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雨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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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批评学（上）试读：
作者简介
郝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河北昌黎人，自1987年以来，曾在《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编辑学刊》、《中国传媒报告》、《河北学刊》、《上海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五十余篇，发表其他类学术文章和文化批评等文章数百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有关专辑转载数十篇。出版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新闻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告别世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闻学：整体性开拓与重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十余部。并曾获河北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河北省新闻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作品简介
当今的人类世界已进入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媒介与人、与人的全部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如何理解媒介？媒介在我们的身边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更科学更合理地掌握媒介？如何利用媒介对于真实的世界和事物的真相进行认知和理解？并进而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精神交往更加通畅和高效。媒介批评学，就是研究和回答这些重要问题的。
绪论
——建设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体系我们当今的人类世界，已进入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进程，都对媒介具有了极强的依赖性。人们认识的世界，其实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介所建构的世界。人们要和世界发生关系，也必须首先通过和借助各种媒介。媒介与人，与人的全部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理解媒介？媒介在我们的身边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更科学更合理地掌握媒介？尤其是，对于媒介传播的大量信息，以及媒介建构的“世界图景”，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精确地解读和收受？如何利用媒介对于真实的世界和事物的真相进行认知和理解？并进而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精神交往更加通畅和高效。媒介批评学，就是研究和回答这些重要问题的。而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媒介批评学，也就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并立足全球化媒介现实，完全具有民族本土特色且自成体系的一套媒介批评学。一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有人从全球大文化的开阔视野对于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这样的总结：“世界正处于大规模的发展与变化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心正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舒缓而稳健地转移和迁徙。与此同时，当代传播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已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而非洲中心、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的声浪也日益高涨。”
其实，近几年来，我本人也一直以自己的微弱之力和微薄之言，极力呼唤建设原创意义的中国传播学体系，或者开创独立的中国化新闻传播学学派。我认为，传播学“传播”到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而由于传播学的这种整个学科的外来特性，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们就一直致力于传播学的中国化推进。完全可以说，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三十年，也就是传播学力图走向中国化的三十年。或者说传播学的“中国化”，正是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来的一个基本主题和最强烈的吁求。然而，就在我们不断地讨论传播学的中国化的时候，时到如今，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已经更加迫切地需要思考和讨论传播学的原创性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概从2006年以来，我本人就一直在思考：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中国媒介批评学，其原创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是否已经应该甚至也可以先行一步呢？如果说，完全原创一套中国传播学的全面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工程实在过于浩大。而且，一种纯理论的体系建设，也不一定适用于当今的传播实践领域。那么。从建设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入手，应该说，就可以避免纯理论的空洞和空泛，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尤其是，媒介批评学体系建设不但入口较小、较贴近实际，而且从西方传播学体系的发展实践来看，他们的许多传播学派，其实原本就是媒介批评学派。换句话说，西方的许多传播学体系，都是从媒介批评起家的。这正是原创性的传播学体系建设的根本之路。我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媒介批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主要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那么，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乃至此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自己的媒介批评体系是否能够尽快破土而出以至登堂入室了呢？尤其在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渐趋弱化的情势之下，我们能否走向原创之路，开创中国本土的媒介批评体系与学派呢？而且，在整个传播学“中国主张”日益高涨的潮流中，能否真正实现中国媒介批评体系与西方媒介批评的平等对话与交流。这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者当今必须有所思考和具体应对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化区别于它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是它的本土DNA和文化核子。因此，媒介批评及其研究如果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不能指导中国本土具体的传播与媒介活动，那就必然会失去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概从2006年以来，我本人就一直在思考：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中国媒介批评学，其原创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是否已经应该甚至也可以先行一步呢？如果说，完全原创一套中国传播学的全面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工程实在过于浩大。而且，一种纯理论的体系建设，也不一定适用于当今的传播实践领域。那么。从建设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入手，应该说，就可以避免纯理论的空洞和空泛，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尤其是，媒介批评学体系建设不但入口较小、较贴近实际，而且从西方传播学体系的发展实践来看，他们的许多传播学派，其实原本就是媒介批评学派。换句话说，西方的许多传播学体系，都是从媒介批评起家的。这正是原创性的传播学体系建设的根本之路。我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媒介批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主要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那么，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乃至此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自己的媒介批评体系是否能够尽快破土而出以至登堂入室了呢？尤其在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渐趋弱化的情势之下，我们能否走向原创之路，开创中国本土的媒介批评体系与学派呢？而且，在整个传播学“中国主张”日益高涨的潮流中，能否真正实现中国媒介批评体系与西方媒介批评的平等对话与交流。这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者当今必须有所思考和具体应对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化区别于它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是它的本土DNA和文化核子。因此，媒介批评及其研究如果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不能指导中国本土具体的传播与媒介活动，那就必然会失去生命力。
于是，我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在连续发表了数篇相关的论文并有了一部论集之后，2009年，我就以《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原创研究》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年未中。次年，我又进行了更加认真扎实的论证，终于获准立项。由于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很快，我就把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未来成果的整体框架确立起来。我把未来成果的书名直接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俨然一副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原创的架势。但是，我内心中又一直还是十分犹豫的。首先是，“媒介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学”；其次是，中国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再次则是，我本人能不能开创一套“中国媒介批评学”？兹事体大，确实不敢轻易为之。于是，我便利用各种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一些专家进行求教和求证。确实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个情况，让我刚刚进入研究状态的情绪，受到了一些很不小的打击。在2010年12月香港召开的“中国传播学论坛”——“全球传播，本土视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力丹教授作了一个重点发言，题目是：《当前新闻传播学的若干热点问题》，而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媒介批评能够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吗？”其基本观点则是：批评媒介，人们有感而发，自然产生，爱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无论你说多少条应该怎样批评的原则，不会有人理会的。不可能得出任何能够成立的媒介批评的学理。因此，“媒介批评”是个不能成立的研究方向。陈力丹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传播学者。而且他的观点在学术界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他的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学术界认可，岂不等于给我的研究项目宣判了死刑？会后，我给陈力丹教授发了邮件加以请教，大意是：在香港的传播学论坛上，你的发言中谈到“媒介批评”不能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我正好今年拿到了教育部的一个项目：《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创新》，那么，按照您的观点，我的“媒介批评学”的概念，是不是就有点夸大其词了啊？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是觉得，媒介批评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但也应该是一门学问吧。他当即给我的回复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随你意做就是了。但以我的观点，媒介批评根本无法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话题，不可能得出学术化的结论。”这里，他虽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可甚至有鼓励之意，希望我继续作下去。这当然大大增加了我的一些自信。
其实，对于媒介批评不能单凭感觉进行批评，刘建明教授在十年前就作过阐述：“在缺少学说指南的氛围中，人们对新闻及媒体的批评只能凭借各自的意图，容易产生认识的盲区。但人们并不理会种种非科学因素，每天依旧对新闻作出评论，有关机构不断发表评述，对媒体的错失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们的评价出自何种考虑？依据的是什么？或根据相关群体的反馈，或出自个人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认识。这样，批评的正确性或深刻性，很可能大打折扣。”由此看来，媒介批评学的建设，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尤其是，刘建明教授自2000年完成并于次年出版《媒介批评通论》以来，一直再应用“媒介批评学”这样的概念，其《媒介批评通论》的第一章标题就是“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念”。到2008年11月，在“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刘教授又更加系统地在发言中论述了“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其中谈到：“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而且特别强调：“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行为，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这些论断当然也为我的研究增加了极大的信心。
讲述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为了把对一个学术问题的讨论故事化、戏剧化，只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更加促使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比较深入和严密的思考。尤其是“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及“媒介批评学”是否能够成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通过以上和陈力丹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交流和讨论，使我的思路更加明朗，研究的方向也就更加明确。最初的那种困惑惶恐和犹豫不决反而得到了缓解。二
关于“媒介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学”，起码还有一个事实是可以帮助理解和判断的。那就是我国影视批评学的发展和成熟。近年来我国影视批评异常活跃，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影视批评学。早在十几年前，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出版，尤其是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出版，标志着影视批评之学的学术起步。2002—2003年，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出版，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和《影视批评学》，也先后出版。使得影视批评不仅有了完整的理论，丰富的实践，而且有了一般人文学科必备的“史”的构成。因而，“影视批评学”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2005年，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学》出版。更把电视批评也直接上升为“学”。恰如欧阳宏生自己所言：“自《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我仍然一直关注着电视批评，不断思考着完善其理论体系上的不足。由于电视批评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广泛借鉴国内外的理论资源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电视批评的研究者对此不断努力，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批评实际做本土化的改造。我们需要建立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电视批评学。”因此，欧阳宏生在《电视批评论》出版六年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其体系化的《电视批评学》，这无疑将电视批评学建设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欧阳宏生关于电视批评的从无到有、由“论”而“学”，是其自觉地从电视批评学学科建设的意识出发，将电视批评作为一门成型的学科系统进行研究的结果。那么，既然电视以及影视都能建立起批评学科，而在整个媒介家族当中，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都只是媒介中的一个品种而已。既然其“种”能够建立起批评学，其大类的一级为什么不能建设自己的媒介批评学呢？
其次，关于中国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相邻学科。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最近也有人这样提出：中国的文学批评遇到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本也在就于缺乏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王彬、牛学智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至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支持；二、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的评介尺度。前者提供动力，后者提供方向。既不能提供动力，又不能提供方向的文学批评被人诟病，自然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就要转型与调整。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界，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然而，无论是“中西转化”还是“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话语”的建构问题，或者说是，立足于本土文学的基础理论的建设问题。当然，基础理论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基础理论也需要更新，从而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认知工具。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所急需的，便是这种产生于本土的新工具，有了这个新工具，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充满活力的诠释与推动。作为文学批评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批评角度，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基础话语或者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支点。文学批评是如此，我们的媒介批评当然也不例外。建设本土话语的媒介批评体系，无疑就是当务之急。
当然，就我国的媒介批评这一领域本身而言，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批评实践，的确都起步较晚。至于媒介批评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自觉与主动的意识。1995年，吴迪的《媒介批评：特性与责任》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被学者认为是我国媒介批评学发展的开端。此后，随着媒介批评实践的升温，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学术著作陆续问世，媒介批评的教学课程，也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2000年11月，教育部委托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童兵负责起草的《高校“十五”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发布，《草案》将“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列入“十五”重点研究课题。此后，浙江大学新闻学院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将“媒介批评学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2001年初，刘建明教授完成于前一年的《媒介批评通论》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媒介批评教材。从基本概念、主体、示范与标准、方式和内容、思维方法等方面对媒介批评进行了全面阐述。而且，“媒介批评学”的概念从此正式提出，书中这样写道：“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新闻作品和媒介活动……”“媒介批评学的成立，还在于它能够确立新闻写作和新闻选择的新的尺度构成新闻评阅很多的行为准则。”同年，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出版，对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等进行研究和阐释，在学术性上有所推进。这两本书的出版，被认为是搭建了“媒介批评学”的基本架构。当然，在刘建明教授看来，媒介批评学的学科建设，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还有许多空间急待扩展”。
2005年，陈龙的《媒介批评论》（苏州大学出版社），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现实特性、伦理原则与衡量尺度、类型与范式等。作为教材也更加规范。同年，谢静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从批评叙事和新闻专业的关系角度，系统解读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当代媒介批评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由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丛书，从2005年开始出版，意在从媒介学角度对大众文化和时尚进行批判，揭示媒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上都是比较专业的学术专著，对媒介批评教学与教材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性和学术导向性意义。2007年，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出版，运用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媒介批评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刘建明等编著的《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概述了西方著名政治家、学者、新闻批评界及新闻报道的思想沿革，揭示了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
至2011年3月，刘建明等编著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始全方位聚焦中国媒介批评的起源与发展。提供纵向历史的考察，充分认识到：“中国媒介批评的方式多种多样，从提出办报宗旨到评价媒介的社会效果，从检查媒体的传播内容到禁止刊载不合政治要求的内容，从褒贬媒体或记者到迫害或枪杀被视为仇敌的报人，多角度地展现出中国媒介批评史演变的路径，映现了中国媒介生态的发展道路。”至此，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研究与建设，开始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有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的基础，有了这么丰富可观的研究的成果，对于开创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应该是具备了良好的前提和资源的。三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开创和建设一套完全中国化的媒介批评体系。而这样的一套体系，又要立足于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媒介环境现状，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又有原创性的媒介批评理论及批评实践体系。我们的研究，将主要在近十几年来媒介批评研究成果和批评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化媒介批评体系的新的框架和模式，进而推动我国的媒介批评的教学与实践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由于以往的媒介批评研究和教学多着眼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与消化，而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以及教学的健康发展，更需要中国化的批评理论的系统建设。所以，我们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以人文精神为理论基点（这是市场化背景下最需要坚守和发扬的文化精神），力求对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成型化，并积极倡导媒介批评的中国特色不同学派建设。
按照这样的基本规划，我们重点从对于中国化批评方法的研究入手，尝试和探索一套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体系。以往的一些媒介批评专著及有关教材，虽然也都在原则上提出过建设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的主张，但在具体的理论构成上还是偏重于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尤其是把人文精神作为媒介批评体系的核心精神，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贯穿在整体的媒介批评体系框架之中，这样的中国本土化特色，依然是远远没有得到突出的。而我们的中国特色媒介批评体系的建设，就是要以人文精神为理论核心，并且将整个批评体系的建设都围绕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路线和人类社会的大方向上。
首先，我们的媒介批评体系建设，主要通过对于我国媒介批评实践尤其是教学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目前我们在媒介批评实践尤其是课程教学当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基本症结，然后有针对性地寻找在媒介批评方面的教育教学上的尤其是体系建设上的突破点。我们初步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媒介批评和研究状况而言，起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严重缺失：（一）缺少独特系统的媒介批评理论，尤其是缺乏原创的中国化批评学体系，更缺乏多样化的中国特色媒介批评流派。（二）现有媒介批评多停留于零散评点，缺乏规模化和主题上的连续性、综合性。（三）中国文化特色的批评立场和人文精神的批评声音更显微弱，未能形成主导性批评理念和力量。（四）现有媒介批评理论与媒介批评实践严重脱节，尤其是大量引进的西方批评理念和批评方法，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领域中，很少能够被运用到实际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活动当中。根据以上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看到，在我国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媒介批评教育有着何等的迫切性，且这样的媒介批评教育在未来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建设我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的基本体系和路线，就急需完全适应以上现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通过媒介批评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强化：一方面，我们将加大我国媒介批评专业队伍建设的力度，力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出完全中国化的媒介批评声音；另一方面，也能追求在理论上尽快建立起中国化的以及不同风格的批评学派。从而实现我国媒介批评的更大繁荣。
其次，在媒介体制上，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体制结构；在文化构成上，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媒体发展以及新闻教育，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因而，中国的媒介批评及教育教学，也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根据这样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的研究，将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在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上，首先要探索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学体系，而这样的媒介批评体系的理论核心，就是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尤其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媒介批评体系，将进一步高扬“人”的旗帜，坚持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在抵抗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化和精神腐化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在媒介批评体系的特色和风格上，要特别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本批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新闻传播现实，在探索中国原创性批评学体系的道路上走出重要的一步。（三）我们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人文精神的内核，作为媒介批评体系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建设的灵魂，并从我们的经典文化中寻找媒介批评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也从我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中借鉴基本概念和表现方式，如，我们将引入“印象式批评”、“诠释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内容与形式批评”等等，并把这些批评方法进行一定的现代化改造和融合，创造一套真正符合中国大众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学体系，并将其推广实施于我们的各个高校媒介批评的教学之中。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化媒介批评教育及媒介批评实践的深入发展。
本体系所要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建设我国本土特色的媒介批评学体系，注重的是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须具有较大的超越性和较强的探索性，尤其是我们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化批评学体系和学派建设，而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的重点目标是初步探索一套基本构架和新的模式，并在批评实践和教学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在理论原创性上，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在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上尽量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在人文精神的框架之内，建设具有现实批判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其基本思想逻辑是，人文精神应该成为21世纪媒介之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其核心则是以人为本。所以，媒介批评就必须坚持以人文精神为旗帜和武器。尤其在批评方法上，我们的批评体系建设更加强调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文方向的科学性批评方法，并努力形成一定的系统性、完整性。在这方面，除了前面已谈到的，引入我国传统批评方法，我们还将通过跨学科研究，广开思路，如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方法的引进，批评语言学的方法认为，在对大众传播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时应特别注意考察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及物系统（transitivity）、情态系统（modality）、转换（transformation）和连贯性（coherence）等蕴含的潜在意义。该批评方法还有一系列可直接用于分析语篇的相关概念。这样的一套批评方法，本是非常实用并具有学术价值的，而我们以往的媒介批评和研究却一直缺乏对其必要的关注和接纳。我们将引入到我们的批评体系。四
当然，对于媒介批评的中国特色以及中国化的倡导，以往的学者也都有所论及，而我们的研究更强调和追求的是，在实际的中国化批评体系的原创性建设上有更加具体实在的突破和收获。
毋庸讳言，我们对这套新的媒介批评体系的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难点，就是如何把我们独立探索的媒介批评体系，不仅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媒介批评课程的教学之中，而且尤其是能够更直接更密切地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批评实践。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也谈到，以往的媒介批评理论，与当下的媒介批评实践严重脱节，尤其是大量引进的西方批评理念和批评方法，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领域中，很少能够被直接运用到实际的批评文章和批评活动当中。比如许多教材和专著中都要谈到的“符号学批评方法”、“叙事学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评方法”、“解构主义批评方法”等等，一方面，这些方法大都是西方批评家根据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媒介实际而创立的批评方法，所以这些批评方法的最高成就，也基本上就在他们自己的批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再去借鉴的时候也差不多已经属于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这些批评方法很多都一再被重复使用，包括不同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中的大量采用，而任何思想方法也好，话语方式也好，同质化的单一重复，必然缺乏批评效果上的创造性收益。所以，近年来，在我国的媒介批评领域，对于这些批评方法，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理论的解释上，然后就被束之高阁；而在实践上的运用，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批评成果，实不多见。而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媒介批评体系，就一定要根本改变这样的状况。我们将要引入的“印象式批评”、“诠释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等，都是比较实用的批评方法，我们在新的媒介批评体系中进一步将其系统化，甚至上升到一定的哲学方法论层次，那么，以往的媒介批评理论与媒介批评实践严重脱节的状况，就有可能大为改观。因此，我们的这套新的媒介批评体系，就不仅是为了服务于相关媒介批评理论的系统构建以及媒介批评知识的普及，而且更是着眼于能够更好应用到具体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新的媒介批评体系与批评实践的高度结合，也正是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所要倾力突破的一大难点。
我们的研究强调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体系建设，首先就需要以我国当代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点。那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国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因此，我们的本土化媒介批评体系的理论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有了这样的一种根本精神，我们的本土化媒介批评体系就有了理论之魂，其整体框架就有了根本的理论支撑点。
在研究思路上，我们将围绕中国特色媒介批评理论建设这条主线，紧扣当前的媒介批评实践和媒介批评教育实践，把握媒介批评教材与教学体系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进一步增强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的原创意识，尤其是要注重符合中国媒介实践的批评方法的探索，使其尽快形成系统性和整体性，从而使得我们的媒介批评教学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也能够使得我们未来的媒介批评教育与教学具有更加适合的以及更具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为了保证这样的教材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课题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以人文精神作为整体理论建设的基点，倡导以人文精神作为中国化媒介批评的基本立场、基本视角和基本武器，并重点从对于中国化批评方法的研究入手，形成一套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批评框架体系。
第一章 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从事任何一门学问及其科学研究，当然都必须首先要将其学科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有关范畴给出科学和明确的界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基本概念不清，当然会使相应言论难通，继而也就整个体系难立。尤其在我们的媒介批评这一新兴的学科中，媒介批评这一核心概念，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而且，媒介批评这个概念本身又是一个组合概念，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语概念。界定起来就更是需要将其主词“媒介”和其谓词“批评”以及组合词“媒介批评”逐一讲清。而作为新创的中国媒介批评学，也必须在通用的意义上讲清这些基本概念以及相关范畴，才能真正做到与整个世界的媒介批评以及新闻传播学接轨和对话。所以，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中，我们必须首先要把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意义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考辨与阐发。
第一节 媒介与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全部理论的最中心概念自然就是“媒介”。而“媒介”作为学术概念，不仅指代的是整个媒介批评的主体对象，而且也是其整个批评学体系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因而对媒介概念的精确界定与解释，就是本章必须重点完成的第一步。一、媒介的意指
1、媒介定义的争议
媒介，通常被称为“媒体”，在汉语中，又有缩略词“传媒”与之同义。就普通的意义上，所谓“媒介”，一般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指能够使得某种对象（人或者事物）的双方或多方发生关系的特定的与具体的人或者事物。然而，这个看似非常简单又被人们熟知熟用的概念，在学术的以及专业的意义上，却有着非常复杂的能指与所指。
就概念的起源来说，学界一般认为，世界通用的媒介（media）一字，是由拉丁文medium（“中间”之义）衍生而来，16世纪后期开始使用，到17世纪初期演变出“介于中间、在中间运作”的意义。根据西方学者的有关考证，波顿（Robert Burton）在17世纪初写过“视觉的形成有三个元素是必要的：对象、器官、媒介（medium）”；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经写道“透过语言这种媒介来表现”。由此可见，早期使用的媒介一词，意义是限定在起传达作用或传递沟通作用之介质。在我国的古代汉语中，“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或联结者。《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文中子·魏相》：“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而“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也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的人或事物间，从中介入参与其中的活动或组织，表达一种动作状态。在西方，英语中的“媒介”一词较普遍的应用，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资料认为，媒介“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其主要含义也是：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体、手段、工具等。
在学术的规范意义上，较早的传播学家施拉姆曾经给媒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而在约翰·费斯克等编撰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则是这样解释的：“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agency）。具体点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广义上讲的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与舞蹈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每一种媒介都能通过一条信道或各种信道传送符码。这一术语的这种用法正在淡化，如今它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有时它用来指传播方式（比如是用‘印刷媒介还是广播媒介’），但更常用于指涉使这些方式成为现实的技术形式（比如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书籍、照片、影片与唱片）。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按照这样的解释，媒介的物理特征和工作原理称为媒介形式。如，以纸张为载体的报纸形式，以穿过透明胶片的光线所构成的电影形式等。再结合大量相关文献中对于媒介的定义和解释，其在字面的表述上都是强调，媒介“专指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到2009年，台湾学者苏硕斌这样归纳了西方学者对媒介概念的多重理解：“引借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Keywords的考察，media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实在当代挤压了三重意义：其一是中介物的意义，最早起于古老仪典于人神之间传递讯息者，例如萨满、灵媒；其二是技术的意义，指的是19世纪运输及通信浪潮的工业文明，例如电话、无线电；其三是资本主义组织的意义，特指20世纪独占而巨型的大众传播机构，例如报社、电视台等。”显然这三重意义包括“中介物”、“技术”、“大众传播机构”，基本还都属于“载体”的意义。虽然他也注意到了“由于台湾对media的理解仍亲近美国大众传播思潮，因此与日本常识理解一般，多将media译读为‘媒体’，可谓只捕捉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意义。就像台湾学界对于近年来重新走红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多未能捕抓他的media是以媒介意义含摄媒体意义，而让理论深度滑溜而过，殊为可惜。”所以他希望“在‘媒体’独大的资本主义生活下，重新掌握失落的‘媒介’意义”，但最后还是这样归结：“一般中文倾向以‘媒体’指称机构意义的media，以‘媒介’指称形式意义的media……”那么，说来说去，他还是把“媒介”也好，“媒体”也好，其所指最终落在“机构”和“形式”的意义上。那么，在这些“媒体”（传播的“机构”以及“形式”）中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呢？而这才真正是我们的媒介批评所涉及的基本对象。
当然，从根本上说，传播媒介毫无疑问是所有人类传播活动和传播行为（甚至于全部人类关系）赖于实现的中介。传播媒介虽然从简单的形式作用和意义上看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只是起到把某些信息从一方传送到另一方的“通道”作用，而实际上媒介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甚至还认为，“媒介即信息”。这些说法为人们探究媒介自身的意义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但是，以往所有关于“媒介”概念的解释，仍然大都停留在“载体”、“通道”的意义上。即使也强调“媒介即信息”，其实从根本上还是等于在说“媒介区别于信息”。那么，既然“媒介不等于信息”，而在我们的媒介批评的范畴之内，信息本身又是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所以在解释媒介概念的时候就不应该忽略它既有“载体”、“通道”的意义，又包含着它所传播的“信息”的内容。这对于我们的媒介批评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尤为重要。
2、媒介发展与发展的“媒介”确指
如果说，凡是能够使人或事物的双方或多方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都可以称作媒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或事物都是被媒介联系起来的，因而也就都是媒介的对象；同时，从本质上看，这些被媒介或通过媒介所联系起来的所有对象，本身也都可以被看作是特殊的媒介，因为他们各自也在被其他媒体连接起来的同时，同样也起到了连接其他对象的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媒介无所不在，媒介功能无物不有。那么，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媒介批评究竟是批评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媒介批评所要批评的“媒介”，在外延上，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从最为宏阔的角度和视野来看，人类传播能力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直接决定于传播媒介的发展。或者说，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从最原始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的卫星通讯、数字化媒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一些西方传播学者甚至认为：“确定什么时代一种人或另一种人用石器或燧石器物追击动物，什么时代人用青铜斧或铁斧互相厮杀，是很有用的。然而，在过去四万年里由人类所取得的文明进展，其所以突飞猛进，其实是基于人类对传播系统的掌握，而不是基于他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工具。”“正是人们所掌握的传播系统贮存、交换和散播信息程度的高低，标志了人类有史以来甚至史前的几次重大变革阶段。正是人们准确而全面的传播能力不断增长，使得复杂的技术向上发展，并有了神话、传说、解释、逻辑、习俗以及复杂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得文明得以产生。”
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确是同步的，甚至是略先于社会发展且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方面，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使新的、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不断产生；而另一方面，新的、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反过来又增强人类的传播能力，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传播的媒介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亲身传播时代、口头语言时代、文字书写时代、印刷媒体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有人将这称为人类传播的五次重大革命。而人类传播的五次革命，又主要表现在传播媒介的发展上。因而可说是媒介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和社会历史的先进程度。也正是由于媒介本身的不断发展，学术上对于媒介概念的解释也就同时在不断有所发展。如早期以物质性、心灵性、宗教性的中介为基础的媒介概念，到了18、19世纪逐渐扩展，开始出现将报纸理解为一种媒介的说法。到了20世纪，以报纸、电影、广播为代表的所谓大众传播，对人们形成社会现实的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将媒介等同于传播媒体。而随着19世纪以后传播科技的发展，媒介原本包含的“中介调解”意义，亦即连接人的意识思想与其对象物（尤其是与精神、超自然世界）的意义，逐渐退位。整个20世纪所认识的媒介，指的是把发送者（sender）的讯息（message）传送给接收者（receiver）的工具。这种认识的典型，就是把电话设想为信号传达工具的“通信理论”，后来又扩展到广播、电视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成“大众传播理论”，两者皆强调媒介作为一种媒体该具有的“透明性”。
在此前的关于媒介的各种解释中，媒介指的其实是传达讯息的机器，而非被传达的讯息；换句话说，媒介和讯息是明确区分的。在这种意义下，媒介是传播沟通（communication）的前提而与传播沟通的内容无关。而这种媒介单纯化、透明化的概念，到了1960年代开始受到各种批判。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批判先驱，就是麦克卢汉。他最经典的名言“媒介即讯息”猛烈冲击了此前大众传播的研究。
在麦克卢汉之后，大众传播研究内含的现代主义前提遭到了各式批判；媒介概念的解释也不再单单由大众传播理论独占，而开启了以另类的观点思考媒介，视之为相互主体性关系中意义形成的场域本身。更明白的说，这种将媒介视为意义形成的相互主体性过程，已不再是偏重发送者单向传递意义到接收者的大众传播过程，而是转向讨论意义在主体间往复来回而被认识的中介调解（mediation）过程。就像文学作品的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是把在甲方语言系统中形成的意义，移置到乙方的语言系统中重新构成，绝非单纯的语言替换，而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就像“翻译”不断中介调和两个语言意义的过程，不是此方的传播者把意义单向传递给彼方接收者的过程，而是环绕媒介的各种主体间往复来回的言说与调整过程。二、媒介批评解
1、何谓“批评”
就“批评”一词在普通词义学上的比较通行的解释，起码有4种意指：（1）评论；评判。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明 李贽《寄答留都书》：“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清 李渔《慎鸾交·心归》：“你辨美恶，目光如镜，谁高下，早赐批评。”到了现代，文学领域对此应用最多，如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2）对书籍、文章加以批点评注。清 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现代文学界也偶用此意，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残唐五代史演义》未见，日本《内阁文库书目》云二卷六十回，题 罗本撰，汤显祖批评。”（3）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4）对缺点和错误所提出的意见。这后二者为最广泛应用的日常语义。
王君超在其《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一书的《绪论》中这样说道：对于“媒介批评”中“批评”一词，笔者将其定位于“价值的判断”，即评点优劣、区分良莠、辩别正误，揭示美丑，既包括“寻美的批评”，也包括“求疵的批评”。紧接着，他又笔锋一转，交代了他本人的《媒介批评》一书的侧重点：但在本书中，笔者强调的是媒介批评的现实意义，针对的是目前媒介批评中存在的浅薄和俗化的倾向，因此，立论和例证多从批判性思维出发，侧重的是“求疵”的一面。而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中，我们对于“批评”这一概念的认定，还是以“价值的判断”为基本内涵。所谓既包括“寻美的批评”，也包括“求疵的批评”；既有内涵解读，又有意义评判；既辩别正误，也评点优劣。总而言之，正如本人在另一部书中所强调的：“需要特别解除的一个误解是，新闻批评也并不完全是对于新闻现象的否定性批评，即‘批评’一词的含义并非通常的工作与学习中的纪律和道德管理方面的用语。”
2、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的概念生成于西方，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专用词汇来源于英文的media criticism或press criticism。而媒介批评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和媒介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媒介，尤其是产生了可以记录和跨时空传播的媒介，也就同时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然而真正常规化、专业化以及学理化的媒介批评，实际上直到20世纪才正式诞生。一般传播学界的共识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媒介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同时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自律的形式也开始出现。从时间顺序上看，仍然是批评实践先于批评理论。然而，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媒介批评概念起源于西方，而且专业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实践也发源于西方，但是，在西方的传播学名著中却难于找到一个专门的对于媒介批评的定义。即使是在约翰·费斯克等编撰的集中阐释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关键概念》一书中，也没有对于媒介批评的定义和解释，无论是media criticism也好，还是press criticism也好，都没有出现在《关键概念》一书中。
那么，关于媒介批评的概念，还是我国学者最先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刘建明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为媒介批评给出科学定义的。1997年，刘建明教授就在《新闻出版报》上主持《新闻传媒评论学》专栏，从而开创中国媒介批评之先河。到了2000年，刘建明教授出版国内第一本媒介批评著作《媒介批评通论》，其中对媒介批评的定义是这样的：“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其实在此前，雷跃捷教授就在其《新闻理论》一书中将媒介批评定义为：“以传播学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问题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而王君超博士在其《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中对此提出商榷，认为这一定义“没有强调媒介批评的重要功能之一——‘阐释媒介系统的发展方向’”。于是，10年后，雷跃捷在《媒介批评》这部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专著和教材中，又针对此类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审视，进而提出新的解释：“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这个定义被李彬教授评价为：“更加明确，更加突出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当然，王君超博士当年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一书，在曾经对国内外诸多媒介批评定义或范畴分析的基础上，从系统科学的角度为“媒介批评”给出了一个定义：“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而到如今，参照国内诸多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我们将媒介批评大致可以界定为：媒介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价值体系，是专业批评家或普通批评者按照必然如此的价值体系，对大众传媒的传播实践进行的诠释与评价。
在专业领域内，媒介批评和新闻批评又是可以通用的概念。所以在有些新闻理论的教材和专著中所使用的就是“新闻批评”的概念。如：“新闻批评是新闻研究和新闻理论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不同于新闻业务范畴中的新闻评论，新闻评论是以新闻的形式和媒体对社会现象和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包括对于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其本质上还是属于新闻体裁的一种。而新闻批评则是以理论的眼光和研究的方式对于新闻本身的批评。所以，新闻批评并不是以新闻的形式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批评。这是必须从概念上首先要加以区别的。”
从更为严谨的角度来看，新闻批评主要针对的新闻产品以及新闻媒介，而相对来说，媒介批评的所指就稍微宽泛一些。它包括新闻媒介以外的各种现代化的以传播信息为内容的媒介。如电视中的非新闻节目，网络中的游戏、情感交流类的栏目。但是，归根结底，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以新闻及其媒介为主。
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性质与对象
那么，具体说来，媒介批评的性质是什么？而其批评的对象又到底有哪些呢？一、媒介批评的性质
新闻传播虽然号称社会航船上的了望者，虽然也担负着对于全社会各个方面和部门的舆论监督的根本职责，但是，新闻传媒对于自己的使命究竟完成得如何？新闻产品的质量是否达到完全合格？新闻传播各个环节的运行是否符合规律？以及具体新闻个案中的意义是否能够全面准确而又深透地被理解和解读？这就是媒介批评所要介入和解决的一般性的问题。而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在我们的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核心理论指向上，媒介批评的更重要的责任，还是对于新闻传媒贯彻和体现人文精神状况的理性化追问。一方面要从新闻作品的特殊解读入手，考察整个新闻传播内涵的人文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直接关注和监控各个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构成中，传播者的人文思想水准和内在素养。尤其是在市场化媒体竞争的大背景下，人文精神主导下的媒介批评无疑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曾说过“批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
其实，在媒介批评的性质上，我们更不能轻视和忽略的是媒介批评的解读与意义阐释作用。它对于媒介产品的解读，必须能够超越一般性的眼光，在一些内涵复杂或意义潜在的作品中发掘出更为特别的思想文化意旨，从而把握一种更有利的精神走向。
比如有些新闻作品，以通常的眼光来看，也许是很正常、很符合新闻报道规则的；但是，从人文精神的要求来衡量，采用我们的媒介批评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就可能显现出来了。以下面的一条题为《200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4.7％》的新闻为例：
在突出位置用大字标题，甚至是转行标题：“200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4.7％”。这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简直是太常见了。我们往往是用这样的报道来展示各方面的大好形势，表明我们某一部门或某些方面的工作上的政绩，甚至还会认为这样的报道才能鼓舞人心、才能安定人心、甚至才能稳定社会局势。其实，这样的报道说穿了也许只有统计学方面的意义，尤其是把它发表在“大学生”就业专版的头条位置，就更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了。原因是，所谓“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4.7％”，这样的数字对于已经就业的大学生来说没有任何信息价值，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去关心是不是还有就业机会之类问题；而对于还没有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呢？更是得不到什么心理上的安慰。因为对于他们本人而言，在他个人仍然没有得到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的失业率还是100％。看了这样的消息，不仅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好处，而且他们在心理上的压力反而会更大。因为现有的就业率越高，自然意味着还剩余的机会就已经越少。他们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危机感。况且，这样的一篇报道，全文只有200字，却用了一个大字通栏标题，显然看重的是它的最表面的现实社会价值，而其实，从根本上说，如果认真考察这样的报道的实际宣传效果，也并不一定真的能够取得什么很好的社会影响，因为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这无论对于已就业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没能就业的大学生来说，都不会去关心它；另一方面呢，94.7％的就业率虽然很高，可对于一个全国最大城市的十多万大学毕业生来说，这一年当中，仍然无业的那5.3％实际上还有五六千人啊。这不仍然是社会的一大包袱吗？再延伸一下思考，如果这样年年累积下去的话（这还是最好的一年），十几年之后，光这一个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就有多少失业者啊？更不要说全国范围了！这不是更需要我们去加以关怀的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这94.7％的政绩而沾沾自喜呢？所以，如果我们的报道是从对于就业者的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不妨把标题改为：“今年高校毕业生尚有5％以上未能就业。”这样的标题，就不是按照常规套路反映政绩，反映大好形势。而是反映的问题，让人关注的是还有许多年轻人面临就业压力。是一种关心和关怀的立场与态度。
因此，在理解我们的新闻报道时，只要我们能够用批评的眼光，而且只要是从人文精神的境界上，就完全可以在一些很细微的问题上发现其中掩盖着的重要的倾向。我们的新闻已经形成了太多的套路，很多时候不经意之间就落到俗套上，在看似很理所当然的模式化情境中，就忽略掉了“人”的精神，这是必须由新闻批评来加以警惕和避免的。二、关于媒介批评的对象
至于媒介批评的对象，刘建明在《媒介批评通论》一著中，在对媒介批评进行定义性解释时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法：“媒介批评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这样的两句定义性的解释在语言上比较简练，当然也多少有些笼统，甚至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但是，其中的基本意义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关于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中所一再强调的是“解读新闻及媒体”，而且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那么显然，媒介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新闻作品，这是媒介批评的“范畴支点”，而其次，批评的对象当然也包括媒体本身，这也是两句定义当中所一再提到的。王君超在《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一书中也这样谈到：“这里，‘媒介批评’的内涵是‘对新闻传播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外延则包括所有形式的媒介批评，比如现态的、史态的、动态的、静态的、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媒介批评以及社会责任、媒介法制、媒介权利等各方面的批评”由此可见，该定义涉及媒介批评的对象——传播媒介系统尤其是新闻传播系统，包括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产品、从业人员和媒介运行环境等子系统在内的开放的大系统，而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产品、从业人员和媒介运行环境又分别从属于媒介经济中的媒介产品、生产者（传者）和消费环境（受众群及经济态势等）；该定义还涉及到媒介批评的目的——阐释媒介系统发展方向，促进其良性发展。这其中不仅是对其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的评判，更重要的是将完善的理念运用到媒介产品制作、运营管理等各个层面，使之成为自觉的良性循环发展系统。
谭舒、董天策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具体包括：一是媒介产品，特指新闻作品；二是媒介行为，媒介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于此；三是媒介现象，现象与行为的区别在于，现象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突出性，同时还有某种争议的意味；四是媒介性质及其作用。这样一划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媒介产品的批评居于微观层面，媒介现象和媒介行为是中观层面，媒介性质与作用的批评则是宏观层面。
1、媒介产品
这里的媒介产品主要是现象层面的内容，一般指大众媒介生产传播的各种文化产品。主要内容是对大众文化意义和作用的批评。具体包括：对新闻节目的评价与分析，对文艺节目的批评与介绍，对通俗流行歌曲、时装表演、商品广告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对消闲书籍、报刊杂志、通俗读物、电视录像、互联网信息等内容的鉴别与批评等。狭义上也特指对新闻产品的批评。
媒介产品是联系媒介与受众的重要桥梁，对其批评是规模最大、最具成效，也是最普遍的。因为任何一个接触过媒介产品的人都具备对接触对象进行品评的条件，而且当今社会受众对媒介产品的直接反馈成了媒体的一种重要资源。但是受众的这种批评常常浅薄碎片化，因此对媒介产品进行更系统的批评有重要的意义。
李岩认为，对媒介产品的批评首先是对媒介产品注意力的批评。因为媒介产品有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在内容生产传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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