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曾国藩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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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试读：
修身篇
致诸弟·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原文】四位老弟左右：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1]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2]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3]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信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国藩手草【注释】[1]两榜：清代会试称为甲榜，乡试称为乙榜，合称“两榜”。[2]黜：降职、罢免。[3]困心横虑：心中充满困苦与忧虑，表示费尽心力。【评点】古代的君子一生中所追求的不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第二件事则是成就一番有利于社会的功业。只有做到了这两样，才能无愧于天地。曾国藩在这封信中说“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曾国藩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受益者，但他却经常批评迂腐死板的科举制度，认为这种为了功名而读书的做法残害了许多年轻人。他认为读书治学的目的应该在于进德和修业。进德指的是培养“孝、悌、仁、义”等品德，使自己思想端正、修身齐家。而修业则指的是提升“诗文作字”的能力，记诵圣人的经典文章，提高自己的学问。可见，曾国藩继承了孔子和孟子的观点，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提高自身修养，增加学问和能力，从而使自己成为君子甚至圣贤。此外，曾国藩还是宋明理学的拥护者，他赞成理学大家朱熹读书要“明天理”的主张。不论是孔孟还是朱熹，他们都反对为了世俗功利而读书的做法，而认为读书应该有更高的目的和追求。曾国藩的观点并没有这样超然物外，他认为读书的好处从大处讲可以为国效力，从小处讲则可以修业谋生。他之所以说“只有进德、修业靠得住”，是因为他认为功名富贵是不能强求的，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天命。而进德和修业这两件事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的，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就能得到多少回报。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原文】[1][2][3][4][5]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6]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7][8]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9]其咎于命运。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檀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10]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先生（稙）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捐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五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11]澄弟宜预告之。书不详尽，余俟续具。兄国藩手草【注释】[1]澄侯：曾国潢（1820～1886），原名国英，字澄侯，他是曾国藩的大弟，自家兄弟中排行第二，族中排行第四，曾国藩通常按照族谱称之为四弟。《家书》中称之为“澄侯、澄弟、四弟”。[2]温甫：曾国华（1822～1858），号温甫，他是曾国藩的二弟，自家兄弟排行第三，族中排行第六。《家书》中称之为“温甫、温弟、六弟”。[3]子植：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子植，号叔淳，是曾国藩的三弟，自家兄弟中排行第四，族中排行第九。《家书》中称之为“叔淳、子植、沅甫、九弟”。[4]季洪：曾国葆（1829～1862），字季洪，后更名贞干，是曾国藩的五弟。《家书》中称之为“季洪、季弟”。[5]足下：常用于对平辈或是朋友之间的敬称。[6]大小：指老人与孩子。[7]邑：指县、乡。[8]典丽矞皇：典丽，典雅华丽；矞皇，美貌。这里指文章典雅华丽。[9]抑塞：压抑，抑郁，郁闷，形容心情不好。[10]哂：讥笑。[11]续具：具，具体。此处指以后再详细说明。【评点】咸丰元年，由于咸丰皇帝登基，在三年一次的正科之外增开了恩科。曾家的老六温弟和老九植弟都参加了乡试，但都没有考中，不仅如此，整个湘乡县都没有考中的。植弟因为生病而落下了功课，面对这样的结果他的反应比较平静。而温弟则一直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本来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没想到却名落孙山，因此满腹牢骚。温弟原本就心气极傲，他曾经在京城住过一段时间，本想考取功名，却无功而返。他回家的时候，觉得无颜面见父母，因此想要到肉店买一个猪肚蒙到头上才敢进门。由此可见，温弟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曾国藩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劝导弟弟。他认为温弟发牢骚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曾家家境殷实，不愁吃穿，没有什么烦心事，可以算是“读书人中最顺之境”。因此温弟未能中举实在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用功不够。曾国藩先是列举了几个熟人的事例，说明爱发牢骚的人更容易生活不顺，后来又阐明“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发牢骚会使人心情变差，充满“负能量”，从而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使事情越变越糟。在日常交际中，爱发牢骚的人也通常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牢骚，但牢骚不能太多，在批评别人之前，不如先自我反省一下，也许问题反而更容易解决。
致四弟·不宜露圭角于外（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原文】[1]澄侯四弟左右：[2][3]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具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4]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
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5]。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诸惟心照，不一一。兄国藩再【注释】[1]左右：旧时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仅称他的左右以示尊敬。[2]顷：一会儿。[3]具：通“俱”，全部。[4]稍露圭角：圭角，圭玉的棱角。微微露出圭玉的棱角，喻指微微展示一些自己的才华。[5]咎戾：罪过，灾祸。【评点】曾国藩身居高位，彼时已在官场沉浮近二十年，还曾经征战沙场四年，对官场和战场上的风险都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希望家中的叔侄兄弟都能远离这是非之地。但家中的弟弟们却并不听话，在权力和利益的吸引之下，都纷纷涉足到官场和军营中来。六弟温甫先是来到江西加入了军队，后来九弟沅甫也以援助江西为由，在湖南募集军饷，招兵买马。曾国藩虽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但六弟和九弟毕竟还可以在战场上助他一臂之力，因此并没有阻拦。但是四弟澄侯却周旋于省县衙门之间，在士绅中抛头露面。实际上四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只是仗着家中的权势招摇过市罢了。因此，那些表面上对他热情客气的人，有可能背地里却瞧不起他，甚至是在鄙视他。然而四弟只顾表面上的威风，根本没有想到人们在背后对他的看法。对曾国藩来说，就算四弟能在衙门之间跑出什么名堂来，也没有什么益处；而如果办砸了，首先毁坏的就是曾国藩的名声。可以说四弟的这种行为是有害无利的，曾国藩想要阻止他，但又不得不顾忌四弟的脸面，不能直接说破，因此只好说在世道大乱的时候，不能锋芒太露，一定要藏身匿迹，又说自己都已经看破了炎凉的世态，想要早日脱离官场。实际上曾国藩想说的是：你就不要在这里招摇过市了。不得不佩服曾国藩说话的艺术。
致沅弟·做人须要有恒心（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1]
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2]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3]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
[4]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5][6]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做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7]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极[8][9]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请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10]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为[11]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诫教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吾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12]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他事，顺问近好。兄国藩草【注释】[1]武弁：武官。[2]款接：款待，接待。[3]性理：清代对程朱理学的称谓。[4]坐是：因是之故，因此。[5]带勇：勇，即士兵。此处指带兵。[6]孳孳：原用来形容装饰很华丽的样子。文中则用来形容努力勤奋的样子。[7]禀：禀告、禀报。[8]李希庵：李续宜（1822～1863），字克让，号希庵，清末将领。[9]迪庵：李续宾（1818～1858），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人，清朝名将。[10]将前将却：既想要前进又想要退后，形容很迟疑犹豫。[11]盈科后进：盈，充满；科，通“窠”，指坑洼、沟坎。水流经过坑洼的时候，只有把坑洼充满才能继续向前流，比喻做学问要踏踏实实，不求虚荣。[12]厚庵：杨岳斌（1822～1890），原名载福，字厚庵，晚清水师统帅。【评点】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针对弟弟所说的“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谈了自己的体会。首先，他反对弟弟的这种态度，认为但凡做一件事，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而且必须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接下来，曾国藩又通过检讨自己说明持之以恒的重要性，提出“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的论点，警告弟弟一定要以之为戒，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教导弟弟时是非常讲究方法的，他从来不摆长兄的架子，也不板着面孔一味地批评，而是温和地循循善诱。他并没有直接地批评弟弟，而是先反省自己的缺点，这样从反面切入，让弟弟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曾国藩不但不缺乏“恒”字，反而是十分有恒心和毅力的一个人，正是因为有“恒”，他才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功业。当然，也许他的恒心和毅力正是在不断的反省和检讨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对于所有人来说，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就要有恒心，想要获得成功更需要有恒心。恒就是要坚持，不能虎头蛇尾，偶尔做几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每年、每月、每日坚持做同一件事。只要持之以恒，再困难的目标也有实现的一天，因此恒心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此外，曾国藩还在信中提出了“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的观点，这与他一向主张的“勤”是相通的。就是说人不能太悠闲，否则会导致懒惰，人越勤快反而会越有精神。
致沅弟·专而精，纷而散（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初七、初八连接弟由便足寄回及由胡二、安七送回两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时，信中记封有报销折稿，来信未经提及，或未得见耶？二十六早地孔轰倒城垣数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迟，时刻自有一定，不可强也。
总理既已接札，则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懒，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1]坐是百无一成。李云麟之长短亦颇与我相似，如将赴湖北，可先至[2][3]余家一叙再往。润公近颇综核名实，恐亦未必投洽无间也。
初八日祖父大人八十四冥诞，共二十席。彭寿七、曾题五等皆来，[4]留萧丕八之龙午饭。初九日温弟妇来曾家坳住，二妹子亦同在彼。七十侄女则回老屋。纪泽随易芝生至罗、李、峙衡三家拜年，即至沅堂先生家，吊其师母之丧。温弟十一日至永丰等处拜年。澄弟拟节后至城一次。王福、韩升均不在此，余甚不方便。[5]
近日身体略好。惟回思历年在外办事，愆咎甚多，内省增疚。[6]饮食起居，一切如常，无劳廑虑。今年若能为母亲大人另觅一善地，教子侄略有长进，则此中豁然畅适矣。弟年纪较轻，精力略胜于我，此际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贤谓宜用猛火煮、慢火温，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
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7]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
玉班兄送弟《二十二史》甚好。余京中书籍承漱六专人取出，带至江苏松江府署中，此后或易搬回。书虽不可不看，弟此时以营务为重，则不宜常看书。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甲五目疾，右目尚未好，略有光，能辨对联字耳，左目已将全好。因谷四胡子仙逝，今日自往一吊，余亦未出门也。诸不详尽，顺问近好。兄国藩手具【注释】[1]坐：因为。[2]综核名实：彻底地考察事物的名称是否符合实际。[3]投洽无间：无间，没有隔阂。融洽没有隔阂。[4]坳：山间平地；曾家坳，指曾国藩老家住的地方。[5]愆咎：罪过。[6]廑虑：殷切挂念。[7]请益：请教。【评点】这封信中曾国藩劝诫弟弟“不宜常看书”，这对于经常勉励兄弟和子侄学习读书的曾国藩来说有些奇怪。曾国藩当然有他的理由，这是因为曾国荃当时刚刚率领军队打了一场胜仗，军中气势很胜，这时一定要专心整饬军务，不能分心干其他的事。读书当然是好事，但也要分时间和地点，如果又要整顿军务又想读书，很可能一件事也搞不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曾国藩所强调的“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就是说想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曾国藩对做事的要求很高，要以“专”来达到“精”。那么怎样才算得上“精”呢？在军事方面，培养一支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军队就算是“精”；在治学方面，则要仔细研读明白一本书，弄清里面的每一句话，就算是“精”。想要达到这种程度，不专一是不可能的。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可能只潜心研读一门学问，但这种“专”的方法是十分可取的。如果这一段时间要学习，在这段时间中就要专心致志地学习；如果该工作，就要全神贯注，抛开其他的一切去认真工作。这样虽然一天中要做许多事情，但每一件事都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的，不但效率很高还能得到很好的结果。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更需要专心致志，如果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又换那个，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借悉一切。[1]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季弟尚在湘潭，澄弟初二日自县城归矣。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处尚顺逐否？[2]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3]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
[4][5]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沅在营宜整刷精神，不可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注释】[1]严断文报：此处指要严格切断敌人的文报。[2]丹朱：尧帝的嫡长子，名“朱”。因其性情刚烈暴躁，不适合做部落首领，所以尧帝传位给舜，将丹渊赐给“朱”做封地，所以后人称之为丹朱。[3]嚚讼：嚚，同“嚣”，嚣张；讼，争辩。指为人嚣张傲慢，是非不明。[4]愆：罪过，过失；耽搁，耽误。文中指过失、错误。[5]戾：罪，罪过；凶暴，残暴；违背，背叛。本文中指罪过。【评点】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教导弟弟，自古以来导致失败的凶德有两个，那就是长傲与多言。长傲就是性情高傲，盛气凌人，而这种傲慢就有可能导致说话尖刻，言语嚣张。这两点实际上是有些才学的读书人的通病，他们仗着自己有些才华，就喜欢随意发表意见，批评指责。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因为官场其实是一个社交场，讲究的是忍耐和谦让，傲慢尖刻的人是当不好官的。曾国藩深刻反省了自己在官场上的得失，悟出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他认为自己就有长傲和多言的毛病，因此到处得罪人，给自己种下了许多祸根。尤其是有才华的人更容易有傲慢的毛病。人一旦傲慢，就会表现在神色上，在与人相处时很容易得罪人。而多言更是许多灾祸的源头，因为口是心的大门，如果这个大门没有关紧的话，心中的秘密就很容易被泄露出去，或者会给他人带来困扰。我们一定要懂得，在特定的场合下，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而能说的话还要考虑要怎么说才更好。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多时候，你所说的话在不同的人听起来，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一定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曾国藩认为沅弟为人处世还比较妥当，而温弟却不免有些傲气，在说话时常讽刺人，因此劝说他一定要时刻注意这两点。
致沅弟·注意平和二字（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春二、安五归，接手书，知营中一切平善，至为欣慰。[1][2]
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果否成行？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言浙省江山、兰溪两县失守，调次青前往会剿。是次青近日声光亦渐渐脍炙人口。广信、衢州两府不失，似浙中终可无虑，未审近事究复如何？广东探报，言逆夷有船至上海，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若无此等意外波折，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
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闻麻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确否？弟于次青、迪、厚、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俾余亦略有见闻也。
家中四宅大小眷口清吉。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日内并未服药，夜间亦能熟睡。至子丑以后则醒，是中年后人常态，不足异也。纪泽自省城归，二十五日到家。尧阶二十六日归去。澄侯二十七日赴永丰，为书院监课事。湘阴吴贞阶司马于二十六日来乡，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次日归去。
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户部奏于二月初九日。复奏言“曾国藩所拟尚属妥协”云云。至将来需用部费不[3]下数万。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每月可得二万，系雪琴督同凌荫庭、刘国斌等经纪其事，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力赞其议。想杨、彭亦必允从。此款有着，则余心又少一牵挂。
郭意诚信言四月当来乡一次。胡莲舫信言五月当来一次。余前荐许仙屏至杨军门处，系厚庵专人来此请荐作奏者。余荐意诚、仙屏二人，闻胡中丞荐刘小钺（芳蕙，袁州人），已为起草一次，不知尚须再请仙屏否？余因厚庵未续有缄来，故未先告仙屏也。仙屏上次有一信与余，尚未复信。若已来吉营，乞先为致意。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
温弟尚在吉安否？前胡二等赴吉，余信中未道及温弟事。两弟相[4][5]晤时，日内必甚欢畅。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憺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6]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要至嘱。
朱云亭妹夫二十七日来看余疾，语及其弟存七尚无功名。兹开具履历名条，望弟即为玉成之。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本[7]弟素志。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目力极疲，此次用先大夫眼镜，故字略小，而蒙蒙者仍如故。温弟未及另缄，谅之。兄国藩手草【注释】[1]次青：李元度，字次青。[2]果：究竟，到底。[3]抽厘：又叫作抽釐，即抽取厘金。[4]丰神较峻：气质超群，神采飞扬，神情坚毅庄重。[5]伉直简憺：形容人性格刚直，崇尚简单的生活，不追逐和重视名利权势。[6]勖：勉励，劝勉。[7]觇：侦察，偷偷地察看。【评点】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劝弟弟为人处世时心态要平和，同时也是勉励自己。曾氏兄弟虽然性格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难于谐世”，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心中就会抑郁，开始怨天尤人。而心情抑郁就会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曾国藩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他自从回乡为父居丧以来，一方面为父亲的离世感到悲痛，另一方面又为朝廷的冷酷无情感到郁闷和气愤，这使他虽然无公事烦心，却心血两亏，整夜失眠。由此可以看出，心情对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希望沅弟能够以此为戒，不要重蹈覆辙，在遇到任何事时都要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这样不但有利于处世，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从中医上讲，心情抑郁确实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黄帝内经》讲“怒伤肝”，而肝脏有着解毒造血、调节新陈代谢的重要生理作用，一旦它出了问题，身体肯定会有所反应。而如果心气平和，那么身体就会充满元气，元气充沛就会使脏腑功能增强，这样一来整个身体就会充满活力。当然，人人都知道养生重在养心，然而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不论遇到什么烦恼的事情都不要立刻动心，而是要冷静地思考，平和地接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外在的事物都不能影响内心的平和宁静，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就真的有大修养了。
谕纪泽·须从有恒二字下手（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原文】字谕纪泽儿：接尔十九、二十九日两禀，知喜事完毕，新妇能得尔母之欢，是即家庭之福。[1]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2]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3]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4]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5]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6][7][8]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
[9]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10]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11]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缄中矣。此谕。【注释】[1]寅正：古代的计时方法，即凌晨四点。[2]甫：刚刚。[3]绍：连续，继承。[4]既冠授室：既冠，古代男子成年时行加冠礼。授室，指把家事交给新妇，后也指娶妻。[5]坐：因为，由于。[6]逮：等到，直到。[7]自矢：立定志向，坚定不移。[8]靡：改变。[9]用为内耻：内心感到羞耻。[10]容止：表情和举止。[11]敢告马走：敢，岂能。怎么能告诉一般的人呢。【评点】中国有一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话中所说的“功夫”其实指的就是恒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中国和外国都有很多因为有恒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例如我国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曾经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完成了流芳百世的《本草纲目》；德国文学家歌德则用了六十年写出了长诗《浮士德》。如果没有恒心的话，这些伟大而又艰苦的事业是很难完成的。曾国藩自己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建立功业上，都恪守一个“恒”字。他自己在读书、做札记和练字方面一直持之以恒，并且通过亲身体验告诫儿子“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在练字方面，曾国藩有着切身体会，他说自己早年练字时虽然费了很大工夫，但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而最近每天坚持不断地练习，开始逐渐感觉到进步了。曾国藩因此认为，世间事务的难易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人不论年纪大小，只要有恒心，就一定能够把这件事做好。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好像种树一样，每天长大一点，短时期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时间长了就会长成参天大树。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教育后辈时并不摆长辈的架子，而是坦然地承认自己有“无恒”的缺点，并责备自己“万事无成”。这虽然是谦虚的表现，但这种对待子女的平等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致沅弟·庸人以惰字致败，才人以傲字致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原文】沅弟左右：接二十日午刻信并伪文二件，知安庆之贼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塥少能坚定，自有可破之理。
此间诸事如常。有寄希庵一书未封口，交弟阅后封寄。次青十六日回祁，仅与余相见一次，闻其精神尚好，志气尚壮，将来或可有为，然实非带勇之才。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1]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徽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注释】[1]交勉：互相勉励。【评点】这封写给九弟的信十分简短，但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惰字的反面就是“勤”，傲字的反面就是“谦”，“勤”和“谦”这两个字正是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告诫兄弟子侄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对于才智一般的人来说，如果想“笨鸟先飞”，那么就得依靠自己的勤奋追上甚至超过那些比自己聪明的人。世上聪明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才智平平的普通人，曾国藩自己也并不聪明。对于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来说，勤奋就是获得成功的诀窍，如果才智平庸还懒惰的话，是很难取得大的成就的。而那些受上天眷顾的极少数才华横溢的人也并不能高枕无忧，这些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骄傲。有才华的人很容易骄傲，认为自己才智过人，从而看不起其他人。一个人一旦骄傲就会无法客观地评价自己，从而变得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骄傲的人还容易用轻慢的态度对待其他人，这样就会导致他人的怨恨，最终使自己众叛亲离。哪怕再有才干的人，在丧失了人心之后，都很难取得成功。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肯定属于后者，也就是有才干的人。曾国藩深知他有着骄傲的毛病，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更是有些自大，因此在信中谆谆劝诫。但是曾国藩在告诫弟弟时采用的手段很巧妙，他并没有摆大哥的架子，居高临下地训斥弟弟，而是问军营里有没有心性高傲的将士，并且还说要和弟弟互相勉励，说自己要从戒除傲惰上用功。
致沅弟季弟·戒傲戒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原文】沅、季弟左右：恒营专人来，接弟各一信并季所寄干鱼，喜慰之至。久不见此物，[1]两弟各寄一次，从此山人足鱼矣。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温雅，[2]远胜往年傲岸气象。[3]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诰诫两弟，[4]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5]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6]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日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惟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注释】[1]山人：住在山里的人，这里是自称。[2]傲岸：高傲，蔑视世俗。[3]散馆：旧时由教师自己开设的招徒授课的书房。一般人家子弟多入“散馆”书房就学。[4]唐虞：指唐尧与虞舜的时代，被认为是太平盛世。[5]儆：使人警惕，反省。[6]自是：自以为是。【评点】这封信是接着九月二十三日的信写的，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弟弟的教导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曾国荃收到信后“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虽然不知道弟弟是真的会从此改过还只是口头上说说，但曾国藩很懂得激励的作用，他立刻说如果弟弟真能做到的话那真是弟弟“终身载福之道”和“吾家之幸”。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曾国藩用祖父星冈公的遗训和古代恶人的例子再次强调了“傲”的坏处。戒傲就是要谦虚，谦虚的人往往待人和善，懂得谦让。谦让并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一种修养和品德。骄傲的人仗着自己的才华处处炫耀，鄙视他人，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鄙陋，而且还会招致他人的厌恶甚至怨恨。而谦虚的人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上，都会赢得他人的友谊和支持，从而使自己的道路越来越顺遂。曾国藩自己就是谦虚不傲的典范，虽然身居高位，但从来不因此高傲自大。后人在评价曾国藩时说，他从来不因为才智而骄矜自满，无论和什么人接触都很谦虚谨慎，从来不怠慢他人；在私事上小心翼翼，在公事上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疏忽。曾国藩生活的时期正值清廷衰落，京城中八旗子弟的堕落，使他更加警惕“惰”字的危害，因此他还在信中嘱咐弟弟们一定要戒除惰性。曾国藩认为，懒惰会导致无恒，而无恒则会导致失败。最后，曾国藩再次强调，军事之败和巨室之败都是由于傲或惰导致的，让弟弟们一定要戒除这两个字。
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惰习（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腊底由九弟处寄到弟信并纪泽十一月十五七日等语，具悉一切。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1]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2]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此间军事如常。左、鲍二军在鄱阳、建德交界之区尚未开仗，贼数太多，未知能否得手。祁门、黟县、渔亭等处尚属平安。余身体无恙，惟齿痛耳。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注释】[1]发人之覆：发，揭发、斥责；覆，失败、倾覆；斥责他人的失败。[2]晏起：晏，晚，迟；晏起，起床晚，晚起。【评点】所有人都知道骄傲和懒惰是不好的习性，但它们却是很多人最容易犯的毛病。这是因为骄傲和懒惰听起来很容易理解，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容易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很多人并不清楚到底哪些行为可以算作骄傲和懒惰。大部分人认为只有自己取得成绩之后炫耀才算作骄傲，实际上生活中许多细小的行为都是骄傲的表现。曾国藩就举出了许多具体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原来骄傲有这么多种形式，例如议论他人的长短、讥笑他人的缺点、揭发别人的过错等行为，都是“骄”的表现。这样一来，“骄”就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转化为了具体的行为，从而可以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同样，针对“惰”，曾国藩也给出了具体的改正方法，那就是要早起。可见他在教育弟弟和后辈时并不是一味地说空话、讲大道理，而是给出实际可行的具体办法，这样就使后辈们能够真正地从一言一行上培养良好的品质。曾国藩还十分推崇祖父星冈公订立的“八字诀”和“三不信”，认为严格遵照这些规矩行事，就可以成为优秀的人。在教育后辈方面，曾国藩还十分重视“身教”，认为如果长辈不以身作则的话，是无法让后辈信服的。如果要想让后辈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必须先自己做出表率。曾国藩正是用这些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成为德才兼备的一代鸿儒。
致澄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二月初一日唐长山等来，接正月十四日弟发之信，在近日可谓极快者。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1]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此间鲍军于正月二十六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全行退出，风波三月，至此悉平矣。余身体平安，无劳系念。【注释】[1]不轻非笑人：非，非议，搬弄是非；笑，讥笑，嘲笑。不要轻易搬弄是非、嘲笑他人。【评点】曾国藩的四弟澄侯在曾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他虽然没有加入军队建功立业，但却在家乡负责照顾曾氏家族，因此他的所作所为都直接影响着曾家的后辈们。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十分重视对他的教导，经常写信叮嘱他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并且要教育子侄。从这封回信中可以看出，四弟澄侯在来信中得意地说“曾家的子弟没有一个不谦逊的”，听到他这样说，曾国藩不但没有放心，反而更加担心了。这是因为他知道四弟自身就有这骄傲的毛病，因此他特意指出四弟自身的缺点，那就是经常讥笑他人。曾国藩指明，并不是一定要动手打人才叫作骄傲，喜欢讥笑他人其实就是骄傲的一种表现。他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不好的，并劝四弟一定要改正，否则后辈就会效仿，从而更加藐视一切。喜欢议论他人的长短似乎是很多人都有的毛病，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正确，而别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于是便妄加批评与讥讽。实际上这样做不但会给他人造成伤害，还会使自己逐渐养成傲慢的习性，是十分恶劣的行为。东汉名将马援也曾在家书中说：“我最讨厌议论别人是非长短的人，宁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样的行为。”由此可见，这种行为是十分遭人痛恨的。“不轻非笑人”是曾国藩对弟弟的告诫，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时常用这句话来反省自己，更应该以这句话为做人的准则，做到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
致沅弟季弟·常以劳、谦、廉自惕（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原文】沅、季弟左右：帐棚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1]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公、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2][3]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之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4][5][6][7][8]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9]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10]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11]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12]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悯可敬。【注释】[1]遽：急，很快。[2]概：此处为刮平的意思。[3]假手：假，利用。借助别人来为自己办事。[4]霍氏：汉代大将军霍光一族。[5]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定陶县东王店乡魏胡同）人，西汉政治家，先后任茂陵令、扬州刺史、河南太守、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官至丞相，封高平侯。[6]宣帝：刘询（前91～49），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西汉第十位皇帝。[7]诸葛恪：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东吴权臣，东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侄。[8]孙峻：字子远，三国时期吴国宗室、权臣，官至丞相、大将军，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9]吴主：字子明，三国时期吴国的第二位皇帝。[10]径：径自。[11]集事：办事成功。[12]宣勤王事：为国家勤勉操劳。【评点】曾国藩在信中提到的雪琴指的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他于咸丰三年加入湘军，并与曾国藩一起创办了水师，对湘军在湘潭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彭玉麟与曾国荃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曾国荃肯定向兄长抱怨过彭玉麟的一些行径，并且带有个人情绪。曾国荃和彭玉麟两个人都是湘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之间肯定要经常合作，因此最好能够化解这二者的矛盾，这样才有利于大局。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并没有迎合弟弟去批评彭玉麟，也没有替彭玉麟说好话，而是很客观地说“有是处，亦有未当处”。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肯定不是一方面的问题，往往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因此曾国藩让弟弟不要总盯着别人身上的问题，而是要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不到位，不要因为私人感情而耽误了公事，将领之间不和最影响军事。曾国藩向曾国荃讲述了“概之道”，即“斗斛满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概”就是“刮”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如果斗斛满就会被人刮平，而如果人太满就会被天刮平。人太满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也许是富贵太重，也许是功劳太大，总之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曾国藩以此告诫弟弟，如今家中很兴旺，为了避免将来被人“概”被天“概”，不如平时自己收敛俭省。他将这种“自概”的方法总结成“廉、谦、劳”三个字，这与他平时的修身之道是一致的。
致九弟季弟·必须自立自强（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原文】沅、季弟左右：[1]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以然矣。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2]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注释】[1]厝意：注意；关心。[2]靡：细腻华丽，奢华浪费，在文中有“颓废”之意。【评点】信中提到的“人概、天概”的观点指的是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意思是说，斗斛太满就会被人刮平，人过于自满就会被上天刮平，告诫人不要过于自负。然而沅弟根本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天下世事就像行军打仗一样，向来是恃强凌弱的。沅弟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也与他没有经历过官场的磨炼有关。对于沅弟的态度，曾国藩当然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担心沅弟这样过于刚强的性格，将来会招致灾祸。因此他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就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奋力拼搏的气魄；“柔”则是对待功名利禄时谦和退让的态度。曾国藩还具体说明了在拼搏事业、开创家业、在外应酬方面要“刚”，而在追逐名利、守成安乐、居家享受方面则要“柔”。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处理好刚和柔的关系，那么幸福的日子肯定不会长久。在曾国藩看来，在为人处世时，太柔或太刚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以柔克刚、刚柔并济才是最高明的境界。凡是成就大事的人，一定要善于把握刚柔之间的尺度，这样才能自立自强，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自己也正是靠这种圆融通达、刚柔并济的处世方法，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解决了社会上的诸多矛盾，使他既能享有盛名，又能够全身而退。
致沅弟·面对指摘宜自修（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原文】沅弟左右：此次洋枪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盖前次亦花大价钱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
吾因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而不宣？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分，即饷之有无，亦[1][2][3]于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抄没其家，妻孥中夜
[4]露立，岂果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5]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6]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7]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酷热不能治事，深以为苦。【注释】[1]判：区分，判别，断定，指与其他的截然不同。[2]金眉生：名字清，眉生是他的字，自幼随为官之父在福建、安徽等地居住。他十分聪明，全靠自学成才，备受林则徐推荐入吏部为国子生，官做过湖北督粮道、盐运使和提奏按察使，文学上亦很有才华。[3]妻孥：妻子和儿女。[4]露立：露，在室外，没有遮盖；立，站立。露立，指没有居住的地方。[5]悍然不顾：悍然，凶残蛮横的样子。悍然不顾，指凶暴蛮横，不顾一切。[6]手足式好：手足，指兄弟；式好，为和好。意为兄弟和好。[7]危词：危险骇人的话。【评点】曾国藩在许多信中都告诫弟弟们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人，在这封信中则说明如果是自己被别人指责和议论应该如何面对。俗语有言：“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之中，只要和他人接触，就都有可能被他人评说、议论，在朝廷中做官的人更要经常面对被他人批评和指责的情况。面对他人对自己的指责和批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举出了同僚被人弹劾，最后导致抄家的惨剧，说明悠悠众口的厉害。他认为这位同僚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并不一定是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是由于名声被破坏了，才沦落至此。他从中得出教训，在面对他人的诽谤时，一定不要出于愤怒而不顾一切地反抗，这样一来会使诽谤越来越盛。我们应该学习有德行的人，平静地对待此事，不去直接对抗，而是反过来加强自身修养，这样一来诽谤的声音就会逐渐平息了。所谓“人言可畏”，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论对错，这些评价都是我们行为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起到自我警示的作用。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在遭到他人的批评指责时，既不会不顾一切地进行争辩，也不会清者自清地置之不理，而是会认真地分析、判断他人的评价，反过来反省自己，使自己的品行变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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