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随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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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原境界试读：
开场白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又西倒。
孟子云：“勿忘，勿助长。”（《孟子•公孙丑上》）
不认真即忘，太认真（助长）便活不了。
中国文学、艺术、道德、哲学——最高之境界皆是玉润珠圆。
珠之光，绝非钻石之光，钻石之光是暴发的光。玉之美，自古以来即为我国人所领略，《诗经》即以“玉人”言外表，以“温其如玉”（《秦风•小戎》）表性情。美玉无瑕，“玉”最蕴藉，一如君子——“不用当风立，有麝自然香”；“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中国有世界各国所无之唯一美德，即玉润珠圆。此种美德唯在中国之文艺上、道德上才有，故中国文艺同思想是单纯的。珠玉之美即是单纯的。（印度之佛，复杂；到中国来后变成禅，则单纯。中国人之衣服亦简单。）中国文艺思想是单纯的，是由复杂而成为单纯，是由含蓄而成为蕴藉。卷一《诗经》第一讲概说《诗经》
情操（personality），名词（noun）。
情操（“操”，用为名词，旧有去声之读），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操”之谓何？便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圣人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操”又有一讲法，就是操练、体操之“操”，乃是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中庸》一章）。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文学家忒重了感情，很难得到调和。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图为南宋马和之为《诗经•豳风•七月》作的插画。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
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
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
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了脱生死的禅，而远亲不如近邻，乃是真真正正的人，此正是平凡的伟大，然而正于吾人有益。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
读此真可知戒矣。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五十学《易》，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所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古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至一荒野，四无人烟，坐一高山上曰：噫吁！何世界之如是小，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但此非贪，而是要好，人所以有进益在此，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诗教），是“发而皆中节”。释迦牟尼说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唯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师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如王安石之行新法，宋室遂亡也矣。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先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
今所讲“诗三百篇”向称为“经”，“五四”以后人多不然。“经”者，常也，不变也，近于“真理”之意，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老杜写“天宝之乱”称“诗史”，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苏俄文豪高尔基（Gorky）写饥饿写得最好，盖彼在流浪生活中，确有饥饿之经验也。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此乃真实、亲切的感觉，非境外人可办，更是占空间、占时间的，故与后来人相隔膜。这就是变，就不能永久。“三百篇”则不然，“经”之一字，固亦不必反对。
今所言《诗》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此乃最合宜之名词。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此最扼要之言。此所谓“无邪”与宋朝理学家所说之“无邪”、“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古言：“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杨恽《报孙会宗书》）“不能止”就是正吗？未必是，也未必不是。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完全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直：真、诚，双声。）《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文言》）
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夫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为其诚也。
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尝曰：
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金刚经》）“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固已相信矣，何必又如此说，真是大慈大悲，真是苦口婆心。这里可用释迦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说诗之“诚”、“思无邪”之“无所不包，无所不举”。释迦又说：
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楞严经》）
此八字一气说来，就是“真”。《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如诗人作诗，由“志”到作出“诗”，中间就是老杜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志——“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二）中间——“意匠惨淡经营中”（声音、形象、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三）诗篇——“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五代刘昭禹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市井）不得。”（计有功《唐诗纪事》）岂止五言？凡诗皆如此。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一字，绝对，真如，是一非二，何况三四？“惨淡经营”之结果，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与哲学之真理、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
读诗也要“思无邪”，也要“无委曲相”。
孔子对于诗的论法，归纳起来又称为“孔门诗法”。法，道也，不是指狭义的方法、法律之法，若平仄、叶韵之类，此乃指广义的法。“无事无非法”，生活中举止、思想、语言无在而非法。
违了夫子“思无邪”，便非法。
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只是传统习惯（世法、世谛）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
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颇下得一番功夫，模仿渊明文字、句法。而鲁迅先生批曰：我觉得“不像”。盖此是言不由衷，便是伪、是不真、是邪。以此而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进门来三杯醉也，起身去一步歪邪。
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有一联曰：刘伶问道何处好，李白答曰此地佳。
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还不如前者。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儿。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
文学与哲学与“道”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所谓“诗法”，就是佛法的“法”，是“道”。静安先生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间词话》）“诗三百篇”既称“经”，就是不祧之祖，而降至楚辞、赋、诗、词、曲，则益卑矣。然而，以诗法论，便童谣、山歌亦可以与“经”并立。其实“诗三百篇”原亦古代之童谣、山歌也。《金刚经》云：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只要“思无邪”就是“法”。佛法平等不是自由平等的平等，佛说之法皆是平等。佛先说小乘，后说大乘，由空说无，说有见空。天才低者使之信，天才高者使之解，无论如何说法，皆是平等。
或谓佛虽说有大乘、小乘，其实佛说皆是大乘，皆可以是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最低之小乘，然而也能成佛。故佛说“大开方便之门”，门无大小，而入门则平等也，与静安先生所谓“不以是而分优劣”一也。
今所言诗，只要是诗就是法。
孔夫子对于《诗》，有“思无邪”之总论，尚有分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总论中之分论，前所说是总论中之总论。
说得真好。无怪夫子说“学文”，真是学文。忠厚老实、温厚和平、仁慈、忠孝、诚实，溢于言表。这真是好文章。每一国的文字有其特殊之长处，吾人说话、作文能够表现出来便是大诗人。中国方字单音，少弹性，而一部《论语》音调仰抑低昂，弹性极大，平和婉转之极。夫子真不可及，孟子不能。
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此本难分优劣。汉经秦“焚书”之后，书籍散乱亟待整理；及宋朝书籍大半整理就绪，而改重义理，亦自然之趋势也。今讲《诗经》，在文字上要打破文字障，故重义理而兼及训诂，虽仍汉宋之学而皆有不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此段文章，“可以”两字不可草草看过。
兴：感发志气。起、立，见外物而有触。
生机畅旺之人最好。何以生机畅旺就是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读之如旱苗遇雨，真可以兴也。
观：考察得失。（得失不能要，算盘不可太清，这非诗。）
不论飞、潜、动、植，世界上一切事皆要观，不观便不能写诗。“《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十二章）察犹观也，观犹察也。鸢代表在上一切，鱼代表在下一切，言此而不止于此，因小而大，由浅入深，皆是象征，此二句是极大的象征。“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其一必得知其二。诗中描写多举其一以括之。
群：朱注，“群，和而不流”。今所谓调和、和谐，即“无入而不自得”（《中庸》十四章）。
人当高兴之时，对于向所不喜之人、之物皆能和谐。“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与鸟兽心理、兴趣不同，是抵触，是不调和，如何能同群？以此言之，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人、事、物皆看不中，生活只是苦恼，反是自杀为愈也。贾谊虽未自杀，但其夭折亦等于慢性的自杀。“诗可以群”，何也？诗要诚，一部《中庸》所讲的就是一个“诚”，凡忠、恕、仁、义，皆发自诚。所谓“和而不流”，“流”，是无思想、无见解，顺流而下。
怨：朱注，“怨，怨而不怒”。其实也不然，《诗》中亦有怒：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望文生义，添字注经，最为危险。最好以经讲经，以《论语》注《论语》。
此二句，恨极之言，何尝不怒？
唯“不迁怒”（《论语•雍也》）也。
夫子承认怒，唯不许“迁怒”；许人怒，但要得其直。此世法与出世法之不同也。
基督：“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圣经》）
释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节节肢解，不生嗔恨。”（《金刚经》）
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基督“要爱你的仇人”，释迦“一视同仁”，都是出世法，孔子是最高的世法。西谚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孔子不曰“以怨报怨”，报有报答、报复之意。“以直报怨”是要得其平；“以牙还牙”，不是直。在基督、释迦不承认“怨”；夫子却不曾抹杀，承认“怒”与“哀”，怒与哀而怨生矣，而“怨”都是直。“怒”、“怨”，在乎诚、在乎忠、在乎恕、在乎仁、在乎义，当然可以怒，可以怨。《论语》之用字最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沉重、深厚、慈爱。读此段文章，“可以”二字不可草草放过。
夫子之文，字面音调上同其美，而不专重此。“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是小我，但要扩而充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释迦不许人有我相。）“事父”、“事君”，代表一切向外之事，如交友、处世，喂猫、饲狗，皆在其中。事父、事君无不适得其宜。我本乎诚，本乎忠、恕、仁、义，则为人、处世皆无不可。（切不可死于句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子注：“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论语集注》）夫子所讲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道，是哲学思想（philosophy）。“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谓也？要者，“识”、“名”两个字，识其名则感觉亲切，能识其名则对于天地万物特别有忠、恕、仁、义之感，如此才有慈悲、有爱，才可以成为诗人。
民，吾胞也；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举出“仁”，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乃为人之道也。民，我胞也；物，我与也。扩而充之，至于四海。仁，止于人而已，何必爱物？否！否！佛家戒杀生不得食肉，恐“断大慈悲种子”。必需时时“长养”此“仁”，不得加以任何摧残，勿以细小而忽之。凡在己为“患得”，在他为“不恕”者，皆成大害，切莫长养恶习，习与性成，摧残善根。
孔子门下贤人七十有二，独许颜渊“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佛：慈悲；耶：爱；儒：仁。）此是何等功夫？夫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卫灵公》），念兹在兹。
为什么学道的人看不起治学的人，治学的人看不起作诗的人？盖诗人见鸡说鸡，见狗说狗，不似学道、治学之专注一心；但治学时时可以放下，又不若学道者。
道——圆，是全体，大无不包，细无不举；
学——线，有系统，由浅入深，由低及高；
诗——点，散乱、零碎。
作诗，人或讥为玩物丧志，其实最高。前念既灭，后念往生；后念既生，前念已灭。吾人要念念相续，言语行动，行住坐卧，要不分前念、后念，而念念相续，方能与诗有分。这与学道、治学仍是一样，也犹同“三月不违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意也在此，为的是念念相续，为的是长养慈悲种子。“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王摩诘《谒璿上人》）年长则精力不足，寿命有限，去日苦多，任重道远，颇颇不易。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识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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