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世民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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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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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王世民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ISBN 978-7-117-22890-9

Ⅰ．①侍…　Ⅱ．①王…　Ⅲ．①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4221号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

著　　者：王世民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邮　　编：100021E - mail：ipmph@pmph.com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2018年5月版 本 号：V1.0格　　式：mobi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2890-9策划编辑：陈东枢责任编辑：陈东枢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作者简介

王世民，男，1935年生，河北省元氏县人，山西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批山西省名老中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医师、主任医师、副所长及附属医院副院长，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兼方剂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西分会理事兼秘书，中华中医药学会微量元素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山西省微量元素学会名誉会长，山西省中医药学会药膳养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西省药膳养生学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山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友会山西分会名誉会长；山西省卫生系列、科委系列及普通高校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药品评审委员，国家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微量元素研究》《山西中医》编委、《中医药研究》杂志副主编、《山西中医学院学报》主编、名誉主编等。系山西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高级顾问，2007年获太原市“名老中医专家”称号。

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先后师从孔嗣伯、白清佐、谢海洲、印会河、刘寿山等。1990年调入山西中医学院，是中医实验方剂学的首创者和开拓者。在临床上提倡方剂辨证，善用补与泻和药膳食疗。编著或参编《中医方药手册》《局方别裁》《中药新用手册》《中华本草》《微量元素与中医药》《生命元素与药物应用研究》《印会河抓主症方解读》等8部，协助整理的老中医著作有《谢海洲医学文集》《谢海洲临床经验集录》，孙华士老师的《幼科金针》《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印会河老师的《中医内科新论》等。先后获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三项，已发表医学论文、译述、实验研究报告及杂论150余篇。1992年获山西省青年科技奖伯乐奖。

徐序

王世民教授系我校第一届毕业生，是山西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省首批名老中医，我国著名的中医方剂学专家，因在中医药学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故早从1992年起就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先后担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及附属医院副院长，山西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在我国实验方剂学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早年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期间，王世民教授曾受我校建校初期许多著名中医大师的教诲，并跟随他们临证实习，深得这些名医大师的真传，颇有心得累积。工作期间，王世民教授曾将这些真传心得整理成《侍师医话》，凡10篇，连续发表在《山西中医》上，受到业界，特别是初入中医之门的许多晚辈学者的欢迎和好评。

现在，王世民教授年已古稀，也已成了后来学者值得尊敬的师长。在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他将自己从师的这些真传心得整理成《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一书，并交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纪念母校60周年生日的礼物献给母校，既继承先贤之智，又启迪后来之学，深深为之感动！于是写出如上一些话，是为序！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2016年6月27日

吕序

汉·扬雄云：“师者，人之模范也。”忆20世纪60年代初，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随施今墨、秦伯未、祝谌予、

刘渡舟

近幸得睹同窗好友——我国中医实验方剂学创始人、山西省著名中医临床家、方剂学家王世民师弟所著《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书稿。细细读来，有如时光倒流，重侍诸师之傍，又恩耳提面命；其中个个趣事、所录医案，生动活泼，犹如当时场景再现。不由得心花怒放，难以释卷。“师道立则善人多”，王世民教授，余北中医同班同学，曾与余共游学于诸师门庭，嗣后，又一起并肩支援山西建设，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所（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再后来一并调入新成立的山西中医学院。细数至今已有60年。其治学精勤，渊博务实，著作等身，临证善于独辟蹊径，确为现代中医学者之楷模。其精诚著此书，可解余之憾矣！“疾学在于尊师”。中医璀璨流传数千年，优秀的师承授受方式在学术传承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那个时代宗师们的

致敬

自序

2006年，我接受《山西中医》原副主编任光荣主任医师的嘱托，曾把笔者在北中医（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下同）跟随中医老前辈学习、临证时的临床经验、心得体会以及一些人文轶事，乃至只言片语，不拘一格，收集整理成《侍师医话》，凡10篇，连续发表在《山西中医》上，反映还不错，还受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陈东枢编辑的关注，希望笔者修润充实，汇集出版。因为时间已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先辈师长，不少都已作古，就连我自己也加入了“年已古稀”的队伍中，当年的寒窗好友，也都是天各一方，谁都是“自顾不暇”地奔忙，难以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一直拖着未完成任务。“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在这时，山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张鹏鹏大夫前来救援，自愿帮助。张君是在我院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又攻读了武晋教授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同时又得到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系门九章教授的悉心栽培，旋入山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且受到了中医科主任的青睐。张君在我院读书期间，就是学生社团的“记者”，也是《新中医青年》的编辑之一，聪明伶俐，甚为活跃，与彼时做《新中医青年》顾问的我交往已久，一直未中断联系。在张君的帮助下，我绞尽脑汁追忆，查阅了相关的资料、笔记，并将收集到的资料、照片等做了些整理补充，但是由于这些资料来源不一，写作的时间已久，体例文字的多少、长短更不统一；另外，因为有些内容是我随师襄诊时的感想或体会，有些是为了论证老师的某些思维方式或用药经验而征引了某些文献写成的，可能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老师们的意愿，甚或难免有有悖师意的地方，但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老师的高见卓识，更是绿叶托红花之意，并非掠他人之美也，很可能还有画蛇添足的东西，故权曰《侍师医话附余》，虽然基本上泾渭分明，但如有混肴或错误则罪不我贷，在此向已仙逝师长的在天之灵谢罪。今将付梓，遵照陈编审意见，定名《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似更妥切。

本书共收录了16位老师，按姓氏的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其中11位是北中医的老师，3位是在北京同仁医院毕业实习时的带教老师，

白清佐

刘寿山

陆石如

回顾这一工作，首先应该感谢《山西中医》任光荣副主编及人民卫生出版社陈东枢编审的策划和支持；今又蒙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教授和同窗学长、国医大师吕景山教授赐序，还有北中医图书馆邱浩先生提供有关资料以及鹏鹏贤弟的悉心帮助，才得以顺利脱稿。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忱！山西中医学院拙医　王世民2016年1月3日白清佐

白清佐（1889-1967），字辅臣，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思西村人。白老出身于中医世家，五世以中医为主。他秉承家训，15岁从师学医，私淑黄元御、傅青主之学。18岁即在当时太原市多家药店坐堂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太原市第十四联合诊所。1957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成立，时值白老年过花甲，却欣然应邀，在临床研究室工作。白老既有家传又有师授，学术上深入堂奥，于内科、妇科杂病，皆所擅长，有胆有识，善用大剂附、桂、参、芪，屡起沉疴，享誉三晋，是山西省“四大名医”之一。

白清佐先生是我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期间的老师。1962年，我从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临床研究室。次年初，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曾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健康报》总编）何高民先生，指令我去做白老先生的徒弟，继承、整理白老的临床经验，并叮嘱要虚心学习，及时总结汇报。自此以后，我得以荣幸地侍师襄诊，开始了我临床医师的生涯。当时的临床研究室实际上是临床各科的一部分，我按时在白老的门诊时间侍师襄诊、抄方，记录病案。病人多时，白老让我单独处理病人，大概病人也看得出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满脸的不愉快，甚至声明“我要找那个老大夫看”，白老一方面向病人解释，指着我说：“人家是北京毕业的大学生，是我的新徒弟，让他先看看，记病历”。这自然是给了我锻炼的机会，也是对我的鼓励和安慰。至今仍时常想起白老和蔼的笑貌和谆谆教诲，倍感亲切，尤其是当初分配至山西刚开始工作，是白老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1962年第一版2013年第二版

白清佐老先生可以说是位纯粹的临床家，行医半个多世纪，几无著述。1962年由陈重光、李长普整理其临证医案40余则，集为《白清佐先生临床经验辑要》，次年由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内部印行。2013年受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领导之嘱托，经笔者校阅，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一、脾湿肾寒说与附子

白老临证诊病，于五脏非常重视脾肾，于六淫特别注意寒湿，故经常倡导脾湿肾寒之说。他说：“脾为阴土而主升，胃为阳土而主降，乃一身之轮轴，升降之枢纽。脾自左升，肝肾随之，清阳得伸，故肝肾不郁；胃从右降，心肺随之，浊阴得降，故金火不炎，肾气不寒，五脏六腑皆受其荫，十二经之气始能通行上下左右，上清下温，阴平阳秘，是谓平人，所谓脾胃为“后天之本”，盖即指此而言。反之，若脾湿肾寒，则轮滞轴停，脾不升胃不降，阴阳乖戾，五谷之精气不能运达全身，五脏六腑必受其殃，大病将至矣。然脾胃之左旋右转，升降上下，又必须借重于肾气，犹如机器之轮轴转动，必赖锅炉之火气推动，火气微，则轮缓；火气灭，则轴停。《难经》曰：“肾间动气者，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即是此意。基于此，故论“治疗之法，舍温肾健脾，别无良途。”并引证黄元御之语：“泄水补火，抑阴扶阳，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无妙于此。”脾湿肾寒说大概就是白老善用大剂附子的理论根据。附子是临床上的常用药之一，尽管古今医家都认为该品有毒，但确是温阳救逆的要药，更是“火神派”扶阳补火的首选药物。附子可谓最有用也最难用，虽有“虎狼之药”的恶名，但白老临证治疗内科、妇科病，常用附子而获良效。对此，我曾于1964年撰成《侍师医话》一文，发表于《山西医学杂志》。白老尝谓：“附子者，附乌头而生，如子之附母，子食母气，以之得气最全，故名附子，以川产者为佳。近世医家，每惑于《本经》辛温大毒之说，视如蛇蝎，终生不敢用，孰不思所谓“毒”者，正所以起沉疴而能疗疾者也。观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用附子者二十有三，其中生用者即有八方，仲景尝因附子有毒而废用乎？附子之用，上治心肺，中治脾胃，下治肝肾，无处不到，要在配伍得当，用之有法耳。”关于附子的配伍应用，约略有以下数条：附子配鹿茸，补阳填精，阳痿滑泄者宜；附子伍肉桂，补火力强，以治阳衰肢厥；附子配干姜，温中调脾；得肉豆蔻温脾燥湿，涩肠以止泄；附子配参、芪，大补中气，劳损虚疲者，参芪重用，其效尤著；附子配半夏，温中降逆，寒呕能已；附子配桂枝、白术，温经通络，善逐寒湿痹痛；得元胡、木香，温肾暖肝，以疗疝痛；附子配当归，温通血海，冲任虚寒不调者宜；尤妙在附子配腊茶，寒热并用，清热助阳，对于内真寒外假热，阴盛格阳证，每奏奇功。先生用附子，强调两点：一曰认证，凡确属三阴寒证，阳气衰微，脾湿肾寒者，必用附子；二曰知附子之性，附子大辛大热，能破阴回阳，生者宜于驱邪，熟者补虚为佳。凡阴寒弥盛，地气盖天，阳气竭绝之寒证，必用附子。当阳微欲绝，神去魂存之际，非唯用附子，且当用生者，而用量重在一两之上为宜。先生引用张寿甫的话说：“附子久久炮制，真性几于尽失，附片二、三钱，犹不如桂枝三、五分。”先生临证常用附子，初用量小，继则增大，遇阴寒重证，附子之用量辄以两计（30g），甚者用至3到4两，并伍大剂姜、桂，极见功效。

白老曾用大剂附子治一寒厥重证。李某，会计。患伤寒，四肢厥逆，昏不识人。诸医皆谓邪入心包，热深厥深，投以辛凉苦寒之剂，非唯不效，且日益加重。其妻邀先生诊治，观其面灰舌淡，牙齿清润，小便白而失禁，四肢厥冷如冰，脉沉微欲绝，询知前医皆用寒凉之品，于是断为寒厥，当用附子姜桂，补命门，回阳救逆，急以生附子60g，干姜、肉桂各15g，甘草9g，加水久煎，缓缓服之。一剂尚未知，两剂则神识少清，四肢能动。阴邪开始溃退，于是易生附子为熟附子，又服三剂后，神清肢温，病势大减，继以温调脾胃之剂，调理月余而愈。白清佐先生处方真迹

对于溃疡病虚寒型胃脘痛，白老也常以桂附重剂治之。前山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金同志，在接受白老的治疗后，极力称颂白老医术之高超。前山西省王中青副省长是知识分子出身，也是比较爱挑剔的，他患糖尿病，也常请白老到其家中诊治，我曾多次随白老出诊，王副省长还让我给他摸脉，考问我他的脉象和病情，并连连称颂白老用药上胆识超群，不落俗套。

看来世界上处处有“阴阳”，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用药上也一样，有喜用善用温热之药附子者，也有喜用善用寒凉者。我在北京的老师孔嗣伯先生就是善用寒凉之石膏者。总的来说，孔门对于石膏的认识是凉而微寒，举凡热证，即可放胆使用，并无偾事之虞。以上两位老师在用药上一热一寒，各有所宗，并取得了良好疗效而名噪一方，究其因，他们均是遵循“辨证论治”的中医药学基本原理，善学巧用的结果。如果说他们都是各有“偏执”，似也并非是诟病，按我的理解，所谓“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长，恰如中药的药性有寒、热、温、凉、平之别一样，中医正是利用这种药物的偏性以矫治机体的阴阳偏颇，使之恢复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也就是说这种“偏”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偶然性中寓有必然性。某些人指责中医的疗效不足信，既没有对照，更不用说双盲了。然而千百年来，中医虽没有“现代化的医院”那样有足够统计学处理的病例报告，却总结出了中医药的理论，始终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认为侍师襄诊，学其“偏”可也，然不必尽执其“偏”。

实际临床上白老不独善用大剂温热药，也不废寒凉药，如性寒清热的金银花，用得也是得心应手，例如治疗乳痈就喜用傅青主的银花白酒饮，尝谓：乳痈者，多为肝胃郁热，气血壅滞，以致乳络阻塞，发为乳痈，未溃者属邪实，乳房红肿疼痛，寒热交作，头痛胸闷，骨节酸楚，脉弦数。宜用大剂银花白酒饮（银花240g、白酒240g，水煎服），可期速效。或者以为用量过大，然初期毒盛邪实，实非小剂可得而济也。而且金银花不独清热解毒，其性亦补，为治痈最善之品，白酒温散善走，能引药力直达病所，二味和合，药专剂大力强，对初期乳痈，体质壮实者，内消神速，诚良方也。二、治带下用无名异

带下者，其义有二，广言之，乃妇科之通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带下医”可征。其二即指妇女带脉为病。白老治妇科病，不论胎前产后，皆宗法于傅青主。如对带证的论述，尝谓：“带虽有白带、黄带、赤带、青带、黑带之分，但总不外脾、肝、肾三经受损，带脉失约，湿邪为患”。因而采用傅氏完带汤疏肝解郁，健脾除湿，颇多效验。

对于治疗子宫颈癌的带下绵绵，或黄或白，犹如败卵，腥臭不可近，腹痛下坠等，以傅青主完带汤加土子、海螵蛸、桑螵蛸等化裁。土子即无名异，这是一味很不常用的药物，又名黑石子。现代化学分析得知是一种结核状锰矿石，主要含有二氧化锰及铝、硅、铁等20余种元素。性味甘平，有小毒。功能化瘀、消肿、定痛、燥湿生肌。主治跌打损伤、出血、瘀血肿痛等症，以外用为主，但一般药店不备。匠人用以煎炼桐油，涂漆器物其干甚速，可证其燥湿之力大矣。白老说该药善收湿气，每用土子30~60g，煎汤代水使用。另外，《本草纲目》载有一治消渴方，即用无名异30g，黄连60g为末，蒸饼丸如绿豆大，每服百丸，以茄根、蚕茧汤送下。值得注意的是，此方重用黄连和蚕茧。据报道，近年来用于治疗糖尿病有效，尤其是黄连，广安门医院的仝小林主任医师颇多经验，并备加推崇，因而此方可供临床参考。三、温肾助阳服硫黄

矿物药硫黄，白老也有论说：一般把硫黄当作一个外用专药，是杀虫燥湿、止痒的药，如治疗疥癣等皮肤病确有良效。其实亦可内服，有壮阳补命火之功能。民国初年的名医张锡纯也最善用生硫黄内服，在其大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服硫黄法”专篇，治疗多种虚寒性疾病。盖因硫黄乃补虚助阳之圣药，服桂附不效者，须服硫黄。它能补命门真火，消沉寒痼冷，壮阳道，还能纳气平喘，对老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之便秘或五更寒泻都有功效，每次服1~2g。阳虚之体常服硫黄，到老年时有助维持身体健康。白老也常服含硫黄的半硫丸，当时已年届古稀，仍然精神矍铄，腿脚灵活。由于硫黄能杀虫抗菌防霉变，并使某些中药材增白改善品相，所以中药行业一直用点燃硫黄熏蒸某些药材，是药材加工、贮藏养护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技术。由于硫黄有小毒，近年来多次进行“封杀”，实际硫黄虽有小毒，但中医一直在用，甚至迄今国内外食品行业也仍在广泛应用。据报道，至少在葡萄酒、啤酒、蜜饯、食糖、粉丝等10余种食品中都还使用，只是规定了严格的残留量罢了，而且2010年版《中国药典》还有收载，每次用量达1.5~3g，似也未明令禁止用硫黄熏蒸药材。更进一步说，是药就有毒，有些药品也正是利用其毒来救治疾病的，典型的例子就有雄黄衍生的亚砷酸注射液以治疗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不仅中国人有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收载使用。我看对硫黄的使用也不要采用“因噎废食”的手段为好。话又说回来，硫黄毕竟是有毒的，药理研究表明，硫黄内服可产生硫化氢，刺激肠壁促进肠蠕动而起缓泻作用，故对年高阳衰的便秘有效。但硫化氢是一种神经毒物质，还可抑制某些酶活性，而且未经净化炮制的硫黄常含砷等有毒物质。因此，内服硫黄仍应谨慎。四、镇静安神配磁石

磁石是较常用的中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古人以其能吸铁，“如慈母招子”，故名。磁石因其有吸铁的磁性而在中药书中也叫灵磁石、活磁石、吸铁石，失去磁性者为死磁石，并且认为有磁性之活磁石为上品。本品在矿物学中属于磁铁矿矿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入药应火煅醋淬，捣碎入煎或研粉水飞使用。其性咸寒，归肝、心、肾经，功能平肝潜阳，镇惊安神，聪耳明目，纳气平喘，常用于治疗惊悸失眠、耳聋眼花、头晕目眩等症。如《备急千金要方》的磁朱丸，就是一个含有磁石的经典名方。白老临床上常用于失眠、多梦、热在心胃两经的狂躁证。后者常配伍清泻心胃火热的黄连、黄芩、大黄等，用磁石咸寒重镇之性以镇心安神，收效甚捷。磁石对于神经衰弱一类的失眠、心悸、怔忡等有效，对于风湿性心脏病的心动过速也有效验。我师其法在临床上用炙甘草汤加磁石、仙鹤草等，治疗心脏病的心律不齐、脉结代，磁石用60g，仙鹤草30g，滋阴活血，重镇心神，对心律的调整似有一定的作用。

矿物类的中药，由于质坚硬，必须认真地加工炮制，方能使之粉碎，便于计量和制备汤丸散诸种制剂，且能提高疗效。据现代研究，磁石的含铁量很高，约为72.4%，经火煅醋淬后，能促进铁的溶出量，提高铁的补血强壮和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作用，发挥中药镇惊、安神之功。有文献报道，磁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镇惊、抗惊厥，与异戊巴比妥钠合用，能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还能拮抗士的宁引起的惊厥，延长其惊厥的潜伏期。另有文献报道，磁石中主要成分是铁，但尚含有少量的砷，经测定，生品中砷含量比炮制品高11倍，说明炮制后可以除去或减低其毒性，是一种有效的减毒增效方法。含此类药物的中成药，如磁朱丸、耳聋左慈丸等，空腹服用常引起“胃痛”等不适，宜餐后即服，可減少或减轻胃痛的副作用。

方鸣谦

方鸣谦（1910-1987）老师是北京中医学院开院的四位元老之一，原籍山东省掖县，8岁随其父伯屏先生来京，其父原名金城，晚清末年，为生计随姑父来到北京某饭庄学徒，好学不倦，服务热情，受到常来就餐的太医院医官的垂青，后被医官赵云卿收为弟子，赐名伯屏，以与赵老先生之子赵树屏排在一起（赵树屏也是北京名医，解放后曾任卫生部中医司副司长），勤学苦练，习医有成，遂悬壶济世。方老师幼秉庭训，勤奋好学，研读岐黄，兼涉书画金石，20岁时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市中医师资格，解放后参加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了西医，1956年应聘于北中医任教。方老曾先后担任学院内科及外科教研组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方老家学渊博，医术精湛，内外诸科咸能，其敬业精神至诚感人，当时给我们讲《内经》，既无教科书，也没有现成的讲义，先生经常凌晨三点起床，以冷水揩面，披衣备课，讲授认真，众誉啧啧。课下辅导，讲述家史及自学之艰辛经历，常以令尊大人自行刊印的《医家秘奥》指点迷津，是深受师生敬佩的开院四老之一。一、厚朴破气宜慎用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方老讲解关于厚朴的效用，方老对此药颇有微词。他认为，该药性燥烈，破气之力大，用之不慎则伤元气，并说有一妇女，服用厚朴因破气太甚，元气暴脱，遗尿而亡，故厚朴之使用要慎之又慎，必要时可选用“次厚朴”减缓破气之力，不致偾事云云。我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前身）临床研究室任研究实习员，该所有位名老中医王雅轩副所长，每遇胃纳不开膨闷胀饱之症，常用厚朴等药，动辄每剂用五钱以上，效果颇佳。他认为，厚朴对于消化不良的胃纳呆钝，脘腹胀满最为有效，不伤正气。

玩味此二老之经验，可以说是距离甚大。据考，厚朴为木兰科植物厚朴的干燥树皮或根皮，性味苦温，一般认为是理气的常用药，能燥湿、下气、除满，对于胃肠道疾病如肠炎、痢疾以及消化不良的纳呆、脘腹胀满等症有效。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似是一个胃肠动力药，能促进胃肠蠕动，与枳实、大黄伍用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等，都能通导大便，治热结便秘或某些急腹症如肠梗阻等有效。2002年出版的高校教材《中药学》，厚朴未列入理气药中而是列入燥湿药这一章里，与藿香、苍术等同类。如是看来，厚朴的作用似也不算峻烈，视为开胃、消胀满、助消化的药似也并不为过。方老秉性谦和，为人温良恭俭让，以中和为贵，在用药上对常与“冲墙倒壁”（龚廷贤《药性歌括四百味》语）的枳实相伍的厚朴，焉能不慎哉。二、补中益气汤治咳嗽

同窗好友戴裕光，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教授、主任医师，全军十大名医之一，据其介绍，方老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咳嗽神效。20世纪50年代，其高堂老母，病咳嗽有年，敬请方老高诊，询问病史，久咳肺脾气虚，阴液耗伤，乃书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罂粟壳，两剂而痊愈，阖家惊喜，而后对补中益气汤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总结临证经验指出，大凡正虚为主，或兼夹实邪或不兼，皆可加减使用，疗效显著。

众所周知，补中益气汤是金元四大家李东垣的杰作，后世医家广泛采用，加减化裁，均有很好的疗效。我在太原的恩师白清佐先生也是善用该方的高手，师兄李长普大夫，在20世纪60年代曾就白老在内科、妇科、外科和儿科方面应用该方的临床经验总结为20条。我在临床上也用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虚乏、推动肠腑运转乏力的便秘和气虚外感的病证，确有效验。中气虚的便秘主要抓住患者面色黄白，少气无力，排便艰难，用不上力气，用补中益气汤加胡麻仁、火麻仁补气润肠，便秘可解。若大便先头硬结难出，随后则便稀，我恒加生山药和全瓜蒌，其中全瓜蒌用量要大些，一般需要30g或以上。瓜蒌甘寒，滋润滑肠，不伤胃气。对于气虚外感，白老的经验是补中益气兼以疏解风邪，药用桂枝、苏叶和羌活。我的体会是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大人参（今用党参）的用量，人参能大补元气，元气充足可以鼓邪外出，也可固卫使外邪不可干，《汤头歌诀》里的“亦治阳虚外感因”，我看就是这种意思，当然在该方之中黄芪也有此功，两者相伍，更是相得益彰。因此，笔者还认为人参可能还有它的次生作用—充实表里以定痛。如桂枝人参汤、独活寄生汤里用人参，即是取其补气充实以定痛之意。《药性歌括四百味》中的“调荣养卫”可能就是指它能化生气血，气血充足则流通于全身，营卫调和，通则不痛矣。

方老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在外科、皮科、妇科亦有专长，早年曾任内科教研组长兼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学兄王沛教授是方老的高足，从20世纪60年代起，跟随方老一起在东直门医院学习工作20多年，由于方老医术高超，使该院外科治疗脱疽（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颇为出色，深受病家和同道们称赞。三、验方治阳痿

有一天，在解放路新华书店太原书城，随便翻阅，无意中惊喜地发现《验方新编》中治疗阳痿的方剂中有一个“千口一杯饮”。何以惊喜？那是50年前的事了，当年在北中医读书的时候，曾听说方鸣谦老师有一个治疗阳痿的验方，好像是叫千口饮，具体名字记不清了，更不知道其组成及用法。从这本书中的“千口一杯饮”与前述的方名很相似，治证也相同，但是否就是方老师所用的那个方，不得而知，也无法考证了。兹将该书有关千口一杯饮的内容抄录于下（原书84页），供做参考。

阳痿，阳物软而不举者是。千口一杯饮：此方专治阳痿不举。一杯做二三百口饮，缓缓饮之，能生精养血，益气安神，其功不可尽述。高丽参（好党参亦可）、熟地、枸杞各五钱，沙苑蒺藜、淫羊藿、母丁香各三钱，远志（去心）、沉香各一钱，荔枝肉七个。上药浸入好烧酒二斤，三日后，蒸三柱香久，取起，浸冷水中，拔出火气，过二十一日饮之。

从这个方的名称上看，似是方老所用的方子，从药物组成上看也应是一致的，但用法用量不够详尽，更不知“一杯做二三百口，缓缓饮之”如何作解。在临床上我曾按药物处方，给患者泡酒饮用，疗效似乎并不神奇。当然少数几个病例，难做定论，有待更多的人试验观察了。

胡希恕

胡希恕（1898-1984），又名胡禧绪，汉族，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是我国近代著名中医经方临床家、教育家。被日本中医界赞誉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胡希恕青年时拜清末进士、名医王祥徵为师学习中医。1919年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大学毕业后，1924年至1927年曾在沈阳县立中学、辽阳县立中学、辽宁省立中学任英文教师。1928年至1935年任哈尔滨市电业公司会计股股长、特别市市政局事业股股长、市政公署营业股股长。日本侵略中国，拒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无奈悬壶行医。解放初期，曾邀陈慎吾、谢海洲老中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做为中医教育试点，开设北京私立中医学校，系统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内经》《温病》等。自己主编教材，曾著《伤寒论释义》《金匮要略释义》《温病条辨评注》《伤寒金匮约言录》等书。直至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先后培养学员近千人，填补了中医教育这一阶段的空白。1958年调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仍孜孜不倦于教学、讲座，指导留学生考察团。其经方研究成就，已由其弟子整理成册，计有《经方传真》《伤寒论传真》《金匮要略传真》《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胡希恕伤寒论通俗讲话》《胡希恕讲〈温病条辨〉拾遗》等书出版。

北中医附属医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开诊，大概是在1958年。我们北中医的第一届学生从北门仓胡同搬迁到这里也是这一年，附属医院开诊后，我们临床医院见习就在这里开始了。我记得第一次穿上白大褂，坐在老师旁侍诊，老师就是经方大家、《伤寒论》大家——胡希恕先生。他研究《伤寒论》数十年，对《伤寒论》的条文熟悉得很，真能倒背如流，在临床治病也最善用“经方”，而且常常是原方、原药、原剂量。说话时东北话口音浓重，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点。一、治肝炎不离柴胡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肝炎病广为流行，门诊上此病甚多，除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外，更多见的是无黄疸型的，不论有无黄疸，胡老师认为其病在肝（经），而肝脉布两胁，故柴胡用得很多，几乎是每方必用。一般来说，黄疸型属阳黄证，以茵陈蒿汤为主方，伴大便秘结者，常合大柴胡汤化裁，而无黄疸型临床见症多是胸胁痞满，肝区（胁肋）痛，胡老常用疏肝和胃，以消痞满，活血祛瘀的方法治肝区痛，常用方是四逆散合当归芍药散化裁，疗效满意。病人很多都是来请胡老诊治的，胡老就是治疗肝病的专家了。二、吴茱萸治巅顶头痛

其实胡老不仅是肝病专家，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也是翘楚，更是善用经方，所以人们都称颂胡老是“经方大家”，其高足冯世伦教授继承了胡老的衣钵，发扬光大，影响益加深远，功不可没。胡老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茱萸和吴茱萸汤的应用。中药学中明确记载，吴茱萸味苦辛，性热，有小毒，是临床上的常用药，功专温中散寒、降逆止呕、定痛，代表性方剂是《伤寒论》的吴茱萸汤，主要用于肝胃虚寒、浊阴上逆引起的食后泛呕，吐酸水或泛痰涎，脘胁疼痛等症。说真话当时对中药和方剂其实都是一知半解，更不晓得辨证论治和临床的实际应用，胡老师则常用此方治疗巅顶头痛。按教科书的记载，藁本、蔓荆子是治疗巅顶头痛的专药，何以用吴茱萸呢？胡老的解释是《伤寒论》第378条，明确指出：“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盖因肝脉布胁肋，上入巅顶，肝寒浊气上逆的巅顶头痛，自当用温肝降逆的吴茱萸汤了。这句话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因为胡老教我辨清了藁本、蔓荆子治疗外感风寒巅顶头痛与吴茱萸汤所主治头痛的不同。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讲中药、方剂课，总要把这点给学生和徒弟们交代明白。三、黄芪“生肌”治溃疡病

消化系统的溃疡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也是临床上的多发病、常见病。胡老认为溃疡病就是在里的“阴疮”，若论治疗应与发生在肌表的疮疡是一样的，由于脾胃主纳谷，是五味之海，每天都要吃饭饮水，再加上冷热杂进，对溃疡面的刺激不可避免，使溃疡难以愈合，所以胡老主张选用《金匮要略》治疗虚劳里急的黄芪建中汤。黄芪能益气、生肌长肉，是《药性歌括四百味》的第二味药。笔者虽然没背诵的硬功夫，但还是能把“黄芪性温，收汗固表，托疮生肌，气虚莫少”原封不动的背下来的。在给学生讲课时，这一点我总像“二道贩子”一样，反复强调黄芪生肌长肉的这一功效。

溃疡病的治疗，

秦伯未

孔嗣伯

孔嗣伯（1933-2011），又名祥珊，出生于北京，中国近代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子，15岁即随父学医，深得其真传，又先后从师于萧龙友、汪逢春等诸位名家，长期从事中医教学及临床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科研经验，精通中医内、妇、儿科，擅长于温热病、心脑血管病、肾病、消化系统疾病、整体辨证治疗眼科疾病及肿瘤等内科疑难杂病。孔嗣伯继承并发展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学术思想，采用自成一家的辨证方法，辨证论治多种疑难杂症，并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孔门家传方药，极具临床价值。其著述已见的有《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刊于《中医杂志》1962年7、8两期），另孔伯华手著《脏象发挥》，孔嗣伯参校辑注初稿早在1962年已完成，但尚未见刊行本。

大学毕业前夕，我被分配到北京同仁医院进行毕业实习，带教老师之一是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先生的哲嗣孔嗣伯老师，我有幸忝列门墙，侍师襄诊。先生承继孔太老衣钵，专注解惑、授业、传道，提携后学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1962年夏，我离院返校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前夕，先生将《四部备要》一部和孔太老手著《脏象发挥》一书中《命门辨》一章，亲手用毛笔抄录，装订成册，并题词，赠送予我。孔嗣伯老师赠送孔太老手著《脏象发挥》中《命门辨》一章的抄本及赠言孔嗣伯老师赠送的《四部备要》

潇洒流畅的字体，精巧美化的装帧，迄今我仍以“珍本”保存在书橱中，每遇同道挚友来借书，尝以此“炫耀”。毕业后离京到太原，已50余载，遗憾的是我侍师襄诊时间尚不足一年，更遗憾的是我生性愚鲁，学而不敏，对恩师的学术和经验不能“尽得其传”，甚至所知者百不逮一，颇感汗颜。一、脾湿肝热说

孔嗣伯老师再三讲解孔太老临证特别注意湿与热，并征引其教言曰“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来由，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所困矣，当今医者不可不查……”。所以，孔门用药多为清凉疏解之品，茯苓、猪苓、生石膏、黄连、黄芩、旋覆花、代赭石、栀子，以及诸生鲜药—鲜藕、梨、鲜石斛、鲜石菖蒲根等，未见用附子、肉桂、干姜、黄芪、党参之类，大概就是基于重视脾、胃、肝的病理生理学认识，脾恶湿，而胃、肝易于积湿生热，两者相杂，则百病丛生矣。

孔门的此种认识，在今天亦很有意义。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上西化明显，饮用酒类及高糖饮料已成为风气，肉类食物、油煎类食物习以为常，这些饮食必然影响脾胃运化功能而生湿，湿盛则生痰，郁而化热，遂成孔太老指出的“脾湿肝热证”。验之于临床，确知其言并不谬。观今日大腹便便的“发福”者，大街小巷处处有之，青壮年中的白领及某些特殊人群，患脂肪肝者颇多，盖由膏粱厚味摄入过多，酒糵不节而聚湿生痰化热所致。临床上，本孔师之意，诊为脾湿肝热，师其法而不拘其药，投以防风通圣丸施治，多有效验。二、孔门特色用药（一）石膏药性辨及用法

石膏是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也是金石类药物中应用最广泛的品种之一。临床上应用最多最广的是清热泻火的生石膏，经煅烧后称熟石膏，其性变为收湿、敛疮生肌而专供外用，通常说石膏系指生石膏而言。石膏常用而用途又广，因此善用者盛赞之，不善用者则多有诟病，称其质硬而重难于消化吸收，性又大寒有损阳败胃之虞。石膏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钙（CaSO·2HO），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42及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药学》教材，皆称其性味甘、辛、大寒，功能生用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煅用敛疮生肌、收湿、止血。按照中医理论，寒凉药大剂量使用常有损阳败胃之弊，因此有的医家为避其寒凉之性，主张火煅后内服。清末民初中医大家张锡纯反驳说：“石膏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煅用之，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竟将痰火敛住，凝结不散，用至一两即足伤人，是金丹变鸩毒也”。又说：“且尝历观方书，前哲之用石膏，有一证用至一斤者，有一证用至数十斤者，有产后亦重用石膏者。然所用者皆生石膏也。”

众所周知，孔伯华老先生是京门最善用石膏者，故有“石膏孔”之美誉。孔嗣伯老师继承了孔太老之衣钵，认为石膏是凉而微寒。考《神农本草经》，石膏列于中品，称其味辛微寒，确非现行教材之“大寒”，功能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等。医圣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用石膏者有11方，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用石膏者多达207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尤其是明清以来，温病学派兴起，遂成为阳明气分实热证的首选药物之一。孔师认为，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吐四处着眼。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燥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此乃针对烦、躁之用石膏者也。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是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此乃针对渴而用石膏者也。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以半夏与石膏为伍，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其汗出而喘；此乃针对喘满而用石膏者也。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此乃针对呕吐而用石膏者也。孔师深谙石膏之疗效，认为其质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肌表而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热邪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过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为胜。所以孔师坚信：“石膏一药，遇热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可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

对于石膏的外用，张锡纯有言曰：“石膏生用之功效，不但能治病，且善于治疮，且善于解毒。”考今日论石膏生用者，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还是《中药学》高校教材，其意均是生石膏只作内服，不供外用；而煅石膏仅供外科疮疡、湿疹等皮肤病撒敷之用，已成定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九一散即是由煅石膏90g，红粉10g组成的一个专供外用方。考清代许楣校刊的徐批《外科正宗》收有九一丹一方，药由生石膏9分，白降丹1分组成。此刊本刻于咸丰10年（1860年），虽非明代原著《外科正宗》之方，似也可说明生石膏外用“古已有之”，也就是说生石膏并非是专供内服的专利品。所以然者，盖因生石膏配伍丹药外敷疮疡，取其清热解毒之功，并缓减丹药燥烈之性，保护正常组织不受丹药之刺激和腐蚀。如是说来，这似有悖于前述生石膏应用之常理了。关于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医杂志》对此有张厚熙、邹铭西、孙启明等曾撰文做过些讨论。邹铭西称，按朱仁康老中医的经验：“凡是配合拔毒去腐外用药（如红升丹）则常使用生石膏，生者取其清热作用，嫌煅石膏性黏滞，不利排脓。这与传统一律外用煅石膏者不同。”并说“此方已应用20余年，我们体会，在拔毒提脓方面，生石膏外用其效果似要比煅石膏稍好些……”云云。孙启明也指出：“生石膏外用，古已有之”，并指出《外科正宗》《外科大成》《医门补要》及《疡科纲要》等书几个配方以证之，还结合他自己的临床经验指出：“生、熟石膏的区别伍用，就是基于病变需要而制定的”。生石膏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作用。熟石膏有护膜制泌，生肌长肉的作用。若疮面焮热红肿，火毒炽盛，顽肉不化，而升丹性热，以火蚀肌，烧灼津液，致疮面干涸；配伍生石膏可清其热，并纠正升丹之偏，促使顽肉溶解，腐脱新生。若腐已脱，疮面净化后，使用熟石膏可加速愈合，但不可掺用（药）过多，因收涩（吸水）太甚，造成疮面干涸结痂，痂下再次蓄脓。故疮面脓腐未净时，绝不可用熟石膏，否则，不利于排脓，有遏毒之弊。

石膏的应用，验之于今日更为壮观。如近代以善用大热药附子而享誉中医界的祝味菊先生，用石膏与附子相配，治疗某些热病而获良效。已故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对于糖尿病日久，阴损及阳者，用六味地黄汤加石膏、附子治疗，消除口渴有效。石膏与附子配伍而用，虽非临床治疗之常法，但在文献及实际临床上并非罕见。（二）巧用鲜药

孔门不仅以善用生石膏而闻名于海内外，而且也最善用鲜药。所谓鲜药是指随采随用，鲜活的药用植物或动物，不经复杂的加工炮制，只要洗净泥沙，除去非药用部分，即入剂使用。这类药物具有升清之气，鲜活质嫩，汁液充沛，香气足，味纯正，最能保持鲜品的天然性能，是治疗热病不可或缺的佳品，一般认为它的疗效高于其生品或干品。如孔门常用的鲜石菖蒲根，辟秽除痰，芳香开窍，非干品所能替代。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三位京城名医，也和孔师一样，喜用鲜药，南方诸名医大家亦同样善用鲜药，其理大概都基于鲜品的疗效高于干品。据笔者统计《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医家丛书·孔伯华》一书的神志病中，共收29个病例，36张处方，有17个处方使用鲜药，品种有鲜藕、梨、鲜石斛等十几个品种，由此可见一斑。

临床应用鲜药治病，源远流长。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大概尝的都是鲜药、鲜草。最早的医籍帛书《五十二病方》及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都有使用鲜药的论述。至今仍常用的生姜就是常见不怪的鲜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附方1万多条，几乎有1/10的方剂配用鲜药。随着温病学派的兴起，鲜药的应用更加广泛。据谢海洲老师介绍，晚清至民国到解放前，乃至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中药店供应的鲜药药材约在40种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减少。1981年北京市药学会曾提出过恢复鲜药供应的问题，198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北旺药圃可供鲜药有13个品种。尔后，中国中医科学院郝近大教授以鲜药为专题于1984年进行调查和研究，对鲜药的历史、现状以及鲜药的药理、药化和制剂做了大量的工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郝教授对动物源性鲜药的研究，成功开发数种抗癌新药，1995年编著了《鲜药的研究与应用》一书，2003年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善用“对药”

孔门对于中医病机的认识，多有独到之处，其用药也极具特色，自成一格。现仅就常用的三个“对药”，结合笔者的临床体会，解析如下。1.旋覆花与代赭石

此对药孔门最善运用，几乎方方都用，这是基于对肝脾（胃）关系最为密切的认识，而脾恶湿，胃肝又易于积湿化热，两者相杂，百病丛生。先生在《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一文中，选取孔太老医案20例，其中运用旋覆花、代赭石者就有14例。中医理论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胃相表里，故言脾则常包括胃，常以脾胃联称。用西医学的观点来看，脾胃属于消化系统，是人体消化吸收、供给营养的重要器官，从中医病理生理的角度来说，影响脾胃消化吸收功能的因素不单在脾胃本身，还有肝的影响。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肝喜条达，若有拂郁，则横逆克土，所以治疗脾胃病，不能无视肝的影响，先生引证孔太老《脾胃病论》一文说“外因则恣贪口福，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亦即孔太老“脾胃有病必系于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之论也。孔嗣伯老师处方真迹（好友郝印卿教授提供）2.知母与黄柏

知母配黄柏也是孔门常用的一个对药，知母性寒，归胃肾两经，清热而润燥养阴；黄柏苦寒，归肾、膀胱和大肠经，作用偏于下，坚阴降火，清湿热。二药相伍，专入下焦泻相火，退骨蒸，有滋阴降火燥湿之功，加肉桂即是滋肾通关丸，助膀胱气化，治气化不利的癃闭。因肉桂辛温而燥性较大，孔门常去之，易以橘核，助气化而无温燥之弊。笔者遵其意，再加山楂核、荔枝核，专入肝肾，以增强其散结定疝痛之力，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少腹、睾丸或会阴部疼痛、小便不爽，颇有效验。3.黄连与吴茱萸

黄连与吴茱萸以6∶1的比例，即可组成左金丸，功能清泻肝火，降逆止呕，主治肝经郁火犯胃的胁脘疼痛、呕恶吞酸等症，常用于湿热中阻的多种病证，均有效验。考左金丸出自《丹溪心法》，其名称则是根据中医基本理论中五行生克之理命名，即以金（肺）能制木（肝），按照实则泻其子的原则，重用黄连以泻心火，使火不刑金而能“金以制木”，则肝火乃清，诸症自息；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辛开苦降，寒热同施，肝、胃同治，相反相成，使肝火得清，胃气和降则诸症自消而愈。左金丸加白芍，各等份制丸，名戊己丸，出自《和剂局方》，有清热疏肝、柔肝止痛之功，主治肝脾不和的腹痛泄泻、胃脘疼痛、烧心吐酸等症。笔者常再加甘草，即成戊己丸与芍药甘草汤之合方，其柔肝定痛之力增强，用于溃疡病的胃痛、吞酸嘈杂有效。刘渡舟

刘渡舟（1917-2001），辽宁营口人。因自幼体弱多病，遂立志发奋学医。16岁正式拜师，曾先后从师于营口名医王志远、大连名医谢泗泉，学习时间积七年之久。出师后悬壶于大连，擅用“经方”，屡起沉疴，医名大噪。1945年挂牌行医于北京钱粮胡同之南花园，同年参加民国政府南京中医师特种资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通过。1950年进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深造，毕业后先后在华北人民医院、永定门联合诊所及大红门联合诊所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56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是四位开院元老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1978年被评定为教授，后被授予终身教授，是教育部首批批准的伤寒论专业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评选为全国首批师承制教育导师。曾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古典医籍教研室主任、伤寒论教研室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名人传记词典》选录。刘渡舟教授从医60年，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学术思想和医疗风格，特别是对《伤寒论》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造诣精深，被公认为是当代名医、伤寒大家。

刘渡舟老师讲授《伤寒论》，是四位开院元老教师中最年轻的，登台讲课时尚不足40岁。刘老师原籍辽宁省营口市，其父刘万春公知医，又因幼年体弱多病，乃立志学医。先后受业于当地医者，计七年余，出师后执业于大连，1945年举家迁到北京，悬壶于东城区钱粮胡同附近，同年以第19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解放后曾进入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现代医学，尔后曾讲学于当时的西学中班，1956年应聘于北京中医学院，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四大元老教师之一。刘老是《伤寒论》专家，讲课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讲得非常活泼，深入浅出，并处处结合临床，生动地描述临证中的动态变化。一、旋覆代赭汤用量规范

刘老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待人亲切，提携后学，记得我毕业分配到太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第二年（1963年），刘老师带领北中医58级学生10余人，在研究所附院进行毕业实习，和我们基本上是同吃同住差不多一年光景，和在学校时一样，我又受到了刘老师耳提面命的亲炙。他曾讲过旋覆代赭汤的组方配伍，方中用量最大的是生姜，原方是五两，而重镇沉降的代赭石用量仅1两，是生姜用量的1/5，说明该方主治的病证是中虚胃寒，用量过大，反伤胃气。这句话我记得清楚，还自己把该方编了顺口溜：“旋覆代赭人参草，重用生姜温胃好，还有半夏与大枣。”笔者根据代赭石性寒凉，而能“镇逆气”的作用，施用该方治疗妊娠恶阻的呕哕，遵循妊娠恶阻属于胎前用药宜凉的常规，取旋覆代赭汤加“安胎圣药”黄芩，代赭石用小量6g左右，既有很好的作用，也不伤胎气。刘渡舟老师来太原讲学时与部分在并同学合影刘渡舟老师来太原讲学与侯振民（左）、王世民（右）合影二、桂枝汤调和脾胃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刘老来太原讲学那年（1963年），我根据临床实践，总结了一篇小文《黄芪建中汤治疗溃疡病临证一得》，在解释方义时，我根据秦伯未老师的说法，认为溃疡病从根本说是一个脾胃虚寒的疾病，因此可用《金匮要略》的黄芪建中汤施治，且有较好的疗效。这是因为黄芪建中汤就是由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黄芪而成的，然而没有指出其深层的道理。刘老就在此后又深入地指出，那是因为“桂枝汤的调和营卫是在调和脾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此推论，桂枝汤调和营卫乃其末，调和脾胃是其本，发汗解肌是其末，鼓舞中气使谷精内充，揆度阴阳的运行是其本”。这不仅道出了桂枝汤治疗太阳病表虚证的真谛，也补充了小建中、黄芪建中汤功专温中补虚，缓急止痛本质所在，怎能不令人击掌叫绝。还有在藿香正气散治疗晨泻的那篇小文中，刘老师写到：“何以早晨作泻？急不可缓，乃因脾胃不运，湿浊内停，清晨时分，厥阴肝木主令，其气主上升，今湿困肝木，清阳不能上升反抑其疏泄之性而下降，故有腹痛泄泻刻不容缓。”我拿着修改稿回到宿舍，偷笑着给师兄朱进忠念了一遍（当时我和师兄朱进忠教授都住单身宿舍，同居一室），洋洋得意极了。三、苏子降气汤治气秘

我还有一篇论文苏子降气汤治便秘（气秘），也是刘老指点着写成的。患者男性，62岁，患咳喘已经近20年，伴大便困难，大便2~3日一行，刘老诊为“气秘”，乃因痰气蕴结于膈上，用苏子降气汤加减，处方是紫苏子10g，橘红10g，清半夏10g，前胡10g，厚朴8g，莱菔子10g，当归15g，肉桂3g，沉香末3g，炙甘草6g，生姜三片，大枣两枚为剂，水煎服五剂。二诊时患者自觉气短、气喘咳嗽都减轻，大便仍感艰难，遂于前方加桃、杏仁各10g，服五剂，诸症缓解。刘老师指出，此患者年事已高，肾气渐衰，咳喘而便秘，乃“气秘”之证，若误用苦寒荡涤之品，徒伐胃气，反伤津液，通而复秘。用苏子降气汤，沉香、肉桂同用，温暖下焦以纳气，苏子、厚朴、半夏、莱菔子降气以达津液，苏子、当归还能润肠降气，有助于降气平喘。服药五剂，咳喘减轻，腑气不行，故二诊时加桃、杏仁，增强润肠的作用，杏仁与前胡、橘红相配，还有宣降肺气以助通便之功。其实不止这些，如我1964年发表在《山西医学杂志》上的处女作——《侍师医话》一文，就是刘老和孙华士老师亲笔改削过的。后来与师兄朱进忠联合写成《关于苏子降气汤加减应用》一文，经刘老修改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刊于1964年《中医杂志》第10期，该文章发表后太原钢铁公司医院的朱式夷先生提出异议，我和朱进忠兄乃属晚辈，不敢置喙而退出“战场”，刘老则两次撰文与之辩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书信往来不断，请教问难，得益良多。2001年刘老师逝世于北京，享年84岁，斯时我的学生刘亚明恰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遂代表我送去花圈挽联，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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