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燕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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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研究试读：
导论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1993年，十五岁的我沉迷于被称为“狮城舌战”的首届国际大专中文辩论赛。总决赛，复旦大学对阵台湾大学，复旦大学的顾问是赫赫有名的王沪宁教授，领队是哲学系俞吾金教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莅临现场观摩。评委团阵容强大，有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金庸），有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等。辩论题目为正方“人性本善”，反方“人性本恶”。这样的辩题显然不是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所能完全理解的，但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论证“人性本善”似乎更容易，在场的观众想必也是如此，所以当主持人宣布反方为复旦大学时，我很为台上的四位辩手捏一把汗，观众席也发出一阵惊叹声。复旦的表现堪称精彩，姜丰语调婉转、言辞犀利，蒋昌建侃侃而谈、气势如虹，他们二人很快成为我年少时期的偶像人物，特别是蒋昌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注定用它寻找光明！”的总结陈词让人激昂。最终，复旦大学以五比零的绝对优势战胜台湾大学，蒋昌建获评“最佳辩手”。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二十年后，当蒋昌建再次出现在屏幕前，主持《最强大脑》时，那场辩论会的硝烟仍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年少时的我无法理解的千年辩题，今时今日的我依然如是。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从事的一切生产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还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及其取得的所有文明成果，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视阈中得以展开和获得的。所谓的“善”“恶”都要放到社会关系中去考察，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衡量。狄更斯的《双城记》开篇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颇有道理。我们的时代诚然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欣喜和骄傲的进步，但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令我们沮丧和担忧的现实。善行善举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但恬不知耻之事也并不鲜见。白岩松“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的呐喊引人深思。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转型期社会的各种负面现象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青春该往哪里安放？是安放进功利与现实，还是安放进信仰和理想？25年前的那场辩论会，复旦大学辩词中一再强调的“社会教化”，强调的“扬善避恶”依然震撼人心。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理不清、辨不明，但人性无论善恶，教化不可缺、倡导不可无，因为我们都期待“人心向善”，否则，经济发展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遮盖种种乱象的存在，难以抵消人们精神上的颓废。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引导“人心向善”呢？这是人类各大文明的优秀道德文化共同致力解答和回应的。围绕这一问题，涌现出来的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一批又一批中西先哲们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儒家谈“仁”、墨家谈“兼爱”、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谈“友爱”、基督教谈“博爱”，表述与内涵各不相同，但不论中西，都主要是以协调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为出发点，因为这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东西。在传承与借鉴的基础上，党和政府把握时代脉搏，努力探索创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友善。
我们来回顾一下友善价值观提出的过程。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简称《纲要》）。《纲要》提出20个字的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0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第五部分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上升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然而，大学生对“友善”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度并不令人乐观。201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等单位，在湖南省针对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了历时四个月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状况的调研。数据显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知晓率最高的是民主（79.7%），知晓率最低的是友善（64.6%）。2015年，武汉大学沈壮海教授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项基本内容选择的个案频次上，最高的是诚信（67%），友善则仅为39.8%，排名倒数第二。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201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其中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培育当代大学生正确的友善价值观，应当是高校“立德树人”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央视《百家讲坛》曾举办一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的讲座，主讲人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郦波教授。郦教授说：“核心价值观的东西，一定是在我们血脉中，在我们民族的文明长河中传承着的。”大学生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是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风向标，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是传递知识，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把大学生血脉中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萌芽培植、壮大，使大学生具有向上向善的健康人格。在所有的萌芽中，友善是最为基础的萌芽之一，因为它协调着最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在充分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如何回应现实，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友善价值观，促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是当前亟待探讨的时代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有助于促进“友善”价值观的理论研究。
大学生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没有相对独立的体系，一直以来，都是蕴含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从学科角度来看，这一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视阈。对于友善价值观的理论研究，近几年陆续有成果问世，但数量不多，还是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的必要，特别是对大学生群体友善价值观认知、发展、践行的问题，以及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准则如何与大学生个人价值观培育结合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我们力求对此进行一定的探索，这对于推动当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系统深入展开，将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二，有助于正视和回应当前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上存在的问题。
作为实践主体，大学生群体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具备了一定的价值认知能力和强烈的自主认知意识。但是，由于他们总体上尚未完全成熟，还没有具备客观、科学的价值评价尺度，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再加上长期生活在大学这个“象牙塔”中，缺少必要的价值实践活动，这些都使得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评价尺度更多来自社会或他人的既定规范与要求，更容易受到外界价值环境的影响。开展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研究，有利于推动大学生群体更加自觉地站在更高的位置和水平上重新审视各种价值关系和社会现象，生成真正属于群体自身的价值自觉。通过对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以点带面，带动整个社会的崇德向善之风，是中国现实社会道德现状得以改观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对于塑造“友善公民”，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其三，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研究。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也将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丰富、发展、创新。当前社会，各国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乃至冲突日益频繁，国家的综合素质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中国正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积极应对挑战，提升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须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解放民族思想，弘扬民族正气，塑造民族精神。
总之，友善囊括了许多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道德规范和理性心态。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培育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培育与践行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和推动意义。二、研究现状
自从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逐年增多，友善价值观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越来越得到重视。总的来说，国内外对于和友善价值观培育相关的友爱思想、品格教育等的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本状况如下：（一）国外研究状况
1.对“友爱”“美德”等思想的研究
友善首先应当是一种品德，一种德性。德性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甚至是伦理学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础概念。西方文化里“友善”一词并不多见，与之相关的是德性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友爱”。
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等都讨论过友爱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论述“友爱”。认为从性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德性，或者说与德性紧密相连”，“它对生活是最必需的东西”。他把友爱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因有用的友爱、因快乐的友爱和因德性即善的友爱。“友爱”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对“友爱”思想的研究，历经三个重要阶段。其一，文献翻译和评注阶段（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比如Ge of frey Percival译注《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Pierre Conway翻译出版《圣·托马斯·阿奎那论亚里士多德的爱和友爱》等等。其二，在原始资料翻译、评注的基础上，六七十年代，形成三部比较重要的著作： Irving Singer《爱的本性》、J.-C.Fraisse《友爱：古代哲学中的友爱观》、Horst Hutter《作为政治的友爱：友爱的理论与实践中古典政治概念的根源》。其三，80年代后，进一步阐释友爱论且影响力较大的专著有四部：普莱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爱与友爱》、Stern-Gillet《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哲学》、Paul Schollmeier《他者自我：亚里士多德论个体的和政治的友爱》、Lorraine Smith Pangle《亚里士多德和友爱哲学》。可以发现，西方对于“友爱”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友爱概念界定、友爱的类型及其关系研究、友爱与德性和幸福的关系研究、友爱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关系研究、友爱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友爱问题比较研究。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倡导德性伦理开始，经过宗教伦理学的发展，14世纪的文艺复兴，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格逐渐解放、独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步扩大，伦理学开始更为重视科学与规则，规范伦理学逐渐取代了一直以来的德性伦理传统。德性伦理是至善伦理、代表追求；规则伦理则是底线伦理、代表约束。从德性到规范的这一转变，在当时被普遍接受和认可，但面对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愈演愈烈的道德危机困境，特别是青少年道德问题的出现，西方伦理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出版《德性之后》，试图促进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他提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麦金太尔等美德伦理学家一般都比较排斥规则，认为过于强调规范化和规则化的外在约束，其极端只能是一种缺乏内在主体基础的空洞说教和教条。此后，迈克尔·斯洛特的《善与美德》《常识道德与后果论》《从道德到美德》等专著，论证了德性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并致力于建构起有别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常识美德伦理框架。
2.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品格教育的实践和研究
在西方，价值观教育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从人格品质教育阶段到公民教育阶段，到价值认知发展阶段，再到人格品质教育的回归，有着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发展脉络。美国教育学家路易斯·拉思斯在《价值与教学》（Values and Teaching）一书中，将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很多价值观辨析的教学策略，试图通过教学过程来促进德育教育，达到提升学生道德情感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价值澄清、道德推理等理论进行反思批判，认为价值中立的教育原则存在致命弱点。它崇尚自我，瓦解价值共识，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和有序性，导致责任模糊和个人主义的极端泛滥。只有回到品格教育，传导社会核心价值观才是当代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然选择。由此，就开始了以德性伦理为伦理哲学基础的道德教育模式——品格教育复兴运动的探索。
1991年，被誉为“美国品格教育之父”的托马斯·里克纳撰写了《为品格而教育——学校如何培养尊重和责任的品格》（Educating for Character：How Our Schools Can Teach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指出在品格的培养过程中，仅靠灌输作用不大，要通过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三个方面的结合，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2001年，玻考维兹、莎菲尔、梅琳达三人合著出版了《品格教育在美国》（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高度认可品格教育，并开始从深层次探讨要实现有效的品格教育模式所需要的基本要素。2004年，由于积极心理学的蓬勃发展，美国品格教育界融合积极心理学的成果产生了一部重量级著作——《品格优点和德性》，该书最后浓缩的六大品格优点或德性包括：智慧与知识、勇气、人性关爱（humanity）、公平正义（justice）、节制（temperance）和超越（transcendence）。人性关爱与友善存在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2008年，《道德教育手册》（Moral Education： AHandbook）出版发行，当时美国品格教育界重量级的专家和学者都为这本手册的编写贡献了他们的思想智慧。该书相继论述了美国品格教育的发展历程、品格教育的概念及具体操作方法等，对美国品格教育过程中所形成和积累的成果做了综合概括，给人以极大的启迪。
我们知道，品格教育的实践陆续在西方许多国家开展，其中以美国的品格教育最为典型，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品格教育运动”，为转变美国社会道德滑坡、应对美国青少年道德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推行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品质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又称“道德品质教育”（Moral Character Education）或“品格教育”。1987年，美国国家学校联合会向美国教育部提出了“在公立学校塑造品格”的计划，提出要在全国15000所学校中加强品格培养。美国教育部对品格教育计划进行了资助。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重视品质同盟会”（Character Counts！Coalition，简称CC！），华盛顿建立了“品质教育联合会”（The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简称CEP）。CEP是目前全美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它认为品格教育就是学校、家庭和社区深思熟虑地努力帮助年轻人理解、关心和实施核心的道德价值观。
如今，“品格教育”已成为美国公立中小学传统的道德教育形式，它的主体框架由所谓“六大支柱”组成：信赖、尊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关怀与友善就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有的学校还设立各种主题活动周（勇气周、诚实周、友爱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瑞恩总结出品格教育的6 E法，恰好六种方法的英文单词都以“E”开头。比如，在学生的认知基础上，教师与学生进行有效的对话，向学生解释（Explanation）某些规则，给予学生某种启示；教师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评价（Evaluation）各种价值观，并且提供各种评价机会；学生应该参加各种活动，亲身体验（Experience）；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道德氛围，发挥环境期待（Environmentexpectation）的作用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培养品格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行为，促使其开展道德反省、价值认知。开展友爱教育时，美国的私立学校还开设宗教课，教育孩子要关心他人，行善积德，助人为乐。
3.对“友善病”“过度友善”的研究
友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美德，但过度友善就是懦弱的表现，可能是一种心理缺陷。“友善病”，也称“看管人性格紊乱”或“取悦病”，表现为不管对什么人都有求必应，好得无以复加，不断给予以取悦他人，不由自主地赞同对方、满足对方要求，难以对别人说“不”，是一种性格缺陷的病理状态。对于这一块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来开展。美国心理学家莱斯·巴巴内尔在其著作《揭开友善的面具》中写道：“极端无私是一种用来掩盖一系列心理和情感问题的性格特征。”他认为，虽然为人友善并没有错，但在能力不够或自己繁忙时懂得拒绝才算正常。难以对他人说“不”的人，可能在友善表象之下掩盖了一系列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比如，他们可能天生自卑或孤僻，担心不被别人接纳，也可能家教过严，从小就不敢顶嘴或辩解，这就是所谓“友善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对友善进行分析，为人友善本没有错，但也应当有限度，不懂得对他人说“不”的人不值得赞美，这些人可能存在天生的人格问题，总之，是企图用他们向别人呈现出来的友善表象来掩盖内心。“友善病”具体表现有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一、即使伤害自己也要对人友善；二、友善只是面具。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二）国内研究状况
友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即为“人之初，性本善”，虽然历史上不乏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但多数人坚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友善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与生存伦理而生长起来的一种道德范畴。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友”和“善”都得到系统表述，其综合性的概念应该就是“仁”。“仁”被列为“四德”“五常”之首，被称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朱熹《仁说》）。关于“仁”的字义，《说文》载：“仁，亲也，从人从二。”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就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范畴。孔子提出植本于仁的思想，其本质上就是主张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人。在关于“仁”的含义之解释中，存在着“爱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等多种说法，其共同之处都是善待他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友善源于个人修养，表现为如何对待他人的社会伦理实践。正是在人与动物之区分上，孟子界定了“人性”的内涵，他认为人是有道的，只讲吃穿住，则近于禽兽。孟子实际上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相待看成是动物性表现，对人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善待他人，才是符合人性的。
总体来说，国内对友善价值观的相关研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儒家“仁”、西方“友爱”等相关思想的研究
首先，对儒家“仁”思想的研究。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察觉到了“仁”具有结构层次的内容，预示着对“仁”构成分析的导向。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认为“仁”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伦理概念，但无法对之进行定义，而且也不容易纳入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仁”包含着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理性与感性成分。蒙培元在《蒙培元讲孔子》中“同意仁是‘心理情感’之说”，“仁必须而且只能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之中。近年来，杜维明《儒家的“仁”是普世价值》，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韩玉胜、杨明《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等等，不同程度地将“仁”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为我们将“仁”与友善价值观研究结合提供了基础。
其次，对西方“友爱”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围绕亚里士多德，围绕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展开的研究颇多。专著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廖申白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及“友爱”时，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善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并认为“善的友爱”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是值得人们追求的。该书比较三种友爱性质，阐述了善的友爱与其他友爱之间的关系。论文方面，有陈治国、赵以云《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研究的觉醒与演进》、包利民《谁之友爱，何种强者》、陈治国《哲学的友爱：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陈文娟《公民友爱与政治秩序》、赵妍妍《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等等，见解颇深。
第三，中西方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比较的热点和焦点集中于儒家的“仁”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专著方面，2009年，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出版，将儒家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了全面比较，试图拓宽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视野，方法合宜，论述精要，见解独到，被认为是较为系统的比较哲学研究专著。论文方面，杨适《“友谊”（friendship）观念的中西差异》、揭芳《人道之谊与理性之爱的分野——儒家友道论与亚里士多德友爱观之比较研究》、王翠华《儒家仁学与古希腊友爱论：比较及启示》等等，开展了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另外，翻译方面的问题其实也很值得探讨。友爱，希腊文为philia，英语被普遍译作friendship。北京大学杨适教授认为，正如儒家的“仁”没有很恰当的西文词可译一样，西文里的有些重要的词，现在的中文译法就只能表达它的某个方面。用“友爱”来表达西方的friendship，虽把西方讲朋友之道包含着爱的意思表现出来，但也有点问题。因为中国人说“友爱”，原来指的并不是朋友之间的感情，而是对兄弟之间“兄友弟恭”关系和相互关怀的简称。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philia是某种德性，同时是一种现实活动，也是两个相互吸引的人在共同生活中由毫不掩饰的善意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种亲密的情感。由此看来，philia译作“友爱”虽不能尽其义，但确实也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上述研究成果，为从事友善价值观的学理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研究基础。
2.对友善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首先，界定“友善”价值观的内涵、意义、思想源流。专著方面，黄明理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友善篇》，全景式地深度解读友善价值观，说理透彻，论证详实，学术性强。论文方面，王征国《公民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道德》，认为友善是以友好善良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包括以互爱为感情纽带的家庭道德、以互助为利益纽带的社会道德、以分工为人缘纽带的职业道德。武汉大学沈壮海教授《友善价值观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意义》，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友善，是人们对他人所持有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和关怀，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友善，是有历史来源和现实基础的，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支撑，为宏伟蓝图的实现提供精神支持。姜鸥《友善：境界最高的修养》，李楠、王磊《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价值观的传统价值和现代意蕴》，张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友善观》，王翠华《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等等，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分析。
其次，友善价值观的着力点和培育践行途径。友善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并且隶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江学者、中南大学教授李建华《友善：必须着力倡导的价值观》认为应当着力在公民道德建设上培育社会主义友善观，把友善当成一种社会需要，把友善当成一种个体自律，把友善当成一种道德境界，把友善当成一种公共秩序。郭建宁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中，谈及“友善”，认为它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并分析了当前社会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沈壮海教授将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的路径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要夯实物质基础；其次要把我国优秀传统资源加以继承，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三，要发挥榜样的教育、示范和引领作用；第四，要加强道德治理，要惩恶与扬善并举，完善对善行义举的保护机制。
第三，围绕大学生群体，开展友善价值观的相关论述。近年来，一些高校课题组将友善纳入其调研体系，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科学性较强的一些调研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基础。另外，马书臣《培育大学生友善品质的着力点》，提出对于大学生友善品质的培育，应当着力于教育普及、着力于氛围营造、着力于制度保障。王翠华《友善价值观：大学生成人的重要之维》，陆林召《培育大学生友善品质的意义及实施策略》，叶玮光、侯玉环《试论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的情理并融策略》，胡献忠《建国以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经验、反思与启示》等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少年品格教育、价值观教育的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品格教育是现代性背景下品格教育的典型，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意义，主动积极地吸取美国品格教育的经验教训来推动我国价值观教育的良性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基本共识。
2005年，丁锦宏《品格教育论》出版，结合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背景，论述了社会转型对学校教育的挑战。在借鉴美国品格教育理论和实践，分析美国品格教育问题与经验的基础上，倡导积极应对学校教育的“去道德化”现象，回归德性伦理、回到品格教育。2006年，郑富兴《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新品格教育》出版，集中整理整合了关于美国新品格教育的各方面内容，是当时针对美国新品格教育研究具有比较详实的介绍性和资料性的学术著作。易莉《从价值中立到核心价值观——美国品格教育的回归》，论述了价值中立的致命弱点，美国品格教育回归的历史必然，以及新品格教育如何在超越中重塑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学生价值观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河南大学杨飞云博士论文《美国学校价值观教育研究》，分析了美国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实践、特点、趋势，谈到了中美两国学校价值观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
除此之外，德国、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等针对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所开展的探索与实践也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的“善良教育”、新加坡的“新品格与公民教育”、台湾地区的“友善校园建设”等等。特别是台湾地区明确设置“友善校园奖”，在大学开展“友善校园”创建，主要内涵包括校园安全、人权法治教育、关怀弱势、辅导偏差行为学生、建立系统辅导机制、和谐组织文化等。简单地说，就是防止歧视、远离“毒”害、反黑帮、拒绝霸凌，平等、尊重、友爱，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友善校园环境。围绕上述实践开展的研究，论文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华敏《从德国的善良教育看我国儿童善良品性的养成》、刘宏达《德国的善良教育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陈卓《新加坡“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家庭教育环节的特点研究——基于小学<好品德好公民>教科书的文本分析》等等。（三）对存在问题的简要评述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友善价值观作为公民个人价值层面的重要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我们发现，围绕“友善”在CNKI上发表的论文，自2012年以来共有一百多篇（其中核心期刊三十余篇），针对大学生群体友善价值观研究的只有十余篇，且论文成果主要集中于最近两年，研究数量不多，研究也并不充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缺乏从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对“友善”进行的梳理与分析。友善的词源学含义是什么？友善价值观的发展脉络与思想源流是什么？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成部分的友善价值观具备哪些特征？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均涉及较少。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善”思想以及培育理念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整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传承关系，只有传承过去，才能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所以，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友善价值观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言之有理。
第二，缺乏从实证角度出发对大学生群体友善价值观培育的研究。大学生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对大学生群体友善价值观的研究，既有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背景，又有当前大学生群体不友善行为、校园暴力事件逐渐增多等现实背景。然而，现有的友善价值观研究成果中，以大学生为目标群体开展的研究非常少，结合实证展开的更是几乎没有。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学生群体对友善的认知情况如何，大学生群体中目前的友善现状如何，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有助于我们言之有据。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理论分析、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结合理论探究和工作实践，围绕大学生的友善价值观相关问题展开。
第一，历史考察的方法。考察大学生的友善价值观，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抛开历史的联系，当代大学生的友善价值观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把握。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至少需要关注以下两个维度：一是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友善价值观对于现实社会友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远影响；二是中国社会当代以来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情况发展的主要脉络。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讲，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更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大学生的友善价值观培育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利益分化所导致的一定程度的友善缺失，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理论都不应该是空洞的抽象，而应充分体现对社会现实的关照。
第三，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品格教育、价值观教育的分析和比较，进一步概括总结它们的优秀理念和具体做法，分析我国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借鉴应用到本研究中。
第四，问卷调查法。通过开展有关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状况的调查问卷，尽可能全面地获取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掌握当代大学生在友善价值观培育上的具体认知和态度，做到有的放矢地开展分析研究。四、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
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当代大学生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历史与现状考察以及培育内容与践行路径的思考等。本文研究的难点是多方面的，比如，由于本文选题综合性强，理论要求高，学科跨度大，需要一些伦理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相关知识的积累。再比如，本文涉及挖掘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的友善资源，但友善思想是蕴含在许多其他表述中的，比如“仁”，比如“友爱”，对这些似是而非概念的澄清、辨析、把握，难度较大。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是：
第一，观点方面的创新。对友善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将友善界定为是个体善意的真性情之合理表达的一种高贵品质，同时也是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主要是在习得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和维系。
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立足纵向与横向研究视角的结合，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开展实证调研分析，考察友善价值观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包括乡规民约、家规家训、民风民俗中的智慧来把握现实，回应问题。
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尝试对大学生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内容与培育路径进行梳理，对培育内容做了善心、善行、善功的界定，对培育路径进行了灌输、示范、评价、环境优化、体验、制度保障六个方面的整合。
第一章 友善与友善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友善”似乎是个常识性的、人人皆知、不辩自明的概念，但熟知不等于真知，我们对“友善”的认识，尚存在模糊不清、不甚了了之处，可以说是“熟悉”与“陌生”并存。本章，我们就来分析和认识友善以及友善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期待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对友善的了解从熟知走向真知。
第一节 认识友善
人是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而友善就是理解和处理关系的重要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无法离开友善。友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理论领域，是一个有待于深入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直观的、表象的、浅层次的阶段。那么，让我们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友善资源的汲取与传承，同时又着眼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境，来分析四个问题：何谓友善？友善是否应当有边界？友善是目的还是手段？友善的客体是人还是物？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充分认识和明确界定，将对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起到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一、何谓友善
从词源学上来看，“友”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作“”，是两只右手靠在一起的形状，表示以手相助，或二手协同。《说文解字》中称“同志为友”，揭示了“友”的本义是“朋友”“友好”。“友”可以是名词，也可以作动词。《荀子·性恶》：“择良友而友之。”第一个“友”字，即朋友，是名词；第二个“友”则是动词，表示友好。友善中的“友”，应取动词“友好”之义。“善”，同样是个会意字，从“言”从“羊”。《说文解字》中称：“善，吉也。”本意是吉祥，后引申为多种意蕴，如好、恰当。“友善”中的“善”，应包括心理上的善意和行为上的合理两层意思。友、善二字连用，始于《汉书·息夫躬传》：“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本义也就是相互交好的意思。（一）友善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友善思想，其中又以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爱”为代表。《论语》中，仁出现之处甚多，堪称孔子学问的中心，仁之要义，包罗万象，两千多年来，莫衷一是。“仁”，从文字上解释，人两足走路，旁边加个二，就成了两个人，自然而然就引申出了两个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人际关系对于“仁”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儒家对“仁”最基本的阐释。一个人显然是无法追寻友善的，个体必须成为家庭、邻里、国家等共同体中的一员，通过自己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来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才能谈得上“爱人”，才会有可能推己及人。
再看作为墨家思想核心的“兼爱”，儒墨两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非儒即墨”，只是儒家宣扬的是等级制度合理性下的有差等的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墨家称颂的“兼爱”则是平等而无差别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孟子评价：“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就是从头顶到脚跟都磨坏了，也要去舍己为人。撇开他们之间有差等和无差等的尖锐对立，两家学说的核心都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当然，“仁”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人际关系，故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熹所言“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子语类》卷六），也是这个道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比之墨家，儒家的影响长期而深远。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重要概念，即乡土中国熟人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这样的网络中，有“己”作为中心，用“推”来做延伸。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中，每个人都以“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形成了等级化的差序格局类型，为个体的行动设置了直观的道德边界，维持了家庭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舜不应该置父亲于不顾，应当抛弃君主之位带着自己的父亲逃亡。这当然只是桃应的一个设问，但孟子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亲为大”的思想。家庭可以说是个体情感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充满温情、友善、信任的家庭环境显然比疏离、背弃、对立的家庭环境更能给人以精神支持。
那么现代社会中，当我们口口声声讨伐“道德滑坡”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家庭等传统共同体道德约束能力的消退，正是造成今日之道德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友善，必须与“仁”一样，是需要有立足点的，是从己出发、推己及人的过程，否则就只能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当今社会，自我利益的实现固然无可厚非，但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只关切自我利益，而必须将他人纳入自己的视野，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二）友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起统领作用的基础品德“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上》），儒家高度重视“仁”，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作为伦理思想的核心。杜维明认为，“‘仁’也是一个起着统一作用的概念，它不仅赋予其他重要的儒学概念以意义，而且也决定着它们的性质并把它们综合成为一个整体”。“仁”外化为“礼”，可以包括孝、智、信、勇等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所以，仁是个包容性的、统领性的整体概念，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德性，当然“爱人”属于其最基本的意义。如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四个词中，友善也是基础，当我们面对世俗化的社会，我们追寻的问题应当是：“具有什么样的品格特征才是个好人？”这样的品质特征会包括敬业、诚信、爱国等等，但毫无疑问，就像“爱人”是“仁”的基本含义一样，友善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不锱铢必较有助于消除社会矛盾心理，实现和谐，不尔虞我诈有助于建立社会互信体系，实现诚信，友善具有比别的一切东西更强大的力量。（三）友善是在习得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个体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和维系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确，仁的概念不管多抽象，都需要外在的具体表现，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礼”可以看成是“仁”的外化，“克己复礼”不是简单地消极顺应，而是主动地积极参与，是人的内在性的长期过程，主要通过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儒家的“仁”并非遥不可及，它是从修己开始的，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为此，孔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以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也要求人能克己，养成浩然之气，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一。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们之所以不相爱，那是因为人的欲望过多且过度膨胀。墨子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墨子·修身》）因此，友善要成为自觉意识，主要要依靠个体自身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友善当然不是天生的，苏格拉底就认为“德行可教”，但它不是一个可以从外部直接获得的品质，也绝不是政治力量的产物，重点不在于“教”而在于“习”。友善只能通过个体在习得基础上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和获得，并逐渐升华为自觉。
综上所述，友善是个体善意的真性情之合理表达的一种高贵品质，同时也是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主要是在习得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来养成和维系。二、友善是否应当有边界
在考察了友善的含义之后，我们认为，友善固然是人的高贵品质，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能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罗尔斯说：“在良序社会中，与人为善（具体地说具有有效的正义感）的确是一种善。”良序社会要求人们心地善良，它“是人在其完整的一生中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作为社会正常和充分合作的成员的人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进而要问，友善是不是需要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呢，也就是说友善到底应不应当有边界？（一）友善的应用范围要有边界，不能不讲原则、不辨是非、不顾善恶《论语》中弟子问仁，共十三次，樊迟、颜回、子贡、司马牛、宰我等弟子都向孔子请教过“仁”这个问题。当然，不止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也讲仁，但墨子是追求兼爱，老子是倡导“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子》第四十九章），也就是善良的人，我以善良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良对待他。这和孔子答弟子中的“爱人”和“泛爱众”（《论语·学而》）是一回事吗？显然不是。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从“己”到“天下”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推出去，“己—家—国—天下”是儒家社会建构的基本框架。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报怨以德”出自《老子》，“以直报怨”才是孔子的思想，“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这是差序层次，孔子对此决不放松，说明孔子是主张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的。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广，才有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且还是“亲亲为大”（《中庸》）。可见，儒家的“仁”是有原则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有立足点同时又讲究推及于人的，相较于儒家，道家和墨家的思想显得缺乏立足点，难以推广。
当今社会，差序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日益开始显现。他们开始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尊严，表现出冲破差序格局束缚的倾向，他们强调自我的权利和利益而忽视义务和他人的权利，这对基于传统差序格局所建构的以血缘、地域为中心的道德共同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友善的正确倡导显得尤为必要，我们畅谈中国梦，我们鼓励社会个体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但在实现自己理想追求的时候，不能影响别人的理想追求，而是要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理想追求。我们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肆意污蔑、中伤、诋毁别人，也不能为了害怕别人超越自己，而在能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也不帮助，甚至在对方遭遇不幸时幸灾乐祸。我们要提倡友善，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养料，既尊重个体的自身利益，同时也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这种理解和包容决不能是没有道德标准的纵容，对于公共利益的漠视、公私边界的模糊和公民个体意识的过分膨胀等种种事件，不能一味地容忍，而是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把原则、是非、善恶排除在外的友善，是种伪善而非真善。践行友善和疾恶如仇，并不冲突，而是一体两面。友善必须符合社会的道义原则，至少不能突破道义的底线。唯有如此，倡导友善，才能真正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二）友善的表现方式要有边界，要求人们能够明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人际界限
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分类就是区分清楚自我和他人。“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远近是门大学问。友善作为主要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不仅要以真诚的善意为出发点，更要在行动上处理得当，做到“善为”。友善待人必须明晰自我与他人的边界，这个边界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各人心理上的设定。人际边界清晰的人能认清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别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自己承担一切，也不意味着他会拒绝别人的帮助与支持，而是意味着，他还是他，别人还是别人。在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他愿意从别人那里获得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支持，在别人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也能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地伸出援手，而不会大包大揽，把别人当成依附于自己的一部分。
相反，边界不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他人过分热心，过分友善，过度干涉别人，以拯救者或救世主自居，过分放大自己，将自己的感觉强行施加给他人，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在行善的名义下，不自觉地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殊不知，友善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以牺牲平等主体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满足并不是真正的友善。“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即使是种美德，也不能做过了头。“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荀子也认为，能把握好“度”，才能称得上是德行兼备的君子。“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辨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谓至文。”适当地推己及人固然很难做到，但的确应当成为个体努力的方向。
除此之外，边界不清还包括容易使自己的个人空间遭到侵犯，个人利益受到损失。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主人带着骆驼在沙漠中跋涉，夜幕来临时，主人钻进搭好的帐篷准备休息。骆驼因为天气寒冷，请求主人允许它把脑袋钻进帐篷里取暖，主人同意了。骆驼接着要求把前腿也伸进帐篷里，主人又同意了。骆驼继续要求将后腿也伸进来，主人尚未回答，骆驼已经将整个身体挤了进来，并且一脚把主人踢出了帐篷。这就是边界不清引起的后果，总是对别人有求必应，无条件对人友善而不懂拒绝。“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凡事都以利他主义为原则，哪怕自己力有不逮或因此受到利益损失也不会拒绝，俗称“老好人”“好好先生”，心理学家则称之为“友善病”，是种病态心理。
1995年的央视春晚上，郭冬临与买红妹合作小品《有事儿您说话》，塑造了一个将“有事儿您说话”作为口头禅的人物——郭子。郭子为了帮单位同事买到卧铺票，带着铺盖卷儿在火车站彻夜排队，未买到后，怕别人说他无能，又自己贴了200元买高价票。即使是别人提出远超过他能力范围的事情，比如扛五百斤白菜上楼、弄几节车皮等，都是欣然应允，只为能被人看得起，但应允之后又会懊恼不已，这就是种典型的、企图取悦他人的病态心理。无独有偶，英国《每日邮报》也刊登过一个相似案例，泰勒的朋友对工作、家庭、朋友面面俱到，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照顾老母亲，当兼职护士，参加各种会议。亲友们有问题也都喜欢向她求助，她从来都是欣然应允，不予拒绝。表面来看，这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最友善无私的朋友，但她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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