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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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史有关风与月试读：
致谢
赶在下印厂的前一天，觉得还想写几句话。
很想借着这本小书的出版谢谢他们，但一直拖着，总觉得像这样一本并不成熟的小集子，是否值得像奥斯卡的得主们一般，捧着奖杯昭告天下地感谢群贤。
不过还是想通了，没什么好矫情的，不是一个天才的诞生才需要感谢师长，一个普通孩子的成人背后还是有那些一直热切关切的目光。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贾葭兄，没有他的鼓励与鞭策，不会有这些文章，很多被他谬赞过，也有一些被他羞辱过；当然，更要感谢他曾任主编的腾讯大家频道，感谢这个慷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给了我宽容与空间。
感谢周濂老师、刘瑜老师、尚红科老师。没有他们的推动，这本书仍然如游魂野鬼，散落徘徊在互联网上。当我羞于将书稿成书时，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和执行力。张明扬2015年5月26日
荐序/历史在风月间
收到明扬《此史有关风与月》的书稿，着实吃了一惊。
我知道，明扬供职于《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和澎湃新闻网，平日工作挺忙，经常加班，没想到还读了这么多书，也写了这么好的书。毕竟是80后年轻人，睿智而勤奋。而且，我知道明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出的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的，看来明扬也是史学票友，与我同道。
了解历史当然要读书，明扬这本书正是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写成的。我读书有点五柳先生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明扬则是好读书，求甚解，多思考。他读的一些书，我也读过，不过看来我读得没有他细，也没有思考那么多问题。如美国学者埃里克·多林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我也读过，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中美交往历史的早期阶段，美国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出口西洋参、皮毛之类，不似英国运来的是中国并不需要的棉布甚至刀叉之类，甚至是鸦片这样的毒品。但在明扬的笔下，从更深层次挖掘了中国与美国交往的特点，以及对美国国内及美英关系的影响，最后上升到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这个问题上。
武侠小说也是我所爱，《鹿鼎记》当然看过，但我读这类书只追求曲折的情节，明扬则从历史上的“革命路线之争”来解读；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我也看过，只觉荒诞不经，明扬则读出了用武侠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戏谑之处；至于武侠及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兵器，我则根本没有关注，甚至连名称也记不住，明扬则不仅分析了各种兵器的源流，从中还写出了中国古代写战争史不重视兵器的弊病。读书固然不能每本都这么细，但有一些书总要如此细读，不然就成为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读万卷书却枉游书海。
非专业学者谈历史，总不能像专家那样详加考证与论述。票友谈历史总是给同道票友或一般读者讲的，就要让普通人读得懂并有所收益。这就要小谈大历史，或大谈小历史。小谈大历史就是用简单而通俗有趣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大谈小历史就是要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明扬这本书体现了高级票友的这一特点。
先说小谈大历史。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明扬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隋炀帝到近代大韩帝国的衰亡讲清楚了。尽管并不详细，但抓住了关键，讲清了重要的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深入研究阅读。
再说大谈小历史。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并不显著的存在，即使在许多专业历史著作中也是只是提一下，注意的人并不多，可谓历史上小而又小的细节。但明扬则在“庙堂”这一部分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退休史”，或被软禁，或闷闷忍让，或依然控制权力，甚至策动反击。这些看似小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权即使是皇帝的老子也没用。权力使人异化，这才有种种皇家秘史，亲人反目为仇。
无论大历史，还是小历史，笔调可以轻松，但史事一定要真实。在谈论大历史时，为了证明自己论述的“大趋势”，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细节就没必要了。在《他用宪政打倒宪政》这篇文章中，有着许多对希特勒上台前后的细节描述，则使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多元的理解。历史越细越真实，有了细节支撑，写出的法西斯上台大历史才更有味道。本书很多文章虽然意在叙述历史大趋势，但具体落笔写的还是小事、细节，这正是它的可读之处。
票友读历史不必那么严肃。本书名为“此史有关风与月”，照我的理解，写的并不是历史的风月韵事，而是以吟风弄月的形式以及心绪，在看似闲聊中完成就一些严肃话题与同好者的交流。我的序言定名为“历史在风月间”，就是想解释这层含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是明扬的题中之义。
这本书每篇文章不算很长，如果序言写长了，反会喧宾夺主。书中的诸多好处还得大家亲自开卷，才能有所体会。2015年5月25日，梁小民于北京
第一章 天下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1842年春天，当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地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容我以后再详细道来）。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你某个亚洲国家心悦诚服地服膺于西方文明，这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被西方统治吧？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现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承认大清也算“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地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地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做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地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地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地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
隋炀帝为何要三打高句丽——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上）
如果说东亚有个“火药桶”的话，那肯定就是朝鲜半岛了。
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王朝的灭亡和朝鲜有直接联系。如果不是隋炀帝杨广的三征高句丽，隋朝的统治很可能还能延续几十上百年；如果不是万历皇帝拼到财政破产去“抗日援朝”，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让努尔哈赤家族摘了桃子；如果大清国没有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光鲜亮丽的洋务运动或许还能糊弄世界几十年。
然而，此中最让人想不通的，还是隋炀帝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丽，甚至打到国破家亡了也不改初衷。对于后世来说，隋炀帝此举往往被解读为非理性的疯狂行为，再或者无非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反正就是连“保家卫国”此等水平的解释都不给一个。
就中国历史来看，将如此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动归因于某个昏君的“疯狂”，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要戳破这种观点非常容易，即便隋炀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总不是了吧，但是，这两个“圣君”级的皇帝也都打过高句丽，并且，也都没有打赢。
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一个横跨两朝，四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不惜以战争解决的“高句丽问题”，就一定不能简单粗暴地用“疯狂”来解释了。
但是，说实话，我虽然很早就知道上述说法不对，但一直也没想到其他有说服力的解释，直到看到了韩昇先生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初看起来，韩昇先生的解释也跟隋炀帝一样疯狂，他将三征高句丽视为大隋王朝重建“世界体系”的关键一步，通俗地说就是，高句丽不服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和隋朝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在当时搞定突厥的情况下，大隋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如果隋炀帝不打服高句丽，那么大隋就无法成为东亚世界的合法领袖，而这，正是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王朝所无法卸责的“天下秩序”。
换句话说，要理解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审视。我非常之明白，我们很不习惯用“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王朝时代，但是，如果仅就“中国看中国”，隋炀帝的行为可能真的就是不可理喻了。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在美国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那些不服从这种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就被视为“流氓国家”，而美国去搞定这些“流氓国家”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维持“国际秩序”，强化霸主地位的努力。如果您能理解美国出兵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骂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是疯子。
其实，韩昇先生的这种观点也算不上特别标新立异，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方俞先生的《争霸东北亚》中，单单书名就已经透露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
但是，为了让以上充满现代感的解释显得不那么无厘头，还是必须尽量简单地介绍一下高句丽与隋炀帝身处的“国际形势”。“高句丽问题”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个争议，直到高句丽已灭亡近1400年的今天，中国和朝韩双方的学界还在进行着“高句丽属于谁”的争论。中方的标准立场是，高句丽是存在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之后相隔了几百年才产生的“高丽”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高句丽的历史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和主要领土均在中国东北；而朝韩学界的标准观点是，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的历史是朝韩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丽王朝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这场“自古以来”的政治口水仗已远远超越了历史范畴。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第一，无论高句丽“属于谁”，它从公元前37年（王昭君那个时代）建国开始，的确在名义上长期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另一方面，却又桀骜不驯，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或者说，完全没有一个做臣子的样子；第二，高句丽的确曾经占据了东北的一大片领土，大有和中原王朝争夺东北亚霸主的雄心，即使你将它定义为一个地方政权，那也是一个至少试图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方政权。
事实上，在汉武帝时代，朝鲜北部确曾是大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政府在此还建立了四个郡，“南朝鲜”才是“朝鲜人”的传统地盘。高句丽崛起之初，还曾受到汉朝鲜四郡之一的“玄菟郡”的直接管理，鉴于曾有一个“高句丽县”的建制，你完全可以将起初高句丽的王看成汉朝的一个县长。但随着中原王朝在数百年之间的几次大乱，高句丽逐渐趁着中原王朝的无暇东顾渐而崛起，不断蚕食“朝鲜四郡”，到了西晋灭亡前夕的313年，更是彻底吞并了“朝鲜四郡”的所有领土。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中做出了相当震撼的结论，“标志着中原汉族势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汉人对（朝鲜）半岛长达数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结束”。
可以说，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辽东乃至东北亚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丽。
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国际形势。最让隋政权无法容忍的是，高句丽还深谙“远交近攻”之策，实现南北两面外交，长期向南朝称臣，利用南朝牵制北朝（隋），甚至还曾和南朝结成战略攻守同盟，一度还参与了南北朝的“内战”。用当代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周边势力”妄图妨碍中原王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显然都是大忌。
高句丽大外交最辉煌的一页是，它竟然还领衔穿针引线，华丽地组成了“高句丽、陈、突厥”的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国际国内“反隋大合唱”的派头。高句丽很清楚，它赖以崛起以及称霸东北亚的基础条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统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时候了。
果然，当隋文帝北平突厥，南灭陈朝之后，兵锋开始直指隋在东亚大陆上的最大敌人——高句丽。此时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仍是错综复杂：在东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经臣服于隋朝，高句丽的结盟政策已基本破产；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其实还有两个高句丽一直想吞并的国家——百济和新罗，为了与高句丽抗衡，也在小范围内搞起了“远交近攻”，成为了隋朝的盟友。
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丽的，他之前在给高句丽国王的诏书中曾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当然，如果高句丽如此不堪一击的话，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战中，隋朝的三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可以说，自隋王朝立国以来，几乎是战无不胜的，此次战败是隋朝的第一次战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丽也是元气大伤，国王高元在战后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也算是给了隋王朝一个台阶下，不至于天朝体面尽失。
隋文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接下来就交给了隋炀帝。放在一长段的历史视野来看，隋炀帝面对的是如何终结高句丽自西晋灭亡之后，连续数百年称霸东北亚的历史性任务，只有打服高句丽，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才能正式宣布，隋王朝终于成功重建了汉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正如韩昇先生所说，“令高句丽臣服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要建构世界帝国的隋朝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征伐高句丽绝不能视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在出兵高句丽的诏书中都基本不提及领土问题，而是聚焦于高句丽的“不臣”，正如诏书中所说“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认为，高句丽的无礼与不臣，在隋朝的国力达到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诏书中也说“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并不代表隋炀帝有政治洁癖，对于领土的历史问题漠不关心。高句丽立国数百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蚕食中原王朝东北领土的历史，收回领土也是宣誓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从隋炀帝的表态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丽愿意在称臣等国际秩序的问题上配合隋朝，在领土的问题上和隋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炀帝丝毫没有消灭高句丽的意思。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后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藩国关系上的重要原则，只要乖乖称臣，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经济贸易问题上，都可以做出让步。
略显夸张的是，韩昇先生认为，隋炀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在“国际”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丽，在“天子伐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历史观，且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既然出兵本身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那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的问题究竟出在哪？这里试着总结了几条。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像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时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的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上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再次确认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就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数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的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帝王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也不失尊重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唐高宗的“世界大战”——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下）
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唐太宗在第一集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
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对于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电影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以骑射横扫天下的八旗军的箭法被朝鲜神箭手完爆，大清朝太子最后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心也该平了，自己好歹还被韩国人留了一只眼睛和一条命。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而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闪亮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大半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如何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他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烈度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负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要凶险得多。正如韩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倒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战略意图也非常明白，趁着唐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在彻底解决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开始大举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罗。让高句丽、百济一方没有想到的是，唐军这次放弃了从辽东正面战场进攻高句丽的传统打法，而是派出了13万水军渡海出征，首次开辟出了南方战线。值得一说的是，唐军这次的远征军主帅是刚从西突厥战场上载誉归来的苏定方（也是评书红人）。
百济一开始还以为唐军是想搞“仁川登陆战”（没错，和麦克阿瑟想到了一个地方），而后从背后直扑高句丽，不会先打自己，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但谁知道唐军在与新罗水军会师之后，却首先开始对百济都城进行了闪电战，只用了几个月，便灭掉了百济，这个建国近七百年的古国还没想明白就亡了国。
灭掉百济的次年，唐高宗便开始从南北两线对高句丽用兵。此时唐朝的战略形势，已从几年前的恶劣状况转换为前所未有之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唐军在北方遭到了高句丽的激烈抵抗，先胜后败；南线更是出了些状况，唐军被百济的复国游击队牵制得疲于奔命，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任务几是一句空话。反而是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一边摘桃子占百济的地盘，一边出工不出力地履行着唐朝盟友的责任。
让唐高宗政府更为焦虑的是，此时，一个全新的危险敌人——日本也介入了进来，“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一千三百年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样跃跃欲试尚武好斗，同样试图在朝鲜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鲜，旨在援助百济复国。所幸，在那场历史性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新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复国军，彻底粉碎了日本试图进入朝鲜半岛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强国迷梦在此一战之后便烟消云散。同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规模对外海战，也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日军惨败之后，百济的余部也迅速溃散，朝鲜半岛的南线终于稳定了下来。
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渊盖苏文去世了，之后高句丽便发生了内乱。唐高宗自然没有放弃这次中原王朝等了几十年的良机，用《争霸东北亚》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启动了“一场北线主攻，南线策应，动用近50万兵力的多国联合的大会战”。为保万全，此战的主帅是大唐宿将李绩，年轻一代则有薛仁贵。
不过，高句丽的确是百战之邦，这场压倒性的战争竟然还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军最终攻破了高句丽首都平壤，立国700多年（公元前37年始）的高句丽就此亡国。值得强调的是，唐高宗打赢的远不仅仅是一场朝鲜半岛的区域战争，也是一场“东北亚战争”，更是一场那个时代牵涉面最为广泛的“世界大战”。
为绝后患，唐高宗还启动了那个时代规模最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迁徙。在武装押运下，唐军将高句丽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层阶级，以及数万户、大约20多万高句丽居民，全部迁往江淮一带。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高句丽族”，但现在所谓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们没准就混了不少高句丽的血。
从公元598年隋文帝时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两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让中原王朝“魂牵梦萦”的高句丽问题。
此后，经过新罗与唐朝的几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罗占领百济故地，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大唐占领高句丽故地的战后“瓜分格局”。正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所说，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略，新罗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丽那样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大唐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的历史性时刻，务请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大唐时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中著名的“总章二年疆域图”），更准确地说，就是唐高宗灭掉高句丽之后那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唐高宗真的是我们认为的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么？从武功看，唐高宗时代绝不会亚于唐太宗时代：平灭西突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征服高句丽；击败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哪个号称懦弱窝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对此，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中已为李治作了相当详实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为之，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放纵”老婆成为女皇的男人成为一代名君，或者说，在传统价值观之下，哪怕皇帝历史性地平定高句丽，重整了东亚世界，都还是弥补不了“放纵后宫干政”这个名教污点。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朝鲜的“反清复明”梦
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
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万历、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程朱理学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这样说吧，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亲明的朝鲜王室和士大夫阶层，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在宫廷政变（1623年）中废掉了。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明朝那一边。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1627年，皇太极终于被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惹怒了，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缺乏理论自信的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沈阳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不切实际的反清复明政治蓝图。
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5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更何况，孝宗所谓的“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觉悟。就连主战派宋时烈也曾质疑说：“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可孝宗却“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好像为了反清复明的理想，赔上朝鲜也无所谓。
可以说，朝鲜北伐计划的唯一机会在于清朝的内乱，而后趁乱起事。1673年，机会还真的来了，三藩之乱爆发，可此时朝鲜却又迟疑了。当时朝鲜有大臣上书给显宗国王，认为吴三桂起兵“乃千载一时，应结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朝鲜的儒生们也是群情激奋，国内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这“千载一时”，才34岁的显宗突然驾崩了，刚刚十三岁的肃宗接位，北伐这事又黄了。朝鲜正史《李朝肃宗实录》辩解道，朝鲜此次痛失良机完全是因为显宗突然驾崩所致，“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扫清腥秽”。书中甚至大胆推测，如果三藩之乱发生在孝宗时代，孝宗“必仗忠烈，奋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无论朝鲜事后如何痛心疾首，这一北伐时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朝鲜，如同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对于“反清复明”的梦想，只能在“大报坛”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层面一遍遍地重复，实质上的“反清复明”还未及开始已然结束。
不仅是官方的“大报坛”，朝鲜民间对于明朝的种种尊崇也一直未断绝。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后来成为了朝鲜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后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万东庙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举行各种思明仪式，最著名的胜迹是，华阳洞中有孝宗国王的御笔“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意思是明朝虽亡，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用当时朝鲜一位大儒的话来说就是，“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平心而论，从顺治开始，清朝皇帝对于朝鲜可谓是恩宠有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礼仪上，对于朝鲜的态度甚至都要超过明朝，又是减免岁贡，又是优待朝鲜使臣，甚至还亲自写诗赐予朝鲜国王。
到了乾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清朝皇帝不再背后称为“胡皇”，改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不再动辄“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地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随时可能灭亡。
然而，此后朝鲜对于清朝态度的改变也无非就是放弃了敌意，不再意淫着颠覆清朝而已，更准确地说，是从浪漫主义的“反清复明”回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已，但这远远不等于说朝鲜就真心认同清朝，更不等于说朝鲜放弃了对明朝的尊崇与忠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最终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着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终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甲午前夜：中朝关系的破裂
1894年7月23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朝鲜王国的宫廷爆发了一场“反华”军事政变。当天凌晨，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景福宫，挟持了朝鲜最高统治者高宗李熙和王妃闵妃（韩国人所说的“明成皇后”），随即将当时朝鲜政府中的所谓亲华派势力清除一空，建立了亲日派政府。朝鲜亲日派上台后，就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并正式“授权”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也就是说，在中日甲午正式开战之时，中国面对的其实已经是“日朝同盟”，政变后的朝鲜政府已经完全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名义上，日军与“二战”中的盟军解放法国一样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受邀来朝鲜驱逐中国“侵略军”。
更大的历史意义或许在于，这也标志着朝鲜李朝自1392年建国以来，与中国中央王朝（明清两代）绵延了502年的宗藩关系（朝贡体系）的正式终结。
自然，朝鲜此时的对华决裂是被日本“胁迫”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当时朝鲜国内的亲日派势力与亲日思潮已非常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亲华势力，相应的是，“反华”思潮此时已然是朝鲜的主流舆情之一。事实上，如果不是袁世凯和驻朝清军的强力介入，朝鲜早在十年前（1884年）可能就已经对华决裂。
1884年年底，朝鲜亲日派也发动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也就是朝韩史中著名的“甲申政变”。中法战争爆发后，驻朝清军主力回国驻防，朝鲜亲日派在日本的挑动之下，决定发动政变，政变的纲领第一条就是针对中国的“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亲日派原本拟借汉城邮局落成仪式为时机将亲华势力乃至袁世凯以下的驻朝中国官员一锅端掉，但最终“功败垂成”。仅仅三天后，袁世凯就率驻朝清军力挽狂澜，镇压了此次政变，重创了朝鲜亲日派和日本在朝势力。由此，清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
可以说，上述1894的这次军事政变，是日本和朝鲜亲日派对十年前“未竟事业”的一次成功反击。这一次，再也没有了孤胆英雄袁世凯。
回首甲午前的中朝关系，有一个巨大的尴尬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五百年来甚至可以说自唐朝以降上千年来都十分牢固，依附于中国中央王朝天下秩序下的中朝宗藩关系为何在晚清发生了无法弥合的破裂？毕竟，这是一种在亲密程度上远远超过朝鲜战争后中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传统秩序。
我试着说几点。第一，从历史上来说，朝鲜对清朝始终“心有芥蒂”。中朝关系的高峰实际上是在明朝，有明一代，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对大明王朝始终不离不弃，是典型的“死忠派”，甚至在明亡后也不改初衷。而对于清朝，朝鲜对其始终有“夷狄入主中华”的负面印象，对清的依附与其说是出于如对明朝那样的“文化忠诚”，更不若说是慑于清军的赫赫武功。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到乾隆时代方才有所改观。
第二，鸦片战争以后，一直热衷于密切打听清朝各种消息的朝鲜人开始发现，“后盛世”的大清朝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朝鲜朝野开始认真思考，清朝是否有在军事上保护朝鲜的能力。如果没有，是否要考虑依靠日本、俄国乃至美国以求自保？事实上，正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失利让朝鲜亲日派乃至朝鲜宫廷都开始怀疑清朝，以致直接导致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
第三，在朝鲜当时的政治光谱中，亲华派（所谓的“事大党”）也同时身兼着保守派的角色，反对在朝鲜进行近代化改革，试图维持传统的政治架构，这听起来多少让当下的中国人觉得很尴尬却也似曾相识；而亲日派（所谓的“开化党”）却同时也肩负着改革派的角色，将中国视为保守老大帝国的象征，要求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国家道路。尽管中国在此期间曾主动劝诫朝鲜按照洋务运动的模式进行改革开放，但奈何保守势力总后台的形象已被定型。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朝宗藩关系在晚清发生了一些让朝鲜无法忍受的深刻变化。所谓中朝宗藩关系，虽然在名义上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在具体政治安排上，除非朝鲜发生外敌入侵的情况，作为天下秩序的一个传统，明清中央王朝几乎从来不干涉朝鲜的任何内政，更别提驻军朝鲜，中国需要的通常仅仅是朝鲜在礼节上的恭顺。但在晚清时代，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念逐渐传入中国，为了与世界“接轨”，更好地向西方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中国开始依照西方式的外交逻辑处理对朝关系，将天下秩序中名义上的“属国”关系往西方式的如印度之于英国这样的实质性“属国”关系转变，从而也大大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或者是日本这样的第三者率先打破了中朝宗藩关系中的这种微妙平衡。
冈本隆司先生在《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一书中揭示了中朝双方此刻的“同床异梦”。很显然，朝鲜王朝对这样的转变无法接受，既然名义上的属国地位无法延续，又无法接受实质上的属国地位，那么只有逐步摆脱中国，追求无论从名义还是实质上的独立自主一途了。而为了独立自主必须寻求其他大国势力的奥援，朝鲜亲日派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逻辑。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中朝双方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朝鲜越想挣脱作为宗主国清朝的控制，清政府越是感受到传统宗藩体制对属国朝鲜控制的不力，越是担心日本等其他大国势力钻空子进入朝鲜，反而进一步试图加深在实质上对朝鲜的政治控制。
正是在这一政治方针的背景下，1882年，清政府出兵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史无前例地深度介入了朝鲜内政，将朝鲜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大院君（高宗生父）抓回中国囚禁，之后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一次依照西方的逻辑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甚至还明确规定了朝鲜国王的“级别”——仅仅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平级；1884年，袁世凯在平定“甲申政变”之后，清政府又一次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实际上成为了中国驻朝鲜的“监国”，甚至可以说是超越朝鲜国王的“太上皇”。
由此，在甲午前，中国“利用”朝鲜频发的各种军事政变不断加强着自身的宗主国地位，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与朝鲜的改革派（“开化党”）彻底闹翻，更因为“中央集权”也得罪了本应是保守势力的朝鲜王室，甚至本应是天下秩序天然拥护者的朝鲜儒生士大夫阶层也因为清政府打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而逐渐与中国离心。
略显武断地说，甲午前，除了东学党这样持极端反日反西方思维的农民起义军，在朝鲜传统的政治势力中，广义上的反华势力（亲日派、亲俄派等等）已是朝鲜的政治主流，所谓的亲华派，不仅很多主要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亲日派，而且对中国的“亲”更多是出于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恐惧或是对中国在朝军政实力的畏惧，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恐怕已消失殆尽。
因此，当朝鲜面对日本胁迫下的对华决裂之时，“半推半就”应当更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对于此时的朝鲜人来说，甲午战争不过是一场家门口的“日俄战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刺刀下的被逼无奈，谁胜谁负又有何干？明末朝鲜对中央王朝那种孤臣孽子式的忠诚，在新时代的大变局面前已成旧时代的剪影。
1895年1月，当中日陆军在辽东半岛酣战之际，朝鲜公布了取法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方案《洪范十四条》，高宗李熙公告天下的第一条就是“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大清朝的天下秩序至此彻底分崩离析。
是谁弄丢了朝鲜？我想，日本不应该是唯一的答案。
大韩帝国的衰亡
甲午战败之后，清帝国在战场与法理上都丢掉了朝鲜，将唐朝以降延续了上千年的中朝宗藩关系划上了句号。
在国人流行的历史记忆中，甲午战争后的朝鲜自然是迅速落入了日本之手，直到日本二战战败后方才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要迟至1910年。在甲午之后的15年间，朝鲜的局势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淡”，立国五百年的朝鲜李朝王室仍然在做着最后的“救亡”努力，而日本也曾陷入势力被逐出朝鲜的危机之中。
尽管朝鲜是最后的失败者，但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国却在亡国前爆发出了让外部世界为之震惊的能量。闵妃之死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出兵占领汉城，随即将当时朝鲜政府中的所谓亲华派势力清除一空，建立了亲日派政府，实质上已全面控制了朝鲜局势。
随着在甲午战场上的压倒性胜利，日本对朝鲜的控盘程度自然也随之大幅加强。此时，朝鲜落入日本势力范围本已是一件没有悬念的事情。
然而，出乎日本预料的是，全盘控制朝鲜的难度竟然比在战场上击败大清朝要大得多。
朝鲜王妃闵妃（韩国人所说的“明成皇后”）在背后漂亮地捅了日本一刀。
虽说“以夷制夷”的专利权属于大清，但不得不说，朝鲜对这一套外交战术的掌握程度不比中国人差。甲午前，朝鲜人游走于大清与日本之间；而在甲午后，闵妃对付日本仍然是这一套，只是俄罗斯成为了新的救命稻草。
从本质上来说，如朝鲜这样的小国弱国在大国政治的棋局中，非依附一个大国而无以求存，没有任何所谓独立自主的可能性。“三国还辽”前后，闵妃发现俄国在国力上要强于日本，随之决定转向亲俄，“引俄拒日”。闵妃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执行力，她很快就与俄国公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汉城成立了“贞洞俱乐部”，成为了当时朝鲜对俄秘密外交的根据地。
而对于一贯野心无限的俄国来说，又怎么甘心让朝鲜由日本独霸，朝鲜的主动投靠自然是求之不得，“亲俄派”在短期内便成了气候。
如果说自恃“枪在手”的日本此时还对控制朝鲜充满信心的话，一场针对日本的政变则彻底将其从骄狂中惊醒。1895年7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朝鲜亲日派内阁突然因为谋反的传言在宫廷政变中倒台，亲日派领袖朴泳孝被迫逃亡日本。由此，朝鲜政局又回到了闵妃及亲俄派手中。
这场胜利注定是脆弱的。闵妃及朝鲜的致命弱点在于，即使将亲日派一举铲除，即使在政治上获得自主的话语权，也无法改变一个现实：朝鲜事实上处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
果然，三个月后，也就是1895年10月8月凌晨，在日驻朝公使的策划下，数百名日军及日本浪人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突然向朝鲜王宫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击溃了仅有百人左右的的朝鲜宫廷卫队，将闵妃杀于宫中。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日本浪人竟然还公然奸尸，之后还用汽油焚烧了闵妃的尸体。
这场被称为“乙未事变”的凶杀事件在公布后迅速震惊了欧美舆论。此后日本虽然又重新建立了朝鲜亲日内阁，却在外交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遭遇了李鸿章在日遇刺后的相似窘境。而朝鲜亲俄派，也由此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
可以这么说，闵妃通过她的死，给了日本在朝鲜苦心经营才获得的优势地位一拳重击。国王之逃
除了外交上的被动之外，闵妃之死对日本造成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
当时的朝鲜国王，也就是高宗李熙本就是以性情懦弱著称，政治倾向也长期游移不定，属于又听枕边风还听风就是雨那种。因此，也很难用亲华、亲日或亲俄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李熙。
但是，闵妃之死让李熙走向反日前台的同时，也最终让李熙的政治观点“定型”，从此造就了一个坚定的反日派。当然，李熙的复仇欲念也无可能依托于自身的实力来实现，现状是他基本处于被日本软禁于宫中的状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得摆脱日本的控制。
在亲俄派势力的鼓动之下，1896年2月11日凌晨，也就是闵妃遇害四个月后，李熙和世子借着夜色，乘坐两顶宫中女眷的轿子出逃，幸运地从几百名守卫的眼皮底下胜利大逃亡。
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这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
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闻讯后哀叹：“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事实上，日本此前对朝鲜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挟天子以令天下”来实现的。
果然，李熙一到俄国公使馆就“大发龙威”，将自己长期以来对日本的怨气通过一道道诏书发泄出来。对日本而言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下诏解散亲日内阁，以亲俄内阁代之，大规模逮捕亲日派大臣。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日本此前看似坚固无比的在朝势力由此被连根拔起，而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日本通过一场战争获得的利益几乎被李熙的一次逃亡全盘毁掉。
从此，朝鲜看似就是俄国人的天下了。乐观的帝国
没有人料到，心有余悸的李熙竟然在俄国使馆待了整整一年。在此前后，日俄之间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也终于划分了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俄国虽然奠定了在朝的军事政治优势，但日本也算在谈判中稳住阵脚，挽回了一些在朝的利益。
1897年2月，在李熙回宫之后，在排日运动中取得彻底胜利的朝鲜朝野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称帝运动”。
按照传统中华天下秩序的礼制，朝鲜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自身规格只能是“王国”，国王只能是国王，唯一的皇帝在中原。
在此时的朝鲜看来，称帝不仅可以振奋全国人心，更能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正如朝鲜《独立新闻》所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
当时最好笑的一个理由是，清朝与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
1897年10月，李熙像历史上很多中国皇帝那样“勉强”接受了臣民们的“劝进”要求，登基称帝，宣布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
吊诡之处在于，李熙是在朝鲜五百年历史上国势最为孱弱的时代，做了一件超越所有列祖列宗的事。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打个比方的话，李熙称帝，就如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前夕的称帝，就如吴三桂穷途末路之时在湖南衡州称帝一般“不吉”。
日本人对此当然非常不爽。日本国师福泽谕吉当时就评论说：“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
必须说的是，朝鲜朝野在称帝前后是前所未有的乐观，对内启动了改革，对外在俄国的撑腰下，此前不可抗拒的日本威胁已然被赶出了朝鲜，“中兴”的时代来临了！
从当时的朝鲜报章中透露的情绪来看，甚至可以说“狂得没边了”。《独立新闻》当时称此前的宗主国“世界上最贱之清国”，“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爱国之心，受人贱待而尚不自知，受人蔑视而不知愤恨”。
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个新生的“帝国“竟然还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短命的帝国
无论名字升级得如何光鲜，大韩帝国仍然继承了朝鲜时代的最致命的弱点。韩国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改变身为一个弱国的现状，生存的唯一依靠就是日俄矛盾。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个刚过了7年好日子的“帝国”也随着四个条约逐步走向末路。
还在日俄战争之初，日本便完全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像甲午战争时那样迅速开进汉城，强迫韩国政府协助日本作战，此后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
更屈辱的条约还等着李熙大帝。
俄国战败后，日本的报复来得更加无拘无束。战争结束刚两个月（1905年11月），日本又强迫韩国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完全剥夺了帝国的财政权和外交权，堂堂大韩帝国此时竟已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
值得敬佩的是，此时的李熙大帝仍然不甘束手就擒，进行了一次堪称漂亮的反击，但方式仍然是：找外国人。
此时的俄国已无力且无意为韩国火中取栗，李熙的目标这次对准了一个貌似更强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前，李熙就曾派日后的大韩民国首任总统，中国人民熟悉的李承晚先生赴美求援。
1907年6月，李熙派三位特使秘密抵达万国和平会议的举办地——荷兰海牙，向与会各大国递交了控诉日本吞并朝鲜的文书，以及李熙的亲笔信，就连自顾不暇的大清朝也收到了求援信。
不得不说，韩国版的“申包胥哭秦庭”虽然让日本在国际上大失脸面，但各大国在日本的运作下纷纷表达了爱莫能助，最后日本甚至逼迫朝鲜政府承认三位密使的任务是“伪造”的。
对于李熙而言，日本的报复无疑是一记KO。“海牙密使事件”不到一个月后，日本便逼迫这位开国皇帝退位，由太子李坧接位。
李熙一开始还拒不退位，但等到日军正对着皇宫架好6门大炮之后，他知道大势已去，于7月20日宣布退位。随即，日本又命令韩国亲日派政府与其签订了加强控制的《第三次日韩条约》。
至此，可以说，大韩帝国除了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外，一切权力都掌控在了日本人手中。
1910年8月，大韩帝国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日本连名义上的独立都不愿意继续给予，用《日韩合并条约》结束了大韩帝国的十三年国运。
内阁总理李完用一手为帝国包办了死亡证书，由此也在后世获得了“首席韩奸”的称号。据说当时李完用在签订最后条约前还去见了太上皇李熙，太上皇平静地表示：“我是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大臣们商量吧”。
李完用走后，李熙则是仰天长叹，痛哭失声。
李熙用他后半生的抵抗向世人证明，大帝是条汉子，小国也有血性。
大韩帝国的十三年，说短也不短，至少时间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多了一年（1933-1945）。但是，这可能是历史上罕有的“空心帝国”，尽管国内一度信心爆棚，但实际上从未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头至尾，大韩帝国就是一个命运全然依托于外力的帝国。指望用“帝国”来提升国运，却是李熙大帝的一场帝国泡沫。
第二章 庙堂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上）
嘉庆五年（1800年），积赵翼十年之功的《二十二史札记》最终成书。在这部清代最伟大的史论著作中，有一则在我看来挺特别的笔记——《太上皇帝》。这是一篇非常有时评范儿的“影射史学”笔记，就在《二十二史札记》成书的前一年（嘉庆四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爷驾崩，而赵翼在文中盘点了历史上的十四位太上皇之后，也非常识时务讲政治地将乾隆捧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圆满”的太上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乾隆究竟当得起当不起如此盛赞，容之后再说。但对我来说，赵翼此文最不过瘾的是，对于太上皇们退位之后的“退休生活”几无涉及，将权力转换时代的残酷与悲凉深深地隐藏在了孝与不孝的寥寥几笔之中。
如果要给太上皇分个类的话，从成因来说，无非可以分成两大门派：以乾隆和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自愿派”，原因大多是出于倦政而“内禅”，这算不上什么多数派，可见禅让还真不是宋鲁郑先生以为的那么可爱，当太上皇更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以唐高祖李渊为代表的“被迫派”，玄武门的血可不是白流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支派，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和明英宗朱祁镇，虽然还真没有人逼他们当太上皇，但一个是在往四川逃亡的路上因为儿子称帝而自动成为了太上皇，另一个是打败仗做了俘虏后因为弟弟当了皇帝而莫名地成了太上皇，反正都不是自愿的就是了。
还有一种分类是以退休后的状态来分，大约也可分为三派。“退而不休派”，还想发挥余热送接班人一程的，代表退了等于不退的非乾隆爷莫属，想参加这一派难度比较大，你首先得是自愿让位，还得皇帝实在缺乏实力挑战你的垂帘听政才行；还有一派是“裸退”派，让位之后除了养老喝酒无法有任何追求的，代表是李渊和他的玄孙李隆基，这派比较晚景凄凉，但故事也最“精彩”；还有一派是“重新上岗派”，下了台之后又复辟成功的，这派人丁稀少，正牌的只有明英宗朱祁镇。
可以相当武断地说一句，在这么多太上皇的退休故事中，还真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结局：要么是太上皇自己的不幸，带着对失去皇权的悔恨与念想郁郁而终；要么是继任皇帝的不幸，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唯有交给隐忍和时间。
下面具体说点啥吧，你会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赵翼，他口中的“伟大和圆满”也是属于神话范畴。权力之下，几无人伦。“刘大爷”的太上皇生活
谁是中国第一个“太上皇”？这是一个挺纠结的问题。有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位之后，可能是孝心大爆发，特别为自己只做过“秦王”的父亲不值，便追封父亲为太上皇。嗯，第一个太上皇是去世后才当上的。
赵翼的说法则比较深入人心，第一个太上皇是刘邦的爸爸刘太公，“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做过皇帝的太上皇，刘太公的历史地位相当“可疑”，史书中甚至没有他的真名，那“太公”呢，你见过有人的名字叫“刘大爷”么？刘太公，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太上皇。《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刘太公当上太上皇的过程挺有戏剧性，刘邦即位六年后，还保持着每五天朝拜父亲一次的习惯，后来太公身边的人急了，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怎么能让皇帝拜你这个臣子呢？太公听了很惶恐，等到下次刘邦回家时就抱着扫帚面对门口倒退着走，表现得非常谦卑。刘邦也急了，想去搀扶太公却还被太公义正词严地的拒绝：“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怎么又不坏皇帝为尊的“天下法”，又能尽孝呢，刘邦的解决方案就是尊太公为太上皇，《汉书》中刘邦诏书的权威说法是“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像太公这种不大正宗的太上皇，是皇帝最喜欢的，对皇权一点威胁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太公的退休生活还真就回归了“父慈子孝”的人伦逻辑。最感人的一个段子是晋代野史《西京杂记》中的，说是刘邦看见太公当上太上皇之后还是整日怏怏不乐，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是因为太公想念家乡丰县“酤酒卖余，斗鸡蹴踘”的市井生活，过不惯长安的大城市生活。刘邦听说后祭出大手笔，在长安附近仿造丰县造了一座“新丰城”，把太公从前在家乡的老相识老邻居们找来住进这座新城，“太上皇乃悦”。这座新丰城现在叫“新丰镇”，还在。这个故事的感人程度简直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中完颜洪烈为了包惜弱在王府中修的那座牛家村旧宅。
还有一则挺温馨的故事记载于《史记·高祖本纪》。有次刘邦帮太公祝寿，刘邦想起太公以前偏心二哥就突然“发难”说，太公以前常说自己无赖，不好好干活，不如二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肯定没有想到我的发迹吧，“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但你要说刘邦有多孝顺太公，还真不一定，太公幸福的晚年太上皇生活是建立在没有权力的考验之下的。有一则往事或许能印证这一点，在楚汉战争中，太公和刘邦之妻吕雉曾一同被楚军所擒，项羽在战场上当面威胁刘邦若不投降就煮了太公，刘邦“镇静”地回答说，我们是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你要煮了太公，也分我一碗汤吧（“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刘太公驾崩。我可以保证，像刘邦和太公这样良性的皇帝与太上皇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饿死的“太上王”
必须得谈一谈另一位不正宗的太上皇，但我仍然认为他比有名无实的刘太公还是来得正宗一点。赵国最伟大的君王赵武灵王在当了二十七年的赵王之后，将王位传于儿子赵惠文王，他除了尊号叫“主父”以外，在事实上和后世的太上皇基本没有区别，姑且就当做“太上王”吧。
曾有着“胡服骑射”光荣历史的赵武灵王绝对属于之前说的“退而不休派”，不过儿子赵惠文王也没有那么惨，和赵武灵王的王权区分基本上是各管一块。主父“主外”，继续穿着他的胡服主抓军事和战争；赵惠文王“主内”，主抓国内事务和政经建设。赵武灵王退休后最辉煌的事迹是一次外交事件，退休后第一年，他冒充使节出使秦国，会见了很多秦国大臣，最后竟然还冒险见了秦王和秦国太后，据说当时这位“太上王”的王者之气溢于言表，当时就遭到了秦王与太后的怀疑，后来秦王接见完醒悟过来后还派骑兵追杀，可惜警觉的赵武灵王已然金蝉脱壳。
在“主父”任上，赵武灵王仍旧是东征西讨，竟然一口气灭了中山国，还打残了楼烦王。但是这时候赵武灵王犯了一个后世的太上皇们都罕有的错误——主动挑起了宫廷王位争端。简单地说，就是他后悔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了，倒不是他自己想“复辟”再当赵王，而是他想让另外一个儿子公子章也称王，将赵国一分为二。当然，你也可以说，赵武灵王当了四年主父之后，不甘寂寞了，毕竟，他此时只有四十六岁，在权力的诱惑之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犯了浑。
这次王位之争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沙丘之变”。公子章仗着有父亲支持起兵作乱，战败后跑到了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寻求庇护。谁料赵惠文王的军队不仅攻入沙丘宫杀死了公子章，还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内宫并遣散了所有的宫人。赵武灵王一世英雄，最后竟然落到了掏鸟蛋充饥的地步，被困三个月后，最终饿死于宫中。
最戏剧性的结尾是，赵王在获悉父亲饿死之后，痛哭一场，举国哀痛。而这正是日后皇帝与太上皇之争的最经典桥段——奸人“矫诏”作乱，蒙蔽圣听，离间骨肉。
可是，这一“矫诏”终究是加了引号的。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乱世之中，太上皇一事，也多是当不了真的闹剧。比如，在西晋的“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的帝位，囚禁惠帝于金墉城，这也就罢了，他还尊惠帝为太上皇。更狗血的是，后来司马伦又兵败身死，晋惠帝竟然又“复辟”做回了皇帝，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不过，这对总以一颗童心面向世界的晋惠帝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北朝的太上皇就更乱了，竟然整出了五个，奇人辈出，用赵翼的话说就是“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先是后凉的开国君主吕光，在位十年，重病之中传位太子吕绍，自号“太上皇”，新闻点在于，他只当了几个小时太上皇，就于当天病死了（赵翼竟然不提）。更神奇的是，吕绍的皇位在当天就被弟弟吕纂夺走了，还顺带丢了命；而就在几小时前，哥俩还在太上皇的病榻前发誓要“兄弟辑睦”。
再是后魏的献文帝拓跋弘，这位太上皇也是奇人，在位七年，“常有遗世之心”，十七岁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堪称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可新皇帝即位时才五岁，献文帝也被迫继续打理朝政，期间还有御驾亲征的经历。最后当了六年的太上皇驾崩，一天“世”也没“遗”过。
下一个是北齐武成帝高湛。这位太上皇的亮点在于，他喜欢的太子高纬不被皇后喜欢，皇后疼爱的是小儿子，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他找了个天象有变的理由（这也是经典的交班理由），突然宣布传位给十岁的太子，给了还想换太子的皇后一记闷棍。但在传位之后，二十八岁的高湛也走的是“退而不休”的路线，“军国大事咸以奏闻”，而皇帝负责的领域是君主立宪式的礼仪项目。当了四年太上皇，高湛也驾崩了。
高纬后来也当了太上皇，也有亮点，传位原因是被北周军队打得即将亡国，或许是出于不想做败家子的理由传位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具体或许可对照后世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的例子。高恒没当几天皇帝竟然也禅位给丞相了，不过自己没当成太上皇罢了，可见这亡国皇帝真成了烫手山芋了。但高纬这次的尊号又升级为了“无上皇”（后世别无分号），可当了也没几天，父子二人就被北周军队俘虏了。
北朝最后一位太上皇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刚当了一年皇帝就急不可耐地传位七岁的太子。这人精神大概也有点问题，父亲武帝驾崩的时候他竟然拍着棺材板大喊“死得太晚了”，可就这样一个人，竟然也玩“退而不休”的把戏，过了一年的瘾，也驾崩了。
隋炀帝的太上皇经历也挺奇特，同时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和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晋阳起兵的李渊攻破长安，立杨广的儿子代王杨侑为有名无实的隋恭帝，同时也遥尊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但问题是，隋炀帝此时也还是皇帝，不过，他身兼两职的生活很快在四个月后结束了，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死于宇文化及策划的“江都之变”。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随即在同年五月便逼杨侑退位，自行称帝。
太上皇不高兴——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中）
唐朝堪称太上皇的“黄金时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说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为乱世年代的怪诞产物，那么，唐朝的几位太上皇多为盛世之君，涵盖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时代，但围绕着皇权消长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却丝毫不让于动辄刀兵的乱世。只不过，盛世时代的争权模式更隐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罢了，皇权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顺宗李诵是因病让位儿子宪宗李纯之外，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父子档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时多少充满着被迫让位的因素。更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几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尽数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
太上皇，不高兴。李渊vs李世民
一手将隋炀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渊应该没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为了太上皇。以最正规的定义来看，李渊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太上皇，前面的要么是战乱年代的割据政权君主，要么是连皇帝都没做过，都做不了数的。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李渊在此时已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皆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这一新的权力结构就在法统上得到了确认——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对于交班过程，《旧唐书》和《新唐书》压根就没有记载，只有《资治通鉴》语焉不详并且挺假地说了一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弄得好像真的似的。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从政治逻辑上确认，李世民应该是通过暗示或近臣带话，甚至某种暗含威胁的政治交换完成这项太上皇计划的，在保持了父皇的体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时，也得偿所愿。
但是，很难说李渊在这其中就是毫无作用的，这位实力尚存的大唐开国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萧瑀等人的支持，还有李氏宗室和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们，这其中很难说“宁无一个是男儿”，李渊的退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时势和洞察时务的——既然没有胜算，何必逆流而动；再说，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没有了建成和元吉两个儿子，又何必冒着失去第三个儿子或者自己的危险去进行一场前途晦暗的宫斗乃至天下大乱呢？
唐太宗即位没多久，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李渊颇重李氏宗室，在位时曾大肆封王，甚至一直封到高祖父那一代的远亲，以至于出现了“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的局面，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除了几个有战功的以外，将已经封郡王的宗室统统降为“县公”，其间有的是杀伐决断，就是看不到半点皇帝对于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
对于李渊而言，皇位和皇权既已悉数撒手，自己在位时的大政方针又陆续被推倒重来，在此种处境之下，很难再去苛求这位开国皇帝一定要“放下”，一定要云淡风轻。然而，李渊还是守住了不恋栈的边界，几乎彻底地消失在大唐的政治生活当中。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时势如此，不得已也，但吾国历史上昧于大势者难道还少么？
不夸张地说，李渊一开始的太上皇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没当过一天皇帝的刘太公，同样是无权无势，但太公至少还保有了刘邦的亲情。即使不考虑彻底剥离父皇政治参与机会的因素——这本也无可厚非——李世民对于李渊也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孝顺，这从贞观三年的一次搬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李渊在退位之后，前几年还是一直住在自己的皇宫——太极宫里，而李世民则一直住在李建成当年的东宫里处理朝政；但在贞观三年，李渊突然将太极宫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李世民当年做亲王时的宫殿。
对此，《新唐书》的记载非常简要，“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此次搬家的真相却在《资治通鉴》之中穿帮了。贞观六年，御史马周突然上疏唐太宗，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说“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修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施压唐太宗重视太上皇显然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了。马周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太宗直接开炮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催促太宗早日回宫，“以解众惑”，天下哪里有儿子乘凉父亲捱热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在佩服唐太宗纳谏胸怀的同时，也可以很明白地看出，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不谈，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阶层显然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同样是在移宫的贞观三年，一件可能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的把酒言欢，而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就属裴寂了。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遣返回老家。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在驳回裴寂留在长安的请求时，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话说得相当不厚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
太过分了。看到这里，哥们正待拍案而起，才发现胡三省（《资治通鉴》的注释者）几百年前早已义愤填膺过了，“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话，李世民借裴寂批太上皇的这几句话，不也就是说，太上皇当年把大唐搞得一塌糊涂，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让你搬家移宫，有份养老，就算很不错了！
太上皇此时“其心为如何”，史书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或许就算李渊想了，裴三不在了，老皇宫也不住了，他又能找谁诉说？
贞观四年，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强大的突厥在唐军的兵势之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连颉利可汗都被俘送至长安。获悉此事的李渊显然回想起了当年晋阳起兵之初被迫称臣突厥的屈辱往事，心悦诚服地慨叹说：当年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始终未能雪耻；今日我儿子灭了突厥，为我当年的耻辱报了大仇。《资治通鉴》记录了李渊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渊终于放下了父子心结，当年被逼退位之恨再也不必提起了，儿子，帮他报了国仇。
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父子离心的叙述大相径庭，《资治通鉴》记载：“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父子都喝HIGH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献猎”太上皇的记载。到了贞观六年十月，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资治通鉴》记载说，出巡归来的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其后更是大摆家宴，“夜久乃罢”，最后唐太宗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李渊觉得不合适，就换成了太子代劳。
伴随着大唐国运的昌隆，皇家大团圆也逐步达到了高潮，与儿子关系渐入佳境的李渊开始部分回归了政治生活。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八年三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时突然大发感慨，“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唐太宗听见后哭着给父皇敬酒，将功劳都追溯到了李渊身上，极大地满足了李渊的自尊心。《册府元龟》对这一场面的记录更为“肉麻”，说长孙皇后当时亲自为公公理鬓梳头戴帽，看到李渊的白发后感叹“至尊年高，发白都尽”，然后唐太宗就又和她一起哭得稀里糊涂，温馨场面一如民间的几代同堂，参加宴会的大臣们“莫不内怀感悦”。
还是在贞观八年，李渊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阅兵场上，重温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李渊在阅兵后兴致大发，在宫中举行了一场所有三品以上官员都要参加的盛大宴会。席间，“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场面盛大之极，李渊此时又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对于太上皇爱面子的路数越来越熟悉的唐太宗马上就接过了话，说自己从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才有今天，平定天下的功劳“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这场酒宴，又喝到了半夜。
从李渊和李世民的和解过程来看，大唐盛世成为了和解的最大成因，以上四次父子盛会竟然有三次与“四夷宾服”有关。从李渊的角度来看，儿子帮他报了称臣突厥的奇耻大辱，大唐盛世让他这位开国皇帝也与有荣焉，臣子们与唐太宗将功劳让与他更是成为了李渊一碰就乐的敏感部位；从李世民那边来看，大唐盛世极大增强了他的执政自信，碰见父亲再也不用为当年玄武门之事而尴尬，更关键的是皇位也随之牢不可破，再也不必担心父亲复辟。这也让他越来越乐于给予父亲更为宽松的政治生活空间，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父子关系。在盛世面前，很多政治矛盾都会被消解，至少是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唐太宗在位期间边患四起，内政不安，和太上皇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微妙变化，朝中政治势力又会发生何种消长？太上皇旧臣会不会图谋复辟？太上皇会不会因此对皇帝夺位更为愤懑？皇帝会不会先下手为强，以除后患？
我真的很想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有一则故事可能破坏了我善良的计划。贞观九年五月，李渊以七十高龄驾崩，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开始，唐太宗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但由于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这本也引申不出什么，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据《资治通鉴》，李渊驾崩的次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悲伤的唐太宗专门在宫中修了座高台以远观。一次唐太宗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结果魏征故意说看不到，唐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这时魏征相当大胆地刺了一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儿媳妇（皇后）的陵墓修得比公公（太上皇）的更大，魏征又说真话了。李旦vs李隆基
唐睿宗李旦是个挺特别的太上皇，堪称太上皇界的“多面手”，横跨多个领域。李旦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之子，在武则天时代就有一次傀儡皇帝经历（684年至690年），后来先是被迫“传位”给母亲，母亲死后又轮到了哥哥中宗李显即位（705年）。李旦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一个“让”字，让母亲，让哥哥，凭着这个“让”字也成功避开了多次政治漩涡，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中宗驾崩之后，李旦在儿子李隆基的支持之下率兵诛灭韦后之乱，又于710年六月第二次当上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回报，李隆基也如愿随即成为了大唐的皇太子。更大的政治问题接踵而至，李旦之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很快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李旦甚至在妹妹的挑拨之下一度动了废太子的念头。
公元712年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派术士向李旦献谗言称：天象有变，预示除旧布新，太子可能要做皇帝。太平公主本意是挑拨哥哥防范或者废掉太子，谁知弄巧成拙，李旦竟然做出了“传德避灾，吾志已决”的退位决定。李隆基听说后急忙入宫觐见，大表忠心拒绝即位，李旦对儿子说：天下都是你帮我打下来的，现在天意如此，你就别再怀疑什么了。最有水平的话是这一句：“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
太平公主此时也知道大局已定，就劝哥哥如果一定要退位，也应当“自总当政”，反正就是不想让李隆基当家就是了。按照李旦的初衷，他此次退位应是“全退”，但在妹妹的劝说之下，他临时向李隆基宣布：“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旦抛出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三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管理李隆基说了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管理得他亲自抓，另外，每五天他还要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贺。《新唐书》对此的报道虽简单但却更直白：皇帝“听小事”，太上皇“听大事”。
正如一开始所说，李旦是位很难做简单定义的太上皇。你说他权欲心重，他一生把皇位一让母亲，二让哥哥，三让儿子；你要说他懦弱，他在妹妹和儿子斗得不可开交之际，颇有决断力地以退位快刀斩乱麻；但你要说他如何深谙“退让保身”的政治权谋，他又在已决定做太上皇之后不清不楚地落入了恋栈的俗套，为日后的宫变埋下了隐患。
李旦退位之后，太平公主仍很不消停，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反而变本加厉，这可能也多少迎合了太上皇政治平衡的需要，因此李旦也多是听之任之。在当时朝廷的七位宰相中，属于公主派系的竟有五人（任命宰相可是太上皇的权限）。713年，也就是李隆基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终于迎来了政治总摊牌。这年七月，李隆基据说已掌握了姑姑将起兵作乱的情报，在前一天先发制人率军将对手势力一网打尽，最后连太平公主也落得了个自尽的下场。
对太上皇来说，这无异是一场军事政变。尽管几部正史对此事均是遮遮掩掩，但后世史家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李旦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政治甚至军事压力，李旦当时的处境与曾祖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最后都是以主动退让，接受既成事实而终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是，宫变第二天，李旦就宣布放弃一切政治实权，“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并于当天就搬离了皇宫太极宫。从这一天开始，李旦真正成为他了他原本想成为的那个裸退太上皇。
从此，李旦就彻底消失于大唐的政治生活。事实上，《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睿宗本纪》也写到这就几乎结束了。太上皇的全退生活唯一可称道的是，日子过得似乎算得上“岁月静好”，皇帝也算孝顺，还曾带太上皇到大明宫避了一次暑。开元四年（716年）六月，李旦在又过了三年太上皇生活后驾崩。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李旦评为唐朝四任太上皇中的一号人物，“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这一点也得到了赵翼的认可。但李旦在退位之际那一念之差的恋栈却成为了他太上皇生涯的一大败笔，诚如赵翼所说，“然至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也”。
不过，作为盛世君主之父，历史对于李渊和李旦本来就难言公平，太上皇们的“前盛世”政绩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往往由于儿子们的政治光环过于耀眼，他们注定是被掩盖被低估的盛世背影。更无奈的是，被逼交权本应该赋予他们的道德优势，在盛世的喧嚣中显得那么无力可笑。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陷害，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很难指望他还会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玄宗绝境之中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我们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似乎被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反过来理解，皇帝若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未必要安于养老了。
有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做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地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运气着实不错，登基次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在即的战局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父皇，您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重逢描写得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边磕头边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应是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地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地将皇宫让了出来，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宫中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有两件事。一是有很多最信赖亲近的人随侍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二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至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大太监李辅国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那告黑状：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跟随陛下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当时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中国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被迫迁居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监视，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而，李隆基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常轻吟据说是李白所作的《傀儡》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太上皇的反击时代——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下）
在经历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时代”之后，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了深刻而戏剧性的转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与唐朝流行的“逼宫”相比，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门之变”和“马嵬之变”这样的宫斗大场面；除国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溃的宋光宗之外，这一时代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也来得惬意得多，不仅不用看皇帝脸色（更别说要过软禁生活），而且权力多凌驾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按说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软禁，但他却在任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逆袭”，重新上岗，为这一时代的太上皇光辉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连出四个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做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泊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地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著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这位太上皇也民愤极大，宋徽宗还是被迫回到开封。
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陷入了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地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地“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金兵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竟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禅位仪式上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得不错，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与金的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光宗赵惇，也做上了太上皇。
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给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地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太上皇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干脆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患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和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光宗已不可能亲自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地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宋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国家囚徒的逆袭
如果说宋徽宗是因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为了太上皇的话，明英宗则是因为被俘而被动（非被迫）成为了太上皇。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被俘之初，瓦剌感觉奇货可居，带着明英宗在边境招摇撞骗，试图以皇帝的名义诱骗边城投降。
明朝那边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当年九月，孙太后与于谦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上台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即位次月便在于谦的辅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王朝也由此转危为安。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钰对于迎太上皇南归非常不积极，英宗这个人质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义，再加上，在战俘营中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据说很有些交际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权贵有了相当好的私交，被俘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据说分别时，两人还作泪洒惜别状。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为战俘实为贵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都没有便被软禁于东华门外的南宫。封锁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罢了，英宗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不到保证，由于门窗紧闭，门锁灌铅，吃饭都只能开一个小窗传递，据说由于餐饮标准不高，英宗皇后还不得不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景泰帝后来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派人将南宫树木全部伐光。据《明史》记载，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过年之时，百官们都曾联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许”。
朱祁钰登基之时，曾承诺将来传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但即位四年之后（1453年），朱祁钰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废了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谁料没几年这个儿子还死了。
做了七年国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虽说朱祁钰为了防范太上皇可谓是机关算尽，但谁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钰突发重病，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随即发动政变，半夜将英宗从南宫带出入皇宫正殿，次日上朝时英宗突然出现宣布复位，群臣在惊骇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之后，迅速将病中的景泰帝改回当年的封号郕王，赶到“西内”囚禁了起来。病怒交加的朱祁钰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岁。英宗的回应是，将弟弟之前给自己造的“寿陵”直接毁掉，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当年被朱祁钰废掉的那个太子朱见深即位之后不念旧恶，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号。
朱见深当时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拨，之后悔恨不已，没来得及为叔叔平反就驾崩了，现在他只是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嘉庆：毕竟不是光绪
对于乾隆这位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给出了一个相当简明的阐释：太上皇与皇帝嘉庆的关系，就好比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过于夸张，但以皇权而言，乾隆无疑是历代太上皇中权力最大的，从执政到训政，退位和不退位没有什么差别，嘉庆行使的不过是礼仪上的权力。不过和光绪相比，嘉庆是要幸运得多，一是他从未有过通过宫廷政变而亲政的想法，不然结果一定是被废；二是他活得毕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驾崩后他终究当了22年的实权帝王，不像光绪和慈禧前脚后脚死，一天都未乾纲独断过。
乾隆是个爱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绝不超过皇爷爷康熙的61年。1796年的正月初一，将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传位十五子嘉庆，当天的传位仪式上，据说乾隆当时就是不肯将皇帝玉玺交出来，最后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才悻悻地交了出来。
玉玺可以交，权力不会交。乾隆退位时就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精力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开始乾隆还声称要发扬风格，将养心殿让与儿子，因此还专门修了座宁寿宫给自己，谁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一直到死都没从养心殿搬出来。最扯的是，紫禁城内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只对外不对内。
关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无甚可说了，平日里流传最广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齿不清实际上把持了朝政，让嘉庆怀恨于心，等乾隆驾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段子，说和珅为了讨好嘉庆，也常将太上皇的旨意拿去汇报给嘉庆，谁知嘉庆根本不接招，自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虽说乾隆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貌似尽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说，其实正史中“然无正大之记载”。这方面最权威的史料来自当时朝鲜使臣的见闻，据孟森引的《李朝实录》，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曾不能更明白地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归我办。”还说嘉庆陪太上皇时，太上皇笑他就跟着笑，太上皇高兴他就跟着高兴，简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当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驾崩。父皇驾崩次日，嘉庆便对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将和珅送入天牢。
压抑了那么多年，嘉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这又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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