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燕萍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空间经济：城市及城市体系模型——兼论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试读：
自序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现为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而产业活动空间集聚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因此城市也已悄然被视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城市的产生与存在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的集中，比如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等，城市规模越大，对这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越强。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壮大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满足周边地区的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城市越发达，对周边的辐射范围越广。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通设施的改善，城市的信息服务功能也日益加强，不再仅仅是企业集中地和生产中心，而且是交通运输中心、商业服务中心、金融中心、社会信息交流中心，方便了各种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此，城市越来越成为拉动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切实感受到，有些城市随着时间日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又有许多新城市产生；有些城市越来越专业化，又有些城市走上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有些城市规模保持不变甚至缩小，有些城市规模却日渐增大；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城市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那么，城市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城市会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影响力？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是怎样演化形成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城市的规模？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学家和新经济地理学家致力于研究的主要问题。本书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以上部分问题。
在认真阅读了D-S（1977）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1991）中心—外围模型、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单中心城市模型以及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阿纳斯和熊（2003,2005）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以更深入地理解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来源，为最优城市规模和城市单中心结构的稳定性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为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提供理论依据。本书的主体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二元结构下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以及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
1．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首先参照克鲁格曼、藤田、阿纳斯等著名新经济地理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的经典文献，对城市系统空间结构、运输成本形式、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以及两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了设定，然后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各自最优化的行为，在此基础上由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推出一般均衡条件，最后证明均衡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本书以城市体系而非单个城市建立模型。考虑多个城市，反映城市之间的产品交易，在模型中体现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必要的，相对单一城市结构，多个城市的系统结构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也更能反映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渴望，这是D-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石。
2．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分析：给定外生变量和消费者偏好参数、交通运输因子、生产成本系数，求出内生变量的解析解。之后从三方面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分析：第一，比较静态分析，说明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第二，找到最优城市规模存在的条件和影响因素；第三，探讨单中心城市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的充分2条件，以期对城市单中心结构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城市集聚的原因和工业品交易的重要性。解析解的存在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成果。
3．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政策含义：作为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本书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我国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问题结合起来，为我国农村地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市场潜能曲线和均衡城市效用曲线，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分析并且得出结论：在市场自组织情况下，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因此为了避免城市过大，政府对新城市的规划和支持是必要的。在赋予就地就近城市化理论依据之后，本书接着分析了中国在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现实意义和条件。然后描述和讨论中国四个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成功案例，总结其经验和启示，继而为我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推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后的成果，在其即将出版之际，特别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刘榆教授的指点和为本书作序，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邵宜航教授的悉心指导，衷心感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的大力资助，真诚感谢经济日报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认真校对，从而使得此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本人虽已尽力核查、校对、修改，力争减少疏漏与错误，但也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误，恳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当然，本书的所有文责自负。黄燕萍2016年3月于厦门大学第一章导论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其对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有何意义？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其重要性又体现在何处？本书如何将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的？这样的结合又体现出哪些创新？本章将从研究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内容安排、创新之处四个维度一一回答以上问题。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一、理论背景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家疆界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国家边界本身不再成为经济地理分析的一个合适的指标，继续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逐步脱离了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交换倾向于发生在大城市之间，城市内的集聚和生产组织以及城际间的贸易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意味着区域间及国际贸易将逐步被大城市间的贸易所取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许多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和集聚愈加明显，使得生产要素、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在不同层面上迅速地发生变化，并日益集中于个别发展势头良好的区域，成为几十年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城市集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企业层面上的生产规模经济，如果在生产中确实存在规模经济，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市场结构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一个有限的经济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厂商，所以消费者仅仅按照有效价格来选择产品，厂商只和邻近的厂商展开竞争。由于经济学建模技术的局限，在原有的城市经济学框架下，规模报酬递增被忽略了；城市是为高度多样化的经济个体提供交易的空间机制，这些经济个体是创新的源泉，城市自然成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摇篮，而城市间分工的动态演化则反映了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地理上的多样化增长，这两方面正好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增长的动力。因此，新增长理论所理解的城市发展实际上也是特殊要素和生产能力在某些地区集中的一个过程。换言之，地理和增长的关系必须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过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城市经济的热情。而建模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模型的开发，使得经济学家对城市间和城市内的空间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政策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第八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三十三章“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具体发展战略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以提升质量、增加数量为方向，加快发展中小城市。”《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并指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由此可见，积极稳妥地推动城市发展，有步骤、有条件地加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长期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城镇化对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能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有助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城镇化的发展还能吸收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为广大隐性的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其次，通过积极推进城镇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业比例逐渐下降的过程，而且是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软件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过程，是为更多城市居民提供更良好的环境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更加完善。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因此，消费者的预期更加稳定，有助于增加即期消费，拉动我国内需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积极转变。
最后，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几万种产品，因此具有主导性地位。城镇化中的主要新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就业，缓解就业压力，这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留出了空间，对改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城镇化是民生工程，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居民的安居、就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与文明水平，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在国外政治、经济动荡的国际环境下稳定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化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继续推进城镇化扔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集中力量要做的事情。而城市是城市经济的物质载体，是城镇化全部内容展现的平台，城镇化都是通过城市的发展表现出来的。因此，研究城市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三、现实意义
我国城镇化水平逐年提升，城镇化速度逐步加快。194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0.6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率为20%左右。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0.89%,2000年就达到36.22%，比1999年提高了5.33个百分点。到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51.27%，第一次超过了50%, 2015年这一指标达到了56.1%。有专家学者（比如简新华、黄锟， 2010）预测，在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可见，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已经成为企业和人口集聚的中心，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区。城市是工业生产中心，集中了大量规模不一的工业企业，且工业种类相对全面、技术装备相对精良、产业构成相对合理和完善，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具备了跟踪先进技术的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城市是区域商品流通中心，是区域内物资集散地和主要的贸易市场，商业网点数量多、分布广、服务设施先进，能使商品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完成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城市是交通运输中心，具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快速安全的运输手段，形成所在地区人流与物流汇聚的中心，担当着枢纽的重任；城市是金融中心，聚集着各类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从金融市场借贷和调拨资金的能力，保证企业和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巨额需求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城市是信息交流中心，拥有影响力大、受众面广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广告咨询、电脑网络等机构和媒体，具备了先进的信息设施，有良好的信息服务系统，能快速生产与传播信息，把经济中心的功能放大和延伸；城市是科学技术中心，拥有水平较高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独立的科研与开发能力；城市还是文化教育中心，教育资源丰富，科技力量雄厚，是国家智力开发、人才培养和输送的重要基地。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普及深入的教育，成为城市最大限度发挥对区域经济起带动作用的又一项重要保障；城市是一个国家或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实施社会管理的最有效的场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此外，城市是各种层次的劳动力的集聚地，为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完美匹配提供了一个场所，从而产生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促进区域内的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现实中人们对城市本身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研究城市现象对于增进人们对城市本身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四、理论意义
城市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发展历程至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由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现象或城市问题，城市经济学从产生之时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城市经济学主要考虑城市的内部结构、土地市场、城市类型以及城市规划等等，相应的城市理论模型很少考虑区位因素，尽管区位理论拥有悠久而深厚的思想传统，尽管空间区位对理解现实世界经济进程和解释人类经济活动集聚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这与当时的条件下缺乏理想的分析工具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区位和集聚问题的关注程度迅速增加。以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Fujita）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新经济地理学，他们主要以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以下简称D-S）的垄断竞争模型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冰川”运输成本技术等为基础，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其中也包括城市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城市体系的研究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城市体系模型也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三大基本模型之一，亨德森（Henderson,1974）、藤田和森（Fujita and Mori,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Fujita, Krugman and Mori,1999）以及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亨德森和贝克尔（Henderson and Becker,2000）等对城市层级体系、城市规模等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克鲁格曼（Krugman,1998）把空间问题视为经济学的前沿。我国学者也越来越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区位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引入介绍”阶段，多数研究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用来解释产业集聚、区位选择等等，在新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构建方面步履维艰，成果甚少，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城市经济学问题结合研究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尚未出现。如何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构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理论模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书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试图为城市体系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这将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有助于为实证分析或经验分析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现实城市发展的需要，尤其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历史阶段，可以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另外，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一个基本模型，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1）模型的理论应用，比如做比较静态分析，比如研究城市的最优规模、卫星城的诞生，二元结构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等等，这些本书已进行了研究；（2）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于实证分析；（3）模型的拓展，比如把制造业部门从一个扩展到多个，或者加入服务业部门、政府部门，以进一步研究专业化城市与多样化城市的形成；（4）修改模型，比如把冰川运输成本还原为运输部门，比如加入住宅消费、通勤时间。总之，本书的理论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工具。第二节研究框架与创新之处一、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以理论模型分析为主，侧重于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在学习和综合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1991）中心—外围模型，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的单中心城市模型，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阿纳斯和熊（2003,2005）城市体系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根据萨缪尔森（1952）的冰川运输成本假设决定城市内部不同区位上以及不同城市之间产品的有效价格；遵循可迁移但不迁移原则（no migration condition），即假设均衡时同一城市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同质劳动者将享受到相同水平的效用。在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模型之后，本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其实践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书的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
继导论之后，第二章先回顾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包括城市集聚经济、城市规模及其分布、城市形成机制、城市化道路选择等等，并对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的评析。
第三章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参考的经典文献包括：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藤田和森（1997）、藤田、克鲁格曼和森（1999）以及阿纳斯和熊（2003,2005）。首先，设定城市的内部结构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在多个城市的设定下，不仅有城市内部（中心—外围）的交易，还有城市之间的交易，更加符合现实；其次，设定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该效用函数是Cobb-Douglas-CES形式的（总效用为Cobb-Douglas形式，子效用为CES形式），从中推导出马歇尔需求函数、有效需求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因为冰川运输成本的存在，产品的“到岸价格”随着与产地的距离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不同区位产品的有效价格是不一样的。根据等效用原理，均衡时所有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再次，设定两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农业部门的生产采用里昂剔夫（Leontief）技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制造业企业处于张伯伦式的垄断竞争市场，只利用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其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递增的。每个制造业企业只生产一种工业品并最大化本企业的利润，竞争的结果导致每个企业的均衡利润为零；最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最优化的行为基础上，由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出清推出一般均衡条件，并证明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第四章是对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首先，求出所有内生变量的解析解，这些内生变量包括：城市规模（或者城市半径）、整个城市的制造业规模（企业个数、工业品的品种数）、各个区位工业品价格（到岸价格、离岸价格）、各个区位农产品价格、各种产品的运输成本、各种产品在各个区位的需求量、运输成本、消费者效用水平等等；其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说明外生变量或参数的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比如消费者对多样化的偏好改变，内生变量将如何变动？在我们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外生变量有城市的总人口数（N）和城市数量（n）。参数有消费者偏好、运输成本系数、生产技术；再次，寻找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探讨城市单中心结构不稳定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单中心城市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使得对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来源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所谓“不稳定”就是指城市中心没有足够强的本地市场效应，制造业企业会因为偏离中心获得竞争上的优势而得到正的利润。
第五章探讨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作为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本章研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我们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利用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企业区位选择的市场潜能曲线和城市均衡效用曲线，分析论证了在城市超过最优规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生产者，也没有消费者愿意搬到“郊区”的新城市去。因为，先搬出去的企业利润要下降，先搬出去的消费者效用要更低。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从而为农村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得到就地就近城市化的理论依据后，本章从中国实践方面探讨了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意义，分析了中国在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实行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条件。然后举出我国4个农村地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成功案例，总结其经验和启示，并为我国农村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推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在对本书的主体内容与主要结论进行提炼之后，指出仍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改进的方向。二、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
选题本身显示了本书的创新性。通过构建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来论述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据我们所知，国内外尚无相应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包括三类：中心—外围模型（简称CP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国际模型。本书建立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属于其中的一种。本书的理论模型是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1977）、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1）、F-K-M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借鉴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和技术，建立了一个包含空间因素的两部门的城市体系一般均衡模型。考虑连续的空间结构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经济模型通常有三大难题：一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推导，二是解析解一般不存在，三是实证分析滞后。为了解决建模难的问题，通常假设比较强。本书的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包括：
第一，以城市体系而非单个城市建立模型。考虑多个城市，反映城市之间的产品交易，在模型中体现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必要的，相对单一城市结构，多个城市的系统结构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也更能反映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渴望，这是D-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石。
第二，模型存在解析解，这是突破性的。大多数第一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没有解析解的，只能通过复杂的数值模拟来分析参数的影响。没有解析解的模型难以做实证分析，也难以做福利分析。
第三，中国学术界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很多，关于最优规模的含义和结论不尽相同，一个根本问题是多数结论没有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学模型之上。常见的有局部均衡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甚至没有任何模型，仅靠对经济集聚或最优规模进行测度，主观性太强，而且标准各异。我们的结论建立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上，以市民的福利（效用）是否最大化作为城市规模是否最优的标准，标准明确而客观。在正常的条件下，最优规模存在且唯一。最优城市规模随着工业品运输因子和农产品支出比例的提高而缩小，随着工业品支出比例和消费者对工业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提高而增大。研究最优城市模型既是本书模型的一个理论应用，更是为后面探讨城市化道路选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四，在对城市结构的稳定性分析方面，不完全相同与F-K-M模型，我们考虑了两种稳定性：一是单中心退化为自给自足经济，二是单中心如何演化为多中心。由模型结果衍生出的主要结论有：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多样化，贸易是不可缺的；由于集聚力的存在，市场存在本地效应。分析了市场本地效应减弱、城市倒退到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的产生条件，以期对城市单中心结构中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了解城市集聚的原因和工业品贸易的重要性。城市结构从单中心演化为多中心为就地就近城市化的探讨做了理论铺垫。
第五，通过市场潜能曲线和均衡的城市效用曲线，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分析得出：随着人口的增加，旧城市终将过大，新城市必然诞生太迟。基于此，我们提出就地就近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而将理论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第六，不同的运输成本设定演化出了“软边界”与“硬边界”的概念。我们假设区域之间（包括城市中心与外围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产品运输为萨缪尔森的冰川形式，在这一设定下，产品的边际运输成本是递减的，随着距离的增大，产品的运输成本越来越低，从理论上讲产品可以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安纳斯（Anas,2004）、安纳斯和熊（Anas and Xiong,2005）采用线性运输成本，导致城市规模必须有一个上限，否则将无法支付高昂的运输费用。所以两种不同形式的运输成本设定暗含着对城市边界的不同限制。
第七，赋予“野草”地主新的理解。城市经济学对地租通常做两种不同的假设：一是地租公共所有（public ownership），土地是城市居民所有，地租收起来后平均分配给城市居民；二是假设地主像外星人一样（absentee landlord），只收租但看不到人。藤田和克鲁格曼（1995）把地租的消失视为像野草（weeds）一样消失，我们则将野草地主理解成我国的地方政府，将地租的消失视为地方政府的“浪费”。前者的解释相对比较牵强，但可以理解，因为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乡镇政府，基层管理人员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好假设地主为地方政府。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庞大，基层工作人员很多，他们消耗许多“资源”，因此可以将野草地主视为地方政府。
第八，本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小创新极大地简化了理论模型的推导过程。比如引入总工业品（Q），使得子效用的表达变得简单；比如引入正负号作为代表性城市和非代表性城市的下标，避免了用i =1, 2, …, n作下标带来形式上的不对称性；比如引入“折扣”城市，从贸易的角度出发，把距离无限远的城市折算为0个城市，城市的折扣解释使得空间中不同的城市具有加权加总的意义。另外，不同于F-K-M模型的是，我们将连续型企业改回到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的离散型企业，更切合实际，也有助于直观理解。
总之，在国内学术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城市问题刚刚起步的时候，当国内多数研究基于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城市规模因素的时候，本书在参考了国外经典文章后，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技巧创造了一个城市体系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最优城市规模的因素，并将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我国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大的创新。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空间区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遗憾的是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很少关注空间因素，经济活动特别是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基本上被完全忽略。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由克鲁格曼（Krugman）和藤田（Fujita）等引导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才重新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本书主要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研究城市体系模型，因此，本章首先回顾新经济地理学的历史，考察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城市体系中的应用，总结国内外对新经济地理学尤其是克鲁格曼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的拓展研究。在此理论基础上，本章接着简述国内外关于城市集聚、城市规模及城市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并对已有研究做出简要的评析。第一节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区位理论的历史源远流长。1826年，屠能（Thünen）发表了《孤立国》一书，对发展一个一般区位理论进行了最古老、最伟大的尝试。在该书中，屠能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品融通、城市增长对耕地的影响、城市及商业活动对地租及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土地类型划分等内容作了详尽的讨论，其提出的一些理论概念后来常被城市经济学家和新经济地理学家引用。继屠能农业区位论之后，一般区位理论开始关注工业区位论的发展。劳恩哈特（Launhardt,1885）第一个对市场区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形”理论。同时期，马歇尔（Marshall,1890）研究了工业集聚，他是第一个详细论述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从根本上而言是集聚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这种外部经济主要包括劳动力池效应、专业化的投入品和知识外溢。马歇尔论述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区位论中关于集聚和规模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韦伯（Weber,1909）于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一书，发展了一个独特的工业区位理论，特别强调了空间因素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韦伯提出了最小费用区位原则，认为工业区位选择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运费、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分散所带来的成本变化。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对城市工业发展与布局以及工业区位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工业区位理论在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中的发展。他也是第一位真正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城市空间方面研究的学者，独立于马歇尔（1890），韦伯系统地阐述了集聚经济理论，他定义集聚经济为：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聚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资源或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的区位经济理论得以形成，非竞争性企业的模型已不断发展。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Palander,1935）将不完全竞争概念引入区位论研究中，在提出远距离运费衰减规律的同时，强调最佳的生产地区位是包括运费、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在内的所有生产费用总和的最小化。帕兰德认真地检查了霍特林（Hotelling,1929）的研究，并就相同的霍特林问题（两家企业在线性市场上出售同样的产品）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霍特林认为在线段上对消费者分布的空间竞争使得两家企业往往聚集在市场的中心，而帕兰德认为竞争对手之间往往保持距离，以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受霍特林影响，帕兰德在更一般的空间价格理论的框架中重新思考了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相比于帕兰德，廖什（Lösch,1940）更多地受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和瓦尔拉斯、里昂惕夫、俄林一般均衡方法的影响，在其《区位经济学》一书中，他将分析方法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与韦伯、帕兰德等不同的是，廖什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则从需求角度出发，认为收入与成本差距最大的区位才是最佳的选择，并且重视关税、政治制度、烦琐的行政手续和贸易障碍等政策制度因素。与廖什的市场网络分析相联系的是起源于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的中心区位理论的思想。克里斯泰勒开创了一个中心地的概念理论，并且表明，中心地或城市形成了一个层级：在顶部的城市将生产所有类型的商品，城市越低阶，生产的商品类型越少。
随着基于完全竞争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区位理论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对一般区位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艾萨德（Isard,1949）认为，当引进空间区位因素，即运输成本进入分析时，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传统解释不再成立，而垄断竞争理论是研究空16间经济问题可选择的范式。库普曼斯和贝克曼（Koopmans and Beckmann,1957）最早提出竞争范式在研究空间经济中的基本限制。他们认为，在一个同质的空间经济中，由于改变区位的激励与运输成本的大小、方向是相同的，因此竞争性价格和正的运输成本不相容。1978年，施泰（Starrett）证实了艾萨德的观点。他认为，库普曼斯和贝克曼（1957）得到的消极结果在空间同质性设定中成立，也就是说，当空间是同质的且运输成本为正时，竞争性均衡不存在，唯一可能的均衡是所谓的“后院资本主义”即每个区位自给自足。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城市全面增长，西方学者对城市经济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克拉克（Clark,1951）的《城市人口密度》、温格（Wingo,1961）的《交通与城市土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比如城市交通、城市住房等）对城市现象展开了研究，城市经济整个研究领域几乎不存在空白。1964年阿隆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他对城市经济活动的个体（家庭和厂商）从空间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城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成为城市产业区位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著作。1965年，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Wilbur Thompson）编写的城市经济专著《城市经济学导论》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是土地利用理论，本质上是屠能（1826）农业土地利用理论的复兴。起源于阿隆索的单中心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型相当于屠能构建的单中心经济的土地使用模型，其中“孤岛”被“中心商业区”（CBD）代替，而围绕在城市周围的农业土地被住宅用地代替。然而，在传统的单中心城市模型中，城市是事先被假定为单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形态的一般区位模型出现，索洛和维克瑞（Solow and Vickrey,1971）第一次描述了没有事先假定任何中心的经济模型。贝克曼（Beckmann,1976）第一个提出了住宅用地的一般区位模型，其中向心力源于社会交流，离心力则源于以较低的土地租金消费更多土地面积的需求。在贝克曼（1976）之后不久，鲍鲁克夫和赫斯曼（Borukhov and Hochman,1977）以及奥哈拉（O' Hara,1977）均表明，面对面沟通的需要可能诱发企业聚集和形成CBD，即使集聚在CBD的企业将承受更高的土地租金。随后，城市经济学家开始在同一模型中研究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小川和藤田（Ogawa and Fujita,1980）、今井（Imai,1982）最早研究了城市两部门的一般区位模型，其中小川和藤田侧重研究均衡的空间结构，今井则关注最优的空间结构。在他们的模型中，向心力通过企业之间的业务交互产生，而离心力来自于工人的通勤成本。企业和工人的均衡分布由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决定。以上的城市模型都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大田和藤田（Ota and Fujita,1993）提出了企业有多个单元的一般区位模型，其中每个企业由前端单元和后端单元组成。他们表明，企业之间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后端单元和前端单元的距离增加。最终，当企业之间的通信成本变得足够低时，企业结构变成前端单元在城市中心集聚，而后端单元建立在城市的郊区。以上模型中导致城市集聚的外部性来自于经济个体之间的非市场的相互作用。藤田（Fujita,1988）提出了第一个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一般区位模型，表明单纯的市场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城市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
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一文，掀起了研究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的浪潮，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与发展解决了建模技术上的难题。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了《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宣告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克鲁格曼在D-S框架下用一18般均衡的方法对地理空间的内生性向心力建模，其开创的中心—外围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在该框架中说明企业层面的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出现和变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