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福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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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英雄左宗棠：青少版试读：
序言
每次看中国地图，我都深为祖国的地大物博、山河壮美和历史悠久自豪。中华民族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血与火的战斗、生与死的考验。明清两朝，由于国势衰微，国家陷入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境地，多次受到侵略者的肆意欺凌、掠夺和瓜分。国家饱经外患而仍生生不息，是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奋力反抗的结果，在这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卫国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不畏强敌，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这才使得国家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奋勇杀敌，舍生取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是真英雄的写照。面对侵略敢于战斗，面对强敌敢于亮剑，方显英雄本色。卫国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
我们都有一个梦，名字叫“中国梦”。目前，全国人民正并肩携手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少年强则国家强，我辈少年当自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青少年学习英雄精神，接力团结奋斗。卫国英雄的浩然正气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卫国英雄的光辉事迹彪炳千秋，催人奋进。卫国英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为青少年所敬仰。当代青少年有幸生活在我国几十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中，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觉得天下太平。环视周边安全，需要高度警惕，不能掉以轻心。我国国土尚未完全统一，台湾一直孤悬海外，没有回归祖国。目前，台湾政权轮替后，岛内分裂势力更加猖獗，两岸和平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变数。同时，从东海到南海，从钓鱼岛到永暑礁，我国主权受到域内外的多方挑衅和侵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今日之周边战云密布。在国家安全环境复杂的新形势下，用历史告诉现实，引导青少年弘扬前辈英雄戍边卫疆、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向卫国英雄学习什么？我认为，核心即是学习他们炽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要时刻关注国与国之间每日存在的科技、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我们还面临许多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不公正对待。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青少年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爱国路径。
我高兴地看到，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卫国英雄丛书以人物传记的方式，介绍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抗倭名将俞大猷、明平息倭患的胡宗宪、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清朝道光时期严禁鸦片的林则徐、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抗法名将冯子材、抗法抗日的刘永福、甲午海战名将丁汝昌和邓世昌等十位卫国英雄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故事。十位卫国英雄尽管所处时代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战斗故事不同，但都敢于同外敌进行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用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这套丛书主题鲜明，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字优美，通俗易懂，适合青少年学习和阅读，可以说是青少年学习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教材。我相信，青少年读者阅读这套丛书，一定会为卫国英雄的爱国故事所感动，为卫国英雄的凛然正气所感染，从卫国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勇气、智慧和力量，不断增强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人生梦想，绽放绚丽青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良驯2016年5月17日第一章少年聪颖第一节生于积善家
公元1817年，即清嘉庆二十二年，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黄河断流，田地干裂，长江北岸广大地区，在整个夏季里，数月内天天烈日当空，不见一丝云彩，真可谓“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正因为“赤日炎炎似火烧”，导致了“野田禾稻半枯焦”。农民们天天上供，求神祈雨，却没有半点要下雨的迹象。眼见到了秋收的时节，偌大一块地里，除了几株不到半人高的干枯的玉米，再也没有他物，哪里有东西可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大半年来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却束手无策。树皮草根都被啃光了，再待下去唯有死路一条。于是，便出现了大批大批的北方灾民渡江南移的局面。
江南与江北相比，固然是水肥草美，物产丰富，但苦于人多地少，猛然增加了一倍的人口，即使有善心的人能有余力供人一两顿饭，却也招架不住一月两月、一群两群，渐渐地，也都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中，到处挤满了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只靠着难得一见的少得可怜的官府救济和偶尔由几个大户人家挑头施些菜粥勉强度日，饿死街头的人不计其数。
袁家铺的三岔路口被挤了个水泄不通，成百上千的饥民蜂拥而至，排成六条长长的队伍；负责施粥的、运粥的，其他帮忙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左人锦和他的三个孙儿也在其中。看着热粥一桶桶搬上来，饥民们一个个顾不得烫嘴，狼吞虎咽，露出一副满足的神情，左人锦却并无预想中的那样快意。他的目光总是紧紧跟随着活蹦乱跳的小孙子左宗棠。“季高，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爷爷左人锦问道。“我来帮忙救济饥民！”小宗棠胸脯一挺，骄傲地答道。“这些饥民把你的粥吃掉了，你晚上没有饭吃，怕不怕？”
左宗棠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个面黄肌瘦的难民，转过身来，毅然答道：“祖父曾教季高念过杜少陵（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我天天都有饭吃，饿一顿不算什么。”
左家的家风是“世德相济，积累深厚”。相济与人，实属不易，世代积德，达到“深厚”，这种家风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左宗棠一生为官清廉，克己助人，乐善好施的事迹，多得不胜枚举。同治三年（1864），他在与孝威家书中云：“族中苦人太多，苦难普送。拟今岁以数百金分之，先尽五服亲属及族中贫老无告者。尔可禀知二伯父酌量，其银下次即寄归可也。”第二节公平分栗全家喜
左家有两间屋子，屋前有几棵高高的梧桐树，还有一口池塘，取名“梧塘书屋”。夏天来临时，梧桐树上长满了八角形的叶子，浓荫覆地，宗棠在屋内咿咿呀呀地念书，聆听屋前树上无休止的吱吱蝉鸣声。散了学，左宗棠就和哥哥们拿着竹竿打树上的蝉儿。他还爱蹲在池塘边看鱼群在水中游来游去。阳光和白云倒映在池塘中，引起了他许多幻想。到了秋天，梧桐树上结满了桐子，秋风过处，桐叶纷纷飘落，他就从桐叶上收取那些桐子。屋后有一座小山，山上长满了灌木和野花，他常爬上山去玩耍。松野公渐渐发现这个小孙子特别颖悟。
有一次，松野公带宗棠上山，采了一大把毛栗子。祖父叫宗棠带回家，分赠给兄姊。宗棠将栗子分成五份，送给三位姐姐和两位哥哥，却没有给自己留一份。
大姐寿清说：“小三子，你自己呢？”“我在山上吃了。”
爷爷松野公知道后非常欢喜，夸赞说：“这孩子从小就知道公平地分东西，又不自私，知道谦让，左家的门庭将来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小宗棠的四岁生日过得很愉快。二姐寿贞，字月卿，三姐寿玉，字季芳，都给小弟弟写诗祝贺。二姐写道：“余家季高弟，天遣牛郎星。分栗众兄姊，深得古人心。”
三姐写道：“余心爱季弟，梧塘重亲情。四龄解诗意，期许振家声。”
哥哥景乔写有《慎盦诗钞·癸亥大寒日余东安表弟访予高坡感旧书怀长歌奉赠兼寄舍弟季高诗》：“青毡长物付诸儿，燕颔封侯望予季。”
这两句诗颇有典故，“青毡长物”出自《晋书》，是指家中没有什么好东西，形容读书人家境贫寒；“燕颔”指下巴的肉很丰满，像燕子的下巴一样，一般“燕颔虎颈”连用，形容人的相貌威武，多指武将，语出《后汉书·班超传》：“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左宗植的诗中自注：“先太夫人语意也。”先太夫人，即祖母。其实，左宗棠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认为此子不凡，定有出息。第三节才思敏捷善应对
左宗棠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尤其在对联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和建树。他从小跟着当塾师的祖父、父亲习对句，常露不凡之气。四岁那年，祖父左松野看着聪明伶俐的小宗棠，出联曰：林中小鸟；宗棠对道：天上朝霞。口气之大，志向之高，令祖父不胜惊喜。宗棠的父亲春航公，在宗棠六岁时，也给他出过联：锦绣山河，纵横九万里；左宗棠应对道：炎黄世胄，上下五千年。
上联赞颂中华民族山河壮阔，下联吟咏祖国历史悠久，堪称珠联璧合。
左宗棠的家乡是“藏龙卧虎”之地，各种人才都隐藏在民间。有一年临近年关，有位由书生落魄成的屠夫解年猪，宗棠看得着迷，不愿离去。屠夫笑着出一上联：小猪连头一百；宗棠从容对道：大鹏展翅三千。出句平常，对句豪迈，令屠夫和围观的众人惊奇不已。于是屠夫又出句，以试其才：杀生命养生命，以命养命；说屠夫杀猪都是出于无奈，以命养命。宗棠对下句时，看到大街上一家纸扎店，正在为亡人打制阴间冥府用的纸钱，便对道：将纸钱买纸钱，拿钱买钱。此联不仅令屠夫折服，宗棠从此也被乡邻呼为“神童”。宗棠八岁读书时，随塾师站在门外看风景，塾师见江边杨柳千条，黄鹂在绿荫里忽隐忽现，啼啭悦耳，飞行时疾若流星，一派迷人的江南春色，便吟出上句：柳鹂穿梭，织就江南三月景。
小宗棠思考对句时，联想到深秋时节，白云下雁群南飞，即兴对出下句：云笺雁字，传来塞北九歌书。十岁时，祖父病逝，宗棠悲痛不已，挽联曰：此生忧民，愤世嫉俗，不忘先祖遗德；来日报国，力挽乾坤，方尽我辈孝心。
小小年纪竟能写出如此对仗工整、忠孝兼具的挽联，确非等闲之辈，前程不可限量！后来证明左宗棠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不论应对、出联还是写的挽联，少年左宗棠都反映出超群的才气。他的一生中作过许多联语，也有许多佳话。如他在林则徐逝世后所作的挽联云：“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一传出曾震动朝野，为众多有识之士所折服。
左宗棠后半生戎马倥偬，常作联语题于园林亭榭、寺庙祠宇，并用以凭吊师友、教育后辈。他一生所作诗词不多，质量颇高，特别是在各地写下的楹联（如在杭州灵隐寺）都是气魄宏阔，对仗工整，语言隽永，堪称神来之笔。第二章自古科举多坑人第一节兄弟二人双双中举
左宗棠参加科举制的各种考试多次，从15岁在湘阴县参加童子试到27岁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先后用了12年时间，经历了许多磨难。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参加了湘阴县的“童试”，获得第一，旗开得胜。当时，他才15岁，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第二年，即1827年，在长沙参加了“府试”，成绩仍居首位，只因为尊长者榜列第二。但此事没有“暗箱操作”。
这一日左宗棠正在家中百无聊赖，等待消息，忽然从衙门里来了个公人，说知府张锡谦大人要召见他！
左氏父子闻讯大吃一惊，心中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知府大人突然召见，不知有何要事？若说是府试有成，又不见发榜；若说是其他事情，自家与官府又素无往来。左宗棠心中惴惴，跟着送信的公人来到了知府内堂。
一番交谈后，左宗棠明白了知府大人的意思。其实同榜之中，以年长者为首，这是清朝科举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并不需要与原榜首者商议。张锡谦特意为此召见左宗棠，说明他对这个少年十分看重，才刻意如此安排，以示激赏。这份心意左宗棠自然心领神会，备受感动。他当下表示：“晚生自知资历尚浅，学识浅薄，不敢妄居榜首。府试结果全凭大人定夺。”“左贤弟不仅才华过人，且谦逊知礼，日后一定大有作为。”张锡谦又与左宗棠谈了大半日，两人才依依惜别。
左宗棠考中举人，是21岁那年（1832），在省城的“乡试”。因为一般在每年八月举行，故又叫作“秋闱”。由朝廷派学政来主考，按规定程序一共考三场，时间定为三天。
考官在三天内阅完试卷，从中选拔出四十八名及格者，成为举人。
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徐法绩，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胡鉴，相当于现今的助理。按例试卷先由同考官阅处，从中筛选四十八名及格的“举人”。被同考官剔除淘汰的试卷，叫作“遗卷”。通常主考官对遗卷不再重新翻阅。阅卷的同考官在左宗棠的试卷上批了“欠通顺”三个字，他落选了。但这年恰宣宗（道光帝）五十岁，为纪念“万寿恩科”，特命主考官亲自查阅遗卷，以免遗漏人才。徐法绩独自看完了几千份遗卷，从中复取六名，左宗棠名列“搜遗”之首。
起先大家还疑主考和这份卷子有甚情弊，怀疑这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卷”。徐公随即将左宗棠在第三场的礼经文考卷拿来给大家看，并说：“这篇礼经文实在算得上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文章，准备呈献给皇上阅览。”大家传阅后，各监考官再无异议。
左宗棠后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在四十二名中举名单中，领“解元”第一名的竟是左宗植，左宗棠是年龄最小者。兄弟二人年龄相差八岁，却同时中举，亦属奇闻。第二节三次进京会试皆铩羽
左宗棠去北京参加报考进士的会试，先后三次，共花了六七年的时间。第一次是他22岁那年，癸巳（1833）科；第二次是24岁，乙未（1835）科；第三次是27岁，戊戌（1838）科。这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了女儿，家庭生活还不能自立，要靠岳丈家接济。但是，三次考试都不中，只能落第而归。
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会试是在婚后不到一个月，接到中举通知，即准备与二哥一同北上。此时因家贫穷，为赴京路费苦恼不已，费尽一番周折才凑足。
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初春，左宗棠和兄左宗植一同上路去北京应试。会试的气派当然比乡试要大得多。试院围墙插满棘枝，关防严密，所以试场又叫棘院或棘围。考场上设置有几千间小木屋，每间小木屋约有六尺长，四尺宽，高仅七尺左右。小屋里面放一条凳子，搁一块长板。长板白天当书桌用，夜间当床铺。应试生都须自备卧具、食物、饮水、蜡烛和笔墨砚台等，在考试前夜搬进指定的小木屋中去。临进小屋以前，还要经过严格检查，不得夹带任何书册或记事本。应试生如果被发现有夹带行为，违反规定，将要受到贬黜重罚：削免他过去已经取得的学历，并且不准以后再参加考试。
左宗棠考试完毕，正是“棘院功名风雨过”，一心等待发榜。
不久，榜发，左氏兄弟皆“榜上无名”。难兄难弟都是第一次进京，虽考不上也不能错过顺便“旅游”的机会，他们便抽出几天时间游览观光，增长见闻。左宗棠看到当时京城中的王府官邸，车水马龙，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而来京的路上，军备弛废，民有饥荒，路有尸骨的凄凉凋敝，有感而发作了《癸巳燕台杂感》七律八首，抒发情怀，赋诗志慨。
在这几首诗中，展现出年轻的左宗棠对国事的担心、时势的预见和个人的抱负，尤其是对西北边陲新疆的关注，“置省开屯”“沙碛千秋”和“万里输官稻”等句的筹边韬略，立意筹边的远大志向，更是难能可贵。
尽管初试不中当时的“程式”而落榜，但却交出了一份“心忧天下”的优秀答卷。而“民有饥心抚亦难”之句，说明他在落榜之后想到的不是个人前途、得失与荣辱，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事：眼前最难办理的，莫如垦荒、救灾、盐政、粮运、治河等事。
四十七年之后，即1879年，他的女婿陶桄在家里翻阅到这几首旧诗，其中关于开发和建设边疆的句子，正好和当时杨昌濬所写的“引得春风度玉关”一致，不免感到奇怪，就写信向岳父请教，何以在如此早期能有前述预见？左公回信说，五十年前的志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而当时能和他洽商的朋友，却已经没有一个人在世间了。
左宗棠诗中有“横海弋船有是非”句，谁又想到作诗之后仅过八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再过十几年后，英、法、德、意、俄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被抢掠焚烧一空，由此更能看出青年左宗棠洞察世事、高瞻远瞩的眼光。
左宗棠第一次会试落第后，对科举虽然失望，但未死心。两年后，道光十五年（1835），他已24岁，再次赴北京应试。这次会试，他的成绩不错，试卷经过副考官极力推荐，主考总裁也认为立言得体，倍加欣赏，准备以第十五名录取，如今湖南图书馆内还存有左宗棠乙科试卷的档案，封面上载有：左宗棠，十五名。无奈，在揭晓以前，发现湖南取中名额多了一人，而湖北却少了一个名额。因此，又撤销了他的名字，改录湖北一人。左宗棠只被以抄写人员“誊录”来用。誊录“定额四十名，备各馆缮写，积资得邀议叙，下科仍可会试”。誊录“积劳”可以保举知县，他的师长如贺长龄早就告诫过他：“幸无苟且小就。”他的高傲的个性和非凡的才气也不会干这类工作，定要“回翔”以待发迹。
又隔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时，左宗棠已是27岁了，他第三次进京赶考。年前腊月起程与欧阳晓岑结伴至汉口，经过洞庭湖时，写了一副“题洞庭君祠”的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意思是洞庭君也是书生，他能管领方圆八百里湖区，我左宗棠也是能够干一番大事业的。
左宗棠则第三次落第后，中断了科考，热心于钻研地学、农事等实用科学。三次落第的苦涩滋味，五个春秋的青春年华，功名无成难免内心悲伤失望，但他仍很不服气，苦读、实干的志趣并未因科场失意而衰减，相反却与日俱增。第三节应付科举还是经世之用
在科举道路上，左宗棠满腹经纶却一再受挫，在第三次应试后，黯然神伤，给妻子周诒端写信：“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此所谓“苦李”，与酸葡萄类似。这只曾垂涎欲滴、在架下一次次往上爬耗尽力气的“狐狸”，已经明白此紫果酸苦，不再与“群儿”去争食了，做好了“长为乡人以没世”的思想准备。
左宗棠说从此“不复再踏软红”，但事实上，后来他又有两次想应试，一次是在咸丰庚申年，左宗棠为某总督所构，将入都应会试以避之。这次他已走到襄阳，中途被胡林翼追了回来。因为此时左宗棠已在朝廷“挂号”，皇帝也很重视他。所以都中士大夫相诫：“为考官，无失左宗棠。”于是便产生一桩趣事：“未几，闱中得一卷，甚奇伟，皆疑为左宗棠，急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最后一次是左宗棠已任陕甘总督，他怀着意气还要进京应试，于是朝廷赐他个“大学士”（同进士出身），才遂了心愿。这是后话。
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思想领域，总的说来，程朱理学（宋学）继续占据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在这时期的社会思想中，一部分较为敏锐、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怀着为衰败的清王朝炼石补天的愿望，开始把视线转向社会现实，揭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经世思想，即研究“为有用之学”。其主要代表人物，为龚自珍、魏源以及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他们“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揭露现实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要求革除敝政，主张采取抵抗外来侵略的措施。他们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为学和致治联系起来，研讨更加切于实用的学问。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心忧天下”的左宗棠，讲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他没有像当时众多的青年士子一样，一味醉心于词章举业，而是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攻读有益国计民生的“有用之书”和探讨“经世之学”上来，为此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第三章交往之人皆高人第一节贺氏兄弟的得意门生
就在左宗棠处于购书无资、求师无门之时，传来了好消息：赫赫有名的贺长龄来长沙了！
贺长龄（1775—1850），字耦耕，与林则徐同年生死，被林尊称为“大人君子”，曾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十年（1830）冬，在他担任江宁布政使时，因母丧回到长沙丁忧。贺长龄曾与江苏巡抚陶澍以及林则徐共过事，学问、为人、藏书都使刻苦好学的左宗棠极为钦佩和仰慕，所以便立即去拜访和请教他。
1830年冬的一天，寒风凛冽，道有积雪。左宗棠为见贺长龄急不可待，便负箧曳屣，步行十余里路到定王台附近贺公寓所去拜谒。虽然足肤皲裂，四肢僵劲，见到贺公后便行深深三鞠躬拜见大礼。一向奖掖、扶植后起之秀的贺公立即扶他上座，嘘寒问暖，关爱备至。
贺长龄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很喜欢这位青年，一见推之为“国士”。当他得知左宗棠为买书节衣缩食、四处借贷之后，嘱他今后可不必自行购买，愿意将家中楼上丰富藏书借与他阅读。好学而无钱买书的左宗棠从此成了贺长龄家的常客，每次去借书，贺长龄亲自上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并劝告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些，都使左宗棠深受教育和鼓舞。
贺长龄还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海外各国情况）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左宗棠得之如获至宝，将这部书“丹黄殆遍”，认真阅读。
有一次，贺长龄问及《方舆纪要》诸论中的问题，左宗棠评曰：“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
青年左宗棠竟能对顾氏名著长短得失作如此评论，令贺长龄惊讶，于是进一步问他：“季高对此有何卓见？”“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攻守防，则易地可通也。”“此论有何根据？”“孙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窃以为，为军之将，既要利用山川形势，更要转化攻守形势。”
贺长龄频频颔首，捻须沉吟，许久不语。
另一次，两人进行了关于顾炎武学问与志向的探讨。贺长龄曰：“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推寻经传，探讨本源。”
左宗棠对曰：“吾闻本朝学者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季高最欣赏亭林先生思想是何论？”“窃以为，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亭林思想中的最光辉之处。”“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亭林先生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此说作何理解？”“匹夫不贱，肉食者鄙。”左宗棠说出了这两句精辟之言，接着便侃侃而谈：“亭林公云：‘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此乃亭林公毕生大志，亦是吾辈终身榜样。”
贺长龄闻之意色欣然，喜上眉梢，起身拍着左宗棠肩膀曰：“天必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
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植怀有无限的知遇之感。
左宗棠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教育培养，性质还属于“家教”，贺长龄是他的第一位受教益匪浅的导师。两人年龄相差一代，却成了忘年之交。
左宗棠是个念恩之人，耦耕先生的学识、品行令他永远难以忘怀。
贺长龄在长沙丁忧一年，他走后，弟弟贺熙龄仍留在长沙。贺熙龄（1788—1864），字蔗农，是嘉庆十九年（1814）的进士，当过湖北学政，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长沙城南书院请他主持讲席。贺长龄把左宗棠推荐到他弟弟贺熙龄主持的书院去深造。
城南书院的创办人是张栻，因院址在长沙城南的书院坪而得名。实际上是岳麓书院的一部分，相当于今天的分院，也是“湘学”的教育基地。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与在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齐名，是许多著名儒家学者讲经学的地方，更是延续千余年至今，仍为高等教育与研究学府唯一的古代书院。
贺熙龄任城南书院山长8年。他的教育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他不专重制艺，强调“读书所以经世”，不能把“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祯破碎之中”。
左宗棠自称“从学十年”，实际上他只从读了一年。无奈，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他在第二年被迫离开了城南书院，转入能供给膳食的公资书院，继续研读。1833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办了“湘水校经堂”，并亲自讲授“经学”。左宗棠入试其中，一年“列第一者七次”，深受这位广东南海人的赞赏。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因而获得“书院膏火以佐食”。这对父亲死后“日食不给”的左宗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左宗棠也正是在岳麓的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湘水校经堂在1890年改为校经书院，由原创始人吴荣光巡抚亲自题写的“湘水校经堂”额，至今留在湖南大学院内。第二节巧遇两江总督结亲家
道光十七年（1837）秋，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重阳节前，他请假顺便回乡扫墓。从江西到湖南安化，途中必须经过醴陵。
醴陵知县为迎接陶大人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除了安排下榻的宾馆，吃的用的一概齐全，还请左宗棠写了副对联，挂在正厅最醒目之处。
那天，两江总督的轿子抬进了县城，在县知县的陪同下，陶大人走进了渌水河边粉刷一新的官舍。
突然，陶大人眼睛一亮，紧走几步，身子停在正厅的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笔力雄健的对联映入眼帘：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
这位六十多岁的封疆大吏正要开口询问楹联的作者时，迎面见到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题跋的小诗又让他心旷神怡：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立；两条碧澄的绿水，皆等待一身纯正廉洁的陶澍到来而清。小小的醴陵，真是藏龙卧虎之地，竟有此等奇才，能当我的知己！“这副对联出自何人之手？”陶澍问跟在身边的知县。“这是本县渌江书院教习左宗棠所撰。”知县连忙回答，“画中题诗亦是出自他手。”“此乃何方神圣？”陶澍微露笑容，口气中毫不掩饰竭尽赞赏之意。“左宗棠乃湘阴人氏，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尤可奇者，此人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哦！有这样的人物，可否请来一见？”陶澍兴致盎然。“卑职遵命，立等派人去请。”知县一边答应，一边示意下人立即去请左宗棠。
……
夜色渐渐浓了，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中蜿蜒而出的渌水河，犹如一条碧玉色的缎带，在月光下静静地流淌，闪着银色的波光。状元洲上萋萋芳草，刚才还摇曳着舞姿，现在已慢慢地隐入夜色之中。醴陵城内，一队队公差衙役在巡视，他们保护的重点，就是渌水河畔的两江总督陶大人的临时下榻处。这府第内灯火通明，坐在厅堂中的一老一少两位男子，正在促膝长谈。老者就是陶澍，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了；少者即左宗棠，年方26岁。陶大人注视着眼前的年轻后生，双目炯炯有神，生机勃勃，身材不算十分高大，但体魄健壮，举止得体，礼仪有度。左宗棠所论经邦济世的学问，绝非那些寻章摘句、唯务雕虫之辈可以比拟。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而对陶澍早已仰慕的左宗棠，平日是一腔为国报效的想法无处倾诉、无人倾听，今日得此机会，便半是请教、半是显示地倒了出来。
漏尽更深，陶澍谈兴正浓，加之爱才心切，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畅快地与人叙谈过。年轻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衡文论事，无所不及，从盐政谈到海运，从学问谈到国事，特别是左宗棠关于外患的见解，更感到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这一老一少，一直谈到东方天空泛白，雄鸡报晓。陶澍勉励他多学些经世致用学问，还嘱他下次赴京考试归时可到南京一游。
次日，陶澍周游醴陵，察视民情，又携左宗棠同行，边游边谈，极为融洽。就因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忘年交，陶澍还将回乡日期推迟了一天。陶澍认定：这位年轻人日后的前程定会超过自己，这是一匹千里马，我不做“伯乐”，谁来做“伯乐”呢！
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左宗棠在家乡过了春节，又动身经汉口赴北京会试。左宗棠离京回湖南时，想起陶澍昔曾有约，便绕道由运河乘船到南京两江总督府。
陶澍妥善安排左宗棠住下，嘱咐下属好生招待这位贵客。开始几天，左宗棠尚觉得轻松、安逸、惬意，三天五天过去了，他不知不觉；半月一月后，他觉得有点孤寂和无聊。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两个月了，陶澍竟没有再次召见左宗棠，一直把他“晾”在馆舍里。
陶澍不常召见他，开始时左宗棠猜疑不定，心想，是公务忙，十天半月会晤一次该会有时间吧，是不是这次又落第了，总督大人瞧不起。但是一想起去年在醴陵，陶澍一点没有官架子，那么平易近人，这回怎么又变成另一个人啦？左宗棠左思右想，猜不透，越想越不通，越想越不是味，越想肚子中的火越大。
左宗棠落第后本来心情就不好，想起连陶澍都这样冷落他，自尊心受到很大损伤。头天晚上，他悄悄收拾行装，第二天便不告而辞。
仆人见他背着包袱离开馆舍，便问道：“左先生，你怎么走啦？”“长期赖在陶大人官府混饭吃吗？”左宗棠没有好气地答。“陶大人知不知道？”“我走后你去禀报一下就是了。”
左宗棠边说边急促地往外走，仆人慌了神，赶紧跑去禀告陶大人。
此时，陶澍起床不久，洗好脚后正在由侍女给他穿袜子，才穿了一只，听报左宗棠要走，连另一只袜子也来不及穿，更没有时间穿鞋，就赤脚往外跑，正好追到辕门，赶忙夺过包袱，挽着左宗棠的肩说：“左贤弟怎么走得这么急呀？我这一向因公务忙，没来相陪，请左贤弟见谅。我还要与贤弟结为儿女亲家呢！”
其实陶澍不是因为忙，而是有意试探、考验左宗棠的耐心，如同“圯上老人”扔鞋于桥下让张良去捡，深折其“刚锐之气”，培养他忍耐和受挫之力的。
陶澍陪同左宗棠用完早膳，便挽着左宗棠回至厅堂，亲自扶他高坐在公堂上，认真严肃地说：“他日，贤弟当坐此堂，名位还会比我高！”并对他的幕僚们说：“日后，这个位子是左先生的，你们只能列坐两边。”
左宗棠对陶澍这一突如其来的恭维，感到不知所措。但又见陶澍说得这么诚恳，差点儿感动得掉下泪来，赶忙下位向陶澍深深打了一躬说：“晚生岂敢！晚生岂敢！”
陶澍见左宗棠态度紧张，忙执左宗棠的手，重新分宾主入座说：“这次会试落第，不要灰心，还是一句老话，多学点经世致用的学问，将来于国有大用。国家很需要真才实学、肯办实事的人才啊！”一天晚上，自感不久人世的陶澍屏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谈心。
陶澍说到左宗棠要自强不息，等待时机，担当大任之后，不由深深叹口气说：“我人老了，身体日见虚弱，有一事相托，不知左贤弟能否答应？”
左宗棠忙打躬道：“大人有事相托，岂有不应命之理！”
陶澍这时才漫然地道：“我晚年得子，名陶桄，年仅七岁，我一旦不测，就把这孩子交托你培养如何？”
左宗棠忙应道：“大人看得起晚生，当竭尽心力。只是晚生不才，怕有负重托。”
陶澍见左宗棠欣然应允，就进一步说：“这样吧，我们结为亲家。贤弟的大小姐正好小陶桄一岁，他们成人了，由你操办，我就拜托了。”
说着陶澍起身向左宗棠深深一揖。左宗棠见陶澍以两江总督之高位，主动提出要与他这个“落第书生”结亲，并行如此大礼，赶忙起身回礼，说道：“我一落第书生，功名未就，无论名位、门第、年龄还是辈分都不相称，实在不敢高攀。”
陶澍说：“我已重病在身，只怕来日不多。万一我们两个无缘再会面，桄儿便如同你的亲生儿子。若能育之成材，不辱陶氏家风，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我家藏书不少，对你会有帮助，全都托付你了。”他握着左宗棠的手，老眼中闪着几丝泪花。
左宗棠内心感动不已，诚恳地对陶澍说：“大人请放心，既然如此，小生就依允了女儿这门高攀而来的亲事。我将不负大人重托，尽心竭力教育公子成材。”
陶澍说：“这我就可以放心而去了！”
就这样，堂堂的两江总督与会试落第的书生联姻，结了突破世俗的儿女亲家，实属罕见。第三节保护左宗棠的“观音”
左宗棠与胡林翼两人交往很早、很深。在北京会试期间相识后，胡林翼与宗棠便成了“一生真知己”。后来数次在小淹，两人“风雨连床，徹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
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老丈人去世，小舅子年幼，家里都是孤儿寡母，作为大女婿的胡林翼当然要为岳母操心，筹划家事。
好在已请到高人左宗棠到安化陶府，既任陶公子教师，又替他们管家，胡林翼当然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贫富不匀，社会不公，是产生不安定甚至动乱的根源。左宗棠到小淹居馆后，针对当地村民视陶家富有而孤弱，“颇有觊觎之者”，与贺熙龄、胡林翼商量，“出资分赡乡族贫乏，有非意之干，则待以至诚，皆感畏贴服，赖以安焉”。效果立见。这对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颇有启示。
道光二十五年（1845）秋，胡文忠公来小淹，晤谈十日而别。左宗棠对胡林翼指出自己“虑事太密、论事太切”，请宗棠戒之，切中弊病，为之钦服不已。
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称“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可惜因故未能成行。在向张亮基的推荐信中，谓深知左宗棠“其才品超冠等伦”。
总之，胡林翼最能了解和赏识左宗棠，也知道左宗棠脾气太大，所以一向不和他抬杠，遇事争执，总是让他三分。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个有恩于自己的谦谦君子，左宗棠在背后还议论他的是非。咸丰四年（1852）给湘军将领刘蓉的信中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以诸我，尤非所堪。”此话对不对呢？对！林翼是有这方面缺点，宗棠喜直言。
胡林翼极重左宗棠之人品才学。他给郭嵩焘的信中评论左宗棠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
左宗棠在陶家八年中饱览了丰富的典籍，为他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对此，胡林翼更是赞赏不已：“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胡林翼曾向陶澍多次推荐林则徐，使陶澍委林以重任，接自己的班。他还先后五次推荐左宗棠：首次是荐于陶澍；第二次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荐于林则徐；第三次，咸丰元年（1851）荐于湖广总督程矞采，程未能用；第四次是同年下半年又推荐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第五次，咸丰五年（1855），胡已任湖北巡抚，上书咸丰帝荐左。胡林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伯乐”，故有“荐贤满天下”之誉。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两位民族英雄——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他竭力推荐的，其眼力和功绩可见一斑。对此，同时代人郑炳勋有挽左宗棠的楹联评论左、胡二公：
公不出如苍生何？九州四海无此才，惟胡文忠早具只眼；
难未平匪异人任，尽瘁鞠躬而后已，比汉诸葛诚有同心。
左宗棠对胡林翼这位一直知心、推荐自己的挚友，又曾多次接济、保护、营救过自己，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含泪作了一篇情真义切、感人至深的祭文。第四章压不垮的性格从何而来第一节才高性傲好说大话
许多人都有“做人难”之叹，当年左宗棠可能感触更深。但他自有一条准则：不恤人言，我行我素。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农夫，人们没有听他说什么话，也不会议论他什么，但又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志向和出息，可见做人之难。如前所述，左宗棠第一次会试落第归来之后，写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道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一百多年来颇受人非议的傲气狂态，连他的红颜知己周诒端也觉得他大言不惭，感到羞愧。
其实责难左宗棠是不对的！“身无半亩”，是说他当时一介穷书生，连半亩田也没有，这是事实。因为直到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34）在安化陶澍家教书之后，有了积蓄，才在柳庄买了70亩田。“心忧天下”，是说他关注着天下大事，民族兴亡，为国家命运、百姓疾苦感到深切的忧虑。“读破万卷”，左宗棠确实做到了，如果加上他后来在陶澍家读的书，恐怕是数万卷了。杜甫也自称“读书破万卷”，为何谁也不怀疑他、议论他？至于“神交古人”，就是说他在读书时专心致志，领会古人所写的书的精粹与奥妙，进入角色，身临其境，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产生共鸣而已。在落第不得志时写了这样一联激励自己，却被人们认为是“狂态”写照，蒙受了一百六七十年曲解、误解、错解的不白之冤！
表现左宗棠“才高气傲”的又一句话是“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给其兄景乔先生之信。他说：“我近来对于战争之事颇有心得，自认为只要遇到时机，给我兵权，一定能切实发挥作用。”这是左宗棠给哥哥信中谈到的。左宗棠原想通过科举当名儒，但此路不通；当他研究兵法后，颇有所得，觉得名儒当不成了，假如给他兵权，兴许能当个名将。这根本不算什么大话、空谈。再说，他所崇拜的诸葛亮，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嘛！至于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既是名儒，又是名将，怎么能说他狂傲呢？！
另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是“天下事无不可为”。这句话出自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给吴大廷的信。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宗棠于挫折中看到了许多的无奈，反视天下事并非“无不可为”，但是我们从左宗棠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种少年心性是贯彻于他一辈子中的。“天下事无不可为”与成语、铭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类似，只不过稍嫌绝对一点而已。
左宗棠另外一些“足以傲当世庸耳俗目”的话不妨再列举二例：
一是“不为知县，则为督抚”。他说让他当官，当知县和督抚皆称职。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他的心愿。左宗棠不是想官当得越大越好，而是想当直接掌握百姓、有职有权的官。这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与个性可以理解的选择。
二是“吾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道：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此时此势，易地则无可下手。
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称其“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清廷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曾国藩奏叙左宗棠“接济军饷功”，奉旨以兵部郎中用。胡林翼奏称：左宗棠“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其力能兼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荐其为将才。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不来“假谦虚”，不失时机地“傲”一下，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上面列举的几则言行可以看出，左宗棠虽也有自谦或灰心的时候，但那都是一时的，而个性高傲与自信，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明朝学者吕坤曾说过：“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人。第二节刚直矫激是双刃剑
个性太强、傲气太盛、气量不大等个性毕竟不是优点，而是左宗棠个性的缺憾，跟他个人遭遇坎坷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不然，人们就不会叹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了。但是，如同血型不同，各有优缺点一样，心理学上性格常见的分类一般是按照理智、意志和情绪三者哪个占优势来划分稳定性格的类型，并没有肯定哪种类型是绝对的好或不好。这就是说，社会本来就有并需要有不同个性的人，来从事各项工作，弥补单个人的性格缺陷。
左宗棠生活在国内外危机深重、王朝大厦将倾的晚清，在国内，以他的孤傲与“性急”，对付善于“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之人，还有“巧人”或是“阴柔人物”，必定是“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杜甫《古柏行》），作为“难为用”之“大材”，他是注定要“吃亏”和吃不开的。
幸亏，推荐和赞誉他的人都是声望极高的封疆大吏，又处在“大厦如倾要梁栋”之时，才使他能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干成了一些大事。他以此种个性对付外族入侵者，在各国列强面前，敢于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以武力相抗争，以“凶兽”的模样对付“凶兽”，一贯以强硬的态度主张抗英、抗俄、抗法，“绝口不言和议事”，这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之幸！第三节迁家湘阴东
在安化的八年，使左宗棠“充足了电”，对他今后成就大业是至关重要的。左宗棠在陶家，“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获得的物质财富也颇丰厚。陶澍在生前便留话，女婿胡林翼更是想得周全，安排周到，不会亏待左宗棠的。到陶家任私塾教师以后，“脩脯”收入每年可达三百金，除了供养家小生活外，尚有较多的盈余。教了三年多书之后，即1843年，31岁的左宗棠便用教书所得的积蓄，共计约900两白银，在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置田70亩，并筹划建庄院一座。
湘阴县东乡柳家冲，在左家塅西北十余华里，今属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此地山势逶迤，田园葱翠，东纳青山之秀美，西引湘江之灵气。
左宗棠亲自设计、监建了这座占地4.29亩、有48间房屋的砖木住宅，因挚爱柳树生命力强、性韧柔软、插枝能活的性格特点而起名“柳庄”。
关于在柳庄置田建院，有许多传说故事，充分体现了左宗棠的性格特征。
据说，柳家冲曾被风水先生认定为风水宝地，说是“仙牛地”，牛头朝东，东面山脊低洼处是“牛角扼”。左公说自己是牛，故将宅院东向朝指“牛角扼”。当时有人猜度：一定是左公得到风水先生的指点。说来也怪，他直到迁居柳庄后，才慢慢发迹，大器晚成，拜相封侯，并为国家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失地。
宅屋分前后两进：前进北边为谷仓、杂屋，南边为前厅、厢房、孔子堂（即子弟学堂）；后进由两个四合院组成。整个宅屋砖墙燕瓦，具有典型的晚清民居风格。
在宅屋上梁时，按习俗，要向工匠送红包，这样对主人也“吉利”。左宗棠不信这一套，偏不送，这就使工匠们好不高兴，便公开发牢骚，说：“主人吝惜钱，迟早要作孽。”
左宗棠听说后回答道：“钱没有，作孽随便。”
工匠们接着编了不吉利的话，一个工头竟骂骂咧咧地说：“宅门朝东，人财两空。”
左宗棠听到后，便气愤地上前，拉住其胸襟，质问道：“你说了什么？”“我没有说什么呀？”“没说什么？我亲耳听到的，你要给我改口！”
工匠头目起先还想抵赖，左宗棠揪住其衣襟不放，逼其改口。此人服软了，便道：“三爹，是小人的嘴胡说八道，三爹要小人怎么改口？”“宅门朝东，人马不空！说！”“宅门朝东，人马不空！宅门朝东，人马不空！……”
工匠头目连说了两遍，左宗棠才放手作罢。
房宅落成后的大年初一，家人在敬神时发现罄里藏了一只猫头鹰，一家人大吃一惊，认为是“神鸟”，是不祥之兆，便连忙燃香点烛，作揖叩头。左宗棠博览群书，接触了西方的哲学，不信神，也不怕鬼。他对崇拜猫头鹰为“神鸟”觉得好笑，便抓住那只猫头鹰，口中念道：“提刀斩神鸟，笼统大吉昌。”一刀将猫头鹰宰了。
柳庄，偎山面田，坐西朝东。柳庄院门前有一口被他称为“天砚”的大水塘，水塘周围绿柳成荫，水塘南北各有一株四人合围粗的枫树和柞树，冠盖苍翠，人称“神树”。
柳庄院门两侧左宗棠写有“参差杨柳，丰阜农庄”的门联。门额匾上左宗棠题写的“柳庄”二字，笔力遒劲。
走进围墙门，是一块土坪，此是晒谷场，从晒谷场向南穿过隔墙圆门是庭院。院内，他曾亲手栽下十二棵蜡梅和几株橘树、桃树，每当梅树傲雪开花，暗香浮动。庭院南侧是他读书的魁顶阁楼，名曰“朴存阁”。走进堂屋，便可见一条幅悬挂壁上，写着“湘上农人”四字，简朴的家什透着一种整洁与随意。整栋房屋的后面，是为了提高灌溉水位而砌的一条水渠，水渠沿围墙而走，穿墙向外流去，形成了“流觞曲水”之风格。
左宗棠回湘阴安家柳庄，前后14个年头，直至咸丰七年（1857）骆秉章与胡林翼以“醵金”——大家凑钱，为他买得长沙司马桥宅，才“自柳庄移家省城”。
左宗棠在柳庄“潇闲沉寂之时”，其声名却远播于外，诸多封疆大吏、京都高官争相举荐。因此，在柳庄时，留下了林则徐对左公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当面预言“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的被史学界称为“湘江夜话”的佳话；留下了湖南两任巡抚分别“三顾茅庐”，邀自喻“今亮”的左宗棠两度出山运筹军幕的历史故事……第四节种茶栽竹留葱茏
柳庄门前被左宗棠称为“天砚”的大水塘，在秋阳照耀下，水光潋滟，波平如镜，天容倒映，云物俱鲜。大水塘边的田仍种水稻，结着黄澄澄的谷穗还未收割。稻田东边被称为“牛角扼”的山上，左宗棠公亲手栽下的茶树至今青翠欲滴，宅院西面后山上左公植的竹林如今仍葱郁苍劲。
左公爱竹，是赞美竹子耐寒、常绿以及中空、有节的品格；而与茶树结下不解之缘，更有情结所系之因和为民造福之愿。左宗棠爱茶、重茶、推广优质茶，是到安化任私塾教师期间的耳闻目染，并受陶澍的深刻影响。
陶澍的家乡，可说遍地都是茶山、茶林、茶园；育茶、采茶、制茶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劳动之一；出售茶叶，更是农民的一笔大宗收入。安化县素称“茶乡”，产茶历史悠久。
左宗棠将安化的优质茶树移栽到湘阴，并精心培育，使历史悠久的湘阴产茶业更加发达。
那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主要的社会经济形态，左宗棠也曾经设想：田可区，材可爨，薯芋可保岁，园可桑，山可竹，羊可牧。数年而后，其遂从山泽之氓（民）优游此间矣！
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安怡美丽图景。
左宗棠隐居柳庄过起田园生活，一边受托继续在已故两江总督陶澍家教育其幼子陶桄，一边在躬耘督耕，研习农事。更为可贵的是他对农学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写下了著作。他在广览诗书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阅读过的书籍虽可称成千上万册，但赏心悦目的不过数种，而其中“实学绝少”。从古至今，传世的农书更是少见。泱泱华夏，千古以来以农为本，务农是人生第一要义，为何不趁自己精力能及，为种田人写一本书呢？
他的农学著作是在朴存阁写的，故自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在书中，他将农事分门别类写了十多篇，对于乡居所必需的常识，诸如栽种、收割、畜牧乃至筑墙、挖沟等，一一做了叙述。他还主张区种，写了一本《广区田图说》来说明因地制宜和间隔轮种的好处，又画成图样，做成说明，并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结果得到了满意的成功。
后来的一些农业经济史学家认为，当时柳庄的生产、经营已具有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左宗棠在费了很多财力、物力和精力才建设起来的柳庄，躬耕多年，竹木、茶树如数家珍。不仅是柳庄的宅院的建设，就连山上的一竹一树，一草一木，都是在左公宗棠的亲自指导下栽种的，倾注着他的心血。
左宗棠因家境贫穷，为结婚后久居妻家感到羞惭，现在有了自己亲手建起来的柳庄，其快乐之心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年春天，草新土润，左宗棠的岳母带着孙儿来到柳庄。刚进柳家冲，只见大片稻田秧苗茁壮，桃红柳绿，屋舍井然，不禁喜上眉梢。三寸金莲迈不了大步，但双脚的移动频率加快。刚见“柳庄”二字，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已迎候出来。一一见过之后，左宗棠首先恭敬地对岳母说：“岳母大人，今天容小婿献献手艺，蒸一回米酒为您老人家接风。”“哦？你会蒸米酒了？”岳母喜悦的双眼里透着惊诧。“小婿日前向高师学得此法，尚未曾一试，今日让我显显身手，您看如何？”左宗棠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未等岳母答言，自己口中已吩咐家人动手。周老太太眯着双眼望着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的左宗棠。
为酿米酒，左宗棠到邻家友人处借来一套酿酒的工具，仆人与家人架锅的架锅，套磨的套磨。左宗棠从左厢的粮仓中取来去年收割的糯米和粟米，找来用木香、青藤、地绵、乌药、黄荆之类草药制成的曲料，汲屋后清泉制出糟酪，再行点火熬沥。一天两天，大火小火文火，三天四天，米饭的香味逐渐渗发出一股酒香，五天六天，浓香扑鼻，清可照人的米酒由左宗棠双手捧呈到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见一介书生居然酿制出色香味醇的米酒，连抿两口，不断地称赞：“味好，味正，贤婿自己快喝，快喝。”
左宗棠端着自己亲手酿制的米酒，仰着脖子一口气将酒喝下，哈哈大笑：“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
1843年将家搬到柳庄后，头几年，家庭生活也比较美满。 1846年，周夫人喜生长子左孝威。出生之时左宗棠在安化，又值久旱无雨，是夜忽梦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故命曰霖生，乳名“霖儿”。同年十月，贺熙龄先生去世，遗命以其三女许配孝威，订上又一门娃娃亲。第二年四月（1847）张夫人生次子孝宽。周夫人体弱无乳，张夫人就同时乳养二子，而且先乳孝威，再喂孝宽。左宗棠虽年至三十五六才得贵子，但连得二子。他在岳家住十年，想要儿子尽生女，迁回柳庄后，两位夫人为他生了四个儿子，怪不得民间至今认为柳庄是风水宝地。这年八月，长女已满14岁，出嫁安化与陶桄完婚。此后，左宗棠结束了在陶府的教学生活。这几年可谓“四喜临门”，少有的高兴，这大概亦属“天赐良缘”吧！
但是，天公总也有不作美之时，柳庄在连遭两年干旱之后又遭水灾。搬到柳庄的第四年，从五月中旬起，天就断了雨脚。一连四个月，滴雨未见，田畴龟裂、赤地烫然。地里的禾苗枯得像秋后的冬茅草，遇火即燃。一天夜晚，暑热难当，左宗棠一把大蒲扇拍打不停。忽然，一股火风混杂着燃烧枯苗杂草的烟味飘进房内。“不好，着火了！”他急忙出门，只见大田中一片明火在蔓延。“天哪！今年颗粒无收了！”他痛心地闭上了双眼。
1847年，左宗棠结束了在小淹陶氏家馆的塾师生活，回到柳庄。
到了1848年，从三月起，倾盆大雨，连绵不断，将湘江、资水、沅江都灌得很满，湘阴县城也被水淹，饱受旱灾之苦的饥民，又被洪水围困。靠近湘江不远的柳家冲，遭水灾后，成百上千的逃荒灾民，经过柳庄。左宗棠吩咐家人将家中积谷全部拿出来，煮粥施舍，对有病的就用丸药予以治疗。这些事都由周、张两位夫人亲自在家门口监督办理，救活的灾民感激地说：“柳庄户主灾年济困，行善积德，真是好人！”
面对连年的水旱灾害，左宗棠一面自己节衣缩食，一面发动族人积谷备荒。在家乡建立了“仁风团”义仓，带头将自己家中积存稻谷和用具捐献出来，同时选办事公正的族人出来管理，订出规章制度，向官方备案，作为永久之计。
左宗棠既为一家的灾病担忧，又为邻里的赈灾操劳，他的妻子周诒端对此事也十分关心、操劳。为了救助灾民和乡亲，左宗棠不仅拿出了所得收入和积蓄，还典当了妻子的首饰，这种举动，闻所未闻，简直令常人不可思议！可是左宗棠抱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妻子周诒端开玩笑说：“杜甫《同谷歌》中有一句诗‘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讲，将‘静’字改为‘空’字，叫作‘男呻女吟四壁空’，更合适些。”后来，他回忆这一年的情景是自己“生平境遇最苦者”。
接连不断的天灾，断送了柳庄的好光景和“湘上农人”的美梦，但是这段经历他却终生难忘。第五章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第一节“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比左宗棠年长27岁。林是福建侯官人，左是湖南湘阴人，相隔遥远。林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是政绩卓著，贤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而左21岁中举后因为贫穷做了湘潭周家的上门女婿，后虽参加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是一个不曾在贵族门客的名册上挂上号的草野书生，两人贵贱悬殊。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林则徐并不知道左宗棠其人，而左宗棠不仅早知林的高名，且对林则徐的钦佩、敬重、崇拜已是由来已久了。这种仰慕之情，首先是由近代史上第一次民族自卫战争——鸦片战争激发出来的。
1839年，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是当时举国瞩目的大事件。作为一名塾师而僻居深山的左宗棠有着“心忧天下”的爱国思想，大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气概，尽其力所能及时地搜集外国的情况，探讨战守机宜。
1840年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全面爆发，英国侵略者的隆隆炮声，震撼了神州大地，唤醒了许多爱国人士奋起投入抗拒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火热斗争。这时，刚刚到达安化小淹陶家担任师塾教师的左宗棠，并没有因为自己僻处山乡、未登仕途而袖手旁观。他与居留北京、长沙的师友们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发表自己关于抵抗侵略的见解，希望早日驱除侵略者，表现了炽烈的爱国热情。他在上老师贺熙龄书中说：“山馆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惟夜望妖星明灭，以此卜西寇剿除之期耳。吾师处想必时有消息，仍求示悉为幸。”这正是左宗棠当时心情的写照。
左宗棠从对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中了解到，发动侵略的英国殖民者包藏祸心，为时已久，富强与实力远胜诸蕃。面对着强暴贪婪的侵略者，左宗棠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希望统治当局坚持抗战到底。对于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左宗棠深为忧虑。
1840年10月，坚决主战、抗敌得力的林则徐、邓廷桢竟被革职，他闻讯后极为愤慨，认为“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他虽希望林则徐能够平反复任，但亦充分估计了艰难曲折：林公恐怕未必即能复任。其实按照目前的人望，没有别人可以替他。若能令其复任，毅然图旧，上足以表明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以固防岭南千里之守，此乃天下之人所诚心仰望和企盼的！
左宗棠对投降派的卖国活动深恶痛绝。1841年1月，传言琦善擅自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与英国。他闻讯后，曾作《感事》诗四首，以抒愤懑。
1842年夏，战争失败，耆英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极度愤慨地说：“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认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甚至认为“苟全之计”，只有效法明末清初拒绝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的孙奇逢、魏禧等人，“买山而隐”，“失此不图，更为无策”。表示他对清王朝已经失去了信心，甚至产生了与它相决裂的思想。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认识，除了通过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他所说的“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其中，最早是他的老师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贺氏兄弟都是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中，贺熙龄同左宗棠频通书信，讨论抗英的战略战术问题。贺长龄在贵州任职九年，严禁种植鸦片。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以及发表了使林则徐为之倾倒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慷慨议论，都与贺氏兄弟的影响分不开。
众所周知，左宗棠在19世纪70年代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是塞防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注重塞防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先是受到塞防论的先驱者龚自珍、魏源的影响，后来又受到林则徐的直接教诲。
左宗棠同与林则徐志同道合的朋友龚自珍、魏源相识是比较早的。道光十三年（1833），22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会试，在京期间与博学广识的龚自珍、魏源交游，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更深一步认识，是在小淹研读了林则徐与陶澍的来往书信之后。林一直是陶的下属，是陶一手提拔起来并接自己的班的人。林的思想、人格、韬略、作为、事功等，在林、陶的通信中展示详尽，左宗棠在研读中得到的教益是美不胜收的，受到的影响十分深远。此外，更有胡林翼对他的多次来信和直接交谈。
当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后，胡林翼这时在贵州安顺任知府，归云贵总督管辖，便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到林的幕府任职。胡林翼对左宗棠的品学极为赞赏，推崇他为“近日楚材第一”，并从安顺写信来征求左的意见。
1849年1月10日，林则徐复信给胡林翼，对左宗棠颇为欣赏，说如能来“实所深愿”。
左宗棠未尝不想前往应聘，无奈当年正值侄儿左世延17岁，寡嫂急于要为他完婚，而且已经定妥了婚期，加以教诲陶桄有约在先，暂时不便中断，因此只得复信婉谢，在信中表达了对林则徐的无限敬仰之情。
这封信中说道，得知“执事”在岁末急递的信，即胡林翼推荐他的情谊，敬知林公爱士之盛心，十分感动。他还有细读了林公与陶文毅公的往复书疏，使他“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他的心更是如在林的左右。林则徐的“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左宗棠一直是“心神依倚，惘惘欲随”。
左宗棠对素昧平生的林则徐怀有如此诚挚的感情，正表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受到林则徐的思想、品格和行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他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和民族危机的严重考验面前，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是有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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