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超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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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精试读：

初版前言

我想首先把这本小书作为一份不尽合格的答卷献给我的导师孙贯文先生。

1979年9月我考取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孙贯文先生学习历代铭刻。从此至1982年8月先生仙逝，三年间朝夕问从，耳濡目染，承受了先生用全部心血倾注的知识，也承受了先生对学术研究能后继有人的殷切希望。孙先生学识渊博，记忆超人，但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未得尽展其才，暮年得到一个授徒的机会，其乐何如。先生每次授业时都旁征博引，将自己一生为学的心得倾囊付出。师生相得之欢，莫过于此。至今我的眼前还能清楚地浮现出先生讲课讲到快意处，仰起白发苍苍的头放声大笑的情景。

孙贯文先生毕生从事石刻研究和古文字研究，从青年时即随陆和九先生钻研金石拓本，造诣极深，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可惜未得其时，没有能付诸文字。我和先生相处仅短短三年，也无法将先生的学术成果全部整理出来，至今深以为憾。而先生对我学业上的启蒙与指导，则是我终生享用不尽的。更可贵的是先生为人刚正朴直，忠厚善良，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领悟到做人与做学问的根本准则。先生故去后，俞伟超、高明、阎文儒等北大老师及先生的旧友们和我谈起他时，无一不称赞先生的为人、学识，充满了怀念之情。

有关古代石刻的全面研究，曾是孙先生嘱咐我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并多所教诲。如果能在此书中反映出先生的教诲有了成果，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其次，我要深深感谢在写作与出版这本小书的过程中予以我帮助和鼓励的各位师友。

1987年，承高明先生提议，当时北大考古系主任严文明先生邀我为学生开设《中国古代石刻》的课程。一个学期下来，讲稿积了近10万字。后来宿白先生见到我时，建议我把这些讲稿加工充实成一本书。在各位老师的勉励下，我继续补充内容，逐步修改，于1989年完成初稿。当时，文物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的同志们十分支持，答应纳入出版计划。不巧我因为负责的集体项目正在定稿，未能及时修改书稿，延误了计划。随后出现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形势，一拖再拖，未能付梓。

我的老师们一直关心着这本小书。宿白先生曾提出把它送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委托马世长兄代为联系。虽然由于计划安排需待以后考虑，当时未得结果，但这份关怀一直使我感到温暖。

至1995年底，在周绍良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并承文物出版社杨瑾社长和宿白先生、高明先生推荐，傅璇琮先生等领导大力支持，使这本书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出版资助，得以与读者见面。对我这样一个拙于世事、讷于言语、埋首故纸的后学来说，谬承这样多的著名学者、前辈垂顾，实属莫大之幸。中心之感，已非言语所能表达。

高明先生与王去非先生分别审阅过部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徐苹芳先生代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审稿后，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文物出版社孙雅荣、孟宪均、许晓东等同志都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赵超1996年5月

引言

这是伟大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秦始皇刻石文辞。如果把这一记载看作是中国古代对于石刻进行著录与研究的开始，那么，中国古代石刻的有关研究著录事业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来，历代文人学者对于古代留存的石刻进行了大量调查著录与研究考证工作，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石刻著录。并且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石学。

金石学自宋代形成体系以来，包罗万象，几乎就是古代文物学的代称。特别是具有铭文的古代文物，如甲骨、青铜器、砖瓦、简牍、玺印、钱币、石刻等等，都是传统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随着新兴的考古学事业不断发展，出土文物种类与内容大量扩充，历史人文科学的研究日益深入细化。在这种发展中，古代金石学研究范畴中的很多门类，如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字、玺印、钱币等等都不断充实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体系，引进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发展成了虽然互有关联，但已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代铭刻材料中占有最大比重的历代石刻，自然更有必要加以概括总结，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从而促进中国古代石刻这一重要历史文物门类的保护、研究与利用，从而构建起古代石刻学的学科架构。

岩石是与人类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而后，在人类社会与生产力进化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石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人类服务着。从原始的打制工具到精心磨制的礼器、饰物，从建筑材料到冶炼、化工等工业原料，石与人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

不仅如此，岩石还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意识的载体。当今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保存着大量利用岩石绘制的原始岩画遗迹。例如在法国的科斯凯岩洞中发现不迟于公元前25000年的人类刻画和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动物画，诺克斯洞穴中保存有距今1万多年的野牛壁画，在西班牙的平达尔和阿尔塔米拉等洞穴中也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壁画，在西班牙的奥尔诺·德·拉佩纳岩洞中发现刻划出的马，北非撒哈拉沙漠中发现过新石器文化时期的岩画，南非发现的史前岩画可以确定为距今1万多年的威尔顿文化时期，澳大利亚的库纳尔达洞穴壁画也是这样的原始遗迹。

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也有大量古代岩画的发现。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宁夏、广西、云南等边疆地区直到四川、贵州、河南等内地省份，现在都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岩画遗存。多处岩画已经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岩画的制作时代十分长久，大约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近代。随着大量新发现问世，现在岩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岩画也可以达到近万年以前。实际上，对于岩画年代的确定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很科学的标准。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将岩画予以准确的年代判定(1)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不过从很多岩画的绘画内容中来看，其制作年代还是比较久远的。这些岩画主要表现了古代原始人的狩猎、宗教、战争、生殖等活动场面，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从广义的理解来看，这些岩画应该算是最早的石刻。（图1）图1　中国岩画

经实地分析，国内外各种古代岩画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有些是绘者用手指或其他工具蘸着天然颜料绘制，有些则是绘者用吹管喷涂或者用口含颜料喷涂形成，有些是绘者用指甲或者石片等工具简单刻画的，有些则是绘者用石块或金属工具多次敲打而成。岩画中，还有很多是经过多种制作手段复合完成的，例如先用凿刻或者研磨勾画出物体的外轮廓，然后设色涂描。这些加工岩画的技法，在最初的石刻制作中仍然采用，使岩画成为古代石刻的先声。最早的文字石刻应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随着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不断进化，人们开始充分利用石料的坚固性能作为建筑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石材的加工技艺。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石刻的产生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它可能与人类利用石料做建筑材料有很密切的关系。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人类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工具与生产知识技能的进步而逐渐发展强大，促进经济发展。而与经济发展相应，人们对思想意识、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在文化艺术上的表达能力及创造力也日益提高。在石块上雕刻各种图像，刻写铭文，便成为古代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的最早成果之一。

据现在已知的世界考古成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至7000年间的西亚耶利斯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石材建筑的望楼与城楼；在公元前3500年至3100年间的西亚乌鲁克文化遗迹中就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和雕刻有图像的石碑；在北非的古埃及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公元前3100年至2686年间的埃及早王朝时代遗物——石碑与石质建筑；在公元前2686年至2181年间的埃及古王国时期，便出现了大量的石质建筑物，如神庙、金字塔、石质坟墓和雄伟的方尖碑等。这些远古时期的遗物，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利用石刻，制造石刻的悠久历史，其源远流长，可以与人类的文明史并驾齐驱。从远古岩画到石碑，都在告诉我们，古代人类已经把利用石刻表达思想作为一种常用的手段了。

这样，石刻就成为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广义上讲，凡是雕刻在石材上的图画、纹饰、文字，乃至立体形象，都可以叫作石刻。从考古学研究的需要上看，图画、纹饰、文字，乃至立体形象也都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但是从世界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学科研究的划分情况来讲，人们习惯于把专门研究石刻文字的学科称作碑铭学（inscription），中国古代则将之归入“金石学”。因而一般所称的石刻研究也就大多仅限于文字石刻材料的研究范畴。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也主要是说古代的文字石刻研究。由于文字石刻在古代石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时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有鉴于此，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样是以古代的文字石刻为主。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看，石刻研究应该包括文字石刻与艺术石刻、建筑石刻等多个组成部分。现在学术界习惯把通过各种雕刻技法制作的大量石刻艺术品、石建筑装饰构件、石刻画像等归入艺术史研究以及古建筑史研究的范畴。因此，对于古代石刻中的图像、纹饰、艺术造型等方面的材料，这里除有关研究涉及的必要内容外，没有作全面的归纳与分析论述，留待专门的艺术石刻研究专著。

由于石材的坚固本质，石刻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这些形制不同、带有丰富文化信息的古代石刻遗留至今，为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美术史学、文学、法学、古代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某些门类的研究保存了极其丰富可靠的原始资料。不仅如此，很多古代石刻由于制作技艺优良、书刻精美，也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甚至是代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国宝级文物，在文物博物馆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面已经述及西亚北非古文化中历史悠久的石刻文物。相比起来，中国古代石刻产生的时间没有它们那么早。但是，中国古代石刻的数量极其庞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使用的时间持续长久，几千年来没有间断。而且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使用文字历史，其古代石刻也是以文字铭刻为主，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历来受到世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鉴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在文物考古研究中所说的石刻多是指具有铭文的石质器物，在古代金石学中甚至仅限于石材上刻写的铭文和图像，不大关注石刻的物质存在。历来石刻研究的侧重点就在于此。但是，如果从实际定义上讲，广义的石刻应该包括一切经人类凿刻加工过的石质文化艺术产品，传统的石刻研究只是石铭刻研究。由于铭刻学研究的局限，古代大量的造型石雕、石刻画像、石刻纹饰、石建筑物构件与雕饰等没有纳入传统石刻研究的范畴。近代以来，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对古代石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也有所改变。对于石刻外部形制与纹饰图像的研究逐渐加入进来，对于石刻断代与真伪鉴别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古代石刻研究的范畴不断扩大，更增加了石刻研究对象的种类与数量。由于石刻艺术品的研究内容庞大，研究方法与铭文的研究明显不同，有关研究对铭文石刻的研究会予以补充，产生重要的启发与促进作用。本书虽然拘于成例，仍是将论述与研究的范畴限于具有铭文的各种石刻材料，但是对于这些石刻的形制、纹饰图像等以往缺乏讨论的研究内容，从考古学研究方法出发，予以了深入介绍与探讨，希望能通过这些方面的研讨使古代石刻的研究有所深入与创新。

仅就铭文石刻的范围而言，中国古代石刻的分布也十分广泛。从历史坐标上看，远自先秦时期，近到明清民国，石刻文物不绝于书，可以说无一时无石刻。从地理坐标上看，东自海滨碣石，西至天山大漠，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诸岛，可以说无一地无石刻。虽然由于历代人为的破坏、废弃、将石刻改作他用以及自然力的毁坏等众多因素使古代石刻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幸免于难保存下来的古代石刻数量仍然十分惊人。由于历史上缺乏历代石刻数量的记录，而且现在也仍然没有一个对于全国石刻数量完整的精确统计，我们无法给出目前全国保存的古代石刻总数，仅能根据现有的公开材料作些大致估计。

清代金石学盛行，在众多学者、官员的参与下，搜集整理与收藏古代石刻材料成为一代风气。这时才出现了比较详尽的古代石刻目录。如清代中叶著名学者孙星衍、邢澍编辑《寰宇访碑录》，收录了自秦汉时期到元代的8000多种石刻。后代又有人陆续对《寰宇访碑录》一书加以订补。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罗振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的《续补寰宇访碑录》等，总计起来所收录的石刻可达万余种。此外，罗振玉曾编写清末以来新见墓志的目录《墓志征存目录》一书，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墓志3380多种。近几十年来，各种石刻拓本主要汇集入一些大型图书馆及博物馆中。就已公布的一些图书馆藏石刻拓本目录来看：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石刻拓本总数达26万余件（其中包括复本）、1万5千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拓本有4万种以上。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石刻拓片也在22万件以上（其中包括复本）。收藏有万件以上拓本的图书馆、博物馆更是数量众多。而这些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拓本则以1949年以前的传世石刻材料为主。1949年以来，在大规模的建设与文物考古调查保护发掘工作中不断发现新的石刻资料。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没有得到完整的介绍与汇集，所以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总量数目。不过仅就陕西一省的新出土石刻材料略作估计，就会达到1千种以上。又比如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的历代石经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全面的发掘清理与整理汇集，总数达到14620种。将这些已知的情况归纳起来，可以推定，现存的中国古代石刻材料，包括原石已佚但尚存有旧拓本的石(2)刻，完全可能达到5万种以上。

如此丰富的石刻资料是一个尚未充分利用的文化宝库。它包含了从先秦到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近3000年间的各种文字资料。从文字书体上看，石刻中有古代篆文（包括王国维所划分的西方古籀与东方六国古文，以及秦以后历代书写的各种篆文形体）、隶书、楷书、行书与草书等。从文字形体上看，除了通行的标准字体外，还有大量不同时代流行过的异体文字。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中国古文字学与文字学研究，对于文字发展史与书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从铭文文体上看，石刻铭文中包括有用于歌功颂德的赞、颂，用于哀悼死者的墓碑、墓志、铭诔，官方实用的各种诏敕文牒，用于祭祀盟誓的诅告、盟书，民间的契约、地劵、公证、记事，各种经典文集、诗赋杂咏，宗教石刻的题记、刻经，以及地图画像、谱系、楹联、题名、符咒、药方等等。简而言之，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出现过的各种文体均在石刻材料中有所体现。这使得石刻不仅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资料，也给古典文学研究增添了取之不竭的研究素材。

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历代石刻中保存下来的史料内容更是可观。正如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洪水时代无论，已由石器时代进而为玉器时代，于是乎镂石之法兴。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3)宜取资金石以为佐证。”宋代学者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也曾经指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又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4)疑。”更加直接地谈到了石刻资料的史料价值与其在历史考据中的实际应用。近代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已经相当普遍地应用了石刻资料。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张政烺等已故史学大家，均采用古代石刻资料开创新的研究途径，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至于近代以来对于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专门史的研究更是特别注重利用石刻资料。近年来，各地汇集出版了大量古代石刻资料的图录与录文集，说明中国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古代石刻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古代石刻铭文的研究也是整个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夏鼐在《金文集成前言》中指出：“（铭刻学的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礼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它是以铭文作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这些铭刻“又经常是要(5)通过考古发掘才重新被发现出来的。”所以在有关研究中也必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它们的形制、类型、出土状况、发展演化等方面予以研究。另一方面，铭刻资料出土后，对有关考古发掘的年代与性质判定、器物形制研究等方面也会起到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数量巨大的古代石刻遗存是中华文明古国文物宝库中引人注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在中国文博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已经公布的七批总计429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石刻（包括建筑物中的石阙）范畴的就有115处。如果加上石窟寺等有关石刻的文物遗址，可以达到268处之多。此外，在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2000处古建筑单位内，还大多包括有附属于古建筑的碑、碣、题记等石刻文物。由此可见古代石刻在现存历史文物中的分量。所以，保护石刻与研究石刻也是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造纸与印刷术是中国古代造福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发明。与之直接有关的石刻拓印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拓本是保存和介绍石刻图像以及铭文原始形态的得力工具。张政烺指出：“南北朝时已发明了(6)拓墨的方法。萧绎所集碑文大约就是拓本。”说明在大约1500年前就有了摹拓石刻铭文的作法。石刻拓本也由此成为中国宝贵的文物遗产。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拓本大都是文物珍品。唐、宋时期的石刻拓本自不必言，就是明清时代的拓本，甚至原石已佚的近代石刻拓本都可以列入国家级文物。从而在有关石刻的研究中又增添了对于石刻拓本的鉴定与辨伪这一方面。在文物鉴定中成为独立的拓本鉴定辨伪一门学问。后代对于石刻的研究中不能不涉及这一方面。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与整理保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文物博物馆学、历史学、文字学等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就石刻研究的内涵来看，它涉及考古、历史、文物、哲学、文学、法学、艺术、科技、军事等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探讨与认识古代社会，堪称博大精深。对于古代石刻的丰富内容，需要长期深入的钻研与探索。对于古代石刻资料的全面收集整理，更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然而，目前对于古代石刻的研究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与中国古代石刻的庞大数量及丰富内容相比，极不相称。限于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系统汇集与整理全部古代石刻资料的工作。因而，目前不仅还没有一部能够科学完整地反映全国现存石刻的总目录，就是分类性的全国目录（如碑目、墓志目录等）也没有。更没有一部比较完善的古代石刻铭文内容汇录。甚至连有关石刻研究的理论著作都很少见。在今日的石刻研究中还不得不经常沿用清代学者乃至宋元学者的金石著录记载。这些状况，都有待于学术环境的改善与石刻研究整理工作的发展去加以改观。

为了推动中国古代石刻的研究，首先需要加强对石刻基本状况的宣传与了解，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其次需要规范对石刻类型的划分、规范有关石刻的术语名称，通过对石刻内容的分析研究理顺石刻各类型的发展演化过程，完善石刻研究理论。此外，还需要全面了解历来的石刻研究状况，扬长避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简言之，就是要使石刻的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建立起学科研究体系。前人为此已经做过了不少工作。本书希望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结合考古学研究方法，详细介绍石刻的主要类型与内容，分析其发展源流，充实有关理论，构建石刻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并概括介绍历代对石刻的研究汇集状况，以期有助于研究者对石刻资料的了解与运用，为推动古代石刻研究的深入发展略尽绵薄。(1)　近年有报道介绍比利时的科学家用热释光测年的技术测定岩画上覆盖的风吹来的堆积物年代，从而判断岩画年代。但是这些堆积物是否曾被扰动，因而所测年代是否可靠，仍是需要判断与解决的问题。(2)　这里所说的“种”，指一种名目下的石刻材料，如一种“石鼓文”，包括十件石刻（拓片）；一种“鲜于璜碑”，包括碑阳、碑阴等多件拓片。“件”则指单独的一件拓片。(3)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台）明文书局，1981年。(4)　宋赵明诚：《金石录》，雅雨堂丛书本。(5)　夏鼐：《金文集成前言》，见《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6)　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一章　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

中国最早的古代文字石刻，应该是利用天然石块或山岩雕刻而成。也就是说，开始时并没有专门为了刻铭而对岩石进行形状的加工。现在可以看到的先秦石刻，如中山国守丘刻石、秦石鼓文等大都是依就原石的天然形状，不做外形加工，也没有统一固定的外部形制。秦代以后，使用石刻的场合逐渐增多，这些石刻的外部形制式样，有些来自建筑构件，有些来自实用器物，有些源于宗教礼仪用品，有些甚至可能在其形成中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相当数量的文字石刻是附属于具有实用功能的石制品的。文字只是为这些石制品的制作时间、用途、参与人物等做一说明。而后，逐渐出现了专门用于刻写文字内容以进行宣传、记述、纪念等信息传播的专用石刻，并依照刻铭的不同目的、刻铭人的身份等级、石刻的不同用途等，而在石刻大家庭中逐渐分化，形成各种具有相对固定外部形制的专用石刻类型。在某一种类型的专用石刻材料外形定型后，它们的形制就相对稳定了，大多被延续使用了一两千年。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代文字石刻材料，大部分属于专用石刻，都可以归纳入传之有绪的各种具有固定形制的具体类型。

由于石刻大多具有其独特的固定形制类型，我们就可以沿用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方法，根据它们的不同形制加以分类，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基本类型，从而进行比较，了解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断代研究。但是需要注意，其他考古遗物所作分类时一般仅依据质地、外形、色彩、纹饰、尺寸等方面的外部特征去分类，而古代石刻除外部形制以外，最主要的是具有大量的铭刻文字，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各类石刻的铭文内容因其用途不同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反映在刻石上面，便有了各类石刻形制上的差异。石刻外形的差异有时与铭文有关，但有时铭文内容又与石刻的外形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有些特殊的铭文文体仅限于使用在某一种固定形制的石刻材料上，例如碑铭、墓志铭、佛教经幢铭、造像题记等等，其大部分同类石刻具有独特的相同外形。而有些时候，作用相同、文体相同的一种铭刻又在不同场合或不同地点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外部形制，例如早期的墓志铭，有着碑形、石板形、盒式墓志形等不同的外部形制，晚期还有过使用瓷器刻写的墓志；佛教刻经，曾采取摩崖刻石、碑石、石板、经幢等多种形制；题名题刻，有附着于摩崖、刻石、碑碣、造像等石刻之上的，也有单独刻立碑石或石柱的。因此，单纯根据外部形状去划分石刻类型或者单独根据文体内容去划分石刻类型都会存在着一些不够妥帖或不很完善的情况。这是造成考古文物学者与文献学者对石刻的分类看法不同的主要原因。

自古以来，石刻就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学界很早就进行了对石刻的分类定名，如碑、摩崖、墓志、造像等等。这些传统的定名使用时间很长，但是定义并不严格，或者同一种铭刻会被古代文人冠以多种不同的名称。如果以今人的考古类型学观点，完全依据石刻外部形制去划分类型的话，那么由于古代石刻存在和使用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而使得某一种类的石刻形制没有也不可能自始至终绝对固定和完全统一，它会随着时代演进而有所变化。而另一些种类的石刻之间在形制上的差距又不是十分明显，或者同一种形制的石材被用来刻写多种不同的铭刻类型。这些情况也对进行严格的科学分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些现实问题，造成了前人往往偏重于铭文内容，主要依据铭刻文体与古人所定名称去划分石刻类型的传统情况。

这种传统作法造成的结果是：以往对于古代石刻的分类与定名并不十分统一，也并不严格明确。现有的一些由前辈金石学者所作的分类与定名往往存在着具体分歧。例如：叶昌炽《语石》中分类叙述有关石刻情况时就列举了：碑、墓志、塔铭、浮图、经幢、刻经、造像、画像、地图、桥柱、井栏、柱础、石阙、题名、摩崖、买地莂、投龙记、神位题字、食堂题字、医方、书目、吉语、诅盟、符箓、玺押、题榜、楹联、石人题字、石狮子题字、石香炉题字、石盆题字以及石刻杂体等众多类型，而在碑的大类下又介绍了石经、封禅、符牒、书(1)札、格论、典章、谱系、界至、诗文等具体文类。陆和九《中国金(2)石学》一书中把石刻就统分为四大类，即碑铭、志铭、石画与刻经。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又把石刻细分为：碣、摩崖、碑、造像、画像、石经、释道石经、医方、格言、书目、文书、墓志、谱系、地图、界至、题咏题名、桥、井、食堂神位、黄肠、石人石兽、器物、(3)石阙、柱、浮图等等。朱剑心《金石学》中则将石刻分为10种：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石阙、摩崖、买地莂。至于其他金石著录中的名称也是众说纷纭，多有出入，甚至同一种石刻在不同的金石著录与研究著作中被冠以不同的名称。

可以看到，上述各位学者所进行的石刻分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依据进行分类的标准也不统一。如朱剑心即认为：“至于题名、画像，则碑碣、摩崖、幢柱、石室无不有之，亦因所刻而异其制，(4)不得于石刻中别立一名也。”但是，在朱剑心所作的分类中又把外部形制不同的碑与碣放在同一类里。可见其分类中也没有完全根据形制来确定，同样存在着未臻完善之处。归纳以往金石学者的分类情况，我们认为，前人的分类受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文体划分成例影响，往往是出于习惯，沿用古代的名称，进而以石刻的内容、用途为主，参考形制，作为石刻的分类标准。并没有把外部形制作为首要考虑的条件。

这种习惯作法致使目前可见的各种石刻分类往往不够严谨，造成了一些混乱。例如以前的金石著录中常常可见墓阙与神道被混为一谈，而对它们的时代特征和不同形制忽视不论。又如前人划分的石经一类中就包含了四种以上不同的石刻形制：像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等石刻儒家经典，根据文献记载和残石复原情况来看，与当时的碑形制相同。可以称作经碑。房山云居寺佛教刻经中，有制作成碑形的，有刻在石板上镶嵌在洞壁上的，最多的是刻在横向的长方形石板上，可以称作经版。泰山经石峪等地的北朝刻经则大多为摩崖石刻。唐末五代常见的佛教陀罗尼经以及唐开元二十六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等佛道教经典又是刻在八角形或者六角形的石经幢上。将这些不同形制的石刻统一称作石经显然无法表现出它们形制上的区别。

在实际运用中，这些不规范的分类往往给石刻研究带来误解与不便。尤其是在对石刻资料确定名称加以著录和汇集上，沿用以往的习惯作法，常会使同一种石刻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名称，使得同一石刻会以不同名称多次重出，给资料检索造成很大困难。鉴于石刻资料的数量十分庞大，名称上的歧异给查找使用有关资料带来的不便是非常明显的。至于传统分类忽视形制上的差异，无法从形制上对一种石刻的演变与时代特征加以研究，自不待赘言。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引进与完善，学术界对石刻的定名和分类研究日益规范化。统一有关分类标准的需求已是十分迫切。为了促进学术研究，规范有关标准，我们在这里也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石刻分类方法。它在以往石刻分类的基础上，吸收各方面的优点，尽量兼顾到石刻的外部形制与铭文内容。

从文字石刻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古代石刻中存在着专门用于刊刻文字铭文的一些石刻形制类型；以及原本有着实际固定用途，只是在其上面附刻文字铭文的一些石刻类型。因此，我们先将所有具有文字铭刻的石刻划分为专用文字石刻与附属文字石刻两大部分。在每一部分中再具体划分石刻门类。具体划分中，我们将石刻的外部形制作为分类的第一标准，依据它划分大的类型。在分析这种石刻类型的基本形制演变时，对其形成的有关器物形制及分支器形一并加以研究。具体在每一大类中，再根据其表述内容、用途、铭文文体等方面的差异作进一步的分类说明。这种分类与讨论的主要目的是力图通过梳理这些大的石刻类型外部形制的演变过程去揭示一个石刻类型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勾画出中国古代石刻发展与应用的完整历史面貌。

由于古代石刻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外形式样千变万化，兼以环境习俗的不同造成时有变通之举，所以这种分类可能仍有不够严谨的地方，更不足以将一切石刻材料都予以准确的分类定位。只能作为引玉之砖，提出来与广大的考古界、文博界同仁共同商讨。希望能和大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

附属文字石刻所包含的石刻形制十分丰富，但是分属于各种形制的铭文石刻存世数量并不多。我们根据原石刻附着的石制品形制及其用途划分出：器物附属刻铭、建筑物附属刻铭、艺术雕刻附属刻铭等三大类。各大类中还可以包括出现较多并形成固定形式的一些具体石刻类型，如：画像石题记、舍利函铭、塔铭（包括浮图铭及佛塔的附属铭刻）、造像题记、经幢与墓幢、石阙、石人石兽等等。专用文字石刻则根据其基本外部形制划分出主要门类，大致有：一、刻石（包括碣），二、摩崖，三、碑，四、墓志，五、经版及各种佛教刻经，六、买地券及镇墓券、镇墓石。第一节　器物附属刻铭

使用石材制作一些实用工具与器物，是古代人类很早就掌握了的生产技能。文字产生后，尤其是中国古代官方管理手工业制作时“物勒工名”的律法规定形成后，在石制器物上也会刻写铭文表达一定的意义，如记载制作时间、器形、制作者等。这种情况造成我们在考古发现中所见到的各种石质器物上存在的零星杂刻。例如先秦时期石磬等石制乐器上的刻铭，代表器物为近年在陕西雍城发掘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刻铭石磬。类似有铭石磬在河南洛阳金村的战国墓葬中也有所发现。又如秦汉时期使用石材制作的日晷也有实物存在，见于《陶斋藏石记》的记载。秦代统一度量衡，官方使用的各种度量衡器多附加有官方的诏令铭文，刻有诏令的石权也有多件存世。青海省海晏县文化馆中保存有一件王莽石匮，器物本身近似正方形，通高2.03米，宽1.37米。器盖上雕刻卧虎，壁上刻写篆文三行，铭文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七月癸巳工河南郭戎造。”这是专门(5)用于礼仪祭祀的用品。随着建筑装饰技术的发展和礼制的要求，古代建筑中还使用了一些石质雕刻与石质礼仪器物，如历代陵墓、宗祠中使用的石香炉、石礼器、石灯等等，有些器物的上面会刻有铭文，主要是记录人名、年月、制作缘由等简单的文字。

其他如石制钱范、石砚、石制容器等日用品与工具上也可能出现刻铭，但是见于著录的数量不多。这些刻铭的内容均十分简略，以记录人名、日月、器名为主，也有些吉语等文字。佛教寺院建筑中，由于较多地使用石材，具有铭文的石刻也很多，如石材雕刻的香炉、灯台等比较多见，但是时代相对较晚。它们上面经常刻写着供奉信士的姓名籍贯、建造年代和一些简短的发愿文字等。这些刻铭在香炉、灯台上的位置并不固定，字体大小不一，任意性比较强。如《语石》卷五中记载有金代贞元二年崔皋造当阳罗汉石香炉，题铭三面横刻。《语石》卷五还记载有宋辽时期的石盆刻铭，《语石异同评》中也介绍有石日晷、石砧、石硙等器物刻铭。这些情况也告诉我们，古代石刻文字使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如果单纯从铭文所属器物类型去分类，可能会造成很繁琐的大量类型，而且很多类型中具有铭文的石刻数量不会很多。故而将这些属于器物附属成分的铭刻归纳在一起概括介绍。这些铭刻的定名一般沿用器物的名称。

现存石刻中，除上述的多种零散器物刻铭外，比较多见的有舍利函铭、石棺题铭、石屏风题铭与石床题铭等，它们属于器物附属刻铭并可各自形成单独类型。这些类型的石刻多与古代墓葬有关。一、舍利函铭

舍利函铭专指刻写在佛教使用的舍利函上的铭文。由此涉及有关舍利塔及塔基的考古发现。“舍利”来自梵文，原释作舍利罗，它本来是指火葬之后的遗骨或身骨。公元前480年，释迦牟尼灭度后，信众对其火葬之后的遗骨礼敬膜拜，这就是佛教舍利信仰的来源。和舍利信仰相关的就是佛塔的崇拜现象。塔实际上是古印度的墓葬形式，是为了安置佛身舍利而建立的。早期佛教并没有佛像崇拜，因此，崇拜舍利和佛塔便成为一种风习，转塔礼拜便会得到莫大的功德。佛教中所说的舍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佛骨舍利，一种是法舍利。佛骨舍利一般是指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但是佛经上也说到诸佛舍利。在佛舍利里面包括有佛顶骨、指骨、佛牙、指爪、头发以及火化后的舍利子等。法舍利则是指佛经。唐代高僧在西行求法时，在印度就看到了当地人以香末作成小塔，把佛经放在塔内，称作法舍利。然后再建一个大塔容纳很多这种小塔（法舍利），叫做法舍利塔。

1964年在河北定县出土一个石函，根据镌刻在石函上的文字，可知它原来埋藏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建造的一座五层佛塔(6)的塔基下。此塔可能是冯太后下令建造的。这可能是现知最早的舍利石函。舍利石函是古代中国佛教界专门用来盛放佛骨舍利的石质容器，具体使用时要在舍利函中安放多重小型的棺椁、玻璃瓶等舍利容器。舍利石函的外形仿照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盒子，一般为长方体盒身，上面安放盝顶形的盒盖。后期也有过使用小型的石棺做最外层的盛放舍利容器，代替舍利石函。在舍利石函的外表面上大多雕刻有与佛教有关的图像，如涅槃图、天王像、天龙、飞天等，还有关于瘗埋舍利的铭文与供养人题名。它的形制比较固定，用途也很单一，从而成为一类单独形制的石刻。

早年僧人是用舍利的奇迹示现来说服帝王信服佛教。如《高僧传》记载三国时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认为佛教来自汉明帝的梦，并不可信，便召见康僧会，告诉他如果能得到舍利并且有灵验，就给他建塔立寺，否则就要依法加以惩罚。于是康僧会就在一间静室内祈祷，经过二十一天，竟然有舍利出现在准备好的铜瓶中。这个舍利如何敲(7)击也不能敲碎，所以孙权遵守诺言建塔立寺，称为建初寺。这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要到东晋以后才对舍利的信仰崇拜有较多的记载。

根据佛经，佛骨舍利后来集中到阿育王所建的八万四千座塔中，遍布阎浮提各处。在4世纪后，中国就出现了阿育王塔的记载，南朝刘宋宗炳写《明佛论》，就提到山东临淄有阿育王寺的遗址。梁代僧人释慧皎的《高僧传》记载东晋时候有僧人竺慧达，听了他师父的嘱咐到南方寻找阿育王塔像，加以礼拜，用来消除他先世的罪业。慧达到了建业长干寺，发现寺院塔刹放出奇异的光芒，于是他挖掘塔下，发现有三石碑，中央碑下覆有一铁函，里面依次藏银函、金函，内有三个舍利、爪甲和头发。当时人认为这就是阿育王所起的八万四千个(8)塔之一，里面当然是佛舍利，于是在旁边再建一个塔埋藏舍利。北魏魏收写《魏书·释老志》，记载在洛阳、临淄等四个地方有阿育王塔，唐初僧人法琳的《破邪论》说洛阳、临淄、扶风等六处有阿育王塔。唐代僧人道宣著《广弘明集》说各地有阿育王塔十七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有十九处阿育王塔。唐代僧人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中增加到二十一所。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中建立舍利塔的制度源远流长。有学者认为这是在《阿育王经》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是自南朝兴起的风气。近两千年来，中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很多都建有佛塔。而佛塔建筑作为佛祖陵墓的象征，其中必须有瘗埋舍利的部位，即塔基以及地宫。在大型佛塔的地宫中大都安放有舍利石函。时代变迁，佛塔多有毁废，而其基址往往还能存在。因此，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也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佛教考古事业的发展，各地清理了一批古代佛塔的塔基，并且出土了一些精彩的舍利石函。

由于佛塔塔基地宫中往往瘗埋有舍利及信徒捐赠的各种供养品，所以中国古代塔基的考古发掘为佛教考古获得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如著名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河南省郑州市开元寺塔等地宫中，都出土了大量华美珍奇的佛教历史文物。并且通过各地不同时代的佛塔塔基发掘，可以基本展示出古代佛塔地宫建筑的发展过程。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佛教舍利塔基已经有几十处重要发现。其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是在河北省定县发掘的北魏太和五年（481）建成的佛塔塔基。该塔基用夯土筑成，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早期佛塔建筑迹象。例如它还没有正式的地宫建筑，只是把装有佛舍利等佛教圣物的舍利石函埋设在夯土塔基里面，然后在塔基上面建筑佛塔塔身。这种作法似乎是模仿中国传统的土坑葬形式，表现了佛教进入中国后，在根深蒂固的汉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吸收了大量的汉地文化因素。而在舍利石函中存放有七宝和金银首饰等器物，则表现出佛教徒传统的供养佛舍利的习俗。这种来自古印度的佛教传统作法在中国土地上以后的舍利瘗埋中一直延续下去。在定县出土的舍利石函模仿当时中原日常器具中的箱、盒式样，上面为盝顶。盝顶上面刻有铭文十二行，(9)记述了在这里建造佛塔的缘起。这种用铭文记录有关事宜的作法也是汉地文化传统中的习惯，说明自早期中国佛教使用舍利石函起就同时采用了在石函上刻写铭文的作法。

以后的重要发现例如在陕西省耀县发掘的隋代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它虽然仍旧是在塔基夯土中埋设舍利，但在塔基的清理中发现：在埋设的舍利石函四周又砌了围绕的护石和砖墙，形成了初步的地宫建筑。在这件石函的外表四面上有线刻的舍利佛、迦叶、阿难、大目犍连、四大天王与力士等佛教神祗形象。石函的上口，专门嵌了一件刻在方石板上的舍利塔下铭作为内盖。铭文为：维大隋仁寿四年岁次甲子四月丙寅朔八日癸酉，皇帝普为一

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宜州宜君县神德寺丰安舍利，敬造灵塔。

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献皇后、皇太子、诸王子

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

值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舍利塔下铭。送舍利大德法师(10)

沙门僧晖。

该舍利函铭说明，这时在石函上刻写文字表明建塔缘起仍然是佛家埋设舍利时必要的内容。类似的隋代舍利塔下铭已经有过众多发现，其内容与字体基本相似，可能是当时官方统一规定的式样。根据《佛祖统纪》、《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四年再次下(11)诏命令全国30余州建立舍利塔。根据铭文证明，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是这次建立的舍利塔之一。（图2）图2　陕西宜君出土唐代舍利函

1981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县石经山雷音洞中的佛座后发现了一个埋藏舍利函的地穴，从中出土的全套舍利石函包括三层石函，一层镀金银函和一层白玉函，十分精致。最外边的汉白玉石函是明代万历母后慈圣皇太后把隋代石函中的佛舍利请进宫中供养后制作的，上面刻写铭文262字，记录了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发现舍利的情况。里面一层是隋代石函，上面刻写了“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12)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中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的题记。

根据《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一文介绍，1964年在甘肃省泾川县发掘的唐代泾州大云寺塔，在其塔基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地宫与金棺银椁。地宫有门可以进入。石函安置在地宫中，四周刻有《舍利石函铭并序》，末尾有建塔官吏与僧众题名。并在石函盖上注明“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石函中放置铜函，(13)金棺、银椁、内装有舍利的玻璃瓶等多重器物。以后研究佛教塔基与地宫建筑的学者往往引用这条材料，认为这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的地宫建筑与地宫瘗埋品模式，并指出地宫的石门和石壁上往往会雕刻绘画天王、神兽等佛教图像纹饰。实际上，根据该舍利石函铭文中的记载，武周延载元年（694）重新埋藏该舍利石函时，是将其“迁于佛殿之下”，并称：“广厦清冷，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可见并非埋在舍利塔基中。所以这件舍利石函属于一个埋藏在佛殿基址中的特例，还不能够用来判断舍利塔基地宫的发展过程。但是这种建筑地宫的方式应该是受到中原建筑墓葬形式的影响，并且对以后塔基地宫的发展有所影响。在西安发掘的隋李静训墓的建筑形式就是在佛殿下修筑的石棺墓。可以与此互为参考。

泾州这件舍利石函铭文是现存舍利石函铭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刻于舍利石函四周，共达1000余字。撰写者为唐代史书上有所记载的著名文人孟诜。后面附刻了参与舍利供奉活动的地方官员、僧人数十人。说明这是一次非常宏大的佛事活动。（图3）图3　甘肃泾川出土唐代舍利函

近年在山西省太原市风峪太山龙泉寺发掘了唐代的宝塔基址，出土了刻有大量信士题名的石函，根据文字可以判断是武周时期的文(14)物。里面出土了木棺、鎏金铜椁、银椁、金棺等多件文物。但这座塔基中的地宫还比较小，仅可容纳舍利石函。地宫砌有石质的象征性石门，并雕刻有力士天王把守。

1960年，在清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时，在地宫中出土一大型石函。函盖上复有宋《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记》石刻，函内刻宋人题字。函内置放了唐大和三年（829）李德裕重瘗禅众寺舍利题(15)记等多件石刻。1990年在维修河北省正定县的开元寺时，在钟楼下发现地宫，出土一件唐代汉白玉舍利石函，为方形盝顶盖，函表面四壁浮雕有香炉、狮子、护法神王力士等形象，并加以彩绘。函内套(16)有铜函、木函、金函等多重容具，金函内藏舍利。有学者认为，该寺钟楼是晚唐建筑，可能在原址先建有佛塔，所以存在地宫，而后佛塔坍塌，在此又重建钟楼，把地宫埋在下面，造成钟楼下面出现地宫的现象。

宋代最早的佛教塔基发现是在河南省郑州市发掘的宋开元寺塔(17)基。这个佛塔已经建筑有完整的方形地宫。地宫后部砌有棺床。上面放置石棺。石棺前后刻有板门，天王、力士、狮子等图像，两侧刻有弟子痛哭送葬的场面，盖上刻纪年与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面刻写施舍的物品名称。与此年代相近的还有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净众(18)院等塔基。地宫的建筑与棺床、石棺的建造明显是在模仿当时流行的砖室墓建筑模式，表现出佛塔建筑在不断地吸取着当时民间葬俗的因素。这时的塔基地宫内，刻写题名的情况相当普遍。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塔的地宫中，四壁上保留有大量的墨写题记。而浙江省金华市的(19)宋万佛寺塔基地宫中则在石壁与室顶上刻写了《陀罗尼经》。

1996年，在山西省临猗县双塔寺的北宋塔基地宫中也出土了石(20)函、银棺、木棺和舍利瓶，石函上有长篇舍利铭。2003年，江苏省江阴县悟空寺的泗州大圣宝塔塔基得到清理，地宫中仍然是使用石函瘗埋舍利。石函上刻有北宋景德三年（1006）建的字样。石函中有鎏金铜手指等随葬品，并且发现有装在北宋影青普净瓶中的舍利子(21)。

2008年，发掘山东省兖州市的兴隆宝塔塔基，该塔为北宋嘉祐八年（1063）重建。塔基中出土瘗埋舍利使用的石函，里面装有鎏金银棺、舍利金瓶、玻璃瓶等多重瘗埋容器。并且出土宋代的舍利碑，(22)记录了这里瘗埋的是正光大师从印度带回来的佛顶骨真身舍利。同年南京博物馆在清理大报恩寺遗址时发现了宋代长干寺的地宫，出土一件高1.5米，宽0.72米的舍利石函。石函内有一只铁函，高1.3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佛教铁函。铁函内装有一座鎏金嵌宝的阿育王塔。石函北侧刻写《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长篇铭文。阿育王(23)塔上也錾刻有记述施主、变相名称与吉语的铭文。

辽代佛教盛行，在内蒙、辽宁、河北等地保留了大量辽代佛塔，很多已经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曾发现多处辽代塔基，如辽宁省朝阳市清理的辽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房山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代十三层密檐实心塔。这座建于辽重熙二十年（1051）的佛塔在地宫中放置盝顶石函，函上刻有彩色花卉图，函内装有释迦牟尼涅槃的石造像。特别是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树立了一座辽庆历五年(24)（955）陀罗尼经幢，高3.12米。这是辽代新出现的现象，将陀罗尼经幢也加入了佛塔地宫的建筑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佛舍利塔的建筑经过了漫长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添加进了新的建筑成分与有关器物。有关铭文石刻也正是在这一变化中逐渐发展。现在已知的舍利塔中铭文石刻已经十分丰富，包括了石函，塔下铭，舍利塔记碑刻，陀罗尼经幢等多种不同形制、不同类型的佛教石刻。将上面简单介绍的中国古代佛教塔基考古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排列下来，已经可以揭示出佛教舍利塔的地宫建筑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逐渐发展过程。这些材料同样表现出有关舍利瘗埋的铭文石刻材料也是这样逐渐完善与发展起来的。

有关舍利瘗埋的石刻材料中，首先出现的是简单的石函刻铭。这种刻铭只是在石函上面刻写建造舍利塔的缘起，包括建造时间、地点、建造人员的姓名等等，起到一个简单的记事作用。这种文字材料在印度的佛塔中很少出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寻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当时中国流行的民间习俗与文化传统。第一，应该是受到中国古代埋葬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埋葬习俗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用文字材料来标记墓葬的习惯做法，出现过很多埋在墓中的砖石铭记，例如刑徒砖、墓记、柩铭、墓志等。这种习俗在秦汉时期开始萌芽，通过长期的演变与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墓葬中埋设墓志的作法已经普遍存在，墓志的形制也已经基本确定。在中上层人士的墓葬中大多要随葬记录死者生平与埋葬缘由的文字铭记。所以，在建造具有印度特色的坟墓——佛塔时，自然会吸取社会习俗中已经定型的埋葬习惯。在塔基中也埋设标记性的文字。第二，佛教徒瘗埋舍利，建造佛塔是一件莫大的功德，而且往往是一件集各方众人力量的大型社会活动。对于这样的活动，中国古代也经常建立石碑或其他文字铭刻来予以记录。从东汉时期的侍庭里父老僤刻石等材料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题记，都是这类的文字铭记，专门用来记录公众事件的原委，彰显参与的具体人士等。这已经成为古代社会中一种习惯性的纪念方式。在这两种社会习俗的影响下，舍利瘗埋活动也随之采用了刻铭记录。早期的石函铭就是采取了这样的一种记述形式。

而后，有关建造舍利塔的记录题铭从石函上脱离出来，形成单独的一件刻石。以往的金石著录中称之为舍利塔下铭。根据现有材料看，这一变化应该是隋文帝在全国大肆建造舍利塔的结果。《隋书·文帝本纪》中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下诏命令在全国30个主要州内建造舍利塔，供奉舍利。《广弘明集》卷一七《隋国立舍利塔诏》中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25)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从现在已有的文物来看，这一诏令是得到了完全的执行。

以前的金石著录中就记录了一些隋文帝建立的舍利塔铭，如山东益都广福寺出土的仁寿元年（601）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扶风龙光寺出土的仁寿元年（601）岐州舍利塔下铭。其铭文比较简单，如仁寿元年（601）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为“舍利塔下铭：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孟弼书。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26)长史邢祖俊。司马李信则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佸。”这些塔下铭已经脱离了石函，刻成一件单独的方形碑石。很可能是覆盖在舍利石函上面的。（图4）图4　隋青州舍利塔铭

宋代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平民墓葬中又出现了一些使用石棺的作法，尤其是一些火葬墓中使用小型石棺存放骨灰。而火葬应该是佛教信徒采用比较多的作法。所以这时有的佛塔瘗埋舍利时也吸取了民间习俗，开始使用石棺。同时在石棺上，棺床上刻写铭文，记录有关舍利瘗埋的事件经过以及供养人的姓名等。这是一种新的舍利容器铭刻形式。说明在古代社会中，佛教石刻与世俗社会紧密结合，互相影响，具有共同的发展变化趋势。

需要注意到，陀罗尼崇拜的思想在唐代以后日益兴盛，并进入世俗葬俗，如墓主附带陀罗尼经卷、盖陀罗尼经被、墓室中刻写陀罗尼经咒等。这种形式也被地宫建筑吸收，如浙江金华的宋万佛寺塔基地宫中就在石壁与室顶上刻写了《陀罗尼经》。可以看出，由于汉族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与佛教不断汉化的倾向，在中国，佛教舍利塔地宫的建造形式、舍利瘗埋的制度与具体内容等始终同世俗社会中的埋葬习俗相关联，并且随着世俗丧葬形式的演变而有所变化。而上溯佛塔建筑的历史，则反映出将舍利塔作为佛祖坟墓圣迹崇拜的思想应该是从南朝梁天监十一年僧伽婆罗翻译《阿育王经》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是隋文帝大兴佛塔的举动。由此带来舍利石函的发展演变，这对于了解中国佛教历史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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