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华：民国名媛的华丽与苍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伴随》编辑部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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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华：民国名媛的华丽与苍凉试读：

关露：饱尝冤屈的红色女特工

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编辑时，苏青也在上海办一本名为《天地》的杂志。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关露和丁玲关注的则是劳苦大众等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没有经历特工生涯，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可是，自从她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人办的《女声》，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杂志，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

俗话说，同行是

冤家

张爱玲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后来之所以叱咤风雨，可以说是与苏青的一手提携分不开的。张爱玲的文章在《天地》是常青树，在作者栏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由此对苏青也是感激涕零。

苏青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作家，张爱玲说她“天真的单纯”。为了卖书，她亲自跑到大街上叫卖，和小贩讨价还价，颇具男子汉气质。可是，面对同行的竞争，苏青坐不住了，她不喜欢关露的《女声》，于是就在她的《续结婚十年·苏州液夜话》里写道：“秋小姐（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指沈志远），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女声》，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关露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做过美容，隆过鼻子。假如不美容的话，关露的鼻子，确实有点塌，关露当时之所以整容，可以说是为了完成特工任务的需要。关露的美容照片，还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封面上，替某家美容院做广告宣传。可是，就像苏青说的，关露的美容没有做好，以后经常“出问题”，到了老年的时候，关露又由于鼻子的问题，被人怀疑得过性病，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面对苏青的冷嘲热讽，关露没有说什么，她没有关注这些女人之间的八卦斗嘴，她的心里，只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如何完成党交给她的特殊工作。冤家

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编辑时，苏青也在上海办一本名为《天地》的杂志。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关露和丁玲关注的则是劳苦大众等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没有经历特工生涯，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可是，自从她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人办的《女声》，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在她主编《女声》期间，虽然上海处于战火交接的时期，她办的这份杂志，每个月的销量还是达到了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声》，苏青的《天地》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是写反压迫小说《结婚十年》出名的，她这份《天地》由于是在当时的日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资金支持下创刊的，汇聚了张爱玲、胡兰成等描写小资生活的文章，标榜生活情趣，它面对的人群主要是生活中高档的小资人群，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所以，当时这些作家被定性为海派文人。

张爱玲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小写手，后来之所以叱咤风雨，可以说是与苏青的一手提携分不开的。张爱玲的文章在《天地》是常青树，在作者栏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由此对苏青也是感激涕零。

苏青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作家，张爱玲说她“天真的单纯”。为了卖书，她亲自跑到大街上叫卖，和小贩讨价还价，颇具男子汉气质。可是，面对同行的竞争，苏青坐不住了，她不喜欢关露的《女声》，于是就在她的《续结婚十年·苏州液夜话》里写道：“秋小姐（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指沈志远），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女声》，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关露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做过美容，隆过鼻子。假如不美容的话，关露的鼻子，确实有点塌，关露当时之所以整容，可以说是为了完成特工任务的需要。关露的美容照片，还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封面上，替某家美容院做广告宣传。可是，就像苏青说的，关露的美容没有做好，以后经常“出问题”，到了老年的时候，关露又由于鼻子的问题，被人怀疑得过性病，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面对苏青的冷嘲热讽，关露没有说什么，她没有关注这些女人之间的八卦斗嘴，她的心里，只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如何完成党交给她的特殊工作。

情念

王炳南是关露的第三段恋情中的主角。1938年，关露在上海曾借住王炳南家里，之后王炳南去了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两人时有书信来往。直到1946年，关露终于结束了隐蔽战线的工作，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关露像回到妈妈身边的孩子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欢畅和踏实，她给王炳南发去了电报，王炳南欣喜若狂，准备立即乘飞机去见关露，行前他想将此事先向党组织汇报一下。当王炳南喜盈盈地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的办公室，把自己和关露的恋情告诉这位如兄长般的老领导时，周恩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他很仔细地听，偶尔插进一个问题，大部分时间是沉默。

事情要回到1945年9月，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有关组织获悉到一份国民党当局惩办汉奸的名单，其中，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是在为党工作，但社会上的人们并不清楚，国民党指控关露是“文化汉奸”，而当时王炳南是做外交工作的，时时要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党组织从大局考虑，决定劝说他们中止恋爱关系。

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王炳南犹如落入万丈深渊，内心充满悲哀，他拿起笔给心爱的人写信，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远在淮南的关露。

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之后，关露，这位坚强的女性，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毅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解放在即，1949年的春天，关露来到已解放的北平。不久，她便给廖承志打电话。

廖承志接了电话，知道是关露，赶忙说：“关露啊！你找不到证明人了？快来，我做你的证明人。”关露如约见到了廖承志，向他汇报了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策反李士群的情况和在《女声》杂志搜集情报的情况，廖承志听后告诉关露，你要相信党，党了解你就是了。关露听了廖承志的话，心中踏实了许多。廖承志还说，你原来是写诗写小说搞文学工作的，现在还回来搞文学工作，干本行吧！当时廖承志便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让关露去找周扬分配工作。

周扬见到廖承志的信后，将关露分配到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三部，任文学组组长。

1949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和中共代表团一道，也从西柏坡迁到香山，协助周恩来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谈判。

关露知道王炳南住在香山，便去看望他。

两位昔日的恋人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在王炳南的房间里，关露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暗自流着泪。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对他的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爱吗？她能再向他叙说她心灵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情感都是来自她对他的思恋吗？

不！不能！他早已经向她提出断绝恋情关系，她理解他是从革命大局出发，她理解他是个重感情更重党性原则的人！她理解他们的关系是历史造成的爱情悲剧！

炳南给关露倒了杯茶，放到她旁边的茶几上。“那，喝点水。”他低声说。

关露看看茶杯，望望炳南，她心头原本深藏着沉重的悲痛，现在却把一丝苦涩的笑挂在嘴角上。炳南明白她脸上苦涩的笑容里，包藏着她内心难以磨灭的痛苦。

像关露这样一位文学创作上有才华的，早已打出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当时有必要派她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吗？他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至今，关露的头上，还有“文化汉奸”的阴影！它断送了一个作家，也断送了他们的爱！他实在痛心疾首！“全国都要解放了！”王炳南平静了一下心绪说，“在为共和国诞生的斗争中，我们都曾经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地奋斗过。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出生入死，尤其是你，一个柔弱女子，竟然敢于深入虎穴搞情报工作，真可以说连生命都不怕献出去！一想到这些，关露，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吗？”听了炳南的几句话，关露掏出手帕擦掉自己脸上的泪痕，精神振作起来。

王炳南从兜里取出一支墨绿色派克金笔，递给关露。

关露接过笔，怔怔地望着王炳南，她完全忘记了有关这支墨绿色派克笔的事。当时，关露到处寻找这支笔也没有找到，后来便渐渐地忘却了。王炳南的提醒，才使关露恍然大悟。这是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送他自己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时，连签名的笔也一块儿递给了他。

现在，关露把这支墨绿色派克金笔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抚摸了一阵子，把它又递回给炳南：“它已经跟随了你十二年，你就留下用吧！”“当作家的，更用得着嘛。”“送给你吧，就算是个分别纪念物吧！”王炳南把笔收下了，但他神情有些凄楚，语气却十分坚决：“忘记过去吧！新生活在等待我们，新中国在等待我们去建设！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想个人！”关露慢慢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低声道：“不过……”关露欲说又止。炳南怔怔地问她：“不过什么？”“不过，”关露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只怕我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还是把过去忘掉吧！”王炳南又重复了一遍。可关露呢？她忘得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情与爱吗？1945年日寇投降，王炳南害怕关露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嘱托夏衍把关露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炳南怕她缺钱花，几次托人给她带钱去。危难之时，炳南总惦记着她。他每时每刻都在实现着他对关露的承诺：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炳南，”关露极其真诚地说，“我可以忘掉我们的关系，自今日以后，至死，我也不会再来找你。可是，你所给予我的那些难得的呵护和爱，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心底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今生今世只怕都会深植在我的生命中，我能忘吗？这份真挚的情，留在我的心中，几年、几十年、直到死，谁能把它抹掉呢？”“不，忘掉过去吧！”炳南第三遍说这句话，语气更坚定。同时，他答应关露把过去她写给他的信还给她。这是关露昨天在电话里要求的。“关露，”王炳南极其真诚地说，“重新开始生活吧！我希望你能得到更幸福的婚姻，把生活安排得更美好！”关露微微一笑，也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会的，放心吧！不过，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只在乎是否曾经拥有。我，曾经拥有过，这就够了。”那天，他们分手时，王炳南一直把她送到山下，送到香山的山门口。关露和他握手道别的一瞬间，望望那只紧握的手，想起十二年前在上海南京路上她也握过这只手，那次是暂时的分别，还有未来好期待，并且生出了一段永世难忘的恋情；这次握过这只手，却是永久的诀别，没有未来好期待。

关露从香山山门口走出老远老远，回头看看，王炳南还站在那里，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她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在熙来攘往的尘世中，我从心底里祝福你：别了，朋友！好好珍重！祝你幸福，祝你一生平安！

关露一向言而有信！从此，三十多年，不论她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直到死，她都没有再找过王炳南一次！从此，她关闭了心灵中爱情的闸门，不再爱任何人，也拒绝任何人之爱！直到她的生命终结！

关露在香山与王炳南见面那次，曾经向他说到，她在上海搞情报工作时她的领导人张大江的情况。炳南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反映给李克农同志，于是他和李克农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情况，为关露约见了李克农。

李克农一见关露，便说：他曾经叫扬帆打电报调她回来，在中央情报部门继续做情报工作。那时，关露在大连，流动性很大，没有接到扬帆的电报。李克农听取了关露的详细汇报，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关露全都一一做了解答。这算作党的情报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对关露的一次审查。对审查的结果，李克农和关露都很满意。

后来，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77年4月10日，关露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现在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河，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怎么玩法？等等。因我在六二年用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叫《河畔春光》，没有写好，现在想改一改，写成儿童读物，以教育后代。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手连笔都拿不住了，她无法写作了。

1982年8月，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她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结论，了却了这一最后心愿后，关露于同年12月5日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喧哗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郑苹如：怀揣明星梦的正义刺客

郑苹如（1918—1940），浙江兰溪人，中日混血儿，民国名媛，革命英烈。

郑苹如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获法律学士学位。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同盟会，支持孙中山。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国民党上海地区负责人、“中统”特务陈宝骅关系甚密，交往频繁，因此成了陈宝骅工作上的帮手。母亲是日本人木村花子，武士家族后人，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婚后曾经移居中国，改名为郑华君。郑钺与木村花子先后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她的名媛身份和大家闺秀相貌让该封面大获好评。上海沦陷后，由于陈宝骅的关系，郑苹如秘密加入中统，成了中统的女情报员。她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曾一度被她深深吸引，她打算绑架此人，希望借此结束中日战争，后被上司制止该计划。她曾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76号特工总部首领李士群瞒着丁默邨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3岁。

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其遗言有两个版本，一为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另一个版本为：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

郑苹如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与姐姐、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直到11岁时才随母亲回到上海。她曾就读于上海市北中学、大同中学及民光中学，学生时期的她不仅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而且聪明好学、兴趣广泛，还喜欢柔道及演话剧。

1931年3月12日的《国画时报》，刊登了一幅郑苹如演出时的剧照。由此，郑苹如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校园明星”。

郑苹如也确有过明星梦，她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等上世纪30年代大紫大红的大牌女明星。当时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很有名，一些男女大明星都在那里拍明星照。每当看到王开照相橱窗内摆出大明星的漂亮照片时，她就会驻足欣赏。进入大学以后，郑苹如还曾通过朋友，想到当时上海有名的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但其父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断然否定了郑苹如当演员的要求。演员当不成，明星梦无法实现，她转而迷上了拍明星照，她时常到王开照相馆模仿一些明星的姿态拍照，有的还被陈列在了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内。

郑苹如虽然出生在日本，并有日本人的血统，但她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同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有关。郑苹如时常跟着父亲进出同盟会老朋友于右任、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的家，父亲的这些老朋友都很喜欢郑苹如，视同自己的女儿一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奋力抗击侵略者。在这场上海保卫战中，郑苹如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为负伤的将士们洗衣、倒水、擦脸。郑苹如还自己花钱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传单，与同学们一同到浦东张贴和散发。在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文艺演出中，郑苹如自编自演的话剧《抗日女生上前线》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1937年春，郑苹如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春季班。23岁的她正坠落在甜蜜的爱河之中，打算秋天与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小队长的未婚夫王汉勋到香港旅行结婚。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郑苹如积极支持抗战，除了捐钱捐物，还帮助未婚夫王汉勋为战友家属做事：一些航空战士在与敌机作战中牺牲，家属需要帮助与慰问，郑苹如就带上礼品一户一户登门探望与慰问。

1937年11月11日，晚6时左右，正在伏案撰写抗日话剧剧本的郑苹如忽然听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她的名字，郑苹如打开门，来人是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航空作战大队接到命令将于午夜西撤，王汉勋深知，这一别也许将永远天各一方，为了再见郑苹如一面特地赶来。王汉勋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他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面写着：“亲爱的苹如，留念！永远爱你的汉勋。

”他紧紧拥抱郑苹如，说：“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结婚！”随即驾着吉普车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驻守上海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则成了“孤岛”。

自“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打响，上海社会各界开始组建抗日地下机构，郑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察官，转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则称辞职在家养病。与此同时，郑钺同盟会时期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统实权的陈果夫找过郑钺，与其商量特邀郑苹如加入中统地下抗日组织之事并获同意。

陈果夫特邀郑苹如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是因为郑苹如有日本血统，从小生长在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家属中与日本高层人物有来往，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习惯，加之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是打入敌人心脏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陈果夫通过特别的途径把郑苹如介绍给本家亲属、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让其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团体”中来。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幢法式洋房内（这是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郑苹如在这里接受培训，掌握了收发电报、射击、密写等特工必须具备的技能。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一边四处搜罗走狗汉奸。1938年1月起，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诱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名单中，就有郑苹如的父亲郑钺。

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持贵重礼品“拜访”郑钺，“邀请”他担任正在筹建的伪司法部部长，被郑钺以患病为由拒绝。

此时已加入抗日组织的郑苹如正伺机打入敌人内部，故“自告奋勇”地表明愿替父亲为他们“工作”。凭借从小生长在日本，加上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日本人对郑苹如有一种亲切感，凡与郑苹如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郑苹如在“日本人社交圈”里如鱼得水，建立了获取情报来源的途径与渠道。

郑苹如先后结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她时常主动同他们“聊天”，约他们在日本俱乐部喝咖啡、喝清酒，还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听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郑苹如很快可以自由进出日本驻沪军事部门等机构。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见郑苹如漂亮、聪明，便邀请郑苹如做他的翻译，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日本军事报道部新闻检阅室还特聘郑苹如为日军新闻电台的播音员，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郑苹如更是“关爱有加”，时常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进带出，许多日伪高层人物视郑苹如为片山的私人秘书。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得到一份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想以此通过外交谈判逼日本退兵。

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无奈之下，近卫文麿只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在1900年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还专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对日本驻沪的头目们来说，近卫文隆想不想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百般焦虑中，早水想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

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带到一家酒店客房“软禁”。计划由地下组织派人，通过水路把近卫文隆带出上海。

没想到，总部收到郑苹如“得手”的电报后，却复电马上“放人”。原因是近卫文麿在日本算是“温和派”，担心一旦把他逼急了会变向强硬派一边；另外，绑架其子未必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致使更多无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面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家”，并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日本头目们才放下心来，认为是虚惊一场。

1939年8月底，一个星期六晚上，日本驻沪“总领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郑苹如应早水亲重之邀赴会。

舞会上，郑苹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抢着要与她共舞，郑苹如则有请必跳。在这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她的上司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

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再次发出绝密加急电报：“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大佬们的注意。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会投敌、当汉奸。但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后，重庆方面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

刺杀

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叛国，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曾任中统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和原中统干事李士群在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领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呈上了他们组织伪特工机构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日军方面的全力支持，并成立了“特务工作机构”，地址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一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网罗到一起，组成了一支汉奸队伍。

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和丁默邨与土肥原进行了秘密会谈：承认丁、李的特务组织为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同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汪精卫任命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即将成立的伪政府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从此，丁、李特务组织成了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暗杀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铲除丁贼成了当务之急。

郑苹如接到总部命令，要她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丁默邨，以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郑苹如深感责任重大，她明白，想除掉丁必须了解他的行踪、生活规律与爱好，要掌握这一切就必须接近他。好在郑苹如时常出入各种重要社交场合，早已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5月末的一天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举办了一次高级别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后举行了晚宴，郑苹如被安排在贵宾席包房，与丁默邨等日伪头目觥筹交错一番之后，丁默邨对郑苹如立时有了“好感”。临别，丁默邨主动提出送郑苹如回家。

丁默邨没有直接把郑苹如送回家，而是带她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交谈中，郑苹如得知丁默邨曾是她在民光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而当丁默邨得知郑苹如曾是民光中学学生时，就对郑苹如特别“亲切”，两人由此“称兄道妹”，开始了交往，丁默邨隔三差五约郑苹如跳舞，喝咖啡，吃大餐。

然而，丁默邨每次带郑苹如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保安十分严密的场所，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要行刺他非常困难。有时说好去巴拿马舞厅跳舞，最后去的却是大华舞厅。有一次，郑苹如约丁默邨到一家他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可车刚到咖啡馆门口，丁默邨马上让司机驾车离去，郑苹如问他为什么，丁说，他发现咖啡店附近有三个神情不定的人站着，按他的职业习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总部不断下令催促，要求务必尽快动手。但要想在公共场所行刺丁默邨显非易事，想来想去，郑苹如等人决定，在郑苹如家门口行刺丁默邨。

8月14日，丁默邨约会郑苹如，郑苹如随即安排人员潜伏在郑家附近。晚上10时左右，天空突然雷声隆隆，狂风四起，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风雨中，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停在了万宜坊弄口，这是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的轿车。郑苹如下车后对丁默邨说家里没人，希望他送她到家里，丁默邨一听，深感这是一个“良机”。但正当丁默邨打算下车时，忽然透过车窗看到有几个黑影向汽车走来，狡猾的丁默邨马上命令司机开车。

轿车在风雨中迅速启动，快速离去。埋伏在附近的除奸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丁默邨的汽车消失在风雨交加的夜幕中。

12月22日，丁默邨约郑苹如去虹口一个朋友家聚餐，郑苹如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上峰，上峰决定让郑苹如以要丁默邨送圣诞礼物为由，骗丁默邨到静安寺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大衣，伺机刺杀丁默邨。

那天吃完午餐，丁默邨陪着郑苹如来到西伯利亚皮货行。然而丁默邨刚进入商店，马上转身道：“你自己挑选吧！”他将一叠钱朝郑苹如手里一塞，匆忙奔出商店坐上轿车。

砰、砰、砰……一阵枪响，子弹打在防弹车窗上，丁默邨再次逃过一劫。

这次刺杀行动的失败，引起了丁默邨对郑苹如的怀疑。

1939年12月25日，圣诞节，英法租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郑苹如家里却是冷冷清清，一夜没有睡好的郑苹如在房内精心打扮着自己，因为晚上要赴丁默邨的“约会”，她要单枪匹马去执行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下午5点钟，郑苹如身穿一套深蓝色的套装，脚蹬一双黑色靴子，外披一件红色长大衣，腰夹一只白色小皮包，梳一个长波浪发型，脸上施着胭脂口红，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走出家门。出门时，她双眼定定地看了看自家的这幢房子，表情中流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神态，随后朝弄口走去。

郑苹如走到弄口，丁默邨的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弄口侧面马路旁，一见郑苹如，丁默邨马上露出一副殷勤的谀态，郑苹如刚跨上车，发现后座上已坐着两个打扮时髦而妖艳的女郎，郑苹如惊讶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她知道，自己被“绑架”了。

轿车刚停在沪西舞厅大门前，二十几个特务急忙围住车，丁默邨下车就挽着郑苹如朝舞厅走，这帮人簇拥着他俩走进舞厅。在丁默邨预订的席位上，已有一位时髦女郎坐在那里。郑苹如注意到，舞厅内走来走去的各类人员中，有不少人都用眼角注视着她，每条走道、每扇门旁都站着一些行踪怪异、神态高度紧张的“陌生”人，更让郑苹如感到异常的是：她是沪西舞厅的常客，而今天舞厅内的男女服务员好像特别多，其中不少都是生面孔，他们只是在舞厅内走动，根本不为客人端茶倒水，这一奇异的场景，让郑苹如感到丁默邨是早有布置的。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郑苹如深感很难下手，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露出破绽。郑苹如心里有些着急与不安，手枪放在小白包里，一动包就会引来身旁那些女郎们的警觉。郑苹如灵机一动，提着小白包朝厕所走去，两个时髦女郎急忙亲热地跟着郑苹如一同进入女厕所，郑苹如关上厕所门，迅速从包中取出手枪藏入靴子边沿内，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

舞会开始了，优美的乐曲声中，丁默邨邀请郑苹如跳舞，故意把郑苹如带到离座位较远的舞厅大柱边，使郑苹如看不到自己座位上放着的包，跳舞过程中，两个女郎紧紧围绕在丁默邨与郑苹如的身旁。

一曲舞毕，郑苹如回到座位，假装要补妆，打开包，发现自己包内隔层的拉链被动过，知道包已被坐在身边的女郎检查过。为了使丁默邨放松警惕，郑苹如利用跳舞间隙频频向他敬酒，想乘他放松警惕的一刹那干掉他。但老谋深算的丁默邨每次都是礼节性地略微抿一口。一招不行，郑苹如又生一计。当丁默邨抱着郑苹如跳到舞厅一处大柱后时，郑苹如乘丁默邨向前迈步时故意脚步往后慢移，丁默邨的脚正好踩在了郑苹如的右脚背上，郑苹如马上“哎哟”一声，随即蹲下揉脚，想趁机从靴子内取枪。然而丁默邨马上紧紧握住了郑苹如的双手。就在这时，围着丁默邨跳舞的两个女郎快步过来，把弯腰的郑苹如抱住，并趁机在郑苹如的腰间摸索。

郑苹如回到座位，依旧同丁默邨说笑，一副若无其事、轻松而又矜持的样子，但内心却非常的不安，深知在今天这种场合除掉丁默邨几乎没有可能。为了不留下物证，郑苹如又以上厕所为“掩护”，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大手绢，将手枪包在里面，特意在地上弄脏后从厕所的窗口扔到外面。

郑苹如回到座位后片刻，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丁默邨的心腹林之江匆匆走进舞厅，把丁默邨叫到舞厅大门口耳语了一番。随后，丁默邨又微笑着走到郑苹如身旁坐下，并与郑苹如干杯。舞会结束，郑苹如上了丁默邨的车，后座上，仍旧是两个时髦女郎把郑苹如夹在中间。

车在夜幕中快速奔驰，路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丁默邨的车后紧跟着两辆吉普车。当汽车开进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和平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停下时，郑苹如一切都明白了……

十天后，郑苹如又被送入了76号，这是上海人都知道的杀人魔窟，凡进了76号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等待着郑苹如的是灭绝人性的逼供与摧残。

就义

郑苹如被关进了76号的囚室，但因为丁默邨事先打了招呼，并未受到虐待。

丁默邨并没有直接审讯郑苹如，而是让李士群派人去找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我女儿做得对。我以有这样的女儿自豪。”郑钺义正词严地对李士群派去的说客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丁默邨请出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去见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你是天皇的臣民，希望你不要忘记帝国大业，尽快劝说你丈夫到汪精卫那里去任职，如果这样，我们可以释放你女儿。”“作为日本人，我为自己的国家侵略中国而感到羞耻，我怎能劝说我的中国丈夫来为侵略事业出力？至于我女儿，她已长大成人，她知道自己该怎样做。”碰了一鼻子灰的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色相。他只想把她关一个时期，煞煞她的性子，然后再放她出来。

然而有一个人必欲置郑苹如于死地。

这个人就是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她恨郑苹如，不是因为郑是中统派来刺杀她丈夫的特工，而是她认为郑“抢走”了她的丈夫。她悄悄地找到林之江，对林面授了一番机宜。

郑苹如又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37号的“和平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内（林之江兼该路司令）。这个行动非常机密，连丁默邨与李士群也被瞒过了。

赵慧敏的第二步，便是授意林之江找机会杀害郑苹如。

1940年2月，星月无光的一个晚上。

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郑小姐，丁先生请您去谈话，请马上动身。”她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出于少女爱美的天性，她仔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对着小圆镜，把略显凌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走吧！”她昂然上了黑色的小轿车。

囚车在刑场的一座小土坡前停下，十几个身穿黑色棉大衣的便衣特务匆匆打开车门跳下车，如临大敌般端起枪站在后车门的两旁。两个便衣特务把披着长发、两手前铐的郑苹如押下了车。

郑苹如被两个特务押到了小土坡前，郑苹如身着金红色的羊毛内衣，外披红色的皮大衣，挂一根鸡心嵌有照片的黄金项链，手戴一枚钻石戒，天生丽质和漂亮的穿着，使她此刻站在黑夜的车灯前，如神话中的红衣天使，美丽动人。

郑苹如非常平静地站着，内心却思绪万千；她不是因为自己将要死亡而流泪，而是舍不得离开自己年迈的父母、弟妹、朋友和恋人；她渴望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她盼望着抗日的早日胜利，能和心上人进入婚礼殿堂……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将要永远、永远地离她而去……

临刑前最后一分钟，郑苹如用手揉了揉吹散在脸上的头发，随后整了整衣服，苗条的身体挺了挺，脸部又再次仰望天空……

枪声划破了死寂的夜空，震荡苍穹，抗日女英雄郑苹如凄艳地倒在了血泊中，一个美丽的身躯在这恐怖、寒冷之夜香消玉殒……

郑苹如被枪决后，据传重庆中统局曾为她开了一个追悼会。抗战胜利后，借国民党政府审讯汉奸的时机，她的家人曾向法院鸣冤控诉，由此“刺丁案”再度流传开来。1946年11月16日郑苹如之母郑华君为丁默邨杀害郑苹如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原文如下：

为凭借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窃氏先夫郑钺，清末留学东瀛，加入同盟，追随国父及于右任院长，奔走革命有年。辛亥、癸丑两役，先夫皆躬与其事。民国二十四年授命上海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七七事变猝发，先夫悲愤万状，沪淞沦陷即杜门谢客，而敌伪深知其为人望，欲借以为号召，对之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先夫大义凛然，矢志靡他，亟以雪耻救国谆谆教导子女。子曰海澄，投笔从戎，效力空军，与敌周旋之后竟尔成仁，完成其报国素志，女曰苹如，由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二十六年承嵇希宗介绍，加入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天职。丁逆默村、李逆士群均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专以捕戮我方爱国同志、献媚日敌为事。熊剑东曾为丁逆逮捕，熊妻与苹如共同设法营救。苹如前肄业民光中学，时丁逆适长是校，苹如借此关系，故得对丁逆虚与委蛇，冀从中获取便利。由是探悉前高二分院郁华庭长、前一特地院钱鸿业庭长之被暗杀，皆由丁逆为厉之阶，盖欲破坏我方在沪整个法院也。该逆向苹如曰：汝父任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亟宜参加和运，若不识时务，勿谓七十六号无人，行将夺取汝父生命云云。苹如闻之愤不可遏，当诉由先夫以情密陈司法院在案。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郑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办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伯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丁逆由是痛恨苹如，欲得而甘心焉。卒于是月二十六日将苹如捕去，更有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与逆谋，极力主张应致苹如死命，苹如遂及于难……

同年12月27日，杭州读者张振华致函《大同报》，提供了郑苹如被捕后的一些情况。他说，杀害郑苹如女士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冬，其时丁默邨任苏浙皖肃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正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兼特工总部部长（伪维新政府亦有番号，类同之苏浙皖绥靖委员会，部长为任援道）。肃委会下分四路，番号是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司令王天木，第二路司令何行健（在好莱坞舞厅被刺），第三路司令田会林，第四路司令林之江。郑女士乃林之江由沪西舞厅绑回，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均备有德国自来得手枪。绑回后并不动刑，审问数次，最后由丁默邨亲自审问。据说丁逆与郑女士尚有师生之谊，此次系郑女士指挥地下工作同志数人，行刺丁逆未成被捕，在沪西忆定盘路37号软禁一月左右。郑女士之死全系丁逆主动。

张振华在信中接着说：（丁默邨）当时己身行动不自由皆系谎言。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周佛海不过挂个空衔而已，生死权皆操于丁默邨之手。后因郑女士不肯妥协，丁默邨命令林之江执行郑女士之死刑。刑场在徐家汇过火车站之荒野地方，其时林之江之卫士不忍下手，命中要害后，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方始毙命。死时穿着金红色之羊毛内衣，外披马皮大衣，胸前挂有金链及一鸡心金质之照片，大衣及金链等物归林之江取去，提出三百元作为公积金。此一代可敬可佩之郑女士，被丁默邨一纸命令而致香殒玉消。今审奸工作尚未完成，特提出一点数据，作为参考。文字之拙劣，在所不计，聊代郑女士一伸奇冤，并加丁默邨之罪也。

1947年7月5日，火炉南京。老虎桥监狱内，被关押的大汉奸个个大汗淋漓，尽管环境恶劣，但被炎热煎熬得疲惫不堪的他们都昏昏入睡了。下午2时，监狱南面的一间囚室的铁门被打开，杀害郑苹如及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双手沾满鲜血的大汉奸丁默邨，被押上了监狱的刑场。

检察官：“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丁默邨低着脑袋：“丁默邨，四十五岁，湖南常德县人，家住上海愚园路1010号。”检察官：“你因何案被押？”丁默邨：“因汉奸案被押。”检察官提高声音：“本案判你死刑……你有何遗言留给家人？”丁默邨脸色苍白，颤抖着身体，无力地道：“没有。”检察官命令法警：“将该犯丁默邨执行枪决！”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丁默邨罪恶的一生。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另一位哥哥郑海澄在1944年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木村花子）女士在日本投降后迁台，由其三女儿奉养，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2009年6月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福寿园为抗日除奸女英雄郑苹如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郑苹如的英灵终于得到了安慰。

凌叔华：以明慧的笔在所见及的世界里发现一切

凌叔华（1900—1990），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是近代闺秀派代表作家和文人画家。

9岁那年随父旅居日本，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父亲到天津就职，于是举家居津。请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辅导，半年后，通过了该校三年级考试，1918年秋，插班到第十学级学习，与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蒋云、梁岫尘等成为同班同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凌叔华是班里中文最好的，被选为女师学生会的秘书，在学生上街游行和演讲时，她负责写计划、标语和演讲词，并为蒋云、许广平主编的《醒世》周刊撰稿。

1920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5年初，她的成名小说《酒后》在陈西滢主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

1926年6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审查书画专门委员；1927年，与陈西滢结婚；1928年在日本研究日本书画；1929年起，任职于武汉大学；1935年应邀为《武汉日报》创办《现代文艺》副刊；1946年，定居欧洲。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讲授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后定居英国。

凌叔华的创作，长于对女性的描写，善于表现心理，亦真亦幻的情感时在心中流淌，时又随风飘逸，令读者酣迷；语言清新隽秀、温婉细腻、妩媚浪漫，独具“闺秀派”之风。她的绘画起步早于文学，也很有成就，曾多次在国外举办个人画展。

文学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散文集《爱山卢梦影》，自传体小说《古韵》等。

六岁的时候，凌叔华在自家的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为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七八岁时，她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美丽的燕大校园，一年四季洋溢着诗情画意，创作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她的灵感，于是她常挥笔作画，让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笔之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熟稔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凌叔华将绘画当做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上世纪50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先后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30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让洋人一睹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最令凌叔华难忘的是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作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俶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朦胧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美学家朱光潜1945年在《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一文中对凌叔华的画，做过精到的论述：“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多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谧静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用。……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齐白石也十分欣赏凌叔华的绘画，他在看过她的《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凌叔华虽然爱画，但“文学”也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就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

1929年，凌叔华随丈夫陈源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努力创作，还主编《武汉文艺》。193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凌叔华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成就，是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或《古韵》AncientMelodies）。这本书是在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指导下写成的，于1953年由伍尔芙和她丈夫创办的霍加斯书屋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并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为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其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

凌叔华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外，还有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1960年，马来亚青年书局）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英文系教授。陈西滢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了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

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尔访华，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俩人就此相识。

此时，陈西滢在教课之余，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并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他以精准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此时，文才出众的凌叔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很有分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是北大教授，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陈西滢对凌叔华，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

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中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事来，一定会气得坚决拆散这对鸳鸯，于是打算等到自己大学毕业后再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商量，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

这位说客果然了得，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风头正健的教授，他对陈并无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出发，不愿与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合流，但经不住世交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终于达成姻缘。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筵上，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出身于英国文学世家，姨妈是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母亲瓦内萨·培尔是一位著名美术家，父亲克立夫·培尔是戏剧批评家，培尔本人来华前是英国成名诗人。1935年，年仅27岁的他就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邀请，来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朱利安和学校约定任期三年，七百英镑的年薪，武汉大学和庚子赔款基金会各付一半。朱利安担任了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每周十六个课时，课务很重。朱利安初到武汉大学时，经常光顾陈西滢家，从而与女主人凌叔华相识，朱利安与凌叔华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话题，相识仅一个多月，朱利安即写信向母亲宣布，他已经狂热地爱上凌叔华：“亲爱的瓦内萨，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对俩人的关系，凌叔华一个字也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在给母亲信中的“一面之词”。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想取得好的结果很难，两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最后因被陈西滢知道而终结，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朋友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身负重伤，他在临死的时候喃喃自语，像是在告诉救护人员：“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死亡往往造就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与朱利安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经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很多的机会接近当时最负盛名的这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自然乐于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然而，徐志摩与凌叔华一直含含糊糊地交往，保持着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关系，这种似雾里看花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知己关系维持半年以后，徐志摩便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征服。于是，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拿错信”事件发生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陆小曼的丈夫王赓同时前往看望徐志摩，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的时候，就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

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大惊失色。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便离了婚并回到北京，并很快与徐志摩结了婚。

后来，徐志摩的好友蒋复璁回忆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番话说明凌叔华只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

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尽管凌叔华自陈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但徐志摩与她情同手足，知己知心，让她对徐志摩心存一份难忘的相思。这份相思爆发在凌叔华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中的一段文字中：“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但在徐志摩逝后，她们却因徐志摩的一个“八宝箱”交恶，“八宝箱”事件也成了中国现代文人交往史中的一桩尽人皆知的“悬案”。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是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在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当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托她保管。此时，箱子里比上次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也按徐志摩所嘱，以日记方式记录下了自己对徐的思念。不过据凌叔华证实（这说明凌叔华至少浏览了箱中的日记文稿，而是否得到徐志摩的允许，则不得而知），陆小曼的日记中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既有骂林徽因的话，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他有一个装有私人日记及和女友们往来书信的小箱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个“八宝箱”。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人自然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得到箱子是为了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而林徽因则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她亲自登门到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要，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徐志摩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回信给胡适，同意把八宝箱交给他，并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得到这个箱子后，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但凌叔华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她声称，她交出了全部东西，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凌叔华发现最后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八宝箱”今在何处？由于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成为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但“八宝箱”事件却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因为这一事件交恶，从此再不往来。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第二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远居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古语有说叫叶落归根。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干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28间房子是她的嫁妆，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幼稚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西滢合葬……

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自然而然。

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

——沈从文她的文字有点像英国十九世纪的女小说家珍妮·奥斯汀，书中的人物也和《傲慢与偏见》中的相仿佛。——叶公超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韦斯特作为收藏徐志摩情感日记的女人，凌叔华也有自己不曾公开的文字花园，而今，机缘巧合，人们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珍贵日记手稿。虽无从得知她全部的内心世界，却仍可以窥见一二。这些未曾全部公开的日记，如涟漪一般，在她的内心，舞出涟漪，荡漾，扩散，直至遥远无边的心海边缘，消逝，如同飞鸟，虽然天空无翅膀的痕迹，却早已飞过万水千山。

自恋，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失恋了——那种深深的自恋。伴随着一次感情的结束，或者说中止于一段情感，我重重痛苦和迷惘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对自己的怀疑，我怀疑我是首先失落自己才会丢失爱情——我赖以寄托自己心灵的一种虚妄的遐想。我意识到所有的感情的失落在于自己的故步自封，将自己围困在一个圈子里任人宰割，任感情这种魔兽的无情吞噬，而我在不自觉中乖乖地俯首就擒，竟乐不思蜀。

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堕落，依赖别人犹如放弃自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在于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关注它的存在方式，再凝重一点的表述叫做理想。一个失去了对自己生存价值的基本评估兴趣的人，其生命的意义仅仅是活着，而不是生活。基于具体的生活氛围，生命意义的体现可能受限于客观环境，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境遇也往往激发一些人的主观觉醒，而这种觉醒本身就是一种自恋，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自恋并不是贬义，它是促进人们不断求索的一种原动力，人，应该自爱。

于是矛盾出现了：许多人以为，过于自恋的人必然狭隘于自我感觉，从而屏障了自己的发展，而不自恋的人才有益于进步，与外界圆融。

我不以为然。

比如爱情。

爱情是永恒的，但永恒的不是固定的相爱主体。否认这个原理，如同否认人可以不吃饭一样的可笑。爱情本身受制于思想，情趣，环境的不断变化，甚至心理或生理的审美疲劳的影响，爱情的可变性是有其客观合理成分的，不变的爱情是契约。

然而，把握爱情，力求使之长久一点儿的唯一条件是自爱，同时包含着某种自恋。自恋是一个人把握爱情态度的基本前提，一个为爱而放弃自己的人，基本上也是随时有可能遭遇失恋危机的人，尤其是女人。

爱的过分了，通俗的说叫做爱得过于自私，将对方的潇洒空间给予的不够宽泛，他累了，几近窒息。爱，犹如自由泳，我似乎限制了对方换气的机会，或者说我没有给自己这个机会，被爱情窒息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对方。我犯了不自恋的错误，在爱中首先淹没了自己，才死死地抓住爱情本身，结果是必然的。

一种爱情，一次爱情，只是阶段性的条件的吻合，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何况主观的情感本身。爱情，犹如一场游戏一场梦，游戏的是心灵，或者说心灵的游戏。真正的玩儿家在于必胜的信念，自信是必胜的前提，所谓的自信应该涵盖了对自己的合理评估，以至在这种评估结论下的不断完满和提升——永远占领制高点，爱情是一场单向的追求，非此即彼。而自恋才会有被追求的愉悦，爱别人永远不如别人爱自己来得踏实，喜欢玩味痛苦则另当别论。

总之，一旦失恋，唯一的医治痛苦的方法还是自恋——去你妈的，自有留爷处，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必须承认爱情使人落后，失恋使人进步，而且要真实的进步着，超越从前，而前提是需要自恋才能走出自己。

有句话：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但体会没有，姑且相信。事实上，现在看来这只是爱情轨迹的一种，今天我更相信的是，有一种爱情叫亲情。爱确实不能否认它本身的发展规律——由热情到激情到温情。每一种过程的过渡，必须爱情的双方共同的把控，既要说明心态又要倾诉感受，所谓的真诚，不仅表现在呵护，更要表现在坦诚。过渡是一种蜕变，犹如一些动物的蜕皮过程，这样形容不一定贴切，但确实有一种裂变的因素。往往，爱着的双方，不能同时同态理解，这样就会产生误解，曲解了人性自然的心理、生理状态，从而曲解了爱情本身。由爱而恨，就是这样形成了。很好的过渡，在于把浓浓的爱情转化为亲情，也许少了激情下的动容，但是多了温情下的关爱，将对方亲人一样的置放在心里，冷暖慰藉是自然的。心里想的，不再是对方的情话，疼爱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平凡而容易忽视。看似淡了情绪，其实深了感情，却，有所不知。

不论哪种爱情，真爱是什么？喃呢私语，绵绵情话，终究是情绪的碰撞，抒发的情感，仅仅是欲望，爱欲、情欲。不抒发的情感，才是感情的厚重。但这种爱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狂热阶段，否则亲情的成分就不够真实，摆脱不了情绪的苦恼，一旦没有苦恼的爱情才是双方的深刻了解和信任，甚至没有猜疑和嫉妒。于是亲情般的内敛着思慕，这样的爱，绝没有痛苦，是爱的极致。

爱情，一旦成为亲情，爱是什么？是对方深夜出行是否安全的恐惧和担心，是对方憔悴时萌发的一丝怜惜，甚至是对方大碗吃饭时的一种快慰，除此，平平淡淡。

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爱使爱潜移默化，于平和中淡定平常，一万年太久，刻骨铭心。

张爱玲：倾情之笔，倾城之恋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出生于上海，现当代著名女作家。

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生母黄逸梵上世纪20年代曾出国留洋，学过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等都熟识，又深受五四新潮的影响，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张爱玲生长的这种家庭，既给了她得天独厚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修养，又使她形成敏感而又冷漠、孤僻而又实际的性格。

张爱玲的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年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由于1942年香港沦陷，所以没有等到毕业就回到上海，给《泰晤士报》写英文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约稿，写了散文《我的天才梦》并获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的三四年是她的创作高潮，作品多发表在《天地》、《万象》等杂志上。

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但是抗战胜利后即告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期间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小说代表作有《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作家天赋。三四岁时，母亲就教她吟诵诗词。聪颖的她，一首诗词念不了几遍就会背诵。她读古典诗词有很好的悟性，读一首小诗往往能心有灵犀仿作一首。７岁左右张爱玲就能写小说了，看她那信手“涂鸦”之作，往往叫父母亲乐得手舞足蹈。

张爱玲９岁那年，有一天她信手画了一幅漫画，母亲说好，父亲也说好。她把漫画投给了报社，几天以后，从报社寄来了５元钱稿费，她高兴得跳起来。爸爸妈妈说：“这些钱就随你支配吧。”她兴冲冲地跑到商场，买来了一支丹琪唇膏，令父母亲哭笑不得。

张爱玲上中学时，文学天分已充分显露出来了。她所在的学校是上海玛利亚女校，当时的学校有一种文学校刊叫《国光》，张爱玲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书评和论文。其中有一篇《霸王别姬》写得悲壮豪迈、慷慨激昂，直令许多男儿叹赏，其文辞灿烂，也令许多文豪赞叹。

13岁那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觉得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通俗小说。有一天她真的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袭人、晴雯等，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

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张爱玲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一个是“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传奇”。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但仍然顽强地打出了一片天地。胡兰成原本有个发妻叫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胡兰成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这样的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当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胡兰成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猎物。

1944年初春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张爱玲的《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了与作者相识的意愿。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这次杂志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马上去找苏青，要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向来不轻易见人的。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希望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他们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发现张爱玲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太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的样子不像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一次倾谈已让两人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却有种莫名的好感。

次日，胡兰成便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间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不安。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很快，他们恋爱了。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为张爱玲惋惜。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做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所谓的“汪伪政府的汉奸”；她似乎也不在乎胡兰成有妻室的这个事实，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也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是由胡兰成所撰。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胡兰成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1944年，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觉得自己恐将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次国和家真的连在了一起。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这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不久，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但胡兰成既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天性风流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如果娶她，就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自己不愿重蹈覆辙。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正式一次婚礼，似乎张爱玲根本不存在。张爱玲一无所知，仍写信给他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无比错愕，她以为自己和胡兰成的爱情是不可动摇的，但现在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只是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末日”也来了，他知道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叫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这一路，胡兰成就又搭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然而，此时张爱玲竟一路寻到了温州。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

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天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她自己倒像个“第三者”。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目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张爱玲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没有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二人的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20世纪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与张爱玲复合的念头。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寄望自己也可以翱翔在英文文学的天空中。

1956年3月，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那里从事写作，同时寻找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的机会。在这个美国优秀作家聚集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鲜明，知识张爱玲与赖雅渊博，谈吐洒脱不羁。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热爱自由的他并不适合婚姻，便与笃信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没有一人愿意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在他65岁的时候遇到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5月的时候，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飞速进展。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日，也就是他们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但是张爱玲似乎注定没有安稳的运命，新婚仅仅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中风发作，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从而分散了真正的文学创作的精力。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之后，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对赖雅的依赖却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

张爱玲为了谋生和发展，在婚后的第五年，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机会时，赖雅忧心忡忡，觉得她将离他而去，也就等于她将抛弃他而远走高飞。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国，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此时的她，也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睛因溃疡而出血，而写作又要靠眼睛，每日的熬夜，使眼睛的状况更加恶化。

病情好转的赖雅来信催她回去，说是在纽约找了一个公寓小套间，她一定会喜欢。此时心力交瘁的她，归心似箭，再也不能待下去。在3月16日那天，赖雅写道：“爱玲离港之日”。张爱玲写信告诉他，3月18日到达。他迫不及待，3月17日就到机场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又和女儿菲丝在机场，看到久别的爱妻，赖雅欢喜万分。

这时，赖雅比以前更依恋张爱玲，有一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回家，发现她不在家，觉得很寂寞。到了掌灯时分，她还不回来，他便焦虑不安，打电话给牙医，甚至要警察局搜寻。一天，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加不便，在这期间又中风了几次。后来，赖雅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照料。她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对她而言，写作是最高的追求，而此时却只能放弃写作，把时间全都浪费在充当护士和保姆的平凡生活中。

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将头扭向墙壁，并让其离去。过去，赖雅总是要让别人在生活里因为有了他而欢乐，如今他受不了别人因他而难过。1967年，赖雅在张爱玲的身边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与电影有着一段延续至今的“不了情”。《不了情》（1947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的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联手，加上主演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太太万岁》（1947年）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老戏骨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秀蒋天流也借此走红。《哀乐中年》（1949年）张爱玲与桑弧的三度合作，默契和灵感的火花使编和导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但这部电影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在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影迷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是寻一处幽静所在，想象一下张瑞芳扮成曹七巧的模样，顺便留意小说中欣赏月亮时的苍凉快感，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愫”发一番感叹。

此后将近十年，张爱玲才有机会重续电影不了情。1956年起，她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10个剧本：1956年《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1960年《六月新娘》、《温柔乡》，1962年《南北一家亲》，1963年《小儿女》，1964年《南北喜相逢》，还有《一曲难忘》（又名《魂归离恨天》）。

此后，张爱玲再没创作过电影剧本。

如今，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许多电影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片。主要有：《倾城之恋》（1984年，许鞍华导演）；《滚滚红尘》（1990年，严浩导演）；《红玫瑰白玫瑰》（1994年，关锦鹏导演）；《半生缘》（1997年，许鞍华导演）；《色戒》（2007年，李安导演）。

孤芳自赏、行为隐秘、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世人对张爱玲的普遍印象。那么张爱玲的真实面目究竟又是如何呢？通过以下三个张爱玲与友人、前辈、师长交往的故事，也许可以还原其冰山一角。

张爱玲的《小团圆》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

”这里的“汤孤鹜”被认为是张爱玲用替代的名字来记述她与周瘦鹃的交往，那时她写了小说投稿给主编《紫罗兰》杂志的周瘦鹃，得到周回信说稿子被采用了，于是，小说中的盛九莉“只得写了张便条去，他随即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吃茶点。”张与周的交往只有这些。《小团圆》可以看做是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基本上为自身生活经历的回忆，记人记事皆有现实人物可与之比对，所谓对号入座在这部作品里最可确认，小说里的汤孤鹜便是现实中的周瘦鹃已为大家所知晓。张爱玲年少时听人讲曾孟朴的小说《孽海花》里有她祖辈的原型，长大后自己写小说，也多依靠原有人物来塑造。

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不免会认为张爱玲刻薄寡情，对为她发表作品的编辑不留好语，毕竟周瘦鹃为她刊载在《紫罗兰》上的《沉香屑》使她名声大振，因而周氏有为她做嫁衣之劳，结果时过境迁竟得不到半句好话。其实张爱玲对周瘦鹃的描述为写实之举，魏绍昌的《我看鸳鸯蝴蝶派》里载周瘦鹃事甚详细：“周瘦鹃在中学毕业的前一年，得过一场大病，病愈后头发眉毛全部脱光。头上可以戴假发冒充，眉毛则不便效女子画眉。于是他戴上一顶宽大的黑色帽子，再架上一副特大的墨晶眼镜，帽子与眼镜上下相挤，他的无发无眉，也就不易惹人注意了。”可见张爱玲描绘的是真实的情形，而并非刻意丑化讽刺周瘦鹃。

周瘦鹃早有文字谈及张爱玲来访一事，与张爱玲寥寥几笔所记稍有不同，他的叙述详细：“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待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辟园于沪西高安路，著有《花经》一书行世）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这里记载的是张爱玲持黄岳渊信函登门拜访，礼仪周到，与张爱玲《小团圆》里冰冷的态度差距甚大。当时的周瘦鹃已名满文坛，为张爱玲前辈文人，而张则刚起步，对周瘦鹃持恭敬谦卑的态度应在情理之中，再加上据说“她的母亲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罗兰片》的读者，她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经记不得了。”以此对照张爱玲《小团圆》的记载，似乎别有用心。

后来的情形也与张爱玲记述有差异：“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某名作家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该作家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热忱地预约我们夫妇俩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凤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到那公寓去，乘了电梯直上六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室里，见过了她的姑母，又指着两张照片中一位太太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她的母亲。”看来周瘦鹃所言比较诚恳，沉稳温和，很有些仁厚长者的风范。

然而在好友邝文美的眼里，张爱玲却是一个风趣可爱、韵味无穷的女子，当然也有刻薄之处。

邝文美是香港的作家、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暂居香港，常与邝文美聊天，邝文美事后把张爱玲的妙语记录在纸条上，后来集结成为《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私语录》开篇第一部分就是邝文美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遇到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外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张爱玲在读完邝文美的文章后，书信回复邝文美：“你写的那一篇，使我看了通体舒泰。忍不住又要说你是任何大人物也请不到的官方代言人。”张爱玲的爷爷是清朝末期知名的官员张佩纶，考中进士后成为皇家教师，思想接近洋务派。正当其地位蒸蒸日上之际，年过四十还只是一名秀才的胡适父亲——胡传找到他，请他写了一份推荐函，去吉林、黑龙江边境找钦差大臣吴大澂，想得到吴大澂的关照。没想到胡传被吴大澂一眼相中，留作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张佩纶对胡传的提携，张家的后人几乎也都不知道，可胡传的儿子——胡适在1946年就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胡适曾写过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文中称，1946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看到过《涧于日记》，他随手翻看，发现里面记载有他父亲胡传的名字，并由此得知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张爱玲一生中收到过多少读者评说她作品的信件，没有人统计过，可将来信抄一遍留存是不多见的，胡适的信便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一天，张爱玲收到一封胡适关于她的作品《秧歌》的回信，这封回信表明，胡适对《秧歌》的阅读是十分细致的，对张爱玲是尊重和重视的。

收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是很高兴的，她回信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对于胡适提出的建议，她都一一作了回答。由此可见，张爱玲对来自胡适的意见是十分重视的，两人的书信交往也是十分坦诚的。

1955年10月，张爱玲来到美国。11月，她和香港大学时的同学法蒂玛·摩希甸到胡适居住的地方拜访。

随后，胡适对张爱玲作了回访。这一次，张爱玲想必交代了自己家世的情况，这使胡适发现：原来，眼前的才女竟是自己父亲恩人的孙女。张爱玲则感觉“如对神明”。即便这样，两人的关系还是进了一层。不久，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去拜访胡适，在胡适的书房里，听胡适讲他父亲和自己爷爷的故事。显然，此前张爱玲不知道两家的渊源。对胡适讲述的故事，她或者“默然”，或者“笑非所以”。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胡适前往张爱玲居住的职业宿舍。结束时，张爱玲“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从张爱玲懂事起，就知道羡慕母亲在镜子前头往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并许下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爱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好比现在美女作家们说：“八岁我就想要穿妈妈的胸衣，十岁我就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十六岁就吃了第一次迷药。”张爱玲作品中对细节、对服装极详尽的描述，包含着一个上海“小资女人”的强烈的恋物情结，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如此大胆又老实地说出很多人敢想不敢说的话：“出名要趁早。”这简直可以和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相媲美。

如同所有并非天生丽质的女人，张爱玲精于打扮，她的观点很特别，不喜欢被大众认同的美。她认为：“用粗浅的看法，对照就是红与绿，而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

”正像张爱玲的文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叙述的笔调冷静细碎，却有一股子不安分在里面。

有一次，张爱玲这样评价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的短袜……乍看觉得好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趣闻

在众多中国作家中，张爱玲无疑是极富个性的一位。这种个性不仅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也表现在她的为人处世上。

有一次，她为小说《传奇》的出版去印刷厂校清样，穿了一身奇装异服，惹得全厂工人停工停产，争相观看。这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感到十分满意，她很自得地对身边的女工说：“要想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倾城之恋》有这样一段描述：范柳原回英国，白流苏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家，新粉刷过的，“客室里的门窗上的绿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的指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桃红柳绿金鱼黄，烟灰蜜荷青瓷色，在张爱玲的视觉系统中，这些都是所谓的复杂婉妙的调和色。在所有文章中，只此一处用到这个蒲公英黄。

蒲公英的另一名字叫黄花地丁，花色是比较正的黄色。这段故事的背景在香港，香港人的忌讳比较多，一色的亮黄粉墙里住着，难怪白流苏心里嘀咕：“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从张爱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她心目中，理想的房子是这样的：“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金色，白色，红色，对比强烈，除了豆绿柔和以外。有人曾在文中记述过，张爱玲“戴嫩黄边的眼镜，满屋子明晃晃的，如有兵气般使人不安。”张爱玲近视，或也有色弱，最喜欢的是大红、大绿、大黄，她觉得凡·高的向日葵的黄色都不够强烈。她谈恋爱时，穿了一双桃红的布鞋，人说几乎闻得到香气。由此可见，张爱玲的感觉系统是色彩的，平面的。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王安忆（当代著名女作家）：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叶兆言（当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要做的事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总找得出借口。

男人彻底懂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小小的忧愁与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你疑心你的妻子，她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回忆永远是惆怅。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一个女人蓦地想到恋人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使他显得异常稚气，可爱又可怜。她突然充满了宽容无限制地生长到自身之外去，荫蔽了他的过去与将来，眼睛里就许有这样苍茫的微笑。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林徽因：一身诗意，芳菲满天

林徽因（1904—1955），原名徽音，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现代女作家，中国古代建筑专家。1916年进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0年4月至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旅行，先后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进入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进入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深造，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专程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

上世纪30年代初，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并且在此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上世纪30年代初至中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迹。他们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20多篇。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参与了三次重要的活动：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其中代表作为诗作《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

在林徽因堪称传奇的一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她生命里出现过三个最重要的男人：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从某种意义上，徐志摩可以看做是她的初恋，她心底的情人；梁思成是她合适的

伴侣

1920年，刚满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在英国旅居一年，恰巧徐志摩也来到伦敦。诗人和父亲一见如故，两个男人甚至玩过互传情书的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徐志摩扮作已嫁少妇仲昭。在林长民去世后，徐志摩曾经公开一封苣冬致仲昭的信，还称学生时期的林徽因赞说，“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林长民和徐志摩互为知己，而林长民与女儿关系融洽，可为知音。所以由此推算，林徽因与徐志摩必定相见甚欢，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

徐志摩饱含深情地为林徽因写下一首首这样的情诗。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林徽因在一封回信中说：“我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你若真的能够爱我，就不能给我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对两个女人都不负责任。”当时的徐志摩，年仅24岁，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三个孩子，正怀在妻子张幼仪的腹中。他在最初看到张幼仪照片的时候，就不屑地说了三个字“土包子”，后来张幼仪随他一起在英国生活。

此时的徐志摩对林徽因和张幼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对林徽因有多么热情似火，对张幼仪就有多么冷酷无情。接到林徽因的信，为了方便离婚，他甚至逼着妻子打胎，在妻子生产后不久，又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爱情本身就有令人疯狂的魔力，而当爱情降临在诗人的身上时就更添几分疯魔，而终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和美的徐志摩更是如此。可是，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命运对他，正如同他对张幼仪一样无情、冷漠。

林徽因和父亲早徐志摩一年回国，一旦回到传统的现实社会，曾经在浪漫的国度发生的爱情故事仿佛也变得不真实。家族中人一致反对林徽因和徐志摩交往，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女儿插足别人的家庭，使家族的名节受辱。林徽因只得回到现实当中去。

在之后短暂的时间里，林徽因毅然选择了梁思成而抛弃了徐志摩。这种少女身上少有的决断，也许和她的童年际遇分不开。她的朋友费慰梅曾经说：“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的确，她几乎没有别人那样天真烂漫的童年。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林长民的第一任夫人病逝，没有留下一个子女。何雪媛运气也不好，到林家8年之后才生下了林徽因，之后又生了一儿一女，都不幸夭折。到了第10年，林长民又娶了个妾，名叫程桂林，乖巧可人，还生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林长民的欢心就此被彻底夺走。

程桂林和四个儿女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而林徽因和母亲却被安置在狭小阴暗的后院。但如果将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林长民喜新厌旧也有失公正，何雪媛出生在浙江嘉兴小业主家庭，打小娇生惯养，不会女红，也不识字，脾气又暴躁，还爱管闲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少有家庭会欣赏这样的女子。

虽然林长民对大女儿林徽因一直是宠爱有加，可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林徽因，作为失去父亲宠爱的太太生下的女儿，对人情世故，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验。

她心中终究不忍心别人因为她，而像自己母亲那般被遗弃。到1947年一度病危时，她以为自己不行了，特地央人请来张幼仪母子，虽然虚弱到不能说话，依然仔仔细细打量了眼前的两个人。她这样的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失去林徽因，徐志摩几近崩溃，而林徽因却冷静下来，选择了梁思成，在关键时刻，她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陪她一生的伴侣。

林徽因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也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在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林徽因发表悼文寄托哀思，又让梁思成拣来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一直到死。但是林徽因到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冷静的女子，就在她的悼念文字里，她依然说“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

林徽因跟闺中密友费慰梅常常谈起一个话题，那就是徐志摩，每每提起这个名字，她的心头仿佛都被割了一刀。“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就连异国友人泰戈尔都为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伴侣

林徽因对学业的选择也显示她卓尔不群的个人风格。她虽然热爱艺术，却选择了需要艺术底蕴、同时也需要科学知识的建筑学。她天性浪漫，后天经历却教会她：重要的选择，必须有坚强的理性做支撑。

对爱人的选择，也同样表现出她的聪明和冷静。林徽因决定舍弃浪漫却不实际的诗人，选择各方面都堪称优秀的梁思成。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他受林徽因影响，也决定学建筑学。夫妻俩不管顺境逆境，一辈子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共同创业，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在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玩笑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的说法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别说梁思成自己引以为豪，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同学也说：“思成能赢得她的芳心，连我们这些同学都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犹如过江之鲫，竞争可谓激烈异常。”林徽因知道自己的美，也懂得享受自己的美。据说，三十年代初期，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期间，有了闲暇，她便一卷书，一炷香，一袭白色睡袍，沐浴着溶溶月色，很小资、很自恋地对梁思成感慨：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一个男人进来都会晕倒”。憨厚的丈夫却说：“我就没有晕倒。”这话怎么听都像喝醉的人在为自己开脱：“我没醉、我没醉。”可是最美丽的人也要过最寻常的日子。林徽因曾经给沈从文写信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林徽因专注于事业，不喜欢别人拿家务活干扰她，浪费有限的时间。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真做起来也漂亮得无可挑剔。

她在梁家是长嫂，在林家是长姐，常有亲戚来往，单单安排好来客的衣食起居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据说她画过一张床铺图，共计安排了17张床铺，每张床铺标明谁要来睡。拿职业精神做家务事，家务自然也同她的工作一样漂亮。

林徽因心高气傲，不愿意和她认为平庸的人多说话，觉得无谓的废话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不说话不等于不愿意帮助人，有两件情节相似的事情：沈从文一度经济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怕他碍于面子不肯接受，于是就让表弟林宣向沈从文借书，还书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后来她拿自家的钱资助来北京求学的同乡林洙，也是善意地欺骗，“是营造学社的钱借给你用”。

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生活很有情趣，除了专注于事业。闲暇时，夫妇俩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处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清逸幽香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夫妻俩犹如李清照、赵明诚重返人间。

但是这对接近完美的夫妻间也并非没有口角，林徽因心直口快，好使性子。好在梁思成善于隐忍，被亲戚称作“烟囱”，但是烟囱偶尔也会堵塞。

两人都好面子，如果碰到佣人在旁边，就改用英语交锋。

在他们新婚之时，梁启超曾经写信嘱托：“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是一番慈爱之心，也是出于对儿子、儿媳秉性的了解。

事实上，林徽因、梁思成夫妻的确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事后梁思成乘火车去上海出差。林徽因竟痛哭了整整一天，中间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而梁思成在火车上连发了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两人便重归于好。

当时沈从文恰恰正高调爱慕高青子，跟张兆和闹得很不愉快，写信向他的“教母”林徽因诉苦、讨教。刚刚痛哭了24个小时的林徽因，说起来特别有感触，“在夫妇之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她认为夫妻争吵，是因为彼此在乎，“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林徽因虽然浪漫，骨子里却是冷静而清醒的。她能够理智地面对婚姻，就如同她能够理性地面对爱情。

1931年，林徽因因病在北平休养。当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执教，徐志摩经常去探望林徽因，为了避嫌，就经常叫上国外留学时的好友金岳霖，这位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这个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同样没有抵抗的力量。

同林徽因芥蒂颇深的冰心，虽然写下《太太的客厅》来讽刺林徽因，却也不得不承认“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这两位加上凌叔华、韩湘眉，也曾被称作文界“四大美人”。由此便可想象林徽因魅力如何。

金岳霖到底是哲学家，他的爱比诗人来得冷静和节制。他是单身汉，在徐志摩去世时，就住在梁家的后院。那段时间徐志摩几乎是大家唯一的话题，对于诗人共同的思念和哀悼，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时林徽因正怀着身孕，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考察，金岳霖对她悉心照顾，好言相劝。林徽因对他萌生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男女相悦，还不如说，是理解的需要和精神上的渴求。

于是，当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大约是对丈夫彻底的信任和依赖，林徽因这次的做法并不像她本人的一贯做派。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这一场风波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林徽因身上诗人的气质，让她渴望极端的感情，可是本性善良，加上清醒的理智，又让她不可能做伤害梁思成的事情，也不可能玩弄纯洁的感情。梁思成更是坦荡君子，相信妻子和朋友，因此表现出难得的气量和风度。而金岳霖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发乎情止乎礼，终身未娶，他爱着林徽因，也爱着林徽因的全家，他后来几乎一直和梁家住在一起。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一度离散，金岳霖说：“我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一样。”以后他们几乎没再分开过，而后来的林徽因在病魔的蹂躏下，经常不得不卧病在床，已经不复是当年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金岳霖依然在每天下午三点半时，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金岳霖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

林徽因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金岳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称他“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个这样的细节：

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岳霖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

直到开席前，他才郑重地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他为了她终生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取代她。

即使多年后，当金岳霖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时，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金岳霖对着照片凝视良久，他的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

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金岳霖为她写的挽联格外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喻义丰盛与富饶。她在他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翻到最后一页。

有人央求金岳霖给再版的《林徽因诗集》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说完，他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

梁思成、林徽因从欧洲考察建筑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就启程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觉得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舒适，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边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家：“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背面的院子中踱步，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学者和文化界精英围聚而来，这其中便包括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此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没过多少时间，梁家的交际圈子在北京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逐渐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当时的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

林徽因在这个名流云集的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当时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的美国学者、梁林夫妇的好友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费正清还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

而梁再冰对“太太客厅”也有着朦胧的记忆：“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谈到“太太客厅”的常客，不能不提到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诗人才子徐志摩，一位是被称作“老金”的金岳霖。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为了工作奔波在京沪两地，于是经常有机会参加梁家的聚会，梁思成家成为他在北京最为重要的落脚点，自然，他也成为“太太客厅”最活跃的参加者。有人担心，多情的徐志摩会不会因此抛弃陆小曼，转而再次追求林徽因。

一次，梁家为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举办主题欢迎茶会，而柏雷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姐夫。茶会结束后，徐志摩要赶着坐飞机离京，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遇难。噩耗传来，林徽因痛哭失声，昏倒在地，而梁思成则和张奚若与沈从文等人前往济南料理后事。柏雷博士的主题欢迎茶会，成了徐志摩在“太太客厅”的最后一个活动。

不一样的是，金岳霖一生都在围着“太太客厅”转，从未远离过。老金之所以和梁家结缘，正是由于徐志摩生前“搭桥”。费慰梅曾说过：“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金岳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最终成为了逻辑学家，曾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老金和梁林夫妇一见如故，很快就融入了“太太客厅”的体系里。1932年，金岳霖为了更方便参加沙龙，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紧挨着，并在自家与梁家客厅相邻的墙上开了一小扇门。从此，三人终身为友，金岳霖则终身未娶。每逢林徽因和梁思成吵了架，金岳霖总会第一时间赶来调停。

金岳霖曾回忆说：“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激凌，喝的是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太太客厅”不仅吸引了金岳霖这样的鸿儒，还让很多当时鲜为人知的年轻人得以在此与各路前辈面对面沟通。上世纪30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对于刚刚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有上升潜力的年轻人，林徽因一般会主动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家中做客。当时，萧乾是燕京大学一个低调的文艺青年，他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当听说作者是个在校大学生时，便主动联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让其“搭线”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有幸来到这样一个沙龙平台，自然会获得一些从未有过的感觉。在萧乾的《才女林徽因》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特别的心情，也看到了客厅主人常有的状态：“我怯怯地随着沈从文先生，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了话。她的健谈，绝不是那种结了婚的妇人的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地批评。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有一次，沈从文在熊希龄家偶然遇到一个叫高青子的美丽女孩，双方相互交谈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高青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小说中的细节，特意穿了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令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后来，沈从文将自己的婚外恋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把他丢在北平。焦急万分又束手无策的沈从文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找到善解人意的兄嫂，当起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而对梁思成与林徽因来说，义务给朋友当调解员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沈从文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情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后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之路虽然磕磕碰碰，但两人再也没有产生过抛弃对方的念头。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青涩的文学青年。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接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她的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关系，“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李健吾提出冰心是林徽因的“仇敌”，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冰心确实写过一篇具有讽刺意味、叫做《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其后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一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应该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冰心的这篇文章，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地区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女人，都被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二人在清华是同一寝室的室友，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是福建福州的同乡，两家是世交，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在美国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在初期的住处相隔不远，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而且这种影响又延续数年，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1950年，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夫妇二人对首都北京未来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有趣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段表述不同于普通的理论研究书籍中的文字，而像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让它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一生志业所系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注定要在此时遭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像瘟疫一样开始在北京这座古城蔓延。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的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但更令梁思成难过的还在后面。当时的北京还有46公里长的明清城墙完整而巍然地环抱着，林徽因为其取了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名字：“世界的项链”。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

林徽因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幻想让北京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幻影。北京市的规划不仅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这些“土石做成的史书”，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对此有过一段记载：“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几乎是转瞬间，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就从北京消失了，拆下来的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对于林徽因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古都北京终于在林徽因的美丽梦想中沉沦了。五百年来从改朝换代的兵变灾劫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做封建余孽彻底铲除了。此时，林徽因积郁成疾，住进了医院。为避免刺激，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但她从细微处察觉出来了。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1955年的冬天，离开了梁思成，也离开这个世界。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

名言

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渴望占有愈多而愈脆弱。没有欲望只能说是麻木不仁。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鸟的翅膀在空气里振动。那是一种喧嚣而凛冽的，充满了恐惧的声音。

一种不确定的归宿的流动。人的寂寞，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总是需要一些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纪念。感情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和任何人无关。爱，或者不爱，只能自行了断。伤口是别人给与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我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所以一直在飞。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只有幸福是假的。那曾经以为的花好月圆……

爱情只是宿命摆下的一个局。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容纳不下别人。像我这样的女人，总是以一个难题的形式出现在感情里。我们可以失望，但不能盲目。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会对流失的时间和往事习惯的。不管在哪里，碰到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

但是快乐太单纯，所以容易破碎。

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只看真实。聪明的女子值得同情。一个女子的寂寞就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如果一个男人对我伸出手。如果他的手指是热的。她是谁对我其实已经并不重要。我会惧怕孤独吗？我只是偶尔会感觉寂寞。爱情是容易被怀疑的幻觉，一旦被识破就自动灰飞烟灭。

陈衡哲：文学先锋，不让须眉

陈衡哲（1893—1976），原名陈燕，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我国第一位女教授，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战士。

幼年在亲友辅导下读书。1911年进入上海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并与任鸿隽结婚。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大、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旅居香港和南方各省。解放后，陈衡哲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1962年任鸿隽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身体状况一直不佳。1976年1月7日，因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

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

一日

20世纪初的中国，大多数让女孩读书的家庭，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像培养男孩一样读经书来考科举，将来求得一官半职，而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读些唐诗宋词，以增加修养，以便出嫁后为娘家赢得好名声。然而，不同于当时的很多大家庭，陈家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在陈衡哲这一辈，陈家女儿的成就更是令人目眩。陈衡哲父母育有六女二子，皆事业有成。二女陈衡哲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以致向来只载男不载女的陈氏家谱，破例将陈衡哲收列其中。四女陈衡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夫是著名戏剧家余上沅，余留学英国专攻戏剧，回国后创办国立剧专（今天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曹禺、黄佐临、陈白尘等都是该校教授，谢晋即是该校学生。五女陈鹂，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后来成为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六女陈受为南开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其夫吴大任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之弟，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此外，曾经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命诗的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其母亲陈云凤是陈衡哲的堂姐。除夏明翰外，陈云凤另有3个儿女为中国革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夏明衡、夏明震和夏明霹。陈衡哲伯父陈范是清末著名的《苏报》报馆馆主，曾因《苏报》案而被清廷逮捕。

陈衡哲母亲的娘家，乃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戏剧家吴祖光的曾祖母与陈衡哲的母亲是姐妹。北洋政府都肃政使、审计院长庄蕴宽是陈衡哲的舅父。庄蕴宽曾任广西边防督办，蔡锷是他手下爱将。湖南起义失败后的黄兴，正是在庄蕴宽的重金资助和护送下，出镇南关，东渡日本。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惊醒所谓“国民代表”投票，60位代表中只有一位激烈反对，并用公函请徐世昌转呈袁世凯，此人即庄蕴宽。

陈衡哲祖父陈钟英、父亲陈韬（字季略）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诗人，陈韬还曾经任四川乐至县知县。

陈衡哲的曾祖母、祖母、母亲都是能文善画的才女。其中母亲庄曜孚字茝史，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得恽南田画派真传，尤其以没骨花卉著称，早年随夫在乐至创办女子师范学堂，开女子上学风气之先河，同时还从事画艺。据当地人后来回忆，女子师范学堂位于天池西畔爱荷轩，“是年夏秋，池莲盛开并蒂莲，县人以为祥瑞，传为佳话。庄曾绘《瑞莲图》横轴，悬于校厅，县中人士亦尝歌咏其事。

”学校还制作了由庄亲绘图样的“并蒂莲”银质挂片，用来奖励学习上进、成绩优良的女生。陈庄伉俪常妇画夫题，庄画花卉，陈题诗句或款识。庄的画作曾赴日本参展，所作扇面曾被荣宝斋订购。另据荣宝斋近年考证，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开画展的女画家。

1894年，刚刚4岁的陈衡哲便开始随母识字读书。姐妹们由母亲教诗词，父亲则亲自教授陈衡哲，课本居然是《尔雅》、词典和整整八卷的《黄帝内经》。7岁时她抵制缠足成功，同年，母亲开始教她用文言文写信，但教完开头和结尾的格式，忙于打理学堂事务的母亲便无暇再教她，陈衡哲于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中间部分的内容却是用我的家乡的方言写的，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父亲读后非常高兴，鼓励她继续用这种方式写信。她后来回忆说：“童年时代用白话写信是我早年教育中唯一觉得有趣生动的经历，就算我爱好的古典诗歌也不能与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相提并论，因为我对诗歌的爱好充其量只是被动地接受，而用白话写信则是积极又有创意的。”这是她后来支持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主要动机之一，并为她日后成为一代白话文作家埋下伏笔。

陈衡哲很幸运有庄蕴宽这位舅舅，他在陈衡哲的生命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后来回忆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陈衡哲自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每当舅舅来她家探亲，五六岁的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缠着他讲故事。舅舅很推崇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当时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的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地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舅舅告诉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陈衡哲13岁那年，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一到广东，她便到当时唯一招收女生的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吧？”但学校不收未满18岁的学生。于是舅舅不但亲自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当时先进的医学知识。舅舅很忙，但每天下午，总要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等，然后又匆匆离去。她曾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1911年的冬天，舅母带她远赴上海，进入一家新办的女校读书。虽然该校水平一般，但却为陈衡哲的英文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她后来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生的关键。舅舅庄蕴宽去世后，陈衡哲写了一副感人至深的挽联：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在对待自己的感情问题上，陈衡哲一度抱独身主义。关于婚姻，她的看法是：“我的这种想法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希望能保持自由以便实现自己在知识界发展的志向，但我所认识的已婚女子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第二，我见过太多分娩的不正常状态，所以根本不想亲身经历。第三，我无法忍受和一个陌生人结婚，但我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都让我无法想象自己能选择自己的丈夫而又不自轻自贱。……所以终身不婚的决心轻易地战胜了一般年轻女孩对感情满足的渴望。”有才华、有个性的女子，在感情世界中大多坎坷，一则这样的女子眼界高，二则懂得并敢于欣赏这种女子的男子少之又少。陈衡哲留美时已经25岁，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超级大龄“剩女”。但是就在此时命运在大洋彼岸给她安排了一个好伴侣，此人便是长她4岁的任鸿隽。

任鸿隽，字叔永，化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1886年生于重庆，学识渊博，是晚清末科的秀才，后来曾就读于重庆府中学，之后又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因袁世凯窃国称帝，他辞去官位只身赴美求学，获得康奈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1918年回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等职。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开路先锋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先驱，他第一个提出了“科学兴国”这一理念。1915年元月，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名垂后世的“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便是这些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作为实践科学兴国理念的一部分，任鸿隽致力于将关于西方科学、教育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教育论》、《科学概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现代科学发明谈》。而《科学大纲》第一卷一经问世，两个月内竟重印了8次。全书介绍了由当时天文学、地质学、海洋生物学、进化论、物理学、微生物学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撰写的学术文章，这一科学巨著的出版也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任鸿隽密不可分。

1914年，陈衡哲作为清华首批女生前往美国，进入当时美国最有名的5所女子大学之一的瓦萨女子大学深造，主修西洋史，副修西洋文学，英文名为Sophia（莎菲），后来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而位于纽约近郊的康奈尔大学，是一所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校，任鸿隽、杨杏佛、胡适、赵元任等人都先后在此就读。原留学日本的任鸿隽，辛亥革命时回国任总统府秘书，后被公派美国留学，并被推选为《留美学生季报》主笔。陈衡哲向该刊投寄了一篇《莱茵女士传》，写的是莱茵女士创办益河女子大学的故事，任鸿隽很欣赏，评价说：“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1916年暑假期间，任鸿隽邀请几位科学社的朋友郊游，这其中就有陈衡哲，这是他们的首次会面。9月初，假东美中国学生年会召开之便，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的首次年会。陈衡哲虽是文科生，也加入了这一团体，在科学社前期的三四十个会员中，只有她一个女性。1917年春，任鸿隽与胡适专程拜访陈衡哲。陈衡哲后来说：“我是1914年秋到美国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任鸿隽于1918年初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年底为在四川筹办钢铁厂——事再度赴美，同时为北京大学物色人才，在美期间与陈衡哲重逢。陈接受了任的求婚，任鸿隽与陈衡哲也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任。1920年，陈衡哲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北大西洋文学史教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是年，30岁的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

据说陈衡哲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任鸿隽的追求，任二度赴美求婚之后，方才点头应允。至于任打动陈衡哲的原因，她在一封家书中透露了些许：“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一心一意地去发达我的天才。”据陈衡哲回忆，任鸿隽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1916年，新文学运动前夕，胡适接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

古语云新官上任三把火，胡适的第一把火，是给陈衡哲寄约稿信。因为胡适常听友人任鸿隽“话说陈衡哲”，称其为不可多得的才女。陈衡哲回信：你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写诗高手么，怎么倒向我约起稿来！（胡适曾和任鸿隽戏言：我的白话诗你的古文天下无敌。）胡适复信：细读来信，有葡萄酸哩。她反击：“细读”之下，便有发明创造，先生可当科学家了——请以后千万别再“细读”我的信了。一笑。胡适复信：还请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遍最佳。这以后，两人开始“游戏酬答”。通信5个月，共计50多封信。少年意气，口水仗打得妙趣横生。当然，他们并没有只顾打口水仗，陈衡哲给胡适寄去了一篇小说《一日》，胡适将其刊载于1917年第一期《留美学生季报》上，署了她的笔名“莎菲”。事实上，这篇《一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多。接着她又创作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小雨点》等等。这些作品既为陈衡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奠定了基础，也给了当时正在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以极大的支持，10年之后，胡适在给《小雨点》一书出版作序时说，“莎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别人还在讨论文学革命时，莎菲已经行动了”。

胡适与陈衡哲真正的相互敬慕，始于1916年的11月17日，胡适收到任鸿隽寄来的两首五绝：

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任鸿隽请他猜作者，胡适在回信中猜道：“两诗绝妙！《风》诗吾三人若用气力尚能为之（任、胡、杨杏佛），《月》诗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些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此两诗皆得力于摩诘，摩诘长处在诗中有画，此两诗皆有画意也。”陈衡哲通过任鸿隽得知胡适对她评价如此之高，深感荣幸，从此视胡适为平生知己。

以后，胡适与陈衡哲频繁地通信。1917年４月７日，胡适在任鸿隽的邀请下同访陈衡哲于普济布施村瓦萨学院所在地。当时是“一见如故，更加倾慕”。以后不久，胡适回到阔别７年的祖国，就任北大教授，时年26岁。同时，胡适加盟了《新胡适青年》编辑部，继续倡导新文化运动。仍在美国的陈衡哲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新青年》撰稿，支持胡适。尤其是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和同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一个美国“痴子”，一个中国“狂人”，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同样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这两篇文章都引起当时人们的深思。1920年陈衡哲回国后，用她那支才华横溢的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共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成为民国初年当之无愧的知名女作家。

1917年底，胡适娶江冬秀为妻。1920年中秋，陈衡哲与任鸿隽成婚。当时，胡适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并赠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0年夏，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并通过胡适的帮助，被聘为北京大学西洋文学史教授，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1921年７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

”其中最后两句是“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胡适还特地在他的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菲，即用莎菲之名。”胡适生平最反对的就是中国人取洋名，而给自己的女儿取一个与挚友相谐音的洋名，这至少也反映了他希望女儿长得像才女莎菲一样聪明可爱、上进好学。

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后的40年间，可谓幸福美满，但她并没有减淡对胡适的友情。陈衡哲知道胡适在《努力周刊》的工作过重，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几乎动员丈夫赴北京帮他的忙。1923年起，胡适家人不断遭到病魔侵袭，陈衡哲了解到江冬秀没有文化、缺乏医学常识，便致书胡适：“适之，你如觉得受不起精神上的负担时，请随时到这里来休养。”这时陈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她又担心胡适经济困窘，主动提出拿自己的积蓄来帮他的忙，又想到江冬秀，说“你的夫人想来也是十分劳苦，请你转致我的同情与她”。陈衡哲特别喜欢胡适的爱女素菲。素菲不幸染病夭折后，她与丈夫亲赴胡适家安慰，并让自己的女儿给胡适作干女儿。

1949年３月，胡适再次赴美，谁知却与大陆永诀，与陈衡哲、任鸿隽便再无直接联系。所幸，陈衡哲有一双儿女在美国，成为双方友情的中转人。1961年，陈衡哲还从儿女那里得知胡适赠送他们一套新版的《胡适留学日记》，里面记载了许多胡适与她和丈夫的友情交往。1962年２月24日，胡适与世长辞时，陈衡哲也正为丈夫的病逝而伤悲，她的子女因此致信台北的朋友：“一定瞒着她，因为胡伯伯是娘和爸爸生平最好的朋友。”然而她还是知道了，只是知道得很迟，那份痛苦使她麻木了许久许久。

由于胡适的大名，以及他的小脚太太、他和多位女子的交往，关于陈衡哲和胡适的互相欣赏，历来有很多猜测。任以都的分析颇为中肯：“当时人不明了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之间同样可以真正做朋友，因此难免绘声绘影，以讹传讹；其实家母与胡适彼此尊敬，相待以礼，绝不可能有男女之情。更何况胡适老早就表示过，从小家里就帮他定了亲，他不能让那个女孩子下不了台。我说过，对他们那一代而言，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很厉害的，胡适在这方面的分寸，很令家母尊敬，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1920年回国后，陈衡哲总共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成为民国初年的知名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陈衡哲领风气之先，为现代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陈衡哲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刊物《独立评论》，并多次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更是颇有建树，曾著《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陈衡哲善于用中国的成语和古典诗词来帮助读者理解外国古史的变迁，她的《西洋史》水平之高，至今仍广受称道。

1922年，陈衡哲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指导老师，曾在南高演讲“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后又有多次演讲，每次演讲都深受史地研究会年轻会员的关注。1924年至1925年，陈衡哲曾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西洋史，为期半年。1927、1929、1931和1933年，陈衡哲连续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日本、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1930年，陈衡哲回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她与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吴宓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后3年之中发表了49篇文章。

1935年，南京政府认识到大西南的重要性，为控制和建设四川，将成都的几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请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总干事的任鸿隽去做校长。陈衡哲随任鸿隽赴四川大学担任西洋史教授，并曾担任四川大学史学研究会的指导教师。

短短一年内，陈衡哲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对四川军阀和官僚的腐败进行抨击。此外，她还对当时四川到处抽鸦片、四川女学生居然以“宁当英雄妾，不做庸人妻”为理由，争当小妾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她的文章惹怒了四川上层，他们不仅在报章上对她污蔑谩骂，还进行威胁和恫吓。在这种情况下，陈任夫妇只能先后辞职。

离开川大后，正值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由中基会资助在庐山创建植物园，陈衡哲夫妇来到庐山，在园内筑屋隐居。这段平静的生活，以及胡适女儿素菲的不幸染病夭折，使她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她说：“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从此，她便把主要精力放在3个孩子的教育上。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已经47岁的陈衡哲“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过着地道的文化难民生活”。抗战胜利后，中年时的陈衡哲陈衡哲除间或发表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前往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

3个子女也不负她的付出：长女以都为哈佛博士、宾大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1948年，56岁的陈衡哲与丈夫赴香港，准备以此中转，去美国与子女团圆，但却又突然间回到上海，任鸿隽还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大转变，据说原因是任鸿隽无法割舍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是，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任鸿隽不仅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反而陆续将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的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即因心力衰竭病逝。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到陈衡哲任鸿隽在美子女的来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3首悼亡词。第二天夜里，他给任家姐弟复了一封长信，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胡适在这封信的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不出一月，胡适即于2月24日骤然离世。

悼亡词中，陈衡哲难忘任鸿隽早年对她的承诺：

浪淘沙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任鸿隽的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因为丈夫一直比她健康。她后来眼疾加重，视力衰退，连楼都多年不下。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双儿女在海外，抄家自然难免，她的诗词稿在浩劫中也不知去向。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终年84岁。

陈衡哲在美留学期间创作的《一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日

这篇写的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寄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它即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算为小说。但它的描写是很忠诚的，又因为它是我初次的人情描写，所以觉得应该把它保存起来。

早晨当！当！当！当！七下钟了。

亚娜在床上欠身说，“贝田，这是几点钟？”贝田模糊说道，“呀。你听见打钟吗？”亚娜沉沉睡去，不答。

贝田亦睡去。

当！七下半钟。

贝田亚娜仍不醒。钟指七下五十分。亚娜惊醒。（看表）“阿呀，只有十分钟了。

”自床上跳起，推贝田说，“快点醒来。早饭钟已经打过半天了。”贝田不答。反身向壁而睡。亚娜匆匆梳洗，飞奔下楼。餐室中侍者方欲关门，亚娜闪入。亚娜走至一桌，桌间已坐有七八人。亚娜坐下说，“此地有多余的早饭吗？”玛及：“我晓得必定有人要来迟。所以预先多吩咐了一分早饭地此。

现在就请你享用罢。”对别一学生：“后来怎样呢？”亚娜：“哦，幼尼司，又有新闻了。请你现在再从头讲起好吗？”幼尼司：“可以。昨晚有一个寄宿校外的新生来校看她的朋友。到了十点钟，还没有回去。她的房主人着了急，就打电话给监舍长。并且说她的朋友是仿佛住在莱孟院的。不过不晓得她的名字叫什么。监舍长听了，就立刻到莱孟院去，同了莱孟院的监舍，到每一个学生房中去问，‘你今晚有客人住在此么？’”爱米立大笑。“有趣。有趣。后来怎样呢？”幼尼司：“他们找了一点钟，惊扰了一百多人的好梦，仍旧找不出这个新生来。监舍长于是又差了无数的更夫到乡下去找。又哪里找得到呢？可怜监舍长因此着急得一夜没有睡觉。……你们试猜这个学生到底在哪里。……她今天早晨平平安安地从佳斯令院回家去吃早饭了。”学生大笑。玛及：“本来监舍长也过分大惊小怪了。难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还不晓得保护自己吗？”幼尼司：“这个不要怪她。上月间有两个上级生到乡下去走路，险险的被匪人追到哩。”亚娜：“这个新生晓得这事吗？”幼尼司：“晓得。——她当心，要好好的受罚哩。”亚娜：“现在什么时候了？”玛及：（看表）：八点十分钟。

亚娜：“请你们恕我失陪。我还有一篇论文要尽这十分钟中去做起来。”课室中钟指八下二十分，学生陆续至。

八下三十分，教师入。

梅丽走至教师前。“米儿博士，我昨晚头痛，未曾预备今日的功课。”米儿：“好好。”对众学生：“现在请你们写十五分钟。题曰‘以卢棱或孟德斯鸠或福禄特尔的口吻，评论法国第二次的宪法’。”全堂悄寂。十五分钟已过。米儿：“请你们停写。”对梅丽：“巴德女士，请你明天把这个答句写出来，交给我罢。”对众学生：“你们的卷子可以不必交进。现在且请卡儿女士将她的答句读出来大家评论好了。”全堂学生彼此相视微笑，若曰“白吃惊”。梅丽面色懊丧，若曰“吃亏吃亏”。午刻贝田走至一校店。购得糖食一包，且食且至图书馆。适梅丽自图书馆出，值贝田。梅丽：“贝田，你又要不吃饭在此读书吗？”贝田：“中饭？我早饭还没有吃哩。下午的功课一点也没有预备，哪里有什么功夫吃饭呀。”梅丽：“当心，你要生病。”贝田：“我倒情愿生病，那时我就可以到病院里去好好的睡觉了。”图书馆中钟打十二下半。学生陆续散去。贝田独不出。

下午（一）

钟指四下五十分。玛及走回室中，把书抛在床上说：“谢天谢地，一天又过去了。”闻叩门声。玛及：“请进来。”贝田走进。“玛及，你有什么点心吗？我要饿死了。”玛及笑。“又来讨饭了。苹果可以吗？还是要橘子呢？”贝田：“两个都要。”贝田且吃且说。“玛及，我想大学中的生活真苦，我今早接到妈妈的信，她说明晚家中又要开跳舞会了。玛及，你想想他们在家中那样的快乐，我却在此冻得饿得要死，这可称得公平吗？”玛及：“可不是吗？我昨晚对一个上级学生说，‘到底读书有什么好处呢？’她说，‘你刚才到大学来，功课严重，自然觉得很苦。慢慢地你就喜欢它了。’她又拉长面孔说，‘玛及，我们有了机会，不晓得享用，真是可惜。你没有看见此地的中国学生吗？她们离家去国来到此地，却是为着什么呢？’我说……”贝田：“请你恕我打断你的说话。不过我想真真希奇，怎样有人肯离了家乡，到外国读书呢？我可万万不能的。”玛及：“不但如此，他们连夏间也不能回去哩。”贝田倒身床上。“天呀！”下午（二）

贝田去了。玛及忙挂一牌在门上说，“忙请勿扰。”匆匆摊书诵读。

闻叩门声。

玛及（蹙额）：“请进来。”侍婢走进：“亚当女士，教务长打电话来请你立刻就去。”玛及（面色转白，对侍婢）：“晓得了，谢谢。”玛及走出，值幼尼司。

幼尼司：“玛及，你来得恰好，我正要来找你去滑冰哩。”玛及：“滑冰。——”幼尼司：“什么？”玛及：“教务长传我去哩。”幼尼司（伸舌）：“好险好险，我望我没事。”玛及：“谢谢。”匆匆出。

下午（三）

玛及自教务长处回来，和一上级生同行，且说，“几乎把我吓死。”上级生：“到底她叫你去做什么？”玛及：“他说贝田的功课太不好，若是她向来很用功的，倒还可以原谅她，再给她些机会。现在她又笨，又不用功，所以要把她退出去了。”上级生：“她做什么不叫贝田自己去，倒叫你去呢？”玛及（耸肩）：“我不知道。”上级生：“你的功课又怎样？”玛及不语。上级生：“这有什么要紧？”玛及：“她说。……她说，我的功课比贝田的要算好些，她再给我四个礼拜的机会，看有进步，我就可以留在此间了。”上级生：“哦，我懂得了。”玛及：“什么？”上级生：“没有什么。我说教务长倒很注意你的功课哩！”晚上（一）

钟指六下半。学生陆续自餐室中走出。

爱米立走近一个中国学生张女士前说，“你肯同我跳舞吗？”张：“很情愿。不过我跳舞得不好。”爱米立：“你们在中国也跳舞吗？”张：“不。”爱米立：“希奇，希奇！那么你们闲空的时候做些什么呢？——你喜欢美国吗——你想家吗？”张女士未及答，学生渐渐聚近，围住张女士，成一半圈。贝田：“你们在家吃些什么？有鸡蛋么？”张：“有。”玛及：“那么你们一定也有鸡了，希奇希奇！”梅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姑母在中国传教，你认得她吗？”路斯：“我昨晚读一本书，讲的是中国的风俗，说中国人喜欢吃死老鼠。

可是真的？”幼尼司：“中国的房子是怎样的？也有桌子吗？我听见人说中国人吃饭，睡觉，读书，写字，都在地上，的确吗？”亚娜：“你有哥哥在美国吗？我的哥哥认得一个姓张的中国学生，这不消说一定是你的哥哥了。”张女士一一回答。爱米立：“你不讨厌我们问你说话？”张：“一点也不。”爱米立：“请你教我几句中国说话，好吗？”张：“很好。比如你见了人，你就说，‘侬好拉否？’”爱米立：“这个很容易，‘侬豪拉否’。还有呢？”张：“他就说，‘蛮好，谢谢侬’。”爱米立：“‘妹豪，茶茶侬’，对吗？”张笑：“差不多了。”爱米立跳起，高声说：“我会说中国话了，你们听哪，‘侬豪拉妹豪茶茶侬’。”当！当！当！六下五十分。梅丽：“我好不巴望他下雨，我们就可以不去做礼拜了。”学生鱼贯入礼拜堂。

晚上（二）

贝田独居一室，抱头读书。

闻叩门声。

贝田：“请进来。”丽莲走进。“贝田，你的青年会捐款还没有交清。今天是收款的末日了，请你交给我罢。”叩门声。贝田：“请进来。”幼尼司走进：“贝田，……（见丽莲），哦，对不住。我不晓得你有客人在此。隔一会再见罢。”贝田：“我立刻就来——你们可不要先把它吃光呵！”幼尼司去。贝田：“丽莲，我今晚实在没有钱。明天妈妈就要寄汇票来了，请你……”叩门声。贝田：“请进来。”丽莲：“那么请你一定把款子预备好，我明晚来罢。”迦因走进。

丽莲去。

迦因：“这是威伦女士吗？（威伦是贝田的姓。校中习惯，对于不甚相识的人，即称姓及女士。）威伦女士，你上月间想已听过法国佩打先生演讲法国的战地病院了。现在我就代这个病院募捐。你是热心的人，一定肯帮助那可怜的伤兵的。”出捐簿：“多少随意。”贝田看捐簿，捐数自半元起至五十元止。贝田写“二元”。迦因：“谢谢你。下月请把款子预备好。我另叫人来收取。——晚安。”贝田：“晚安。”倒身椅中：“我婀娜头痛呵。我立刻要到病院去了。

——退出就退出罢，——这样的烦扰，就是要读书又怎样能够呢。”晚上（三）

海伦素生亚德三上级生聚谈于一室。海伦：“你们晓得爱玛已经定期在下礼拜六放洋吗？”素生：“什么？——她真的要到法国去吗？”海伦：“自然真的。明晚她的好友还要在华纳旅馆中替她饯行哩，——我想她的运气真好。”亚德：“什么运气。你可晓得到战壕中间去做看护妇。并不是顽意的事。”素生：“她的功课又怎样？”海伦：“她横竖不过去年半。况且她人很聪明。所以教务长特别的给她半年假期。只要她慢慢地在夏间补起就是了。”亚德：“说起功课，又令我想起我那个宝贝表妹了。这人我也拿她没办法。今天教务长告诉我，她已经写信给她的母亲，叫她来领她回去。我受了她母亲的委托，心中倒很有点过意不去。”素生：“你不是说贝田威伦吗？这人本来有什么脑子。不过教务长有时却也过分，我听说今年被退出的学生，单单新生，已有三十多人哩。”亚德：“不但如此。……”窗外人声嘈杂。“请马克出来！”“我们要马克出来！”（按马克为素生的绰号。校俗以有绰号为能博众爱之证。）海伦：“哦，马克，我还没有恭喜你哩！”亚德：“什么？”海伦：“你还不晓得马克已经被举为我们的级长吗？”对素生：“现在快点去受人家的‘梭伦南丹’罢。”（按：“梭伦南丹”，英文原名曰“Serenade”，即夜间在窗下唱歌颂羡其人之谓；以吾国无是俗，故但译其音。）素生探首窗外。窗外歌声大作。亚德海伦亦探首窗外，助素生拍掌答谢。须臾歌止，学生移队北向，再歌贺她们本级中的新级长。（按校俗第一三年二级曰“姊妹级”，第二四年级亦然。有大事，学生恒以“姊妹级”分为二群。故此次素生被举为第四年级级长，第二年级生遂先至歌贺，然后再及其本级。）

亚德：“现在已经不早了，我与你们道晚安罢。”海伦：“我也应该去了。”亚德才出门，又回头笑说，“我巴望今晚我们可以好好的安睡一晚，不要再被那火钟从床上出去了。”海伦：“可不是吗？我见了这个‘火操’实在头痛，我想与其常常吃这样的苦，倒还不如真的被火烧死好了。”素生笑：“今晚法表降至零度下十八度，她们应该也有点慈悲心，不至于再叫我们到院子里去受冻罢——我保你们今晚没事，好好的去睡觉罢！”当！当！当！十下钟。全校静寂无声。但见玛及室中灯火光明，玛及尚在伏案做她的算学难题。

庐隐：敢爱敢恨，旷世才女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人，民国女作家，曾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

1903年父亲去世，从福建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从此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文学创作，创作风格直爽坦率，哀婉缠绵。早期与冰心齐名，她们是五四时期文坛上人所瞩目的明亮的双星座。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郭梦良）、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28年，她为亡夫写下祭文《雷峰塔下》，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

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代表作品主要有：《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灵海潮汐》、《云鸥情书集》、《庐隐短篇小说选》、《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

庐隐的父亲是晚清的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庐隐出生前，家中已经有3个男孩，在当时那个标准的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父母却盼望再生一个女儿。1898年5月4日，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去世了。仅仅因为这样，母亲就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于是庐隐在初到人世那天就从未享受过正常的母爱，全家人都讨厌她。庐隐2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3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但她却养成了爱哭、爱闹、拗傲的脾气。这时她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但心地善良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健康起来。当她的父亲被任命为湖南长沙的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可是她却终日闷闷不乐，总是怀念着养育她的奶妈和乡下的生活。

父亲乘船赴任，在去长沙的途中，幼小的庐隐根本未意识到这是要随父亲去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好心的差役搭救，才免了一死。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舅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母亲把父亲历年积存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变卖了，折成两万块现款，然后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

庐隐的舅舅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家中人丁兴旺，光是庐隐的表姐妹就有20多个。到北京的第二年，庐隐到了上学的年纪，但是母亲讨厌她，不准她入学，但她在家中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妈为师，才算开始启蒙教育。但是，读书对于她是真正的惩罚。每天早晨，姨妈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在那间房子里，除了书桌和椅子再无其他什物，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荒凉，在这种环境下，她对于读书没有一点兴趣。每天除了在那间比牢狱还可恶的书房里关半天外，她不愿见任何人，总是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同鸟儿、虫儿、花儿默默相望。

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舅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害怕她的出现给他们丢脸；而她的哥哥妹妹们都打扮得像小天使，在人群中飞翔……面对这种不公正的非人待遇，庐隐麻木了，常年的虐待摧毁了幼小心灵里的爱和希望，她只有怨恨，恨家里所有的人，于是心里产生了对生命的厌恶，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差，于是在她9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美国女校长在她入校时对姨妈说：“信道理（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这些话使她顿时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恐怖、凄苦的监牢。

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有两种生活：一是穷人家的孩子，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一是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和这个学校的穷孩子一起，吃那种最低劣的饭。上学期间，由于条件艰苦，她的脚长了疮，这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又曾肺管破裂，吐血不止。

病好了，她同大伙去做礼拜，但她心里并没有给上帝留一个位置，所以她东张西望，很不专心。这时美国人朱太太在她身边跪下，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她说。“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呵！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呵！你领导她……”朱太太虔诚地祈祷着，并哭起来。

这时，弱小的、心灵空虚的，没有母爱、被兄妹抛弃、又经病魔折磨的庐隐，因为朱太太的话，竟感动得一同哭了起来：“我信了，我真的信了！”庐隐就是这样皈依了宗教，她后来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的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冷血的家族竟抛下庐隐和她的两个表妹而躲到天津租界去了，直到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才回到北京。这时的庐隐开始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出乎家人意料地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从此以后，曾经的丑小鸭居然时常被称赞“聪明”了。后来庐隐更加勤奋，不久后考进了师范预科，这使家里人更加惊奇不已。

庐隐13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因而处处都受到了同学们的关照，庐隐生平第一次发现人间似乎还有友情。但学校里的规矩太严，管制太多，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就会受到处分，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重新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下午4点前，她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以便能暂时脱离恐怖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和同学们还是努力在苦中作乐。她和5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很简单，那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所异样，便开始放声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哭起来方才罢休。中学一二年级，就在这看似无休止的玩笑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独立

到了中学三年级，庐隐16岁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莫名惶恐，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口味，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天转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在这期间，她在舅舅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名叫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玉梨魂》，那是一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情节凄切哀婉。林鸿俊由此发现庐隐是一个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为他流了眼泪，这样渐渐地，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不久林鸿俊向庐隐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但是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林鸿俊没什么大出息，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行为激起了她的反抗情绪，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了她，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18岁的庐隐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这意味着庐隐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找工作，以帮助分担家庭的压力。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庐隐竟被北京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她虽然耍棍棒、操哑铃球杆还是可以的，但是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爱慕虚荣之人，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甚至比她还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短暂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庐隐决定离开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和带给她太多不愉快记忆的北京城，到外地执教。回忆起赴安庆任教时的心情，庐隐这样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在安庆这所小学里，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程的教学，在工作中她极其敬业，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与同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在安庆的一年里，虽然得到了肯定，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其他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故意给她难堪。庐隐当然不会受这样的气，熬到了暑假，她就像逃出了牢笼一样，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姐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一学期先生”。

在漂流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庐隐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就在这时，“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暗流涌动，仿佛在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庐隐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再次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但最终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庐隐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做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再升为正班生。

蜕变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希望，进入女高师。但旁听生的身份却让她有了自卑的情绪，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在大学里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庐隐不懂，却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独自钻进图书馆，翻阅大量相关资料，才总算是明白了一些，然后用了一天的工夫写出了一千多字的文章，惴惴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的是，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刊物《文艺观摩录》，老师给出的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那些从前态度傲慢的学生也对她另眼看待了。年假大考以后，她和旧相识，此时同样在做旁听生的苏雪林的成绩最为突出，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却并未因此变好。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经常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暗自流泪。这时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支持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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