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十三五”：中国经济新开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敬琏,刘鹤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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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十三五”：中国经济新开局试读：

前言

在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各位作者当然会对自己的论文或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这里收集的东西，已经不同于当初在论坛上宣讲的内容，但这其实也是论坛本身的成果，体现了论坛的作用，因为论坛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广泛的讨论和辩论当中，使大家的观点得到修整和完善。不过，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大家所关心、所讨论的问题的踪迹，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我们将努力把论坛的活动继续办下去，因此，这套丛书也会不断地出下去，也许会更加及时地反映论坛上大家所讨论的问题，使更多不能身临论坛的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论坛上的话题，以各种方式加入到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更多的新观点、新思想、新办法，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机制，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樊纲

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要注意的八大问题

杨伟民，1956年出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司长，发改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同志长期从事宏观政策和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文件、重大规划与重大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参与了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主持编制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等重要规划。参与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报告起草工作，是中央“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组工作班子主要成员之一，是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研究经济工作等重要会议领导讲话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是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成员、联络员，曾参与协调多项重大改革，主持编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重要改革文件。

根据50人论坛的安排，今天晚上跟大家谈谈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要注意的八个问题。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了全面的阐述。最近，新闻媒体以及社会上各个方面对“新常态”评论较多，其中有一些认识可能还不太正确。有的人把“新常态”扩大化，什么都成了“新常态”。还有人觉得，“新常态”下政府就不用干什么事了，增长速度下滑也不用管了，成了不作为的一个借口。我们说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是说什么都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概念不能乱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们的发展确实进入了一种新的常态，对新常态认识上的共识已经形成。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适应新常态，做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进而引领新常态。今天我想讲的重点是，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引领新常态。一、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常态下这些战略思想没有变化，仍然要毫不动摇去坚持。需要区分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究竟在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政府是发展本身的主体还是推动发展的一个主体？

过去我们认为，政府是发展的主体，因此发展变成了政府的责任。当地经济没干好或者发展得不快，就说是政府干得不好。实际上经济发展有自身的逻辑。过去讲发展，政府就要确定一个必须实现而且是比较高的增长目标。比较发达的地区条件比较好，增长速度就要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全国平均相比太低了，有差距，所以要赶超，也要定一个高的速度。无论是中长期的规划，还是年度的计划，确定任何一个增长目标，从省级政府到市、县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做，各地的高指标就这样形成了。比如“十二五”规划确定的GDP目标是7.5％，但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确定的目标都比这个目标高很多。同样的逻辑，到了市县一级，都比本省确定的目标还要高。为了保证完成这么高的目标，各地就要扩大投资、找项目、招商引资，结果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政府作为发展主体，中央提出任何关于发展战略方针，政府都会以主体的角色自觉冲在第一线。比如要扩大内需，地方政府就搞投资；要推进城镇化，各地政府就开始造城；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各地政府又忙着确立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和项目，带来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等。

在新常态下，我们应该认识到，政府在发展的问题上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本身并不是发展的主体。政府只有在购买和消费产品的情况下，才算是一个市场主体，它和其他的市场主体，比如和企业及其他消费者一样也是实体主体。政府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它是发展的管理者。所以，作为市场主体，政府和企业、其他消费者是一样的，只是作为管理者，政府有一个“裁判员”的身份。过去“裁判员”和“运动员”不分，导致了政府的职能越位，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

为什么我们过去把政府当作了发展的主体呢？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定义有一定的偏差。1992年我们承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按这种定义来理解：首先市场起作用，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之下的；其次是市场只是起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起全部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要发展，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对于市场决定论的纠正，使我们认识到，政府不是发展的主体，而是推动发展的主体。

政府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在新常态下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做的。

一是编制规划。我们一直在编制中长期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空间性的规划有，但是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从上到下的空间规划。也就是说在哪里要发展城市，哪里要建设基础设施，哪些农田要保护住，哪些生态空间不能开发，彼此清晰的界限没有划出来。编制这样的规划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没有这样的规划，是由于我们的管理体系职责分工、部门分割造成的。现在我们提出来，要促进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国土规划在市、县层面上实现多规合一，每个市、县有一张统一的空间规划图，按照一张蓝图干到底，整个国土空间的开发就会有序的多。所以各级政府首先要做好空间性的规划，有些地方政府像厦门、广州、上海等地都在做多规合一的规划。

二是完善政策。现在有很多政策不适应现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包括准入的政策、环境的政策等等。

三是服务企业。企业面临融资难，应该帮助企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可能起的作用很小，但不是没有事可做。现在企业成本很高，面临着工资上涨、土地价格上涨、物流成本高、电力价格比较高，有些工作政府是可以做的。

四是净化市场。要促进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减少不公平的一种竞争。

五是提供公共产品。

六是治理生态环境。

七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以上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这些工作做好了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政府虽然退出发展的第一线，不再直接招商引资，不直接去建某一个产业项目，但如果把政府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做好了，将是有利于我们稳增长的。二、在发展导向上，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动发展

过去政府把自己作为发展主体，必然会带来以GDP为中心。从理论上可以说，发展等于经济增长加结构调整再加上社会进步等。但对各级政府而言，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GDP增长。政府是主体，就希望本地区的GDP最多，增长速度最快，所以一切经济工作必然会以GDP为中心来做。但是，这样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必然会带来一些后果，比如产能过剩、货币发行过多、地方债务过多，生态环境破坏等。现在经济减速，跟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潜在增长力下降的客观因素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能否认，过去发展的方式，如政府搞招商引资、搞城市化的建设等确实也走不下去了。

在新常态下，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内涵要扩展，重点要转变，我们需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具体来说，就是产品要有市场。过去政府是不管市场在哪儿，先建了再说，结果工厂建好了产品却没有市场，你的投资也不可能有回报。我们现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有些项目还在建，但是市场容量是有限的，新的产能加进去以后肯定会带来产品价格下降。主营业务不能盈利了，只能靠非主营业务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没有收入，企业没有利润，当然政府也没有税收。再就是资源环境要可承载。今后我们追求的发展中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员工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资源环境可承载。

这样的一些项目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去寻找呢？如果还是按照旧常态的逻辑，把政府当成发展的主体，要政府去寻找新的增长点，那是找不出来的。过去我们做规划，往往是在内容里写出发展的具体产业，各个地区都去发展那些东西，全国市场是有限的，当然就会过剩。所以不应该让政府去找增长点，政府找增长点的路肯定是越走越窄。我曾在日本学习日本的产业政策，学到“雁阵理论”，即在追求发展目标时，可以由前面的大雁来引领我们飞。比如美国有汽车有飞机，我们就来搞汽车搞飞机，看到美国搞什么我们就可以学着去搞。但是现在，我们这些产业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并驾齐驱了，已经不再是落后的大雁了，他们有的我们也有，虽然技术可能不行，质量可能不行，工艺可能不行，价值量是低端的，但是毕竟我们也都有了。因此要想寻找新的产业来推动增长已经很难了。新的增长点肯定是有，关键是要靠市场去发现。市场不认，产品卖不出去，肯定就不是新的增长点。像新能源汽车，如果价格过高肯定不会成为带动增长的增长点，只能是少批量的个别人玩一玩。

新的增长点是让市场来发现，而不是政府去发现。因为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政府的眼界肯定是有限的。

总之，在发展的导向上我们是要GDP，但是不唯GDP，不要把GDP看得过重，不要崇拜GDP，不以GDP论英雄。对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三、在扩大消费过程中，要重视净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能力、培育新消费群体

过去社会消费相对比较匮乏，群众收入比较低，平均消费水平低，当年购买彩电、冰箱这些东西，是你有我有全都要有，所以形成了一种排浪式、模仿型的消费。如今在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以后，这样的排浪式、模仿型消费已经渐行渐远，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社会主流。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想办法使住房、黄金周旅游成为消费热点。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仍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比如推出汽车购置税减免等，试图刺激某几类产品的消费。现在的社会消费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越来越拉开档次了，所以再想找到一两个全国人民在同一时点上普遍消费的东西越来越难。

因此，在新的常态下扩大消费的政策，首先要更加重视净化消费的环境。目前我们的消费环境并不理想，假冒产品、伪劣产品很多，这种现象跟过去的消费层次有关系。过去消费层次比较低，产品主要依靠价格竞争，企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压低价格，是靠价格和规模占领市场。现在不同了，产品要靠质量来取胜，你的产品质量差就会失去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汰。净化消费环境，还要解决消费品税费过高的问题，过去我们把一些消费品定义成为奢侈品，消费税率比较高，结果老百姓都跑到国外去消费，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消费环境。

二是重视增强消费能力，主要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水平跟GDP有关系，速度高居民收入就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经历了先提高后下降的过程，最近几年又略有提高。在提出政策取向以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幅度比较小。最近几年，特别是“十二五”规划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一种结构。做得不够的地方，是如何进一步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初次分配比重假设是合理的，经过再分配以后居民收入比重进一步提高，现在这方面做的有一定的差距。前一段时间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其实就是一个再分配调节的办法。保险费率降低了，消费能力就提高了。

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会议上曾经讲过，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长可能比GDP的增长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未来到底能不能实现更多依靠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果消费不扩大，还要保持7％这样的速度，必然会更多依赖投资，问题是投资的空间在变小，而消费空间是很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比整个平均居民收入增长更加重要。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相比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可能更有实际意义。比如说，上海是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最高的，甘肃是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最低的，两地相差了2.4倍。其实这个数据意义不是很大。老百姓比的是生活水平差距，甘肃老百姓虽然收入低，但是生活成本也低，所以不能简单判断。应该缩小的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现在收入水平是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最低的是农业和林业，差3倍左右，这个比较也不是特别全面。真正要比较的是小时工资，金融业平均劳动工时是每周40个小时，而且不加班。加班最多的是餐饮和住宿业，一周工作时间是50～60个小时，加上这个因素以后彼此的差距就太大了，差了5倍，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今后要缩小这样的差距。

三是要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消费群体是存在的，客观上有不同的收入群体。今后要加大扶贫的力度，让贫困人口成为一个消费群体，这些人还有上亿人，他们的收入很低，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消费群体。另外，特别需要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或者培育形成中产阶级消费群体。80后特别是90后的农民工，这些人现在的收入应该说不是很低了，虽然总体收入水平还不如大学毕业生、知识界的人员，但是他们的收入提高得很快。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几乎是以年均10％的速度在增长。最近看到一个报道，现在在北京，有一定技术的建筑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要一万，当然加班时间要很长了。我在上大学之前就是建筑工人，现在我每月收入也就一万元钱。想想如果不干这个，当建筑工人干到现在月收入也有一万元钱了。这说明很多问题，农民工今后有可能成为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至少一个月收入四千元、五千元是可能的，其实当个公务员也就是这么多钱，新来的可能还达不到这么多钱。

由于农民工现在不能够在城市落户定居，所以他们的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很大程度上要靠未来的农民工购买。要通过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使这些人今后成为新的消费群体。四、在增长动力上，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事实上，目前各地政府都是把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手段。每当遇到经济过热和经济不景气，首先想到的就是用投资的手段。当然，扩大消费也是一个方面，但是起决定因素还是要靠投资。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虽然投资的空间仍然有，但是想要像过去那样可以无限度的投资，投下去就有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呢？应该逐步把投资和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增长动力转到创新上，这样才能持续不断地推动增长。在推动创新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全面把握创新的内涵。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是说只有科技创新是创新，其他的就不是创新。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组织方式等都是创新。只要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能够带动就业，能够带动GDP稳步增长都是创新。因此，不能把创新仅仅理解成为科技创新，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创新都搞成自主创新，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们的发展为什么比较快？就是因为我们善于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搭了便车，走了捷径。如果我们事事要去搞原始创新，从基础理论创新研究开始，直到最后的商业化，这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走很长的路。

有的地方认为，我这里经济落后，处于工业化初期，没有高校，又没有人才，怎么创新？他的理解是只有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有大学的地方、有科研院所的地方才会有创新，这种思想对创新的理解就过窄了。

第二，在创新当中注意使用产权激励的方式。产权的激励是最大的激励。如果不承认知识产权或者不保护知识产权，不承认产权归发明者所有的分配方式，就不可能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如果不承认大脑的价值，所有好处都不给他，只给创新者提供基础性一般性的工作，给他发点工资，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过去很快富裕起来的人，更多是房地产开发商、煤老板等，因为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土地开发、盖房子，搞矿产资源开发，这些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这种一夜暴富往往跟腐败联系在一起，如果完完全全按照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做，他们也很难暴富。今后发展要靠创新，就应该减少传统方式下的那种一夜暴富，而是要让科研人员、让创新的各类人才“一夜暴富”。今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三，投融资机制要适应创新，现在的政府财政投资的机制，无非就是搞土地财政、融资平台等，包括银行融资机制是贷款，它能够适应传统的发展方式，或者说适应于旧常态下以投资、以企业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也比较适应以政府为主来组织的那种创新。在新常态下，今后更多的创新是分散化、小型化的，比如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各个规模和程度的都有。现在投融资的机制，远远不适用于现在的创新需求和创新方式，所以投融资的机制需要改变。

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刚刚下发了一个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深化投融资机制的改革。

目前，在中国的体制下很难产生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生产汽车，汽车是要上公路的，你没有公路就不能搞汽车，搞汽车还得有资质，否则搞出来也跑不了。在美国，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可以上市，而我们的企业亏损的时候银行不给贷款，企业三年不盈利是不允许上市的。美国的投融资机制适应创新，只要你的产业有前途就可以贷款可以融资，你想干就干，达标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还做不到，所以要改。

第四，招人比招商更重要。创新靠什么呢？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人的问题，只要有了能人，就能有好的创新项目，创新活动就会形成。过去我们只顾招商引资，导致很多产业饱和、产能过剩。我们现在讲缺少劳动力，但是更缺的是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当然这种人也包括企业家，因为真正懂得搞实业创新的人才比较少，不是说只有科研人员才会创新。金融创新肯定也是非常重要，是资本的创新，但是有风险，搞不好形成泡沫。实业的创新需要花很多时间，要去投资，要懂得技术原理。德国很重视工科、职业教育，他们也非常重视金融创新。而我们是过度的金融化，金融危机就是金融过度创新的结果。

教育要改革，这些都需要去做。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从头到脚去地改革教育，再去培养学生恐怕已经来不及，所以必须招人。这次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就是要实行积极的引进人才政策。新加坡的李光耀说，中国是在13亿人当中发现人才，而美国是在全球70亿人当中寻找人才，基数不一样，更多的创新人才都跑到美国去了。

第五，依靠市场发现创新点。阿里巴巴是政府让它去做的吗？肯定不是，它是在市场竞争中发现、创新出来的。政府的职责就是把市场净化好，让市场自觉地发挥作用。

第六，政府要营造创新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的支持政策。现在我们有些政策是抑制创新的，你有一个发明成果，评估是100万，你就得先缴40％的税。我创新的这个成果还没有卖，政府凭什么收税？现在文件规定了“个人发明的收益延迟征税”，创新者可以在五年之内缴纳这个所得税。根本就是承认大脑是创造价值的，价值真正实现的那一天再去征税。五、在结构调整中，要增量存量并重

我们从20世纪60年代，从第七个五年规划开始就讲结构调整，就开始经常使用“调整”这个词。过去的结构调整，往往都是做加法，都要上，只不过有的上得快一点，有的慢一点，其实都不太符合“调整”本身的含义。实际上，不同的产业增长速度不太一样，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有生有死，产能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应该合理同步。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面向全球，很多产业在全球占了40％～50％，甚至占到70％～80％的产量，是面向70亿人消费的。但是现在70亿人需求力增长也不行了，因为过去全球市场增长有一块是靠负债支撑的需求，美国是家庭负债，欧洲是政府负债。太阳能后来为什么产能过剩呢？因为太阳能很大程度上靠卖给美国、卖给欧洲。但是金融危机以后，欧洲政府去债务化，减少对太阳能的补贴，太阳能的市场就开始萎缩了。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或者说一些领域已经接近峰值。过去我们对峰值的概念基本上不考虑，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有这么广阔的大市场，以这么大的能量发展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一些方面的峰值在逐步地显现，这是经济发展发生一系列逻辑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比如说，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达到峰值，就是说三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960万，相当于某一个国家的人口。从控制污染的角度讲，四个主要的污染物已经达到峰值，今后我们必须让它的指标往下走。我认为包括城市、农村在内，建设用地的总量也已经达到峰值了，农村7亿多人口占有17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如果控制不好，可能还要增加。城市建筑用地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但是据调查，有三分之一的省、区规划的建设用地面积已经相当高，比现在的4万平方公里要多出很多，13亿人统统进入城镇可能也用不了那么多地。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各种各样的园区面积也到峰值了，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当然很难讲，但是总量应该是已经到头了，不能再占了。灌溉面积在增加，但农业用水已经到头了，不会再增加了。钢铁和水泥部分行业产能也达到峰值，现在大概有8亿吨的钢铁产能，加上在建的，过剩产能大概有4亿多吨（将近5亿吨）。由于基础设施、住房包括制造业，很多行业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对钢铁的需求肯定要逐步下降，所以它的产能肯定是到头的。2014年我国生产了钢材7.8亿吨，只有9000多万吨出口，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它发挥的是比较劣势。因为我们的环境容量、水的容量、空气的容量不允许这么做。大量地耗水耗能生产这些钢铁卖到国外，去满足其他地区人民的需求实际上是不合算的。还有化肥、农药、农膜的消费等也已经达到总量峰值。今后的问题，是怎样在减少这些化学产品的情况下来保持粮食产量，不能再靠增加化肥来增加粮食产量，因为生态环境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所以化肥厂不能再建了，再建就过剩了。

还有一些接近峰值的东西，比如人口峰值，过去也有预测，现在来看肯定会比原来的预期要大大提前。人口峰值来了以后接下来是粮食，中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现在是6000万公斤，最后还要增加多少呢？粮食和人口肯定是相关的，现在粮食安全的口径已经改变了，口粮要保证绝对安全，但并不是所有的粮食都能安全。东北的大豆产量在新中国成立时占全世界的70％～80％，现在大豆全都靠进口。口粮和饲料用粮要自给自足，但是工业用粮不能靠自己生产。假定只是保证口粮和饲料用粮的话，相信粮食消费的这种峰值也不会太远了。城镇化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城市用水量会增加，用电量会增加。随着城镇化比重进一步的提高，假设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够市民化，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了，再把老婆孩子和父母接到市里来，城镇化率就是60％～70％，这就相当高了。中国的城镇化率到底有多少？实际统计的城镇化率是50％。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算法。大学毕业生的总量也要达到峰值，为什么呢？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这么多，再扩大招生规模也是那么多人。假设所有适龄人群统统上大学，也有到头的那一天。还有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已经承诺了必须达标。所以峰值的出现，对我们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发展就是事物从小到大、从少变多的过程。过去讲钢铁增加产量是发展，未来要讲提质增效才是发展。居民住房以小换大的是发展，如果房子面积总量不变，但是在居室结构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变化也是发展。达到峰值或者接近峰值的行业要改变它的发展内涵，减量、提质、增效可能是发展重要的内涵。

有个木桶理论是补短板，现在这个理论要做调整了，不是都去补短板去发展，有些长板太长了要截掉。今后的结构调整，一方面要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比如扶贫、公共性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另外一方面是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前几天搞中国发展论坛，我们专门请一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有的说供给问题，有的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供给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全球来看也没有说清楚。按照凯恩斯的假设，如果是需求不足，就必须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是我们上次做的结果是现在产能过剩。如果不按照凯恩斯经济学去做，重点做供给方面的化解，截掉长板，速度就要下来了。从现实来看在未来期间必然要截长板，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因为你的债务、你的泡沫背后要么是股票，要么是房子，要么是产能，要么是企业，不是凭空形成的一种东西。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在推动结构调整当中，一方面要通过推动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本地过剩的产能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办事。美国现在经济增长，在世界上至少2014年是一花独放。美国确实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工业增速跌了15％。我们从来没有负增长，最多是现在最低到6.8％，产能应用率最低降到63.7％。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破产企业，从危机前的11.6万件上升至42.2万件，也就是有42万个市场主体的企业生产者破产了。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注重保速度保增长，但是去产能这个过程没有做，结果很多产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块。不靠负债、不靠泡沫、不靠杠杆去支撑实际的需求，这些东西都太长了。今后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做这件事情。六、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树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的原则

过去我们提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是因为我们认为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太大。从“九五”规划开始，就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的一条重要发展方针，到“十五”规划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接下来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都搞起来了。我们曾经认为，各个地区之间需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等于要缩小地区之间GDP的差距。在新常态下，我们开始认识到区域差距到底应该是什么。比如说人均GDP差距要缩小，分子、分母都要做，一方面要做大GDP，另外一方面减少人口，这样人均GDP差距就缩小了。上海和贵州分别是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地区，因为上海需要大量外地人口支撑GDP，现在统计口径改变，把常住人口加到分母以后，这个差距快速缩小。更应该重视的是居民收入的差距，但是也不能简单地以居民收入差距来评价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们现在对收入差距的认识有一些是片面和夸大的，简单地说居民收入有几倍差距，造成了一种证据上的民粹，迫使中央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做不了的。

还有对城乡差距扩大问题的认识。由于我们实行特殊的城市化模式，只要劳动力不要人口，农民人进到上海了，但是在统计收入的时候还是把农民工统计为农村人，农民工收入同样统计在农村。假设把农民工的收入同时统计在上海，把农民工本人和家属同时统计成为城市的人口，因为这些人在城市是低收入，统计的结果就是城市人均收入下降，农民人均收入也下降了，这取决于分子分母的变化速度。如果一家带两个人过来，差距就缩小了。世界上没有只要劳动力不要人口的城镇化，所以很难说清楚收入差距。农村、城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肯定有差距，但是主要差距不在收入上。城市租房要钱的，农村房子价格很低，如果要是公平大家都一样的，我们的房子包括地就那么多钱，是不是说城乡差距倒过来了？所以不能简单地看，收入差距问题是经济发展当中必然出现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的结果。

不同地区收入不一样，但是生活成本也不一样。最终要看生活水平，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现在又说城乡之间差距要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不可能做得到。公共服务是指地区之间均等化，城乡之间不可能均等化的。农村一个村要搞一个三甲医院搞得了吗？让医院办到那儿去绝对不可能。把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无限放大，也是做不到的，只要地区之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大体相当就行了。比如西藏、新疆、青海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高，那么西藏、新疆、青海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比其他地区多一些，去掉成本因素，这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均等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把它扩大化了，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今后缩小差距，包括分子分母一起变化。有的地区是人口性流入，有些地区是人口性流出，如果把家属带来，城乡差距是一样的，人均GDP差距马上缩小。从总量的差距看，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一样的，美国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比最低那个州差了80倍，中国的广州和西藏的差距，过去是80多倍，现在是100倍了，你说没有效果吗？西藏人均财政支出是全中国最多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是很好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排在全国第20名以后的。

新常态下，要从过去简单地缩小地区之间GDP的差距转向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我创建了一张图，假设横轴是经济，纵轴是人口。抽象讲，一个国家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发达地区，一个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假设东部地区经济占全国的70％，人口占30％，和第一跳曲线相切在B点。假设另外一个西部地区，人口占70％，经济占30％，地区之间会出现收入差距。同时假设这个曲线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曲线，在这个情况下假定东部地区承载能力是曲线Ⅱ，初始状态下，东部没有达到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本来可以发展更好一点。但是，由于经济和人口不成比例，没有达到环境承载力的极限，还可以再发展。对西部地区来讲，你集中了30％的经济和70％的人口，但是你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在曲线Ⅰ上，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曲线，就给承载能力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图1　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均衡图

假定要采取一种缩小差距为主的战略，要求两个地区同时集聚相同的人口和经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都集中50％的经济和50％的人口，这条虚线上在一点相切，这时候GDP差距就没有了，人均GDP完全一样。但是，考虑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后就出现问题了，在E点上，东部地区仍然没有达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有那么多的资源没有开放，有那么大的环境容量没有利用。另外一个地区低的西部地区，本来应该在C点上，现在把它搞到E点，这个地区集中的经济和人口就超出了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平衡了，但是承载人口经济集中的程度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却失衡了。正确的办法是，东部地区集中60％的经济，同时集中60％的人口，让它的生产曲线达到承载能力的点到D上，同时让西部地区回到原来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C点，集中40％经济和40％人口。虽然人均GDP是一样的，但是总量不一样。我们应该追求人均GDP一样，不要追求GDP总量。中国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60％的经济，但是没有集中全国60％的人口，西部地区只有20％的经济，但是它集中的人口超过了20％。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产业，同时做好人口流动这篇文章。七、在城镇化当中要规定以人为核心

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城镇化是最大的逆袭，好像推进城镇化就能推动我们的经济自然而然的增加。但是通过最近两年情况来看，我们城镇化率虽然提升得很快，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却在下降呢？假定前面的前提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城镇化最大的逆袭，说明我们推进城镇化的方式有问题。城镇化在进步，但是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来推进城镇化，只是开发土地，要地不要人。农民工不能落户，不能市民化，不能融入城市，在生产供给甚至产业上，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性伤害。伤害就在于现在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减弱。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世界第一了，但却是大而不强，现在很多产业的竞争力已经在减弱。杭州一家企业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生产同样的产品，我们的资金成本比美国贵，能源成本比美国贵，进口和出口的费用比美国贵，配件比美国贵，所有东西都比美国贵，唯一一条就是美国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国的三倍。而我们快速增长的工资正在侵蚀竞争力。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比较了2004年到2014年全世界制造业的成本后发现，论竞争优势，如果考虑能源、劳动力、生产力、汇率，假设美国是100的话，中国已经变成96，中国和美国的成本指数很快将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这十年我们的工资增长四倍，而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只增长27％～30％。我们的能源价格都在提高，而美国能源价格下降50％。我们的汇率大概升值20％～30％，反过来就是贬值了20％～30％。

各种各样的因素表明，我们竞争力在减弱。特别是劳动力少了，农民工工资过快增长，又不让他落户，干到40岁左右就回家了，就退出劳动队伍了。虽然看起来劳动力人口很多，但有效的劳动年龄时间减少了，都退回到低劳动力生产部门了。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5％，增长速度相当快，但是21世纪头十年降了6％左右。近几年只有4.4％、3.9％，2014年是1.4％，基本是按5、4、3、2、1的速度在增长。如果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用不了两年，可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农民工就是零增长了。今后谁来务工呢？中国人口增长不是平缓的，20世纪50年代有婴儿潮，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三年困难时期，所以人口在下降。1963年到1972年这十年，中国新出生的人口是2.7亿，假定到55岁退休，这些人从2018年开始进入退休高峰期。假设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退一个补一个，必须有2.7亿的劳动力补上岗位。什么样的人来补呢？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一共出生1.6亿人口，年均1600万，从2000年以后开始，1980年后出生的人员开始进入到劳动队伍。按前面讲的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补上了2700万，还缺1个亿的劳动力人口。这就要看劳动力提高能不能弥补未来的缺口，如果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干到20年马上回去，肯定会加重劳动力短缺的风险。从需求来看，这些人如果不能够成为住房消费的群体，房地产是很难启动的，而房地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八、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发展的理念

过去，我们也重视生态环境，但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过去我们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也要”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主要的，主要要金山银山，捎带上还要绿水青山。因此有一句话叫“在保护中”发展，并没有把绿水青山当作一种成品。

二是把可持续发展割裂开来。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引进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成了互不关联的几件事：一是人口问题；二是资源问题；三是环境问题，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汇报。前两位总书记都要分别召开会议，专门讲一下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但是把问题割裂开来了。实行这么严厉的计划生育，是因为中国耕地太少，人要吃粮食，要消耗资源。按照这个逻辑，假定所有的东西必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上产生，肯定不够，因此必须实施计划生育。但是如果只是从这个逻辑考虑问题，今后人口都老龄化了，经济没有办法发展了，谁来养这些老年人呢？另外，在经济和环境之间有一个空间上的均衡。

三是重点没有放到最应该放的地方。我们的法律也好、规划也好，重点是处理和整治自然，而不是约束人的行为。生态环境的问题并不是自然本身出了问题。

过去的理念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强调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并没有想如何约束人类本身的行为，其实恰恰是人类本身的行为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带来了洪水、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

四是没有把山水当作生命共同体来看。生态系统本身被割裂了，种树的只管种树，护田的只管护田，治水的只管治水，按照自然的要素人为地切割开，但实际上是山、水、林、田、湖是一个整体。

五是不区分权力与权利。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没有问题，但你是用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权力还是应用所有者的权利并没有区分。我们没有自然资源完整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却找不到一个责任主体，产权所有者缺位，最终也没有人具体负责任。

未来在新常态下，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应改变发展的理念和发展的内容。保护好生态，像青海、西藏，把生态保护抓住了就是发展了，要求它增加GDP才是发展，那是做不到的。过去把这些地区当作一个可以生产牛、羊，提供畜产品的地方，会增加GDP，结果就是把生态破坏掉。要改变发展的方式，推动绿色的发展、低碳的发展。

因此要转变治理的思路，要把重点从整治自然、修复自然转变成为约束人的行为。不再去劈山、开山，不再去把河、田盖上填上。目前，很多国家包括韩国和日本都在努力恢复河流的生命，本来是一个有生命的河，盖上板以后变成下水道了，他们现在都在把它掀开，让它见太阳恢复生命。

同时治理的重点也要改变。

今天我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做好经济工作，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角度，谈了一些个人的观点。中心思想就是，新常态下我们要有新的作为。所谓新的作为，就是不能再按照过去传统的办法去发展。客观情况变了，新常态是一种客观的变化，势变了，所以你的道，你的工作、你的办法、逻辑都要做一些改变。新常态是要有新作为，要做正确的事情。

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李稻葵教授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理解中国的世界政商领导人。李稻葵教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并担任《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编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中国中央电视台特邀评论员等职务。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顾问、世界银行顾问、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2001—2002）。李稻葵教授当选为201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3年当选中国侨界杰出人物。

李稻葵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第一个问题，从2014年年中开始的增速回落是否已经见底？宏观经济的回落是否已经见底？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了若干年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进展，还是根本没有进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观点非常对立、非常不同。

第三个问题可能更重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未来10年是8％呢？还是有人说的6％，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任何讨论中国经济的运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有人不回答，在潜在分析中也已经做了假设了。

第四个问题，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旧增长点比如房地产、出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我讲到的这前四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只有把这四个问题回答清楚以后，我们对第五个问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政府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前四个问题的分析。

为了能把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想用跟一般放电影和演戏剧相反的方法，我先来透露剧情，先讲结论，再展开一点点讲，然后回过头总结。

我的基本观点有四条。第一个观点，经济结构调整向好，拐点已经出现。2007—2009年之间，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有很多证据支撑这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潜在的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至少未来10年在7％以上，这是我的结论，不要认为这是武断的推论，下面我有很多证据。

第三个观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

第四个观点是推论。根据以上三个观点，我的推论是，在短期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要催生新的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把新的发动机装上去。这是我的四个观点。

现在比较主流、比较占上风的观点有三条：第一条是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还会下降；第二条是结构调整进展不大，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靠投资拉动；第三条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因此，增速的下降应该乐见其降。持这个观点的，比如我非常尊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老师，他有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多数派的观点。

首先，我谈一下对结构调整的判断。咱们从数据出发看问题。

图1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徐翔过去几年下了很多功夫做出来的。这张图反映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到底是多少？居民消费和GDP的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图1　居民消费率、零售和重构消费率

我们先看最下面的一条绿色的线，这条线是相关部门统计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到2013年是36.2％。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上升了，2015年已经达到44.5％，接近45％。我们为什么跟相关部门的数据有差距？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在测算居民消费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低估，越来越不准了。为什么？相关部门测算居民消费的时候，用的是家境调查、入户调查，相关部门手里面大概有7万户的家庭资料，每年从7万户里面抽出两三万户进行入户调查。这个入户调查为什么不准呢？因为入户调查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被调查的家庭需要和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事无巨细，把每天的收入和支出从几毛钱的消费到几十块钱的消费都报出来。而中高收入家庭收支情况复杂，时间宝贵，不太愿意和调查员合作。在辽宁省搞入户调查时，随机抽样样本，抽到了副处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这些副处级干部说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公布出来。于是相关部门就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加入家境调查，这么一搞就明显存在问题了。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它进行调整。我们用零售的数据，图1里中间的那条折线是零售的数据，大家注意零售和消费不是一码事，因为零售里面多了集团采购。比如到年底，因为财政拨款快到期了，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用品，赶紧花掉。如果到市场采购的话，数据会进入零售统计，但是这个统计不应该作为居民消费，这是零售高估居民消费，但是与此同时，零售也错过了居民消费的重要部分。现在很多家庭花钱搞家教补课，但补课家教并不在零售统计里面，劳务培训教育服务不在零售里面，所以零售数字也低估了一部分居民消费。还有一条，零售数字算的是规模以上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小型零售商店就不算了。因此零售的数据也需要调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集团采购去掉，把教育服务等服务型的消费重新调整，最后我们算出蓝线，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了。这件事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下承认，但是说不要引用，他们不想造成系统性的偏差。

各位就要追问了，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了？消费上升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我们的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下降。因为国内消费一上升，出口量就会相应的放缓，进口量就会上升。因此，出口减进口除以GDP，我们的贸易顺差与GDP比重逐年下降，最高的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8.8％。2007年我们的GDP里面，每生产一元钱GDP，0.088元是外国人消费的，这几年这个比例一直下降，一直降到2.5％左右。图1中消费在2007年形成拐点，贸易顺差的缩小也是2007年，时间点完全一致。

图2里面有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2010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去参加20国集团的峰会。在峰会上，各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贸易顺差国要想方设法降低贸易顺差的比重，贸易逆差国家也要降低，当时提的是顺差占GDP 4％的目标。我们的领导人和随行的部长们包括央行行长、财经部长经过一番讨论，觉得恐怕达不到，就没签字。事后看来，当时太保守了，这几年我们的贸易顺差都在4％、3％以下。图2　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变化

第二个故事，2014年的贸易顺差略有上升，大概是3800亿左右，占GDP的比重接近4％，略有上升。原因很简单，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以我们进口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3800亿美元占2014年10万亿美元的GDP的比重，正好是3.8％。咱们就算一笔账就清楚了，我们国家2014年原油整个消耗量是5亿吨，其中3亿吨约60％是进口，大数是20亿桶原油。2014年每桶油的价格降了20美元，再乘以20亿桶，就是400亿美元。2014年贸易顺差，如果原油价格不降，我们贸易顺差就是3400亿美元。我们还没有算铁矿石，铁矿石的价格降了一半，所以2014年这个数字上去了。美国财政部是负责汇率的，每年都在计算我们的贸易顺差。原材料价格下降、原油价格下降，对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历年都是贸易逆差，2014年终于实现了一次贸易顺差，这需要感谢原油价格下降。

日本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贸易顺差。自从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以后，日本人不搞核电了，转向大量进口原油，大量进口天然气发电，所以日本过去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2014年日本也出现了顺差，又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原材料价格下降，对很多国家是重大利好。

为什么贸易顺差下降，同时消费比重在上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算宏观经济的比重。2006年我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王红领老师，还有我的博士生刘霖林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预测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因为劳动力市场即将发生变化。

图3中下面这根线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上面那根线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逐步往下走，最低降到了42％。对这个问题很多老师做过研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2007年以后反弹往上走，现在仍然往上走，这是相关部门的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劳动收入，但是趋势是没错的。2006年我们就发了文章，预测劳动收入下降在未来若干年会逆转。为什么当初有这个结论呢？图3　消费、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有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要进城，这个人数过去是很多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进城的这些农民工或者农民，没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要城里面的工作岗位能给农民工的收入再加上一点儿路费，再加上一点儿离开家人、离开孩子的感情补偿就够了，他就愿意进城打工了，这个市场就均衡了。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以后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个工人所产生的附加值（就是GDP），资本在积累。每个农民工身上背着的跟他一起干活的机器也在升级，2014年是手动的，2015年是半自动化的；2014年是电动工具，2015年是风动的。所以每个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是由于人太多了，工资一直上不去，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差价，我们过去叫剩余价值，现在叫利润。利润归到资本所有者，谁是资本所有者？可以是民营企业家，也可以是国有企业，反正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工，这就是当时消费和劳动收入下降的一个原因。

我们推算，到一定时候，农民工不愿意干活了，不愿意进城了，除非加工资，那时候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就开始上涨了。这是我们的结论，也是我们的模型。2006年，我们还搜集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发现了U型规律。我们预测未来若干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到2007年的时候就上升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增长。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跟消费是一致的呢？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是劳动，所以劳动收入一上涨，消费就往上走。这件事跟网购完全一致。衣服是第一大网购对象，因为实体店的衣服太贵，网购价格就很便宜。普通百姓买不起高价产品，主要是在网上买衣服，所以推动了网购，这是大众消费。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了，那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愿意出来打工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件事，现在仍然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有人认为没有。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另一位成员蔡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图4中的折线是转移劳动力与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比重，2012年接近35％。这个数字不能证明农村就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村需要保有多少劳动力，农业生产最终需要多少劳动力，但是趋势是很清楚的，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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