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克·吐温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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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自传试读：
前言
阅读名人传记，可以认识各时代的伟大人物，而世界名人传记更体现了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阅读名人传记，在窥探那个年代伟大人物的心路历程之余，既可以了解当时的阅读旨趣，又能领略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历史就是个人传记的延伸，也是传记的意义之所在。
每个人都很难避免人生的困顿、痛苦及长久的折磨，有很多人，他们经受不起引诱，颓败一生；而伟大人物则相反，面临困境的时候，或许他们会犹豫、会苦闷、会挣扎，但最终他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生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的理解，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他们坚持探求真理，哪怕那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漫漫长路。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智慧，有谁会去轻易涉足困境？只有敢于冒险的人，才会赢得人生的辉煌。而且，那种面临风险、审慎前进的人生体验可以炼就过人的胆识，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阅读名人传记需要精选。有些传记经不起时间的冲刷而淹没于时空的洪流，以致许多名噪一时的伟人逐渐销声匿迹，尘封在历史的沟壑中。“世界名人传记文库”让我们重温西方伟大人物的生平故事，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人物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无疑会激发阅读经典的欲望。同样，它也是一份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读书目，其中融合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最终，它将引领我们重拾西方文学传统所给予的阅读之乐。另一方面，时空的距离感让我们能更好地反思传记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背景，使我们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加清醒地审视那个时代。
优秀的传记作品，有极强的教育功能。文中的描写对象，是真实的人物，其中很多是在实际生活中有重大建树的人物，他们有伟大的人格魅力，足以成为读者的楷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接触这些人物，但这些传记作品却能提供给我们认识这些伟大人物的机会，了解他们的奋斗史、心灵史。
最后，让我们带着对这些伟人的敬仰之情，循着他们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近他们的人生之旅……
第一章 田纳西田产
们家早前在田纳西有一大块地，那是我父亲在40多年前买下我的。他当时一次性就买下了7.5万英亩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大约花了400美元。在那个年代，一次性付400美元算是很大一笔开销。至少，在田纳西东部芬特雷斯县坎伯兰山区的松林和圆丘一带生活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交完那一大笔钱后，父亲转过身，站在詹姆斯敦法院门口，望着属于他的那片土地说道：“不管我将来会有怎样的遭遇，我的后代是衣食无忧的。虽然在我有生之年不能亲眼看到这些田产变成黄金白银，可我的孩子会。”所以，他是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但却把将来的发财梦转交到我们身上。他死的时候自以为给我们做了件大好事。然而，这却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但幸运的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还说：“在这块地里，铁矿石多，还有其他的矿物质。美国有数千英亩的土地盛产上等的黄松木材，可以做成木排，沿奥勃兹河顺流而下，流经坎伯兰河、俄亥俄河，然后到达密西西历史上的1835年11月30日：马克·吐温诞生比河；再沿着密西西比河把木材运送到任何需要木材的地方。这一大片松林，将会盛产无穷无尽的焦油、松脂和松节油。在这里酿酒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不论是人工种植还是自然生长，都没有一处能盛产像这里一样的野葡萄。这里有牧场、玉米田、麦田、土豆田，还有各种原木——地上地下几乎什么都有，使得这片地变得很值钱。美国有1400万居民，40年里，居民人口增加了1100万，以后会增长得更快。总有一天，移民会争相涌进田纳西州芬特雷斯县。我的孩子会等到这一天，到时候，他们会因为有这7.5万英亩的良田而成暴发户。”关于这片地的生产能力，父亲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他本来还可以加上一条——这里有取之不尽的煤矿，不过可能是他对这个东西了解得很少，因为老实巴交的田纳西人还不习惯在地下挖燃料。父亲还可以加上一条，这里离诺克斯维尔只有100英里，将来从辛辛那提向南延伸的铁路线必然会经过这里。不过，他从来就没见过铁路，很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看似奇怪的是，乔治·华盛顿直到8年前，还有一些住在詹姆斯敦附近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铁路这个东西，也不相信有轮船。在芬特雷斯县，人们并不投安德鲁·杰克逊的票，而是投乔治·华盛顿的票。
父亲买下这片土地的时候，大哥才四五岁，大姐还在襁褓之中。我们这些其余的孩子都在后面10年里断断续续出生，形成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买地4年后，即1834年，陷入了经济大萧条，父亲的财产在这次风暴中缩水了。当时，父亲被看做是芬特雷斯县里最有钱的人，颇受尊敬和艳羡——他除了有大片田地之外，还有其他财富，加起来至少值3500美元——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财产减少了，总数不到这个数字的1/4。但他很自傲，是一个安静、束身自修的人，不会就这样安于逝去的荣华，成为众人怜悯的对象。他把家人都召集起来，踏上了去“远西部地区”的旅途。在荒野地区穿行了许多天，最后在密苏里州门罗县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上搭上帐篷，安定了下来。在那里，他养精蓄锐了几年，但还是不走运，除了我出生是件喜事。不久，他把家搬到汉尼拔镇，运气稍微好了一些，在当地做治安法官，后又被法院选去做书记，他发出去的传唤，没人敢不理睬。那个年代，也就是在汉尼拔生活的头几年里，父亲干得很不错，可好景不长，厄运再次找上了他。有一次他碍于朋友情面给一个叫艾拉的人作担保，可艾拉却故意钻新破产法的空子，跑掉了。原本这个担保可以让他舒舒服服地过完这一生，但艾拉的逃跑害惨了父亲，让他一直到死都过着苦日子，让他的后代也注定要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不过，只要一想到田纳西的田产，父亲就会眼睛发亮、神采奕奕，即便在临终时也是这样。他说，有了这块地，我们全家人很快就能富起来，过上幸福生活。他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世的。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马克·吐温在美国密苏里州汉尼拔镇的故居
父亲去世后，我们马上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田纳西。尽管在这30年里，我们辗转到过许多地方，经历过跌宕起伏，但目光始终是向着那边。我们穿过中央大陆，越过海洋，每天都凝望着同一个方向，怀揣着一直存在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有时很明朗，有时很渺茫，但从未破灭过。父亲过世后，我们把家业整顿了一下，但这只是临时的，想着把土地都卖掉后再作永久性的打算。我的一个兄弟借了500美元，盘下了一家毫无价值的周报社。我们一家都认为，在没把土地处理掉之前，在大家都能各尽所长做些什么之前，卖力地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值当的。我们起初租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也有一笔本期待能够做成的交易，结果却令我们大失所望（那个人只买一部分土地，我们商量后决定要么不卖，要卖就把整块地都卖掉）。后来，我们不得不搬进一个租金稍微便宜一点儿的房子里。
第二章 密苏里州佛罗里达的早期时光
于1835年10月30日出生在密苏里州门罗县佛罗里达这个不我知名的小乡村里，当时这个村子里住着不到300人。村里有两条街，每条街长几百码，其他的街都只不过是些小巷子，两旁是栅栏和玉米地。街道和巷子的路面都是一个样——下雨的时候，泥泞不堪；天干的时候，满是灰尘。村里除了三四家房子是用木料搭建之外，其他家的房子都是用原木搭成的。没有谁用砖或是石头来砌房子。村里的教堂也是用原木搭成的，地板由短木拼接而成，凳子则是用厚木头做的。用来拼接的短木料是原木，朝上的一面已经用斧头给削平了。原木之间的缝隙并没有填上，也没有铺地毯，因此，要是你向缝里丢一个比桃子小点儿的东西，它肯定会穿缝而过。一截截短短的原木在下面支撑着教堂，使得教堂高出地面两三英尺。猪就睡在下面，做礼拜时，碰到狗追着猪跑，牧师就得停下来等到噪声过后再继续。冬天，呼啸的北风会顺着地板中的缝隙往上钻；夏天则是跳蚤的乐园。从原木上锯下的边角料做成了厚板长凳，有树皮的一面朝下，再在两端用螺丝钻钻上孔，装上四条腿也就能坐人了。既没有靠背，也没有垫子。墙壁上挂着锡质烛台，里边点着黄色的牛油蜡烛，微弱的灯光照着教堂。在工作日，这教堂也作教室用。马克·吐温站在幼年时密苏里州汉尼拔的家村里有两家小店，其中一家门前是我叔叔约翰·艾·夸尔斯开的。店面很小，五六个货架上摆着几卷小块印花布；柜台后面摆着数得清的几桶腌鲐鱼、咖啡和新奥尔良糖；店里的其他地方整齐地堆放着扫帚、铲子、斧子、锄头、耙之类的什物；墙上挂着许多便宜的男女式帽子，还有用线串起来的锡器。屋的另一头还有一个柜台，上面放着几袋子弹、一两块乳酪和一小桶火药。柜台前面摆着一排小桶装的钉子和几块铅块，后边摆着一两桶新奥尔良糖蜜和本地产的散装玉米威士忌酒。小孩子买上5美分或是10美分的东西，就能吃到桶里的一点儿糖；妇女过来买几码印花布，店家不仅免费帮忙裁剪印花布，还可以让她们额外地得到一轴线；要是个男人过来随便买点儿什么的话，他可以随意地拔开塞子，大口喝酒。
这里什么东西都便宜：苹果、桃、甘薯、马铃薯、玉米都是10美分一蒲式耳；小鸡，10美分一只；黄油，6美分一磅；鸡蛋，3美分一打；咖啡、糖，都是5美分一磅；威士忌，10美分一加仑。我不知道现在密苏里州乡下的物价怎么样，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现行的物价，我还是知道的。也就是：苹果，3美元一蒲式耳；桃，5美元一蒲式耳；马铃薯（上等的百慕大货），5美元一蒲式耳；小鸡，论大小，每只在1美元到1.5美元之间；黄油，每磅在45美分到60美分之间；鸡蛋，每打在40到60美分之间；咖啡，45美分一磅；土产的威士忌，4到5美元一加仑。而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经常喝的那种苏格兰威士忌，买两加仑时是10美元一加仑——买得越多越便宜。
三四十年前，在密苏里那边，普通的雪茄是每百支30美分，不过大多数人不会花那个钱，因为在那个产烟的地方，抽个烟斗不花钱。如今，康涅狄格州也产烟，不过我们要买100支雪茄还是得花上10美元，进口货则要15到25美元。
起先，父亲是拥有奴隶的，但不久就全卖掉了，改成按年从农场主那里雇用。雇一位15岁的黑人小女孩，一年是12美元，外加两件粗亚麻或棉毛呢做的连衣裙和一双笨重长靴，几乎不值钱。请一位25岁的黑人妇1874年至1891年，马克·吐温和他的家人住在这栋位于康涅狄格哈特福德的房子里女作女佣，一年要付25美元，还要给她鞋子和上面提到的粗亚麻或棉毛呢做的连衣裙。请一个40岁的身体结实的黑人妇女，负责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一年要付40美元，照例给她两套衣服。请一位体格健全的男子，一年是75到100美元，还要给他两套牛仔衣、两双长靴——这衣服、鞋子备下来大概要3美元。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请一个德国的育婴女佣一年就要155美元，爱尔兰的女仆一年要150美元，爱尔兰的洗衣服阿姨一年要150美元；请一个黑人妇女作厨子一年要240美元；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负责看门、伺候我们用餐，一年要360美元；请一个爱尔兰的马车夫，600美元一年，还得给他免费提供煤气、冷热水，还要一个与马厩相连，带有客厅、厨房和两间卧室的住处。
第三章 芝加哥盛宴
第一次见到格兰特将军是在华盛顿的一次招待会上，时间是我1866年的秋天或冬天，那时他还是陆军上将。我只是跟随着一大群人同他握手致意，并没有交谈。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谢里登将军。第二次见到格兰特将军是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内华达州的参议员比尔·斯图尔特提议带我去见总统。我们见到他时，他身穿制服，披着一件又旧又短的亚麻外衣，上面溅满了墨水。在我搭乘“贵格号”游览船周游世界时，曾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描述见闻，因而在当时还是小有名气的。我跟他握了握手，接下来就冷场了，我一时想不起该说些什么。所以我就只是默默地看着将军那严酷而又没有表情的脸。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先开口说道：“总统先生，一直这样下去，我觉得尴尬，您呢？”他会心一笑，这一笑却毫不有损他的铁面形象，我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才走。
在这之后的10年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在这期间，我也变得越来越有名了。
1879年，格兰特将军刚刚结束了他的欧亚之行，自旧金山向东走访的时候，一路上受到了人民的拥戴。田纳西州的陆军退伍军人——他曾指挥过的第一支军队——要在芝加哥设宴款待他。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都赶得上宴会了。负责祝词的人给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我发电报，要我参加这次盛会，并向宴会上的女士们说一些祝福的话。我回电说向女士们致祝词，这一点早就过时了。因为在宴会上凡是能对女士说的，过去都已经说过了，倒是有一个群体在这样的场合却往往被忽略掉了，要是他们同意的话，我想向他们致祝词——婴儿。他们很赞同，我也就准备好祝词，动身前往芝加哥。
这次盛会还包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他们为此专门在帕尔玛酒店二楼的阳台上修建了一个检阅台，铺上地毯，插上旗帜之类的东西，很有排场。到时候，格兰特将军会在这个检阅台上观看游行。
观看游行的最佳地点当然要属检阅台了，所以我趁着检阅台上还没人的时候，逛了过去，希望人家能允许我坐在那儿。这个地方的视野的确很好，向下望去，人山人海，群众的目光都注视着这里。不一会儿，从酒店通往检阅台的玻璃门那儿，出现了两位绅士，正向前走过来。下面的人群里立马发出潮水般的欢呼声。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格兰特将军，另一位是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市长卡特·哈里森，我也是认得的，他一看见我，就大步朝我这边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认识认识将军。我说好的。然后他就跟我一起走过去说：“将军，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克莱门斯先生。”总统和我握了握手，照例冷场了片刻，然后将军说道：“我现在不觉得尴尬了，你呢？”
这表明他不仅对大事记性好，对小事也一样。
在我所参加过的宴会中，这次是最出名的。有600人出席了此次宴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田纳西州的退伍军人，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出名的一次宴会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让这次宴会增色不少。谢尔曼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坐在桌子的正中央，边上坐着的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将军。
致词的人要么是知名人士，要么是才能出众之人。
那晚，我第一次听到一句俚语。虽然这句俚语在那时已经很流行，但在那之前，我从未亲耳听人家说过。
约晚上10点开始致词，我起身离桌，走到大厅的正前方。在那里，我一眼就能把全场看得清清楚楚。除我们这些人外，维拉斯上校也要致词，还有能言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辩的异教徒英格索尔上校，他是在伊利诺伊州起家的，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维拉斯上校是威斯康辛州人，是个著名的演说家。他为此次致词，做了精心准备。
为这次宴会致词的人一共有15位，维拉斯排在了第一位，鲍勃·英格索尔排第九。
我在军乐队前面的台阶上找了个位置，这样能站得高，看得更清楚。不久，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样子朴实的年轻人，身着军装，佩戴着田纳西军队的肩章，靠着墙。他似乎正因什么事而感到局促不安。又过了一会儿，到第二个人致词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问我：“你认识维拉斯上校吗？”我跟他说有人介绍我们俩认识过。他坐着沉默了片刻后说：“我听人家说啊，一旦让他张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我说：“怎么个不可收拾法？什么意思？”“演讲！就是演讲。人家说他就像闪电一样。”“嗯，”我说，“我听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
这个年轻人扭来扭去，有些坐立不安，然后他又问道：“你觉得他会比鲍勃·英格索尔讲得好吗？”
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又不说话了。每当一个演讲者起身演讲时，我和他都会鼓掌欢迎，但他似乎只是在无意识地鼓掌。
过了一会儿，他说：“在这里，在伊利诺伊州，我们觉得鲍勃·英格索尔是最棒的，谁都赶不上他。”
我说：“是吗？”
他说：“当然了，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是无人能及的。”接着，又有些丧气地说道：“但是，人们都说维拉斯很会讲，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后来终于轮到了维拉斯起来致词，这位年轻人全身紧绷，非常焦躁不安。维拉斯还没说几句，下面就开始鼓掌了。当他说到精彩的地方时，下面的人群一起大声喊道：“站到桌子上！站上去！站到桌子上面去！不然我们看不到你！”于是很多站在维拉斯周围的人把他推了上去，让他站在桌子上，这样全场的观众都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维拉斯站到桌子上后，继续他的演讲。我旁边的年轻人也跟着鼓掌，但他嘴里一直都在嘀嘀咕咕，却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没多久，不知道维拉斯说了些什么精彩的话语，全场掌声雷动，这时这个年轻人有点儿绝望地说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鲍勃·英格索尔不可能爬到桌子上去！”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靠着墙，精神恍惚，显然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后来，当他所崇拜的英格索尔爬上餐桌时，他也只不过直起身子，专心地听着，并没有对英格索尔表现出多大的期望。
英格索尔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皮肤又白又亮，的确是个美男子。
他要对“志愿军”致祝词，前两句话就显示出了他的能耐。第三句话刚出口，下面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旁边的这位年轻人，这位士兵一下就活过来了，第一次有了希望的神情。不过可能是由于他之前太过担心，以至于都忘了鼓掌。不久，英格索尔讲到志愿军流过鲜血，冒过生命危险，为的就是不让祖国母亲失去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但他措辞得当，讲得非常好，广大人群如同一人般地站了起来，呼喊着，使劲地跺着脚，还拿着餐巾挥舞着，全场看起来就像是在刮暴风雪。这种壮观的场面持续了一两分钟，英格索尔则站在那里等着人们平息下来。这时，我恰好注意到我的那位士兵，正跺着脚、拍着手、喊叫着，就像真疯了一般。后来，再一次安静下来时，他满含泪水地望着我说：“谢天谢地！他没有被打败！”
我非常荣幸地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致祝词，要到清晨两点钟才轮得到我。最后一名是无上荣耀的，但也许从来就没有人追求过。起身致词时，我知道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有一点儿是有利的，因为我的致词内容一定能博得全场十分之九的男人的同情，以及挤在门口每一位未婚或已婚妇女的同情。我希望一切都顺利，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祝词里，我抓住谢里登将军家里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和其他的一些事情大做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担心，但我还是不会省略这句话，即便这句话会带志愿军墓地，那一排排整齐的墓碑，仿佛在来什么不幸的后果。诉说着昨日的悲壮祝词的最后一句话。
我描绘了50年后的美国，人口达到2亿。在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里，未来的总统、海军将领等重要人物如今正躺在摇篮里，分散在美国辽阔的土地上。然后，我接着说：“就在此时此刻，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摇篮里正躺着未来杰出的美军总司令，而他现在想的并不是怎么树立威信，履行职责，而是将整颗用来运筹帷幄的心，都用在想如何才能把他的大脚趾头放进嘴里——这并不是说不尊敬在座的各位贵宾，而是说在五六十年前，他的注意力就是在这上面。”
说到这里，正如预料中的那样，笑声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可怕的安静，因为我这样说确实有些过头了。
我等了一会儿，等这份安静都深入人心，然后转过头对着将军，补充道：“如果说，儿童是成人的父亲，那么没有人会怀疑他能否成功。”
这句话顿时让全场的气氛活跃起来，因为他们看见将军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也就跟着笑了起来。菲利普·亨利·谢里登
第四章 格兰特将军和中国人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883年末或1884年初，我和当时清政如府的驻美副公使容闳一起去拜访格兰特将军，并把容闳引荐给将军，好让他当面提出自己的请求。自恭亲王奕死后，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之一，一直向朝廷谏言在中国修军用铁路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他的奏折里，提出一个大多数政府都会考虑的问题——修铁路，钱从何而来？他提出可以不用朝廷的钱，通过将国家海关与铁路捆绑起来，或是用其他类似的方式来筹钱修铁路。容闳相信如果格兰特将军愿意负责此事，组建财团，那么筹齐这笔钱将会变得很容易。他也知道在中国，格兰特将军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要友好，受欢迎，而且很清楚如果把格兰特将军的名字和辛迪加财团联系在一块儿，会鼓舞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之倍感安全。几个月前，将军在冰上摔了一跤，从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窝在房间里。格兰特将军不愿做这个事，因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已经够艰辛了，况且人们也不愿在那么远的中国投资。当然，容闳也说要给将军一大笔钱以缓解他的贫困境地，但是将军那会儿压根儿不吃这一套。他说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自然而然地也就能筹到钱了，这点毫无疑问。到时候，他会乐呵呵地，满怀热情地，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必须是无偿的。无论如何，他都不会为这个收钱。在此，他再一次表明了对中国的兴趣最为浓厚，我在以往的场合中也看到他表示出了此种兴趣。在中国的时候，他就督促李鸿章修建铁路网。而现在，他很确信这样的铁路网对于拯救整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同时也意味着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拉开了帷幕。他非常乐意在合适的时间，尽力帮助开展这个计划，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补偿能比帮助中国更快乐。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大约是在1879年或1880年，中国政府下令在美国哈特福德和其他英格兰小镇里求学的中国学生必须回国。那时中国政府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另一派则因循守旧，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李鸿章领导的洋务派在一段时期里占上风，在这期间，清政府选定了100多容闳：留美第一人位幼童，公派至美国留学。但如今，另一派——顽固派占了上风，于是他们下令让这些年轻人回国。当时有个非洋务派的中国老人，名叫陈兰彬，是中国驻美总公使，容闳是他的副手。学生被撤回的消息对容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他在这一项目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他不知道怎么办，该去找谁。起初，他拿到了一份由许多美国学校校长签署的请愿书，罗列了中国学生取得的巨大进步，同时说明了中国学生应该留在美国继续学习的理由。这份请愿书经由北京的驻华公使转交给中国政府。但容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于是他想到了格兰特将军。他认为，如果格兰特将军能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话，其影响力将会胜过上千个大学教授的签名。因此，我和特威切尔牧师前往纽约拜访格兰特将军。特威切尔先生在见将军之前，做了一番准备，打算就中国学生和中国问题说说他听到的一些消息。我把特威切尔先生介绍给将军后，他根本没有机会说他想要说的话。将军一旦张口便滔滔不绝，这让特威切尔知道将军对这件事情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人的信息，同时也说明了将军对这件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跟往常一样，将军这次不仅会做我们要求他做的，还会加倍地帮忙。他说：“好，我会在那份请愿书上签名。”如果他想的话，他会做得比这个更好——立即写一封亲笔信给李鸿章。完事后，我和特威切尔下楼来到了第五大道酒店的大厅内，看到一群人坐在接待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不到半个小时，格兰特将军派人再次找到我们，把他给李鸿章写的信交给我们，让我们把信直接发出去，中间不要美国部长或其他人的干涉。这封信条理清晰、结构紧凑、非常出彩，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有理有据地指出了撤回学生是个错误。我们把信寄了出去，准备等上一两个月，看看结果怎么样。格兰特与李鸿章
但是我们没有等那么久。格兰特将军的信一到，中国政府的电报就发过来了，内容差不多是格兰特将军写过去的那封信的复本，电报的结尾要老部长继续执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计划。
这件事情完美地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普通百姓影响着处在地球另一端——大清帝国的决策。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长大后合影，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
要是换作是大清帝国之外的其他人，就发挥不了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清政府的政策因一个住在纽约第五大道酒店45号房间的普通美国老百姓而改变了。
第五章 豪厄尔斯的请求
厄尔斯写信给我说他父亲已快70了，对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豪做小小的领事一事感到非常揪心。由于他平日里行善积德，已经一贫如洗，然而还是有人对此不满，火上浇油，意图窃取魁北克领事一职。所以豪厄尔斯想通过格兰特将军给阿瑟总统说句好话，好让别人不把老豪厄尔斯拉下马。我提议和豪厄尔斯一起前往纽约向格兰特将军当面说这件事。我们在华尔街2号的“格兰特—沃德”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我把整件事情都向他说了，并请他在卡片上写两句话，好让豪厄尔斯带到华盛顿交给总统。但是格兰特将军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作风，也就是说你厚着脸皮求他办事，他会准备而且决定要做得比你所求的要多得多。显然，中途没有其他人要见，在这威廉·狄思·豪厄尔斯件事情上有九成都是他自愿的。“不”，他说他能做得更漂亮，很兴奋地说他这两天正要去华盛顿与总统进餐，到时候会把它当做是个人的私事亲口向总统提及。像格兰特将军这样的人，不仅会信守承诺，就连承诺的影子也会去兑现，事实上他也说到做到。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国务卿弗里林海森的信，信上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老豪厄尔斯先生都不会被罢免。后来他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