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阿图尔·叔本华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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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智慧试读：
引言
在前面这几页，我想说说关于“人生的智慧”这一术语的普遍意义。因为掌控我们的生活是一门艺术，我们只有掌控了我们的生活才可能让自己得到快乐与成功；关于这门艺术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幸福论（拉丁文是“edudæmonistic”），因为它教会我们怎样才能“幸福地存在”（happy existence）。关于这一问题必然会牵涉一些主观想法，然而单纯地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定义它，或者说是在我们冷静和成熟的思考之后显然这样幸福地存在比不存在好。这意味着我们会为幸福本身的价值驱动，而不仅仅是因为害怕死亡；而且，我们也绝对不希望这种幸福地存在会结束。
现在，人的生活是否与这一概念相契合，或者说有可能相契合，这仍旧是个问题。众所周知，我的哲学观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对于幸福论这一假设而言，上述问题必须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尽管我的第一本著作的第二卷（49章）中表明了这一假设从根本上来讲是错误的。因此，为了详尽阐述这一幸福存在的要点，我不得不放弃我自己的理论中一些略显高级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学方面的立场；我在这里所阐述的每件事都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妥协；我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的立场，所以也包含了一些其本质上存在的错误。因此，我的论述的价值只是相对准确的价值，因为幸福论只是一个主观的、委婉的说法。此外，我决不会认为这些观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一部分原因是这一主题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包含了所有的观点，那我就不得不重复一些别人说过的话。
就我所知，唯一和这本箴言集具有相似目的并且已出版的作品，就是卡丹（Cardan）的《论逆境》（De utilitate ex Adversis capienda），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而且或许也可以作为我现有工作的一个补充。另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第一本书《修辞学》（Rhetoric）的第五章中，对于幸福论也发表过一些看法；但是其内容并不多。因为我的工作并不是去汇集和整理，因此我并没有借鉴这些前人的作品，尤其是在汇编整理的过程中会失去观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是这一工作的核心。事实上，通常来讲，所有时代中的智者，他们都在叙述一件相同的事。相比之下，在任何时代下愚昧的人都是绝对的大多数人，他们的表现也都很相似，恰好和智慧的人所做的相反；而且，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伏尔泰（Voltaire）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还是那样愚蠢和聪明，正如我们来时发现的那样。
第一篇
第一章 人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之源分成三类——从外界获得的，从我们灵魂中获得的，以及从我们的身体中获得的。我们没必要留意这种分法，只需保留它最终分出的类数，我发现人与人的命运最根本的差别，可归结为下列三类原因：（1）人是什么：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指一个人的人性；其中包括了健康、力气、相貌、气质、品行、智慧、教育背景等。（2）人拥有什么：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以及各种各样其他所占有的外物。（3）人在众人审视下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的眼中的，或者更严格地说，生活在周围人所对待他的方式下的。这可以从众人所持的意见中表现出来。反过来，他们的意见又是被此人自身一贯的信誉而影响的，当然还有这个人的名声，以及他的级别和地位。
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大自然本身在你我之间所设置的那些区别，仅凭这一点，我们立刻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一区别，也就是第一条区别，比它下面那两条对于人们快乐的影响，要关键和根本得多，另外两个要素只是人类自己人为设置的影响罢了。相比于天生的优势，例如一颗伟大的心灵或者一个天才的头脑，那些由于出身上的差别带来的特权，即便是皇室的出身，也没什么了不起，也只不过是舞台上的皇帝之于生活中真正的王者。在很早之前，伊壁鸠鲁（Epicurus）最早的学生梅特罗多勒斯（Metrodorus）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伊壁鸠鲁书中的一章里，还以此作为标题：我们从我们自己那里汲取的快乐，远比从我们周遭所获得的要多得多。最为明显的，也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幸福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也是唯一要素——是他的内在的构成，他心灵的构造。因为这是个人感觉、欲望和想法引发的内心的满意或不满的直接源头；从另一方面，他周遭的环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媒介或者是一种间接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遭受了相同外界事件的两个人反应并不一样；即便经历了完全同样的环境的影响的两个人，也还是各有各的生活。因为每个人只会通过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意志来直接领悟世界，外界环境只有把这些带入他的生活中时才能对他产生影响。一个人所在的世界，首先是通过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塑造他自己的，从古至今，这一点被不同的人不断地证明过了；某些人的自我塑造方式是贫瘠、呆板和肤浅的，某些人则是丰富、有趣和富有意义的。在听到别人经历过的一件有趣的事情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自己生活中也能发生相同的事情，但却完全忘了他们更应该嫉妒那种敏锐的精神感受力，是这种能力让这件事情在描述时生发出意义。对于一个天才来说，这是个有趣的历险，但对于一个沉闷的感受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平日里每天都发生的同样沉闷的事情。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欣赏歌德（Goethe）和拜伦（Byron）的诗歌的时候，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愚蠢的读者来说，他总是嫉妒诗人身上丰富多彩的经历，而不是诗人们惊人的离奇幻想的力量，以及可以将这些非常平凡的生活转化为极度美妙和伟大的经验。
同样，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人，会把某个情景看作一场悲剧，而相同的情景对于一个乐观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有趣的矛盾，对于一个冷漠的灵魂来说这一情景则没有任何意义——所有这些都基于以下事实：为了能够理解和欣赏每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两个因素间的相互协调，也就是主观与客观；即便二者像水分子中的氧与氢一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配合也仍旧是必须的。因此客观或者说外界因素，在人们的经验中都是相同的。但是主观或者说个体理解力是不同的，相同的事件在不同人的眼中就会完全不同，就好像客观因素完全不同一样。对于一个驽钝的大脑，这个世界上最正直、最美好的事物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客观存在而已，因此也只能平凡地看待——这好比是虽然景色优美，但是天气沉闷或者相机太差。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受到他自身意识的限制，他们无法跨越这些限制，就好像无法穿过他们的皮肤一样；外界的帮助并不能起到多大的用处。在舞台上，一个人是王子，另一个是大臣，第三个是仆人或者士兵或者路人甲，等等——这仅仅是外在的差异：但他们内心的真实，所有这些外表之下的实质都是相同的——一个可怜的演员，生命中充满了种种不安与渴望。在生活中这些都是相同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财富，让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心的愉悦与快乐是不同的，在此，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普通的凡人，拥有各自的艰难与困窘。即便这些困难在不同的情况下是由不同原因导致的，但是在所有不同形式下面其本质的属性是相同的。毫无疑问，人们遇到的困难程度不同，但这与人们扮演的角色，或者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每一件存在或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只是存在或发生在这个人的意识之中，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本质的事物，就是他的意识的构成，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构成要比形成意识内容的外界环境更重要。相比于塞万提斯（Cervantes）在狱中悲惨地写下《堂吉诃德》（Don Quixote），对于一个傻子来说，即便世界上所有的优越与快乐全都投射到他的沉闷的意识中，他也是极其悲伤的。生命中的客观的一半，就是真实，是掌握在命运之神手上的，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具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而主观的一半即是我们自己，从本质上讲，这一半总是维持不变的。
因此，每个人身上都被戳上了一个一生不变的性格的烙印，尽管其外部的环境不断地变化；这就像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形式的变体。没有人能够超越自我的个性。无论被置于何种情况之下，动物们都会被束缚在自然赋予的不可逆转的限制中；因此任何试图逗宠物开心的方法都必然遵循自然的法则，也必然被宠物的感受力所限制。对于人也是这样，衡量他能获得的快乐的方法，取决于他先前的个性。对于个人的心智能力（mental powers）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们彻底地决定他是否能够感受到更高程度的快乐。如果这些能力不足，他的伙伴或者命运都无能为力，外界的一切努力都无法让他感受到比一般程度更高的快乐和幸福，因为人类还具有一部分动物的本性；其快乐的唯一来源就是感觉上的欲望的满足——至多是一个惬意欢乐的家庭生活而已——即一些没有格调的朋友加上一些粗俗低级的娱乐活动所构成的生活；通常来说，即便是教育也没办法扩展他的眼界。因为最高级的、最多样的、最持久的快乐，是那些思想上的快乐（然而，大部分年轻人在这方面都在自欺欺人）；而思想上的快乐主要源于思想的力量。那么有一点很明确，我们的幸福极大程度是基于我们是什么，基于我们的个性，而命运通常只是影响了我们有什么（财产）以及我们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内在的财富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向命运去索求了。另一方面，一个愚蠢的人，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秒里，即便他身边环绕着无数美女，他也永远是愚蠢的，他的思想也永远是沉闷闭塞的。这就是为什么歌德在《西东诗集》（Westostlicher Divan）中说：
每个人
无论他在生活中位置如何卑下
抑或是他洋溢着胜利者的气质
他们都在证明着
个性，是影响幸福的关键
从民间的谚语中所说的“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年轻人与年老者格格不入”，到历史上天才们和圣人们的生活遭遇，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客观因素来说，生命中的主观因素对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才是无比重要的。人们说宁做健康的乞丐，不做多病的国王，健康对人类要比其他的福分更重要。一种儒雅乐观的气质，一个完美健硕的身体，一个智慧明晰的头脑，一种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一种谦逊的绅士风范，还有良知——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特权，是财富不可弥补亦不可替代的。因为一个人的内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拥有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够给予或夺走的，对他来说这些显然要比他所占据的各种财富，以及他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和评价更为重要。一个智者在彻底的与世隔绝中仍旧能够通过他自己的思想和幻觉来自娱自乐，相反，无论多少社交、戏剧、旅游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都无法让一个蠢货不空虚。一个良好的、温和的、彬彬有礼的人即便在困窘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快乐，而一个贪婪的、嫉妒的、心存怨恨的人即便成为世上最富有者也会非常可悲不幸。不仅如此，对于拥有永远可以保持快乐的个性的人，同时再加上他高度发达的智慧，大多数人追求的欢愉对他来说都是完全多余的；这些追求对他来说甚至是麻烦和负担。因此贺拉斯（Horace）对自己说：
无论我们生活中被夺走了多少时髦的东西
但没有一样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
当苏格拉底（Socrates）看到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充斥在市场时，他大声喊出：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不想要的东西！
因此决定我们生活幸福的应该最先考虑的也是必须的因素，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个性，这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永久的要素。此外，与我们列出的另外两个要点不同，我们的个性不会因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亦不会从我们身上夺走——同时，它还被赋予了一种更绝对的价值，相比之下，另外两种幸福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这样一来，第一种幸福也就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难以从外部去获得。但是时间具有无穷的力量，随着时间变化，在它动用这种影响力之下，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优势都渐渐消退。高尚的个性亦不能逃脱这种影响。另外两种幸福事实上无法被时间的这种消极影响直接干预，因而貌似比第一种要有优势。同时，这两种幸福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们是客观的和外在的，因此它们是人力可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去占有和享受这两种福分；而主观的幸福则并不向我们敞开大门，它只是上天赐予的权利，它之于我们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不可剥夺的、无法动摇的命运。我们引用歌德的话来描述这种不可改变的命运：
无可改变的命运
在每个人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因此他只能沿着为他安排的运程前进
就好像是行星的轨道一样《西比尔预言书》（Sibyl）中的预言家说道：
一个人永远无法逃脱他自身的命运
时间的任何力量亦无法改变他生命中注定的轨迹
我们能力所及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尽我们的全力，去利用自己的个人天赋，因此我们要遵循这一要求，让这些天赋起到真正的作用，要努力让我们的天赋物尽其用，而不要去顾虑其他；最终，我们选择职业、地位、生活的方式等方面时，都要力求最适合于我们的发展。
想象一个拥有赫尔克里斯（Herculean）力量的人，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去做案头的工作，比如一些细致琐碎的手工作业，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和脑力劳动这类需要其他的、他完全不具备相关能力的工作——被迫，意味着让他异乎寻常的力量弃之不用；一个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人在他的一生中都难以获得快乐。更悲剧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具有高超智慧的人无法运用和发展他的智慧，而是寻求那些不需要智慧的工作，譬如体力劳动这类以他的力量难以支撑的工作。类似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要避免危险的幻想，不要强加给我们自己本来没有的多余的能力。
因为我们描述的第一类幸福绝对要比另外两种幸福重要得多，所以很明显，更明智的选择是将精力放在维护我们的健康和培养我们的能力上，而非过于注重财富的积累；当然，也不要误解这一点，认为我们就应该完全忽略赚取供给我们生活的足够资源。财富这一词语的严格意义包含过剩的、多余的意思，它对我们的幸福起不了多大作用；许多富有的人仍旧感到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精神文化和知识，结果，他们就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兴趣——只有这些兴趣才会让他们具有足够的能力去从事智力方面的活动。因为除去人类原始的需求，我们所有占有的财富从其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对于我们的幸福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力；实际上，财富甚至会妨碍幸福，因为维持自己的财产会让我们出现种种难以避免的焦虑。但人们仍然花费成百上千倍的努力去变得富有，而不是获取文化教养和智识，即便“人是什么”一定比“人拥有什么”带来的幸福要多得多。所以你会看到许多人，他们像勤劳的工蚁，永不停歇地从早到晚地工作去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大脑空空如也，最终不能够接受任何其他的思想。而那些最高级的快乐，就是那些智识上的快乐，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甚至试图用他们所迷恋的感官上的稍纵即逝的快乐去加以代替，用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只能持续几个小时的快乐。如果他们够幸运，他们努力的结果最终换取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也留给了他们的后代，那么这些财富在他们那里也许越积越多，也许被挥霍一空。像这样的一生，尽管有一种认真勤勉的氛围和追求卓越的感觉，但其表现出的特征和许多傻瓜混过的一生没什么区别。
一个人的内心拥有什么，这是幸福的首要元素。那些已经不再为温饱问题挣扎的人，实际上和那些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的人一样不快乐。这是一个规律。他们的思想是空乏的，他们的想象力平庸，他们的精神萎靡，因此这些人被驱使到相似的同类的身边——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similis simili gaudet）——在这样的交际圈子中他们有相同的娱乐和消遣，其中大部分都是感官上的享受，五花八门的娱乐，最终是过度的放荡与纵欲。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富二代，经常会过上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并在不可思议的极短时间内就将财产挥霍一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思想上的空洞、贫瘠，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了。他们来到世上时外在富有而内心贫乏，他们徒劳的努力都花在了用外在的财富来弥补内心的贫乏上，试图通过外界来赚取一切，就好像大卫王（King David）和玛雷查尔·德·里克斯（Marechal de Retz）那样，在已经成为老朽后仍然想要拥有强健的体魄。其最终的下场就是：内在贫乏同时也带来了外在的贫穷。
我没必要一直强调另外两种幸福了，它们是人类生活必然的一部分；如今占有这两种幸福的价值已经是人尽皆知，不需要再给它们打广告。相比于第二类幸福，第三类幸福从表面看起来，它确实具有一种更持久的特点，因为它仅由他人的评价构成。仍旧有许多人在为了名声而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一个好评。而级别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讲只是那些政府官员才有志追求的，真正向往伟大声望的人实际上很少。无论何种情况下，名声都被看作无价的财宝，而伟大的声望则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福祉——就如天之骄子才能得到的“金羊毛”（The Golden Fleece）。但是同时，只有蠢货才会把级别和地位看得比财富还重要。此外，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类的福分，是互为因果的；正如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箴言所说：“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决定于他所拥有的财产。”反过来，他人的喜爱，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喜爱，经常会让我们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第二章人性、人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了，通常来讲，相对于“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和“别人对他的评价”来说，“一个人是什么”对于他的快乐才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人是什么，一个人内心拥有的自我，永远是最重要的；他的自我和他的个性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伴随着他，让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变得丰富多彩。比如，每一种享受的活动，其最终的快乐都来自他们自己。肉体享受的快乐令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点，相比之下心智上的快乐更是这样了。英文有这样一种表达“to enjoy oneself”，这是一个非常精彩和恰当的表述；譬如一个人不会说“He enjoys Paris”而是“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如果一个人的个性不好、状态不佳，那么所有的乐趣对他来说就好比是醇香的美酒倒入苦涩的口中。因此，生命中的幸福或是不幸，不应该说是落在我们头上，而应该说是和我们相遇，也就是说幸福和不幸是基于我们的敏感程度以及感受力的性质。“人是什么”以及他内在的自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人格，人格和它引起的一切，是影响我们幸福和快乐的即时的、直接的、唯一的因素。至于其他的因素，都是一种媒介，或者是间接因素，其影响都是中性的或者不起作用；人格的影响力则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何由他人品性所引发的嫉妒心是最难以消弭的，而且这种嫉妒还总是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进一步地说，在我们所有承受的和实施的行为当中，我们的意识构成，是一个持久的永存的因素。我们的自我，或者说意识构成，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是持续着的、或多或少的在起作用；而其他的影响都是短暂的、即刻的、转瞬即逝的，都是由时机和变数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何亚里士多德说：长久的不是财富，而是性格。因为相同的原因，我们可以承受住来自外界的一切不幸，但是却无法忍受源于自我内心的不幸；因为运气总会改变，但是性格不会。因此，主观的幸福——高尚的品质，灵活聪慧的头脑，愉悦的气质，明朗的性格，完美健全的身体，总而言之就是“健康的身体中拥有健康的心情”（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这是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更加注重提升和保有这些自身的品性，而不是去占有外在的财富或头衔、荣誉。
在以上所有这些提升幸福的素质中，最能让我们直接地体验到幸福的就是愉悦而美好的心境了，因为这种出色的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当下、即时（译者注：不是“及时”）的回报。一个愉悦快乐的人总能够找到愉悦快乐的理由——事实上也可以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也只有这种品性，甚至可以去替代所有其他幸福的失去。如果你了解到一个人，年轻、英俊、富有、受人尊敬，你想进一步去了解他是否幸福，那么去问问他是否高兴快乐呢？如果他高兴而快乐，那么他年轻或年老，贫穷或者富有，身材笔直或者是驼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很幸福。早年我曾经翻阅过一本旧书，发现了这么几句话：如果你总是笑，那么你是幸福的；如果你总是哭，那么你是不幸的。毫无疑问这是很简单的标准；但正是因为它太过简单以至于我无法忘记，尽管这句话可能是最老套的陈词滥调。所以当快乐来敲门时，我们应该把大门敞开，因为快乐从来不会不合时宜；但有时我们却总是心存顾虑而将它拒之门外。我们总是要确保我们有接受它的充分理由，然后我们还会担心快乐的情绪是否会干扰严肃的反省和深沉的思虑。快乐是直接的当下的收益——是购买幸福的现金，而不像其他只是银行开出的支票；因为仅凭它就可以让我们马上感到幸福，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最好的奖励，这种快乐只存在于两段长久沉寂的生活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我们追求幸福的所有努力，其首要目标，就是保护和培养这种愉悦与快乐的感觉。
现在，很明确的一点是，没有什么会比财富对于愉悦感的贡献还少的，也没有什么会比健康对于愉悦感的贡献还多的。那些所谓较为低端的阶层，比如劳动阶层，尤其是那些住在农村的乡下人，经常会面露喜悦和满足。而那些所谓的富人和上流阶级，我们却经常看到他们苦闷的表情和烦恼的神色。另外，我们要尽可能保持高度的健康，因为只有健康才能开出快乐的花朵。我不需多强调保持健康的相关事宜——避免做任何过度的事情，避免暴力打斗和不愉快的心情，避免精神上受到限制和压抑，每天在户外做做运动，冲冷水澡，还有健康有益的膳食。如果没有适量的日常运动，没有人能够保持健康；为了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的运作，所有的生命活动都需要运动，运动不仅是短暂的活动某一身体部位，也运作你的整个身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生命在于运动”（Life is movement），这才是生命的本质。不停歇地、快速地运转发生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当中。心脏随着它的双重收缩和舒张在不知疲倦地、强劲地跳动，每二十八次跳动，它就可以令全身的血液流遍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肺脏像蒸汽机一样泵进气体，从不停歇；肠道在不停地收缩蠕动；腺体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和分泌；即便是大脑，本身也在随着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和每一下心跳而进行着运动。当人完全不进行运动的时候，比如归咎于伏案工作和久坐的生活，就会因外在的静止和内心的躁动而出现明显的严重的失衡。这种无法压制的内在运动需要外在相匹配，对于外在运动的需求会令我们产生出一种被压抑和强迫的情绪。就算是树木，如果想变得繁茂，它们也会在风吹下摆动。可以用拉丁语简要地表达这一规律：动作越快的运动，就越可称其为运动（omnis motus，quo celerior，eo magis motus）。
我们的幸福有多少是基于心灵的，这个问题要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我们健康和强壮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被疾病和不适困扰而萎靡的时候，外部的环境和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何种感受。外部的事件并不是自顾自的完全客观的，而是由我们去感受的，通过我们的方式看待它们是令我们快乐还是相反。我们90％的幸福都是基于健康。有了健康，任何事情都可能是获得快乐的源头；没有健康，任何事情，无论它是何种事情，都不会让你觉得享受；即便你拥有了人生的其他的幸福和优势——伟大的思想、快乐的性格——也都会减弱和退化。所以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问候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再表达对对方健康的祝愿；这就是因为良好的健康是人类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即便如此，很讽刺的是现实中还是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地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各种各样其他的快乐——物质、前途、学问、名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转瞬即逝的种种感官享受。要知道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应让位于健康。
虽然健康对于我们的幸福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一个良好的心理状况也是必须的；因为即便一个人拥有完美健硕的身体，他或许还是气质忧郁、心情沉闷，经常会有悲伤的感受。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生理结构的原因，同时尤其是因为，一个人的敏感性和他身体、肌肉上的力量表现出了具有一定规律的相关性。超常的敏感性会产生心理上的不稳定，以及以忧郁为主的心情，此外，还有周期性的无法自控的活泼与激动。天才们的敏感性和神经承受力要远超常人；亚里士多德非常准确地观察到了这一问题，“那些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方面出众的人，往往都会显露出忧郁的气质”。西塞罗（Cicero）无疑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经常会说：“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Aristoteles ait omnes Ingeniosos melancholicos esse．）莎士比亚（Shakespeare）在其《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内在的气质上的差异：
天性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奇特的人
其中一些总是露出好奇的眼神
他们笑着，像鹦鹉瞧见了风笛手
还有一些，总是面色阴沉
他们笑的时候抿紧了嘴唇
尽管智者发誓，这个笑话真得很笑人
忧郁气质和愉悦气质，这就是柏拉图（Plato）对容易相处的人与难以相处的人差别的定义，它用以代指不同的人对于愉快印象和悲痛印象的不同的敏感程度，由此解释为什么让一些人感到悲伤的事情对另一些人却很可笑。一个人对于不愉快的印象越敏感，那么他对于愉快印象的感受就越迟钝，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定律。如果一件事情同时可能表现出积极面和消极面，那么“消极气质”的人会因为消极面而感到恼怒和悲伤，不会愉快，亦不会感到幸福。另一方面，“积极气质”的人对于可能消极的结果，既不会感到烦躁也不会感到担忧，而是一直保持愉快。有的人即便取得了十次尝试中的九次成功，他也不会感到快乐，而是为那一次失败感到恼火；另一些人则会因为仅仅一次成功就获得莫大的慰藉，保持愉快的心情。还有一点可以说明这一事实，那就是“几乎没有不带一点好处的完全的罪恶”。因为那些消极主义者，即那些拥有忧郁和焦虑性格的人，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与不幸，总体上来说更多要克服的是他们的幻觉，因此他们的不幸就不如那些乐观粗放的人遭遇的不幸来得真实；对于一个把一切都看作一片黑暗的人，他永远在恐惧苦难，并一直忧心忡忡地做各种防范，因而在这个世界上他经常感到失望，相形之下那些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的人却不会有这种感受。当一个内心阴沉的人出现神经病态的情绪，或者消化系统的功能紊乱时，这种消极的倾向会达到一个极限，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不适感最终产生出个体致命的弱点。因此会出现自杀的倾向，它实际上可能是由最微小琐碎的不愉快所导致的。甚至当这种倾向到了最糟糕的程度，可能不会因为特定的事件引发，一个人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仅仅是因为他那永恒的不快乐，之后他就冷漠果断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这种情况正如那些被监护的病人，他们一直以来长期被监视，也一直在等待时机来找到一个他人不加防范的机会，没有畏惧，没有挣扎，没有退缩，自然而然地寻找这样一种解脱方式。即使是最健康的人，或者是最乐观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时也会求助于死亡；比如当他们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恐惧，或者不可避免的噩运已经超过了他们对死亡的畏惧。唯一的区别，是引发其做出死亡抉择的诱因的不幸程度，对于乐观的人来说，不幸的程度要很高才会引发，而对于忧郁悲观者这一程度很低。一个人越抑郁，引发自杀的不幸指数就越低，甚至有可能为零。但是如果一个人乐观积极，他的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那么必须是很沉重的打击才能让他伤害自己。在这两种不同的自杀行为间，是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一种人的自杀，仅仅源于其阴暗心理的病态强化；另一种人，也就是那些健康快乐的人，如果他们真要结束生命，那必然是源于客观原因的。
美，有时意味着健康，人们把它当作一项个人优势，尽管确切地讲它对于人们的幸福并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是它会通过影响他人而产生间接的作用。不要轻视美这项优势，即便对男人也是一样。美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它预先让别人喜爱上拥有美的人。在荷马的诗句中写得很好：
美是我们接受的礼物
所以请不要轻易遗弃
这一灿烂光华的礼物，除神之外谁都无法给予
许多研究调查告诉我们，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就是痛苦和沉闷。进一步讲，就是当我们很高兴地远离其中之一后，我们就会不幸地更加接近另一个。实际上，生活大致上就表现为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不断摇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两个极端就是相互对立的一对矛盾，外在客观以及内在主观。苦难的环境和贫穷会产生痛苦；然而，(1)当一个人足够富有的时候，他又会觉得沉闷。相应地，如果底层阶级毫无片刻喘息地挣扎于满足自我的基本需求的时候，换个词来说就是痛苦的时候，此时，那些上层阶级却正在持续地、习惯性地与沉闷战斗。内在的，或者说主观的这种对立，是因为这些个体对痛苦的感受转化成了完全相反的对于沉闷的感受，因为感受力是与个体的心理能力相配的。一个空洞呆滞的头脑，也就是说缺乏对痛苦的感受力、缺少胆识的头脑，这样的头脑是没有任何刺激可以对其产生影响的，简单地说，这也意味着他的性情让他不太容易感受到痛苦和焦虑，无论这种苦难是多么严重、多么可怕。所以，智识上的缺乏和空洞本质上就是灵魂的空洞（vacuity of soul），许多人的脸上就是这么写着的。同时，由于它一直关注外部世界一切无足轻重的琐碎的环境变化，所以这种空洞本身又是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这才是沉闷无聊的真正根源——在兴奋过后不停地喘息，从而使他们找到了借口，以免于丰富自己思想和心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不加选择也根本不在乎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可悲地求助于可以打发时间的各种消遣活动，想要社交娱乐和聊天，当然还有在家门口或者窗户旁边散播流言蜚语。正是因为来自内心的灵魂的空洞，人们才出去寻求社交、消遣、娱乐、珠宝等各种各样的事物，最后导致了许多奢靡与穷困。没有什么能比内心的富有、思想的富有更好地抵挡这种不幸了，因为内心越富有，给沉闷无聊所留的空间越少。永不停歇地大脑活动，会在自我的和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中，发现那些新的材料，准备或者正在把这些材料组合成新的关联——这样你的思想里就总有充满活力的新鲜事物，就不会有懈怠的时刻，也就远离了可能的沉闷无趣。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高度的智识的根源，是高度的感受能力，强大的力量与意志，还有强烈的情感；只有这些品质集结在一起才能带来情感力的提升，才能提高对于一切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的敏感性，同时面对困难时也有更多的不耐烦，以及对于阻断和干扰的更多的痛恨；这些倾向的强化是源于强大的想象力，各方面的思想的鲜明个性，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否定的感情。这种矛盾，对于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从蠢货到最伟大的天才，全都适用。因此无论从主观的角度或者是客观的角度看，一个人越是接近人类两个苦难之一，那么他离另一个苦难就越远。一个人的天分会让他周围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地与他的主观世界一致；也就是说，他会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去避免可能遭受的苦难。所以，聪明的人会在摆脱那些困苦和烦恼之后，努力去追求安逸与闲适，最终获得宁静、素雅的生活，尽可能避免任何冲突；也因此，在经历过一小段所谓的与同伴相处的时间之后，他最终会选择隐居的生活，甚至如果他拥有足够的智识，他最终会选择独居。因为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自我的时候，他对他人的需要就会更少——事实上是，他人对他而言会有的作为、会起到的作用就越小。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力会让一个人变得不善交际。当然，如果头脑的质量可以由头脑的数量所弥补的话，那么居住在一个大社会中也许是值得的；但是很不幸，一百个傻子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聪明人。
但是，站在人类苦难的另一头的那些人，他们刚刚摆脱温饱问题带来的苦难，之后就不惜代价地努力去获得娱乐和社交，黏住他遇见的每一个人，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自我。因为在独处的时间中，每个人都被置于他自己的世界和思想中，他的自我就暴露出来了；衣冠楚楚的蠢货们，会在他们简陋粗糙的个性所带来的负担之下痛苦呻吟，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可悲的负担，而那些天才则用他们活跃的思想取代了这些负担。塞涅卡（Seneca）曾经声称“愚蠢本身，就是最大的负担”（omnis stultitia laborat fastidio sui），这绝对是事实，这一段话可以与《西拉书》（Sirach）中耶稣所说的话相媲美了，“对于一个蠢货而言，他活着比死去要糟得多”。我们发现一个善于社交的人，通常来说其都有某种程度的智力低下或者说根本就是粗俗，这是一项定律。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选择既不会过于孤独，也不会过于粗鄙。
大脑寄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可以看作有机生命体的寄生物，也可以看作只会靠其他身体组织救济的一个器官：闲暇——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和意识在自由地享受的时间——是生存的其余时间结出的果实，而其余大部分时间通常来说包含奋斗与劳作。但是大多数人从闲暇时间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无聊和沉闷；当然除了有时候会有感官上的快乐或者放荡。这种休闲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少得可怜，我们从休闲消遣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那些虚度光阴的愚昧无知的人们是多么可悲！”（Ozio lungo d'uomini ignoranti．）普通的人仅仅是想着如何排遣他们的时光；而一个有天分的人则试图利用它。那些智力有限的人之所以会一直感到很无聊，就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完全无法超越他们意志本身的动机所具有的强迫力：无论什么时候，当没有一个特定的条件让他们的意志力行动，他们的意志力就休息了，他们的智商也就放假了，因为智力是与他们的意志相等的，也需要一些外界的条件来让它们运作。结果就是十分可怕的人类各种能力的停滞——沉闷。为了抵消这种可悲的感受，人们开始追求那些能够在当下短暂地娱乐自己的浅薄之事，希望能够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并付诸行动，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智力开始运作。因为正是后者才会影响到这些意志的动因。但是这些动机与现实和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好像是支票相比于现金；因为这些动机的价值是随意确定的——纸牌和类似的游戏就是基于这种随意价值而发明的。如果真的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人们就会玩手、抖腿、“嘚嘚嘚嘚”敲桌子；或者用一根雪茄来代替大脑的运转。这样(2)一来，无论在哪个国家里，社会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玩牌了，而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测算数值的游戏，就是一种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丧失了思想的外在标志。因为人们没有什么思想可以交流的，他们就交流纸牌，通过纸牌来赢另一个人的钱。真是可怜！但是我也不愿意不公正地评判这件事；所以我也会认为，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人辩称，玩纸牌可以为将来走入社会以及将来的生意关系做准备，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纸牌学习到精明地利用偶然出现但却无可改变的境遇（在这里当然就是指玩牌了），然后一个人要尽可能地从其中获得更多：想要这么做，一个人必须学会虚伪一点，学会掩饰，学会在一笔不愉快的生意里摆出一副笑脸。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这一原因，玩牌才变得如此堕落，因为玩牌的全部目的，就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阴谋来赢取本属于他人的东西。像这种类型的嗜好，从牌桌上学来的，深深地植入并蔓延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平日里我们的每一项事务都渐渐变成“这是你的东西和这是我的东西”，就像在牌桌上一样；他会认为只要自己不被法律抓住把柄，就可以竭尽所能地利用自己占有的任何条件。以上我所说的例子实际就出现在平常的商业交易中。然而，因为一个人的空闲是他生存进程中开出的花朵，或者我更愿意把它比作果实，它让一个人真正能够享受自我、占有自我，而一个能够占有真切的自己的内心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但是你从大多数人的休闲时光中获得了什么呢？——只有一群令自己无所事事的同伴，一群觉得自己极度无聊和极度多余的人。因此，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为自己庆祝一下吧，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我们是能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此外，什么样的土地最富饶呢？我想没有什么比一片可以自给自足、只需要很少的投入或者根本不需要投入这样的土地更好的了，所以最幸福的人就是自己拥有足够的内在财富的人，只需要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外界来维持自身修行。因为输入是件代价昂贵的事情，它会暴露出依赖性，引起必然的危险，无法预料的麻烦，还有，到头来，外界的输入不过是我们本地产品的可悲的替代品而已。人们不应该过多地指望去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或者换一种说法，从外界获得什么。一个人，他的存在对另一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故事的结尾，每个人要独自站立，而最重要的事就是，独自站在那里的人究竟是“谁”。这里，是歌德发现的普遍公理的又一实现，歌德在《诗与真》第三幕（Dichtung und Wahrheit Bk．II．）中意识到，处在万事万物中的一个人，最终还是必须求助于自己。或者正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旅行者》（The Traveler）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多的最好的资源
就是他自己
一个人越是能从自我中找到快乐的源泉，他就越是快乐。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变得快乐，就是说，要变得自我满足”，这是伟大的真理。对于所有其他的快乐之源，它们都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就是极度不确定，含糊，危险，稍纵即逝，全凭运气；所以即便是处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种幸福也很容易消耗殆尽；而且这种耗竭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种幸福并不总是触手可及。到了老年之后，这种快乐之源很大程度上是必定干涸的——爱情会离我们而去，然后是嬉闹与调笑，旅行的愿望，骑马的快活，社会交往的意愿和企盼；直到最终，朋友和所谓的友谊，也会让死亡从我们身边带走。然后此时，人们的幸福，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个体本身，依赖于他的内在；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坚持得更久；在生命的任何阶段，这都是唯一的一个最真切的、最持久的快乐之源。我们不需要到这个世界的其他什么地方索求更多的东西。这个世界充满了悲哀与痛苦，即便人们能够逃离这些悲伤，当他转过头时，会发现还有无聊沉闷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等待着他。不仅如此，世上的不幸通常要比幸福更多，而愚蠢就是罪魁祸首。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卑微的。在一个如此的世界里，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就像是圣诞假期的一个明亮的、温暖的、快乐的房间，同时又没有十二月夜晚的冰霜和风雪。因此，毫无疑问，幸福的人生根本上是拥有丰富充实的个性，它是非常稀有的珍贵的礼物，此外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上天赐予的良好的头脑；这是最幸福的人生，即便这样的人生可能不会那么璀璨辉煌。在瑞典的女王陛下克里斯蒂娜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对笛卡儿（Descartes）做过一个非常智慧的评价。笛卡儿在荷兰过着极度封闭的隐居生活，到那时已经有二十余年了，他远离各种喧嚣，亦不为人知，女王是通过他的一篇文章知道他的。“笛卡儿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女王评述道，“他现在的情况真的令我十分嫉妒。”当然，对于笛卡儿来说，他外部的环境必然已经足够优越了，他的外部条件能够让任何其他人也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快乐；我们也在《传道书》（Ecclesiastes）中读到过——智慧和家族的遗产一样，都是美好的事物，令我们看到阳光。如果一个人的天性和人生有了智慧来庇佑，那么当他准备打开他内心的幸福的开关时，就会变得异常谨慎和忧虑；正因如此，个体的独立和生活的空闲才是必须的。为了获得独立、闲暇，他会想要调控自身的欲望，同时收敛自身的天赋。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不像其他的人，被外部的世界限制了自身的娱乐。所以他们不会被官职的晋升、金钱或者周围同伴的掌声和称赞所误导，让自己陷入一种和周围环境一样的低级欲望和庸俗品位中。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会出现贺拉斯在给梅斯纳斯（Mæcenas）的信中所说的情况：牺牲内在，为了外在，牺牲全部或者很大一部分的个人安静的休闲和自由，为了各种光环、级别、夸耀、头衔和荣誉，类似这样的做法是无比愚蠢的行为。而这正是歌德最终去往的方向。幸运的是上天把我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里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实即是，人类幸福的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自己的内心。这一事实已经在《尼各马科伦理学》（The Nichomachean Ethics）中被亚里士多德最为精准的描述所证实了：
每一种快乐
都预先包含了某些形式的活动
都预先包含了某些能力的运用
没有这些，快乐不可能存在
亚里士多德曾有过这样的教诲：一个人的幸福就在于他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最擅长的各项能力。斯托塞斯（Stobseus）在他的逍遥学派（Peripatetic Philosophy）中也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幸福，”他说道，“意味着在你从事的任何事情上都充满活力并赢得成功。”他解释说只有拥有“活力”（vigor），一个人才能掌控任何事，无论它是什么事情。现在，这些由自然赐予人类的能力，其最终的目的是让它们得以和他人生中各个方面出现的困难相抗争。但是如果他不再继续这种抗争的话，他的这些闲置的能力对他而言就成为了一种负担；而为了让这些能力得以运用，他们就会玩弄它们——我的意思是完全没有目的地使用这些能力，当他一旦处于人类的各种不幸中，比如无聊沉闷的时候，他也不会试图去避开这些不幸。而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那些有钱人，他们是无聊沉闷的最大受害者。在很久之前，卢克莱修（Lucretius）曾经描述过他悲惨可怜的境况，而他所描述的那种真实的情况，如今仍出现在今天在每一个大都市的生活中——“城市中的富人们很少待在自己的豪宅里，因为在那里他们感到无趣厌倦，但是每天他们还是要回到那里，因为在那里要比在外边强一些；或者他永远都是飞速地赶回在郊区的房子里，就好像房子失了火；但是在他还没有赶回郊区之前，他又感到无聊了，在睡觉之前他试图忘记白天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第二天又再一次火急火燎地往城市里赶去。”
在这些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必然有强健的肌肉和旺盛的精力——这些能力，不像那些思维上的能力，并不能让他们全部活力长久地保留下来；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完全没有思想的力量，也没法培养出一种想要得到思想、想要运用思想的欲望。以至于到最后，他们陷入一种非常可悲的境地中。然而，他们还依然保留着意志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没有耗尽的能力了；他们试图通过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激发起自己的意志，比如赌注很高的赌博游戏——这毫无疑问是最可耻的事情了。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确实没什么事情可做，他一定会去选择擅长的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那些好玩的把戏——可能是投球，或者下棋；打猎，或者绘画；马术比赛，或者音乐；纸牌，或者是纹章学、哲学，甚至许多很业余的兴趣。我们可以按照某种方法将这些兴趣分类，将它们归纳为是三种最基本的能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归纳为是能够弥补人的生理构成的一些因素；此外，我们不会去考虑三种能力可能给我们特定目标带来的好处，仅仅考虑这三种能力本身作为三种基本幸福的可能源泉，而相应地，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他们选择的适合自己的幸福也各不相同。
第一种快乐就是生命的活力（vital energy），食物、饮水、营养、休息和睡眠；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这种快乐是普遍的具有典型性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运动的活力（muscular energy），比如散步、慢跑、格斗、舞蹈、击剑、骑马和类似的运动上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表现有的时候是以运动的形式，有的时候以军队或者切实利益的形式。第三种快乐是感受力，譬如观察、思考、感受或者对诗歌、文化、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哲学等其中之一的兴趣。对于那些幸福和快乐的实际价值、相对价值、持续时间，人们会有很多可以谈论的，这些我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但是人们都可以看出，上述快乐的力量越是能让我们人类变得高贵，这种力量能带来的快乐就越多；因为快乐一向包含我们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运用，幸福则与这种快乐的不断重复相关。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关于感受力的快乐比另外两种基本的快乐要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因为很大程度上说，另外两种快乐在野兽之中也同样存在。正是这种我们在感受力方面的优势，把我们和其他的动物区分开来。现在，我们精神的力量就是以各种感受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感受力的优势可以令我们得到更多的和思想相关的种种快乐，即所谓的智识上的快乐；因而，这种感受力方面的(3)优势越突出，得到的快乐就越多。
最普通的、最平凡的人，会将目前为止的新的兴趣用来激发他的意志，也就是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与个人兴趣相关的事情。但是持续的对意志的刺激永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东西；换一种说法，就是它至少包含着一些苦痛。玩纸牌，这项全球通用的代表了“友好社会”的游戏，就是一项可以提供这种刺激的工具，同时，它也是通过对于这样单一片面的兴趣的刺激带给我们轻微的片刻的苦痛，而非真切的永久的苦痛。事实上，玩纸牌对于我们的意志来说，仅仅是隔靴搔痒
(4)而已。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拥有强大智力的人，能够以单纯的智识对某件事情产生鲜明的兴趣，而不混杂有任何意志的成分，不但如此，这种形式的兴趣对他来说也是必需的。这让他们生活在远离苦痛的领域中，生活在传道者们所描绘的“上帝生活的幸福的气息”之中。
让我们想象以下两种景象——一种是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冗长的、沉闷的、完全去追求和挣扎于琐碎的个人兴趣、个体利益的生活，完全沉浸在各种形式的悲哀苦痛之中，每当这些目的被满足后，他们就又重新坠回自己的那种被难以忍受的无聊沉闷所充溢的生活中，而只有激情的野火才能重新燃起他们行动的欲望。而另外一种景象中，你看到一个被上天赐予了高度精神力的人，他得以拥有丰富的思想、充实的生活和内涵，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事物，他就会拥有它们，他内心的自我正是这些高尚的快乐的来源。他想要获得的外界刺激，来自天性，来自对人类生活的冥思与反省，亦来自世界上各个年代、各个地域的大量成就，而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完全欣赏到这些事物的价值，只有他们才是能够真正理解和感受这些事物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对于他，这些美好的事物才真正有生命；它们吸引的人恰恰就是这一类型的人；而其他的人只不过是不经意的路人，对于这些事物或者它们的追随者一知半解。当然，这种聪明人的特点意味着他比其他那些普通人，要多出一项需求，那就是他们需要阅读，观察，学习，沉思，实践，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不被打扰的休闲方式。伏尔泰说得很正确，“如果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对于这种不被干扰的休闲时间的真正需要，就是为什么快乐对这些人是可以获得的，而对于其他人却不可行——大自然之美的千变万化，艺术，以及文学。要让这些无法欣赏也不愿欣赏的人被这些美好事物所吸引，就好像是指望迈入暮年的老朽去享受爱情一样。而一个被赋予这方面才能的特权之人，他们就会拥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生活，一种是智者的生活；而后者会逐渐被当作真正的生活，前者则只是实现后者的一种途径。其他的人，只能将这种肤浅的、空洞的、骚动的生活持续到生命的尽头，到这种生活本身结束为止。对于一个拥有智慧生活的人，所有其他事物都要让位于这种生活：随着持续不断的知识和洞察力的增长，这种智慧的生活就好像是逐渐创作形成的一件艺术品，它需要一致的、连贯的、持续的强化，是一个越来越完整的整体；相比之下，另外一种生活，即那种完全把精力放在获取个人舒适方面的生活，它虽然会越来越丰富，但是却永远不会越来越有深度，只不过是上演了一场非常可悲的表演：没错，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样在最基本的形式下的生存状态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结束。
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激情来推动的话，那么它既沉冗乏味，又平淡无聊；但是如果生活被推动得太快的话，它又会变得充满艰难困苦。因而，只有那些天性里就充满了丰富的智识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他们已经超越了个体意志本身令他们产生的各种欲望和要求。因为智识令他们过上了智慧的生活，一种以鲜活的兴趣取代了痛苦的生活。仅仅是拥有闲暇本身——仅仅是他们的智慧不被意志作用所占据，这样并不够：必须拥有真正的富余的力量，令他们得以摆脱意志作用的束缚，全心全意地获取智识；塞涅卡曾经说过，“未经过教育的休闲，就是生活在坟墓中，就是死亡的一种形式”（otium sine litteris mars est et vivi hominis sepulture）。由于人们拥有的额外的智慧各不相同，因而对于第二种生活——智慧生活来说就会有无数种发展形式；它可能仅仅是一种收集和标注昆虫、鸟类、矿藏、硬币的生活，也可能是在诗歌和哲学上深有造诣的更高等的成就。智识的作用不仅仅是令我们抵御无聊沉闷的侵袭，同时它还能消除沉闷带给我们的消极影响；它让我们远离错误的伙伴，远离各种危险、各种噩运、各种迷失和奢侈浪费等恶行，而这些是那些完全把幸福寄托在外界客观事物上的人必然会遭遇到的。比如，虽然说我的哲学观从来没有给我挣到过一分钱，但是它却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平庸的人会将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自己之外的外在事物上，比如财富、地位、妻子、孩子、朋友、社交之类的事物，所以当他们失去这些的时候，或者发觉这些事物无法令自己满足的时候，他们幸福的基础就崩塌了。换句话说，他生活的重心不在自己身上，而是不断地在改变、移动，同时改变的还有他的各种兴致和愿望。如果他是这样一个爱好表面形式的人，那么今天他的重心就会是他在郊外的房子，明天就是他的赛马，另一天就是娱乐自己的朋友们，或者是外出旅行——总之，就是过一种奢靡的生活，而根本原因是他一直试图在自身以外的事物上寻找快乐。就像一个人的青春和健康都已经消逝的时候，他会想要通过药物和化妆品重新获得这些东西，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去培养基本的生命力量，亦即他失去的真正源泉。在我们讨论与这种类型相反的人之前，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在二者中间的人和先前的普遍的庸人们有什么区别，走在中间的人，他们并未被赋予那种突出的思维之力，但是他们多多少少要比庸人们拥有更多的智识。他们会投身到业余爱好之中，或者是把精力放在一些奇妙的科学学科上——比如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同时在研究这些科学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当外在幸福的源头枯竭耗尽或者无法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些爱好来娱乐自己。对这类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重心的一部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对于艺术的业余爱好和创造性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不专业地对科学的追求只能作一些表面的研究，无法深入渗透到科学的关键中去。他不能通过这种表面的追求来认识自我，也无法在失去其他所有兴趣的情况下，让自己完全投入这些事物中来让自我独立地完全地存在。只有最高度的智识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天赋（genius），才能达到我所说的那种存在，令任何时刻的所有存在都有它自身的主旨，并努力试图去表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特的意义，这种表达生命的方式可以是诗歌的方式或者是以哲学的方式。这样一来，他的自我就不会被无关紧要的事物所干扰，他自身的思想和行动对他来说就是迫切的和必需的；他们喜欢独处，休闲也成为了一项高度有益的事情，其他的外在之物都是不必要的，甚至可以说，都是负担和累赘。
这种类型的人，是唯一一种我们可以说把生命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的那种类型——他们非常稀有——无论他们的个性有多么突出，他们都不会表现出对于朋友、家庭、周围人和社会的无节制的关注与兴致，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相反；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自我，当失去外在的事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感到不可挽回。这一点令他们的个性更加独立，同时也更加高效，因为通常来说，其他人的本性无法真正令他们满足：甚至，这种与他人之间的迥异不断地引起他们自己的注意，他们就习惯于从其他的人类或者说异类中走出来，在提到通常的人类整体时，他们更愿意称之为“他们”而不是“我们”。
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被上天赋予了智慧的财富的人们，他们是最幸福的人；同时，很明显，主观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要大于客观；无论是怎样的客观，它们都只能是间接的、附带的，只能以前者作为媒介——这一事实已经被卢西安（Lucian）表述得很清楚了：
灵魂中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所有其他的财富都会带来噩运，甚至要大于那些财富本身。
一个内心富有的人并不会想从外界得到什么，而只是得到一种“不被得到”，一段不被干扰的闲暇，以此来发展和健全自己的智识之力，同时也是在享受他自己的财富；总之，在他生命的整个进程之中的每时每刻，他希望能够被允许成为自己。如果他命中注定，在生命的进程中时刻烙印有他思想的标记，那么对他来说只有一种行动来验证自己的幸福或不幸——能够，或者不能够健全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造成较小的影响或者后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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