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欣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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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走出的抗战夫妻试读：
引言
在河北省中部，有一个由近百个大小淀泊组成的湖群，宛如一颗巨大瑰丽的明珠镶嵌在冀中平原的九条河上，这就是远近闻名的白洋淀。
夏季的白洋淀，天蓝水清，雁飞鱼跃，苇绿荷红。叶叶轻舟荡起道道碧波，载着四方游人驶向中心岛。
从景色秀丽的中心岛码头上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由吕正操将军手书牌匾的“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纪念馆以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和文献资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水上游击健儿英勇斗争的事迹。
参观者们在纪念馆中央展厅一组白洋淀抗战英模的图片前驻足凝神，其中显著位置展示的是一对夫妻的照片：刘文国，曾任安新县三区区委书记兼雁翎队政委；王荣珍，曾任妇救会委员，组织水区妇女抗敌支前……
他们是一对怎样的抗敌夫妻？
时隔80年后，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重新回到那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
鸡鸣闻三县
河北省大清河畔的小临河村地处任丘县最北端，与雄县、安新县交界。自古以来，小临河村被人们风趣地喻为“鸡鸣闻三县”。
1919年10月，刘文国出生在小临河村的一户生活还算殷实的中农家庭。他3岁时，老实巴交的父亲就因疾病去世。母亲靠着家里的十几亩地和一头牛，辛勤抚养着几个年幼的儿女。待刘文国8岁时，母亲将他送进村里的学堂。不久赶上灾年，母亲靠借债和卖地供他上学。
小临河村地处的鄚州镇毗邻保定，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32年8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穷苦农民爆发了一场以“反割头税”为反抗形式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之后，河北省各地又发生了许多次打倒地主土豪、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农民运动和学潮，有的还建立起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虽然这些运动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许多组织者和响应者壮烈牺牲，有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却在这片沃土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那一位位革命志士的斗争事迹和不屈精神通过村里人们的传颂，在少年刘文国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性格刚强的刘文国从小就疾恶如仇。小临河村恶霸地主刘荫楠，有钱有势，勾结官府和土匪欺压百姓，乡亲们称他为“北霸天”。刘文国在上学路上曾看见刘荫楠雇的家丁捆绑毒打长工，还放狼狗咬伤他的小伙伴，这些都让刘文国恨之入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4日，侵华日军对保定发起攻击。保定城的守军孤军作战，经过抵抗后弃城突围。7月29日，北平失守。之后不久，天津沦陷。日军长驱直入，在短短时间内，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已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中国守军抵抗失利后有的向南撤退，有的整建制投降了日军。原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全部逃散，原来的镇长、村长有的跑了，有的投敌。小临河村及周边的县、镇纷纷成立了伪政权。恶霸地主刘荫楠也投进日本人的怀抱，当了汉奸。
华北大地笼罩着浓浓的黑云，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华北人民舍抗战外无生存之路！
18岁的刘文国参加了小临河村的秘密抵抗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处于敌伪政权白色恐怖下的小临河村建立了农民协会。1938年1月，刘文国担任了村农会主任。那时，家里包办给刘文国娶了媳妇，媳妇大他4岁。看着四周林立的碉堡和村口端着明晃晃刺刀枪的日本兵，母亲、媳妇和兄嫂都反对刘文国出去参加抗日活动。可是，刘文国在农会听到日本鬼子侵入自己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想：只要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只有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才能过上和平安稳的生活。现在，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管老百姓，自己往南跑，我们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出于这种信念，刘文国不顾家中的阻拦，坚决出去，冒着生命危险走家串户，秘密发展农会会员。他们破坏公路，坚壁清野，收集逃跑军人遗散的枪支弹药，动员农民，抵制日本人组织的伪政权“维持会”。
1940年1月，刘文国经区委书记许继昌和另一位党员王友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文国才得知，许继昌是延安派来负责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败退后，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整编后的八路军迅速挺进河北，在敌人后方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早在1938年4月，以八路军第三纵队为基础成立了冀中军区，在短时间内开辟了包括38个县、人口达700余万人的冀中抗日根据地。面对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政权的纷纷建立，日军抽出兵力对包括任丘县在内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他们扩建据点，修复公路，在铁路、水路沿线大量屯兵，扩大日军占领区域，企图不断打击八路军，缩小其活动范围。在这期间，刚刚进入冀中的八路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使得敌人经过“扫荡”虽然占领了冀中所有县城和重要乡镇，但仍没有消灭八路军的主力。此时，冀中军区和省委、特委正在建立县以下党的组织，巩固和恢复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农民武装力量。
1940年2月，上级组织调刘文国到区里工作，让他担任六区农会改善委员，并参加组建武装工作队。刘文国自此离开了“鸡鸣闻三县”的故乡小临河村，走上新的抗日征程。
手枪班的地道网和青纱帐
刘文国到区里不久，根据斗争需要，武工队组建手枪班，上级任命他为手枪班班长。
那时，担任区农会改善委员的刘文国正负责各村镇落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这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战。刘文国严格遵循党的政策，按原则办事，虚心向革命老区的同志请教，克服困难，打消急躁情绪，使工作不断推进。接到任命后，刘文国办好工作交接，随即参加了县区的反“扫荡”会议。
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大举南下向中国更广大区域进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极大地威胁着日军对华北地区的占领。八路军游击队开辟的一个个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迫使日军不得不分出更多的兵力驻守华北，以保证其占领区和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从1941年3月至11月，日伪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三次大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时间，冀中平原炮楼林立，日伪军不仅拉网式“清剿”不断，还在各个村镇清查户口。
刘文国到手枪班后，八路军主力已转到外线作战，手枪班留在区里坚持斗争。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新成立的抗日政权的区委干部和游击队遭受很大损失。区长、区妇救会主任、民政助理员、手枪班副班长等人都在“清剿”中被捕。妇救会主任、民政助理员被捕后叛变，每天领着日伪军到处搜捕区村干部。由于叛徒告密，刘文国也被列入日伪军追捕的名单。一个大雪天，在外躲藏多日的刘文国潜回家看望老母亲，顺便取走点儿干粮，怕被人发现，他倒着在雪地里走回家。村里有人看到后告密，日伪军去家里抓他，刘文国闻讯赶紧躲进地道里，家里人说他已经走了，日伪军看到雪地上的脚印，以为刘文国确实走了，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面对白色恐怖，刘文国带着手枪班仅有的七八名战士躲进地道。这是游击队和村民们为躲避日军的搜查，从自家的菜窖发展的地道。冀中不少地方土质结构适合挖地道。离刘文国所在的鄚州不远的雄县，就有一条连接永清、霸州的地下古战道遗迹，地面覆盖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分布在6个乡镇、11个村庄。据当地老人讲，这条古战道是宋代为防御辽军进攻所建，在明代地方志里有所记载。直至1000多年后，古战道内的藏兵洞、透气孔和砖墙等都保存完好，可见古代人的智慧和建筑工艺技能的高超，以及冀中一带土质的优良。
地道里的艰苦生活考验着每个人。刘文国和战士们轮流在几个村子的“堡垒户”里躲藏。堡垒户就是党组织挑选的有一定觉悟的村民户或者是村干部家。在地道里待久了，常常吃不上喝不上，战士们面黄肌瘦，有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刘文国的母亲和媳妇得知敌人在搜捕他，给他准备了“良民证”和“联合币”，劝他快点儿离开那里，到天津的亲戚家里躲藏一段时间。刘文国坚决表示不离开。媳妇怕受连累，回了娘家。
丈母娘一家也反对刘文国抗日。一天，刘文国和县委书记及县委一名干部在丈母娘家所在的村子附近检查工作，得到情报说鬼子来了。县委那名干部不会游泳，于是刘文国找到丈母娘，想借船转移，没想到丈母娘坚决不肯借船，刘文国只好背着那名干部，和县委书记一同游水过河，游到河中央，日军追到河边，朝他们开枪，打伤了那名干部。刘文国咬着牙背着那名干部游进芦苇荡，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之后不久，刘文国办理了离婚手续。
面对考验，刘文国丝毫未动摇，他对冒着生命危险为手枪班同志送来粮食和日用品的区委书记许继昌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能脱离队伍，手枪班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斗争！”
由于战争年代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军事斗争，地方政权党委书记一般都兼任武装力量的政委，所以许继昌也担任区小队的政委，经常和战士们生活、战斗在一起。在许政委的鼓励和支持下，刘文国带着战士们每天白天挖地道，晚上悄悄往外运土。为防止发生意外，刘文国常常在检查完其他堡垒户挖地道的情况后，后半夜再进行挖地道的工作，特别是几个重要的洞口，怕暴露秘密，他都要自己亲手挖开后再隐蔽好。随着地道与各家连接及向村外拓延，在田野中庄稼成熟后，手枪班可以潜出地道在青纱帐中活动，局面逐渐好转。
据堡垒户的村民反映，镇上的伪警察所长经常带着日伪军搜捕抗日干部和进步村民，而且这个所长平时经常敲诈勒索平民百姓，作恶多端。听了村民的反映，刘文国依据党的政策，认为这名伪警察所长属于锄奸的首要对象之一，应予以铲除，为被捕和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刘文国立即向区委做了汇报。经过批准，他和几名战士化装成农民到伪警察所附近侦察地形，并通过敌人内部的“关系”了解到伪警察所及附近据点、岗哨的兵力部署情况，制定了锄奸方案。
那天正逢镇上大集，刘文国带领几名手枪班战士混入赶集的人群中，等四周掩护的同志们一切安排就绪，刘文国和几名同志箭步冲进伪警察所，刘文国一把按住正在抽大烟的伪所长，其他同志对其余伪警察予以缴械警告。他们将伪警察所长拉出伪警察所，向围观的群众公布了他勾结日伪军抓捕残害抗日人士及欺压百姓等罪行后，立即当众枪决。仅十几分钟时间战斗结束。待附近据点的日伪军闻讯赶来时，刘文国带着手枪班已消失在青纱帐中。
这一严惩汉奸的行动，震慑了日伪军，鼓舞了四方抗日群众。刘文国和手枪班受到县委嘉奖。
紧接着，手枪班又主动出击，端岗楼，敲关卡，使日伪军不得安宁，少数人或小股部队不敢出来活动。面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刘文国和手枪班牵制着众多日伪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和任丘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70余年后，当我们来到任丘时，村民中仍然流传着刘文国和手枪班当年打日寇除汉奸的故事。
村里近80岁的老人刘培光至今对年少时见到的刘文国和手枪班还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打日本时，刘文国是任丘一带有名的“刘大胆”，因为他正直、胆大，所以让他带头组建手枪班。手枪班的第一把盒子枪就是刘文国赤手空拳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后来手枪班又动员地主捐枪，县里也发来几支枪。有了枪，手枪班就开始打鬼子、伪军，端炮楼……
60岁的小临河村村民刘培尧回忆，童年时父母常给他讲刘文国当年打鬼子、抓汉奸的故事。他说：那时我爹刘顺印是村干部，我家是堡垒户，刘文国和县大队、区小队的同志常来我家开会，遇到紧急情况就下地道，有一次抓了一个汉奸还关在我家的地道里。后来各个堡垒户的地道全连起来了。离我们村不远的鄚州有个鬼子炮楼，炮楼里的鬼子枪杀百姓，无恶不作。刘文国和手枪班联合县大队，一天夜里从我们的地道里出去，把这个炮楼给端了，击毙了鬼子中队长小久保……
刘文国带领手枪班就像一颗坚硬的钉子插在敌人的心脏上。
雁翎队的日日夜夜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酷。1942年5月1日起，日军调集兵力5万多人，以骑兵、坦克、飞机配合，向冀中平原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活跃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以确保对北平、保定、石家庄及津浦铁路的控制。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实力，待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撤至冀中平原的外围，冀中腹地只留下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同敌人周旋。
在严酷的形势下，上级组织任命刘文国到安新县任三区区委书记兼雁翎队政委。刘文国告别任丘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只身一人来到安新县。
安新县自1939年被日寇占领后改名为新安县。全县共四个行政区，其中刘文国新任区委书记的三区管辖白洋淀水区的46个村镇。日军占领安新县后，为了镇压抗日军民的反抗，先后在端村、马村、关城、王家寨等村庄进行了血腥屠杀。面对日军的暴行，白洋淀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包括雁翎队在内的三区小队就是在白洋淀上坚持抗敌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在三四千日伪军对白洋淀进行的“扫荡”“围剿”中，雁翎队的队长陈万、副队长邓如意及数名队员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在四面枪声不断的芦苇荡里，刘文国来到这支队伍中，也第一次见到队员们使用的威震日军的主要武器—大抬杆。大抬杆是白洋淀沿淀一带渔猎户用来打野鸭等水禽的铁制土枪，枪筒有近3米长，枪身很重，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它“大抬杆”。雁翎队袭击日伪军的武器——大抬杆
日军占领安新县后不久，为强化统治、防止当地人民反抗，不许老百姓私藏武器。驻安新县日军头目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白洋淀水区的渔猎户们交出大抬杆和猎枪等，引起了渔猎户们的不满：这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啊！当时的中共区委书记徐健等人闻讯赶到渔猎户中间，他们揭露了敌人收缴猎枪的阴谋，支持大家的抵制行动，并动员大家联合起来，用手中的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很快，有20多名渔猎户组织起来参加了三区游击小队，区小队将他们单独编成一个班。不久，这个班扩充到40余人，分成3个班，为便于作战行动，经上级批准，把他们从三区小队分出来单独成立一支队伍。由于大抬杆里装的是铁砂和火药，在日常为防止进水受潮，队员们往往在火眼口插入一支用来捅火药灰的雁翎，所以当时的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这支新成立的队伍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雁翎队”。从此，白洋淀里就有了两支抗击日军的水上游击队：原来的三区小队主要在赵北口、郭里口和下四庄子（季庄子、杨庄子、孙庄子、何庄子）一带活动，之后成立的雁翎队主要在大张庄一带活动。两支队伍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人们很快就将这两支队伍统称为“雁翎队”。队员们告诉刘文国：为“雁翎队”命名的县委书记侯卓夫调任分区民运部长，不久前，在日军“扫荡”期间回县里组织开展反“扫荡”斗争，被叛徒出卖，在尚村遭到日伪军包围，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刘文国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为牺牲的侯书记和战友们报仇！
白洋淀三分陆地七分水，36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和芦苇荡，大小100多个淀泊，淀泊相连，水域浩荡。大清河水穿过白洋淀，上通保定，下达天津，是华北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这里港汊交错，苇壕纵横，芦苇茂密，便于隐蔽周旋和出奇制胜地袭击敌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战场。刘文国眼前的雁翎队队员们生在白洋淀，长在白洋淀，熟知淀区地理环境，个个好水性。1939年7月，刚刚占领安新县的日军曾经决堤放洪，造成白洋淀地区几十年来未有的水灾，逼迫得百姓们背井离乡。日伪军又常常将掠夺的或从冀中一带强迫向农民低价收购的粮食、席箔等产品装船运往天津、保定等地，每次都是日军汽艇在前面开路，后面是一串三五十只装载粮食和物品的大船结队而行。刚刚成立的雁翎队为了给老百姓夺回这些粮食物资，曾躲在苇荡里，趁前面的敌人汽艇拐弯看不到后面船队时，截下队尾的几条货船。日军十分恼火，多次开着汽艇在淀上搜寻截船的雁翎队。雁翎队经过几次侦察，摸清了敌艇出动的路线和规律，便利用芦苇丛做掩护，打了几场伏击战，用大抬杆毙伤了一批日伪军。
1943年秋，日军为了增援其对晋察冀边区北岳根据地的“毁灭性扫荡”，利用大清河白洋淀水上运输线，不断从天津运送军用物资到保定。雁翎队获悉日军满载着军用物资的110只包运船正停靠在赵北口，准备开往保定，派侦察人员到赵北口摸清情况后，经过区委批准，雁翎队决定伏击这支船队。10月4日黎明，雁翎队埋伏在王家寨东边的横埝苇塘里，这是精心选择的打伏击的好地方。货船经过时，雁翎队集中全部大抬杆及手榴弹从芦苇荡两侧攻击最后3只押运船。经过激战，全歼敌伪河防大队，俘获伪河防大队长秦凤祥和日军小队长部十加三郎，缴获步枪100多支、轻重机枪各1挺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配合了北岳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雁翎队用大抬杆袭击日伪运输船的战斗搅得大清河、白洋淀一带的日伪军晕头转向，连安新城里的日军头目提到这种被称作“扫帚炮”的大抬杆时都说：“雁翎队扫帚炮的厉害！”日军从天津、保定调集了上百只汽艇、汽船，一起出动，在白洋淀及大清河上进行拉网式“清剿”，还在白洋淀周边村庄修筑了大量炮楼，对整个白洋淀地区实行囚笼式的“铁壁合围”。
24岁的年轻指挥员刘文国带着雁翎队队员们在芦苇荡里与敌人周旋，伺机进退。遇到小股敌人，他们就埋伏在熟悉的芦苇荡里，从四面向敌人开火。有时借着夜幕，他们还能奇袭敌人据点，击毙几个日伪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在雁翎队队员的指导下，刘文国学会了使用大抬杆。这是在一定射程内比手枪、步枪威力大得多的武器，打仗前往枪筒后半截装三四两火药，再填进几斤铁砂、枣核钉，然后将大抬杆固定在一种叫“鹰排子”的小船上。遇到敌人，队员们将大抬杆调整好方向和角度，用粗黑香点着尾部火眼里的药捻，引爆火药，铁砂瞬间扫射出去，杀伤面宽度达20—30米，在50米的近处可穿透敌人的身体和汽艇的船板，而且火药扩散时的黑色烟雾让敌人几乎无法还击。
战斗结束时，队员们一个猛子扎进水中，不停地打捞出战利品，刘文国和队员们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并说起了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民谣：“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为了打击日军，配合主力部队抗战，雁翎队员们前仆后继，始终战斗在大清河白洋淀这条重要航线上。
赵北口的“犟”丫头
任丘县小临河村往北不远就是安新县赵北口镇。赵北口是白洋淀边上的水旱码头，位于任丘、雄县、安新三县交界处。北距雄县15里，南到任丘40里，西去安新水路30里、陆路60多里。老人说赵北口“南京到北京，大道十八弓”，可见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入白洋淀，首先占据了赵北口镇。之后，由于战略位置重要，这里又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日军的拉锯战地带。
1943年寒冬，赵北口镇刚刚建立了民主政权、恢复了短暂平静，村民们突然议论纷纷：王家不让老闺女进王家大门了……“王家大门”就是镇上南北大街东侧王家大院坐东朝西、威风凛凛的青砖大门，大院的男主人叫王九龄，王家的老闺女则是王九龄的小女儿王荣珍，生性倔强，正直泼辣。
王家大院原是镇上的大户人家，到了王九龄这一代已经没落。王家大院里原来有20多间大瓦房，他们只住了3间。王九龄年轻时曾在四川行伍，也曾将骑马挎刀的黑白照片寄回过家，但不久即解甲归田，回到镇上劳动，生儿育女。两个儿子很小就分别被送到北京和天津学徒，大女儿在家做针线活。唯独小女儿，王九龄觉得她有出息，就培养她进了镇上的公立学校。
那年月，女子进学堂是件新鲜事，可见王九龄对女儿寄予厚望。王荣珍是个懂事的少女，她很珍惜上学的机会，听课十分认真。放学后，她除了做作业，还帮母亲搓麻绳拿到集市上卖，卖了钱买粮食，还能交学费。王荣珍的母亲张瑞霞（嫁过来叫王张氏）的父亲是名乡村教师，她也愿意培养小闺女上学读王荣珍的母亲——张瑞霞书。
但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赵北口镇后，在镇四周都设了据点，王家大院后面还修筑了高高的炮楼。镇上有钱人大多往南面跑了，跑不了的当了汉奸。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回来当了伪军中队长。王荣珍所在的学校也被迫从外村请来一位懂日语的教员给小学生教日语。同学们都不愿意学习日语，王荣珍也不想上学了。
日本鬼子占领冀中平原后，为了压制中国抗日军民的反抗，除了进行长时间的“扫荡”外，还在占领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一天清晨，王荣珍看到一个30多岁的中国人被追捕他的日本兵刺死在赵北口中街，听大人们讲是因为日本鬼子怀疑他为八路军送情报。不久，又有大批难民来到赵北口镇，一问才知道是离这儿几十里的端村被日伪军“扫荡”，杀了80多名村民，烧毁了几百间房屋……
厄运随之降临在赵北口镇。一天深夜，从碉堡上下来的及周围据点集中的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封锁了赵北口镇的每条街，并挨家挨户搜查，一下子抓住了30多个中青年村民。正巧身材魁梧的王九龄刚从外面干活回来，也被端着刺刀枪在街上巡查的日本兵抓进了炮楼。听到邻居报信，王荣珍和几名乡亲赶紧冲进炮楼下的小院里去找被抓的父亲。眼看着父亲被粗麻绳捆住吊在房梁上，被几名日本兵用四棱木棍抽打得直喊叫，学过一点儿日语的王荣珍哭着用日语解释求情，结果被端着刺刀枪横眉怒目的日本兵驱赶回来。
万般无奈，王家只好另想办法。乡亲们说，镇西街住着个女人是伪军中队长的“姘头”，尽管被人瞧不起，但为人还算善良，没干过仗势欺人的事，可以找她说说情。于是，老实温顺的张瑞霞带着女儿王荣珍挨门挨户借钱，好不容易凑了三十块大洋送给那个女人，求她通过伪军中队长说说情，将根本不是八路军、游击队的王九龄保出来。
三天后，王九龄被乡亲们从炮楼里抬了回来，他的腿被打断了，膀子也直不起来，唉声叹气地在家里养伤。仅仅上了五年小学的王荣珍从此辍学。由于生活所迫，王九龄伤还未养好就又拖着伤腿到集上卖粮食，不久又去码头干摆渡，只是见到街上的日本兵，他总是躲得远远的。
亡国奴的家仇乡恨，在幼小的王荣珍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
从儿童团长到妇救会主任
一天清晨，王荣珍听镇上人传言：炮楼里的鬼子撤走了。她和小伙伴们好奇地跑到院外去看，果然日军的炮楼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王荣珍和小伙伴们立即跑回镇里，高兴得又唱又跳，到处传播这个好消息。后来他们才得知，原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作战的战线拉长了，主力军队被调去向南进攻，留下固守白洋淀的少数日本部队只能龟缩在几个县城和大张庄等据点里，放弃了经常遭受八路军游击队打击的赵北口据点。
不久，八路军在赵北口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小队还借住在王家大院。游击队员带来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好作风，战士们为村民挑水、扫院子，“大娘”“大嫂”叫个不停。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和规定，军队借住一宿要补偿20斤柴火票，区小队转移后，王荣珍能到抗日村公所凭票领回20斤木柴。
王荣珍不仅领回了木柴，还从八路军游击队叔叔那里学到不少抗日道理。当年农村有文化的女孩子很少，新生的抗日政权要建立儿童团，镇长郝国强一眼便选上了有文化知识又倔强能干的女孩王荣珍。郝国强40岁出头，原来在国民党军队从军，日军占领安新县后，他没跟着军队撤走，而是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与日伪军开展游击战。镇上成立抗日新政权，郝国强便公开身份成为镇长。郝镇长指定王荣珍当儿童团长，并帮助她发展了20多名团员。镇上交给儿童团的任务是在镇里的街头扭秧歌，学唱抗日歌曲，在路口码头站岗放哨，发现有村民搞封建迷信活动要加以劝阻，遇到可疑人员来镇上要进行盘查、报告……
抗日儿童团女团长带着一群孩子风风火火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封建习俗，管大人们的事，自然引起了一些村民的不满。于是，镇上乡亲邻里的风言风语吹进王家大院，这个虽然衰败但仍然固守传统习俗的家庭难以承受，父母指责王荣珍这个“疯丫头”“破坏家风”，连大哥也骂她“丢人现眼”，以不让她回家吃饭相威胁，不许她参加镇上的工作。王家二老期望自己的小女儿以后像大女儿那样足不出户做针线活，将来嫁人生子。面对王荣珍越来越活跃的抗日宣传活动以及来自周围的压力，父母对女儿表示：如果你还满大街跑，就别再进王家大门！
王荣珍成熟了，也更加倔强了，她比父母更懂得“不赶走日本鬼子，农民就不能彻底翻身”的道理，而且世俗的舆论和阻力使她更加明白了团结广大农村妇女儿童追求民主自由的迫切性。半年后，镇上组建妇救会，工作出色的王荣珍又被指定担任了妇救会主任。时隔70多年，王荣珍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妇救会成立大会召开时的情景：会场就设在日伪军留下的株式会社大门外的广场上。镇长在开头的讲话中宣布了任命决定后，由新任的妇救会主任王荣珍讲话。王荣珍讲了自己在镇政府开会时学到的如“妇女们要走出家门，要求解放，要追求新生活”之类的道理，最后带领大家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那年，王荣珍15岁。
大会开了，但冀中乡村的保守落后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王荣珍带着几名妇救会积极分子从东街到西街挨家挨户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妇女救亡活动，仅10天就发展了20多名青年妇女。她们组织这些妇女学文化、听形势报告；游击队上前线打仗，她们为游击队员纳鞋垫、缝补衣服、照顾伤病员；还为八路军找房子、送情报，帮镇政府催收公粮……镇上有村民反映谁家男人打骂老婆、公婆虐待儿媳，王荣珍就领着几名妇救会成员上门说理，维护妇女正当权益，遇到不讲道理的人还会带到镇政府进行批评教育。
一天，有村民反映：那个伪军中队长的姘妇回来了。原来那个伪军中队长随着日军撤离后，这个女人没有跟着走。她在村里待不下去，就嫁给附近雄县一个穷苦农民，还生了儿子。听说赵北口建立了民主政权，百姓安居乐业，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又回来了。对这种人该怎么算，妇救会主张不一。有人认为既然她跟汉奸姘居过，就应按敌伪家属对待。王荣珍学习过党的政策，她觉得这个人心地还算善良，抗日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也包括一时被迫做了错事的人。于是她说服大家，主动找上门去做工作，那名妇女看到抗日政府既往不咎，也很感动，表示愿意参加妇女活动，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不久她就为抗日政权捐钱捐物，为前方抗日的游击队战士送衣送粮，成了妇救会的积极分子。
有一件事令王荣珍终生难忘。1945年1月的一个夜晚，妇救会刚开完骨干会，来参加会的镇长郝国强让王荣珍及另一位妇救会骨干分子张小香留下来。等大家都离开会场，郝国强领路，带着她俩从东街走到西街，七拐八拐，走进一个王荣珍从未来过的很不起眼的小屋，后来她才知道这里是中共地下党员们经常碰头的地方。王荣珍熟悉的镇干部王圈已等候在那里，郝国强介绍说，王圈是中共安新县赵北口镇党支部书记。直到这时，王荣珍才知道自己佩服的几位汉子都是共产党员。王圈代表党组织讲了一番“共产党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组织，组织起来更有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老百姓”的道理，还说根据她俩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愿意介绍她俩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荣珍当时又紧张、又惊喜，立即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征得她俩肯定的答复后，两位入党介绍人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面党旗，让她俩举起右手宣誓：处处起党员模范作用，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王荣珍回家后，激动得在炕上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1946年隆冬，王荣珍正带领妇救会骨干们配合镇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和妇女识字运动，突然有一天接到区里交通员送来的一个字条，让她立即赶到区里。王荣珍二话没说，当即就与交通员坐上冰床子，赶往区委所在的王家寨村。去王家寨要走40里冰雪路，由于急着滑，半路走到王庄子，冰床子翻了，王荣珍一条腿掉进冰窟窿。等到天黑赶到王家寨时，王荣珍浑身哆嗦，几乎冻成冰人。当晚，她听到上级组织的决定：根据斗争的需要，急调王荣珍到区妇联领导妇女工作。从此，王荣珍成为抗日政权的一名专职妇女干部。
在区委，王荣珍立即投入紧张的抗敌工作。她编材料，刷标语，走村入户宣讲抗日道理。听说小张村刚建立的小学校缺少一名教员，她主动请缨，经过批准，她去小张村担任代理教师，每天清晨自己划船过河给学生们讲课，上午下课后赶回区委，下午再划船到学校。王荣珍这样坚持了3个月，直到小张村来了新教员。
在区委机关，王荣珍第一次见到了不久后成为自己丈夫的新任区委书记刘文国。那天，身材魁梧、脸庞清瘦的刘文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蹬着日本大皮靴，一见面就让王荣珍感到这是一名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猛将。在交谈中王荣珍得知，这位新任区委书记比自己大10岁，有过一次父母包办的婚姻但已经解除。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两人迅速点燃了爱情之火。面对刘文国温柔的目光，17岁的王荣珍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做了主。他们把一间简陋的区委办公室当作洞房，刘文国、王荣珍和两位区委干部及一名通讯员，还从赵北口镇接来一位王荣珍的叔伯嫂子代表娘家人，六个人吃了一顿炖鱼贴饼子，就算是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刘文国利用到赵北口去开展工作的间隙，登门到王荣珍家拜见了岳父岳母。在区妇联工作的王荣珍提着从集市上买的鱼回家看望父母时，见到父母的态度有所转变，询问后才知道区委、镇干部之前做了很多开导工作。
从此，刘文国、王荣珍这对在抗敌烽火中结成的伉俪终生再未分开过。
战斗在敌后之敌后
1942年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对冀中进行了连续大规模的拉网式“扫荡”，冀中的抗日军民伤亡惨重，抗日根据地也大部分重新沦为敌占区。
虽然雁翎队连续打了胜仗，八路军主力及各个游击队也在不断打击敌人，但总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白洋淀处在日伪军的包围中，日伪军在白洋淀的46个村镇中建立了38个据点，又修了公路，挖了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日伪军对整个白洋淀水区进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雁翎队隐藏在日伪军眼皮底下的芦苇荡里。为了加强党对游击斗争的领导，区委经常与雁翎队一起活动，有时县委也转移到雁翎队的宿营地。潜伏的日子十分艰难困苦，风餐露宿，缺粮少药，队员们常常一连几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敌人封锁严密的时候，雁翎队白天黑夜都不能进村，只能依靠抗日村民偷偷运来食物。当时，各村都建立了“维持会”“保甲制”等伪政权，日军还扩充了伪军汉奸队伍，加强了特务奸细组织，并对村民实行了奴化教育。经过几次大“扫荡”，很多抗日民众被抓走了，有的牺牲了。刘文国看着队员们饿得挖莲藕、吃苇根，心里不是滋味，便带上几名队员昼伏夜出，联络原来的堡垒户，并发展新的堡垒户。有的堡垒户村民也常常躲过敌人的森严戒备，冒着生命危险浮水给雁翎队送来食品和药品，队员们很受鼓舞。
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文国带着区通讯员闫满堂离开雁翎队驻地，准备去三区小队。他们划着小木船刚刚驶出芦苇丛，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艘日军巡逻艇正迎面开过来，连刺刀、太阳旗及船头架着的机关枪都看得十分清楚。闫满堂着急地说：“政委，咱们快撤吧！”刘文国想到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他立刻小声命令闫满堂：“朝汽艇划过去！”刘文国沉着冷静地站在船头，闫满堂熟练从容地摇着橹，与敌人的汽艇缓缓擦肩而过。大概日军见是两个赤手空拳、当地渔猎户装束的农民，觉得游击队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就没有搜查盘问。刘文国二人就这么机智大胆地闯过了敌人汽艇控制的水域，待他们将船拐了弯划进芦苇荡后，才听到敌人的汽艇又嘟嘟嘟开过来，还不停地胡乱放着枪。
事后，闫满堂回忆此次历险过程感到有点后怕：“如果敌人真冲过来怎么办？当时还是刘政委把在手枪班对付敌人的经验用上了，‘吃得好些，穿得烂些，见了太君（指日军）走得慢些’。”
刘文国和队员们就是在日军汽艇和碉堡的封锁包围下坚持着与敌人的斗争。千顷苇塘是他们的天然屏障，无数英勇的抗敌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是他们得以生存的根基。抗日群众的队伍又发展壮大了，雁翎队有时就分成若干小组，凭借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在群众的掩护下摸进村子，潜进堡垒户家宿营，待天亮前再转移。这些幸存下来及新发展的抗日堡垒户不仅政治上可靠，对八路军游击队感情深，而且都有着对日伪军斗争的经验。雁翎队队员们进村时有人接应，有人放哨，有人搜集传递情报，而且夜间烧水做饭不能有炊烟，以免被岗楼上的敌人发现。虽然经过敌人的多次“扫荡”，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困难，但各家各户还是愿意拿出粮食来供应给雁翎队。有广大群众做依托，雁翎队就有了同日军做斗争的力量。
刘文国认识到敌人在冀中地区“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也认识到组织上要求区小队留在白洋淀坚持原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这支武装要成为插进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利剑，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依靠群众、保护群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区委也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敌情：日军受到中国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抵抗后，将原来速战速胜的政策改变为在其占领区实行“蚕食”的政策，对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进行分割围歼，并与八路军游击队争夺民众，甚至采取各种法西斯镇压手段，妄图逐渐达到扩大侵占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最终实现殖民化的目的。面对敌人的企图，八路军游击队只有在白洋淀造就一个独立自主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持久不间断地震慑敌人，吸引、打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敌后之敌后战场，以八路军游击队的进攻对付敌人的进攻，不断地打击敌人，打则必胜，才能保护群众利益，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敌斗志。
县长赤毓春穿过封锁线来到三区，向区委和雁翎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军分区关于适时组织向日伪据点出击、破坏和扰乱敌人的所谓治安区、打击敌人“蚕食”进攻的指示。
按照县委、区委的要求，雁翎队以群众和淀泊做依托，灵活机动地锄奸、破路、端炮楼、打伏击，积极主动地打击“蚕食”的日伪军。
1943年底，雁翎队端掉了东向阳炮楼。接着又一鼓作气，潜入大淀头岗楼，活捉伪军38人，缴获步枪30支。
日军在王家寨设的岗楼地处交通要道上，经常威胁雁翎队和百姓的活动。岗楼里驻扎一个伪军中队，中队长是个远近闻名的汉奸，平时欺压百姓，掠夺民财，作恶多端，还追随日军制造了“端村血案”。据村民反映，这个伪军中队长年前看上了村里一家新过门的小媳妇，硬将男人赶到外地，将小媳妇霸占为己有。刘文国和区委、雁翎队决定打掉这个炮楼，为民除害，为死难的百姓报仇。
王家寨炮楼修得又高又厚，这个伪军警备中队武器好，全部配备三八大盖步枪，还有两挺机枪。刘文国和队员们分析，凭目前的情况不可能强攻，只能智取。他们经过摸底，得知一个堡垒户村民的远房兄弟在这个炮楼里当伪军，是随国民党军队整建制投降日军的，人还算纯朴正直。于是他们就趁这名伪军兄弟回家看老娘的机会，给他讲抗日大趋势，希望他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结果这名伪军不仅详细讲了碉堡内部情况和伪军中队长的行动规律，而且表示自己还能拉上一个伙伴做内应。
1944年春季，一天后半夜，刘文国率领雁翎队全体队员按照约定的方案行动，留下多数队员在外围埋伏，他带着十名队员直奔炮楼。两名“站岗”的内应一个开门，另一个在楼顶瞭望。队员们进去将各层正在睡觉的伪军缴了械。刘文国冲上炮楼，一把按住睡梦中的伪军中队长，从枕下摸出盒子枪，叫队员绑了他带上船。这个伪军中队长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落入雁翎队手里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借着天黑自己又会水，在船划到芦苇荡时跳船逃跑，被队员们两枪击毙在水中。两名做内应的伪军参加了雁翎队。刘文国带着队员们扛着两挺机关枪和二十多支步枪以及囤积的食品弹药满载而归。
1944年初，雁翎队配合兄弟部队在日伪控制的高保公路板桥附近打了一次伏击，击毙日伪军3名，俘虏9名，缴获步枪12支。
一次又一次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战斗在芦苇荡里的雁翎队破坏了敌人的“蚕食”计划，争得了敌后之敌后战斗的主动权。
芦苇荡中的“小莫斯科”
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冀中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日伪军仍能不断纠集数百至千人以上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击，但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也采取“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敌进我退”的方针，向日伪军发起攻势。夏季，各分区为保护群众麦收，采取围困、攻击碉堡和据点，破坏公路、桥梁，伏击运粮车队和进入日伪控制区进行袭扰等手段，向日伪军发动了武装保护麦收的战役。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冀中区党委、军区、行署恢复领导。主力部队打回来后连续攻克敌人据点近百处，并一度收复任丘县城，迫使500余名伪军投诚。
雁翎队始终在白洋淀芦苇荡中坚持斗争，经过不断打击敌人，扩大抗日力量，两个队共发展到100多名队员。敌人的战线越拉越长，兵力不足，加上县大队和雁翎队的袭击，驻白洋淀的日伪军被迫收缩到几个县城和大的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随着雁翎队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转变，刘文国和区委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精神，从雁翎队的长远建设着眼，在战斗间歇组织队员们开展培训和练兵。
白洋淀一带大部分村镇陆续恢复或重建了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之中重新扎下根基。雁翎队采取两支队伍交替出击、轮番整训的做法，在苇塘深处开展大练兵运动。区委给安排了军事教员和文化教员，刘文国除了给队员们上政治课，还和队员们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告诉队员们：“大抬杆、猎枪虽然有威力，为我们作战立了功，但毕竟属于自制的土武器，射程和准确性都有限，而且打完一次还要花几分钟时间重新填装火药和铁砂。要与日本鬼子打大仗，就要学会掌握现代武器。”他要求队员们学习熟练使用缴获的三八大盖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除了水上本领，还要学习陆地作战，如利用掩体、主攻、侧攻、追击、包抄、破城攻坚等各种战术原则方法，尽快完成从个体分散的渔猎游击队员向有组织的正规军人转变。
在训练中，区委考虑到雁翎队队员们从小就在淀里捕鱼猎雁，大多数人都没上过学，便开办了识字班，教他们学文化。同时还给他们讲红军、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小册子，帮助大家总结雁翎队成立以来的作战实践，结合实践进行抗战到底的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以及作风建设的整训使雁翎队更加坚强，更加成熟。1945年6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雁翎队奉命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收复安新县城。6月30日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将日伪军在白洋淀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安新县城团团包围。雁翎队负责攻打安新县城东门。经过昼夜攻坚，7月1日晚，队员们攀云梯登上城墙，扫清城楼上的守敌，并一鼓作气冲进城内，与其他部队会合包围了设在天主教堂的敌人指挥部。敌人倚仗建筑物居高临下，靠猛烈火力顽抗。教堂周围是一片缺少隐蔽物的开阔地，队员们很难发起有效的进攻。此时，驻守保定的增援敌军已经出发，情况紧急。为减少进攻时的伤亡，雁翎队队员们急中生智，在城内找来一辆老式的手轧消防车。他们将消防车的水箱灌进汽油，在机枪掩护下将汽油通过消防车机头喷向教堂的门窗，然后用蘸满汽油的棉花包上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投向教堂。顷刻间教堂燃起大火，在敌人一片鬼哭狼嚎中，八路军和雁翎队的战士们乘势冲进去，将敌人大部分歼灭，俘虏日伪军200余人。被日寇侵占了七年之久的安新县城终于又回到了抗日军民手里。
1945年夏季，八路军主力部队连续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攻克了周边几座县城，切断了平大铁路，打通了大清河至滹沱河的联系，并与白洋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巩固了东进北上的后方。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淀区各村镇到处呈现蓬勃的新气象，街上贴着抗日拥军标语，儿童团员在村头站岗放哨，八路军战士列队走过，留下嘹亮的歌声……
万顷苇塘，碧波荡漾，富庶的鱼米之乡重现美丽的景象。许多来自各处的党政军干部在这里集中，准备随部队分批进入新开辟的解放区。王荣珍和妇救会同志们为过往干部送来了大饼、咸鱼、鸭蛋和各村乡亲们的慰问品。如镜的湖面上，雁飞鱼跃，船只捕鱼送粮，穿梭不停。看着眼前的太平盛世，一位曾在苏联学习过的八路军女干部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里真是一个小莫斯科啊！”
远处的芦苇丛中，刘文国正指挥着雁翎队队员们进行作战训练。队员们时而练习泅水，时而练习射击，黝黑的身躯如水上蛟龙。装载大抬杆、架着轻机枪的排子船以“人字形”队列向远处划去，宛如雁群在空中翱翔……
好一支传奇的雁翎队！
白洋淀儿女加入主力部队
1945年盛夏的两个月，一连串消息从军区、行署和县委传到白洋淀，像这个炎热的季节一样令人热血沸腾。
7月12日，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发起大清河北战役。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至9日，美国在日本国土上先后投下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0日至11日，朱德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
8月1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向日军展开大反攻。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
此时，上级决定将刘文国从三区区委书记兼雁翎队政委调任二区区委书记。听到日军无条件投降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刘文国将区委干部及雁翎队战友们欢送他的“饯行宴”改成了“庆功宴”。怀着对抗击日军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们的依依惜别之情，刘文国为雁翎队的每位队员敬上一杯衡水老白干，他自己也激动地连喝几大口。
紧接着，受战局形势鼓舞的刘文国带着二区的地方武装与县大队、三区雁翎队会合，配合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向不肯缴械的日伪军发起了连续进攻。当县里开紧急会议的通知由交通员送达时，他正在保定以北率队围攻伪军的前线。
县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精神，也传达了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讲话。蒋介石悍然撕毁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和平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各解放区迅速开展征兵工作，扩大人民武装，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林铁说：“好党员、好干部、好民兵，能拿动武器的都到战场上去，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林铁这句斩钉截铁的号召，在刘文国的脑海中过了四五遍，他下决心带头加入主力部队。决心已下，刘文国连夜赶回区里，毫不犹豫地给县委写了要求参军的申请书。
获得县委批准后，刘文国立即召集区、村两级党员干部开会，在会上向大家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并号召党员干部不仅要自己报名，而且还要动员村里符合条件的青年报名参军。听到刘文国的传达和号召，会上就有不少区委和村干部报了名。当时，安新县动员翻身农民参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党员干部、民兵内部经过动员教育，自愿报名，或者依靠在老百姓中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人率众参军，集体入伍；另一种方式是张贴布告，各村镇登记，普遍动员农村适龄青年报名参军。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平原，不仅在抗战时就早已成为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的后方粮食和补给基地，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冀中一带农村人口众多，正直勇敢、勤劳朴实的青年农民也是抗日武装力量培养战斗力的储备基地。八年抗战中那些抗战意识强、半农半兵的游击队员和民兵已经一批批不断充实进八路军主力部队。所以这次刚一动员，立即在安新掀起了一个踊跃报名参军的热潮。
县青会主任、农会秘书、民政科干事、公安局干部等20多人报了名，一区青委主任杨保顺、三区青委主任何福常等许多区委干部、村干部报了名。
三区雁翎队不少队员都报了名。
北冯村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农会主任和民兵中队长在村里带头报名。村长王忠耀年纪较大，他剃掉胡子也在大会上报了名。在村干部的带动下，这个村符合条件的青年民兵有近百人报名，足够编成一个连，成为全县的参军先进典型。
担任过八路军武工队长的张山和一批八路军老战士也主动来县里报名。张山和这些战友都是在八路军履行国共“停战协定”，部队缩编时办的复员手续，有的还在抗战中负过伤，才回家几个月。听说国民党反动派要进攻解放区，他们又聚在一起摩拳擦掌，一致坚决要求重新入伍，再回前线……
仅仅几天时间，全县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已达数千人，有830人获得批准，大大超出了原定的征兵计划人数。
县里组建了新兵团。行署和军区派了四位干部来安新县接新兵。接兵小组为首的就是曾在此地当过抗日政权县长，后又调到冀中行署工作的赤毓春。赤毓春一行四人从河间县城步行上百里，风尘仆仆地到达安新县城安州后，立即向县委书记赵亚光、县长马金驰传达了军区的指示。根据时局的要求，军区决定安新县新兵团要在中共安新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尽快施以简短训练，最迟在1947年2月底补充到主力部队去参战。上级还任命赤毓春为新兵团团长，刘文国为新兵团政委。
赤毓春和刘文国，这两位在芦苇荡里坚持领导抗日游击战的老战友，此时又并肩行进在即将解放全中国的正规军的队伍里……
在新兵团的花名册上，刘文国看到了“王荣珍”的名字。原来，已在三区妇救会工作的王荣珍来不及回家商量，也在区里报了名，并且获得了批准，成为新兵团三名女兵之一。
新兵团的训练开始了。全团以党员干部和复转军人为骨干编成了五个连，各连建立了党支部，分别任命了连长和指导员。那位复员后又报名参军的原武工队长张山担任了三连连长。刘文国带着团政治处的三名同志按照军区统一要求和部刘文国在安新县新兵团队人员状况制定了训练计划：军事教育以作战教练为主，附以内务、执勤、纪律等养成教育；政治教育以国内外形势、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为主。新兵团以连为单位分散学习，同时全团集中上大课和会操。新兵团的训练生活艰苦又枯燥，从自由散漫的个体农民到具有高度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的革命军人，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报名参军的激情过去后，一些新兵战士开始有思想波动，特别是年龄偏小的同志，在村里没有当过民兵，更没有摸过枪杆打过仗，思想波动更大。刘文国听到有的新兵连指导员反映：有的战士过不惯集体生活，开始想家，闲暇时总念叨家里土改分的地没人住，这次参军山高路远不知何时才能回家。还有的战士感到军事训练很苦，觉得国民党军队有美国支持，武器比我们好，担心上了战场有危险，因此产生了贪生怕死的畏惧感。刘文国认识到这些思想如果不清除，这些新兵真的上了战场就容易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当逃兵。于是他和赤毓春商量，安排政治处的同志迅速总结整理了一批白洋淀地区抗敌英雄模范的事迹，包括县委书记侯卓夫，县大队长牛福河，三区雁翎队及锄奸团的熊管、杜鹏等，将他们视死如归、英勇抗敌的故事印成小册子发到各个连队的班排，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除此之外，新兵团还安排了当过武工队长的三连连长张山等几位参加过八路军、打过仗的老战士在大课上介绍自己在人民军队的经历和切身体会，鼓舞新战士们的斗志。
在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教育、帮助新战士提高思想觉悟的同时，新兵团政治处和各连指导员还分析了每名新战士的家庭情况，主动与区里、村里联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需要救济的家庭按规定给予适当救济；家里缺乏劳动力的安排组织代耕；土改中还未分到土地的保证及时分到土地。这些拥军优属政策的落实，也使不少新战士增强了光荣感，解除了后顾之忧。对于家中确实有特殊困难的战士，经过与地方政府沟通后做了退伍处理。那位年龄较大、剃了胡子报名参军的北冯村村长王忠耀，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从军，经过组织反复劝说，还是让他回村继续当村长，并由区委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王忠耀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回了村。
初冬的一天上午，新兵团两个连正在县公安局对面的车棚里上课，突然飞来一架国民党的轰炸机，在公安局上空投下一颗炸弹，炸毁了几间房，还引起了大火。新兵团的战士们赶忙冲过去帮助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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