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广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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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广场试读：

内容提要

你过了16岁的生日晚会，已经抬起腿穿越交界地，开始跨进纯粹的青春地带。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流行风和时尚的爱，感召着你怀揣着童年的想像和梦幻，而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你也许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这一天终于来了，它是一种自然的承诺。

为什么女人高攀心理

在许名大型企业里，经常有“前总经理的三少爷”或者“出身名门的少爷”等身份特殊的人，以普通职员的身份来上班。而电视剧中，最受年轻女人欢迎的，就是书香门第或贵族世家的少爷公子。

不过，事实上，光是这些条件还不足以让女职员接受。除了出身名门之外，还须这些特殊身份的人物具备“平易近人”的德行才行。例如：言行举止都和一般男人稍有不同，却能和女孩子聊聊天，才能广受欢迎。

对女人来说，原来认为高攀不上的人，突然近在自己身边的话，心里距离就会大大地缩短，于是，自然会产生亲近感，乐于和他接近。

相反的，如果上下之间，没有保待一定的距离，而对部下很随便，连自己的私生活也肆无忌惮地公开谈论的领导，很容易被看轻，这样的领导不但不会受女人所青睐，而且还无法指挥手下的男女职员。

因此，男人必须让女人感觉到，在知识和能力方面都远不及你，然而，看到一般职员搬不动文件时，你却会过来帮帮忙，这样才会受女人崇拜。

为什么女人讨厌同性炫耀

在工作场所，一般女同事最讨厌的同性中，第一是爱出风头的人，第二是漂亮的人，也就是那些喜欢炫耀自己的人。

曾经发生过，一件很特殊的伤害事件：有一位自己夸奖自己打字又快又正确的女打字员被人用刀划破了手指，以示警告。即使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一般女人看到别的女人炫耀自己的优点时，心中都会产生反感。对男性也一样，女人比较欣赏做事有魄力的男人，而不喜欢只会向上司拍马屁、阿谀奉承的男人。

由于长久以来，女人就不太会主张自己的意见，而认为保守是一种美德，以至于在女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今天，依然对那种喜欢炫耀自己、爱出风头的女人，觉得讨厌。

大多数女人认为，优点要由别人来发现才有价值，不是靠自吹自擂的。例如：当女人发现一个平时默默工作、不太受人注意的人，而实际上却有特殊的才干时，她们心中就会想：我的眼光果然不错！

在商场，想要吸引女顾客时，不要大肆宣传特价品，而把它藏起来，效果比较好。曾经有一家专卖结婚礼服的高级商店，在销售价格600元左右一套的新娘礼眼时，并没有特别宣传，结果，不但大为畅销，而且连其他诸如帽子、项链等装饰品，也连带地畅销出去。

如果事先大肆宣传这套新娘礼服的话，女顾客们或许只带600元来。结果，其他商品的销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好了。

当女人自己发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而其他同性不知道时，她们就会很高兴，而且会觉得自己很有眼光，她会毫不犹豫地掏腰包。

为什么女人爱向好友吐露隐私

根据心理学家们分析认为，女性总是爱把自己的隐私吐露好友。

少女时期，偶然遇到一个同学，彼此间为了表示友好，常会有如下的一些话：“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吧！”“刚才我和你说的那件事，我只对你说，你可千万要保密。”“相信我好了，我绝不会再传给别人。”

两人郑重其地拉拉手指，于是，共同拥有一项秘密，就成了两人友情的基础。

著名女作家波沃瓦说过：“在封闭的命运中，女人的友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互相沟通的‘共谋意识’。”

著名评论家安德莱·莫洛瓦也说过：“女人的友情是一厢情愿心理的产儿。”

要培养这种：“共谋意识”和“一厢情愿”的后裔，吐露隐私，实为一条不可多得的良策。

至于恋人，这种情况就明显了。他对她温柔又亲切，她就恨不得把全部的隐私一股脑儿吐露出来，当依偎在他那宽厚坚实的胸前，大谈自己的隐私时，会由衷地感到是一种陶醉。而当他一面轻抚她的发丝，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时，她会美美地想：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一定是幸福的。

相反，如果男人在这时不以为然地做些掏鼻挖耳囊之类的动作时，一定会使她愤然离去。或者，如果他认为这正是时候，要偷吻她一下，说不定也会犯忌，因为她此刻正徜徉在往事的回忆中。她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悲剧中的女主角，就是把过去的日子描绘成一首诗，或多或少地进行加工改造，怎能轻易地被拉回现实呢！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女人是天生的撒谎大王，因为她们是极富想象的。她们想象的神妙之处在于：你分辨不清这想象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无怪乎曾有人叹道：“女人都是那说书的嘴。”

愿天下的男人们记住这一点。

所以，当你的女友向你吐露隐私，娓娓地道起“一部书”的时候，你如果听得津津有味，并且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又何愁不能赢得她的芳心！

为什么女人爱算命

女人爱算命。其实，岂止是算命，就是烧香拜佛、求神许愿的70%的人也是女人。

真没想到，在这科学发达的电子时代，违背科学的玩意儿竟会受到不少女性的青睐。当然，说她们完全相信这一套，显然过头了，可是，作为一种消遣，她们还是极愿惠顾的。按她们的心理来说，这是“相当有趣的事”，如果细加分析这种“有趣”，你会发现有许多小小的不安和期待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好事呢？”这种甜甜的期待，加上“会说什么呢”之类微微的紧张，使得她们极愿尝试一番。

这样一种期待感，特别是在恋爱、结婚、职业等方面，会发生强烈的作用。所以，那些“属相本月命运”之类的专著，便在这方面挖空心思，以吸引女性读者，真是滑稽、无聊透顶，譬如，A书上写：“本月你可采取积极行动，保证一次成功，但需镇定自若，这是诀窍。”B杂志却说：“本月诸事均停止，否则对你不利，要特别注意丢东西。”其他书刊上的又是另一种说法，如此等等，这岂不是胡说八道！

但是，女性们是不管这一套的，只要有就看下去，并且只拣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来看、来相信。对算命先生也是如此，如果遍访某某铁嘴、某某半仙之流，便可明白祸与福常常是对半的，可她们却说“马铭先生很灵，很准”，这全是她们在未听之前即产生了一种心理倾向，使得耳朵专拣算中的那部分来听。

算命先生们也正是看准了她们的这种心理，来尽情胡诌瞎扯。譬如，“你家周围最近一定在在施工吧？”大凡城里的水、电、暖维修及建筑、铺路等几乎无所不有。可被算的一方“哎哟，算对啦！”你说她能不入门吗？之后的情况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浑浑然地处于催眠状态之中。算命先生的“预言”命中率是很高的，即使对方回答“不，没有什么施工”，他也会泰然自若地说：“那太好了，不然您的命可逆转了，对您非常不利。”

这也是女人这所以爱好算命的第一个原因——容易接受某种暗示。第二个原因便是轻易相信权威，相信神秘性。所以，那些铁嘴、半仙都爱提及历史上的人物、当今的名流、著名学者、国外最新科技等，或者留上一撮山羊胡，拿上一把鹅毛扇等等，这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为“权威效应”。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第三点：对未来的不安感。对此，女人比男人更强烈。

女人在生活的道路上缺乏一种果敢的决策力，遇到重大问题，虽然也曾相逆来顺受。但还是极愿意听旁人指点的。所以，那些算命先生往往能替苦恼人出出主意或给以安慰，这就是他们赖以混饭吃的窍门。

此外，女性常常以“有趣”作为幌子，但其下意识中，却不乏逃避现实的倾向，这是很值得三思的地方。

奉劝诸位女性，还是培养自己的自主权吧。

为什么女人爱装天真

人们都很喜欢小孩子的天真可爱。其实，天真是一种幼稚，也是一种无知。在影视中，儿童大部显得稚态可掬，奶声奶气。老师问一句，全部俯首帖耳，异口同声地答一句，看似听话，却有时让人觉得有些导演把小孩排演得像是一群脑袋尚未发育的低能儿。但这也无关紧要，观众仍会谅解，他们毕竟是儿童，有稚气可爱作为一种解释。

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女青年，甚至是中年妇女，仍然喜欢作出各种天真状，不知是想引人注意还是博人欢心，抑或是撒娇邀宠。她们自己不难受，却令观者为她们难受。有见到动物大呼惊叫而躲闪在人身后；有打电话时没完没了没来由地咯咯地笑着招爱；一举手、一投足、一眨眼仍模仿着儿童的可爱模样，有憋着嗓音、啄着嘴、扭着身子，说话有意噎噎呜呜、欲说还休，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娇态倩女；有的很有城府，生活经历复杂义常常说些故作无知的幼稚话语，以显得自己仍然保持着一颗童心。

但是，岁月无情，脸型体态的成人化，难以“表演”得炉火纯青，更何况她们毕竟不是主演儿童剧的中年演员，有根深的艺术功底和高超的演技，因此看她们似乎在模仿马兰花、小冬子、小嘎子，使人有不生不熟的夹生味道，心里别扭极了。因为天真是小孩子的专用形容词，如果用错了地方，即如菜肴放错了调料，比不放还糟，令人倒胃口。

有一位智者说过：“天真应是指一颗不受客观环境拘禁的自由心灵。儿童和原始人类是天真的，他们的心理结构展现了一种深刻的自然本性，当客观环境使他们趋附于种种实例的适应，天真也渐渐黯淡。”

可也有人认为，有些女人是本性天真，是发自天然生成的个性，而不是故作姿态。但你又怎能相信一个曾经几次大吵大闹、死去活来才离了婚的女人，生活的磨难早已使她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而日趋老练精明，而要装扮一个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满脸羞怯，低语呢喃，你一旦了解了她的过去，能相信她是发自本人的本色吗？不过此时此境必须如此扮演而已。

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多年颠沛流离，可在许多问题上仍表现得大惊小怪，尤其在领导面前好像是初出茅庐，时刻等待点拨和指教，你不能不怀疑她是故作天真烂漫，别有用心，也就更别提有些遇小虫就作惊惶状的女士小姐了。

试想：现代社会养狗养猫养鸟比比皆是，宠物热更是盛极一时，街头巷尾，窈窕淑女手牵小狗，款款散步也时有所遇，影视屏幕也常常有动物特写镜头，马戏团表演，众多动物活蹦乱跳，令人眼花缭乱……女人们会见此情此景而慌不迭离去吗？不可能。她们即便想即刻离去，也要看有何等样人在场，方可充娇弱女子，而备受保护。

曾经有一位女士说：“我都40多岁了，可人家总说我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言下之意还颇为自得。

一位男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听到一位三四十岁女士的发言：“像我们这些女孩子……”他说。我当初可是汗毛直竖。有些女人为什么要以天真为荣呢？也许她们忽视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成熟感，包括谈吐举止、服饰打扮、思想深度、气质风韵、艺术修养、事业建树的荣誉感，等等，都应该符合成年年龄的层次，才是自然的、真实的，只有具备了成熟年龄的成熟美，才能真正散发诱人的魅力。

曾经有人很疑惑地问：“难道女人靠天真可爱来博人欢心和注目，是因为很容易很简单吗？”当一位女士和小姐缺乏学识、魅力，但又想扮演一个自以为很可爱的角色，没有比装天真更容易和简单的了。因为人人都是从小孩过来，这一点看家本领总是有的，稍加回忆便能表演，仅此一技，别无更高的技巧。

假装一种风度，就等于把自己隐去；充作另一种人——这是一种专业演员的本领，而即使是专业演员，也无法长期处于扮演状态之中，也还有他自己本来生活面目的时候，在任何场合下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最不吃力的事，根本不需要去花任何力气造作，自己就是自己，若你自己都把自己也摒弃了，谁还会要你呢？

为什么女人与首饰有不解之缘

对女人来说，“结婚戒指”是她一生所憧憬的。当她从爱人手中接过戒指，她一方面感到害羞，另一方面也对同时代未婚的女性抱有夸耀的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国近些年有一股风气，许多女人都戴着项链、戒指等首饰满街跑。这种情形是女性单纯的“憧憬”吗？

诚然，首饰有装饰的功能，女人希望自己更加美丽些，戴戴首饰什么的，实属应该。这是女人为什么爱戴首饰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装饰。

曾经有一位珠宝店的老板说过下面这些话：“我家的旁边，住着一些因土地涨价而发了财的农人。有一天，一个主妇来拜访我，她说因为她们以前是平民老百姓，当她去参加儿子学校举办的聚会时，面对周围的薪水阶层的人，都会自卑，感到没有面子。这该怎么办才好呢？我劝她去买一个大的钻戒。两个礼拜以后，她跑来向我道谢，因为自从她带了戒指以后，周围的人就另眼相看了，她自己也觉得很有面子，很有自信心了。”

这样看来，戒指这东西能给女人一种安定感，使她产生“我和他人不同”的意识。真是不可思议。

对一个女人来讲，不只是结婚戒指，就是其他高价的宝石或贵金属，对其他的女人都带有一种示威、夸耀的效果。也就是说，她在无言之中表示：“我有钱喔！”“我有丈夫做后盾呢！”

我想，这才是女人戴首饰的主要原因。

就像珠宝店老板所说，乡下女人、对自己的容貌没有自信的女人、从事社会评价不高的职业的女人或对自己感到自卑无能的女人，都有想用高贵装饰品来提高自己的身价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补偿行为”，她想借此来弥补自己内心产生不安的自卑感。

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特意把全身“堆”满装饰品，想炫耀她的高贵物品的女人，一定有某些无能感或自卑感。事实上，那些装饰、打扮得庸俗的华丽女人，不管在哪个时代，与其说是人们羡慕的对象，不如说是人们嘲笑的对象。因为人们从经验里晓得，她们隐藏着自卑感。

为什么女人总喜欢问为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场合里，我们常常会见到许多年轻男女聚在一起。当他们讨论问题时，女性总爱一边听，一边问“为什么”。就是看报纸，看电影时，只要稍有不懂，也会马上去问丈夫、双亲、教师或朋友：“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在许多人的感觉中，好像女人问“为什么”的频率，要比男人高出好几倍。

为什么女人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呢？

首先，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女性的人格发展一般是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与儿童的心理有很多相似之处。弗洛伊德说：“女人是不成熟的男人，是永远不会长大的儿童。”这种说法虽然有轻视女性的倾向，但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女性同儿童一样，好奇心较强，对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渴望知晓的心理，所以她们就会经常问“为什么”。

其次，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女人相对男人来说，不大喜欢深入思考，常常希望借别人的简单常识，来解除自己的疑问，也就是说，女性在接受新知识时，有些愿意敷衍。虽然男人和女人同样会问“为什么”，但男人会先用头脑思考，真正不懂才予以发问，女人则不然，凡事先不经过大脑，能不想最好。只要稍有疑虑，马上脱口而出，而且对于别人的答复，一般都不会感到怀疑，还会很自信地将答案告诉给别人。

再次，女性喜欢问“为什么”，还与她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有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一般较男性缺乏自信心，即使自己经过思考获得了答案，一般也不敢轻易相信。而大多数男人却恰恰相反，即使不是深思熟虑得来的答案，也会坚信其正确性，甚至还会把这种行为本身作为自我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表现。缺乏自信，对自己产生疑惑，自然要常问“为什么”了。

生活中喜欢问“为什么”的男人也不乏其人，不过从比例来看，一般是女性高于男性。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不承认也不行。对事物采取一种积极询问的态度，这不能说是一种缺点，但有些女性本来经过思考自己就可以获得正确答案，却一定要去问别人，这就是不好的心理状态了。社会不应鼓励和提倡女性的这种行为，应帮助她们树立自信心，自己去寻求真理，获得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女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什么女人常关闭心灵闸门

不少人发现，在恋人或妻子碰到不顺心的时候，或夫妻俩吵架之后，要想同对方讲讲话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时，女人的缄默会使男人感到很恼怒，以至决意要冒险尝尝一顿尖刻的数落之后的滋味是什么。

不过，这种发泄怒气的方式通常会引起更多的麻烦。你爱你的女人，你知道同她沟通思想是何等重要。也许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方法你都试过了，可她还是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你怎样去应付呢？别灰心，这儿有几个好办法，这些方法即使对于一些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来说，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接近对方。尽可能接近她，如果容许的话，就触摸她。不过这种触摸只能是轻轻的，充满怜爱的，而不是挑起情欲的。如果这些难以做到，那么当你同她讲话时，坐得靠近些，保持双方目光的接触。

多作自我责备。你们两人之间的争论常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通常，双方都会占有某些道理，你不可能指望对方会欣然接受你的看法，除非你也愿意听取对方的某些意见，因此，一味地抱怨对方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多作自我责备，多听听对方意见，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回忆美好的往事。你可以这样说：“记得上次度假时去过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吗？”“记得我们上次野餐时烤肉的情景吗？”可别小看这一两句话，因为回忆美好的往事会使对方转移思路，消除敌对情绪，缓和眼前的紧张局面，从而使双方进入对话。

附和对方。即使她指责你，你也不防附和她对你的指责。当她指责你不该花那些“不必要”的钱时，你可以说：“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行吗？”当然，赔笑脸并不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但是你要知道，她对你的指责也许是正确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你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从而使自己从无谓的争吵中脱出身来，并使她对你改变态度。

避其锋芒。如同柔道比赛一样，你不要从正面去阻拦对方的攻击，而要采用避实击虚的方法。比如，孩子给你们惹出麻烦了，她认为都是因为你偏爱孩子的缘故。某一天，她突然发作起来：“我对你们都腻烦透了，你带着孩子给我滚出去吧！”通常你会沉不住气，旋即用一连串尖刻的话来回击她，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下次再有这种情况，请试试用柔道的方法讲：“是啊，你说得对极了！这个小东西坏了我们一锅汤。我们把他送走，好吗？”听了这话，她一定会吃惊不小，然后又会忍俊不禁。这样，你赢了她，她还不知输在哪里。

学对方的话。你试图引她说话，她却嚷：“走开！走开！讨厌你了！”你不出声了。就这样算了吗？没有其他办法？不！有办法。你在重复一遍她最后那几个字，然后再加以反问。你可以说：“你讨厌我，是吗？”她很可能会不得不再说一遍：“是的，我讨厌你，就不能容许我一个人坐着清静清静吗？”你可以说：“你想坐着清静清静，是吗？”你设法让她多说话，说着说着，她就同你说话了。不过，请记住，说话时一定要充满情意，井有耐心。

对她说好话。假如她买了一件漂亮衣服，你就说，这件衣服真漂亮；假如你的邻居曾夸奖过她的某个优点，你就把这话转告她。他人的话往往会使她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并能使她听到更多有关这方面的话。也许她还会提一两个问题，这样，你们就容易对话了。

掌握以上方法，毫无疑问，她迟早会向你启开心灵的闸门，使你们安然地渡过眼前的危机。

为什么乐于女人帮助别人

在会生活中，富有善心常常帮助别人的女性特别多。尤其碰到邻居有喜庆、丧事时，那些热心的老大姐、老大嫂们总会很认真地过来帮忙。有些职业妇女还常常主动提早到公司去，整理桌子，打扫地面，有时还插花来美化环境。有些女性虽然不能为别人服务得这么周到，但起码对自己的丈夫体贴入微，照顾得无微不至。

照顾别人、帮助别人是一种善意的行为，但有时却会造成使被帮助者强迫接受不必要帮助的紧张感。例如，一位在婚姻介绍所工作的很热心的女同志，见到独身的男女就喋喋不休地向他们推荐入选，弄得她周围的青年男女哭笑不得，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双方不愉快的事实在违背了帮助者的本意。

其实，有些事只要她办起来感到很快乐，又对你没多少妨碍，人们都不必阻止她。不妨让她快快乐乐地帮你把事情办完，一句感谢的话并不会浪费我们多少精力。

女性真的天生从心地里就爱帮助别人、照顾别人吗？不一定。有些女性愿意强迫别人接受她的好意，是为了避免别人对她产生疏远感。隐藏在女人心中的所谓生疏感是什么呢？这就是别人不重视她的存在，这时，她就对自己无法拥有坚定的自信心，从而感到不安。换句话说，有些女性满腔热忱地帮助别人、照顾别人，就是想听到一两句赞美、感激的话，以便确定别人确实承认了她的存在价值。

按照通常的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越忙的女性越值得尊重，因此，从前只知道求知读书的女性，纷纷走出“象牙之塔”，极力去寻找帮助别人。照顾别人的机会。她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忙碌、劳动，心里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时，那些被帮助者，只要说出一些感谢的话，这些女性必定会心满意足，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因而产生更大的自信心，可怕的被冷落感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女性喜欢帮助别人也不完全就是为了求得别人重视，它和妇女的社会角色也有直接的关系。女性在儿童时代，就被赋予了照顾弟妹的责任；结婚以后，又被赋予了照顾丈夫的义务；有了孩子以后，更要全心全意地照顾孩了。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女性自然就会形成一种趋向于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心理定势。因此，说女性天性爱帮助人，既不是充全没有道理，也不是完全有道理。

为什么女人爱旅行

……在女性“闲暇时间支配意识”的调查中，对于“目前想多读一些书”和“出外旅行去游山玩水”这两项选择中，大多数女人都选择了后者。喜欢用“游山玩水”来打发业余时间，是目前许多女性，特别是城市女性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女性的一种共同心理倾向。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根据社会学家分析的结果，发现现在的女性由于厌倦了日常生活的刻板，因此她们便想改变生活方式，来突破单调的日常生活习惯。

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缺少变化的环境里，心里就很容易产生不满的情绪，女性一旦对环境感到不满，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

男人由于工作的地方和家庭是分开的，如果对工作有所不满，回家时可以通过与孩子们玩，或者种花、打球、打牌、下棋、饮酒等方式来发泄。因此，他们的疲劳和牢骚很容易得到正常的调节。但是女性就没有男性那样的好福气。她们不但有职业，上班要工作，下班回家后还有家务工作。虽然目前男人们也在学会和承担家务工作，但总的来说，还是女性承担的工作比较多。本来家庭是休息的场所，可劳累一天后回家的女性还得主持家务，照顾孩子和大夫，根本谈不上什么消遣和休息，恐怕唯有睡眠，才能是女性唯一真正的休息方式。

况且，家庭工作也是单调的，这正同她们的职业工作一样。当她们的劳累、不满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想到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以解脱自己，而解脱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一下环境，那就只好到外面去旅行了。

再者，女人喜欢到外面去旅行，还与女性的心理特点有关系。一般说来，女人的兴趣范围相对于男人比较狭窄，爱好也非常简单。男人可以通过喝酒、玩等方式调节生活的紧张，而大多数女性却没有这些习惯。

目前，在都市兴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有人期望女人能在这种活动中得到乐趣，但毕竟爱好这种活动的女性为数不多。况且，跳舞如果成为经常化，也会成为一种单调的活动。因此，出外旅行仍然是女人支配业余时间的最佳选择。

出外旅行，不仅可以调节紧张情绪，还可以增长见识，是一种很有益的活动。不过，旅行一要有钱，二要有时间，三要有体力，对于当今的中国家庭，还只能是部分满足或根本无法满足的梦想。因而在那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出外旅行的愿望就会通过串门的方式表现出来。既然不能到远处旅行，到近处串串门也是好的。这就叫做不能取其上，只好退而求其次。

为什么婚龄比从前高

曾经有人向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近来，‘结婚适龄期’的姑娘硬是不肯结婚，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样想的呢？”关于“适龄期”这个词用法，我认为这里面存在许多问题。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适龄期说来很简单，但是你看多大年龄是适龄期呢？”“是啊，过去说是十八至二十岁，但现在也许是二十五、六岁吧。”

他承认适龄期的幅度比以前提高了。还有，以前，女人的岁数不能比男人大，而妻子的岁数比丈夫小10岁却是常有的事。如今，年龄上的差异没有硬性的规定。“再说，最近不想选择结婚道路的女性也在逐渐增加。现在‘老年恋爱’司空见惯，所以，连‘适龄期’这个单词也正在被人们遗忘。随随便便地说一声适龄期，并以适龄期来吓唬青年人，看来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的回答。

我以为，大青年不应该被“结婚适龄期”所吓倒。前面讲到的适龄期，与其说对于人来说意味着快进入结婚生活的最合适时期，勿如说听起来令人感到是该结束女性的前程，赶紧找个男人过日子的时期。社会还有一句话叫做：“该料理女儿的大事了。”

这两句话是一脉相通的，这样说也许还不至于太过分吧。

大企业也利用了这一点。女青年在二十五岁以前，她们的工资与男青年同步增加，而一过二十五岁，工资上的差距就渐渐地拉开了。

最近，父母都理解孩子们出去工作的心情，实际上，这也是因为“待在家里就找不到结婚的对象”的缘故。

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妇女参加工作的社会意义，而把岗位看作是找对象的场所。看上去她们好像一心扑在化妆、服装、旅行上，实际上她们患了结婚适龄期恐惧症，认为这些事必须在嫁前做完。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有些女青年工作马马虎虎，因而，受到男人们的歧视，说什么工作岗位对女青年来说只不过是婚前的一把椅子。这样，不仅妨碍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甚至，妇女一旦找到丈夫，也会因为有了安身之所而洋洋得意，但是，她们的地位依然很低，结果，个人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

我认为，所谓结婚适龄期，无非是女青年作为社会的一员，抱着充分的信心，像一朵鲜花一般已到了争妍斗奇的时期。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它含意。许多男人认为，只要女青年们在竞争，男人们就可以除了恋爱分文不花地把女人弄到手。如今，找一个容易受女性诱惑的男人并不难，所以，甚至有不少工作单位好像成了雇佣情侣的场所。事情简单到了这种地步，男女是难于得到真正的结合的。

而且，如果恋爱只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结婚，那么，“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永远也不会被人们遗忘。我认为，恋爱对开阔人们的眼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失恋，人们也会从中受到启发，以便今后走向更深的爱。可是，如果沉溺于单纯的恋爱，不求上进的话，那是令人遗憾的事。

如果排除了带有危机感和威胁感的“适龄期”所引起的急躁情绪，那么，我们就能冷静而认真地去思考真正的结婚问题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说，结婚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文化。对于这一文化，不仅要考虑个人的嗜好以及主观上的因素，而且还要考虑这个时代的要求和主观上的因素。

所谓时代的要求，并不是要求会赚钱，要求有政治背景，要求钻营度世有方等目光短浅的目标，而是要看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中蕴藏着的理想。说得具体一点，即我们应该在被社会的善善恶恶所包围着的友情之中，头脑清醒地去选择对象，去发现尚未成熟的人的本质和他为人的可靠性以及其性格。以往选择对象不是客观地去选择，而是通过特定的介绍人或者是好管闲事的领导去选择的，这种选择往往是在周密地考虑了个人得失后进行的，所以，最终只能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结婚适龄期的重要条件，首先应该是判断力的成熟。对于人来说是最严肃而又愉快的判断，并不是去寻找早已明白的道理和常识性的东西，而是去判断看不见的未来的价值。

特别是关于婚姻的判断，它是关系到人生的重要问题，它不可能轻易地、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地往后推迟。结婚，在人的一生中是一次极好的独立判断的机会，而且是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机会。正因为是人，所以就不能说判断时不会有失误，因此，人还应该享有离婚的权利。但是，从结婚的价值观念来看，非离不可的婚姻，决不是值得赞扬的好事。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一旦结了婚，就不可以离婚，还说因为这是宗教上的规定，是必须维护的社会常识，不少人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只好强迫自己过着违心的生活。其实，这样做恰恰对周围的人危害更大。

离婚，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判断结婚问题时的失误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是值得痛心和同情的事情。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判断要更加细致，更加准确。近来，我发现女孩子们开始思考问题了。她们的知识也得到了充实，甚至上大学的女孩子也在日益增多。

但是，仅仅去思考，仅仅有知识，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判断中去。这使我想起佩尔·帕克在他的著作《何谓男女》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的心里尽是些分文不值的破烂货。有的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的是妇人们道听途说而来的，还有的是从报刊的妇女栏里看来或是演讲会、电影中学来的。”

帕克·佩尔在文章里还谈到了调和。调和的优点不是常识中的守旧，而是积极的判断。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社会里，女性根本没有独立和自由，唯独把顺从视为美德。因此，可以说，她们从孩提时代起就没有判断的机会。虽说学习成绩出色，能讲一些道理，就没有生命力，自然要被别人说成是分文不值破烂货。单纯的道理不会使任何人幸福，只会使人扫兴。

所谓美好的判断，它不是零敲碎打，而必须是一个人的品质通过人去综合起来的体会。人在年轻的时候，谁都天真淳朴，不喜欢受某种利益的支配，不愿被眼前的利益所拘束，对周围环境无所畏惧，有一股热衷于独创的毅力。

而且，他们不强迫别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判断，他们有彷徨，但也有勇气，并按照自己的判断勇往直前。人们常说，只有经验丰富的老人才具有判断力。我认为，所谓的判断，不等于精通世故。应该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反而会衰退，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青年人的胸中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们正处于萌发旺盛的思考力的时期，他们具有鲜明的判断力。只要不是处世方面的判断，不带有复杂和特殊的战略性质，他们往往能正确地判断。但是在判断人与人的结合时，他们显得有些天真，这是无可争辩的。

有不少人责备包法利夫人再三更换恋人。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并不是她意识到了婚前判断上的幼稚，不是对丈夫的不满，而是痛恨自己判断上的失误。父亲的孩子自然受到父亲的疼爱，由于父亲的干预促使了她萌发恋爱之心，于是就结婚了。那决不是她本人的判断，她是长期不出家门的千金小姐，整天关在家里使她目光短浅，短浅的目光导致她作出了令人悲痛的判断。当她离开父亲扑倒在丈夫怀抱里时幸福很快就变成为一种寂寞，当她睁开双眼，看到广阔的社会时，这种寂寞感就不停地向她袭来。对于自己选择的对象，对于通过判断得到的对象，人人都负有责任，也懂得容忍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对象，与其说要负责，还不如说宁愿忍受一切痛苦更为恰当。

看小说时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只顾评价小说的情节是否有趣，或者自己对小说中的情节是否有同感，而应该去了解一点人生道路上作出的种种判断中所包含着美与丑、悲与善。看电影也一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去了解导演在艺术判断上的美的意识。总之，即便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交谈时，也不要总是谈论什么好啦坏啦、了不起啦、或者没有什么了不起啦、被人训斥啦、看人脸色啦等等。无论是失败也好、犯错误也好、或者是想干而没干成也好，这一切都应该成为培养你健全的判断力的动力，每个家庭、集团、社会都应该始终把握住这个大方向。这样，就能培养出具有完美、细致的判断力的男女青年。我认为，首先要具备这种判断力，才能具备结婚的资格。

还有一点，为了更好地判断，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懂得什么是美的心灵，即爱美之心。要培养自己的美感，而且，必须要使之敏锐。

如何度过自己美好的一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我们要多看书，多思考，多下苦功。当我看到一些人并不把插花、点茶、绘画、吟诗等待看作是对美的追求，而认为这些不过是为出嫁作出准备时，我觉得真令人失望。

为什么孤独是幸福的桥梁

说到结婚适龄期，经常会有人问起结婚适龄期与生理的关系。有人认为，晚婚女性与早婚女性，她们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同，考虑到分娩还是早些结婚为好等等。因此她们往往从生理的角度上去确定结婚的适龄期。可是，我认为，现代医学科学上似乎还没有研究出明确的结婚适龄期。过去人们认为，妇女一旦进入更年期，出现停经现象，性欲也就会随之衰退，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认为，过分地从生理的角度上强调适龄期是幼稚的。倒不如说，女性过了思春期的初期阶段之后，性方面的一切都已成熟，因此，生理上的适龄期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现在，还远远说不上性科学已经发达了。而且，由于性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因此，各种各样有关性的小论文在社会上一时引起轰动。现在，大家甚至对弗洛伊德学说，都有所了解了。但是关于性的问题，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在各个方面进行调查、整理，并加以研究。现在已经搞清楚的是，性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性本身很重要。问题在于性往往会微妙地受到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某一段时间里有些人认为性是重要的，所以，在性的问题上表现出过分的神经质，结果反而会成为幸福婚姻的障碍。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这样把精力全部花在性的问题上。

在性教育的问题上，有些人用性病的可怕性来恐吓女孩子，这是错误的。所谓的性，无非是指女性的肌体具备的生理机能，这种生理上的机能是为了发挥女性肌体所应该承担的功能。女性的肌体具备着耐负荷力，她们能在自己的腹中养育孩子，并长达十月之久。这是任何一个男人的肌体都无法承受的。

我认为，应该把性看作是人类的自然现象，要有信心地去考虑性的问题，而不应该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异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没有必要考虑生理上的适龄期。而且，作为人来说，想与异性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当然会有一些个人之间的差异。

然而，问题是有一些人还存在着强烈的妨碍性成熟的心理，她们不愿与外界男性接触，只要求自己的父亲作为异性的替身，只在家里与父亲亲热，而不允许家里有其它外界男性存在。

还有，是否是处女这个问题仍然被认为是婚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结婚的幸福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是否处女并不会直接影响幸福。之所以有人说有区别，因为他受到了过去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女性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即给处女破身的不是丈夫而是侍候神仙的巫师，那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女人是不洁之物，应该拿自己的身体去供奉神灵为自己赎罪，这种把女人的身体作为贡品的思想到今天则演变成为对丈夫的奉献。

不过，有些人一会儿看不起自己，一会儿又对别人吹嘘自己，甚至在丈夫面前吹嘘自己的本领，这种人滑稽极了。

有些人去折磨失去贞操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是极其不幸的，不少是由于社会矛盾引起的事件才受害的；也有些女孩认为，自己已经把贞操贡献给了他，所以，自己已经属于他了。她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错觉，正在为此感到不安。关于处女的问题，必须要认真地反省。女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不是处女，而是女性本身。如果片面地把纯洁与处女相提并论，倒反而会缩小纯洁的含义，而且，甚至有可能歪曲纯洁一词的真正含义。

不能说我们在与过去的适龄期背道而驰。现在是为生活而到处奔波的资本主义时代。做父亲的认为要趁自己精力旺盛时候，早些把女儿嫁出去，这种心情完全是被金钱所逼，他们想嫁女儿的心情十分迫切，而且，豪华的婚礼会人父亲增添光彩。艺人们也把结婚看成是一场戏，其奢侈的场面非同一般。电视里宾馆的广告，每天都在反复介绍婚礼的热闹场面，看到这些用金钱买来的场面，我不由得感到现在的人太浮华了。

有一次在欧洲，我坐在路过乡间城镇时，看到一棵大榆树下的教堂前贴着牧师的告示，上面写着两位年轻人的名字，内容是：我们就在这棵榆树下举行婚礼，有意见者请及早提。我常常想，婚礼不是比阔气，像这两位青年在自己居住的街道，在邻居们的簇拥下举行朴素而严肃的婚礼才是最有意义的。我认为，大家都要支持这两位年轻人，并为他们祝福。

人类对婚姻的向往，意味着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奋斗。为此，人们必须要有忍耐的精神。忍耐，既不该是单纯盲目的，也不应该是逆来顺受的，它应该是宽宏大量和有远见的表现。如果抱着听天由命和单纯幼稚的态度，那么在这种人身上就不可能具备实现美好婚姻的可贵的忍耐精神。

所谓忍耐，不只是抽象的克制，而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它需要我们在明确了困难所在以后，要正视困难，并且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要求过于年幼的孩子去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同时，也可以说，忍耐与年龄无关，而与人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从来也没有为别人去忍耐过，这种女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达不到适龄期。

适龄期还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她必须真正独立。如果总想依靠别人，满脑子家庭和父母，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结婚的。所谓“独立”，说得更透彻一些，最终等待着她的只能是孤独。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有一种如饥似渴般的寂寞感时，两颗心才能完全融为一体。

孤独与独立不同。孤独，深刻地反映了人的寂寞感，孤独才是能够理解他人之爱的最佳状态。有些男女青年在父母面前撒娇，随心所欲，在家里过着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人不可能有完美的孤独。

青年将要肩负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我们现在还难以猜测未来的前景，但是，美好的未来中一定会伴随着孤独的寂寞感。

在毫不显眼，似乎一切都不存在的生活中，两个人去共同探索走向未来的希望，这将成为夫妻之间的感情的纽带。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互相支持，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们不仅要像歌谣中唱的那样幸福地去恋爱，在恋爱过程中还必须要有生灵所表现出的孤独的寂寞感。如同青年们尽情地说，尽情地跳，尽情地唱一样，同时，在恋爱过程中，也要有经常保持沉默无言冷静地思考的一面，这是通向结婚的重要途径。

为什么保持独身是美满婚姻的前提

在以女青年为主的集会上，“独身”问题渐渐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为此，我感到高兴。

战前，有谁说自己是独身，就会被人另眼相待，甚至会被人看作为风流女子，而且，女性不能一本正经地谈论和考虑独身的问题。

然而，现在情况变了，与过去相反，稍不留神，不仅谈不上结婚，而且会被迫走独身的道路。

如今，独身也不至于会被人说不成体统，于是有些女人就心安理得地长期过着独身生活。虽然，结婚似乎还不如稀里糊涂地过独身生活舒服，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你放弃女性应该走完的生活道路，甘心情愿地过独身生活的时候，实际上，这与糊里糊涂地结婚的思想境界没有什么两样。我想，如果独身也成了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的话，那么，独身是没有意义的。前面也讲到过，女性要以自立为根本，名自都要为全新而又不受拘束的婚姻去努力，这难道不是我们正在追求的真正生活方式吗？

以前，我是世界母亲大会的候补评议会员，出席日内瓦国际妇女会议时，坐在华丽的会议席上，我也考虑过许多女独身者的问题。会场里坐满了各种肤色的妇女，她们来自世界各地，都是各地区的代表，其中就有不少独身女性，秘书处那里常常有一些妇女来与我联系，她们用英语、法语、德语，还有俄语和我交谈，并且微笑地告诉我，自己是“光荣的独身保持者”，她们看上去年龄还不大，但是似乎也都已经四十过头了，大部分比日本的老姑娘要略为年长一些。然而，与日本不同，她们虽是独身，但是并没有被迫去过无聊的生活。而且，与男性交往的机会之多，是日本女性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她们非常活跃，一个个脸上都带着幸福的微笑。

晚上，我来到日内瓦的大街上，走进餐厅，也看到许多单独一人在用餐的女性。上了年纪的妇女，牵着小黑狗走进店里，并且让小狗坐在对面椅子上，看样子是位常客，她们都在不慌不忙地用餐；坐在她们侧面的是一位老大爷，他简单地吃了个浓汤，正在透过窗户满意地眺望着对面的酒吧，那里的青年人正在愉快地干怀。仔细一看，窗边还坐着一位看上去不满30岁的女青年，正在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用餐。她对面的窗边坐着一位男青年在喝着啤酒。餐厅深处像似有架钢琴，琴声悦耳动听。门外，大雪纷飞，而屋子里却充满了轻快的气氛。此外还有人在悠闲地翻阅着报纸。如果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独身或许也不会令人寂寞，可是，我仿佛感到，如果那位喝白葡萄酒的姑娘和那位喝啤酒的小伙子能结为伉俪的话不是更好吗？而且，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如果在日本，或许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触吧。

不管那样，我想在今天的日本提出独身女性拥护论。因为无论你说母亲的形象也罢不好也罢，反正有不少场合仍然不如独身方便。当然，如果日本的女人生活在一个更加充满自由的社会里的话，我们就会反过来认识到，独身毕竟不是真正美好的事情。尽管如此，眼下只有在讨论独身的时候，妇女才会受到一点尊重，我是决不会帮着那些人说什么：“独身是不方便的，你们可别……”之类的话。只有不为环境所迫的独身才是真正的独身。

一个人希望单独生活是不奇怪的，希望两个人一起生活是自然的。这一切都必须完全由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如果说结婚只是独身男女的藏身之处，或者独身只是社会矛盾的排泄口，那就不值得一提了。应该说，保持独身的自由是实现美满婚姻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应该始终得到保障。“所谓结婚就是意味着在性生活上女佣对主人的效劳吗？”如果现实使得作家为女性写出这样打抱不平的句子的话，那我们都会死守着独身不放。考虑独身问题，事实就是考虑结婚。青年人如果已经开始考虑独身问题的，我建议，同时也必须进一步认真、大胆地去思考一下新的婚姻方式。

青年人对于结婚问题，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而不是使人感到他们有什么新的设想。如果动不动就考虑到性的问题上去，认为有了相互之间的性生活，就要为对方负责，那么，这意味着女性并没有从处女这一女性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男性与女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希望大家不要光考虑性，要考虑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开创人类的文化。女性必须在充满芳香的独身时期，描绘出实现美满婚姻的蓝图。如果有人说，现实生活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美，考虑了也没有用，我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当你有了美好的设想和理想，你才能准确地抓住现实生活的实质，才能与现实作斗争的力量。

可是，在现在的日本，对结婚真正富有幻想的人，往往隐居在高贵的独身者之中。所谓独身，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小小的傲慢，不用说，她们是那种打算一辈子当处女，并患有男性恐惧症的人，直到日本战败为止，日本的宪法一直视女性为社会的累赘，整个社会讨厌女性的独立，并对女性灌输一种所谓的美德——在家听父母、出嫁后丈夫、老来听子女等等，总之，女性被彻底地看作为依赖他人生活的人，然而，日本女性的依赖已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存在，正如社会上一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女人样样都得“先问问丈夫”，而这就是作为美德来教导女性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把那些能够自立的女性说成是倔强、逞强、并把她们视为不同于普通女性的女性。

如果，实现了女性的生命独立和地位平等的话，那么独身就不是特殊的东西，独身就成了结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实现男女的平等结合即美满的婚姻。要觉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从这个角上去看待和尊重独身问题的话，那么，独身对于所有的女性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十分重要。如果觉悟不到这一点，结婚就不可能组成新的家庭。

我想，当女性能自由地，并且强烈地思考独身问题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们才能够理解结婚的真正价值吧！才会有真正平等的婚姻吧！开个玩笑说，如果我们把结婚看成为人生的一种事业，那么，女性的独身和她们的结婚都只不过是人生中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而已。

比方说关于孩子的问题，我同样可以这样断言。妇女都希望有自己的孩子，希望抚养孩子，这是女性的本能。可是不少事实告诉我，真正出于爱护孩子的深厚感情希望并得到孩子的女性却不多。在多数女性的眼里，孩子只不过是可怜的女性屈从于生活的避难所。因此，她们不可能爱护孩子们人格上的独立。在青年应该离开父母走向自立的关键时刻，母亲们舍不得让孩子离开自己，尤其是到了入学考试阶段，父母总是喜欢干预孩子们的事，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老实说，正因为如此，有些年轻男子甚至在独立方面还不如女性，如果男性不能真正自立，女性的真正自立也就无从谈起。

有人提出了关于独身者生理上不正常的问题。有关结婚问题，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报告，即性生活是否全面？性欲上得不到满足是否只限于独身者？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性把性生活简单地看成是自己对丈夫的效劳，不懂得性生活中的快感等等。

把独身者看成是生理机能上的残缺者，这是一种粗浅看法。作为人，关键不是看这个人是否结了婚，而是要看这个人是否保持了人格上的独立。还有些人认为：尽管结婚没什么意义，但总比不结婚好。这是因为可怕的封建性冷遇和歧视还在社会上横行的缘故。我认为，这与独立女性也存在的一些缺点并非毫无关系。

总之，无论哪一个女性，在考虑结婚问题之前，必须考虑独身的问题。独身是结婚的前提，谁都有权完善地确保她的存在。之所以女性不肯努力去掌握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术，对于学问抱着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态度，是因为她们的独身意识实在是太微弱了。不以独身为前提的结婚，会使女性丧失一切警惕性。

而且，当男性还不懂得去尊重独身女性时，可以断言，一般不会产生美满的婚姻。

不少男性把去女性房间看成是窥探密室。从性别上来看虽然有男女之分，但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他也许不是一个与女性对等的独立的男性吧。男女关系不能用礼节来解决。女性的房间反映着这个人的文化修养，进了房间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反映着房间主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看一看书架，看一看墙上的画，桌子上的墨水和笔以及餐具，这个人的内心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你的眼前。男女在咖啡交谈，或者一边散步一边交谈，虽然很愉快，但是，仅仅这样接触我想是看不到女性本质的。

人与动物一样，性欲上的发情期是有限的。如果不打算白头偕老，自然不必多论。男女双方都要认识到对方是人类的一员，并且，要像挑选花束一样高兴地看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为此，我非常希望看到社会上出现尊重独身的风尚。

为什么温柔是内心的微笑

你考虑过你自己的背姿吗？你有没有想到过女性背姿的美吗？自己的背姿当然自己不会知道，说不定你正在给男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

在谈到儿童教育的时候，常有人说：“孩子看着父母的背姿长大。”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发挥了自己背姿的重要作用呢？我感到，女性对周围的事物过于敏感，对于“独具一格”的个人生活方式没有信心，这就暴露了女性的各种盲点。自己的风格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去创造的。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微笑吧，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名画蒙娜莉莎的微笑，自然不用说，古今世界都称赞女性的微笑最甜美。可是，真正回想一下我们妇女的表情，我感到有点心凉。

就拿电视和电影里的女演员来说，她们所要塑造的是人，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过哪一位演员给我们欣赏过甜美的微笑。有些美人虽然相貌出众，但她们的笑却千篇一律，她们不是将不可言传的情感通过甜美的微笑来表达，而是装出一种美人的微笑，平板而无表情。看到男演员脸上多少还能表现出复杂的笑容，我深感遗憾。

过去，女性总是陪笑，这种缺乏自主性，是从外部安装上去的奉承之笑。也许是出于这种一笑了之的缘故，尽管战后提倡“主权在民”，女性也享受到了真正的、人的待遇，然而，甜蜜的笑容对她们来说似乎比什么都难。

我认为，这仍然与妇女解放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是否可以简单地下个结论，即过去的女性连笑都没有自由。

我讨厌女性在笑的时候总是要把手捂住嘴。有人认为，女人的笑是惹是生非的笑，下流的笑，什么也不懂的女人只有沉默、俯首帖耳才可爱。这是男人们任意制定的规矩，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循规蹈矩，把这难得的、富有人情味的表情掩盖起来的话，这真是无聊之至。

还有，妇女的很多动作表情都挺活泼，甚至有不少人活泼得像男性一般。可是为什么她们一笑起来就要装模作样呢？这就使人觉得她们那身现代风格的新潮打扮似乎也成了多余的东西。女人应该堂堂正正地抬起头来豪爽地对人微笑。

近来，各个电视台一到年底就搞什么歌曲大奖赛，这类节目本身就令人感到有些反常。可是女获奖者在领到奖品时，不去笑，反而哭了起来。难道只有哭才会使人感到可爱吗？是否因为担心笑会使别人感到自己高傲、会受到别人的嫉妒，所以就极大限度地用哭来表示自己的低下呢？我想并非如此，这正好暴露了女性狡猾的心理和娇气，事实上她们是想以此来说明自己的荣誉来之不易。

然而，有些人不是在考虑如何将笑容作为女性的表情，努力使笑容更富有内容和魅力，而是以长期受压抑的逆反心情，不考虑对周围的影响，毫无顾忌地嘻嘻哈哈大笑，看到这种情景，真叫人痛心。如果以为这就是自由，就是解放的话，那是错误的。还有些女孩子，在电车等公共场所张开惊人的大嘴放声大笑，谁看了都会为此感到惊讶。

我总感到，三个女人在一起就会喧嚣，情绪容易波动，轻率，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伙伴给男人们提供钻空子的机会。

电视节目中的一些女主持人有时也毫无风度地放声大笑。明知这样笑会给观众带来烦躁，她们却只管自己不受拘束地笑，而且还显得那么洋洋得意。在这种时候，与其听她拙劣的解说，我倒想怀疑一下这个人的神经上是否有问题。

我迫切地希望，女青年不要对男人卖弄风骚，要学会理智的、温柔的微笑。

其次，喋喋不休的女人好像名声也不太好，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当然，这也不外乎前女人常常受天训斥：“你们女人太口啰嗦了，少说两句好不好。”于是女人们一旦有机会聚在一起，就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这一坏习惯也是女性的盲点，我为此感到痛心。

而且，妇女之间的交谈，往往总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乃至发泄积愤或者道听途说之类，这也是无聊透顶的事。在旅途的车厢里，我遇到了一个放声交谈的妇女团体。显然，这些妇女偶尔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一旦摆脱了拘束，未免有些飘飘然起来。因此，我对她们是很同情的，但我还是要说，妇女应该多少懂得一些谈话的乐趣据和谈话的艺术。不过，话说回来，那些只顾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们更让人看不顺眼。

我应邀参加各种集会。在一次妇女的集会上，听了几位妇女的发言，我不止一次地痛感妇女的社会性训练还远远不够。发言中，很少有人能客观地看待问题，并且能将问题加以整理，发言时做到语言精炼，抓住重点。总之，絮絮叨叨地同样一句话总要反复讲好几遍，而且容易动感情，她一个人在那儿兴奋不已，别人却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反正她们给人的印象是不讲上几句是不肯罢休的。尤其是在总结意见让她们讨论并做出某个决议时，意见总是很难一致，这真叫人失望。而且，还有不少妇女，总是随大流，说话优柔寡断，光听别人说，谈不出自己的半点见解。

发言时的表情也是值得经常考虑的问题。有些人把装模作样的尖叫声，罗列一连串典雅的形容词等等误认为是女性的温柔。我认为，真正的温柔，不是用语言来关心对方，而是用发自内心深处的表情来关心对方。

作为表现手法，除了语言，还有胜过语言的表情。不要过分地作细节性的解释，表情在辩论中才能够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候，不是先用语言，而是把语言作为表情的补充手段来使用，这样，才会给人美的感觉。俗话说：“雄辩为银，沉默为金。”遇事沉默，感慨万端地微微一笑，要比不停地表示赞同的语言更能向别人表达自己感情。

男人们认为，女人应该沉默、俯首帖耳，说话时眼皮下垂，这才像女人的样子。男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只说三分话，因此，他们为了不让别人看穿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往装出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但是，我希望我们妇女应该始终表现出不计较个人得失、像鲜花那样鲜艳可爱、温暖人心的表情，而且要经常保持这种表情上的交流。

我们还要更多地为妇女提供讲话的机会，使她们能够毫不拘束地相互交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设想。我感到女性比男性更难交上朋友，这也说明妇女还没有真正得到解放。妇女应该更多地创造能够自由交谈的时间和地点，不要自己拖自己的后腿，要把妇女的烦恼，妇女的悲伤和妇女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东西，大家共同去分担，从而精心地培育出妇女间的友谊。

妇女要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共同把妇女的谈吐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互通信件、打电话，而且妇女之间的交流手段多得很。如果把自己孤立于狭隘的小天地里，那么，妇女间的交谈最终只能是僵化的街谈巷议而已。

有家杂志登载了这样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女性，结婚后呆在家里，才过了两、三年，她已经觉得自己词汇贫乏，讲不出一句比较有水平的话来，她为之感到愕然。读了这篇文章，我发现这里面又存在着女性的盲点。

妇女比较容易受到日常生活的影响。但是与日常生活斗争却会造就妇女。

如果碰到印象深的事情，就把它当作日记写下，这也是件愉快的事。而且几年后，当你回首往事时，就能为自己提供很好的参考资料。

我们要警惕老人敬语复活的风潮，这种语言是想把人际关系按等级区分。以前，日本广播电台称表演者为“先生”，战后都把“先生”改称为“Sang”。

还是在我当姑娘的时候，母亲就曾经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把住在家里帮助干活的佣人称为××Sang“并且要带上”Sang字来称呼他们。当时她遭到一部分人的谴责，说这种想法是荒唐的。有人想利用敬语来维护些某人的特别待遇，这势必会产生出独断专行的丈夫和心地不良的妻子，反之，如果我们自己贬低自己的话，那我们将成为愚蠢的妻子。

所以，我想还是不要受敬语约束为好。如果为了炫耀自己有教育而装腔作势，甚至为了奉承对方去用上几句敬语的话，那么，敬语非但不美，而且是非常导陋的。

使用了敬语，语言并不会因此就美。只有通过不加掩饰，直爽的声音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才是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

最近，不再提男子用语、女子用语了，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故意使用女子用语也叫人讨厌。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产生男人对女性的歧视和女性向男人的献媚。反之，如果妇女因此就有意识地使用男子用语，这也不能说明妇女得到解放了，不会给人好感。我建议大家说话要自然一些。

也许是受到电视和漫画的影响吧，最近，我有时听到孩子们在用江湖艺人自己编造的语言交谈，这使我不由得感到这世道是否变了样。我担心由于受到商业主义思想的侵蚀，孩子们将来会否被卷入悄悄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漩涡，到时候挽救都来不及，难道这是我的杞人忧天吗？以丰富的想象力去考虑问题，就会创造出人类的智慧和文化。

日本人遇事容易动感情，这种性格导致了那场战争的发生。而且，如果说冲动是女性的盲点的话，那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女性有着细腻的神经组织，是应该赞美的，但是，如果歇斯底地发作起来，这种神经组织就毫无价值。

狡猾的男人们抓住了妇女容易冲动的弱点，从各个方面捉弄她们。我就看到不少男人在工作场所利用的这种弱点。虽说妇女解放了，但从比例上来说她们还很少受到重视。妇女目光短浅，没有机会放眼自己的锦绣前程，她们就这样窝囊地进入了家庭。而男人呢，他们无论年龄大小，在社会上都被认为是家庭中的顶梁柱，被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人物来培养。当然，有时候社会也会保护妇女，但妇女最终还是会走向早已等待着她们的陷阱，就是说，妇女享受不到独立、自主的权利。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也不习惯于对某一事物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她们往往是盲目行动，因为她们缺乏培养思考能力的机会。

例如，通过家访的形式来推销商品的销售法，最近，惹出了各种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销售法实际上就是男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女性的弱点而制定出来的。

由于妇女缺乏当机立断的能力，往往经不起花言巧语的勾引，才上当受骗的。这便使我们看到了妇女可悲的形象。

我在看儿童作品选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一位孩子在抱怨自己的妈妈。他从学校回到家里，有些话想对妈妈说，但又担心妈妈会一下子发火，动不动就是什么要好好读书啦，是不是又挨老师批评啦等等。由于妈妈总是一个劲地单方面发号施令，所以，他无法把心里话慢慢地全部讲出来。

还有一位四年级的男生，他把自己因考试成绩不好而挨了母亲训斥的事情写进了文章，写得十分有趣。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写了这样一段话：“妈妈流着泪对我说，爸爸再努力也已经为时太晚了，只有你才是我们的希望啊！”读了这篇文章，我心里也很难受。

为了不让自己丢脸，竟使用泪水来把孩子撵进考试的地狱里去，这不就是孤立孩子，让孩子走上自杀和犯罪的道路吗？

最近发表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母子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了。不仅母子之间，甚至对丈夫也没有努力地当好丈夫的谈心人。这是我读了生活咨询之类的文章时发现的一个问题。

我深深地感到，妇女连足够的谈心时间也没有。要么就是片面地发牢骚，要么就是指责对方，要么就是经不起引诱一下子上当受骗。难道不正是妇女的这种短见才使家庭内部变得无聊乏味的吗？

孩子总是从家长的对话中吸收各种知识的。可是因为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夫妻之间连对话也取消了，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孩子总是从家长的对话中吸收各种知识的。可是因为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夫妻之间连对话也取消了，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使我回忆起了我童年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家很贫穷，家里只有父母和我，是个三人小家庭。可是，父母总是把我当成家庭中的一员，从来没有把我从他们的身边撵开而只管自己谈心，所以，我就有机会细细地听他们的对话。而且，我感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十分投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又是我童年时代的回忆，所以前后细节都已记不清了。可是，最近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儿可笑。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好像在谈论某一个人，自然我是弄不明白的。母亲说：“等着年糕团从天上掉下来是要不得的”，父亲笑着说：“这是侥幸主义吧”，两个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说到年糕团，对于最喜欢吃甜食的我来说一下子就听懂了。所以，在同母亲一起去澡堂的路上，我问母亲：“你说的年糕团从天上掉下来是什么意思？”并要求她为我解释。母亲笑了笑对我说：“有些人对自己亲手做年糕团感到麻烦，于是就守着放年糕团的架子，希望会从架子上掉下年糕团。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的确如此。我的理解是：年糕团实在不大可能会从架子上掉下来，再说，掉在地上的年糕团扁扁的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看上去就令人恶心，恐怕还是自己亲自做出来的香吧。

当时，我也对母亲说，幼儿园里也同样存在着侥幸主义，就在我对母亲讲述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在做抢椅子游戏时的情景时，不知不觉地来到澡堂的门口，我们的对话也就此中断了。

我至今还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等着年糕团从天上掉下来，是要不得的”，母亲的声音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无论在厨房，还是出席各种会议，或者在看书，它总是在告诫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年糕团要靠自己来做，这给了我从根本上认真考虑问题的智慧。

为什么青春焦渴难耐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你也许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这一天终于来了，它是一种自然的承诺。你还是没有察觉到什么，没有特别的准备，甚至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触翻到《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则：从这一天开始，你不得不对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这一天，比18岁显得还要重要，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你过了16岁的生日晚会，已经抬起腿穿越交界地，开始跨进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流行风和时尚的爱，感召着你怀揣着童年的想像和梦幻，而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这时，因为整个教育水准和学龄限制的不平衡，南方诸省16岁的少年已来到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关口：做工，还是上大学；而北方的孩子多数正处在高中二年级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从未意识到将要开始自己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意识到，你因此只是觉得许多事情肯定会来临，但是还谈不上迫切。

有一年夏末，我应邀参加当时十分轰动的大型电视片的讨论会之后，约了在座发言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一家素食斋共聚晚宴。范翘起前腿肯定地告诉我：“我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我似乎还在过着15岁的生活。我想18岁可能会有所不同。”黄和孟认为，除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习任务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可是在隐约的感觉里，又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问题的困扰，好像在与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伏。黄补充一句话：“我们真觉得累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陪我们好好睡一觉，而且真想一睡不醒！”姜，17岁，正面临毕业问题，他觉得除了硬着头皮迎接高考之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他倒是对我慷慨请客的做法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和“哪儿来得这么多钱”始终是他发问的主题。何是个沉默的男孩子，在日后整个冬天的交往中，他多次承认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中专护校的学业上，他在为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下午最后一堂课铃声响过，男孩子便会等在教室门外，准备迎接自己的女朋友，一同去他们恋爱的老地方。韩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勇敢地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热烈地希望超越友谊。宁显得桀骜不驯，天天和父亲争吵，父子关系问题是他最为关心的热点，他恨透了老年人。

他们兴奋极了，滔滔不绝地在证明自己，不断打断别人的话题，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对待餐厅服务员。16岁，这个本该轻松欢愉的年龄，对他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尽兴的机会。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相，黄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年龄小的人和年长的人有什么区别？”“年小的人不停地说话，坚信南来北往的事情他都知道；年长的人始终在听和笑，熟知来龙，但不敢肯定去脉。”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可是没有得到认同。是的，16岁是个只相信自己的年纪。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原来就该如此。

可是，许多年长的人们却一直承受着历史变迁的震荡，就连青年歌手也在用别开生面的歌喉，怆然地咏唱、叫喊：“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你，16岁的新人，从你记事的岁月起，就已生活在一个喧噪的录音机音响的环境里。你有幸坐叔父的福特车，仅用两个小时，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趁凌晨的寂静完成了天津到北京全程的奔跑，你获得了一个印象：世界并不大。你在餐桌上直率地问被你母亲请来吃饭、颇为自得的历史学者：“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我只想知道你会不会赚钱？”你母亲立刻显出窘态，客人也为你的不客气感到不自在。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自信自己的金钱观念无比正确，并再次强调世界本该如此。你不认为世界是变化而来的。

可是事实上，在你童年终结的时代，那个时期的社会还远远不是这样：在70年代末，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低下头去，保持沉默；你的父母大约在20年前才普遍有机会用自己的手指第一次触动一下录音机的按键；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艺杂志都在为艺术作品里能不能有爱情而喋喋不休地争论；在你的头脑里充满刘德华、王菲、张国荣、张惠妹、任贤齐的时候，你无法想象，李谷一曾在20年前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个名叫周荫昌的专家把自己的讲座制成音带，向青年人讲解“为什么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邓丽君的名字很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湾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还有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至今埋在长辈们的心中，一经提及，往事如云。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迈着一步一趋的脚步缓缓走来，新的困扰一刻不停地出现。你看，几年里金钱变得极为重要。人情越来越廉价，价码却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各行其是。可是，这一切骤然的突变在你记事的岁月来到之前已趋于完成。你比那个时代更自由，同时又更不满足，也更混乱。

50年代，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刚刚结束的残酷的铜臭气息把人们置身于一种困境，人们发花了很长时间去认识、容忍、改造和交流，甚至还学会了坦然地和核武器相处。人们变得更深沉更敏感也更有理解力了，过去的困惑反而使人们更加心明眼亮。全世界在相当长的岁月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你的祖辈，40年代末期以来，长时间的边境封锁使他们“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直到1978年他们才刚刚有幸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历史给予他们修改错误，改革和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的短促。他们的舞台狭小而被动。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部分应有的天资。在他们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可你认为原来不会比现在差多少。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金庸的《侠客行》，看VCD、CVD，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省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17岁的南方少年，他读完高中后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出售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并且评价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能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是李鹏还是胡锦涛。我起初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是后来在我们做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精打细算和适度的慷慨感染了我的心。他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于嘲弄或者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和家长都为之忧心忡忡。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富裕病。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我觉得，共和党人与其光是哀叹世道之不古，还不如设法去理解它们。

这段话是尼克松针对美国人隔着代沟俯视对面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时那种严重恐慌的心理而言的。与中国今天的恐慌一样，当时，美国社会的剧变，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和毒品蔓延都使长者们认为新一代带着几分世界末日的气息。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以及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几乎都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新世界的朝气。这一切也提醒我们：与其感叹怀古，不如认识崭新的一代。在同一张桌子的边缘坐下去对话，手里握着热腾腾的咖啡，人们的座椅一样高。

我走访了形形色色的16岁的青少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整体印象：在这个年纪时，这一批自行其是的少年正感受着源自师长们不理解和不信任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压力从根本上妨碍了自己的个性、理想、自由的生活、纯美的爱。16岁的一切烦恼都来源于这种压力的摧折。

父母的教诲声变得特别噪耳，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自己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懈地抗争以争取它能合法地存在。行为的独立，伸展自己的腰肢，并为它进一步茁壮而争夺权力。你在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迎面轰轰扑来的是压抑你的气息。独立成长，并为之奋斗。相反的力量便成为你走进青春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这样。你必须不断地以各种理由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是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父母的从容。他们紧盯着你，拼命企图得到你的日记，拆开你的信件。他们报着古代坚持用残忍的包办婚约来减少子女青春失误的那种父母之爱，更求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你真恨不得如法炮制地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记住你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隐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友不经心地探看而痛哭失声。16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向往、怒气以及不成熟的思路统统记录下来。直到婚前，日记恐怕是你最好的、最了解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在这一点上，父母比老师更令人无法忍受。他们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他们只想以父母的名义强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一位夫人至今对她16岁时被妈妈劈手夺走手中的《悲惨世界》随即投入火中而记忆犹新，那时必须为两年以后的高考读烂那几本数理化课本。有很长一段时光，你饭桌上的时间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的。今天的高考已不像1978年那样艰苦，50万名额竟有1000万人投考。今天的竞争只是应届毕业生的事，没有过多的成年人和你较量，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应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那么讨厌读书和考试。

为什么早恋

美丽的16岁呵，一种晶亮的情愫涌动在身体里，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因为轻微的摩擦感到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触使你坐卧不宁，看不下书。你好像总在期盼什么人的出现，只要见到那个人，你就会凭空增添喜悦的力量，觉得快乐充溢在明媚的胸中。你会觉得那些一看到女生来了就会把排球凶猛地扣杀出界的男孩们有趣，也会发现16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地用眼睛传达声音。无数美丽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集临。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借赵的小说；林上生物课时一共看了严27眼呢！而你自己的目光不也总是瞟来瞟去地放在一个人身上吗？为此，你写下无数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恍惚的神情，你的父母已经认定这是“早恋”，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有放过你。

1998年夏天，我在燕园见到一个14岁的女孩子，漂亮、多情、爱读言情小说，在她略略早熟的眼神中可以看到奇异的梦幻。但是两年后她疯了。她的严厉的父母为了阻止她继续追求语文老师，把她一个人强行弄到北京延庆县的一所中学。她曾在大雨滂沱的深夜跑到长安街上，在幻象的精神世界里躲避着魔鬼的追逐。她被发现时正惊恐地躲在公安部大门旁的一只邮筒下面。再后来听说她在发作时有对男性恶性的纠缠，即便正常的时候，她对那些正常的青年夫妻也怀有一种神经兮兮的病态看法。2000年我在天坛见到她时，她坐在一把吉他旁，对爱情话题依旧有着热烈的兴趣。我不得不在简约的和弦中唱了一首她所喜欢的旧歌《玻璃心》：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既已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支摔破的吉它

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她对多年前一切小事的记忆格外好，可想而知她热爱那些岁月，依旧愿意充当她过去梦寐以求的角色。

我常在想，为什么我们非要用千篇一律的滥调、用那些缺乏人情味儿的手法对待这些情窦初开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特殊的态度面对这个富于特殊激情的神经脆弱的女孩子呢？我会常常感到一股《儒林外史》的味道，似乎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了阻止每一起感情的麻烦，而不是挽留一个快乐的女儿。用疯病的结局取代那起爱情便使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面前感到了心安理得。至今他们还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值得的。当我们看《草原小屋》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对那个西部美国佬用他自如的方式向9岁的女儿谈他的“爱情烦恼”的情节感到敬佩，可是几乎没有一对夫妻真正合理地对待自己儿子16岁的爱意。

10年内，别幻想这种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会有所改变，它不取决于父母能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看过几部家庭片。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变迁。家庭民主不是学来的，而是滋生于心灵深处的宽容的流露。

你盼望有这样一个父亲，每逢你心神不定，他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你身边：“怎么样女儿，谈谈你的看法？”你甚至想像出，他轻轻点燃一支烟，亮光在星夜里一闪一闪。但是你渴望的东西在现实中却恰恰没有，甚至更加背道而驰。碰巧班主任也介入进来关心你的心事，而且做得高明，她要你自己拆开自己的信快速念给她听，并对自己既不侵权又能监察的方法颇为自得。他们都在絮絮叨叨地抨击着“早恋”。

而“早恋”是一个内涵极不科学的概念。既然已懂得了“恋”，为什么却被斥之为“早”？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中，人们对事物丰富的认识淹没在简单的统一标准之中。他们从不经意个体间的差异，几乎一致认同某个年龄之前的爱情理应叫“早恋”。至于你是不是身心已发育到了必须那种情感的满足，他们不屑花时间去研究。

学校，也并不是像教育家们构想的那样，为学生排忧解难并纠正父母的错误熏染，反倒成了延续、扩大家庭错误的场所。教师始终如一地强调学生的竞争训练又为他们的人生抹上另一层阴影。教师没让他们增添社会情趣和从属感，以至于当他们处理职业、友情和爱的问题时，都不觉得这些问题可以用合作和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教师是在“天下为公”的大话下赋予学生们一种纯属个人的生活意义，而智商被当成是他们未来学业成绩的最高标准。

学校和教师阻碍着你想做的一切事情，好点儿的老师啰啰嗦嗦地要“引导”你；讨厌的老师干脆污蔑训斥你一顿。为了抵御种种烦恼，你做了许多梦：你想有朝一日你自己有了孩子，肯定是个民主的父亲，或者良母什么的；如果你做了权威，你会宣布清规戒律犯法；你甚至幻想毕业后径自做一个坏警察天天把守在学校门口，专门刁难和你过不去的老师；你想过私奔、自杀以及其他一切消极的方式恐吓父母。

16岁，总是不欢愉，却总是充满梦想。你对自己有着任性的设计，认为一经实施，便可告成。可是那成功的一天太遥远了，你盼着17、18、19和20岁的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你一直在想像自己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刻。

16岁，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串串闪闪发光的名字。这个时候你把伟人的长明灯毫无怀疑地接过来，供奉在心中。人崇拜自己的英雄，并成为英雄的捍卫者。你有时会更加爱戴那些与你有类似缺陷的英雄以例证自己也会成功。矮个子犹爱拿破仑；不被理解时想想爱因斯坦刚刚发现相对论时，再想想布鲁诺和伽利略；篮球打得不好，可以让尼克松安慰自己，这位总统从来没有在运动场上感到过身体协调；提到果戈理终身没有改掉手淫的习惯，许多惊惧的男孩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西塞罗的口吃和马连良的舌头使那么多口腔缺憾者不甘于现状；比昂的歌声鼓舞着大批人。

无以穷尽的烦恼和漫无边际的梦幻交相掩映，折叠交错。青春的顽敌，一半来自环境，比如他们不允许你恋爱，另一半藏在你自己的性格里，比如你的自卑。你勇敢地决定要战胜它们，并且看到未来希望的灯火在闪烁，也看到灯火辉煌的路途上更多的敌人。你必须不断地击倒它们，从它们身上跨过，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为此人向你们崇拜的几个兄长请教，你找遍书摊上所有关于青春的书，付不起价钱，就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地读完，你自己也在苦思冥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剂万能的良药。可你的收获并不大。甚至效果正好相反。你听说过D·贝尔这样一句话吗？“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只因为世界的复杂多样化和无限运动性，前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后一段时间否定掉，一个人的经验，结果在你那里统统成了教训的原因。

智者喜爱增添自己的感受，愚者才寻求别人的答案。感受是你自己的厚度。有了它，你就会面对复杂的困惑发现自己的回答，发现自己的成熟和自己的健康，即使不能用它直接解决难题，它也能使人保持达观。事实上，困扰你的事情，特别是来自环境的那部分困扰，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法对付，你可以绕到它们的身后，继续走你的路。

中国的大学教育方式和中小学的方式判若两样，几乎截然相悖，其区别正在于此。一位历史教师向我感叹中学教育，说“题海战术”，说有一个“怪圈”，说不得已自己也陷了进去要求学生死背习题。可是我想，如果是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到中学教那六本薄得不能再薄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却会引领学生从一个至高点俯视它们，达到有趣而轻松；从另一方面反衬了那些布置乱七八糟考题的教师，说穿了就是层次太低。他们采取了本末倒置的笨办法，使历史流程变成支离破碎的断点，降低了历史学的趣味和深沉，求“变”而无视“宗”。

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说：“健康的含义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成熟概念多指心智的完善。在确立这些基本点后，我们开始读书，正视青春。《楚辞》中有“青春受谢，白日昭只”之辞。起初，青春指的只是大自然的时节，因为春季里草木一片绿意，故被称之为“青”春；到后来它才被喻指人的那段年富力强（准确说，是完成成熟过程）的年岁。《文选·潘尼》里就有“予涉素秋，子登青春”之句，感慨陆机出任吴王郎中时正值人生好时节，而自己已走向生命的秋天。

严格说，青春仅仅10年光景：18～28岁。16～18岁不过是序曲，无论从洞察力还是身体状态上讲，16岁只是一只花蕾，摇曳在宁静的初春，真正的人生，还没开始；而28～30岁却是青春结束语的回响，那时，青春的剧幕刚刚幡然落下，人生的新章在大幕之后悄悄酝酿。

歌德说：“每一时刻自然都在启程，每一时刻它都到达了终点。”是的，你无从逃脱你历史的遗迹，你的每一个脚印留在你走过的土地上，每一次足音，每一点空中的停顿都做为轨迹，由那一刻的时光记录在你青春的血液里。你的每一次动作，在动作的同时就已完成，你每一个新的生机每一分钟都在开始，时光在消逝。青春和整个人生，也许你总认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可它们却匆匆行将逝去，就像席慕蓉清淡的诗句：“16岁的花季只开一次”：

而在陌生的城市里

我夜夜举杯

遥向着16岁的那一年

这是挑战的10年。尽管你开始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甚至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可你分明已对老师提出了刁钻的质疑；行动上和心理上，凡是妈妈说的，你都不屑一顾；你逐渐认为崇拜是件可笑的事情。

10年里，几度失恋，为此还仇视过异性，可最终你还是结了婚。也许此刻你正在为儿子的入托奔波，途经一个小书摊，回眸间瞥见了这本书。也许后来，你离婚了；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结婚。这是感情动荡不已的季节。

为了成长壮大，适应社会，你所放弃的梦想、依存以及爱，与这一切所索回的成功，使你置身于一种职业。你或者为之骄傲，或者仍旧感到怀才不遇。但是，正是这些青春的代价使你得以生存，继续发展。

尽管淡淡的忧郁一直萦绕着你的心灵，可是，当你走过青春回头望去，凭着依稀的梦一般的记忆，你会有一种纱一样的透明的印象，认定青春十年，到处撒满阳光，那时曾有过多少阴天，下雨的时候也有太阳，雨后有七彩的虹和更蓝的天空。这是一个鲜明的季节：春天。

为什么18岁是文化心态上的里程碑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成年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力、有限制的自由以及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那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一书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界限，他认为大概是14～20岁左右，也可能是从12岁开始。

而今天，我们却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12～16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期叫做“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24岁，肌肉、骨骼以及心血管系统发育的完成阶段，理论上称之为“青年期”。

认为青春性的发育会拖延到20岁结束，可能是一种时代差距造成的分歧，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而认定青年期早在24完结，也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在中国，尽管身体成熟已经完成，但青年心理的还处在缓慢的发中。人们对爱情与生活，对事业与处境，以及对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都还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体验。至少是在中国，人的心智和身体的健壮，一直要推迟到28岁才能完成。

但是，阿德勒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不能使人格发生整体性改变的“危险时期”，这个看法，却是个与众不同而又能够站得住脚的观点。18～20岁，按照他的青春期划法，仍旧被这种结论所覆盖。而按照本书的分法，在这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里有着真正的变化，但总体上看，它不过是16岁的延伸。16岁有什么，18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变化只是微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以及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18岁只是文化心态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18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容忍在自己家里抽烟。我们感到家庭已经容纳自己做了一个大人了；乡村的18岁，严肃而且程式化，从这一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追求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一席成年人的位置；中学生的18岁被迫在眉睫的高考冲淡了；而少数是在大学的一二年级时，靠着远方父母如月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在一间拥挤、脏而凌乱的宿舍，和自己的密友共同度过每一天的，我们都喝得胡说八道，一头醉倒，醒来时，除了头有点发沉，一切都没变，太阳照常升起。

做为社会人，我们必须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以长大成人。但是从法制方面看，因为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20岁以后，所以比起16岁，18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个性角度看，16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和现实感，也只是稍有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只是由于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只是在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自己周围的事务负起职责。这时，我们的“三感两化”相互渗透，成为妨碍我们日趋茁壮的敌人，或者鼓舞我们走向成熟的内在推动力。

我们16岁的时候，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的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几乎都曾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感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几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90年代初，我在帮助友人做心理咨询时得到了这方面大量的有益经验。一个小伙子回忆他13岁时说，当时他很害怕看到自己日见其长的小腿；他大约是在12岁进入变声期的，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拒绝听到自己陌生的声音，他沉默寡言，或者坚持用小嗓说话，并因此时常遭到其他没有开始变声的孩子们的取笑。他愿意过从前中熟悉的生活，做母亲小儿子，并认为让他这么早成为和他父亲差不多一样的人是件不公平而令其害怕的事情。

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会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她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这样。她至今仍然为必须几十年忍受经期不断的骚扰而感到不痛快，认为做个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我们那时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感。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白天在做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有时，我们的忧虑竟笼罩着少年的美梦，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做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我们对异性总是渴望见到，遇见后又不知所措，忸怩不安，如果必须回答问话便会舌头发硬，面红耳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

16岁的时候，惶恐暂时消失了，因为我们对一切开始熟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这时我们凭着猜测已经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周围，变得愤愤不平。可是18岁时，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样在学院图书馆里浏览报纸的时候，原来的恐慌感变了个样子再次复生：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而深深忧虑。

这时，我们第一次自己充当主角进行人生的重大抉择。我们只有三条大道可以挑选：上大学。毕业后可能有机会享有“国家干部”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归人事局。从未来工作调动的便利程度、晋升、提级、评职称和知识应用上讲，这是一条平坦而社会地位最高的路。工作。如果幸运地撞见国有机构招工，我们便成为人事关系由劳动局所辖的“国家工人”，它在共和国史上四部宪法里都是“领导阶级”和主人；如果我们的人事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家宅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我们便被称为“无业人员”，这是“失业者”美丽的代名词。不过那些忙碌的个体人员、临时工和跑到海外“扒分”的人都叫“无业人员”。边工作边攻读。找个提供公费医疗的机构，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或者自修大学的文凭，如果不得不上自费大学，就随便找个地方打打工，做到两不误。

如果我们能去外国学习或工作，这也算一条出路。

总之，许多人多少年后回首往事都一致认为，这时方向选择举足轻重，它决定了人们一生的浮沉。一方面，中国的人员流动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放，路的选择，就像单行道，一经踏上，再难易道不能回头，甚至一朝出生就无可选择，百万农业人口涌入北京，改变了生活却变不了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一样的推测就草草决定。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感到了错误，但是无从改变它。我们初尝了事业暗淡无光的苦痛，并且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还是会侥幸变好？那种慌张惊恐不言而喻。

我们走上自己选择的那条较为理想的道路时，也会马上发现我们为此所同时付出的代价。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人民住宅、长官楼和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更壮美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一天，我们与一个昔日同窗邂逅相遇，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后来她那颇有活动能力的老爹为她在一个挣了钱就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神里不光是自信，简直有点过火。望着她扭扭搭搭地走远，恐怕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之外，剩下的就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是早已过了时的皮鞋。

假如我们是名司机，19岁，却已跑下8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地做活，一年时间里，从固定薪金、公里数奖金，帮忙收礼到“扫马路”所挣的钱已过4万元。我们一心赚钱，忽略了别的。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外的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如果没记错，他是两年前去了复旦大学读生物的。我们跟着他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望着他躺在卧推椅上一下推动着170斤的重量，胸臂的肌肉线条分明地隆起，而我们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告诉自己，一星期后他就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他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挣够我们两年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

假使我们边学边做，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可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于我们的青春活力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馨的家，我们却得骑上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一段时间过后，我们还算清楚：与一心要钱的人比，我们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五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自己是只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不得已学着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冷嘲工人的无知，指责学生缺乏生活基础。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想使自己转为国家干部也越来越难了。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这时的慌张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16岁时样容易被忽略。它淡淡而持久，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很久一段时光里，忧心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判的性格几乎把我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人们总是相信冷和热是相互敌对的，光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还有阴阳男女相反的东西。但是在科学的理论里，它们不是对立的事，而是同一个事物的变异。

18岁，我们长高了2厘米。两年前我们少年的美梦并未消失殆尽，所不同的只是，原来数以千计的理想在我们急速成长的途中，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些，剩下的又被合并为几个。就这几个梦想平均承受着我们业已相对集中的精力而言，每一个梦想得到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为什么18岁青年的眼里掺不下沙子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和懦弱，我们自我安慰，告诫自己：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去迎接挑战，我们就能够做得比现在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做为鞭策自己的力量：屈原、苏格拉底、唐宗宋祖和谭嗣同，温文善辩的肯尼迪，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睿智机敏的克林顿，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毛泽东·从玛莲·梦露到王菲，从罗纳尔多到乔丹，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都成为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这时，我们和家人无话可说，但却可以随时面对偶像。我们向朋友叙述自己的仰慕，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我们几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根本不懂弗洛伊德，真浅薄！”18岁，所有流行的思潮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着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告诫我们，我们有必要成为和他们相似的人。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

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的环境。

做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且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忽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的规则；我们是一个中文系学生，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并向其他领域突破；做为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做为18岁的人，我们有责任爱护比自己小的孩子并且只能在尊重长者人格的前提下提出我们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他们，哪怕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里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面子的表像；我们不断做出一些小小的决定，自己独立承担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别人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负疚便澎湃在心头。

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毫无内疚，你就是一个曾经被宠坏了的孩子；责任心没有如期而至——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需父母照料、样样都要别人服从的孩子，做成年人的责任对于他来说就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地待人态度和打算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及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不到负责的时候。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

正常的18岁人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不能得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情就像临近高考之前那两年时间一样沉重，真想停下来再也不干了。之所以没这样做，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比一比那些成功了的幸运儿，妒忌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肩负着大任，有权为成为世界的信言人而占据一个席位，并把未来的工作想像为史诗。一个8岁的男孩，想做司令，指挥100个将军打败自己的敌人；10岁时他想去做画家，专画小动物；13岁时，他期望做一个革命党人，发动暴乱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16岁他会觉得“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多多地存钱，为了燃烧而积蓄木材；到了16岁，他想当数学家，也想当金融专家、军事专家、运动员和歌星，还想写自传，他什么都想干。18岁，我们觉得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我们挑出写作做人生职业，并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我们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迷茫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哪一个，只要做为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枝，22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觉得责任这样做，为了国家大业，为父母和教育过自己的导师们，也为了自己，我们必须在所不辞地手倚长剑。

一个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自己毕业之后就会赚到几笔大钱，而且他已经把想像中得到的钱做了预先的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他最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这都是为什么？他告诉我：“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迫切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7年前只身从皖南农村来到北京，现在一家仪器公司做了会计，在她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梦想做个律师，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可是，每次考试前她都会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去复习”。但是每逢她来拜望我时，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愿望——必须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这是柔弱之人对难以承兑的责任的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待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17岁之前，我们对于社会、未来和自己还没有真正形成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的成分。但到了18岁，特别是19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一些接二连三的失败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做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进一步在人生旅途中缩小思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的结果，一方面调整了我们难于实施的责任与必不可少的使命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计划的可行性而大大减少了失败的几率和恐慌感。这一切走向成熟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实感外在的反映。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是估价和发现的产物，但是一定时间的相互刺激之后，现实感却成了评价一切和发现一切的基础。

我们曾在襁褓中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还能清楚地发现，父亲抱我们的时候不如母亲那样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清道理，于是我们含泪不服地瞪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16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电话里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就可以违背他曾教育过我们的诚实原则，妈妈曾对于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示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大官的孩子特殊的偏袒，她在讲台桌上谈论的是爱国之心，可她为解决职称到处托关系，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有漏洞的讲话和上司的虚荣心。这一切与我们早期的童话世界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的发现险些使自己玩世不恭。

18岁，但原不是因为习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这样，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进入大学的人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由于众多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美丽的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时间就塌落下来，我们发现了事物不只两个方面，真实的情况远远比两方面的统一要复杂得多，我们继续发现人性的无可奈何和世界存在的荒诞性。这时，一部分发疯了的人要去自杀。

另一部分人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论。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生活在复杂性中，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并且我们的现实感使我们不停地自省，及时发现自己沦为我们不齿的人的可能性，然后及时地消灭它。

面对复杂的人生，也只有健康的现实感才能使我们客观冷静地观察，得出切合实际的估价，最终发现一种使我们不至于失败的办法。

当我们真实的世界的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教导我们掌握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已经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做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一部分，那么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就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作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以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让步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要向别人妥协，以求成功地合作，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的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就是失败。

从经验上说，23岁以前的人不会对合理地丧失、对合理妥协而最终取胜的方法有着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我们对环境的现实感还没有达到万分成熟的地步，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胜利，现实中，我们常常正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要求而造成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的让步的同时，我们也就把握住了选择的要义：

植根于现实能力的范围，挑出最适合我们的东西。

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所有的玩具抱到怀里，而顾不上问问母亲的购买能力，这时，选择也只有由母亲代替，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他唯一的结果就是“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不得不学会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让步，放弃它们。

对于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状况，现实感又使我们渐渐学会了宽容。我们最先学到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律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以至于我们对他们说的全都不假思索地执行。不能抽烟喝酒、骂人打架、不可以“早恋”、赌博几乎成了我们自己的金科玉律。约摸11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么生活就太单调了，我们只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再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上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间，后来我们不再恶作剧，但是当年对心中约束力的嘲弄，却使我们成年之后有幸勇敢地面对新的教条，并且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灵活地动用现实和宽容。

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几元像中年人一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朔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后面，我们无须说话却也并不尴尬，风云中体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一再发现，这是我们宣泄不满最好的方法；不可能让对方醒悟时，我们操起了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并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我们在游戏中掏出五个硬币做赌去享受意外收获的刺激性，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生活的快乐情趣。

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单调的生活造就了简单的头脑，他便成为被习惯上称为“左得要命”的人。

获得不了宽容心的人是可怜的人，就像那些迟迟没能获得现实感的人一样，他们既不认识生活，也不介入生活。他们仇视生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也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为什么嫉恶如仇往往导致走极端

18岁，多几分对别人的宽容，我们就多了几分成熟。但是，我们毕竟刚刚在童话世界里苏醒，从前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当做敌人。

于是，涉及社会问题和自己行为准则的极端化，也就变成了我们真正的敌人。

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过于挑剔；对于自己从前已知的事物，我们第一次以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认识，而且往往因为一点瑕疵就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便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我们发现教育过自己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结论拨开他们的眼睛。我们不再把父母先知圣人，他们不仅有错，有的简直就是犯罪；老师被暗地里刻薄的奚落，我们开始直呼其名；前人与自己空前想的见解不一致的理论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得触知一变成为精神寄托的支柱，像影片《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经远远不足以使2000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者“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走得更远，失败了转回家。18岁，因为自立而不必谋生，我们的想法也就是加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而且我们几乎都认为，18岁时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自己不再是孩子”这一事实必须得到证实。如果父母和社会能够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极端主义的造反精神也会相对地减少；但假使我们得不到任何肯定，我们都会生出这种正常的表现欲望。单小燕，春秋时装大奖赛中，唯一的男装设计一等奖获得者，这个当时19岁的女孩子凭借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们，她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青年时如何表现独立性，表现“与成年人平等”，取决于我们青春期对“成长”的定义持有哪一种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一样；如果成长只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极端化地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做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抽烟的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明星的样子，吸引各种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做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本，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可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是那样严肃、那么相信自己幼稚的头脑，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自己对自己昔日的想法感到脸红。

正是矛盾化保持了我们一点谦逊，没有让我们把话说绝。因为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所以在每一种行动中，在我们极端的表现中，藏有一丝不安。

时至18岁，我们还没有干脆果断地承认自己身体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走。许多男孩子在心灵深处难于接受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会经常地发现一些脂粉气很浓的男孩，他们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严重的，则沾有被宠坏了的女人的恶习：搔首弄姿，虚张声势的娘娘腔，乱发小姐脾气。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经女优越”根深蒂固的影响，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就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的倾向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过兴趣。

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他们甚至继续用儿语与父母交谈，特别是与恋人亲昵的时候，他们总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他们还乐于在没有别人的时候向父母做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但是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并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增多时，我们就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和渴求更多的赞美的念头。我们甚至有了一种非常醉心于寻求赞美的习惯。我们说，女孩子由于通常比较缺乏自信心，所以用别的赏识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她们来说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就是件既可悲又危险的事情了，因为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虚荣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天真地信任自己什么都懂，并且常常故意地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这样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与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与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天性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不成熟的年龄，零敲碎打的知识，以及胆大妄言、挥斥从前和潇洒看现在的自信，便和初生牛犊的执著与“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我们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矛盾化是人生永恒的特征，它不是我们的敌人。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始终如一。”我们活着的人正是靠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而步步走向成熟的。实际上，对于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的敌人。请相信青春状态中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极端化和矛盾化，如果能在我们冷静的控制下，我们就可以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也便到了我们该直面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时候了。

为什么情窦初开的爱大多无结局

16～20岁，我们到了必须完成一种心理转变的年纪，爱情走向我们；我们离开父母。爱意每靠近我们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这时所有的心态变化都与爱、独立意识及做人的风格有关。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哲学这和心理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够比它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一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可以是一所学校，也可以做为火葬场；爱，我们不得不精心地关注它的成长。

16岁的时候，大多数的爱，曾经默默无语。

那时，女孩子几乎全部把目光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好的男孩子身上。哪怕这个优异者不漂亮，她们也会天长地久地想念着他，直到很久以后还会因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感到抱憾终生。王16岁偷偷地喜欢着班上一个高个子不漂亮的男孩子，他每次考试都要把第二名远远地抛在身后，有关他学习、生活和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这一切也同样诱惑着其他女孩子的心，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来接近他，而王却始终没有那样做。高中文理科分班使他们不在一个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北京，王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他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在清华园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还记得我吗？”面对着这个已经出脱成北大“校花”的女孩子，他的回答却抹掉了这位同窗眼里的柔情：“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象。”王没有再说话，也唯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找到王的宿舍，但是一句不伦不类的话又一次打落了王眼底尚存的柔情：“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来了。”不久，当时正在追求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宿舍，而他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连告别的话也没说。从此她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现在，25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9年前那段情说给我听，言谈中似乎仍旧没有放弃与她少女时代憧憬的那个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尽管她十分清楚，理想的他与真实的他相差甚远。许多女孩有过同样的经历，也有许多女孩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按照老师形象在新环境里寻找情人。

16岁的爱对于男孩子却没有这么持久。他们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在漂亮或者由于“童年印象”的缘故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一年后，他所向往过的那个女孩便被忘得一干二净。10年后，当我们问起往事时，他不会有那些牵肠挂肚的回忆。过去的已经过去，16岁的爱只不过愉悦了他的眼睛。

可是，无论将来我们怎么看待此时的爱，16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那时与其说想得到所爱，不如说只是想接触和懂得。那时因为我们缺乏天生的信心，由于羞怯和矜持，我们都曾默默地目送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那些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16岁的爱，大多没有结尾，它荒废了很多时间，却也曾增加几分成熟。这时的爱并不算太早，但过于幼稚，但是，16岁的爱，没人阻挡得住。

当孩子很早便显露出他们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病态地联想到性接触，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胡闹或性早熟的标志，并人云亦云地惊呼那个不科学的概念：“早恋”，也不应该拿它当做笑柄，相反，社会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它当做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

在17岁大步走来时，我们的独立意识使爱潮水般在我们心田蔓延。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不幸消息走漏，或者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父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去爱一番，我们怎么会得到经验？又怎么能相信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就要发芽的爱的种子，有如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不得不暂时停止去做，但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想，连我们自己也不能让自己在上课时，或在反锁的门里停止走神。来自外界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持住了它们自己的安心，却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入邪路他们轻轻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讯语）；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面对他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了我们，我们又怎能不严令自己去学习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爱呢！

由于孤独和新的依赖性，17岁的女孩子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男孩子会在想像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像对一个坏女子去实施。要25岁的人想像这个年纪富有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17岁的人爱采取了诗和歌曲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的行为，就像欧洲中世纪那些情人们一样。

今天我们所目不忍睹的少年泛性主义现实，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在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充分的性教育，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爱，是我们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步骤。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指出：

那些从未领受过两人之间的爱所具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的人，失掉了生活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最美好的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这一点，而这种不满则使他们朝嫉妒、压迫和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成为社会学家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而且无法从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感觉到那种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18岁，为了生命更有意义，我们就必须学习爱的方式和爱的真谛。

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而我们又毫无经验可言。我们这时习惯于花大量的时间去猜测、压赌以及拐弯抹角地打探，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之上，而沉溺于间接的主观臆想。应该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在中国没有法国贵族那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传统，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是罕见的。由于典范的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显得只有几件恋情可歌可泣，比如梁祝可歌，唐明皇与杨玉环可泣。我们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到中国，同时祖宗又没有遗赠给我们什么经验，这一切像是在暗示我们，走自己的路，而不要顾及别人怎样做。18岁，有的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是我们拿不准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相信一条，不能用“性欲倒错”的方法长期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健康的心理。

男孩子恐怕直到25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的绝对观念，但18岁时不妨在我们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觉得和谐比美重要。”女孩子的爱，从只爱业务尖子发展到更高的标准：潇洒倜傥、谈笑风生的白马王子，为了失恋时不会太悲伤，我们也必须加进一个我们不愿承认的理念：“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一般情况下，爱情不应与事业脱离。为爱牺牲事业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为事业牺牲爱同样愚蠢，起码是一种残缺。

由于18岁的情感远离物质性，故而这时的爱不会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和病史因素。但是我们却统统知道，爱情从一开始就需要钱，就像鲁迅说的，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虽然18岁时所需最多的不是钱，而是心意一个小巧的礼品就代表了一切，但是将来我们不能生存在心意里。目前，我们倒是必为此着急，而具不妨在缺钱的时候观察对方：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去挣钱；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方，却知道何时必须花费。

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们都会懂得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罗素在《我在信仰》中指出：“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的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那么爱，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它便能鼓舞人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我们的爱也就不会由于男人的胆怯或粗俗，还有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的实质和荒诞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为什么人们对掌声有儿童般迷恋

我第一次体验到“掌声效应”是1985年秋天，对于北京大学的人们这是一个难忘的时期。9月19日，学生们为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去天安门游行，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以昭记54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燥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所必需的忍辱负重的缄默。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先生却召集全体学生坐满第二教学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人们为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时全场无任何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半步，站定，然后为自己鼓掌，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很壮观。后来，我们首肯了停止扩大事态的活动，但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在那全场微妙的掌声中得到了某种神秘的昭示，现在已无法说清。

人们对掌声有一种儿童般的迷恋，没有人能忘记第一声喝彩，因为它代表着激励的情谊，代表着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再也想不出如何继续用金钱奖赏员工而不失新鲜感时，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便想出了一个冒险的主意：让优异者站在主席台前，面对无数知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新闻和杂志记者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又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

西班牙多明戈和意大利帕瓦罗蒂访华时，曾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总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表示不解。这两位世界超一流的美声大师认为，那是“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然而中国那些根本排不上号的传统乐师们，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却坚持与流行歌手们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就连载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也曾被扔在地上用脚踩过。曾几何时五彩缤纷的艺术形式之间埋下了如此深刻的排他性，掌声幡然失落在深渊里。

掌声是表述礼遇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世界又回到北京时发出了一声叹息：中国缺少掌声！一场节目之后，人们急匆匆地挤出音乐厅，那么缺乏眷顾。在海外却不是这样，人民生活在良好的心态环境里，对美报以热烈的掌声。

掌声是肯定的力量。赞美并不使我们丢失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而虚弱。“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标志，它是最大范围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办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中国不需要讥笑，而需要肃然的鼓励。

第24届奥运会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他言中，他从双杠上掉下后，举国蔑之；汤姆斯杯决赛时韩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再也不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绝活失手，他便被骂声淹没了；“5.19事件”中，中国人的自尊心无法承受国家队输给身后只有600万人的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含泪辞行，日后他收到了许多用信封寄来的刀片和上吊的绳子。“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面对失败者已忘记了激励和掌声，剥夺了英雄失败的权利。

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世界杯足球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更令人大吃一惊的了。当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摄像机镜头前禁不住哭泣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整个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剧之中。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人们没有陷于指责之中，多数人民对于他们失败的英雄们报以依旧如故的掌声。

无论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了。喋喋不休的批评，无法对未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人们在谩骂中增长着敌对，而把问题丢在一边，结果只能是以“无所谓”的态度各行其是。

人生需要笑脸。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让他们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使他们转变成新人；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弄懂；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的本身，而是为着在最终的时刻得到更多的掌声。

为什么世界由不完美构成

儿童发现自己不满意的事情，发现之后也会生气和哭泣。但是要把大量的不如意的发现与感伤联系在一起形成悲观主义，就非得等到青春期过后。16岁的时候，不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梦幻短兵相接：我们不美丽，脚还总是出汗，可能还有狐臭；我们不能把数件任务做好，就是一件小事我们也总是不能尽善尽美；世界又有那么多毛病！而我们曾经梦想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演员，什么缺陷也没有；我们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赛车能手，一生会说七种语言，做一个事像一件事，天下都会满意；我们还天真地认为世界早晚会接受我们的梦想和建议。

现实感唤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与悲伤结缘。

可是，我们依旧要快乐地活着，18岁时，我们应该在确信物质史长河中没有完美存在的同时，发现身处不完美的状态下寻找欢乐和成功的办法，向不完美挑战，在可及的范围里力争做得更好一些。

既然不完美构成了世界，我们也就没有畏惧这个必然性的必要，就像死亡是生命必然的归宿，而且我们随时可能被车撞死，可我们并不因为车祸的机会暗藏在每一秒钟之中而放弃穿越人行横道的生活。实际上，不完美就那么回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毛姆晚年患了右臂疼痛症，影响了写作生活。医生对他的右臂右手检查了一遍之后，从理论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不会写字，你拿笔的手指部位错了，你右臂放在台子上的位置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但是这种不完美的写作姿态，却照样使这位天才作家创造了人类文化中一篇又一篇一流的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的两个变异。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总爱和一个我怎么也摔不倒的同学摔跤，无论在他落地的前一刹那我处在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确信优与劣，正如胜与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也奇怪，待人傲慢的江青考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则是“大儿童”的可爱。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他却从小臂残损的另一面，发现了别样的领导者的外交风采；当戴高乐将军不幸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最完美的父亲的形象。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塑造出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脚诗人吗？当我们由于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时，我们就会被恐惧所困惑。可是如果我有信心，有能力去找到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于也不可能压倒我们，30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唯一可以引以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他漫长的执政时代，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且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的只是勇气、乐观和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身上可怕的东西：眼睛大小，不周正的鼻子，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有不良的坏脾气，一切不幸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的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更不完美。可是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感动，情愿做了爱的俘虏。人生一世，有时体表的状况就是那么无足轻重。一定年龄过后，你甚至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当我们观察里根的照片时，会发现那正是一张歪斜的嘴脸，但是没有人会反感那张脸，甚至认为那正是一张总统的脸，有什么东西大规模地破除了理论讲不怎么完善的原状，并使它向另一面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其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程度。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事情的结局也总是不完美，但我们不必太在意。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他的结局却注定是在某一个高度必然的失败，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往往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第一层阶梯上看到诗与美，也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我们只要享受过纵身跃过1.9米、2.12米，甚至2.39米，时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不朽的想像扔掉。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感到活得很累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的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报酬合理的职业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远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学会拒绝，不会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不会正视指责，我们活在别人眼里，从没想到过自如地把持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强求完美。可是，因为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我们的结果不仅不会完美，反而必然加倍变得不完美！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果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发现问题，但这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同时拯救了我们神经的健康。

我们生来就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当那位显微镜的发明人发现了随处可见的细菌时，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发现，于是自杀了。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一大堆彩色的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当我们不会把握自己时，知识带给我们的就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暴力、肮脏的交易、别人的隐私以及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反顾地举枪自杀。当我们以知识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之后，一切巨大的考验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做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我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时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学会从容地生活，而且健康地调节自己的感受。18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有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看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晦！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和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历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那个女人般脆弱的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的乐观，并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而不应该用宿命的结论摧毁自己的存在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到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们是我们伟岸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褊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一般说，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一样行路恐伤蝼蚁之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的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不比毁坏的少。

我讲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指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过他负荷力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看色情录像。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于18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和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像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时机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另外，我们不打算去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非要对历史、货币学原理和水门事件一清二楚。或许我们可以在生物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学科中搞得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适可而止，如果做为做人的原则，其中包含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及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化点，我们就无法把适可而止在自己的言行之中由庸俗世故转变为艺术。

为什么每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自卑感

许多人认为18岁青年最严重的问题是胆大妄为，而我的经验却是：青春最大的敌人是源自消除不尽的羞怯以及对未来绝望的自卑感。由于我们多少年反常的习惯性早期教育的症结，自卑问题在中国青年中就显得更为突出。它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只有极少一部分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开它，而绝大多数的人则要终生与它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头缩脑；有的顺水推舟装做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所要说的是如何消灭自卑，可是对其产生一无所知又妨碍我们消灭它的努力，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人一样。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或者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他成年之后的胆魄便已提早受到了自卑情绪的严重威胁；当孩子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而不得时，他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呆头呆脑、不善表演和遗传性胆怯而屡遭长辈们的冷眼，儿童未来所有改革性的潜便会被一种顽固的自卑感所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孩子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能力所及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而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就等于很早地告诉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住孩子时，他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自卑沉溺型　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他们向自卑性格低下了头，一生没再抬起，最终做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自卑转化型　利用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嫉心、聪颖的自省，使自己不断扬长避短，削减自卑，这类人善于掩饰自己的自卑感，迈着小小的步履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自卑超越型　在报复心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常常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纯粹自信型　他们几时就没有大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长期的竞争总有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现实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己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要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以及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细心人去看，我们就会在他们低头默思、近视镜后咪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势里察觉得到深深的自卑。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与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和世界的去向。但是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抱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历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全斗焕当他还是“泥舍穷孩”的时候曾亲眼看着亲兄弟因为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的呢？他们给世界留下的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她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断。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只是人们善良的想像，事实大多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世界意义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一股一往无前的欢乐力量，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幸福和爱之中。

阿德勒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　越超自卑感——→优越地位和光荣

他认为，人可以从不同程度的“自卑情结”中超越出来，通过对优越地位的追求而最终获得光辉灿烂的未来。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对这种超越的可怕后果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尽管它是破坏已有自卑的最好办法。

与其任其根深蒂固之后才去砍伐，不如从一开始就上去消灭它！我们的工作有二：首先是倡导人们“学会做父母之后，再去生育”；其次才帮助由于父母接连不断地疏忽而的形成自卑性格的人去突破内向。由于我们不能抛开青春问题过多地去谈家庭教育，所以这里不打算去写本来最为重要的“首先”，只能本末倒置地讨论一下“其次”，提供几个参考办法。

在问到“你怎样对待自卑”时，好几个女孩子用那句颇为流行的话做为回答：“没人比你好，你不比别人差。”但它真能慰藉自卑者吗？只要我们很客观地去研究，人的层次之分的确是存在的，无论是仪态、社会背景、品味和才智潜能方面还是威慑控制力上，哲学家就是哲学家，而搬运工最多只能混到个监工什么的。所以那种说法不过是在文字游戏里欺骗自己一下罢了。

而真实的情况恰恰是：“你比一些人强，又比另一些人差。”十八岁时有了这种较为健康的认识，我们才会在一生中把自卑变为谦逊，把亢奋化为乐观，才能不可思议地向胜利者礼貌地认输，然后不屈地提出再一次的挑战。这是我们在人比人的环境里最现实的总原则。

自卑者总是不停地找出优胜者优越之处和自己脆弱的环节相比。我们站在球场上看到别人动作灵活，便为自己笨得像牛而暗自伤神，比起优秀的人，我们总记不住乱七八糟的定理，在不算复杂的逻辑演绎中也感到很费脑筋。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你也有长处”？且不说我们有两手各自的拿手好戏，就是我们自卑性格的本身不是也可以变成长处吗？内向的人听的比说的多，易于积累；敏感的神经易于观察；长期的静思使得情感细腻；内敛的锋芒全部蕴藏为深厚的内秀心智；温和的性情极得人缘。这一切不是很适合使我们置身于作家或幕僚顾问的职位吗？如果我们能发现并积极拓展自己最有希望的那部分特性，我们就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强。罗斯福在短促无备的小冲突中常常被弄得张口结舌，尴尬万分，但是他能力挽狂澜；普希金一生仅会在简单算式的后面统统写上“0”，可他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却家喻户晓；萨特也是个数学上的笨蛋，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句句语出惊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短处自卑过，因为他们找到了绝对的长处。

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当我们发现别人也有各自的隐痛时，自己被自卑折磨的程度似乎会轻些，特别是当我们读大人物传记，发现他们青年时代曾有过和我们类似的自卑时，我们就会特别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救；当我们读卢梭的《忏悔录》，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弗洛伊德和那位阿德勒，读索菲亚·罗兰的时候，还会诧异地发现，自卑曾经创造着文化。庞德说得对：“美是难于接近的，”罗素说得也对：“人类所具有的，首先是一种不满足的情绪。”

如果我们面对庞德的话感到精疲力竭的悲伤，那么对自己大声说：“别人也自卑！”但别人在不满、在接近、在自卑中创造着什么，甚至忘记了自卑，那么我们也不该闲着！不该淹没在失望之中。

高中生尹告诉我，无论在车站等车，还是走进教室时，他总觉得许多人挑剔地盯着他。为此他处处不自在，坐卧不稳，站立不安，走路时也不自然。淹没于这种情绪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这是自卑青年的共同现象：它很像阿德勒指出的一种精神错乱——“早发性痴呆”。如果无力改变穿陈旧的不合体的服饰，留自己不喜欢的发型，我们就会怀疑别人都在嘲笑自己土里土气；如果认为自己不漂亮，驼背，脖子长或腿短，我们也会感到周围的人把自己当成了怪物；如果忍不住违背了耸人听闻的传统说教，做了些越轨的微行，比如暗恋着一个人并之常常手淫，我们就会以为别人看破了这些隐私，正在轻蔑自己。实际上，这些幻觉就像早发性痴呆症一样不难破除。我们之所以感到这些压力，是因为理想状态和高尚情操在惩罚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理智得多，但又没有理智到家。

如果我们提醒自己“不必太在意”，我们便有可能基本恢复常态；如果我们将理智更进一步，告诉自己“没人注意你”，我们会更加轻松。实际上，的确没人注意你。人们的目力通常是落在最美和最丑的事情上的，而最容易忽略不看的是一般化，我们既没有穿绫罗绸缎也没有麻布加身，既不是美人也不是丑八怪，我们身上的确没有过于吸引人的东西；至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如果我们多交些朋友并与他们时常来往，或者坚持几种高强度的体育锻炼，恐怕就连那些怕人知道的心病也会连根拔掉的。待我们恢复了健康的精神状态，我们甚至会有另外一种愤愤不平：“为什么没人注视我？”那时我们会为有人注视而自豪。

自卑者常常羞于放声开口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开会上课时不敢坐在前排，不敢在广众面前自如地行动；就连在别人门外敲门时也会惴惴不安；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会让自己很长时间忘不了；本来就不足的信心，一遇到挫折便更加低落。这时，我们应该呼唤自己：“不妨再试试！”我们仍然没必要太在意，而且别把目标定得太高，要把一件事缓缓地做完，还可以适当地把旁观我们的人当做傻瓜来看。如此坚持做完一两件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真是没什么难的。最关键的是一定让自己明白：错了没关系。

强求完美，情况肯定会很糟；不求尽善尽美，有时反而得心应手。

为什么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国民族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做是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简直是整个国家问题了。它已到了非谈不可的时候。当我们在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纳凉者、下象棋和打扑克的人，尽管我们相信肯定仍有人摇着扇子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那么多的人，宁愿叼着烟卷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我们也仍旧相信，在最拥挤的汽车上依旧会有几个背诵英文单词的人：在人人手捧着一杯热茶欢天喜地说天下的办公室里，我们依旧能透过户看到几个每天忙得要死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可以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实际上，“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句以偏概全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年，一群俄罗斯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给予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会用“勤劳智慧”的套语，称誉其民族。但专家们摇头笑了，并且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很懒惰。”当时我便一下子想到了我们的民族，中国和俄罗斯有相似的一面。那时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和他们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只能自己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18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家族性懒惰只是缺乏志趣，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我爷爷就懒，我爸爸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次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的。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而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诞生。

我年轻时结识了实业家武宝信先生，一次亲闲暇中武先生谈到他的往事的时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先生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千万富翁的关键，也是我打算终身铭记的法则。后来我一直这样去做，而且做的时候并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了钱。我相信无论谁这样去做，他都会成功的。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作，他就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懒惰下去。

另一方面，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认为人生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起于18～20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我们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的历史和惰性。

幻想性懒惰只是缺乏自信。这种懒人总是光说不做，或者做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在于，他们内心里很担心成功的幻想被拿去检验。检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不在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来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受挫性懒惰只是缺乏韧性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实践的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一蹶不振的人。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大的野心，诚如阿德勒所言：“懒惰是野心再加上勇气丧失所得的结果”，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1960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是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他回忆学校生活时提到过一个使他变得坚忍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我们不可能遭受尼克松落选那样的打击。如果只是由于十九岁成名的幻想破灭了，或是严重的失态，那么不要躺倒在地，要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和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在我们心里，如果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早年时父母对自己发出的），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爱情。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上一遍“他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和“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变了。也许中国不像美国，只要我们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我们坚持勤劳，我们就不会一无所获，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就走到了尽头。

18岁的时候，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在工厂或乡村，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华夏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早在那位以杖荷条的糟老头子，向仲由怒气冲冲地讽刺孔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时候，苛责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词便已萌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四肢和谷子的问题简直是贬低知识和智者最通行的说辞，读书从没有像当时这样受到冷落。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对那位只知“植直杖而芸”、此外仅能辨认一番五谷的老农业提出为他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未来教育、现代文化和华夏文明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他竞选时声称他将做一个“教育总统”；季羡林在北大校庆百周年之际说过：“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世界的每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年～1979年）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知识。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人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虽说在发源地正在被批倒批臭，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韩国人尊奉。当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青年子女教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清楚它对后来经济起飞所起的作用，人们也不敢咬定，日后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当时那些没有放弃读书的青年，人们之所以不惜血本教育子女只是由于崇拜知识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以及经济变革的那种困境。一个青年如果在那些日子能在汉城大学或者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社会的尊敬。

这位42岁的中年人，已经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和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表示，假设当时的他完成了学业，也许现在他是个大财阀，而不仅仅是个小企业主。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14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街头20岁就全心全意打算摆地摊的人，挣多少花掉多少，像个不知追加投资以扩大生产的蹩脚的小业主。我不只一次地想到，几十年后，当那青年时期或许还被他们讥笑过的穷书生成了有地位的人物，或是大财阀时，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个饭馆老板，或仍然是个摆地摊的，他们将会多么伤心！

请相信一个社会，它不会糊涂到永远只利于文化层次很低的人发财的地步，不会长久地把文盲富翁奉为它的上宾。这种状况绝不会超过十年，因为知识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赖以持久的东西。请相信，将来的中国还会是读书人的中国！

就在我们纷纷退学去经商的时候，超过500万的人们拿到了成人高等教育的文凭。读书一方面在现实中暂时没有显出重要性，甚至看似耽误了多赚几块钱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已经手攥学历，虎视眈眈、始终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们的父母不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坚定地上了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50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面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名声的职业和地位，那么我们会多么难过！

严文井说：“读书，人才更加像人。”是的，在更多的时候，读书不只是与官财光荣相连，它是人的风骨的基石：它是文明的卫士，守卫在没有痰迹的风景线上；它是我们行为风范的精灵，不会使我把商品和零钱扔给柜台外边的顾客，惹恼了他们后，还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是青春智力的储存器，使我们未来不至于像自己父母一样，送给孩子一本书，上面划满强调线的却全是新人们认为最不深刻的地方；它也是人类经验的车船，就像培根描述的一样：“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富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

18岁，我们不该停止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为了使自己把手头上的活儿做得出类拔萃；也不该连一本有关生命意义的书也不看，那样我们会渐渐失去做人的深度。

言情小说熏陶一颗水晶般的心，但那柔情似水的天地不是世界，而是好梦；武侠文化闲暇娱乐之外，别有一翻假定性的深邃，门外汉观其表面自乐，智者观其智而慨叹，华罗庚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但它的江湖豪气又并不能完全适合于社区文化；流行书是时代的回声，“重新估价一切”的跨世纪的尼采，死后80年赢得那么多中国读者，是一种“回声现象”，读流行的书使人健谈，但消耗大多太多的精力；信息杂志使我坐观天下，但其中真伪相杂，使人眼花缭乱。所有的所有，读书就是接近世界。

人开始不读书的年龄大约正是18岁，许多进不了学院的人从此与知识相揖别，他们最大的文化乐趣充其量也就是电视机、VCD、几本色情小报和武侠短篇、还有一把吉他；到20岁，大多数人对读书丢失了全部的兴趣，即使嘴上也随声附和“尊重知识”的官方口号，骨子里却对读书怀有与那个春秋老头儿一样的怀疑和鄙视。

也许谈民族读书还太早，我们有2.2亿目不识丁的文盲；我们的文化起点无比之低；我们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师水平将普遍低劣。

假如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走在普通公民的前面，不能真正从品性到交际，从著作到言谈都成为普通人的光辉楷模；假如我们做的为普通公民而不去深深怀疑自己的贫瘠，在智者面前没有忐忑不安的恭敬；假如我们的舆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分不清谷子而谦卑，而不要求劳动者为目不识丁而羞耻，那么，我们民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就将在劫难逃。

为什么两级思维法是误区

16岁时，我们曾经隐隐地从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那里察觉到，这个国家有哪儿不对劲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清楚，终于惊叫：啊，是思维！整整一代人陷入在程式化的思维之中，那是一种不开动头脑便可以扔给我们答案的封闭性的思维定式。“同流”似乎就必定“合污”；“贪生”就肯定“怕死”；不上天堂，就只能下地狱；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思维，如果能暂且承认它还属于思维的话，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背诵答案，并陷于极端化的“两极思维法”。中间地带和第三条道路似乎没有，憎爱分明全线击溃了雍容大度的边际主义。

吴稼祥在他的短文《新权威主义：尚未真正开始的论争》中指出：

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民族百多年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这种思维缺陷有关，总想一步登天，却很少考虑登天的工具，结果跳得越高，后果越严重。我们对逐步改善我们个人的生活环境感到不耐烦，我们渴望出现奇迹，而且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不结束这种两极思维方式，就很难说我们民族的苦难接近了尾声。

我们是父亲的子女，成长在父亲的环境里。尽管我们觉察到父亲们的毛病，但是在我们十八岁的身躯里必然承袭着那些缺陷的实质。当我们不加深思时，我们只是用极端化的方式在另一个极端随便挑出个答案，去抗击和匡正他们的那个极端，朝他们背诵新的定式。

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象上与父亲们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极端与极端的对峙却根植在一个共同的方式上，这个方式依旧是定式和“两极思维法”。区别只在于，我们是新定式及两极中另外一端，而他们是旧的。

平素，我们站在自己的极端和另一个极端的父亲争吵，仿佛我们是崭新的；大风大浪时，我们却和他们过去一样，“笃信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能在瞬间创造奇迹，”那种对“逐步改善”和“不耐烦”竟是如此的相似！

如果我们依旧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简单化的思维，依旧认为事情最多是对立的两方面而不是多面的，我们未来的：“新”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还会沿袭那种让“长时间死气沉沉”和“短时间热血沸腾”交替耗损全社会牛命力的方式，而这些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让我们从自身开始改变。让我们的思维站立起来，从三维的多面生活空间，穿过一维的时间线。人的思维，本该优美而明晰！

从幽默化思维开始18岁学会幽默，不仅对思维本身，而且，对未来生活，特别是贫穷的生活，都是大有益处的。幽默予人以敢于冒险的思维结论，这种结论又反过平增添着幽默的喜剧性，比如针对“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幽默一下的话就i可以回答：“人能用背部睡觉。”幽默化思维可以在紧张面前以从容的面貌存在，而其中暗含的明知故犯勇气，以及在真实性基础夸大真理的某一点以取得漫画化效果的从容，这对于人们在散漫放松的状态下施放灵感，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不幽默并且总对别人的幽默不解其意的人，很少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限制在常规里。

必要的常规思维常规思维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它是不带笑料的严肃的真理，“人和动物的区别”对于它来讲就只能是“劳动意识”，或者“灵性优势”什么的。同时它又是其他高一级思维的枷锁，它的严肃和刻板是使人成为“正常人”的制约力量，当然也就是“伟大的人”的敌人。但是规则性仍然是有用的。绝大多数的人生，与其说是因为规则性而保守，倒不如说是连规则性也没有掌握的混乱。他们常常使谈话和发言陷入语无伦次和胡说八道之中。

难能可贵的圈外思维术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身边的事物，是因为自己在事物旁边。一方面感情迷惑着我们判断的公正；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从空间全局和时间长河中总体把握它。故而苏轼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假如我们的观察点跳到圈外，挂在高空某个远点，这个点又在未来的时间里，那么我们就会摆脱狭隘的感情和可怜的时空局限性，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对中国的症结一无所知，多半是因为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缘故。他不会用超然的眼光发现问题，也不会用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在。

滴水不漏的全面发掘型思维法。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借钱而不能如期偿还，按当地法律，他得去坐牢。而债主却建议：“让这男人的女儿决定这个男人的命运。”方法是债主在口袋里装上一黑一白两颗石子，如果女儿摸到黑子就嫁与债主抵债，摸到白子则不必，而且债务一笔勾销。可是女儿却看见债主在口袋里偷偷地同时放进两个黑子。这时似乎结局只有三种：①拒绝去摸，父亲坐牢。②揭穿债主，父亲还是坐牢。③硬着头皮摸出一个，嫁人抵债。但是，这个聪明的小姑娘却飞快地摸出一颗石子假装丢落在石缝里，而且谁也弄不出它。然后姑娘说：“不要紧，可以从袋里剩下的石子公断。”这样她摸到的就被推定为白石子，因为口袋里剩的还是黑子。她救了她父亲。有许多问题总像是列尽了答案，其实最妙的往往被疏忽掉了，这种全面发现答案的办法有似于“博诺思考术”（水平思考法），原则就是别在现有的结局里兜圈子，应另辟蹊径。

理性化的逻辑思维。50年代，中日学者登泰山，见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着“工二”两字，众人大惑不解。日后翻书查典，走访专家，还是没有结论。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他沉思片刻，提笔在两字边缘各加两笔改成“风月”，笑道：它们念做“风月无边”。这是逻辑思维的推理艺术，一次爱迪生想得知一个灯泡的体积，求一位数学家演算，但因为灯泡是梨状的，所以很不方便，久久没有答案。爱迪生不耐烦了，打量了灯泡一会儿，便把它充满水，然后又用量筒测出水的体积，于是他用曹冲称象式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数据。这就是逻辑思维的代换法则。

创造性思维在常规思维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经常疏忽的岔道口，如果一个人少年时代就习惯了尝试探求，超脱一般规则，怀疑权威，稍大一些又逐渐掌握了以上诸种方式，那么他就会沿着常规思维的方向走，又在每一个路口停下，走进去尝试一番，直到寻找到雄伟的发现，这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就是那种金子般的创造性思维，拥有创造性思维意识的头脑是最最高贵的头脑。

信仰西方教义是热了几年的话题。我们知道，人类史上有过一些时代，比如青铜时代，生活是忙碌欢乐而朝气蓬勃的；然而在另一些时期，这个世界却萎靡不振、苦不堪言，人类必须通过追求精神慰藉，梦想未来以补救自然环境和人世的创痛，于是他们发现了宗教并把感情的信仰交给了它。

对于西方宗教，父辈们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蔑视，他们宁愿对那些业已滑向修身健体，甚至现代迷信的东方宗教深信不疑，而无心问津以“爱”做为基础的洋玩意儿，看来国人一般是渴望灵和鬼的；西方人则热衷于神与人。那些相信“育婴堂和教会学校是残害生灵之地”的老人，除了认为宗教很虚伪之外，还会认为信奉西方的思想有辱爱国之心，而且是一种“信仰危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忽略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也是西方人，此外他们已把“信仰危机”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混为一谈，新宪法第3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信仰共产主义转向崇拜别的教义或者“什么都不信”的大批人，对于新信仰就像对旧信仰一样一知半个解。我们的厌世情绪、对他人的冷漠白私、以及对金钱的热衷又是那样地违背教义，并且丝毫不因博有的光照而减损。我们指责长辈盲从而且言行不一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变得盲从、口是心非；我们不对原子有信仰五体投地，就是为了能对另一个新信仰五体投地，而且照旧稀里糊涂地深信不移。其实，这依旧反映着人类精神触目惊心的堕落：人竟可以在一件事情还全所不知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信仰它，或者批判它。

的确，宗教在文明史上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圣经文化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并且养育了不计其数的科学巨人和文化先驱，比如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活着的时候向一切没有发掘的未来的人类积习发出妄自尊大的挑战，然而宗教信仰却使他们对于神秘天宇和生灵万物始终怀有深情。当我们漫步在一些世界大城，我们还会发现许多商店星期天歇业，我们还知道北京饭店与海外多数饭店一样没有第十三层，而这些经济上的和生活上的现实都来自于宗教的故事。宗教几率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走进教堂时，会因为感到自己身体渺小而认为自己人世间的烦忧也是那么微不足道；翻开《圣经》，无论从身心上还是艺术上，我们都会被这本抒写给人民的通俗读物所吸引；而唱诗班肃然的歌声高远宁和，放松了我们疲惫的备用骨，给我们以慰藉。老人们说教堂到处是特务，而我们却从未撞见；我们的灵魂变得相对说更澄明高洁，觉得他们关于“毒害心灵”的传说显得可笑和可怜。

但是，宗教也曾有过暗无天日的年你。我们不会不记得：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生前始终没敢公布它；布鲁诺更进一步的学说：“太阳也不是中心”，则使自己化为灰烬；还有伽利略，一个用天文望远镜清楚地看到了天体构造的人，当他面对妄想的原始教义时心里曾是多么的鄙夷，而当他又不得不低头认罪时，灵魂受到过怎样的折磨！还有那一次次血腥的宗教冲突、艰难的改革和以上帝的名义屠害生命的刽子手们。这一切都在嘲笑我们无知的五体投地的赞美。萧伯纳在《安多克勒斯和狮子》中提醒我们：“危及我们社会的并不是不信，而是信仰。”当我们草草地选上了一种思想并毫无疑虑地坚持它，那么无论它本身是优是劣，却都是危险的。越死心塌地坚持，危险系数就越大。

20岁谈“相信什么”和“不信什么”都太早。我们应该多看一些事情。提早为撼动一个信仰去救助另一个，并为捍卫新的而拒斥研究其它的，只能减少我们的客观精神。

我们无权三言两语对宗教和信仰来说出个究竟，但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突如其来的宗教热，就像大规模的气功热一样除了延年益寿的幻想个，显露着社会出了问题，且这些问题被认为除了另寻道路之个无从解决，为了摆脱坏死的情绪和萎靡不振的精神，人们在寻找寄托。而“宗教信仰……是某些虚弱者的拐杖，奄奄一息者的振奋剂”（歌德，语），也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语），于是这些人们选择了它的慰藉。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学哲学批判导言》里写道：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

要想扼制宗教热升温，消除“现实苦难”、冷漠和萎靡的精神状态是唯一的办法。宗教热是一个警钟。

为什么最致命的痛苦在于成为自己

在我们刚刚脱离母体时，世界一片漆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分钟，我们就为丧失母腹的苦痛感到不适，我们伤心地哭过一场才渐渐地睡去。我们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摇篮边，在两三天的睡梦里走过了祖先二三百万年所走过的漫漫长路，获得了基本的人的天性。我们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行走和语言，并在双亲的膝下，从两岁到七岁，感受到世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温暖。我们通过学校走进社区的一小部分生活，受过一两次欺辱直至今天我们还记得，并且认为是它形成了我们的性格，我们也同样伤害过别人，但那时我们认定世界很多可能比这些小小的不适欢乐。然而青春期过后，我们却感到了前面谈过的所有不祥。人、人性和自身不足让我们很伤心。但此时我们仍然认为世界是悲喜交错的，一方面我们热烈地议论它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完全可以改观，变成无瑕的天地。

但是20岁的我们终于清晰地悟彻，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将是万古长存的状态，失望惊哭、颓废消沉、隐居、发疯和自杀随即接踵而来。我们常常忍受不了误解、歧视、有意的迫害、污辱、失恋和长时间没有理想的工作。除了不完美，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折磨——世界的丑恶。

自从第一批生命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瘟疫、压迫和战争就跳出胚胎，并且一刻不停地追逐着生灵。后来，人们发明了医学、政治、谈判手段用以尽量减少那些灾难。可是，当仲由长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那一度怃然自信的孔丘先生最终败下阵来，没能见到他仁与爱的。“大道之行”；当李耳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一变成为庄周彻底的逍遥；当屈原投江弃世，陶潜不经意地漫步在田园小径写几首“采菊东篱下”时；当铁血理性的法家，从商鞅发展到韩非，当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了第一位皇帝的身心，第一次满足了以暴力行为消灭那些无政府状态的冲动时，东方的弱点就已经形成了。

那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历史依旧没能免于思想与人性在权和武器面前的退却。当亚里士多德出色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其享受铁蹄溅血欧亚非的快乐时，顺路探望了那位趴在路边狗一样晒太阳的犬儒大师，也许是由于一位毕生致力于血腥功名的君王对人本生活的渴望，他自言自语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情愿是这位第欧根尼”。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那个被类似于中国法家的新兴奴隶主们定罪“毒害青年”而从容饮鸩赴死的老头子苏格拉底，却留下了一句居高临下的讽刺：“你我的肮脏是自我陶醉，你的自我陶醉是肮脏的！”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社会结构的抗议孕育着背离世界的萌芽。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文明被弘扬，一举摧毁了从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含情脉脉的人民、高尚激扬的骑士、许许多多乐善好施的人们和向风车挑战的人化为文化遗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随后他一直打算创造发出的“超人”们把20世纪的确建成了最辉煌（技术进步超过了以往社会的总和）和最血腥（130多次战争阵亡31.2亿人民，是从前诸世纪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的年代。

今天，科学本身也成为灾难性的事实。科学一方面为现存的人们尽可能多地提供舒适豪华，而另一方面上天大掘地、填海夷山、截水断林，为保证最佳的舒适豪华而攫取一切一次性的宝藏资源。它在提高当代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急剧缩短着整个人类的寿命。而且我们并不因为环境的改善而感到舒适豪华，反而像“托克维尔效应”阐述的那样变得更加敏感和不耐烦，要求更高的舒适豪华。在这个普遍陷于计算机程序和金属铜臭的世界里，我们再也无法找到质朴如初、千年幸福的幻境。人们只是刹那间享用一下花钱买到的快乐，精神却依旧没有着落。一切的一切，多么与诗和美不相容的世界呵！

这就是世界，我们居住了20年的不完美的世界。

三毛，那个写过《撒哈拉的故事》和《我爱我的荷西》的女人离开世界时，正好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何小姐的便笺，便笺里面夹着一只可爱的书签，正面印着圣经箴言：“忍耐胜过威力；自制强如夺城。”反面是何小姐抄录席慕蓉《尘缘》短诗用以相勉的清秀字体：

这人世的一切我都希求快乐忧伤啊！

是我的担子我都

想承受。

我又想起蒙田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我走访过许多酗酒的人们，他们多数认为烂醉如泥比清醒时痛快，他们呕吐，闭紧双眼，丢开心灵，为了躲避无法化解的愁绪寻求眼前的痛快，甘愿缩短整个人生；我也走过精神病人，也许精神分裂症是上苍对不堪忍受现实压力的人的一种宽容，他们不必清醒地看世界了；还有一些人退避回自己温暖的小家，另一些人走向教堂和遥远的村野；而许许多多三毛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选择了自己的死期和方法，仿佛这个尘世怎么也不能使他们留恋。

同时，我还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举杯为点缀在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而庆贺，酒不过只是娱乐气氛的陪衬，他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弱点却全然不把它放在心上；他们拼命锻炼体魄，强健精神，做好了迎接灾难性事件的准备；他们走在世界所有的大街小巷，尽其能力使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变得尽量美好；他们也去教堂，观望一番天国的庄严和世界尚存的爱，他们造访大自然以企求自然的风和自由的生命力；另外一些人在走近楼顶，系好绳结，走向铁轨的最后刹那决定活下去，以另一种坦然洒脱地放眼世界，而不背离它。

是的，当我们发现世界无意义的时候，正是无意义的世界需求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我们除了是飞行员、化学家，经理秘书和挡车工之外，还是大自然和父母的子女，是诗人，是广阔的海洋和每一次回归的气流，我们一边不得不做为那个被我们激烈抨击过的游戏规则之中的社会人，一边仍旧是内心深处充满田园风和牧童笛声的自然人，我们唱着：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

我们听着歌德著名的绝笔下浮士德的咏唱：

这是智慧的最后总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因此在这里，幼者壮者和老者

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们就会像这位倒在砂地上的老人一样，抱有现实高度幸福的预感，在享受过我们一边加入着内容一边行走的漫漫长路，以及每一个最高的瞬间之后，带着对于尘世生涯美丽的记忆，欢乐地开始长眠，我们直到那一天，要一直不停地多种一些花朵，怀有一种坦然，绝不轻易地背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带着达观的认识迈向20岁的终结，直至走完最后的路！

叶甫盖尼·维诺库罗夫说：“最致命的痛苦，在于为成为自己而奋斗”。20岁之前我们遇到所有敌人的总和，就是由恐慌感、现实感、责任感、极端化和矛盾化以及十大问题的反面所共同交织凝就的冲突：我们想要成为某种人的梦想，与阻碍我们成为那种人的现实之间强烈的冲突。我们在现实的逼迫或教育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违背公众利益的那部分恶劣的天性；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自然的天性和独立的风格，以使自己成为不同凡响的人。

我们持久地个持不让现实磨灭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人类生就的特点也决定了我们从不主动放弃我们原有的和想要有的东西，尤其是少年时代，无论是必须放弃的，还是本来就不该放弃的，我们部不打算丢失。可是，社会规范的中心目的却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它所需要的彼此相似的模范人。20岁之前，我们经历了无数此类的冲突，以及冲突过后留在我们心里的创伤。

一个19岁的女孩子回想起她的学习生涯时说：“我最痛恨的就是学习和考试。学习非要灌输给我们许多不相关的东西，考试最让我觉得滑稽，因为答案早已写好在一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标准答卷上，我们别无选择。我最厌恶的是学校，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常常被老师叫到后排罚站。”

为什么青春总是在冲突中度过

一个女孩子毕业于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她说她的班主任“是个讨厌的人”，因为她认定分数下降的原因只有一个——“早恋”。遇到学生由于贪玩，或者出了什么意外麻烦而分数不好时，她就会“突然叫住你，眼睛看着别处，并且诡秘地露出一点变态心理的光芒，然后重复她那句对谁都一样的问话：‘外边有事儿了吧？’那副样子真叫人恶心”。她把“早恋”羞答答地代称为“外边有事儿。”

陈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在客房部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她像是在问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不是就是这些，睡觉，上班，没完没了地干这些简单得白痴也会干的事情。而且一年只有七天的连假，看到那些每月薪水是咱们一生所得的人，那些从地球那边跑到中国来度假的老外，我真是感到不平。到现在也弄不懂，同样的人，一些人过着最好的日子，另一些人却不能。”

一个士兵抱怨说：“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穿这些随随便便造出来要我们穿的衣服。可我是战士，又必须穿。为什么非要用这种粗陋的军衣打扮我们呢？有时，不光需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也需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他犹豫了一下，像是探问似的补充了一句话：“这是我不该说的，可是我想说出来让你知道：我们18岁就来到军营，祖国可以让我们去死，我们也不怕牺牲，打仗嘛，可是我们来人世一趟还都没有爱过女人。”

保姆市场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从小的过度劳累，手指变得短粗，脸上泛出农村人特有的暗红色，身形大概从孩童时代就遭到毁坏，“我不愿通过他们找活干，他们是合法的人贩子，他们每天下班后把找事做的人全锁在那间没有床和椅子的大房子里。”她指了一下一家官办的劳动服务公司，现在他们正在大铁门上上锁呢，就像下班回家之前的售货员要把没卖出的货暂时存在柜台里一样。“有时我真羡慕你们城里人，有时又真恨你们。我爹是农民，我也必须是，我将来的孩子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城市户口？”

一个发廊的小主人，起初似乎疲倦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是几杯酒下肚后，他变得激动，一扫刚才那副百无聊赖的神态：“我有的是钱！大学我看不上，工人我不喜欢，我要的就是钱！有钱了买小妞，下大赌，逛饭店，唱卡拉0K，凡是我们这种人还能干的，我都干，这辈子就这样了。”

银行学校的白希望得到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同学，但又为自己没有钱而感到自卑。看到暴发户的儿子想找哪个女孩都能如愿以偿，他感到女孩子们的堕落，也感到在这个越来越金钱化的社会里，他不会得到爱。

90年代秋的一天，某政法大学一位新生，身着白色连衣裙，从校园西侧一幢正在拆除脚手架的塔楼上纵身跃下，结束了18岁的生命。她在遗嘱上写道：活这么大了还没有给社会一点有益的东西，再活下去也不会有，不如死了好。

2000年的一个春夜，北京某学院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勇，在计算机系一位女学生背部扎下深深的十刀，然后自杀，以病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自我实现”，出了大名。他曾一再表示过：“如果正常的途径不能出名，就杀死一个无辜者。”

北京大学一位19岁的三年级学生，推倒了手中14张麻将牌（还是清一色一条龙），然后淡然表示他不知道他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是抄抄公文？也不知道社会需要他做点什么？一颗螺丝钉，可是制造螺丝钉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经费、时间、精力和思索吗？“我是一颗经过最优良程序加工的小钉子，我知道我的命。”

秋天，北大中文系19岁的贺组织了一次“烛光文学大奖赛”，被贺誉为最了不起的诗是一首署名“苗苗”的《二十年后》：我已是平凡的妇人崇拜丈夫或许还溺爱儿子也驻足在如斯的春暮倚窗看落花飞舞而我已是挽发的平凡妇人回头笑问你能否忆及少女时代的苗苗娇气又爱发低烧而我已顺从地挽髻呵一切俱往

这位苗苗没有留下真名和宿舍地址。贺几次张榜，要求她去领奖，并想借机见到她。但苗苗不愧是不凡的苗苗，她到现在也没有去领那份奖品。

总之，冲突，冲突，还是冲突！

这时我们已开始把目光和触角广泛地探向整个生活和局部的大社会，并真正地开始与始终想匡正我们的环境抗争、妥协和对话。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地放弃了没有被自己认为是幼稚而且错误的习惯，又是多么地为不能为所欲为地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人而难过！

经历了各种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伤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使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单薄。我们获得了更加熟练的工艺技术，更解人意的服务水平，更接近现实化了的理想社会地位，更多的自主和更高一点的薪水。我们几乎是喊着不满意，不满意，我们照见人人有过的18岁我们对它期待已久，觉得那必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端。

从乐园的山坳爬出，去寻觅

双脚站起走出家门

去上学，去做工，去过婚姻生活

没有母亲，仍敢穿越街道和所有的大洲

现在，我们最讨厌的是长者们喋喋不休地对我们重复“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句淡而无味的诗，而且老掉牙的警句不作用于我们的感情。时间的游称，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可怕。我们才到20岁，尽管日复一日地过去，可我们的额头却没有一丝可以长驻几天的皱纹。

20岁据说是个重要的节日，它和大批道贺的人们一起大声走来，我们接受了许多礼品，然后一切又倏然悄悄走远。一切还是像昨天一样平静。我们还是没有因为某一个日子的到来而增添一分高度，也没有随之生长出一块肌肉，多一份美丽，没有质变的想法一夜之间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生命长途中只有过渡带，没有里程碑。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行走，不相信时间有多么大的魔力。

可是呵，如果踮起脚尖向前看，我们还是会预感到某种时间的来临：我们更近地走近夏天，走近暴雨，走近我们马上就要全部承担起来的生活；此时，我们再驻足回首，身后那些原本还是儿童的小家伙已经长大，男的学会了一招一式地打篮球，女孩子已开始打扮自己。当一个18岁人向我们请教初恋经验，我们俨然已是个完完整整的20岁人。这样，我们就会第一次清醒地觉察到时间在行路，17岁只有一次，18只有一次，19岁也只有一次。所有过去的事情，我们青春期的闪电惊雷，我们不屈的抗争和我们最纯洁的初恋都已完成，成为记忆，永不再来。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忘记，再也不能想起。

为什么青春是生命对于时光最深沉的凝视

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就会感到时间在一刻不停地过去。你看，假如我们搬过一张藤椅，静静地坐在一棵老树下，或者一个人独自躺在洒满阳光的青草地上，只要稍加咀嚼，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触知到像溪水一样流淌的时间。从仲夏清晨的高空一片积雨云的飘逝，从早秋一只浮燕的南飞，我们不是在体验雨不能来了、绿地行将枯黄的事实吗？时间使目前的可能性成为历史，又把即将到来的预感一刻不停地推到我们身边。

我们进一步成熟了的眼睛已经可以触知许多显示时间变幻的事物。当我们观察成长的东西，就如同看到我们的小妹妹一天丰满得可以称得上女人时的感受一样，发现时间在匍匐前行。你看，一片绿叶翻转身体以捕捉灿烂的阳光；一枝玫瑰含苞欲放；另一些植物，摇曳的花托日渐圆熟，妩媚的花瓣悄悄舒展成一朵洁白的梨花；豆花已经凋谢而豆荚又在形成；我们最后看一眼饱满的瓜子，那里面蕴藏着未来无穷无尽的岁月，假如我们将它埋在适度的深处，几个月后便可以尽情地品尝瓜实；我们播种一粒橡实给大地，一棵橡树就可以参天掩月，跨越几个世纪的风雨。

我们目及一切几乎全部是时间的陈迹。当一只涂着粉色指甲油的纤手轻轻扶在雕有依稀可见的章纹在古柱上，那便是上下几千年时光的交合；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张木椅，每一件皮衣，甚至每一只木窗，都曾是活首的、繁衍的，而今它们已是时间不朽形骸、凝固的生命；我们坐在溪流旁边的岩石上，只需静静想一下便会知道：超初，这条河流刻画了自己的河床，可石头却限制着它的流速，但是多少岁月过去，河流改变过走向，石头也被河水磨圆。而且只要有雨和缓缓的坡地，小河就会依旧这样奔腾。

我们心脏每一次跳动，地球就会在环绕太阳的运转中飞行30公里；当人造卫星达到每秒钟11200米的速度，它就可脱离摇篮走进太阳系在地遨游；而我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天狼星的光射，由于不尽的空间距离，却是它九年前就已散发出来的。时间写下历史、神话和奥秘，又把未来，可能性和匆匆地去意描述出来。

许多人认为时光的流逝是青春的敌人，其实并不完全对。真正的大敌是对时光的匆匆流逝视而不见的麻木，以及不能在行将过去的时间里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23岁以前，我们几站无法真正意识到时间如箭的残酷。尽管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关于它的客观知识，但是最深沉的主观经验却依旧没有被我们获得。我们只是感到时光在缓慢地推移。我们自信还有充裕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宛如一个有钱的人多叫几个好菜也并不在惜它们会被白白倒掉。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可惜的是，这个敌人悄悄从背后包抄过来并且夺走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并不憎恨它，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行动。直到26岁，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最美的东西已被这个敌人掠走。

20岁最初几个年头，无论于大事业的奠基还是情感的追求，都是人的一生中最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是最后一个少忧少虑的时期。这时一个还可以花上几个星期远足游乐的时代，一个以想像的方式和活力尚存的精神去恋爱的时代，一个调整观念，探索以往理想的实现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尝试做人并“成为自己”的时代。如果我们希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做得比别人好，那么就必须首先学会如何与时间打交道。

生活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有两种人毫无计划的人和计划大得没边没沿的人。第一种人，自暴自弃，不足为谈；第二种人，有志而偏颇，未像可惜。

20岁，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领悟一切的地步，我们许多判断和因此决定的对应策略往往从假相、空妄和错误之中得来，这时为自己定下终身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将来，随着我们的观察、判断和感受能力的逐步加强，以及时尚、环境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终身计划的确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之处，甚至必须全部推翻。比如我们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爱上了应用数学，并矢志为做一名著名的专家而奋斗终身，而具为此编制了一个十五年努力方案。可是一段时光过后，我们发觉真正能使自己全部倾心的却是服装制造业。看一看身边的人，有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搞出方案却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否定掉，浪费了不少感情；有的人在行不通的理想中依旧一意孤行，最终使好高骛远的信念走进了坟墓。

20岁壮丽的野心其实只需一种乘风破浪的精神（而不是长远计划）和一系列小型计划（需要我们一个个完成）环绕它。精神是我们热烈的追索的依托，而小型计划的每一个又都是精神的慰藉和自我实现的一个步骤。小型计划的短期性、阶段性既适合在变幻莫测的岁月中随时调整，也比较符合20岁的青春目力。这样，如果我们顺利实现了一个小计划。我们也就真的脚踏实地地前进了一步；如果失败了也无妨，由于时间不长因而代价不大，而且这种失败又很快变成下一个计划成功的经验。

时间里藏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假如我们不能为一段时间赋予相应的内容，并在戏剧性的改变之中灵活调整步伐，那么我们就将虚度时光，或者淹死在自己妄想狂的偏执里。

想一想，自己在一群人里显得相对出色的任何咽哪一个时期都行，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出色的原因都与时间和我们的关系有关——这些时候我们走在时间前头。理应二十分钟解出难题，我们十五分钟就交厂卷子；假如十岁该学会骑车而我们八岁就已技艺精湛，于是相对于同龄人，更广阔的行程便增添了自己的视野和自得；一场了不起的电影被我们领先看到，我们的头脑就会比别人多一分重量。总之，只有我们提前一点，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诀窍：如果我们想成为佼佼者，除了努力本身之外，比规定时间提前得越早完成规定动作，我们超越众人的梦想的实现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又怎么也追不上，我们就会从气馁最终变得懒惰。假如我们正是尾随时间而精力憔悴的人，不妨试着“跳一下”，即不必步一趋地从现在站着的地方追赶，试着大步跳一下，扔掉一些包袱，有效地缩短距离。这样急跑几步后便会追赶上徘头兵。一旦我们超过了排头兵，并且最终远远越过了时间，那么稍稍回头一看那些还在我们走过的路上跋涉的人，我们就会为自己自豪；看看那些走过的路，一切都变得简单。这正如我们大学二年级时翻看初三英语课本时的感觉一样。当时难得要命的语法，现在已是家常便饭。一个初三的学生假如业余时间已在攻读高等数学，那么他对初三数学课的感觉也无非如此简单，因此他走在时间前头，正用提前到来的未来支配现在的生活。

当萨特写道：“必须一个小时比另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时，我们可以从这位目空一切的伟人的“小时计时方法”中，感到总在爆发的全新的力量感。假如我们把小型计划由一个时期分解成若干个天数，再在每一天里按小时制订下分门别类的子计划，此后再给每小时里的每刻钟做出一套孙计划，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紧张的；如果我们60%的孙计划和子计划在相应的时间里得以完成，我们就会在日积月累的朝气中不断地有所收益，并且日益加深着信念，那就是：只要我们去做，就会有结果；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当第一。

常使用这种办法强化训练自己，就如同一个超级指挥官接受残忍的军事训练，也像争做球星的运动员们在他们熟悉的大路上日复一日，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出类拔萃。因为我们在单位时间里拥有最大限度的内容，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完超一流的工作。

新计时法很像警钟，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并不多。你看，1000亿秒之前，地球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400亿秒之前，最古老的金字塔在埃及建成；而人的一生如果按80岁算，也不过3万个日子！这种换算就如同海伦·凯勒在她那漂亮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所提出的末日假设一样，对我们的懒惰是一种常鸣的警钟。

凯勒提出“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是的，这样恐怕我们就会珍惜末日前的每一分钟。

为什么自甘寂寞才能成为人上人

如果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领取时间的奖赏，20岁时就必须为做一个出色的人锻炼自己的本领。巴尔扎克曾经长年从事着每天12小时不受人打扰的写作生活。每天他面对的只是一套桌椅，一大叠白纸和一支削好的鹅毛笔。在他完成包纳96部巨著的。《人间喜剧》和使自己成为伟人的长途中，他曾面对着怎样的寂寞呵！

远离熙熙攘攘的环境，暂时搁下爱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一个绝对的目标而回绝一切密友的造访，这需要一种不畏孤独的勇气，许多女人不适合担当伟业多半是因为她们天生缺少这种勇气。为了争取获得当伟人的条件而长期独处，密闭自己用大量时间去为之努力，对于女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20～23岁时是大批青年被做为没有发芽希望的种子而被社会淘汰的时期。育苗室的种子越来越少，大批人在迅速落伍。看一看这些不幸的落伍者，他们几乎都有不能自甘寂寞的弱点。哪怕高考之前的岁月里，他们也不曾为了高走一步而暂时收敛一下，静寂几天。他们或者被朦胧的爱感所诱引，或者过分留恋甜如蜜的朋友亲情，舍不得每一次出游和聊天的机会。现在，他们已早早结束了梦想，开始过那种不求进取、四平八稳的日子了。

而每一位成功者，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了成功时的一声喝彩，他曾忍受了很多默默无闻的日子。这就是那些被掌声证明第一次演唱成功了和被掌声欢送结束一生舞台生涯的演员，为什么都会垂泪的原因，所有的掌声都是他们寂寞苦斗的回报。

我的一位小学同窗，他有副滚烫的热心肠，从早跑到黑，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梦想自己赚大钱，又为别人救苦救难，一点浮夸和虚荣外，多半是因为他那热情洋溢的天性。像所有把自己的时间全部交给别人的人一样，他的这种放不下的心肠中暴露着致命的弱点：把自己所有的权利交出去，再把别人所有的义务揽过来。结果是既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也没有真正帮上别人的忙。许多年过去，有的同学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又从雇主那里分到了稳定的住房；有的同学一步一个脚印爬到了政协与自己年龄适合的官阶；有的同学由国家足球队退役，过上了饮誉安生的日子。而他还是马不停蹄地向四面八方奔走，一事无成。有时，我真想告诉他：“小璐，停一停，回到你自己的小屋，安静一段时间，静静想想自己在哪里！”如果自己已在胡乱的奔忙中迷失，把他找回来，花时间陪陪自己的灵魂。

人，常常需要一种面对自己的宁静，自省并且休息，否则在繁多的交际中，自然必然消失，成为别人的手足、传声筒，甚至牺牲品，成为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大军。一个人独自面对中秋满月时会感受到另一种与众人共婵娟时截然不同的体验。人生是个整体，有亲朋，也有自己的身躯和独特的心灵。

我们对那些挥霍时间的人感到惋惜，但同时又很看不起另外一些人：为了能在世界上多存在几天，他们很早就开始苛严地节制，把自己包裹起来，放弃一切被怀疑为影响健康的乐趣，但是生活的意义并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欢乐而有意义。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肯与周遭的人们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春天的新绿，多给别人一些帮助和温情，他们对于大多数美好的事物缺乏兴趣。是的，这也是一种可怜虫。他们惜时如金，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停一停，回忆一下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或者欢庆某一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会显出不解的神情，像一个担心自己被打劫的守财奴一样，冷漠地避开。

时光对于人生有着众多的含义：睡眠、娱乐，学习，工作、生育，梦想，当我们不能在这些要义之间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平衡和组合关系时，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沉于睡眠会造就一个白痴；迷于玩乐不能自拔，将一事无成，只知读书，可能成为理论家但更可能沦为书虫子，对工作偏执的热情，可能是事业的领袖，也可能沦为冷酷的工作狂，早晚会离婚；不停地生育，形同畜类；一贯迷梦呓语，成不了艺术家就只能是个眼高手低的人。而在人生大部分时光中，除了少数的时候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剩下的就是从容地生活。它不是挥“时”如土的人可以真正做到的，也不是守“时”奴可以理解的。从容的生活不是时间的虚掷，它需要健康地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睡眠，每一场游戏，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程，每一只胚胎的孕育以及每一阵美丽的好梦。

一个恋爱失败过几次的女孩问我，该不该故意晚到30分钟去赴新认识的男朋友之约。“如果他是个庸俗的男人，并且也熟悉你这套世故的恋爱把戏，你这样做是可以的。”她说那个人是个执著的硕士。“那么你会永远失去他。”这个不解其意的女孩子后来还是坚持了以违约显示自己尊贵的愚蠢办法，30分钟后她没有见到他。以后也再没有见到。

守时是对别人时间及人格庄严的尊重。我们常常靠不守时来表达诸如，“我不想马上给复印机厂回款”，“我的身价不低、并想知道那个男人能不能容忍我的小脾气”，或者“我本不想参加你的婚礼”的潜台词，但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了曲意表达，就像骡马市场那些贩子一样在长长的袖筒里面推扳看到对方的指头来讨价还价。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因为隐晦而缓解紧张的关系，反而浪费了很多脑筋和时间，生活原本有着更为澄明的方式：尊重他人的面子（如守时），尔后艺术地宣布我们的看法（如“我恐怕不喜欢热闹因而无法使你的晚会增加一个人”）。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可以生活在明白之中，知道谈判失败、爱情不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吸引那个不愿赴约的人的真实原因。

商业谈判不守时是一种恶劣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恋爱不守时，市民气十足；社会活动不守时必须引起人们的恶感和担心，这些是功利化的世俗行为在破坏守时文明；此外大量内心懒惰的人总因为前一个约会无原则的拖沓而破坏下一个约会的准时开始，这是坏习惯在破坏守时观；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地点等候赴约者时又不必苛严，因为我们的交通能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言出必果，或许我们应该宽容那个因堵车而迟迟未来，并且也为之心急如焚的人，这是客观条件在破坏守时文化。

无数20岁人抱怨“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并且强调不是过去那种无穷烦恼，而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他们是没有从记事起的那一天就开始培养自己对于生活的兴趣。这种百无聊赖的感觉，除了得不到更多更自由的刺激之外，主要是因为不知短暂的人生在无尽的时间里究意有什么意义。

人生短促与永恒时间的矛盾自古以来就被所有明白人看到。为了使早晚一死的人生能与未来时间永远有所联系，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增添人生的“意思”，并让这种“意思”脱离肉体永恒地存在下去，以寻找人生价值。关于“来世”的传说就是对人世生活的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以便获得来世的美好生活；而隋唐士大夫则以“建功立业”一改两晋时代寻求“长生不老”的风俗，以求得事业永存于身后，莎士比亚说：“我的爱在我”诗里将万古长青，它表达了另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让自己的精神永生不死；而那些一代代平凡的人们则在子孙的身上看到生命得以长存的证明。

今天，我们的原则越来越变得及时行乐，我们愿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而不愿去想死后的事情。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认为我们“及时行”的那个“乐”应该稍稍有那么一点长久性。我们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随意触翻这些记录着青春心跳的纸张时，就会因为回忆起从前生活中苦中带甜的味道而发现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们可以尽量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下脸上没有皱纹时身后飘过的白云，脚下的青草，以及我们当时的男朋友，以后的照片再不会像现在这样欢跃和轻松；我们偷偷录下一次好朋友们雅趣而热烈的聚会谈话，八年后再放给大家和自己听，王粲赋中“风流云集，一别如雨”之句的通感就会一下子抓住每个人的心；要是我们记日记，我们还会发现日常生活冲：微妙而有趣的小故事：春天第一只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残冬里最后一次寒潮如何冻死了坚忍熬过一冬的热带鱼，第一次长薪是在哪个月份，提出存款去桂林度假是怎么玩的，旅途上怎样发生了爱情纠葛而失恋后又是怎样度过的，又是怎样渐渐忘记“永不再爱”的誓言。将来翻看这些记录时我们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不像当时想得到那样糟，那样淡而无味。

时间是青春最难对付的一个老家伙。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牛顿指出：“所有的运动可能工巧匠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是的，它已自信到一无反顾的地步，在它四平八稳的步伐，许多化为泥土。但愿我们都能珍爱未成泥土之前的每一个时日，也永远不要在某一天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二世一样悲伤地感叹：“我曾消耗过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把我消耗。”

为什么马克思的人生格言是怀疑一切

笛卡尔指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它是真理结论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自己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听，写进篇章。怀疑精神几乎是伟人之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诚如罗素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可是，因为怀疑精神中所暗含的摧毁力，特别是在我们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他的一切，我们的青春劲敌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当我们留下一块地或禁止怀疑它，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这时，严重的问题就会发生。60年代“文化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同时绝对怀疑其余的人的情况下，使这伟大的格言失去平衡走向反面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喋喋不休的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而且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能力，破坏了人们欢乐的情绪。

另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判断。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就会在某一天被送进医院。青春的立足之处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的充实的确定性，我们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去怀疑未必真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记者问海伦·凯勒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凯勒答道，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出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和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错误地行动，比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行在下级向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不经意冷静观察和错误的观察结论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

理论上讲，20～22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我们有了最初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坚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就确立了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且几次想宣布自己已经有了可以和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每个人都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我们都尽情地希望能够证实我们的理论正确的时刻快快到来。盲动，不仅仅停留在学习和观察的阶段，这是整个青春生活中明明白白的事实。我们并不寄希望用理论上的必要性去否定盲动的必要和无法遏制的事实。因为这种行动上的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于我们一生的行为原则的形成，依旧是一种伟大的尝试。

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一下烟盒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洒脱，在确定了这一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

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试图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烈。

这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基础、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个许做的，现在都要一尝试。多数人22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的因素只占据男孩子心中一点点地位，他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本身，就像罗素的《婚姻革命》一书所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过程中停滞不前，我们就将长久地停留在烟瘾、酗酒和泛性乐趣之中，永远不曾跨越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着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不能确立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一样醉心于恶性地劝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肉体的迷醉，我们还是没有长大。这时我们需要每时每刻地审视怀疑自己，我们需要的是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找到人们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的方式，把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某种情趣。”我们不能把对成熟的追逐停留在皮毛问题的尝试上。

女孩子在这个时期则显得心事重重，小心翼翼。她们关于爱情、人生社会和性的认识，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也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做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了很少一部分天性泼辣的人，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淡举止，以及改善服饰和化妆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的。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和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之情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了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如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的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文化牺牲品般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根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

在人们初步的三年里，尽管我们无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

除了抱怨几番头头不行之外，从未在行动上尝试下争取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20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无数次默默地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不懈怠的自信，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毛病，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状况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发族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扰。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可以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渴望提拔”，甚至将这种伟大的尝试性的理想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乎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和许许多多的不测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而一刻不停地劳动。我们能够成功！

女作家严歌苓写道：“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做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所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做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发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经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奔走中发现自己无限的能量。一切新鲜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健康地找寻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和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回顾这一段黄金岁月时，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20岁开始就做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到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19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自己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和书写的。

为什么志当存高远

13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连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低能的现实而担忧，并且打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不得不去做一个职业小偷。可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求他吹牛，写一些纸面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质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是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做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做一个蔬菜售货员，他们就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就是思想阴暗颓废；可是如果谁声明想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放肆妄想，仿佛那个职位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做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舍生忘死的战士或者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位于蒙上纱巾，划出禁区。另外，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时，极度的自卑就会使他们来到美好的理想反端，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

诸葛亮曾寄语儿子：“志当存高远。”我想这是由于他曾认为儿子的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的话，智慧的诸葛是不会勉为其难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恐怕必须要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是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当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到80分，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这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广听意见并且一经定夺不再轻易改变它。单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真正爱好的是什么，以及目前自己热爱的那种行业对于员工数量的基本条件的需求是不是允许自己的向往就足够了。但是，人的成功追求并不只限于职业选对就行了，更重要的却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业地位攀登，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做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而一个才华横溢、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取得中等地位。我们是在强调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愿承认的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像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正常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的顶点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所跨越的层次也能向那个顶点靠近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客观地步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己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人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在自己的层次范围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试规则去做，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做领袖、中级人员还是蓝领劳动者的答案相近的结论。这个结论一般是很难准确的。参考这个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大致方向是做哪种领袖，哪个行业的中级职员和干部，以及从事哪一类的体力劳动。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这是因为人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而多数人却不是这样，当我们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不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还有更糟的时候，比如我们的父母离婚了，童年阴郁，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去怀疑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记住：如果我们手里拿到了一副不算太差的牌，我们一定要争取去赢。如果我们不幸摊上了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做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些，而且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个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我们有可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巧妙地把一张张没用的牌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诗人荷马是个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没有输。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当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是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在严重地破坏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所首先必合的性格：长期性和热忱。但是这种情绪又不是不言克服的。如果我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做好一番沸腾的想像，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那么，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本身的习惯；可是假如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像，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自己成功了以后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另1人介绍经验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常常消磨着他们大量的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张海迪1982后第一次指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他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中，并且试图强迫他喜欢的方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像那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乐趣和理解的人，能把事情做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它在别人看来是多么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能不能发现和保持乐趣又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成功根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出现一些新鲜的乐趣，并且支持我们至少又多学了后五课，甚至会学完了。

再次就是考察一下社会对我们追索的可接纳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始终不能找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就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我们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中去。

第四是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也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不这样认为。”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室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而且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大学生应该尽量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们忘记自己有学历。这时要注意两点：

我们的目标是做成几件事情，而不是以卵击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1988年有5500位学生被退回学校。我们刚出校门的首要任务是扎下根子。

别傻兮兮地相信同事们个个心眼好，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少说话，特别是少讲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起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人，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默默地观察一段时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未能全面了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别人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沉稳不足的人做成的？也别相信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22岁。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物。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可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别使他们觉得我们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们，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喜欢和他们做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寄张贺卡给他们，记住他们的年龄、生日、他们妻子甚至孩子的姓名，以及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但是不要联系过于密切，不要在深夜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打电话，这会让他们反感。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湮灭在集体主义那种变成的求同“灭”异之中。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做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心理学家W·杰姆斯指出：“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欣赏。”学会赞美我们就比较接近于成功，这是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我们的兴趣。不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自己是异性朋友和那些我们显然比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但是我们又应该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怕使用“不！”去拒绝我们不该管理应的事情。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合作者中各个阶层的人员特点，比如司机在中国是个不可怠慢、无时无处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包括肉麻的；外国客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知识分子和要人惜时如命；工作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直接闯进厂长的房间而不经过她（他）；我们别去得罪工商局的人，还有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和形形色色的记者；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记住没有哪位做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最后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聂卫平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有着怎样的淡泊沉静，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痴狂的热爱，看到毛阿敏税案的闹剧，看到大人物深居简出又是怎样运筹帷幄、一句话结束了一场风波，看到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以及改革先锋步鑫声苦涩的身败名裂又东山再起，当我们尽览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未来的成功率有了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了成功之间，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为什么女孩的初吻大都未给恋人

20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事实上都不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运动员和童星，再加上几个神童，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只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有着无数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地努力，一切就会不停地变化；另一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的想像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到脸上，我们现在只是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一小片阳光风云，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没到来。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意的抚慰就显得更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对我们能否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或是选择一个安乐窝退避起来有着关键性的支配力量。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很大的跳跃性的变化。18岁的爱只是一首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使自己能够寄情的人，但大多找到的只是痛苦，这时的爱结束得很仓促；20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许多个异性同时走进我们的心扉；22岁，或许经验过的一点失败或成功，还有大量生吞活剥的思潮使我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和婚姻问题；23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我们从爱情历程中感到自己短暂的流年，以及“伤感和无奈总要比快意多许多”的人生印象。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13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24岁才能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中，心理与生理发展相适应，那么应该是17岁时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不是在17岁时开始和燕妮恋爱的），18岁的人可以结婚，20岁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做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的反对所谓“早恋”提法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人爱情成熟的过程比起其他文明来长了整整一倍。在中国，20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直到地20岁以后，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初恋：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以及互予爱意慰藉的。这时才在实践学习爱人和被爱。“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抑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16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天，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赋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将来儿女的名字。20岁爱已说不清是第几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便是那些由19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20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从前那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家庭门户和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过去已经形成的关系竟陌生得像第一次一样。

18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手臂上的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在20个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直正出于灵魂之爱而初吻的仅仅有4个，其他人只是为了体验，而且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这样叹息：“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会区文化已早早毁灭了那种“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尝试心远远超过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不少妻子抑怨丈夫在做爱之前不注意兴至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这种疏忽一般的确与初吻没有得到陶醉有关系。

女孩对初吻的想像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女孩的初吻，20个人里竟有13个不是与自己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中学教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们所占据。但是，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都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诗句。后来，当她们和别的女孩子一同经历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着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过：“初吻并不能当做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的敏感话题，它是我们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以忘情。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界的演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直观向往，以及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构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的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自己去找。一旦发觉一个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长期的交往暗示我们错了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却很少。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我们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同时，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不畏他那与先天理和后天心理有关的不足之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词。因为男人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而将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做为男人，如果还像16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得到的女人在我们心中一天比一天黯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了新友，我们还会陡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努力找到一位无论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这时我们的目光还是因为街市上女孩的漂亮而闪亮，可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时没有太大的区别。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光却集中在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整的女人身上。

爱人类是容易的，而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自己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自己，而我们的所爱却终有一天要被请进门来。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憾包围自己的心。可如果我们想一想自己请来的欢乐，以及自己为之投注过的喜悦，我们就会无怨无悔地珍视所爱的一切。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做自己的终身伴侣。我们会以一种妩媚的方式，修改自己的习惯以求与所爱的嗜好相适应，同时再帮所爱改掉不足；也会如同无悔于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及某些自由一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

为什么无两片同样的叶子

择偶理想与审美心理，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不同。20年前军人曾是第一择偶目标，尔后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天的洋人和有钱人第一；美国人喜欢沉默而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对能说会道而又不出问题的人有所偏爱；别人喜欢白面小生，而我们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一是别人心里常常为我们的傻里傻气而窃笑，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为了显示追求自己的人很多而佯装为难；二是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而得到错误的指导。择偶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清楚，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只是映证自己心中已在向往的意见，正中下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是真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但只要我们真的去接触去审美，我们还是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会更令我们讨厌一些。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在我们终于胆战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地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于我们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便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曾幻想过的完美形象，这样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就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好处，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不要害怕男人们必须的直言不讳，只要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常常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甚至虚荣地背后已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么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别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青春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与一个稚童讲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写成女人对男人凶神恶煞般的追逐，甚至三五个姑娘包围着一个男人。这种古时候的艺术传统无疑至今缠绕着中华男孩子的心灵。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压抑不住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多次调访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这样的问题：妻子无时无刻的疑神疑鬼常常足以使家庭无法继续。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帖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更有好处些。而那种弱男人想像出来的爱情传统文化，除了能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作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而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一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她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这样，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此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幽默的语言告诉所爱“我爱你”，都是种不错的办法。另外，女性最易受坎坷经历的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做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的提议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是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些的信给他；对于口头上幽默的求爱表示，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顺水推舟的方式表达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痛快地认可倒的确可以一下子抓住男孩子的心。

在爱情的要约和承诺发放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推托地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市侩气庸俗的一面。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摊牌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敌对的双方过着谈判的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但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说更多一些的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愤怒的方式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的高贵，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做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洋洋地四处张扬那个倒霉可怜的求爱者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一付自己无法看到的又俗又丑的媚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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