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嵌”是如何发生的：东亚模式的转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永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脱嵌”是如何发生的：东亚模式的转型试读：

东亚模式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典范。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时都是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其人均GDP与当时的肯尼亚相当。但在短短的40年时间内，它们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赶超奇迹，而且顺利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稳态社会轨道。“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成为二战后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发展中世界实现经济赶超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么陷入了贫困陷阱（如大部分非洲国家），要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而不能自拔。

反思东亚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虽然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核心的问题。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和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是理解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政府是否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干预，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其中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重要意义也富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例证是，在最近的几年内，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一度被冷落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兴趣又重新燃起。对产业政策的新的一轮研究热情可能与下面的几点背景有关。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过去30年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停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的试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失败，亦从反面说明了国家的干预不能无所不包。而东亚经济的实践则介于两者之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被很多人认为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

历史地看，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在经济起飞和赶超阶段都实施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它们的产业政策具有以下特征：（1）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扶持本国或本地区的大工业企业；（2）扶持具有很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支柱产业；（3）银行向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的政策性贷款，同时还在财政上提供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4）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的产品提供市场（如日本的综合商社）。上述（1）和（3）这种故意将价格做错（getting price wrong）的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Johnson，1982；Amsden，1989）。

现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客观。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whether），而是“怎样干预”（how）。然而，尽管如此，产业政策却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惨遭失败。例如，二战后很多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这促使我们思考政府与市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研究东亚模式，不仅对理解经济发展，而且对理解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东亚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典范，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典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成功地进入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标志的现代稳态社会，成为二战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放眼发展中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政治很不稳定，缺乏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政府，政府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成为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经济发展与政治结构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和经济组织是如何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出来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精英和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书着眼于东亚模式的目的，即在于从理论和历史结合的角度刻画这种市场和经济组织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的过程，旨在为东亚模式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

除了一般性的学理意义外，研究东亚模式还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中国与东亚相比具有很多共性，比如先经济发展后政治变革、威权主义政府、审慎的自由化次序等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区别。如：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对经济的支配力都远远超过东亚政府；东亚模式发展之初就进行了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从而为共享式增长和政治转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中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度的不平等。尽管如此，东亚地区在文化、历史背景方面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大相似性，尤其是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研究东亚模式对探寻中国转型的途径和路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反思二战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潮，在理论界和政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组织，在20世纪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政策就是自由化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三个支柱）。该主张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经济成功转型与繁荣的关键在于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消除政府造成的各种扭曲，“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但是这种改革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公正地说，“华盛顿共识”作为一个最终的经济发展的状态和方向，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处方，则错将目的当作手段。的确，作为一种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无论是对于转型经济还是对于发展中经济，都惨遭失败。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在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经济在“休克疗法”的思维下，几乎一夜之间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对国有资产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了巨大的变革。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设想的相反，“休克疗法”在转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带来苏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反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而采取渐进改革方案的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目前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华盛顿共识”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中也遭遇了滑铁卢。“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们认为，发展中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首先进行大的制度变革，改变政治结构和产权结构，这也是很多强调制度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所推崇的（North，1990；Acemoglu，2005），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制度结构的内生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宜的制度”可能是市场发育程度所内生决定的（Arrow，1971）。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发达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不发达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发达之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情况各有不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也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

具体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东亚奇迹的出现，国际上就开始有一些学者研究东亚模式。尽管文献浩如烟海，但其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总的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发展型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美国学者Johnson（1982）在其《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的经济奇迹。约翰逊教授基于对日本模式化的经济计划官僚机构通产省（MITI）的观察，构建了一个有关干预主义国家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发展型国家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被描述为计划-非理性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苏联），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plan-ration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兼有私人所有权与国家指导的属性。约翰逊特别强调了产业政策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赶超中所起的作用。后来罗伯特·韦德提出了“驾驭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s）的类似框架，来解释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经济赶超（Wade，1990）；Amsden（1989）通过强调后发优势中的“学习效应”来解释韩国的经济赶超。这些文献都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并非政府的功劳，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因为东亚政府所做的无非是放松规制、对外开放，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而已（如Noland and Pack，2003）。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各有其局限性。发展型国家理论过多地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市场和市场缺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固然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大的趋势，但同样没有意识到发展中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市场缺失现象，因而资源的配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需要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东亚模式基础上重新弘扬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Amsden（1989）与Wade（1990）对韩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以及Johnson（1982）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奇迹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这些具体的国别和地区研究之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思考（Evans，2004）。Chang（2002）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考察，发现今天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和美国在历史的同时期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要比德国和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产业政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更显得重要。很多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时代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讨，主要的贡献者有Stiglitz（2002）、Hausman 和 Rodrik（2003）与Rodrid（2008）。他们都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美，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来挑选优胜者，而是应该关注过程（process-targeting）来纠正市场的缺陷和协调不足，而且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针对具体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实施，因而是因国而异的。

与我们本书中采用的方法最接近的是Evans等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文献（Evans，1995）。Evans提出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概念性框架，通过国际比较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着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他认为，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同时具备“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条件，所谓“自主性”就是政府是利益中性的，而不是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而制定出偏的政策。同时，还必须具有“嵌入性”，即政府和产业之间必须形成某种关系，这样有助于信息的交流和政策的实施。

这个文献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在Evans这个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从而给Evans的框架提供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仅如此，我们还发展了一个自主性与嵌入性动态互动的理论，并分析了其对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及政治转型的意义。二本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市场不完全性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首先在“互联的市场”理论（Braverman and Stiglitz，1982；王永钦，200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一般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政府的职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的函数。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分工程度还比较低，市场要么是缺失的，要么是不完美的，经济中主体的交往往往采取互联的合约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展中经济的农业市场，佃农和地主不仅在产品市场上发生交易（如佃农可能会购买地主的粮食），在劳动市场上发生交易（如地主购买佃农的劳动），在信贷市场上发生互动（如地主会提供借贷给佃农），还会在保险市场上互动（如地主会向佃农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如分成租佃就是一种保险）。

同样的逻辑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产业之间。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就类似于一个互联的合约（政府类似于上面的地主）：政府、企业在信贷市场、产品市场等多个市场上存在着互动，通过“交叉补贴”等机制可以实现很多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时候，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将相对价格做错（getting the relative prices wrong）的方法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赶超，侵占成熟产业的市场，就像日本和韩国的情况说明的那样。

从理论角度来说，东亚模式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的经济都是一种“嵌入型”经济（embedded economy）。这种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关系（市场与经济组织）是嵌入到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市场不完备的经济发展阶段，嵌入型经济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中，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了“互联的关系型合约”这种形式。在市场范围较小和分工程度较低（市场缺失）的发展中经济中，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会跨越多个“市场”，这被称为“互联的合约”。如上文提及的地主与佃农的例子。由于互联的市场会使得在单一的市场上无利可图的关系合约在互联的情况下变得可行，所以，市场的互联性扩大了可行的关系型合约的可行集合；而在社会分工程度高的经济中，人们在不同的专业化市场（specialized market）上与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易。

除了市场高度不完全外，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另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区别是，其生产技术远离世界技术前沿。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采用现成的技术，因此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动员投资、采用现成的技术。在这种基于投资（investment-based）的发展阶段，嵌入型体制可以实现迅速的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嵌入型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展的同时，会使得市场和经济“脱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市场的日趋完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去伦理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将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将深入剖析东亚模式的嵌入型体制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逐渐动摇并最后瓦解的。三本书的主要发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在经济发展早期，政府之所以可以发挥更直接的作用，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范围较小，社会分工程度低，市场缺失问题还比较严重，政府与企业家（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互联性关系型的制度安排（如产业政策）可以弥补市场缺失问题，并促进市场的发育。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讲，由于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不需要依赖第三方（如法庭）实施的正式制度，所以节省了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和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来说，这就是一种“适宜”的制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成本就会逐渐凸现：因为它使一个人的边际交易成本（如监督成本）越来越高，而正式制度（基于规则的治理）的边际交易成本则越来越低，即正式制度具有规模经济。

从生产技术的层面来讲，由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发展中经济可以直接采用现成的技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资源，稳定的关系型合约尤其适合这个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而在市场范围扩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进入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的时候，基于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促进内生的技术进步。

民主与法治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更有效的治理采取了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形式，所以法律的作用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制。第一个方面的限制来自它的关系性（relational），即当事人考虑是跨期的和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法律则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既往的事情做出判决，是后顾性的（backward-looking）。第二个方面来自它的互联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跨越了好几个“市场”的，而现实中的法律都是关于某一个具体“市场”的争议的，很难将复杂的互联性考虑在内，基于单市场的裁决可能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理性考虑，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法庭。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市场足够完备后，法治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想情况下，经济发展会通过两种效应来影响交易的互联性和关系性。一是专业化效应，即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分工水平的深化，市场不断专业化，原来需要由互联的关系来实现的交易就可以在专业化市场上进行了。专业化效应会弱化交易的互联性和关系性。二是市场厚度效应，即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分工水平的深化，专业化市场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量不断提高，即市场逐步变“厚”，这会进一步降低交易双方在市场上的搜寻成本，关系型交易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并弱化。通过这两种效应，经济会从人格化的交易为主变化到非人格化的交易为主的阶段。

经济自由化的时机和顺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由几个大的财团或者家族垄断，市场结构不是竞争性的。在初期的关系型合约下，这是一种有效的结构。集权的经济体系和一定的进入限制会有助于稳定的投资，因为关系型合约只有在少数几个固定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才可以维持。在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这种稳定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后，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会阻挠新企业的进入和技术创新，从而会阻碍长远的经济发展。所以，经济结构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阶段，经历从集权到分权的经济自由化。并且由于市场之间的关联性，顺利推进合理的经济自由化对于转型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机：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是适合经济发展早期的制度安排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为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奠定制度基础。民主化和法治化往往是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同时进行的。而且，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初始禀赋的平等性，对于巩固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很关键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之前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为后来共享式的经济发展和巩固的民主转型奠定了关键的社会基础。理解东亚模式

东亚发展初期，具有自我实施性的互联性关系型合约（无论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弥补了市场缺失。在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早期，关系型合约是比正式的合约（如民主与法治）更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治理结构。这种合约结构还有利于充分动员和组织经济中的资源，适合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后，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会阻挠新企业的进入和技术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东亚模式给我们的一般性启示是，政府的作用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起到弥补市场和增进市场发育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市场发育比较健全的时候，政府应该退出直接的干预领域，转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转型，使国家走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政府在转型期间控制的社会资源要远甚于东亚模式下的政府，尤其是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但与东亚模式的嵌入型体制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嵌入型体制是由多个竞争性的地区性嵌入型经济体组成的。这种体制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让中国经济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品提供的不足和不公平等等，甚至还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与东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东亚模式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实现了共享式的增长。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最终会造成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共享式的经济发展对于成功的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对于实现共享式增长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东亚模式也表明，适时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具有重要意义。嵌入型体制经济上的代价：扭曲价格信号

在经济层面而言，东亚模式这种嵌入型经济体制本质上是通过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来配置资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将价格做错”的做法。嵌入型体制通过将价格做错而促进某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导致国内市场不能消化过剩产能，东亚经济体通常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在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东亚模式下的产业政策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现有的成熟技术来优先发展某些产业，对经济的扭曲也许还处在次优状态（second-best）；但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时，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以直接模仿，这种“将价格做错”的产业政策不仅做不到“次优”状态的资源配置，相对于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下的价格信号，而且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特别的，由于这种封闭的体制限制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竞争，加剧了价格信号的动态扭曲效应。嵌入型体制政治上的代价：官商勾结

我们前边分析过，嵌入型体制要想得以维持，必然设置产业进入壁垒，这样才能维持关系型合约的运行，由此创造的“租金”也给相关的各方提供了长期的激励，这种激励替代了价格机制下的激励。从短期的角度来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型合约可以弥补市场的缺失；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型合约必然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不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创新：固有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租金”，会竭力阻止新企业的进入，来巩固自己的在位者特权，必然导致官商不分、官商勾结和体制性腐败，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会进一步侵蚀政治合法性。在东亚模式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腐败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它是内生于这个体系的一种“生活方式”。嵌入型体制是可以自我维持的（self-sustaining）

世界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未必会自动导致嵌入型体制的脱嵌。这是因为，关系型合约和正式合约都是可以自我维持的。如果足够多的经济主体的交易是互联和关系型的，那么距离型的专业化市场和规则型的正式制度就难以确立，经济就会锁定在关系型社会。只有当专业化和市场厚度效应足够强、嵌入型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足够弱，打破了关系型合约的自我维持性时，嵌入型体制才有可能过渡到开放式社会。世界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很多地区迄今长期陷在嵌入型体制的陷阱里而不能自拔，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自主性（即政府和统治精英不受利益集团的俘获）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

所以，嵌入型体制往往需要借助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样的外力来使其“脱嵌”。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本书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章，将东亚模式放在国际发展的视野下，对东亚模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系统性的描述，作为本书的一个背景。第三章，提供一个简明的概念性框架，对世界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个分类学，从理论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东亚模式进行远景式的分析。第四章，近距离地分析东亚模式的嵌入型体制是如何促进经济赶超的。第五章，分析嵌入型体制的局限性及其如何转型。第六章，从东亚模式的视角，研究中国式嵌入型体制如何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又如何造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扭曲。在本书最后部分，将提出一系列可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的建议。第二章东亚模式：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一作为后进国家成功赶超范例的东亚模式

二战之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多国家进入了和平发展期。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赶超先进国家成为许多后进国家的美好愿望。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段走上了不同的赶超道路：有的国家自始至终都没有走上赶超之路，如大部分非洲国家；有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高速发展，最后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不前，如拉美国家。而仅有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走上高速发展之路，最终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成功地在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化转型。

东亚国家和地区率先完成超越的是日本，紧接着是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经济发展水平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起点上，但是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成果，成为先进国家和地区。它们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经济结构，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们都地处东亚，于是它们的经济发展被誉为“东亚奇迹”，人们又将它们的发展模式称为“东亚模式”。从广义上来说，“东亚模式”还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它们取得的成绩不如日本和“四小龙”，而且模式和发展道路也与这5个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所以本书将主要探讨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主的东亚模式。

二战后的50年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水平上（见图2-1），尤其是韩国，在1955年其人均GDP只有271美元，与当时非洲的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即使是日本，其在1950年时的人均GDP也只有458美元，远远不如当时的阿根廷。而在1995年时，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5050美元，而之前与之一个水平的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却分别只有954美元和864美元。日本的人均GDP更是达到了26087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阿根廷和墨西哥，与美国处在了同一个水平上（见图2-2）。图2-1 1950～1965年各国人均GDP走势图2-2 1965～1995年各国人均GDP走势

东亚模式的成功之处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体现在将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和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上。在收入差距方面，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却逐渐缩小。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是唯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的经济体。它们不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经济体。此外，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表明，体现人民享受福利的重要指标——人均寿命，在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从1960年的56岁提高到1990年的71岁，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分别从62岁提高到66岁，从36岁提高到49岁，远远低于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提高的幅度。而其他关于社会福利的指标，比如教育程度、家电占有率，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提高的幅度也远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多。二东亚模式的特征

东亚模式的成功体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各方面，本小节将刻画东亚模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性事实。经济增长

如上所述，日本和“四小龙”都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为了更具体和更全面地描述这一段高速增长时期，我们选取了几个代表性国家，将它们的人均GDP增长情况和东亚模式进行比较。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65年这15年中，世界各国都处在战后重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均GDP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在这15年中已经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力，而“四小龙”的经济水平则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档次上，甚至还落后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从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1965～1995年这30年中，世界各国都有着良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和“四小龙”无疑是最耀眼的，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将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以及以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甩在了后面，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城市经济体的人均GDP更是直逼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四小龙”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0%，这几乎是非洲国家的4倍以上，拉美国家的2倍。而日本在这段时间的增长率也高达8.4%，高于美国、阿根廷和肯尼亚。但是我们从图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人均GDP从1990年后相比“四小龙”增幅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因为日本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高速增长的时光一去不复返，进入了“失去的十年”。而从图2-3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9年这14年中，各国经济依然稳健增长，日本和美国在2008年遭受了金融危机后，增幅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而“四小龙”在1995～2000年这一段时间，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幅有所放缓，但是之后又保持了稳定的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后期经济发展破坏力并不大。图2-3 1995～2009年各国人均GDP走势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7.0。全要素生产率

毫无疑问，东亚模式的经济总量上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它们的增长质量如何呢？经济学家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来度量增长的质量。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要素投入（如劳动、资本）的贡献份额后，由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带来的贡献份额。

我们通过图2-4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1965～2009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图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与原来处于一个水平的阿根廷拉开了距离；尽管与美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有所缩小。其中，我们可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来源于人均有效资本投入的增加（比如添置更多的生产设备），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增加（如工人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最后一部分则是效率的提高，即不能由投入的增长来解释生产率提高的部分。我们把这最后一部分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等因素。图2-4 东亚国家和地区1965～2009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注：工人人均每小时产出按照2005年美元来度量。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7.0。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广义上的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2/3来源于人力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有1/3来源于TFP的提高。相比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1/3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亚地区能够在这近30年中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接近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世界银行，1995）。

我们从图2-4中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90年代与欧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其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依然以靠进口和购买工业化国家的专利为主。因此，这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TFP对东亚国家的贡献。有人开始挑战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在“四小龙”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来自物质资本的积累，而TFP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Young，1994；Kim and Lau，1994）。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要素投入，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必然会崩溃。而这种发展模式对依靠技术进步的西方国家并不具有示范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是“纸老虎”而已（Kugman，1994）。之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经济陷入低谷，似乎也印证了克鲁格曼的论断。但是，他们的结论却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确实有技术进步的事实相悖，而且东亚经济也并没有如克鲁格曼所言在金融危机之后崩溃。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受困于TFP的测定争论，而应当从东亚国家和地区TFP变化的背后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来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意义不大（斯蒂格利茨，2003）。

Crafts（1998）修正了之前Young等人计算TFP的方法，他主要针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弹性的事实，将增长的核算方法做了一点调整，得出了不同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见表2-1）。Crafts的研究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的各种来源中，物质资本依然是第一，其次是人力资本，而最后才是TFP。日本和“四小龙”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39%，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东亚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TFP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在10年前的水平。表2-1 增长的来源：1950～1973年的欧洲和日本以及1960～1994年的东亚

为何东亚国家和地区的TFP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呢？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经济进行较多的干预，制定了很多产业振兴的政策。同时，政府主导产业投资，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先进技术，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这种技术进步可能是政府高投资的副产品，因此这导致TFP值计算出来不高（斯蒂格利茨，2003）。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表2-1中看到。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最大。此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前沿，要想取得技术进步，必须进行研发；而研发的投入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并不包括在资本要素投入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技术进步即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购买先进技术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较普遍的方式便是购买先进的机器，而这种技术进步往往包含在资本要素投入内，不算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技术进步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体处在发展初期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局面只有在自己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时才会改变（Chen，1997；林毅夫，2007）。

在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如果仅仅依靠资金购买技术，就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技术进步。然而，事实却是日本和“四小龙”实现了，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却不能实现。这体现了东亚模式的优越之处，其主要原因在于东亚模式的政府更加注重资本积累（斯蒂格利茨，2003）。我们通过表2-2可以看到，东亚地区（包括广义上的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的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显然仅仅注重资本积累也是不够的，在整个东亚地区，“四小龙”与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相比，其技术进步更加明显。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四小龙”的政府更加开放，投资也更加有效率。而反观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做出了很多非常错误的投资决策，而这些决策毫无疑问降低了它们的技术进步率（Pack，2001）。表2-2 1960～1994年资本存量增长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小龙”对教育更加重视，这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表2-3发现。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教育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泰国，在1992年人均GDP与1984年的韩国和1978年的中国台湾相当时，中学入学率却连它们的一半都不到。而这种教育水平的差异很可能是导致两个地区在投资效率和吸收技术水平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Booth，1999）。表2-3 入学率差异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但短短几年内，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就顺利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这与东亚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去应对金融危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亚在金融危机后的技术进步有关。从图2-5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表2-1，日本在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一半，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后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稳中有升，唯独中国台湾地区在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下降。日本TFP贡献率上升得益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逐步占据一席之地。1997年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分负债率较高的金融企业破产，并未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深层次的影响。韩国是受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大量前期盲目扩张而债台高筑的大型企业面临破产从而重创韩国实体经济。面对这一危机，韩国政府推进了对政企关系的改革。而在振兴实体经济方面，韩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并学习国际先进模式，另一方面大力扶植高科技企业，尤其是鼓励支持IT信息产业和LCD液晶面板产业。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投入大量的资金应用于研究与开发（R&D），不断抢占市场先机，直至今日，以三星和LG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处于行业内的领先水平。借助于经济复苏和韩国企业在高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韩国金融危机后TFP对经济的贡献率稳中有升。与韩国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台湾，台湾因为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较少的短期债务而安然度过了金融危机，但是之后台湾在尖端科技发展方面却落后于日韩两国。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TFP贡献率反常地出现了倒退，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台湾在政党轮替后行政执行力的下降。台湾当局在金融危机后制定了“两兆双星”计划以加速产业升级和推动科技进步，然而在具体实施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台湾企业过于依赖先进国家的关键技术，使得自己在尖端信息产业方面一直遭遇瓶颈而无法突破，台湾并未跳出技术输入地区的框架限制。台湾TFP贡献率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大陆贸易的增加导致了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从而削弱了内源性技术创新的动力。图2-5 2000～2005年东亚地区TFP的平均贡献率数据来源：Itō，T.（2010）。经济结构变迁

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是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具体而言，伴随着经济发展，组成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比重会发生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工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从收入相对比较公平的农业社会转为早期的工业社会时，由于劳动力大量转入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拉大，然后进入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之后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完成，收入差距又开始逐渐缩小。

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是否也如库兹涅茨事实描述的那样呢？通过图2-6～图2-8，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大改善（1950～1973年的日本，1970～1995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正如库兹涅茨事实所描述的那样，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产业比重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呈现倒“U”形。而完成这一过程东亚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30多年，这与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快了很多，比如法国完成类似的转型用了84年（Kuznets，1957）。从图2-6～图2-8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的基尼系数并未如库兹涅茨所描述的那样随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形变化，如图所示，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拉大，有的甚至有所下降（比如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却始终能被控制在较为合理的区间内，这种“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也正是东亚模式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图2-6 日本经济结构变迁数据来源：产业结构变迁来源于日本经济企画厅资料，基尼系数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图2-7 韩国经济结构变迁数据来源：产业结构变迁来源于中国改革网和斯蒂格利茨（2003），基尼系数来源于World Bank Data。图2-8 中国台湾经济结构变迁数据来源：产业结构变迁来源于台湾“行政院”主计处资料，基尼系数来源于台湾CSO 2003。

东亚模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具有较强的共性。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面积狭小、资源相对贫乏的先天劣势，而且经历过二战和内战的创伤，资本相当匮乏，市场高度不完全。为此，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扬长避短。表2-4列举了不同阶段的产业调整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完成资本积累后，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这之前，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进入第三阶段，即重化工产业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变后，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迎来了拐点，开始下降。从图2-9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投资率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倒“U”形的，如果我们将图2-6～图2-8和图2-9相比较，可以发现投资率和第二产业的拐点基本一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地区在80年代，韩国在90年代）。这也标志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开始，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进入第四阶段（日本从1999年后已经进入这一阶段，而韩国仍在转变中）后，产业向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且不断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这一转变也进一步导致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上升。不同国家之间虽然不是同一时间发生产业调整的，但是所走的路径却是大同小异，著名的“雁形假说”总结了这种现象。早期的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很高，而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后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开始上升。而随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也下降，同时更后进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却开始上升。此外日本的资本密集产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技术密集产业呈现了持续上升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也如前面劳动密集产业一样，出现了由日本向韩国和中国台湾，再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传递的情况（斯蒂格利茨，2003）。这种“雁形假说”式的产业转移是各个经济体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选择关键产业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在不同时期选择正确的产业来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策略，成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成功的核心（林毅夫，2007）。表2-4 不同阶段的产业调整过程图2-9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投资率的变化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7.0。政治模式

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从二战以后，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政治体制也在经历着变革。虽然政治变革路径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经历了威权主义时代和强人政治，到最后的多元化的自由民主时代。在威权主义时代，政府高度集中政治权力，拥有干预经济的绝对权力，公民虽有表达民意和相对的言论自由，但都不得威胁到政府的权威，这时的经济也易受政府控制。但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统治，它并没有完全控制经济。而在自由民主时代，政府的权力也仅限在公共服务领域，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去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此时社会专业化程度很高，经济也以市场为导向。从威权政治到自由民主，正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上的“脱嵌”过程。

日本经济起飞虽然始于二战后，但日本的工业化却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明治维新前，日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治天皇推行“全盘西化”的政策，扫除传统势力对市场化的束缚，比如开始注重保护产权，允许人民自由迁徙和就业，鼓励自由贸易，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公司企业制度。政治上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却保留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明治天皇利用自己的威权，奠定社会市场化的基础，整合日本国内资源，那么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岛国是很难开始工业化的。

二战战败后，美国托管日本，对日本宪法进行了改革。日本开始实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同时天皇再也没有权力去干涉政府，仅仅作为国家的象征。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社会依然是一个“嵌入性”很高的社会。在经济方面，日本政府涉足很多产业的迹象随处可见，有大量限制保护性的法规存在。据日本公正委员会调查，90年代初，受政府直接限制的产业部门按附加值计算的产值，占产业部门总产值的近40%，其中，建筑、金融、电力和采矿为100%，运输和通信为95.3%，服务业为54.5%，制造业为16%。直到1993年，日本“脱嵌”的速度才开始加快。自民党结束“一党独大”局面后，打着“改革”旗号的联合政党政府上台，才逐步改革政府集权的局面，放宽对民间企业的限制，渐渐剥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关系。在政治上，1955年后自民党绝大多数时候都垄断了日本的首相职位，可谓 “一党独大”。

韩国在二战前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国家光复后，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受朝鲜战争和美国军事管制的影响，韩国一直由李承晚的军人政权掌控。但同时美国对韩国的干涉既促进了民主改革，又维护了韩国的威权主义统治。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内部的民主化呼声也越来越高，并于1980年爆发了著名的“光州事件”，最终导致了军人政府的垮台。1987年全斗焕下台标志着韩国由威权政府开始向民主政府转变。回过头来看，韩国的威权政府在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和创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环境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制定国家发展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发展。尤其是朴正熙总统1961年上台后，创建了强有力的经济计划委员会，赋予其广泛的预算权力，并通过控制银行以增强对大型企业的调控，与此同时又推动出口鼓励战略，最终使得韩国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创造了“汉江奇迹”。但由于威权时代政府对大财团的扶植，导致了韩国政府在后面的民主化改革中步履维艰。政府对财团扮演着担保人和管制者的双重角色，使得韩国政企关系扭曲。大企业过度扩张而大量举债，但政府又监管不力，最终使得大量资本外逃，加深债务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IMF的介入，使得韩国新一届的政府开始痛定思痛，推行政府改革，对经济从直接干预逐渐转变为间接关系，并逐步剥离和大财团的矛盾关系，鼓励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外资进入。韩国较为彻底的改革短期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也使得韩国第一个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图2-3中我们也可看到进入21世纪后韩国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不过韩国根深蒂固的官办金融和大财团的影响，依然使得韩国的改革任重而道远。这次进入危机对韩国经济的“脱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与韩国类似的政治历程。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内战失利败退台湾后，开始清理异己，加强政府的控制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台湾社会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大，“美丽岛”和“江南案”等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岌岌可危。面对这种情况，蒋经国选择了主动改革的策略，于是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和报禁，推动台湾社会“民主化”。自此台湾政治体制也步入了新阶段。其后，李登辉又推行“全民选举”。在2000年时，国民党在民主选举中下台，台湾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执政。台湾当局在1947年开始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这一成功的土地改革使得台湾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1995）。1953年后，台湾开始制定和实施四年计划，逐步提高工业基础和促进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对台湾实施经济和技术援助，其中“贷款形式”的援助在这15年当中达到了14.8亿美元。蒋经国主政台湾后，政府又开始推动“十大建设”，鼓励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发展，使得台湾经济迅速起飞。1990年后，随着政治转向民主化，政府也逐渐放宽对经济领域的限制，推动公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后政党轮替，在台湾社会标榜为“民主榜样”的同时，经济却开始出现了问题。在银行呆账和全球经济放缓冲击下，台湾经济2001年出现了战后的首次负增长，直到2003年才开始回稳。全球对台湾贸易需求的减少，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休止的斗争以及对电子产业孤注一掷的投入使得台湾在21世纪的头10年遭遇了发展瓶颈。这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图2-2和图2-3来发现。

如果我们把东亚政治体制的变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在于小农经济，此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福利水平来补偿公民政治权利的损失，从而维系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的干预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更好地组织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第一产业不断萎缩，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层，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就消失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公民对政治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主化的浪潮也越来越高。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是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地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贸易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联系都十分紧密，这使得年青一代的意识形态开始受西方影响，同时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对东亚政府民主化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这些因素也对东亚政治模式转型有重大的影响。最后产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专业化程度上升和市场不断完善，社会开始“脱嵌”。于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到来也是水到渠成。三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东亚模式

如前文所述，二战以后，后进国家开始努力赶超先进国家，而最后真正成功的却只有东亚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原因何在？与它们相比，东亚模式成功在哪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各国的发展情况，比较各国在1960年和2006年时经济增长情况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见图2-10）。从图2-10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几个不同地区的国家（地区）的点的分布规律，以美国为参照系，拉美国家的代表阿根廷和巴西，在这几十年中，人均GDP增长倍数与美国相比略少，但是收入差距却扩大得更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代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们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增长得很少，但是收入差距却得到了缩小；代表东亚模式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与美国相比，经济增长成果相当显著，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翻了70～80倍，而在收入差距方面则并没有扩大，韩国和日本几乎不变，台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得到了缩小。

东亚模式的经济是二战后的发展经济中唯一不仅实现了经济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