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弘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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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心影+京华遗韵(套装共2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京华心影：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
京华遗韵：版画中的帝都北京
目录
CONTENTS开篇
第一章 咫尺城图，知野知国知天下
版刻的灰黄与辉煌
笔尖挑不开帝都面纱
巴黎的形象工程
伦敦：建出自我
帝王的一统皇城
第二章 营城传统，格局正直的大街
九经九纬营大都
有了规矩，成了方圆
为“致良知”立个牌楼
百姓拥堵在路上
“庄严秩序”根基深埋
第三章 环绕中心，封闭的圈圈围城
大圈小圈皇圈圈
圈子里行走的神父们
路易十四的东方错觉
英伦地图上有几个圈？
围墙里看“皇圈文化”
第四章 奔向皇城，和平的觐见之旅
1656：贸易商人来到帝都朝圣
见识了满族的大一统
1693：允沙俄特使上前殿！
1793：北京的冬天冷得紧呢
神父安息在腾公栅栏
第五章 列强来了！ 中轴线相遇天际线 洋人到北京，皇上去山西百年前这里叫玉河不成气候的金融街洋路牌是生不了根的没有天际线的大村庄
第六章 众神同在，多元深厚的宗教传统 帝都神堂有几多？向神堂数字化致敬走上神坛的皇帝们木雕泥塑神探案应求佛教为新信仰
第七章 朕的新政，圣旨舆图走了多远？ 学了西洋学东洋光绪皇帝有话要说舆图出自谁的手？新政挂牌的新地标国人学会了大请愿收场不等于历史收声
尾声
附记返回总目录
纽荷夫的目光不禁投向京城雄伟的宫殿，周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奇诧异。北京的春天黄沙漫天肆虐，就是通过他的描绘，首次为海外知晓。这里的大街，“没用砖石铺地，因此，阴雨天出外办事（好在并不经常发生），脚下总是泥泞难行。在干燥的季节，西北风猛烈刮起，夹带着微小细密的沙粒，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在风沙中挣扎前行，几乎无法睁开眼睛，那比脚下的拖累还要难以忍受。此地居民亦有抵御风沙的高招儿，就是用纱巾把整个头部都包起来”。三百多年后的京城，一到西风黄沙季节，仍然常常上演这样的街景。吴芳思
英国著名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负责人《中国的魅力召唤——从马可·波罗读到J.G.博兰德》
献给我的母亲张贵今父亲李德贤Roy and Joyce开篇
收到朋友发过来的一条微信，标题绊住了我的目光：“帝都堵车有多堵？”不消说，这是有人对路上大摆长蛇阵发发牢骚。憋屈在不到4平方米的铁盒子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在谁，都免不了嘟囔几句。这第一个“堵”字，抱怨的是状态，第二个“堵”字，吐槽的是心情。
不过，绊住目光的，不是状态与心情，而是另外两个字：“帝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名称与京城的现实完全疏离，不知怎的，现在它又悄悄溜回到了人们的口中，带着调侃谐趣。心情不佳的时候，有人愤愤地揶揄这座古城；心情大好的时候，也会听到“帝都亲们”的爽快呼声。陈年旧月，北京曾经有过不同的代指，如“京师”“京兆”“京都”，还有“首善之都”“天子之城”，现如今，唯有“帝都”这个尊号备受青睐，从故纸堆中飞升，登上了现代媒体搭建的交流平台。它左手拉着时间，右手拉着人物，大大咧咧做成了文章的题目。
不消说，堵车这事儿，与彼时彼地的帝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然而文字有一种神奇的呼唤力，它唤起了沉睡的记忆。这座已经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否应当向历史转身，拜访一下为自己奠基的往昔？当年皇城北京的大路上，是不是也会堵个水泄不通？过往的故人，行路匆匆，挂在脸上的是何样表情？光阴倒回100多年前，我看到了重访帝都的门槛儿。
亲眼见过帝都春秋的老人，时至今日，恐怕比从沙里淘出的金子还要少，说屈指可数，恐怕不夸张。2016年5月，一代文化宗师杨绛先生走了，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大清皇朝垮台的年份，距今百岁有五了。帝都和它的传统，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就寿终正寝吗？还是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往事并不如烟，遗容旧貌益发受到后人的怀念？
一条微信的标题，拨动了我忆旧怀古的神经。我喜欢重温帝都的那些事儿。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我出过一本书叫《京华遗韵》，借着西洋旧版画，回望西洋媒体初识的明清帝都。我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老图旧画，最珍贵的是几幅地图，它们是我居家的文化雅伴。今天，在写字台前，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问，“帝都当年堵不堵，你能不能给我个答案？”
作为东方帝国的中心，帝都曾如日中天，光照大地，又如北辰，众星拱之。对它的历史研究排山倒海，随便拎出个问题，相信导师们都能给出答案。古老的东西，在时代进步的滚滚车轮下，总会受到各种碾轧。当社会、政治、主流审美取向都视古旧为敌人，弃传统为垃圾，那么帝都的答案，整体上也是批判的、悲观的、无关现实的，值得传承的遗产，数一数甚为有限。地面上的古都，经年累月不被珍惜，已如珍瓷失手，破碎凌乱，寻找故人往昔京城出行闲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的地图之问，不知道会翻出什么答案。
转身后退的第一步，我决定去请教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泰斗、老北京的知音侯仁之教授。2007年，侯教授接受了一次采访，被问到他心目中的北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听到的回答，第一句很有底气，北京将“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任何城市都不能和中国北京相比”；第二句就有一点气短了，北京的“四合院拆得太厉害了，整个城市保护不了，皇城要保护下来”。四合院是城市民居的缩影，皇城是帝王统治的根基。前者是质朴的、民间的、环绕皇城的；后者是帝都的主轴与核心。两类建筑相辅相成，共同为整个京城奠定了基础。教授的回答显然对现状有所担忧，民间质朴的保护不了了，尽力留下以皇城为代表的帝都吧。
现状为何如此？往后再退一步，时间回到了2004年，北京刚刚推出了最新一稿的城市规划。这是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首都发展的目标蓝图，为达成共识，专家学者们整整苦干了一年。文件出台的时候，京城房地产新高潮正热气腾腾，蔚为大观。四合院的临终判决书——圆圈中一个“拆”字，老城中随墙可见，旁边还常跟着四言四句的宣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几句话是原动力。京城，像一列已经冲出了站台的动车，风驰电掣，谁也没见过这样的发展速度。奥运开幕前夕，大街上拉出时代气息更为浓厚的彩色大横幅——“建设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人文北京”。此刻，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城市需要的是新名片。帝都的建筑遗产四合院，既不科技，亦非绿色，仅凭着人文，在新名片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
其实，老城的心，一直忐忑不安。20世纪中期以来，北京曾经历了6次主要的城市规划，每一次都提出不同的发展主题，也对老城何去何从予以新的定义。1993年，一份关于未来20年的建设规划面向世界庄严宣告：北京，不但要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它永远是“著名古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次难得的安慰。规划中对旧城保护措施列得相当具体，例如，“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传统的民居是古都保护的重点之一，今后的新建，要“保持皇城内青灰色民居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群的传统色调”。城门城墙虽已拆除，只剩下了前门、正阳门与德胜门，但仍然可以“沿城墙旧址保留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形成象征城墙旧址的绿化环。原城门口的建筑应体现城门旧址的标志特点”。对京城中轴线的保护，规划写得景中有情：“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点”，“中轴南延长线，要体现城市南大门形象；中轴北延长线，要保留宽阔的绿化带，在其两侧和北端的公共建筑群作为城市轴线的高潮与终结”。
这个建筑规划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回应。那时的北京城，站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它抱着巨大的希望，力图找回自己昔日的辉煌。然而古老的城墙城门、街头牌坊已经随风而去；寺庙宫观年久失修，香客不再，人断烟绝；老四合院中见缝插针修建简易房，已经成了“大杂院”。当是时，到处吹拂的是四个现代化的春风，北京要加快建设，老城还有什么戏好唱？90年代的安慰虽然来得晚了些，毕竟让残砖断瓦看到了希望。
在此之前的“文革”期间，北京在百忙中也出了一版城市规划，时间是1973年。老城在此规划中被隆重推出，唱了一场大戏。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北京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高朋贵宾。长安街上新建起了北京饭店，建国门外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外交公寓。与此相配合，被毁坏的宫殿坛庙重新修复，关闭已久的保留景区重新开放。帝都留下的文化遗产，装上五彩灯饰，仍旧是城市开放中无可替代的亮点。
重温那一段岁月，有助于反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北京对待帝都老城的保护态度。1950年1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三服务”的口号，即首都要“服务生产，服务劳动人民，服务中央”，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引入轻重工业生产线。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基础的扎实，也直接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稳固，因为只有工业发展了，作为执政基础的工人阶级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60年代，不但京郊烟囱处处，老城区的王府宅门也塞进来各行各业的生产车间。记得我参加工作时的街道工厂，就是借了一座大宅院，旁边有一座精致的小庙，每天定时接受生产车间吹过去的滚滚浓烟。
帝都命运起伏坎坷，并非始于20世纪的下半期。往历史深处再退一大步，就回到了世纪的早期。正是1911年的革命，决定了帝都必定会被时代冷落。城市的每一步变迁，都意味着它的颓败。民国拆改的铁锨，急不可耐，仅仅一年后就插在了城头上。失去了主人的帝都，风蚀雨浸一哄而上，比人世还无情。它浑身都带着皇朝遗老遗少的毛病，谁会为“肿瘤”的切除手术给予文化的怜悯与超越理性的说情？
我的脚已站在了帝国的门槛儿上，再退一步，踩到了古都留下的老旧地图。这些泛黄的遗存，以点线涂画，平淡冷峻，每一张都是一段时间切片，是不可分割的整个城市的代言人。它们在等待我的到访，欢迎我的发问。一刀一刻，一墨一印，它们带着我，挖掘微信中呼唤着的帝都皇城。版刻的灰黄与辉煌
一张年深纸黄的地图，像一扇老旧的窗扉，挂在古书展厅不高的一面白墙上。我快步越过几个展台走到它的面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北京人都会觉得眼熟的古都城图，名叫《京城内外首善全图》（以下简称《首善全图》）。我和帝都的结缘，就始于若干年前看到的这张纸片。
那次展会，有关老北京的文图不少。原版印制的德国人爱德华·希尔德布兰特（Edward Hildebrandt）画的景山和大高玄殿，还有法国人画的皇帝先农坛春耕图，都是色彩鲜艳、画面细致真实。相比之下，《首善全图》不会是收藏人的首选。我是在京城外两里地长大的，脑子里有不少抹不去的旧城碎影。老北京的图像最容易拉住我的脚步，陪着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想象着。嗯，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上面的城楼高大嶙峋，宫殿雄伟壮丽，胡同疏密有致，大街宽阔通达，到处都是流光溢彩，红墙覆黄琉璃瓦，灰砖罩荫翳绿树。然而，这张挂在墙上的老旧地图，无色彩也无声息，近闻还散发出一股故纸堆的霉气，有它陪着，并没有让我生出比“人老珠黄”更多的浮思遐想。
这样的老图，还有什么收藏研读的价值吗？我转过身去，心想，可能没有吧。
今天的老北京，是镶嵌在新北京地图上的一部分。在过去一二十年时间里，新北京张开了双臂，以自己倍增的巨大身躯，把老北京热情地拥在了怀里。一圈一圈的环路和一个个新兴小区，把落地久远的“凸”字城阙簇拥在中间，又把里边一片片的街衢，由小胡同小院落改造成了宽大街道与高楼大厦。古都城图，年深纸黄新北京地图的中央是老北京
老北京也有不少保留节目，功能基本上是为新北京的娱乐、旅游、文化消费提供服务，点点滴滴地沉淀出现代繁华的历史深度。喜欢热闹的游客，在人流的裹挟下，参观着皇家宫苑、雍和宫、南锣鼓巷、恭王府；心性悠雅的忆旧客可以去欣赏一下京剧、怡情于朋友的四合院，或漫步护城河、皇城根儿。忠实的老辈人在家里捧着民国文人写下的古城岁时，80后、90后热衷的是一波波京韵丛书，还有古装电视剧中走来的皇上和格格、宅院大爷和烟云儿女。最奇妙的是手机里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最兴普通人写胡同记忆。还有回流的洋人旧照，涓涓细流，日积月累，把老北京散落在犄角旮旯儿里的家珍一件一件都踅摸回来，编排成了比博物馆藏品还要丰富的常年博览会。
这新图上的菊黄色是新北京，城区还在不停地向外拓展，老地界已经和新地盘融为一体，充满了时代的色彩与生气。如果不是定睛细看，新北京地图中的“凸”字，貌似已经失去了轮廓。谁还会留心古都地图，连重新绘制的二环路内城都已多年不见了！年深纸黄的《首善全图》，不但难以启迪想象力，看上去和这座现代化的都市也鲜有瓜葛。我在展台间逛来逛去，心里惦记着那张古图的最后归宿，它是跟着一位德国老书商来的，还要跟着东家回到旧仓库吗？几天的书展马上要结束了，收摊的那天下午，我又踱回到白墙前，老旧窗扉还在那儿挂着，显然，参展的人都和我一样，没有伸出热情的手。
不忍看它又将随书商西去，我把这张油印的纸片带回了家。若不是一时的兴致，珍图一定与我失之交臂，就像多次发生过的遗憾。
我相信流浪多年的《首善全图》暂寄居我家，有着某种缘分在牵连。并不是由于图上熟悉的地标勾起自己脑海中的童年碎影，也不是因为联想到读书时，身处陌生城市，地名生疏，找张老图好认认旧路。准确地说，此图画的并不是民国某某年的老北京，而是在天下仍属皇朝时留下的贡绘御制。和它结缘后，我开始收集帝都时代的老地图，而且慢慢发现了它们的文物价值，从过路人变成了挚友。
可别小看了老地图。虽然它们比不得今天的网络地图，只有一纸之轻，面子很薄，但是，它们胸中可以承载千山万水，足迹踏遍地平线上任何一个角落。人类最早与知识的结缘就有地图的影子。远古时代，绘图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掌控命运，它们可以把眼前看到的景象，以至看不到的想象，精简为线条，全部装进二维的有限平面。绘图成了保存记忆、沟通信息的工具。15世纪以来，西方地图大师，跟着那些冒险肌肉男的雄心与壮志，舰船开到哪里，枪炮打到哪里，殖民与贸易做到哪里，二维空间的笔锋就指向哪里。画在小羊皮纸和水印纸上的美图，还有刻画在墙上和地上的杰作，将最先进的天文、地理、航海、气象科技知识，融进了最前卫的绘画、制图、印刷及艺术创作。和绘画比较起来，地图的形象信息不一定那么生动、逼真，但眼界更加宽广，视角更加高扬。
城市老地图是图像人文遗珍中的一个品类，它们像摆在地面的镜子，照出人类聚集在一起，如何互为邻里、如何共同生活的影像。它们有时被动地反映着，有时又积极地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图化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理念与精神。在欧美的书店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大部头：彩图华章，以图壮言，解读一座城市怎样从小到大，一片一片地发展起来；如何经历过战争，享受过和平；帝王和他的臣工、建筑师、艺术家、政治家，特别是居民，如何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了城垣市貌，用自己的双手，为不同凡响的家园钉上了门牌号。泛黄的片纸、单调的墨痕，正好以特殊的方式留住了帝都不为人所熟悉的真实面孔。
既然我想通过地图了解帝王时代的北京，岁月就要被拉回到帝都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提起老北京，人们通常喜欢从3000多年前开始标榜，甚至可以追溯到周口店的“北京人”，老到地老天荒。不过那时的旧迹遗珍较少，图上已难寻觅。能够按图索骥看到的皇帝的都城，时间跨度应当有六七百年。如果以1153年启用的金中都作为一个起点，到辛亥革命大清皇朝完结，就是758年；如果从1274年元大都完工时算起，时间也有637年。因此，在“老”字前面，可以再加上一个“古”字，把帝都称为“古老”的京城。1911年再往下，才到了民国。前期北京仍是袁世凯与北洋政府的首都，后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京城被降格为“北平”。此年代虽然也老了，但不配“古”字的深沉，因之20世纪的北京常被称为“旧都”“旧京”，或者就是“老北京”。17世纪的世界地图，上面是天上的大神，地下是四季之神。亚非欧三洲挤在一起
如此，广义的老北京被我分成了三个阶段，即：远古时代、帝都时代和民都时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帝都时代是老北京城建设的时代，物质上和精神上承前启后，是连接今人与古人、朝廷与神州、东方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我想，没有帝都这一段，就没有被人反复吟唱的民国老北京。而没有帝都北京和老北京呢，也就没有奥运会徽画出来的那个新北京，在新世纪奔跑飞扬。
帝都时代和民都时代，哪一个为新北京留下了更为深厚的有形及无形的遗传？我认为是前者。就时间跨度来说，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十分之一，政治上的稳定性、经济上的连续性也和前者没法比。民都的北京，除了拆城就是消费帝都，连折旧都不提，新增投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缺少物质建设的地方，留下来的也多是怀旧文化与批判文化。不错，用了百年的时间，帝都的遗存日渐珍稀，城墙城门差不多全部变成了柏油路，牌楼老铺丢了落脚之地，四合院也被拆掉了十之八九。可是帝都时代的主体建筑——紫禁城、皇家宫苑和坛庙，还有一些历史悠远的塔寺、王府、名宅院，都还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年深纸黄的《首善全图》为什么会让人觉得眼熟？我想，应该是因为帝都北京的许多关键特征，如街道的格局、圈圈环绕中心、中轴路的地标定位、东西南北的城区特点，还有一些无形的城市理念，并没有完全离今世远去。我们常常感到遗憾，耿耿于怀，老城毁掉了太多，蕴藏的传统也随风而散。然而，更重要的是了解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那些还带有帝都建设标识的雄伟身躯！帝都北京是这样跑的新北京是这样跑的
帝都的建筑在民国时代做成了大学问，一谈到它就会提到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名字，以及他对帝都“出世记”的追根溯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梁先生对帝都的物质遗产给予了倾情描述，更深刻的，是他对京城蕴藏的文化传统做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的是它的许多不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艺术表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
京城历史上就是一座“全部配合”“全盘计划”“全部部署”的宏观之城！在梁思成的眼中，这宏观的处理正表现了伟大中华民族在建筑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它形成于帝都时代，亦超越了那个时代。梁先生接着说，对它整体的尊敬、保护、传承，将增强后人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说，一个城市，犹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传统，才能尊重它、传承它，携时同行，因时而变。100多年来，在新城建设高歌猛进的号角中，帝都在推土机下的命运就是毁和拆，文字堆砌起来的就是遗憾与侥幸。我们得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找到帝都诞生的历史起点，了解古城建设的开场锣鼓是怎样敲起来的。不知生，焉知死，不知建，焉知拆？换句话说，老北京不是民国人建的。我的寻踪之旅，是悄悄地潜入几百年前的老城建筑工地，窥探祖先们如何在燕山脚下，为后人打下这么一片地基。
这座建筑工地上，堆着的不是砖瓦沙石，而是一摞地图。《首善全图》只是中间的一张，起点还要往前再翻上几百年。我要约会的也不是建筑工程师，而是围着地图忙碌的另外一群人，他们是绘图师，是资助绘制的主顾，是图版的收藏研究者，也是带着地图东奔西跑的旅人。他们也许是历史名家，也许是永远找不到的隐身者。他们不善言辞，却最懂得地理，懂得用线条为我们搭起“全部配合”的帝都。
瞧，他们正沿着通州八里桥、六里屯、三里河向京城走来。是谁走在最前面，背着画架，握着画笔，准备为帝都绘制第一张地图？笔尖挑不开帝都面纱
21世纪的北京和以往的时代相比，长天和大地在人们的眼睛里是透亮的。靠着现代的传播工具，人们很有点自信，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天上的每一朵浮云，今天都即时实地掌握在多媒体手中。
回到16世纪中期，也就是明代开国200年后的帝都，北京在地图上可是一星亮点也没有。此刻有一束天光从西方打过来，俯瞰着古老东方帝国的大地。投影的光圈转来转去，最想照亮的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北京的紫禁城。但是，中国的老话说，天高皇帝远。路途遥遥是一个麻烦，对洋夷来说，更要命的是皇帝根本不允许他们上访北京。
西方的绘图师是没有相机时代的摄影师，他们想忠实地把帝都本相搬上纸面。面对七零八碎的信息，实在让人拼不出一座帝都的样子。就是在当时中国人自己画的地图上，京师也不知躲在哪里。扛着画架的地图大师们耸耸肩膀，一脸茫然。
说几朝中国人淡漠了自己帝都的地图制作，这一定不是事实。从金中都、元大都，到明代永乐皇帝修建的北方都城，没有地图，难以想象先人怎样完成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施工建筑。根据古书上的文字和考古挖掘，这些古都的格局都可以得到还原，也就是说，要看北京的轮廓图、设计图，追溯到任何一个古老的朝代都是可能的。例如，正方形的元大都，画出来准确无误，连每座城门都标得清清楚楚。只可惜，这些图都不是当世者的原作。我们无法推测，元代人会怎样画自己的都城，制图人是谁，从他们的笔尖刻刀上，也看不出曾流露出什么样的感情。
记录中最早的一张原作地图，是明朝人画的，时间可能是明代中期，它保存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收集了几张同一时期的地图，画的只是紫禁城里的简单格局，并不是整个北京。追溯中国人自己刻制印刷的第一笔，下面这张京城图可以说是始祖之一。如果追问那几个简单的问题，即此图是谁画的，为谁而画，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不过，有一点可据以进行猜测，即上面主要画的是皇家的存在，紫禁城、千步廊、天坛、先农坛，还有四面紧抱的城墙城门，绝不是为寻路人而用，也不是为了显示京城地理位置。它的画笔欲传递的信息很清楚：这里是东方帝国的都城，每一座建筑都代表着皇家的荣耀！元大都城复原图，注意：它的宫城不在城市的中心
那么，帝都全景到底是何时被何人搬上了地图呢？这个题目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东西交往大话题。首先我得去老地图的资料室翻一翻，而且应当先梳理一下，东方大帝国何时在图上捷足先登。
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贡献了第一张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1601年，他来到了万历皇帝的大明帝都，希望有机会拜见皇帝，地图是他自带的一块敲门砖。在这张地图上，“大明方舆”地界出现了，中间标出了“京师”两个字，很可能是帝都的名号第一次上了世界地图，然而不过只是名号而已。
欧洲人第一次在现代地图上指明中国的存在，时间可以往前再推60年，也就是回到大明嘉靖一朝。1541年，德国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把中国、鞑靼、日本一起编进了“托勒密”地理图集。这张地图的式样显得很怪，和后来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地图完全不一样，既没有经纬线，也没有玫瑰罗盘，东南西北没有标注，而且图样是梯形的（见下图）。可见，地图制作虽还没有树立统一的现代规范，对东方帝国的想象，就已经进入了西方地图师的工作间。西方公认的第一张指明了“Cathia”的地图
瓦氏的地图在西方影响很大，曾经的辽、金、元代统治的北部中国都画出来了，但南部是什么，梯形的图上看不出来。拉丁文“Cathia”这个词根，是来自马可·波罗的用语，看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前朝。以模糊概念推测，瓦先生点出的国名，正对着的就是元大都“汗八里”的所在地呢。
16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幅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抄袭品，“Cathia”后来变成了“China”，可是北京在哪里，没有一张图说得清。不论是“口”字还是“品”字形的城市，都不曾出现。1598年，在印度果阿的一位荷兰学者范·林斯霍滕（Jan H. V. Linschoten），凭着葡萄牙人的口头描述，绘制了一张带有南部中国的东亚、南亚地图。图上可以看到海洋浪花中翻起的鲸鱼海怪，在陆地上游荡着大象、犀牛和奇妙的四不像。就是充满异想的填图，西方人也揣摩不出把北京填在哪里，填成什么模样。
1625—1628年，有一张地图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被复制印刷，当时广为流传。这张图的依据已不可考，可能是明代人刊刻的《广舆图》或其他的舆图，被英国人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介绍到西方。其上写着“明皇一统方舆备览”几个中文字，明朝十几个省份在图上摆放得清清楚楚。但上面没有中文地标，拉丁文也不全，仍然无从寻找京城的线索。
大明的信息控制真是极为有效。终明一代，帝都地理的秘密，反正外人是没有猜到，地图大师的画笔，始终挑不开它紧掩的面纱。
到了1650年，明朝垮台已逾6年，南明小朝廷还在杭州挣扎。那里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位神父——颇有名气、留着黑长胡子的意大利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回到了欧洲。在阿姆斯特丹，他遇到了头发卷曲的地图制作天才约安·布劳（Joan Blaeu，亦译布诺），后者的作品《世界全图》已经名满欧洲。以卫神父带回的信息为据，布劳决定在11册全图中再加上一部：《中华帝国全图》，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用拉丁文出版。这是全世界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地图集，其中15张分别画出了明代的省份，另附了朝鲜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地图。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些地图，这部奇书还花心思逐省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在它小羊皮装潢的封面上，烫有金粉书标，每一幅地图都手绘着色，精致无比。我兴奋地在图集里翻找古老的帝都，噢，找到了，其中第四幅图的图标是：“北直隶及北京”。拿着放大镜，我仔细地看来看去，北京在哪里啊？上边根本没有！只有一个“顺天府”的地名，字号和其他城市的地名一样大。如果没读过明代人蒋一葵写的《长安客话》，谁猜得出来这里与帝都有什么关系！
卫匡国描绘的人物，都还戴着明代的乌纱帽，梳着揪揪头，布劳把他们画得很生动。1654年，卫匡国自己也在安特卫普出了一部大书，讲中华帝国的历史，三年内被翻译为7种欧洲语言，煞是轰动。但是他在书中附上的中国地图没有布劳的生动周详，也就没有后者那么有名。他把北直隶那一大片地方只是简单地标称“北京”，等于承认自己对那座刚刚换了主人的城市毫不知情。
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把一船一船的瓷器、丝绸出口到了印度、菲律宾，换回了大量的银子。他们知道朝廷有禁止出海的圣旨，但是，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蓝色的海洋，而不是关注北方寒冷的长城脚下。这些富有激情的海洋探险者，有没有制作地图？有没有试图对遥远的帝京表示一点纸上的敬意？
有的。加拿大的汉学教授卜正民，在他2014年出版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7世纪的例证。此图制作与传教士有关，利玛窦的形象也在图上北直隶及北京，帝都Peking有标题但图上找不着
这张以约翰·塞尔登的名字命名的地图（见下页图），是隐藏了近400年的一个传奇。确定无疑的是，它出自中国人手笔，教授认为绘制时间应当在1625年左右。我看到过很多面孔相似的国产老地图，大部分都要晚于这个时点。在图上，小圆框点出了上百个主要城市。然后，神秘的作者把画笔拉向东南，圈进了南海、东海及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爪哇岛、菲律宾、越南、“香料群岛”等等。就这一个地区看，它给出的信息量极大，同时代的利玛窦地图完全不能与之比肩。
这张图上让我感兴趣的信息，当然是帝都在哪里。看见中国北部一个较大的小圈了吗？里面写着“北京”。至高无上的皇城，在图上的小圈和字号，与中部的南京得到的待遇是相同的，相比其他省府，没有任何特殊地位。这就是沿海边民在纸上对京城表示的恭敬之意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拥有天下，我拥有海洋。如果明末的闭关锁国政策始终得到了坚定贯彻，很难想象中国人能画出视野如此宏大的亚洲地图。
斗转星移。欧洲地图制作的高手，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从德国、荷兰转到了法国，中国也从明朝变成了清朝。北京的地理位置以经纬度来科学测定，是法国传教士1710年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以其个人对西人知识和技巧的炽热追求，康熙把当时国人的地图测量绘制提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仔细查看了清宫档案，确认1708—1709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法国人已经完成了对京师附近长城的测绘，那么，对北京经纬度的精准定位，也就不是问题了。不过，康熙对地理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他幅员广大的帝国疆域之内，而不是自家的前庭后院。如果不是法国人当维于1735年留下一张新的《北直隶省》地图，我们不会知道，带着经纬度的“凸”字形“Peking”，已经出现在西方学者的面前。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倒是对自己的都城更为上心。因此，1750年，海望、沈源和郎世宁一起，为皇上制作了一张详尽的《京师全图》。图中有平面画线，也有三维的小图，宫殿王府、街衢庭院，一应俱全。原图共51帙，拼合排开，有14米长13米宽，印制成书，也要装订成17大本。这么大的城市地图，举世难寻。至此可以说，世界算是见识了东方都城的伟大气魄，不但有宏观的轮廓，而且细微至房基街角。塞尔登地图局部，大圈小圈里有一个“北京”
毋庸置疑，这部大作是清朝对京城图典的一大贡献。但是让人困惑的是，大图典的功绩虽彪炳史册，却一直被锁在紫禁城里内务府造办处的舆图房，直到1935年没见过天日，也没有得到专家的触摸观摩。皇帝的军机处、兵部的大员，终日乾乾，研究大清的海防图、塞防图、出征图、收复图，但是不知朝中要人如何看待首善之城舆图的功用，又怎样揣度别人拿着它能干出什么。这部大作被民国政府发现后，得到了一个恰当的名字：《清内务府藏京师全图》。被挑开了面纱的帝都地图，在自己的家中却仍见不得人，被内部人藏匿在黑暗中。《京师全图》此图标题为“北直隶省”，北京的地理位置（红色框中）已被明确标出
乾隆爷当年花了银子买戒备，把帝都地图紧捂在胸前，就是不让外人看到自己的底牌，似乎图上密麻麻的小区块里，真的藏着什么秘密。对此，人们或许觉得有些不解与可笑。如今活动一下指尖，就能得到任何共享的地理资讯，城市街景还有移动三维的展示，有什么秘密也保不住。然而，几百年前，地图上的信息就意味着情报，地理知识的保密犹如保卫今天的网络安全。地图可以画，但不与外人道，强盗就找不到进入帝国心脏的大门，天子之城就是一家一姓的圈圈围城。起码，朝廷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
18世纪转瞬而过，西方世界的自信已今非昔比。有了乾隆的京师地图做底，西方人不需朝廷的许可，也不必身在皇城，就可以制作精美的京城地图。他们的手艺有多么精湛呢？下面这张地图出现在1859年的维也纳，是奥匈帝国时期一座大学办的杂志《市政土木工程时刊》夹带的插页，作者是路德威戈·福斯特教授。请注意，1859年时，英法联军还在京津路上与清军的抵抗纠缠，亲眼得见帝都还要等上一年多。但是这张地图上的信息多么详尽啊，光注释就有185个，主要地标都被点名。清政府还以为帝都是军事上、外交上，特别是文化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堡垒，但在洋人眼中，它早已经是世界文化与工程中的一颗透亮的明珠。明珠值得给予最精美的设计与印刷。维也纳肯定不是印制类似作品的第一城，它提供了一个优秀样本。
19世纪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西洋、东洋列强，把京城全图上的信息情报利用到了极致。自从洋人住进了紫禁城南的公使馆，画张地图就不再是难事，他们不再需要地图大师的介入，新闻记者、写实作家，随手就能勾勒出京城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列强与大清朝廷每有冲突，北京的地图就会迅速登上欧美的报纸，钻进每一本纪实文学的插页中。不是笔尖而是枪杆，最终挑开了帝都千遮百掩的面纱，四城九门的真颜，从此被一点一点暴露无遗。
在明末帝都羞于见人的时代，西方有一座帝都正在大搞基本建设。既然东方找不到工作，绘图师们只好掉头回家。仍然是这些人的画架，仍然是他们的画笔，在西方的帝都找到了用武之地。福斯特地图，是教学与科研用图吗？巴黎的形象工程
世界上哪里是第一座最为开放的王城？第一张专为游客指路的地图产生在何处？答案是在16、17世纪之交的巴黎。
一座帝都的伟大，往往在于那里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皇帝。而帝都独特的性格，一定集中体现了帝王独特的性格。17世纪初的巴黎是伟大独特的，因为雄霸宫廷的是一位杰出人物——纳瓦拉王国来的亨利四世（1553—1610）。他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爷爷，于1589年登基成为法国的国王。尽管从未荣膺“皇帝”之名，但亨利四世为法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朝代，即影响深远的波旁王朝，至今西班牙国王还有波旁的血统。在亨利统治期间，现代法国开始崛起，开辟了北美殖民地，他后世被法国人称为“伟大贤明”的国王、“亨利大帝”。
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亨利四世与明朝的万历皇帝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帝王主宰。首先得声明，此时的北京城如果撩开了自己的面纱，“伟大”这个词是不会跑到西方去的。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世界，仍然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大明的都城还沉浸在内敛守成的氛围中，而欧洲已在砰砰叩击新文明的大门。万历皇帝在乾清宫闭关锁国、心灰意懒的那20年，亨利正踌躇满志、大干快上，他决定打开巴黎的大门，对自己的都城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巴黎建设的一个历史起点，恢宏与浪漫的种子，此刻正撒在塞纳河畔。世界上的地图大师听到了巴黎的召唤，纷纷涌向那里。对他们来说，画张旅游指路地图只能叫找到了工作，真正的事业，是服务国王的伟大抱负，绘制一座伟大都城的建设蓝图。
城市地图本身就代表着新文明，它意味着市民的自我意识有了觉醒，在乎我是谁，我住在哪里，我的家园有什么个性。在亨利登基前的1572年，德国人首开风气之先，两位大师，乔治·布劳恩（Georg Braun）和弗朗茨·霍根伯格（Franz Hogenberg），完成了一部《世界城市风貌》地图集，展现了全球546个市镇的多视角画面。其中，王者的都城格外耀眼，它们好像男人角斗时头顶的大帽子，夸张浮华，就是要掀起大都市的震撼。这样的地图集，显示出城市选址的微妙，各城领袖的骄傲，无意中刺激了城市间的攀比与竞争。
登上法国王位的亨利，当年走出皇宫，放眼看看巴黎，这座城市真是没有任何伟大可言。由于连年的英法战争，古城缺乏修缮，到处破败不堪、臭气熏天。巴黎人整天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被穷困追逐着，毫无生活格调和品位。我们以世纪之遥旁观，可以说与大明的万历朝相比，巴黎一出场就灰头土脸，输在起跑线上了，而且已经输了100多年。不过，那时没人知道东方这座帝都到底在哪里，也没有多少人信得过马可·波罗无图无真相的描述，亨利的压力并不是来自天子之城。1572年乔治·布劳恩和弗朗茨·霍根伯格笔下的巴黎，城中还没有巨型建筑
亨利愤怒的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被人小看。国王在内心发誓，一定要摘掉巴黎头上散乱破旧的帽子，换上“伟大都城”桂冠。新巴黎，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天堂”，有着“神话般的境界”，让所有的人在它面前“惊喜迷恋”，世界上将“没有其他任何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总而言之，亨利要让世界见识见识伟大的法国和法国人。如果那时拉起街头横幅，“巴黎精神”恐怕会写成：“让王权的荣耀，精心打造罗曼蒂克的市民生活！”这是亨利的形象工程，也是他为老百姓选择的理想家园。巴黎的口号喊得全欧洲都听到了，巴黎人也确实脚踏实地地这么干了。用了几十年时间，世界城市排行榜的桂冠终于落在了巴黎的头上。它一时风头无二，原先的光荣都城都被它甩在了后面。
这座城看起来占地面积并不大，中间隔了一条大河。说是王者的都城，可是并没有老北京那样圈圈护佑的中心，它的伟大在何处呢？
让我把它与永乐皇帝朱棣修建的北京城做个对比。帝王苦心孤诣修建都城，中国和法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法王亨利请来了专家精英，对他们言听计从，这样的用人智慧，也是明成祖修建北京城的最佳实践。还有，比拼人力规模，追求城市壮观，中国的皇帝也绝对不输法国的国王。有一幅版画，把卢浮宫前施工的匠人都微缩成搬运米粒的小蚂蚁。然而太和殿前，中间御道的丹陛石，上刻九条蟠龙，只这一块石头的搬运，就把卢浮宫所用的全部物料人工比下去了。再有，沿着塞纳河，国王要求把平行和交叉的大道拉直，多画十字街头，便利交通。这件事儿，永乐皇帝是不是做得更漂亮彻底？
通过建筑的对比，看到的是都城的一方表象，但还没有说到巴黎人自认为的伟大。京、巴两座城，有各自的伟大，但这两种伟大有所交集，又有根本不同。东方的皇都，是皇家的形象工程，追求的是建立皇朝完美的城市秩序；西方的王城，也是帝王的形象工程，倾心打造的是浪漫的都市风情。美国作家琼安·戴冉引述了亨利王朝法国人自己对巴黎风情的解说，我把关键点总结如下：16世纪末的巴黎地图（Bullet-Blondel Map），可见城中尖塔林立国王亨利四世宣称要对都城进行革命性的规划改造。按照他自己、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三代国王的意志，改造后的巴黎将无比富丽堂皇、豪华壮观。它为富人和穷人创造了共享的公共空间，为世界前所未见。人们在这里寻欢作乐，沿河边漫步，到公园懒散，去小店里淘宝，听剧院里的抒情，无处不生活，无处不消费。连当时的贵族都惊呼：为了夫人一时的炫耀，我还没出巴黎，已被塞纳河边的小商店赚去了所有的银子，回家时两手空空。整个欧洲都在涌向巴黎，向它致意，这里是浪漫挑逗的奇城异境。
这一席话的前半段，可能也适用于永乐的北京城，但后半段，就差之千里了。
王者之城巴黎，不是速成之功，实际上经历了祖孙三代国王的孜孜经营。特别是那位手持权杖、肩披王蟒、斜腿而立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他的指挥下，最终成就了巴黎放纵浪漫的生活。“唯美奢华”在这里是一种追求，倾囊消费，不但不受指责，而且是一种时尚。公共建筑，如1606年完工、架设在塞纳河上的“新桥”，上面修了观景区，允许人们表演杂耍，摆摊贩卖，优哉游哉，谈情说爱。反正你过不过河都没关系，贵族可以在这里显摆，穷人也不妨求得一时的解脱。实际上，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就肇始于巴黎。路灯、咖啡馆、夜生活、人行道，所有这些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还有群居的大公寓、聚会的大公园、香榭丽舍大道，投资在公共设施上的大手笔，百年中不胜枚举。就这样，巴黎创造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商业文化和生活态度。
外省和欧洲来的大批游客，都跑来给国王捧场。他们来了就着迷，迷了就不愿走了。以往巴黎和北京一样，围了一圈城墙，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旧时代的遗风，命令把它们都拆了。在地基上修了什么？北京人听起来又挺耳熟：环城公路，任何人进出巴黎都无拘无束。和明末的京城相比，巴黎规模还是小了点，但它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万，很快就要打平对手城市伦敦的纪录。
当此大潮，人们第一次发现，他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件新的必需品。什么呢？地图。薄薄一张纸，能够告诉人们哪里有文化品位，到哪里去逛闲街，哪里能发现好餐馆，到哪里聆听歌剧，在哪里可无虞窥探贵族的浮华。城市地图的黄金时代到来了，画地图的得到了推崇，卖地图的小贩都赚到笑逐颜开。
帝王主导的“形象工程”成就了巴黎伟大的名声，也为王者自己竖立了雕像，赢得了身前身后名。亨利四世的功德就不用说了，他孙子路易十四也因建城而留下名言：“我要知道所有事情的所有细节。”这是他在巴黎城建大工地上说的，被认为是帝王勤勉敬业的经典。但也正是这座炫彩之城，风光了近200年后，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这些烈性子的巴黎人！他们追随国王，建浪漫城市，全球瞩目；搞城市破坏，反抗专制统治，同样举世闻名。把好好的道路翻起来，修成路障，在城市里打巷战，就是他们的发明。那幅激情四射的革命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视线最低的地方，就是惨不忍睹的路面。城市革命的浪漫带来了浪漫的城市革命。这样的两种情绪，定义了18、19世纪之交的巴黎。
到了19世纪中叶，即1850年前后，巴黎经历了又一次官方主导的大改造。这一次，最高的指示来自皇帝，即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前面操刀的技术官员，是巴黎市长欧仁·奥斯曼（Eugene Haussmann）。他延续了巴黎消费城市、宜居城市的传统，拆掉了一大半不符合新口味的老旧建筑，扩建了中心辐射式的道路，拓展了城市的边界，壮大了巴黎城市自治的力量。但是这次的“形象工程”收获的一半是掌声，一半却是臭鸡蛋。尤其是看着旧城被推倒，市民们高声抱怨道：可惜了，可惜了！这不由让人联想到21世纪北京上空回荡的声音。1865年的巴黎地图（Galignani Plan of Paris），“新桥”还是中心，但小得快看不见了
与这次改造相连的，还有地图的一段悲惨经历。缘起是奥斯曼如此得意自己的市政改造，他决定把旧日的巴黎地图如“Bullet-Blondel Map”和改造时的规划图嵌刻在巴黎市政大厅的内墙上。糟糕的是，这座市政厅1871年成了巴黎公社闹革命的对象。愤怒的群众把对第二帝国的无能和对战争失败的怨气，撒在了一切可以打砸的城市建筑上。他们冲进市政大厅，不管三七二十一，捣毁了墙上的巴黎旧地图贴面。在人民的政治狂热面前，“形象工程”化为一地碎片，国王的荣耀被当成文化垃圾扫地出门。
伟大的城市通常孕育出伟大的文化。如果不是遇到了革命性的、暴烈的挑战，传统文化会被珍视，世代相传。其实就算不幸被革命或外来势力冲击摧毁，伟大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复兴自己的生命之泉。巴黎证明了这一点。暴力革命，早已被巴黎人挥手作别，而亨利祖孙三代打造的“包罗万象”的伟大，还散发着宁静幽远的浪漫香氛，熏陶着巴黎市民，也感染着到那里体验城市开放文化的游人。伦敦：建出自我
说完了巴黎的老地图，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哦，想起来了，不能忘掉“双城记”，英吉利海峡对岸还有巴黎的老对头——伦敦，那里地图记载的城建，我们也必须去看一看。
回到17世纪，对巴黎树立的现代城市楷模，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肯定是听也没有听说过。伦敦距巴黎只有不到500公里，巴黎闹出的动静，这里的人们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对“桂冠”之城却不以为然。有共同文明基因的这一对姐妹双城，历史上却秉持不同的城建价值观。20世纪的一位史家评论道，古典主义的巴黎创造了许多建筑奇迹，但那是在国家权威主导下取得的“伟大”。这种权威不但体现在建筑上，也渗透到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就连市民放纵浪漫的生活，也不够人性化，因为环境包含了较少的随性、较多的慷慨赠予，还有宏大的阵势。英国人的想法是，巴黎的一切很美妙，但是，不要企图出口到对岸。
那么，伦敦又有什么样的建城理念呢？游客来到泰晤士河畔，第一眼的印象，可能觉得这里的街道不够直，老建筑也不够霸气壮观，和巴黎的老街区差着一个档次。多年前，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直到读了几位先生的笔下漫谈，才摘掉了孤陋寡闻的有色眼镜：伦敦原本是罗马人建立的贸易河口小城，从来没有要成为王者都城的规划。事实上，在这座城市里早先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遵循任何高傲的权威。它也不能算是纯粹的英格兰人的城市，因为上千年来，它曾受到过不同民族的多次浸染。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座重要的都城，是自然生长与能力扩张的结果，历史上甚至还拥有过世界第一城的美名。各种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萌生的土壤，包括践行约法、议会政治、君主立宪、互不服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经济、文化、艺术领潮的实验，总是首先在这里掀起波澜。这座城市的精神，简而言之，就是活出自我。
这些话，首先定义的是方圆一英里（约1.6公里）的伦敦城。一座城市要活出自我，肯定首先是建出自我。1666年伦敦城烧了一场大火，烧得焦土狼藉。有人说，要不要我们清理完场地，也按照巴黎的样子，做个统一规划，重修一座城，把街道拉拉直，确立一个市中心？设计、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是城市规划的坚定支持者，甚至他把规划都做出来了。伦敦城一年一任的市长们也差点被专业人士的意见所感动，弃旧从新。但决策者们明白，这样的美意其实执行不了。因为城里土地权是私有的，要拉直道路，占据民居，那得征得多少人的同意啊？再加上市政没有预算税收，哪有法国国王那样的钱袋子？而民间集资的财力不足，也难以统一投资安排。整体规划还是拉倒吧，各自负责把自己的地盘重建，还是比较靠谱的选择。结果，就出现了今天伦敦金融城的景象。那里不要说街道不直通，街边的楼房都是里出外进，七拐八扭，找不到像模像样的楼面设计，也没有一座公认的中心地标建筑。
建出自我的城市，并非一个时代、一个帝王统一号令、“一刀切”拆除老房子，或者设计一个雄才大略的规划，就能建出楷模之城，创造一条街区的辉煌。不但伦敦城要屈就市民自决，大伦敦也听不到统一号令。其实，伦敦顶着王室名号的地方多得很，如国王街、王后街、摄政王街、王子街等等。摄政王街算是最风光的了，但比起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却是又短又不直。巴黎建城留下了帝王名言，伦敦留下建筑大师名人堂。你到英格兰银行大楼的外面，可以看到建筑设计师约翰·索恩（John Soane）的雕像，圣保罗大教堂也只是以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为自己的建筑之父。归功于某某伟大建筑师的作品，星星点点，散布在城里不同的地方。
我这样介绍，并不意味着伦敦与巴黎谁的模式更佳，只是表明，双城都是特立独行，文化与生活态度不同，都市面貌也不同。岛国帝都“建出自我”，最怕的就是遭遇“所有权”挑战，虽然没有爆发过“巴黎革命”，伦敦城建的麻烦一点不比王城“形象工程”少。而且，由于没有国王的权威保护，不满的臭鸡蛋就可以随时扔，不高兴谁就扔谁，而不必等到大革命才去浪漫地发泄。2006年我在伦敦观看了一个伦敦老地图展，感触之一，就是地图曾被伦敦人当成了臭鸡蛋，在城市改造突飞猛进的维多利亚时代，淋漓尽致地发泄着市民的各种不满。画给1719—1720年伦敦城市长的老地图。右边是伦敦城，左边是威斯敏斯特城，刚刚连成了一片，可以看出城市不方不圆、无中心的特点
英国人对历史有一股特别认真的态度。在那些容易被人遗忘的锦灰堆里，他们总是能倒腾出先人留下的物质或精神遗产。推出几百张老地图隆重大展，是大英图书馆把馆藏故纸打扫了一番的成果。这样的展览在英国是头一次，世界上可能也不多见。其展品数量之丰富、视野之宽广、绘制之翔实、角度之尖刻，居世界之巅峰，令人肃然起敬。真可谓，滚滚泰晤士河东逝水，在图书馆里，任凭地图来诉说。
展览有地图也有版画，把时间拉开了几百年。最早的伦敦地图非常简略，出现在15世纪，到了18世纪，出现了一个制作的高峰，时间上比巴黎已经慢了一拍。伦敦人也有过街头闹事的时候，但到了19世纪，城市就被浓浓的进化伦理气氛所包围，城市建设开始跳跃式发展。
维多利亚女王于1840年开始当政，到1901年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接位以及之后的10年，正好契合了大清风雨飘摇、一朝覆灭的70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东征西讨，列强狼狈为奸瓜分世界，搞得大清京城七窍生烟。那么在大英帝国自己的帝都，同一时期发生了什么事呢？地图展告诉我们，伦敦借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城市改造。但地图和版画不但让人看到了城市旧貌新颜美好的一面，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是变迁中旧城的哽咽、市民痛苦的呼喊、传统生活在消失中战栗，形象地说，是伦敦如何被急速发展搞得七窍生烟。
譬如，有一张地图，显示伦敦在19世纪的中后期，城市面积呼啦啦扩大了一倍。今天在伦敦西区、南区看到的大片外墙考究的居民楼，有的是用红砖，有的是用白色波特兰石砌就，入口带有高雅门廊与精美的砖雕石刻，就是那个时代堆积起来的建筑。这些维多利亚式房屋，现在都是一级、二级列表保护的建筑，不许拆，不许更改外立面，更不许加层。这个扩张速度，放在21世纪的北京，可能并不出彩，但发生在当年，真的很可怕。好在伦敦的媒体登出了漫画，斥责由资本撑腰的伦敦发展商，组织“砖头与烟囱大军”，像冷峻无情的士兵，与传统上恬静无争的农田牧场开战。大军横扫过来，树木、麦田、山野、小河，绝无还手之力，只能统统让地。新绘制的地图上，绿色的大地，一片一片改变了颜色。
还有一张伦敦人口分布的地图，显示随着砖头与烟囱的进军居民街区结构迅速发生的重组。小中产，还有马克思同情的“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正在填满新建的城区住房。跟踪而至的是城市的拥挤、贫民区滥觞。在移民聚集区，例如犹太区、中国城，疾病开始肆虐，空气污染严重，到处浊水横流。贫富两极分化，交通无端拥堵，传统社区和建筑被蔑视或践踏，衰微破败。几乎每一种城市丑相噩梦，后面都默默跟着一幅幅地图和版画，它们是在举牌，为不能逃脱的罪恶做证。展厅里有一张版画，一个骷髅一样的身躯独坐孤舟，在阴晦的泰晤士河上茫然漂流，不知所终。有君子说，形象信息往往比文字更有力量。一旦文字疾呼加上形象冲击，再加上地图的准确界定，对于伦敦罹患城市病的任何反驳，都失去了立足的空间。
图像留住了历史的记忆，伦敦人没有忘记前辈为城市现代化做出的牺牲。同时，图像也在帮助追溯，100多年来，为了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城市到底做出了哪些改善。例如，1891年，伦敦出现了一张地图，作者是一位绅士，叫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他听到社会主义者声称伦敦有25%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的环境中，对此，布思开始并不相信比例有那么高。他决定自己去找到数据来证明，并绘制一张财富分布图。结果，他证明了这个数字是30%。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财富地图，使用了7种颜色，分别表现贫富在居民区的分布，精确到标出了伦敦中心区每一栋房子里住着的家庭条件如何。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概念，什么富人区、贫困线、房价指数，就这样在一张地图上被创造了出来。今天的伦敦，仍然会借用地图来表现这些概念。2012年，《金融时报》沿用布思先生的方法，做了新时代的调查，绘制了一张表现房价现状的新图。把这张图对比当年的布思地图，发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报纸的编辑评论说，100多年的财富创造，布思努力求证的问题却依旧存在。同时这也说明，被称为“议题地图”（thematic map）的老地图并不过时，它们会不时被请出来，衡量人类在发展与完善的道路上前进了多远。
19世纪的伦敦，并没有受布思地图的影响，走上“颜色革命”的道路。它选择的道路，是以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改善，特别是用人性之笔，缓缓地在城市地图上涂抹，希冀把分明的颜色变得合光同彩。地图展告诉我们，涂抹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建立起了具有协调权威的市政机关和自治组织。19世纪80年代，伦敦有了第一张行政地图，上面标示出新设的城市管理机构：伦敦县级执政厅，行使分区自治权力。在市政机关的主导下，大笔民间投资与工业技术开始引入城市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着城市的公用设施。有一张地图，画的是城里的下水道系统重建，自来水与污水处理功能得以大大改善。这里还有最早的燃气管道铺设图、电力系统运营图，它们记载着发明如何转换为技术，再由工程师、建筑师的手，变成了城市的动脉系统和消化系统。另一张令伦敦人深感自豪的地图是地铁路线图。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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