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剑桥,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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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历程（下）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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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卷（48册），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上、下册）
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上、下册）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文明进化之谜
大禹鸟田之谜
禹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中国民众心目中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据传，在舜时，实行“三岁一考功”的奖励制度，结果每次评出20人中，都有禹的名字，而且大家一致公认“唯禹之功为大”。历代老百姓称禹时，不直呼禹，而呼之为“大禹”，在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么个“大”字的，能有几人？
大禹之功，在于治水。帝尧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让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结果九年无成，被杀。后来，众人举禹治水，禹忧民之忧，当时禹初娶涂山女为妻，儿子启刚生下，禹耳听“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废土功”。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后人称赞大禹之功，认为：“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最应该表彰的是大禹之功，它的恩泽久远，如果没有大禹，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水中的鱼了！
禹之功不只在于治水，而且在于治水以后的发展农耕。据说，大水平定以后，大禹就“尽力于沟洫”。也就是致力于整顿河道，使之能适合于农业生产，并且“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说他亲自带领大家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开荒，种地，需要劳力，于是禹“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他要求由于水患而流离失所的乡亲们各归自己的“里闾”，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这是最重要的。
禹功成后，铸九鼎作为立国重器，象征九州康泰平水，富盛繁荣。而九州之中，禹亲自垂范发展农事的，要数会稽一带了，这就是所谓的“教民鸟田”。
大禹治水了结于何处？这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据传，禹治水毕，“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又说，“禹在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这就很明确了，大禹的晚年是在“江南”度过的，这个“江南”具体指的是“会稽”，即今绍兴一带。所谓“巡狩”云云，实际上是考察，是指导工作。掘司原迁掌握的资料，越王勾践就是“禹之苗裔”，“盖有禹之遗烈焉”。大禹的子子孙孙留在了越地了。
一些越地的地方志则写得更具体细致。《宝庆续会稽志》：“剡溪古谓之了溪，《图志》谓禹治水至此毕矣。”“了”，有完了，完毕的意思，“了溪”标志着全国治水可以“告功于天下”了。《嘉泰会稽志》：“禹疏了溪，人方宅土。”宅于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那是要有条件的，至少要征服洪水，大禹做到了这一点。《龙宫夺碑》：“沧海之隅，会稽巨泽，惟禹之功，人生始籍。”这也是讲大禹为世居于“会稽巨泽”边的人们创造了安居乐业的条件。《越绝书》称：“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多茅山为会稽。”与《史记》上讲的差不多，只不过把茅山与会稽串连了起来。
种种迹象表明，大禹在越地的确做了不少事，而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教民鸟田”了。《越绝书》上说：“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这是讲大禹的为人和业绩。大禹为了使广大百姓“居之者乐”，而甘愿当“为之者苦”，于是，就着手“教民鸟田”。何为“教民鸟田”呢？这倒要花一番查考才能搞清的。
关键是要搞清何谓“鸟田”。原来，在古代“鸟”与“岛”可互代。《尚书》中说到“岛夷”，在《史记》中都写作“鸟夷”，《辞经》的解释为：“古岛字写作鸟，读为岛。”大禹的“教民鸟田”，实际上应该读成和写成“教民岛田”。通俗地说，就是把“岛”开辟成为“田”。
古越地的会稽山下，有那么多“岛”吗？有的。地质学家证明，在当时的会稽山下有众多大小不等的沼泽平原，从南向北缓缓倾斜。南部高度可达十余米，北部沿海地带只有1～2米。平原内部除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外，还有数百座崛起于深厚的冲积层上的孤丘，也可称之为孤岛的吧！这些孤岛原来是无人去耕种的，耕种后能收多少也是个问题。现在，踏遍了九州大地的禹发出了声音，一定要把荒岛变成良田。
大禹教民在孤岛上种植稻谷。由于这些土地都是生荒地，还没有经过施肥变成熟土，大禹就让大家采取古代沿用的种一年养一年，种一丘荒一丘的办法，实行轮作制的耕作方法。《越绝书》上说的“小大有差，进退有行”，指的就是轮作制。轮作过程中哪块地该进，哪块地该退，都得有个顺序，大禹是有经验的，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古越民在大禹的率领下，“获鸟田之利”，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大禹要他们“莫将自使”，即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把“鸟田”实验推广开去，《越绝书》写道：“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是说，越地海滨的老百姓，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鸟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后来，海潮后退，一个个的孤岛联在了一起，成为万顷良田了。可见，大禹对于古越乃至全国发展农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越地人民是不会忘记大禹的，他们用种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越地人民在山阴县西北约45里处建造了禹庙。在会稽县东南七里处建有禹祠。在会稽县南12里处建有大禹寺。在会稽山上有大禹陵。另有禹穴一处，疑为大禹墓地，当年司马迁就“上会稽，探禹穴”。后有人说，禹穴为大禹藏书处。
另外，还有传说中大禹用过的石船、石帆、铁履、铁屐。还有大禹的硅璋璧佩，还有禹剑，还有禹井，禹饮泉，都是为了纪念这位远古时代的伟人。这些，也可看成是对大禹“教民鸟田”的一种回报。
男女比例失调之谜
有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化石作了统计，发现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于是各种猜想纷然而起，有的认为这是人类杀婴恶习所致，有的认为这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有的还认为这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究竟原因何在？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在写到新石器时代氏族人口数量推测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注意到了一个现象：男女人口的失衡，不是一般的失衡，而是严重的失衡。《通史》首先对半坡类型的史家村遗址进行统计研究，能确定的成年人为665人，其中男性为441人，女性为224人，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成年男女的比例为1.97:1。元君庙遗址能定性别的成年人为152人，男性为91人，女性为61人，男性占59.9%，女性占40.1%，成年男女之比为1.49:1。两地成年男女平均比例为1.86:1。《通史》又对刘林遗址作了分析。刘林第二次发掘了145座墓葬，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是121人，其中男性为67人，女性为54人，男女比例为1.24:1。邳县遗址发掘27座刘林期墓葬，成年男性14人，成年女性为9人，成年男女比例为1.56:1。两地成年男女之比平均为1.29:1。《通史》在分析时排除了自然因素，因为作者认为，不管任何历史时期，男女出生率基本相同，男女儿童人数应当相近。《通史》还排除了原始社会不同时期种种社会因素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因为半坡期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而刘林期处于父系氏族时期，两时期同时都男女比例失调，这正好说明这与母系还是父系无关，至少无大关系。《通史》以并不十分肯定的口吻道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半坡类型妇女除和男人担负着至少是同样的繁重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外，在当时医疗水平低下情况下，生育和抚养子女损害了健康，甚至夺走了她们的生命，无疑，是妇女较男人衰老得更早更快，和活到较高年龄愈来愈少的主要原因。元君庙半数以上妇女死亡于15～30岁的事实，应是这一解释的重要根据。刘林期和半坡期成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差异，或许和妇女劳动条件及妇幼卫生的变化有关。”
这个解释显然是勉强而软弱无力的。人类离开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繁重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不变”，“生育和抚养子女”不变，可为什么男女比例失调基本上不存在了呢？以这两条作为理由，至少是不充分。
知原先生根据近十多年的新发现，对男女失衡现象编制了一张统计表：（见《人之初》）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很显然，这里列举的材料更全面，从中也反映出了地区性特征。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性比稍低，平均值为1.35:1黄河中游附近地区性比值稍高，平均值为1.74:1；黄河下游山东地区性比更高，平均值为2:1。但男性普遍地多于女性是一致的。
知原先生认为造成性比例失调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也会有食物方面的原因。食物对男女性别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多食碱性食物生男孩的可能性比较大，反之多食酸性食物则生女孩的可能性比较大。碱性食物一般包括在各类蔬菜、水果、茶叶和海藻类中，酸性食物一般指鱼类、肉类、虾蟹、鸡蛋、谷物和豆类。人类在早期总体上讲还是蔬食群体，因此自然生男比生女多了。
知原先生认为，杀婴，尤其是杀女婴，更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达尔文曾经注意到原始部落中异常性比例问题，他进行调查后发现，南太平洋纽西兰人男女性比例为1.4:1；印度托达人为1.3:1；夏威夷考爱岛和瓦胡岛人为1.2:1，达尔文经分析后认为，杀婴可能是异常性比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人类原始及其类择》中说：“谋杀婴儿之事，在世界极大规模内通行之，不受非难，其中尤以杀女婴竟认为对于部落有益，或至少亦无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可能出于这样的观念杀婴的。
一些学者还认为，生活艰难导致妇女妊娠性比例偏高，这样，出生比例高了，男性自然会多于女性。还有，从自然死亡率讲，女性也会高于男性，这样日积月累，男多女少现象也就出现了。更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认为原始宗教是倾向于以女童牺牲献祭的，在我国黄河流域史前居址的灶坑、墙基、墙壁中都见到过为奠祭而杀殉幼童的尸骨。当然，这些都仅仅是一种猜想，要真正解开男女比例失调之谜，还有待时日。
“七日纪日法”之谜
七日纪日法起于何时？何地？这历来是个众说纷纭的议题。有的说，它起源于古罗马，后来才渐次传入中国的。有的说，七日纪日法与《圣经》有关，那上面不是明明写着七日为一礼“拜吗”？有的说，中国正式定七日为一“星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之前一直是十进位的。是这样吗？看来，对“星期”一词的发明权的所属问题，是大可讨论一番的。“星期”一词的字面解释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它指的是“星”的运行“周期”。我们的先民要干的事很多，但总括起来也就不外乎两件事：一是在地上无休无止的劳作，与大地打交道，还与人打交道；二是与老天爷打交道，而老天爷又具体化为每个人头顶上的那片苍穹。太史公司马迁说过，“自初生民以来”，人们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一面是观察，一面又是思考，力求“绍而明之”——也就是把其中的道理搞明白。
也许，对初民来说，初始的“仰则观象于天”是随意的，无所用心的。一到晚上，初民们少有娱乐活动，于是一大“功课”就是仰观于天。看月亮，看星星，看个没完没了。起先是不会有什么心得的，后来观察久了，就心领神会了。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天上与地上是一体的。地上有官，有民，那天上也该有官，有民的吧！于是，从中国的远古时代起，就有了“天官”之说，司马迁根据远古的传说和一部分史料，写下了《天官书》一卷。“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日天官。”（《史记索隐》）
我们的古人分出了官与民以后，又想：地上的官有大有小，天上的官也应该是有大有小的吧。当时“仰观”的能力不强，只能挑大的。挑来挑去，最后挑中了“动者七”，也就是用七个大星作为示吉凶、计时日的工具。张衡说得明白：“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君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将七星来“象事”，这本身就说明“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七日纪日法起于罗马。张文彬在《寻根探源》一书中说：“一星期七天的记日法来自罗马，它是根据月相变化而定的。从朔日到上弦、望、下弦，正好是七天。……公元四世纪，七天纪日法传入我国。”这话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观念上讲，西方有七日纪日法，不等于说全世界的七日纪日法都得归源于西方。其实，罗马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月相”，而我国的七日纪日的依据是“动者有七”，就是按七星之运动规律定下的，按理说，我们的七日纪日更精确、更科学些。说到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国更是说不过去的。张衡是汉人，他早就说过以“动者有七”以“象事”，说明以七日纪日是古已有之的，而况张衡所说不仅是当时的情况，而是指他那个时代的“古代”。可见，“星期”不是“泊来品”几乎是肯定的。
至于西方的“礼拜”，更是与中国的“星期”风马牛不相及的。《旧约》的“创世记”中说，神第一天将白天与黑夜分开，第二天创造了水、空气，第三天创造了大地、万物和大海，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群星，第五天创造了飞鸟、走兽，以及水中的生物，第六天创造了人，“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到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歇了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七天纪日是建筑在神学的基础上的，与中国的“星期”只是形似而已。
有人以为，中国的七天纪日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停在观念形态上，与实际生活没多少联系。不是的。可以说，七天纪日是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生活之中的。阴阳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它又与以七计数紧紧地揉合在一起的。《易·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这不正是七天纪日的明证吗？中国民俗中的“做七”，就其传统来说，也是很古老的。《魏书》中就有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次的记载，而这一做法是传之于远古的。
当然，“星期”的制度化规范化那是近世的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成立“学部”，袁嘉谷筹建编译图书局，任首任局长，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统一编写全国各种教材，并统一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把七日一周定为中国传统的“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依次，周而复始。“星期”的提法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又与国际的“七日一周”制相接轨，因此，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
“东山陆桥”之谜
现已知台湾最早的人类是发现于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距今2～3万年前的“左镇人”。台湾最早的文化为发现于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距今约3万年前的“长滨文化”。人们不禁要问，“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源头何在？如果说，这些远古人类和远古文化来自大陆内地的话，在当时尚未发明水上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原始人类是如何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岛的呢？“左镇人”化石有顶骨和臼齿，共5件标本。“左镇人”化石中的右上臼齿齿冠宽10.5毫米、厚12毫米，较湖北长阳的早期智人化石小，比现代中国人大，大致与广西柳江的晚期智人接近。右下第一臼齿很接近福建清流县狐狸洞发现的“清流人”。看来，“左镇人”“清流人”“柳江人”均属于我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基本相同，存在着共同的起源，是从华南的直立人元谋人经早期智人阶段演化而来的。“长滨文化”出自八仙洞的海蚀洞穴中。在海拔104米的乾元洞中有20多件大型石制品，年代在15000～30000年之间。在海拔70米的海雷洞中有100多件石制品，还有少量骨角器。在海拔20～30米的潮音洞中，共采集到3000多件石制品和100多件骨制品，距今约5000年。那里的大型石器的原材料采自八仙洞附近海滨的砾石滩，主要用锐棱砸击法生产石片，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单面加工为主，打片后的石核略加修改便成为砍砸器。
利用砾石加工成大型石器是华南旧石器时代的特点并延至新石器时代。锐棱砸击法生产石片则起源于贵州省水城市硝灰洞。骨角器也是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些都雄辩地告诉我们，台湾的“长滨文化”之源在华南。
考古资料证明了：台湾的最早人类来自大陆内地，台湾的最早文明也来自大陆内地。
问题在于：浩浩海峡，把大陆与台湾阻隔，在当时尚未发明渡海的水上交通工具的远古时代，大陆人类怎样走向台湾、大陆文明怎样传向台湾的呢？
这要从海平面的变迁谈起。
地球从200万年以来，一直处于冰期和间冰期的反复交替中。当冰期到来之时，海洋中大量的水蒸发变为冰聚积在陆地上，这样，海水明显减少，海平面不同程度地下降。在新生代第四纪时，欧洲和美洲北部都被冰雪所覆盖，大海水位大幅度下降，距今二三万年前，大海水位至少下降了40米。
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那个时期，如果台湾海峡的某些部分水深大至在40米或40米不到，那由于海水水位的下降，台湾海峡的海底可能成为“陆桥”，当时的大陆人就可能脚踏“陆桥”，从大陆走向台湾。
这条“陆桥”终于找到了。据测，台湾海峡水深一般在100米以下，有四分之三海域水深小于60米，但也有部分水深只有三四十米的，那就是台湾浅滩、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这四处水深都在40米以下的部分刚巧连成一条线，横亘在海峡中间，成为连结大陆和台湾的一条陆桥，这就是今人所称的“东山陆桥”。
看来，台湾最早的人类就是从“东山陆桥”那里迁徙到台湾去的。“东山陆桥”的存在是客观的。上世纪80年代，在陆桥两端发现了形体相似的人类化石，还发现了大量同种同类的哺乳动物化石，这就雄辩地说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陆桥”成了两岸往还的惟一通道。
黄铜冶炼之谜
在姜寨半坡型遗址的一间房子里，非同寻常地发现了一块残黄铜片。这可以说是“中华第一铜”，可以看成是人们认识金属的肇始，而它的时间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
当然，这只是一种肇始，它并没有真正进入原始人的生活领域。只有当人们用铜制作某种器具，尤其是制作某种生产用具时，人类才真正跨入了所谓的“铜石并用时代”。
铜和许多其他金属一样，一开始就以美丽的光泽吸引了我们的祖先。而铜的特有延展性、耐用性和不易破碎的特性，又在我们的祖先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因此，人们总是把铜的发明权奉献给了历史上的伟人、圣人。中国的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正是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的反映。
其实，最初始的铜的发现也许只是一种偶然，发现和发明冶铜的也不是什么伟人、圣人，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姜寨铜片就是一个明证。姜寨的残黄铜片是在一家普通的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也许，房子的主人只是原始公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他在采集植物或狩猎过程中，发现了含铜量相当高的一块铜锌矿石，于是带回家去，利用炉火加以重熔，就成了中华大地上第一块人工加工过的黄铜片。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的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如果说姜寨发现的那块残黄铜片具有某种偶然性质的话，那么，一二千年以后龙山文化遗址中展示的铜器和铜炼渣，则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犁耕的出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质量，还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石制工具和用具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极致。石制过程中的切割法和管钻法技术广泛应用，磨制成为制作石器的必然步骤。但是，石制物品的天然缺陷——笨重，不够锐利，无法通过广延改变自己的形态——限制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石制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已经到了它的顶峰，易言之，也到了它的末路，人类在跨入文明社会之前，需要有另一种性能比石器更好的物品属类来辅助石器。这样，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具有某种必然性了。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铜器被相互之间没多少联系的原始人普遍地发现和发明了。可以说，那时黄铜已是满天星斗了。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了两段残铜锥。两段残铜锥发现于两地，而且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其形状和粗细程度相像，粗口大致能对接，成份也相似，可见其为同一物件的断残物。
山东诸城呈子的残铜片。
山东栖霞杨家圈的一段残铜锥。杨家圈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在杨家圈还发现了一些炼渣和矿石碎末。
山东日照尧王城发现有铜炼渣。
山东长岛店子发现有残铜片。
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一件残铜器片。
河南临汝煤山发现的炼铜坩埚残片。这些坩埚残片分别发现于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固化铜液，有的有好几层，最多的有六层。可以想见，这些坩埚是多次使用的。
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这是墓葬随葬物。铃高2.65厘米，横剖面呈棱形，长6.3厘米，宽2.7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有一孔。在铃外还包有布，可见对此铃是十分珍视的。
河北唐山大城山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孔方法一致。
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发现有铜锥、铜手镯。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有不少铜块。
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多处发现远古铜器，种类有刀、锥、匕、指环、斧、镜等。
这是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时期的文化状貌的一个侧影。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过人工加工的物品，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
上述来自远古的遗物告诉我们，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的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冶炼技术，坩埚的发现证明当时人已经为冶炼发明了特殊的冶炼工具。从现在看到的原始黄铜是铜、锌合金，专家们一致认为，它不可能是原始人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而应是利用铜、锌氧化共生矿矿石在木炭燃烧下冶炼出的产品。
这些来自远古的铜器遗物还告诉我们，这时铜已经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但范围很有限，而且只是一些小件手工器具，挑起大梁的还是石器。在原始铜器中发现了不少铜锥。《管子·海天》将锥与斤（斧）、锯、凿并列为古代人的四大工具，锥的进入生产领域应该看成是一件大事。此外，铜器还有以斧、刀、匕等形态出现的，这也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黄铜也被远古的人类用来作为日常用品的，如镯、指环、镜等，也有制成乐器的。这证明，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不过，由于当时的冶炼技术还十分低劣，黄铜的坚韧度、硬度都还比不上石质器具和骨质器具。这种种弱势，决定了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唱不了主角。
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在范文澜著和郭沫若著的《中国通史》中，以及在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编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中，都没有提到铜石并用时期，只有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专列“铜石并用时代”，并标出时间概念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是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的一个过程时代。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妥当，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良渚人耕耘之谜
良渚文化所在地在古扬州境内，《吕氏春秋·有始览》：“东南曰扬州，越也。”史传太伯奔吴，越人为夏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越地江湖甚多、物产富饶，无佘的后裔们在这原称为“荆蛮”的地方，发展了稻作农业，开拓了一片文明的新天地。在良渚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犁，正是稻作农业相当发达的反映。
正当黄河流域的耕作农具长期徘徊于石铲、石耜、石锄的时候，后起的被称为“荆蛮”之地的越地，却跳跃式地从锄耕农业一下跃进了犁耕农业，为我国的稻作农业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告诉人们：早在距今4000来年前，吴越地带的先民已经十分普遍地使用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由于这些农业器具的运用和推广，使这一带的农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大约为40°～50°之间，两腰有刃，中部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15厘米，大者长近50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在制作上，应当说是十分精巧的。
这种石犁确切地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这种犁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才能真正工作。犁床由两部分构成，下为垫木，上为木板，石犁头嵌装在二者之间，在穿孔处以木钉固定，而石犁仅刃部外露。这样安装是为了保护石犁，使其不易折损，又便于更换犁头。另外宽大的木犁床在水田中有一定浮力，耕作时更方便更省力些。犁床又与犁柄相连，其上装有长辕。
同以往锄耕农业相比，犁耕可以节省体力，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良渚文化地区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他杂草，要把这些土地辟为农田，必用犁铧及破土器，才能将芦苇的根部挖除，杂草也才能斩草除根。再说，土地经犁翻耕后，土壤松软，减少了病虫害，对地力的恢复极为有利。犁的出现，为开垦荒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也为条播和中耕技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犁对于农业之功可谓大矣！
有了犁，就有犁耕，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犁耕的牵动力是什么？这方面答案并不相同。
郭文先生编著的《文明的曙光》一书断言，“最初的犁是由人力牵动的。”不少相关著作几乎都这样认为。有些史著还作了充分的想象，认为当时的犁耕一般是由一人扶犁把，两人用绳索在前面牵引。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的。在犁发明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来。但是，实施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一定会发现，这样三个强劳力的犁耕，还比不上三人独自操作的耒耜耕作效力高。实际上，如果坚持以人力牵引，犁耕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了。
应当说，犁耕本就是为畜力牵引耕作而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资本论》）可以相信，这一“最古老的发明”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
水牛在南方的驯化，至少已经有了7000年的历史。在彭头山文化遗址，就发现了完整的水牛骨骸，虽然学者难以据此判断是肉牛还是役牛。在江苏吴江梅堪遗址还出土了7具完整的水牛头骨化石。在附近太湖流域也发现了不少水牛遗骸。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如此热中于牛的饲养，难道只是为了食用吗？牛的力大无比，牛的温驯（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要发牛脾气），本身就为它的成为耕田的牵引力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良渚文化和吴江等地的古文化同在太湖流域，他们有了几千年的养牛史而不知将牛用于耕耘，那实在不可理解的。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良渚地区石犁的出现，已足以说明时人使用畜力牵引耕地了。
附带说一句，这畜力可能不仅指牛，还可能指犬。在良渚石犁中，最小的只有15厘米长。如此小巧的石犁显然是不适宜于牛耕也不适宜于人耕的，惟一可作解释的是以犬来牵引石犁，可名之为“犬耕”。
塘底巨大洞窟之谜
浙江凤凰山南麓有座低矮的小山包。登上此山包南望，只见江水滔滔，风光无限。山包的临江处，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大小不一的许多方形水塘。这些水塘深不可测，即使在大旱之年也不见浅，俗称“无底塘”。就在这“无底塘”下面，埋藏着重重叠叠的谜团，有待人们去解开。“无底塘”只是一种久远的传说，它究竟是否真的“无底”？谁都说不清楚，长久以来，恐怕谁都不想去弄个水落石出。
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偏有人想对此弄个明明白白。小南海石岩背村的四位村民突发奇想，集资一万多元，借来四台水泵，想抽干池水，看看池底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抽水抽到第四天，水平面才开始向下伸展。第四天晚，从池的左侧出现了向下伸展的台阶。
抽水抽到第九天，水平面上突然显露出了两个鱼尾状石柱。
抽水抽到第十七个昼夜，才将一个“无底塘”彻底抽干了。“无底塘”下竟是一个人工开凿而成的、由四根巨大的柱子支撑起来的大洞窟！
如果一个方形水塘就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洞窟，那么，在这里，这样大大小小的洞窟至少有二十四五个。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气势恢宏、构造奇特、谜团丛生的石窟群。
这是天然石洞吗？不是。石窟的四壁，平整笔直，棱角分明，凿痕鲜明。窟顶一无例外地呈45度斜角展开，从约20平方米的洞口向下倾斜。洞顶、洞壁相接处呈弧形展开，凿痕均平如刀削，纹理匀称细密，道道凿痕整齐排列，极像是机械加工而成。然而，在远古时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械手”的。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石窟都是一个设计。石窟大小不一，但基本格调都是一致的：有一个20来平方米的洞口，缘阶而下，才是石窟本身。石窟本来并不存在，经人工开凿才成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样子，在开凿过程中，保留了大小不一的四五根柱子。柱子小的外围一米都不到，大的则四五个人才能合抱。洞口一律向南，或西南向，这样太阳一出来，阳光就可以照到洞内了。洞窟小的有数百平方米，大的有上千平方米。在每一个洞窟内，均“半砌半凿”出一个深5～6米、面积在20余平方米的“水池”。此“水池”除了食用外，更有何用，不得而知。
从“无底塘”石窟的古拙神秘的石刻图案看，这是远古人类的居住处。在石窟图案中，分别雕刻着一匹马、一只鸟、一条鱼。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取自水（鱼）、陆（马）、空（鸟）三维的生活资源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一般来说，马的家养还是比较晚起的。在南方的浙江而不是在黄河以北，发现马的石刻图案，是否意味着当时马已被南方人熟悉了呢？至于在洞窟中见到的石壁上长达数米、深达5厘米的发散状线条图案代表着什么一个意思，恐怕只有居住过一种洞窟的原始人自己心知了。
这里还有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谜团。
谜团之一：为什么这些洞窟深深地埋在“无底塘”的水下呢？是原先埋在水下的，还是后来由于某种变故而埋入水下的呢？看来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后者。人非鱼类，怎能入水而生存。再说，如果当时就在水下，何必还要在石窟中凿一20来平方米的水池呢？
谜团之二：这些原始人是始终住在这些洞窟中的呢？还是在平时上另有住处？只是在有某种特殊需要时才进入洞窟的？结论也该是后者较为实在。但是，在附近的考古证实这些结论前，假设只能是假设。
谜团之三：现在，在“无底洞”诸多洞窟中，只在其中心部位开启七个石窟。这七个石窟离开或远或近，有些相邻的石窟壁距竟只有半米。这七个石窟排列十分神奇，呈北斗七星状。这以地文印证天文的现象，又在说明着些什么呢？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人面鱼纹盆”之谜
渔业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庖牺师蜘蛛而结网”（《抱朴子·对俗》）、“芒作网”（《世本》）、“蛛蝥作网”（《吕览·异用》）等种种说法。当然，上述那些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真正学会结网的应该是人自己。从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也许能给我们传递人类渔业生产活动方面的某些新信息。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这里不像江南一带一样有着密集的河道，但是从出土的种种材料看，他们对渔业有着十分浓郁的兴趣。在他们发明的举世闻名的彩陶上，绘有鱼、鱼纹、鱼网。甚至可以说，鱼纹是半坡的标志。在众多鱼纹陶制品中，“人面鱼纹盆”是最有名的一件。“人面鱼纹盆”的图案是这样的：在该盆内底部绘有一条大鱼，鱼旁绘有人的脸型，有趣的是，人脸上的两耳是以两条鱼来表示的。两条鱼的鱼嘴正对人的双耳穴，好像是要游进人的耳中去似的。人面的嘴微张着，两条鱼从嘴角的两边插入，似乎要游进人的嘴中似的。人头下部的空间中也隐隐然有鱼在跃动着。人的头上戴有尖顶的饰物，仔细辨认其实也是一条鱼，但又与一般的鱼形不同，给人以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应该怎样读解这“人面鱼纹盆”的图案呢？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有种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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