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帝国：印度洋及其入侵者的历史（一部印度洋版“权力的游戏”，讲述主流历史著作中读不到的印度洋文明史。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理查德·霍尔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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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帝国：印度洋及其入侵者的历史（一部印度洋版“权力的游戏”，讲述主流历史著作中读不到的印度洋文明史。汗青堂系列）试读：

收藏于葡萄牙里斯本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的阿尔梅达爵士的肖像画1498年5月20日，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率领两艘轻快帆船前往好望角著名的“胡椒港口”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它是达·伽马的目的地1513年，葡萄牙人在阿尔布开克的指挥下试图使用云梯夺取亚丁1515年4月，在霍尔木兹取得的胜利成为阿尔布开克对东方的葡萄牙帝国奠基的最后一个巨大贡献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1453—1515年）是葡属印度殖民地总督、果阿和马六甲的征服者，他控制东方航路、建筑要塞、安置移民等措施为葡萄牙王国在东方的霸权奠定了基础葡萄牙在1509年发生的第乌海战中击败了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卡利卡特扎莫林和古吉拉特苏丹的联合舰队，之后又在1531—1533年的第乌围困战中夺取了第乌，并于1536年的第二次第乌战役中击败了苏莱曼大帝派出的土耳其援军，终于征服第乌，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第乌城和葡萄牙人在第乌建造的堡垒威尼斯郊外穆拉诺岛上圣米凯莱修道院的修士毛罗接受葡萄牙的委托，绘制了一张长达两米、详尽的世界地图。他的杰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可·波罗1541年4月，方济各·沙勿略在去往印度之前向若昂三世告别。他跪在国王面前，伸出一只手向国王致敬1855年末，由克拉普夫在非洲的传教士同伴雅各布·埃哈特和雷布曼绘制的“蛞蝓地图”出版，这张地图显示非洲大陆中央存在一个巨大且怪异的湖泊1516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送给教皇利奥十世一头犀牛，但是载着犀牛的那条船在意大利附近沉没，为此船上所有的人员都罹难，货物都沉没了弗朗西斯科·巴雷托（1520—1573年）曾远征非洲内陆，与蒙加斯人起过多次冲突埃塞俄比亚皇帝勒布纳·登格尔（约1496—1540年）埃塞俄比亚著名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始建于12世纪大津巴布韦遗址现位于津巴布韦共和国内，是非洲南部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它被认为是当地君主的宫殿，因而被视作政治权力的中心。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墙壁，其中一些超过5米高。最终，这座城市被遗弃，变成一片废墟16世纪的基尔瓦德布雷-利巴诺斯修道院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一处重要的修道中心，始建于13世纪。图为1934年的德布雷-利巴诺斯修道院葡萄牙人在蒙巴萨岛上建造的耶稣堡在1696—1698年的围攻中陷落。1958年它成为国家公园，现今它已成为蒙巴萨的著名旅游景点17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桌湾附近的商船17—19世纪，荷兰人的东方商业殖民帝国立足于爪哇岛，以巴达维亚城为中心。巴达维亚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帝国的总部，是荷兰统治爪哇以至整个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62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在尼科巴群岛附近海域失事，幸存者被食人族杀害1640年10月13日，荷兰人在包围葡萄牙的圣克鲁斯德盖尔堡时袭击了加勒堡17世纪法国首次尝试殖民马达加斯加岛，在岛上建立了多凡堡。图为1900年前后的多凡堡遗址现存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蒂普苏丹的老虎装有法国制造的机械笛，它能够发出动物的咆哮声和受害者的叫喊声1799 年5月，迈索尔的首都塞林伽巴丹被攻克，而蒂普战死沙场蒂普苏丹（1750—1799年）是印度南部邦国迈索尔的统治者。1799年2月，英国发动第四次同迈索尔的战争，他在激战中阵亡。在印度历史上，他被视为反抗英国殖民侵略的民族英雄1757年普拉西大捷后克莱武和米尔·贾法尔的会面“光之山”巨钻被英国殖民者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死后，“光之山”被玛丽王后镶在了自己的王冠上。1937年，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得到了这颗钻石1565年，约翰·霍金斯因在奴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被授予纹章蒂普·蒂普（1832—1905年）是斯瓦希里-桑给巴尔的奴隶贩子、象牙商和探险家阿曼苏丹赛义德（1806—1856年在位）桑给巴尔苏丹国第二任苏丹巴尔加什（1837—1888年）德国传教士路德维希·克拉普夫成为首次从非洲海岸向内陆探险成功的欧洲人约翰·斯皮克是首位从印度深入非洲内陆大湖地区的英国陆军军官，并且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1885年，德国民族主义者卡尔·彼得斯获得俾斯麦的默许，在东非耍弄手段欺骗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在征服乌干达这件事上最大的倚仗是他的冷静和马克沁机枪1892年，爱德华·桑伯恩在塞西尔·罗兹宣布他从开普敦到开罗的电报线路和铁路计划后画的漫画1871年11月10日，亨利·斯坦利在现今的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附近的乌吉吉找到了利文斯通玛丽亚·特蕾西亚泰勒，也称皮阿斯特，是在印度洋地区通用的一种货币非洲的奴隶贩子将抓捕到的奴隶戴上叉形枷锁，押送往海岸前　言

将一张世界地图倒置过来，印度洋可以被视为一个由非洲和亚洲、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西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的一个州）的海岸线围成的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碗。①与最终汇入极地海洋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不同，印度洋完全是热带海洋。一提到印度洋，人们联想到的景象是被棕榈树环绕的岛屿，以及五彩斑斓的鱼在珊瑚间快速地游来游去的潟湖。这是旅游手册给人留下的印象，而在这背后是历史长河中的印度洋，它是人类发展的中心，是数千年来许多种族融合、交战、贸易的巨大竞技场。

埃及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最早的文明，都能通过红海和波斯湾直达印度洋。印度次大陆位于印度洋这个倒扣的碗底中心，并向赤道延伸，它本身则是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之前，旅行者就曾带回关于富饶骄奢的东方的故事。图拉真皇帝在公元116年成功抵达波斯湾，看着水手们起航前往印度，他哀叹自己太过年迈以致无法远航，亲眼见证印度的奇观。②

在罗马帝国衰落将近1000年之后，印度洋的西部成为本书关注的焦点，它的大小与整个地中海相当，但其财富和权势都超过了地中海。那里的艺术和学术十分繁荣，城里的商人来自已知世界的各个地方。在军队在亚洲推翻旧帝国、建立新王朝的时候，那里也发生了很多骚乱。

然而，普通人的生活更多的是受自然的统治，而非重大的历史事件；受永久的季风主宰，而非短暂的君主国。“季风”一词来自阿拉伯语中的“mawsim”，意为“季节”。自从水手敢于穿越外海，冒险远航，这些季节性的风就成为在印度和它遥远的邻国之间往来航行的船只的助力。在6个月的时间里，它朝着同一个方向吹拂，然后在一年中剩下的另一半时间里，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吹拂。从东非和南部海域吹来的夏季风穿过赤道之后，由于地球的自转效应，偏向东面，席卷印度并且向北贯穿孟加拉湾。从6月到8月，夏季风最为强烈。

对于古时的船长，他们可能不知道季风是如何产生的（在夏季，冷空气是如何向北推进，跨越海洋吹向亚洲的炎热陆地，而在冬季，又是如何从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的平原南下）。对他们而言，季风只要准时到达，在该来的时候来，在该走的时候走，让他们得以扬帆起航就足够了。对于印度的农民而言，他们也只要知道夏季风将会给他们带来雨水就行了。③但不管是在海洋上还是在陆地上，季风肆虐的时候总是十分可怕的：没有船只敢于出海；洪水和飓风席卷了村庄，留下一片废墟。

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气候每年都如约而至、不可避免，这诱使印度洋地区不少民族产生了某种宿命论。而长期以来，季风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吉利的自然现象之一，用17世纪英国科学家约翰·雷的话说，就是“值得最伟大的哲学家思考的主题”。④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约1000年的时间里，在欧洲，人们几乎不了解印度洋和环绕它的陆地。在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代，由希腊水手主导的与东方的贸易曾经十分繁荣，这些水手知道如何利用季风。⑤他们带回珠宝、肉桂、香水和熏香，以及罗马妇女所追求的丝绸和精致的印度布料。但是随着欧洲古典文明的崩溃，欧洲人遗失了希腊人获得的所有知识。⑥

当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寻找通往印度的新道路，想要穿越中东突破伊斯兰国家的屏障时，欧洲的航海者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巨大的非洲大陆的阻碍，这个问题一直到葡萄牙人最后绕过好望角才得以解决。1497—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往返印度的远航是当时欧洲人进行过的最远距离的航行。

本书展现的是从16世纪起欧洲人的出现如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的生活。繁盛的王国被征服，以往的宗教与种族关系陷入混乱。并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古代的贸易模式很快就像渡渡鸟一样灭绝了。然而，尽管欧洲的枪炮可以在东方创造出新的帝国，但是其庞大的人口使得西方人无法长久地压制东方。在美洲发生的事永远也无法在亚洲复现。欧洲干预和亚洲回击的历史由暴力、腐化和勇气构成。

在印度洋这个竞技场数千年的变迁中，非洲巨人构成了印度洋长长的西侧翼，除了扮演缄默的旁观者之外，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非洲内陆还是未知地域，那里的民族与世界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富有成果的交往。因为从8世纪开始，非洲与印度洋的接触就受到了大量阿拉伯人控制的贸易港口的影响，这些港口沿着2000英里的海岸线分布，从索马里一直到越过赞比西河河口三角洲的地区。这些定居点面向大海；阿拉伯人对内陆的兴趣仅仅是将它作为象牙、黄金、豹皮和奴隶的来源。在欧洲人到达那里之后的300年间，这种模式几乎没有改变。

但是19世纪中期之后，赤道以南的非洲两度被解放：首先是结束了地理上的孤立状态，其次是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尽管后者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但是似乎已经使它与北方和欧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系。现在，随着世界力量的天平逐渐往东倾斜，历史的季风重新吹了起来。21世纪的开端被视为一个崭新的“亚洲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印度洋可能再次坚持它自身的天然统一。在这个竞技场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民族的潜能将充分经受考验。

①尽管在《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一书中，艾伦·维利耶（Alan Villiers）将从开普敦到澳大利亚珀斯的一条想象的线路扩展到南极洲，但是人们可能认为它是印度洋的南部界线。

②对于欧洲与东方之间早期接触的探讨，可参见维马拉·贝格利（Vimala Begley）和理查德·D.德·普马（Richard D. De Puma）编辑的《罗马与印度：古代海洋贸易》（Rome and India: the Ancient Sea Trade, Madison, Wisconsin, 1991）；也可以参见乔治·胡拉尼（George Hourani）的《印度洋上的阿拉伯航海业》（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第一章。而关于图拉真渴望去印度的描述，可以参见欧内斯特·卡里（Earnest Cary）翻译的狄奥·卡修斯（Dio Cassius）的《罗马史》（Roman History, London, 1955）第68卷。

③地理学家比鲁尼（Al-Biruni）在11世纪写下了自己的观察：在印度部分地区“连续下雨达4个月之久，老天就像倒满了水的水桶，不断地往外溢水一样”。史蒂夫·麦柯里（Steve McCurry）在《季风》（Monsoon, London, 1995）一书里描绘了每年雨季前后的印度生活。

④约翰·雷写了《在造物中体现出来的上帝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 1961）。查尔斯·雷文（Charles Raven）写了传记《约翰·雷》（John Ray, Cambridge, 1950）。

⑤公元前1世纪，希腊航海家希帕罗斯（Hippalus）发现了如何借西南季风直接从红海航行前往印度南部。

⑥这种贸易的遗物包括一尊印度象牙小雕像，雕刻的是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该雕像出土于庞贝古城。还有一尊希腊小雕像在印度西部的戈尔哈布尔（Kolhapur）被发现，雕刻的是海神波塞冬。印度很多地方发现了成堆的罗马硬币。拼写方面的注意事项

从非罗马拼音的原稿转译过来的名称，坚持使用已得到广泛认可的用法：例如，“麦加”一词的拼写使用“Mecca”，而非“Makkah”，尽管后一种拼写更加准确。同样地，19世纪后半期著名的桑给巴尔的苏丹应被严格冠以“al-Sayyid Sa’id”的名号，但是他的名字总是被“欧洲化”，因而被称为“Seyyid Said”。其他音译主要遵照阿拉伯语的《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但是没有加注变音符。汉语名字采用的是现代标准汉语拼音方案，所以郑和的名字原来在英语中是“Cheng Ho”，现在则被写为“Zheng He”。而非洲语言中根词的大部分前缀出于简化的缘故被省略了。

大部分被提及的葡萄牙君主和王子们的名字使用的是他们为人所熟知的英语化的名字。少部分采用的是原先葡萄牙语名字的拼写。

地理名词尽可能使用的是原先时代的写法，因此锡兰岛所用的词是“Ceylon”，而不是1972年改后的名字斯里兰卡（Sri Lanka）。欧洲人对印度地名的早期称谓和现今称呼存在巨大的差异，卡利卡特（Calicut）就是一个例子，它在过去是一个有名的港口，在现代地图中的名称则是科泽科德（Kozhikode）。第一部分隔离的世界1印度奇观与中国宝藏不理会野心与世俗贪欲的危险，我决心再度启程，从巴士拉出发，与一群诚实的商人一起，满载货物，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辛巴达，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旅程，出自《一千零一夜》

1000年前，一位波斯船长退休之后，开始写回忆录。尽管这份回忆录现在只在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中还幸存一份孤本，但是在这位船长生活的时代，这些故事使他闻名于世。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船长，将其著作称为《印度的奇观》（The Wonders of India），但是他在这本书中却不局限于描述印度文明。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在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行过的热带海洋沿岸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他对于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自发还原，远比任何学术复原所能达到的水平高超。他描述了在风暴中飘摇不定的船只上恐惧的乘客，因为被欺骗而愤怒的商人，沐浴在爱河中的年轻人，以及坐在以珠宝装饰的王座上、睥睨众生的傲慢帝王。

为了娱乐的缘故，他将许多没有太多依据的轶事收入书中，其中包括美人鱼、能够吞下大象的巨蛇、被咬一口就能让人“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而迅速丧命的双头蛇，以及拥有超凡性能力的女人。“布祖格”只是一个绰号，意思是“大的”。他被称作“布祖格”很可能是因为他爱好以夸大的方式讲荒诞的故事，而不是因为他本人身形高大。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带着读者前往许多国家，进行有趣并且有益的旅行。尽管《印度的奇观》与《一千零一夜》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仍有很大区别，因为《一千零一夜》中的辛巴达是一个虚构的英雄，而布祖格笔下的大部分内容则经得起历史的审阅。

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表明，布祖格写回忆录的时间大概是公元950年（伊斯兰教历341年）。他生活在波斯湾南端的尸罗夫，以那里的狭窄海峡为起点，印度洋像扇子一样展开。就如同罗马人曾经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对于布祖格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印度洋也一样，是伊斯兰世界的延伸。

尸罗夫拥有30万居民，整座城市被山环绕。这使得它在夏天的几个月中像一口大蒸锅，与布祖格同时代的一个人称它是波斯最热的地方。它也是波斯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在富有的商人庭院中，喷泉总是不间断地喷出水来；天黑后香油在镀金的枝形吊灯里燃烧，驱走黑暗，光线投射下来，照亮了盖着丝绸与天鹅绒的长沙发；高大房屋的墙壁上，镶着来自印度的柚木护墙板；来自非洲的红树房梁，支撑着平坦的屋顶。尸罗夫最大的建筑是总督宅邸和大清真寺。停泊在港口中的大船带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货物。而小一点的船只从波斯湾北上，将货物运到巴士拉，但由于底格里斯河带来大量泥沙，这使得远洋船只经常在那儿无法卸货。①

即使尸罗夫如此富足，也无法媲美巴士拉的奢华与壮美。而巴士拉与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相比，还要略逊一筹。巨大的宫殿群坐落在底格里斯河河边，光滑如镜的条纹大理石柱支撑起它们的穹顶，它们是阿拉伯世界的奇迹。与布祖格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穆卡达西赞美它的壮丽：“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它是幸福安康之城，城中充满谈吐不凡、举止高雅之人。那里的风是和煦的，科学是尖端的。那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美丽的。人人心向往之，而所有的战争则与它永远绝缘。”

尽管哈里发是宗教领袖，但是由于王朝间的纷争，哈里发也曾几度丧失权力，而巴格达仍然控制着一个疆域从印度一直延伸至埃及的帝国。在帝国建立300年之后，也就是基督教创立即将满100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吸收了比基督教更多的信徒，囊括了比基督教更广阔的地域。正是在这时候，布祖格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千年。在新千年里，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有间断过。

如果当时伊拉克、波斯、印度的城市居民能觉察到西方人的存在，他们会对西方的贫穷感到震惊。而欧洲人的视野，仍然没有超出他们那几个半文盲军事领袖模糊的领地边界。西欧处在世界文明的外部边缘，而巴格达则可以夸口说自己处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它只有君士坦丁堡这一个竞争对手。“欧洲”与“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概念还没有生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半异教徒、半基督教徒的入侵者仍然能在几乎任何地方造成巨大破坏。

残留下来的一些古典文献在欧洲的修道院里得以幸存，但是它们完全无法与阿拉伯学者们的图书馆收藏相提并论。后者拥有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古希腊的伟大作品，而且它们都有阿拉伯语译本供学者们使用。像布祖格这样一位波斯船长使用这些作品的便利程度，都远超过欧洲最博学的基督教主教。

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循着北非海岸延伸到西班牙，在这条边界之外，东西方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去过比意大利还要远的地方的欧洲基督教徒，几乎只有秘密前往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商、努力赶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以及被卖作奴隶的年轻男孩儿和女孩儿。这些女孩儿注定要在女性奴隶的陪伴下，在闺房里侍候阿拉伯贵族。而陪伴她们的女性奴隶，有的来自埃塞俄比亚，有的来自红海以南的遥远非洲国家。男孩儿则在法国凡尔登一处臭名昭著的集合地集体被阉割，沦为宦官。之后，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登上由被称作“识路者”的犹太商人控制的船只前往印度洋沿岸诸国。

在9世纪初的一个短暂时期里，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一度产生了相互谅解的可能。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多次互派大使，商讨一个从未实现的阿拉伯计划：共同发起战争，攻占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互派使者的事只在查理抄写员的记录中看到过；哈伦在巴格达接待多国大使，自己也将大使派往各国，所以伊斯兰的编年史家可能觉得与查理互派使臣的事不值得特别记载。）哈伦年轻的时候曾经包围君士坦丁堡。他派遣使者前往拜占庭，面见君士坦丁六世，在力劝君士坦丁六世改宗伊斯兰教无果之后，才转而采取了扩大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嫌隙的策略。

哈里发没有向查理提出这样的建议，只是送给他奢侈的礼物：珠宝、象牙棋、刺绣真丝长袍、滴漏，以及一头叫作阿布·阿拔斯的被驯服了的白象。这头以阿拔斯王朝第一代哈里发的名字命名的白象，曾经属于一位印度王公。而成功地将这头大象从幼发拉底河带到地中海的，是一位叫作以撒的犹太人。他是前往巴格达的三人使者团里唯一的幸存者。在一次危险的跨海航行后，他们抵达了意大利。之后，这头大象又被牵引着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在802年7月20日，它终于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进入了查理位于亚琛的宫殿。皇帝很快就对这头大象十分用心。它经受住了欧洲的气候，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八个年头。白象最后殒命是因为皇帝为了恐吓到处劫掠的丹麦人，而草率地将它带到了德意志北部阴冷的吕内堡石楠草原。②

巴格达的哈里发与法兰克人的“哲学王”之间的这些接触，被证明仅仅是一簇跨越宗教与文化分歧的短暂的火花。查理原先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处基督徒的暂居处，这一点也得到了哈伦的赞成，而这正是中世纪传奇的基础。查理是第一位十字军战士，他曾率领一支朝圣者的军队前往圣地。然而，真正的十字军东征要晚一些，在1095年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到那个时候，阿拉伯人会震惊于他们宗教仇敌的粗野与残忍。

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是封闭的，并且与亚洲隔绝，而非基督徒的欧洲人——居住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上的阿拉伯人——则可以自由地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甚至可以前往遥远的中国。这意味着旅行者首先要穿过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之后到达像尸罗夫一样的港口，也就是从那里，“中国船”起航，开始当时人类已知的最远距离的航行。布祖格曾在一个故事中提到一个来自加的斯的人，他极为大胆地偷乘了一艘开往中国的船。这个人亲眼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航海船只的巨大差异：一种是开往中国的、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的船；另一种完全不同，是笨重的、用巨大的钉子固定住木板的平底船，后者他可能在西班牙的海港中见过。

使用椰子纤维绳索捆绑印度洋船只木板的原因，通常可以用“磁山”的神话加以解释。用钉子固定船板的船只航行到磁山附近，船体表面的每一片金属物都会飞出去，所以这种船只注定沉没。在辛巴达的一个故事里，当一座磁山隐约出现在船头前时，船长就立刻“将包头巾甩在甲板上，撕扯自己的胡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死定了：“钉子从船体飞出，射向磁山。船只碎成片，我们都被丢入怒海。大多数人当即就淹死了。”③

然而，现实真相是阿拉伯半岛缺少铁矿，打造刀剑的铁匠们通常最先要求从锡兰和东非那样的地方进口金属。此外，如果“缝合的”船只需要搁浅维修，原材料就在手边总是令人安慰，因为印度洋岸边随处可见椰子树。海洋也提供了维护船体的材料——厚厚地涂抹于船体表面的油脂，这些油脂来自鲨鱼和鲸鱼的尸体。（作为一个造船港口，尸罗夫拥有一个处理鲸脂的工场。）在船体涂油的目的是使木材免遭腐蚀，并且保持韧性，以便在触礁时不容易被撞坏。

印度洋的这些“缝合船”拥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50年，一位希腊航海者在一本海员手册里最早提到它们。这本手册被称作《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Periplus [Circuit] of the Erythrean Sea）④，它如实地描述了此次探险和印度洋的贸易条件，以及在岸边遇到的人们。它提到一个叫作拉普塔（Rhapta）的东非海港（遗址尚未被发现），在那里可以买到大量的象牙和龟甲，“缝合船”也是在那里被建造的。⑤

从阿拉伯半岛前往中国的船只，沿着印度到锡兰（意为红宝石之岛）的海岸线向南航行，向东到达苏门答腊岛，穿过亚洲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然后向北进入中国海。整趟航行需花费一年半的时间。船长们通常选择在护航队的陪同下远航，以减少印度西部海域大量海盗的骚扰。海盗们有时间隔开来，驻守在固定的贸易航线上，以拦截落单的船只，他们在敲诈到钱物后才对这些船只予以放行。沿海地带的统治者因为给海盗提供了避难的港湾，甚至可以在这种生意中分一杯羹。

即使在航行的过程中人们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但是中国的诱惑是无法抵抗的。它有精美的商品和非凡的技术。关于中国，人们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⑥布祖格从未表示他本人乘船到过中国，但是毫无疑问，他从朋友那里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是如何在10万骑兵的护送下进入广州的；中国的一位统治者，在接见一个阿拉伯商人时身边环绕有500名各种肤色的女奴，这些女奴身披各种丝绸，佩戴各式珠宝。官员们的待遇可能被旅行者的故事夸大了，但是东方军队中数以万计的骑兵数量，以及专制君主们总是骄傲于拥有大量姬妾的情况则是真实的。

阿拉伯半岛着迷于从中国进口的华美货物（直到今天，瓷器在阿拉伯语中还被叫作“中国的”）。甚至红海也一度被称作“中国的海”，因为在最早的时代，就是从那里，满载象牙、香料和黄金的货船起航，前往中国交换奢侈品。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开始称呼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国”。

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波斯——伟大的萨珊王朝，曾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尽管波斯的古老文明有很多了不起的技艺，如中国人乐于学习的波斯制作银器和吹制玻璃的技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认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并且要归顺于它，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此强硬地坚持这一点。尽管我们已知一个中国学者在10世纪曾拜访过巴格达，但是布祖格从未提到有任何一个中国商人去过印度洋以西的地方。当中国皇帝收到遥远国家的君主送来的礼物时，他傲慢地接受了它们，并将它们视作觐奉的贡礼。作为回礼，中国皇帝以赐予者的身份，授予对方封号。

尽管远洋航行充满风险，或者正是由于这些风险，航行到遥远国家的前景成为搅动年轻人激情的动力：与伙伴们一起出海的远洋船只的轮廓、在印度洋地区的古城出土的房屋石膏板上的斑驳印记，共同承载这样的精神与情感，但是毫无疑问，灾难总是频繁发生。9世纪的一份中国官方记录提到，从印度洋航行过来的船只携带“白鸽作为信号”：“如果船只沉没，即使远达数千英里，白鸽也会飞回家乡。”对水手而言，陆地鸟类是个好兆头，因为经过数星期的外海航行，这些鸟类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证明不远处有陆地的标志。在没有航海图和精确的航海仪器的时代，船长们通常依靠这些标志：海水颜色与洋流的变化，海面上漂浮的船只残骸，甚至是夜晚海浪磷光的数量。

布祖格将一位七次成功航行到中国的船长称作英雄，但是这位英雄最终与他的船一起葬身大海了。印度洋的远洋船只最多能承重一百吨货物和五六十个人。这样的船总是畏惧风暴，但因为没有风而造成船只不能前进的状况与风暴一样危险。饮用水可能会耗尽，或者病菌也会从老鼠出没的地方在船上传播开来。有时高温和恶臭会把乘客逼疯。那些还留有理智的人花大量时间阅读宗教经典，以期从中找到可以安全抵达的预兆。人们站在船头密切观望，在陆地最终映入眼帘后发出第一声欢呼以提醒其他人。《印度的奇观》通常在讲述发生在海上的故事时体现出一种反讽式的幽默，但是这些故事也可能是令人心酸的。当布祖格讲到人们遇到危机如何行事时，那种真实感使得其间的数个世纪好像突然消失了。他讲述了一次海难过后，几个乘坐小船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几天，远离了印度海岸。他们之中有一个男孩儿，他的父亲在船沉没的时候淹死了。饥饿逼迫幸存者想到同类相食，于是他们决定杀死并且吃掉那个男孩儿。“他猜到了我们的意图，我看到他望着天、眯着眼，默默祈祷。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刻，我们望见了陆地。”

因而，许多到处漫游的商人选择最能吸引他们的港口定居，而非冒险返航，这并不令人吃惊。有生意可做，有清真寺可以祷告，有奴隶和姬妾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除此之外，还希冀什么呢？特别是安全抵达中国的旅行者，通常都不情愿回去。在布祖格写书之前的两个世纪，东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多到可以对广州发起一次海上劫掠，而原因据推测是报复他们所受的虐待。

布祖格在手稿中提到一位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他是一个犹太人，名叫伊斯哈格·本·亚胡达。他出生于索哈尔的一个贫困家庭。索哈尔是阿曼的一个主要港口，而阿曼则正好位于波斯湾的入口。与一个犹太同事吵了一架之后，伊斯哈格决定出国碰碰运气。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200金第纳尔⑦，首先前往印度，之后又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

在伊斯哈格到达中国之前几年，中国发生了几场动乱，在这些动乱中超过10万的外国商人及其家人被杀害，但是伊斯哈格留了下来，并且发了财。30年后，也就是公元912年，索哈尔的民众震惊地看到伊斯哈格回到了家乡。他不再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乘客，而是一名自己拥有船只的富有商人，他的船满载着丝绸、瓷器、麝香和珍贵宝石。

布祖格殷勤地讲述了伊斯哈格是如何与阿曼的埃米尔⑧艾哈迈德·本·希拉勒达成谅解的。“为了逃避关税和什一税”，他们达成了价值100万迪拉姆的“约定”。伊斯哈格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还额外送给埃米尔一个珍奇的礼物——一个带金色盖子的黑色瓷花瓶。

埃米尔问：“花瓶里有什么？”

伊斯哈格答道：“在中国我为你烹饪的鱼。”“在中国烹饪的鱼！两年前做的！它现在得成什么样了！”

埃米尔掀开华丽的瓶盖往里看，花瓶里装着一条被芬芳的麝香环绕的金鱼。鱼的眼睛是红宝石做的，花瓶里的东西估计价值超过5万金第纳尔。⑨

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富，伊斯哈格很快就成为人们嫉妒的对象。一个曾经没能买到他货物的人，决心在距离索哈尔1000英里的巴格达向他报仇。最终，这个人获得了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的支持。他告诉哈里发，那个犹太人是如何与埃米尔达成秘密协议的，以逃避关税和什一税。他向哈里发描述了伊斯哈格从中国带回来的精美货物——丝绸、瓷器和珍贵宝石，以此激起哈里发的贪欲。而且，他还说伊斯哈格没有孩子，如果伊斯哈格死了，没有人继承他的财产。听到这些，哈里发将一个名叫“富尔富尔”（Fulful，意指黑胡椒）的黑人宦官叫到一旁，叫他带30人前往阿曼，立刻逮捕伊斯哈格，并将他带回巴格达。（这个宦官接下来的行为对于10世纪的穆斯林读者毫不陌生。宦官们被认为是恶毒并且狡猾的，他们服务于有权势的人，以此获得高升。）

索哈尔的埃米尔听说了哈里发的命令，他逮捕了伊斯哈格，但同时告诉伊斯哈格一笔可观的贿赂可以使他获得自由。之后，埃米尔采取了下一步措施，以使他富有的囚徒免于哈里发的控制，并且保卫他自己的地位。他散布所发生之事的消息，并且警告城中其他商人，如果伊斯哈格被带往巴格达，他们将来也难保不受到相似的对待。商人们的回应和他期待的一样，先是罢市，之后是集体请愿，再之后是在街上发动暴乱。这些商人提出警告：他们会集体撤离，并且告诉其他商人远离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因为在那里个人财产不再安全。

埃米尔写信给哈里发，详述了商人们所讲的话：“索哈尔是一座以海洋为生的城市，当船只不再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将被剥夺生计。如果我们之中的小人物被如此对待，对于大人物来说情况只会更糟。苏丹如火焰，将毁灭他所触碰的一切。因为我们无法抵抗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离开。”为了使他们的消息传回家乡，商人们将他们的船只在码头周围一字排开，做好起航的准备。事态超出了那个宦官的掌控，他带来的人决定逃回巴格达。作为一种离开的姿态，他们拿走了属于被关押的伊斯哈格的2000金第纳尔。

他们离开之后，伊斯哈格被释放了，但是他极为愤怒，决心永远离开阿拉伯半岛，永久定居中国。他准备好一艘船，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装上，然后启程了。但是，他再也没能抵达中国。当他的船抵达印度洋另一侧的苏门答腊岛时，那里港口的统治者向他索要一笔巨额通行费，否则不让他继续航行。伊斯哈格拒绝支付，结果有人深夜登船杀死了他。那里的统治者接管了他的船，以及船上的一切。

布祖格不做任何评判，他允许读者们自行演绎，但是因为他的书里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他清晰地表明他的作品不是小说。最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详细说明了印度洋贸易的不成文法：无论是何种种族与信仰，商人在海上享有自由，在途经的每一个港口都应享有公平公正的对待。作为一个船长，布祖格完全理解商人们是如何避开这一原则可能会遭到破坏的港口。之后提到的波斯湾出口处的霍尔木兹港，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商人们将最稀有和贵重的货物带到霍尔木兹港。这座城市中的居民信仰各异，而且没有人被允许冒犯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这座城市被叫作‘安全的城堡’。”《印度的奇观》的读者在这个故事里，还能认识到一层更个人的信息。哈里发和他的阿曼埃米尔是阿拉伯人，而布祖格和他当时的读者则是波斯人。尽管波斯被强制伊斯兰化已长达两个多世纪（布祖格以阿拉伯语写作，并且以所有正确的穆斯林观点作为故事的开端），但是他的同胞中仍有许多人怀念昔日波斯帝国的荣耀，甚至坚持信仰波斯帝国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⑩他们回忆萨珊王朝的城市如何被夷为平地，以及一度是粗鄙的沙漠游牧民的阿拉伯征服者，是如何在波斯人的尸堆上建立起胜利祭坛的。萨珊王朝的末代君王曾派遣密使前往中国请求军事援助，但是一切都是徒劳。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无法回到昔日的光荣岁月。在西方好战的基督教军队的压力之下，伊斯兰教注定会到来。它的影响遍及印度洋，并且不断扩展，越过印度，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那时已经掌控了非洲东海岸，那里能够满足它对人力的不断需求。

①现在在尸罗夫遗址，只有一个伊朗渔村。这座城市被公元977年的一场地震毁坏，在那之后迅速衰落下去。

②关于“查理大帝的大象”的内容可参见 R.霍奇斯（R. Hodges）和 D.怀特豪斯（D. Whitehouse）的《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与欧洲的起源》（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还可以参见 H. R.洛恩（H. R. Loyn）和 J.珀西瓦尔（J. Percival）的《查理大帝的统治》（The Reign of Charlemagne, London, 1975）。

③在暴风雨天气航行时，商人们习惯发誓将为圣地进献供物以祈求神灵保佑平安。如果他们安全抵达海港，船长将收集这些誓言。

④“the Erythrean Sea”现在多写为“Eritrean Sea”，指“红海”。但是对于古代希腊人而言，所指范围更大，包括红海、波斯湾、印度洋。此处大致是指印度洋。——译者

⑤拥有大三角帆的西印度洋船只可以迎风航行，但是当它们在恶劣的天气里“改变方向”（改变航向）的时候，情况会很危险，人们必须将沉重的船帆垂直地升起来，移向桅杆的另一侧。在东非沿岸使用的小的近海“缝合船”在斯瓦希里语中叫作“mtepe”，据说它们的船首代表穆罕默德最喜欢的骆驼。

⑥穆斯林一直使用的名称“中国”（China），可能指的是秦朝至隋末的中国（公元前221—公元618年），实际上欧洲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遗忘了这一点。

⑦公元693年，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在大马士革打造了伊斯兰世界最早的金币，这是第纳尔的起源，当时主要应用第纳尔的国家是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等。——译者

⑧埃米尔，“emir”，是对穆斯林酋长、王公贵族、地方统治者等的尊称。——译者

⑨读过布祖格关于伊斯哈格的故事的人应该早就知道，商人们通常贿赂当地统治者以逃避关税。

⑩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在伊斯兰教的掩映之下继续在伊朗保留下来”，出自 A. S.卡努瓦（A. S. Carnoy）的《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第七卷。2非洲海岸的诱惑我毫不光彩，就像一个来自辛吉（Zanj）的奴隶，被带进大马士革。——选自历史学家阿布·麦胡瓦夫的一首诗

希腊人曾经称东非为阿扎尼亚（Azania），而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作辛吉——黑人的土地。辛吉（或者僧祗）的称呼源自波斯语，之后被其他语言吸收。这个词曾经仅仅指示肤色，后来被用来特指非洲人或者黑人奴隶。如果他们前往异域，会很不幸地发现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词。

繁荣的桑给巴尔岛得名于辛吉，它通常是阿拉伯和波斯船长乘着冬季季风前往非洲的终点。①这种航行会穿过赤道，到达北半球的指向星不再可见的纬度，而有些船长会冒险进一步南下航行。他们前往季风所及的最南端，越过一条在非洲中部与尼罗河汇合的大河河口，经过数天的航行，到达辛吉海岸最后一个大港口——索法拉。②

这个遥远地区的诱惑之一是黄金。非洲人在内陆开矿，之后将金矿石运往索法拉，在那里用金矿石进行物物交换，换取布料和珠子。因为第纳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通用，而造币需要黄金的长期供应，所以黄金被带回阿拉伯半岛，能够很好地报偿长途航行的风险。（被征服地区的神庙的黄金被剥夺，古墓里的黄金也是同样的下场。）

辛吉不适合胆小的人。除了喜欢听耸人听闻的食人故事和以牛奶与血液的混合物为生的部落故事，对于非洲战士来说，最大的乐趣是收集没有提防之心的旅行者的睾丸。而《古兰经》严禁饮血。还有谣传说，任何去辛吉生活的人，都可能会被剥皮。

然而，辛吉之所以不同于环印度洋的其他贸易中心，是因为它扮演出口异教徒奴隶的重要角色。商人们航行到印度，是为了购买印花细布和珠宝；前往中国，是为了购买丝绸和精美的餐具。但是前往辛吉的商人，总是想要购买几个年轻且健康的黑人。这些奴隶在印度洋北岸的海岸国家能被卖个好价钱：以几尺布购买到的男奴，能被卖到30金第纳尔。如果能将奴隶运到遥远的地中海地区，商人则可以获利更多。一个白人奴隶或者一匹马卖不到30金第纳尔，而由于黑人奴隶短缺，每个黑奴的售价可以超过160第纳尔。一些统治者以拥有个人的黑人护卫队为傲。③

另一个富有奴隶资源的地方是从红海西侧延伸出来的山地国家——阿比西尼亚。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对这一地区的称呼。迟早，任何黑人都会被叫作“阿比西尼亚人”。对巴格达极尽赞美之词的穆卡达西，在列举从亚丁进口的货物时，用语则比较平实：“皮质小圆盾、阿比西尼亚奴隶、宦官、老虎皮和其他物品。”④

亚丁湾位于红海出海口，因而是接收通过袭击阿比西尼亚人而俘获的奴隶的理想场所。《古兰经》强调穆斯林永远不可以被奴役（尽管奴隶可能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但是阿比西尼亚人则没有关系，他们可以成为奴隶的人选，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回溯到公元4世纪，他们是拜占庭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说来自黎凡特的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在红海遭遇海难而溺亡，但他的两个学生弗鲁孟提乌斯和埃德修斯被当地人发现，幸免于难。他们坐在树下研读圣经，在强大的国家阿克苏姆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阿克苏姆在古典时代就与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并且曾经为罗马帝国供应象牙。不管弗鲁孟提乌斯和埃德修斯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可以确定的是，到公元5世纪，叙利亚的传教士已经活跃于后来被叫作阿比西尼亚的这片土地上了。

阿比西尼亚人与亚丁人和内陆人也有紧密联系。在基督教之前的时代，他们的祖先越过红海，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带来一种他们称作吉兹语（意为“旅行者”）的古老的书面语言。（随着伊斯兰教的胜利，这种语言在其起源地被阿拉伯语取代，就如同他们旧有的宗教——对太阳、月亮及其神圣的儿子的崇拜，也被取而代之一样。）信仰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人，为了给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复仇，甚至一度入侵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此时，他们则是防御的一方，为了不被抓走做奴隶，他们向更高海拔的大山深处撤退。

在阿拉伯人扩张的几个世纪里，他们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力建造城市、照料种植园、开矿和挖运河。这不是阿拉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制度，因为希腊和罗马的经济也依靠奴隶制，并且它们使用强制非洲劳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首次用象形文字讲述埃及人与居住在尼罗河上游的黑人邻居努比亚人之间交往情况的碑文，被镌刻在埃及第一王朝（公元前3000年之前）哲尔王时期的一块石头上。它生动地叙述了一个被俘的努比亚领袖猛击一艘埃及舰船的船首，而他那些被打败的追随者的尸体漂浮在尼罗河上。5个世纪之后，第四王朝的法老斯尼夫鲁记录下他突袭努比亚，并带回7000个黑人和20万头牛的战况。奴隶们被用来帮助建造金字塔。

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他对占有异教徒奴隶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古兰经》并没有明确禁止奴隶制。辛吉和阿比西尼亚的俘虏的常见命运是穿过印度洋，被运输到波斯湾和巴士拉，在那里他们被带上岸，作为劳力出售。在漫长的海上航行期间，他们戴着手铐，承受鞭打，而在那之后，他们被带领着从高大的房屋之间的海滨，经过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清真寺，穿过驴子、驮马和骆驼拥塞的街道，最终到达露天的奴隶市场。

依据他们的来源地，奴隶们被分成不同的组，大多数的组名已无法确认：昆布拉（Kunbula）、兰杰维叶（Landjawiyya）、奈姆尔（Naml）、基拉布（Kilab）。那些成功存活下来并且活得久一些的奴隶学习阿拉伯语，取了阿拉伯名字，他们作为口译者，将阿拉伯人的命令传达给他们的同胞。更幸运的一些被买走，成为私人奴隶，因为他们可能有机会遇到一个善良的主人，有一天给予他们自由。肤色不再是问题，他们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有黑人奴隶中生活最奢侈的是宦官，穆卡达西称他们是亚丁主要的进口商品。在他写作的时代，巴格达有1.1万个宦官，其中7000人来自非洲。在此之前一个世纪，哈里发阿明拥有一支庞大的宦官部队，他将其中的白人称作“蝗虫”，将黑人称作“乌鸦”。那些让哈里发特别满意的宦官得到升迁，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出生于西班牙的旅行家伊本·朱巴尔在拜访巴格达时，厌恶地发现军队由一个叫作哈利斯的年轻的黑人宦官掌控：“一天，我们看到他出门，他走在前边，后面跟着由突厥人、波斯人和其他人组成的军队长官行列，大概还有50个手中握剑的人围在他身边……他在底格里斯河河畔拥有豪宅和观景楼。”在其他方面观念开明的伊本·朱巴尔却鄙视黑人，他评论道：“他们是无需给予尊重的人，肆意咒骂他们无需感到罪恶。”

波斯船长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在辛吉的冒险故事（许多暗示表明，他写作的故事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而奴隶制是他最常讲的主题。这些听上去不可能的故事背后存在真实性，并且它们生动地展现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对故事中的主人翁充满了同情之心，那个人是一个非洲酋长。叙述者是一个叫作伊斯麦拉维的富有船主，他到过印度洋沿岸的多个地方，但是他对非洲更熟悉。公元922年，在航行前往奔巴岛（奔巴岛就在桑给巴尔岛的北面）上一个主要城镇的途中，暴风雨将他的船只朝着索法拉的方向吹往更南的地方。船被吹到了一片臭名昭著的狭长海岸，船员们害怕他们会在那里被抓住并且被杀死，更糟的是，他们会被吃掉。⑤

登岸之后，当地人对这些陌生人的接待，远远超过了伊斯麦拉维原先最大胆的期待。当地酋长是一个“英俊的年轻黑人”，他询问他们，并且坦率地表示，当听到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声称一直想要来拜访他的国家时，他就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承诺他们可以自由贸易，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在做完生意之后，船主和船员回到他们的船上；友好的酋长甚至带着几个他的人登上甲板与他们道别。就在这个时候，伊斯麦拉维暴露了他的阴谋：他将绑架这些毫无提防之心的黑人，将他们带回阿曼，作为奴隶出售。

因而，当船开始启动的时候，迷惑不解的酋长及其下属徒劳地尝试回到他们在一旁安置的独木舟上，而那些阿拉伯贸易商告诉他们即将迎来的命运。酋长有尊严地答道：“陌生人，当你们掉到我们的岸上时，我的子民想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吃掉你们并且掠夺你们的货物。是我保护了你们，并且没有索取什么。而且为了表达我的善意，我屈尊来到你们的船上与你们告别。请公正地对待我，让我回到我自己的土地。”

他的请求被无视了，他被推下去，与其他囚犯一起被关押在船舱里：“之后，死寂的夜晚笼罩着我们，我们到达了外海。”在朝北航行的过程中，船穿过赤道进入阿拉伯海，被绑架的酋长一句话都不说，就好像他根本不认识那些绑架他的人。当船抵达港口，他与同伴一起，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了。

对伊斯麦拉维而言，他们似乎完成了一次有利可图的生意。但是几年之后，他带着同一批船员再次航行到辛吉海岸，又一场暴风雨使得他们在同一处搁浅。船只很快被围住，船员们想在当地酋长到来之前赶快撤离。让他们吓破胆的是，很久之前被他们卖作奴隶的那个人，再一次坐在酋长的座位上。“啊，”他说，“是我的老朋友。”

伊斯麦拉维和他的水手们吓瘫在地，不敢抬头。“但是酋长表现得十分温和亲切，直到他们都抬起头，但是因为悔恨和恐惧而不敢直视他。”酋长给他们讲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关于他是如何作为一个奴隶被带到巴士拉，之后又到达巴格达。在巴格达，他逃离了他的阿拉伯主人，去了麦加，并且最终抵达开罗。看到尼罗河，酋长问当地人河流是从哪里发源的，被告知是辛吉。于是，他决定沿着河道走下去，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经历了非洲内陆的许多惊险之后，他成功返回了故乡。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老妇，她没有认出他，但是她说，巫医预言这个国家之前失踪的那位酋长还活着，并且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听到这个预言，流浪的酋长快乐地回去了，并且重新登上王位。

酋长告诉之前绑架他的那群人，在他做奴隶的这些年，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事实上，还得感谢他们使他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当他们准备启程返回阿拉伯半岛时，酋长告诉他们，他已无法再信任他们，即使这时他是一个穆斯林。“至于陪你们上船，”他说，“我有自己的理由不那样做了。”

这个带有尖锐讽刺、关于黑人国王和白人俘虏的故事，一定使得伊斯兰读者觉得有趣。兄弟般和解的故事结尾是以当时流行的方式为奴隶制所做的辩护：非洲人如此尊重他们的主人，以至对他们毫无怀恨之心。然而事实上，奴隶们并不总是安静地被从他们的部落、村庄和避难的非洲雨林劫走。就像一句阿拉伯谚语所说的：“如果你使一个辛吉人挨饿，他会偷窃；如果你给他饭吃，他会变得暴力。”这句话反映出对奴隶总是寻找机会复仇的恐惧。

历史表明他们经常这样做。早在公元689年，即穆罕默德去世不到60年，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河口、巴士拉附近的沼泽地，就发生了一次奴隶起义。这次起义持续时间不长，事后起义者的尸体被吊在绞刑架上作为一种警告。5年之后起义再次爆发，领导者是一个有“辛吉之狮”称号的非洲人，他的名字是里亚赫。这次起义组织得更有序，直到一支由4000个黑人组成的部队在一场战役中将起义军彻底消灭，起义才结束。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万名奴隶被屠杀。

在9世纪中期发生了一场更残忍的事件——第三次“辛吉起义”。它发生时，正好四处都有骚乱，那是伊斯兰教面对大量军事和宗教挑战的时期。

持续的威胁来自激进的什叶派运动。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一。阿拔斯王朝选择了另一个教派——正统教派逊尼派，而帮助它掌权的什叶派感到受到了排挤。而且，他们不赞成哈里发奢侈的生活习惯。权力也被分解了：阿拉伯人掌控法律，波斯人控制政府，而军队则由容易叛变的突厥人掌控。

一个有远见的、叫作阿里·本·穆罕默德的什叶派狂热信徒，利用了第三次“辛吉起义”之前的混乱状况，而使得这次起义成为可能。⑥他是一个波斯人，还有部分印度血统。他在年轻的时候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写诗，并且与游牧部落一起在沙漠中游荡。但是他有救世主的本能，这可能是来自于他狂热的父亲的激励。他父亲在阿里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坚信他的儿子长大之后会摧毁他们的家乡巴士拉。阿里在成年之后，因为声称自己能够看见无形之手书写的文字，以及能够阅读敌人的想法而使自己出名。这些说法与那个狂热时代各地创造“圣人”的手法类似。阿里身边聚集起一群忠诚于他的追随者，包括一些小商人，如磨坊主、卖柠檬水的小贩。

他有100多首诗流传下来，这些诗反映了他对放纵自我的伊斯兰统治者的蔑视：凝望巴格达的宫殿和宫殿里公开饮酒、纵情声色的罪人们，我是多么悲伤！

他毫不隐藏自己的思想活动：顺从地接受温和的立场，对于真主的仆人来说是一种耻辱。零星的火花无法燃成大火，但我会从旁煽风点亮它；在大战那天，有人丢下还藏在鞘中的利刃，其他人则会拔出他们的剑。

辛吉奴隶起义之前不久，阿里还在巴林。他回到家乡巴士拉的时候，毫不意外地被当局视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尽管他逃走了，在巴格达躲了起来，但是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拘捕了。公元869年8月，阿里的机会来了。巴士拉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总督逃跑了，囚犯也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他回到巴士拉，前往工场。那座工场是泥瓦匠为修复和扩建运河，以及周边沼泽地的甘蔗种植园准备材料的地方。他的面前有一道横幅，上面绣着《古兰经》里的诗节，号召虔诚的穆斯林“在安拉指引的道路上抗争”。阿里宣称要进行“白刃战”。他第一次招募了1.5万名奴隶苦工，这些人在酷热与尘土中工作到死，还要承受他们的主人心血来潮的鞭打。这些人加入起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他们的新领袖大胆地在营地间散布消息，命令黑人奴隶起义并且攻打他们的主人。这些奴隶听从命令，打了每个主人500下鞭子。生活在起义期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甚至给聚集在阿里身边的一些黑人副官起名字，他将他们称作“邪恶者”：布拉里亚、阿布·胡戴德、祖莱格、阿布·莱伊斯。最伟大的辛吉指挥官是穆哈拉比，他会一直战斗到最后。

在那些年，起义威胁到了伊斯兰权力的核心地带，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奴隶起义之一，比得上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对抗罗马帝国的起义了。今天，关于这场事件我们只能通过模糊的阿拉伯年代记加以重建，但是它的部分内容却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激起了惊人的回响。与此同时，在底格里斯河河口附近的沼泽地爆发起义，库尔德人也发动了他们的战争。

很快，战争就变成由奴隶拼凑成的军队，与有刀剑、弓箭和长矛装备的政府军队之间的较量。双方都不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所有的俘虏都被处死。奴隶们的领袖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刽子手，例如有一次，就在一个俘虏乞求饶命的时候，他砍下了这个俘虏的头。战败者的头颅驮在骡子背上，被胜利者作为战利品从战场带回来。有一次，一艘装满人头的船顺流而下，漂到巴士拉。

当奴隶们穿过沼泽，向大城市行进的时候，阿里仍在玩扮演圣人的把戏。他骑着一匹马，将棕榈叶作为马鞍，将一段绳子作为缰绳。在战斗之前，他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鼓舞他们取得胜利。奴隶们笃信他的神力。

他们的战斗也遭受挫折：在一场战役之后，阿里被迫逃进沼泽，发现男男女女加在一起，自己只剩下1000个追随者。尽管这看上去像是这次起义的终结，但是起义者仅仅用石头当武器，却赢得了下一场战役的胜利。阿里宣布是超自然力量拯救了他们，并且很快就招募到了更多的人马，起义得以继续。很快，奴隶大军战无不胜，扩展到了波斯湾入海口的所有地区。他们掠夺富人，将贵族出身的阿拉伯和波斯妇女拍卖，还切断了巴格达和印度洋之间的所有联系。

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当时将辛吉的黑人视为对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威胁，因为他们得到了包括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内的持异议者的支持。对于哈里发来说，幸运的是起义者从未与库尔德人或者异端卡尔马特派⑦形成任何有效的军事联盟。但是公元871年，辛吉人已经强大到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直接对巴士拉发起攻击，他们遵照阿里的指令，分三路发起攻击。攻击由穆哈拉比将军领导。两年前，巴士拉的市民击退了辛吉人的进攻，但是此时这座城市被蹂躏，每一个逃不出城的人都被杀死。城中的一些市民领袖在大清真寺中祷告时，被刀剑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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