做了检讨。中国不想把战争扩大，原因在于首先当时刚经过文革，百废待兴，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教训一下越南，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军威。但同时也要防止越南把中国拖入战争泥潭，这样就中了苏联人的圈套。何况，金兰湾还驻扎着苏联军，一旦我军南下，势必与苏军发生冲突，那情形就不可想象，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中苏越三国的局部大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刚刚宣布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拖入这场大战的。所以，占领谅山后宣布撤军，不给苏联武装干涉以口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要知道越南根本没资格当中国的敌人，苏联才有资格。
事实上，这场战争还是对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起了很大作用的，此战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迅速升温，大量外资源源而来，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同时，又通过战争展现了中国的实力，使香港澳门问题顺利解决，而越南却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包袱，失去了十年发展的大好时机，后来改革开放，又沦落为中国的商品倾销地。苏联也因援助越南而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加速了其国家政权的垮台。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是深远的。
第二个问题，我还是请教的越战老兵马叔叔，他是经历了那次撤军过程的。据他说，当时为防止越南反扑，各部队采取了轮番掩护的办法撤退，但事实上，越南的反扑是零星的，基本是“礼送”我军出境。所以有关我军在撤离时遭越南反扑伤亡惨重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在撤退时我军确实有所损失，据马叔叔说，他们班十个战士，五个牺牲在开战的前三天，两个牺牲在归国的路上。回到国内只有三人。而这两位归国路上牺牲的战友，一位是误入陷阱而牺牲，一位是被越南妇女用冷枪打死。事实上，当时我军的主要伤亡都来自沿途越南残余游击队的骚扰。这是因为我军推进过快，没有彻底肃清敌人零星逃亡部队，此外没有对占领区分派更多的部队守卫，使很多游击队势力死灰复燃，给我军带来了一定的伤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农民在我军撤退的许多要道上都埋下了地雷和陷阱，造成我军的伤亡。尤其是撤退前两天这种伤亡特别严重，后来我军采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烧村庄，寸草不留，彻底打击残余敌人，并在我军通过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为先导开路，从3月9日起，我军的伤亡率即大大降低。
总论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军战史的光辉一页，他是我军发动的一场有限的惩罚性正义战争，战争给越南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打出了国威军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英雄之师，威武之师，常胜之师，他们是国家的骄傲，民族的英雄，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国家有这样一支军队而骄傲。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军的辉煌，是民族的骄傲。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愧于钢铁长城的称号。
老山战区1984年“七，一二大捷”
1984年7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40师在炮兵支援下，激战14个小时，彻底粉碎了越军一个加强师规模的进攻，歼敌3000余人，是为10年对越坚守防御作战最大胜利。
战斗背景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越南当局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不断增加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兵力。先后侵占了老山、八里河东山和者阴山地区，抢占了22个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骑线点，利用有利地形，修筑防御工事、不断向我境内开枪开炮。越军的袭扰、破坏，对我国南部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经济建设构成了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为了收复被越军侵占的国领土，改善我边防斗争的态势，保障边境地区的和平生产与建设，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14军奉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命令，经过充分的准备，周密地计划与组织，在军前指指挥下于1984年4月28日至5月1日，以第40师配属第41师第122团收复了了老山地区，随即就地转入防御。
转入防御阶段后，第40师根据军区和军前指指示，调整了部署，完善了作战方案，及时向部队下达了防御作战命令，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根据敌情、地形和部队作战能力，提出了如下战术方案：根据敌我态势，进行火力调整，组织火力协同；组织部队改造和构筑防御工事，设置障碍；抓紧补充和储备弹药、作战物资和生活物品；加强对部队克服困难，长期坚守阵地，树立与阵地共存亡的教育等。
在我由进攻转入防御调整部署期间，越军频繁对我防御阵地进行小规模进攻和袭扰，均未得逞。我边防15团7连于5月3日至14日12次击退了敌向我1019高地发动的连排规模进攻，毙伤敌100余名。5月9日，越军首次组织了营级规模的进攻。凌晨2时30分，敌266团4营1、2连向我八里河东山1019号高地实施接近运动，遭我炮火突袭，敌伤亡较大，攻击未成。3时20分，该敌又以一个排的兵力向我1019号高地偷袭，被边防15团7连击退。在老山方向，敌314师818团7营和特工团一个连凭借浓雾和夜暗掩护，于2时45分向我120团4连守卫的1072高地和75号、76号阵地实施攻击。我炮火当即对敌进行急袭，将其击溃。越军经调整后以小股兵力偷袭，被我2班用手榴弹击退。接着敌一个连在炮火和高射机枪支援下实施强攻，4连副连长冒着炮火赶到1排阵地指挥战斗。火箭筒手王占友、陈创向敌群抵近射击3枚火箭弹，将敌人战斗队型打乱。在我猛烈反击下，敌人被打退。敌不甘心失败，又以两个连再次冲击，连长及时呼唤炮火进行压制。4连战至4时5分，连续打跨敌八次进攻，毙敌44名，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为保证我1019号高地方向的防御稳定，改善船头口子左翼的态势，第122团于5月15日攻占了八里河东山的6个高地，收复了整个八里河东山地区。
老山、八里河东山地区的相继被我军收复，致使清水地区门户洞开，河江西北广大地域直接处于我军的瞰制之下。越军头目对此甚是惊恐。总参谋长黎仲迅、副总参谋长黎玉贤、二军区司令员武立等越军高级指挥员频繁活动于河江地区，同苏联军事顾问共同制定了“MB-84”逐点收复阵地的战役计划。增设了二军区前指炮兵指挥所，补充了313师兵员，增调了356师师部和153团、149团、150炮团、821特工团主力、168炮兵旅1、3营、368炮兵旅2个营。补充大量作战物资，增调工兵一个旅又两个连抢修前沿公路，加紧指挥系统工事构筑。同时频繁对我实施侦察，大规模进攻迹象日益明显。
针对敌情变化，14军根据军区指示，于5月20日后，加强敌情侦察、分析，抓紧完善防御作战方案，组织现地协同，加修加固工事，随时准备迎击敌人进攻。至6月10日，敌我兵力对比是：步兵我有5个团，敌有8个团，我敌对比为1：1.7；师属以上炮兵我12个营，敌13个营，我敌对比为1：1.1。
初战6.11：
6月11日凌晨3时许，敌313师14团出动2个营，在821特工团一部配合下，秘密向我119团1营2连阵地接近，进至146号高地西南侧触雷，进攻企图被我发现。2连连长刘开亮立即命令各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令60迫击炮向雷区前沿射击，并向营部报告了敌人发动进攻的情况。这时，40多个敌人继续向上运动，前面的10多人已经摸到了3班阵地前沿，被3班战士们用手榴弹击退。敌人遂依托142号高地，用两挺高射机枪掩护，再次向3班发起冲击。敌另外2个排沿411号高地北侧向146号高地接近。2连待敌人进入第一道战壕前30米处，突然开火将其打退。敌退至146号高地南侧占领有利地形与我形成对峙。3时35分，敌纵深炮兵和前沿直瞄火炮向我145、146号阵地猛烈袭击。步兵趁机冲向2连3班阵地。3班在友邻火力支援下沉着应战，打退敌3次反扑。敌退至146号阵地西南侧，经过调整后又发起进攻，被我反击退回原位。15分钟后，敌再次冲击。这时，2连指挥所被敌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击中，连长牺牲，步话机员负伤，连与营的通信联络中断。3班被迫撤到146号高地顶部。敌人突入3班阵地后，沿146号高地西侧沟谷攻占了145号高地。2连炮排排长代理连长继续指挥战斗。在团的命令下，3连一个排配合2连实施反冲击，夺回了3班失去的阵地。1连2排长陈克元奉命带4、5班出击145号高地，接敌中排长牺牲，5班长郭华忠、4班长郑文书、5班副班长王兴润3人组成突击组，率两个班继续接敌。前来146号高地执行捕俘任务的40师侦察分队主动配合2排趁敌混乱实施反冲击，夺回了高地，毙敌4名，俘敌1名。8时，1营副营长率3连在我炮火和146号高地火力支援下，激战两小时，夺回了全部已失阵地。敌退至411、251高地一线。我1营抓紧补充粮弹，加修工事。
敌313师副师长裴尼乐见进攻接连受挫，急忙责令14团团长赴一线指挥。15时15分，敌一个营在821特工团一部引导下沿清水河吊桥西侧向227高地运动，被我1营发现，团立即组织100迫击炮实施炮火阻拦，杀伤敌20余名。17时50分，敌向我那拉地区和八里河东山实施不间断炮击。19时30分，敌266团约两个排向八里河东山副34号高地东侧，另一个排向34、35号高地同时发起进攻，被我122团5连1、2排击退。与此同时，敌向我那拉方向150、151号阵地实施炮火准备，掩护14团一个加强连和特工分队展开。我炮兵待敌到达前沿雷场准备开辟通路时，实施炮火拦阻，炮弹准确落入敌群，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守卫169号高地的我1连3排8班在代理排长冯光照和班长熊定仁带领下顽强奋战，重机枪手冉贵明从炸塌的工事里拉出机枪，一个长点射打爆敌火箭开辟器，造成敌之混乱。战士石柱海一发火箭弹击毁敌一挺重机枪。20分钟后，敌再次向150、151、169号高地进攻，我1连依托有利地形，在炮火支援下，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将敌击退。八里河东山方向，敌3次进攻失利，不得不后退待援。20时40分，敌14团约一个连由清水向146号高地方向运动，遭我119团炮群火力拦阻。从21时起，间隔半小时，敌即以两个连的兵力不断向我146号高地方向攻击2、3连阵地，但每次都未能接近阵地就被我炮火覆盖，溃不成军。
21时35分，敌伤亡惨重，进攻无望，遂利用黑暗撤回清水河以南地区。越军从偷袭开始的团级规模试探性进攻（即“MB-84”战役计划第一阶段作战）被我挫败。当日，敌向我发射各种炮弹8000余发。我军歼敌180余名，俘敌1名，缴获重机枪一挺、40火箭筒4具、冲锋枪8支和弹药一批。
血火7.12
敌团级规模试探性进攻失败后，于6月19日召开了第二次北光会议，通过了二军区的战斗决心。又从纵深抽调316师174团、312师141团、10师66团和一军区198特工团一个营及312师炮兵一个营、10师炮兵两个营进至河江地区。使总兵力达到10个步兵团、14个炮兵营、2个特工团，四万余人。同时针对6.11战斗中我军的作战特点，总结了经验教训，修改调整了部署，研究了新的作战手段，并进行了反复训练。妄图在第二阶段进攻中一举突破我防线，收复“失地”。
为了彻底粉碎敌“MB-84”战役计划，14军前指认真总结了6月11日防御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敌进攻作战特点，判断敌再次进攻的兵力部署和主攻方向。认为：我1072高地、142高地、八里河东山向敌方凸出，侧翼暴露，东西南三面受敌，便于敌多方向围攻；我1072高地与敌之74号阵地、那拉方向与敌之411、251、156诸高地相距仅有100-300米，使我无法建立前言警戒阵地，便于敌依托阵地向我发起突然进攻；662.6高地、那拉地区是我阵地中心，敌如进攻得手，两面威胁我老山主阵地，东可控制我八里河东山地区，是敌进攻之主要方向。经军师首长多次分析研究，统一认识后，相应调整了兵力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速防御作战准备。6月20日后，41师师部、123团主力、121团一部、师炮团主力、军坦克团1连、11军122加农炮营、边防一团、17团100迫击炮连陆续参战。至7月上旬，军前指所属部队已有6个步兵团18个步兵营，敌有34个步兵营，我敌对比为1：1.8；师属以上炮兵营我14个，敌14个，我敌对比为1：1。
军师首长决心：依托阵地，坚守要点、少摆多屯，随耗随补，以点制线、以线制面，长期坚守、独立作战。步兵紧密配合，攻防并用，以防为主，顽强抗击，坚守阵地，彻底挫败敌人的进攻企图，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我主要兵力部署如下：
40师在盘龙江以西地区，以120团（欠3营）加强118团2营、军炮团（欠122加农炮营）、41师榴弹炮2营、师防化连一个组防守老山地区，该团以4个步兵连占领阵地，2个步兵连靠前配置，1个步兵营作为第二梯队，营指位于50号高地，团炮群配置在丫口寨、高桥地域，团指位于56号高地北侧；119团配属师炮团（欠第4营、85加农炮营7连）、反坦克导弹连一个班、防化侦察一个组、军坦克团一个连防守662.6高地、那拉地区，该团以2个步兵营占领阵地，1个步兵营为第二梯队位于南榔、里头寨地区，团炮群配置在三转弯、那马西侧公路沿线，团指位于627高地；118团（欠2营）为师预备队，配置在南温河地区，团指在蔓文；41师率122团、边防15团2营（欠6连）在盘龙江以东地区，负责八里河东山方向防御，以一个加强步兵连占领阵地，以两个连靠前配置，以两个步兵营作为第二梯队，并向北侧边境警戒；123团为军前指预备队，配置在麻栗坡县东侧地区；边防15团坚守各现有阵地；师炮群由军区炮兵第4师第5团（欠2营）和边防15团152加农炮连编成，配置在老寨、交址城地区，由师炮兵指挥所直接指挥，担负全局支援任务；师高炮营（欠2连、高机连）和对空导弹连一部，配置在老山、偏马地区，保障师指和部分炮兵阵地的对空安全。
越军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于7月12日出动141团、149团、174团、266团、876团、198特工团、821特工团，分五路向我发起加强师规模的进攻。11日入夜后，敌在我船头方向逐步展开。副总参谋长黎玉贤和二军区司令员武立坐阵河江，副司令员黎威密、副参谋长裴文胜率前指在谷怩督战。356师副师长“占”、316师副师长“历”、313师副师长裴尼乐分别在南嘎、清水、八里河东山方向直接指挥，企图采取正面突破、两翼牵制、向心攻击，偷袭加强攻手段在那拉地区打开突破口，尔后依托既得阵地，逐点夺取，逐次占领被我收复的老山地区。
战前我军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对敌之大规模反扑已有准备，部队严阵以待。12日凌晨，战区浓雾弥漫，越特工分队分股渗入我前沿阵地间隙。我前沿守备部队多次察觉地雷爆炸声、砍树声、人员走动声。军前指判断敌人正在展开，当即批准40师以3个炮兵营和部分团营属迫击炮于3时零分向预先计划的敌可能展开区、接近路线实施炮火反准备。就在这个时候，清水河上空升起三发红色信号弹，越军开始向我662.6高地和那拉地区大举进犯。我炮兵立即对敌可能展开地域实施火力覆盖，敌炮兵也迅速作出反映，于3时10分炮击我146号、169号、142号诸高地，并向1072号高地零星炮击。3时30分，我40师炮兵实施第二次火力急袭，压制敌纵深炮兵，41师炮兵向副34号高地前沿监视射击，给敌以精神震撼，迫使其队形混乱，部分兵力在失控情况下展开。30时50分，敌炮兵再次向我100号、116号、150号、634号高地、南榔、船头等地炮击。我与敌展开持续炮战。由于夜暗、雾浓，一直未发现敌人步兵。5时零5分起，敌步兵陆续向我老山、662.6高地、八里河东山的各阵地发起冲击。
在那拉地区149号高地上：
5时零5分，敌316师174团（欠1营）在198特工团1营的引导下，利用夜暗雾浓偷摸至我150、169号高地警戒阵地前沿，被我119团7连2排发现，排长王尚荣指挥战士边向敌投掷手榴弹，边呼唤炮兵射击，仅10分钟击退偷袭之敌。敌随即转入强攻，以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伴随着火炮向我阵地射击，以一个营的兵力分数路连续实施波浪式进攻，均被打退。敌又以两个营的兵力全面展开，分八路猛攻。在敌数倍于我的情况下，营指挥迫击炮向敌实施压制射击。7连和8连部分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边打边撤至149号高地。敌占领了150、169号高地后接着向149号高地攻击，被我炮火拦阻。敌又以一个连从两侧向149号高地冲击。1连2排长金古阿格奉命带领8名战士支援149号高地战斗，他们协同高地上的7连3个班将敌击溃。以后，敌采用小股兵力不断进攻。我干部战士越打越勇，从6时到17时，先后打退敌17次进攻，毙敌207名。16时18分，团长张又侠命令1连2排、3排和3连1排向150号、169号高地实施反冲击。反击分队在途中被敌人炮火阻拦，随即令其就地隐蔽待命，而以一个榴弹炮营持续压制169号高地之敌，使其攻击之势锐减。此后，我7连2排编成若干小组，逐次进入战斗，依托阵地灵活射击，在我炮火支援下，又先后击退敌人17次小规模冲击。
在那拉地区142号高地上：
在169号高地打响的同时，敌316师174团一个营在黄罗北侧展开，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偷袭142号高地。扼守高地的是119团3营8连3排，阵地上有代理排长李海欣带领的9班和3营机枪班共15人。当敌人摸到距离堑壕30米处时，被我观察哨彭明林发现。李海欣一边向上级报告情况，以便命令全排战士沉着应战，重机枪首先开火，战士们以集束手榴弹和各种武器将敌打下去。敌人偷袭不成改为强攻，在炮火和机枪火力掩护下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分三路扑向142号高地。冲到前面的敌人向我投掷炸药包，20多个敌人趁爆烟从北面突入堑壕。9班长杨国跃带领4名战士沿堑壕反击，毙敌10余名，把立足未稳之敌赶了出去。在另一面，李海欣用冲锋枪撩倒4个敌人后，按响了一颗定向地雷，迫使敌人后退。他不幸左胸中弹，鲜血直流，但仍带着重伤向前爬去，忍着剧痛又按响了一颗定向地雷。杨国跃跑过去给他包扎伤口时，他紧握着杨国跃的手说：“我不行了，高地交给你了，告诉全排的同志们，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不能给祖国丢脸！”说完又爬向前去按响了第三颗定向地雷。就在地雷爆炸的同时，敌人甩过来的一个手榴弹在他头部附近爆炸，他壮烈牺牲。随身携带的指挥机也被炸坏，中断了和上级的联系，杨国跃当即命令通信员唐有国，跑步向连指挥所报告情况。唐有国一出堑壕便与敌人遭遇，他打倒两个敌人后牺牲。赶来支援的周忠烈一连击毙3个敌人，自己身负重伤倒在弹坑里。仍不停向敌人射击。子弹打完后，敌人扑上来妄想活捉他，他毅然拉响手榴弹和3个敌人同归于尽。5时45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在汉杨和411高地高射机枪火力掩护下蜂拥而上。战士刘家富在击毙4个敌人后身负重伤，子弹也打完了。他拉响2颗手榴弹，炸死了冲上来的4个敌人，自己也以身殉国。
此时，我亡5人，活着的10名勇士中有8人负伤，高地上除了一条坑道还比较完好外，其余工事都被敌人炮火炸平了。杨国跃带领大家顽强抗击，仅5分钟之内就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攻击。6时5分，敌又以一个连的兵力发起攻击，占领142号高地表面阵地。杨国跃带领战士们退入坑道坚持战斗。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坑道里还有我们的战士，为了躲避我猛烈炮火，退着往坑道里来，被十勇士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就被送上了“西天”。后面的敌人见状立即组织攻打坑道口，在两个坑道口分别架起机枪封锁，往里扔手榴弹，妄图炸毁坑道。同时乱吼乱叫进行恫吓、诱骗。面对生与死、荣于辱的严峻考验，杨国跃坚定地对大家说：“机枪班长彭明林是共产党员，我们要团结在他的周围，坚决抗击敌人，决不给祖国丢脸。”10勇士同仇敌忾，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敌人展开了坑道战，一次次打退敌人进入坑道的企图。敌人攻击不成，便用火力封锁住坑道口。于6时20分继续向145号高地进攻。8连7、8班将敌击退到142号高地南侧。敌又纠集一个连冲击146号高地。我3营副营长令9连1排前出支援7班战斗。6时50分至8时6分，团炮群向占领142号高地表面之敌实施猛烈炮击，杀伤大量敌人。13时25分，9连3班、8连7班向142号高地反冲击。杨国跃和战士们主动配合出击，在友邻高地火力支援下，和反击分队一起打退了敌人，于15时许恢复了表面阵地。残敌弃尸80余具狼狈溃退。该部向上级报告“阵亡2分之一，受伤的很多，营长亡，副营长和一名连长、两名副连长重伤”，要求派部队上来抢运伤员。
我“十五勇士”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与越军一个营鏖战10小时，先后打退敌人6次轮番攻击，毙敌104名，缴获轻、重机枪3挺，各种枪12支及军用物资一批。人人荣立战功，有3人被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他们坚守的142号高地，被誉为“李海欣高地”。
在662.6高地方向上
5时45分，敌876团约一个连的兵力向103号高地发起进攻。119团5连2班战士王报军、刘万朝、陈国刚奉命在前沿102号高地警戒阵地潜伏。他们被数十倍的敌人包围后，沉着应战，顽强阻击，打乱了敌人的反扑计划。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刘万朝光荣牺牲，陈国刚重伤昏迷，王报军两处受伤。两名越军扑向昏迷中的陈国刚，被王报军端枪击毙。他随即将陈国刚背上钻进草丛，撤回103号高地。6时30分，敌两个排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再此进攻103号高地，另一个排向662.6高地助攻。119团炮兵实施拦阻射击，5连1排长李丛万果断指挥全排各种火器一起向敌人射击，将其击溃毙敌30余人。与此同时，向101号高地进攻的特工一个排也被6连打退。此时，小股特工在100号至81号高地间渗透，企图偷袭我炮兵阵地，进至老新寨时，被我2营炊事班发现。团即令3连1排、6连1班予以打击，残敌窜进密林向647高地方向逃去。至此，101高地前沿特工基本被我肃清。6连3、8班毙敌13名、伤敌25名。8时30分，敌炮火对我662.6高地山脊一线实施压制性射击，步兵一个连的兵力分别扑向103号、662.6高地。5连连长丛辉、指导员谢庆祝沉着指挥，在上级炮火支援下，全体干部战士依托工事与敌激战一个小时将其击退，毙敌35名。接着，敌又以连的兵力轮番向103号高地发起6次进攻，均被5连击退。
119团4连坚守的634、138号等6个高地，是连接662.6高地和那拉地区的一条锁链，是我防御中的扼守要点。5时50分，敌876团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牛昆塘东北侧展开，向634号高地发起进攻，坚守在634高地4连2排大胆放敌至第一道堑壕，充分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予敌以大量杀伤，仅10分钟即打退敌人两个排的进攻，首战告捷，极大的鼓舞了士气。7时40分，敌重新组织进攻，再次遭2排沉重打击。敌人进攻接连失败，再次调整部署，于8时20分再次以两个连的兵力猛攻。2排战士英勇抗击，至10时10分，敌人第三次攻击依旧无功而返。12时至15时，敌人两次连、排规模攻击均被击退。2排经9小时激战，共毙敌152名。守卫138号高地4连1排也同时打退敌连排规模8次攻击，毙敌62名，伤敌67名。
在老山1072高地方向：
6时30分，敌356师149团以一个营的兵力沿南嘎向1072号高地东侧秘密抵进，120团4连发现敌进攻企图。代理连长龙洪春一边呼唤炮火对敌拦阻射击，一边指挥连的火器向敌开火，形成强大火网，打乱了敌战斗队形，迫使其提前在1072号高地和76号高地前言展开。经10多分钟激战，敌被迫后撤。不久，敌又出动一个营采取多路冲击战术，凭借浓雾掩护沿76号高地东侧实施偷袭，被4连及时发觉，并以强大火力杀伤敌人。敌转而强攻，同样碰得头破血流惨败溃退。另一股敌人趁浓雾摸到炊事班储存物资的地方被发觉，代理司务长孙如清马上用电话报告连部，并率领两名炊事员向敌猛投手榴弹。他们在4班和7班的火力支援下，打得敌人死伤惨重，只剩几个逃窜回去。9时，敌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同时在1072号高地东北侧和76号高地前沿展开发起攻击，被120团炮群火力突然打击，进攻图谋再次被挫败。12时，敌利用大雾沿76号高地东北侧山谷实施秘密穿插，企图割断76号高地与77号高地的联系，以配合对1072号高地的攻击，被4连2排及时察觉，组织火力进行阻击。同时5连5班在77号高地积极主动配合，歼敌穿插分队大部。在当天的战斗中，4连共歼敌137名。
在八里河东山方向上：
敌312师141团1、4营第一梯队于7时50分向副34号高地发起攻击。我122团6连1排在炮火支援下将敌击退。8时24分，敌141团和266团各一部在炮火掩护下兵分三路向34号高地南侧、北侧和副34号高地东侧发起攻击，又以高射机枪向我30号、31号高地猛烈射击，向我1175.4高地炮击。6连沉着应战，于9时50分再次击退敌人。10时10分至11时，6连打退敌第3次冲击。敌经调整部署，于11时40分向我阵地实施炮火急袭，并发射反坦克导弹，尔后以数路向我33、34、35号高地攻击。我2营以4连1排增援34号高地。13时12分，敌约一个连向30号高地攻击，遭我边防15团18连痛击，战斗持续70分钟，敌不支，退至41号、42号高地一线。15时许，敌又向30号高地东北方向攻击，18连在炮火支援下于16时零4分击退敌人。经8小时战斗，我122团和边防15团共击毙敌人130名。至此，越军完全停止了向八里河东山的牵制性攻击，转为炮击。
14时30分，14军前指通过全面分析战场情况，判断敌攻击力已经大减。随即令40师周密组织火力支援，在入夜前夺回169号、150号警戒阵地，恢复原态势。17时20分，119团以一个榴弹炮营向169号高地进行两次火力急袭10分钟，同时军指以122团炮群两个营压制汉杨方向之敌。在我炮火准备的同时，1连长孙成平、指导员钟山庆带领战士们迅速运动到169号高地前沿40米处，我炮火一停，躲在堑壕、石缝里防炮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露头，他们便冲上了高地。敌人见势不妙，转头向清水河边逃窜。2排长金古阿格立即指挥机枪抢占有利地形，以火力追歼逃敌。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腰部，但他不顾伤痛靠在石壁上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我完全夺回169号高地。此次反击，我军共毙敌91名，俘敌3名。两个小时后，3连1排也夺回了150号高地，毙敌36名，附敌1名，恢复了原阵地。
17时25分，以我119团1营3连1排收复150号高地为标志，这场老山战区空前绝后的惨烈战斗基本结束。我英雄的14军守备部队与敌鏖战14个小时，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虏5人。越军第一梯队5个团的进攻均被我彻底粉碎。由于伤亡惨重，二军区已经无力组织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其精心策划、苦心经营的“MB-84”战役计划遂告彻底破产。
作战简评
此次坚守防御作战，我14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面对蓄谋已久，精心准备之敌，广大指战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周密侦察、料敌于先是前提。拔点作战后，我军利用取得的有利态势，及时调整了战场侦察力量，组成以技侦、雷达和观察器材为骨干、步兵和炮兵相结合、固定观察和前出观察相结合的多点、多方向、多层次的观察体系，增设了微光夜视仪和两部地面目标侦察雷达，对敌实施昼夜观察和监测监听，基本做到了敌动我知。7月12日凌晨，敌趁夜暗向我反扑，进至清水桥附近地域即被我发现，为粉碎敌进攻争取了主动。军区前指根据敌6月11日试探性进攻失败后的兵力调动、部署调整、物资补充等进攻准备情况，及时召开作战会议，对敌完成进攻准备的程度、发起攻击的时间、投入的兵力和主要攻击方向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令部队抓紧整修加固工事，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较好的完成了抗敌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强大的炮火支援是关键。老山战区山高林密、在坚守防御作战中不便于部队机动和实施大规模反冲击，我军主要依靠炮兵火力大量杀伤消灭敌有生力量。12日凌晨3时起，40师炮兵指挥所有计划地组织两个团炮群共4个营对敌展开地域的12个目标进行了2次急袭，经40分钟打击，敌进攻部署被打乱、我军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战斗过程中，我大炮小炮明确分工，组成多道拦阻火力，团营属炮兵主要打击阵地前沿展开、进攻之敌和穿插迂回之敌；团炮群主要打击前沿100米以外敌展开、发起进攻之敌和敌浅纵深炮兵；师炮群对敌进行全纵深打击，主要打击纵深敌炮兵和敌其他目标。师团炮群由远及近，团营属炮兵由近及远，构成绵密重叠火网，距我阵地越近火力越强，密度越大，并适时向主要方向集中火力，从而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如5时40分，敌刚占领我主动弃守之150号、169号高地，立足未稳，即遭我119团炮兵群榴弹炮2营2个连的集中射击，死伤惨重。6时20分，敌依托150号、169号高地展开两个连进攻149号高地。119团炮兵群榴弹炮2营与团营属炮兵密切配合，一阵炮击毙敌140名。8时20分，敌876团以两个连向坚守634高地的4连2排实施第三次攻击，师榴弹炮2营即以两个连的火力对牛昆塘东北侧压制射击，4连60炮压制防御前沿80米处路段，大小炮火力夹击，使敌首尾难顾、进退两难，进攻仅持续14分钟即被打退。在14个小时的战斗中，我炮兵对292个目标进行了317射击，消耗炮弹12406发（不含团营属炮兵）。据不完全统计，毙敌923名，毁伤敌火炮20余门，高射机枪9挺，摧毁敌观察所9个、火力点33个，以及时、准确、猛烈的火力支援步兵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部署得当是基础。此次作战对象是越军的主力的部队，坚守阵地地势低凹、沟谷交错、山脊狭窄，有的阵地三面受敌。面对不利条件，正确部署兵力至关重要。针对防御正面宽、纵深浅的实际，如果兵力展开过多，密度过大，容易增大伤亡。如把兵力配置靠后，由于山高坡陡、道路稀少、机动困难，容易被敌人火力杀伤。因此，采取少摆多屯、及时补充的方法。第一梯队营、连只展开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兵力，其余屯于阵地内作为预备队，以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连续抗敌轮番攻击。坚守634高地的4连，编成17个战斗小组，每次由两个小组坚持阵地内战斗，随损随补，减少了伤亡，守住了阵地。在纵深配置上采取前轻后重布防，由前到后逐步加大兵力部署，只在前沿安危相关的要点屯积一个班左右的兵力。如115号、138号、169号阵地，与敌接火抗击一、二次后即边打边撤，将其诱至我重兵防守的要点前歼灭之。敌往往刚突破前沿，即被我浅纵深兵力阻于主阵地之前，进退无路。根据敌情判断，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前种种迹象显示，那拉地区将是敌人的主要攻击方向。我前指遂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那拉方向主要高地附近，构筑了预制工事，屯积了机动兵力为预备队，改变了原在33个高地平分兵力的状况。
适时、果断地实施反冲击是重要手段。反冲击是消灭突入之敌，恢复我防御态势的有效手段。对于威胁较大的突入之敌，不惜代价及时反冲击，以稳定防御。如12日7时许，当敌突破我102好高地第一道堑壕，从侧后威胁662.6高地时，团令6连以两个班的兵力果断实施反冲击，歼灭了突入之敌。对威胁不大，且有较强火力掩护之敌，视情况相机歼灭，以减少我之伤亡。当占领150、169号警戒阵地之敌与我形成对峙，并以猛烈火力拦阻我反冲击时，团鉴于该敌对我威胁不大，乃于几小时后选择黄昏视度不良的有利时机实施反冲击，以一伤一亡的微小代价歼敌49名，俘敌3名。在反冲击的兵力使用和路线选择上亦较好，避开敌火力封锁的开阔敌，兵力一般控制在两个班到一个排，既便于捕捉战机和组织战斗，又减少了伤亡。
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保证。战斗的胜利，是参战部队指战员同心协力、密切协同、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结果。全体指战员面队数倍进攻之敌，顶着密集炮火，以坚强的毅力和誓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勇作战。120团4连大胆放敌靠近，仅用2小时40分打退敌一个营的三次攻击，毙敌204名；119团8连“十五勇士”在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142号高地上，与敌一个营激战9个多小时，代理排长李海欣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际仍坚持战斗，鼓励大家“坚决守住阵地，不能给祖国丢脸”，极大地激励着战友们勇猛杀敌，取得了毙敌104名的重大战果；炮兵夏文荣在连续10小时的战斗中装填药筒314个，当装填第315个时，炮位被越军炮弹击中，他周身负伤17处，牺牲时双手还紧抱着药筒……
及时有力的后勤工作是保障。参战师、团后勤部门一切为作战胜利，周密制定保障方案，多次召开保障会议，并组成工作组到阵地检查落实，使阵地弹药、物资都超规定标准储存。轻武器弹药达到3个基数、82迫、100迫击炮弹5个基数、85加、122榴弹炮2.5个基数，130火箭弹1.5个基数，师团库存弹药0.5个基数；干粮储备5日份，各类罐头2至7日份，主副食品8日份，急救包、液体药材分别按战备量的3倍和10倍储存；在生活上下发了煤油炉、桶、锅、面条、大米、软袋食品、蔬菜等，确保了防御部队每天两餐热食。从而很好地保障了作战需要。
中国对越反击战中军队大量伤亡原因分析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正式开战两个多星期，从2月17日到3月5日，共十多天，中国就损失了两三万士兵，平均一天就死了两三千人。
这样的代价，在现代战争里，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打，竟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中国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打赢了，但代价却是那么大。
中国比越南大很多啊，军队庞大很多啊，我们每人吐一口唾液都可以淹死他们，但这一仗，我们赢了，但赢得很丢脸，用牛刀，还费了好大力气，才杀了一只鸡。
从各方面的原因分析，是由以下这些原因造成的：从中国军队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军队是政治挂帅，不注重科技练兵，战斗力很差，军队过分突出政治学习，使得军事荒疏战斗力严重下降，文（和）革的动乱波动到了军队，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才被打倒，军队一片混乱，只剩下表面的稳定，加上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了，军队缺乏磨练。
军事技术不过硬，战场上伤亡越是多。广州军区某军标兵团尖兵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属于民兵）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损失，这看得出军队的军事素质。
精神装备毕竟硬不过实实在在的硬装备。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在对越作战中使用的是50、60年代的技术和已被实践证明不适用的苏式装备。
以前为了帮助越南，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新式常规武器，先前已经大部分给了越南，自己都不用或很少用，可以这样说，越南军队是中国军队一手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游击战术，越南人得到了真传，这场战争，是徒弟打老师。
中国军队后勤供应不足，机动性能差，可能与缺少运送军需品和人员的卡车有关，还有中越边境恶劣的地理条件大大限制后勤补给了。
假如中国人装备有进行反击所必需的现代化自行火炮或远程大炮，越军火炮造成的威胁无疑会大大减小。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的伤亡80%多的敌人炮火导致的。
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士兵平时训练的重点是拼刺刀和投弹等基本军事技能。他们的训练同其他各项活动一样，都是为适应步兵战术和游击战开展的。
中国军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战士而不是指挥员，当时的对指挥官的训练侧重于政治而非军事。
虽然中国在1979年以前就有军事院校，但它们作为训练机构的作用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严重削弱。中国军队缺乏训练是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主要问题之一。
还有，本次战争中，中国还大量使用了新兵参战，有些士兵从参军到牺牲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俺有个亲人就是1979年2月19日为国光荣的，听说当时是坐在坦克上乘搭坦克冲锋开进时被炮弹击中而牺牲的，他还是个新兵，参军还不够一个月，从广东茂名出发，这拨那调的，去到战场也得好几天啊，还没有得到怎么训练，枪还怎么会用啊，瞄准、投弹、刺杀，这些战场基本技能都不会，一个天天跟锄头打交道的农村青年，跟训练有素的越军作战，牺牲的比例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自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大仗了，打的只是几场小战役，对于和平惯了的中国人来说，对这场战争也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显得很仓促。
从越南方面看，当时的越军呢？他们的军队整整打了一百年战争，二战以后，打败了法国、美国（固然有中国等的支持），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战斗人员和国民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装备也比中国军队好。
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当时打败美军后，缴获了很多美军的精良装备。但就中国此前对它的援助来看，在援越抗美时越南得到了中国支援的很多装备，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新生产出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中国人（和）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都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
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和）民解放军常常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和）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
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械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其后来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
战争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越南人是吃着中国的大米，穿着中国的衣服，用中国的枪支大炮，反过来打中国人。
当时，越南宣称自己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就是说他们认为，除了美国，苏联，就是它了。的确，在人员素质、装备、士气等方面，越军要略高于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况且，当时他们还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从国际形势上看，妨碍中国打击越南的，不是国际舆论，主要是苏联牵制了中国。7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恶化的时期，苏联扶越反华，牵制中国，把越南当作南北夹击中国的一个棋子，苏越签订了《苏越合作条约》。
战争前，苏联一再叫嚣：“假如中国对越南动武，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理，为越南人壮胆、打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不时恐吓，随时有入侵的可能，中国很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那样的话，中国将很被动，很艰难。
战争期间，苏联的航空母舰“明斯克”号以“访问”越南港口的名义，抵达越南，并“借道”中国南海，威胁中国，舰上的飞机随时待命起飞，准备袭击中国的军队及物资集结地，舰上的导弹一度对准中国。在北部边境，苏联加大了威胁的力度。
所以，在对越作战的前、战时，中国都得把主要的精锐部队防守北边，毕竟这只北极熊比小越南要厉害很多，苏联很大程度吸引了中国军队的注意力，使它不能够全副精神对付越南。
中国军队虽然庞大，却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教训一下这个捣乱的小孩子的时候，但又担心这个孩子的父母会来帮孩子，反过来打自己。
在一边和越南开战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东北、西北的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抵御苏联入侵。苏联虽然没动手，但拖住了中国的手脚。
从作战策略上看，中国军队是各军区派部队轮战，各军区派部队临时组成兵团对越作战，这有必要，但也有很多弊端。
深层次地分析，这是由于中国军队情况、国内形势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决定的。对于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当时高层决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为之。
除了中越一战是无法选择的选择之外，邓小平也有意要让中国军队受一下挫折，碰一碰石头，吃点苦头。坦率地直说，当时，邓小平对军队并不抱有好感。
完全有理由相信，军队在文（和）革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令他当时对军队十分不满。
军队在文（和）革中的特殊地位和表现，使全军上下有一种优越的飘然感。
此外大批高干纨绔子弟为逃避上山下乡流入军队，也给军队造成非常不良的风气影响，这种情况在《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也得到了如实的再现。
邓小平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很年轻就开始搞革（和）命，戎马几十载，当然也知道，当时这样的军队能有多少的战斗力，怕连当年他领导下的八路军也比不上（事实证明，就是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弱小的力量，打骁勇善战、不怕死的日本人，伤亡比例也没这样大）。
让这种素质的军队突然要去流血打仗，无疑是在“整”军，也是掂军队的份量，用时髦的话讲就是“接受考验”。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灭一灭军队在文（和）革中养成的盲目自大的傲气和文（和）革养成的官僚习气，中国人往往都这样，没有沉痛的教训，就往往会沉睡下去，不知道觉醒，这次机会可以重新整顿、锻炼一下这支庞大（当时陆军近400万，是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却笨重的军队，激发他们的危机意识，同时又排除军队对今后改革开放可能会有的阻碍作用。
总之，他的策略可谓是一箭双雕。
表面上看，各军区部队轮战，为了让各个军区的部队都得到锻炼（当然，这也很有必要），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军区都有部队参战，这种临时组合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协同上有一定困难的，是不够默契的。
而且，北方的军队根本就不熟悉南方的山地环境和气候，水土不服，曹操的赤壁之败就是例子，军队本来是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的，但比较仓促，战斗力就打了折扣。邓小平当然知道这一点，当然想到这一点。
但主要的是，邓小平是为了让各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让各大军区的领导们知道自己安于目前这样的情况真是很危险的，军队的危机是很大的，必须进行马上进行改革、整顿，不整顿，就是死路一条，军队的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各军区的参战部队都有很大的损失，惨痛的教训，这足以让那批沉睡于老一套思想的高层官员们惊醒。
所以，他不让只是一两个军区受到重大损失，而是要个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
邓小平这样做，也为了最深刻最灵活最巧妙地教育了党政军的高层。这样，对他下一步实行的改革开放，阻力就自然小很多。
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和封锁，又和苏联关系恶化，加上十年动乱，在当时国内不管是高层还是人（和）民思想都陷入相当僵化的情况里，面对一帮习惯于空着肚子大谈政治的人来说，改革那是洪水猛兽，在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养成的思维，很难接受这个这样陌生、这样大胆的名词的。
邓小平知道他提出的改革开放，阻力可能会有多大。他认识到，没有高层的统一和人（和）民的支持，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了，他太熟悉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难度了。
要让大家惊醒，血的教训最有效。
只有付出代价，别无他法，这叫做投资。战争后，邓小平马上就宣布裁撤100万军队，没有手下留情，对军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他的改革开放，也得到了很大支持，因为很多人从战争的结果看到，不改变现状，继续闭关锁国，我们就会和清政府一样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是中国20世纪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闭到走向世界、由衰而盛的转折点。
在战术方面，指挥高层也出现问题。1971年邓小平向毛XX建议的为防止出现军阀割据局面而实行的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策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但这种弱将强兵策略的副作用倒是渐渐充分显露了出来。
南京调来不久的许世友将军根本不熟悉两广的部队和中越边境的地形、气候，虽然许将军还是有一番非同寻……方的军区（广东、广西、四川或云南）派本地的将领指挥？我们熟悉中越边境的环境和气候啊。
不但如此，怎么不找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人来指挥？当时在军中，的确打过仗的高级将领没有几个了，死的死了，老的老了，青黄不接，但一定要找一个打过仗的人才能够打赢越南吗？我看不见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敢打敢干，果断，灵活，不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来指挥，廖锡龙就是个不错的将才。战场瞬息万变，一个老人怎么行？最后是秦基伟将军勉强维持了局面。不过瘦死骆驼比马大，尽管付出惨重代价，还好，最后还是算完成了任务。一开始的实行的人海战术，死了很多人。
从初期的战场态势来看，这十多天里，中国军队打的都是反击的攻坚战，收复敌人先前占领的阵地，都是人家摆好了阵势，我们的大部队就对着人家的炮弹、枪口和地雷阵冲锋，怎么能够不死那么多人？搞人海战术，在中越边境这样的山地，注定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往往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只要上面有几个人，有足够的枪炮弹药，修好掩体和工事，还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没几百人，可能你就拿不下来，你会玩“抢滩登陆”的游戏的话，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境况。结果中国军人被人家像割韭菜一样，一排又一排地倒下。
因此，在战场上，应该充分发挥我军轻便灵活的游击战术和突然袭击的优势，以大兵团（当时参战的有17个师，约计20万人）在后稳健推进，步步为营（赢），小部队在前袭击敌人，侦察敌人阵地、兵力集结和后勤补给的情报，给炮兵长眼睛，先拔钉子，再扫地，扫得干干净净，戒急戒躁，减少我军人员损失，一步一步地把敌人压出去。在敌后方，可以采取宣传攻势及其他非常规手段（特别在经济及交通方面），破坏敌人，瓦解敌人，拖住敌人后退。前打后拖，使越南无还手之力。
从战地环境看，中越边境自然条件很恶劣，多山，崎岖不堪，根本不利于大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当然，当时中国军队也算不得机械化部队，但多山、交通不便却给后勤补给、支援带来很大困难）展开作战，春夏季多雨（二、三月在南方正是初春常常下牛毛雨的季节），常常大雾蔽日，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湿热（即古书说的毒气、瘴气），多毒虫、毒蛇，严重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唐朝的韩愈对南方边地的环境、气候是竭尽全力来形容其恶劣的。我是南方山区人，在这种环境时候了二十年，对这种自然环境非常熟悉。这样的环境，给侦察、行军、战斗、支援、补给都带来很大困难。
从多方面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占有的都不多。有些本来是可以占有的，但尤其自己这方面那方面的原因，没有把握住，或者虽然把握住了机会但没有发挥好优势。
八位为辛亥献身的先驱：蔡锷一生未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将共和的种子深植于中国，此后百年来，不管封建复辟还是专制主义或滥觞或滔天，无一不在荡秽涤流后，重新拉回到民主与共和的主流上来。正如孙中山所言，历史潮流已是不可阻挡，逆流者若不调转方向注定会被人民抛弃。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曾经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已经化为历史符号，虽被今人耳熟能详，但又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很多文化精英，在各种书籍里和面向十多亿观众的电视电影里，花样百出地为帝王唱赞歌，美化一个主子和一群奴才的故事，还要“问天再借五百年”，为帝王招魂。虽然我们反对泛政治化，但即使娱乐也还是该有底线的。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离开宏大叙事，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基本常识。
本刊希望，通过朴素的方式，将这些被后辈符号化的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应该记取，一百年前，为了共和，他们长歌当哭，他们暗夜奔袭，他们绝地反击，甚至他们拔剑四顾，英雄气短。
自从萌生“主权在民”的共和理想，他们就获得了内心的力量，一旦站起来，就绝不再跪下去；这些原本最热爱生命、最懂得爱情的人，在专制和独裁面前，没有别的选择，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理当继续秉承他们的初衷，切莫将路标当成目标，将附丽当成本体，切莫架空历史，自毁理想。
纪念辛亥先驱们，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共和之精神。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本刊记者/马多思
1903年7月1日，上海租界。一位身着西装、矮矮瘦瘦的男青年独自来到租界巡捕房，自称叫邹容，要求归案。
因“苏报案”，邹容确实在租界警方的拘捕名单中。但是英巡捕见到眼前这个投案者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没长开呢，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就喝令他走开。
遭此羞辱，邹容愤怒了，说：“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
英国巡捕不敢再轻慢，核实后才相信，这个18岁的大男孩正是邹容——著名的反清革命小册子《革命军》的作者。《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一开头就理直气壮地劝天下造反：“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鲁迅在《坟·杂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做“卢梭第二”《辛丑条约》后的两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
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一大批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重庆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一年后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现在人们很难得知，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这股革命潮流很可能影响了邹容。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除功课外，邹容还研读西方启蒙主义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还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他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理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
邹容萌生了要当“卢梭第二人”的宏愿，“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于是开始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革命军》。
邹容因参与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被迫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他的行李中，就放着《革命军》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投入蔡元培、章炳麟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拜为把兄弟。
邹容将《革命军》初稿加以润色后，交给章士钊，向他请教。章士钊认为其“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为他题写了“革命军”的书名，没有做任何改动。
邹容又将稿本给章炳麟看。章炳麟看后大为赞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章炳麟提笔为《革命军》题写了序言。
1903年6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革命军》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25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推翻清王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制度建设上仿效美国，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放认为，邹容的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邹容在《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详细论述了“革命必先排满”的道理，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天赋人权”是《革命军》另一个重要内容，主张全国男女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苏报案”
6月9日，《苏报》主笔章士钊在该报《新书介绍》栏中，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读者推荐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盛赞此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但是《苏报》位于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清政府无法到租界抓人，只能通过上海地方政府到租界去起诉《苏报》和章炳麟、邹容等人。
6月16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官员俞明震到沪。他与苏报案诸多人均是熟人，其中，章士钊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时器重的学生，也是他儿子俞大纯的好友。因此，俞明震明里办案，暗里劝散，纵容革命党人逃散。
租界巡捕房也有意庇护，多次传唤被告而不捕人。当时巡捕房的中国通、英国人濮兰德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搞军火吗？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
由于俞明震的庇护，掌理《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安然无恙，而并非《苏报》人员的章炳麟和邹容却接连入狱。
苏报案发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在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炳麟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
苏报案发后，邹容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章炳麟号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章太炎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解释招邹容投案的原因：“《革命军》为威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威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威丹亦以大义来赴。使威丹不为仆事，亦岂愿自入陷阱者？”
章炳麟、邹容到案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曾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引渡，但遭到拒绝。
7月15日和21日，法庭两次进行预审。章炳麟、邹容都对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供认不讳，章承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其所写，邹容承认《革命军》是其所著。
12月，苏报案在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庭。
代表章炳麟与邹容的分别是英国律师博易和琼司。在律师的点拨下，两人改变了策略，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章太炎坚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邹容承认自己是《革命军》的作者，但称该书的印刷、出版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有了新的想法”，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了。
12月9日，苏报案进行宣判，参与案件的中国法官当庭宣判：章邹二人罪大恶极，“谋危社稷”，本应凌迟处死，但“拟减定为永远监禁”。这遭到英国副领事的当庭抗议，表示此是中方的单方面判决，未与英方商议。除非将章、邹二人的刑期减为三年，否则判决不能通过。
经过半年的协商，租界当局与清政府终于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晚清历史上的这起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们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后，没有亲属收尸，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自家坟地中。因苏报案，《革命军》大名不胫而走。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的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各地纷纷以各种名目翻印《革命军》，并将之翻译成多国文字。
据统计，《革命军》一共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义前，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革命军》。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本文写作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注》、王敏著《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王凯著《晚清最后的文字狱：苏报案纪实》等书。）
革命军（1903年）（节选）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中，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吾夫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建立近代民主政体是其目标
邹容的目标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专制，建立一个文明的近代民主政体，以保障国民的天赋权利。
邹容虽然年轻，但其思想水平已远超出当时一些较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家。通观他的思想认识，可以看到他对于排满的论述并不是以排满、仇满为最终目的，而是服务于他政治革命的目的。首先，在清末，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邹容认为，排满与反帝之间实际上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欲御外侮”，必先“清内患”，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生而出的政治要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邹容的排满主张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
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
本刊特约 撰稿/罗雪挥
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虽然是短暂相会，梁启超却“敬其为人”。他曾在陈天华自杀后说，当世诸君子中，能懂得陈天华的，“不若吾真且深”。
陈天华，字星台，是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在书中，陈天华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写道：“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候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这两本书均在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他在其后悼念陈天华的文章《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黄兴当年在湖南、湖北策划武装起义时，就曾大量翻印该书，大规模散发，为辛亥革命在武昌引爆，埋下了火种。
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
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迷路的同志”
1905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样苦闷的心境下，与梁启超会面的。2006年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天华评传》作者牛力评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与国家主义显然影响了陈。这些影响表现在陈天华不久后写作的《要求救亡意见书》以及此后陈天华思想的深层痕迹中。”《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写作与1905年初危急的东北局势有关。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在华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大呼反清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作者，竟要在北京紫禁城的丹墀下三跪九叩，吁请清朝皇帝恩准立宪，这无疑是给垂死的清朝政府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陈旭麓、费成康1985年撰写的《邹容和陈天华》一书如是评论。
黄兴、宋教仁等“决心帮助这位一时迷路的同志”。他们责备他受到保皇党的策动，改变了革命宗旨，坚决反对他北上请愿。
经过革命友人反复劝说，也因为受到日本警署传唤，在内外压力下，陈天华放弃了上书请愿的念头。“在近代中国那个激荡的变革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选择：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激进抑或保守……这使得人的思想和取向也表现得‘流质易变’，很容易陷入彷徨和矛盾之中。”牛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牛力认为，陈天华在1905年初的思想波动，与大环境的改变有关。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此间就有杨度等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
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
陈天华对清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边哭边陈述波兰、印度亡国的原因，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在座的人先是大吃一惊，而后又一起相对痛哭。
陈天华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共和理想国
1905年7月28日，陈天华与革命领袖孙中山见面了。陈天华衷心钦佩孙中山，盛赞他“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陈天华的绝望心情为之而一振。他在革命党人中力主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草拟了一份盟书，大家公推黄兴与陈天华二人审定，确定了盟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众人签署完盟书后，孙中山和各会员一一握手庆贺。忽然，房屋后面的木板倒塌。孙中山立即说：“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会员们鼓掌欢呼。
陈天华还积极参与草拟同盟会会章，几乎天天和黄兴一起前往孙中山驻地，共同研究革命问题。
这一时期，陈天华意气风发，“与数月前整天泪痕不干的情形相比，判若两人”。他再度被磅礴新生的革命气象激发出创作热忱。
1905年11月，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报》正式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诉求。“三民主义”第一次见诸报端，有关民主革命的重磅文章也随之一气抛出。
创刊号共刊载17篇文章，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民报》创刊号及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陈天华集》，这些文章包括：《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到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取缔规则”
1905年底，陈天华关于民主共和的思考达到巅峰之际，他的生命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走向终结。
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日本要求清政府从速转让沙俄在东北强租的土地、铁路、矿藏等，作为交换，日本政府于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即《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约束留日学生参与反清政治活动。
该规程其实还有“规范学制、完善教育”的积极一面。当时约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其中约有三千多人“欲进校而不能”“欲归国而不可”，只好在社会上闲游。一些野鸡学校乘机牟利，“受到日本各界严厉指责”。当时的留学生鱼龙混杂，少数人常常“出入于酒楼妓馆”，毁坏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
但“取缔规则”颁布后，因为干涉了中国留学生的行动，遭到了强烈反对。其整顿留学教育的积极意义被湮没了。
陈天华起初对此尚能保持冷静。虽然他也觉得该规程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教育秩序进行规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从《规程》所列内容来看也是符合实情的”。
他并不赞成罢课这样的群体政治活动，担心留学生不能统一行动，贻人口实，还拒绝了宋教仁约其撰写文章支持留学生运动的要求，表示不愿意“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被留学生的热情所感染。
牛力认为，陈天华始终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中等社会”，主张通过中等社会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领导，来完成革命救国。而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就是陈天华心目中的“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对留学生的素质低下他也有诸多批评，但总是希望能有所改观。
不幸的是，陈天华担忧的状况果然出现了。留学生内部意见混乱，行动散漫，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杨度不再出面，推给干事曾鲲化，曾亦不肯担负其责。当时肄业于日本实践女校的秋瑾无奈痛哭了一场，痛斥中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表示此后不愿意再与留学生共事了。
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仍在进行中。12月7日，《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该报评论：“此盖由于清国留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朝日新闻》对中国人的轻蔑言辞极大地刺激了陈天华的神经，但这又并非空穴来风。悲观愤懑的陈天华于当天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辞》，希望以死劝诫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陈天华之死
1905年12月，陈天华走过了一整年的疾风骤雨，还是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结束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民报》第二期刊登《祭陈星台先生文》称：“物以极而必返，情以真而忍去。”“取缔规则”风波其实并非陈天华赴死的真正原因。在《绝命辞》中，他极为理智、冷静地表示：“鄙人死后，取缔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他解释自己的动机：“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牛力在《陈天华评传》中详细探寻了陈天华自杀的复杂缘由。
陈天华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好友徐佛苏描述他：“其情形终日如怨如慕，其言论终日如泣如诉，不曾见有眉目清爽之时。”他阅读史书读到奸佞扰乱朝纲、外族侵略中华，会一连几天闷闷不乐。
这种性格或者与他家庭贫困、早年生活孤寂有关。陈天华10岁时，母亲在贫病中去世，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在乡间提篮叫卖，帮人放牛。因为早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他的文章中常常有别字。
但他的郁郁寡欢、情绪的悲喜无常，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不幸生在了一个内忧外患不绝、新旧颠覆纠结的年代。晚清中国之弱，“牵动了他对时局的无穷忧虑”。
陈天华反对空谈救国，认为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以死来“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是大英雄，大豪杰”。他在《绝名辞》中直白：“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在他的著作中，表示自己赴死决心的有10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30余处之多。
曾有人劝陈天华早日成家，他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并不稀罕寻常的嫁娶，而是期望着遭逢女中豪杰的珍奇缘分。他曾自信地表示：“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玛列侬（加里波的是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列侬是他的妻子）。”但他没有能够等到他的“玛列侬”。
12月7日，陈天华为过世的父亲写了《先考宝卿府君事略》，记述穷困的父亲曾慷慨捐出半年薪金、帮助邻居避免卖妻偿债的故事。他留言给好友，将这篇文字收入其文集，并放在第一篇。
陈天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三代独子，他唯一的大哥又因残疾没有后代，他一旦身死，便意味着陈家这一支血脉的中断。他想以文章传世的办法，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愧疚。
12月8日一早，陈天华了结了国事家事，从容出门，面朝大海，宁静地结束了他的1905年。（本文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传》、陈旭麓、费成康著《邹容和陈天华》、民智书局《陈天华集》、罗宗涛著《作狮子吼——陈天华传》等书。）
猛回头（1903年）（节选）
列位！你看于今那个不赞道，法兰西的民主自由的福？谁晓得他当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贼官的压制，也与我现在一样。法兰西通国只有中国一二省大，却有十三万家的贵族，都与那国王狼狈为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凌践。当明朝年间，法国出了一个大儒，名号卢骚，是天生下来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强的志气。及长，著了一书，叫做《民约论》。说道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请一个人做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任意掉换。法国的人，先前把国认做是国王的，自己当做奴隶看待，任凭国王残虐也不敢怨。闻了卢骚这一番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起政来。国王极力镇压，把民党杀了无数，谁知越杀越多，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公举一人当大统领，七年一换。又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都从民间公举，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人人都追想卢骚的功劳，在法国京城巴黎为卢骚铸个大大的铜像，万民瞻仰，真可羡呀！
陈天华致力于政体的真正转变
在陈天华爱国主义的前提下，政治革命具有更重要的深远意义。对西方政治、社会学说新的吸收使他相信实现政体的真正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往论者多认为，由于陈天华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坚定地抛弃了改良立宪的立场，因而在对待政府态度上也走向排满革命。但事实上，在19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陈天华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作出明确的区分。陈天华关注的是政治革命，而对待政府的态度只是实现政治革命的一种工具途径，因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是满清政府在政治改革中的进退与否。简言之，即清廷在立宪问题上的犹豫不前将陈天华推向了民主立宪的道路。而作为民主立宪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革命。
牛力（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她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王一凡
1907年7月15日凌晨，天还未放亮，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管牢的禁婆打开了浙江山阴县监狱的单人牢房，一大群持枪的清兵涌了进来。憔悴的秋瑾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刑架兵给她戴上粗重的铁镣，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
大批举着火把的士兵簇拥着秋瑾，走到一公里外的古轩亭口。火光把阴森的刑场照得通明。五花大绑的秋瑾被处以斩刑，得年31岁。
从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处死，仅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间舆论群起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野蛮行径。“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等各阶层舆论的攻击，令清政府狼狈不堪，几无还手之力。
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响遍武昌城头。
加入同盟会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委理事、《秋瑾传》作者吴先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
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负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个思想开明的人物，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秋瑾与吴芝瑛情投意合，义结金兰。
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新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装成为秋瑾的标志性服装，她直到就义时仍身着玄色纱长衫。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沉缅于官场应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
1904年2月，秋瑾在吴芝瑛家中结识了一个日本女子服部繁子。从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学校的种种优点，她决定去日本留学。
当年5月，“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秋瑾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她说，她要学习救国家、救同胞尤其是两亿女同胞的本领。
6月28日，秋瑾从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踏上赴日旅途。
由于丈夫反对，旅费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女扮男装的秋瑾怀揣一柄短剑，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处一舱，抵达日本。
此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一切欣欣向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广为传播。
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在学校，秋瑾顽强苦读，毅力惊人，别人都已熄灯就寝，她仍写作、阅读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现收入《秋瑾集》中的诗文，很多是这个时期写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馆郑重留影，以示与满清决裂。学习之余，秋瑾积极参加当地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她与陈撷芬发起的共爱会，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团体。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彼此接触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这时结识了孙中山。
不久，经冯自由的介绍，秋瑾在黄兴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宣读了入会誓言：“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宣誓完毕，由黄兴教以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
秋瑾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精神影响颇多。
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创办《中国女报》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租了房子，筹划《中国女报》。
秋瑾有着办报的情结。1904年9月，她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名，发表了《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办报需要钱。秋瑾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最后，只筹集到几百元。秋瑾痛感中国妇女界的死气沉沉，“简直有点麻木不仁”。
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而且已经分居，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其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
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
离家后，秋瑾即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以免株连家庭。
1907年1月14日，依靠这笔钱，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
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被誉为“报界女才”。
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秋瑾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而彼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妇女尚在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获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而开展着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要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美国妇女才和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投票选举权。
秋瑾旗帜鲜明地宣扬妇女人权，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破茧蜕变。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中国女报》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文化的妇女争相传阅，没文化的妇女也设法请别人念给她们听。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报上的文章，还展开辩论。封建遗老们看了则大为震怒。
6月17日，秋瑾从绍兴写信给朋友，说该刊第三期已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却永远没有付印之日了。“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马上要来抓捕她。
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
徐锡麟，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名“通师范学堂”，是1905年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基地。
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
清晨，激越的号声将学员从床上唤起时，秋瑾已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腰佩倭刀，骑在马上了。
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
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分散隐蔽起来，又在和畅堂的家中密室里烧毁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学生们各自回家。
13日下午4点，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连夜审讯，要她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凝思片刻，先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催她写，她又续了6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是秋瑾唯一的“笔供”。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处于“即行正法”，饮刃轩亭口。
秋瑾被斩引起了巨大震动。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而当时对妇女行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斩刑。
民间轮番轰炸秋瑾案：“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质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决心与前途，不断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钟岳自杀身亡。
与秋瑾案相关的其他官员被调到地方任职时，当地乡绅上书拒绝。出行时，需军队保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令他们又惊又惧。
民心所向，势不可当，注定了满清灭亡的命运。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两次到杭州凭吊秋瑾墓。他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讲称：“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本文写作参考了欧阳云梓《秋瑾评传》、吴先宁《秋瑾传》、郭延礼著《秋瑾研究资料》、秋灿芝《秋瑾革命传》等书。）
勉女权歌（1907年）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独特的一位。她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无忧才女，本来会成为李清照式的闺阁诗人而写入文学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生了她个性中豪侠而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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