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名人之司马迁：史家之绝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晓树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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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名人之司马迁：史家之绝唱试读：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举世闻名的经典史学巨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史实依据，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与龙门山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记载。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六十岁左右。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之家。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代，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在龙门的乡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的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匪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到的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将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因而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未了，因此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狱中坚持写作《史记》。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也获得赦免。这时司马迁已经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完成《史记》，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言，成为流传百世的史学经典著作。征和三年（前90年）前后，司马迁自隐于历史舞台，大概在之后几年去世。作　者2008年10月于北京龙门名族司马氏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出生地龙门

公元前145年，距今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以前，古代中国正孕育着一个震撼性时代。汉高祖刘邦

这一年以刘邦为首的淮泗集团所创建的大汉帝国，已经度过了它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由一介草莽英雄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一方面是时势所趋，另一方面是本身能力不足，六十年来一直以黄老之术为最高的治国指导原则。这种不干涉主义使战国时代不少余风在社会中复活了。分封在各地的王族诸侯，纷纷吸收一些游侠人物，养士自重，对中央政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最后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

这一年，“七国之乱”已平定了九年，再过五年，文景之治就要结束。这个治世，为汉帝国蓄养了强大的国力，同时在它结束以前，把黄老之术引发的副作用也加以割除了，使汉帝国真正成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在等着一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来挥霍这笔可观的财产，这个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一年，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太子。资料链接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

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年，一位东方帝国盛世的见证人司马迁，就降生在长安东北方的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附近）。他的一生，耳闻目睹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盛况，巡礼了春秋战国，甚至黄帝以来的古圣遗迹。在那个承先启后而富于开创性的时代，他将汉以前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的整理，把当代史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以他当时的世界性眼光，旁及亚洲邻国，完成了一部震古铄今的史学巨著——《史记》。龙门风景图

一部《史记》除了展示司马迁个人的才华、见识以外，它还包含了西汉文化的浪漫文化色彩，但也隐含着这部巨著背后的血汗、辛酸。前面，已经大概指出司马迁步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地理位置，这告诉了人们那将是一个伟大时代，它会造就一个人作为大国臣民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眼光。但由于汉朝皇帝祖传的猜忌、刻薄，却注定那个大时代的大天才所要面对的大危机。鲤鱼跳龙门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滚滚黄河从青藏高原流到陇西高原，然后转向东北绕个弯儿，形成奇妙的河套以后，再向南流，将晋陕高原割裂成山西、陕西两部分，而再转向东，下太行山之前，有个不容易通过的水险，那就是龙门。相传是大禹治水所凿，原来是一座山，就叫龙门山。它被一分为二后，分跨黄河两岸，黄河过了这个龙门口，就山开峰阔，河水豁然奔放，声如雷鸣。河中鱼类都无法游过去，说是游得过去的就是龙，所以世称登上高位或科场得意就叫“登龙门”，或“鲤鱼跳龙门”等等。又因为司马迁出生在这里，也有人以“龙门”称呼他。

在龙门南方，黄河转折向东，其支流渭水的弯道附近，有一关和一山是自古以来极重要而明显的政治与文化之分界线，那就是被称为“殽函之险”的函谷关，和杜甫诗“诸峰罗列似儿孙”的西岳华山。

人们常常听说的“关东”、“关西”和战国以来所称的“山东”、“山西”，就是分别指这个关和这个山。华　山

在《战国策》或司马迁的《史记》中，那些专门爱论天下大势的纵横家，分析起局势来，都会提到这个分界线。大体而言，在上古时代，关东是已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关西则是以游牧为主的戎狄文化的活动区域。

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秦襄公协助周平王东迁有功，升格为诸侯。经过几代努力，不但把西边蛮族（西戎）地区统一，而且把势力向东拓展到华山。不过，公元前630年前后，秦穆公大力推行的东进政策，终于在一次决定性的交战中被晋国所阻挡。从此，秦国专心在关西地区发展，称霸西戎，一直到战国初期。两个世纪当中，关西的秦国采取闭关自守政策。关东诸国还时常把它当成蛮族看待。

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关西则在几位卓越的君主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并且独尊法家，励精图治，配合在边地长期培养出来的尚武精神，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指函谷关至陇关之间，也可说即今陕西省），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而不衰。

以现在的省份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在内。

据史学家傅乐成先生研究，一直到汉代，关西仍然是个特殊地区，文化上与关东截然不同。就人才而言，关东出相，而关西出将。但由于秦始皇的过激政策，使关东六国后裔揭竿而起，并使关西人变成被征服者，因此，虽然这个尚武文化区域出了不少卓越将领，却在偏差的地域观念作祟下，没法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龙门地图

摊开地图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交界线接近中央的位置。是的，这是一道门，它可以尽窥关东、关西的一切，如果说上天把这位旷古奇才送上历史舞台的位置，对台下的观众有所暗示的话，也许这就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位置吧！可是，上天安排的这出戏似乎将是一出悲剧。因为龙门虽在交界地带，但仍属关西地区，以当时的地域观念而言，他是被征服者秦人的后裔。上天赋予了他的浪漫个性，同时伴随着“命运”交响曲三短一长的不安音符。他是注定要卷入一件关西军人世家所发生的案件中，而无助地接受了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个悲剧是不是不够悲壮呢？因为他没有为受冤枉慷慨而死，却受辱求生。不是的，人们不是也能从他的巨著《史记》中，感受到那个“壮烈”的余震么？因为他的求生，是回过头来，重拾那“乱臣贼子惧”的史笔，指向千古，面对万人。这岂不更壮烈？史官世家司马氏“公元前145年”及“龙门”的启示暂且按下不表，当作伏笔。那么，先来看看司马迁的家世。

首先引起人们兴趣的，该是他的姓“司马”，说明姓氏的源流，那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只能说，中国到了周代，由于人口繁衍渐多，原有的单纯封建制度无法适应社会需要，于是由姓演化出氏族系统来。姓是原始族号，氏就是它的分支，最初也是由分封而来。有以官职为氏的，也有以封邑为氏的，司马就是以官为氏，司马是官名，掌管军事。

司马迁对司马氏的起源，在《史记》的自序中曾有所叙述，但留下了不少问题，他的家族谱系也很难追踪。粗略地说，他的老祖宗虽然是个管军事的官儿，但后来不知到哪一代改行，做周朝王室的太史了，后来逐渐分散到各诸侯国，那就各行各业都有了。

在秦国的司马错，是司马迁比较早而可信的一位祖辈，大约早他一百八十年，是那位一上台就杀死商鞅的秦惠王手下的大将。他曾经和主张连横的张仪，为了攻打韩国，还是攻打当时在今四川成都一带的外族小国蜀国的决策问题上，在秦惠王面前展开辩论。张仪认为攻打韩国可以乘机胁迫邻近的周王室，然后可以挟天子以命令天下的人遵从秦惠王的号令，是进行王业非做不可的一步。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而且挟持天子，会引起六国的反感，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借口以合力对付秦国。因此，他主张伐蜀，不但有具体的经济利益，而且不会引起六国的注意。

这个有远见的论调，当场获得秦惠王的同意。就在那个时候，蜀国正好和在今重庆一带的另一小国巴国相互攻击，于是司马错就轻易地把蜀国消灭并吞掉了它的土地。司马错可以说是汉族经营四川的第一个人。他在劝秦惠王攻打蜀国的时候曾提出了“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即青海、指成都一带）而天下不以为贪”的经济策略，后来秦国能够兼并六国，他这个富国以强兵的经济策略也占有一些功劳。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九世祖。

司马错以后，人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有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他是曾在长平之役坑杀了赵国四十万士卒的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长平之役他也参加了。也许是因为与白起的关系相当密切吧；所以后来白起高呼“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被秦昭王赐死时，司马蕲也陪着被赐死。

司马蕲的孙子叫司马昌，曾在秦始皇的政府担任相当于现在矿务局长的官，主管铁矿事务。

司马昌的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曾祖父，叫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所谓“汉市”，有人说是地名。“长”呢？秦汉的县官，治理万户以上的叫“令”，万户以下的叫“长”。这么说来，他就是个县太爷。可是另外还有个说法，说长安城内有四个市（市场），他是这种“市”的市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公务员，官不大。

司马迁的祖父叫司马喜，他似乎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司马迁只说他曾获得下“五大夫”的爵位。接下来，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整个看起来，他可知的祖先，除了司马错曾经有过显著的功劳以外，其余大都是中下级的官吏。他们是司马氏离开周朝王室以后奔向秦国的一支，世居龙门一带。说起来，他的祖先成了秦人以后，似乎没有重操他们更老的祖宗在周王室担任史官的事业，一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才又重操旧业。资料链接姓　氏

姓氏中的姓是“别婚姻”，氏则是“明贵贱”。正如《通志·氏族略》说的那样，“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中国的姓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作为一个血缘家族的称号，氏隶属于姓。自秦汉以后，姓氏不分，合二而一。姓在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逐渐增多，来源极广。主要来源于封国名、谥号、爵位名、官名、居地、职业等。

姓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又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曹、斟、芊等姓。这些是远古有代表性的一些姓。

夏、商时期，贵族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

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春秋以前，贵族之姓承袭自远祖，因此百代不变；氏为贵族得自与自己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先人，则数代即发生变化。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姓氏制度的演化，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上升。重操祖业的司马谈

这位重操远祖旧业的司马谈，才是真正把司马迁引向伟人伟业大道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对司马迁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也许司马迁在私人方面不便多费笔墨，关于他的父亲，在《史记》里并没有详细叙述，所以司马谈的生年无法考证，只知道他死于公元前110年，即司马迁三十六岁那年。他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确切的年代不知，大概是在汉武帝登基后一两年内，也就是司马迁六七岁的时候。不过，关于司马谈的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一篇他写的论文，这篇文章非常有名，也非常有价值，叫《论六家要旨》。他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整理出一套系统，井然有序地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作出了简要而一针见血的总评。他最推崇的是道家，而批驳最多的则是儒家。他认为各家学说有个通病，就是过于偏狭，没法灵活运用，只有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而且“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最具有综合性和最富于弹性。照这个说法，如果“道家哲学就是过来人的哲学”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司马谈的眼中，道家可真就是从儒、名、墨、法、阴阳各家“过来”的经典哲学了。他盛赞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因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经籍太多了），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永远学不完）”。汉高祖长陵司马谈

司马谈的这一套思想，对司马迁有着很大地影响。这篇文章写于哪一年，没有明文记载，但写作的背景却是非常明显的。那是汉朝由初期的“黄老之术”，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渡时期。显而易见地，司马谈是沉缅于过去黄老之术的代表。司马迁承袭了他评六家的学风，但是“他的见识和衡量，已超过了他父亲。他对孔子以下百家的衡评，直到现在两千年来大体还如他意见”（钱穆语）。也正因为他“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且，他的时代虽然全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的笼罩下，但是实际上，汉武帝的尊儒只是做了表面功夫。所以司马迁实际上也生活在一种思想转型的空气中，不过比他父亲的时代更向儒家靠近而已。

本来这是那种过渡时代无法避免的思想现象，不足为奇。但后世却每每为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尊儒抑道”还是“尊道抑儒”而争论不休。双方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许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只是，会不会“劳而少功呢”？

就司马谈来说吧！《史记》说他曾向一位叫唐都的方士学过“天官”。“天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日月星辰的天文学，接近阴阳家。他也曾向杨何学易经，这是一门具有道家色彩的儒学；又向一位姓黄的先生学习“道论”，此人大约就是司马谈道家学说的授业老师，灌输给他道家的思想。

这样一位学黄老、崇黄老的父亲，司马谈给司马迁的是怎样的教育呢？说起来也很合理，他在那个过渡、但提倡儒学的时代，仍是随着潮流，让司马迁接受儒家教育。因为毕竟这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他也在中央政府任职。

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安排调教之下，司马迁的思想怎么能够按照后世的标准加以评定呢？说他就是什么家，或客气点说他是偏重什么家？这个问题，看来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别忘了司马迁是个史学家，是个浪漫时代的浪漫史学家。他好奇的眼光，射向任何他能看到的角度，而这些都是他思想源泉的一部分，是他思想的影子。

司马迁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但绝不是他的全部。一个成功的史学家，往往先具有敏锐而且敏感的触觉，而后有准确的反应和反聩，他是一个时代的测定器。其生存和生活的体验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还是撇下空泛的名词，一切从头说起，先谈谈他的少年。资料链接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为黄老之术。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游历东南寻史料

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司马迁道、儒、法学说的交锋

司马迁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龙门乡下，过着典型乡下小孩的生活：帮忙耕田、放牛，和带着泥土香味的玩伴们，与大自然亲吻、嬉戏，当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传的基础教育。汉武帝

在龙门西南方的首都长安，就在这十年中，也就是他五六岁的时侯，正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朝代的来临而忙碌，比他只大十一二岁的汉武帝登基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可能还弄不清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就算弄清楚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竟然就在皇帝身边做事，而且为这位皇帝做事。汉武帝是一位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绝对称得上是大有作为，但却又充满矛盾。他即位以后曾经自称平阳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当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为制止社会上流行的战国养士的风气，而果断地杀了关东大侠郭解。为了替先祖的受辱雪耻，他下令集中全国的兵力痛惩匈奴，但却怕死怕得像个未见过世面的小村妇，任一些江湖方术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且战且学仙”。他说：“我要是真的能像黄帝那样（长寿成仙），那抛妻弃子对我来说，就像脱鞋一样。”他常叹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点小过就滥加杀害。他常常因一时失察而酿成巨大惨案，而后又很后悔，最后则在痛悔中结束他的一生。

司马迁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个皇帝密切相关。汉武帝登基以后建立了中国帝王第一个年号，即“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登上人位之极，嫌不够，还要在历史记录上拔得头功。而事实上，透过司马迁的描述，他们两位还真具有不少相像之处。

在这里先说秦始皇的焚书，这一把火确实是令司马迁不方便，因为六国的历史典籍都被烧光了，这些是秦始皇下令焚烧的重点。惟独秦国本身的部分，由于刘邦打入咸阳时，萧何抢先去把图书资料抢救下来了，它还是完整的，所以有关秦的事情，《史记》记述得最为详尽。就《史记》的资料及叙事部分的比重而言是如此，可以说秦国在司马迁笔下复活了。但同样地，秦国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马迁的有生之年复活了。老　子孔　子韩非子

早在司马迁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汉文帝时代，在当时的大商业城市洛阳，冒出了一位天才，名叫贾谊。他提出用礼乐教化转移风俗、多建诸侯以削弱地方权力的“治安策”以来，道家的那件外套就显得有些无能，而儒家则有渐渐抬头的迹象。同时令人明显地发现，原来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某种意义而言只是一味地因袭，包括因袭秦所遗留下来的法律，差别只在不常用，没事时，就让百姓清静；真有事情发生，可是严厉得很。原来汉初的道家外套里，还是穿着法家的内衣，只是不常亮相而已。

贾谊要脱去道家外套并更换内衣的论调一出，马上引起那些主张黄老之术的大臣们的恐慌，可是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或从理论上去反驳贾谊，只是大骂“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然后冠给他一个“洛阳少年”的封号。这个封号今天看来好像还蛮好听，事实上，当时的意思是洛阳那种大商业城的小子，一个不守规矩的小混混，带有轻视鄙夷的意味。贾谊就这样被那批人阻挡在了首都之外，无法接近皇帝来伸展他的远大理想。

这是企图换衣的第一回合，失败了。可是，逐渐庞大的帝国，从无为到有为的需要，使这一类的改革冲突不断地发生。

到了司马迁的少年时代，前面之所以用“激烈的遭遇战”来形容，是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有趣的巧合和冲突：

第一，刚刚说的逐渐庞大的帝国，必须有所为才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正好在这个时候，汉朝最有为的皇帝上台了，这是时与人的巧合。

第二，汉武帝好大喜功，想有所作为，在各家治术当中，那个隐藏在黄老外套底下，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法家，自然是最适宜不过的。可是，秦代因崇尚法家，让人们疲累不堪，终而速亡的前例，使汉朝那些受秦暴政蹂躏的百姓的后代子孙，实在谁也不敢提倡法家之治。这个民意，汉武帝也没有胆量加以违背。想要又不敢说，想放弃又舍不得，是汉武帝这个人内心的冲突。

第三，姑不论汉武帝内心的冲突，他贵为一国之尊，当他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照理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可是按司马迁的父亲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不论什么家都没法改的“君臣父子之礼”却是汉武帝不得不遵守的。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他头上没死。如果窦太后在头上而不管事也就罢了，偏偏她在汉景帝时代就是窦氏外戚集团的首脑，诸事可是管得紧。而更令汉武帝烦恼的是，窦太后是坚决支持黄老之术的死硬派。资料链接窦太后窦太后像

窦太后（公元前205年～公元前135年）名漪，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人，出身于良家，吕后时被入选进宫。吕后挑选一些宫女出宫赏赐给诸侯王，每个王五名，窦姬也在选中之列。窦姬因家在清河，离赵国近，希望能到赵国去。她向主持派遣宫女的宦官请求，一定要把她的名字放到去赵国的花名册里。这个宦官在分派宫女时却把这件事忘了，把她的名字误放到去代国的花名册里了，就这样她去了代国。虽然这不是她的心愿，但到了代国，代王刘桓却非常喜欢她，先与她生了个女儿刘嫖，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刘启和刘武。

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时年约七十一岁。她去世后与文帝合葬于霸陵。

窦太后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拥附“黄老思想”的统治者，在她的影响下，西汉政权能继续由刘邦时期定下的“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精神，从而把西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孟　子

汉景帝时有个博士（博士始于战国时代，是政府中随从的知识分子，不负实际任务，属顾问性质，但工作内容很复杂，包括卜卦等帝王所喜好的事情，跟政治较无关系）名叫辕固生，窦太后因为喜欢老子书，有一天召他去问问题。辕固生说：“这（老子）不过是童仆之言而已（不足以治天下）！”太后听辕固生这么说老子非常生气，侮辱了他心爱的老子怎么得了。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里描写这段情节，说太后愤怒地命辕固生“入圈刺豕（豕，即是猪）”，应是刺野猪。这有点像罗马人的一种惩罚并娱乐的方式，犯罪的人在一个圈成圆圈的场子里头和猛兽相搏斗。斗胜了，算是走运，可以免罪；斗输了，就让猛兽给吃了。这时汉景帝在旁看出辕固生不过是直言冒犯了太后，实在不算犯什么大罪，就命人偷偷给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子，结果运气不坏，辕固生一刀就刺进野猪心窝而幸免于难。这样一个顽固而霸道的太后压在顶上，汉武帝实在也不敢太过于大刀阔斧，这是属于人与人的冲突及道与儒、道与法的交锋。

这三个巧合和冲突，如果再加以排列组合，那就热闹得很。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来看看汉武帝是怎么处理的。

他一上台就下令大臣们负责推荐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贤能人士，言明“申韩（法家）苏张（纵横家）之言，乱国政者”不在推荐之列，黄老则碍于太后，暂时不敢列入禁止范围。结果，董仲舒等儒者被选用了，可是因为顾忌太后眼色，只好先把他们安置在地方政府。董仲舒被分派到汉武帝哥哥的王国里。诚然，他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已有了妥当地化解办法，那就是决定改用儒家外套。为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有个令他害怕的诤臣汲黯，曾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句话正好一语道破他决定尊儒的真正动机。汉武帝想利用迂阔但高谈王道并且重礼制的儒家学说，来掩饰他“多欲”的内心。一方面可获得重仁义、行王道的美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天下人“谈秦法色变”的排斥力，以行尚武、尚法之实。这真要感谢司马迁据实直书，把骂“当今天子”的话也照实写下来了，否则，要知道他的真面目还真怕证据不足呢！

到了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即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大概窦太后已经体弱力衰，事情管得少了。于是，汉武帝进行了第二个步骤，在他手下的顾问组织里，设置“五经博士”，换句话就是“儒学博士”。不过，顾问组织里本来就有的其他各家各派博士仍然存在。

第二年，窦太后一死，这个属于人的冲突因素就完全冰释了。就在这一年他把不是儒家的其他博士，全部予以遣散，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从此，儒学成为中央政府正式标榜的正统学术，而“博士”的职务也由原来的旁门杂流加以制度化，专门研究历史和政治，而且由能够“通经致用”的学者担任。他们没有实际政务，但可以参加“廷议”（政务会议），开创了学术指导政治的通道。

不管汉武帝内心如何想，有没有诚心真正去运用，但这个制度是个建设性的制度。还有，后来在博士底下，设有弟子员五十人，每年都进行考核，能通过一部经以上考核的，就可以派职。成绩好的则可以为“郎”（天子的侍从），从而开通了由读书通往从政的途径，为人才的吸收及人事行政立下了一条较为公平合理的制度。

也许就是受这种划时代的背景影响，崇尚黄老的司马谈，也配合适应政策环境，让司马迁接受儒家教育。司马迁自己说他十岁的时侯，开始学习古文，古文当时是指秦代篆书以前的“蝌蚪文”，在当时已经被放弃不用。他学习这种文字，与这个背景有没有间接关系，不得而知。一般认为，在他六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开始担任太史令。十岁的时候随他父亲住到长安。这样一来，司马迁开始接触到京城内刚刚飘起的儒学风气。同时，在父亲身边直接受父亲的教诲。他的古文基础对他日后的考订史料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古文资料较为接近当时的古代，比较可以信赖。也因此，司马迁才有办法把秦汉以前的历史整理出来。

五六岁到十岁的司马迁，乘着“儒风”来到长安。就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渐地可以发现，这阵“儒风”吹过以后，下的竟然不是“儒雨”，而是尚武尚法、内心向欲的“秦雨”。当他八岁那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的特使张骞，奉命出驶到西域去，目的是要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汉帝国已经准备舒展它的筋骨。司马迁马上要进入一个热闹而且令他目不暇接的场面，他会为这种事非常高兴，并对前途充满了憧憬，但也因此，他将向着他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一步一步地靠近。资料链接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最根本和最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儒生董仲舒在汉初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孔　子

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的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情，成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下诏批准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儒学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道家思想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至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德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是道家思想信徒弟，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的评价。

司马谈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代淮南王刘安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衰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从此不再成为中国主流思想。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中，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志》中，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它们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流学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司马谈所说道家，主要指黄老学派。

一般认为道家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幻想通过各种养生修炼而达到长寿不死，“因而开创了中医养生学”；或从考察养生学源流的角度说：“寿命的无限延长说”，即源自哲学特别是老庄学说。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强调指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研究道家思想体系“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但他也同样认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道家迷恋于肌肉坚实、肤色丰美的青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能够用以遏制衰老过程或返老还童的技术。”可见，李约瑟乃至许多科学史家都自然而然地将追求不死成仙的思想和服食、导引、房中、行气等各种具体养生方法的起源归之于道家和道家思想体系。法家思想

封建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封建社会“礼”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统治者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家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

法家是先秦各哲学流派中最后出现的一派，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当今世界。古代的人民比较淳朴，是由当时物质条件的低下所造成的，但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于当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曾对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评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商鞅也提过：“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

司马迁十几岁之时，汉朝整个国家的“质”，真正朝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变化了。窦太后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汉武帝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最令汉武帝难以忍受的，就是汉朝开国以来，一直在北方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匈奴。以“建元”对抗“始皇”的汉武帝，尤其没法忍受高祖开国以来的版图比秦始皇时代要小了许多。

司马迁十三岁那年（公元前133年），朝中的大臣为了对匈奴主战或主和，发生了激烈争辩，最后当然是主战派获胜。他们设计的第一仗是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加以歼灭的战术。因为他们分析对方的优劣：匈奴马匹好、骑术好；而汉军则兵器好、行阵严整、善于步战。所以他们选择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西北）进行诱敌聚歼的部署。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这样描写这次战役：汉军先派遣一位老翁聂壹，让他违反法律出塞，与匈奴作交易。然后，假装投降于匈奴，让匈奴单于（广大的意思，是匈奴人的首领）领兵来抢夺马邑财物，汉军三万大军就埋伏在附近的山谷里。结果，单于领了十万骑兵还没到马邑时，发现一群牲口布满郊野却没有人看管，由此起了疑心，并迅速撤退回去了，这使汉军的计谋也落了空。

从此，汉朝和匈奴断绝了两国交往。匈奴对汉朝也有了较高地警觉。于是，汉朝对匈奴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从而展开了数十年的战争。十三岁以后的司马迁就这样耳闻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役接连发生。他描写战争的手法及遣词用句，可以说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超过他。或许跟他身处那种环境中听多了也有关系吧。

这个时期，汉朝出了不少名将。而很显然地，与汉初高祖时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是汉初那些跟随高祖而兴起的淮泗军人集团，已经凋谢殆尽。目前这些关东军人的后裔，大多不会打仗，汉武帝只好借重素来善战的关西人，也就是秦人的后代，来实们他好大喜功的计划。不过，他仍然秉承高祖以来压抑关西军人的传统。虽然借重他们执行任务，可是掌握指挥权或是兵团的统帅，一律由外戚担任。卫　青

公元前129年（司马迁十七岁），匈奴侵犯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南，它东南方不远就是现在的北京），结果被汉军打败了，汉朝获得了对匈奴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这次战役的指挥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卫青将军。他是个外戚，但说起来，以后世的眼光看并不是多光彩的外戚。有人说，司马迁对汉朝的君臣，似乎喜欢揭他们的疮疤，尤其是对一些得意之人，更是不客气。像汉高祖的流氓作风以及后面要提到的一些宫闱隐私等，他是毫不留情地加以记录。隐约之间，似乎在说：“这一批人也会统治天下？”尤其后来他受了汉武帝给他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人们都怀疑他是在进行报复。当然，人难免会受情绪影响，这种说法也有几分真实。不过，就还没有人能指出他为了报复而作一些纯属捏造的记录的情形来看，他仍是个绝对有良知的史学家。他揭的疮疤既然无一不是事实，那么，他是不是报复也就无所谓了。甚至，何不说，他的揭疮疤是在对“虽然是这样的人，也是可以有机会统治天下，或为国奋斗”的肯定吧。

像这位卫青将军，他发达的时候，司马迁已经是青年人了。有关他的许多传说，司马迁必定是听了不少，而且已有办法分辨其中的真伪。霍去病《卫将军骠骑列传》一开头，就写到卫青的出身：“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今山西临汾，属关东），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在平阳侯家里担任管家，平阳侯是曹参的封号，此处所说是他的曾孙），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原来，卫青是他父亲郑季，与平阳侯家中一个姓卫的仆妾私通而生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姓卫，究竟是她的本姓，还是她丈夫的姓，司马迁没有说明，只说这个卫媪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有的孩子姓卫，有的孩子姓郑，可是后来这五个孩子里出了一个皇后卫子夫，所以与郑季所生的小孩，包含卫青在内，就一律冒姓卫了。卫子夫的姐姐叫少儿，后来也学他母亲，与平阳侯家一位姓霍的管事私通，也生了一个贵子——青年将军霍去病。所以算起来，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而两个人都是私生子。霍去病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即他父亲正妻所生的孩子，也是个大贵人。他就是汉武帝驾崩后，遣诏辅佐汉昭帝的大将军霍光。

这家人两代私通，却出了一批贵人，影响汉朝军政竟然达到六七十年的时间。论到他们凭以贵震天下的关键就是卫子夫当上了皇后，当时有歌这样唱：“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司马迁也有详细地叙述，有人说这也是故意揭疮疤，现在就来看看司马迁又揭了什么疮疤。

说到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就要讲到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而平阳公主之所以和立卫后牵涉在一起，又是学汉武帝与平阳公主的姑妈长公主嫖的做法。讲到长公主嫖的做法则又牵连到汉武帝当年成为太子的经过，得先看这一段，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怎样，是否故意要让汉武帝和卫、霍二将军难堪呢？

汉武帝的外祖母叫臧儿，原先臧儿嫁给王仲，生了一个名叫王信的儿子及两个女儿。后来王仲死了，臧儿改嫁给姓田的，又生了田蚡和田胜。这样一来，臧儿就有了五个小孩，三男二女，其中大女儿就是汉武帝的母后王夫人，臧儿把她嫁给金家，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后来臧儿去算命，说是她的女儿将来贵不可言，臧儿竟然硬把王夫人从金家夺回来，也不管金家反对，就把王夫人送到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宫中。这个毁过婚、生过小孩的王夫人，果然像算命先生所说的一样，获得了汉景帝的宠爱，生下三女一男，这个男的就是汉武帝。不过这时他还不是太子，汉景帝共有十三个儿子，他排行第九，皇后也不是王夫人。那么，他又是如何爬上去的呢？这功劳要归汉武帝的姑妈，即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汉朝皇帝的姑、姐和妹叫长公主，唐朝时则其姐妹叫长公主，其姑为大长公主，以后历代同）。原来汉景帝非常听嫖的话，而嫖最会为汉景帝介绍美女，并且最能合汉景帝的心意。

当时的太子叫刘荣，他的母亲叫栗姬。她对长公主嫖老是为汉景帝介绍美女感到很不满，嫖又是个很会打算的女人，她不但巴结汉景帝，而且还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太子，栗姬当然不肯。嫖就转向受宠的王夫人，王夫人一口就答应，于是王夫人的男孩（即汉武帝）就娶了他姑妈嫖的女儿。从此，嫖使出浑身解数，一有机会就在汉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尽量赞扬自己的女婿汉武帝，结果很有效地使汉景帝讨厌栗姬和太子刘荣，最后废了刘荣，改立汉武帝刘彻为太子，并立王夫人为皇后。等到刘彻即位，嫖就称心如意的做了皇帝的丈母娘。

可惜，偏偏嫖的女儿不会生育，她总不能为自己女婿介绍女色吧！这个时侯，倒是有人接了她的棒，那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即平阳侯的夫人，她学嫖的方法取悦她的皇帝弟弟，人家是养士三千，她是养美女数十名。当汉武帝到她家的时候，她就让那些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美女出来见汉武帝，结果平阳公主刻意安排的美女，汉武帝一个也看不上，却看上了一个歌女，并在那里更衣的时候就“得幸”了。于是，平阳公主就意外而充满希望地把这位歌女送到宫中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抚着她的背说：“勉之，即实，无相忘。”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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