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全传:从乞丐到大明帝国开国皇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12 0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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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惠敏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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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全传:从乞丐到大明帝国开国皇帝

朱元璋全传:从乞丐到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试读:

前言

中国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古老国家,在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皇帝是掌管国家命运的最高统治者,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力于一身。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皇帝中,有许多是贵族或宦官世家出身的,如秦始皇、宋太祖等;但也不乏布衣出身的皇帝,从下层流民变身为皇帝,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邦和朱元璋。古往今来,谁说弱势者不能赢得天下,草根不能胜过精英,布衣贫民做不了天子,士兵成不了元帅?这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不管你是诧异也好,羡慕也罢,刘邦和朱元璋的传奇一生明确地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着无穷潜力的。

朱元璋少年时是个籍籍无名、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后来甚至沦为乞丐,手拿牛骨头四处乞讨,是个典型的草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那时谁能想到他有朝一日会做皇帝呢?

历史就是这样,你永远别想知道它未来的轨迹会是怎样的。但是有一条是不变的:在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只要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你就会有惊人的收获。朱元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谁说鲤鱼跃不出龙门,乞丐就成不了皇帝?只要你把握住了“时势造英雄”的机遇,拥有敢于“斗”的素质,你就有可能创造奇迹。千百年来,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着,每到某一个时段,就有草根一族横空出世。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在元朝末年这段动荡的时期,在芸芸众生中那个横空出世的草根,终于经受不住生活的残酷压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让他通向至高无上权力的道路。

尽管这条路上荆棘密布,但是“沧海横流,方能显英雄本色”。朱元璋身上明显的特征是平民,从最初红巾军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到称霸一方的吴王,他只不过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人善任的才能,成功地实现了从平民到霸主的跨越。朱元璋绝不是一个目光短浅之人,他不满足于只做一方霸主,他要逐鹿群雄,要横扫天下,要站在统治阶级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于是他坚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最终坐稳了江山。

也许在众多人的眼中,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更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朋友,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皇帝。虽然在洪武一朝,他屠杀功臣,设锦衣卫,兴文字狱,制造大宗血案,但他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建立了大明王朝。总的来说,朱元璋在我国封建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

朱元璋的用兵和治军都是成功的,正因如此,在战争中他的军事力量才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打败一个个强敌,最终夺取天下;正因如此,建国后他才能多次抗御外敌和外族的侵扰,有效地防止内部篡权,巩固了自己统治,对大明江山能够维系二百七十多年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是流民出身,他身上兼有下层贫民和封建君主的双层文化特性。下层贫民的文化特性在他身上有什么表现?古代社会的君主文化特性在他身上又有什么表现?这二者是如何影响他为人处世的?这本书中对这些都有很好的解答,读者只要翻开本书,细细品读,就会找到答案。

第一篇 时势造英雄——布衣少年投身起义

第一章 坎坷少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公元1328年,在中国历史的悠悠长河中,这短短的一年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终将淡然逝去。然而一个人的去世和一个人的诞生却赋予了这平淡无奇的历史纪年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七月,大元帝国第十位帝王也孙铁木儿在大都去世了。朝廷随即爆发了帝王争夺战。也孙铁木儿生前所立太子是阿速吉八,这时只有九岁,丞相等人拥立其在上都即位。与此同时,上都开平的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依靠武力拥立已故的武宗次子妥懽铁木儿在大都即位,形成了大都与上都对抗的局面。经过激烈角逐,燕铁木儿获胜,妥懽铁木儿登上了皇位,就是历史上的元顺帝。然而争斗并未就此结束,相反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最为混乱的致和元年(1328年)到元统元年(1333年)这六年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新皇换旧皇的变乱。

就在这年秋收之际,濠州钟离县一座破旧的二郎庙里,诞生了一名贫苦人家的婴儿。他就是朱元璋,那个日后改朝换代的九五至尊,大明金銮殿上的主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太祖。

朱元璋的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家谱上连个九品芝麻官都找不到。世世代代,看着地主们的脸色,流着辛勤的汗水,却仍旧保证不了温饱。这样的出身注定人生的美好追求不属于他,超凡出众的特殊才能不属于他,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不属于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什么都没有。然而,他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游方僧,一个几乎和叫花子同一阶层的人,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推翻了元朝,登上权力的巅峰,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代开国帝王,奠定了大明王朝数百年的宏基伟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传奇。

身世凄惨,成长曲折

元朝末年,河南行省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东乡有一户朱姓贫苦人家,户主叫朱五四。朱五四祖上是沛国相县人士,后辗转迁至江南的句容(今江苏句容)朱家巷。后来,朱五四随父亲由句容朱家巷举家迁至泗州(今安徽泗县)。天历元年(1328年),朱五四五十岁时,因受不了官府的压榨,又偷偷地带着全家从泗州搬迁到了濠州钟离县的东乡孤庄村。

贫民朱五四就是朱元璋的父亲。他们全家搬到钟离县以后不久,朱元璋就出生了。

朱元璋出生这年,是一个大灾之年。从春天开始,濠州就没下过一滴雨,土地龟裂,秧苗干枯,到了夏秋季节,一场蝗灾又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当时正是秋播小麦的季节,朱五四的妻子陈氏虽然身怀六甲,但作为农家妇女,还是得帮丈夫做些农活。忙了一上午,快晌午时才回到家中,做好全家人的午饭。等丈夫和孩子们吃完饭干活去了,她也收拾好了厨房,喂好了鸡鸭,又匆匆向田里赶去。不想在半道上,腹部突然疼痛起来。凭着生以往几个孩子的经验,她知道,第六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她连忙咬紧牙关,忍痛往家中走去。但刚走到村头,剧烈的腹痛令她实在无法忍受,她只好挪着小步走向附近的二郎庙。双脚刚刚迈进庙门,她就顺着寺墙瘫软在地上。不一会儿,呱呱的婴儿啼哭声就从庙中传了出来。这一天是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五四得知孩子降生的消息后,连忙从田间奔向二郎庙,把母子二人接回家中。据说这天晚上,他家低矮的茅草屋内红光闪耀,邻居都以为他家失了火,纷纷跑来救火。但到房前一看,大片红光却又悄然逝去,大家都感到十分惊诧,不知是怎么回事。当然,史书上记载的帝王出生时的异象只是封建君王用来表明君权神授、地位不容置疑的一种手段。

元朝统治者将全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朱家属于南人,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因而朱元璋自打娘胎里一出来,就注定了要处于社会最底层。

朱元璋是家中第六个孩子,朱五四就按当地习俗给孩子取名重八,“朱元璋”这个名字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

小重八出生三四天了,却一直不会吃奶,小家伙肚子胀得圆鼓鼓的,眼看着活不成了。这可怎么办呢?朱五四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晚上,朱五四做了一个梦,感觉孩子没有救了,醒后朱五四十分沮丧,想想只能寄希望于菩萨,于是他抱起孩子就往皇觉寺走去。然而事不凑巧,寺院里的和尚一个也不在。朱五四心急如焚:难道老天爷真的要收回小重八的命?可怜这出生没几天的孩子。万般无奈下,朱五四只好又将孩子抱回了家。

夜里,睡梦中的朱五四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原来是小重八在哭,母亲正在给孩子喂奶呢!孩子居然会吃奶了!朱五四不由得喜极而泣。过了几天,小重八的肚胀也好了,性命总算是保住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朱元璋这个明朝开国皇帝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小重八在一天天长大。但是由于家境贫寒,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小重八严重缺乏营养,加之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少时的朱元璋一直疾病缠身。父母格外疼爱与呵护他,曾把他送到附近的私塾去读过几个月的书。后来,朱五四为了给大儿子重四、二儿子重六娶媳妇花去了不少的钱,两个女儿出嫁也用去了一些花销,最后家中又是一贫如洗了,只好让三儿子重七入赘到别人家做了上门女婿。日子愈加艰难了,继续供重八上学读书也就成了奢望。家里租种着地主的十几亩地,朱五四也就把重八拉了回来帮忙,给佃主家看看牛,放放羊,做些轻活补贴家用。当皇帝后,朱元璋还曾回忆起这段苦难中也不乏乐趣的生活:“吾昔微时,自谓终身田野间一农民尔,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母亲陈氏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很大的。陈氏一生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平日最爱给小重八讲外祖父当年的故事。重八的外祖父曾经是宋朝大将张世杰手下的亲兵。当年,蒙古军攻打宋朝,攻占了宋都临安,宋恭帝投降。可宋朝的许多文武大臣并没有屈服,张世杰与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新皇帝,继续抵抗蒙古大军。文天祥在危难之中出任丞相,招兵买马,转战于江西、广东各地。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没有成功,最后文天祥不屈而死。张世杰忠心耿耿,护送小皇帝到东南沿海一带。1279年,蒙古大军与宋朝降军追到海上,张世杰集结了上千艘大船,在宽阔的海面一字排开,用绳索将船只相连,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可是,由于没有给养,宋军只能啃干粮,喝海水。蒙古军在一天夜里趁机进攻,冲破了宋军的防线。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命令妻儿投海自尽,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也跳海自杀。接着张世杰也落海而死。重八的外祖父就在张世杰的军中,他落水后,侥幸被人救起,辗转返回家乡。在这场大战中,宋军有的战死,有的投海自尽,无一投降。

母亲动情的讲述,让小重八深受感动,在重八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打心底里敬佩外祖父这样的英雄,心想如果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驰骋沙场,金戈铁马,做个大英雄该多好!这是一个小男孩心中燃烧的梦想。

卓异少年,游戏中常扮“帝王”

在朱重八童年的记忆中,感受最为深切的就是饥饿。刚生下来时没有充足的奶水,稍大后又没有足够的口粮,吃到肚中的也是些粗糙没营养的食物。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在当放牛娃的朱重八做了一件不算惊人的“大事”,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不过也得到了小伙伴们的推崇。

当他们一家初到钟离县时,朱五四家中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再加上他祖上三代都是贫农,本无家当,处境很是艰难。但是岁月如梭,朱重八已渐渐地长大了,他也要吃饭穿衣。而且朱五四年纪越来越大了,租地干农活愈加艰难。年成也是越来越差,水旱灾频繁,官府横征暴敛,日子越来越艰难。尽管这个小儿子是他们的心头肉,也只得叫他退了学,去替大户人家看牛放羊。

看牛放羊虽不能说是桎梏,但是对于正值叛逆期的孩子来说,实在不能满足他们猎奇的心理。和朱重八一同放牛看羊的小伙伴们有的年纪相同,有的比他大几岁,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习惯于听他指挥,也许他日后成就不朽功业所必须具有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已经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地突显出来了。在野地放牛看羊的时候,朱重八和小伙伴们时常做游戏。他们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扮皇帝,扮皇帝的人选通常都是朱重八。朱重八一身破衣烂衫,但扮起皇帝来却有模有样。孩子们装模作样地把棕树叶子撕成条,黏在嘴上当做胡须,不知从哪又弄来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搞一条黄布披在身上,往土堆上一坐,四平八稳地扮起皇帝来。其他扮臣子的小孩子也在他的策划下拣了些破木板,当做朝笏,毕恭毕敬地三跪九叩,同呼万岁。

朱重八不仅是个孩子王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捣蛋鬼,在给地主刘德放牛的某天,他忽然饿了,不过看天色还早,怕地主骂,不敢回家。与他一同放牛的还有日后为朱元璋建立千秋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周德兴、汤和、徐达等许多孩子,他们也都肚子咕噜噜地叫个不停,正在众人都不知该怎么填饱肚子时,猛然间听到朱重八大喊了一声:“有了!”大家若有所思的小脸蛋都立刻转向他,用期待的眼神盯着他。不一会儿,他狡猾地笑着说:“放着现成的肉不吃!大家莫非是傻瓜。”

他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把一头花白小牛犊牵到了大家面前,然后用放牛用的绳子捆住小牛犊的前后腿,这时周德兴反应最快,二话不说立刻抡起砍柴用的铁斧,当头就给了小牛犊一斧,小牛犊立刻倒在了地上。汤和、徐达等人看见这情形,一个个若有所悟地相视而笑,七手八脚地也来帮忙捡柴、生火、剥皮割肉。他们一面烤,一面吃,这可是平时从来都吃不到的美味,个个敞开肚皮一阵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工夫,这只小牛犊就只剩了皮和骨头。

等这帮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吃完了,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村子里,炊烟袅袅升起,他们也该回家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少了一头小牛,这主人要是发现了问起来,该如何回话呢?大家都面面相觑,低头苦思,却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有的怕担罪过,有的小肚鸡肠,互相埋怨,胆小的孩子竟然吓得哭了起来。此时的小朱重八心想,既然主意是他出的,责任也该由他来担,又何必连累其他人呢?于是他跟小伙伴说这事由他来承担。后来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件事的真相,他的办法就是把小牛的残骸埋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回去就跟地主说是小牛不知道怎么自己钻进了山洞里,只留下尾巴在外面,他们怎么拽都拽不出来。但是地主刘德可不是傻瓜,朱重八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毒打,被赶回了家。这件事虽然让朱重八挨了顿打,丢了饭碗,但是他重情重义、敢做敢当的形象已经深入孩子们的心中,这为以后周兴德、汤和、徐达等人肯为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显然,朱重八小时候属于那种让爹妈不省心的类型,他从“偷牛贼”到九五至尊的命运历程,与他的聪明才智以及过人的胆略是分不开的。除去童年的游戏成分,朱重八在放牛过程中认真负责,在面对家庭困难时积极分担的态度,都印证了白手起家的草根阶层共同的优点:对待生活中的大事勇于担当、有胆有识。偷食牛犊这件事使得朱重八的智慧和胆识初露,同时还巩固了他在伙伴中的地位。这些对于其今后的戎马生涯和统一天下后的治政活动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命运多舛,灾年亲人连丧命

朱重八出生的时候,正值连年灾荒和动乱,所以朱重八的出生并没有令朱五四心中充满太多的幸福和喜悦,因为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首先摆在朱五四面前的是现实的温饱问题。

朱重八是在颠沛流离中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上学,希望能让操劳一生的父母在晚年有个依靠。他希望能够娶妻生子,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贫苦的出身让他连这种最基本的生存要求都难以实现。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妥懽铁木儿在位第十二年)的春天,朱重八十七岁了,他早已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生存的不易。可是他不知道“命运多舛”这四个字,即使幼小的他已经饱受人间疾苦。也许正如古人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这一年,淮海流域发生了严重的蝗灾、旱灾,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然而,铺天盖地的蝗虫使得瘟疫肆虐,把老百姓仅有的一点点希望都给扑灭了。朱重八毕竟年轻,他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将是人间最痛苦的悲哀和折磨,也使他平凡的人生从此变得不平凡。

蝗虫过后,瘟疫传播得很厉害,发作起来简直是灾难,朱重八的老父朱五四此时已有六十四岁,病魔首先向他袭来。家里穷得叮当响,请郎中、抓药这种事简直是妄想,由于朱五四本来就年迈体弱,瘟疫染身不久,就撒手西去了,接着朱重八的大哥朱重四也染疫身殁,他的母亲由于瘟疫再加上丧夫失子之痛,挣扎没几日也离开了人世。不到半个月的光景,朱家死了三口人。不久,他二嫂和三嫂也去世了。此时朱重八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做了倒插门女婿。这个家除了他和他那个老实巴交的二哥,已经没有其他成员了。

此时的朱重八和他的二哥朱重六眼看家中亲人一个个倒下,自己却无能为力,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望着自家的破烂房子,心里那种酸楚也许只有自己明白,亲人生病的时候买不起药,请不起郎中,眼睁睁看着一个个亲人因贫穷无法及时治疗而撒手西去。如今,更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家里还停放着亲人的尸体,就算变卖所有的家产也不够买棺置地安葬亲人。可怜老父亲一生辛劳,在世的时候无立锥之地,死后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有个葬身之所,让老人死后能合上双眼。思前想后只得求佃主刘德,希望他看在全家人为他辛勤耕作了多年的份上,施舍一小块能够给他家人安葬的土地。按照常理说,地主给佃户一小块葬地无可厚非,但刘德却说你朱重八家死了人,与我何干,不但没答应反而把他们臭骂一顿,并且轰了出去。做皇帝后的朱元璋在其自传《皇陵碑》中回忆这段心酸经历时写道:“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德,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朱重八兄弟二人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于是兄弟俩抱头痛哭。哭声惊动了邻居刘继祖老两口,老两口心地善良,加上刘继祖的儿子刘英跟朱重八是发小,刘英也为此事向父母恳求,因而,老两口答应给朱元璋兄弟一块坟地,好让其亲人早点安息。安葬的地方是有了,但是兄弟俩又犯愁了,由于家境实在贫寒,死去的亲人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得穿,更何况一副像样的棺材。但是兄弟俩又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善良的刘继祖夫妇了,因为刘家也不是富足之家,于是只好找了几件破衣服,将亲人的尸体包裹好以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抬着亲人的尸体前往刘家的土地。两人费了好大劲终于到了安葬地,正准备下葬时,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整个天空像要坍塌下来似的。兄弟二人吓得躲在远处的一棵树下一直发抖,心里七上八下的,还一直担心父母长兄亲嫂的尸体。不过不大一会儿后,雨过天晴,兄弟俩赶忙到山坡下面查看,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尸体不见了。原来由于山坡上面土质疏散,一阵山洪把山坡上的土冲下来了,恰好埋住了尸体,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土坟堆,俗话叫做“天葬”。这个神奇的山坡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安徽省凤阳县境内的皇陵。死去的家人就这样被埋葬了,三十五年后,已经是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每每想起此事还会潸然泪下,内心仍不禁泛起一阵阵的刺痛,他在《皇陵碑》中这样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惨痛的经历使朱重八认识到了富人的冷酷和穷人的悲哀,这件事从此在朱重八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儿时的经历使他在饱尝人间苦难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使自己较早地成熟起来。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朱重八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不忘刘继祖的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对富人的打压,对穷人的怜悯照顾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最底层人民的生命安危时刻牵动着身为皇帝的朱元璋的心,在他的内心深处极力想营造一个人人幸福平安的太平盛世,为此他终生不懈努力。

生活所迫,皇觉寺中落发为僧

朱重八安葬好父母和哥嫂以后,为了生计,就和二哥分别,自谋生路去了。这时他孑然一身,除去身上的破衣烂衫和两间破草屋,已经一无所有。这天,他心情极为沮丧,感觉天都要塌了,不知不觉来到了父母的坟前。这一天是他母亲的七日忌辰,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这里就是阴阳相隔的家人的团聚处,是他唯一可以感觉到温暖的地方。他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只想对父母说些掏心窝的话,宽慰父母,让他们对自己放心。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以前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穷苦但有家的温暖,那种锥心之痛又涌上心头。又想到以后要远走他乡,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就再也不能为二老磕头上坟尽孝了,鼻尖一阵阵酸楚。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罢了。想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好像要把他这一生的眼泪都在此刻流干。他哭累了,就趴在母亲的坟前,感觉像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不一会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当沉睡的朱重八被人推醒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来的人是刘继祖的儿子刘英、汪大娘的儿子汪文和附近村里放牛的伙伴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他们担心朱重八会出事,劝慰一番之后,他们把朱重八送回家,刘英从家里拿了点吃的,还背来一小袋米。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正是如此。几个人边吃边开解朱重八,他们劝朱重八不要到外地逃荒,伙伴们也舍不得与仗义的小兄弟分离,说总会有办法的。前些天下了一场雨,地里的禾苗又渐渐长起来,再开一点荒地,或许可以维持下去。他们个个热心地劝说伤心的朱重八,最后朱重八被几个朋友的真情打动了,就决定不外出流浪了。

于是,朱重八准备继承他的祖业——种地。靠着邻居刘英家不断接济的一点粮食,掺和上野菜草根胡乱下肚,朱重八总算是还有点力气开出一片荒地,种上几垄谷子、豆子等,虽然季节晚了些,好在老天开眼,不过几日便稀稀落落地出了些苗儿,这给了朱重八重新开始的希望。但是老天就像戏弄人似的,自从朱重八播上种,它就再也不下一场雨,有时电闪雷鸣堆上一片乌云,几滴雨落下,像是敲击着人们渴求的心扉,可转眼间,又晴空万里。自古以来,农民都是靠天吃饭,朱重八的希望在这干旱的天气里枯萎了。

身受重重打击的朱重八生病了,邻居汪大娘看着重八实在可怜,就将他暂时收留了起来。又过了一个多月,朱重八病已大好,就对汪大娘说:“您老人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多了我这一张嘴,大家都活不下去,不如让孩儿远走他乡,另寻活路。以后若有出头之日,一定回来报答您老人家的救命之恩。”汪大娘听了,一把将朱重八搂在怀里,流着眼泪说:“孩子,你这样小小年纪,我怎忍心让你流落他乡。我也曾想过,你大病刚好,在我家有上顿没下顿的,身体很难强壮起来,莫若到皇觉寺去当个行童。那里僧人众多,日子要比我这好过得多。你若愿意,我去求求老方丈,他也许能收留你。”朱重八点头应允。汪大娘也便托了人情,求了皇觉寺的高彬长老,这事很快便办妥了。

皇觉寺坐落在孤庄村的西南角,据说建于宋朝,在和金兵、元兵打仗的时候遭到破坏。眼前这个庙宇是元朝初年由一个叫僧宣的人在废墟上重建的。它坐落在钟离县太平乡东十四五里,规模相当大,放眼看去,高高的台基上有翠绿的松柏,高高的红墙巍巍耸立,也算得上是当地一景。虽是战乱年代,它平日香火也算旺盛,但是,今天这里却人烟稀少,连个鬼影子都瞧不见,庙门也懒得开。

朱重八搀扶着汪大娘爬上台阶,只见那山门的釉彩剥落,门旁一副斑驳的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懒散疲惫的中年僧人。他把汪大娘挡在门外,只带着朱重八一个人进去了。朱重八此时隐约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来过皇觉寺,后来也同别人一起来这里求过佛,烧过香。

法师高彬见朱重八身板结实,头脑灵活,觉得身边需要这么一个机灵的小和尚伺候,而且寺庙里的杂活也得有勤快的人来干。于是就收下了朱重八,充当行童。

从此以后,十七岁的朱重八开始了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子。每天除了在经堂扫地、上香、打钟、击鼓之外,还要砍柴、挑水。如果其他和尚有什么要求,重八也得听从使唤。虽然活儿累一些,但能吃上口饱饭,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为行童的重八的任务非常多,一天下来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这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每每干完这些活,等到该吃饭的时候,却发现别的和尚早已吃过,留给自己的只是一些残羹剩饭。由于自己的行童身份,重八经常要看长老们的脸色,其他的和尚对重八也经常呼来喝去。

有一天,法兰长老突然大发脾气,因为他看到佛殿里的香烛被老鼠咬坏了,就追查是谁的责任,最后落到朱重八的头上,法兰长老指着他就大骂一顿。朱重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只得忍受着长老的无端指责。

还有一次,朱重八在打扫佛殿的时候,被伽蓝菩萨的腿绊了一跤。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吃得比猪还差,而那泥菩萨却有收受不尽的供奉,越想越气不打一处来。愤怒不已的重八不顾师兄弟们的诧异目光,在伽蓝菩萨的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几个字。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寺。老和尚们认为这是亵渎神灵,罪不可赦,主张把朱重八赶走。本寺的长老高彬却和别人看法不同,对朱重八的这种行为倒很赏识,当众人嚷嚷要赶走朱重八时,他对法兰说:“孩子嘛,哪能不淘气,何必要赶走呢?留下他吧。”高彬长老在寺院威望高,他一发话,众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从此,朱重八留在高彬长老身边,高彬长老的武术功底很深,他打算让这个聪明的孩子白天学文晚上练武。高彬长老对朱重八连比带划,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经常把那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讲给朱重八听,朱重八慢慢开窍了。他本来聪明过人,又肯吃苦,不但学得快,记得牢,有时自己还能琢磨出点新花样来。高彬长老越发喜爱这个徒弟了,决定把自己所有本领都拿出来教给他。正在朱重八打算好好学的时候,谁料到事不遂人愿,皇觉寺起了变化。

被迫离寺,接触白莲教

在元朝统治时期,政府是极其推崇佛教的,所以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田产,平时他们还可以靠收点地租和接受布施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连年的干旱加上苛捐杂税,使得寺庙经济也开始入不敷出。当时天下大乱,兵火连天,人民流离失所,再加上干旱的气候也常常使佃农们颗粒无收,就这样,寺庙的租地由于无人耕种造成大片荒芜。即使租出的土地也常常收不到租金,再加上淮西的灾情越来越重,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粮交租,有钱进香。寺院的存粮眼看就要吃光了,只好打发挂单儿的和尚去自寻出路,朱重八不得不离开皇觉寺,离开了高彬长老。朱重八后来回忆他在寺庙里的生活时,写了这样几句话:“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这就是和尚们不得不出去化缘的原因,所谓“化缘”和“云游”都是佛门术语,其实就是乞求布施,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讨饭,朱重八就这样在入寺后不久,便敲着木鱼、捧着瓦钵踏上了讨饭的旅途。

他被派去化缘的地方是淮西,虽然当时的淮西也是全国闹饥荒比较严重的地方,但是没办法,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此时的朱重八不知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本来想等长大成人娶一房勤劳能干的好媳妇,好好孝敬年迈的父母,和兄姐们和和睦睦地相安一生,谁知最后却落得如此不堪的田地。自己孤身一人颠沛流离,可是现在要想活命恐怕连自尊也要抛弃了。他痛定思痛,决定抛弃一切杂念求生存,在生命和自尊之间他选择了前者,顽强地面对生活,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

慢慢地,无论是遭人白眼还是跟狗抢食都已经不会伤害到他了。化缘的和尚四海为家,到处漂泊。遇到大户人家,敲上木鱼,希望人家施舍几把米或一顿饭;到了晚上,找个破庙住下,遮风避雨。年仅十七岁的朱重八就是这样四处流浪。他先向南走到合肥,遇上两个穿紫衣的人,相约与他们同行,西向六安。在半路上,朱重八染上了风寒,昏昏沉沉地躺在破庙里,幸亏两人精心照顾好几天,他才逃过这场灾难,勉强能起来。二人见朱重八身体恢复,才放心与他分别。

朱重八走遍了淮西的各个地方,挨家挨户,走街串巷,尽管一路走过,多半是痛苦和挫折,但是他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积攒了丰富的阅历,并且练就了不为艰难险阻所屈服的意志。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使他养成了一种镇定自若的品格,能够“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朱重八在这时真正地成熟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除此之外,这次云游也让他对天下的形势有了比较全面的估量,他不再纠结于个人生死荣辱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探索造成自己背井离乡的深层次原因,这对于几乎是文盲的朱重八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进步。而与白莲教的接触,则给他另一个启示:除了忍耐,还能反抗。

白莲教创教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创始人是昆山佛僧茅子元。众所周知,元朝比较崇尚藏传佛教,由于白莲教和佛教同宗,起初,元朝政府并不反对。后来,随着元政权的日益腐朽,统治阶层对人民的掠夺更为严重,再加上常年战火连天,下层群众已经活不下去了。就这样,更多的贫苦下层人民把目光投向了宗教组织——白莲教。随着教徒的增多,白莲教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元政府的高度警惕,政府开始禁止其传教活动。白莲教主要分成南北两派,北方白莲教教主是韩山童,他的前几辈人都是忠诚的白莲教教徒,在教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打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的宣传口号,确实给了求生存的下层群众一线希望,聚集了许多穷苦人家,打下了坚固的群众基础。南方的教首是彭莹玉,据说,他出生时红光映照了半边天,是贵人之象。他十岁出家为僧,乐善好施,经常治病救人,被人称为彭和尚。后来他所率领的起义部众的后背上都纹有一个“佛”字,就是请求佛祖庇护的意思。

朱重八云游的是淮西地区,与白莲教的南方教区有一些接触。作为一个乞讨的僧人,那木鱼声敲开的扇扇大门,有多少是摇头拒绝,或棍棒相加,或冷嘲热讽,世态炎凉早已经让这个年轻人尝尽了生活的冰霜。每一次的委屈都让朱重八牢记于心,加深了对富人的仇恨,对统治者的不服气,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白莲教。起初,他也曾暗暗讥笑,一群低贱的教徒,怎能触动大元的根基,不枉是痴人说梦。后来,他看到白莲教有自己的军队——红巾军,他们都是穷苦、无财产,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劳苦大众,都抱着唯有背水一战才能生存的决心。这时的重八也曾暗暗心想:我要不要参加这个白莲教,加入这个红巾军呢?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只剩下对这个不公平社会的满腔愤怒,与其忍气吞声,不如放手一搏,挣口饭吃!在报名的途中,他又一次理清了思路:虽然白莲教声势浩大,红巾军如火如荼,大元已经元气大伤,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到底鹿死谁手,谁能说得准啊。他刚刚的兴奋劲渐渐冷却了下来,想起了古语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与其这样冒失地去犯险,不如静下心来暗观形势的变动。

但是这次接触白莲教后,他的心里还是点燃了起义的小火苗。朱重八隐约捕捉到历史的大势——反抗,争取生存机会。但是他还不确定,朱重八绝不会在不确定的事情上下赌注,所以他选择继续等待。

这个时期的景况,朱重八后来写进了《皇陵碑》中:“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游方僧朱重八当时悲凉的心境。时间到了至正八年(1348年),朱重八听说家乡一带也在闹义军,人心惶惶,不由得勾起了他想家的念头,不知家乡的亲友生活是否安定?于是朱重八迫不及待地要回去看看。不久,他依然是一副游方僧打扮,一顶箬帽,一副木鱼,一个瓦钵,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到了皇觉寺。

重回寺庙,暗观天下大势

1348年,朱重八又回到了皇觉寺。他高高的身材,黑黑的脸庞,颧骨突出,大鼻子,大耳朵,粗眉毛,大眼睛,下巴比上额长出好几分,样子长得不大好看,却还匀称。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积累了许多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重八坚毅、果敢的性格,也使他的心智更加成熟,心思更加细密,这段生活对朱重八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前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朱重八,在云游了三年多之后,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回到寺庙当中,他开始读佛经,读各种各样的书。就这样,每一天都伴随着青灯黄卷,开始了“做一天和尚念一天书”的生活。

辛苦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后来朱元璋能在众多起义之士中脱颖而出,与他这个阶段的学习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点都不错,纵使此时的朱元璋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在何方,但是积极筹备自身也是聪明人的明智选择。他不动声色,却暗地里观察形势的变化。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会同刘福通起义,南方彭莹玉,湖北邹普胜,邳州人芝麻李,邓州王权、张椿纷纷响应起兵抗元。朱重八也曾怦然心动,只是理智和冷静把他的念头暂时扼制下去了。

除了白莲教的军队红巾军叱咤中华大地外,其他割据势力也纷纷抬头。随后,至正十三年(1353年)贩私盐起家的泰州人张士诚称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至正十五年冬至十六年春,由通州渡江,攻占平江、松江、湖州、杭州、常熟等经济繁华地区,改平江为隆平府,将国都由高邮迁至平江,一个小小的私盐贩竟然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在元朝私自贩盐是要杀头的,可是,张士诚义旗一举,由通缉犯摇身变为大英雄,而且登上了王位。

就在这时,河南李思齐,关内的张思道,山东的王宣、王信父子等都各自拥兵,雄踞一方。朱重八扔下捧在手里的书,在寺院里踱了一圈又一圈,看来天下是真的要大乱了,不论结局如何,元朝是不能照原样统治下去了。朱重八愤愤地想,如果不是这个暴元政府的等级划分,我怎么会生下来就戴着第四等人的耻辱标志?如果不是这群皇亲国戚、朝廷官员大肆兼并土地,我们家怎会几辈辛辛苦苦,却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整天吃不饱肚子?如果不是这个统治阶层的凶狠残忍,我的父母怎会辛辛苦苦一辈子,可怜死后却无葬身之地?越想越气,朱重八觉得这些人都反得好,反得对,这样的统治早该结束,这个朝代早该灭亡。

愤怒之后,朱重八渐渐恢复了平静,他仔细思索了天下的形势,如今天下已经四分五裂,反元势力遍布各地,对元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这些势力又多各自为政,占山为王,不思进取。只有一个人领导起这些势力,拧成一股绳,胜利才能在望。这个人会是谁呢?是韩林儿,是彭莹玉、刘福通,还是另有高人?其实这个时候的朱重八也想去参加义军,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抗元势力已不再是星星之火,而成了燎原之势。

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些势力的弊端,那就是不愿团结,不思进取,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苗头,这种苗头如果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要断送之前的战果。朱重八不由心里一惊,顿时不知如何是好。可能一个人在分析一件事越透彻的时候,往往就越难作出决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股外力来推动,让其没有回旋的余地,否则就永远只能踌躇,因为任何决定都不会十全十美。

第二章 审时度势,顺应时局加入义军

在淮北大地的濠州城里,当春天来临时,阳光柔和,大地回暖,春意盎然,到处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然而,人们的心情却没有被这柔和的春风吹暖,他们在紧张、压抑的同时又充满欣喜和期待。这是因为红巾军起义了,也许像许多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样都摆脱不了被镇压下去的命运,但是红巾队伍确实撼动了元朝的根基。

被压榨得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还是拿起了长枪、板斧、锄头,头包红布,立誓要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

官逼民反,抗元已成燎原之势

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反抗压迫,争取权利的行为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或许他们并不是那么清醒地认识到,生活在最底层的命运并不被自己掌控,反抗确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元朝末年,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官吏都是贪污腐败成风,皇帝自己也不知体恤百姓,骄奢淫逸。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以及中亚、欧洲各族人民;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元朝对这四种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蒙古人受到的待遇最高,其次是色目人,蒙古贵族就是利用他们统治南人和汉人。南人的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和压迫,这种歧视和压迫贯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切领域。汉人比南人略高一等,但实际上差不了多少,南人和汉人都不得在中央、省、台、院的官僚机构中任职。在法律上,蒙古人犯法不由刑部审理,而由保护他们的法庭大宗正审理;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杀人,不治罪。在科举方面,元朝政府对南人和汉人严加限制,科举考试时,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高,录取名额少。在军队中,汉人的武官不得掌军权和参与机密军务。为了防止南人和汉人反抗,元政府不断下令没收南人和汉人的武器,甚至规定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寸铁。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成了流民,以致成了所谓的“驱丁”。驱丁毫无人身自由,他们成了主人家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地被买卖,甚至于主人杀死无罪的驱丁,也只需受杖责八十七下的惩罚,良人们杀死了他们的驱丁,也只需杖责一百零七下。农民的处境已是到了牛马一般的地步了,地租苛重,生活穷困。对那些自耕农来说,元朝把他们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冶金户、打铺户、丝线颜色户等,都有特殊的负担和差役,如果一旦被签发为军户或站户,役使更加繁重,很多人家破人亡,成为佃户或流民。

人民生灵涂炭,而元朝统治者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每当新皇帝登基,新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大行封赏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那些拥护他的贵族大臣。如至大四年正月,元仁宗即位,当日朝会诸王,赏赐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零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布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多达三百多万锭。不同名目的大赏猛赐有时将上都和大都的库藏都花个精光。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了八百二十万锭,赤字高出年收入的好几倍。

此外,元朝历代皇帝为了麻痹人民,对各种宗教都加以保护。他们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养。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武宗时,用在敬神、修筑寺庙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又据仁宗延祐四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二十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公斤,油三千九百五十公斤,酥油一万零九百三十五公斤,蜜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公斤,每日宰羊上万头。英宗以后的帝王更是变本加厉,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入不敷出。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

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义战争一触即发,再加上频繁的天灾,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忍无可忍,要活命,要改变现状,就不得不拼死杀出一条生路。

这次起义实际酝酿的时间相当长。顺帝至正初年,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就开始借传教秘密组织反元活动。他们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作为口号,来鼓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准备起义。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政府决定治理黄河,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地的十五万民工前去治水,并调派庐州等地的两万军队前去监视。民夫们早就对元朝的横征暴敛心怀怨恨,现如今朝廷不顾他们的死活,让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徭役,怨恨的情绪更是与日俱增。韩山童等人得知这个消息,认为这是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他们一方面四处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一边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上面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这就好比黑夜里亮起的一盏明灯,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信号。

韩山童、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聚集众人,密谋起义。他们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主中国。大家推戴韩山童为明王,约定日期,以红巾裹头为号,举行起义。不料事情泄露,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出重围,躲入徐州路的乱山中,隐姓埋名,等候外面的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至此,等不及预定的起义日子,便整顿好队伍,出其不意,冲向颍州,正式打响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枪。

刘福通迅速占领颍州。黄陵冈的挑河工得到信号,大喊一声,杀死监工的河官,包上红头巾,如洪流一般汇入刘福通第一批起义军大潮之中。不到十天工夫,义军已经成为五六万的大部队了。因为起义队伍都头扎红巾,身着红衣,打着红色旗帜,出师之时,漫山遍野,一片火红,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刘福通起兵以后,元政府立即命枢密同知赫厮、秃赤率领六千名阿速军和诸部汉军,会同河南行省的军队前往镇压。阿速军原本是色目人中的阿速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善于骑射,以精悍著称。可是到了元末,这支蒙古初起时的军事主力,锐不可当的彪悍健儿的子孙,由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舒适生活,只会吃喝玩乐,克扣军粮,抢劫百姓,在行军打仗这一正经功夫上却软弱无力,退化得不堪一击。赫厮率领军马来到颍州,一和红巾军对阵,就被面前强大的声势所吓倒,全军立刻调转马头,不战而逃。刘福通指挥红巾军乘胜攻占亳州、项城、朱皋,连续攻破了罗山、上蔡、真阳,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

两淮、江西的贫困农民、工匠、商贩、城市游民,翘首盼望许久,听到颍州红巾军揭竿而起的消息,也昼夜不停地奔赴过来,投身入伍,因而,红巾军声势日益壮大,部队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九月,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军先后攻克了汝宁府、息州、光州等地。刘福通颍州大起义席卷皖西、豫东各州县,打开了元末人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求生的闸门,又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引来了轰轰的回音。

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靠撑船贩私盐为生。至正十三年五月,张士诚不堪元政府压榨,趁天下大乱之际,带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位英雄起事,杀死了欺压他们的元朝官吏和仇家大户,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张士诚兄弟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就招兵买马,许多人都投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再打下泰州高邮城,占了三十六个盐场之后,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佑。差不多同时起义的彭莹玉起于蕲州,除此之外,还有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起于徐州。短短几月,各地纷纷响应,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联合孙德崖、张天佑等人起兵于定远。定远、钟离一带数万百姓无不响应。但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得涂抹上些神秘色彩,像陈胜吴广起义就在鱼肚里塞了“陈胜王”的字条。郭子兴也效仿前人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悄悄潜入濠州城,一声呐喊,群雄响应,一举拿下濠州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元朝守将害怕,不敢强攻,反而每天抓良民向朝廷邀赏。这导致更多的农民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顿时濠州城内外,起义的呼声四起。

此时的皇觉寺已不是安全之地,因为和尚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当做起义的“乱民”抓走,朱重八这时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已经不是当初的小重八了,他要为自己的人生开始筹划了。就在他徘徊无计的时候,他接到了儿时玩伴的一封书信。

经过慎重考虑,朱重八毅然投奔郭子兴,给他寄来书信这个友人就是原来小时候一同放过牛的小伙伴汤和。这时,汤和也已不是当年的汤和了,几年不见,他投了红巾军,在濠州郭子兴麾下做了个千户。朱重八小时候就是孩子们的首领,汤和深知朱重八的能力,于是邀朱重八和他一起共谋大业。朱元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生动地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四个字“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就是再次外出逃荒,第二条就是继续留在乡里受苦受罪,第三条是参加反元队伍。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寺里的小和尚告诉他已有人发现他接到了叛军的来信,他想这万一要是张扬出去,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在形势逼迫下,他必须赶快拿出主意,是束手待擒,还是奋起反抗呢?于是他找到了同村的伙伴相商,这个伙伴出的主意倒好,让他去算一卦。

朱重八对着神许愿说,如果神指示他出外避难的话,就请神显示二阳;如果要留他守破庙的话,就请神显示一阴一阳。他接连两次,得到的却都是双阴。他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神好像没有给他结果,莫非是让他投红巾军去吗?其实,此时的朱重八心中已经选定了要去的方向,他一再请求神明指点迷津,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坚定信心,希望上天能够进一步帮助他坚定自己的决心,因为他知道此去是一条不归路,成功则已,不成功便只有死路一条。总之,朱重八终于下定决心,带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去投奔了红巾军。

朱重八化缘时所游历的淮西一带,当时正是白莲教的活动区域,这一带人们的反抗意识较浓。朱重八清醒地认识到,在元朝的统治下,如果期待着当权者一时良心发现而善待百姓,那是不可能的。有了长达数年的出游经历后,朱重八的内心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他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元朝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深地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

元朝的分崩离析不仅仅是由于朝廷对汉人的疯狂压榨,同时也由于期间夹杂着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矛盾。蒙古族各个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对于皇位的争夺尤其激烈。朝廷内部的武装政变不断,朝廷之外政治昏庸残暴,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人民纷纷反抗。为了镇压各地的反抗,元朝政府加重了刑罚,在此期间颁布了“强盗皆死”的命令。但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下大乱的局势已定,农民起义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朱重八着和尚衣服,来到濠州城下,要投奔郭子兴。虽说元军此时不敢进攻,但是红巾军的防范也很严密。两军对垒时,忽然从城外跑来一个长相奇怪的和尚,守城军士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打算把他当做元军的奸细杀掉。

郭子兴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用兵对策。就在此时,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说是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如果是以往,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但今天他一听说是元兵的奸细,心想不能让他就这样死了,怎么也要问出点有价值的东西。郭子兴就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面色从容、相貌奇特、气宇不凡的和尚朱重八,不由得面露喜色。在《明史》里有过一段对朱元璋长相的记载,说朱元璋“姿貌雄伟,奇骨灌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八个字说的是朱元璋的外貌,后八个字说的是他的气质。真实的朱元璋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们并没有亲眼见过,但也许他确实相貌不凡,立刻给郭子兴留下了好印象。经过询问,郭子兴知道这个和尚是汤和介绍过来的,便把他收了下来,留作步卒。进了部队的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字国瑞。所谓璋,是一种锋利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即消灭元朝的意思。在以后的历史里,这个名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进取的人。

这次抉择是朱元璋一生成败以至生死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很年轻,却在流浪乞讨的经历中总结了很多处世的经验。他明白,参加与朝廷对抗的起义军事关重大,不容马虎。任何失误都会带来惨重的教训,甚至丢掉生命。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义军,因为他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朱元璋初到义军,没有任何背景,人生地不熟,在起义军队伍当中没有人为他撑腰,将领们对他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重用和提拔了。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唯有拼命地创造机会表现自己,才能实现胸中的梦想,像外祖父那样纵横沙场。

朱元璋在训练中表现得异常出色,不仅能够完成训练任务,而且还能够时时有所发挥,充分显示了积极的进取心。朱元璋长期的良好表现渐渐引起了郭子兴的注意,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

出兵打仗的时候,郭子兴就有意把朱元璋带在身边,朱元璋也不负期望在战场上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明太祖实录》有记载,“凡有攻讨,即命(朱元璋)以往,往辄胜,郭子兴由是兵益胜。”《明史·郭子兴传》里对朱元璋的描述为“数从战有功”。

作为郭子兴的护卫亲兵,朱元璋主要的职责就是保证主帅的安全。朱元璋对郭子兴忠心耿耿,他的可贵之处在于非常尽职尽责,在郭子兴的鞍前马后护卫,奋勇杀敌,立下了不少功劳。

在军队里,朱元璋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还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同时,因为在皇觉寺的学习,与一般的士兵相比,朱元璋有着不错的文化修养,所以军中要是有什么文书之类的事,大家都喜欢找他来帮忙,这一切让他渐渐有了威信。而且他这个人谦虚谨慎,勇猛过人,每次出战必胜,没过多久连郭子兴也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了,甚至遇到军中大事也都找他相商,朱元璋逐渐成为郭子兴的心腹。郭子兴很快把朱元璋调到了元帅府当亲兵,并提拔他为九夫长。

天赐良缘,喜出望外的缘分

郭子兴出身地主,他的父亲为卜者,是定远豪杰,原居曹州,因为娶了有钱人家的瞎女儿而承继了一份殷实的家产。郭子兴生性慷慨,平时爱广交豪侠名士,经常在一起焚香拜会共谋大事。凭借着自己拉起来的队伍和宏图大志,郭子兴不久便占领了一座城池。他知道要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壮大自己的力量,除了把各路豪杰聚拢在身边以外,还要培养自己的亲信。郭子兴知道最亲近的人际关系除了父子、兄弟以外,还有一种,那就是姻亲。郭子兴正好有个义女,本是知己马公的女儿,马公已逝,郭子兴就把她收养,现已长大成人,待字闺中。郭子兴思前想后,觉得像朱元璋这样有豪气、又有胆识的青年,将来肯定能干大事,弄不好,到时会离开自己。为此,他也下了一番力气,不但很快地擢升了朱元璋,还给了他优厚的待遇。郭子兴清楚地知道,仅仅这样,似乎还欠点什么:现在这个朱元璋和自己,是不沾亲不带故的,不过是一个前来投奔的野和尚,被我收做了亲兵。如果要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就得将他牢牢地绑定在自己身边,怎么办呢?郭子兴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做自己的乘龙快婿,和他有了亲戚关系,这个人就会成为自己最贴心、最可以信赖的人。

这个马姑娘,生得乖巧伶俐、贤良淑德,又敏感心细。她深感义母义父对自己的怜悯多于爱意。虽说郭子兴夫妇对她疼爱有加,让她居室华美,衣食无缺,有丫头侍候。一般富家小姐该有的东西,她似乎都有了。可在马姑娘的内心深处,却清楚自己一无所有,举目无亲、寄人篱下,这种生活是最让人伤心的,连个说句知己话的人都没有。于是,马姑娘发愤读书,只有在读书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孤独;只有在读书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的人生有些乐趣。

马姑娘自幼博览群书,知识和视野都比较广阔。她感情细腻丰富,但也是非分明,敬慕有勇有谋的男子,特别是一些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恰好义父与义母合计决定将朱元璋招赘入婿,真是正合她的心事。郭子兴问了生辰八字择定良辰吉日,热热闹闹地将二十一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从此又多了一重身份——郭子兴的乘龙快婿,人人敬重。马氏嫁给朱元璋实际上是两个苦命人的结合。当然也给此时籍籍无名的朱元璋提高了地位,扩大了知名度。从此军中就称朱元璋为“朱公子”。

朱元璋的事业风生水起,这和朱元璋自身的不懈努力有极大关系,马姑娘的到来也让朱元璋有了奋斗的方向,从小失去亲人的朱元璋此刻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情。马姑娘在朱元璋四下征战时,做了很多事情,帮朱元璋整理军务,安排部队家属的生活,让朱元璋无后顾之忧。朱元璋知道珍惜,和马氏也是相濡以沫,即使后来他做了九五至尊,马皇后病逝后,朱元璋因怀念发妻,便一直虚设后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男子的理想,朱元璋在历代皇帝中是上进的典范,也是一位深情的好丈夫。

牛刀小试,救岳丈于水火之中

这种平静闲暇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郭子兴和其他统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朗化,已经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当然,他们之间的嫌隙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切得还得从他们的出身说起。

上文已提到郭子兴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郭子兴在起义之初,由于考虑到以自己的鄙薄之力实在难以与强大的元朝军队相抗衡,他就联系了当地的其他几个豪强一同举事。起初,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共襄义举,大敌当前,倒也能同心协力。但自从攻取濠州城后,郭子兴遇事和四人商量,由于出身不同,看待事情的眼光和角度不同。孙德崖等四位元帅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不通文墨,粗鲁爽直,只知道蛮干,缺少智谋,整天只会打家劫舍,郭子兴嫌他们粗里粗气,因而言语之中难免有轻视之意。每当四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或是处理事情的办法时,郭子兴总是摇头叹气,有时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性,要讥讽他们几句。这下就惹恼了这四位元帅,他们便联合起来对付郭子兴,明争暗斗所引起的积怨越来越深。

在军粮分摊问题上,这种积怨明显地暴露出来:孙德崖等认为农户连饭都吃不饱,不宜向他们摊派,而应该向四乡的财主摊派;郭子兴却认为四乡财主就那么几十家,派多了吃不消,说不定还会逃跑,而贫民小户虽然不富,但集腋成裘也可以汇成大数目。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此后,每每遇事,孙德崖四人总是先商量好了再跟郭子兴说,并且只要是郭子兴出的主意,不论对错,四人一概否定,由不得他依还是不依。郭子兴没有了发言权,只好阴沉着脸直至发怒离开,四人也就自行处理了。郭子兴就更加不高兴,后来发展到了干脆懒得去开会,闭门家中,任他们发号施令。结果是谬误百出,又得叫郭子兴来擦屁股,弄得郭子兴懊恼不堪,气愤难忍。由于其他的几个豪强联合起来势力比郭子兴的势力大,因此,在指挥权力的问题上,郭子兴有时要受命于人,渐渐地觉得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在郭子兴的心目中,偌大个濠州城内,只有女婿朱元璋才是可以依靠的。不久,郭子兴便任命朱元璋代替自己领兵出战。

战场上,朱元璋亲自上阵,带头杀敌,取得了节节胜利。朱元璋为人仗义,他把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分给了部下,从而赢得了部下的忠心。士兵们也知道跟着朱元璋打仗,不但能够获胜,还能够得到战利品,人人奋勇当先。因此,朱元璋的实力扩张得非常快,靠着郭子兴的扶植后来居上,大有压倒其他豪强之势。

朱元璋自从当上了郭子兴的女婿,也察觉到了几位头领之间的蹊跷,但不敢贸然过问。郭子兴内心郁闷难当,便将这般现状告诉了朱元璋,和朱元璋探讨补救措施。朱元璋从大局出发,认为这样下去于义军不利,也对郭子兴没有好处,便多次婉言相劝,劝岳翁还是打起精神,照常去和大家一起办公开会,有事和大家一块儿商讨,也许相处时间一长,互相了解也就会深一些,情况自然会有所好转。如果真的百事不管,恐怕人家也会逐渐把权力收揽过去,那时一闹翻,局面就更难处理了。

朱元璋所说的道理,郭子兴倒也能听得入耳,于是照例去参加会议。但每当郭子兴到会议室时,那四人都用眼睛瞪着郭子兴。郭子兴又岂是眼里揉得进沙子的人,便恶言相加,满腹懊恼。

好在大家都明白眼下各自羽翼未丰,势力还小,谁也离不开谁,都还按捺得住,但相互间猜忌提防,已形同水火,只要有根导火线,公开火并便会爆发。

正在这时,元军派丞相脱脱统领十万大军攻下徐州,彭大、赵均用率红巾军残部来投奔濠州。郭子兴赶紧打开城门,将他们迎入城中,设宴款待。他们带来的万余兵马,也一一安置在城中驻下。

彭大和赵均用加入濠州城后,由于他们力量强大,反客为主,郭子兴和孙德崖等都得屈居于彭大、赵均用之下。彭大有智谋,有胆略,遇事果断,因此和郭子兴意气相投,相交甚好。而赵均用无论胆略还是计谋都不及彭大,因此和孙德崖他们十分合拍,这样就形成了两派集团明争暗斗的局面,濠州城内的局势更加复杂。

这天,郭子兴独自出了帅府,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赵均用得知,带着几十名亲兵,在大街上将郭子兴截住,绑至孙德崖的帅府中,关押在地窖里。

这时候朱元璋不在郭子兴身边,正在淮北与官军作战,濠州传来急报,说城里出事了,郭帅遭到扣押。朱元璋闻讯后,急忙往濠州赶。等赶到濠州郭子兴的府中,府中早已乱作一团,妇孺老小看到元帅被抓都惊慌失措,没了主意。朱元璋了解到郭子兴是被赵均用和孙德崖他们那一帮人掳走的,但是倘若他一人前去要人,孙德崖他们肯定不给,于是他决定去请求一向与郭子兴私交甚好的彭大。朱元璋说明郭子兴被抓的原委,彭大顿时大怒,说军中有他坐镇,岂容他人胡来。于是二人就带兵来孙德崖府中将郭子兴救出,因彭大有兵权有实力,赵均用和孙德兴也只能忍气吞声,就此作罢。此时被救出的郭子兴已被打得血肉模糊,众人只得将他抬回府中调养。

朱元璋遇事不乱,有勇有谋,通过这件事,郭氏家族和士卒更佩服他了,他在军中树立起的威信进一步得到巩固。

回乡招兵,二十四人组成铁军核心

正所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成事还得有自己的亲信队伍。跟着别人干,时时刻刻要谨慎,夹起尾巴做人,自己的才能也不敢都使出来,得藏着掖着,以防功高震主,遭遇不测。而自己的领导,也就是自己的岳父大人郭子兴虽然为人仗义慷慨,但还是对日益强大的朱元璋时刻提防,不时地打击压抑一下朱元璋。这些都让全力为其卖命的女婿受尽了委屈。

有一次,郭子兴居然把他关了起来,还断绝了饮食。马氏只得偷偷给丈夫送吃的。她在厨房刚刚拿了煎饼,迎面碰见郭子兴的小张夫人,只得把热饼揣到怀里。张氏见她言语支吾,泪珠双垂,仔细盘问,才知苦衷,忙命她取出煎饼,但已把胸前烫红了一大片。张氏也不禁泪下,忙命厨子给朱元璋送饭。当晚小张夫人就把这件事跟郭子兴说了,郭子兴被义女此举感动,便放出了朱元璋,叫他戴罪立功。但不久,有个姓任的将官诬告朱元璋“每战不力”,郭子兴信以为真,命令朱元璋和这个姓任的一同出城作战,前去击杀来攻的元兵。姓任的将官出城不到十步,就中箭败归,朱元璋却奋勇直前,击退敌兵,回城时浑身上下血痕累累,郭子兴见此情景,才认识到自己听信了谗言。

但因为朱元璋严禁剽掠,战场上的胜利品也全部分给了部下,两手空空而归,而其他将领打仗回来后纷纷献金奉银给郭子兴,所以郭子兴对朱元璋一脸的不高兴,从不表彰朱元璋。马氏看到得胜而归却又神情沮丧的丈夫,问明细由,便搜寻出所有的私房细软,赠与了小张夫人,请求她在郭子兴面前为丈夫美言。这样,郭子兴才阴转多云,慢慢消解了对朱元璋的疑心。

这些窝囊气使朱元璋再次认识到: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强大,才能不受人欺负。当然,朱元璋自己早就想单干了,他在郭子兴的麾下耳濡目染,无论是心智还是胆略都得到了锻炼。于是,在朱元璋心里渐渐地萌生出这样一个念头,他想要建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但是到哪里去找人呢?谁能跟随他?值得他信任的人又是谁呢?

朱元璋委婉地向郭子兴提出他的想法,请求回乡招兵买马。得到同意后,朱元璋回到久别的家乡,一片荒凉凋残的景象,让朱元璋不觉悲从中来。父母兄弟早已离世,他差不多就是个孤儿。不觉感到一阵心酸,唏嘘不已。剩下的最亲的人就是那群放羊牧牛的伙伴。此时,这群伙伴也都长成了健壮的男子,听到朱元璋回乡招兵的消息,个个喜出望外。朱元璋的胆略和智慧早已获得大伙的信任,徐达、周德兴等人纷纷前来投奔。

朱元璋带着周德兴等人,四处游说招募。元朝统治黑暗,已经濒临灭亡,更重要的是这些下层贫民所受的真实的疾苦也促使他们纷纷参军寻找出路。几十天的时间,朱元璋的队伍里就增加到六七百人,这些成果,使他暗自开心不已。当然,他也受到郭子兴的嘉赏,先升为镇抚,后坐上总管的位置。但是,这一切远远没有达到他心中的目标。朱元璋绝不是鼠目寸光之辈,他的脚步不会停留,只会向前,向前,再向前。

这时,彭大、赵均用治军无方,部下多横暴,又与郭子兴不和。而郭子兴表面看上去是个英雄,实际上缺乏气度,外强中干,优柔寡断,与孙德崖他们相比又显得有些许懦弱。朱元璋判断郭子兴难以成就什么大事。如果听任其他头目所为,不仅不会有前途,还可能招来大祸。朱元璋权衡再三,感到不能够再在濠州待下去了。他决定离开濠州,自己独立发展,于是就把那七百兵丁交给郭子兴,自己带领徐达等二十四个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新的天地。这二十四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来自朱元璋的老家。这二十四人中有我们熟悉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徐达,比朱元璋小三岁,生性刚毅勇猛,这与朱元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二人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也比朱元璋先参加义军,但是一直敬重朱元璋的为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二十四人中有不少是他儿时的伙伴,和他一起偷牛吃,扮皇帝嬉戏,从小就对他倾服。而朱元璋也是讲义气、有肚量的将领,对他们都是信任有加。这二十四人也就是被后人尊为“二十四将”的朱氏心腹,他们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为明朝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惊天伟业,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在看清形势利弊后,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朱元璋下了一盘很好的棋,儿时玩伴这一层关系使朱元璋对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都掌握得一清二楚,这样就能知人善用、各尽其才,此外,这种从小建立的亲密关系又让大家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甘愿把各自的身家性命系在这个儿时的“皇帝”身上。

仰望天空,还是那样阴暗,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二十四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等于将孤注一掷,要么兵败身死,要么开创霸业。

第三章 步步为营,终将独揽军中大权

朱元璋终于顺应天下大势,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抉择。加入义军之后,一方面,他以聪明的才智和果敢的行动赢得了郭子兴的赏识和提拔,并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另一方面,他的智慧和才能受到领导们的排斥和压抑,十分郁闷。面对猜忌他选择隐忍,默默地积聚力量,通过设计收水兵,智取和州城,选拔文人贤士,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同时通过解除元帅危机,亲临病床尽心伺候元帅等行动来化解元帅对自己的猜忌。经过这卧薪尝胆般的隐忍,在元帅郭子兴死后,他终于独挑大梁,成为实际的统帅。朱元璋的经历再次说明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道理。

锋芒初露,驴牌寨施计收兵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带领这二十四个人离开濠州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么远,他不过是想改变寄人篱下的地位而已。

驴牌寨施计收兵,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不费一兵一卒的战斗,也为以后打江山奠定了基础。在这次战斗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有了自己的部队,就有了问鼎天下的实力。

朱元璋心想:既然自己已经拥有了能领兵打仗的将领,就要尽快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精锐部队。这时候,农民起义已成排山倒海之势,各地稍有能耐、地位和势力的人士都趁势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有一天,朱元璋因伤正躺在床上休息,听见有人在门外叹息,过了一会便走开了。朱元璋问夫人:“刚刚好像是元帅的声音,不知为何叹气?”夫人告诉他:“听说张家堡驴牌寨有三千兵马,孤立无援,想来投奔,又有些犹豫。父帅与寨主相识,认为机会难得,可又找不到适合的人去劝降。估计父帅是在为此事发愁吧。”

朱元璋听罢,心想:募兵的效果虽然好,但存在着兵种不良、缺乏实战经验、战斗力参差不齐的一面。招降也不失为一着妙棋,可以招一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想罢,朱元璋急忙来到郭子兴处,说明此意。

郭子兴听完朱元璋的一番话后,说:“我也有此意,只有你去最合适,可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怎能让你受累呢?”

朱元璋态度坚决,郭子兴便同意他带上十人上路了。朱元璋带领一行人马来到驴牌寨,请求见寨主。刚走到边界,就看到驴牌寨营列出军阵。朱元璋身后的几个士兵见状十分恐慌,打算掉头逃跑,朱元璋一声喝令,说道:敌众我寡,你们能跑到哪里去?不要怕,随我去,见机行事。

寨主见朱元璋英气逼人,不敢再给下马威,便尽了地主之谊,好酒好菜地款待了朱元璋和他的随从,朱元璋也答应给他们军粮给养,寨主十分感激,并把自己的佩囊解下交给朱元璋,以示诚意。双方达成协议,寨中士卒收拾好行装便归附红巾军,朱元璋见大事已定,便把随从费聚留下等候,自己先回濠州。不料三日后,费聚来报说:“寨主不知为何突然变卦,打算把人马拉到别的地方去。”寨主反复无常,朱元璋很是着急。朱元璋急忙带了些兵赶回驴牌寨,对寨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寨主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并不打算改变主意。朱元璋此时也是没办法,他来之前已经做了两手准备,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跟他前来的步卒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他们按照原定计策,把寨主一人请出,随即将他团团围住,寨主被迫以其名义通报全寨说寨主已经移营了,于是这三千队伍就归入了朱元璋的营中。

在尝到了招降的甜头之后,朱元璋进一步把战争与招降紧密地结合起来,停中有打,打中有停,最终逼其就范。在打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消灭对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动摇对方,而一旦停止进攻,则随即展开心理攻势,使得对方打则溃不成军,停则不战而降,最终投向自己的阵营中。

红巾军起义后,元朝的军队镇压不力,一些地方的地主武装纷纷结寨自保,称为“义兵”。朝廷见缪大亨的力量可以利用,便封官加爵,使其为朝廷卖命。缪大亨是当地的大地主,曾经组建了一支军队参与攻打濠州的战役。元军撤退后,缪大亨带了两万人退驻山中,占山为王。

为了获得缪大亨这支部队,朱元璋对症下药,一开始采取打的策略,派花云为先锋,猛攻山寨。花云身长面黑,绰号“黑先锋”。花云马到成功,一举击败了缪大亨,元朝监军落荒而逃。缪大亨收拾残部,准备天明再列阵进攻。朱元璋又使出劝降之计,缪大亨见大势已去,投降了朱元璋,其手下军民七万余人成了朱元璋的部下,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

朱元璋虽然有了自己的将领和部队,但这还是一支杂乱无章的散兵游勇,于是他就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说一些像同生共死、有福共享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严厉的训诫,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却轻而易举地被他招降了,原因何在?结论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他告诫士兵们要想成就事业,就必须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的纪律,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朱元璋精挑细选出两万精锐士卒,加上自己原有的士兵,一支接近三万人的队伍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经过他亲自训练,这支队伍很快成为一支精锐队伍。这些人也就是日后为朱元璋打天下的生力军,也是朱元璋开国的功臣。

招降缪大亨这场胜利引起了四方极大的震动,其他的一些地方小武装慑于朱元璋的声势,也纷纷来投。这一时期来投奔的著名地方武装头目有吴复、冯国用、冯国胜、丁德兴等人,这些人或能征善战,或长于计谋,日后均成为了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的到来,对朱元璋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当时的兵力来说,朱元璋的队伍已经不算小,但是他最为缺乏的是将才。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指挥众多下属会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周全。而冯氏兄弟的加入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冯国用,最善谋略而且目光长远。

机缘巧合,文人挑起称雄心

朱元璋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麾下猛将如云,他们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然而朱元璋不愿做一个只会打家劫舍的草寇,他要作出一个胸怀大志的豪杰,于是一批又一批读书人来到他的军中。朱元璋求贤若渴,读书人希望投奔明主,自古明君贤相的例子给他们作出了榜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己只要不断努力就会实现。在连年的战乱中,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不会被别人吃掉,一片新天地就将在这些穷苦人的手中开辟。

一天,朱元璋检阅完新军,刚在帐下坐稳就有人来报说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求见。这二人是两兄弟,是定远的地主,家里颇有资财,因天下大乱,两兄弟平时多在家习武读书。其中冯国胜彪悍骁勇,是个带兵打仗的好将才。因元朝的残酷统治,红巾军起义后,这两兄弟也拉了一支队伍,以求自保。然而兄弟俩势单力薄,怕被各方的武装势力吞并,此时又听说缪大亨也被朱元璋招降了,更加剧了弟兄俩的恐慌。他们兄弟二人早就想投靠明主,俗话说了良禽择木而栖,他们对朱元璋的为人早有耳闻,探听到朱元璋智取驴牌寨,整个军队纪律严明,觉得他定是非凡之人,志向也一定很远大,终会成就大事,考虑再三之后,他们决定投奔朱元璋。朱元璋见兄弟二人虽然青衣儒装,但也有英豪之气,心中十分喜欢,便设宴款待二人。席间主客相见甚欢,朱元璋见兄弟二人谈吐不凡,知道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向他们请教夺取天下的大计。冯氏兄弟见朱元璋果然是英雄豪杰,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这个人值得他们兄弟辅佐,便开诚布公地和朱元璋谈起天下大计。

冯国用诚恳地说:“将军,要得天下需有四个字。”朱元璋忙正襟危坐,倾耳聆听。冯国用接着说:“人心,地利”。朱元璋虚心地请他详解。冯国用说人心就是收揽天下人心,古圣贤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现在元朝气数将尽,天下群雄并起,人心向背。将军如果能提倡仁义,不滥杀无辜,以圣贤之道笼络人心,不贪恋财物美色,天下人心定将归服。而“地利”就是占据地利,也就是选取能攻能守、物质财源又丰富的地方作为根基之地。冯国用认为建康(今南京)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它不仅形势极好,且书上有龙盘虎踞的记载,是历代帝王的都城,假如将军能先占据建康作为根基之地,站稳了脚步后再逐渐谋求发展,扩充地盘,建功立业指日可待。

听了冯国用的分析,朱元璋非常高兴,自己虽然很想成就一番大事,但深知困难重重,要成大事身边需要各种贤才,从此自己要言行端正,严军爱民,以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相助。于是,朱元璋便留下两兄弟做参谋,并收编了他们的队伍。

不久,胡大海与邓愈来投奔。胡大海身材修长,仪表堂堂,智勇双全,被朱元璋任命为先锋。邓愈原名邓友德,父亲曾起兵反元,后来在作战中牺牲,于是邓愈被推举为首领,当时才16岁,但杀敌奋勇,是位少年英雄。朱元璋见这位少年英姿勃发,又听说了他的经历介绍,便说:“你的勇略超过了父兄,我看把你的名字友德改为‘愈’吧。怎么样?”邓愈立即下拜答谢。

好事接踵而来。至正十三年,在朱元璋向滁州进军的途中,又有一位儒士来拜见他,他就是定远的李善长。李善长生得十分儒雅,是定远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从小博览群书,为人温和而且善谋略,学的是法家的学问,精心探求其中的精华,对机谋权变、利益关系都有很深的研究。

朱元璋向他问计。李善长让朱元璋学习汉高祖刘邦,刘邦也是农民出身,但他有胆略,会识人,也能知人善用,并且他心胸宽广、目光长远。若朱元璋能像汉高祖一样处事,成就霸业指日可待。朱元璋强按住心中的狂喜,对李善长说:“请先生赐教。”李善长从容地说道:“主公是濠州人,而濠州离汉高祖刘邦的家乡仅仅数里,王气天道,主公已经受了。汉高祖能得天下,主公也能。如今天下大乱,只要主公效法汉高祖豁达大度,知人善用,不妄杀人,定能平定天下。”

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收下李善长作为谋士,从此便有了称帝的雄心。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为布衣天子,刘邦相比朱元璋的基础要好一些,刘邦出身亭长,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朱元璋单枪匹马,靠着仁义聚起力量,相比刘邦的刘家天下,朱元璋的目标更为突出,他要让穷困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这样就能聚集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自己队伍中来,有了广泛的人脉基础,就成功了一半。

解滁州之危,智取和州城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原是谋士的看家本领,“骁勇善战,攻城略地”本是武将的必修之课,而朱元璋却是集二者于一身的人才。

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兵在高邮大败张士诚,又分兵围攻赵均用驻守的六合城。

元兵围攻六合城,主将赵均用被迫向郭子兴求救。郭子兴一听是赵均用求救,就严词拒绝。因六合城在滁州城东面,两城紧连,六合城如果被攻破了,滁州也难保,这就是所谓的唇亡齿寒。朱元璋一看事情紧急,不能耽搁,赶紧劝郭子兴,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派兵救助赵均用。朱元璋好说歹说,郭子兴才答应并派他统兵前去支援六合城。朱元璋赶到六合城,和元军激战数日,六合城的城防工事全部被元军摧毁,朱元璋只得命令人马全部撤进城堡。眼看这六合城也要守不住了,朱元璋就命城中妇女悉数登到城上大骂。元军见女人们披头散发,破口大骂,都不知所措,也不敢贸然攻城。朱元璋立刻命令全城人马趁机出城,妇女赶着牲畜走在前边,男子在后,有秩序地向滁州撤退。这时的元军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以,并未进攻,等朱元璋他们远去了,元兵才反应过来,快马加鞭地追击。朱元璋派虎将耿再成阻击追兵,等队伍全都退进滁州城,他才率众杀出重围,元军依然紧追不放。耿再成且战且退,将元军引入朱元璋事先设好的埋伏圈中,山上山下无数人马把元军杀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滁州守军也呐喊追击,元军大败,朱元璋缴获了大批兵器、马匹。

为了引开元军的注意力,朱元璋派城中父老,携带酒肉,把缴获的兵器、马匹送还给元军,告诉他们说,城里人全是老实的良民,之所以起兵固守,是因为这几年打仗,盗贼太猖狂了,刚才的战斗完全是误会,只是为求自保并且向元军承诺城里的百姓愿意给大军供应军粮和生活用品。元军信以为真,便集中兵力攻打高邮了,于是下令将大军撤走了,滁州之危遂解。

郭子兴见元军退去,六合之围已解,滁州也保住了,内心十分欢喜。扬眉吐气的郭子兴想和赵均用一样就地称王。不过朱元璋认为此时称王不妥,便婉言相劝,他认为称王就会树大招风,吸引元兵的注意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况且滁州城地方小,粮饷难筹,非久居之地,不如打下南边的和州。和州城乃是要塞之地,可攻可守,实在是图谋发展的好地方。等地盘扩大了,兵力增强了,到那时再称王亦不晚。郭子兴虽然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采纳了朱元璋的建议,不过他对攻打和州没有信心。朱元璋见郭子兴同意暂且不称王,忙对他说攻打和州自己心里早已盘算好,郭子兴听罢不由得喜上眉梢。朱元璋这时还不是统帅,但他足智多谋,眼光长远,则是主帅所不及的。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滁州郭子兴的部队粮食缺乏,众将领商议部队去向问题。朱元璋感到郭子兴提出的想法不对头,多次规劝,郭子兴不听。朱元璋一气之下病倒了。一天,众将又商议转移部队的事,郭子兴派人去找朱元璋,朱元璋以身体有病为由不去。郭子兴派人三番五次去叫他,他只好带病前去见郭子兴。郭子兴问他到哪儿去,朱元璋说:“困守孤城,实在不是办法。要转移只有和州可取。和州城虽小,却很坚固,可以计取,难以力胜。”

数日后,一队头梳椎髻的元兵,身着青衣,哼着小曲,赶着骆驼,浩浩荡荡地向和州城进发了,这些元军正是朱元璋派红巾军假扮的。他们奉朱元璋的命令,谎称自己是护送元朝使节去犒劳和州将士的泸州青衣兵,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混入和州城,等攻城时好做内应。他们走出十几里后,朱元璋又令耿再成率领一万人马,身着红衣,跟在他们后边。等这些冒牌青衣军进城点火发出信号之后,就里应外合,奇袭和州城。

不料青衣兵走到半路,当地父老乡亲,听说使节路过,慌忙带来酒肉犒劳他们。青衣兵将领贪杯,竟然得意地喝起小酒,却把此行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那边的耿再成全然不知情况有变,隐蔽在和州城外等待信号的他,等了多时不见城内举火,以为自己来晚了,城中已发过信号,就急忙率兵攻城。城里元军见有红巾军攻城,便把吊桥高挂,紧闭城门不开。城楼上守兵万箭齐发,并派一支兵马杀出城来。慌乱中耿再成被箭射伤,赶紧下令队伍后撤,并派士兵速回滁州,报告郭子兴说兵败溃退。

元军开城门从里面冲杀出来,幸好张天佑率兵赶到,对元兵发起了猛烈攻击。元军突然遭到袭击,急忙后撤。张天佑率兵猛追,到和州的小西门,城上元军慌忙抽桥,张天佑夺桥登城。汤和用刀砍断桥的绳索,城下的元军无法登城,城上的元军少,衣服又和张天佑的士兵相同,混杂难辨。城北门原来用的是木栅门,城外的元军进不来,就烧毁木栅门准备进城。张天佑令军队用石头堵住,最终占领了和州。元军主帅也先铁木儿仓促无措,乘夜逃跑。

郭子兴接到兵败的消息大惊,埋怨朱元璋失策。不一会,又有士兵来报告,说元兵的使者来招降。郭子兴更加恐惧,忙叫朱元璋来商量对策。当时城中士兵都已出征和州,守备单薄,朱元璋遂令城中守兵都集中于南门,以示兵众,堵塞街道,然后让元使进来。郭子兴接见使者,心神不定,语言失措。众将想杀掉使者,朱元璋对郭子兴说:“不可。我兵大部出征,城防单薄,若杀使者,敌以为我害怕,杀他灭口,就会很快来进攻。不如放他回去,用我兵强大来骗他,敌人必然有所畏惧而不来进攻。”郭子兴听从朱元璋的计谋,第二天元兵果然退去。

郭子兴不知道张天佑已经夺取了和州,便令朱元璋带人去和州,收集败兵并设法夺取和州。中途,耿再成的兵听说朱元璋来了,相继投奔,合在一起,朱元璋有了三千多人。朱元璋带领这支队伍过了徒阳关后,让大家休息,并命令天黑后每人点起十枝火把,迷惑敌人。朱元璋则带领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骁勇数十人,直向和州。

夜幕降临后,朱元璋等人到达和州。这时才知道张天佑等已经占据了和州。朱元璋让人叫出张天佑,摘下头盔,周围人燃起火把,张天佑认出是朱元璋,这才邀其进入城中。这之前,张天佑怕守不住和州,打算劫掠城中的财物和人口,退回滁州,等到朱元璋一到,人心始定,他才着手准备守城事宜。不久,元军果然来攻城。朱元璋开门迎击,打得元军落荒逃窜。随后,元军以十万人围攻和州,朱元璋率万人拒守,不断出奇兵击退敌人。三个月后,敌人退去,但元军分兵屯守在和州周围要路,和州与外界不通成为一座孤城。朱元璋亲自率兵出击,招降了鸡笼山的元军。其他元军在朱元璋出城后又攻打和州,李善长率兵抗击,杀敌甚多。不久,元军见久围不下,便渡江而去,和州转危为安。

郭帅病故,适时揽军权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把已故兄弟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迎至亳州,立为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为龙凤,这对于红巾军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没多久,元军就攻打亳州,刘福通又奉韩林儿居于安丰。这样,小明王韩林儿就以大宋皇帝的名义统领全国的红巾军,而郭子兴等人的队伍在名义上也就成了小明王的手下。

郭子兴命令朱元璋守和州,担任军事和行政长官。朱元璋的第一项措施便是抚定全城,安定人心,准备长期据守;其次便是整顿秩序,严明纪律。朱元璋亲自创建和整训出来的部队纪律是非常严明的,但随后到来的郭子兴旧部则往往带着些旧习气。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等人在攻打和州时担任主攻,其部下在和州城经常出现扰民的现象。朱元璋严令申斥,情况逐渐得到改善。

正当朱元璋加紧治理和州政务时,驻守在濠州的孙德崖部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不得民心,经营不善,部队发生粮荒。孙德崖带着数万人马前来和州讨饭吃。他让队伍分驻在和州四郊,自己带一些部队入城,说是暂住几个月。和州大战刚停,人困马乏,粮食不足。朱元璋心知孙德崖与郭子兴不和,怕留下孙德崖成为祸端;可是,如果拒绝孙德崖,又怕他狗急跳墙,自己没他兵多。而且元军正在江对面虎视眈眈。

朱元璋权衡再三,最终答应了孙德崖的请求,为城外的部队送去了粮食。这件事被与朱元璋不和的人传给了郭子兴,诬告朱元璋投靠孙德崖。郭子兴本来疑心就重,听后火冒三丈,当即便带领一小队人马赶向和州,兴师问罪。

朱元璋料到郭子兴会如此,于是吩咐手下,郭子兴一到立即通知他,自己亲自去迎接。朱元璋一见郭子兴便跪在地上,不吭一声。郭子兴问道:“你可知罪?”

朱元璋压低声音道:“我就是有罪,家里的事迟早好说,外面的事要紧,您得先拿个主意。”

郭子兴忙问何事,朱元璋站起来,附在郭子兴耳前说:“孙德崖在此地,他的人马比我们多。我是从大局考虑,想当初孙德崖把你留在濠州,并没有伤害你,最后还是把你放了回来。现在他有难,大家又都是红巾军,不留下实在说不过去。而且将在外,如果有什么事都向你去报告,将会耽误事,我这么做,也是想化解你与孙德崖的矛盾。”郭子兴一听这话,才知朱元璋并没有与孙德崖结成一伙,就放心地回滁州去了。

同年三月,郭子兴病逝了,这对于郭子兴的队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郭子兴卧床不起的日子里,朱元璋不分昼夜地守在床前,一勺勺地喂汤药,给郭子兴端屎端尿,凡事亲力亲为,衣不解带地照顾病床上的郭子兴,累得双眼通红,面色煞白,郭子兴感叹亲生骨肉也未必能如此。朱元璋还亲自到寺庙、道观里去为郭子兴求神祷祝,祈求郭子兴早日病愈,那份真情,连郭子兴的亲生儿子看了都惭愧不已。

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抚尸痛哭,以头抢地,额角都碰得鲜血直流,几次晕倒在地,连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都不忍心了,几次把他架起。发丧的时候,朱元璋始终跪在灵旁,比亲生儿子郭天叙、郭天爵还虔诚悲痛,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仁义所感动。

把郭子兴安葬好以后,朱元璋累得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十天。

病愈后,朱元璋取出郭子兴留下的元帅袍穿在自己身上,独自在大堂里来回走动。走着走着,他突然取下头上那顶总兵帽往地上狠狠一摔,仰面大笑,大声喊道:“好!好!头上戴的石臼取掉了!头上戴的石臼取掉了……”

那喊声是朱元璋忍辱负重许久之后的发泄,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兴奋,再也不用受别人的羁绊了,再也不用听别人的使唤了。

李善长隐隐听见喊声,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如今郭子兴已死,群龙无首,这郭子兴的部队究竟由谁来统领呢?就在大家讨论究竟是朱元璋还是郭子兴之子郭天叙时,小明王韩林儿给出了明确指示,他任命郭天叙为都元帅,右副元帅则由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担任,朱元璋仅仅是第三把手左副元帅。

得到消息后,朱元璋很是愤怒:“大丈夫当自打天下,岂能受制于人!”但是,一想到小明王气势正盛,有他这面旗帜作为依靠也未必是件坏事,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他也就接受了现实。然而,郭天叙年纪尚小,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而张天佑又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朱元璋则不同,他不仅身经百战,而且郭子兴的部队至少有一大半是他亲自组建和训练的,同时在他身边也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文武之才,所以这支军队实际上控制在朱元璋的手中。虽然在名义上他是三把手,可实际上他已经是一把手。但是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通过在军中的几年经营,有勇有谋的武将、博学多才的文人来投奔他的越来越多,他的声势逐渐大了起来。他不仅网罗各地有名望的人,对有一技之长之人也给予机会,加以重用,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同乡。同时,他出于长远考虑还收养了很多义子,这些文人武将和义子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都为朱元璋所倚重,他们也为大明江山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此时,朱元璋的淮西集团已初步形成。

身在濠州的孙德崖得知朱元璋接替郭子兴成为实质上的军统帅,十分气愤,打算除掉朱元璋。孙德崖的部将吴通献计道:“朱元璋气势旺盛,如果发兵进攻,实为不利。如今可摆下鸿门宴,趁机除掉他。”孙德崖连连称是,随即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和州。朱元璋接到信后明知是计,仍决定前往。部将徐达劝告说:“孙德崖桀骜不驯,无赖成性,恐有诈谋,元帅不宜前行。”朱元璋说道:“鸿门宴上刘邦也不曾被害,只要有适当的人护卫,就不用担心。”部将吴祯愿随前往,两人便带少许士兵前去赴宴,为防万一,徐达、胡大海率大军驻扎在城外,以便随时接应。

在酒席上,孙德崖威逼朱元璋交出帅印,朱元璋针锋相对。孙德崖便喊出埋伏好的士兵。吴祯抢先制住孙德崖,与朱元璋一起出了城。胡大海与徐达早在城外埋伏,接应朱元璋,趁机杀入城中,杀死孙德崖,占领城池。此时的朱元璋虽说有了自己的一点势力和地盘,但是在这样的乱世,要想在群雄之中独占鳌头,进而扫灭群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朱元璋知道仅凭现在的实力,想站稳脚跟都很困难,他必须尽快增强实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避免别人的攻击,这每一步都非常艰难,但古语有云“事在人为”。对此时的朱元璋来说,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一统天下、称王称帝也未尝不可。现如今,天下大势就如同一盘棋,只有拥有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勇气,才能赢得这盘棋。

第四章 运筹帷幄,攻城略地图发展

生逢乱世是朱元璋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乱世让朱元璋的童年充满苦难,而生活的苦难又给予了他新生的力量,也赋予了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智慧以及留名青史的机会。

郭子兴死后,他在孙德崖的鸿门宴上设计巧杀孙德崖,至此,他成为军中名副其实的元帅。再也没有人束缚他,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朱元璋第一次扬眉吐气了。他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运用自己冷静的头脑思索着如何壮大自己、力战群雄。

巢湖军归附,奠定水军基础

和州东南靠长江,城虽小,但屯驻的军队数量很多。元军的几次攻击虽说顶住了,却又闹起饥荒。和州与太平隔江相望,太平南靠芜湖,东北达集庆,东倚丹阳湖。围绕丹阳湖四周的丹阳镇、高淳、宣城、溧水都是产米区。让人头疼的是部队没粮食吃,而对岸就有满仓的米粮,眼看长江波浪起伏,怒涛汹涌,大军只能望洋兴叹,苦于没有船只,只能干着急。就算有船只,少了也同样无济于事,至少要上千条船才行,就算现在不分昼夜地打造,短时间内也无法完成。再乐观一些去想,即使有了足够的船只,可是没有水手又如何驶到对面?这些都是面临的难题。

早在定远时,朱元璋就向冯国用问安定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对他讲:“金陵(今南京)龙盘虎踞,确实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我希望你先取金陵,定为国都,然后命将四出,扫除群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平定。”

大计虽定,但是没有船又怎么能夺取金陵呢?就在朱元璋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上天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派手下部将来商量军事。原来自红巾军起义以来,巢湖一带的俞廷玉、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父子,赵仲中、赵庸兄弟,廖永安、廖永忠兄弟,联结地方武力,推举李扒头做大头目,双刀赵做二当家,他们屯泊巢湖,建立水砦,有大小船只上千条,水军一万余人。因为他们都是彭莹玉的手下,所以水砦就称作彭祖家,也称彭祖水寨。他们和庐州的红军头目左君弼结下了梁子,由于自己势力孤单,因此吃了好多次败仗。听说朱元璋兵多将广,可成大事,为了出这口恶气,特地派俞通海前来商量会师之事。

朱元璋喜出望外,对徐达说:“刚打算渡江,巢湖水寨就归附于我,我的大事有成功的希望了。”于是,他亲自到巢湖与李普胜察看从哪条河道将巢湖的船开到长江。当时元中丞蛮子海牙的部队控制着铜城闸、马肠河等,巢湖通往长江的航道,只有一条小河,但河道窄浅,大的军舰无法通过。这时天公作美,连下大雨,河水暴涨,过去不能行船的地方,水深都达到了一丈多。朱元璋高兴地说:“天助我也。”

于是,巢湖水军的舰船鱼贯而出,到了黄墩,双刀赵变卦离去,但其他船只顺利进入了长江,到了和州。巢湖水军的到来,对朱元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不仅有了渡江的船只,还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时,对渡江来讲,已是万事俱备,只待行动了。

这次出兵相助使朱元璋奠定了水军基础,扩建了水军,以后和陈友谅对抗时,这支水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出征后得到富庶的产米区也解决了时下的军粮之急。

常胜将军,采石矶立功

进攻集庆(今南京)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连多谋善断的李善长听到后,也忙向朱元璋进言,说是上天的旨意,现在是进攻的最佳时机。而此时的朱元璋反而冷静了下来,一生都主张持重的朱元璋,在大战前更是谨慎行事。朱元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取采石,占据险要,再克太平,扫清外围,最后顺流而下攻打集庆。

正如朱元璋所言,如果直接进攻集庆会冒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还可能会全军覆没;如果进攻采石,则是最稳妥的进攻选择。因为采石山突出于大江南岸,地势险峻,扼守着集庆的上游咽喉,攻击集庆必须先拔掉这个“钉子”。

于是,先定采石,再攻太平,最后攻打集庆的战略就形成了。大战即将开始,朱元璋在城郊巡视的时候,又收留了一员猛将。他就是怀远人常遇春。

常遇春是濠州属县怀远人,相貌奇伟,禀性刚毅,自幼习武,膂力过人,擅长骑马射箭,能百步穿杨。至正十二年,他参加了刘聚的起义军。时间一长,常遇春发现刘聚只满足在附近乡里称王称霸,掠夺财物,跟着这样的人并无前途可言。于是,便萌生了另寻良主的念头。

一次,常遇春带着一帮人到和州城外去寻找食物。这时,正好有人带着护卫从前面走过,看到领队的气势非凡,他连忙起身上前拜迎。而此人便是朱元璋。

常遇春是个狂人,来到朱元璋的部队时间晚,但见到朱元璋后,张嘴就向朱元璋要先锋大印,口出狂言道:“我来这不是当小卒的,而是做先锋的。”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不过像这么狂妄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朱元璋看到此人相貌不俗,想必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然不会如此张狂,就哈哈大笑说:“你来我这里避难混口饭吃,我的先锋是有能耐的人,就算我有让你做先锋这打算,你也得拿出让大家伙由衷佩服的本事来才行。”不久,常遇春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是吹出来的。常遇春后来在大明开国武将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徐达。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初一,朱元璋率领徐达、汤和、常遇春、冯国用等诸将抢滩采石矶,霎时,千帆抵岸。屯守矶上的是元军名将蛮子海牙,此人骁勇善战,知人善任,部下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士。他们在此早已作好战斗准备。矶边布满了元军的弓箭手和长枪手,他们等候多时了,随时准备战斗。朱元璋对常遇春说:“军中数你最勇敢,有胆略,你要努力呀!”

朱元璋的船只刚靠近,只听见蛮子海牙一声令下,矶上万箭齐发,船上倒下一片士兵。朱元璋将令旗一挥,号角声响起,几十条先锋船调转尾舵,悉数退了回来。稍作调整以后,接着又发起第二次进攻,但是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连续的进攻失利并没有让朱元璋灰心丧气,他仍指挥若定,举起令旗,又发动第三次进攻……

就在此时,常遇春突然驾一只快船赶到。他左手挽一块盾牌,右手执一把长矛,奋勇直前,待守在矶上的蛮子海牙发觉时,常遇春已驶到了矶下。他举矛向矶上的元兵乱刺,他的武器与敌人的武器挂在了一起,他借势一跃登上了岸。常遇春奋勇杀敌,其身上的霸气与杀气令在场的元军胆战心寒,吓得撒腿便逃。

朱元璋在此时将令旗一举,顿时战鼓紧擂,喊杀声惊天动地,大小船只一齐冲杀过去。部队蜂拥而上,蛮子海牙知大势已去,只得率残兵退回太平城中固守。

登岸后,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将大小船只放诸江中,顺流而下,自断退路,“破釜沉舟”,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诸将士顿时慌了。朱元璋对他们说:“要想成就大事,就不要计较小利。这里离太平甚近,不攻太平,而要返回和州,还能成就什么大事呢!大家全力攻城,破城之日我只要地盘,所得金银均分将士。”诸将这才对朱元璋的意图有所领悟,又听说有利可图,一个个兴奋不已,表示听从命令。吃过饭后,军队直向太平进发,一个时辰就抵达了太平城下。太平的元军守将完者不花率兵抵抗,但怎抵挡得住义军的猛攻?城池很快便被攻破,完者不花和金事张旭等逃跑,万户纳哈出被俘。

朱元璋进城后,急忙就让谋士李善长把事先写好的纪律条文“不许掳掠,违者按军法处置”四处张贴,还派人专门沿街巡查。有一个小兵违反了纪律,被立即斩首。太平城内的百姓幸免于难,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朱元璋又怕自己食言导致军心不稳,就令当地大财主献出一些金银钱帛,分赏给了众将士。

六月初三,朱元璋召见李习、陶安,同他们谈论时事。陶安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互相争斗,然而都是为了掠夺财物人口,并没有拨乱救民、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今天,明公率部队渡江,不乱杀人,民心服悦。这样顺和民心,天下可定也。”朱元璋说:“我想夺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陶安说:“金陵是古帝王的都城,龙盘虎踞,有长江天险为屏障,只要占据此形胜之地,出兵以征四方,就会无往不胜。”这些话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更加坚定了他夺金陵、取天下的决心。他对陶安也特别优待,遇事多同他商量对策。

自此以后,全城安宁。这是朱元璋起义后占领的元朝最高行政区。朱元璋从此威名大震,获得了初步成功。

三攻集庆,金陵奏凯歌

朱元璋摆脱了凤阳,脱离了濠州,丢弃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对他来说真正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不管是谁想占有天下,都必须占据王气之地。而南京就是龙盘虎踞之地:紫金山横亘南北,恰似巨龙潜伏,石头山则临江陡峭,正如猛虎盘踞。

明朝在此建都之前,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元朝时期南京这个地方为集庆路,它不但地势险要,而且还相当富饶。附近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而且是商业中心,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便,在那个从元大都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里,水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冯国胜不但骁勇善战,而且眼光独特,很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应立即渡过长江,占领集庆。朱元璋早有此意,看到群臣见解一致,更下定了决心,着手渡江占领集庆!

当时太平所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元将蛮子海牙令部下用大船截采石,封闭姑苏,堵住通往南京的西南门户,欲使朱元璋退无归路,进无出处。而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陈也先与其部将康茂才,以数万兵马,水陆分道进逼城下。朱元璋趁他们刚到,立足未稳,马上派兵出战,又派徐达、邓愈出奇兵,绕到敌方背后,潜伏在襄城桥。结果徐达、邓愈大胜,活捉了陈也先。朱元璋故意将陈也先释放,给了他一条生路。陈也先诡计多端,故意问道:“为什么不杀我?”

朱元璋心胸坦荡,他说:“天下大乱,英雄并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你既然自认为是英雄,自知我为何不杀你。”

陈也先觉得朱元璋是个二愣子,应该很好骗,就说:“你希望我的手下人投降吗?这很容易,我一句话的事。”其实他并不想投降,而是想诈降,于是就写信给部下,第二天所部果然投降。蛮子海牙见陈也先战败,就不敢贸然进攻,退兵至裕溪口。朱元璋于是命徐达等人分道攻占集庆外围城市芜湖、溧水等,正要大举进攻集庆,听说陈也先准备逃脱,和元兵合作。朱元璋索性召他明说,并爽快地让他走了。

陈也先被放走后,假惺惺地给朱元璋写信,假装成关心和出谋划策的架势,大谈集庆右环大江、左倚高山,三面临水,地形险要,不利于步兵作战。还替古人担忧似的说:晋朝攻取东南、隋朝取江东靠的都是战舰,又强调集庆三面环水,元军与苗兵联络三十余里,步兵作战恐怕被敌人抄了后路,不如南据溧阳,东面进攻镇江,断绝集庆的粮道,那么集庆可以不攻自下。朱元璋深知其狡诈,不理睬陈也先,回信拒绝了他的建议,并下达命令,全军进攻集庆。

集庆是元朝在南方统治的重心,城防坚固。三月初一,朱元璋大败陈也先之子陈兆先所部,招降三万六千人。投降的人心怀疑惧,怕朱元璋将他们杀害,朱元璋发觉后,当晚令这些士兵站岗,他要与这些士兵同睡。安枕至天明,疑惧者全都安心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朱元璋是真仁义,并表示死心塌地跟着朱元璋。三月十日,朱元璋用这些人进攻集庆,他们个个不遗余力,奋力拼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便是朱元璋的过人之处。

二十五日,朱元璋率领常遇春等水军进攻蛮子海牙。他令常遇春率部分兵力出疑兵以分散蛮子海牙的兵力,然后以大军进行正面进攻。开战后,以勇猛著称的常遇春驾驶着战舰冲向敌舰的中部,把敌舰拦腰撞断。朱元璋则令部队左右夹攻。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蛮子海牙大败,逃往集庆。朱元璋俘敌以万计,并缴获大量战船。这一战,使元军失去了长江上的优势,为朱元璋攻下集庆扫除一大障碍。

九月,郭天叙、张天祐和陈也先联合攻打集庆,把集庆围住,和元军打了七天仍不分胜负。陈也先图谋叛变,事先和元军守将串通好里外夹击,他在宴请郭天叙、张天祐的时候将两位元帅生擒,交给了元军将领,二人均被杀害。元军会师反攻,红巾军大败,伤亡惨重。陈也先率军追到溧阳,当地元军不明底细,只是听说陈也先投降了红巾军,设伏把他杀死了,部队由其子陈兆先接管。

至此,郭家旧部全归朱元璋指挥,于是朱元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了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着手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

夺取集庆的时机成熟了,朱元璋亲自率兵水陆齐发,攻打集庆。集庆守军吓得魂飞魄散,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行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退回城内,闭门据守,但哪里抗得住朱元璋军队的进攻?朱元璋率军进抵城下,士兵们蜂拥而上,以云梯登城,迅速击败了守城元军。福寿还在顽抗,督兵迎战,后战败被杀。元平章阿鲁灰、参政伯家奴及集庆路达鲁花赤(元朝官职)达尼达思等皆战死;多御史王稷、元帅李宁等人被俘;蛮子海牙投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苗军元帅寻朝佐、许成、刘哈刺不花,海军元帅叶撒及阿鲁灰部将完都等各率所部投降。

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总计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进入集庆,召集官吏、父老人等,对他们说:“元朝政治昏暗,兵戈四起,生灵涂炭。你们在这危城之中,日夜担惊受怕,不能自保。我今天率兵到此,是为你们除乱的。你们应该各安职业,不要害怕。有贤能的人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将录用。做官的不要贪暴,残害百姓。旧政有不便的,我为你们废除掉。”城中军民听到这番话,皆大欢喜,奔走相告。

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任命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徐达为大将,率师浮江东下。很快传来了好消息,徐达攻克镇江后以汤和为镇江守城主将;邓愈率兵攻克广德路,改名为广兴府。

此时的朱元璋有着宽广的胸怀,在对抗元朝的过程中尽量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朱元璋能在众多的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继而登上开国帝王的宝座,这和他自身的魅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应天的得手,成为朱元璋反元大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不仅因为应天是元朝除大都、中都以外最重要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一战略要地,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枢密院事,继而升任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元璋终于迈出了统一天下大业的第一步。

求贤若渴,访朱升礼贤问策

南京成为朱元璋的根据地后,他就开始思索如何夺得天下。如今自己的部队猛将如云,个个勇猛无比,士兵战斗力极强,虽然还不是很强大,但是军事暂时不成问题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朱元璋困惑不解,犯了难。他深知读书的好处,但是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自己理不出个一二,尤其是自己面对新的情况更是不知所措,比如现在。

朱元璋深知读书人能讲道理,能替人出主意,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做“养士”,养士是件好事,况且,你不养,跑到敌人那里或者被别人养去了,就会坏事。

朱元璋攻占集庆以后,于第二年攻下徽州,当时大将邓愈介绍:“休宁有个人才,当过学政,精通经学,大帅可以去访问他。”邓愈所说的这个人名叫朱升。朱升被称为山中宰相,幼年师承新安学派的著名学者陈栎。新安学派原本重“华夷之分”、严“华夷之辩”,极力反对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朱升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愿为元朝充当统治汉人的工具。他虽在52岁时被授予池州路学政,但拖至两年后才去赴任,并且三年任满后就隐居于家乡石门山。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朱升更是每日闭户著书,但是他并没有不闻世事。相反,他了解天下大势,对当下时局变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像这样有思想有见解的谋士怎么可能甘愿一辈子隐姓埋名呢?他在焦灼地等待一个时机的出现,等待一个人的出现。而这个人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现在是求贤若渴,亲自登门拜访朱升,向其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颇有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的风范。当朱升看到朱元璋亲自登门向他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请教时,甚是感动。加上此时朱元璋受小明王韩林儿的节制,隶属于北方红巾军,北方红巾军起义的时候便打着“复宋”的口号,这符合新安人士的政治理想,所以两人交谈之后,朱升很快便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他针对朱元璋当时的战略形势和“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送给朱元璋三句话、九个字,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实际上也是朱元璋占据江南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战略纲领。这九个字,概括说来就是要巩固后方,加强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地盘;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实力,以充足的给养来支持政权和军队;缩小目标,不要过早暴露自己称王的企图,作长远的打算。不要小看这区区九个字,这九个字对朱元璋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高筑墙”,即使有了一定的地盘,也要加强建设,不能让别人轻易地侵犯你,不能失去自己的根据地。要把城墙筑得高高的,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防守能力。朱升清楚地认识到此时的朱元璋已尽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眼下农民起义势头最盛,天将覆元,朱元璋正值其时;地利是朱元璋所占据的应天乃帝王之都,临江依山,地势十分险要,是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人和指朱元璋和他的主要将领及谋士多是淮西人,士卒也大多来自这些地区,立足应天,以淮西为本,上下一心为保卫家乡而战,无疑增加了凝聚力,对稳定军心、协力抗元十分有利。朱升所说的“高筑墙”更多的是指要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不仅要增加自己的兵员数量,更要在军队训练、严明军纪和将领谋略方面下工夫,从整体上培养出一支军事过硬的队伍。这既是出于稳定、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需要,也是对夺取天下作必要的战略准备。朱元璋本来就十分注重军队纪律,当初濠州另起炉灶、太平怒斩违纪士卒都是为了严明军纪,因而对朱升提出的“高筑墙”深以为然。“广积粮”,即是俗话说的:“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一支拥有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军队,粮食是维持这支军队的生命之源。没有粮食,即使威风八面,也没办法稳定军心。这里的“广积粮”不单单是指粮食,它泛指各种供给,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为日后举兵四出征伐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朱升也完全知道应天及其周围地区本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但连年的战乱,使得农村壮丁大部分从军去了,耕耘土地的人少了,又加之战争破坏,堤坝失修,耕牛多被屠杀,再碰上江淮多年遭灾,早已使这片地区缺粮少米。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困苦不堪,军饷的供应自然更加困难。但朱元璋想要在群雄当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没有粮草的有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而朱升建议朱元璋“广积粮”。

再来看看“缓称王”。称王称帝谁都想,可是一口不能吃个大胖子,尤其是对于朱元璋这个贫苦出身的放牛娃来说更要慎重。当时局势混乱,谁要是想称王,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想称王。“缓称王”就是不要过早地把自己的目标暴露,等到时机成熟以后,你自然会称王。要朱元璋在政治角色的处理上与宋政权的小明王保持长期的隶属关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独立抗元的政治色彩,从而降低元朝统治者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和元军主力交锋,或者和诸雄过早地产生冲突,借此可以养精蓄锐,稳步发展。朱元璋本就出于“林儿势盛可倚藉”,接受了小明王的分封。听了朱升这般指点,继续“文移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口号都没改变,仍然是“复宋”。朱元璋担任的职务,从枢密院同佥、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左丞相到后来的吴国公,都是小明王敕封的。直到龙凤十年消灭陈友谅,他才称吴王,但发布文告,第一句话还是写“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免得惹人注意,遭受打击。“缓称王”这一条朱元璋一直贯彻得很成功,元朝统治者也因此没有顾及这个宋政权附属下的势力,而这正是朱元璋得以最终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宰者的原因所在。

朱元璋在石门山拜求得到老儒朱升的这九字战略十分高兴,视朱升为难得的贤士,连忙请他出山做自己的参谋。朱升见他一片诚意,便同意了。后来,有关礼乐征伐之事,朱升都参与计议,出谋划策,献力颇多。

朱升建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实际上就是让朱元璋能够沉得住气,在这群雄逐鹿的年代保存好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根基扎稳扎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说古代人打仗依靠的无非是两样东西,军队和粮食,而且这两样东西可以相互影响,只要你管理得当,兵多粮则多,粮多也能招揽更多的士兵。朱元璋在他的战争实践中已经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加上朱升的建议,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兵多粮足,他的实力就能比别人高出一筹,在这场厮杀中他成功的概率就会比别人大。

朱元璋对朱升的这九字良策,深表赞同。可以说,朱元璋也是在这九个字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胜利,最终登上大明朝开国皇帝的宝座。

刘基出山,平定天下十八策

朱元璋占领应天后,开拓了应天根据地,有了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为了确定新的战略方向,朱元璋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在朱元璋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元朝已经日渐衰落,统治日益腐败,各级政府的粮食供应均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朝廷的粮食供应主要来自于江浙、河南、江西、湖广、陕西等地,而这些地方也恰恰是起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所以粮食危机日益严重。

对于朱元璋来说,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但并不意味着成就大业的道路是平坦的。占领了应天之后,他面临的困难并非来自元政府,而是来自义军内部。从各个政权所控制的区域来看,朱元璋的势力在南方,他的西北面有小明王控制的宋政权,西边有徐寿辉的军队,东面有张士诚率领的大军。而这些势力不管哪一支都比朱元璋的势力强大许多。但另一方面,元军要攻打朱元璋的话,首先要过他们三关,因此他们的存在对朱元璋也是有利的,正好作为朱元璋的一道屏障。

在占领应天之前,朱元璋的势力虽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张与发展,但仍然不能与其他势力相比。张士诚的势力正在四处扩张,一度把地盘扩张到了与朱元璋相接的地方;徐寿辉的军队也对朱元璋的地盘虎视眈眈,企图伺机吞并。朱元璋虽然夺取了一些城池,但所面临的形势仍然非常危险。在众敌环伺之下,随时都有被人瓜分的可能。

在应天建立根据地后,朱元璋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元朝军队,这方面的压力因为有小明王、张士诚和徐寿辉的义军作为屏障而稍弱;另一方面就是来自其他义军,这个压力随着占领应天而加大。面对当前的形势,朱元璋急需制定平定天下的大计。

正在此时,朱元璋找到了制定平定天下大计的人才——刘基。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才便是刘基(刘伯温)。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已经攻下了处州等地,因早就听说过刘基的大名,很想与之相见商讨天下大计。后来,他与李善长做了一次长谈,打听刘基的情况。朱元璋问李善长:“当年汉高祖刘邦靠什么平定天下?”

李善长答道:“刘邦当时有三位具有王佐之才的杰出人物的扶持,所以才得以一统天下。”

朱元璋又接着问李善长:“你可以算是我的萧何,而徐达可以算是我的韩信,那么有谁可以成为我的张良呢?”

李善长答道:“身在金华的宋濂才大智深,精通诗词,可为张良也,辅佐主公。”而朱元璋面对李善长的推荐却摇摇头说:“宋濂虽然有才能,但才能有限,不及青田刘伯温,宋濂只是长于治国而不善武,但这刘伯温则是文武兼备,是个稀世全才啊。”

刘基,处州青田人,字伯温,后人常将其与张良、诸葛亮等人相提并论。浙东四学士(刘基、章溢、叶琛、宋濂)之中以刘基最为出名,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也”。民间也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之说。刘基的年龄比朱元璋大十七岁。刘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了非凡才能,素有“神童”之称。朱元璋对刘基早有耳闻,他下定决心,要把刘基挖到自己身边来。一攻破滁州,他便命胡大海把归隐的刘基的情况调查清楚。朱元璋得知具体情况后,命樊观、孙炎等人一次次前往力邀。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命令部下孙炎迎请刘伯温,然而直接派孙炎去的并非朱元璋而是胡大海。胡大海,字通普,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体恤百姓,深得民心。胡大海虽是一粗人,但是喜欢结交豪杰名士,浙东四学士就是他向朱元璋举荐的。胡大海向朱元璋举荐刘伯温后,朱元璋准备亲自赴青田礼聘刘伯温,被李善长劝住说:“主公您如今已非昔日可比,刘伯温固然重要,但也不及主公之万一。故主公不宜劳动玉体,只需派一有身份的使者前去足矣,何须主公亲往!”

朱元璋虽然求贤若渴,但随着地盘不断扩充,四方之士不断来投,自然而然其原来没有的尊卑之念也日渐浓厚,他觉得李善长言之有理,便派樊观为使者携带礼品及其亲笔聘书前去迎请。刘伯温一听朱元璋派人来见,顿时坐立不安。他自小即受儒家的忠君思想教育,作为元朝臣子,旧主尚在,却去投奔新主子,这简直就是背叛。

但如果不见使者,一旦得罪朱元璋,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刘伯温深知朱元璋乃当今之枭雄,雄才大略。朱元璋在行营金牌上写下“九天日月开黄道,宋朝江山复宝图”两行大字,俨然以收复宋朝江山为己任,而想想自己却为元朝尽忠,焉能有好的下场。既然无法躲避,他决定见见使者,于是就请使者进来。

樊观也是一饱学之士,精通世事,一进门面带笑容施礼,并呈上朱元璋亲笔聘书,恭恭敬敬地说:“在下樊观,受我家大元帅之托,恳请先生出山。我家元帅兴兵起义,意在兴汉灭元,现到处招贤纳士,礼下士人,实乃大贤大德、大仁大义之人,元帅近闻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深谋远略,且先生同系我炎黄后裔,故特派在下前来,愿先生即往应天,与我家元帅相见,以解元帅仰慕之情。”

刘伯温婉言谢绝:“你家元帅的厚意,我已心领。只是我现已年老体衰,不堪重任。如勉为其难辅佐元帅,必将贻误大元帅之伟业,天下贤士如云,且皆胜于本人,有劳你向大元帅表示歉意,另请高明。”言罢,便将聘礼及朱元璋的亲笔聘书退回。

樊观没想到此人竟然会拒绝出山辅佐元帅,便又耐着性子反复劝说,他大谈兴兵举义之理,对未来前景作了一番预测。刘伯温虽然对元朝的腐朽深恶痛绝,但也反对兴兵起义,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樊观虽能言善辩,却无论怎样也劝不动意志坚定的刘伯温,只得闷闷不乐地回到应天,向朱元璋复命。

朱元璋自派出使者后,本以为刘伯温会欣然接受邀请前来辅佐,没想到樊观却只身一人回来,心中不免有些恼怒。自打朱元璋起兵以来,天下贤士纷纷来投,没想到现如今还有礼请不来者。朱元璋越想越气,心想既然请你不来,那我把你绑也要绑来,但是细想后又觉得不妥。当年刘备为了得到诸葛亮的辅佐而三顾茅庐,现在我才派人请过一次,人家不肯前来就要用暴力手段胁迫,恐怕不妥,况且这刘伯温也是当今之才士。

想到这里火气也消了,又吩咐樊观再去请刘伯温一次,并告之本来元帅要亲自前去,但是鉴于军务紧迫,不能亲往,还请他见谅。想想樊观与刘伯温素昧平生,而滁州总制孙炎与刘伯温乃是好友,加上孙炎多智术,如若叫孙炎去请,准能成功,便立即给孙炎写了封信。孙炎与朱元璋乃是同乡,三十出头,面色漆黑,还跛了一条腿,然其学识渊博,且能言善辩,乃是江南不可多得的名士,颇受朱元璋的器重。

孙炎接到朱元璋谕旨后,马不停蹄地赶赴青田拜访刘伯温。谁知刘伯温并不吃这一套,他表示自己至死都会忠于元朝廷,耻为他人所用。刘伯温躲了起来,并让家人谎称他出外访友,拒而不见。

孙炎有耐性,就在刘伯温家的院子旁支起帐篷住下来,以示决心。过了几日,刘伯温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为了答谢孙炎的盛情,刘伯温叫家人将祖传宝剑送他,借此表示自己坚决不出山的态度。孙炎拒绝接受宝剑,又将其奉还,并写信道:“宝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我人臣,不敢私用。”

刘伯温收到孙炎的信和退回的宝剑后大吃一惊。想到孙炎是不是在威胁他,如若不顺命,是不是会引来杀身之祸。恰在此时,他又收到陶安等人的信,都力主他出山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陶安还在信中陈述朱元璋奉行仁义的种种事迹,尤其描述了发生在朱元璋身上的种种奇异事件,让刘伯温惊叹不已。最终,刘基被朱元璋的诚心所打动,接受了邀请,并与孙炎一同前去拜见朱元璋。

见面之后,朱元璋问刘基怎么看待自己已经打下的江山,并且询问如何平定天下时,刘基就向朱元璋呈上了时务十八策,并对天下时局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应对目前时局的办法。

刘基对朱元璋说:“主公,您现在的优势已经很明显,虽然是一介平民出身,从一无所有到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做事英明果断,且从不滥杀滥抢,这是优势所在。你面前有两个主要的敌人:一个是张士诚,一个是陈友谅。陈友谅在西边,占据着大半个江南,部下均是些亡命之徒,所以世人皆认为陈友谅的势力最为强大,也最有可能夺取天下。但是,他却有着致命的缺点:他的军队军纪涣散,烧杀抢掠,不得民心。而身处东边的张士诚,如墙头草,在势力弱时曾投靠元朝,早已失去民心。我们应该首先消灭掉陈友谅,且密切关注张士诚的举动,再将其击败。”

进而,刘基向朱元璋阐述了他对天下时局的看法,并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分析,将天下诸豪强以及元朝各派力量分析得头头是道,深得朱元璋的信任。由此,朱元璋也就对天下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如何平定天下的计划在他的胸中已隐隐成形了。

军民齐抓,巩固后方

朱元璋在加强应天根据地建设的同时,时刻高度关注大宋政权和天完政权的局势:北面,刘福通自龙凤二年三月亳州解围大捷后,经过休整,于九月派李武、崔德率军西征,攻打陕西。十月,攻破淮安的赵均用接受大宋龙凤年号,刘福通遂于龙凤三年二月遣赵均用部将毛贵自海州(今江苏东海)乘船,走海路攻打胶东半岛。时李武西征军破商州,攻武关,直趋长安。六月,刘福通决定进攻汴梁,并兵分三路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为中路,攻向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为西路军,攻向关中;已攻克济南等山东大部分州郡的毛贵为东路军,出山东,继续北上。三路北伐大军声势浩大,锐不可当。刘福通亲率大军北进。七月,收降驻守黄河的元“义兵”万户田丰和归德知府林茂等,打通了北渡黄河的道路。八月,攻克大名卫辉路。元朝统治者急忙调遣枢密院事达理麻失理和答失八都鲁前去镇压。刘福通回师曹州,击杀达理麻失理,答失八都鲁以玩寇失机被怀疑,于年底忧愤而死。龙凤四年正月,元朝遂命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铁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有军马继续扑杀红巾义军。

西边,天完政权在龙凤二年九月发生内讧,造成权力大移位。倪文俊定都汉阳,迎接徐寿辉,自为丞相,总揽一切大权。他在向元朝以“湖广行省平章”为条件的请降失败后,遂窥视天完最高领导权,于九月谋杀徐寿辉,不成功,从汉阳逃向黄州,被他手下初为薄椽后以战功晋升为领兵元帅的陈友谅袭杀。陈友谅,沔阳人,世代打鱼为生,“读书,略通文义”,体貌丰伟,力大无比,练就一身好武艺,曾做过县衙门的贴书,不得志,回乡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后遭官军追击,率众投奔徐寿辉,于徐寿辉部将倪文俊帐下效力。陈友谅击杀倪文俊后,趁机兼并了他的队伍,自称宣慰使,不久又称平章政事,不断向东南方向发展势力。龙凤三年底,陈友谅率军东下,在小孤山大败元军后,又和天完政权的饶州守将祝宗合兵一道,给十月从池州溯流而上正在围攻安庆的赵普胜以援助。龙凤四年正月,安庆城破,守将余阙负伤自刎。此时,与常遇春把守的池州相邻百里水路,陈友谅却领大兵南下,去开拓赣闽浙地盘。

朱元璋深感“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自己的实力还很孱弱,眼下北方红巾军北伐之火烧得正旺,西边陈友谅有意赣闽、无意江淮,而东面张士诚如惊弓之鸟,已经降元了。而且,自己已占据了长兴、广德、宁国、徽州这样几个重要的军事要地,进入浙西的门户完全被打开。更何况浙西元朝势力薄弱,只不过是“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

虽说渡江成功了,但还是面临着缺粮的危机。连年的战乱使得民不聊生,农村绝大多数壮丁都从军去了,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加上战争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只好采用向百姓强征的办法解决,于是四处张贴大榜,让老百姓缴纳粮草,叫做寨粮。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征得所剩无几,生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减少,饿殍遍野,军队的给养也随之紧张,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士兵吃人的现象。朱元璋的军队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朱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稍粮说好听一点是征粮,说难听点就是抢粮。

检刮这个词的来源,是同时期的苗军所创。苗军打仗靠检刮供给,检刮的意思是抄掠,不过比抄掠分量还要重一点,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搜刮干净,一点儿不留。这种办法,不做长远打算的时候倒也罢了,可是现在政权的巩固需要老百姓支持,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要是把他们全刮干了,下次向他们要就更难了。况且,如果把老百姓逼得无路可走,他们迟早有一天也会奋起反抗,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常遇春和胡大海先后向朱元璋报告,百姓深以为苦,认为寨粮这个办法绝非长远之计。

朱元璋帐中谋士大都认为,解决军中粮草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发展生产。朱元璋自己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知道农民一年下来仅靠这点粮食维持生计,他也不忍心全把它们搜刮干净,让这些可怜之人无以为生。所以,朱元璋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富庶的江南水乡发展生产,劝课农桑,囤积粮草,改变以往“寨粮”、“稍粮”的做法。

朱元璋夺取集庆后,面临着如何巩固这个基地,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为此,他第一个目标是攻占镇江。因为镇江是军事重镇,是应天东面的门户,所以占领镇江是保障应天的重要一环。于是就在夺取集庆的当月,命徐达、汤和、张德麟、廖永安等人率兵攻打镇江。在攻镇江之前,朱元璋鉴于军队纪律差,经常危害百姓,特地召集众将,指出他们放纵士兵的过错,欲惩罚一些将领。由于李善长的说情才作罢。于是,朱元璋告诫徐达等,军队攻下镇江后,一定要严格约束士兵,禁止焚掠,禁止妄杀,有违犯的要处以军法。

徐达等开始攻打镇江,守镇江的苗军元帅完者图出走,守将段武、平章定战死。第二天,徐达等攻占镇江。军队进城,号令严明,城中晏然。接着,徐达等又分兵攻下了镇江南面的金坛、丹阳等县。占领了镇江使应天的左翼有了保障。

张士诚派兵攻宜兴,杀死朱元璋的守将耿再用,占领宜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感到与张士诚的冲突难以避免,就对徐达说:“张士诚诡计多端,他来攻镇江,说明已不能同他和好。你要迅速进攻常州,先发制人,以阻止其图谋的实现。”徐达按照朱元璋的指示,于七月开始攻打常州。但因为兵力不足,久攻不下,于是朱元璋又派兵三万,前往助攻。张士诚见常州被围,也派其弟张士德率兵增援。徐达对将领讲:“张士德狡诈善战,势不可当,我们当以计破他。”双方交战开始后,王均用的铁骑横冲其阵,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后退到埋伏圈,伏兵突起,张士诚军大败。这时张士诚才知道朱元璋的厉害。这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一次重要的较量。经过这次较量,使镇江的安全有了保障,也使张士诚在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后来,朱元璋夺取了张士诚不少的地盘,其中尤以长兴、江阴两地战略地位最为重要,长兴据太湖口,陆路可通广德诸郡。朱元璋得长兴,张士诚的步骑不敢出。江阴枕大江,扼姑苏。朱元璋得江阴,张士诚的水军就不敢溯江而上犯镇江。这些胜利改变了双方的态势,使朱元璋在同张士诚的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使张士诚陷于被动。但朱元璋当时还无力完全消灭张士诚,于是他一方面巩固已占地区,构筑起一道防御张士诚的防线;另一方面,着力向东南扩展,消灭较薄弱的元朝势力。

徐达攻下了镇江,朱元璋高兴之余就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夫子庙,并且告谕当地的父老乡亲,要抓紧发展生产。从朱元璋的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急于劝课农桑,巩固后方的迫切心情。

可是“发展生产,劝课农桑”也只不过是心急之余的一句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被征去当兵了,剩下的老弱妇孺就算有心响应朱元璋的号召,致力农桑,成效也是微乎其微啊!这时,有人建议仿照古人的屯田之法,朱元璋这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接受了这一建议。

龙凤四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供给军需;又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并立下规矩,根据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除了留足本部的军饷外,还必须有存粮。一年以后,康茂才的屯区余粮多达七千石。朱元璋大喜,下令嘉奖康茂才,并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时间,成绩显著,仓库都满了,军粮也够了。于是朱元璋下令禁止征收寨粮,百姓闻讯都开心得不得了,他们负担减轻了,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粮食产量随之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同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为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兵,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这样一来正规军就可以专门作战进攻。一方面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和正规作战部队区别开,不但增加了生产力,同样也加强了战斗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英雄豪杰都先后失败,唯独朱元璋这个后起之秀能够成功的原因。

除了大兴屯田之法之外,朱元璋还在婺州亲自检查和签发户籍,承认农民已占有的土地。这项措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使朱元璋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招揽人才是朱元璋一贯的政策和做法。参加起义后不久,他就招揽了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一大批人才,占领集庆后继续这样做。攻下集庆得儒士孙炎、杨宪等十余人,都加以任用。徐达在攻镇江时,朱元璋指示他说:“镇江有个叫秦从龙的,才器老成,你攻下镇江,应当为我访求此人。”徐达攻下镇江找到秦从龙,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高兴,即派朱文正带着礼物去聘请。秦从龙到后,朱元璋给以优厚待遇,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名讳,事无大小都同他商量。秦从龙也知无不言,给了朱元璋很多帮助。胡大海攻克处州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人。这时朱元璋的麾下可谓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在军事上,朱元璋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既加强正规军的建设,又注意民兵训练。朱元璋采取招募农民入伍和收编归降敌军的办法来扩充军队,打的胜仗越多,收编归降的敌军越多,所以随着战争的进行,朱元璋军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他不仅注重军队的数量,更重视军队的质量。他讲究精兵,认为兵不贵多而贵精。为此,他十分重视军事训练,经常命令将领带领军队进行训练,时常亲自检阅部队,督促指导。他还特别重视军队纪律,一再告诫将领约束部队,攻下一地之后一定要做到秋毫无犯。所以,他的部队与元军及其他义军相比,最能战斗,最有纪律,这是他能攻城略地并得到百姓拥护的重要原因。

首取建德,亲征婺州

朱元璋决定趁有利时机重兵进取浙西,首取建德。朱元璋进取浙西的前奏是在龙凤四年二月,提拔连连攻克皖南青阳、石埭、太平、旌德诸县的李文忠,任他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的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

朱元璋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外甥,奉命前往与邓愈、胡大海合兵进攻浙西。李文忠在万年街击败元将阿鲁灰,继而破苗、僚军于昌化,俘获了大批妇女、辎重。为了激励斗志,他下令焚毁辎重,斩杀所有妇女,宣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敌,何患不富贵乎?”众皆奋激。三月,会同越过昱岭关的邓愈、胡大海大军,向南攻取建德路。取道遂安,离城三十里时,长枪元帅余子贞前来抵抗,邓愈挥军冲杀,大败余子贞,获马百余匹。追杀余子贞直至淳安,淳安守将闻风而逃,邓愈追击二十多里,缴获战船三十多艘,收降三千多人。这时,遂安守将洪元帅统兵五千来救援淳安,胡大海迎战,援兵受挫,生擒将士四百多人,马三十多匹。大军旋即抵达建德,元参政不花、长枪元帅谢国玺、达鲁花赤(元官名)喜伯都刺、总管杨瑀弃城而逃,余众投降。建德一失,驻守杭州的苗军元帅杨完者,率领数万兵力水陆并进南下,妄图夺回这座浙西重镇。李文忠以轻兵破其陆军,取下敌军部将的首级,放置在巨筏上,顺水漂到下游。杨完者水军一见,顿时士气颓丧,纷纷逃跑。杨完者再次进攻,又被邓愈击败。朱元璋令改建德路为建安府,继改为严州府,立德兴翼元帅府,升邓愈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胡大海为判官,留李文忠镇守严州。

随后朱元璋亲征婺州。婺州位于严州东南约二百里处,北达杭州,南抵处州,西接方国珍,是浙西重要的军事、政治要地,朱元璋志在必得,令李文忠等前去攻取。李文忠遂以北、西包抄战术南略婺州。六月,为了切断杭州援军,李文忠攻克浦江县。入城后,严明军纪,禁止焚掠,又令帐前先锋率兵两千将隐居于浦江,但在兵战前避逃至诸暨的“义门”郑氏(被称“东方奇迹”的大家庭,鼎盛时期家族达三千余口人)护送还家,因而深得民心。在这期间,浙江的元朝统治集团内爆发了一场内讧,驻守杭州的苗军元帅杨完者平日恃功骄横,且军无法纪,造成民间“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的哀怨局面。而且他不听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铁木儿的指挥,难以驾驭,达识铁木儿便和已为元太尉的张士诚密谋,以张士诚军队南下收复建德路为借口,暗用张士诚部将史文炳队伍开赴杭州城北,突袭杨完者军营。杨完者苦战十日兵败,与弟伯颜自缢而死,部将员成、李福、刘震、黄宝、蒋英等人率三万苗军投奔李文忠。这为朱元璋攻夺浙西扫除了一大障碍。胡大海举兵南下,于十月克兰溪,但进攻婺州,久战不克。消息传至应天,朱升劝朱元璋亲征婺州,并对他说“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深知其意,因为在三个月前曾将“失职怨望”而谋叛的郭天爵诛杀。朱元璋于是遣宜兴徐达回守应天,与李善长共治后方,并于十一月亲率大军十万,高举“奉天都统中华”的金牌,南征婺州。

第二篇 把握时机——先称王再称帝

第五章 剑指西方消灭陈友谅

朱元璋虽未读过几年书,却也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自古以来粮食储备是国之根本,更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保障。在元末这样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年代,粮草储备是否充足,是决定谁主沉浮的关键因素。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除了采纳朱升的建议之外,还在于他自己沉得住气,能够把握好称王的时机。随着陈友谅势力不断扩大,朱元璋已经受到巨大的威胁,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扫除陈友谅这个障碍,就成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群雄逐鹿,陈友谅兴兵起事

自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事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各路英雄好汉都忙着招兵买马,开疆辟土,扩充实力。虽说各地起兵反抗都是受不了元朝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有共同的敌人——元朝政府,但是各路义军又都想自己称大,这就造成了红巾军内部的自相残杀。

至正十二年春天,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已经包括浙东的大部分地区,江南的根据地经过苦心经营,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实力。此时的朱元璋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进攻陈友谅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依据刘基的时务十八策,进攻陈友谅这个第一大战略目标进入了准备阶段。而此时的陈友谅也在准备进行东扩,而要东扩,首当其冲的便是朱元璋的地盘。双方的争霸战就这样不可避免了。

在元末众多的英雄豪杰中,陈友谅是值得大写特写的一个。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出身渔民家庭,原姓谢,因祖父谢千一入赘陈姓,改姓陈。陈友谅长得体貌雄伟,力大无比,有一身好武艺,幼年读过书,粗通文义。曾做过县衙门的贴书,因与上官不合,三番五次被责罚,一怒之下回乡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不久,在元军的追击下,陈友谅不顾父亲的反对与阻拦,率众投靠了徐寿辉。

刚开始陈友谅在倪文俊手下当簿掾,倪文俊见陈友谅蛮有才学,对主子忠心耿耿,非常高兴。陈友谅见倪文俊非常看重自己,就将在衙门里学到的谄媚本事全都用在了倪文俊身上,将其吹捧得晕乎乎的,很快陈友谅就得到提升,被倪文俊破格提拔。

至正十七年(1357年)倪文俊令陈友谅率军攻打安庆。镇守安庆的元朝官员名叫余阙。余阙,藏族,字廷心,祖居青海。其父沙剌臧卜来庐州为官,余阙就生于庐州。余阙少年丧父,一面好学不倦,一面侍奉母亲。待年长后,开馆授徒。元统元年,余阙以赐进士及第授泗州同知。余阙为政清廉严明,贪官污吏无不惧怕他。后应召奉翰林文字,转中书刑部主事。因性格刚烈,不阿谀奉承权贵,得罪了不少人,后弃官归田。朝廷修辽、金、宋三史,将他再次招入翰林院,不久授官职监察御史。至正十二年,任淮东都元帅府副使、都元帅府佥事,领兵把守安庆。当时群盗环布四周,余阙居其中,左提右絜,倚仗其为江淮保障。朝廷论功行赏,拜余阙为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不久升至淮南行省左丞。

余阙得知陈友谅来犯,遂调集重兵,巩固城防。安庆以小孤山为屏障,余阙命元帅胡巴延统领水军在小孤山安营扎寨,与安庆互相呼应。陈友谅围攻一个多月不克,久攻不下的他心急如焚,遂召集部下商议。

这时,黄州人张必先出现了,只见他泰然自若地说道:“安庆南靠长江,元军水师力量甚强,况且余阙治军严明,深得民心。如果我们仅从陆路强攻,他败可退入长江,故其无所顾忌。丞相您何不调饶州祝寇、池州赵普胜领水军前来,倘若我们水陆并进,定能获得全胜。”陈友谅点头称好。

当年冬,祝寇、赵普胜领兵前来,陈友谅指挥大军水陆并进。陈友谅亲自领兵从上游直捣小孤山,胡巴延统领的水军与陈友谅的水军大战四天四夜未能取胜,于是退往安庆,陈友谅的部队追至安庆城下。余阙领兵扼守于城外观音桥,遭遇饶州祝寇部来攻西门,余阙斩敌军将领数人,得胜回城。

次年正月,陈友谅再攻安庆,余阙见大批红巾军涌来,长江也被封锁,心里十分慌乱。心想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得拼个鱼死网破,便亲自带领一班人马出城迎敌。在与红巾军厮杀一阵之后,多处受伤,不得已退回城里。红巾军架起云梯登城,火箭齐发,城楼着火,余阙下令死守,数个昼夜未得歇息。赵普胜、陈友谅、祝寇带领士兵分头强攻,陈友谅佩剑亲自督士兵攻打西门,士兵稍有迟疑者立斩。在红巾军的强攻之下,城上的元军一片哭喊。余阙身受十余处刀枪伤,仍鼓励士卒奋勇抵抗。红巾军冲入城里,城内顿时火光冲天,杀声阵阵,这时的余阙感到回天无术,长叹一声,引刀自刭。余阙全家老少得知消息,也都投井而死。在余阙的带动下,城中一千余名军民自焚而死。陈友谅也对余阙肃然起敬,给予厚葬,并题词“余元帅为天下第一人”。

陈友谅的势力一天天膨胀,心狠手辣的他不久便把同样野心十足的倪文俊杀了。天启元年,谋士、仕宦之家出身的解开“以书说友谅归正,不失为江都王”,又“移书陈友谅弟,劝其杀伪主(指徐寿辉)以归元”。陈友谅虽然没有按照解开的建议降元,却谋划了杀害徐寿辉的行动。翌年十二月,他先在江州埋下伏兵,杀了徐寿辉的部属,然后宣布迁都江州,自称汉王。

天定二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统舟师十万东下进攻太平。守城将军花云和朱元璋养子朱文逊率领三千士兵奋勇抵抗,激战三天,太平城屹立不倒。第四天,陈友谅趁江水上涨,将战船停泊在太平城的西南侧城墙处。陈军士兵从船尾攀上城墙,跃入城中。此时,朱文逊已经战死,花云率部进行激烈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生擒。被擒后花云依然骂不绝口,以死相争。没想到竟然被他奋力挣脱,他顺手夺过大刀,又连砍五六人。陈友谅手下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其捉住,把花云捆绑在战船的桅杆上,乱箭射死。

花云战死时年仅三十九岁。据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花云的妻子正领着刚满三岁的儿子祭告家庙。她哭着对列祖列宗说:“看来,太平城保不住了,城池一破,我的夫君肯定会被俘或战死,要是那样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真是死不足惜,只是唯一让我死不瞑目的就是花家仅此一子,请列祖列宗代我托人照料。”说完,她把幼儿交到孙氏手中,转身投井而亡了。陈军并不知道孙氏抱着的这个孩子就是花云的后代,只是把她们当做城中的普通百姓,因而将她们押入被俘百姓的行列。后来,孙氏抱着花氏骨肉被陈军得知,在追击中,孙氏抱着孩子跳入江中,一手怀抱孩子,一手抓住流过的木板,在水中漂流了整整七天七夜,最后找到朱元璋的部队。朱元璋听说这是黑脸将军花云的后代,急忙召见孙氏,对孙氏说:“花将军对我忠心耿耿,奋勇杀敌,效死卖命,为三军之楷模。他不负于我,我又怎能负于他呢,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替他养大!”朱元璋给孩子赐名炜,交给孙氏悉心照料。后来,花炜长大成人,也成为一名威武的将军,还被朱元璋任命为水军指挥。

陈友谅夺占了太平后,他把徐寿辉也挟持到了这里。得意忘形之下,他认为应天城也是指日可待,所以萌生了杀死徐寿辉,自立为王的念头。他挟持徐寿辉东下,在采石陈友谅派人用铁锥杀死了旧主徐寿辉,由于称帝之心急切,担心夜长梦多,他冒着暴风雨在采石五通庙称帝,改国号为大汉,年号大义,仍以赵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师兼知枢密院事。

至此,在群雄之中,陈友谅成为实力最强、疆域最广、野心最大的一个。陈友谅称汉王后,心高气傲,认为此刻的朱元璋就是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手到擒来。天定二年五月一日,陈友谅派兵攻打池州,虽然大败而归,但是内心很不服气,就派人传话给朱元璋:“此战非我意,乃巡边者偶战耳!”又派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击进兵应天,试图一举消灭朱元璋的势力。此时的朱元璋实力比陈友谅差很多,如何应对陈友谅也使朱元璋大伤脑筋。

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的冲突,还得从朱元璋与天完政权的关系说起。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取太平之后,就与西边徐寿辉的辖区接壤了。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在向东南扩展的同时,于五月命常遇春攻青阳,和徐寿辉的部将双刀赵发生了冲突。常遇春打败双刀赵,占领了青阳。十月,常遇春又攻克池州。这之后,双方你争我夺,冲突不时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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