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篱子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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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试读：
前言
一本书的智慧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个人的一生又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封建历史的进程。
这本书就是《素书》。《素书》的作者黄石公，是一位秦时的世外高人，他传给张良的这本书，词语虽然简略，但含义却很深邃，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也不一定能超过他。他知道秦朝就要灭亡，汉朝即将兴起，因此把《素书》传给了张良，让他替天行道，帮助刘邦灭秦兴汉。
张良是战国时期的韩国人。秦始皇为一统天下而灭韩，张良为报灭国之仇，于公元前218年组织一干人马密谋刺杀秦始皇。但由于计划不周仓促行事，整个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秦始皇毫发无损，张良却被迫远走他乡亡命天涯。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给年轻的张良大致地勾勒出性格的轮廓：血气方刚、做事冲动、有勇无谋。显而易见，以他此时的品性和做事能力，很难成就一番真正的伟业。
转机就在张良沦落到一个叫下邳的地方时出现了。具体的过程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张良在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合遇到了一个老人。经过了种种苛刻的考验，老人认定张良“孺子可教矣”，遂收其为徒，将一卷帛书交予其手，并另行交代：读此书者可为帝王者师，十三年后你再到济北的谷城山下找我（“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与济北谷城山下”）。这本书正是《素书》。
此后，老人虽再不曾出现过，但《素书》中博大精深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智慧却彻底地改变了张良的命运。熟读《素书》后的张良，由一介莽夫成长为一个精通进退方圆之道和运筹帷幄之法的谋略大师。在得到刘邦的赏识重用之后，他把《素书》中的智慧灵活地运用于攻城略地安邦治国的实践中。“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刘邦深知，自己之所以能推翻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打败楚霸王项羽，开创这大汉盛世，张良绝对功不可没。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受《素书》的影响，在功成名就之后，张良急流勇退，从而避免了如韩信、彭越、英布等一干功臣那样被卸磨杀驴的下场，使得自己的一生得以保全。
在张良得到《素书》的十三年后，他如约到济北谷城山下拜访恩师，但是那个神秘的老人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出现。为了聊表报答之恩，张良从路边捡了一块黄石作为恩师的化身供奉在家。《素书》的作者“黄石公”便由此而来，其真实的姓名世间已无人知晓。
黄石公的《素书》并不是什么浩渺巨著，其内容共分六章，共计1360字而已。这短短的1360字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尤其对复杂的人性把握得可谓入木三分，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观察得细致入微。《素书》中的内容不仅包含治国安邦大谋略，更有修身处事、为人之道的“小智慧”，每一句箴言都是切中要点，一针见血，读来如醍醐灌顶、豁然顿悟，其对人生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值得我们每个人读上一读。
只可惜，历史记住了张良，记住了刘邦，记住了大汉王朝，却把《素书》忘在了脑后，以至于在张良死后的几百年人们都不知《素书》为何物，几乎失传而绝于人世。
如今，我们将《素书》精妙加工提炼，编撰了这本《诡智一本经：素书》。我们在《素书》原文的基础上，加上了详细的阐释，以利于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张良只用了《素书》中的些许智慧，就推翻了秦王朝，打败了项羽，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可见本书价值之大。今天，你如果能领会《诡智一本经：素书》中的精华奥义，进而有所发挥，灵活运用，必将会对开拓未来美好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帮助。
第一章原始——立身成名的根本问题
一个人立身成名的根本是什么？黄石公的答案是：天道、德行、仁爱、正义和礼制。这五个方面既是为人处世的落脚点，更包含着立身成名的大道理。
构建人生格局的五种思想【原典】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译文】
道、德、仁、义、礼这五种思想是浑然一体、缺一不可的。黄石公是与鬼谷子齐名的谋略家，《素书》是一部权谋的经典著作，但本书开篇讲的却是似乎与谋略无关的仁义道德。这是因为在黄石公眼里，道、德、仁、义、礼是统摄一切权谋的纲领，是最高境界的谋略。
现在一讲到道德、仁义、礼节、信用，有人常常嗤之以鼻：靠这些陈词滥调能成事吗？成功需要的是勇气、智谋和机会，看看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我们并没完全见到所谓“道、德、仁、义、礼”的力量。
这些人的看法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浮躁心态：急于求成，为此不惜弃道德的约束于不顾。但显然这是一种浅见，是缺乏做人修养的表现，因为大凡这种人，不论曾经拥有多么耀眼的光环，也注定只是过眼云烟。
在我国传统思想中，道、德、仁、义、礼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体系，应该系统地去认识。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道、德、仁、义、礼是古人日常修养的五个具体标准，历史上许多在政治、军事、人文等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依靠对这五个方面的严格要求和自我修炼，而达到令人仰视的高度，从而彪炳史册。
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曾子学习勤奋，很快便有所成就。为养活父母，曾子曾经在莒地为官，而后他又收徒讲学。据《孟子》记载，他的弟子有七十多人，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就是他的学生。
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不是曾子自省的内容：为人谋是否忠，与朋友交是否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已掌握，而是探讨其“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精神。追求外在成功也罢，精神为外物所累也罢，无论何时自省精神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一日三省吾身”，这句话所体现出来的自律精神，是每一个有志于做有“档次”的人，并成就一番事业者所必须学习的。做不到这一点，“道、德、仁、义、礼”也就无从谈起。
明代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张瀚初任御史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就给张瀚讲了一则乘轿见闻。说他某一天乘轿进城办事时，不巧遇上了雨。而其中有一个轿夫刚好穿了双新鞋，他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此后他就再也不顾惜自己的鞋了。王廷相最后总结说：“处世立身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你一不小心，犯了错误，那么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所顾忌了。所以，常常检点约束自己，是一个人必修的功课。”张瀚听了这些话，十分佩服王廷相的高论，终身不敢忘记。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往往就放松了戒备。反正“鞋已经脏了”，一次是脏，两次也是脏，于是便有了惯性，从此便“不复顾惜”了。有些人，起先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偶然一不小心踩进“泥坑”，经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便从此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这都是因为不能事先防范而造成的恶果。
不慎而始，而祸其终，这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做到一直“不湿”，似乎也很难。一些人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会设置种种陷阱，包括利用“糖衣炮弹”来百般诱惑，让你“湿鞋”。
世界充满了诱惑，有时候，仅仅依靠人自身的意志作抵抗是不够的。由于“病毒”的无孔不入，所以必须经常性地给自己打“预防针”，并且应随着“病毒”的升级而更新换代。其实，大多数人缺少的也正是这种自我省察和约束的精神。让自己做到这一点，为自己的做人做事打造好优良的“软装备”，就等于迈出了超越一般人的了不起的一步。
顺其自然而生，逆道而行则亡【原典】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译文】
天道是世间万物存在和发展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和运行规律。我们以前常说“人定胜天”，认为只要努力没有办不到的事，可是事实证明，有时人类只能顺应自然，而不可能去战胜它、逆转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果树嫁接，但是我们不能让一头牛的角上长出苹果来；我们可以人工降雨，可是我们不能控制一场海啸的发生；我们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但是不可能让1亩地里长出1万斤粮食来。
也就是说，我们尽可以利用大自然的馈赐，可以用人类的聪明才智去创造一些东西，但是不可能完全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不能逆“道”而施。否则就会自取灭亡。
什么是自然？老子所讲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没有“外力”影响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在来理解，它既应包含所有“自然”的存在，也应包括“自然运行的规律”。可是，自然既然是至大无外的话，有什么能成为“外力”而使之“不自然”呢？
黄石公所云之“天道”其实就是自然之力。
我们常说的自不自然的概念其实是针对人类自身而言的，是从人类角度出发的。人，自有文明以来，也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既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时常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以至于将自己看成一个能够影响“自然”的外力。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么？
有的人认为，人类无须敬畏自然，更不必顺天。
但是，在人类制造了工具，有了一些发明，有了科学发展之后，开始提出人定胜天这类的口号，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以人为本”。结果如何呢？
因为“以人为本”，树木被滥砍滥伐，野生动物被屠杀，地球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类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有什么道理不去顺应自然而非要以我们人类为本呢？
的确，许多天灾实为人祸，是因为人类的活动为自然环境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
其实自然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中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还有其他的物种。
当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考虑的不能仅仅是人类自身，否则就会被其他的“兄弟姐妹”所抛弃。
我们提倡敬畏自然，是要顺“道”而行，因为“道”是万物之所由。我们说敬畏，重点在敬，而不是畏，是要以深厚的现代环境科学作为支撑趋利避害，明了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善待我们的环境，同时摒弃自以为能够对自然为所欲为的思想，以及对人自身的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才会“得之者生，顺之者成”。《易经》云：“在天成事，在地成形，变化足矣。”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天地间没有不变的事情，万事万物，时刻在变，变是“天道”的法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想成其所事，个人的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顺守天道，顺其自然，尊重现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以变应变更是关键。
大道无术，若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味偏激和固执，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只能为自己增添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带来无穷的失败和灾难。即使是神机妙算、被国人誉为智慧之神的诸葛亮在遇到挫折时也不能不仰天慨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我们都不难见到有些人或愚昧无知、意气用事，或匹夫之勇、不自量力，或骄妄轻狂、倒行逆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功不成名不就，落得个身败名裂，有的更为自然带来破坏，为社会带来损失，为他人带来灾难。这些人，除了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就是悖时势，逆天道。
有德者一定会有所得【原典】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译文】
德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的品行操守，德促使人们依德而行，使一己的欲求得到满足，唯有“德”才能有所得。从宏观角度来讲，德就是让世间万事万物各得其所欲，各展其所能。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一个有道德的人绝不会孤单，肯定会有人与他在一起。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的有德之人生活在人群中间。
也就是说，一方面，有道德的人自己有修养和风范，自然会影响周围的人，吸引周围的人与之成为朋友。另一方面，有道德的人既已献身于道德学问，就会耐得住孤单和寂寞，即便暂时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也会在道德学问中，在先贤的思想和人格中找到神交的朋友，这样，他也不会孤单。说到底，因为道德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发展的，所以，有道德的人也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会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事业伙伴。
而这些，不恰恰是成就伟业最急需的“本钱”吗？
德行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身边的人，有德之人必有所得：大德得天下，小德得朋友。
战国时期，魏国的公子信陵君最爱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当时有一个年过七十却只做了个看守大梁东城门的小吏的隐士，叫做侯嬴，他家境贫寒，但颇有才华。信陵君很希望将他纳入自己的门下，于是亲自去拜访侯嬴，并馈赠于他极为贵重的礼物。但令信陵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侯嬴竟然婉言谢绝了。
一天，公子府大摆筵席。当酒席摆好后，信陵君带着随从亲往东城门迎接侯嬴。侯嬴也不谦让，直接坐到信陵君的身边，企图用自己的傲慢无礼激怒信陵君。而信陵君却亲自驾驶马车，态度丝毫也没有不恭敬。刚走出不远，侯嬴就对信陵君说：“我有个朋友在屠宰场，您能送我去看他吗？”信陵君毫不犹豫地就将车赶到了屠宰场。
侯嬴见到自己的朋友朱亥后，故意把信陵君晾在一边，而自己却和朋友谈话。侯嬴一边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信陵君的反应，他发现信陵君的脸色更加温和。因为信陵君的亲朋好友都在等着他回去开筵，他的随从都暗骂侯嬴不识抬举，市井之人也都好奇地观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可信陵君自始至终都和颜悦色。
来到公子府，侯嬴被信陵君请到了上座。信陵君还向他介绍了在座的宗室、将相，并亲自向他敬酒。直到这时，侯嬴被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德行，完全打动和折服，并最终为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行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信陵君能够招揽到侯嬴，与他的品行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一个人道德品质和修养的高下，是决定与他人相处得好与坏的重要因素。道德品质高尚，个人修养好，就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友谊；如果不注重个人道德品质修养，就难以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交不到真心朋友。我们身边就不乏这样的人：有的人看自己一枝花，看别人豆腐渣，处处自我感觉良好，盛气凌人；还有的人一事当前往往从一己私利出发，见到好处就争抢，遇到问题就相互推诿，甚至给别人拆台。这些人在生活中之所以难有朋友，归根到底，就是在自身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方面出了问题。
仁者总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原典】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译文】
仁是人所独具的仁慈、爱人的心理，仁使有志于天下的人互相亲近，人能关心同情他人，各种善良的愿望和行动就会产生。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两百多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韩愈说“仁”就是“博爱”。“仁”是一种内心的人生观、世界观，要求发自内心地爱自己、爱家人、爱乡里、爱国家乃至爱天下。但这种爱不是没有原则的滥爱，而是看到别人好，你要爱他，看到别人不好，你更要爱他，以此把他感化过来。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里仁并不是说要住在仁人堆里，而是要怀着一颗仁心，以仁的标准来要求、磨炼自己。仁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能涤荡你心中的尘埃，还你一颗活泼纯净的心灵，让你活得潇洒，活得自如，活得理直气壮，活得无愧于心。
关于做人之“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别人着想”。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许多事情都可以顺利地解决，这个世界就会拥有更多的关怀。生活中的很多误解和隔膜实际上都是由于人与人的生活状态存在差异，因而造成的思维角度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有一颗充满仁爱的心，言行充满人情味，不但能给他人带来温暖，也会令自己的人生顺风顺水。
东汉的袁安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人。有一次，鹅毛般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天放晴了，应该是扫雪的时候了。这时，洛阳的地方官下去视察，发现家家户户都出来扫雪。可是，走到袁安家门前时，看见雪地上连脚印都没有一个，官员们怀疑袁安是不是在家里冻死了，急忙命人将他门前的雪扫开。走进屋子，看见袁安在家里直直地躺着。地方官问他为什么不出去，且还可向亲友家借点粮食，袁安说：“这样的大雪天气，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我怎么好去打扰人家呢？”地方官认为他很贤德，就举荐他当了孝廉。
为自己谋取方便似乎是人们的天性，能够将别人放在自己心上来考虑的人，无疑是道德高尚的人。袁安因为怕妨碍别人就不出门扫雪，真可称得上是君子的行为，无怪地方官要把他举荐为孝廉。人在顺境中往往会沉浸在自己的快乐生活中而忽视他人的苦难和不幸，袁安却超脱于个人的情感之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同样需要帮助的人，体现出他高于常人的境界。
北宋名臣张咏，官至吏部尚书。
一次，他办完公事回到后厅，见一名守卫正在熟睡。张咏就把他叫醒，和气地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果然，那人闷闷不乐地说：“我母亲病了，哥哥外出很久了也没有音信。”
张咏派人调查，证实守卫说的是实话。
第二天，张咏派了一个仆人去帮助守卫照料他的母亲，帮他把事情安排好，守卫感激不尽。
事后张咏说：“在我的后厅怎么敢有人睡觉呢?这人当时睡着了，一定是心里很愁闷，所以我才询问他。”
像张咏这么有人情味的领导，下属能不愿为他尽力做事吗?的确，在生活中，一个充满人情味和有爱心的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其地位高低，都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可以说都不会有过不去的路的。
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否则，不但有道德上的污点，更是做人策略上的失败。一个人，尤其是作为领导者，一言一行都应该带有令人亲切的人情味，多为他人着想一些。这不但能问心无愧，同时也会给自己增加“人气”，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尊敬和拥戴。
正直守义是为人间正义【原典】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世。【译文】
所谓义就是人们的行为要合乎事理，无论做什么都要合乎事宜。以此来奖赏善者，惩罚恶人，继而人心所归，建功立业自然水到渠成。从另一个角度讲，义还是一套衡量人们的言行是否得“道”的标准，合乎这个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违背这个标准，无论是天道还是天理，都难容其立身处世。
不论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人们对奉行仁义的人都充满了敬仰和爱戴。因此，在古代就出现了“仁义大侠”、“仁义之师”之类的称呼。老子对待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后来，孟子对老子的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爱仁者人人爱之，敬仁者人人敬之”。
汉朝著名的学者董仲舒也很支持老子的这一观点，在《仁义法》中，他讲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而不在正人”，意思就是首先是要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讲正义首先从自己做起而不是要求别人。
清朝学者吴敬梓讲“以义服人，何人不服”，就是指以仁义来服人，谁又会不服呢？
历史上有名的“强项令”(硬脖子县令)董宣，在自己的岗位上，嫉恶如仇，不畏强权，为惩办凶顽，连皇帝都敢顶的精神，就是坚守道义立身立世的有力证明。
董宣字少平，东汉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人。他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光武帝建武初年，董宣做了几任县级官员，颇有政绩和清名，后又被提升为北海国相。
在他年近七十岁时，又被调任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京师的豪门贵族常常依仗权势，枉行不法。董宣任洛阳令，执法如山，蔑视权贵，对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敢于惩办，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有个恶奴，狗仗人势，青天白日在洛阳西市杀人，然后躲进公主府内。洛阳府衙的吏役们谁也不敢进公主府中捉人，杀人犯在公主的庇护下，竟逍遥法外。董宣决心要惩办凶犯，伸张正义。他不露声色地暗暗派人监视凶手的动向，寻找时机，缉捕凶手。那个凶奴在府中躲了几天，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以为没事了，就大着胆子坐上公主的车子，随公主一起到城外去游玩。董宣探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人抄近路赶到公主车马必须经过的夏门亭。当公主的车马一到，董宣手持利刃，突然往路中一站，迎面拦住公主的车，湖阳公主大吃一惊，怒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拦住我的车马?”
董宣镇定地回答：“禀公主，我是洛阳令董宣，特来缉拿在逃的杀人犯，请公主马上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根本不把小小的洛阳令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傲慢地责问：“董宣你身为县令，不顾朝廷的法度，竟敢手执凶器，拦劫我的车马，该当何罪?谁是凶手?!”
董宣见湖阳公主以势压人，异常愤慨，强压怒火，义正辞严地说：“公主，你家法不严，致使家奴无视法律，胆敢在闹市上无故杀人，本来就有一定的责任，现在又公开庇护杀人犯，更是错上加错!自古以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你的家奴!请速速交出凶手！”
湖阳公主见董宣毫不相让，一点不讲情面，不由恼羞成怒，十分蛮横地说：“就算我的家仆伤了人命，如果我不把他交出来，你敢怎么样?”
董宣听了，勃然大怒，喝令身后的差役，从公主的车上揪下那个杀人恶奴，就地正法。湖阳公主被这个场面惊得三魂出窍，立即调转车头，径奔皇宫，哭哭啼啼到皇帝那里去告状。
光武帝刘秀九岁就失去父母，从小靠姐姐拉扯着长大成人，所以他对湖阳公主感情特别深。他听说姐姐遭到董宣的“凌辱”，不由大怒，立即派人把董宣传来，不容分说，喝令近侍将他拉出去打死，董宣毫无惧色，从容地对刘秀说：“请陛下允许我临死的时候说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刘秀怒冲冲地喝道。“陛下以圣德而中兴汉室，现在却袒护姐姐纵奴杀人，今后还怎么治理天下，用不着别人动手，让我自己结果这条老命算了！”董宣说罢，就以头猛撞殿柱，顿时血流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有所醒悟，又见董宣如此刚烈，不由暗暗佩服，怒气渐消，马上命殿上的小太监拉住他。
为了照顾公主的面子，刘秀对董宣说：“你要是现在给公主叩头赔罪，我马上释放你。”“依法办事，何罪之有！”董宣坚决不答应。
刘秀见董宣如此固执，弄得自己也无法下台，不由心头怒火又起，喝令侍从把董宣推到公主面前，用手强按他的脑袋，逼着他叩头。不料董宣两手用力撑在地上，就是不低头。公主见了，窝了一肚子火，转过身来激刘秀说：“文叔(刘秀的字)从前做平民百姓时，家里窝藏亡命，官府明明知道，也不敢登门过问。现在贵为天子，操生杀大权，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治服不了吗？”刘秀深深地被董宣的不屈精神所打动，笑着对湖阳公主说：“正因为我现在身为天子，所以做事才不能胡来。”立即下令，释放了这位“强项令”。
从此以后，洛阳城权豪缩颈，恶霸敛手，京师肃然。
董宣并不是显官宿儒，也不是几朝元老，不过是个普通的郡县官员，光武帝为什么不杀他，甚至奈何不了他？老百姓又为何如此拥戴他？原因既明了又简单，在于他为官以节操和道义为本。正是这种“义”让他为人正气凛然，不畏权势，执法如山；正是这种“义”，威慑了刁顽恶徒，感动了平民百姓；也正是这种“义”，使他名垂青史，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佩和称颂。
日行千里的良马，其力固然可观，但与它的内在的品性相比，则不足论，千里马更可贵、更可赞的是它那识途、护主的高尚的道义。同样，“义”乃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帅与主心骨。离开道义的建树，事业就失去了稳固的根基，如艳丽一时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义的约束和指导，无论你有多么卓越的才能，也不会有令人称颂、经天纬地的成就。
礼多人不怪【原典】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译文】
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人人必须遵循礼的规范，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按照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所排列的顺序行事。礼，从大的方面说就是社会各种制度，包括等级制度、宗法关系、礼法条规等，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个人行为准则、礼仪规范。在封建社会，这些条条框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其法律效率相当于今天的宪法。
以“礼”治国是儒家一直倡导的基本精神，而这种礼制恰恰很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求，所以很盛行。
那时的很多人都认为治国应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并且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诸葛亮可谓是整部《三国演义》中最具亮点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评价颇高。陕西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有一副赞扬诸葛亮的对联：义肝忠胆，六经以来二表；托孤寄后，三代而后一人。很显然，这是对诸葛亮历史功绩的夸赞。但人们对于诸葛亮的认识却更偏重于他的计谋和为人处世方面。也可以说，人们更欣赏他的为人及处世智慧。
虽然在很多时候诸葛亮的礼数并不是最周全的，甚至有的时候在刘备面前还有点越俎代庖的嫌疑，然而有一次，他的礼数可谓是恰到好处。
在联合抗曹取得了一定胜利的时候，蜀、吴两家却为了荆州闹了起来。然后诸葛亮定计“三气周瑜”，使周瑜气绝身亡。当时，东吴上下对诸葛亮可谓是恨之入骨，欲杀诸葛亮而后快，两家的盟友关系也面临着分裂的严峻考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诸葛亮却亲自到柴桑口为周瑜吊孝以尽礼仪。当然，诸葛亮也不是没有准备、只身前往的，他也知道倘若自己有丝毫差错，必然会有去无回。因此他带上了威震长阪坡的赵子龙，以确保他到柴桑口之行的人身安全。
接着，诸葛亮才设祭物于灵前，亲自祭酒，跪在周瑜的灵位前，开始宣读祭文。祭文写得感人至深，诸葛亮在宣读完祭文之后，伏地大哭，泪如泉涌。他的表现令在场的东吴将士无不为之感动，甚至人们对于周瑜是否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产生了质疑，哪里还有报仇的意思？
这次祭拜，不管是不是发自诸葛亮的真心暂且不说，但是诸葛亮的礼数到了，而且诸葛亮祭拜的目的也达到了——不但消除了东吴诸人对他的恨，也修补了蜀吴两国合作的裂痕，真可谓是一举两得。“礼”自古就是受人推崇的道德，人们一直将“礼”看得很重。《礼记·冠义》上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当然，封建社会的很多五花八门的礼数都是徒有其表，可以借鉴，但并不值得极力推崇。但是，我们国家毕竟是礼仪之邦，所谓“礼多人不怪”，平时做个知书达“礼”的人还是不无裨益的。“礼”是出自对人的敬重，而透过内心的倾慕和外在的尊崇表达出来。若对人没有那种敬重之心，即使表面的功夫做得有多出色，那都是假的，并不可说是礼，只能说是虚礼；相反，只要对他人产生敬重的心，不论你有否向人行“礼”，这已是真真正正的礼了！所以说，礼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礼”，也正是由于忽略了它们，才使得家庭矛盾升级、朋友关系紧张……从而导致一系列隐患的产生。《左传·僖位公三十三年》上记载，春秋时一个叫冀芮的人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把午饭送到田头，恭恭敬敬地双手把饭捧给丈夫。丈夫庄重地接过来，毕恭毕敬地还礼后才用饭。妻子在丈夫用饭时，恭敬地侍立在一旁等着他吃完，收拾餐具辞别丈夫而去。这件事被当时晋国的一个大夫看见了，传为佳话。《左传》上记载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人们作为“相敬如宾”这个成语的故事解释。在我们看来，夫妻间应该少些礼数，但是必要的礼数却能够增加彼此间的亲密度，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同样的道理，朋友、兄弟间倘若多一些礼数，也会减少那些没必要矛盾的产生；上下级间倘若多一些礼数，也能形成一种融洽的工作氛围，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原典】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译文】
凡是想要有所成就的人，对于道、德、仁、义、礼这五种思想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德、仁、义、礼作为一种内心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既是做人之德，又是做事之器。我们常可以在生活中见到这么一种人，他们态度蛮横，行为霸道，恨不得将所有的好东西都据为己有，但他们又真正得到了什么呢?而有道、德、仁、义、礼这五种美好品德的人，虽然他并未成心有意地去索取，但上天并不负于他，那些理应属于他的，以及他所配得到的东西，都会尽其所用，伸手可及。
朱熹《朱子语类》中有云：“圣人之德无不备，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从后谦退不自圣之意，故人皆亲信而乐告之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人的立世之本，是任何代价都不能换取的。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就必须在内心深处具备道、德、仁、义、礼这几种美德，要时刻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仅是追求虚名。
道德是人们生活及其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准则和规范。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是具有个性的。但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就必须自觉地遵循社会的道德准则与规范。
然而，大千世界，世象纷繁，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有的人豁达大度，有的人斤斤计较，有的人积极进取，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坚持正义，有的人颠倒是非……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很多，但都与他们道德品质的优劣高下有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应正确判断孰是孰非，不断提高道德品质的水准，自觉地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
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文人，但后来形势需要他做湘军的统帅，他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做得比当时很多的专业军事将领要好，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人格修炼。
大事业只能是人格完善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要立志做大事业，则只靠技能不行，还要注意人格的修养。
东汉时，羊续在南阳做太守。南阳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温暖，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发达。由于这里的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难免奢侈浮华。特别是地方官府中请客送礼、讲究排场、讲吃讲喝的风气尤为严重。看到这种情况，羊续十分不满，他决定要移风易俗。但要改掉一些不正之风，必须先从官府和为官者入手。羊续觉得还是先从自己这个做太守的人做起，比较好。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很大的鱼来看羊续。他为了让羊续收下他的鱼，就说这条鱼不是买的，也不是向别人要的，而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从白河里钓上来的。接着他还向羊续介绍了南阳的风土人情，并极力夸赞白河鲤鱼味美可口。他还说，自己决不是拿这条鱼送礼，而是出于同事之间的感情，让新来的羊续尝一尝。羊续听他说了这么多，但还是决定不收他的鱼。而郡丞是无论如何都不把鱼拿回去。他说：“太守您要是执意不收，那就是看不起我，我从此以后也不会和你共事了。”羊续盛情难却，只得将鱼收下了。
郡丞走后，羊续拿起鱼来看了一会儿，就吩咐家人用麻绳将鱼拴好，挂在自己的屋檐下。
几天后，郡丞又来看望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的鱼。羊续一看，很不高兴，就说：“你在南阳这个地方，除了我以外，你的官位最高了。你怎么好带头给我送礼呢？”郡丞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羊续就从屋檐下拿出晒干了的鱼，说：“你看，上次的鱼还在这里，你一起拿回去吧！”郡丞一看到风干的鱼，脸马上就红了，他转身就离开了羊续的家。
从此，南阳再也没有人给羊续送礼了。
南阳的百姓听了这件事后，都很高兴，纷纷称赞新来的太守廉洁不贪。有人还给羊续取了个“悬鱼太守”的雅号。
时刻加强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你就能获得周围人的关注与理解。
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首先要自尊自重，要明确社会的准则与规范。只有有了自我反思、自我塑造的自觉性，才能不断地对自己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洗涤，从而达到完善的境界。
加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还应当从民族精神和伦理文化中汲取养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伦理文化造就了众多的道德品质高尚优秀的人物，他们重气节，轻私利，轻富贵，甚至轻生死，如：司马迁秉笔直书，不避灾祸；关天培抗击侵略，舍生忘死；刘胡兰面对铡刀，大义凛然……他们的高风亮节，不正是我们道德修养的典范吗？而且当我们在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和困境时，还应想想那些哲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奇迹总是在厄运中产生的”，“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是中外哲人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哲理，这些对我们怎样在挫折和困境中优化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什么是真正的学问【原典】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译文】
那些有名的贤人君子之所以事业有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明白盛衰、成败的规律所在，掌握了这些规律能很好地预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从而给下一步的行动作出正确的决策，或者走，或者留，或者进，或者退，都可以从容应对。这些事情看似容易，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清醒的头脑、足够的学识和阅历，更需要平日里细心观察和思考，不断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地实践，最后才有可能达到“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的境界。
读《素书》是为了学习做人做事，但《素书》告诉你，真正的学问并不全在书本上。真正的学问是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用通俗的话来讲，就像学生读书，先是要把书通读，进入其中，然后要把书读厚，从一个论题衍出另一个论题，从一个知识点发散出其他知识点，将知识融会贯通。然后再把书读薄，将其中的重点归纳整理出来，将众多的知识点汇聚到一起，抛弃其中熟知的、无用的东西，最后和现实相结合，最好能把世间的事物本质统统看透，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这样才算是学好了这一门课。
但是在这之前，如果自己的实践经验还不够，或是处于无知的状态，那又怎么可以去冒充已经通晓了大智慧呢？《红楼梦》中有一个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世事都洞明、透彻了，这是真学问，对人情世故都通达了，那是大文章。一个人的修养若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很了不起的了。
错误和失败并不是百分之百一定的，只要懂得去总结整理，错误和失败也是一笔财富，而且可以向着成功转化。这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道理。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我们人生里宝贵的财富，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所经历的失败会远远多于成功，如果因此而自认为是个失败者，那就不免浪费了生活赐给我们的珍宝。
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成为一个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智者，而不要用寻常人的眼光早早将自己限定为一个成功者或是失败者，这才是超然于物外的明智。
好酒不怕巷子深【原典】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译文】
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君子就隐居深藏，等待但不失其意志，他们相信，终有一天，自己的价值会被明主发现。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和事很多。如果你有抱负、有能力，但就是没有机会，这该怎么办？那就“潜居抱道”等待时机，尽管这个过程很寂寞、很孤单。很多人都羡慕那些成功者头上靓丽耀眼的光环，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成功之前的寂寥和无奈。
守得云开见月明，终得梅花扑鼻香。经历过一些挫折，真正的贤能之人终有出头之日。
有句俗话叫“好酒不怕巷子深”。孔子也说了，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就怕自己不知道别人。只要你德才真的出众，就不怕没有识你的伯乐。一时的不得志，只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姜太公钓鱼钓到80岁，还不是被周文王请出来了？姜太公又称姜尚，字子牙。他是周武王打败商朝、攻下殷都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和西周的开国元勋，是西周的缔造者、西周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被称为“周师齐祖”、“百家宗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姜尚出身低微，前半生可以说是漂泊不定、困顿不堪，但是他却满腹经纶、壮志凌云，深信自己能干一番事业。听说西伯姬昌尊贤纳士、广施仁政，年逾七旬的他便千里迢迢投奔西歧。但是来到西歧后，他不是迫不及待地前去毛遂自荐，而是来到渭水北岸的磻溪住了下来。此后，他每日垂钓于渭水之上，等待圣明君主的到来。
姜尚的钓法奇特，短干长线，线系直钩，不用诱饵之食，钓竿也不垂到水里，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一个叫武吉的樵夫，看到姜太公不挂鱼饵的直鱼钩，嘲讽道：“像你这样钓鱼，别说三年，就是一百年，也钓不到一条鱼。”姜尚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愿在直中取，而不向曲中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而是要钓王与侯。”
后来，他果然钓到了周文王姬昌。姬昌兴周伐纣迫切需要人才，得知年已古稀的姜尚很有才干，他斋食三日，沐浴整衣，抬着聘礼，亲自前往磻溪，并封姜尚为相。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帮助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自己也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愿望。姜太公钓出的可谓是一条“王侯大鱼”。
适时把握时机即可一飞冲天【原典】
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译文】
假如能充分把握时机，并且立即行动，也许就能位极人臣；如果得到机会就立即振臂奋起，也许能够成就当代独一无二的丰功伟业；如果运气本来就不好，又不懂得主动把握机会，那就只能被淹没，终身无所作为。适当地把握时机，适时掌握主动权，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为人处世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旨。
做好一件事情，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只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善于动脑，主观能力自然会发挥到极致。
唐朝末年浙江以东的裘甫率农民发动起义，已攻占了几个城池，朝廷任命安南都户王式为观察史，镇压动乱。刚上任的第一件事，王式命人将县里粮仓中的粮食发给饥民。众将官迷惑不解，都说：“您刚上任，军队粮饷又那么紧张，现在您把县里粮仓中的存粮散发给百姓，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式微笑着说：“反贼用抢粮仓中存粮的把戏来诱惑贫困百姓造反，现在我向他们散发粮食，那么，贫苦百姓就会不强抢了。再者，各县没有守兵，根本无力防守粮仓，如果不把粮食发给贫苦百姓，等到敌人来了，反而会用来资助敌人。”
各位将领听后，都觉得言之有理。果然，叛军到达后，百姓纷纷抵抗，不到几月工夫，叛乱被平定。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上的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情况、形势的变化，及时掌握有利时机，把握主动，灵活应对，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建功立业不可或缺的本领。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处处时时以应变的心态看待社会，要做好应对变故的思想准备，并机动灵活运用应变之术，以使自己永立不败之地。
所以，驾驭时机在许多场合中都是靠“装糊涂”才会成功的，这种糊涂有进攻型的，也有退却型的，不同的场合要灵活运用，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为学做事应以道德修养为本【原典】
是以其道足以高，而名扬于后世。【译文】
正是因为有些人道德的修养足够高尚，所以他们总是名垂千古、流芳百世。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官职，也无论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敌人，但凡你想要得到老百姓的敬爱就必须有足够高尚的“道”的修养，而无“道”之人只有遭人唾弃的份。比如赵高、秦桧之辈，尽管位居宰相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身后留下了什么？不过是骂声一片而已。
通俗地讲，“道”的修养也算是成功的一项硬性指标。
一个人无论想要学什么做什么，首先要在道德上立根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这个根本，再高的学问、再大的本事也是没有益处的。举个例子，警察和小偷之所学，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但是，同样的学，却导致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就在于人之本。这就像今日所说的道德与科学的关系一样。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不是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的道德观念。总之，道的修养是人之根本，“本立而道生”，有了本，才可以言及其他。换言之，也就是先做人，再为学，再做事。
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他就能够摆脱一些低级趣味和自私倾向。这样的人，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但他已经是有道德的人了。在今天，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人。
的确，一个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如果他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愚笨乖谬，不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有什么用呢？相反，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文凭，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但他言谈文雅，举止得体，行为方式正确，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难道你能够说他没有学习过什么吗？
世间什么最难？做人最难，拼上三年两载工夫做成一件两件事不难，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弄不好一辈子也不会做人。不会做人怎么做事？
有一个名叫公明宣的人在曾子门下学习，三年不读书。曾子说：“你在我家里，三年不学习，为什么？”
公明宣说：“我哪敢不学习？我看见老师在家里，只要有长辈在，连牛马也没有训斥过，我很想学习您对长辈的态度，可惜还没有学好。我看见老师接待宾客，始终谨慎谦虚，从来没有松懈过，我很想学习您对朋友的态度，可惜还没有学好。我看见老师在朝廷办公事，对下属的要求很严格，但从来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很想学习您对下属的态度，可惜还没有学好。”
曾子离开座位，向公明宣道歉说：“我不如你，我只会读书罢了！”
以往我们的教育偏重于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人、必须做好人。比较偏废于教育学生怎样去做人，以致学生对于为人处世的原则方法并不明了。因而不善应对不善交际，不能协调好人际关系，不能较好地把内在的美德变成外在的美行，把个人恰当地融入集体之中。
那么，一个人究竟该如何学做人呢？有人为此做出了如下界定：
其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其二，与人为善，切忌骄横。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物极必反，器满则倾。肆无忌惮，焚己伤人。切勿恃强凌弱。倚势凌人，势败人凌我；穷巷追狗，巷穷狗咬人。
其三，谦和为美，多让少争。对人须有敬爱之心。相爱无隙，相敬如宾。荣辱毁誉，处之泰然。小不忍而乱大谋，不闹无原则的纷争。
其四，诚信待人，远离是非。君子重信诺，一字值千金。胸怀坦荡真君子，口蜜腹剑是小人。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毋因己拙而忌人之能。有言人前说，人后不说人。所谓：闲谈莫论人是非。
其五，仗义疏财，扶危济贫。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烈士让千乘，贪夫争一文。不因贫而舍，不以富为尊。
是以，做人决然是门大学问，绝对一言难尽，绝非一蹴而就。管窥蠡测，凭君撷取。
我们并不是主张不会做人，就不要学知识，而是要把做人的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学知识放在第二位。因为，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学得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
第二章正道——最有效的人生韬略
一提到“韬略”，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出奇制胜”。是的，“出奇制胜”是兵家津津乐道的战场秘笈，可是战场上的制胜韬略并不一定适用于为人处世。为了把对方消灭而不择手段地运用“奇”招，有时可能会出现在战争中。但如果做人也如此，那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反观历史，这样的悲剧太多了。所以黄石公说“正道”才是做人的关键。
得民心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原典】
德足以怀远。【译文】
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足以使远方的人心悦诚服，前来归顺。“宽则得众，惠能使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古人留下来的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同样适用于今天。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有些国家的政治家或军官为了要打胜仗，不断地要求人民万众一心、吃苦耐劳，但他们自己却过着夜夜笙歌达旦的奢靡日子。一般人看了这种现象，对这些政治家或军官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战争走了不少弯路。《六韬》中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的确，民心向背是关系到国之存亡、事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不可不为领导者所重视。历史和现实的许多事例都表明，凡是成长和发展比较快的领导者，大都是既受上级信赖，又受下级拥戴而“政绩”比较突出的人。因而，作为一名领导者，应当注意协调这几者的关系，领悟其间相辅相成的作用，注意打好自己的群众基础。“得民心”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要有好人缘，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威望高，有号召力，群众愿意与之共事。民心不仅是领导者做好工作的群众基础，也是领导者求得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保证。
群众基础好是领导者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的前提条件之一。现在对干部实行群众考核评议，只有那些联系群众的干部，才会被群众推举。在上级组织提拔干部时，也往往要考察他们的群众基础如何。显而易见，凡是群众基础好的干部就比不得人心者占据更大的优势。
得人心并不难，能做到公正无私就已成功一半。
尽管管理者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但必须树立公正无私的形象，才能大大有利于自己凝聚力的加强。
明智的管理者最在意的是名声，有好名声才有凝聚力，才能做到众望所归。因此，作为管理者，不能不领会公正无私的内涵。只有顾及下属对自己品质的评价，只有在下属面前树立一个公正无私的贤者形象，才能更好地立权树威，做到取信于“民”。
公正评价下属是优秀管理者公正无私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客观评价下属，他们善于及时观察和做笔记。下属的表现只有通过长期的工作才能体现出来。只有长期注意记录他们的行为，才能对他们真正有所了解。在掌握这些资料之后，当你通过手头的记录去表扬某些工作干得好但又不被人注意的下属时，他会备感欣慰，从而促使他会努力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是批评某些下属干得不好，虽然他会在短时期内情绪低落，但很快就会了解你公正待人的做法，同时也会重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变后进为先进。这样，下属才会逐渐消除对你的不满，对你的管理工作会更加满意。
深受下属欢迎的管理者还总是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充分地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通过尽可能公正地使用人才来激发下属为单位效劳的积极心理。
用人上的不公正，会引起大家的不满，这是一个单位能否实现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待人失当、亲疏不一，则会在不知不觉中重用了某些不该得到重用的人，而冷落了一些单位的骨干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严重打击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到单位的全局发展。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受下属欢迎并具有凝聚力的管理者，就应该对所有的下属一视同仁，这样，不仅积极因素可以得到充分调动，一些消极因素也会转化为积极因素。
管理者公正无私还表现在对下属的“论功行赏”上面。受下属欢迎的管理者，往往在论功行赏方面做得相当完美，能够充分地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争上游的局面，给单位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反之，如果论功行赏做得不好的话，不仅达不到激励下属的预期效果，反而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例如，优秀的下属在工作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他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奖赏，工薪、奖金都没有与贡献呈现正比例增长；而那些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却得到了加薪、分红。任何正常的人都会非常自然地感觉到管理者对他的不公平，从而产生种种抵触心理。这种使中坚力量产生抵触情绪的局面一旦形成，单位的前途、命运也就非常危险了。
另外，管理者在日常管理事务中要公私分明，切不可假公济私。
要了解一个人的品性很容易，只要看看他使用金钱的方式就可一目了然了。有些人乍见之下气度相当宏伟，可是一牵涉到钱，脑子里立刻盘算起来如何才能“报公账”。以管人的资格来说，这种人的品性及能力都显得够不上水准。
最被下属瞧不起的管理者是使用公家的钱款挥霍无度，而自己则一毛不拔的人。这种类型的管理者为数不少，而对单位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严格说起来，他不但没有存在的价值，甚至会对公司造成危害。
所以，作为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在日常事务中一定要公私分明，切不可因贪图小便宜而使自己的形象受损失去民心。
诚实守信实为立足的法宝【原典】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译文】
一个人的信义昭著足以影响别人对事物的认知，从而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获得众人的支持。东汉的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又说“信，诚也”。由此可见，“诚”和“信”，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相连使用，在古代都是同一个意思。诚实守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信无价。虽然一时的坦诚可能会损失眼前的利益，但换来的却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信任，收获的是长远的利益。但有的人却不这样想，他们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从前有个商人，渡河时翻船了。他不会游水，差点儿淹死，而河面上有一捆枯草，他拼命抓住这捆草，大声地呼喊救命。
一个打鱼人听见喊声，急忙驾着小船来救他。商人看见渔人，连忙喊道：“我是济阳县的大富翁，你快来救我的命吧。我有万贯家财，如果你救了我，我可以给你一千两银子。”
于是打鱼人就把他救了上来。当富翁带着渔人到家里取钱时，只给了渔人一百两银子。渔人说：“你原来说给我一千两银子，现在却变成了一百两，这不是不讲信用吗？”商人听了，不但不兑现自己的诺言，反而勃然大怒说：“你是一个打鱼的人，一天能赚几两银子？现在你不费力气就赚到了一百两银子，难道还不满足吗？哼！‘信用’，它能值多少钱？”
渔人看出商人是在耍赖，心想再和他争辩也没有用，便转身走了。
半年后，这个商人从吕梁一带买了一批货物，顺水而下。中途不幸刮起了大风，船又翻了，商人在水中大喊救命。这时渔人正在岸边，不管商人怎么呼喊，他也不去救。岸上的人纷纷对渔人说：“你怎么不去救他呢？”渔人说：“我过去曾救过他。他是济阳的一个富翁，但说话不算数。还说‘信用’不值钱。我倒不是计较几个酬金，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信用’值多少钱。”当人们听了渔人的话后，都气愤地说：“不讲信用的人，淹死活该。”
只见那个富翁在水面上翻了几番，便沉入水中，再也不见了。
济阳商人耍小聪明误了身家性命，落人耻笑。这就警告那些好算计的人，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妙算，就算计别人。其实，这些小人因为用心太过，反倒算计了自己。只计较一时的小利而不惜毁掉信用的人，才是真正的愚蠢，因为他丢了信用，纵使有万贯家财，也不可能再挽回“信用”二字。
自古以来，诚实守信就是做人最基本的品德，“言出必行”、“一诺千金”、“诚实不欺”一直被公认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西汉初年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并且特别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办到，所以在当时名声很好。
季布曾经是项羽的部将，他很会打仗，几次把刘邦打败，弄得刘邦很狼狈。后来项羽被围自杀，刘邦夺取天下，当上了皇帝。刘邦每想起败在季布手下的事，就十分生气。愤怒之下，刘邦下令缉拿季布。
幸好有个姓周的人得到了这个消息，秘密地将季布送到鲁地一户姓朱的人家。朱家是关东一霸，素以“仁侠”闻名。此人很欣赏季布的侠义行为，尽力将季布保护起来。不仅如此，还专程到洛阳去找汝阴侯夏侯婴，请他解救季布。
夏侯婴从小与刘邦很亲近，后来跟刘邦起兵，转战各地，为刘邦建立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很同情季布的不幸处境，在刘邦面前为季布说情，终于使刘邦赦免了季布，还封他为郎中。不久又任命他为河东太守。
当时，楚地有个名叫曹丘生的人，能言善辩，专爱结交权贵。季布和这个人是同乡，很瞧不起他，并在一些朋友面前表示过厌恶之意，偏偏曹丘生听说季布又做了大官，一心想巴结他，特地请求国戚窦长君写一封信给季布，介绍自己给季布认识。窦长君早就知道季布对他印象不好，劝他不要去见季布，免得惹出是非来，但曹丘生坚持要窦长君介绍。窦长君无奈，只好勉强写了一封推荐信，派人送到季布那里。
季布读了信后，很不高兴，准备等曹丘生来时，当面教训教训他。过了几天，曹丘生果然登门拜访。季布一见曹丘生，就面露厌恶之情。曹丘生对此毫不在乎，先恭恭敬敬地向季布施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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