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十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大讲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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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十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大讲堂)试读：

前言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而且深刻阐明了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近几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和学术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发挥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作用。努力构建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并自立于21世纪世界经济学强国之林，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重大历史责任，也是中国整个理论经济学界责无旁贷的光荣历史使命。

从当前整个世界的理论经济学现状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公认的三大理论经济学体系。除此之外，还存在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众多非主流经济学流派。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人类已有的经济学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批判继承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一切已有经济学成果方才得以创立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然需要通过全面吸收和借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经济学优秀理论成果来实现。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必然是一个复杂和艰辛的探索过程。除此之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这个意义来说，构建一个能够与当代已有的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式，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运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体系的建构，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更好服务于我国新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于2017年4月7—10日举办了“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四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高级研修班。顾海良、李建平、高德步、何自力、方福前、王立胜、杨承训、洪银兴、裴长洪、邱海平等著名经济学者，分别围绕

马克思经济学的“道路”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在以上讲课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十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理论成果，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愿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马克思经济学的“道路”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顾海良

我们知道，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体系创新和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常态来看，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方法创新，如果没有方法创新，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核心是“术语的革命”，而“术语的革命”正是以方法创新为前提的。同样，只有方法创新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体系创新。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体系创新又是以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前提和基础的。

依此来看，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还没有方法的创新，他甚至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多有质疑，持不赞成的态度。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方法创新，马克思旋即由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变成劳动价值论的“赞同者”。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体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第一次转变，1857年8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写作，奠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时，马克思在从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变成“创新者”的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

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严格来讲，应当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学术上的正确表达。我们现在读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不是德文第一版的译本，而是由恩格斯所编辑形成的德文第四版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在结构上由7篇25章构成，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分作6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价值形式历史与逻辑发展四个阶段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还是双重论述，主要内容被当作“附录”来对待，没有列为正文。现在讲《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必须强调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我极为简单地讲这一过程，主要是要说明，《资本论》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是不断创新的，是与时俱进的。

以下，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导言》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

我们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时，还要纪念《导言》出版160周年。《导言》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创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出现了，同时也要把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分析之中。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范式”，就是方法在理论体系中运用的体现和反映。讲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我选取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道路”的角度来讲。这里讲的“道路”，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是指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说法。

马克思在1857年8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第一条道路”是从具体现实出发，抽象出问题的概念、范畴；“第二条道路”是从简单的理论范畴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达到最具体、最复杂的范畴，这是一个在思维中以理论体系“再现”的过程。《导言》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阐释时，一开始就区分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两条“道路”，并认为只有“第二条道路”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道路”，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上升”到具体，绝不是抽象“产生”具体本身的过程，而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过程，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1]的“正确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能按照习惯的说法，讲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本意的。马克思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指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在解读《导言》第三节时，一定要把它看作马克思对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方法的探索，而不是泛泛地讲方法，更不是讲研究方法。

马克思认为：“第一条道路”是指“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2]提开始”。“第一条道路”对于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显然“是错误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第二条道路”是正确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沿着“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形成呢？有的学者认为，既然马克思讲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只能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这个问题相关，在讨论到政治经济学起始范畴时，马克思确定的《资本论》的起始范畴是商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应该是类似商品这样的抽象范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也是商品。在这些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思维定式中，即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唯一方法。究竟是不是这样的？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专指什么？建立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第一条道路”是否也有其科学价值？我们能否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新的“道路”？这些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导言》与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导言》是为当时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写的。在《导言》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一开始就把最终的结论在《导言》中预先告诉读者并不十分合适，马克思由此而中断了《导言》的写作。但是，《导言》切实阐释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三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结构这三个问题的基本观点。

对象就是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马克思对此做出的阐释的创新点是：明确地提出这四个环节是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对四个环节中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做了强调，其他三个环节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反作用。要突出生产在这一经济关系中的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四个环节构成经济关系的“总体”，构成“总体”中的相互关系。卢卡奇依据马克思的“总体”方法，提出过“总体与个体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对象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下，才可能有经济科学的产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生产一般”，而是“生产特殊”。只有在既定“总体”内的“生产特殊”中的经济问题，才是真实的经济问题；在既定“总体”之外的经济问题，并不是真实的经济问题，而是马克思当时说的“幻想的、虚假的”经济问题。“总体”是先行的，“总体”是既定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的。比如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是最一般的理解，但这个最一般的理解，对经济学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恰恰不是一般而是特殊。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的出发点，在方法论上设定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虚无的经济关系。所以《导言》在讲四个环节的关系时，破除了当时流行于各种经济学中的把四个环节割裂开来的或者将其并列起来的错误观点，确定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是马克思《导言》中确定的方法论的核心要义。这一核心要义在《资本论》中就体现为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构成了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第一条道路”从具体实际出发上升到理论范畴是“错误的”呢？马克思提到：“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3]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第一条道路”从实际和具体开始，从现实前提开始，从现实出发得到理论范畴，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导言》所讲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在这个问题界域内，“第一条道路”就是错误的。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条道路才是错误的。这里并没有否认“第一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正确意义。

马克思所讲的“第一条道路”是存在的，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一是存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二是存在于经济思想史过程中，在17世纪中叶刚刚发端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现实具体的问题上升到理论范畴，这些理论范畴为后来的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说，从具体问题研究出发到抽象理论结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三是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研究上是有意义的，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马克思讲过，他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4]实出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当下的国情出发，从当前正在发展变化的经济关系现实出发。

由此来看马克思提出的“第一条道路”，就是混沌的整体尚未有序化，有序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学范畴的提出，从现实具体出发的这一思维上的反复过程，就是“第一条道路”的意义。然后才有“第二条道路”，对经济范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上的“再现”，来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思维中“再现”的具体，这个具体不再是混沌的表象，而是“有序的总体”。我们现在讲的复杂系统、复杂问题，混沌经过思维上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再现”，才能变“混沌”为“有序”的总体，只有这个过程才能把理论体系表达出来。所以“第二条道路”是正确的，尽管“第一条道路”构成了“第二条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本身不能成为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否定“第一条道路”，只是限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界域，并不否定“第一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也不否定其在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上的意义。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25．[2]同[1]2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二、1873年的“第二版跋”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

如果只是局部而不是总体地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好像是先验构想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针对这个疑惑做了说明，这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最完整的表达。“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作为方法创新，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中运用的全面而具体的体现。

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1]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实际上，“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讲的“第一条道路”，而“叙述方法”正是马克思讲的“第二条道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同，研究方法在第一环节必须充分占有资料，第二环节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第三环节就是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1857年之前，在马克思经济思想以研究为主的发展过程中，他就完整地走过了这三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写下了30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这些材料集中体现于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伦敦笔记》中。然后，马克思又从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中找寻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巴黎笔记》中有马克思的见解，《伦敦笔记》中可以看到他的货币体系及其发展形式、货币的职能等比较完整的研究性分析。

这些研究完成以后，才有《资本论》叙述的开始。叙述方法是以研究方法为前提的，研究方法达到什么程度叙述方法才能达到什么程度。马克思认为，他的《资本论》理论体系是长期研究的结果，是他长期研究西欧的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的结果。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为基础。

马克思在以研究为主的政治经济学阶段撰写的著述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从现实实际出发，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反映实际关系的理论结论。《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这三篇著述在马克思以研究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重要性首先体现了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进展，体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的辩证分析；其次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关系的探讨；最后说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关注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曼彻斯特学派乃至整个欧洲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那个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最热门的话题。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开始就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在探索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问题上，有一个不甚正确的说法，即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在对现实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现实经济关系和那个时代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也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来源，而不仅仅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曾经做过比较机械的统计，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经济学家中，有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的大概有200多位，其中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不到一半，1843年后还活跃在欧美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超过5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论战的对象，如在专门章节中做出论战的西尼尔、威克菲尔德，就是当时主流经济学流派的重要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也是当时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1857年，马克思从批判凯里的经济学理论切入，回答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在实现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中，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经济问题而只从事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马克思有过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也有过以叙述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1843—1857年是马克思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从1857年的《导言》起，马克思转为以叙述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阶段，从这时起，马克思开始进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过程。

马克思在1857年之前的以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同样有经济学上的重要成果，如《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这也是他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成果。

出版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先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20年问世，到2017年正好出版170周年。《哲学的贫困》这一文本比较特殊。原来我们读《哲学的贫困》感觉不太容易理解，现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文版已经出版了，对照着读，更能体会到《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论述的意蕴。《贫困的哲学》分为十四章，第一章讲宗教社会问题，第二章围绕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展开，第三章到第十四章是对经济关系十个阶段的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并未对蒲鲁东的书逐章做出批判，只指出了它在价值理论、分工、竞争、垄断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马克思对方法论的七个问题做出了阐释。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表达。开头四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方法，第五、第六、第七个问题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方法。我们以往对这七个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了。第一个问题讲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来历”，第二个问题讲范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第三个问题讲范畴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第四个问题讲范畴之间的辩证的逻辑关系。接着的第五、第六和第七个问题，讲了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为什么有的原理出现在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的某个世纪，有的经济思想只产生于17世纪？马克思集中讲了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及其内在联系问题，讲了经济学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关系问题。经济思想家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说明经济思想史家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1857年以后以叙述方法为主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在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导言》为起点，以写作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为显著标志，跨度从1857年开始到1862年底这一时期；第二阶段从1862年底决定以《资本论》为总标题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为起点。在这两个阶段，马克思写了三部经济学手稿。

第一阶段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经济学著作标题的叙述过程。这一阶段，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叙述的两个结构计划，即“五篇结构计划”和“六册结构计划”，相应地写了两部经济学手稿。

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按照“五篇结构计划”写的。这一结构的纲要就是：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第二篇，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第三篇，资产阶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按照“六册结构计划”写的。这一结构计划的纲要就是：第1册《资本》，第2册《土地所有制》，第3册《雇佣劳动》，第4册《国家》，第5册《对外贸易》，第6册《世界市场》。其中，第1册《资本》分作四篇：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二篇《竞争与许多资本》，第三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资本》。再进一步，《资本一般》又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两次调整以及相应地写作出的这两部手稿说明，《导言》提出了“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实际叙述中，还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叙述过程中，还会有新的研究过程出现，时常有叙述和研究并列和交叉的过程。叙述过程有研究，研究推动了叙述的完善。在提出“五篇结构计划”时，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发现和创立了完整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不仅叙述过程有了变化，而且经济学体系结构也有了重大调整，形成了“六册结构计划”。在对“六册结构计划”的叙述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结构上又发生了重要变化，最终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六册结构计划”对“五篇结构计划”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原来五篇中的第二篇，分解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三册。原来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的内容，放在《资本》册的开头作为概要叙述，不再独立成篇。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演进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包括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即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国家内部经济关系的结构。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国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当时对于国家的经济职能的研究，大家都还停留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思维之中。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时，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只初见端倪，斯密的理念显然是超前的，因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步的。到18世纪70年代《国富论》发表时，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他提出了国家“守夜人”的问题。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有三个职能：第一，防止一个国家遭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建立国防；第二，保护私人财产免遭掠夺，要维持社会安全和秩序；第三，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这些形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信条”。后来，这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了，当时李嘉图说资本主义不可能爆发经济危机，但在他去世后不到2年，1825年经济危机就无情地爆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出质疑。马克思提出来了，马克思要研究在这个时期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要研究国家的经济作用和经济职能问题。从1825年经济危机爆发起，过了111年，凯恩斯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条”做了抨击，提出了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问题，即他所说的“国家总揽”的问题。所谓“凯恩斯革命”，就在于对市场完全能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问题提出的质疑。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年就已经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了。《国家》这一册主要研究和叙述什么？马克思在写于1857年的《巴师夏和凯里》的短篇手稿中做了说明。当时，分别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两大主流经济思想流派迎合了法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包括国家对外的经济关系处理上的不同政策。以法国为代表的经济学当时已经转到“贸易保护”，以美国的凯里为首的经济学家则大力倡导“贸易自由”。这两个国家政府对经济作用的影响不同，导致经济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法国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不主张自由贸易，希望通过贸易保护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美国有发展上的优势，主张全球自由贸易，这是由两个国家发展的政策和国家发展的要求不同而产生的。马克思分析了两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其中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导致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差别。

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否等于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主张？古典市场经济主张：第一，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第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现在的市场经济增加了什么内容？凯恩斯理论之后增加了两条：第一，就是除了“看不见的手”，还要伸出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第二，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古典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是外在因素，现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是内在因素。宏观调控是事后调控，计划调节是事前调节，所以计划不等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事后调控，国家有货币流量调控等。我们讲的计划调控、计划经济是事前调节，计划和市场不等于宏观调控市场，因为市场的自发性矛盾和滞后性需要事后调节，但是我们讲的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不是一回事，这里要深入思考怎么把马克思高度关注的国家问题，纳入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中。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三、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择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一条道路”显然有其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为基本社会历史背景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等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条道路”似乎更适合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第一条道路”揭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方法的三个环节。马克思建立《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时候，最初就是从问题出发，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的研究出发的，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要走的是“第一条道路”，用的是研究方法，走的是研究过程。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条道路”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就是刚才讲的17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提。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道路开始。1920年，布哈林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他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被物与物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中经济关系不再被物与物的假象蒙蔽，直接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多余的了。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1929年，斯大林为了破除对布哈林理论的盲从，公布了列宁读布哈林的书所做的批示，列宁对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多有质疑，列宁实际上已经承认社会主义也有政治经济学。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1929年之后才有了“合法”地位。当时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承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家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继续推进，就是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就是20世纪以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的研究；另外一种观点以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过渡意义上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观点中，前一种观点似乎看重于“第一条道路”，第二种观点似乎看重于“第二条道路”。

我们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要思考的是，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有它的独特国情内涵。同时，从斯大林去世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并存，这种并存是以矛盾、冲突和交流、合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特征的。尽管人类社会最终的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在现实中还是两种经济关系的并存。这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命运共同体”问题。以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得“第一条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现。

我牵头做的中宣部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做了多方面的探索。现在形成了三个方案，或者说对三种理论体系方案进行了比较性的探索。我把这三个方案罗列如下，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方案是在《读懂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这个方案，相当于我前面讲的独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这里讲的“发展”，是指理论的成长和演进，也是指相对于中国道路而言的以发展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方案结构如下：

1．中国特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3．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4．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5．加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6．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7．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8．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

10．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1．主动适应、引领、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1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13．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农”发展

14．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15．“一带一路”建设

16．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这一结构体系分作几个板块，其中第一大块是绪论性的，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第三，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调研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强调了四个主要的观点：一是要坚持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是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四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是主导。后面其他几个板块，从“发展”的内在要求上，以“发展”的问题为导向，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的主要问题做了探索，其中主要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等。

第二个方案是在《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中提出的，包括四篇24章。具体结构体系如下：

绪论篇

1．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2．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

3．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5．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篇

6．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本质

7．剩余价值生产及其主要方式

8．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

9．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

10．社会资本再生产

11．资本职能形式与剩余价值分割

12．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阶段

1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历史趋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篇

14．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及其本质

15．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

1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7．国家经济职能与宏观调控

18．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社会共同富裕

19．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

20．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

21．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篇

2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本质

23．国际经济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4．国际经济关系的治理及其趋势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列出八大问题，把经济关系的产生放在最前面，作为衔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链接。根据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该是以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来定性。

现在，我在思考第三个方案，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择问题。具体设想如下：

1．“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式，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的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始之作。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2﹒1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

2﹒2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就是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全新理念，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和方向的先导

4﹒1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坚持辩证法、两点论

4﹒2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5﹒1　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提出要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性任务，其理论基点和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5﹒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其根本指向就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更为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系统理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

6﹒2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导，构建互联互通互融的开放系统，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式，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始之作。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产生科学理论的基础，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理论储备不足，这需要我们进行探索。

这第三个方案，第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强调了它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性。

第二，提出了三个理论观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二是新发展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

马克思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解是大视野，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会知道。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方式在大趋势上就是从“自发”到“自觉”，无政府状态就是“自发”，有国家或全社会的计划或调控就是“自觉”，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就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等同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国家或社会的宏观调控，就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自觉的调节。马克思没有去考虑，在“自发”的经济中会有部分“自觉”的进入。马克思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关系中完全的“自发”，也可能有局部的“自觉”进入；马克思也没有想到，后来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些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要利用“自发”的经济力量和调节能量，再加上调控和计划的优势和能量，形成“自发”和“自觉”混合的，并且逐步增加“自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高度“自觉”的未来经济关系，真正实现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上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根据中国的国情，怎样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把“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观点，上升到一个主体调节更自觉的高度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探索的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中，由局部的“自发”和局部的“自觉”的混合，走向主体的“自觉”，最后达到充分的“自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就要实现，一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圭臬；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三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坚持“两点论、辩证法；四是形成适合于这一发展的具体经济理论；五是处理好开放的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

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首先要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同时，在理论体系上，要做更多的理性思考，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获得理论创新、体系创新的新进展。

我讲的这三个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马克思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丰富的资源，如何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探索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2016年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1]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短短一段话中多处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注释[1]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人民日报，2016-07-0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段话表明：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姓“马”，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二是又不完全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其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可称之为3﹒0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2]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3]“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习近平则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4]构建新理论。”（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50多年来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可分别被称为1﹒0版、2﹒0版、3﹒0版。

1﹒0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生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任务是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由于其内在的社会矛盾必将为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所以，《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

2﹒0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次生形态，是列宁、斯大林等在20世纪对1﹒0版的坚持和发展。其任务一方面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若干新特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另一方面，则注重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形成了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2﹒0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0版高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借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形成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2﹒0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了内在的缺陷：否认商品和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体制僵化、闭关自守；劳动生产效率递减，生活消费资料匮乏。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盲目照搬，教条主义，严重脱离实际。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2﹒0版必须要更新。

3﹒0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形态或新生形态，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搞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方面也不搞本本主义、生搬硬套，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3﹒0版。（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新特征

作为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0版、2﹒0版虽然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不同之处，形成了若干当代新特征：1．新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已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成了当代的新特点。习近平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老框框内。”[5]2．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在现实上我们所处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它将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立足这个最大的实际。经过长期努力，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面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大国情依据。3．新的经济运行体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不可逾越，因此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调节作用。我们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4．新的历史任务

3﹒0版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5．新的国际责任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还有很多单项第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提倡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顺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已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应当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正因为有上述新特征，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发展的新阶段。注释[1]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11-2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文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154．[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0版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系列规律。

2﹒0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对的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目标是尽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此2﹒0版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试图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0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结合，在发展方面要考虑到时代发展新变化、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新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政治、国家关系。（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1．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生产的性质：首先是商品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品生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商品生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条件下的商品生产。（2）生产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对生命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提法，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社会需要”，逐步达到全面共享、共同富裕。（3）生产的过程和机制：这是一个需要着重加以研究的问题，要研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生产的动力（创新驱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协调）、环境（绿色发展）和国内外市场（对外开放）等。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实质是结构性过剩，是过剩与短缺并存。例如，我国高性能不锈钢的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锈钢的产量约为30万吨，而中国的产量只有1万吨。长期以来，我国缺“核”少“芯”的问题一直存在，目前国内近八成的芯片依赖进口，其中高端芯片进口率超过九成，“芯片”也超过石油成为国内第一进口大户。我国大飞机制造的发动机全部要靠进口，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也很欠缺。虽然现在自主品牌的汽车也在迅速发展，但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全是外国企业生产的。我国是医药大国，但以仿制国外药物为主，仿制药占比超过90%，外资医疗设备垄断国内市场，高端医疗器械的70%～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如此等等。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2]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实质上就是要从生产方式入手，是完全正确的。2．研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的多元关系、分配的多种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交换关系包括日益发达的国内交换关系（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换关系（国际市场）；要警惕新时期商品交换关系的肆意入侵、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滋生和蔓延等。3．研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国家关系（1）这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是政治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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