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赋渔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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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河试读：
引子
我记得故乡的星星。
夏夜炎热，竹床上面架了蚊帐，放在屋外的院子里。竹席子用井水擦得干干净净，冰凉冰凉的。萤火虫从半夏河一直飞到了蚊帐的顶上，长辈们的鬼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们躺在床上，透过蚊帐，可以整夜地看星星。
那时的星星离人很近，人仿佛就置身于它们之间，每一颗星星都触手可及，让人觉得自己像是飘浮在宇宙之中。
数着星星，慢慢就进入了梦乡。
我发现我能飞起来，我可以在不同的星星间游荡。我可以从高远的天空俯看这个地球，我可以降下来，贴着地面飞行。
当我离开故乡，辗转他乡多年之后，我依然常常做这样会飞的梦。我高高地飞在空中，我能看到我过往的一切。我看到我小时候居住的草房子，我站在门口，踮着脚正够着屋檐上的冰凌，半夏河缓缓地从屋旁流过；我看到我蹲在无锡街头，手里拿着一个写着“木工”的小牌子在等待雇主；我看到我被关在珠海看守所的黑房子里，靠着墙角浑身哆嗦；我看到我站在报社总编的办公桌前，他跟我说：“收到了给你的恐吓信，你先出去躲一躲吧。”在我的眼前，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我的灵魂自由自在，既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要飞起来很简单，我只要脚尖轻轻一点，就飞了。先是飞到树梢那么高，再用脚在树枝上一点，就飞得更高了。在天上飞的时候，身体平平地展开来，脸朝着地面，可以看到地上的房屋、河流和纵横交错的道路。想去哪里，只要身体向那一个方向一倾斜，就飞过去了。想飞得快些，就多用些力气；想慢下来，就放松身体，不使劲。要停了，就把身体直起来，缓缓地，就落在那里了。我很不愿意从这梦里醒过来。每次不得不醒了，醒来很久，心里都空落落的。
可是最近两年，我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会飞的梦了。也许是离故乡太远了，也许是年岁渐长，锐气消磨了。想一想，心里很难过。飞不起来，就看不到故乡，也许故乡就真正消失在时光中了。飞不起来，就看不到那个跨过半夏河，奔跑在家乡田野里的少年了。
昨天的夜里，我又做了一次梦，虽然没有飞，可是我看到了少年的我。他正朝着现在的我走过来，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将经历什么。他生机勃勃，满怀梦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渴望。我忽然很想把他和他生活着的那个故乡写下来。
如果写下来，我的故乡就不会消失了。同时，我将真切地看到我是谁，我又怎样成为现在的自己，我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上，我又在一步步走向哪里。
1 广播
因为这个喇叭，我知道外面有个很大的世界。很热闹，可是我看不到。
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一去数年，杳无音信。母亲找不到我，就到外村请一个有名的阴阳先生给我算命，看看我是活着还是死了。算命需要“生辰八字”，可是母亲记不得我出生的时辰。这一来，我的命运也就无法测算了。
我的属相是狗。“你是冬天早上的狗。”我还在家的时候，母亲曾安慰我，“狗是守夜的。到早上，就可以歇歇了。”可我到底是早上几点出生的呢?母亲不知道，旁人就更不知道了。这一点很重要。出生得早，狗还得工作，命就是苦的。生得晚一些，命就好一点。母亲努力回忆着，她说：“生你的时候，广播里在报新闻。”
当天播了什么新闻，没有人记得。
播新闻的喇叭装在爷爷专门做的一个木头盒子里面，高高地挂在门厅的柱子上。上面接了两根线。一根连在地上，伸到土里，叫地线。另一根从屋檐上穿了出去，是天线。天线把全村的人家都连在了一起，据说一直连到了北京。喇叭每天一大早会自动响，比公鸡还早。先放一段音乐，然后就发各种各样的指令，中间也会有人插进来唱两首歌。该说该唱的说完唱完了，它就自己停掉。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发出各种声音的盒子很奇怪，经常盯着它看上半天。到上小学的时候，我嫌它早上吵我睡觉，有一次悄悄拔了地线，喇叭就不响了。当然，很快就被父亲发现了，他找来一把尺子，狠狠地打我的手心。喇叭不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广播的天线从我家屋檐穿出去，连到外面的电线杆子上，把一家一家连在了一起。电线杆子一根接着一根，从村里排到村外，一直排到了天尽头。
因为这个喇叭，我知道外面有个很大的世界。很热闹，可是我看不到。我就总问爷爷。爷爷说，广播里说话的是一些很小的人儿，他们住在一个小盒子里。小盒子在电线的另一端，离我们很远。
受到爷爷的启发，我和小伙伴们发明了一种新玩具。我们找来两只空的火柴盒子，用一根长长的棉线连在一起。捉来一只蜜蜂，装在一只盒子里，一个人拿着不动，另一个人拿着剩下的盒子，跑得远远的。等线拉直了，把空盒子贴在耳朵上，听里面的声音。可是听不到蜜蜂嗡嗡的声音，只有绷得直直的棉线，因为微风，或者对方手心不稳，现出轻微的颤动。
连在广播上的天线，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想象，可是我没办法走得更远。直到十八岁，我才离开申村。从无锡到广州，从珠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一路流浪。十八岁的我是一个民工，为了生存，不得不挣扎着一路往前。有好多次我在城里饿得没有饭吃，我就对自己说：“死也要死在外面，我不回去。”虽然只要回到家，就可以有吃的，就能活下来。可是我回不去。如果我回去了，人活着，心也死了。
流浪成了惯性，我总想往远处走，走得更远。后来，我辞掉工作，漂到了法国。在法国做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想在这里漂着，就像离开故乡之后，漫无目的地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寄居在巴黎Spontini路上的一个简陋的房屋里，这是我在地球上漂泊的又一个落脚点。每次出门，走不多远，一抬头就看到埃菲尔铁塔。铁塔的顶上，安置了一百多根广播和电视的天线，朝全世界发出纷繁复杂的信息。这个铁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类似于我故乡的有线广播。天线到底伸向了哪里?谁在接收?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天线描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我有太多的好奇，我总想走入一个更大的世界。
巴黎纷繁复杂，喧嚣热闹，我穿行于其中，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怀念那个只有一条有线广播的故乡了。
2 草屋
夏至是夏天第四个节气，特征是“半夏生，木槿荣”，夏天正好过了一半，于是村里村外的人就把这条河叫“半夏河”。
我的家乡在长江下游北岸的平原上。
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随着这银杏树往东，不急不忙地走上二十里，河边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小镇叫新街。小镇的东头，河水又向北流出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边上的树就杂了。槐树、柳树、樟树、枫杨、等等，高高低低地长出一条凉凉的林荫道。林荫道旁边是三三两两零落的人家。不时有狗蹿出来，发出几声吠叫，然后就有主人钻出来，朝狗叱一声，回头对你抱歉地笑一笑。沿着这些爬着藤蔓的砖墙，或者开着花儿的篱笆一路往北，等这些人家落在身后了，眼前就出现一大片旷远空阔的田野。
无边的庄稼地中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的树林，像漂着一座绿色的小岛。稍稍走近，就能看到这些树木的中间，盖着一座又一座的草房子。
小河一直流进了村子。刚到村口，突然一折，横在了村前，然后再一折，钻到了村子的深处。弯弯曲曲的河水把小村子分割得错落有致，让许多人家都能够临河而居。村里人图方便，把这河的几段，顺口喊作西河、南沟、东汕河和北河。河水涌进北河，水势渐大，一路浩荡地往东流去，直奔大海。
这条流淌在申村里的河，叫“半夏河”。
叫它“半夏河”，是因为村子西南角河边上的一座土地庙。
每年“夏至”这一天，周围村庄里的人都要过河来祭土地神。夏至是夏天第四个节气，特征是“半夏生，木槿荣”，夏天正好过了一半，于是村里村外的人就把这条河叫“半夏河”。看守土地庙的人为了应景，在土地庙的门口栽了木槿，种了“半夏”。
半夏河从南沟往北一拐，变成东汕河，我家就在东汕河的西边。
我离开故乡之后，住过许多不同样的房屋，可是我最怀念的，还是我出生的、我长到十多岁还一直住着的草房子。如果有一天，命运使我不再贫穷，我希望能买到一块地，我将照我记忆里的样子，重新盖一座草房子。我就不流浪了，我会满怀喜悦地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我家的草房子有三间。其实是一长间，中间砌了两道墙，隔成了三个一般大小的房间。左边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卧室里就一张床和一个粮囤。床前面有一个木头的踏板。因为床高，要踩着踏板上去。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这踏板上听爷爷讲一会儿故事。爷爷坐在床上，披着衣服跟我说话。奶奶坐在另一端的床沿上，就着油灯纳鞋底，偶尔会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我一眼。
爷爷原本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匠。现在不做了，在家里闲着，要么找老兄弟们聊天，要么陪我们玩。
家里的油灯都是用装过药片的小玻璃瓶做的。用铁皮剪了一个盖子，中间有个小洞，灯捻子就穿在这洞里。等到结出灯花了，灯光暗下来，爷爷就会赶我走，让我去睡觉。“熄灯了。”爷爷高声说。
听到这声音，母亲就会走进来，牵着我的手出去，轻轻给他们带上房门。然后就会听到“噗”的一声，奶奶吹灭了放在她面前的矮几上的油灯。
客厅里的油灯还是亮着的，放在纺车旁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妈妈在这里纺棉花。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听到纺车嗡嗡的声音。
纺车放在客厅靠右的墙边上。左边的墙边放着一张四方的桌子。桌子是榨木的，八个抽屉上雕着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吹着洞箫的韩湘子、拎着竹篮的蓝采和，等等，一共八个仙人，正在过海。几乎家家都有八仙桌，因为这是待客最重要的家具。来客人了，就把这张桌子抬到客厅的中间，先推出最德高望重的人，面朝南，坐在主位上。其他人再依次坐下来，一边快活地说笑着，一边等着厨房里的饭菜。做饭的是奶奶和母亲。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能坐到桌子那去，也不能在客人们面前转来转去。那会显得没有家教，馋，被宠坏了。吃饭了，就到厨房里胡乱扒两口，赶紧离家，到外面去玩。
靠最里面的北墙，摆着一张供桌，上面放着祖先的牌位、香炉和蜡烛。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像正对着大门。大门朝南，终日开着。门当然是木门，木门也不开到边，要留一点。有客人来了，看不见主人，就轻轻一推，门轴就会发出吱呀的响声。木匠的手艺越好，这门的吱呀声就越大，越好听。主人远远听到门的声音，就知道有客人来了，远远地高声应道：“哎！”
像是被人喊了名字一样。
客厅的右边，就是爸妈和我们的卧室了。里面只能面对面放两张床。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在床上睡过。他们总是在我们睡着后才入睡，等我们醒了，他们又早已起床。
我睡得很沉，只有奶奶在厨房门口刮锅时才能把我吵醒。
厨房在这三间大房的东面，是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砌了一个巨大的灶台，放着两口大锅，竖着一个直直的烟囱。烟囱一直伸出屋顶。
每天早上，奶奶都要把前一天烧得黑黑的铁锅拿到外面的地上，反扣着，用铲子刮去锅底的烟灰。不刮，这一天就会费过多的柴火。锅灰刮过了，拎起来，地上就留下一个黑黑的圆圈。这时候，要在这圆圈里画一个十字。如果不画，说不定哪天夜里，锅就会被小鬼偷走，去罩在某个夜行人的头上。被罩的人，就是遇到了“鬼打墙”，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草房子的屋顶盖着麦秸。麦秸层层叠叠，顺着“人”字形的屋顶，斜斜地铺着，雨打在上面，一滑，顺着屋檐就淌下去了。如果有一些雨渗下去了，也没关系，渗不远，渗不透，太阳出来了，一照，屋顶上就会弥漫起水雾。水雾散了，屋顶又干了。最要当心的是猫，有时候猫会跑到屋顶上去打架，把屋草就弄乱了，要拿长长的竹竿赶它们走。
一到夏至，麦子收过了，麦秸晒得脆脆的，家家户户请了人，攀到屋顶上，扔下黄黑了的去年的草，换上新鲜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夜里，我们就在麦秸的清香里甜甜地睡去。
墙是土墙。用两块木板，夹着泥土，一层层夯实了。土墙夯好了，结实得很。不管风吹雨打，多少年都不要换。许多野蜂在墙上钻了洞，做成了自己的窝。我一手拿一个小玻璃瓶，一手用一根小草去洞里掏它们，看它要出来了，立即把瓶口对着洞口，野蜂就会钻到瓶子里。我在瓶子里早放了采来的花，希望这蜜蜂会在里面酿蜜。奶奶看到了，就会慌张地说：“小乖乖，快放掉。把它弄死了，嘴角会长疮。”我一面嘴里说，我才不怕呢，一面赶紧放掉。
我不知道是真会长疮呢，还是奶奶在骗我。不过我的嘴角是刚刚长过疮的。奶奶陪我到铁匠家，剪了他家山羊的一撮胡子，回家烧成灰，用豆油调成糊糊，涂了好几天才好。
因为是土墙，不能太高。所以，草房子都是矮矮的。进出大门的时候，大人们都要低一下头，像是朝门神行礼。大门上贴着尉迟恭和秦叔宝的画像。一人拿铁鞭一人拿铜锏，瞪着眼睛，看每个从这里进出的人或者晃荡的幽灵。对于门神，没有过多的礼遇，只在过年的时候，把旧的撕掉，换上新的。门神就显得更加精神。或许，这算是给他们换新衣吧。
大门外是一棵粗大的柿子树，枝叶繁茂，几乎盖住了半个院子。树不高，我轻易就能爬上去。有时候连吃饭都是坐在树桠上。柿树结的柿子太多，到该摘的时候，要赶紧摘下来，左邻右舍，一家家送过去。如果等上几天，就全被鸟儿们吃光了。不过不要全摘了，要留一些给鸟儿们。特别是喜鹊，最喜欢柿子了。如果你全摘了，喜鹊们不高兴，兴许就不来你家了，树上就会长虫子。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果树，都要留些果子给鸟儿们的。如果哪家摘得光光的了，走过的人就会指指点点，说这家人“独”。这个字的意思很多，有“吃独食”的意思，也有主动与这世界隔绝的意思。
柿子从树上摘下来，并不能立即吃。这时候吃了，嘴里又苦又涩，舌头像是变厚了，缩不回去。柿子要放在竹匾里，用炉灶里柴火的灰盖起来，过两天，等它红透了，再拿出来。把表面薄薄的皮轻轻一揭，里面就会露出蜜一样的肉来。
柿树在西边。桃树在东边。春天的时候会开一树的花，花很好看。结的桃子不大，上面长了一层细细的绒毛。我们喊它毛桃。吃的时候，要认真洗。桃子虽然不太甜，甚至还有些青涩，可是咬一口，又爽又脆，嚼着很快活。摘毛桃的时候要分外当心，叶子上总藏着一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这是一种可怕的带刺的毛虫，被它碰到了，手上立即就会肿起一条红痕，又疼又痒。这时候要用马齿苋的汁来涂。
马齿苋、半边莲、薄荷，等等，就在树的旁边。院子里的树很多，有杏树、李树、皂荚树、枣子树，等等，被一大圈的竹篱笆围着。目的是不让外面闲逛的鸡啊鸭啊跑进来。院子很大，因为里面还长着各种蔬菜，所以篱笆就很长，上面爬着丝瓜、扁豆、豇豆，像是一道深浅不一、色彩斑驳的墙。
老银杏树太大了，只好留在篱笆墙的外面。银杏树底下是一条小路，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鱼的来了，就歇在这银杏树的底下。一声吆喝，声音响得很，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左邻右舍就从各自的家中走过来：“来条一斤多的吧。”“好嘞。来什么客了?”卖鱼的问。“小孩他三姑爹来了。”“稀客，稀客。”
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出去，把邻居们一家家连在了一起。沿着小路弯曲的，就是半夏河。小河同小路出了村就分开了。河往大江大海里流，两旁长着野花的那条小路呢，伸向了另一个村庄。
过了十多年，我在南京的《周末》报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再回来，我一直想着的那个故乡已经没有了。半夏河干了，窄了，断了。小路也不见了，变成了直直的、一棵杂草也没有了的水泥路。院子没有了，草房子没有了，邻居们也不见了，只剩下一棵又病又老的银杏树。
3 死亡
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他们其实是在用粗糙对抗着残酷的现实。
五岁的时候，我突然死了。
这是我最早的记忆。我死在一座破旧的水泥大桥的栏杆旁边，一动不动。
我不是第一个这样死去的。我的姐姐，我父亲的小哥哥，都和我一样，好好的，突然就倒下来，手握得紧紧的，轻微地一阵抖动，就死了。我的母亲说我的姐姐长得很美，睫毛长长的，总爱笑，性格可好了，从来不调皮。在说到这个只长到一岁的姐姐的时候，母亲的眼睛里总是噙着眼泪，让我不忍看她。对她来说，有个女儿，才是最好的。她年纪越大，心里就越想念她的这个早就不在的女儿。而她的想念，也增添了我的想念。我多希望我有这样一个姐姐啊。如果这个姐姐还在，也许，我的童年就不一样了，我的人生也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在茫茫人世间这许多年，仍然在找我的姐姐。我是如此地想念她，甚至，已经比我的母亲还想她。
我的父亲偶尔还会说起我的小伯父——他的小哥哥，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八岁的小哥哥。他说他是最聪明的哥哥，比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聪明。他在说起这个小哥哥的时候，表情忽然就没有那么僵硬了。他说这个小哥哥会照顾他，会跟他玩，甚至会从别人那里骗来好吃的，自己不吃，给他吃。才是一个八岁的小哥哥啊。然而这个小哥哥，突然就死了。
现在，我也死了。
我跟着我的奶奶去大姑妈家，奶奶一只手牵着我，另外的手臂上挎着一个花布的包裹。
我人生中记得的第一个画面是一座残破的水泥桥，长长地跨在一条大河上。我说：“奶奶，我累了，我走不动了。”
奶奶把包裹放在桥上，让我坐在上面。
我用手扶着水泥的栏杆，看着河上的船。船很多，一些挂着白帆，另一些发出“笃笃笃”的机器的声音。那声音慢慢就远了，听不到了。我死了。
四十年过去了，想到我的死，让奶奶焦急、惊惶、手足无措，我就难过。几年之后，我的奶奶就去世了，真正地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她只陪了我人生最初的几年，可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换回我的奶奶，哪怕让她再陪我一天。是她给我的温暖，让我撑过了这人世间所有的冰冷。此刻，当我在键盘上敲下“奶奶”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我死在奶奶的怀里。奶奶一双小脚，她背不动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找来住在附近的、我的小舅舅。小舅舅背着我，疯狂地往申村跑。奶奶让他去找方圆几十里内唯一的医生，荷先生。
我死在桥上，死在奶奶的臂弯里，死在舅舅的背上。从河上的白帆离开我之后，我便一无所知了。然后，一阵剧痛，我哭出来。我睁开眼，发现我的手上插满了银针，我更大声地哭着。我哭着，抬起头来，就看到了荷先生一张温和的笑脸。他一根一根，从我的手上拔掉银针。我一边哭着，声音小下去，一边用眼睛盯着他的手指。他的手指纤长，食指和中指因为抽烟的缘故，微微有些发黄。等他的手停住，疼痛立即消失了。
我永远记得这一幕，记得荷先生救了我的命。后来我每次见到他，都跟他打招呼，从来不跟他顽皮。因为喜欢他，我喜欢上了他的药草园。他的药草园在我上学的路上，在学校的旁边。我每天都去。看药草开的花，看他晒在草屋外面的一匾匾的草药，看他用纤长的手指，给人搭脉，看他用毛笔，在顽童肿胀的脸上画一个墨团团。
荷先生不是申村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后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在我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就不在了。我已经长大了，就慢慢淡忘了他的救命之事，甚至都没在意他是哪天不在的。他不在了之后，也没有去向任何人打听。我忘了他。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又想起他。大人和孩子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大人更容易健忘。
最初的死亡是个什么样子呢?什么都没有，就像无梦的睡眠，空空的。那时间就像丢失了。被谁从生命中，用剪刀一剪，拿走了。有很长时间，我都在跟别人说，死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地狱。现在想来，也许，我是死得太短了，什么都没来得及看到、没来得及经历。
小舅舅把我背回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奶奶还没有回来，爸爸妈妈也不在。他们是后来知道的，知道了，也没有问过我什么。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们不知道，就从这一天起，我什么都记得了。不过，他们即便知道，也无所谓。即便在我长大了之后，他们也从来不跟我谈心。他们只是交代我，命令我，教训我。在我的家庭里，从来没有温情脉脉。我从来不记得被父亲或者母亲抱过。即使在我死过了的这一天，他们回来了，也没有抱我。他们问过了情况，问我的小舅舅，问随后回到家的奶奶。父亲只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看是不是发烧。我扭过头，躲开他的手。他不再看我，从舅舅手里拿了荷先生开的药单，凑到油灯底下去看。
四十年后，有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南京家里的客厅里闲话。他已经老了，搬来南京和我住在了一起。我忽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就问他，那药单上写了什么，他随口说道：“有四味药，黄芩、当归、双钩藤、甘草。”
母亲找了两块砖头，侧立了，上面放了陶盆，点燃了麦秸，给我熬药。药喝过了，药渣要倒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是我陪着母亲去倒的。这个做法据说是让过往的行人，看看这药方是否合适。有种监督医生的意思。事实上，能看出药性的，只有荷先生。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希望经过路人的践踏，能够消除病灾。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只要走在故乡，我不时能看到路边的药渣。
这天晚上，奶奶给我熬了米粥，米粥里加了红糖。奶奶一定要喂我。其实她比我的精神更加萎靡。她抱着我，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眼睛里噙着泪。
米粥是软的，甜的。奶奶的身上有着一种从锅灶旁带来的柴火的香味，暖暖的。这暖暖的感觉，成了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后来，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锅灶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照在奶奶的脸上。奶奶好像永远坐在那里烧饭。要找奶奶了，我就到厨房，到锅灶旁边。奶奶回过头来，一脸慈爱的笑，牙全掉了，瘪着嘴。然后，从锅灶里，用烧火棍拨出一只烤得红红的山芋，随手从身旁捡起一片干枯了的竹叶子，包起来，递给我。
是针扎的痛苦，使我从死亡中醒来。而醒来后的那一晚，我又过多地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奶奶爱怜的眼神，和一匙匙融着红糖的米粥。
过了四十年，我还记得这个细节，并不是因为死亡的冰冷与这个温暖形成了对照与反差，而是在我记事时得到的这个关怀，是我整个乡间生活中难得的温情。那是一个粗糙的情感世界。甚至粗糙，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最恰当的相处方式。没有温柔的语言，没有拥抱与亲吻，没有体贴的嘘寒问暖，没有依依不舍的漫长告别——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他们其实是在用粗糙对抗着残酷的现实。
4 花生
用尿浸泡花生，不只是要让它带有恶心的味道，更是附加一种强烈的侮辱。
半夏河的水已经涨满了，小队长站在河边上，大声地喊着：“上工啰——”喊声从雨里穿过去，钻进每户人家。
小村的寂静常常被这样巨大的声音打破。村子里人人都有这样的大嗓门。老远见到了，他们就会高声招呼。隔着一大块田地，也能快活地说笑。一家来客人了，只要进了村，就听到一路大声的问候。孩子们更是早早就狂奔着跑过去报信。在这无遮无拦的声音里，村子里没有任何秘密。加上鸡鸣狗吠，整个村子从早到晚都热热闹闹。直到天黑了，才静下来。
1958年，我们这个热闹的村子并入了“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归了集体，所有的人也归了集体。每天做什么，都听小队长的吩咐。小队长原先是裁缝。“公社化”了，没有人做新衣了，裁缝就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小队长很少笑了，整天黑着一张脸，做出威严的样子。因为日日的呼喊，他的声音不只响亮，又有了非同一般的穿透力。现在，他招呼上工只需喊一声，长长的一声。
这是1976年的春夏之交，雨已经连着下了好多天。小队长的呼喊刚一停歇，雨雾濛濛的村子里就传来“踢踏”“踢踏”的木屐声，男男女女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朝生产队的仓库走过来。仓库的前面是晒场，晒场的前面是猪舍，猪舍的前面是半夏河。
最先到仓库的却是孩子们。他们身上披着塑料雨披，光着脚，踩着一个又一个小水洼，像骑着一匹匹小马，飞一般地奔跑着，要让雨披在身上飞起来。他们喜欢下雨。
雨天是没法下地干农活的，可是也不能闲着，小队长召集大家到仓库里剥花生。花生收下来的时候，装了好几个大囤子，可是大部分要交公粮。刚刚晒干，就送去了公社的粮站。只留一点点，在过年之前，分给各家各户。家家在大年三十的时候炒熟了，装在盘子里，在大年里端出来待客。雨天来仓库里剥的，是特意留下的花生种。过几天，就要种到地里了。
小队长用秤称好斤两，分给每个人。花生倒在筛子里。剥花生是轻松的活计，大家可以快活地说笑。剥下的花生米就留在筛子里，花生壳呢，投进地上的口袋。等完全剥好了，再称一称花生米，缴回去。一斤花生能剥多重的花生米，小队长是有数的，谁也不敢偷。花生壳可以带回家。壳子是很有用的，冬天火盆的取暖，全靠它了。
整个小队的人都来了，混杂在一起。说着，笑着，开着荤荤素素的玩笑。有的老人渐渐听不下去了，就咳一声：“小伢儿都在边上呢。”
孩子们根本就不在意大人们在说什么，他们有自己玩的。
他们在仓库里的柱子和粮囤之间捉迷藏，或者不为什么，就是疯跑。雨哗哗地下着，门口的水像河一样在淌。调皮的男孩子会把手伸出来接水，然后洒在别人的头上。女孩子们用纸叠着小船，一只一只放到外面，让水把它们带走。比赛谁的不翻掉，谁的跑得远。有人捡了小石子，朝航行的小船扔着，想把它们砸翻。小船的主人惊惶地伸开双臂，挡着、推搡着，大家闹成一团。我侧着身子，把脚伸到大门的外面，向水里一跺，溅起高高的水花，又立即缩回来。正玩得高兴，小队长忽然骂了起来，用手指着我：“饿死鬼转世啊?从小这么馋，手脚不老实，长大了还不做强盗！”
我才六岁，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过头惊恐地看着他。“怎么了?”母亲放下手里的筛子跑过来。“怎么了?你看不到他嘴里在吃啊?偷花生米吃，还怎么了?”小队长用他的大嗓门嚷道。
仓库里的人都静下来，只听到手剥花生的声音。“队长，我家大鱼儿是不会偷花生吃的。”“不会偷?你看，他嘴里还在动呢。当我是瞎子啊。”队长瞪着眼睛，朝母亲吼。
母亲走到我旁边，蹲下来，轻声跟我说：“你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她掌心朝上，伸到我的嘴边。
我吐了出来，是一枚一分钱的硬币。“不要把钱含在嘴里，脏，”母亲说，“去玩吧。”
母亲没有看小队长，又回到她的位置上继续剥花生。我一时还不敢动，抬头看看小队长，小队长脸色阴沉着，突然朝另一个孩子喊道：“作死啊。”那个孩子正往一个粮囤子的顶上爬。
小队长去撵那个孩子下来，孩子的妈妈也大声喊着。仓库里又喧哗起来。我忘了玩，就站在门的旁边，一直看着四处跑来跑去的小队长。小队长一眼也不看我。
母亲喊我：“大鱼儿，你回家去。回家跟弟弟玩。”
母亲把透明的雨披罩在我的身上，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我跑出仓库的门，沿着半夏河往家跑去。小河的水已经漫到路上了，我踩在路边青草的上面。草刚被羊啃过了，断了的草叶口子，发出青涩的味道，踩在脚下，有点刺脚，痒痒的，让你停不下来。
雨终于停了，屋檐上还在滴滴答答滴着水。母亲回来了。她刚把鼓鼓囊囊的袋子放下，弟弟就迫不及待地扒翻了，摊在地上，在一堆花生壳里翻找着。
以往的时候，我们总能从里面找到一小把的花生米，那是母亲故意放的。可是这个晚上，我们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找到几粒。弟弟才三岁，虽然都给了他，他还是大哭起来。他嫌少。
很快就立夏了。天一放晴，就要种花生。种花生是妇女们的活儿。所有的妈妈都来到仓库前面的晒场上，人人腰间系一个围兜，排着队，到小队长那里去领花生种子。孩子们也跟着妈妈们来玩，在晒场上乱跑。
小队长的面前放着两个大木桶，剥好的花生米就放在这木桶里面。花生米早已被尿泡过，泡过了，人就没法偷吃了。用尿浸泡花生，不只是要让它带有恶心的味道，更是附加一种强烈的侮辱。妈妈们走过来，解开小围兜，小队长用瓢舀了尿味刺鼻的花生米，放进她们的围兜。
妈妈们依然在说说笑笑，包了满满一围兜的花生米，朝广阔的田野里走去。种花生是很累的，要一直弯着腰，一只手拿小铁锹挖开土，另一只手捏两粒花生米放进去，再把土盖上。一个小坑接着一个小坑地往前，直到种满这片空阔的田地。开始的时候，妈妈们还是在一条齐齐的线上，不久，这线就断了、乱了，就各自为战了。小队长在田埂上跑来跑去，指挥着，要这个密一点，要那个疏一点。然而他洪亮的喊声，也是越来越远了。
因为是立夏日，孩子们都聚在晒场上“斗蛋”。谁家也舍不得煮真正的鸡蛋让孩子们拿出来玩，我们斗的，其实是蛋壳。因为立夏有“斗蛋”的风俗，大人们在打鸡蛋的时候，就特意不完全砸碎，只是在一头开一个小口，等蛋清蛋黄完全流出了，把看上去还完整的蛋壳留给孩子们玩去。我们就拿蛋壳彼此撞来撞去。虽然本来就是早已破了的蛋壳，可是再次被撞碎的人还是一脸沮丧，赢了的，一样得意扬扬。
看守猪舍的篾匠爷爷，在晒场边上的大桑树上挂上了一杆大秤。只有立夏这天他才会陪孩子们玩。一个接着一个的孩子，排着队过去，双手吊在秤钩上，两只脚缩起来，离开地面，等篾匠爷爷报出斤两了，松开手，快活地跑掉。其实没有人在意自己多轻多重。只不过既然是立夏了，都要来称一称。
妈妈们都变成田野里的一个个小点了。孩子们不着急，他们就在晒场上玩。他们在这里等太阳落山，等妈妈下工。
小队长在分发种子的时候，知道每个人该发多少，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当他站在田中央，大喊“放工啦”，这时候，所有人围兜里的花生米，都已种进了泥土。她们纷纷直起了腰，背对着夕阳，往村口走来。“放工啦——”，这声音一响，孩子们立即停止了玩耍，他们站在晒场上，四处张望着，看自己的妈妈在哪个方向。等认清了，就一个个朝她们跑过去。跑到她们的身边了，就像撒欢的小狗，扯她们的袖子，拉她们的手，围着她们直转圈圈。
我也跑到了妈妈的旁边。妈妈的围兜还系在腰间，我就牵着这围兜。妈妈俯下身子，嘴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跟我说：“在太爷爷坟旁边的沟沿上。”
太爷爷是我爷爷的父亲，家里还供着他的牌位。他的坟离村子很远，孤零零地立在一条小沟的边上。每年的清明节，爷爷都带我到坟前面给他磕头。磕过头了，爷爷就用铁锹除去上面的杂草，从沟里挖了土，把这个坟重新覆盖一遍，这叫添坟。如果不添，时间长了，泥土就会流失，坟就湮没了，那将是极大的不孝。添完坟，还要挖一块圆锥形的土，尖端朝下，放在坟的最上面，说是坟的帽子。之后，在坟前面用土垒一个小小的台子，在上面摆上鱼肉米饭，爷爷一边烧纸钱，一边说：“老爹，来吃啊，来拿钱啊。”然后又让我磕个头，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妈妈们都进了村子，孩子们在村口打闹着。太阳还有最后一点余晖。孩子们追着、跑着，所有孩子都已经得到了妈妈们的暗示，他们等小队长回家了，不见了，才循着这暗示，慢慢地，在夜色完全到来之前，消散在了村外广阔的田地里。
我朝太爷爷的坟跑过去。因为清明过去不久，太爷爷的坟还是新的。走到坟的旁边，我突然觉得一阵害怕。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妈妈留在沟边上的那把花生，一粒粒捡起来，放进裤子的口袋，转过身，拼命往家跑。
弟弟看到了花生米，高兴得直跳。妈妈从井里打了一桶水，把花生米泡在水里。弟弟一会儿来看一下，一会儿来看一下。吃过晚饭了，弟弟不肯睡，要吃花生。妈妈捞出来几粒，闻一闻，点点头说：“没味道了。”弟弟一把抓过去，一捂，就全进了嘴里。
妈妈又递了几粒给我。我拿了一粒放在嘴里，一嚼，不仅不甜，还有一股怪味。我立即吐了出来。“妈妈，我不吃。我头疼。”我说。
奶奶也跑过来。奶奶用手摸摸我的额头：“会不会撞到什么了?大鱼的妈，‘站碗’看看呢。”
妈妈就端了一碗清水，拿来一双筷子。她把筷子竖着立在水碗里，嘴里喊着亡人的名字，喊一个，松开手。筷子如果站住了，不倒了，就是这个人惹我了。这时候，要给他上一炷香，烧几张纸钱，跟他说：“不要跟伢儿搭话啊。”跟我搭话的，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邻居家的爷爷。
头疼第二天就好了。可是之后有好些年，我都不能吃花生。每次剥开壳子，闻一闻，我就觉得头疼，就不想吃。
5 黑纱
想看清自己，想看清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要离它足够远。就像看一座山，你要走到山之外，你要站到另一座大山的顶上。
我已经写过一次死亡，那是假的。五岁的我没有死掉。家里人说“差点死掉”，我于是开始留意一切关于死亡的事。也是在那之后不久，我听到我姐姐的事。姐姐就这样死了。姐姐的身子还是热的，爷爷就喊，没气了，放地上吧。姐姐就被从床上放到了泥地上。这是出于什么风俗，我不知道。生命就是这样轻贱。除了妈妈后来偷偷哭了几场，除了妈妈不经意的时候跟我说过这个姐姐，我再没听任何人提起她。这个才一岁的小姐姐，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这样消失了。
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沉重的，是在我六岁的时候。这个记忆我已经印象不深了，我花了很多力气，才完整地回忆出来。因为这个环节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不写，我想要叙述的历史就是断的，就连不起来。
在我品尝到附着于花生之上的那个屈辱后不久，我就上学了。第一个提出来让我上学的，是一个叫“樊部长”的人。他是从县里下来的。据说他原是县里的高官，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贬到乡里，接着，又被打发来了申村指导农业生产。他一个人住在村中间的仓库里，破旧的、空空如也的仓库。他是个高大挺拔的中年人，面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不过村里人对他倒是十分的尊重，人人喊他“樊部长”，并且常常会请他来家里吃饭。我家就请过两回。请客总要烧两个菜，可是菜太少了，我从来没有沾到他的光，吃到一口。可是他还是跟我的父亲说：“这个皮孩子，该送去上学了。”父亲便送我上学去。
我天生厌恶学校。之前我去过两次，老师总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要我们守规矩。然而这一次，奶奶也不帮我了。她让爷爷给我做一个板凳和一张课桌。课桌做得好，还在桌腿上刻了我的名字。过了夏天，他们就扛着桌子，抱着板凳，带我去申村的小学。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樊部长造成的，我讨厌他。
即便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也常常逃课，跑到半夏河北端的一棵大柳树底下玩。有时候也爬到树上去，坐在树丫里，晃着两只脚。在柳树的更高处，有一个巨大的喜鹊窝。我常常望着它发呆，羡慕得不得了。我一心也想在树上有个自己的窝。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喜鹊一样住在树顶上。
有一天，我又溜出来，去看柳树上的喜鹊。远远地，看到樊部长站在河边的树底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拔腿就跑，可是又觉得樊部长的样子很奇怪。
高大的樊部长一只手扶住树，一只手捂着脸，他在哭。四周没有人，河里的鸭子缓缓地漂着，也没有叫嚷。我听到他低低的哭声。我从来没见到一个大人哭。我悄悄地从他旁边走过，看到他满脸都是眼泪。他根本没在意我，可我不敢停留，赶紧从他的旁边走过去，走得很远了，回头再看他，他还在那里哭。
回到家，我跟奶奶说：“樊部长在哭。”
奶奶说：“不要瞎说，樊部长又不是小伢儿，他哭什么。”“他一个人躲在河边大柳树的底下哭。”
奶奶也有些疑惑起来：“八成又碰到什么难处了，明天让你爸喊他来我们家吃顿饭。他一个人，孤身在外的。”
当天下午，家家都分到黑纱的臂套。每人一只。然后就听说，毛主席死了。
巨大的毛主席像，四周围了一圈黑纱，挂在一棵大树上。大树长在村中央的一个大竹园里。这个竹园，是我们一年级小孩子的教室。我们没有教室。我们的教室原本是一个老奶奶的家，可是屋顶塌了，还没有修好。很长时间了，我们就在竹园里上课。全村人扶老携幼，沉默地从四面走过来。来到原本只有我们的大课堂上。我双手捧着我的小板凳，跟在奶奶的后面。
到了竹园里，大喇叭里放着让人要哭的哀乐。人们先是低着头站着，我也站着，一只手牵着奶奶。因为太静了，大气也不敢出。三鞠躬之后，大家坐下来，听樊部长讲话。讲什么不知道。然后，又默默地回家。那几天，村子里静极了。即便有人说话，也是低低的，急促的，赶紧说完。人人表情沉重。
追悼会开完之后，我们继续在那里上课。老师把小黑板挂在一棵小树上，教我们“ɑ”“o”“e”。一到下课，所有人都疯了。有人双手攀着竹子翻跟头。有人折了竹枝互相打仗。有人双腿盘着竹竿往上爬，到了高处了，竹子弯下来，像鸟儿一样落到地上。然而那棵刚刚挂过毛主席像、大家朝着鞠躬的大树，再也没有人过去了。经过那里了，都要绕过去。大家才是六七岁，并不明白毛主席是谁，只是因为，有一个人那么隆重地死了，就死在那里，大家的心里，有些敬畏，还有些害怕。死很重，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死是黑色的，从黑纱到所有人的表情，黑得让人不敢看。死又是神圣的，在死亡面前，你只能哭泣，你不能笑，也不能说话。
1996年夏天，我从南京大学的作家班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漂到北京，游走在中关村附近，兜售一种“杀毒软件”。有一天我去天安门广场上闲逛，看到毛主席纪念堂旁边有许多人在排着队，我也排了进去。
毛主席静静地躺着，一面巨大的旗子盖在他的身上。人们蹑手蹑脚地从他的旁边走过，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像是睡着了，可是脸色苍白得可怕。我只看了一眼，就随着人流出来了。虽然是夏天，里面冷得很，出了门之后，手心还是冰凉的。儿时沉重的记忆，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害怕的不是庄严，而是永恒的死亡。
1976年，毛泽东去世。然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里，我从一个快活的孩童，长成了落魄的青年，而后，又变成了现在这个忧愁忧思的中年人。岁月还是时代?什么样一个雕塑家，把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想看清自己，想看清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要离它足够远。就像看一座山，你要走到山之外，你要站到另一座大山的顶上。
6 小照
“吸血”只是他的一种表达。他其实想说的，是照了相了，生命里的某种东西，就会失落在其中。我模糊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愣头愣脑，眼睛里满是惊诧——我六岁时拍过一次照片，照片放在一面镜子的后面，多少年前就霉掉了。
从我家往东北，过了半夏河三公里，是我舅舅的家，叫俞庄。从俞庄往东三公里，是高庄。高庄是一个大镇，镇上有澡堂，有照相馆，有医院，还有一个小书店。在我们摘掉给毛主席戴的黑纱之后，妈妈第一次带我和弟弟去照相。爷爷从来不让我们照相，他自己也不肯。他说：“拍小照吸人血哩。”在他去世之后，只能从身份证上翻拍一张做他的遗像。他只拍过这一张照。
进高庄镇，要经过一座石头的大桥。从桥上看过去，两边的河岸上泊着一条接一条的乌篷船，并排连在一起。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吵闹着，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有条船上的收音机里吼一般地唱着京剧，一个晒得黑黑的女人，卷着裤腿，蹲在船沿上洗菜。妈妈笑着跟我说，你不是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吗?你是从船上抱过来的。你的妈妈呀，就像那个洗菜的。
我紧紧盯着那个洗菜的女人，她突然抬起头来，露出白白的牙齿，朝我笑着。我掉头就跑。妈妈一边喊，一边牵着弟弟跟在后面追。
原本欢天喜地的拍照，我变得漫不经心。无论他们怎么逗我，我的脸上也没法露出笑容。他们都以为我是害怕闪光的照相机，事实上我是在想我到底出生在哪条船上。我不敢详细地问妈妈，我怕她会把我送回那群光屁股孩子的中间。我的心里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既想见见我那个船上的妈妈，又怕她终于有一天会上到岸上，来把我要回去。
照片拿回来了。我和弟弟站在妈妈的前面，我一手抓着弟弟的手，一手抓着妈妈的衣服，两眼惊恐地望着前方。妈妈微笑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从她的肩上垂下来，一直挂到腰间。她靠在九曲桥的栏杆上，桥下开着一池的荷花。这个桥、湖水和荷花是照相馆里的背景，画在一张大纸上。即使摆好姿势，拍出来了，也看得出是假的。妈妈把照片压在她每天照的镜子的背面，我几乎不去看它。只要看到它，我就会想到我那个渔船上的黑黑的妈妈。
也是从这天起，我有了要离开这个家的想法。当他们再因为某件事责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我反正不是你们家的，我要回到渔船上去。
当母亲跟我说我是生在渔船上的那一刻起，一个我已经留在了那些船上。跟着她回家的，是另一个我。从这之后，我常常跑到土地庙的旁边，坐在半夏河边上，望着河水发呆。河上从来没有摇过来一条船。
弟弟总说我是从渔船上抱回来的，他一说，我就生气。他太小了，我不能打他，就威吓他。我的举动终于被奶奶发现了。爷爷愤愤地骂道：“我说不要去拍小照，偏要去。拍照是会吸人血的。”“吸血”只是他的一种表达。他其实想说的，是照了相了，生命里的某种东西，就会失落在其中。他说得有道理的。
我并没有失落在我六岁的照片里，我是落在一条破败的不知道漂去了哪里的乌篷船上了。之后，无论在哪里，在哪条河上，只要看到旧旧的乌篷船，我的心就会跟着它往远处漂。虽然我早已经知道，乌篷船上的妈妈，只是母亲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可是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妈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洞。随着我长大，这个对于具象的母亲的寻找，演变成了我对于抽象的生命来处的寻找。我找不到，我心里一直就不踏实，是虚的。我想要找到这个生命的根源。这意外导致了我在长大之后，既要远远逃离故乡，到外面去寻找，又不停地回想它。离得越远，离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念。故乡早已经失落在童年里了，今天再回到那个叫故乡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去一次，失望一次。我不打算再回去了。我要在回忆里面，把那个曾经好好的故乡重建，在重建的时候，我就能回溯到我的生命之源。
母亲一直把这张照片压在她镜子背面的玻璃里。这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一张合影，母亲再没有带我们去拍过照。也正因为这张照片，我才知道我小时候的样子，才记得母亲年轻的样子，才会想起，弟弟曾经那样那样的小。
此刻，我又想到弟弟的样子。他一脸的稚气和天真，活泼泼的，身上像装了一个小发动机，每天都那么地生机勃勃。而他长大了的样子，就模糊多了，我不太愿意多想，我只喜欢小时候的他。那时候他快活，无忧无虑。即使只是一个人玩，也自得其乐。可是现在呢?才到中年，就已经老了。永远是满腹心事，头发也已经花白，脸上是对生活的无奈与认命。他已经疲惫不堪，他应付不了他的生活，只好做一只驼鸟，埋起头，与世隔绝。
7 洗澡
我总在我住的小房子的墙上贴着我写好的文章。一张纸，只粘两只角。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
我的名字本来叫“鱼头”，三岁之后弟弟出生了，他叫“小鱼儿”，我就叫“大鱼儿”了。我当然不喜欢弟弟，因为我是哥哥，什么都得让着他。不让他，他就告状。他不喊我哥哥，只喊我的名字。只有大年初一了，才照规矩喊我一声。
年三十的晚上，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都已经放在床边上了。我跟弟弟睡一张床。初一一早，两个人默默起床，要彼此装着没看见，穿好衣服，立即去爷爷奶奶的房间。“爷爷，恭喜你啊。”“恭喜你啊，相公。”爷爷早已坐在床上，边说，边从床头柜上拿几颗糖果递到我们手上。
接着去厨房。“奶奶，恭喜你啊。”“恭喜你相公。”然后去跟父亲说，跟母亲说。都说完了，我就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站在屋门口。弟弟一直跟在我的后面，也把长辈们恭喜过了，这时候终于来到我面前：“恭喜你啊，哥哥。”“恭喜你，兄弟。”
这是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说的第一句话。然后就放开了，满村子跑，一家一家去拜年，说恭喜的话，等人家给糖果。每家都会给，只是多少不等，种类不一。拜年要拜一上午。下午呢，就在家比糖果，看谁的糖果多，品种好。他要是比我少呢，或者不如我的好吃了，就会闹，死死地揪着奶奶的衣角不放。奶奶就说：“小鱼儿比你小。”我没办法，只好由他拿走他早就看中的。爷爷赶集回来，有时候会给我们各带一个烧饼。我不能先拿，要放在桌子上。弟弟就伸着头，绕着这烧饼转来转去，终于找出大一点点的那个了，才满意地拿起来。
对于这些，我并不计较，我惦记着爷爷给他的一角压岁钱。两个人加起来，能买三本连环画呢。弟弟从小精明，骗是绝对骗不到的，必须用他觉得好的东西换。于是，我所有好玩的都变成他的了。彩色玻璃珠、香水瓶、贝壳、泥人儿，他妥妥地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每天拿出来，放进去，不亦乐乎。他一个人可以坐在地上玩大半天。母亲让我看着弟弟，可是我静不下来，我喜欢在外面跑，常常闹得左邻右舍鸡飞狗跳。我常常因为看不好弟弟被父亲打。
父亲总是打我，不打他。杀鸡骇猴。我的性子越打越野，他的胆子反倒吓小了。他的胆子小到什么地步呢?都不敢去澡堂子洗澡。
我在七岁之前，洗澡都是在家里。
洗澡是在屋子后面的小院里。小院子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木栅栏有一人多高，上面爬着满满一圈的野蔷薇，春天会开粉色的、白色的小花。花不能摘，蔷薇的枝藤上长着太多的小刺，不小心就会被刺到。这样的花墙可以把院子严密地护好。院子的中间长着一棵栾树，栾树又高又大，夏天开着密密的金黄的细花，一夜过后，落得满地都是。洗澡的木桶就摆在栾树底下。水已经放好了，正冒着热气。水桶太高了，要踩着凳子上去，一翻身，扑通一声跳进水桶。水桶里的热水一下子淹到脖子。奶奶从屋檐底下摘两只挂在那里的皂荚，掰得碎了，扔在水桶里，再递一根海绵一样的丝瓜瓤给我，让我自己洗。我哪有心思洗，只顾着拍水玩，把水打得满院子都是。
秋天之后，栾树上就结满了火一样红色的荚，远远地看，还以为又开了一树的红花呢。如果这时候洗澡，就在栾树上挂一顶透明的塑料浴帐，一直垂下来，完全罩住大木桶。这样在里面洗澡就不冷了。不过时间不能长，时间长了，就要不断地往里面加热水。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我们都在家洗澡，从来不去澡堂子。那是要花钱的。除了爷爷，没人去。
我七岁的这年冬天，要过年了，爷爷带我和弟弟一起去高庄镇的澡堂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澡堂子。澡堂的门不大，挂着厚厚的棉帘子。推了门进去，先是一个过道，过道的尽头，又有一个门。一进这个门，里面全是水汽，雾蒙蒙的，很多人的影子来来去去。屋子很大，摆着许多躺椅。在雾气里，一张张躺椅看上去似乎无边无际。躺椅的中间放着小茶几。人们斜躺着，高声地聊天。看不清人，可是声音能听出来。不停有人跟爷爷打招呼：“木匠，你也来啦。”“来啦。”“带孙子来的啊?”“哎，带孙子来的，过年呢。”跑堂的一手托着个木盘子，里面是一叠冒着热气的毛巾，一手拎只长嘴的大铁壶。因为嘴长，隔着好远就能给客人们手里的茶杯续水。“大爹，先来条热毛巾擦擦脸。”跑堂的喊。“好，好。”爷爷说。“木匠，坐这边，坐这边。我带了好茶叶。”“好，好。”爷爷说。“孙子这么大啦?”“大孙子上学了，小的还小。”爷爷坐下来，开始脱衣服。“从家到这里不近啊，小的走得动啊?”“走得动，都他自己走的。”“木匠，孙子都这么大了，有福啊。今天可得花两个钱，一人买个大肉包。”“买买买。”爷爷一边笑，一边让我和弟弟把衣服脱光。
爷爷招呼过熟人，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弟弟往里走。到里面了，又是一个门，推开来，是一个宽阔的大水池。屋顶上吊着一个发着黄光的大灯泡。水池里、水池边上全是人，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我去试试水，你站在这里不要动，看好小鱼儿。”爷爷对我说。
我没动。我都呆住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人是这个样子的。这么多人，赤条条地挤在一起，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和震撼。浓浓的水汽里，光着身子的人们穿着木屐，踢踏踢踏地走动着，偶尔有人撞到我，滑溜溜、潮乎乎的。谁也看不清，一个个面目模糊，说话也是齆声齆气的，还有回声。唯一清晰的声音是搓澡人发出的，他节奏分明地拍打着一个躺在桌上的人。
我去过一个庙，黑乎乎的一个屋里，站着许多几乎没穿衣服的小鬼，呲牙咧嘴，神态又丑又凶，跟这个景象像极了。“小鱼儿呢?”爷爷问我。我回头一看，弟弟不见了。“小鱼儿。”爷爷大声地喊。没有声音。爷爷拉着我满池子地找，没有。爷爷又拉了我到外面喊。“看到一个小伢儿在这里穿衣裳的。”跑堂的说。
爷爷跟我匆忙穿了衣服出去。我们从街这头找到街那头，根本没有。爷爷急得都要疯了。走到高庄镇的桥头，爷爷问一个皮鞋店里的人：“有没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小伢儿?”店里人摇摇头。爷爷走到桥上，我跟在后面。“让你看好他，看好他。”爷爷铁青着脸，举了手想打我，终于没有打。“唉！”他叹着气，在桥上跺着脚。
熟人们闻讯都散开来，四处寻找。整个高庄镇，每家都问了，来回梳了几遍。那个在澡堂里请爷爷喝茶的人一直陪在旁边：“木匠，不要急。这么大的一个人，跑不远。”“就怕碰到拐子。”爷爷的声音都发抖了。小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拐子。爸爸带我们赶集，肩上扛着弟弟，边走边唱：“人拐子，拐料子，拐人家伢儿上街换杲子。”“料子”也许是“天生的”意思。天生就是做拐子的一块“料”。“杲子”是“东西”。我们都知道，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吃陌生人的东西。“吃了他的东西啊，他就拿麻袋往你头上一套，背了就走了。”“爷爷，小鱼儿不会被拐子拐走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他不会吃人家的东西。碰到拐子他会叫的。”“木匠，放心，大鱼儿说得在理。你等等，等等就有消息。”
爷爷和我都累得走不动了，借了一条凳子，在人家门口坐着。不远处刚出笼的包子飘来阵阵的浓香，我看也不敢看。
父亲骑着自行车急冲冲赶过来。“小鱼儿家去了。”“小祖宗！”爷爷松一口气，骂道。“十几里的路，他一个人走回去了?”旁边人问。“他一个人走回来的。问他爷爷呢，他说，在澡堂子呢。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他说在澡堂子里看得怕，就跑回来了。这个小东西。”
人的赤身裸体，让弟弟受到了惊吓。他没想到人会那个样子。在此之前，他没有见过，至少没有见到这样触目惊心的场面。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爷爷走亲戚不带他了，只带我。他只能待在家里。他好像也无所谓，看我跟着走了，也不争，追到门外看一眼，就转过身自己一个人玩去了。过了两年，弟弟上学了。每天放学回来，就站在门口的一块破磨盘上，学着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样子，挥舞着手，从头到尾把老师的话重复一遍，里面还夹杂着“不要讲话”“坐直了，坐直了”的训斥之声。而我，早跑到野地里玩去了。他这独自的表演，直到有了一个新的兴趣之后才停下来。
起因是我。
村里的地，原本是牛耕的。每个生产队都养着牛。包田到户之后，牛就分掉了。各家自己想办法耕地。我家买了一架像个钩子的小犁。耕地的时候，把绳子套在背上，两手扶住犁柄，人倒退着，边走边耕。我才十岁多，干不了这样的重活，是母亲在耕。我就拿了钉耙平整土地。弟弟拎个铁皮的小桶子，捡着到处乱跑的小虫，回去喂鸡喂鸭。村里“弹棉花的”忽然开回来一辆拖拉机，可以耕田的拖拉机。前面是拖拉机的头，拉了一把铁犁。在铁犁的肩上有一个圆圆的盘，“弹棉花的”坐在上面，像一个骑马冲锋的将军。这让我羡慕极了。他的拖拉机开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田地里不辞疲劳地一圈又一圈地跑。我跑了一天，第二天就有更多的小朋友跟在后面了。人数不断地增多，终于影响到拖拉机手的工作。他停下来，把我们全部赶走。等我们散了之后，跟在拖拉机手后面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弟弟。
弟弟每天都去。回家吃过饭了，听到拖拉机响，急急忙忙就赶过去。天天去。几天之后，又有一个人跟在了弟弟的后面，是我们村的呆子“五头”。“五头”是“秤匠”家第三代呆子。“秤匠”这个人，我曾在《匠人》一书里，有过详细的叙述。道士给他算过命，他的家族里，将会出三代呆子。
弟弟嫌“五头”跟在后面丢人，就拿泥块丢他。一丢，呆子就跑。不丢了，他又跟回来。弟弟终于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他的新爱好。多少年来，只剩下呆子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拖拉机手的耕地岁月。有一天，拖拉机停在远远的田野当中，呆子大喊大叫地跑回村里。等人们赶过去，拖拉机还在响着，拖拉机手已经电死在拖拉机上。
之后，弟弟又有过许多的爱好，都是自己一个人玩，他不跟着我，也不和别人玩。我喊他，他也不去。他是愈加孤僻了。而我呢，是越来越野。我去了外地，四处流浪，我们越离越远。我在无锡打工的时候，弟弟考上了南京大学，轰动全村。父亲摆了几十桌的酒席请客，还在家门口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我收到了信，我没有回家。
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弟弟来无锡看我。我带他去蠡园玩了一圈。本打算第二天再带他去锡惠公园看“天下第二泉”，他说他要回家。我说：“你听过阿炳的《二泉映月》吗?说的就是这里哎。”他摇摇头。我嫌他木头木脑，就说：“行吧，回就回吧。”
第二天上午，我有事要出去，让他在住处等我，我一回来，就送他去车站。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在桌上给我留了一张纸条：“我走了，剩下十块钱留给你。”纸条底下压着两张皱巴巴的五元钞票。
大二开学不久，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这是他给我写的唯一一封信。他说：“我抄了两篇你贴在墙上的你写的文章，我到中文系找了一个老师请他看，他说你写得很好。”
我没有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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