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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大程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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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梦工厂试读：

引子

鸿福路海王星咖啡馆二楼，灯光忽明忽暗。

刘羽、文姗、曾皓、强子、陶山儿几个正聊着，翻着曾皓刚印刷出来的诗集。唐丽娟带着个美女同事来了，大家互相招呼着坐下，吃东西，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笑。接着，彭德海、木船、老鹰、何卓然、柳荒几个诗友陆续来了。刘羽致辞后，曾皓带头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小诗《歌谣》，掌声之后，节目就随意地开始了，唱歌的唱歌，朗诵的朗诵，欣赏的欣赏。

陶山儿唱的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他声音有点沙哑，又带点四川腔，听来别有趣味。唐丽娟唱的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她嗓音不错，唱得也很动情，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大家唱累了，朗诵累了，又怂恿曾皓唱歌。想到这一回去，还来不来东莞就很难说了，曾皓也不客气，他走到中间，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起来。

曾皓先唱唐朝的《飞翔鸟》。他唱着唱着就进入了角色，一曲唱罢，又唱了由刘羽作词、他作曲的《过客》：过客你来到，又离去我离去，又来到茫然的是面孔坚硬的是楼群城市很大很窄，它容不容得下脚步梦想很美很瘦，它经不经得起风摧青春如慢镜头滑落时光是无言的祭司昨天的我在这里今天的你在何处抓紧或放弃，一样艰难离开或停留，都是过客

曾皓唱着。刘羽有点意外，曾皓虽比他外向一些，也爱好音乐，但和他一样，若非必要，平时并不怎么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和张扬，可今天他却发挥得这么好。尤其是后面这首《过客》，那是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写的又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个群体的遭际，听来格外亲切，直拨情感之弦。果然，大家都热烈鼓起了掌，鼓一阵儿停下来，又鼓一阵儿。曾皓却视若无睹，仍然自顾自弹着，唱着。突然，他坐在了地上，却还是昂首弹着，唱着，然后就垂下头默不作声了。

全场一片安静。“曾皓……”刘羽叫了他一声。

几个人意识到什么，上前去，轻轻抬起他的头，只见他已泪流满面……

第一章

曾皓第一次南下是1995年的春天，那次是和强子去广州。

那次他们住在搞建筑的马灵官那里。在一个招工点，他们认认真真把表填好，曾皓一摸口袋，钱包没了，钱和证件一并丢失。人太多，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扒走的，只好回去办了证件再来。

初次来广州，大都市的繁华难免让两人感到新鲜，晚上就出去转了转。马灵官是个憨里憨气又口吃的家伙，忙着上班加班，还没顾上给他们讲在外要注意哪几条，他们以为只要提防烂崽就行了，没想到还有另一种危险。两人撞上了治安队，被问要身份证和暂住证，曾皓一样证件都没有，强子没有暂住证，两个人都被逮了去。强子还想同他们讲理，曾皓反应快，碰了碰强子，什么都别说，等马灵官拿钱来赎就是了。果然，有一个顶了两句，就被踢了几脚。而有一个，摊上一件小概率的倒霉事，一只蚊子撞进鼻孔，在鼻腔扑腾了几下，痒酥酥的，就在他喷嚏还没打出来时，进了咽喉，也可能是气管，他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忍不住地咳，并做出急于让蚊子出来却又无济于事的无奈且滑稽的动作。看守的人感到奇怪，就走了进来。他忙解释是有只蚊子呛进了喉咙，才免了皮肉之苦。

幸亏马灵官的BP机接到了留言，满头大汗赶来了，再晚一点儿他们就要被送进清远收容所了。“我我我忘忘了同你你们们讲，不不不要要出出去。”马灵官说。

两人哭笑不得。

曾皓回了家，因为被抓一事，情绪很差。他搞不明白，又没规定不准湖南人去广州，为什么来了广州没有为非作歹，却要被抓起来？“蹲下，别动！”被喝令抽去皮带，抱着头蹲在脏兮兮的墙脚，闻着随地流淌的屎尿吃烂菜叶的记忆，注定将伴随他一生。他心有余悸，办了证也没有马上出来。

只读到初中的强子有自知之明，找了半个月没找到工作，就随马灵官搞建筑了。

要说强子，他出来除了打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他姐姐。他姐姐燕子三年前出来打工，到广州后只与家里联系了两次，就杳无音信了。他家就两姐弟，如今不见了一个，父母常常以泪洗面，到处托人打听、寻找，却没有任何可靠的消息。

曾皓在家待了半年多，到底按捺不住，又动了身。这次是去深圳宝安投奔一个同学。同学工作的厂子进不了，只能为他提供食宿。那时长三角还没怎么开发，“要发财，下广东”，财富的神话疯传，梦想的号角劲吹，为贫穷所困的人们都往广东涌，珠三角的大街上和工业区到处是盲流，一个学历不高、没有实用专长的男工要想进厂，不是一般的难。同学有个老乡也住在那里，是卖了家里一头肥猪，打算用那笔钱作生活费安心找几个月工作的。曾皓和那个叫滕小东的老乡，有时一起出去找，有时分头行动。曾皓这回小心了，到了晚上就待在出租房里不出去，口袋里还随时揣着本蓝封皮采访证，那是他投过几次稿的一家杂志社发的，交了30元钱，他想，有时说不定用得着，就带了出来。

眼看一个月就快过去了，两人还没找到工作。这天在观澜街边看到一家照明电器厂在招工。两人去应聘，一问一答下来，居然被录用了。但招聘的说本地工厂人员已满，要去惠州分厂上班。惠州就惠州，只要有班上就行。两人照吩咐第二天按时到工厂集合，一辆中型面包车拉着满满一车人去了惠州。也不知到了惠州哪里，车左拐右拐驶入郊区，在两边长满杂草的土路上一颠一簸，最后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下去一个人与看门的嘀咕了几句，铁门打开，车就开了进去。

他奶奶的，这哪是什么工厂，分明是一座工地。大家这才知道上当了。但铁门咣当关上，一条大狼狗吊着红舌头，呼哧呼哧，几个彪形大汉立马围在了身边，要走，已不可能。

曾皓不算单薄，但没干过多少体力活，至少短期内不是做建筑活儿的料，要做也不能在这黑工地耗着命白做。试图脱身的想法初告失败后，他换了一种表现，一点也不抵触，反而很配合。有天看到那个留四六分、戴平光镜的人在写招聘启事，字歪七扭八，就说：“我来吧。”“平光镜”看了看他，把大头笔递给他。

曾皓拿起笔，先在一张废纸上试了试，然后就开始在红纸上写启事。一张启事写好，曾皓提着上端放正了给“平光镜”看。“平光镜”很满意，让他继续写，不用去上工了。“平光镜”这家伙有狐臭，曾皓巴望着他滚远点，他却总是往曾皓面前凑，看他怎样运笔。曾皓已经在心里一脚把他踹飞了数丈。这时又来了一个家伙，站一边看他写。这两天吃的稀饭烂菜里也不知有什么，屁多，曾皓就小心翼翼放了个闷屁，然后抿嘴皱眉，装出被熏状。两个家伙对望望，都以为是对方干的，哈哈笑着走开了。

这天，“平光镜”让曾皓换了身干净衣服，和他出去贴启事、招工人。在靠近东莞一个叫鱼洲的地方，曾皓趁“平光镜”他们不注意，撒腿就跑，转了几条巷子，打摩的去派出所，掏出那个蓝封皮采访证捏在手上，报了案。工地上的人这才被解救出来。

曾皓和滕小东站在大街上，像孤儿一般，不知何去何从。曾皓还算好，滕小东头上被钢管撞的那个包还青着，鞋子的鞋帮鞋底也快分家了，像个落魄的丐帮子弟。他们不敢在当地久留，凭感觉辨别着方向仓皇逃离。

他们既不想回宝安，也不想回湖南，但又实在没了锐气和信心。翻遍口袋，几乎仅剩车费钱了，再耗下去，麻烦就大了。两人一商议，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两人为占到了车厢连接处的一个容身之处而惊喜，几张报纸一摊，就安逸了。然后，两双眼睛眨巴眨巴着，像两条受伤的狗蜷在角落里舔伤。那火车越是想它快点它就越是慢吞吞的，逢车必让，就像是所有火车中最窝囊的一个老实人。一路上，曾皓止不住地想，妈的，再也不出来了，有在外面这样不管死活的干劲，在家里不论做啥，没有用不完的钱也有吃不完的粮。回去搞养殖吧，我就不信发不了家，致不了富。

但真回到家里，曾皓的心境又不一样了。一时万念俱灰，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不一会儿劲头忽然又上来了，他越想越不甘心，那么多人都在广东扎下来了，难道就他曾皓不行？每当有人笑他下广东就像串门走亲戚，他表面也回以一笑，心里却是极大的苦涩、悲凉和耻辱。

曾皓第三次南下是1998年的夏天。

本来他先年就要去，因为香港回归，谣传要打仗，而广东正首当其冲，父母怎么也不让他出门。曾皓心想，真打仗倒好了，我扛枪去。又苦笑，这年头，打仗也轮不到他扛枪，命运就是要变着法子和他玩。

一拖拖到第二年夏天，曾皓才得以动身。

又到了广州火车站。正是最酷热的时候，曾皓的感慨还来不及生发，南方的喧嚣和燥热就一下子把他包围了。家乡6月的日头也毒得很，但无边的山峰和密林是天然的散热器，这里的日头似乎比家乡的要火辣十倍，建筑物和水泥地面也成了烘烤器。他不由眯了眯眼睛，从包里取出那瓶王力宏代言的娃哈哈矿泉水，喝干最后两口。水是温的，不解渴。他捏扁空瓶，看到附近有个垃圾桶，正要走过去，一个提蛇皮口袋的老头快步走过来，手一伸。他把瓶子给了老头，老头满意地把瓶子往袋里一放，转往别处。

在广场边的一个小卖店，他花三元钱买了瓶水，正要付钱，穿着件花T恤酷似菜花蛇的店主指着一排切好的西瓜笑眯眯地问，很好吃的，要不要？鲜红的西瓜的确惹人馋，曾皓也不想拂人意，就问多少钱一块，“菜花蛇”说两元。曾皓选了一块，递给“菜花蛇”十元钱，等着找钱。“菜花蛇”却说不够，还要一元。曾皓懵了，说：“水三元，西瓜两元，不是五元吗？”“你拿的是四块西瓜，不是一块，你好好看看！”“菜花蛇”就像哄骗小孩的日本皇军，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曾皓看西瓜，还是一块。再细看，并用手轻轻拗了拗，原来西瓜上面切了三刀，但只切瓜瓤，没切瓜皮，而且刀片很薄，切得很轻，并不明显。“我不要了。”曾皓说。“买了还能不要？拿钱来，你给不给！”“菜花蛇”恶狠狠地说。

曾皓一肚子火。这时他多么希望看到虎佬啊。虎佬是他同村的玩伴，比他大一岁，他高中毕业后还和虎佬玩过一段时间，不久后虎佬就来了广州，一个那么豪爽重义的人，选择了不进厂、不做工，与几个人专门在外面混，听说已经被抓过几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行踪。

虎佬不可能在这一刻出现，他曾皓孤单一人，这是铁的事实。他只有忍，他掏了一块钱，扔过去。然后拿着西瓜和矿泉水，走到一处垃圾桶，嘭咚丢了进去。

他已不是初次出门了，但外面的陷阱真是防不胜防，冷不丁就冒出来。他不敢再买东西，忍着口渴，到对面的流花车站，坐车去了从化。强子和马灵官当时已在从化。

到了工地上，曾皓睡了一觉。晚上，强子和马灵官带曾皓去饭馆吃了顿饭，说了些村里的事，又说了些外面的事。强子那时和一个江西妹住在一起，曾皓就和马灵官住。那个工棚除了马灵官，还有两个人，都是同县的老乡，一说也就熟了。这些已黑得像非洲佬的家伙，三句话有两句离不了日字，B字，说几句又对曾皓嘿嘿笑。“曾曾曾皓皓你，将将就一一下。”马灵官还是像上次那样说。

工地在城郊的一大片荒地里，靠近一个小坡，坡上是茂盛的荔枝林。工棚里照例充斥着汗臭和劣质烟的混合味。不过曾皓已经能适应了，这比黑工地总要好无数倍。灯一关，那三个家伙很快就打雷一样扯起了鼾声。曾皓很疲惫，却睡不着。身上一会儿这里痛、痒，一会儿那里痛、痒，这才想起忘了买蚊香。

在从化找了三个星期的工作，还是没能进厂。

都说东莞工厂多。曾皓的堂妹莲花已经在东莞进厂。虽然她所在的工厂进不了，但既然工厂多，机会就多。

曾皓收拾了行李准备去东莞。原打算抽时间去看看杨朔在《荔枝蜜》里写到的温泉和荔枝，结果一点兴致都没了。

临行，强子掏了一百元递给曾皓，说：“曾皓，这一百元你拿着找工作时买吃的。另外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我姐的消息，就及时告诉我。”

都是一起玩泥巴的哥儿们，曾皓也不推辞，接过钱，说：“唉，也不知你姐到底在哪里。”

疲惫的曾皓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坐过了头，车到宝安后又坐回来，折腾到东莞汽车总站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夜幕下亮起了灯火。

当年东莞汽车总站还在东莞环形天桥旁边，也就是智通人才市场的斜对面。另一边还有一个汽车站，而往八达路方向走500米左右，还有一个汽车站。天桥附近的人流如过江之鲫，似蚂蚁搬家，而又较之都要嘈杂、混乱、动荡、不安。多年后，曾皓看到表哥那首《在东莞天桥上》时，回想起昔日情景，不由感慨万千，鼻子一酸。一座风吹雨打慢慢老化的天桥，目睹了多少打工者漂泊的梦想和悲欢。谁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是苦是甜，甚至是生是死。

下车后，他在出站口的路边找去东坑的车。一辆车满了，开了过去，又一辆满了，开了过去。他看到一辆写着“东坑”的车，心里一喜。莲花告诉他坐到东坑车站，等她下晚班。

一个壮实的女人捂着包站在车门口大声喊客。

曾皓问：“请问这车到不到东坑车站啊？”“到到到，快点快点！”女人往车上不停甩手。

曾皓上车，挤过壮实女人，找座位坐下，买票，说要6元，他递了张50元，拿回车票和找零，往口袋一塞，“喂！到站了请叫一声，好吗？”

车尾喷出一股黑烟，呜呜轰轰地开走了。

坐了大概个把小时的样子，卖票的像赶鸭子似的喊：“东坑的下车，快下车！”

曾皓背着包夹在几个人中间跌跌撞撞下了车。

四面一看，却不知是在哪里，也没见到车站。“妈的，被骗了！”一个说。

有人去旁边店上打听。“卖猪仔啦！”老板冷冷地说。

再问，这只是东坑路口，离车站还远。

几个人也不知是怎么散去的，只剩下一个人和曾皓还时不时地往车来的方向张望，却没见到有车往这边的路口拐。“老乡，一起打个摩托吧。”那个看起来比他大一些的说。

他有些犹豫，怕遇到坏人。但天色已晚，越等下去越危险，再看那人，还算朴实，就答应了。

下了摩托，两人各付了5块。莲花还没下班。在等莲花的时间里，曾皓把坐大巴找的钱清了一遍，发现少找了10元。那时一个快餐才三块，三个快餐还不止呢，当时怎么不点一下？看来每个环节都忽视不得。

莲花下晚班后把曾皓带到车站对面一栋出租屋的二楼。曾皓一看，是两室一厅，收拾得很整洁，客厅的墙上还贴了一些励志图画和标语。房里有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女孩儿的腿上裹粽子一样缠满绷带，站不起来，是过马路时被摩托撞了，肇事者跑了，医药费都要不到。男孩儿在照顾她。莲花说，这是她姨表哥他们上课的地方，要周末才来集中，就住这儿吧。又把他介绍给那两个同县老乡，就回厂里去了。男孩儿和女孩儿还算热情，和曾皓说这说那，尤其是那个女孩儿，很招人喜欢，她看上去年龄不大，不知有20岁没，叫吴英。曾皓问她腿痛吗？吴英仰起圆圆的脸说，已经不怎么痛了，只是偶尔像有蚂蚁在里面，痒痒的，咬一口，又咬一口。

曾皓后来才想起来，莲花说的上课，不就是传销吗？不过还只是上上课什么的，没有强迫写信打电话拉人头，要家里寄钱来做生意那一套。

接下来的几天，曾皓靠步行走遍了东坑，直至周边的横沥、寮步、大朗。东莞的工厂的确多，但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家厂招工，也不管招几个，门口必排成长龙，焦灼渴盼的眼里仿佛要迸出火星来了，常常奔走一天却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头三天曾皓好不容易面试了四家，却无一家答复。第四天曾皓去了智通人才市场。里面人山人海，曾皓捏着一把填好的除了有文艺特长和能吃苦耐劳之外毫无优势的表格，拼命往里挤，挤到一个摊前，递上表格，招工的瞄一眼，问两句，说不合适，曾皓就像一条鱼刺溜一声，又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挤，只一会儿就满头大汗，衣服透湿，没了一点信心，于是撤了出来。那一刻，曾皓感到自己特别渺小，就像波涛上漂浮的一小片废弃物。

又找了两天，仍然没有一处打电话来通知。曾皓想，还是自己主动些，就去楼下小店打电话，问一家公司。这是家小公司。那家公司收了他10元考试费，至少也得问个结果。接电话的小姐声音很甜美，查了一下说，你没考上呢，不过我们还有其他工种，不知你有兴趣没？曾皓说，应聘其他工种怎么做呢？小姐说，再来考一次。曾皓说，还要交钱么？小姐说，要，但这次把握会大很多。曾皓停了一下，冷面杀手一样说：“你们到底是真招工还是假招工？是不是一年到头都在这样招？”

不等那边回答，他又故作正经地问：“老板娘呢？”“你问老板娘做什么？”声音立即变得冷硬。“难道你们还不知道？”“知道什么？”“想知道？”“你说啊？”“我刚看到你们老板被车撞了，没得救了，你们去做鸡吧！”

他咔嗒一声挂了电话。听他打电话的小店老板娘眼睛瞪得像铜铃。曾皓扔下电话费，走到路边，抹一把头发，叹一口气，又吸一口气。他曾皓好歹也是个高中生，全村高中生就四个，而且数他曾皓最多才多艺，就连个普通工人都做不了？

看着一些厂门口，气派的电动门打开，穿着工衣的员工潮水一样进出，一栋栋生产楼灯光雪亮，一栋栋宿舍楼的阳台上挂满了各式衣服，曾皓羡慕得不行。他心想，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来，不比别人差，迟早会熬出头来。

一是不满，一是不甘，一是悲伤；渺小，无助，迷茫。曾皓的心里五味杂陈。这种复杂的情绪偶尔一闪念间甚至有转化成某种危险行动的苗头。他有时想，如果真逼到了那一步，自己有没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路？就像虎佬他们，一头长发，神出鬼没，混迹于广州？闪念归闪念，理智的双手还是以绝对优势往另一头拔河。那当然不是他曾皓要走的路，就算不为自己着想，还有那个家呢。这些挫折又算什么？他就不相信，大道直如发，就容不下他曾皓的一双脚，那么多打工的，比他惨的多着呢。再说，他曾皓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家族的传统和丰富的阅读一再给他警醒。

晚上，吴英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对曾皓说，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可以去卖字呀，我们晚上逛街常看见有人在人多的地方写字卖，生意好得很。

曾皓寻思，如果卖字可行，救救急也不错，能做个靠卖字为生的自由人自然最好。于是鼓起勇气，买了纸笔，按吴英指点的，晚上来到新门楼那条街，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开工。他笔走龙蛇，先写了“拼搏”、“奋斗”、“翱翔”，想一想，又写了“梦想成真”，接着写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小心地把字摊放在地上做样板。在他写的时候，围了一些人看，看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围了一些人。

一个穿保安服、提着个热水瓶的中年汉子偏着头看了一会儿，问道：“哎，老弟，那个字读作啥哩？”

保安手指着“兮”字。“读作xī，是‘啊’的意思。”曾皓说。“多少钱一张呢？”“小的两元，大的三元。”

保安又看了看字，说：“字写得好，价钱也不算贵。可是老弟啊，我这人嘴巴多，有啥说啥，现在外面卖字的啊，也讲究花样。我上次买了一幅，他们那个写法，有意思，是字又是画，写个虎就像条虎，写个龙就像条龙，写个竹就像竹子，新鲜得很，买的人多……”“是的。”旁边一个小伙子也说。

曾皓在学校时很少有时间去外面逛，回到乡下后出去得就更少了，还没见过保安说的那玩意儿，但他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哦，写法不同，我这是纯书法。谢谢你，大哥。”曾皓笑了笑。“你看，在这里打工的人呢，多半文化不高，有的东西不会欣赏，所以，要搞得稀奇点，要他们感兴趣，才好赚钱。”保安笑着说，又站了一会儿，这才走开了。

曾皓望着保安的背影，觉得这人蛮好。

摆了两个多小时，曾皓仅卖掉一幅大的，得钱三元，收摊。

第二天晚上，他想再试试，去了另一个工业区长安塘。正找着地方，没想到居然发现一个同行。他走近了去看，正是保安说的那种写法。那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很长，前额秃顶而光亮，气定神闲，颇有“大师”状，也不修边幅，红衬衣有点皱巴。他正挥洒自如地在写“鸟语花香”几个字，鸟字确实像鸟，花字则有花瓣，行笔浓淡缓急，用的全是颜料，四个字在变形、点缀之后，似乎刚好与意思相符，看得围观的人啧啧称奇，当下就有几个人买了。

曾皓发现，那笔并不是毛笔。他知道，现在的书法已经借助多种工具，木棍、手指什么的，有的人甚至用脚写，真是五花八门。但他一直赞同老师的看法，那些东西玩一玩是可以的，都算不上真正的书法。现在这人用的又是什么玩意儿呢？为了弄清楚，他假装围观，脑袋往前凑。曾皓看到那笔是扁的，却并非油画笔也非水彩笔，准确地说，那不是笔，是用木棍夹着个什么。

曾皓观察了好一阵儿，那人的生意的确不错。

曾皓是个好学的人，他心里一下子萌生起拜师学艺的念头。

他一会儿看写字，一会儿在周围消磨时间，直等到那大师收摊。曾皓悄悄尾随其后，直到大师进入一家小旅馆。他到附近一家水果店买了四斤苹果三斤荔枝，来到旅店，对老板说，有个卖字的先生住在这里，是他师傅，他来看望。老板就告诉他是304号房。

曾皓礼貌地敲开门，客气地对大师说老师你字写得真好，我也喜欢书法，来拜访一下。大师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上的礼物，把他让进房中。两人谈起了书法。大师说这是他独创的形意书法，别人都是模仿他的。听他说着他的资历，曾皓一愣一愣地，半信半疑，但还是有点羡慕，人家毕竟能靠一支笔混饭吃。大师说他是张家界人，这也让曾皓感到亲切了好多，湖南老乡呢。曾皓就诚恳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来意。

大师话锋一转说：“这个就是这么写的，你也看到了，没什么诀窍的。”

曾皓说：“这笔怎么做的呢？”“就是这个样子。”“你现在能大概讲一下要领，再画一幅吗？”

大师擤了一把鼻涕，扔往垃圾篓，擦擦手，就拿起笔，抻开纸，蘸了颜料，刷刷刷写了“龙凤呈祥”几个字，说：“就是这样的。”

曾皓却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看，与刚才在外面写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我只带过三个徒弟，有个还是女的。”大师说，“他们都混得不错了。这样吧，你回去自己再练练就行了。如果写不好，真心想学的话，过年那段时间可以到张家界找我。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地址。”

曾皓接过他的名片，“国际华人书法家协会”“中国东方书画研究院”等头衔一大排。他小心地收好名片，问大师要了那幅字，道过谢，就告辞了。回来本想再研究一下那幅字，但看来看去，越看越难看，大师显然是在敷衍他，就折起来随意夹进了一本杂志。他明白，此路一时半会儿是走不通的。后来有一年他去县文化馆看一位老师，说到这个事，老师说，他也留意到了这玩意儿，那种笔好像就是用摊子上卖的海绵鞋垫做的。曾皓恍然大悟，买了鞋垫，剪成块，用棍子夹住，蘸颜料一试，果然出来效果了。多练几回，虽然还是不像那大师的花样，却也拿得出手了，曾皓还上街卖过。或许是因为写法比较保守的缘故，并不如大师画的那样走俏。但曾皓觉得那种写法其实并不耐看，初看有点新奇，多看几眼，就不好看了。这是后话。

那次曾皓又没能待下来，是莲花给了他两百元车费回家的。“回来就好。”曾皓的妈说。言下之意，没像仁福家老三在广州街头从垃圾桶里翻吃的，找回来傻了一年多才恢复正常已经万幸了。

回家不久就是秋收。一天三担谷。挑回第三担，曾皓就腰酸背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把桌上一包纸烟拆了，塞一支在嘴里，点燃。那是父亲给别人小孩收惊吓，别人送的，父亲烟瘾重，不抽纸烟，吸草烟。曾皓不抽烟，有时嘴上叼支烟和伙伴们晃着膀子过街，甩一甩长发，大有看谁不顺眼就痛揍他一顿之势，那是扮酷，装狠。这时却吸得很享受的样子。

几天后，他还是坐在那里，又抓过那包烟，空了。父亲平时除了埋头做工，很少过问他们什么，就像一部农活机器，这会儿卷着草烟，低头眯了他一眼，卷几下，又眯了他一眼，把烟丝一递，问，吸这个？“我还没有80岁，才不要那个呢！”曾皓说。

说完提屁股起身，进屋去了，往床上一躺。

也就在那个晚上，曾皓决定还是搞养殖。

养什么？养牛蛙。这是他与村会计交流后决定的。村会计曾志良脑子活，有思想，对科技致富感兴趣，不断有信息公司给他寄资料来，他借过一沓给曾皓看。那些资料上除了介绍水变柴油、养蜈蚣、种天麻、取牛黄、找狗宝、加工胆红素等信息，还有诸如喝酒千杯不醉、猜牌百猜百中，以及春药、迷香什么的，看得曾皓晕晕乎乎，一愣一愣的，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曾志良也不知是还没看准还是什么原因，也没见他有所行动。当然，曾志良其实已经不需要再去想这些，因为当村干部就是致富，他当上村会计不到三年，就紧跟着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不过，他仍是乐此不疲地收集那些资料，向人鼓吹做什么赚钱，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意犹未尽，扔掉烟头，继续回家抱娃、吃饭。

在村里，因为有点儿文化，集体时作为生产队技术员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曾志良，历来重视曾皓，因为曾皓是村里几个高中生中最有才华的，字好、文章好，在市报上还发表过两篇三四百字的通讯，高三时还作过一首村歌，参加县文化馆主办的地方歌曲大赛，得过三等奖。高中毕业回到家中，村里要写个标语啥的，曾志良就买了红纸和墨汁去曾皓家。那天他见曾皓主动来找他，非常高兴，拉着曾皓吃饭。曾皓说吃过了，他说再吃点，后生跨进了门槛还能吃三碗。又倒了酒，曾皓推不过，喝了一盅。两人商量了一个晚上，觉得还是养牛蛙合适。曾志良表态，村里那口绿汪汪的废池塘可以给他，头三年免租金，算是支持，三年后再谈租金。曾皓很感激，赶集称了两斤猪肉一斤竹老鼠肉，又杀了一只鸭子，请村里三个头儿吃饭，把池塘的事敲定，并请村里在其他方面也多加支持。三杯酒下肚，村长说，牛蛙啥样子，没见过，不如养山羊。支书说，山羊要发癞，不如养牛。曾志良说，要不栽猕猴桃也行。说得曾皓头昏脑涨，做父母的心里也七上八下。

搞养殖要资金。曾皓上有一个哥，下有一个妹，哥已成家分出去，妹还在读初中，家里除了那点粮食没什么值钱的财产，过日子还行，要花大笔钱做什么事就难。也没个富裕的亲戚可借，只有贷款。

赶集时，曾皓买了条古湘烟，鼓起勇气去找信用社冯主任，想探探贷款的情况。“小伙子，有想法好，但做事要考虑成熟和周全。你到底想养什么还是种什么，有没作过可行性分析？风险有多大？养牛蛙这事儿是有，但也是真真假假，前两年，板栗坪也有个年轻人养牛蛙，买来蛙苗，养大后却全是癞蛤蟆。”明明是个大男人，却一副娘娘腔活像个公公的冯主任腆着大肚子，一边给自个儿沏茶一边说。

曾皓吃了一惊。但还是说：“谢谢冯主任提醒。我和村里商量过的了，他们也支持。对方包教技术，还提供现场指导，并签回收合同的。我们会先考察再运作。而且，项目还在进一步比较中，我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贷到款。”“贷款可以，但贷款有贷款的规定。你家有存款吗？要拿存折来作抵押。”“有存款我直接取钱用不就行了，还用贷款吗？”“没有存折，用房产抵押也行，要么有机关单位的人给作担保也可以。”“房屋有，就是我家住的屋子，担保人没有。”“是楼房吗？木架子瓦房能值几个钱？”

曾皓沉默了。那年他才23岁，并不知道世事的复杂和如何应对。他听说有的以赌博为业的人都能贷到款，还不了款就当坏账冲掉了，日子过得神仙似的，为什么他想正儿八经做点儿事就那么难贷呢？当然，冯主任的提醒是有价值的。

这时楼下有个女人喊：“冯主任！冯主任！”曾皓就告辞出来，娘娘腔的冯主任要退回他的烟，他不要。冯主任就从桌上拿了一叠《湖南科技报》给他。他接了，心里的挫败感变成了温暖感。也许，娘娘腔的冯主任并不是为难他。

养殖的事一时无法落实了。

新千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好像世界真要换一个样，人人都将改头换面换一种活法，好日子也指日可待一样。曾皓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高喊的一个口号：奔向2000年！200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同学们想象不出来。老师就说：“据说住的是高楼大厦，用的是电灯电话，吃的是猪脚把把……”同学们的嘴就啧啧动了动，这猪脚把把是最形象最有吸引力的了，那时想吃肉还不是容易事。时间过得真快，没想到这2000年转眼就到了。可是，对于曾皓他们来说，除了填饱肚子，难道这奔向2000年还包含着奔向农村孩子读不起书，农民生病看不起病，村子里只剩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离乡背井去打工，没暂住证被抓起来罚款收容，费尽周折还进不了工厂做工，被人坑蒙拐骗吗？

这天晚上，曾皓的妈说：“皓仔，妈有话同你说。”“你说吧。”曾皓心不在焉。“这个养殖的事呢，好是好，但不知道靠不靠得住。你看这十乡八寨的都没人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明了。志良是个精明人，但他也没试验过。再说，要投钱，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挤不出浆来了。今天我和你爸赶集碰到你姑姑和姑爷，他们说你刘羽表哥也打工去了，是他一个老师介绍的，工作蛮好的，好像还当了什么官儿。如果你想去，可能帮得上你。你看是不是让他帮着介绍一下，到他厂里去？只要他肯帮忙，这总是靠得住的，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工资。喏，他的电话都抄来了。”曾皓的妈左掏右掏，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刘羽表哥不是在代课吗？”曾皓问。“不代了，早就不代了。他家的事你也知道，他哥被人害死后，官司打不通，欠下几万元债，又搬回了祖籍地，房屋田地什么也没有，代课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他们怎么还债？你表哥出去两年，寄了差不多两万块钱回家。今天在集上，你姑姑还了我们那500块钱。亲戚只望亲戚好，过去那点误会，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曾皓的妈说。

曾皓不由想起，自从刘羽表哥家从河对岸的村子搬回祖籍地，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他了，虽然两个村子相距也不到20里。原因有几方面：自己高中毕业这几年，不想待在家里种田，又没个好去处，心情不好，很少去亲戚家走动，一天除了干活就是看书，再不就是抱着一把破吉他。那时山里又还没电话。而且因为债务上的事，两家闹过那么一点儿不愉快，已疏于来往。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曾皓有意对表哥那个村子保持了疏远。他曾经喜欢过那个村子的一个女孩儿，他们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通过一年信，也常常约好了一起去乡里赶集，一个说非卿莫娶，一个说非君不嫁。后来女孩儿进了村小学代课，代了不久就与校长的侄儿确定了恋爱关系。从此，曾皓就对与那里有关的所有信息有了戒意。其实他小时候和刘羽表哥玩得蛮好，刘羽表哥爱看连环画，攒钱买了一箱子，他一去姑姑家，总是跟着表哥屁股转，想看他的连环画，表哥因为怕他把连环画拿走，一次只肯取一本，就把箱子啪哒锁了，箱盖上还贴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再借莫来”的字条呢。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看完了再找表哥换就是了。在他看来，刘羽表哥很厉害，读书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名，后来写作文更是拿手好戏，画也画得好，他曾皓也是难以望其项背。他爱上文学应该也是受表哥的潜移默化。但表哥这人很倔，而且常有出人意料的言行，所以打小起，村里人都喊他疯子，喊他疯子他当然爱理不理的，于是又得了另一个名字：喊不应。

对于两家过去的不愉快，曾皓早就有看法，一句话，都是拮据的问题，也是大人们的事，他们年轻人，是不存在这些的。所以他想，这倒是个好消息，难道机会终于来了？就问：“他在哪里打工呢？”“他爸，是哪里还记得不？”曾皓的妈问一旁卷草烟的老头子。“好像说是东碗（莞）。”“是东莞（guǎn）！这个字好多人都读不对！”曾皓说。“没文化的人嘛，嘿嘿……”曾皓的爸往卷好的草烟纸上舔口水。

曾皓的妈见曾皓像是乐意，就要曾皓给表哥写封信。曾皓说写信太慢了。第二天，他来到乡邮电所，给表哥挂电话。

号码是总台的。总台小姐一听说找刘羽，就嗒、嗒、嗒按键转分机，电话顺利接通了。

几句话聊下来，曾皓知道了表哥是在东莞一家箱包厂做电脑绘图员，兼厂报编辑。曾皓连摸都没摸过电脑，表哥居然还能用它来画图。“我也没摸过呢，学嘛。”刘羽说，“你对裁剪这类活儿有没有兴趣？”“干什么呢？”“版房要两个纸格学徒。出纸格你知道吗？就是做纸样，家乡做布鞋有纸样，这里做箱包也有纸样，叫纸格。等学熟练了，就是师傅了，工资还可以。”“那不是女人做的吗？”“男女都能做。”“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兴趣不兴趣的问题，嘿嘿，还有其他的吗？”“我就知道你。那你就先来做储干吧，扎下来再说。储干你知道吗？就是储备干部。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这里说的干部，可不比国家机关的干部，享着清福拿工资，这里要靠实打实地做事，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受气，才能干得下去。储干还不是正式干部，是锻炼、预备阶段，能不能成为正式干部，就得看你磨不磨得出来了。”“我知道，吃苦我不怕，我们农村人，又不是城里的豆芽菜，表哥你说是不是？待遇怎样呢？”曾皓这回很坚定。“有个试用期，试用期800元，试用期满900元，再做一段时间，表现好的话，就是1000元的样子。这是包吃包住后的净工资，应该还算可以。我现在工资也才1200元，技术工呢。还有，正常上班时间每天11个半小时，每个月放一天假。你想好了。”刘羽说，“其实呢，出来还是好，机会多，厂里女孩子也多得很，带个回家做老婆没问题。”“行啊。那还指望表哥你帮忙呢，估计一下，有把握搞定吗？”“问题不大，这里的人事经理和我蛮好的，我向他打个招呼就行了。就算有困难，我还可以请龙老师出面，他是出货部经理。记住带身份证，我告诉你怎样坐车……”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曾皓的那个高兴劲儿，是好几年都没有了的事。电话接通得那么顺利，而且表哥还能在上班时间和他讲八分钟的话，可见表哥在那里混得还真是不错。记得他前两次出去，打电话找人，总台不是问他要找的人在哪个部门，就是说上班时间不准接电话只能转达。他常常回忆与表哥在一起的那些往事，现在看来，他又可以追随表哥了，只是不知如今的表哥有了多少变化。“出去好好干，听你表哥的话。”曾皓的妈说。“要忍脾气，讲和气，有时脑子还要放灵活些。”曾皓的爸说。“老鬼你就嘴巴讲有一套，知道忍脾气就不会对我耍英雄了，知道脑壳灵活我们就都享你的福了。”曾皓的妈揶揄道。

一家人开始为曾皓出门筹盘缠，盘缠还没筹到，曾皓的妈就像以前那样开始给曾皓安排了：内裤上缝一些，另外的也分开放。

第二章

曾皓不知道，他即将要进的那个厂，也并不是刘羽打工的第一站。

刘羽第一次南下是1996年，地点是深圳大芬村，他想在那里画行画。画行画都是临摹名画，有绘画基础的很容易上手，这对刘羽来说不是难事，但找到的那个转折亲却为难而冷漠，他没能待下来。

第二次是1997年。那次他是要去东莞的雾岗镇的一家艺术陶器厂。当时有个同学在那个镇打工，知道那家厂，就去找人事部负责人，帮着问好了后就通知刘羽过来。刘羽管你什么打仗不打仗，包一背就动身。

人事部主管姓钟。钟主管看过他的资料，从抽屉里取出几幅半身仕女图，给他几张A4打印纸，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要他随便挑两幅。

这很容易，刘羽画了半个多小时就快完成的时候，钟主管看了看说：“行了。”“行了？是画得差再画也没用了，还是画得好已经通过了？”刘羽心里一下子没弄清，因为他虽然对自己的发挥还算满意，但他不知道这个职位的要求有多高，只要钟主管再说半句话，他就明白了，但钟主管没说。刘羽看看墙上的钟，还有二十几分钟下班。他觉得还有点没画好，不敢马虎，就抓紧时间画了十来分钟，交卷。其实，他不用再画，钟主管已经决定录用他了。事后想起来，他自己也觉得似乎有点儿多余，万一反倒让钟主管不耐烦呢？但当时的确太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了，而且他是个做事严谨的人，做了就要做好，心里才安然。

第二天上午，刘羽办理好入职手续和住宿手续，下午在写字楼等待钟主管安排工作。钟主管打电话叫来了阿博，一个瘦瘦小小却一脸精明的中年男子。阿博把刘羽带到一幢楼的二楼，里面放着歌，嘣嘣咚，轰轰哈哈嗨，很吵。是一首粤语歌，他听不懂（对流行不怎么敏感的刘羽多年后才知道那是Beyond乐队的《真的爱你》）。几排木制的工作台，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碗碗碟碟。工作台边的人正忙着画那些玩意儿，有的随乐曲起劲地嚎着，嚎几句，又画一阵儿。他们瞅了刘羽一眼，又继续做事。

这场面让刘羽想起书上见过的旧时作坊图，如《天工开物》。

阿博给了刘羽两支湖笔，两支油画笔，两支细线笔，把他介绍给一个叫阿兴的做学徒。阿兴就要刘羽画他正画着的那批陶碗。这些陶碗是分工序画的，阿兴已经画了几道工序，刘羽就按他说的，用笔蘸了他调好的颜料接着画。阿兴旁边坐着一个盘着发的矮个儿女子，也在画，后来知道是阿兴已经同居的女友。临下班时，阿兴给了刘羽几张餐票，告诉他怎样买餐票，饭堂并不是每天都卖餐票的。

这天吃晚饭时刘羽就领教了一个下马威。

饭堂里当时放着电视，有的员工坐着看，有的站着看，他也在一条过道旁挨着长木凳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看电视。冷不防被一个人一把揪住，不由分说就被扯下了厂牌。刘羽一看，竟是那个不是一般矮小的侏儒般的清洁工。后来得知是厂里某经理的亲戚。他这一揪揪得刘羽脑子发懵摸不着北，而侏儒却只管揪着他凶巴巴地叫。他终于听明白了，因为侏儒加上了比画，原来侏儒是说你这样把凳子弄坏了怎么办？老天爷，我只是挨长凳站着，还算不上靠呢！刘羽心里冒火，但他沉住气，好言好语地解释，解释了两番不起作用，只好说：“大哥，我刚来，请多关照。”

但不管他怎么说，侏儒都不依，叫得更凶了：“哇啦哇啦！……”

一边说，一边拽着刘羽就走。刘羽明白了，侏儒本来就是冲着他刚来才会如此，但这样撒泼却出乎他的意料。这时，对面宿舍楼下冒出一个保安。侏儒马上冲那边喊，一副逮着大鱼了的神气。侏儒拉着刘羽往那边走，那个保安往这边走。碰头后，侏儒哇啦哇啦一通，把厂牌交给保安。保安拿了厂牌瞟了刘羽一眼就走了。侏儒这才放开刘羽，拿起他的扫帚和垃圾铲，哼着刘羽听不懂的歌或不是歌的乱语，凯旋般地走了。

刘羽去找保安，保安说要交20元才能退厂牌。刘羽又去找阿博。阿博说：“不要紧，我去给你拿回来。”

第二天早上，阿博把厂牌给了刘羽。

这样跟着阿兴画了一天半，阿兴对刘羽说：“你画得靓，不用跟着我了，自己画吧，划得来些。”

刘羽只得照实跟阿博说。阿博去问阿兴，然后就让刘羽自己画了。

三天后，刘羽给自己的这份工作做了个分析：画是绝对没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怎样调颜料，颜料是自己去油漆房根据样板用原色调，有的颜色较微妙，不易调准，而要求又高；二是掌握在打有油漆底色的陶器上作画的诀窍，在底色上作画动作要干脆、利落，尽快到位，不到位也要等它干了再画，在同一块地方用笔多了，会让下面的底色烂掉，泛起，这陶器的底色并不比油画纸油画布的底可以反复涂抹。除了这两点，还有些特殊工具特殊技法，如用海绵蘸颜料拍打，用针管吸颜料或用金粉银粉勾勒等，但难度都不大，容易上手。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能做到像那些熟手一样，画起来挥洒自如。

刘羽很少说话，只是学着把透明的蜡纸蒙在样板陶器上，用铅笔把图案轮廓描下来，用针沿线描刺孔，再通过扑粉把图案拷贝到新陶器上去，用刺鼻的香蕉水调颜料，学着画。阿博是车间主任，这个车间所有的事归他管。他给刘羽大致说了一套要领后就由刘羽自己去做，然后随时跟进，发现问题时就用不温不火的腔调批评、纠正，或勾着眼责骂、痛骂。

刘羽独立完成的第一样作品是两只50厘米左右高的玫瑰红陶瓶，图案是小朋友、气球等，照图片画而不是样板取样。只能说还过得去。阿博告诉他，这是用来做样板的，一只存留，一只送出去捞订单。

画好这两只陶瓶后，阿博要刘羽画一只稍大的陶瓶作样板，因为原板已有损坏。这款陶器刚刚画过一批货，有的都还放在车间等着干透、上光再运走。刘羽不明白阿博为何不从中挑一只做样板，而要他另画一只，他都还不熟练呢。但他二话没说，只知道画。同样一只瓶子，画样板比做货的工价要高两三倍。

刘羽正准备画，一个熟手走过来同他说：“能不能画啊，让给我画吧。”

刘羽笑笑说：“阿博给的任务，我试试吧。”

然后就开始埋头画。

这只陶瓶的图案比他先画的要复杂得多，是一幅西画，几个骑士骑着高头大马在野外打猎。要画的有人、马、猎犬、树木、房子、栅栏、草地、远山、天空等。他有点紧张，但下决心画好它。他画得慢，若按那些熟手的速度，一天就搞定了，而他画了三天。值得高兴的是，画好后他偷偷和他们画的比了比，发现自己画的比他们的要精细传神得多。果然，那些画工看了也都佩服地说：“靓！”

刘羽把瓶子交给阿博，阿博笑得很灿烂地说：“很靓，很靓！”

从此，阿博开始让刘羽专画样板。

这时刘羽已经知道，这家陶艺厂的三百多名员工，至少有250名是海南的，那些熟手画工几乎全部来自海南。厂方是与海南一所美术职校挂钩，定向人才接收，其他省份的员工极少。这些海南人拧成一团，其他省份的人很难立足。画着画着，两个打杂的就站在了身旁，吊起眉问他是哪儿毕业的。刘羽顿了顿说：“我是自学的。”

他们的眉就放了下来，明显地不屑。

这天又来了一名新手，叫张健康，也是湖南的，刘羽就有了个伴。不过，很快让他失望的是，张健康是个笨笨的主儿。张健康的慢可是慢出了水平，一天可以解决的东西，他差不多要弄一个星期，涂涂抹抹的样子，他自己可能不觉得，看的人却急坏了。他也总是把底色弄烂，然后着急地在那里修补，越补越烂，直到挨阿博的骂。车间的人慢慢把他当成了一个笑话。说话也答非所问，聊不到一块儿。刘羽真担心这样下去，他可能连伙食钱都挣不到。

说实话，刘羽爱上了那些陶器，也知道了它们是怎样来的。这些陶器包括钵、碗、盆、盘、杯、罐、瓶等，各种各样。偶尔也做些木器，如书匣、梳妆盒、小箱子等。厂里分几个车间，除了绘画的，还有做陶坯的、雕刻的、喷漆的等。从陶坯车间过，刘羽悄悄往里探头，看到一些工人在舂陶泥、和陶泥，就像旧时乡下舂谷米、和墙泥，那场景很像《天工开物》里的《舂》组图。一些工人在用模具做陶坯，一些工人在修饰成型的陶器——却没看见在哪里烧，想来应该是高温成型而不再是传统的烧制了吧，接下来它们将被推车转送到其他车间，视工艺需要按工序接受加工，喷漆、绘画、雕刻、上釉、上光等，最后成为符合客户要求的艺术品，运到指定或所需的地方，供人品评、挑选、赏玩。属于它们的将是另一种环境和氛围，幽雅、豪华、富贵。

上班后的第三天，写字楼一个女孩儿来车间找刘羽。就是他面试时坐在旁边，时不时看他画仕女的那个，叫阿娣，稍胖而黑，模样不算难看也不算好看。她先是在车间转悠，并不找谁的样子，然后到了刘羽身边，看他画陶瓶，看了一会儿就轻声说：“哎，能不能给我画张像？我还从没来过这车间呢。”“画张什么样的像呢？”刘羽也轻声说，“如果画素描，倒是不难，画色彩的麻烦一些。有照片吗？写生不大方便。”

阿娣第二天就拿了张照片来，给刘羽看。刘羽看了照片，效果不是那么理想，她又要求画色彩的，而且画全身，刘羽住在集体宿舍，一张窄窄的铁架床，没有作画条件，初来乍到，忙着适应工作，也不能在车间当着那么多人为一个女孩儿画像。就仍轻声说：“我刚来，现在比较忙，等稍后有空再给你画好吗？”“也好。”阿娣说，拿着照片回去了。

望着女孩儿的背影，刘羽有点感动。虽然她是来找他帮忙的。

也许是刘羽没有及时给她画像，也许是她觉得没必要继续搭理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这样来去匆匆的异乡人有多少啊，后来在厂外的马路上，刘羽看到她骑着单车从身边经过，出于礼貌，就打了声招呼，但她没有任何反应，也没再找他画像。再次看到她，刘羽也保持了沉默，悄悄避开了。但他心里仍然一直有个小小的遗憾，未曾帮她实现那个美好的心愿。

刘羽的宿舍在三楼。

名义上是12个人住，其实并不止12个人，因为有几位是和女友睡在一起的。这是刘羽第一次进厂打工，也是第一次在工厂看到男女混居。每个床位都用蚊帐或床帘围成自己的空间，独用的独用，双栖的双栖，一间宿舍，两种天地。刘羽睡在一进门的上铺，那副铁架床不够牢实，翻个身就嘎吱一声，翻回去又嘎吱一声，仿佛有动作的不是那些同居男女，而是他刘羽，他就格外小心。别人晚上都要吃夜宵，他身上没钱了，不吃，偶尔泡一包方便面。早上，这些人大都不吃早餐，刘羽胃不好，不能再让它添乱，就早早地起来去打早餐。早餐很简单，一小勺河粉，白白的，几粒葱花，“一青二白”，看不到油水。但刘羽感觉挺香，吃得有滋有味。“把我的早餐也打了！”

有天早上，刘羽走出宿舍，一个打杂的站在走廊，看他去打早餐，用命令的口气说。刘羽也懒得回话，等他拿出饭盆和餐票，接过了就走。

刘羽的桶不见了几回，他满宿舍找，也没见，有两回是在二楼宿舍找到的，有一回是在隔壁。他要拿回桶时，他们都恶声恶气，好像理亏的不是他们，而是刘羽。刘羽就把桶拿到车间，用油漆打上大大的记号。

宿舍楼只有整层楼共用的两间大洗漱间，男女各一间，没有厕所，上厕所要下楼到200米开外的饭堂后面去。谁都不愿意为一泡尿走那么远，于是大洗漱间的一个角落就充当了小便池，小便后打水冲一下，大便才往厕所去。刘羽想不通居然有这样规划的，还和在学校读书时差不多。但后来到了常平他发现，也差不了多少，宿舍只负责解决小便，大便要走去好远。

时当暮春，又逢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金融风暴搞得人心惶惶，正值厂里业务的淡季。车间常常没货做，那些人常常一两天都看不到影子，刘羽可以趁此练手艺。这个车间已被阿博承包，为了拓展业务，阿博很想开发一些新产品，他要刘羽也动动脑筋。

阿博与刘羽合作，很快弄了几个新玩意儿出来，其中一款是个高不盈尺的类似古代酒樽的陶罐。启发来自刘羽带在身边的一本书上的一幅画，那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幅汉墓帛画。阿博先给陶罐做了旧，色彩斑驳而古老，看起来像出土的青铜器，刘羽将那幅画加以吸取、变化，用金粉画在陶罐上，阿博再略加做旧。整个陶罐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件出土的古物。这只样板送出去后，很快有了反应，订单来了。而且很快又来了！

这些陶器全是用来出口的。一边画着那些瓶瓶罐罐，喜欢犯傻的刘羽一边痴痴地想：它们会漂洋过海去向哪里呢？我们还会不会重逢？世界如此之大！想到这里他竟有些莫名地伤感和惆怅，就用拇指沾了油漆，在陶器的内壁摁下他的指印。就像动乱年代，面对分离，给自己孩子打下的标记。他又想：对于那些陶器的接受者，有谁想过它们的来历吗？成就它们的是哪里的籍贯，哪种性别，怎样的一双手、一张脸、一种疾病？就像余光中在《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和《白玉苦瓜》中对那早已成为无字历史的情景和那双早已腐烂的手的想象……

这是南方无数小镇中的一个，车辆，挖掘机，工地，厂房，烟囱，灰尘，机器总是在发着或大或小的嗡嗡声，大地总像在颤动，空气中散发着湿热不安的气味。这里的工厂还并不多，这家厂独处郊野，到街上有两里来路，路旁是一些当地农民的旧屋、榕树和闲地，显得有些破落，而挖开的泥土和打桩机的轰鸣又传递出它的躁动和变革。近旁有铁路横贯而过，隆隆的火车拉着汽笛从窗外驶过，人在车间就能感受到房子的颤动。

晚饭后，若无其他事情，刘羽喜欢独自沿着铁路走。走一阵儿，就坐在铁路边，看着前面一派葱茏的树和竹子，猜想它们如此茂盛的原因，里面会不会藏着蛇，而低处的水塘里会不会有鱼、泥鳅和水蛇？

想到这里，刘羽自己笑了一下。多年前在家乡的溪里摸鱼时，他摸到过水蛇，那种质地，他很熟悉。当时他的手本能地快速甩开了，慌忙往后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两个堂弟也常像跟屁虫和他一起去溪里摸鱼、抓螃蟹，去水田翻泥鳅。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如今都成了记忆，和堂弟都好多年没见面了。

田野和菜地里有农民在劳作，看来他们也还并不富裕。刘羽把他们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作比较，觉得差不多，还有他们使用的农具，比来比去还是觉得家乡用的农具好看。不远处是苍翠的峰峦。此时，夕阳挨着峰峦往西下沉，天堂失火，烧红了半边天。有一天傍晚，刘羽专看那烟焰的变化，真是妙不可言。而这时，他总会想起远在湘西山中的村庄和亲人——父亲的愁容，母亲的泪水，父死母嫁天真无邪的侄女。他感到惶惑，空气中尘埃般的惶惑……他叹口气，不由喃喃地念起兰波的诗句来：“远离了飞鸟，畜群，村女……有什么可以供我掬饮？……我哭，我看见黄金……竟不能一饮……”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大起来。远远近近稀稀落落的灯火次第亮起，越来越白。刘羽站起身，拍拍屁股，沿着铁路往回走。

刘羽没想到他引起了保安的注意。这是个年龄不大，个子壮实，看起来还有几分孩子气的保安。刘羽进厂门时，他特地要查看刘羽的厂牌。他问了刘羽的一些情况，又自报家门，原来他们是老乡，那个保安来自湖南益阳。他笑着对刘羽说：“看你的样子有点狂呢，嘿嘿。”

这出乎刘羽的意料，他一介文弱之士，在家乡，别人以为他不是老师就是学生，如今怎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来，他的头发长得有点长，穿的又是条耐脏的大裤子，再加上走路总是脚步匆匆像赶火车，于是给了保安这样一种感觉。要不然，他和这保安连话都没说过，难道保安还知道他小时候曾经是个“疯子”？

这个保安叫阿云，皮肤白白的，小分头，爱笑。此后他们成了朋友，无话不说。一交往就看得出来，这还是个一脑子天真直率加一点儿顽皮胆大的毛头小子，刘羽常拿他和大堂弟作比较。他们一起去逛街，这小子学了几句半生不熟的白话，时不时就嘻嘻哈哈说几句，最爱说的是“我丢”。看到小摊上码着青青的李子，阿云就买了几块钱的，忙不迭往刘羽手里塞，自己也往嘴里丢了一颗，嘎嘣一咬，就龇牙咧嘴，咝咝着流清口水。他说：“我看它和家里李树上结的一个样，谁知道这么酸，我丢！”

很快刘羽又熟悉了另一个保安阿武。阿武比阿云个子略高，身体更粗壮一些，年龄也长几岁，都是湖南老乡。他不厌其烦地同刘羽说他15岁就出来闯江湖的事，在哪里学了什么功夫，先是蹲过派出所，后来却成了派出所的座上客，在当地的社会上混得如何如何之类。与阿云相比，阿武明显已是个狡猾的老油条，但如果不接触，仅通过外表却也看不出，他的长相也算朴实。一熟识，他就要刘羽有空给他画像。

阿武是保安队副队长。他们的队长是一个很打眼的叫阿金的瘦高个，瓦刀脸，三角眼，皮肤有点像火苗蹿过，酱红酱红的，走起路来两条胳膊一划一划的，尤其是打篮球，投一个球，马上掉转身，两条胳膊一划一划，身子一歪一歪地跑开。就是刘羽刚进厂时，和清洁工一起给他下马威的那个家伙，一看就像旧电影里穿便衣的反面人物。听说在家乡犯了什么事，逃了出来，先做保安，后来做了队长。在员工面前他比谁都神气，在他那个胖经理上司面前却总是点头哈腰，两只手就像抽去了骨头似的垂着。他跟那些海南人巴得紧，尤其是几个不会做事的混混。

一天晚上，刘羽起来小便。就是那个大洗漱间的小便池。刘羽几乎是紧跟同宿舍的一个人去的。进厂以来，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解决，没人管，他以为是默许的，这回却出了事。刘羽走在回宿舍的走廊上，阿金在楼下篮球场冲上面放开破嗓大声喊，一开始刘羽不知道他喊什么，听了听才知道是喊他。阿金对着他摇晃着手电筒的光柱命令说：“下来！”

刘羽没有下去，正纳闷为什么要下去呢，阿金就咚咚咚跑上楼来了，一把揪住刘羽，恶声恶气地说：“谁叫你在那里小便？”

刘羽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大家不都是在那里吗？”

他差点说看到他和其他保安上来玩时也是在那里小便。阿金头一摆：“都是在那里？谁在那里？谁在那里？带我去！”

刘羽不再同他分辩，而是认错。阿金却不依，拿了刘羽的厂牌，要赶他出厂，并说：“别以为你有两个老乡在这里，他们都归我管。”

看情形，说得再多都没用，刘羽就回宿舍穿好衣服，随他下楼，出了厂门。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刘羽在厂外马路边走走停停，心里慢慢就腾起了火。挨到快天亮的时候，保安换班了。刘羽从大门口看到是阿云在值班，就走了进去，把事情同他说了。阿云吃惊地听刘羽说完，骂道：“我丢他妈的阿金！”

阿云要刘羽回宿舍，他等下去帮他拿回厂牌。

上午刘羽正在上班，阿云来了车间，把厂牌给了他。刘羽以为没事了。谁知刚过一会儿，阿金就来了。他走到刘羽面前，又一把揪住刘羽，火苗蹿过的瓦刀脸一扬：“谁叫你进来上班的？走！”“行行好吧，大哥，我赶工呢。”刘羽说。“赶什么工，走！”

当时阿博不在车间，阿兴和另一个手艺不错的师傅看不过去了，走过来推阿金，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把阿金推到了门口，阿金冲刘羽恶狠狠地说：“等着吧，等下再来找你！”“他还要来找我吗？真的要逼我吗？”刘羽的怒火又上来了，按也按不住。他把笔一搁，离开车间，出了厂门，来到街上。身上还有十来元，他要买一把菜刀，放在工作台下面，等阿金再来的时候，用菜刀迎面回报他。

在厨具店里，刘羽摸着寒光逼人的菜刀，感到一阵快意。他想起四个字：手起刀落，可是，他拿起一把，放下了，拿起一把，又放下了。他想到了千里之外那个正被苦难和贫困夹击着的家，那一双双无助又无告的眼睛。他回到了车间。

果然，刚画了几笔，阿金又来了，还带了两个保安。他揪住刘羽，这回明说要罚款，可是刘羽根本就掏不出钱来。看到实在榨不出油水，阿金恼怒地说：“去，把所有洗漱间和澡堂都打扫冲洗一遍！”

刘羽已经在心里说服了自己，就放下笔，按阿金说的去做了。在宿舍楼下，刘羽看到阿武，他只冲刘羽点下头，就闪了。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不必对他有所指望，阿云都对他不满。事后刘羽想起来，才明白是自己进厂后没有对他们有所表示。

冲洗女工澡堂时，一个休假的女工提个红塑料桶和蓝塑料袋进了澡堂，看到刘羽十分惊愕。大约是很快看出刘羽并无坏心，就仍然进了冲凉间，关好门，哗哗开始一边洗头冲凉，一边同刘羽说话。她说：“是啊，他们就是那样的，我来这儿几年了……”

很寻常的几句话，刘羽心里却一暖。

当那个女孩束着头发开门离去，刘羽还没搞定。他发现，女孩白皙的脖颈是那么好看。

阿云为没能帮到刘羽感到愧疚。但事后，在门卫室，当阿金对着墙上的镜子歪着嘴拨弄那张斑斑点点的瓦刀脸时，阿云一抬腿，那面镜子便稀里哗啦碎了一地。阿金吃了一惊，瞪着阿云：“你怎么搞的？”

阿云说：“哦，不好意思，没注意。”

阿金大怒：“有这样不注意的吗？你的帽子呢？当着老子的面帽子也没戴？还想不想干？”

阿云压低声音砸石头一样说：“小心老子揍你！”

阿金一脸诧异，不再说什么。他根本不是阿云的对手。

阿云不解恨，有天又叫住阿金：“阿金。”“什么事？”“给你唱支歌。”“什么歌？”

阿云就把从刘羽那里学来的一支湘西地方谣曲冲着阿金唱道：“叮咚叮，你妈是个野猫精；咣咚咣，你妈是个野猫娘。”

气得阿金眼直翻白。

说到这些，阿云哈哈大笑。刘羽总算出了口恶气。

发工资了。

刘羽还是第一次听到把发工资说成“出粮”。他琢磨了一下，觉得很有意思，猜想这应该是沿用了粤语里的旧词吧，旧时穷人给人做工，普遍有以粮食计报酬的做法，祖父给地主做了多年的长工，就是这样拿报酬的。这是在新生事物辈出的开发区听到的一个如此古老的词。

刘羽的工资才三百多块，最多的也才五百来块。阿兴说，淡季就这样，关键靠旺季。刘羽早已问阿博借过餐票，扣除餐票钱，还剩两百多块。这工怎么打啊？刘羽更加惶惑。刺鼻的香蕉水和油漆也让他感到受不了，每次收工都是两手油彩，有时还搞到脸上、衣服上，要用香蕉水才洗得掉，日子一久皮肤都变了样，两手像灰树皮，鼻子里总有股香蕉水和油漆味，令人反胃。阿博告诉他饭堂间或有猪红供应，可以去打点儿吃。刘羽知道，这不是吃点猪红就能解决的。有一天他头晕、发烧，已经迈着绵软的步子去街上做过一次推针。

但要马上离开也是件冒险的事，盘缠有限，他还借了那个介绍他进厂的同学100元呢。于是他决定再做两个月，到时拿到工资就走人。

发工资时出了件事。

一个叫阿建的与阿博吵起来了，说怎么才两百多块钱？阿博说：“你画了多少东西呢？有货要你做的时候你都优哉游哉不做，来，我算给你看，你该有多少钱！”

阿博拿着个计算器，阿建却仍是不服。两人剑拔弩张，在众人的劝解下才分开。后来刘羽去领工资时阿博愤愤地对刘羽说：“那个人不行，做事不踏实，天天盯着货仓一个女孩子，给人家写信，人家不搭理，又到路上拦人家。不想干活儿又要拿钱。他再胡闹，我就要打他了！”

阿博不一定打得过阿建，但刘羽从感情上是支持阿博的，因为阿建也没给他留下好印象，只是没有想到，那个家伙还要在他身上揩油。

领了工资后，不用上班，刘羽去街上寄信。寄好信出来碰到阿建，阿建说：“走，陪我去买点东西，一起回去。”

刘羽随阿建来到市场，阿建买了一只烧鸭。老板把烧鸭递给阿建，阿建一摸口袋，却说：“忘了带钱了，你有没有20元钱？”

他看着刘羽。刘羽照实说是50元的。

阿建说：“那就借我一张，等下回去还你。”

刘羽只好给了他50元。阿建又买了两瓶酒。回到厂里，他对刘羽说：“我今晚请客，等下你来吃。”

刘羽说好，就去了车间，阿建回了宿舍。

刘羽估摸着快到吃饭的时间，回到宿舍后却发现阿建和阿金等几个已经满嘴油光吃了一阵儿了，见了刘羽也没作声。阿兴叫刘羽去吃，刘羽才凑上去胡乱扒拉了一碗饭就离开了。

一连两天没看到阿建来上班，也不见他还钱。别人告诉刘羽他离厂了，去了附近一家山庄当保安。刘羽只有暗暗叫苦。但两天后就听到阿建被打被炒的消息，原因是在山庄猥亵女人。“打得好！这种杂碎就该往死里打！”刘羽骂道。

过了几天，晚饭后刘羽从外面散步回来，阿武叫住他，说有他的信。刘羽来到门卫室，拿了信，正和阿武说着什么，那个以命令口气要他帮忙打过两次早餐，后来还在车间找过他碴儿的打杂的，一身酒气闯进门卫室，摇摇晃晃走到他面前，冷不防啪地给了他一耳光，就冲出了门卫室。

刘羽反应过来走到门口，那人已脚步乱窜走了好远。刘羽握着拳头愤怒地冲那边喊：“你给我站住！……”

又转身对阿武说：“太嚣张了！”

他心想阿武可是见证人。“他今天心情不大好，喝醉了。”阿武淡淡地说。

刘羽算看透了阿武，也算看透了这个厂。他离开门卫室，又有了买菜刀的欲望，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他想到在家乡时，有两个喜欢打架斗殴的玩伴曾同他说过，打架要没有顾虑，不顾后果，才下得了狠手，也只有下狠手，才能让对方畏惧。而他不仅有顾虑，还有太多顾虑，注定只能忍耐。他当即作出一个决定：离开。

多少年后，刘羽才痛切地感受到这个词语：离开。他不得不离开村庄，与众多离乡背井的同伴一样，身处异地，那么努力地想揳入另一种生活，却又如此艰难，不得不一次次别无选择地选择离开。就像一个细小的物件，一次次投向一个快速旋转的巨大轮盘，试图粘附上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却一次次被它无情地甩开。不少人甚至就这样耗尽一生。

当时他正画着几个书匣。他对阿博说明了去意。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谁能真的帮到他。阿博再三挽留，说淡季是暂时的，上次他们做的那个样板很不错，希望刘羽继续和他合作，到时候有提成的。刘羽扫了一眼工作台，那上面还放着一批正在加工的那款古酒樽样的陶罐。但他已拿定主意，谢绝了阿博的诚意。

独自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望着白花花的太阳，刘羽感觉耳朵里有什么在叫，悲怆地叫，渴望咆哮却喊不出来地叫，如荒野上一只受伤的豹。而陶器在地上打滚，竟然不碎，它的口恰好嵌住他的颈。他一脸油漆和血污，无法分辨……

阿云知道刘羽要走，有些难舍，又无奈地说：“我丢，这个厂这么烂，在这里也很难有什么发展前途，走就走，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他问刘羽去哪里，刘羽说：“先周围转转吧，没合适的工作就去广州。”

刘羽的父亲在皱巴巴的信里问他在外可好？虽然父亲只字未提钱的事，但刘羽想他在拿起笔哆嗦着写信的时候，眼前一定反复出现汇款单的影子。刘羽在回信中说一切都好，放心。但他知道，对父亲来说，对那个家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刘羽趁结账离厂前在周围又转了转，一无所获，就决计去广州了。

从厂里到坐车的地方有两里来地，阿云说：“刘哥，明早你叫下我，我去送你。”

刘羽说：“兄弟，不必了，我行李不多。”

阿云却坚持要送。刘羽把剩下的那些早已清点好的餐票从裤兜里掏出来，给了阿云。

第二天一早，阿云借了辆破单车，咔嚓咔嚓送刘羽去站台。坐在单车上，刘羽想起张健康，不知道这笨笨的老乡往后该怎么办。又想到阿云，就说：“兄弟啊，咱们没文凭，这样打工混日子不是办法，最好还是学门管用的手艺。”“是的，我想学开车。”阿云说。

就这样，刘羽离开东莞去了广州。陶艺厂的打工，虽然是失败的，但那些遭遇，和以前的经历累积在一起，对他的磨炼，已足以让他后来面对任何艰难都从容不迫。

在广州天河区，刘羽找到一个同学的同学郑明军。郑明军当过兵，退伍后在乡政府当武装部部长，觉得日子淡出个鸟来了，又与领导讲不到一块儿，就下海来了广州。那时他刚进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业务不久，他让刘羽和他一起跑。

行伍出身的郑明军硬朗豪爽，但两年的打工生涯让他适应了外面的生存法则，也比原先多了几分复杂。他对刘羽说：“兄弟你太老实了。在外面混太老实了是不行的，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有时候要会蒙、会忽悠，还要会恐吓。实话跟你讲，有一阵儿我连吃饭都成大问题了，讨也没人肯给。我干脆大摇大摆走进饭馆去，走到那些正在用餐的人面前，说：‘老乡，我是艾滋病患者，帮个忙吧。’要么问他们给钱，要么拿着他们的饭菜就走。他们怕得很，只巴望你快滚，哪敢与你计较。生存所逼，没办法呀！”

做业务有做业务的一套方式方法。面对郑明军和培训师的鼓动，刘羽不是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像案例中的某某某，创造财富神话，衣锦还乡，问题是一回到自身的情况他就觉得不现实。他试图改变自己，可是很难。他感到自己还是不适合做业务，也就只能随郑明军跑跑，干些协助性的活儿。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郑明军业绩平平。刘羽开始犹豫，是继续跑下去，还是另寻出路。这时一个偶然的电话，他辗转联系上了初中时的一个语文老师，就是龙老师。龙老师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当年特别器重刘羽。在刘羽读高三的时候，龙老师去了深圳闯荡。两人通了两年多的信后就失会了联系。刘羽从电话中得知，龙老师现在在东莞常平一家箱包厂当经理，他满口答应刘羽进厂。

于是刘羽告别郑明军，又回到东莞，进龙老师的工厂里做了一名绘图员。

第三章

像大冷天刚撒完尿一样，一个哆嗦，火车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猛一启动，车厢里的人就同时抖了一下。

新千年3月的一天，曾皓再次从湖南怀化坐上了开往广东的绿皮火车，直抵有“世界工厂”、“国际制造业名城”之称的东莞。

火车火车，还是那样，骑着铁轨，穿山过水，一往直前。

人来又去，都是过客。火车火车，会不会寂寞、忧伤？

美国女诗人米莱曾说：“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这是一种境界，当摆在你面前的不是旅行和有关旅行的寓言，而是最基本的生存考验，原本美好的诗意就会荡然无存，你就会特别在意前方抵达的站台，因为那将是你的命运。

坐在车上，窗外景物一一掠过。有时看得清楚，有时只见光影。

车厢里一片密密麻麻的脑袋。有的说着话，有的吃着东西，有的把手肘撑在台面上，看着窗外，有的头靠椅背，轻轻合上了眼睛，静待时间流过漫长旅程。

车轮哐哐，富有节奏，带着风声，把一块块乡土飞快地甩在后面，一路呼啸着，奔向南方。

三次找工折戟而返的经历，让曾皓对南方有了极复杂的情感，就像对一个既频抛媚眼又冷酷无情的女子，他既爱又恨，不甘放弃又无法抓住。有一阵儿他甚至怀疑，莫非南方对他曾皓来说就是铜墙铁壁，无法攻入吗？

现在，他又杀了回来。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只要有机会，不管怎样忍辱负重，他都能承受。他要争口气，他还是这样想。

春运期间太挤，现在春运已过，火车仍像灌粑肠，被塞得满满的。两个人的座位坐了三个，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个，还有人往上搭半边屁股，有的往地上垫几张纸巾，一屁股坐了下去。偏偏又有人吸烟，偏偏又有人放屁，偏偏卖东西的小推车又吆喝着推过来推过去。曾皓的位置本来靠窗，坐在他旁边的女孩儿被那边的一个烟鬼挤得不行，想和他换个位置，他同意了，坐到女孩儿的位置上，用力抵住那个得寸进尺的死烟鬼。女孩长得乖巧好看，穿着时尚，却并不花哨。让个座位原是举手之劳，但看得出来，女孩儿很感激曾皓的仗义。两个人就此亲近了不少，一路上聊了很多，排解了旅途的枯燥和疲闷。

女孩叫唐丽虹，是芷江人，虽然才19岁，但已经在外面打了四年多工了。她一读完初中不到15岁就出来了，是借的身份证。她随表姐在大朗一家毛织厂上班，供弟弟妹妹读书。“外面的花花世界，你不要迷了路。”唐丽虹说。

曾皓就笑。

火车过了广州不久，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并半玩笑半认真地约定，哪天谁混得好了，就帮衬着对方。

东莞火车站在常平。早上8点在常平下火车，曾皓帮唐丽虹拖着行李箱到斜对面的汽车站，送唐丽虹先上了车，然后才自己找车。坐了大约半小时，卖票的说：“宏兴厂的下车！”然后用手指了指马路对面。

曾皓下车一看，对面厂房楼顶正是“宏兴”两个大字。

南方就是南方，开发区就是开发区，空气中有种属于这片土地才有的气息，氛围与内地截然不同。农历三月，家里还有点冷，曾皓穿着一件已经有点褪色但商标还没掉的西装，而这里大家已经都穿着短袖了，背着包往厂门口一站，别人就知道他是刚从家里来的。看着这规模不小的厂，想到自己就要成为其中一员，曾皓有点兴奋，也有一丝疑虑，在那么多人中间，自己能做得怎样呢？

刘羽表哥还是那样，高高瘦瘦，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外表冷漠，其实内心真诚。

晚上，表哥告诉他面试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二天，曾皓顺利通过面试，办理入职手续。宿舍安排在四楼，四个铁架床，八个床位。一进门，闯入眼中的工衣、内裤、袜子、毛巾、拖鞋、牙膏牙刷纷纷向他问好。曾皓瞄了瞄，还就剩一个上铺了。

下午在培训室集中培训。先是全体新员工培训厂规厂纪和安全知识，然后把11名储干留下来再培训。“同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储干吗？储干就是储备干部，也就是本厂未来的管理人员。在成为管理人员之前，你们必须从基层做起，接受锻炼，熟悉基层的各项工作，提高管理能力。你们将比一般员工拥有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升迁机会。在自觉遵守厂里各项基本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我对你们还有四个要求：一是服从安排，热爱工作；二是吃苦耐劳，精通业务；三是提升素质，深化理念；四是团队精神，协作奋进。做到这四点，你就基本能通过考核，正式进入管理层……做得到吗？做不到要当逃兵还来得及，别浪费厂里的资源也别浪费你自己！”自称姓段的培训专员在台上扫视着11名尚未换上厂服的储干，手一挥，头一昂，俨然是一副“列宁在1918”的派头，也像在给一支即将执行特殊使命的敢死队训话。“做得到！”

曾皓不想太小声也不想太大声。有一个山东胖小子因为喊声格外高，与其他人的声音极不协调，大家都看着他，笑了。

这是家港资企业，有五千多人。每到上下班时间，厂区遍地是工服。这景观曾让曾皓羡慕不已，如今他终于成为其中一员。他心里踏实了，工作也格外勤快。11名储干一周后就只剩下了8名，最先离开的就是那个口号喊得最响的胖小子，两周后只剩下了5名。说是储干，其实和打杂的差不多，什么都得干，甚至清理垃圾和打扫卫生，再就是一堂课接一堂课的培训，还有学电脑。按照安排，除了少数不必要的，全厂各车间部门他们都要转遍，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那些老员工根本就看不起他们。

两个月下来，还剩下4名，全部通过考核，曾皓成绩最优秀，被安排到生产部办公室。曾皓不怎么费劲就把工作做得溜熟。有时间他就看书，写东西，让表哥提意见。刘羽参与编辑的厂刊《宏兴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稿子，有文学作品，也有管理文章。刘羽鼓励他向一些杂志投稿，首先是打工杂志，如当时外面书摊上很流行的《打工族》《大鹏湾》《飞霞》《嘉应文学》《侨乡文学》《西江月》《江门文艺》《南叶》等，这些都是由打工者编，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给打工者看的，有很大的市场。刘羽那时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海量诗歌，成为小有名气的“打工诗人”，是厂里的大名人，经常有杂志社给他寄样刊和稿费来，好多读者给他写信，邮件络绎不绝，有时一天都有十多封。他还邀几名诗友自掏腰包创办了一份《漂泊者》诗刊。所有这些，让曾皓很是羡慕和崇拜。刘羽给他介绍各家杂志的特点和编辑，告诉他怎么投稿。

刘羽说：“你现在写作条件好多了，学会电脑了，写好也可以发伊妹儿（E-mail）了。我刚来时，不会电脑，又没人教，全靠自学，学了绘图才学的打字，厂里也不开通网络，只有用手写好了寄出去，还是老办法。不过呢，老办法也有老办法的味道。”

曾皓说：“你都在《诗刊》《诗选刊》等大刊物发表几十首诗了，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只有奋起直追。”

刘羽说：“努力当然是必需的，而且认准了就要持之以恒。不过，写作这个事呢，我也要提醒你，一方面要尽力而为，一方面也要注意调节，不要沉迷进去，影响了工作和生活。你看我，虽然在不停地写，但都是在不折不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再写的，所以曾经有人到欧阳厂长那里告密，说我上班时间写作，欧阳厂长也没有为难我，因为我要做的事做好了，从未出错，把不多的空余时间用来写作算干坏事吗？总之，脑子要保持清醒，不要像我接触到的某些写作者，自以为会写几行文字，心高气傲，吊儿郎当，总觉得怀才不遇，老板怠慢了他，甚至怨天尤人，似乎全世界都对他不公，那是不行的。做人要踏实、客观，既要心怀梦想，又要脚踏实地。当然，在外面你还必须学会保护自己，该受委屈时也得委屈自己。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注意结交值得信任的人做朋友，人在他乡没有可靠的朋友是不行的。我原先在一家陶艺厂就吃过苦头，幸好还有朋友帮着出口气。另外，我身上有些性格看似优点，其实在现实中却是很大的缺点，你不要向我学习。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体会，你可别说我多嘴。”

曾皓若有所思，说：“我明白了。”

在曾皓的印象中，表哥也有猛烈、固执、忧郁的时候，这些年又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没想到他仍能如此开阔、明朗、淡定，这是他需要学习的。他对表哥也算有了新的了解。

曾皓把表哥说的那些杂志研究了一番，觉得那些文字他是能够写好的。他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刘羽打内线电话给曾皓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才请假到邮局领稿费，顺便去书城转了转，看到这期《大鹏湾》发了你三首诗，买了一本回来，下班给你，样刊估计过两天也会到。曾皓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放下电话就对经理说：“老大，我请你喝酒！”

经理姓贺。贺经理说：“什么好事？勾到靓女啦？”

曾皓这才告诉经理是怎么回事。

贺经理说：“你小子有料嘛，我没看错人吧？这酒是得请，越喝越发。哪天成了大作家，要好好写写我，当然，是正面人物，不是反面人物。”“那就要看老大你的表现啦。”曾皓笑道。

曾皓拿到杂志后，带到办公室，给老大看，同事也都争着看。三天后，门卫处有他的邮件，样刊果然来了。这是他来广东开始打工生活后第一次发表作品，觉得意义非同一般，又去外面书摊上买了三本，一共就有了五本，自己存三本，一本寄回家，一本给同事们传阅。

作为一名技术要求不算很高的绘图员，刘羽的职位有点儿普通，但他在厂里却颇受人尊重。这主要是由他写作带来的，也与他工作认真负责、为人真诚耿直，以及对权威的那么一点桀骜不驯有关。可以说，在厂里他是个有性格也有人缘的人，但他的工资很难往上涨。进厂时，试用期工资是1000元，一个月试用期满后是1200元，一年后，他提出加薪要求，加了一百元，三年快过去了，他的工资还是1300元。他对这份工作还比较满意是因为有比较大的个人空间。他的职位仅他一人，办公位放在版房办公室，原归业务部管，那时候龙老师是业务部经理。龙老师改任出货部经理后，新换的业务部经理可能还以为他是归版房管吧，从来就没过问他，他的职位便处于无人管的状态，需要他绘图的人来找他，他一如既往完成任务，有空便写作，只要不让老板发现，就没人理他。

同事们似乎都以为刘羽在这里过得闲适潇洒，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却辞工离厂了。事前，曾皓虽然也偶尔听他说过对工资不满意，有机会想换个环境，但当他真的辞工时还是有点意外。

刘羽一走，曾皓就脱颖而出。他的文章引起了老板和欧阳厂长的注意。那时企业文化正在兴起，有点见识的企业高层都想在这一块做点投入，营造氛围。《宏兴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刘羽和人事经理提议而创办的。但没有一个专职人员，欧阳厂长点了几个人共同负责相关事宜。如今老板和欧阳厂长一商量，决定安排专人来做这个事，就把曾皓调到了行政部做企业文化专员，负责厂刊编辑、企业文宣、文艺活动，附带员工关系，级别是副主任。

这是2003年冬天的事。一场始自去年年底、人心惶惶的“非典”已经结束，人们处在胜利的喜悦中。

刘羽那时已经去了一家镇政府报社做记者。曾皓给刘羽打电话，告诉自己的职位变动。刘羽琢磨了一下，说：“这是个好事，说明领导器重你，你也可以从事你喜欢的文化工作了。但从发展前景来说，又未必比原先的职位好。你原先的职位，可以向生产部副经理、经理进军，成为企业举足轻重的人物，而现在的职位，按常规，将来最大的可能是成为行政经理或人事经理，就宏兴的情况来看，行政人事的权力是大，但作为生产型企业，在实惠上是不能和生产部经理比的，待遇上也要差一截。不过，好事多磨，你懂业务，以后怎么安排，也很难说。既然领导现在需要你负责那一块，你一定要服从安排，把工作做好，哪怕有一千个理由，如无足够的智慧，也别迕他们的意。”

曾皓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的，就像你说的，可以专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第四章

刘羽必须离开宏兴。

宏兴有实力，效益不错，他的日子并不难过，但这个工作是饿不着也吃不胖，看不到前景。

厂里似乎也为他考虑过。欧阳厂长曾试图送他去设计院校深造，学手袋设计专业，让他从产品绘图转向创意设计，为公司开发一些中高档新产品。欧阳厂长同他说了这个意图后，还借了两本很厚的精装本手袋画册给他看；也试图让他做厂办秘书，以便向管理层迈进。但不知什么原因，都未能实现。刘羽想过，不会是因为写作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写作成就了他的名气，但一些企业高层对此却是忌讳的，害怕由此给厂里带来什么不利，员工权益本来就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再或者就是老板觉得他不适合其他更高的职位？其实刘羽最感兴趣的还就是做管理，他想有一个平台，把他的一套人性化管理理念运用起来，就像当年在学校教书时对学生的管理，他很得心应手。

后来老板也找他谈过一次话，先问了他个人和家庭情况，再问他熟不熟悉物料，会不会讲普通话。他如实回答说熟悉一部分物料，普通话听得懂，还不会讲。再顺便聊了点其他的，老板就让他回来了。

那时行政部经理刚被炒，刘羽去几个部门兜风时，有几个同事说刘羽你做行政部经理吧，我们支持你！同事的话提醒了他，他还真想着了。但只想着不行啊，还得有机会啊，要么领导提拔，要么是内招，他去报名，不然就很难。就在这时，老板找他谈话了。谈话中，刘羽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管理感兴趣的想法。但谈话过去了，却没有任何消息。又过了些天，行政部经理招到了。

离厂后刘羽偶然得知，老板当时是想提拔他，但觉得他书生气太重，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木讷，不知能否胜任，就放弃了。至于具体想提拔他做什么，刘羽不得而知。直到一年后听说采购部主任被炒了，刘羽才明白，可能是想让他去做采购，所以才问他熟不熟悉物料，会不会讲普通话。他记起当时那个采购部主任因为有个表妹是一个副总的情人，自以为后台硬，做事很张扬。看来，那时候老板就准备让他走人了，只是因为还没找到合适的替手或出于其他考虑，才拖了一年多。

在宏兴四年多时间，刘羽觉得自己收获还是很大的。除了工作技能和经验，写作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逐步实现着他早年就开始的文学梦。工资虽然不高，但他省吃俭用，又常有稿费补贴，他还清了家里所欠的债务，在龙老师的怂恿下，还花1080元买了个摩托罗拉手机。之前他连BP机都没有，也不会用，第一次出来用手机给人打电话都是请人家帮的忙。进了宏兴，长期使用电话卡。如今手机正在时兴，也有必要装备一下。

之前，因为家里的债，又因为找工作受挫，刘羽不敢乱动，老老实实一门心思在宏兴干。如今有了这四年垫底，他已经不再害怕找不到工作。人往高处走，才会有进步，不然就是浪费年华。但他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呢？都说职业规划很重要，他明白这一点。他没有文凭，只是高中毕业，这给他带来了太多限制。从头开始向技术型转行，对于已经奔三、高度近视、浑身都是文艺气质的他来说，又似乎不够现实。而在写作上他虽满怀雄心，打算用一个过程来创造条件，却又到底能走多远？冲不冲得出来？在这个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用上全部精力来应对的城市，所谓的创造条件，又谈何容易？他耗得起吗？他痛苦地感到，南方很大，他不缺用武之地，但从长远看，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反而比其他类型的人更难于定位自己，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确定的计划更非易事。

刘羽深知，自己肩上担子不轻，必须混出来。一想到这里，他就想起那个苦难深重的家。

那个家原本也不宽裕，但平安、和睦，日子过得清贫却不乏快乐，那是一种普通农家简单朴素的快乐。高中毕业的他，仍像一个顽皮捣蛋、不谙世事的大孩子，除了在那间四壁漏风的小木屋写字画画看书，听破收录机，就是和几个年龄大小不一的玩伴到处游荡，“疯子”的绰号还在生效。可是，谁能看见表面狂放之下的他内心的苦闷和忧伤？只有母亲和哥哥给了他最大的理解和安慰。除了农忙时节和少数时候，他们不会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安排他沿着宿命的轨迹，早出晚归，犁田耙地，伐木割草，磨掉他最后一点儿梦想。他们知道他志不在此。

后来，经祖籍地一位堂叔的推荐，刘羽去那边的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虽然代课老师的待遇很差，但刘羽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喜欢和孩子们相处。他觉得自己也很适合这个职业。如果加把劲，复习一下功课，参加招考，走走关系，转正的可能也不是没有。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工作上一丝不苟。在教学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对学生，他一视同仁，不以成绩、家庭、相貌论优劣；实行愉快和效率教学，强调“既要学好，又要玩好”，经常给学生讲故事，再单调的知识也能与幽默、趣味贯穿在一起，寓教于乐；作业少而精，从不拖堂，更不补课，每当接近期末，其他班级都在补课时，他仍然不补，非要统一补，他就安排学生在教室自由玩耍，别出去让领导知道。任教期间，他所教科目在学区统考中少有不名列第一的，有的科目人均分数还拉得很高。老师学生都轻松，成绩又摆在那里。只一个学期，他就在学生、家长中和学区赢得了名声。学校有的老师对此十分不解，有的甚至不满，说他疯、狂，但又不得不佩服。一位老教师逢人便说，本校聘了一名教学奇才。

学区领导对刘羽很重视。一位领导对他表态，很快会调他去乡上的中心小学，另一位领导则打算向县里举荐他。

而刘羽的哥哥，为了补贴家用和给落后的山村增添一点儿娱乐，贷款买了放映机，走村串寨放电影，票价三五角，老幼病弱则免费。当时的山里，一个村子也就两三台黑白电视，按说放电影是个不错的主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段时间放下来，收入少得可怜，有时还不够付片租。于是慢慢就放得少了，偶尔放那么一两场，并打算卖掉放映机还款。

1994年暑假，时年21岁的刘羽背着画板经贵州去了云南。他一路漫游和写生，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独立性很强的他为了真正考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争取不用现钱，一路摆地摊，给人画像。却不料，一个多月后，当自觉收获颇丰的他回到村里，哥哥已成为山坡上一抔黄土。那时还没用上手机，村里也没电话，家里没法儿与他联系。

如果月亮可以作证，事情是这样的：刘羽的哥哥那天去县里拿影片，因事耽搁了，回来得晚。快到村口时，月光下，他看到田头变压器那边有几个人影。凭直觉，他意识到有情况。果然，他发现是几个贼在偷变压器。因为闭塞和不愿离乡，那时当地外出打工的人还极少，一些年轻人无所事事，又要钱花，有时便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附近村子就有丢过变压器的。那些贼知道，变压器里面的铜线圈很值钱。如果没有那个比较特殊的身份，这事儿刘羽的哥哥也许可理可不理，但他被乡武装部部长和村支书好说歹说任命为村民兵营长，管的就是这些事。所以，他放好影片，悄悄往那边靠近，他想看清是哪几个人，并制止他们……结果，他死在了一条路边两米来高的石坎下。变压器仍然被偷了。不过，后来案破了，是村里三个惯盗所为。刘羽的哥哥呢，当时尸检结论是他杀，三个惯盗却一口咬定他是和他们一起偷变压器时自己不小心摔死的。

尽管有电影公司的人和途中留刘羽的哥哥吃晚饭的人作证，刘羽的哥哥是独自一人去县里拿影片回来晚，还有验尸报告作证，但案子还是被搁置起来。

月亮不会开口，只会悲伤。

刘羽和父亲开始上访。也不知坐了多少车，找了多少人，复印了多少材料，得到的答复无非是：

局长甲：“我们在办呢，没那么快。你以为我们没其他事，只办你们这一件案子？”

主任乙：“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你们去找科长丙。”

科长丙：“领导不在家，出差去了。你们可以去找书记丁。”

书记丁：“我们会研究处理的，你们回去等。”

刘羽多方了解后得知，三个惯盗中的一个与负责此案的某副局长居然有亲友关系……

嫌犯被罚款关了几个月就出来了，还放出狠话。刘羽一家只好一起搬回了祖籍地村子，无田无地，借了两间村人闲置的破屋住。

冤情不白，上访不辍。两三年下来，刘羽家里欠下两万多元的债，在那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足可在农村买两座房子，在县城买一块好地。讨债的人常有登门，还不了钱就伤和气。刘羽的舅舅和舅妈为500元钱要了几次要不到，都生气了。

刘羽那点代课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他思来想去，决定南下，不然这账不知要还到猴年马月。于是告别了他喜爱的讲台和学生，成了一名打工者。

刘羽离开宏兴还有一个原因。

新千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开放发展，中国新诗进入一个风起云涌的新阶段，网络诗歌和民间诗刊如火如荼。民间诗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网络来推广的。据有关统计，当时国内诗歌网站、论坛已超过一千家。诗歌论坛上的那个热闹劲儿，真的是不亦乐乎：贴诗的贴得积极，评诗的评得用心；民刊征稿和赠刊的一呼百应；当然，干仗的亦是面红耳赤，互不相让，甚至袖子一捋，虚拟地扑作一团，逮住哪句骂哪句，捡到什么砸什么。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堵塞、积压、一元后的必然裂变和喷发。从此，数量和版面日少的官方纸刊的垄断地位及相对统一的诗歌格局被打破，发表、交流和集结的便利，让诗人们群情振奋，活跃非常，共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歌春汛。

网络诗歌和民间诗刊虽鱼龙混杂，但也寄托了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歌理想。而宏兴厂的网络只能收发邮件，其他功能是禁止的。资讯时代，占有资讯就是占有机遇。诗友们都活跃在论坛上了，外地的不说，东莞的陶山儿、彭德海、老鹰、木船、何卓然、柳荒等纷纷亮相，有的还在上面呼他出来，他却连看都看不到。这对他的《漂泊者》刊物也很不利。

这些年，东莞文化圈中，刘羽认识的人已不少。有位在一个镇政府做宣教办副主任，他建议刘羽不妨向体制靠拢。他说，有几个搞写作的，不是都进了体制，过得挺好了吗？刘羽本来对体制不感兴趣，文弱安静的外表之下是天马行空的个性和思想，但现实残酷，生存第一，当改变时还得改变自己，就算很难，也可以去尝试。于是在那个朋友的推荐下，他进了他们的镇报社。

刘羽的愿望是能负责副刊，他有信心把这一块做出水平来，但主编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分工，只是要他抓紧学习普通话，按临时安排与其他记者出去采访，完成稿件撰写和版面校对。

刘羽在那里做了十天就离开了。除去两天周末，实际为八天。

八天里，刘羽工作如下：

随一名记者参加一次政府会议，拿录音笔录音，回头反复播放，熟悉领导用方言讲话，未写稿。和两名同事随几名领导去几所学校周边检查非法经营整治情况（其间，一名同事问刘羽借二十元钱吃早餐，说回去就还他，却直到刘羽离开也未提起），联名写稿一篇。和两名同事随包括书记在内的几名领导，去一家前不久发生火灾的工厂了解情况，联名写稿一篇。独立完成镇模具城开业和镇领导视察房地产各一个版面。有一件事情，则没有完成：主编说镇上有个即将开发旅游的地方，已经取好名，叫“七仙湖”，但还缺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领导把这任务交给了报社，刘羽文笔好，就由他来搞定。刘羽去那地方转了转，回来开始构思。七个神仙却一个都没管事，灵感也就迟迟不来。

吃过晚饭，刘羽来到广场，边走边想。回到政府对面租住的那个还不算差的套间，躺在床上，仍旧在想。这七仙都是哪七仙？他们是不是八仙中人？可又该开除哪位？又有何来路？他们该怎样表演？要不要插入爱情桥段，如三角恋、忘年恋？怎样才能让领导满意和让游客神往呢？……这真是比神仙本身还玄乎。

电话响了，是老柏打来的。老柏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就来了东莞，也是打工群体中写作最早的人之一，熬了多年总算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目前在市内一个文化部门工作，在东莞文化界可谓德高望重。老柏是个性情中人，也比较关心年轻作者，与刘羽颇为投缘，刘羽称他柏大哥。柏大哥问刘羽现在工作怎样。刘羽留了一手，说：“老样子啊，柏大哥，像咱们还能怎样呢？”

柏大哥就说东江镇有个派出所要一名文书写材料，待遇还可以，试用期每月3000元，政府部门伙食自不用说。所长请他帮忙推荐人，他就想到了刘羽，不知刘羽有没有兴趣。刘羽停了一下，说：“不错啊，等我想想。先谢谢你，柏大哥。”“那好吧，”柏大哥说，“有机会换换也好，总闷在工厂也不是事啊。想去就联系我。不好意思，说了戒酒没法儿戒，今晚陪几个外地客人，又喝多了，要休息了。”

人家说找不到工作，他刘羽上班还不到两周，新工作又送上门来了，而且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时3000元算比较高的工资了，至少是经理级待遇。

想了一个晚上，刘羽决定，离开报社，去派出所。不管如不如意，至少当作一种经历。

去派出所能做多久？他没想过，更别说像某些人怀着一颗磨杵成针的恒愿争取入编了。

是的。他努力想摆脱一些什么，又抓住一些什么，却又隐隐感到宿命的影子似乎如幽灵般相随。说出来有点儿残酷，当一些并非出自本愿的不无功利的想法像轻烟般散去，接踵而至的很多困厄，都只不过是源于他禀性操守和理想之翼的必然代价。其实他一直都清楚得很，只有人去适应现实，没有现实来适应人，现实面前，每个人都常常需要改变自己，他也不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但这种改变必须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不是过于勉强自己就是出卖自己。要靠出卖自己才能适应的现实，又是怎样一个现实？他对自己设定的这个限度可能有点严格，就像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但对此，他毫不后悔。为了做一个真实的人，他愿意付出代价。

宣教办副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一再挽留：“为什么不想做了呢？”“我感觉这里不适合我，我野马一匹，散漫惯了。”刘羽直来直去。“你可能是一时不适应，慢慢习惯就好了，那么急着作决定干什么呢？”副主任感到惋惜。“我是考虑好了、决定好了才提出来的。”刘羽说，“真是抱歉，给您添乱了。”

刘羽去意已定，只是对副主任的关心感到愧疚。他们曾经谈到一个共同的想法：带着相机，走遍全国民工集中的地方，拍下那些原生态的镜头，广泛采集相关资料，编一部《中国民工档案》，为广大农民工建一部图文志，以防历史失忆，这当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也不是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但在他们看来，都是选择性和局限性太大，没有触及真实的生存状况。

刘羽来到派出所，所长看过他的简历资料，始终不露笑脸，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所长。所长从报纸堆里挑出一张，要他就上面的一篇文章写篇读后感。布置停当，就叫管后勤的民警阿涛带刘羽去另一个办公室写。大约四十分钟样子，刘羽就把一篇工工整整的文章交给了阿涛，阿涛再交给了所长。所长看了很满意，让阿涛安排刘羽上班。

第五章

曾皓搬进的那个办公室很大，是行政部、人事部和ISO三个部门共用的，一共有九个人，现在加上他，有十个，人气很旺。

办公室有“三玲”：于晓玲，吴春玲，向玉玲。于晓玲是行政助理，吴春玲是人事助理，向玉玲是ISO助理。这“三玲”也算是宏兴三宝了，向玉玲高挑，吴春玲小巧，于晓玲庞大，好像是专供人挑选似的。写字楼阴盛阳衰，有女追男的惯例。吴春玲与电脑程序员已拍成一对，在谈摆酒的事了。电脑程序员来的时间也不长，大约半年吧，据说还没等另“两玲”反应过来，就被吴春玲追到手了。

所以，曾皓一搬进来，行政部叶经理就开玩笑说：“又来一位大帅哥，‘两玲’啊，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办公室的人都笑。曾皓就红了脸。

老实说，这“两玲”模样还不赖，一个苗条一个丰满，仍然是特意让人挑选似的。但曾皓还没那么快顾得上考虑这个问题。

曾皓进写字楼上班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让他名扬整栋写字楼，并向厂区各办公室扩散，比他当初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传得还快。

办公室前后都有门，正门是敞开的，后面是两扇玻璃推拉门，去走廊一角打热水，去饭堂，去洗手间和部分车间，都是走那里。

曾皓那天拿着几页资料，若有所思地往外走，准备去一下生产部，交给贺经理。砰的一声，头撞在玻璃上了。咔嚓，玻璃破了，掉了点碎碴在地上。全办公室的人都吓了一跳，一齐起身看向曾皓。叶经理马上走了过来，问伤着没有。曾皓摸了摸头，说：“没事，没事。”

叶经理看了看曾皓的额头，毫发未损，是真的没事。就说以后小心，如果有不舒适就去医务室看看。“三玲”很快围了过来。“伤着没有？伤着没有？”

吴春玲看看也就回去了，于晓玲和向玉玲看了曾皓的额头又看玻璃门，看了玻璃门又看地上的玻璃碴，然后再看曾皓的额头。“我说玉玲，其实你们也有责任，ISO嘛，5S嘛，门上怎么不贴个标识？这门我有时也会差点儿撞上。”于晓玲说。“我那次不是也撞了吗？只是没那么大力，没撞碎就退了回来。我都说过要贴个标识的，你们不是说这是写字楼办公室，又不是商店发廊吗？”向玉玲说。“我可没有这样说。”“那是阿娇说的，阿娇这会儿可是在她干爹给她开的美容院过着神仙日子呢，我们还在这儿说她，不知她打喷嚏没。”吴春玲笑着说。“反对派走了，俺现在可以贴了。”向玉玲说，“等我想想，要多大的字，怎么贴好看。”

曾皓想快点离开，免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看笑话，可是于晓玲和向玉玲还挡在他面前表现着关心。

于晓玲说：“没口子不代表没碰伤，还是擦点万花油吧，我那里有一瓶呢。”

说着返身拉开抽屉，取出一小瓶万花油，回到曾皓面前，往手上倒出万花油，就朝曾皓额头抹，边抹边问曾皓疼不疼。

曾皓说：“不疼。”

向玉玲自觉没趣，拉开另一扇玻璃门走了出去。

曾皓按刘羽告诉他的经验，申请了一点茶水费，把全厂二十多个通讯员集中到培训室开会。告诉他们厂刊将作适当改版，需要什么稿件，各类稿件应该怎样写。“刊物的稿费也将提高，”曾皓说，“欧阳厂长已经点过头的。这意味着厂里对《宏兴人》的重视程度在提升，大家的劳动成果在增值，希望各位对我们的工作和刊物也再多一点儿支持。我们还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首先是给每位发一张漂亮的通讯员证，设计人员已经做好模版，等下散会了大家都先别走，我们拿来了相机，给你们拍个靓照，印到证件上，以后你们就是正儿八经的通讯员了，比新华社记者不逊色多少。有空就多写吧，说得实在点，人人都成为大作家那是扯远了，但多发些稿，还是有好处的，能挣点夜宵钱不说，厂里因为写稿引起领导重视而被提拔的也不止两三个，再说将来要换工作的话，再学学版式知识，找个内刊编辑做也不是难事。”

曾皓留意到，保安部来的那个女孩儿通讯员很美，对，是美，有点儿气质的美，不是很浮躁肤浅的那种漂亮。只要她轻轻一笑，香桃似的两腮就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好看极了。也不知道她算不算得上厂花。

开完会，曾皓和一名帮手给通讯员们拍了照，回到办公室，看签到表，把一个个名字和刚才到会的人对号入座。那个美女保安叫小芸，曾皓之前好像没见过她，可能是刚来不久吧，不知道她文笔怎样？这么乖俏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去做保安呢？当然，曾皓并不是看不起保安，只是有点好奇。《宏兴人》由于原先没有专人负责，除了顾问、主编、副主编，编辑挂了八个人之多，其中就包括“三玲”。曾皓接手后，主编换成了他的名字，其余的，出于某种考虑，暂时只作了很小的调整，“三玲”仍然名列其中。《宏兴人》那时是由外发市内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排版、印制。曾皓把稿件统好，经领导过目后就发过去排版，那边排好了就通知曾皓去校对、定版。“两玲”如果不是很忙，就会有一个随同一起去，兜兜风。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成天闷在厂里，像腌咸菜，能借机出去一趟，何乐而不为。

曾皓当然很乐意她们陪同。于晓玲来自湖北黄冈，有湖北女孩的聪明、直爽，也有点好强、小心计。向玉玲来自江西赣州，有江西女孩的清秀、灵慧，心思缜密而敏感，比于晓玲沉默。于晓玲也爱好文学，她对曾皓说，她爸曾是一名广播站站长，家里有不少报纸杂志，她从小看书读报就不成问题，写作能力可能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吧。她的字也写得不错。向玉玲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主要爱好是看看书，听听歌。于晓玲属于那种泼辣、凌利女孩儿，向玉玲则偏于善感、安静。

逢上去市里校对，他们一上班就动身，一般到中午就可以定版了，吃了中饭，他们就没事了。她们往往会拉着曾皓去逛街、购物。曾皓二话没说，她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有时她们挨到天快黑了，还没有赶车回去的意思，并说反正是出差，开支报销，晚一点儿打个的士回去也没关系，曾皓就不敢苟同。曾皓不是那种没事喜欢在外面东游西荡的人，更不是那种没事找着法子偷懒的人，在家乡和玩伴甩着长发过街那是心里不平衡，无所寄托，现在他在工厂打工，还搞上了写作，事情既然办好了，还不如早点回去，做要做的事。

而且曾皓心里有个小九九，和她们在一起，他是感到很开心，但他又怕有的东西过早降临。

曾皓有时想，刘羽表哥原先编刊的时候，和她们是怎么相处的呢？怎么还不找个女朋友？怀着好奇心，这天晚上他就给刘羽打了电话。“表哥啊，宏兴的靓女你一个都看不上吗？怎么不谈一个呢？”“这个嘛，还不到时候呢。”刘羽说。“不到时候？你都走了呢，再说，你都三十了，表哥，找个吧。”“说实话，原先是打算找一个。”“找哪个？”曾皓追着问。“车间的。”刘羽淡淡地说。“车间的？写字楼的真的一个都看不上？”“别用‘看得上、看不上’好不，是有没有感觉，合不合适。”“哪个车间的？谁？”“还是不说了吧，听说我走后不久，她也走了，不知去哪儿了。”“怎么没谈成呢？”曾皓紧追不放。“不是没谈成，是根本都还没谈。”刘羽说，“你既好奇，我就给你说个大概吧。我是因为她姐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我瞅空儿去宿舍楼给家里打电话，刚走到三楼电话那里，听到楼道里有一个小女孩儿的哭声，我赶紧走过去看，原来是那个被她妈妈关在宿舍的小女孩儿把窗户打开了，想出来，却钻不出来，头卡在钢筋条之间。我一边喊保安一边连忙用力掰钢筋，等一名保安上来了，我们一起把钢筋掰弯，救出了这个小女孩儿。你知道吗？那个小女孩儿的妈妈那是一表人才，漂亮着呢，她曾经是一个在樟木头镇的香港老板的‘二奶’，生了个女儿，后来那个老板一夜之间消失了，什么也没给她留下，房子都偷偷卖掉了，没办法，她只好进厂打工。小女孩儿那时还只有三岁多，没人照看，她去上班了就把她锁在宿舍，让她自己玩玩具，下班了再带。结果发生了这事。我们把她从车间找了来，送孩子去医院。她和她妹妹一起来了，表示非常感谢，并要我们帮她保密，不要让欧阳厂长和老板知道，不然她就做不下去了。但孩子总不能还是那样关下去吧？我们帮她一起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建议还是把孩子送幼儿园，她买辆单车，早上自己抓紧点送去是可以的，问题是下午放学时厂里还没下班，没人接。经过我和龙老师牵线，一个当地的清洁工阿姨答应让她婆婆帮忙接一下，接到她家里，等孩子妈妈下班了去接回来，每月给清洁工的婆婆300元钱。”“就这样，我认识了那个女孩儿。她当时在车间踩高车。踩高车虽然工资高些，却是个辛苦活，她一个女孩子不怕苦不怕累，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女孩儿。我的家庭情况你也知道，我不能找那种袖子一甩一甩，虚荣浮躁的，而是要踏实勤快的。而且你知道吗？她也长得好看，并有一种劳动的美，看到她，我心里涌起一股感动和爱意。”“经过再三考虑，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本来想署名的，可是，想了想，还是没署，去外面丢进了邮筒。我是这样想，她一定能猜出是我吧？我与她姐妹俩一起吃了几次饭，我看她的眼神也好，说话的口气也好，都不一样，彼此好像也有意会啊。我还用彩色铅笔在信末画了她的像，除了我，谁会呢？可是，信发出去一段时间了，我没有收到回信，也没有其他任何方式的回音。我心神不宁了一些天，然后换了一种想法，心里才慢慢平静了，不再想这事了。”“你不是吧，我的傻表哥，”曾皓说，“你的疯劲儿到哪儿去了呢？都什么时代了？新千年了哦，你还在用写信这种方式，写信倒也没啥，还是个匿名信！你怎么不直接向她说？怎么不向她姐说？你看那些毛头小子，多勇敢，晚上在外面围墙边一个个把女孩儿死死地抱着，见了行人就当没见一样，相识几天就租房同居都是常事了。”“也许是落伍了吧，”刘羽说，“不过我也有我的考虑，我帮了她姐，就向她姐提这事，让人家怎么想？对她直说吧，还不是一样？也还真不大说得出口。另外后来我想，她是个辛苦的好女孩儿，应该有个好的归宿，而我是个命运多舛之人，我怕她和我在一起继续过苦日子。不能保证给人家一个好未来就别伤害人家。再说，我是想先做成点事儿出来，再解决个人问题。你看，民国时那帮人，梁漱溟二十五岁，胡适二十七岁，刘半农二十七岁，刘文典二十七岁，沈从文二十七岁，都成知名教授和文化名流了，而我们呢？”“她之所以也走了，说不定是等着你再有什么表示，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你离厂，伤了心呢。那她姐呢？是哪个？”曾皓问。“听说，她们后来打听过我。她姐也走了，好像嫁了个人。”“你总是心太软，要改一改。”“呵呵，好，好。”刘羽说，“下次一定不再错过，一旦遇上，手到擒来！”“哦，对了表哥，忘了同你讲，强子的姐出来十多年了，音讯全无。你外面熟人多，可以帮留意一下，万一有她的消息，千万说一声。就是燕子，曾燕。”曾皓说。“燕子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呢？好吧，我记下了。这么多年没见，都怕不认得了。”刘羽说。

曾皓好像不甘心似的，掉头又想从“三玲”那里得到些她们对表哥的印象或者相关信息。

吴春玲和向玉玲看法比较接近：表哥很厉害，人不错，就是平时话比较少，总像在想什么，一不说话就显得有点严肃。

于晓玲则说：“你表哥属于那种热水瓶型，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他什么都好，就是倔，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太直接，看似老实巴交的文弱里还潜伏着火药桶，惹急了就会爆发，也不管对谁。”“你对我表哥了解得倒挺到位的嘛。”曾皓笑说。“我是见证人啊，”于晓玲说，“他和原先那个ISO经理是死对头。有一回，他摔了ISO经理的电话。那时阿娇还没走，是ISO助理，向玉玲还是人事文员。阿娇这个人有点懒，该她做的事，能推就推给别人。公司固定资产统计和标识，本来归ISO管，ISO经理让她做，她却向经理建议给你表哥做，说她不会绘图，你表哥是绘图员。其实，那个示意图简单，用Word做一下就行了。当然，如果你表哥有空，帮一下也没什么，但你表哥那几天正在加班赶绘一批香港业务员的图，没时间，就同她说，如果Word不好绘制，就装个CorelDRAW，简单绘图一用就上手，可她还是说不会。也不知她怎么想的，可能是觉得ISO是管全局的，有权分派任务下去，也许是觉得美女给个活儿做，你表哥不会拒绝吧，可你表哥却没答应。她就同ISO经理说，经理就打电话给你表哥，仍然要他做，你表哥没等他话说完，啪地就把电话挂了。那个经理好大火，向业务部经理投诉，那时业务部经理是龙老师，龙老师了解情况后回复得轻描淡写，ISO经理又向欧阳厂长投诉，欧阳厂长说刘羽那里堆了一堆样板要画图，香港都同我说了这批图纸等着要用，你们需要他帮忙先别在这会儿，过些天吧。ISO经理才没话说了，也不再找你表哥。”“啊。还有吗？”“还有一次，欧阳厂长要你表哥写了首厂歌，厂里找外面的人谱了曲。那个ISO经理搞了个厂歌演唱大赛，要你表哥大赛时去台上讲讲创作这首厂歌的感受，感染一下现场。你表哥说不去，ISO经理说我请不动你，有人请得动你，我让欧阳厂长请你，就去找欧阳厂长了。欧阳厂长说，大赛是好事，但这个谈感受，要人家自愿才有效果，他既然不愿去，就算了吧。后来你表哥同我说：‘写厂歌，这是工作需要，至于谈感受，你让我怎么谈？我是个不喜欢说假话的人，写这个厂歌还真就只是件完成任务的事，你要我掏心掏肺说受了怎样的感动，抑制不住心中的创作激情？那不是骗人吗？当然，这个厂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很感谢，但一码事归一码事，你不能让我为此就信口胡说吧？都是聪明人，有些事大家心里都明白，何必做得太过，为了虚假的形式把人往尴尬境地逼呢？最重要的是我不是那种人！’欧阳厂长倒是个好厂长呢，听说也教过书，是教政治。后来欧阳厂长同我们吃饭时还说起这些事，说别看你表哥一个文人，还真是倔到家了，龙老师笑说如果不倔就不是刘羽了。”“唉，宏兴那么多靓女，我表哥怎么就不找一个呢？”曾皓装着无意地说。“他一点也没有找女朋友的意思。他说过他打工也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没这个内容，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有。”“哈哈，怪不得。”

曾皓觉得表哥没有隐瞒他什么，也觉得这于晓玲比那“两玲”显然有过人之处。

经过一段时间忙碌生活，曾皓理顺了工作，厂里的文化气象大有改观。原先荒芜的几处宣传栏都成了亮丽的企业文化视窗。接下来，比较大的项目就是员工俱乐部了。方案欧阳厂长和老板已经批了，把放杂物的饭堂二楼装修一下，添些设施就行了，施工的人很快就会进厂。建成后的员工俱乐部，可以看电影，可以唱歌、跳舞，可以打羽毛球、乒乓球，可以健身，还有图书室，能看书借书。这样，员工们有限的工余时间就不会没地方去了，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员工出去发生意外。

不过，厂大人多，员工关系方面有时倒会给曾皓带来一点麻烦。他只有多花心思，尽量妥善处理。

曾皓和唐丽虹保持着联系。原先打呼机很麻烦，现在都买了手机了，偶尔发发短信打打电话。

这天，唐丽虹同曾皓说，那家毛织厂要搬到广西去了，她不想去，毛织厂环境不好，她也想换份工作，不知曾皓厂里能进不？

曾皓说：“可以进，你平车很熟练，进来做车工倒是合适。”

唐丽虹欢天喜地，等结了工资，就找到了曾皓这里。

唐丽虹站在厂门外，曾皓从厂里往外走，老远就一脸开心地笑。

曾皓帮唐丽虹背背包，拖箱子，安顿好后办妥入厂手续，晚上去市场的大排档，点了几个菜，一边吃，一边聊。“也不带女朋友一起出来。”唐丽虹说。“没呢，一事无成，没人肯嫁。”曾皓说，学起表哥的口吻。“这么帅的靓仔，还怕没美女追。”唐丽虹说，眼神有点不一样。

曾皓心里跳了一下，换了话题：“你表姐呢？”“她们也不想去广西，原打算换个厂，现在回家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也是，打工挺辛苦的，尤其是你们一线工人。”

一聊话就多了，不知不觉，大排档铁架上的电视声音高了许多，原来吃夜宵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曾皓买了单，领着唐丽虹往回走，就像领着可爱的邻家小妹。

第六章

刘羽的愿望越来越明晰：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存点儿钱，有机会就找个可靠的女孩子解决个人问题，投入几年时间，扎扎实实写点东西。如果没遇上合适的女孩，这计划亦然，可能还好实施一些。他心里堆积的素材太多了。至于什么入编，什么高管，他都没兴趣。在不脱离现实的前提下，做自己喜欢的事，获得人身和精神的双重自由，是他骨子里无可改变的向往。

他一直感觉自己想做点儿事情，也一定能做成。但现在，他连放手去做的时机都还没赢得。他只能靠努力去赢取。

刘羽和阿涛在二楼的同一个办公室，但阿涛三四天也难得见一回。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张凳子，一个文件柜，桌上一部电话，两个文件架，一叠报纸。没有电脑。阿涛好像成天有事忙，在一楼值班室、办事厅等部门来来往往，有时还不知道去了哪里。要写工作计划或领导讲话稿了，就找刘羽。起先写好了交给他，他再给所长，后来要刘羽自己交，但所长更难得在一回办公室，阿涛就说，从门底下塞进去就行了。

在学校代课时，学校的公文是归刘羽写的，但现在内容不同，他不敢马虎，用心研究起这些公文的写法来。他翻阅了前任留下的那些文稿，又查阅了一些公文资料，掌握了一些常用术语和说法，如“讯问”、“笔录”、“帮扶”、“留置室”、“设卡”、“把警力放到路面”、“把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等。

办公室没电脑是个大问题。到写稿子了，刘羽就得去下面办事大厅用电脑。那里全是女孩子，偶尔才有男民警来，有的是办事，有的是插科打诨。有个青年民警总喜欢围着一个高挑儿的女孩儿打转，还做出挑逗性动作，那个女孩儿却不以为意，像洞庭湖的麻雀，没事儿人一样。刘羽喜欢与女孩子相处，却不是适合在女孩儿群中的那种。在一个女孩儿面前他只要愿意开口也很健谈，但在女孩儿群中，他就几乎没了话说，显得有些木讷了。所以那么多女孩子，他也没有与哪一个谈得比较亲近。他只是去用一下空闲的电脑，随便与她们说几句话，稿子写好了打印出来，就回办公室了。有时去一下值班室，看他们抓了人在那里，讯问的讯问，做笔录的做笔录。晚上呢，出去转转，回来就洗漱，躺在床上翻翻书，思考一点什么，睡觉。

有时晚上睡着觉，会被一阵惨烈的叫喊惊醒，他心里就不由一紧。第二天做笔录的邻铺告诉他，是抓来的人不老实就会打。刘羽就禁不住猜，那是个盗窃的呢，还是个打劫的？治安真的有点乱。有时他也莫名地、隐隐地有一种恐惧。他不由想起孙志刚，那个才毕业不久的湖北大学生，在广州被收容后活活打死，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他还算有幸，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有良知的人们正在愤怒声讨，而更多没有大学生身份的呢？曾皓曾向他提起过被抓的事，却说得很简单，不愿详说。但他看得出他内心的阴影。有一次，曾皓若有所思地问刘羽：“表哥，你说如果是我们那里搞改革开放，别的地方的人都去我们那里打工，我和强子会不会进治安队？”“完全可能。”刘羽说。“我们会不会打人，甚至打死人呢？”“完全可能。”“不会吧，我可没有那样的想法。”“你现在没有那样的想法，不表示真到了那种情况就不会那样做。”刘羽说，“我给你说个著名的案例：一名心理学家曾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把24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到了第六天就不得不宣告终止。原因是扮演狱警的人变得越来越暴力，对扮演囚犯的人造成了伤害，甚至以惩罚扮演囚犯的人为乐。所以说，问题不在人。本质上大善与大恶的人是极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本性差异并不是很悬殊的，人的内心潜伏着两只兽，行善与作恶，就看那一刻是哪只兽占了上风，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影响这‘一念’的，除了人本身意念的不确定性，环境因素非常重要。环境的短暂影响导致‘一念’式变化，长期影响就不只是‘一念’的事了。总之，能够管住人，让人趋于理性、公正、良善的主要有三双眼睛，一是自我内心道德；二是宗教信仰；三是社会制度和律法。前两者主要靠自觉，后者靠自觉加强制。这三双眼睛就像监控电脑病毒的软件，只要有一双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能避免邪恶的发生。因为前两者有很强的伸缩性和随机性，所以后者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前两者靠不住，后者也有问题，如对权力失去合理监管，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

曾皓想了想，表示赞同。

一日，刘羽吃了早餐去办公室，走到楼梯口时被两个穿防暴服的警察拦住，说一律不准上去，刚才有个人爬到楼顶要跳楼，被制伏了，不能破坏现场。他只好去办事大厅用电脑。办公室没电脑，办事大厅虽然有，他的工作却不是安排在那里，不能总待在那里，也就不能很自然地与她们打成一片。

刘羽用了一会儿电脑，去打印机拿两页资料时，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女孩儿在看一本《怎样找情人》的口袋书。他也算大跌眼镜了。心想隔代如隔山，他风华正茂还没老呢，现在这些小家伙的价值观真是摸不透了啊。他有时觉得自己身上似乎也有点儿当年胡适“新思想，旧道德”的味道，现在才发现其实现实已经远远走在他的思想前面，他再不快步赶上，就真是落伍了，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这是危险的。

在办公室，刘羽只能看资料、读书、思考，在纸上写写画画。离开办公室，他只能在周边转转，与个把民警或临时工聊聊。有个临时工也是湖南的，退伍军人，在这里专门负责抓人，不抓人时就没事做，又少言，窝在一处打瞌睡。有个民警，是当地人，知道了刘羽是个诗人、作家，说他也喜欢写作，哪天有空找刘羽请教一二。这两个人，就成了刘羽的朋友。

阿涛先把图书室的钥匙给了刘羽，方便他找书，然后又把档案室的钥匙也给了他，要他多去看看档案，更多了解所里的工作情况。刘羽就来到档案室，档案室显得比图书室旧很多，也小了一半，窄窄的屋子里，架子上满是大本大本的文件夹，落了或厚或薄的灰尘，正好散发着一股“档案”的气味，也比图书室多了一份神秘气氛。

刘羽小心地翻阅。里面有文件资料，也有卷宗，还有一些奖状证书之类的。他一连在那里待了三天。卷宗里记录了一些案件情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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