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基业梦—江西共青城垦荒创业六十周年纪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余玮,杨行山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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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基业梦—江西共青城垦荒创业六十周年纪实试读：

共青城，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城市，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垦荒者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几代共青人发扬着“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垦荒精神，实现了共青城的崛起。今天，共青城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成为青年创业的热土，托举起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成为团中央命名的“全国青年创业基地”。

1955年11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受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到这块沼泽滩涂地看望青年志愿垦荒队员。2015年，共青城垦荒创业60周年，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值此，江西省共青城市委组织我和当地知名新闻人杨行山就共青城的历史进行挖掘，对共青精神进行再梳理。长吁一口气，《万世基业梦》总算画上了句号，这厚厚的书稿摞在了面前，即将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阅。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风风雨雨的非常岁月……这些章节中，可以看到老垦队员们当年到这块热土奉献的身影。正是他们用实际行动宣告自己是有担当的一代，以责任与担当完成“成人礼”。他们激荡青春的岁月，成为共青城永恒的封面。

不倒的红旗、市场搏击中“赶考”、赢得先机和生机的背后、有一种精神叫共青……这些章节里，或许你能读到年轻的共青那不失传奇的历史细节。一个个片断，能让我们缓缓走进那或远或近的历史，走进了那个从未逝去的特殊岁月。当年那非常岁月，共青人凭着一种信念和精神坚持下来，着实为我们所敬佩。

二次创业的红色热土、注意力在这里成为经济、红土地上赢得出彩、青春之城的追梦……这几个部分，读到了创业的激情，读到了红色的传承。一代代共青人的努力创造了今天的共青，实现了共青的华丽转身。在共青人的血管里，永远流淌的是创业创新的血液。共青人，60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创业者的路、改革者的路、一条风风雨雨没断过的路。欣慰的是，在改革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在中央正倡导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共青人仍然秉承那种红色精神砥砺前行。

非常荣幸，我能有机会一次次踏访这块红色的土地，零距离接近那一位位浑身是故事的老垦们，能有机会走近仍然在这块承载荣光与梦想的土地上挥洒自己心智的新一代创业者，与当地记者型作家杨行山合作撰著这本“共青城创业史”。

60年的记忆里，共青人有太多的记忆与荣耀值得珍藏。《万世基业梦》这本书全面记述了共青的来时路与正在铿锵前行的征程。或细或略的文字，或远或近的照片，回放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与今天，更是一种精神的承传。时代在变，精神永恒！顺着这本书的内容，缓缓走进历史，走进了那个并不如烟的红色往事，走在追逐新跨越梦想的征途上。

60年的创业，60年的荣光。今天，共青城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正秉承共青人与生俱来的创业精神，坚守共青人血脉中始终如一的创业创新情怀，向技术创新要实力，向管理创新要活力，向文化创新要动力，满怀豪情地为实现中国梦书写必将更加壮美的新篇章。

感谢历史，感谢时代，感谢为这块土地的发展做过努力的所有人，是他们书写了一个红色传奇。

是为序。2015年11月3日0：26于北京

北纬29°18′，东经115°45′。北倚庐山，东临鄱湖。

60年前这里是杳无人烟的荒漠滩涂，不知名，甚至没有名字。60年后这里矗立起一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现代化新城。这就是共青城。

共青城，在全国的地图上并不显眼，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一页。一进入江西境地，似乎无人不知共青城。走在街上，坐在车上，说起共青城就连贩夫行者也无不津津乐道。共青城虽小，面积只有200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多万，但上至总书记，下至平民百姓，都深情关注，镌刻心底。共青，即为精神象征！

这里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这里不仅还留有许多当年的青年垦荒志愿者，而且还是与共青结下不解之缘的胡耀邦长眠的地方……“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每年，江西省共青城市的一些党员干部都会来到耀邦陵园，重温入党誓词，面对汉白玉墓碑，做出牢记宗旨，始终践行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庄严承诺。这样的场景，在共青城司空见惯。第一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经历是人生的硎石，生命的锋芒在磨砺中愈发闪光；经历是人生的煅炉，生命的抗性在烈火中愈发坚韧。经历就是体验，经历就是积淀。没有体验就没有生命的数量；没有积淀，就没有生命的质量；人生的真谛在经历中探寻，人生的价值在经历中实现。——写在前面的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个人的梦想与时代的使命相碰撞，在历史的车轮下淬出火花，并由此引发的星火燎原之势，或许连预言家们也无法预想！

如何界定和评判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垦荒运动？研究学者们认为，这是由一批有着为国分忧情怀的热血青年发起的爱国运动，既是一部人民群众向贫困宣战的垦荒史，也是一部人民群众创造奇迹的艰苦创业史，更是中国有志青年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史！

当年，上海青年在北京志愿垦荒队员们的带动下，满怀一腔青春热血地成立志愿垦荒队，放弃大上海的都市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西革命老区的鄱阳湖畔，扎根于罕见人烟之地垦荒，从此一代代新老共青建设者们筚路蓝缕、前赴后继、逆风前行，铸就了世人瞩目的“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精神。

艰苦创业、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是共青精神的思想基础。60年前，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大量人口失业，粮食等食品严重短缺，党中央号召祖国各界青年志愿者到边疆去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以陈家楼为代表的一批上海热血青年，当了解到国家的困难时，毅然向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血书，要求组织上海青年去垦荒，为党分忧，为国排难。陈毅同志赞赏他们“帮国家挑担子，帮我陈毅挑担子”。正是有了这批团员青年心系天下、勇于担当的胸怀，才有了共青城的诞生。

60年来，他们栉风沐雨、艰苦创业，百折不挠、开拓奋进，最终在鄱阳湖畔昔日的荒滩芜洲上，建起了全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共青城。今天的共青城，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部垦荒创业史中最精彩篇章之一。（一）联名的请愿血书

60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60年；60年一个轮回，一个轮回60年！60年前，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青年们，他们的梦想，他们的使命，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与一个时代的命运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年，上海青年志愿发起的垦荒运动，不仅是抱着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国家粮食供应困难、为国分忧的想法发起的，而且还有着极其严峻且错综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历史背景。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作为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还有全面经济封锁，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谓是百废待兴、举步维艰。当时的国内形势则是：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及大办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针。但是，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遭遇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农业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粮食的短缺已经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并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同时，城市人口却在大量增加，城市已经被就业和粮食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更是面临重重困难：国民党当局飞机的轰炸，不法奸商、敌人特务的破坏，特别是由于原料短缺而导致的工厂开工不足，造成了大批人无法就业；1954年的大上海，人口共有500多万，仅失业、失学的青年就有30万左右。为此，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文化广场的万人大会做报告时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大困难，上海是国家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个包袱，我陈毅一个人背不起，希望广大党员、人民帮我背，特别是希望青年人帮我背。”当然，这只是当时新中国内忧外困的一个缩影。

陈毅市长考虑的是如何帮国家背起上海这个大包袱，上海青年也在思考如何帮上海市减轻就业压力、粮食短缺问题。青年团中央则是站在全国角度，考虑的是如何组织具有家国情怀优良传统的青年们建设好新祖国。

1955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此行，对苏联共青团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做了考察。6月24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报告对苏联垦荒的规模、垦荒的物资、垦荒的人员、垦荒的组织、共青团在垦区的工作和垦区的生活状况、建设“共青城”等情况做了介绍。根据苏联的经验，报告提出了“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的意见。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考价值”。由此，青年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展垦荒活动。7月，青年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要求“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可谓是爱国青年早立志！1955年8月30日下午6时，首先响应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号召的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一行60人，出发前往北国边陲黑龙江萝北县……这一消息如同一颗炸弹，第一时间在上海引发强烈的震动：早已热血沸腾的上海青年再也坐不住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更是摩拳擦掌、冲在了前头，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陈家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高二辍学在家的陈家楼已是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联二次代表大会，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荣誉感和作为青年积极分子的责任感。在看到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和电影《第一个春天》，讲二战胜利后苏联青年如何到西伯利亚垦荒，并建设出一个“共青城”的故事后深受启发；当听到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正在号召各界青年志愿者，到边疆去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的消息后，陈家楼更是坚定了一个念头：学习苏联青年去垦荒，也要在中国建立一座共青城。

陈家楼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连写了两封请愿信给相关部门。等不及回音的他，随后又和十几名青年积极分子联名，直接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中国的共青城。陈毅收到陈家楼等人的信后，亲自接见了他们。让陈家楼等青年代表没有想到的是，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陈毅，竟然是如此平易近人。在陈毅市长的办公室刚一落座，穿着褐色中山装的陈毅市长一进门就摘下了墨镜：“谁叫陈家楼？”

陈家楼赶忙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陈家楼。”

陈毅市长接着问：“你什么文化？”

陈家楼回答：“高二。”

陈毅市长热情地招呼陈家楼等青年代表坐下，又将自己的椅子往陈家楼他们身边拉了拉，坐下，亲切地与陈家楼他们交谈，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扬，陈毅市长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要批评你们，刺破手指写血书不好，得了破伤风怎么办？”

见陈家楼等青年有些不好意思，陈毅市长又安慰他们说：“你们要求去垦荒，可以说你们是帮国家挑担子，是帮我陈毅挑担子。你们参加国家建设是件大好事，但是到边疆去，不是上海市政府能办得了的事情，要报请中央批准。大家去垦荒就要吃很多的苦，会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你们想过吗？你们怕吗？”“不怕！”陈家楼等异口同声地回答。见此，陈毅市长非常高兴地告诉他们：“我马上就要到北京去，我一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陈家楼他们都知道，陈毅市长很忙！秘书本来说好只给他们5分钟时间谈话，到了时间就打铃提醒他们，结果那次陈毅市长却和他们聊了半个小时。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听了陈毅的汇报很高兴，在与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商量上海青年垦荒一事时，毛主席考虑到上海青年都是南方人，如果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垦荒会水土不服，便建议让上海青年到安徽去垦荒。周总理提出江西是革命老区，当年为革命战争大批青壮年参军牺牲了，人口稀少，荒山荒地多，而且自然气候与上海也较接近，认为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更合适，毛主席非常赞同，就决定了让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当年部分垦荒队员，前排右一为汤秀英、后排右三为陈家楼。

在上海，1955年9月10日，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幕，1400多人参加会议。市委、市工联、市农协、市妇联领导到会讲话、祝贺，时任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的李琦涛做了总结报告。陈家楼和吴爱珍、石成林、吕锡龄、韩巧云5位社会青年积极分子，倡议组织一支上海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垦荒地。陈家楼在大会上宣读了他们向青年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提出的申请书，并当场表示：决心向一切困难进军，要把荒山僻野变成丰饶肥沃的田地。9月12日，青年团上海市委和市民青联分别举行常委会，一致做出决定，接受陈家楼等人的倡议，并号召全市青年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进一步搞好生产、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行动支持他们。（二）高歌《垦荒队员之歌》出征

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的决策后，在江西垦荒的选址工作也随之展开。1955年9月17日，江西省农业厅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江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热烈地欢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到来。”消息传开后，上海许多青年更加热血沸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数千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垦荒队。他们中除了社会青年外，还有大学生、工人、店员、学徒、护士、农民等。

上海市人民政府、青年团上海市委等对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组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大力支持陈家楼等人的行动，一方面派出专人到江西进行选址和安排，另一方面对青年志愿垦荒队组成人员进行严格的挑选；配备了带队人员，以及医生、电工、木工和懂农业生产的人员；考虑到他们将在江西成家立业，甚至连男女比例都做了相应的安排；接着，还在上海华东团校举办了为期10多天的学习培训班后，又组织大家到江湾五角场农业社劳动锻炼，熟悉农业生产，为适应江西人民的生活，还学习吃辣椒。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派出时任副市长宋日昌带队，到江西与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商量垦荒的选址工作。邵省长的意见是去井冈山，那里田多人少，战争年代牺牲了不少老百姓，田地全荒芜了。上海市便派考察组前往井冈山进行考察，发现井冈山不通公路，都是羊肠小道，交通很不方便。

考察组回到南昌后，向邵省长汇报了考察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邵省长思索良久说，那就到九江德安县吧，那里通火车，又靠九江，通长江水路，交通要方便一些，这样最后确定垦荒地点就放在了德安县。

为了进一步了解江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也为了防止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到了江西垦荒后，因生活不习惯而当“逃兵”，上海市民政局、青年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劳动局又联合派人，由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的徐心葆带队，带着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积极分子倪新华、沈仁昌、陆士达等5个人，先到江西体验生活、考察垦荒点。他们分别到了德安县的城郊八里乡、河东乡、宝塔乡、聂桥乡等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晚上睡在当地老表家，夜里能听到老虎叫、野狼嚎，早上起来还能看到野鸡屋前屋后飞；当地老表们吃的主食是红薯煮稀饭，平时难得吃一次的干饭，也是糙米煮的，下饭菜是辣椒、腌盐菜、霉豆腐等；当地的气候虽然和上海相差不大，但早晚温度较低。

考察、体验了个把星期，徐心葆带队的上海体验小组成员回到上海，向正在团校培训学习的青年人汇报了考察体验情况。倪新华当时是考察体验小组中年纪最小的，领导就以他为例问大家，人家倪新华这么小年纪都能适应，你们年纪比他大的还适应不了吗？汇报结束后，主持人潘学锦当场宣布：“你们听了情况介绍后还怕不怕？如果怕，生活上吃不惯辣椒的可以不去，怕江西当地有瘌痢头、大脖子、大粗腿、血吸虫等地方病的也可以不去，但是，一旦决定去了，就要一榔头打到底，不能做‘逃兵’，要为上海青年增光，不能给上海青年丢脸……”

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们都表示，不怕吃苦，怕吃苦就不会报名。但是，他们的父母还有亲朋好友们，有的怕从小在大上海长大的他们吃不了苦，有的认为他们本来在上海就有工作，同样能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没必要山高路远地跑到江西去垦荒。

后来被选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的周文英，报名参加垦荒前就已是上海市劳模、市人民代表，还是上海虹桥农业社女社长，个人进步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但她说服了家人，婉拒了农业社其他领导和同事们的挽留，坚持报名参加垦荒，一切从零开始！

副队长陈家楼在上海同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参加了居委会工作，担任防务主任，是街道工作积极分子，在街道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5月4日出席上海市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6月，他参加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进了北京怀仁堂，还光荣地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留在上海他同样有进步的好机会。

女队员黄孝英觉得自己是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别人去垦荒自己该带头，于是“先斩后奏”，没有告诉父母就偷偷地在居委会报了名，直到被选上去华东团校参加集中学习家里人才知道。

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汤秀英，在里弄读报组瞒着家人报了名，选上后到华东团校集中学习时，父母只知道她出去工作，直到她从江西寄回有农村背景的照片，家人才知道她到江西垦荒了，家人此时着急也没有用，生米煮成了熟饭！

男队员陈绍铨在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做基层工作时，经常到区工会办事处去联系工作，被选上临到江西前，区委工业部部长还劝他不要走，并说：“你去干吗？你条件这么好，上海同样需要你这样的人，还怕今后没有更好的机会？”陈绍铨没动摇，后来担任过德安县委书记、九江市政协主席的他，用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中的大多数人，报名前在上海都有了不错的工作，但为了响应党中央、青年团中央的号召，怀着一腔家国情怀，毅然放弃了大上海的都市工作和生活，选择了垦荒创业的新征程。1955年，上海青年报社记者拍摄的垦荒队员劳动场面。

60年后，作为当年到江西体验生活的先遣队员之一的倪新华说：“我们来江西垦荒，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强制性的命令，而且上海市政府和青年团上海市委，以及江西省、德安县的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将垦荒队的安置工作做得很周到。图为青年垦荒队员们出发时在列车如最初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按标上，与送行的亲友们告别。准发生活补贴费8元，做的工分自己得，医疗费用全报销；三年回上海一次的，还报销路费；为了让垦荒队员能在江西当地成家立业，在上海出发前挑选队员都按照男女一定的比例。政府向垦荒队员们交代得很清楚，考虑得很周到，垦荒队员们更是决心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改变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

1955年10月初，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在上海团校举行了隆重的出征大会，本该接旗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周文英因故没能到会，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把青年团上海市委特地制作的、上面绣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亲自授给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陈家楼。部分老垦荒队员重访当年垦荒旧址场面。

1955年10月15日，第一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一行98人出发，奔赴江西。在上海火车站，上海市政府、青年团上海市委等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队员们将锦旗挂在车窗口，高唱着音乐家司徒汉特意谱写的《垦荒队员之歌》，与上海的亲人告别。10月18日，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日昌亲自护送下，第一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了位于南昌、九江之间的德安县九仙岭下八里乡安家落户。

为了便于江西当地政府安排，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共分三批来到江西德安，第一批打头阵的98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到了德安县八里乡的拖沟岭后，到1956年元月29日，在上海市政府和青年团上海市委的组织下，又有两批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先后到了德安垦荒，三批共计1013名垦荒队员。（三）远离霓虹闪烁的荒山野岭

当年的德安县九仙岭一带，湖洲荒山，荆棘丛生，钉螺遍布，人烟稀少，常有野兽出没。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披荆斩棘，挖井开塘，垦荒种地，自食其力，他们那种“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精神，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周文英、陈家楼等青年积极分子也成为当时上海青年们心中的楷模。

对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扎根红土地、艰苦创业的事迹，后来的研究学者认为：这是一部热血青年坚守信念、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坎坷历程史。在垦荒最初的日子里，粮食不够吃，他们挖荒山、开湖田，将青年团上海市委赠送给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锦旗，插向一座座荒山、一片片湖滩；没有菜吃，他们一天三顿辣椒炒萝卜干、萝卜干炒辣椒……尽管在华东团校学习时，垦荒队员们都学习过吃辣椒、萝卜干，以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也都了解当地山上经常有虎豹豺狼出没，江西老表中很多人长瘌痢头，沿湖地区因血吸虫传染得大肚子病等，但真正到了垦荒地之后，他们所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等难题，还是大大超出了想象。

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这片荆棘丛生的红土地，青年垦荒队员带着镰刀、床板，开始了真正的白手起家生活。他们垦荒的地方，大多都是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杂树丛生，长得有一人多高的茅草丛里经常有老虎、豹子出没，野猪更是成群结队在山间小路上窜来窜去，遭受猛兽袭击的危险无处不在……没有住房，垦荒队员要自己上山砍树、砍茅草，自己搭茅棚；上山没有路，他们就得劈山开路，超大的劳动强度连当地的壮劳力都吃不消，就别提这些刚从大上海来的城市青年了。

垦荒队刚到垦荒点时，正赶上当地冬天寒冷的气候，新搭盖的茅棚四壁透风，一到晚上，呼呼的北风一个劲地往茅棚里灌，早上醒来，垦荒队员盖在身上的被子，全都是一层厚厚的白霜；开荒没有机械，垦荒队员本来拿惯了纸笔的双手，只能抡着七八斤重的大锄头，一锄刨下去，只能在下了冻的红土地上划开个三四寸深的小沟痕，几天下来，垦荒队员们的手上全是血泡……而从大上海来的垦荒队员们，刚到当地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有的队员把大片的麦苗错当成了韭菜，还大发感慨：江西人真能吃韭菜，一种就种这么一大片田地！

当地农村的农具，垦荒队员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女队员们甚至连看到水牛都害怕，耕田时当地老表一个人扶犁，女队员们要三个人在前面牵牛，当地老表就手把手教她们干会各种农活。从小长在城市的她们，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开荒的锄头，女孩子本来力气小，加上当地的红土地“晴天一块铜，雨天一泡脓”，好不容易挥起了锄头，锄头挖在坚硬的红土地上，土地没有挖开，倒是把锄头崩起来了，垦荒队员的手掌虎口被震得发麻；没办法，只好三个人一排，同时喊一二三，三个人的锄头同时挖下去，才能挖开一小块红土巴。然而，垦荒队员们包括女队员，从不在人前叫苦，不但咬着牙每天都较着劲地拼命干，晚上回到茅棚还要比赛，看谁手上的“光荣泡”多。

荒地开出来了，种出庄稼才算光荣。而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青年人来说，干好农活也同样不轻松，尤其是对女队员们更是不容易。当地政府派了一个洪劳模，专门指导垦荒队员们开荒种地、铲草皮、烧火粪、种油菜、插秧苗……最初的垦荒日子，不光每天都要从事超强度的生产劳动，而且生活条件更是极其艰苦。

汤秀英是第一批垦荒队员中年龄最小的女队员之一，从上海坐火车到南昌，从南昌又坐火车才到德安县，可从德安县到垦荒的目的地九仙岭下的拖沟岭却没有公路，小小个子的她只好自己背着行李，跟着垦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沿着铁路，两只脚走到拖沟岭；到了目的地，已是深秋季节仍走得满身大汗的她，放下行李后想找水洗一把脸，发现山塘干涸得几乎见底，塘底只存一个浅浅的小水荡，顾不了那么多的她从塘底的小水荡中舀起一点水，拿白毛巾蘸一蘸水，准备擦脸，白毛巾却变成了黄毛巾，让她傻了眼。更让汤秀英傻眼的，还是她们所住的茅棚，不光茅草棚顶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而且茅草棚的四周“墙壁”，只是将上山砍来的竹子一破两半，编成竹篱笆，夹上茅草，再用泥巴一糊就住人了，既不避风也不挡雨，夜里能听到茅棚四周野兽跑来跑去的脚步和打斗声，仿佛这些野兽随时都会撞“墙”而入。1955年上海青年报社记者拍摄的垦荒队员劳动场面。

与汤秀英有同样经历的还有陶金娣，她是垦荒队中年龄最小的女队员之一。开荒、种地、做饭，甚至怎样走好农村乡间的土路，陶金娣都要从头学起。虽说她是垦荒队中年龄最小的女队员之一，但生性好强的她，不愿意受大哥哥们、大姐姐的照顾，与他们一起上山砍柴、开荒造田，原本细嫩的双手，全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磨破了，血迹印在斧头的木柄上、挖锄的木把上；在上海从未挑过担子的肩膀，也压出了馒头大的肿块，她强忍疼痛不出声，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只是躲在被子里流眼泪。垦荒最初的日子，生活条件艰苦，白天干的是重体力活，伙食又差，每人每餐只有3分钱的菜金，往往几块萝卜干就算美味佳肴了。垦荒队到德安不久，就有几个队员经不起艰苦生活的磨炼，悄悄地跑回了上海……这也触动了陶金娣的思乡之情，对于想家的她来说，生活的艰辛，还好忍受一些，最可怕的是来自荒野的恐怖。上海的夜晚，到处是火树银花、霓虹闪烁；而这里的夜晚，却常常传来吓人的狼嚎，还有老虎的吼叫声，每到夜晚，一听到这些猛兽的叫声，为了战胜内心的恐惧，她和女伴们就放声高唱《垦荒队员之歌》壮胆。

当年垦荒的九仙岭下拖沟岭，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对于陶金娣她们这群来自大上海的年轻姑娘来说，恐惧不光存在于夜晚的荒山密林，还会随时出现在她们的身边，荒野带来的恐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陶金娣起来方便，突然脚上踩到了一垦荒队员们收听广播。团软乎乎的、冰冰涼的东西，同伴点起煤油灯一照，大惊失色，原来是一条茶杯口粗的蛇盘在陶金娣的鞋子上，她惊叫一声，顿时晕倒。半夜里，男队员用担架把晕死过去的陶金娣抬到县城医院抢救，她住了20多天医院，人瘦了一圈。远在上海的父母，听说此事非常心疼，无论如何都要陶金娣回上海去，垦荒队的领导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也劝她回到父母身边去……陶金娣说，最艰难时没有想过回上海那是假话，但一想到当初从上海来时轰轰烈烈的场面，还有曾经发过的热血沸腾的誓言，想回上海的念头就打消了，并在心底告诉自己：“我是向团委交过决心书的，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共青团抹黑！一定要把这里建得和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也是那一代人身上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把信念看得很重，有理想追求，就能产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四）蘸着浓情写出的“乳名”

在垦荒最艰苦的日子里，垦荒队员们的意志得到了磨炼，他们的精神得到了鼓励；他们的垦荒工作得到了青年团中央领导、上海人民和上海市领导，还有江西当地人民和江西当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1955年11月29日，也就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批队员到达德安县九仙岭下拖沟岭后的40多天，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江西视察工作时，坐着铁路压道车从南昌专程到德安县九仙岭下，看望上海垦荒队员。耀邦同志踏着草丛中的上山小路，登上了垦荒队员搭茅棚的山坡，观看了垦荒队员们住的茅棚、吃饭的食堂、看书学习的图书室，还有牛棚、猪栏以及队员们新开垦的梯田，看完垦荒队已经种下的小麦和油菜后，眼看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伙食管理员王宝华心里却没有底。

原来，耀邦同志之前在看垦荒队的食堂时，一进门就问：“你们烧什么好吃的，这么香？”跟在他身后的陈家楼说：“这些东西，是今天早上县委派人挑来的。”

耀邦同志问：“是招待贵宾的？”陈家楼说：“可能是招待你们中央来的人。”

耀邦同志问：“你们平时怎么吃？”陈家楼老实回答：“我们本来计划吃稀饭，炒盐黄豆。”

耀邦同志说：“那今天晚上就按照你们原来的计划吃饭，这个菜留到你们明天后天招待周围的青年客人、邻居，我们今天不能吃这个菜。”他又问：“谁管后勤？”站在一旁的垦荒队炊事员王宝华上前回答：“是我。”

耀邦同志指了指王宝华说：“好，那这个任务交给你。”王宝华胸脯一挺说：“坚决执行，服从命令。”王宝华的这一调皮表态把耀邦同志逗笑了，大家见此，也都松了一口气，跟着笑了。

晚饭是摆在茅棚外的露天下，饭桌是男队员睡的木床板拼起来的“长方桌”，耀邦同志和队员们一起吃盐豆稀饭，连声说：“好吃，好吃。”他又问：“是谁做的？”蹲在一旁和耀邦同志一样喝稀饭就炒黄豆的王宝华，红着脸不好意思答话。

队长周文英指着王宝华说：“是她做的。”耀邦同志一见是她，非常高兴地说：“小鬼过来，快过来，到我身边来坐，我们一起吃。”

18岁的王宝华坐在耀邦同志身边，心里既高兴又不安，她说：“您不让我做县里送来的肉和鱼，偏要跟我们一起喝稀饭，我真不好意思这样招待您。”

耀邦同志笑着说：“小鬼，你没有给我做那个饭，我表扬你；做了那个饭我可就要批评你了。你很好，我今天吃你做的稀饭炒盐黄豆，等你们把这里建设好了，我再来吃酒席。”垦荒队员们都抢着邀请耀邦同志：“到那时我们一定请耀邦书记来我们这里做客！”

耀邦同志就这样一边与垦荒队员一起喝稀饭，一边详细地询问队员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交谈中，耀邦同志关心地问：“茅棚还住得惯吗？”

有队员抢着说：“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还有一位队员脱口而出：“茅棚万岁！”

耀邦同志笑着说：“茅棚是临时的，我们只能叫它3岁，不能叫‘万岁’。你们将来要把这里建成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样才行。”耀邦同志的话激起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耀邦同志了解到，垦荒队从上海出发时虽然对男女队员的比例有所考虑，但仍存在男队员多、女队员少的情况，他对垦荒队的队长说，男女队员的比例一定要搭配好，男队员在上海有女朋友的，要想办法牵好红线，将他们的女朋友吸收过来；没有女朋友的，也可以在当地找农村姑娘，实在不行当上门女婿也行啊……耀邦同志的一席话再次让垦荒队员们开心地大笑起来。

耀邦同志又和垦荒队员们一起研究了来年的生产计划，当听汇报说明年计划收入每人200元时，耀邦同志说：“我听了有点替你们担心，收入太少了。你们不怕吃苦的精神好得很，开荒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搞社会主义要大家生活一天好一天，你们明年的生活一定要比今年好才行。你们不仅要勇敢，要不怕困难，而且还要会动脑筋，想办法，多积肥，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

幸福的时光总觉得太短暂！转眼间，夕阳西下，夜色渐浓，耀邦同志临别前亲切地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备受鼓励的垦荒队员们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队长周文英说垦荒队也要办合作社，请耀邦同志题一个名吧，耀邦同志略一思考就说，眼下全国都在办合作社，你们青年垦荒队有这个想法很好，你们大多数人又是青年团员，那就叫“共青社”吧。“共青社”，是当时德安县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共青社”从她诞生就创下了“第一”起，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创造“第一”的佳绩！

名字有了，写名字的毛笔却没有，副队长陈家楼脑瓜子活，用小山竹劈开夹上药棉，做成一支“大笔”。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地说：“这是一支很有创造性的大毛笔嘛！”说着拿起笔蘸上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从此，这块土地有了自己的“乳名”。耀邦同志鼓励队员们说：“现在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困。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

题完“共青社”的名后，一些垦荒队员又拿出自己的日记本，要耀邦同志题字纪念，耀邦同志满口答应，在一些垦荒队员的日记本上先后题字：“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努力作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做祖国好儿女”……垦荒队员们拿着耀邦同志题写鼓励话语的日记本，依依不舍地送耀邦同志下山坡时，垦荒队中年龄最小的女队员汤秀英却着急了。

原来，耀邦同志走进垦荒队员搭盖的茅棚时，看见其他的垦荒队队员们都拥上去，争着与耀邦同志握手问好，而身上穿着一身黑色劳保服、脚上穿着布鞋的她个子小，她站在茅棚门口几次都没敢挤上前去，从而一次次失去了与耀邦同志握手的机会。眼见耀邦同志要走了，还没有与耀邦同志握上手的她急了，悄悄地挤到陈家楼身后，从后面急急地拉了拉陈家楼说：“家楼，家楼，我还没有跟耀邦书记握手呢！”

陈家楼回过身，看到汤秀英急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就一把将她拉到身前，对耀邦同志说：“耀邦书记，这是我们垦荒队年龄最小的女队员，她还没跟您握手呢。”

耀邦同志回头一看，笑着说：“我刚一进来就看到她了，我还当她是当地看热闹的农村小姑娘呢。”陈家楼忙说：“她不是，她是我们中最小的一个，叫汤秀英。”

耀邦同志听后，立马上来跟汤秀英握手，他的大手刚一握住汤秀英的手，汤秀英哎哟轻叫了一声，耀邦同志吃惊地将汤秀英的手掌翻开一看，关切地问道：“哎呀，你手上怎么全是血泡啊？”汤秀英不好意思地回答，垦荒时双手抓锄头把，都要磨出血泡的……耀邦同志见垦荒队员的手上都磨有血泡，心痛不已的同时风趣地鼓励大家说，这些大血泡好啊，可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耀邦同志回头又对汤秀英说，你叫汤秀英，那我就叫你小汤吧。大家一下子都哄笑起来了，后来，大家都跟着耀邦同志叫汤秀英小汤……

分手时，耀邦同志勉励队员们：“我们要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当耀邦同志又一次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时，大家说上工和收工的地方都很远，要叫大家收工，喉咙都要喊破了也听不见，所以大家想搞一截铁轨当钟敲。找到县里，县里说铁轨是国家的重要物资，要报告铁道部。耀邦同志听完后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在耀邦同志离开垦荒队不久，副队长陈家楼就收到了德安县邮电局送来的一个大信封，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并且还盖有国徽章。陈家楼小心地把大信封拆开一看，信上说已经通知南昌铁路局，在就近的地方根据垦荒队的需要，给垦荒队几段铁轨。不久，铁轨就被送来了，就放在南昌到九江铁路线上的米粮铺工区，用红布包着，共三段，因为垦荒队当时分别驻扎在三个垦荒点，每段大约1米长，还在铁轨上打了洞，便于穿铁丝悬挂。

耀邦同志回北京后不久，也收到了垦荒队修改过的生产计划报告。他立即写了回信，并寄了书籍、二胡、唢呐、三弦、篮球和一只闹钟。耀邦同志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1956年3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率访问团与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欧阳武率领的视察团，一起看望了分布在江西省几个地方的上海志愿垦荒队员，并向他们赠送了菜种、图书、缝纫机、油印机等物资。同年3月17日，青年团江西省委组织部向全省各团地、县（工）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做好上海志愿垦荒群众中几项团的组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好如下三项组织工作：1.及时接转好垦荒团队员的组织关系；2.及时编入组织，过组织生活；3.加强垦荒团员和青年的政治思想领导。对其中表现好的团员应当注意吸收为当地团县、区委委员和团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在今后县、区召开有关团的会议时，应当适当照顾有垦荒团员中的代表参加。老垦荒队员陈家楼（左一）、周承立（左二）在垦荒报告会上接受青年献花。

1956年9月，“共青社”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青年团上海市委发出了第一封报喜信：“经过我们双手艰辛劳动，共青社的早稻获得了大丰收，超过了当地历年来最高产量的一倍左右，平均亩产406斤。旱地上的作物芝麻、红薯也长得非常茂盛，养的猪也从8头增加到49头，计划明年秋收时达到352头。特别可喜的是，以往这里从来不种棉花，现在，我们种的109亩棉花试验田，到处盛开了洁白的棉花，打破了当地不能种棉花的旧思想。目前，我们正在紧张地抗旱灭虫，夺取中稻、晚稻、红薯和棉花全面丰收。”

上海市政府和青年团上海市委为此来信祝贺，鼓励垦荒队员“发扬‘共青社’的集体荣誉，艰苦奋斗，争取更大的胜利”。同年年底，周文英、陈家楼代表在江西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回到上海参加团代会，向上海青年报告丰收的喜讯，表示全体垦荒队员决心在江西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报答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感谢上海人民对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热情支持。从此，“共青社”这个光荣的名字不仅在江西，也在上海等地到处传颂；鼓舞和激励着许许多多的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耀邦同志、上海市领导对垦荒队的关心和支持，上海人民的大力援助，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极大地激发了垦荒队员的热情，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1956年年底，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共青社”开垦了1700亩荒田，加上当地农民送的8000多亩熟田，生产了180万斤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一些垦荒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当地政府给了垦荒队员很大的荣誉：队长周文英出席了江西省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队员曹瑾出席了江西省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有的垦荒队员当上了省人民代表。第二章风风雨雨的非常岁月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20世纪50年代，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时代；对于刚刚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满腔爱国热情的青年们来说，为国分忧、艰苦创业是极其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20世纪50年代，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创办的“共青社”凝聚着一代青年的理想和追求，既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代表的精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既彰显了那个时代青年代表的性格，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性格。然而在垦荒创业初期，现实生活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严峻，垦荒队员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还要经受各种灾害的考验，从1957年秋天起，共青人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风雨之路，但一代代共青人却坚守为国分忧、艰苦创业的信念，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始终坚韧不拔地谋求新的突破。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是共青精神的核心内涵。开荒之初，没有住房，他们就搭起了简易的茅棚；没有机械，他们硬是手把锄头一锄一锄地挖；粮食不够，他们饿了拿着萝卜就着稀饭“呼哧呼哧”地吃。这群从没干过农活的年轻人个个肩膀上都压起了馒头似的肿块，手上鼓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但他们却乐呵呵在那儿相互比起了谁的“光荣泡”多。正是他们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对事业的忠诚和勇气，为后来的共青城大发展打下了基础。（一）艰难岁月里的坚守

1956年，经过一年奋斗，“共青社”的垦荒队开垦荒地1700亩，取得了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产品的双丰收，迎来了到江西垦荒的第一个丰收年。与此同时，对于有一定文化程度而又勤奋努力、吃苦耐劳，表现特别积极优秀的垦荒队员们来说，他们也迎来了自己人生成长的收获：当时地方政府各级部门缺少有知识文化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从垦荒队员中选拔培养人才成为首选，于是有的垦荒队员调进了机关或乡里当干部；有的被选送到水利、电力、机械、林业等系统学校，参加完各种培训学习后，就被安排在了本系统内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还有的被选调到当地的学校、信用社、卫生院，当老师、会计、卫生员等。垦荒队员们在共青社过的第一个国庆节。

然而，第一个农业上丰收的喜悦和部分垦荒队员的个人进步，仍无法抵挡恶劣自然条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艰苦的垦荒生活，还有内心日积月累的苦闷，加上水土不服等主客观因素，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一些跟随着垦荒队来的上海失业人员开始闹回城潮，少数人甚至采取拦火车等过激行为，从而影响到了部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为此，德安县委及时制定三条安置措施：一是将愿意继续留下的垦荒队员集中到金湖乡，筹办金湖农场；二是组织部分垦荒队员，到德安县公路局的养路队去养路；三是安排部分垦荒队员，到德安县付山煤矿做矿工。

虽然一批又一批队员离开了垦荒队，但也有一些垦荒队员坚决地留下来了，女队员陶金娣就是其中之一。她不但自己没有当逃兵，没多久还将一家人都带到了江西参加垦荒。原来，当她做出放弃回上海的决定后，最终得到了父母的理解。然而，开明的父母虽然尊重她的意愿，但又舍不得宝贝女儿独自一人在偏僻、贫困的江西八里乡吃苦，让陶金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母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辞掉工作，卖掉上海的房子，全家陪女儿到江西垦荒！1956年，陶金娣的父母、奶奶和6岁的弟弟来到江西，那时的共青社主要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没有她父母、奶奶和弟弟这样的垦荒队员家属的住处。她父母、奶奶和弟弟只得先到奉新县一个远房亲戚家过渡，也就是她父母、奶奶和弟弟的这次奉新之行，让陶金娣终生愧疚于她的奶奶。她的奶奶已年逾古稀，从千里之外的上海，千辛万苦到了孙女垦荒的八里乡共青社，又从共青社辗转到几百里外的奉新，长途跋涉，旅途劳累，再加上水土不服，到奉新后她的奶奶就病倒了，不久便去世了，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陶金娣终生愧疚的是：如果不是为了她，她的奶奶也就不会跟着她父母来到江西，如果不是共青社不能安置，她的奶奶就不会从八里乡又去奉新，老人家更不会古稀之年日夜奔波，最终病逝在异地他乡，永远也无法叶落归根，永远不能魂归生她养她的大上海了。

将奶奶安葬在奉新后没多久，陶金娣的父母带着她的小弟弟再次来到共青社，从此全家人一起垦荒、养猪、种地，干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吃从来没有吃过的苦，尤其让陶金娣难过的是，还是因为她，6岁的弟弟失去了在上海上小学的宝贵机会；而当时的共青社及周边，都没有小学，弟弟只是在扫盲班的夜校认识一点字，因为没有文化，弟弟工作后只能干些不需要太多文化的工种，影响了他一生的生活，这也是她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亏欠亲人的一笔感情债……每每回想起当年自己的选择，觉得不光亏欠了奶奶、父母和弟弟，后来也亏欠了丈夫和儿女们，他们这些亲人却从来都没有责怪过陶金娣。尽管觉得亏欠了亲人们，但陶金娣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自己的选择和坚持。1956年，孙树良（后右二）在江西德安与垦友们在一起合影。

在共青社垦荒最艰难的岁月里，父母的关爱深深地感动着陶金娣，激励着她，组织上也给了她成长的机会，垦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更是给了她无私的帮助与支持。组织上看到陶金娣爱动脑筋，又肯吃苦，于是选派她去学习开抽水机的技术。那种瓦特式的老抽水机，是靠燃烧木炭使水汽化产生动力，要用人工不停地摇动铁手柄才能发动。对此，许多男队员都望而却步，而生性好强的陶金娣，即使腰酸背疼也不松劲、不放弃，终于成为全县第一个女抽水机手，还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的封面人物。

……

1957年11月份左右，德安县委决定将“共青社”迁到德安县与星子县交界的金湖乡，与第二、第三批垦荒队员组成的“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八一社”等垦荒队留下的队员合并，共计48名当年的垦荒队员，与当地下放干部和当地农业合作社社员一起筹建金湖农场。

1957年的寒冬腊月，当时年仅24岁、担任德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先桢，带领县里的36名下放干部，冒着鹅毛大雪，赶赴金湖乡人烟稀少的殷家嘴，筹建农场。呼啸的暴风雪中，大家扛着被子，提着仅装有脸盆碗筷的网兜，靠两只冻僵的脚从县城的附城围堤，走到金湖乡寨下村，再走到金湖乡固村围堤边过渡，经过几十里的跋涉，才在博阳河下游的一间破旧的油榨房里安营扎寨。男同志敲开河面的结冰取水，女同志割枯草生火，风雪之中升起了荒滩湖洲上的第一缕炊烟。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吴先桢和大家白天上山砍树、割茅草、搭茅棚，开荒种地，晚上与筹备班子的成员一起搞规划、画图纸，经常一干就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天蒙蒙亮又出工，还没睡暖和的被子上积满了一寸多厚的雪子。1958年元旦，上海青年垦荒队员从九仙岭下的拖沟岭转战到了金湖，再加上农场筹备组又吸收了来自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青壮劳力，与县里下放干部一起，组成了一支“三合一”的垦荒大军。当时，周边湖港中上半年是白茫茫的大水，下半年是一片连天的湖草，吴先桢带领大家硬是在荒滩湖洲上开垦出了一块块水田，同时办起砖瓦场、榨糖厂、机米厂等，当年12月正式成立了九江德星第一农场。

在筹备成立九江德星第一农场前，上面的领导找到“共青社”机耕队队长周承立，问他：“看看你们上海来的垦荒队员们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周承立伤感地说：“没有。只是希望在命名新场时，把‘共青’二字加进去。”1958年4月，九江德星第一农场改名为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

从“共青社”转到“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不只是由集体所有制成为全民所有制，而且共青人的队伍也壮大了。一大批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省的青壮年，慕共青之名，纷纷来到垦殖场安家落户。从此，“共青人”就不只是上海垦荒队员了，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集合体，如果说坚守垦荒创业的48名当年的垦荒队员，是共青人艰苦创业的星星之火；那么下放干部和来自不同省份的青壮年，以及后来的一批批共青新老建设者们，就是共青人艰苦创业让星火燎原不断添加的“柴火”！（二）“回城风”刮不走的“老垦”

60年艰苦创业历程中，共青新老建设者们铸就的16字“共青精神”，其中“坚韧不拔、艰苦创业”这八字贯穿始终，尤其是当共青人面对一次次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时，共青人的这一秉性就愈加鲜明。

共青人在金湖续写的艰苦创业文章，仍是从垦荒上下笔！他们在杨柳洲、管家湖、三合圩开荒3150亩，垦复当地农业社划给的荒山、瘠地1200亩，展开了新一轮的垦荒创业。然而，老天爷似乎总要跟共青人过不去，1958年5月，垦殖场遭洪水袭击，早稻颗粒无收。为共渡灾荒，中共德安县委决定将金湖乡所属6个农业社转入垦殖场，组成场社合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共存的综合垦殖场。1959年，垦殖场粮食喜获丰收，总产达139.3万公斤，当年上交国家余粮41.7万公斤，居全县首位，县政府授予垦殖场“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同年，上海垦荒队队员、场机耕队队长兼团支部书记的周承立，荣获江西省政府授予的全省农村青年生产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共青垦荒队员报告会。

垦殖场与金湖公社场社合二为一后，全民经济比例低于集体经济；虽也尝试着办过几个小厂，但都不成功，80%以上的人仍在从事农业以解决吃饭问题，尤其是建场初期，职工生活十分艰苦。不仅如此，共青人在一次次受到洪涝与干旱等自然灾害夹击的同时，还受到了来自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人祸”影响。

1958年至1959年，在“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大形势下，金湖乡的农民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自己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天堂”，进入全民企业；全场男女老少齐出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之中，留在家里的多是老弱病残者，粮食和红薯等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全部烂在田地里没有人去收割；那些上了大炼钢铁“第一线”的青壮劳力却放开肚皮吃饭，垦殖场里也实行“吃大锅饭”，全场上下办大小食堂39个，开始时吃饭不限量，造成粮食很大的浪费，加上受水灾影响，很快便发生严重的粮荒。当地人“坐吃山空”的古话，变成了共青人的残酷现实。

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职工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三两稻谷，吃不饱的职工，有时还要吃糠粑、野菜充饥……时任场党委书记吴先桢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夜赶到省城告急，谎称缺少稻谷种子，好不容易弄到了二十四万斤稻谷种子，偷着分给了大家当口粮。即便是这样，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得七两稻谷，一天三餐尽喝稀粥都不够；加上当时不允许职工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除集体分得以外，无其他收入。当时经常一天三餐，都是喝很稀的稀饭；有人曾为此写了首打油诗：“一吹三层浪，一吸九条沟，奇怪真奇怪，碗里晃人头。”

垦殖场第一任党委书记吴先桢私分省里调拨的稻种，给垦殖场职工当口粮吃的事被发现后，这个为了不让垦殖场职工和孩子饿肚子的“当家人”，先是自己在“三干”会上做检查不说，还被调回县里接受批斗。临走前，吴先桢独自一人徘徊在与全场职工一起亲手开垦的4000多亩湖田的田埂上，又走了一遍1000多亩荒山地头，这个祖籍河南的北方年轻汉子流泪了，年轻气盛的他想不通，自己没有多吃一口粮，都是为了垦殖场的职工和孩子不挨饿才私分了稻谷种子，受了批斗还不算，还将他调离刚刚建起来的垦殖场，丢下与自己朝夕相处的500多名职工，还有亲手创办的食品厂、酱干厂、发电厂，他依依不舍，更是万般无奈。因而，在此后的人生岁月里，尽管他又先后亲手创办过德安县彭山林场、德安县化肥厂等企业，但在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共青垦殖场，牵挂着共青垦殖场的垦荒创业伙伴们，他唯一能做的是，以饱含诗意的深情，先后向海内外读者推出讴歌共青人的诗词作品数十首，祝愿共青人的垦荒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吴先桢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却依然是残酷的。县里调走了垦殖场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吴先桢，却没有将饥荒一起“调走”！随着饥荒的时间延长，垦殖场内也开始人心不稳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共青人水里泥里一年忙到头，最后连饭都吃不上，原以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垦殖场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没想到仍逃脱不了饿饭的命运，于是一些从各省四面八方“逃荒”到垦殖场的农业职工，在饥饿中越来越发现，垦殖场也并非是“世外桃源”。其中一些人投亲靠友，一些人返回原籍，总之是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逃荒”；没用多久，原来热热闹闹的垦殖场棚户区，人去茅棚空，连平时走人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荒草……

疾风知劲草，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有人走了，也有人留下！

1959年，又一场特大的洪水吞没了丰收在望的庄稼，再次毁掉了垦荒队员新建的家园，陆续离去的农业职工的背影，让留下来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们，也不得不思考自己面临的又一次选择：是坚守曾经的艰苦创业梦想与追求，还是和其他人那样选择含泪离开？……而对于垦荒队员于维忠来说，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在上海的父亲病故了，家里打电报要他回去顶替父亲的工作。垦殖场领导把电报交给他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这里也离不开你……”垦殖场领导的话虽没有说完，于维忠却知道领导话里的潜台词，他的泪水在眼眶直打转，什么态也没有表，匆匆赶回上海料理父亲的后事。

听说于维忠回上海了，不少了解他家中情况的人都在心里猜想：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回了上海，既可以顶替父亲的工作，又不用再回垦殖场吃这没完没了的苦，于维忠肯定不会回来了。然而，让大家没有意料到的是，于维忠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不但没去顶替父亲上海的工作，反而将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接到共青垦殖场。一家人在上海临走的前夕，居委会有位干部婉转地提出将于维忠家的空房子让给他住。于维忠心想，老房子是父母一辈子的心血，是留给儿女们的一个念想，现在自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到江西去了，就是将在上海的老窝都端了，留着这间空房做啥？于是心一狠、牙一咬，一百块钱将家中的老房子卖给了那位居委会的干部，一家老小从上海来到共青垦殖场扎下了根。

当年垦荒创业的共同理想，也促成一些男女队员之间碰出了爱情的火花，汤秀英与周承立就是其中一对。然而，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刚开花还未来得及结果，就遇到了考验：他们面临着于维忠同样的艰难选择。连年的洪涝灾害，一次次冲走了丰收在望的粮食，一次次冲毁好不容易刚建好的家园，无休止的超负荷劳累，看不到希望的垦殖场发展前途，让不少人含泪并带着不甘的心情选择了离开；再加上一次又一次洪灾造成的粮食绝收，垦殖场职工连饭都吃不上，饥饿让大家不得不吃野菜，甚至过去用来喂猪的碎米糠，也被做成了糠粑粑，成了垦荒队员们一日三餐的主食。期间，有一位叫程裕垣的垦荒队员，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听说当地白果树上结的一种白果能吃，他就偷偷地吃了不少，结果因吃白果而中毒死亡，这次意外事件让本来就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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