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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刚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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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力士试读：

英格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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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思《英格力士》的过程中，我的内心里曾有一度充满了残酷的东西。它们真的像是春风和细雨一样，天天滋润着我的灵魂还有我的脸。

我的童年充满暴力。我看见了很多大人在打，他们动粗的方式有时能发挥到极致。滚动着热气的沥青可以朝人的脸浇过去。那人已经躺地求饶了，可是还有人用大头棒朝他的肚子猛击。逼迫他们或者喊打倒王恩茂，或者喊打倒武光，还有伊敏诺夫。我看见那些高大的红卫兵们把一个女老师打死后，还拖着她在学校游走，就像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在乌鲁木齐冬天的雪野里拉着自己的爬犁一样，让一个女人死后苍白的脸暴露在阳光下，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把她扔在厕所旁的垃圾堆里，还不让别人收捡她的尸体，直到这个平时温文尔雅的女老师即使是冬日里也变得臭气熏天。所以，现在每当今天有的人红卫兵情节很重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杀人时的样子，就觉得不是我的记忆错了，就是他们的记忆错了。我们那儿有一个叫七一酱园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大院，旁边就是喧哗的乌鲁木齐河，河边有一个大棺材，有一个人连续好几天跪在那个棺材前方。里边是什么人？外边的人为什么要对他下跪，他下跪是为了忏悔吗？忏悔是什么？被人逼着做出的忏悔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在每个时代里都有人逼着另外的人进行忏悔？

在我的童年里，我家旁边的猪圈里，总是发出杀猪的惨叫，震天动地，不知道那声音有没有传到北京，而与此同时，大人们经常自杀，那时整个乌鲁木齐都飘着一种薄荷的清香，大人们死后的舌头总是和猪舌头一起朝我伸过来，多年以后，我在超市里，总是分不清那是猪的，还是人的。

在我的童年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教室里对于老师的批斗会上，当灯关上时，也会忍不住地冲到老师身边，在黑暗中，拼命踢她的肚子。

以后，不让打人了，我们就开始折磨动物。记忆中有一只猫，让我们从楼顶上往下扔，没有摔死，大孩子就说：猫有九条命。然后，我们把偷来的汽油浇到猫的身上，点着，看着猫在黑夜中燃烧。

梅耶霍尔德说如果在剧院里的排练场找不着他，那就去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吵架，他说他喜欢看吵架，他说那能更多地看清人的性格和本质。梅氏最后被人打死，而他的妻子也被人捅了四十多刀。梅氏在有着悠久艺术传统的苏联人之中的悲剧是不是与它喜欢看吵架有着内在的联系？

十二岁那年我开始吹长笛，那是很女性化的乐器，它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动情精神，我吹过巴赫、德彪西、莫扎特、鲍罗丁等人的作品，直到现在每当听到我曾吹过的莫扎特的C大调和D大调协奏曲时，我的内心里都充满了怀旧的情感，可是这么些年来，我在自己写过的小说和散文中却从来羞于提那些我所熟悉的西方作曲家的名字。就好像那一切真的很丢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起米沃什或者亨利·米勒，却羞于提到莫扎特。我回想起那个少年背着长笛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泥泞的地面在春天融化的雪水中处处反着光，十几岁的我在那时就发现自己内心里充满着莫名的忧伤。如果你们像我一样从小就熟悉莫扎特长笛或者黑管协奏曲的慢板乐章，那你就会理解我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忧伤。

所以，我很宽容自己为什么快要动笔写《英格力士》的时候，我的内心里却充满了软弱和卑微的东西。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我那么热爱我的英语老师以及他的林格风英语。所有那些残忍我都不愿意过分地提及，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被满是伤痕记忆的人写的太多了，受难者的脸和施暴者的脸由于早先的文学过于纵情的描写，而显得无限清楚，似乎中国的悲剧全都是由于好人太好了，坏人太坏了……这种描写让我内心反感。另一方面我感到莫扎特与我共同的忧郁包容不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往事。

特别想说说《英格力士》中的父亲，他是一个悲情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他的悲剧不光发生在伤痕的时候，在我的笔下，每一个时代都在给他带来新的伤痕。在这部折磨我好几年的小说里，我为好人祈祷，为恶人说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脑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面对现在十四五岁十六七岁青春洁净的皮肤（尽管在我童年里的记忆里，那时这么阳光的少男少女就已经会杀人了）我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情不自禁的老奸巨猾。于是，回忆中的温暖和仁慈就更是那么能打动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我经常停下来等待，一方面我盼着新的细节到来，另一方面，我想仔细地体会一下，一个类似于像我这样经历丰富思想复杂的人，究竟能不能被《英格力士》的主要品质所打动。英文版自序

第一章

1

那年春天，可能是五月份，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从窗户里进了学校，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乌鲁木齐就是这样，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

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我们是欢快的昆虫，没有注意到她进来。她朝前边走了几步，李垃圾叫了一声，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

我以为她多半不会来了。

阿吉泰站在讲台上，她没有说话，眼泪就先流了出来。

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因为阿吉泰要走了，而且她长得漂亮，她皮肤很白，她是二转子，对不起，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我得翻译：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她爸爸是汉族，或者相反，她爸爸是维族，她妈妈是汉族。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尽管她是女老师，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

阿吉泰要走了，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

她看着我们大家，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些天就很多了，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那是她妈妈的老家。谣言毕竟是谣言，现在她还站在台上，看来李垃圾是对的，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

阿吉泰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她的腰，还有腰下边的部分，它们在扭动，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然后，她用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

毛主席语录。

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她转过身来，用汉语说：

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你们。

男生噢的一声，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就好像那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天空。

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她笑了，她的笑像谁呢？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

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

毛主席万岁。

全班都笑了，这次也包括女生。

然后，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

毛主席万万岁。

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才说：

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想让我留下？

教室静默下来，阿吉泰想错了，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更不要说维语，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

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刘爱，你一直在发愣，你在想什么？

我的脸红了，全班都看着我，我站了起来。

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我变得口吃，我说：什么也没想。

她笑了，说坐下吧。

我犹豫了一下，说：阿老师，你……

她说：我说了多少次，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要叫阿吉泰老师，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

我说：你不会走吧？

她说：要走了，到商业上去。

我坐下后，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那就是说，她今后会在商店里？她会去哪个商店呢？

阿吉泰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是一个男老师。他叫王亚军。

男生立即“噢”的一声，表示不屑。

阿吉泰笑了，说：好了，下课吧。

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

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地游手好闲，我朝高处望去，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

其实，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而是全部，甚至包括李垃圾这样的人。

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没有说她们想哭的，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儿娃子”？他长着球巴子，在五年级一一班的教室里，他已经有些变声，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同班的女生，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丁都是有色彩的。

儿娃子和球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我得慎重一些，然后说：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

很静很静的，没有人再说话：

俄语走了，维语走了，英语就要来了。2

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而是出生，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五月份，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然后就是满地泥泞。春天里，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很远的地方，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在停课的那些日子，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我去过雅玛里克山，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还有西山公墓，经常枪毙人的地方。

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

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路途遥远得都让我绝望了，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时，我被许多高楼，还有那么多人冲击得头晕目眩。

妈妈说：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你看，这种树叫法国梧桐。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

法国在哪儿？

在哪儿？在欧洲。

欧洲在哪儿？

在海的那边。

海在哪儿？

很多地方都有海。

那我为什么没见过？海在哪儿？

新疆没有海。

为什么新疆没有海？

过去曾经是一片海，后来干了。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

爸爸看我这样问，就接过话题，说：

没有海，可是有天山。

妈妈说：每年春天里，天山冰雪融化成水，流到乌鲁木齐河里……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我想生在这儿。

其实，那天在南京的街头，我本是想说：

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生在南京。

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他们在微笑，那里边有爱意。

妈妈说：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

我不想听了，妈妈原来说过。

我说：我头晕。

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当我不想听什么了，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让它们走进天空，山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

真的，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就是说你一出来，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无法改变。

你在一个荒蛮的地方，渐渐长大，你喝的不是长江和黄河的水，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你的皮肤有些粗，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尽管你对他们说了，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可是他们仍然会问：

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

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那是我，可是父母呢？他们是被迫去的吗？真的，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刘爱。

爱是一种仁慈，是一种高贵。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刘爱，刘爱。这真是一个做作的名字。

那天的南京很热，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我吃完了最后一片鸭子之后，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然后他提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我跟在他们身后，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拐了一个弯之后，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他们对坐着，彼此看了一下，他对同学说：明天就要回新疆了，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同学的眼睛有些湿了，说：我昨天又看了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

父亲谦虚地笑了。

我说：我要看照片。

同学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我，说：刘爱今后也跟爸爸一样。

照片是一座建筑，我一看就知道是民族剧场。我曾经在里边看过电影和维吾尔族演的歌舞，他们敲打的那叫手鼓，他们的嗓子比我们响亮，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片没有海的地方。

灰色的照片：圆的穹顶，还有白色的石膏柱……爸爸是设计师，这是他的作品。

爸爸接过照片，看着，显得有些骄傲，说：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一张照片，是我们全家在这儿的合影。

妈妈拿出照片，递到同学手里。

我们一家三口在民族剧场门口，爸爸托着我，妈妈挽着他，我的头好像把爸爸的眼镜碰歪了。

同学看着照片说：刘爱跟你长得真像。

爸爸说：主要看建筑，人其实无所谓。

同学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唱片，说送给你。

然后，他们打开留声机，把唱片放在上边。

音乐响起来。

我问妈妈说：为什么没有维族人手鼓的声音？

妈妈说：这是小提琴，还有钢琴。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儿。

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声音。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我听不惯那种声音。乌鲁木齐没有这种声音，它给我最多的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记得在小的时候，有一首曲子在流行：我的热瓦甫。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我敢向你保证，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可是，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说它是小提琴。而且，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

真是让人羞愧难当，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就好像我也是一个事儿妈，喜欢说说这些名字，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谐和音，或者像是一个扎进手上的刺，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

我不熟悉那种声音，我听了很短的时间，就睡着了。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梦里的东西有的是假的，比如南京和格拉祖诺夫，有的是真的，比如乌鲁木齐和我的热瓦甫。3

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

在清冷的五月，我走在泥泞里，阳光灿烂，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

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爸爸站在脚手架上，他刚画完了一个人的头像，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那个人却挺胖，他就是毛主席。

我走到跟前，说：爸爸，吃饭了。

爸爸没有理我，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

我说：爸爸吃饭。

他没有回头，说：像吗？

我看了看，说：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

父亲说：你懂什么，那叫透视规则。

我说：就是少了一只耳朵。

父亲有些生气了，他停止了画画，把眼镜正了正，从脚手架上往下爬，他的姿态灵活，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攀伏在钢管和木板之间，晃悠了几下之后，他跳了下来。

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就说：画画很累，是吗？

他说：那要看画什么了。

我说：你看，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

爸爸说：以后要有可能你也要当建筑师，画画是基础，说着，他拿起了一块苞谷饼，吃了一大口，可是他不小心却咬了自己的手指，疼得他看自己的手，没有破，只是咬出了牙印，他笑了，说：馋了，又有好多天，春节过后，就没有再吃过肉，想想吃过的猪蹄，已经是很早的事了。

我看着画像，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他的牙齿在打磨着苞谷饼，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在来回翻动着石子和水泥砂浆。我的眼睛始终盯在了那一只耳朵上。

爸爸似乎感到了我的固执，就说：我告诉你什么叫透视规律。你看我，以这个角度站着，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我半边脸，还有一只耳朵？还有鼻子和嘴的轮廓？我要是转一转呢，他说着，把最后一块饼放进了嘴里，就稍稍转了一下……

我高兴地说：能看到那只耳朵了。

他明显不高兴了，说：能看到吗？看不见，你只是在看我的头和我的面部，如果你非要看到我的耳朵，那我得这样，他说着，又要转，可是，他却紧张起来。

从不远的楼里，走过来两个男人。他们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戴眼镜的是范主任，不戴的是一个很高个儿的男人。

爸爸显得有些紧张，说：你先走吧，回家去，对妈妈说，我今天画完得早，就早回家。

我说：下午没课，我看你画画。

爸爸说：走，回家。

我却仍是不走。

爸爸的眼神里显出了无奈，甚至于有某种恐惧，显然，我在这儿使他更加紧张。

我看着爸爸的眼睛，有些犹豫了，如果他再要求我走，那我就听他的，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时间。

这时，那两个男人走到了跟前。

其中那个没戴眼镜的高个儿看了看画，说：像，真像，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就是这样。突然，他愣了一下，说：为什么只有左边耳朵，没有右边的？

我有些得意，爸爸肯定错了，而且是我最先发现的，只是他还不肯承认。

爸爸看着画像，对他说：范主任，申总指挥，这是透视规律，你想想……

那人看着爸爸，说：什么规律？你赶快上去，把那只耳朵给我补上。

父亲没有动，只是脸上堆满了笑，就好像他十分喜悦，他说：补上以后，就不像了。

那人走上前来，先是抓着爸爸的手，然后，他改了主意，他把爸爸的耳朵用手一捏，然后轻轻拉着，当他发现爸爸没有跟上自己的节奏，就使劲拉起来，并说：快，爬上去，给我把那只耳朵补上去。

戴眼镜的范主任一直在笑，并说：让你补，你就补吧。

父亲看着他们，犹豫着，他看着范主任似乎在求救，因为，父亲知道，范主任也是知识分子，他不但懂得透视规律，而且懂得更多。

我本来在跟那人一起笑，可是当看到他揪着爸爸的耳朵时，我不想笑了，我想对他们说，你放开他的耳朵，可是我不敢。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耳朵也有点疼起来。

爸爸开始灵活地爬上去。

我在下边看着他的头发在颤动，他的眼镜上泛出阳光。

他拿起了笔，给画面中的那个人的右边又加了一只耳朵后，我们都愣了：

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和脸。

那个人说：你胡画，你把耳朵加得太大了。

爸爸又擦掉了那只耳朵，把它画得小了一些。

毛主席的形象变得更加滑稽。

然后，爸爸说：不能加。

那个人说：你下来吧。

范主任也说：快点。

爸爸下来了，他跟那两个人一起看着画像，突然，范主任抬手给了爸爸一巴掌。把爸爸打得几乎摔倒。

范主任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说完，他讨好地看看那个高个儿。

高个儿的申总指挥说：你给我全部擦了，重新画。说完，他们要走。

我冲上前去，拉着范主任的腿，说：你为什么打我爸爸？

他笑了，说：你是小孩子，再大一点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死死拽着他，不让他走。

他对爸爸喊道：快快，把你儿子拉回去。

爸爸对我吼：回来，放开叔叔。

我还是不放。

爸爸上前拉我的手。

我仍然显得固执。

当爸爸发现他狠狠拉我，我竟然不松手时，就朝我屁股上猛地踢了一脚。

我吓得松开了手，感到爸爸真是用力，我感到很疼。

那两个人走了，戴眼镜的人一直在跟打爸爸的说着什么。

爸爸一直看着他们走远，才问我：疼吗？

我摇摇头。

爸爸叹口气，说：下午开始重新画，画一个完全正面的像，那样两只耳朵就都有了。

我说：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

爸爸说：他个子高，我打不过他。

爸爸说着，看看我抽搐的脸，就轻轻拍拍我的头发。

我看着爸爸刚才被揪的耳朵，说：那你为什么要打我？

爸爸笑了，说：傻儿子，我不打你打谁？

这句爸爸的笑话进入了我的回忆，现在人们经常爱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此刻我也重复一下吧：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就是看着父亲挨打的时候。

4

晚上，我在床上睡不着，爸爸挨打后的笑容一直闪现在我的面前，像是风雨中晾在窗外的衣服，晃来晃去，使我像是睡在了摇篮里。然后，我听见了另外一间屋子里传来了爸爸的哭声。我感到恐怖，那声音就像是乌拉泊风口的抽泣，很有些绝望的味道。

我悄悄起身，到了爸爸妈妈的门口，轻轻推开一点缝，朝里看着。

爸爸的确是在哭，他说：他们今天真的打我了，我的左脸很疼。他们不懂，什么都不懂，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

妈妈为爸爸摸着脸，说：是不是这儿疼？

爸爸仍在可怜地哭着，说：我真是没有想到，去年开批斗会的时候，也没有批我，也没有打我，今天，他们是为什么。

妈妈说：可能今天是他心情不好。

爸爸像是一个充满依恋的病人一样，对妈妈说：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了？

妈妈看着微笑起来，说：来吧。

爸爸顺势把头伏在妈妈的腹前，低下去，让妈妈开始仔细地帮着他找白头发。

妈妈找得很仔细，然后，一根根地拔下来。

爸爸舒服地享受着，就像是一只不停哼哼的狗，主人的每一个举动，都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快感。每一根白头发拔下来，他都会轻轻地叫一声，然后把头挨着母亲更近些。

母亲也很愉快，她叹口气，说：又是春天，又是一年过去了。

爸爸说：这样的春天，不来也好。

母亲拔得有些累了，说：你好些了吗？

爸爸说：你猜白文是死在谁的手里？

妈妈一愣，说：他是自杀的呀。

爸爸说：不，他是被他妻子杀死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他。

爸爸接着说：如果他妻子像你一样，那他不会去死的，自杀的男人都是被他们的妻子杀死的。

妈妈说：昨天做梦还梦见了他送我们的那张唱片。

爸爸说：我突然想听音乐。

妈妈说：不行，没把咱们赶出这套房子，没让咱们去铁门关，去焉蓟就不错了，你还敢听这些东西。

爸爸说：我只用很小的声音。

妈妈说：那也不行。

爸爸不听妈妈的，他悄悄地从床底下拿出了留声机，又取出了那张唱片，说：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在音乐会上听过格拉祖诺夫这首小提琴曲。

音乐声响起来，妈妈让爸爸把声音搞得更小些。

我听着音乐，在缝中看着爸爸把妈妈抱起来，为她脱衣服。

妈妈说：刘爱睡着了没有？

爸爸不说话，把灯关上了。

在黑暗中，妈妈的呻吟和小提琴的诉说混在了一起，就像是一条混合着沙子的河流，最后你什么都分不清了。

我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似乎妈妈叫床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格拉祖诺夫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作曲家，他高贵的气质永远地跟爸爸妈妈可怜的做爱连在了一起。

就好像是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阴水融进了清水里。

第二章

1

我们学校淡黄色的山字形的楼也是父亲设计的，直到现在我还保留了他当时画的彩色的效果图。俄罗斯式的斜屋顶，是用绿色的铁皮搭起来的，有些像是一个穿着米黄色大衣的人戴了一顶绿帽子，他的老婆跟别人睡了，他不知道，仍然神气活现地站在那儿，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歌声和笑声，对了还有读书的声音，从他的像是眼睛一样的窗户里传出来。

爸爸在走运的年月总是显得有些神气活现的样子，他经常是忍不住地对别人夸耀自己的成绩，他对自己的学生宋岳说：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宋岳总是睁大眼睛，拼命点头。所以，我常想，搞个人崇拜哪里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明明是从我爸爸开始的呀。

他说人民剧场和八一中学的山字形楼是我的杰作，他们将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不朽的建筑不光有俄罗斯的教堂，还有乌鲁木齐的剧场和学校。

可是，爸爸在吹牛时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在他当年走运的时候，面对着自己的夸夸其谈沉默着的学生中，也有不喜欢这类风格的人。他们说透过外边旧式的造型，你可以从大门口走进里边长长的过道，如果两边的门不开，那这条狭长的走廊将会像坟墓一样黑暗。白天也要开着灯，从阳光下走进楼内，你会感到阵阵晕眩，灯光昏暗的色彩让你喘不过气来。2

我就走在这样的过道里，抬头数着顶上的灯泡，经过了男厕所和女厕所，然后上楼梯，朝着黑暗的深处走去。角落里传来了雪花膏的香味，这使我觉得异样，爸爸设计的过道里，从来都散发着一种霉味，那是因为从天山深处采来的松木地板已经开始腐朽了，眼前这陌生的香味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有些激动地张开了嘴，拼命呼吸着，突然，角落里的一扇门打开了，强烈的阳光从屋内朝我刺来，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跟阳光一同走出来，他油亮的头发和着白茫茫的色彩叫我睁不开眼睛。然后，那个门又关上了，黑暗中的灯光让我看清了他的轮廓，一个挺拔的男人，脸上被剃须刀刮得有些发青，他走路时胸挺得很直，在他的胳膊弯内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还有一本我们刚发过的英语书。

回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本词典，英文词典。很厚，深蓝色很硬的纸壳的封面，它被紧紧夹在这个男人的臂中，显得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红色多，黑色少，而蓝色就更少。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渐渐地意识到，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唯一的一本英语词典。

显然，他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叫王亚军的男人，他的出现真是显得有些神秘，在我们那样的学校里还从来没有英语，我们是天山脚下的城市，我们有许多维吾尔族的同类，于是我们要学维语，我们离苏联比任何地方都近，所以我们要学俄罗斯语，但是英语有什么用呢？英国和美国都离我们太远了，是谁在那个连庙宇都拆了的年代突然让我们学习英语？可惜，我今天查遍了首都图书馆的资料也没有找着那个伟大的人。

王亚军应运而生，女同学们都等不及了，她们从前天就开始翻弄着那本红皮子的英语书，她们一直都没有压抑自己的好奇和幻想：那个懂得英语的男老师，他会代替阿吉泰站在讲台上，然后他的目光经常会停留在女生身上。

王亚军不会让女生失望的，他有着高贵的姿态，在他走到我跟前时，我应该给他让路，可是我因为紧张而有些一时不知道怎么走，结果他朝左边，我也跟着朝左边，他朝右边，我也跟着朝右边，即使是这样，他的头也没有低下看我，仍是看着前方，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想笑，最终才给他让开了路，我站在了一旁，不敢看他的脸，那时开始觉得有些尿憋起来。

他好像看了我一下，又好像没有，他挺着胸，朝前走着，在我的注目下他没有回头。

我回头进了厕所，就我独自一人，想想刚才与王亚军的碰面就感到奇异，这种男人真是没有见过。

突然，脚步声告诉我，王亚军又回来了而且也走进了厕所。他似乎没有注意我，只是站在尿池上，迅速地掏出了他的那个东西。

我忍不住地朝他那边一看，吓得我一哆嗦，太大了。从没有见过哪个男人长得像他那么大。小的时候，跟着爸爸走进男澡堂，看到每一个男人都长着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就感到世界不可思议，在室内的雾气中，被热得有些舒服的象征物们在晃动。他们无数次地进入我的眼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英语老师王亚军真是让我太失望了，他竟然和别的男人长着一样的东西，而且太大了，这真的让我精神恍惚。

我不敢再看他，却紧张得尿不出尿来，直等到他尿完。

他开始仔细地洗手，我仍然没有回头。

突然，英语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愣，紧张地回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

我说：刘爱。

他似乎有些意外，说：刘爱？哪个爱？

我说：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爱。

他笑了，缓缓走出了厕所。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脚步声渐渐远了，一个长得像英语老师这样讲究的男人，竟然也和我一样撒尿，而且长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忍不住地笑了，一边撒尿，一边笑得更厉害，而且越想越可笑，于是笑得肩膀开始抖动。

这时，突然有一个人从后边冲过来，朝我的屁股上重重地踢了一脚，差点把我踢到尿池子里，我回头一看，是李垃圾。

他说：笑什么呢？

我被踢得很疼，心中大怒，却又说不出什么。

因为我跟李垃圾之间有个约定，那时在我们乌鲁木齐的许多男生之间都有这样的游戏约定，就是进了学校大门，甚至于在操场上，都必须用手摸着自己的屁股，假如没有摸，那约定的对方只要发现了，就可以狠狠地踢它，就是把你疼得昏了过去，你也活该。

我疼得咧着嘴，说：操你妈也不轻点。

他说：你笑什么呢？我看你连肩膀都在抖。

我又开始笑，说：我看见英语老师的有那么长！我说着比画了一下。

李垃圾睁大了眼睛，说：你骗人。

我说：不信你哪天跟着他来厕所看看，太吓人了。我说着，又狠狠地盯着李垃圾，希望他在跟我说话或者撒尿时能忘了约定，那样我就可以照他的屁股还他一脚。可是他一边撒尿，一边用左手摸着自己的屁股，我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他又说：你骗人，只有驴的才有那么长。

我说：他身上有一股香气，是雪花膏的味道。

李垃圾说：我说呢，厕所里都有雪花膏的味道。真香呀。3

校长站在讲台上，他像平常一样严肃，说班主任老师郭培清他妈死了，由他来代课。又问谁是语文课代表。

我身边的女孩儿黄旭升站了起来。

校长说：你们语文该学什么了？

黄旭升说：《纪念白求恩》，这已经是第五次学了。

校长在黑板上写了“白求恩”三个大字，说：那你带大家念。

黄旭升大声地念：白，白，白求恩的白。

我们跟着念：白，白，白求恩的白。

黄旭升：求，求，白求恩的求。

我们跟着：求，求，白求恩的求。

不知为什么，校长脸上很快地闪过一丝笑意，但是，他忍住了。

当第二次再念时，李垃圾首先笑起来，他意识到这个白求恩的“求”与那个男孩儿们身上长的那个“球”是同音，他大声说：求，求，白求恩的求。

全班哄笑着。

校长也笑了，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地笑过。

黄旭升的脸红了，她哭起来，大叫道：

我再也不当语文课代表了。4

Long Live Chairman Mao。

狼立屋前门毛。

Long Live Chairman Mao。

狼立屋前门毛。

我站在桌前，认真地念着这句英语。我知道自己的英语生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好像早晨的太阳要从东方升起，阳光灿烂照耀天山。

王亚军说，你的发音不对，应该是Longlive Chairmemao。

我跟着学了一下，由于紧张，发音还是不对。

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王亚军让我坐下。然后，他带着大家念。

大家都跟在王亚军的后边念得非常起劲。

同样是毛主席万岁，英语和维语就不一样，跟俄语也不一样。女生们简直发疯了，从来没有见过她们如此对待一种语言。

王亚军穿着深灰色的制服，有些像是中山装，但不同的是那衣服的上方只有左边的口袋，插着一支银色的笔，而且领子比一般的要高，把他长长的脖子衬得很直。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松弛地下垂着。他边念着英语的单词，边在课桌之间的走道里踱着步，走路的姿态优雅，这符合我们的想象，英语只能从这样的男人身上发出。他走到哪里，就把雪花膏的香气带到哪里。当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甚至能从他的呼吸中体会到一种原野上才会有的薄荷的凉爽……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把我的书拿了过去，他看着，有些高傲地笑了一下，说：刘爱，你再念一下。

我又站了起来。心里感到自己真是丢人。

我说：我不会。

他愣了一下，说：不会，更要念，发音是基础。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脸红了。

他似乎一点都不理解我的窘态，说：

以后不要用中文字为英语注音，用我们上海话那叫洋泾浜英语，别人是听不懂的。

他的“别人”肯定讲的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全班很静，女同学们都在看着他。

王亚军看了看坐在我左边的李垃圾，说：刘爱左边的那个男生，你起来念。

李垃圾脸红了，他慢慢地站起来，说：坐在你身边的人倒霉了。

英语老师说：你在说什么？

李垃圾说：什么？

大家笑了。

王亚军没有生气，也笑了，说：你念吧。

李垃圾说：念什么？

大家又笑了。

王亚军说：念课文。

李垃圾说：不会。

大家没有笑，有些紧张。看着王亚军。

王亚军似乎没有注意李垃圾的挑战，只是说：请坐，那我们找个会的。

他的眼睛在女同学们的脸上扫了一下，然后，他发现了坐在我旁边的黄旭升。像所有的老师都能发现他们自己的女生一样，他终于找到了黄旭升。这个瘦女孩子，脸很白。他站在她跟前，看着她的书，意识到她是这个班里唯一没有用汉语在单词下注音的人。

他的脸上有了笑意，回到了讲台上，说：刘爱旁边的那个女生，你起来念。

黄旭升的脸上开始由白变红，她起身大声地念了课文。

英语老师兴奋无比，说：Good。

女孩子都是聪明的，她们从来都能意识到在自己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她们还很小，也不会例外。

黄旭升就意识到了，她的脸开始发红，她抬头看看英语老师，又低下头。女生们的羞怯和内心里不安分的渴望从来都是这么表现的。

王亚军没有再说什么，他肯定有了自己英语课代表的人选。

然后，他回到了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并说：

一个月以后你们就可以学国际音标。

大家都有些发愣地望着那四个字。

他又说：学会了国际音标，你们可以独自拼出世界上最难的英语单词。

全班沸腾了，国际音标四个字让大家心里充满了感动与渴望，就好像我们可以乘着戈壁滩上的大风，越过塔里木沙漠，越过额阿尔泰那边的额尔齐斯河，一直漂到欧洲的英国，最后才落到美国。

下课后，我跟着他走到了教室外面，我拉住他说：老师，以后，你不要总是叫我起来念，有那么多人，不要老是叫我。

他笑了，说：在你们班，我暂时只知道你一个人的名字。

我说：你应该知道其他人的名字，不要老是说刘爱左边的，右边的，后边的——他们会恨我的。

王亚军说：恨？真的会恨？说着，王亚军笑了，说：不要老想着恨，记着，你的名字叫刘爱。是与恨相对立的爱。

数年后，许多英语单词都已经遗忘，但是有两个词总是忘不了：

love还有hate。

5

第二节英语课是这样开始的。

已经打过铃了，黄旭升才进来。

她抱着一台小型的、看上去很单薄的留声机。她把留声机放在课桌上，然后，兴奋地从讲台上回到自己的桌前。

然后，王亚军匆匆走进，说：来此比根。

黄旭升大声用英语说：起立。

全班人站了起来。

没有办法，这句话我还是用汉语注了音。因为我老是怕我记不住。

在课上，我感到黄旭升有时会把目光停留在英语老师身上，她似乎在幻想着什么。

王亚军轻松地带领我们诵读着。

当他再一次读“B”时，李垃圾终于笑出声来，他已经忍了很多天了，他想靠这个单词的读音来把大家带笑，让大家想起女性身上的东西。

但是，没有一个人笑。

大家对于英语的狂热和好感还没有过去，只有李垃圾除外，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语言，无论是维语、俄语、英语，还是我们乌鲁木齐方言的那种汉语。

黄旭升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允许我看了她的英语书，那上边果真有国际音标注音。

我说：你都会？

她说：我有一天晚上没有睡觉，记了二十个国际音标。

她的话我不信，我从小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天才，她们真的能自己学会类似于国际音标这样的东西。

黄旭升突然说她想看我的书。

我说：没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用汉语注。

黄旭升吃惊，说：你还这样？她想了想，又说：教你一个办法，你可以做一些卡片，装在口袋里，平时走路的时候都能随手掏出来背诵……

我听着她说，眼睛却突然注意到了机会：李垃圾正站在讲台上，他的手没有扶着屁股。

我猛地翻过课桌，朝讲台冲了过去。

在李垃圾突然意识到想用手扶屁股之前，朝他那儿狠狠地踢了一下。也许是因为报仇，我踢得太重，李垃圾因为吃惊而回头看究竟是谁踢他时，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泪水。

我得意地笑起来，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他看着我，知道自己不能说什么别的，是约定的，而他恰恰又没有扶屁股，所以他只能说：

你妈 × ——哎哟。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黄旭升起身，让我进去。

我心情很好。

她说：你这种人为什么跟他那种人还开这种玩笑？

我没吭气。

她说：呵？

我说：我是哪种人，他是哪种人？

她说：他爸爸是泥工班的，他们家五个孩子，他天天在垃圾堆捡垃圾，要么，他就在锅炉房的后边拾煤核。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嫌李垃圾脏。

我跟黄旭升家都是一个孩子，我们是独生子，那时独生子太少了，这样的家庭不是父母太强大，就是太软弱。孩子太多的家庭往往在学校里是抬不起头来的。

她又说：李垃圾从来不洗澡。

我说：我也不愿意每个星期都去洗澡。

她吃惊地说：为什么？

我说：太麻烦。

她说：每到星期天早上，澡堂一开门，我就去了，经常是第二个进去，我总想第一个，又老是第二个。

我有点好奇，说：为什么？

她说：第一个从来都是阿吉泰。

我的心里一颤动，阿吉泰像雕塑一样从天空降落下来。

她说：李垃圾从来不洗澡，他喜欢在澡堂旁边转，好像那儿有什么秘密。

我说：那天在厕所里他踢了我一脚。

她不理我了，自己翻开英语书，开始认真地看起来。6

也许是一个月过去了，也许是两个月，反正记忆中的时间是那么的不可靠，所以当我说时间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能相信是准确的。

反正字母学完了，几句常用语学完了，国际音标似乎也学完了，或许是学了其中一部分？记不清了，能记得清的就是那个女孩子。

她是国际音标学得最好的一个女生，现在是我的同桌，她的名字叫黄旭升。

我之所以那么想说她的原因，是因她在我的人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她，可能我跟英语老师之间的故事不会那样发生。

黄旭升——

那是她爸爸给她起的名字，黄，再就是旭日东升。她们家只有一个女孩儿，所以她们家就总是有些好吃的。她把那些吃的放在口袋里，在上课时，偶尔会悄悄地朝自己的嘴里塞一块什么。我坐在她的身边，每当她吃什么的时候，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我咽口水，闭眼睛，不看她，想很多的办法，避免饥饿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王亚军也注意到了黄旭升吃东西的习惯，但是像所有男老师一样，他也喜欢秀气的女孩，特别是那种聪明任性白皮肤的女孩儿。

显然，黄旭升学会了全部的音标，可以拼出一些单词，比如：

父亲，祖国，河流等等。

王亚军喜欢黄旭升这样的女孩儿，在上课的中间，他总是让黄旭升去他的房间拿留声机和唱片过来。

她已经成了英语课代表。

有一天，当她把留声机放在讲台上，坐回我身边时，我突然忍不住地问她：

你进了王亚军的宿舍了？

她点头。

我说：有一天我从那儿经过，里边有雪花膏的香味。

她笑了，说：他的宿舍一点也不像男老师的房间，很好看。

我说：除了这个留声机还有什么？

她说：还有什么？她想了想，说：还有一本很大的词典。英语词典。王老师说我们现在用不上。

下午放学了，我做完值日，突然，又想起了阿吉泰，她离开学校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那样的年龄，每当想起阿吉泰这样的女老师，心中竟会有种说不出的忧伤，你从她身上从来闻不到强烈的雪花膏味，但是，她身上的气息却能让你难过，就好像内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压抑。

我走在学校黑暗的过道里，顶上的灯光像是野猫的眼睛。当我来到了拐角处的时候，从王亚军的宿舍内传来了笑声，是黄旭升在笑。

王亚军也在笑。

然后，留声机开始响了，

是一个男人在朗读课文，每当他说一句英语，你就会听到黄旭升在跟着他念。

不知道为什么，这使我有些仇视王亚军，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世界上所有的男老师都是一个球样，他们总是喜欢单独给女生补课。

笑声再次传来，原来是黄旭升念错了。

我紧挨着王亚军宿舍的门，透过贴着报纸的玻璃，我拼命朝里看着。

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声音从里边传来：

那是英语。

我有些懊丧地离开了那门，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王亚军身上为什么那么香，结论是他为了吸引女生，像黄旭升这样的，从来没有用汉语为英语注音的女生闻到了那种香气，就会像风中的纸片儿一样地被吸进他的宿舍。

英语再次从宿舍传来，过道里很安静，我听着一个个陌生的单词从身后飘过来，那是黄旭升的气息……

不知为什么，我更加怀念阿吉泰给我们教维语的日子。7

我好像忘了告诉你们，黄旭升家跟我家住在一个楼内，她爸爸是国民党起义的，据说还是一个少将。不知道我说的起义跟你们理解的一样不一样，在乌鲁木齐起义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而是立功。

但那时候在我们家的楼上国民党的将军并不值钱，一单元住着刘行，是个少将。二单元住着马平林也是将军，据说还是中将，是一个师长，三单元住着黄震，那就是黄旭升的爸爸，她爸爸是旅长。

我们家也住在三单元，在四层，她们家在一层，原因是她爸爸当年骑马时受过伤，腿不好。

两年前我家刚住进这座楼时，爸爸经常对妈妈说：我这个共产党培养的总工程师，竟然要住到四楼。他的腿是跟共产党打仗出的问题，却能住在一楼。

妈妈就说：你也不能说是共产党培养的，你上大学不是在圣约翰吗？住在四楼挺好，不吵，用不着听楼上人的喧闹。

爸爸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培养的，我是解放后清华的研究生，他们为什么送我去苏联留学？我没有去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我去的是苏联。

从小，每当爸爸谈到苏联时，我都能感到他有很强的优越感，或者说，他很骄傲。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灿烂，像是被教堂的光辉沐浴过的圣像。其实，他这样不好，有些忘本的意思，我爷爷，也就是爸爸的爸爸，也是搞建筑的，他设计的房子现在还留在南京和上海。爸爸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以后又在圣约翰读书，他怎么能说是党培养的呢？要说党，也应该是国民党，不该是共产党，可是，也不对，那苏联呢？他留苏了，他喜欢俄罗斯建筑，他想方设法入了共产党，而黄旭升的爸爸，是不可能入党的，永远只能是党外人士。

现在让我重新评价父亲，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爱我，他更爱母亲，可是他想方设法成了红色工程师，他成了组织上最重视的人，他要求进步，并在他的领导面前哭泣，表示自己的决心，据说反右的时候，他在苏联揭发了自己同宿舍的人，那个人成了右派，去了大洪沟挖煤，死在一次瓦斯爆炸里，很惨，连脑袋都被黑色大块的煤砸坏了。以后，许多年过去了，爸爸没有为这件事有过任何忏悔，只是对我，或者对妈妈，好像是对自己说：吴之方这个人，就是说话太不注意了。

就好像他的死与爸爸的揭发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就好像吴之方只是太爱说话了，他仅仅是被爸爸眼中那些坏人，比如打过他的范主任害死的一样。

爸爸就是这样获得了民族剧场的设计资格，然后他开始骄傲，说了自己为自己建造了纪念碑之类的话。

可是黄旭升住在一楼，我家住四楼，爸爸感叹：看来有时当国民党，还是比共产党好。

晚饭后，我要出去，妈妈问我去哪儿。

我说：去黄旭升家。

妈妈显得有些犹豫。

爸爸说：去干什么？

我说：我想跟她学会国际音标。

爸爸眼睛一亮，说：她已经学会了国际音标？

我点头，说：英语老师给她单独补课。

妈妈说：他是男老师吗？

我点头。

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

爸爸说：算了吧，她爸爸黄震最近心情不好，你去了大人会烦的。再说，学什么英语。

我说：我要去。

爸爸像是要发火。

妈妈说：让他去吧，说不定以后英语又有用了，你下了那么大功夫的俄语又没用了呢？

爸爸说：苏联就是再跟我们吵，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过是修了，可是，英语……

说到这儿，爸爸叹了口气，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我看他这样，就很快地溜了出去。

我敲开黄旭升家的门时，她发现是我，就显得很高兴，她说：进来，小声点，我爸爸这几天特别不高兴。

我们两个进了她的房间，我说：你给我教会国际音标。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全都会了。

我说：王亚军不是给你补了课吗？

她说：你看见我进了他的宿舍？

我说：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

她说：是王老师有些怕别人看见。

我说：为什么？他是不是怕男生恨他？

黄旭升笑了，说：你恨他吗？

我说：有点。

她说：他不怕男生，咱们是小孩子，他怕什么。他怕大人，我听数学老师说，王亚军这人作风不好，让我别离他太近了。别单独进他的房间。

我说：那你呢？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很正派，他光是说英语，我去过他那儿几次了，他除了英语，对别的事都没有兴趣。

我说：你以后还会去他宿舍吗？

她说：当然，只不过现在他每次都不关门，把门开得很大。

我笑了，说：王老师心中有鬼。

她说：你为什么这么说话？

我说：要是我，单独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心中就有鬼。

她说：那你跟我呢？

我说：我们不一样，住在一个楼里，又都是小孩儿。

这时，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里，黄旭升的爸爸黄震在跟她妈妈吵架。

她爸爸说：你胡说八道，我把什么都跟组织说了，你还要我说什么？你说，你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回家都那么晚，你以为你每个星期都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们就会让你入？你太不理解我了，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

她妈妈也不示弱，跟她爸爸顶来顶去的。

黄旭升捂上耳朵，闭上眼睛。

我说：上我们家去吧。

她没有听见。

我拉开她的手，说：上我们家去吧。

她点头。

我们到了我家。

妈妈客气地问，你爸爸好吗？

黄旭升就不说话，眼中生出忧伤。

爸爸跟妈妈的眼神又互相对视了一下。

那已经是乌鲁木齐的六月初了，夏天没有真正地来到，春天也没有过去。我总觉得在我小的时候，乌鲁木齐的季节跟现在不一样，更是跟内地不一样。榆树是在这种季节结出一种叫做榆钱儿的花朵，许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孩子太多了，他们就会爬上树去采榆钱儿。然后，把它跟玉米面搅在一起，放在锅里蒸，散发出一种香甜的气息。

在母亲与父亲怀疑的目光下，黄旭升开始给我教音标。

在她给我教音标的时候，那种香甜气息就从窗外飘然而入，使我的内心里充满快乐。

这种快乐也许是春天带给我的，也许是黄旭升带给我的，你们认真回忆一下，在小女孩儿的身上从来都有一种凉爽的清香，经常会从她们的头发上和衣服上散发出来，如果你们真的忘了这点，那太可惜了。

快乐的确在充满我的内心，在那种时候，我忘了离我们而去的阿吉泰，也许，这种快乐真是英语带给我的。8

黄旭升说英语有点骄傲，别人都不好意思那样发音，可是她好意思，她学着王亚军的口气，模仿着他的每一个起落，我发现无论她口袋里的好吃的，还有她的发音方式，都在刺激着我。我想像她那样说话，可是我不敢，因为作为一个男生，如果那样说英语，是要受到耻笑的。

事情总是那样，如果黄家不出事，那她永远是课代表，我跟王亚军的关系就不会改变，更不会有我跟这个英语老师之间在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天王亚军说下节课要学Family。这是一个温暖的词汇，家，家庭。家乡。全家福。

王亚军说：要学这个词汇，最好大家都把自己全家的照片带来。要全家福的。大家当时都不懂什么叫全家福。王亚军解释说：全家福就是全家人共同的照片。

结果是全班人里只有一个人带了自己的全家福照片，这个人就是黄旭升。

她从我身边站起身，朝讲台上走去，当走到了英语老师面前时，她的脸上洋溢出如同朝霞般的微笑，然后，她把一个很有些四旧味道的相框递给了王亚军。

王亚军看了一眼，说：这是我见到的照得最好的一张全家福。

黄旭升当时脸就兴奋得更加红了。她止不住内心的喜悦，转身看看我们，然后低下了头。

我仔细地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发现黄旭升他们一家三口的眼睛并没有朝一个地方看，而是各看各的。她爸爸看左边，妈妈看右边，而她，看中间。从这张照片上看去，我觉得黄旭升他们家并不团结。果然这是王亚军看到的最好的全家福吗？长大以后，当我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之后，发现他们很客气，说你这也是最好，那也是最好，其实都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每当那时，我就想起了王亚军，他说：那是他看到的最好的一张全家福。

黄旭升那天真是风头出尽，她在王亚军微笑的注视下，端着自己家的照片，指着男人说：Father。指着女人说Mother。最后她说：I love my family。

然后，黄旭升作为课代表，开始带领全班人高声念着：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家。家。

我有些嫉妒她，其实我也很想当英语课代表，但是我不如她，只有她才能在英语课上，用英语那么响亮地叫着爸爸。

那天是一个有雨的日子，我们从学校回家。

黄旭升走在前边，我跟在她后边。她走路的姿势很灵巧，她的头发在晃动。阳光时时地从云层里穿出来，又马上回去，雨像是丝线一样，五光十色。我走得比她快，当要超过她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那天你爸爸挨别人打我看到了。

我不看她，心情不愉快，我不希望别人提起这样的话题。

她说：你爸爸就是少画了一只耳朵。

我不理她，很快地从身边走过去，想把她甩掉。

她说：就算是画得不对，他们也不该打人。

我说：最后，我爸爸把另一只耳朵补上去了，更不对了。

她看着我，说：你爸爸和你妈吵架吗？

我说：不吵。

她说：你们家多好，你妈对人的态度真好，我想我长大以后，要像你妈那样，当个知识分子，对人亲切，有礼貌。

我说：说这些干什么。

她说：我妈太厉害，天天跟爸爸吵，爸爸说他自己年纪大了，受不了。

我不想跟她说这些，就加快了脚步。

她在后边又说了几句什么，但是我听不到。

我们住的楼到了，我好像在前边说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她与我在同一个单元，我家住四楼，她家住一楼。

一进单元，我立即感到出了什么事了。

传来了哭声，是黄旭升她妈的哭声，而且不能够叫哭声，应该叫鬼哭狼嚎。

我本能地朝左边拐去，而没有上二楼。那儿是黄旭升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在看着里边，可是没有人进去。

我以为她爸爸妈妈又打架了，就冲过去，想看看热闹。

大家显得有些安静，只有她妈的喘息声。

我从大人的身子侧面，或者说是底下钻过去，看见她爸爸吊在房上，舌头伸出很长。

显然，黄伯伯，黄旭升的爸爸，这个国民党的将军上吊了。

我直到现在都记得黄旭升看到爸爸吊在房顶时的表情：

她先是睁大了眼睛，接着她像是被鬼吓着了，然后，她朝后一仰，像是背越式跳高一样地，朝后跳起来，倒了下去。

有人开始喊着，先把他放下来。那时，在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黄旭升刚才在班里的讲台上展示的全家福。

我内心感到恐怖而刺激，童年时没有什么戏剧可以看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有人挨打，或者有人自杀，老实说，内心被恐怖环绕，有时是很愉快的。就像是你在看一部小剧场的话剧，里边的所有戏剧因素都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画面，静默，人物的动作，声音，光线，表情，最重要的是那些参加进来的所有的人的话语——台词。那些恐怖因素永远会使你感到激动。没有什么事，比突然听到了你熟悉的人的死亡更让人心动的了，那是平静生活永恒的兴奋剂。

我正在充满惊吓的愉快之中，有人突然在身后狠狠拉我。

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不想跟他走。

他硬是把我拉着，甚至于揪住了我的耳朵，就像那天那个人揪他的耳朵一样地离开了死人，离开了躺在地上的黄旭升，离开了她妈妈现在已经变得有些悠扬的哭声。

父亲把我拉回家里，对我说：以后别凑这种热闹。

我说：为什么人吊死之后，要把舌头伸出来？

父亲想了想，说：可能是他生前还有些话没有说完。

我说：人的舌头比猪的都长。食堂杀猪时，我看过猪的舌头，才这么一点。

我用手在空气中晃了一下，比画着。

爸爸笑了，说：你还天天看杀猪。

我点头，说：放学之后，只要食堂杀猪，我老是爱看。

爸爸笑了，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说：黄震早该死了。

我一愣，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爸爸想了想，又说：以后，不要老是去看杀猪了，那儿太脏了。

妈妈回来了，一进来时也面有喜色，说：黄震死了？

爸爸点头。

妈妈说：今天食堂又杀猪了，赶快去买大米饭。

爸爸边拿盆，边说：他们说从他家的箱底搜出了手枪。

我说：真的？

妈妈说：出去别胡说。

爸爸妈妈的情绪让我吃惊，别人家发生了死人的事情为什么会叫他们有一种像是突然过节一样的喜悦。我只是兴奋，可他们是喜悦，为什么？黄旭升刚才还说长大了要像妈妈一样呢。说她文明，有礼貌。

我以后发现他们也把这种内心的东西传给了我，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经常隐约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品质，尽管自己有时极力不去想它，就是想到了也尽量回避：

看见别人倒霉总会使自己内心轻松。

食堂里已经是人山人海。

我跟爸爸妈妈分别排着队：

一条是买红烧肉的。由爸爸排着。

一条是买大米饭的。我们那个地方喜欢管米饭叫大米饭，现在没有人这样叫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当年也这样？由妈妈排着。

还有一条队是免费领不要钱的米汤的。我排着。突然，我感到有人在身后拉我，回头一看，是李垃圾。他端着一份红烧肉，笑着说：今天豁出去了，吃一份红烧肉。

我知道李垃圾他爸爸是泥工班的，他家穷，吃一份红烧肉就算豁出去了。

李垃圾看我不说话，就说：吃大米饭，你们家三个人来排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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