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羽君,高传智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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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试读：

前言

接受《中国广播电现新闻改革研究》课题己有两年的时间，始终交不出满意的成果，虽然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业内的许多刊物上，从各个角度来谈新闻改革的文章给我们许多启示。尤其是战斗在广播电视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经济改革浪涛中，在民众的迫切企盼中，在全球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氛围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各方压力，进行着切实的新闻改革实践，给我们编织了一幅现实的、鲜活的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图景，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实际，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但长期以来蒙在“新闻”周围的层层面纱，以及政治经济权益等与“新闻”的天然联系，使我们很难摆脱偏见和杂念，觉得无从下笔。然而课题任务在肩，对广播电视新闻研究又有一份职业的责任，我们课题组几起几落，坚持前行。

近一年来，我们逐渐明确了方向，放弃旧的框架，着重抓两头，一头是纯学理方面的探究，对新闻的本质，媒介的发展，以及我国和世界一些主要国家新闻发展的历史轨迹作深入的学习和梳理，力图用超脱的心态，扩展宏观视野，跳出新闻日常世态，审视其在纯净境况中的内在律动；另一头是深入实践，去接触新闻从业人员，了解他们工作动态，情绪心境，困惑与愿望，奋斗与抗争，从鲜活的个体生命中感受时代的脉搏，体察新闻改革的深层需求。宏观和微观的相互碰撞，会给我们更大的思维空间。

于是，除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外，在2004年冬，课题组兵分三路，赴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甘肃五地的电视媒体进行调研，与115名电视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其中有主管新闻的台级领导、新闻频道总监、新闻栏目制片人、记者、编辑。令我们振奋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对我们都热情相助，向我们介绍他们改革思路、改革方案、社会效果、改革瓶颈。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坦率真诚地向我们吐露了他们内心的激情和焦虑，对体制不顺，不能自如地按新闻规律办事的矛盾心境，媒体竞争和收视率压力下的躁动不安，在政策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的尴尬，等等。其中有些话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有着现代人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真实。所以当我们捧起整理好的一份份访谈记录时，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听到他们的心声。

于是，我们想起了“口述历史”这一现代词语，这些访谈不就是口述历史吗？这些访谈的许多内容很难出现在正规的杂志文章之中，也不是任何统计数字所能替代的珍贵资料，访谈中的许多细节和实例，正是研究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的最好注脚，是从多个侧面来观照中国新闻改革的途径。于是我们从115个访谈中选取了31篇，30万字，征得被访者的同意，结集出版，一方面作为我们课题的附件，另一方面也提供给新闻改革的研究者一些鲜活的资料。

理论的灵感来自实践，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些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第一线的个体生命的独特经历，能够给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研究者，尤其是给正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研究生们提供一些原生态的资料，以激发他们创造思维的灵感，这也是我们结集出版这些访谈的初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研究》课题组朱羽君二〇〇五年五月

电视新闻直播：一切皆有可能——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直播组制片人 何绍伟访谈

何绍伟（以下简称“何”）：“神五”最大的特点是未知的东西太多。当然从神五传下来的信号是载人航天系统本身的功能，我们只是引用了它的信号。一开始我们是按全程直播做准备的，但后来中央决定不让直播，于是我们的工作就难了。比如说我们在发射区建立了一套系统，要是直播，直接把信号送上天就行了，不直播，麻烦事就多一些。比如收录完发射的画面，还需要骑着自行车把酒泉指挥大厅拍到的带子送到我们的卫星地面站。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呢？因为那么大的活动，有中央领导去，担心会封路，骑着自行车顺着人行道，一二公里也很快就能过来了。发射架前的机位，没用微波进系统，拍完后也要这么送过来。但如果允许作直播，系统就会更完整，这些问题都不用考虑，所以当时操作困难是加大了。曾：现场架设了机位，但不允许信号传出去？

何：对，要等到发射阶段完成了，确保成功入轨了，才允许把刚才发射的画面传出去。曾：演播室是为直播准备的吗？

何：演播室是直播的，其它的所有环节也都是为直播准备的。“神舟五”的报道做了两天，报道操作是不同的。第一天（发射）没有开大的直播窗口，新闻频道只是在延长了新闻时段，第一时间把发射成功、顺利入轨的信号切出去。这表明台里对直播的使用更加灵活，既可以开一个大窗口，也可以不开特别的窗口，但前方有什么动态可以及时地插进来。这个也是和新闻频道的建立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发射段落危险较大，第二个危险是在中间飞了多少圈后有个变轨，第三个就是降落。如果开始就拉开很大的架势报道，万一后来有问题了怎么办？这是必须考虑的，这不仅是一个航天科技本身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可能这就是中央决定不直播的原因吧。曾：可是第二天又决定了要大规模直播，少了第一天的预热，有什么不利影响吗？

何：根据中央部署，开始时控制节奏，适度报道。第二天成功回收，杨利伟顺利出舱，就意味着全面胜利。在中国的语境里，全面胜利肯定要大张旗鼓了。当时我们六点多开窗口的时候，杨利伟已出舱了，这是一个有关方面和我们的约定。我们安排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的编导谢子猛告诉我们，“杨利伟已经出舱了，温家宝跟他通了话，这哥儿们身体倍儿棒”。没问题了，罗明副台长一声令下，窗口就开了。

当时台里决定，从早晨开窗口到晚上10点，除了午间新闻和新闻联播，都是关于“神舟五”的报道。但是，早晨几点开窗口？开了直播窗口，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前方的内容？回收舱已经降落了，找到以后信号怎么送回来？这都是未知数。

前方无固定可控、可知内容，在演播室这边，也无固定的嘉宾。因为我们要求嘉宾是神五七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或者总指挥，另外就是神一至神五的总负责沈荣骏，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演播室是未知的，甚至回收当天，有些人十一点才坐飞机从酒泉回北京。谁、几点能进演播室？都是未知的。所以整个应变能力要非常强。如果搞不好，全天十几小时的直播，那就只能白岩松唱独角戏了。曾：一般来说，大型直播节目的演播室嘉宾是很早就确定好的，甚至要参加演练，成为保险系数最高的节目元素，你们为什么弄到那么悬？

何：连嘉宾都没了准，这在大型直播节目的演播室部分中是不可想象的。但一般直播中的演播室嘉宾，都是学者型、专家型的人物，讲述相关知识、背景和做分析。我们想让节目更精彩一些，就想用七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或总指挥，因为他们不仅是专家，更是当事人，是当天的新闻人物，他们的讲述是带着生命激情的。让一个军事专家去分析别人打的仗，和让一个战役指挥员浑身硝烟进入演播室来讲，完全不一样。尽管他们来的顺序和进入的时间与设计上还有一点差距，但基本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在嘉宾没能按时到来的情况下，都是白岩松独挑的，好在从“神一”到“神四”他都做过报道，对神舟系列的情况熟悉。曾：尽管有风险，但值得一试，这些刚刚从发射一线回来的专家无疑能拉近观众与现场的距离。可在现场那边同时还有很多未知因素，你们怎么应对？

何：从内容准备上，根据神一到神四的情况，分析出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很多预案，在操作上，打破常规。在回收舱降落现场的记者冀惠彦，拍了很多东西以后马上编成一个三分钟的片子。按照传统的做法，他把片子和写成的基础稿传回来，找播音员配上音后再审片、播出，那黄花菜都凉了。当时我就要求他，把编好的片子放进录像机，听我“走带”的口令就放，同时用铱星电话跟演播室通着，带子走起来就对着画面配解说。他当时说：“我一辈子没干过这件事”。我说：“你就干一次吧”。后来他觉得这样挺过瘾的。时效就是这么争取出来的。

神五报道和随后的蓄水报道，很多片子是在直播现场完成的，传送、配音和播出是同时的，这和以前直播相比是个很大的变化。以前要么直接播出直播信号，要么把片子做好传回来，审过之后再播出。只要是录像就要审，还要配音，这样半小时一小时就过去了。所以这一次所有的播出是按照直播操作的，以最快的速度把刚刚拍摄的素材编成片子，有些比较成形的片子，编都不编，在传送的同时直接配音播出去。

你了解技术可能，熟悉技术操作，才能把节目做好。同时，你还要了解观众心理，了解观众最想知道什么。杨利伟出舱了，回北京的路上身体状况怎样？这是大家最想及时知道的。我们在飞机上专访了杨利伟，按通常情况，肯定要从机场回到台里编完了播出，那都三小时以后的事情了。而下飞机那段又不允许直播，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能让观众第一时间看到离开降落区以后的杨利伟呢？我们专门调了一辆卫星车，放在离西郊机场最近的位置。专机上的记者兼摄像康锐是按直播的拍法采访杨利伟，一个机位拍下来，不用编，在机上就倒好了带子，冲出机场上了卫星车，信号立刻就出去了。

有很多东西并非采集、传送和播出的同步，但播出过程中已经完全借鉴了直播的手段，省略了传送的过程。曾：实际上就是借助直播的技术和理念，最大程度地压缩了时间差。

何：对，等于说过去放像员在你旁边，现在跑到了现场。

时间差的压缩，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面对一些问题，要采取更灵活的措施。10月16日观众能看到那么多“神舟五”返回、杨利伟出舱的现场信号，有劳于我们前方的报道队很大胆、很智慧地“偷”了很多信号。比如杨利伟出舱的情况是通过“神舟五”的内部传送系统把信号传到北京的航天指挥中心，但由于规定不许做直播，所以这些信号不能接进我们的电视直播系统，那杨利伟出舱的信号为什么很快大家就看到了呢？是前方报道组用摄像机拍着监视屏，一看，一个关键段落拍完了，有时候就二三分钟一段，马上就换带子，把刚拍到的送到隔壁一个跟台里有线路相通的放像机，告诉家里：“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就说：“岩松，注意”，同时就把画面切出去。这时候，抢十秒都是有价值的。

军方的人觉得奇怪，不是说不许直播吗？他们的画面怎么出来的？怎么那么快啊？怎么差几分钟画面就在CCTV里看见了呢？

这里较量的是你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直播操作能力。直播组这班人，长期做新闻节目，长期做直播节目，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判断：我这么做，会不会给惹事？会不会把不该播的播出去了？要不要等领导审完再说？会不会在抢时效当中操作不好，弄出播出事故？这些都需要你在现场瞬间作出决定。当然，也有赖于平常积累的专业能力。曾：直播组是个打了很多硬战的队伍，经历了变数重重的“神州五”直播，你们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何：“神舟五”的价值就是我们对新闻直播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西郊机场外的转播车就是一个证明。以前，你说不让直播，那我们就不去架设备了，但这次不是。你不让我进现场，我就在离现场最近的地方架设备——其实这也是国际惯例——永远有一个机位拍着机场的出口，最起码看到车队出来，大家会有种期待感。我们把车架到那里，也是为了万一如果第二天突然告诉你可以直播了，能以最快的速度架起直播系统。所以我们这次作了最广泛、充分的准备，当然这和事件的级别有关，因为任何准备都有大量的成本，设备、人员成本的投入。

其实这是个节目思维与技术应用的综合问题。技术发展到今天，实际上绝大多数想法都能做到，没做成，往往是没想到，或者想到了，相关方面不让做。首要的是，节目上有什么样的思路，你才可能提出一个技术要求来。曾：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就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地记录历史，把这个职责永远放在首位，才有可能从技术上和方法上“时刻准备着”。

何：是这样的。那年还有一个很难做的直播，就是三峡蓄水。原来因为是非典后期，不做大型的报道，三峡总公司专门来公函，表示不希望我台去做大规模报道，因为那是国字号工程，他们怕外人去多了，带去了非典，后果不可想象。后来上级又突然决定要做，这就难了。

难度之一是基本没有准备的时间。直播当然要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但那是指突发事件。如果是预知的事件，能做前期考察，为节目方案、技术方案做充分的准备，节目效果和运作效果都会更好。

难度之二是非典期间各地的配合都很困难，限制很多。我们在奉节扎了一个点，在三峡工地扎了一个点，还有一条船穿梭在三峡库区从万县到姊归之间。由于还在非典期间，台里要求出去的人一定要少，人员压缩到一个顶俩来用。另一个，船是动的，而卫星信号必须要在稳定的状态下才能传回去。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是把一吨多的设备从大船倒小船，小船倒上岸，架在岸上。时间不够就只能架在船顶，但这很危险，因为船还在晃呀，尤其它在江上，旁边过很多船，它会晃，搞不好信号就会中断了。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国外有一千多万美金的陀螺仪，无论船怎么晃信号都是稳定的。但我们没有，怎么办？我们就用“人体陀螺仪”，船往这边一歪，锅不就跟着这边歪了吗？就根据歪的程度，轻轻地往另一方向托一下这个锅，两个卫星地面站的工程师干这个活儿。这真是一个创举。

有几次，我们一靠岸，离打开直播窗口就剩二十分钟了，不可能花两个小时把锅端下去到岸上，只能在船上直播。船行过程中，编导先把沿途拍到的要插播的小专题给编好了，离靠岸还有半小时，张泉灵赶快过来看一下片子，知道大概要说什么，再看一遍慢慢地找到长度的感觉。然后跑到机位前边跟摄像沟通站位或活动路线，一边准备她的报道词和配音词。这边船靠上岸，稳定了，打开机器，十分钟加载，家里信号收到了，节目返送声听到了，张泉灵开始报道，说到一定程度插播刚才编好介绍沿途情况的录像。录像一放，张泉灵就开始配音了，没有稿子，即兴的，也看不到录像。她要有很好的记忆力，知道片子编了什么内容，知道长度多少。

整个操作难度很大，蓄水期间有不少江段禁止夜航，用船转场很困难，搞不好就到不了下一个直播地点。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情况，船一靠岸，在很短的时间就必须把信号传回来开始报道。甚至有些地方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船靠一靠岸，必须马上到岸上采访，和采访对象沟通，然后马上告诉主持人他要说什么基本观点。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就开始了。曾：从准备时间来说，与突发事件的操作差别似乎已经不大了？

何：事件性质不同，操作方式一样。特别是最后一天，蓄水蓄到位那天晚上，我们从巴东做完下午的直播，夜赶巫山。这条船上所有人都不知道，水涨完后，码头的状况怎么样？现场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谁能把这个事情讲述清楚？当时我去打前站，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从巴东行船过来的途中，我通过电话给他们讲些事情，一靠岸以最快的速度该架锅的架锅，该架机位的架机位，该打灯的打灯，该和嘉宾沟通的沟通，也就差不多半小时左右窗口就开到这个点了，这边就播了。

突发事件要做现场直播也不是一到现场就能直播的，还有架设备的时间，利用这个时间马上要了解现场的基本情况，报道里要说什么，谁能作为现场被访的嘉宾。那么等到设备半小时架好了，马上就能够张嘴，就能介绍情况。我认为三峡蓄水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好的锻炼。曾：其实早在2000年，你们做《直播中国》栏目也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为将来新闻直播的常态化而做准备的吧？

何：这是我的理想。《直播中国》后来出的书里写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电视的必看性在哪里？我有个偏激的观点——任何东西都有个核心竞争力，电视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现场直播。为什么？如果将来网络非常发达了，服务器非常庞大了，可以随时点播，为什么非要在某个点赶回家看自己喜欢的非新闻性节目？点播不也行吗？或者把存在带硬盘的机顶盒里的节目调出来看不也行吗？所以如果没有媒体不可替代的东西，核心竞争力就会受到削弱，电视天生具备视听直播这种功能。网络越来越发达，你不干这事儿，网站就干了。曾：那一年《直播中国》，你们东奔西走，最终节目还是在一片争议声中随着《东方时空》2002年的改版而消失，你们的团队演化成直播组，今天评价这个栏目，价值在哪里？

何：我记得敬一丹说过：“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最怀念的就是《直播中国》那一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说吧”。我说因为那是一种生命状态。它不可能回放不可能重来，所以在直播中你做的每一点跟你的生命一样是线性的，很相似。录像节目可以再来一遍，还可以编，但在现场直播可能吗？你可能会为某次直播说错了关键的话而后悔一生，也可能会为某次救了场而高兴很长时间。所有的人就跟打仗时战友的感觉，我跟你背靠背，那边的事就交给你了，你把这边交给我了，我们可能胳膊肘一碰，眼神一交流就知道要干什么。在工作中历练出来的这种状态，你说离开这个集体后能不怀念这个集体里的人吗？当然这是业务以外的感受了。

从业务上说，首先是你的政治意识，我这一说，很多人认为我左。错了，录播有人审片，直播没有，你能不能把好关？能不能放得开，也守得住？第二个是电视业务的能力，如果你的业务能力差，不可能面对那么多机位，瞬间做出镜头组接的判断。第三是出色的组织能力，视、音、通、传、微、动，还有节目人员和当地配合的人员，来自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部门等，你怎么组织和调动？第四是清晰的技术感觉，你可以不会搭建技术系统，但你得知道针对什么情况要用什么样的系统。第五是浓烈的团队精神。所有参与《直播中国》同事，本来的综合能力都挺不错，经过直播的历练，人的整体能力都得到了更大提高。

问：你出身中文系，最早在中央台文艺部师从邓在军，后来去编《电影艺术》、《三联生活周刊》，加盟《东方时空》时进了企划组，怎么会对直播产生了兴趣？

何：1996年，我利用自己的休假去观摩日本人的长江三峡移动直播，从重庆到宜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长距离的移动直播。为什么要去？因为第二年是1997年香港回归，我感觉会有我的机会。我是广东人，我跟领导说你有一个懂粤语的人工作会更方便啊，而且我了解香港的东西，当年在文艺部跟着邓在军也学过多机位转播。所以我想去考察一次大型的外景现场直播怎么做的，先磨磨刀。和日本人在一起做直播感受最大的是两点：一百多人在一起感觉像个机器一样咬合得那么好；还有他们有很好的理念，在节目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

后来，1997年香港回归我参与策划，一直在想哪些地方必需做直播或通过直播报道的方式做出来。方案做完了，又介入了一部分直播报道。以前央视的直播主要是实况转播，很少有出镜记者的直播报道，香港回归第一个段落就是新闻评论部做的多点直播报道，好像有五六个点吧，现在看来小菜一碟，但当时费了大劲。

领导当时敢这么做，跟1997年《东方时空》元旦特别节目的试验有关。那期节目要报道1997年第一天凌晨三峡工地的情况，拍完了得从宜昌开车送到武汉才能传回来，还要合成什么的，有可能就赶不上早晨要播的节目。我建议请北京机动通信局帮忙协调湖北机动通信局的卫星车到三峡工地传信号。孙玉胜说，“既然有设备，还传什么信号啊，干脆早晨做一段直播得了。”时任播送中心主任丁文华听说了，告诉我们，为香港回归，台里进了箱载式卫星地面站，可以去，正好也试试效果。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这样的卫星地面站做直播，也是《东方时空》第一次用记者的现场直播报道。如果我没跟过NHK的直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事。我记得插入的直播信号也就七八分钟，前方的人员配备基本是按国际惯例，五个人，很精干。后方演播室就不同了，几十号人，各级领导站了一大堆，当时做这样的直播太稀罕了，而且在如此重要的一个栏目里，弄得我紧张得浑身是汗。

1997回归直播总结会时我放了很多炮，列出了大概十几条问题，从直播业务的角度看，我觉得挺郁闷的。香港回归报道一结束，利用返京前的空隙我去了趟澳门，转了很多地方，买了很多书和地图。因为我想两年以后，澳门还要回归。香港报道没有做好，跟没经验，没能力有关。好比原来你是跑百米的，只参加过全运会，连亚运会都没有参加过，一下子就参加了奥运会，而且还比的是跳高，能好得了吗？很多人当时都是这种情况。能提早做准备，就不一样了。

1997年底还有个“三峡截流”，本来没有我的份，用敬一丹的话说，当时参与直播好像还是一种业务待遇——你刚做完香港了，这事情就不用考虑了。但我特别主动地去找李挺，我说很希望介入，因为很多业务在香港摸着门了，也有很多惨痛的教训，我希望“截流”能避免这些问题，我不敢说“截流”我能做得多好，但至少事先能看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结果很意外地做了总导播。我特别感激各级领导，他们对年轻人很放手，很信任。从总体来看，“三峡截流”比香港回归报道做得好多了，而且还有不少创新。比如在现场设立实景演播区、把播出线移到现场、实现中国的首次航拍直播，第一次用宽波束微波实现移动直播等等。

做完后就觉得直播很重要，而且我对技术就很感兴趣，很容易就弄通了。现任我台总工的丁文华，在香港、三峡、澳门、珠海航展等很多难度高的直播项目，我都和他合作过，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我认为你是空军，我是海军，我们要协同作战，我必须了解飞机，你要懂得舰船。曾：我们经常听到业务部门的人反映与技术部门的合作有时很不顺利，为什么你们能和他们协同作战、默契配合呢？

何：你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有没有创造一个舞台给合作方，让对方有成就感？一切都应该是双赢的。电视技术的发展和电视节目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新技术手段能改变电视形态。我相信技术能改变节目形态，节目形态能改变节目所伴生的社会关系。同时，你也要知道什么样的节目形态能给技术使用提供什么样的新可能。

技术部门的人也很有事业心，也想创新，那在你的节目中，你提供了多少空间呢？中国很多直播技术的第一次使用是在我们手里用出去的，甚至我们还配合技术部门研发了全台现在广泛使用的外景直播通讯体系。好，想创新，那你跟我“玩”吧，跟我“玩”你就能“玩”出很多你从来没有“玩”过的事，我是把你逼疯了，让你难透了，但你也会很过瘾。那年做《探秘抚仙湖》水下报道，水下记者的声音怎么传上来？导演的指令声、节目声怎样传到水下记者、摄像的耳朵里？很难，以前没做过，我看到技术部门的哥们儿王首家、马欣等人天天忙到半夜做试验，很辛苦，也很兴奋。

还有青藏铁路开工仪式，朱镕基在青海，吴邦国在西藏，两边的信号要通起来。我去了西藏，铁道部告诉我，吴邦国参加完奠基典礼就撤。我心想，不太可能吧，隧道口就在一公里外，他就不会去看看吗？我要做准备，没微波、没光缆，那怎么做呢？可愁坏了。最后想通了，不是有有线电视吗？把调制解调器反着装了不就完了吗？信号是差点，差点总比没有强吧？果真，吴邦国到了隧道口。技术部门的同志思维往往比较规矩，我不“规矩”，净出些奇奇怪怪的歪招，两相碰撞，常常大家就有意外的收获。曾：所以要能和技术人员有“碰撞”，业务人员或许要下功夫补一补技术上的课。

何：很多节目人员连基本的技术概念都没有，有什么想法你都说不清楚，他怎么给你出主意？怎么给你服务？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不珍惜人家劳动成果的情况。不是说你态度不好，而是自己的业务能力有问题——做直播，统筹能力要很强——可能节目方案上小小的改变，会牵扯到很多方面，视频、音频、微波、传送、通讯、动力等等，你没有告诉人家，人家辛辛苦苦把微波扛山顶了，你说这个机位不用了，行吗？开始不懂没关系，但要有意识，及时告诉人家，我的节目方案哪里改变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做香港回归的时候，黄平刚（现任央视播送中心主任）说过：“何绍伟，你一张纸，一支笔，我们可能就要投入好几吨设备，几十个人。”如果做直播的节目人员不懂基本的技术知识，你怎么体谅人家啊？

最后一层才是，我们能和他们在生活和业务上同甘共苦。有些节目人员，技术把机位架好了，摄像接过来，拍完了拍屁股就走。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架机位，拉电缆，把机位要用的设备抱到前面去，而且能处理基本的技术故障。我们出去的团队往往是人力最节约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帮着做事，不分彼此。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团队，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部门。比如，粤海铁路开通搭直播系统时，转播部五十多岁的于志主任冒着雨给我们拉电缆，浑身湿淋淋的。你可以说，技术人员本来就得干这样的事。那好吧，上海APEC，我们人手不够，正好通讯技术郑钟晓有点空，他就垫着自己的钱，搬来几十份盒饭，好几箱矿泉水。类似这样的事多得很。

技术人员需要认同，你要用好了，他们会玩命地配合你。有时候你给他们出难题时，我能看出来他们眼睛里的那种兴奋，他们也觉得很难，但他们有乐趣啊！其实工作的乐趣不就是在解决困难中出来的吗？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劲呢？没困难当然就没劲了。曾：直播这十年的进步可以看作我们国家电视新闻理念和技术十年发展的缩影，站在你的角度，你怎么评价新闻改革的进程呢？

何：我觉得新闻改革要和国家全面的变化进行一种良性互动，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孙玉胜的（《十年》中的）“舆论生态平衡”写得非常非常精辟。必须找到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如果片面地搞什么自由是不行的。我跟CNN的也聊过，他们的度比咱们大多了，但是他们也觉得受限制。所以，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得够的。这是一个大的关系。

第二个应该是，我们是不是先把自己的内功练好呢？不要动不动就抱怨空间不够。现在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要去N个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这些事情与新闻改革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在期待有更多的空间，能走得更远，但在这一切没来的时候，在同等可比的条件下，你是不是已经比别人做得更好了？最起码在电视工艺上、在工作流程上、在组织管理上等等各方面都做得更好。大家来比这点好不好？我觉得有些人很不负责任，老是拿客观条件说事儿，这样会推卸很多责任。你能不能做到出双视窗的时候，记者在北京以西时，主持人搁画右，记者在北京以东时，主持人搁画左？也就是说要还原地理感。这些事我们可以做的。你去看看FOX的早间出行信息，飞机在天上直播，交通状况、天气状况一目了然。好了，我们没那么多钱去烧，各地都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监看系统啊，是不让用，还是我们没想到用？交通也好，天气也好，与生活、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都不是孤立的了，很多城市现在堵成这样，你的出行时间增加了那么多，生活成本、生产成本得加大多少。这事老百姓不关心？能不能做常设的直播？这算不算新闻改革？有没有人不让你改？《三联生活周刊》有位记者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我很认同：“现在很多人最常用的两个推卸责任的对象就是政府控制和市场需求，这成为他们对于写不出好新闻和新闻庸俗化心安理得的理由。一个新闻作品的好坏，只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

我们要时刻准备着，而不是时刻等待着。

[采访手记]何绍伟的访谈中反反复复地出现着一个词——“准备”，在回顾直播组一路走来的历程时，我们发现“准备”恰恰是电视从业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应有的一种最务实的职业态度。业务的生疏使香港回归的直播留下许多遗憾，也因此，新闻评论部未雨绸缪，在三峡截流、九八抗洪等报道上演练直播，贮备人员，终于在澳门回归时表现完美。之后，他们又创办《直播中国》，在日常化的节目准备过程中，找到了如何进行一比一叙事、如何进行前后方配合报道的关键；解决了全国电视台在现场直播中都最感薄弱、最容易引发整体失败的通讯体系问题；更在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穿越罗布泊、非典等项目中，历练出了一支能在各种自然环境中机动灵活、“多兵种”团结协作的小快灵直播队伍。甚至在“神五”报道不允许直播的政策下，依然在西郊机场布点卫星车，为第一时间传递新闻而精心准备。新闻瞬间即逝，或许就这点而言，“准备”永远都是不充分的，但练好“内功”、提高电视新闻人的观念、工艺水准和运作能力，或许能让我们在开拓空间时，走得更从容。其次，随着从业人员对直播不再心存畏惧，随着央视新闻频道开播后直播与录播的组合运用越来越灵活，直播也正在从一种“待遇”而还原其平常的面目——一种播出手段。直播组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直播还是录播，当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和记录历史的使命真正内化成了个人的职业理念，从业者才会想方设法地让“一切皆有可能”。因此，最终决定电视新闻直播能走多远的不是形式，而恰恰是我们的心态――能想多远才有可能走多远。（曾晶 采访撰稿）

公众利益：经济新闻的核心品质——中央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节目总监助理 许文广访谈

许文广（以下简称“许”）：我觉得我跟《经济半小时》还是挺有缘的，从到电视台做第一期节目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栏目，每次改版都经历了。

我们当时理想还是做纪录片，从《收获——95农村小康纪实》到《人在九七》、《20年•20人》等等。那时的理想就是要做“大片”，《经济半小时》日常就是30分钟一个大专题，还经常做一些系列报道，不屑于做新闻。那时候，也没有认为自己是“新闻人”名片上的头衔都是“编导”甚至是“总编导”，几乎没有人称自己是“记者”。这是最早的形态。

当然节目也有很大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在一些特别节目上，比如说“3•15”晚会、《20年•20人》等等，但日常节目和特别节目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时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做电视精品，一个节目要改4遍到5遍甚至更多，前期拍摄要用20天左右，后期要用同样的时间来进行编辑，一期节目平均周期是一个月。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做空调价格战的时候，做的时候是夏天，结果播出时已经是秋天了。整个季节都变了，又得赶紧补拍行人的镜头，换成秋天的服装。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来代替当时的逻辑，在那个时代，《经济半小时》已经确立了中国电视经济报道龙头的位置，做出了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节目，同时培养了一支非常职业化的电视团队。

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栏目制片人任学安提出向新闻转型。这是我认为《经济半小时》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比历次形式上的分分合合都要重要。我一直认为对一个电视栏目来说，内涵调整比形态变化更重要，娱乐节目除外。但转型很痛苦，其中有一些优秀的记者还离开了，他们觉得以前还是做艺术，现在变成做新闻了，变成快餐制造者，他们无法容忍新闻粗糙的质地和感觉，有一批人就走了。另外的人做新闻也不太会做，所以中间磕磕绊绊。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折中，由于30分钟时间操作一个新闻性题材在时效上很难保证，于是就把《半小时》拆成了一个个板块。有头条，三、四分钟；后面有个案追踪，十分钟左右；还有上市公司调查，这在当时也非常有影响力，只要对哪个上市公司曝光，第二天它的股票跌幅就会是前10位，甚至会跌停。一些股民把它看作股市风向标。然后还有数字新闻。大致是这样四个板块。

这是一个阶段，是我2000年做制片人之后的一个变化，《半小时》之前是长跑，比的是耐力，后来就变成一个短跑，新闻就是短跑，这样我们得轻装上阵。但是我们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手段，于是就把它拆成了几个板块。曾：节目内涵和过去做专题的时候相比有哪些变化？

许：我们当时提的一个口号是“降低门槛”。当时的《半小时》是以做电视报道中的《财经》杂志来自诩的——我们的报道是给专业人士、决策者看的，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这导致半小时的节目做得非常深涩。那时台里有一批专家专门盯看重点栏目，提出意见，给栏目打分。《半小时》跟《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分在一个组，叫深度组。就在我当上制片人的那一周，我去听专家的讲评，两个看《半小时》的专家同时对台里提出能不能让他们从审看《半小时》里解脱出来，他们说看得特别痛苦，特别累，看完了还得看一遍重播才能勉强看懂。我当时一听很受刺激，这些老专家至少都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连他们都看不懂，那么可想而知社会上能看懂《半小时》的人能有多少？“降低门槛”的口号是由当时的频道层领导自上而下提出来的，但在栏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个很时髦的理论，就是“分众化”，也影响了我们很多人的观点。我们觉得自己不是给大众提供服务的，是给分众提供服务的。那时也强调“定位”，认为如果能找到核心观众你的定位就很准确。后来我有一次听市场营销的讲座，谈到有些定位叫做“无效定位”，比如说你将一个洗发水定位于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发质还要中性偏干，定位可能非常准确，但实际上这个市场需求在现实中是难以成立的，小到无法构成规模经营的地步，所以叫做无效定位。如果《半小时》的定位只能保证10万人看你的栏目，这个定位对一个电视栏目来说就是无效定位，定位必须以能养活栏目为前提。打个比方，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品质，但我们要做大家都能喝的可口可乐，不要去做人头马。

此后半小时的收视扭转了下滑的态势。栏目收视排位由第二套的中游位置回升到了前3位，广告收入达到了8000万，是中央台30分钟日播栏目广告收入最多的之一，我觉得这来自与市场对它的认可。曾：收视市场认可了，原来的核心观众群，也就是那“十万人”，也认可吗？

许：我们的定位是“以经济的视角看社会”，这里面包含了对核心观众的尊重。根据调查数据，《半小时》的核心观众依然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月收入3000以上，男性高于女性，但是外延在增加。这两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在平面媒体和网络的分流作用下，电视观众层次的重心在往下移，所以要让更多的观众成为我们的目标观众。很多人现在说《半小时》成了“社会半小时”，“法制半小时”，但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定位，也就是坚守经济视角，同时放大我们的关注领域。“经济”是内涵，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条边界，一个筐，更不能成为束缚我们自己的桎梏。我一直觉得定位不能因为追求纯粹而变成排它性的画地为牢，所以我一直反对“定位至上论”，有时会戏称这些人是“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因为电视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公共需求。曾：《经济半小时》2000年这次改版很成功，但为什么仅仅过了两年，到2002年又要进行调整呢？

许：改版后收视率提高了，但影响力反而不如从前，以前节目还有一种厚重感。栏目的口号是“快、实、精、深”，我们既没有新闻那么快，也没有专题那么深，不上不下，不尴不尬。新闻的时效性其实和节目的长短没有关系，和运作模式有关系。以前《半小时》是用专题模式、纪录片模式去做，一个编导单打独斗，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而新闻是一个生产线的模式，所以我们取消栏目内板块分割，但是把运作方式向新闻转变，就是每期节目调动各种手段，做足一条。一条新闻变成大家分兵协作，把新闻拆成了四、五个元素，由四、五个记者来承担，然后通过后期加以整合。我们提了一个新的口号“半小时做透一条”，但和以前的一个30分钟大专题又有本质区别。

例如突发一起煤矿事故，我们三天就做出来了，要按传统做法至少要十天以上。因为我们可以安排三路记者，一路去追事故原因，一路去追救援，一路去追当事人家属，用这种方式的话，报道手段是多样的，但主题还是一个，大大提升了时效性，又保持了它的厚重感。

我们提的一个口号就是“深度加速度”，这可能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但这是我们的一个追求。我们始终在找一个最佳结合点，一旦找得好，这个节目一定会产生影响。比如“宝马彩票案”，它在新闻节目里不是首发，但却是最充分的报道，在深度调查的节目里，我们又是最早的一个。最后包括中央领导的批示，媒体的大量转载《宝马案真相大白》都是从《半小时》出去的。还有“阜阳奶粉事件”也是这样。《半小时》当时是3天周期，抢在了所有深度报道之前。报道之后引起中央的关注，结果这个事件成了所有媒体热烈跟进的一个事件。报道此事的栏目记者周人杰也当选年度十大风云记者。后来在评奖的时候回看这个节目，我发现这个节目有很多粗糙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它鲜活的冲击力和新闻的质感。在我们做的好的节目里，这个模式是成功的。所以《半小时》就是在深度和速度之间寻找我们的独特优势。曾：速度和深度有了，但是降低节目门槛会不会导致栏目的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呢？

许：《半小时》的题材广角化之后又带来了一个非议，觉得《半小时》没有品质了，什么都报道。《半小时》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我就想，《南方周末》也是什么都报，为什么没有人说《南方周末》没有品质呢？

后来我觉得《半小时》的品质不是由它选题的类别来决定的，而在于你的内核和价值观。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个著名的宣传语就是“让悲观者前行，让无力者有力”，它是一个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一个媒体，《南方周末》的主编在变，报道的题材在变，但它的精神内核却非常稳定。《半小时》过去做的历次改版，都是形态一直在变，但是我们没有明确一个明晰的内核，也就是它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我认为一个媒体最核心的竞争力不是形态，而是它张扬的价值观，它的品质和精神内核是否被公众所接纳，是否在此基础上建立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半小时》也要建立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我们关注公众利益”。在国外，“经济”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和“商业”、“财经”、“证券”不同，“经济”是一个广义综合的词汇，我们理解的“经济”的概念就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这个事情是否能体现典型的时代背景，是否与公众的利益有关联。我们不从专业非专业确立《半小时》的定位，也不以专业含量来衡量所谓品质高低，只要和公众利益有关联，哪怕是关注最草根的东西，你也有很高贵的品质。曾：2002年改版的时候你们在形式上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明确地打出了“主播”牌，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许：我们栏目在提出调动多种手段做透一条的时候就提出：“谁是调度者”？我们提出由主播来进行调度。过去是记者核心制，由记者承担信息的采集和调度，我们提出主播的三个连接作用：主播通过连线记者和当事人连接前方和后方，通过整合信息连接事实和背景，通过汇集言论连接事实和观点。同时，我们提出主播的三个角色：它是事实的第一讲述人，是所有要素的调度者，是屏幕和观众互动和沟通的桥梁。曾：但不久后两个主播离开，而且主播的调动功能似乎也没有显现，为什么？

许：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矛盾，就是《半小时》记者中心跟主播中心的矛盾。主播中心是一个理想，但它跟主播在节目里的参与程度是有关系的，主播核心制不是一个形态的变化，而是一个运行机制的变化。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做到的。

我们存在着两个障碍。一个是就现状而言，《半小时》已经建立了一支职业素养和电视业务非常强的记者队伍，而一个成熟全面的记者型主持人的出现还需要一个过程，现有的主持人暂时还无法真正全面驾驭一个节目，主播和记者甚至会就节目的一些具体处理方式出现一些摩擦。后来我们做了个妥协，尊重了栏目历史形成的记者核心制，主播的作用没有继续强调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绝对高度。现在的做法是在发挥记者核心调查作用的基础上加强主持人对节目的参与，实现电视屏幕上以主播为核心的人性化传播。

我们下一阶段就是要从记者当中产生我们的主持人，这样才能实现对节目的真正驾驭，主持人不是花瓶。另外我们也要对现有的主持人进行改造，比如小丫，她如果能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节目，以她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实现对节目的驾驭。我认为今年两会报道中的“小丫跑两会”较理想地体现了主播的核心作用，小丫报道两会的一举一动又成为其他媒体关注的新闻。在“小丫跑两会”里，主持人从前期策划、采访到后期素材组织和串词写作，全方位介入了每一个重要的创作过程，这是主播核心制的真正内涵。曾：二套还有一个创举是在2003年设立资讯工作室，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但我们了解到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难以完全克服采访与制作前后脱节的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

许：公共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矛盾也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国外是以频道为核心框架的，公共平台是针对整个频道的。我们的公共部门（记者组、国际编辑组、地方编辑组、编播组）主要针对三个资讯栏目《第一时间》、《全球资讯榜》、《经济信息联播》。按照经济学原理，规模经济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规模效益，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我们现在是分子和分母都太小。同时我们的三个资讯栏目又都是个性化栏目，对公共组的需求又不尽相同，这又给公共组提出了比提供标准化产品更高的要求。过去大家习惯了在一个栏目内封闭式的运作方式，现在一下同时要面对这么多公共部门。另一方面，一个公共小组又要同时面对个性化如此鲜明的三个不同栏目，在磨合阶段觉得可能还不如在一个栏目内运作“顺畅”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一个频道的最高目标是实现频道内成本和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每个栏目都“小富且安”。成立资讯工作室整合资讯栏目实际上是栏目核心制向频道制过渡的一个阶段性步骤。2004年，我们又撤销了资讯工作室，实现频道的扁平化架构，由频道直接对栏目，这样公共平台的资源就实现了在整个频道内的流动，我们不仅拆除了栏目的篱笆墙，还打破了部门的筐筐，开始逐步向我所说的规模经济——大流程基础上的大生产——这一模式过渡。譬如说我们刚刚实施的大型系列报道《品牌中国》，参与栏目有七个，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全频道早、中、晚滚动播出，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这在过去部门分兵把手，不同栏目各自耕种一亩三分地的时代是很难想像的。曾：这也体现出了二套一直提倡的频道竞争的概念。目前《第一时间 》、《全球资讯榜》和《经济信息联播》构成了二套三个时段的资讯节目架构，它们的发展如何？

许：《经济信息联播》2002年恢复播出后，开播第一年势头非常猛，在SARS期间收视率达到了高峰，和《半小时》不相上下。但《信息联播》当时是有100多人为它服务，所有的公共平台都是为联播服务的。而现在，公共平台要为三个资讯栏目来服务，所以《信息联播》需要进一步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式，从“人人为我”调整到大家既合作又良性竞争，《信息联播》需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另外我觉得在形态方面《信息联播》也显得太传统。《第一时间》创造了一种新的播报形态，主持人轻轻松松说新闻，尽管在地方台早有尝试，但在中央电视台，从“播新闻”到“说新闻”，我觉得是二套迈出了第一步。另外《第一时间》旗帜鲜明地把民生新闻作为自己的主打，它几乎没有把时政新闻做过头条，一定是把民生的东西，跟百姓利益相关的东西作为头条。也许你会批评它新闻偏“软”，但在早间这样一种特殊的收视环境下，这种传播策略整体是成功的。

午间的《全球资讯榜》是一个全新的梳理新闻的方式，在国外排行是一个娱乐化的概念。我们不能把新闻做成娱乐秀，但我们可以把新闻给予的方式加入娱乐化元素。开播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球资讯榜》的收视始终保持一条上扬的曲线，我们对它的收视前景非常看好。曾：相比之下，《经济信息联播》作为老栏目要有所创新可能包袱会更多些，比如它不能忽略当天的要闻，但又要强调和经济相关的视角，这在实际操作上是不是都可行呢？。

许：这就是我们还存在分歧和在争论的地方。我觉得有些纯时政新闻是没有必要强调经济角度的，例如《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的头条里经济报道占的比重并不大。我这种观点慢慢的已经被一部分同事认可了。我们总是容易被一些时髦的概念所误导，当我们强调差异化竞争的时候，我们曾硬性规定新闻频道发的新闻我们不发，或者找不到经济视角我就不发。但是我认为考虑差异化之前一定要考虑新闻的功能，它首先是一个公共产品，个性化不是第一要素，满足公共需求是第一功能。

另外当我们强调差异化时，千万不要忽略新闻竞争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传播方式趋同化，即使美国三大电视网头条也几乎完全一样，新闻编排、主持人播报方式几乎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新闻是一种透明化的竞争，电视的创意、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可以迅速复制。还有，我可以同时订五六种周刊，但日报只会订一张。我打了一个比方，比如午间通过看《新闻30分》可以掌握公共的信息，通过看《全球资讯榜》掌握经济的信息，但我不能把遥控器不断在一二套间换台，然后把所有信息看全，所以一定要把观众的需求当作你的第一本位。我提出新闻的传播策略应该是“和而不同”，即在大的相同当中凸现不同的特质，既要满足公共需求，还要提供特色服务。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第一话题，不能回避”。比如说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民意测验，问观众是否愿意看克林顿性丑闻的报道，90％的观众都说已经厌倦了，但同时又发现相关收视率没有下降，这就叫第一话题的魅力。比如奥运期间奥运成为第一话题的时候，它理所当然也成为我们的第一资源。我们以前一旦出现一个突发事情马上要找股市汇市会怎么变，这是一种经济视角的庸俗化和牵强附会式理解。

第三个看法是，栏目的定位可以是内容定位，也可以是受众定位，我认为新闻栏目应该是受众定位。《华尔街日报》美国发行量第一，里面有大量的非经济内容，但经济内容是它的特色和核心。所以我认为《经济信息联播》是以经济报道为特色、给经济人士和白领阶层提供当日资讯的一个栏目。经济是招牌菜但不是一日三餐，“和而不同”是一个日播新闻栏目生存的基础传播策略，特色是我们的核心优势，是招牌，千万别把特色当成束缚自己的边界。曾：你在二套从编导做起，现在是节目总监助理，你认为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理念和想法能在频道上下得到很好的支持和认同吗？

许：我觉得2套的频道领导都非常务实和开明。比如报道奥运，你会注意到《经济信息联播》的报道量比一套和四套同类新闻资讯栏目还大，我们不承担宣传任务嘛。经济频道《奥运特刊》推出后，相关栏目收视份额提升了50%以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逢重大赛事就被5套冲击得“溃不成军”。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报道奥运赛事的同时，我们还坚守了“奥运经济”这一独特视角。过去我们把核心观众群跟目标观众群等同，把差异化竞争变成了一个排他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观点在近两年陆陆续续在变，这是频道层领导在频道战略调整中自上而下渗透给我们大家的。

CNN在给我们讲座的时候说到一个领导者领导力最重要的体现是制定战略的能力，好的战略会事半功倍，错误的战略会让团队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白白浪费。我觉得二套现在是历史上战略最清晰的一个时期，当然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摸索的结果，也是面对市场不断调整的结果。二套频道领导确立的频道目标是“最接近中国观众需求，最符合世界电视潮流”。

2005年最新一次频道调整，二套的平均收视份额从1.2%左右提升到1.8%左右，上升了50%，是这几年提升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与其说是改版的结果，不如说是频道领导调整发展战略的结果，因为这次改版我们只增加了一个日播栏目《今晚》。这次调整收视份额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是《经济半小时》、《生活》、《经济与法》、《经济信息联播》等老栏目，不是这些老栏目一夜间换了新颜，而是我们的传播理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曾：对整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来说，二套新闻资讯栏目近年来的这些发展和变化中有哪些经验最有借鉴意义？

许：我觉得下一步推动新闻改革一定要通过机制改革来推动，如果仅仅定位在一个形态改版，它不会有质的变化。二套目前正在全台率先实行频道制试点，这会给二套带来新的推动力。

第二个是人才的推动。大家都认为二套是有活力的频道，是有创造力的频道，我想我们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以市场为报道领域，对市场化认知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和知识结构。我认为，二套的从业人员电视的感觉也许不是全台最好的，但我们的市场灵敏度是全台最高的之一。

最后我要谈一下《经济信息联播》和《经济半小时》的变化，这是二套资格最老的两个栏目，在二套2005年的最新一次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不是来自新栏目，而是这些老栏目的新变化。《经济信息联播》实现了新闻的分类板块化播出，这是非常贴近国际潮流的一种新闻编排方式，同时我们把新闻的“好看加实用”提升到“权威加及时”一样的高度，平均收视率提升了30%左右，迈入中央电视台晚间资讯类栏目最高收视的行列；《经济半小时》的平均收视提升了50%以上，稳居二套日播栏目的首位，最高收视率有时能超过娱乐类栏目跃居二套首位，我想这两个老栏目的变化能折射出二套的创造力和发展前景。

[采访手记]许文广的言谈中不断地各种经济词汇和表述，“经济”似乎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央视二套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当中。然而，这绝非对经济学的僵化理解，在“频道专业化”热潮高涨的时候，他们开始冷静地意识到定位于专业受众在现实中可能连栏目的生存都无法保障，从而作出了“降低门槛”的抉择，事实证明，这是后来整个经济生活频道转型的重要发端。“降低门槛”首先在新闻资讯节目中表现为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从而大量提供实用的服务资讯，新闻编排上讲究好看趣味，及时跟踪“第一话题”。同时，二套的从业者坚持以“公共利益”为拓展节目深度的导向，追求“大气”的表现方式，保证新闻品质不随“门槛”降低。通过“整合”产生传播的规模相应是这次访谈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经济半小时》素来擅长以组合形式进行深度报道。在频道逐步过渡到扁平化管理模式后，又以频道为龙头，整合栏目资源，打破新闻与专题的门户之分，实施了《品牌中国》、《2005年上海国际车展》等系列大型报道。在整合的概念里，新闻的运作已经不是单个栏目的问题，已经与频道品牌的整体规划密不可分。许文广认为，“二套现在是历史上战略最清晰的一个时期”，频道本身的战略定位解决了，各个新闻资讯栏目才能找到各自明确的位置，从业者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业务创新，这是不是二套留给我们的一个经济学启示呢？（曾晶 采访撰稿）

角度：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着力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东方时空》编委会成员 白岩松访谈

2004年在9月1日，《东方时空》首播时间改成晚间18点，悄然结束了为时十一年的早间电视节目拓荒者的使命。在白岩松看来，这次时段的转移是“借机改造《东方时空》，借机翻盘的问题”。而承担改造任务的正是与《东方时空》共同成长的白岩松本人。他将给《东方时空》带来哪些新的气息？在地方台新闻栏目群雄并起的“黄金十八点”，《东方时空》靠什么继续笑傲江湖？《东方时空》编委是白岩松的新头衔，在此之前，新闻频道创建之际，他扮演了央视第一个“本台评论员”的角色，并领衔创办了央视首个电视新闻评论周刊《中国周刊》和日播新闻人物访谈节目《新闻会客厅》。多重身份之间的转换使他对新闻评论节目改革的思考呈现出多方位的视角和独特的观察方式。作为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访谈过程中同样毫不掩饰其一贯犀利的话语机锋。曾晶（以下简称“曾”）03年5月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您在《央视论坛》里扮演了一个新角色——本台评论员，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央视论坛》不是我筹划的，但是当时从部里到中心希望筹划我的新角色，推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自己的新闻评论员。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它会产生了一种很大的抵消，那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评论环境可以让评论员说很多？曾：所以做评论员不是你个人的初衷，而是一个组织上的决定？

白：从我的想法，将来的路径一定是这样。因为孙玉胜更早的时候提出我们的培养路径应该是从好的记者到主持人，然后到评论员。对于我来说，肯定要走这条路，但那个时候可能不合适，也做了各种努力。我觉得不合适在各种因素，但不太是个人的因素，究竟是不是可说的都能说？想说的都能说？能说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全是命题作文？另外这样的样态我不能接受，在全世界我看不到一个针对一个选题用半个小时去做语言评论的节目。

在我理解中评论节目应该是“八二”制开，八的叙述和故事，二的适当的点评和论点就可以。那时候为它开播也做了很多努力，我觉得是我的责任，包括外界有很多评论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可是我不是特别看重这些东西。今年的两会又推出了“岩松两会观察”，依然在《央视论坛》里，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适度的改造，从原来的一个话题，变成了五个一工程：一个关键词，一个新闻，一个细节，一句话，一个主题，那么这种节奏就加快了，评论的空间就加大了，叙跟评的比例更合适。曾：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你还参与创办了两个栏目，其中一个是《中国周刊》，你似乎一直对综述性的新闻杂志型节目情有独钟，比如新年时推出的《中国日记》？

白：《中国周刊》我想了很久，只不过有了新闻频道这个机会，我就把它演变了。我们最早的尝试见于《中国日记》的第一期节目，那时候就把做《周刊》的人拉来做编导，后来他们有的成了制片人。中国居然没有对一周新闻进行梳理的节目。国外所有大的传媒，都有回顾一周新闻事件的节目，而且都安排在周末，并且有成熟的理念叫“新闻胶囊”，它是易于服用的。

而且我一直看重的是，作为一个周刊，最重要的有两个品质，第一个是评论的品质，第二个品质是，我们如何在公知的新闻情况下，制作并且选择不公知的角度、不公知的观点和不公知的细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下一步考传媒就要考这个。那么就创办了这个节目，一切一帆风顺。《中国周刊》到现在为止，在新闻频道平均收视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连续两年的时间了，而且偏偏是跟《世界周刊》。那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应该去想想，为什么？大家在关注日常节目的时候，也对一周回顾的需求量加大。我给《中国周刊》做了这样一个定位，日刊是每天开着一个摩托车和汽车在街上跑，哪有事停下来。《中国周刊》必须是一架飞机，始终在空中，看底下发生的情况。观众也会有这样的需求。曾：在《中国周刊》里，你个人表达的特质很突出，是你有意强化的吗？

白：对，因为我不用考虑嘉宾等等，这就是带着很强烈的我的、主持人的色彩。另外，我是创办人，我是撰稿人，这些因素不会有任何衰减，非常完整地表达，而且跟我的选择有关系。选择是《中国周刊》的第一主题，因为那么多的事情，选择哪个人，那个事情，哪个角度，选择是第一位的。曾：那么你如何选择？

白：这个很难界定，完全不同。每周开篇都意味着选择。这周的事件你说什么？比如本周我说的是房贷的问题，你会觉得这象个老生常谈，没有。我关注的是里头的一个细节，其实房贷出来后，真正高档房和高收入的人是不为所动的，无所谓的，才百分之零点二。但是中低档房和中低收入的人却叫苦连天，那么我们以后出台政策，能不能在好的出发点的情况下，兼顾公平原则，让不富裕的人不那么为难？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表达这样的观点。所以选择会根据不同的事件，有的不一定是大事，大事反而不去选择，我反而会去选择小的，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或细节。比如对于下周，也有赖斯访华等等很多的大事，但我选择的是下周一的“睡眠日”。就是说，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每个人生命三分之一要睡觉，但很多人越来越不会睡觉，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睡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个事情，给自己减压减负。我说这件事情可能不亚于很多重大事件。曾：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栏目呈现出来大家看到的最后这道菜，你既是主厨，又是原料的采购师？

白：从主厨和采购师来说，都是。但你要说是唯一的，不是。首先这个团队是多年合作下来的，合作十年了，他们最早在《东方时空》策划组，一路跟我到《时空连线》，现在独立创办了《中国周刊》，我们的很多共识度非常之高。不能说这个栏目是我个人的，只是说，我会纵容——当在节目过程中我扮演我要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我会非常纵然我的观察。但请注意，我不会纵容我个人的观察，而是纵容我用我个人的方式关注那些我认为应该关注，而且之后大家也会同样关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新闻人的准则。曾：或许大家总是把《中国周刊》作为“炒冷饭”炒得比较成功的新闻节目典范，但实际上，你们也希望提供第一手的东西，至少是观点？

白：怎么说呢？这话应该这么说，可能对研究者有些难受，这十多年，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是实践先于理论。我们所有的改革和实践都不是在理论的推动下进行的，都是实践进行完了，理论跟上，然后迅速去巩固这个成果。

我认为《中国周刊》对地方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台都在研究《中国周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拥有第一落点的时候，如何使第二落点成为第一落点？请注意，炒冷饭是没有我第二句话的。我们强调的内部理念是如何使第二落点再变成第一落点。我们当然都是公知的事实，独立的采访都很少，除了一些专家之外。但我们每期都是你知道的相同的事件，可在我这儿是不同的。

比如这周我们选择了两个人物的组合，周杰伦和刘翔的组合，一个被写进历史教材，一个是选入爱国歌曲。他们单独都被谈论，但放在一起没被谈过，这又是新的。我觉得下一步新闻改革的着力点在这里，绝对不在对第一源头的控制。第一源头是共享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还会愚蠢地渴望得到独家新闻吗？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拼独家角度、独家表达和独家在快速的时间里达到深度的时代。因此，《中国周刊》就是这个思考的结果。曾：这样一种理念对资讯发现和占有能力较弱的地方电视台或许更有推广的价值。

白：对地方台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可借鉴的因素。地方台总在跟我困惑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家电视台如果新闻做得不好，它无法立台。娱乐给台带来利益，但不立台。为什么美国三大电视网后来改革的时候全是制播分离，但新闻必须是自己的，而且新闻主持人一定是自己培养的。因此当挖一个新闻主持人的时候引起的社会震荡是巨大的。但挖娱乐主持人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公共资源。可是新闻主持人代表着要卖你的形象、卖你的声音，卖你的理想，卖你的道德，那么这种变动牵涉的社会关注度就非常大。

所以地方台怎么办？跟中央台没法拼新闻源头，中央台对新闻源头是垄断的。当然我非常不喜欢垄断，可这个事实本身就放在这里。比如那天两会直播，地方台只剩下转播这条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直播或报道。好了，所有的省台拼第一落点都是弱项，那就不玩新闻了吗？当然就要拼如何把公知的新闻和广大的新闻资源变成第二落点，把第二落点变成第一落点。这就是他们能做的事情，《中国周刊》就是在这么做，他们也能这么做。从制作的层面来说，我们跟省台是一样的。只不过借带子我们的距离更近一点，剩下是一样的。曾：还有一个倾注你很大心血的是《新闻会客厅》，《新闻会客厅》在那么多的新闻人物访谈节目里要比的是什么？

白：这个名字都是我起的。包括开始他们说叫“新闻会客室”，我说“不，叫新闻会客厅”，客厅才到家，没有人管自己家里叫“客室”。从理念里头是这样的。第一，我一定要寻找新闻当事人。我是在《东方之子》成长起来的，因此我知道《东方之子》的优势，也知道《东方之子》的劣势。“东方之子”四个字后来是其所累，因为这四个字就意味着你只能选择正面的，那么很多负面的、中性的新闻人物、甚至小人物就进不来。可他们是很多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老百姓非常关注。人是新闻的绝对主体，确切地说，我们是因为关注人才关注新闻。所以这是《新闻会客厅》的第一理念，要寻找新闻当事人。

第二，中央台做人物的节目不少，包括我们身边都有《东方之子》和《面对面》。那么《新闻会客厅》的优势是什么？优势是寻找有关系的新闻当事人，他们可以共同来到演播室，使这个新闻因为当事人的陈述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面对面》只能采访这个事件中的站在这一方的人，《东方之子》只能这样，可是《会客厅》可以做到这个新闻事件的不同当事人都出现。

比如重庆火锅底料被《每周质量报告》揭露以后，我们在演播室请到造假料的人和重庆火锅协会的会长。按理说针尖对麦芒，但他们在节目最后就有一个和解的过程，宽容，希望改变，然后忏悔等等。这是不同的，这种关系一下子就更还原新闻。任何新闻都是由当事人多重构成的。

第三个理念，就是希望更活跃的节目因素，起名叫《新闻会客厅》就与此相关。包括演播室的设计，你会发现是真的沙发，包括光打的都是客厅的氛围，要让它更轻松一点，你会发现这里不是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而是变成一些松弛下来的沟通，甚至碎话、表情。

所以这三个理念放在一起——当然还有第四点，不用说的，必须以新闻为主，不能最后什么都涉及。

今年两会我们又开设了“两会客厅”，开创了中国高层领导和百姓直接沟通的先河，如此密集的频率，如此多的官员，包括政治局委员、西藏的区委书记，广东省长，这都非常敏感的。关键是下面坐了那么多的记者和观众，在现场可以提问。

将来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固定的周末版的中国高官访问，但不是简单的访谈，一定是带着现场观众的。（注：周末版《决策者说》目前已推出）曾：其实这些年除了不断参与领导创办新节目之外，你还有个挺让人意外的举动，当主持人通过成为制片人而发展为节目核心的做法渐成潮流的时候，你不断地辞去制片人职务。

白：主持人中心制在中国特别简单地就被理解成了主持人行政中心制。像我们，很快地就被推到了制片人的角色上，然后就觉得这就是主持人中心制了。当然，让我们当制片人的人希望我们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当我们坐在这个位子上时，我就意识到错了，你的主要精力被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的行政，方方面面的事情牵绊。其实我很有自知之明，95年评论部就曾经希望我出来当制片人，我推掉了，因为我说我只能做成一件事。但到2001年，由于一切因缘，我必须去做新创办的《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做着做着，我就发现我真正以主持人身份做事情的事件剩下得可怜。两个人吵架都要劝办个小时，日常工资怎么开等等等等。然后新闻频道开播之前又要创办新的栏目，又是多大的精力？你有多少时间来扮演主持人的角色？

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够独立表达了。因为当我是制片人时，我就要被各种因素牵绊，我要考虑这么说会不会就被拿掉了，要这么说节目如果开天窗怎么办？这个时候完全占上风的是制片人角色，因此我就越来越温柔。所以我必须回到一个独立的白岩松，我说过一句话：“要以白岩松的方式继续做主持人，而不是以制片人的方式。”当然，我要感谢我曾经有的制片人经历，带起了一批队伍，带起了一批人，创办了新的栏目。

曾：是不是在目前的这种机制下，主持人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当制片人？

白：表面是这样的，但实质又不是。去年又给我压了这个担子，但过几天我可能又辞掉了。这次让我来统领《东方时空》的改版，第一个举措就是废掉了制片人制，正式成立了编委会。在国外这是非常通行的惯例，但在这里被当作了改革的举措，包括新闻中心在年底的改革当中都把它列到了一年的工作成就中。制片人制一股独大、不够民主的决策，麻烦很多。制片人制始于十年前的《东方时空》，我很高兴能去结束它。当然不是说一结束它，立即就好，我们前几天又起草了一份“如何使编委会制更进一步”的报告。

我不认为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主持人说了算，别人听着；我也不认为编导中心制就是编导说了算，主持人听着。任何制作都应该有一种很好的民主机制，民主的好处不是产生好的东西，而是不产生最差的。美国的民主不保证它能诞生特好的总统，但保证不诞生特差的总统。一个栏目也是这样，一个栏目的优秀不在于你做了几个好节目，而在于最差的节目水平很高。一个主持人也是这样，白岩松做过的最好的节目不见得特别好，但白岩松做过的最差的节目也要比别人水平高很多。这是我九四年就提出的主持人信用卡原则，也是我最在乎的。

所以编委会制度可以很好地改变（主持人的作用），如果主持人是其中的成员，你把全部身心放在思想的决策权、理念的决策权和节目走向的决策权上，你不要把它放在人的、钱的决策权上，劝架的决策权上。曾：所以问题不在于，主持人是不是只有当了制片人才能成为中心，而是制片人制度本身很大的症结在于业务核心与行政核心没有区分开？

白：毫无疑问的。我是最旗帜鲜明地提出这种观点，甚至用我的辞职身体力行地表达这种态度。曾：希望你的辞职能推动这种剥离？

白：对，而且我两件事情都做完了。观众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我很在乎这些东西，圈内人会看到。圈内人对《东方时空》制片人制度的改变都非常关注。我对它愤怒，我废掉了它，但接着我又有机会建设了它，变成了编委会制就非常有效了，大家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对业务的关注上，而不是对行政的关注上。

编委会制度确切地说是编委会制度下的主编负责制。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值今天《东方时空》的主编率领众多将士拿出三四个选题讨论怎么做。九点半编委会成员到齐，主编来报，说今天打算做什么。编委会定夺，编哪个，整个编排是什么，然后如何操作，然后过程的监控。

参与编委会的有主编，当值的主持人。编委成员都是平等的，每人都有一票，我是召集人——将来我也会辞掉的。将来要有统一的财务管理，然后要有个执行制片人，管吃喝拉撒睡，奖励、统筹，工作量的管理，大家应该更多的精力放到业务上。曾：那么放大了讲，这对将来真正形成一种比较先进的大编辑部有什么借鉴意义？

白：其实这就是个大编辑部，因为它可大可小，它运作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成熟了。该想到的问题都丰富了，又起草了一份新的报告（予以完善）。应该问题不大。曾：你们现在只是在内部进行完善，但能处理好栏目与其他部门之间在新闻资源使用方面的矛盾吗？

白：这就是新闻中心今年要把在《东方时空》非常成功的编委会制度引入到频道当中来的原因。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来的。首先一个大准则是，在中国，我们希望的许多美好的词汇可能都需要时间，但我们希望在小环境下得到实施。民主不大，可以从你身边开始，所以先营造小环境，小环境造好了自然可以影响大环境。曾：如果涉及到比如首发新闻等利益的协调上时，大家真的能做到尊重新闻的规律吗？

白：所以我们在改变它，《东方时空》是第一个详细地把这个写进来。我在《东方时空》中说，我希望《东方时空》被打造成整个评论部所有优秀资源整合的平台。你们做的任何好东西到我这里都能播出，我可以购买，而且我也应该这么作。比如《会客厅》采访的闫世铎等等都在《东方时空》里播出了。其他《社会记录》的好片子在“百姓故事”里播出了。《东方时空》有这个胸怀，他是老大哥，今年是本命年。没有问题，其他怎么样，再说。当然我希望部里有个更大的整合。现在每周会专门把制片人叫来，互相选题要有个内部的公告，也在整合。曾：但在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中央电视台推动新闻节目运作机制的改革，你真的感到乐观吗？

白：没有理由不乐观，两个因素。开弓没有回头箭，老百姓日益被调高的欣赏口味是无法再退回去的。必须承认十几年前《东方时空》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给的比老百姓期望的要高，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但现在演变到老百姓期待的东西比你给的东西要高了，这时他们就不满足了，那么电视怎么办？

第二个，新传媒的出现逼迫电视生死要考虑，进退要考虑。它也有面临的危机和再整合。

另外一方面我不觉得中国的事情那么悲观，中国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在前进一步退半步，前进一步又退半步。你经常在退半步的过程中会感觉很绝望，但总体趋势改不了，总体趋势是向前的。如果前进半步退一步，前进半步再退一步呢？即使处在前进的那半步中，幸福有什么用啊？总体趋势是回头的。

我相信中国整体是向前的，别忘了“和谐社会”的八个字：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而且“和谐社会”是一个非物质概念，而“小康社会”在中国人眼里就是一个物质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谐”社会不是，这是中国新的一个阶段。传媒就是非物质概念，新闻自由也是非物质概念，更何况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用什么做到公平正义？光靠法律，能吗？在这个层面上也有足够的乐观。

最后一点，你还要有个足够的乐观，市场导向。现在对传媒来说最大的压力是市场，对，党的压力很大，但市场的压力一点不弱。你不挣钱，就死，党都不心疼你，都不救你。市场压力越来越大了，市场会改变很多。所以没什么可不乐观的。曾：说到市场压力，你们有市场压力吗？

白：有，当然有。曾：我们来做个比较，比如昨晚在《东方时空》播出的同时，江苏卫视在播出《1860新闻眼》，它们贴近民生的公共新闻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地的收视人群。

白：这句话本身存在一些语病。前一段我在一个论坛上也说过，研究者一直把《1860》、《南京零距离》、包括《阿六头说新闻》都算在民生的立场上。对吗？我们说这叫民生新闻，这是个非常大的错误，它们首先反映的是新闻中的第一个元素叫贴近性原则、就近性原则。请问这个中央台能和地方台比吗？我一直说这是地方台的优势，要强化它。请注意，十五年前，广东佛山电台就有了二十四小时直播的电台，其中很牛的是每天有记者拿着手机在大街上闲逛，然后把这个城市里每天发生的最新鲜的东西传回来。中央台的新闻永远不能跟人拼“贴近”，拼不了。但是要拼“民生”，拼“大民生”概念。

所以有失有得，有要拿得起的，有要放得下的。中央台一定要有放得下的东西。中央台能跟人家拼街头发生的什么东西吗？你把哪个街头的东西拿过来报道了全国观众会感兴趣？不会啊。曾：但是，地方台的实践者也正在逐步从纯粹的市井新闻向公共资讯平台发展，而且逐步涉足主流领域，比如去年反响巨大的“公推公选”直播。

白：“公推公选”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报道，我们是首报者，江苏一系列的从基层选举一直到局级的公推公选，《时空连线》无一遗漏。他们是后来才作的，直播是政治决定，不是新闻概念。我一直说中央台不能和人拼贴近，也不能拼贴近后的“本地民生”，我们可以拼“大民生”。“大民生”是别人拼不过我们的，中央台的《东方时空》在这个时段里是排第一位，从竞争力来说，它拉后面的选手拉得非常开。别人很难跟《东方时空》争。那么，我的主张是，当一部分南京市民或上海市民，当他们愿意跳出来关注我们共同关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满意，我们要做大民生概念。曾：那么，《东方时空》现在的大民生概念做得好不好？

白：嗯，怎么说呢？比如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节目，昨天我们做的是保姆，《百姓故事》连续四天做了关于保姆和雇主的故事，很吸引人的温情故事。但昨天节目的结尾，我们突然用十分钟时间做了一个大的《时空看点》，把保姆的现状，很多当事人的意见，保姆市场等等做成了一个评论节目，把它们裹挟在一起。过去是没有的。包括我们现在每天都有的调查，还有媒体观点的引入，场外评论员等等。现在的《时空看点》是真正的中国电视评论。过去大家理解成评论是说话的，但评论应该是最广泛的展开，提供背景和资讯，然后有效的几个点评就够了，有时候还要借别人之嘴。

我觉得中国电视以后不该是行政上的这种四级分层，而应该是受众的分层，国家台你要看的是什么？就近的电视台要看的是什么？我非常开心地看到地方新闻的发展和丰富。而中央台必须思考你能给别人的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东方时空》的角度。中国新闻每天都在拼资讯量，新闻频道每天都在播几百条新闻，我认为毫无意义，每天中国老百姓关心的新闻最多不超过三条。你能不能在这三条中找出最具关注度的那个，先把它找出来做，接着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和看点，你就赢了。

然后现场有两个现场，现场是新闻突发的时候我们到达，这个中国没有人做得过《时空连线》，这方面我们是做得最好的。但是光有现场不够的，某种情况下是靠天吃饭。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寻找第二个现场，我们把很多隐藏的背景和事实进行深入的调查，把它变成新闻的第一现场。

然后我们要把人物变成新闻人物，我们正在演变《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把它演变成新闻人物。《百姓故事》更强调第二天的新闻性，这是我说的，它不具有当天的新闻性，但如何让《百姓故事》成为第二天人们的谈资？

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说你给一部分人看就可以了。我总是罗列这样的数字去解释，我们还有大众吗？没有了。全中国最高收视率的节目是《新闻联播》，是由垄断造成的。即使这样，新闻联播的收视率百分之六而已，也就是说全国一百个人里头九十四个人不看你这个节目。这是中国第一。第二是《焦点访谈》，百分之三到五而已，也就是说中国有九十七到九十五个观众不看你的节目，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个大众栏目呢？《东方时空》到去年年底收视率是二点五，也就是说有九十七点五个人不看你，所以你反过来看这个数据你就释然了。你就该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什么都做，人家做得很好可我能做吗？阿六头用浙江话说，我用什么话说？曾：如果地方台的挑战不在于收视份额上，那在观念和意识上呢？

白：我觉得观念不是问题。真正的收获是更加让自己思考该做什么。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过去你还认为，我包打天下，对吗？现在不会，现在地方台很多人（这方面的新闻）提供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就该明白在中央台的位置上你该提供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会更自觉、更坚决减去很多我该减去的东西，强化我该强化的东西。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曾：新闻频道的提供的空间使新闻节目的样态逐渐齐全，但无论观众还是从业人员都感到新闻频道仍有缺失，你认为最缺的是什么？

白：新闻频道的第一大问题是新闻拉动力不够，滚动新闻不真正地滚动。新闻频道经常收视率前十名的节目都是专题节目，也就是说在靠主持人那张脸吃饭，靠做得不错的专题吃饭，而不靠现场和新闻吃饭。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新闻频道从诞生到火爆都是因为老天给了他一次灾难的机会，这说明当灾难与战争发生的时候，观众由于关注新闻而关注新闻频道。然后，由于这样大的事件而可以真正地滚动起来。我们现在有谁愿意整点的时候看新闻频道的新闻？没有真正的滚动，九点看到的新闻和十一点看到的新闻是一样的，播音员不断地变化，内容不断地重复。这是第一种失约。

第二种失约是当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观众非常希望底下打着现场直播四个字。你可以很简单，比如湖南衡阳的大火，在大火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直播救火的过程？为什么要隔了很久之后直播那个追悼会呢？它是两个概念。《时空连线》当时收视率最高的一期节目是张泉灵在阿富汗报道地震，最后传回来连画面都没有，只是一个海事卫星的电话。传回来以后上了《联播》，在我们组也是最高的收视率。说明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人们甚至连画面的质量都没有要求了，你会傻傻地拿着遥控器锁住了，是，你知道最近不断地重复原来的信息，但你不会离开它，因为你以为随时有新的东西给你。于是新闻频道的收视率就非常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怎么牵动人？曾：问题出在哪里？

白：大编辑部的意识。现在提供新闻的都是不同的部门，然后有专门负责播出的，谁会真正着这份急呢？不会。

另外，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不光是领导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遇到了问题马上就要去执行，不能靠领导意识到了才去执行。我觉得改造领导的群众是最好的群众，而不是接受领导的群众是最好的群众。如果生活中很多都是改变领导的群众，很多事就成了。所以隔岸观火有时候很着急，我所能做的是在我的领域里去改变领导。

[采访手记]“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白岩松在访谈里多次说到这句话。他以数次辞去制片人职务的举动实践着这个原则，在他看来，这是主持人成为节目制作核心之后能否保持独立思考和表达的前提。而《东方时空》引进编委会制度的初衷之一仍然是“减法”，简化业务管理人员的行政职责，把精力集中于业务研讨，最终推动行政管理与业务管理职能的剥离，形成更民主和高效的决策机制。《东方时空》“编委会”制度的经验正在整个新闻频道逐步推广。2004年新闻中心正式提出了“大编辑部”理念。从技术手段来看，这个理念的实施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频道内部建立了一系列新闻资源网和数据库。新闻中心现在定期每天早晨召开频道编务会，试图建立一个集新闻选题、采访、编辑、播出为一体的前期高效运转管理模式。对“大编辑部”的前景，“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但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同时也启示我们，电视新闻改革可以从局部发端，但改革的深入不能只依靠业务运作制度的单兵突进，还必须依靠行政管理体制、用工薪酬制度等配套措施的相辅相成。在这一点上，要考验从业者的或许不是“减法”，而是“加法”做得好不好。（曾晶 采访撰稿）

同步直播报道 参与国际竞争——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新闻部评论工作室总制片人 王跃华访谈

王跃华（以下简称“王”）：当时我是节目的总策划，准确地说是我下令播出的。因为当时给我有授权，就是说我当时能决定做什么。如果按照在中央台这个级别，制片人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有权力的人不可能24小时在那盯着，而我们几个制片人是在那轮流盯着的。我们经常测算，知道会在那几个小时打起来。诸多迹象表明会在那个时候打起来，我就在台子上盯着。等到开打以后，按照几种迹象判断，最后是我认定打起来了。曾：谁授权给你？

王：杨刚毅（央视海外中心新闻部主任）。杨刚毅有手令。我写了一个授权方案，然后杨刚毅写了一个“请照此办理，杨刚毅”，然后开玩笑说：“只要我还是主任，这个就算数”。当时只有杨刚毅才有权力下令播出。当时最主要的决策者，一个是我，一个是夜班编辑组的组长。因为根据时差，我们知道后半夜赶上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指挥体系并不顺，我们都是平级，制片人得有十几个，谁听谁的呀？我还有个优势，我是策划，大家不了解情况，只能听我的。但是大家都了解情况了，就不听我的。于是提出这个问题，杨刚毅就说你们拿方案。然后我们就起草了一个方案，一旦打起来了，流程怎么走，听谁的，各个岗位怎么协调配合调度，之后杨刚毅签了字。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有延时。看延时器的人全是国际组的，全是英文的嘛！我当时有四个编辑在那看着延时信号。画面通过夜视仪拍摄，整个画面是绿色的，明暗不同。导弹发过来，绿色就非常浅，像白的一样。当时我就说：“开打了”。我问手下的编辑，他们说：“可能是”。我就发火了，我说：“别可能，我要确定！”他们就趴在上面听，四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打起来了”。我这就下令，切出信号。这时候就得有人下令，没人下令就不成。曾：那时候演播室都准备好了？

王：鲁健正在上面坐着。我们已经至少做了两个月的案头工作。曾：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你们一开始想能做两个小时就很不错了，没想到一下子做了那么久，事实如此吗？

王：是的。要说这个历史也是无意创造的。杨刚毅问我，包括台长也问我：“窗口打开了，你能撑多长时间？”因为当时没做过这么大的，没有概念。我说：“两个小时没问题”。他们说：“好吧，那就两个小时”。等到台长都走了，杨刚毅还是有经验，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窗口打开了就关不上了”。我说：“好，我明白了”。

当时我能做的是什么，第一，同传一定要到位。因为我们没有记者在现场，只能利用美国人、英国人的信号，信号来了以后，你得有人解说，同传。我把中国当时最好的同传都招来了。

第二是嘉宾，我实在没东西了，就在演播室里侃。同一个时间，我们调到六个嘉宾在演播室里等，并且路上还在源源不断地来人，这就是我做《中国报道》六年积累的嘉宾资源，国际问题、军事问题的。我当时担心没话题可谈，就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对难民的影响，搞难民事务的，战争对联合国的影响，联合国的官员，就是以伊拉克战争为核心发散，所有边边角角能联得上关系的人都想到了，都找来了。什么联合国与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的都找来了，就是为了堵这个时间。最后杨刚毅说的是对的，我就说他感觉很好，不幸言中，一打开就关不上了。

张长明，现在还分管我们的台长，一直在值班室跟我们待着。他也紧张啊，怎么办啊这事？不可能关啊，老百姓刚被你调动起来，你关不骂死你。那天是从上午十点钟打起来的，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他在那边来回踱步，突然说：“咱们求个圆满吧”！我说：“怎么着？”“十二小时，关”。他说了，其它领导都说好，马上迅速达成决定，我就去执行。我当时的角色有点像司令部里最底的一个成员和播出现场的最高指挥。

后来决定之后我马上去执行，这个杨刚毅写文章写到一点。他说，一个小而精干的指挥部是绝对需要的。指挥部就四个人，我是最底下的人，但是到了播出现场，我是最高指挥官，所有人都听我的。所以这边作出决定，我那头马上执行。

当时直播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一直在台上盯着。台长，中心主任，部主任三级领导都在现场，就隔十几米，我经常会跑过去，他们有时也会跑过来，或者让一个编辑跟我说，什么什么内容调整一下。我问他们：“窗口几点关？”没人理我，大家都在想，没人说话。我就说：“那就这样吧，接着往下开？”还是没人理我。我看看张台，他也没有表情。我又重复一遍：“那就继续开下去了？”还是没人理我，我就走了。那就别问了呗！那个时候，一是大家都在思考，还有一个（问题是），谁会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开下去？还是关掉？这个时候就是杨刚毅的感觉，顺着惯性就走了。

一套早关了，它缺少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没有嘉宾，第二没有同传。同传比大熊猫还珍贵。当时一套没有这个人力储备，也没有嘉宾，开了两小时就支持不住，关了。而我们第一天就12小时下来，信心大增，第二天就24小时往上拽了。我们后来也就凌晨停一两个小时。24小时我们基本上就播22个小时。

我们后来想关（窗口），关不掉。还有一个原因，后来我们知道，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也在看。曾：这个直播策划了那么长时间，后来又持续长时间的直播和访谈，是不是一开始你们就获得了很大的空间？

王：这里面有几个原因。2002年6月份我调回新闻部准备改版，把新闻做到24档，当时中央有决心要加强对外宣传，中央电视台也就看准了这个机会把这个做大。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在2002年底，当时电视台和总局委托我们写一个报告给中央，要加强对外宣传。说白了，就是对外宣传不能再按照对内的路子来做了，没有公信力，人家都不相信我们。我们当时写了《关于改进对外宣传的若干意见》。他们是希望中央能把它做为一个决定发下来。后来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决定发下来，但是高层批示同意了，包括领导人新闻怎么处理、版面怎么安排，突发事件怎么办，日常新闻怎么办等内容都有。后来中央下发的政策有很多吸取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本身也得到了他们的批复。因此我们拿到了尚方宝剑。就是说，没有人跟我们具体说伊拉克战争你们可以怎么报，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大的政策，一个宝剑拿到了，我们胆子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从我们部门来说，还有一个具体的导火索。2003年的春节，有一个事情刺激了我。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掉下来，大年初二，我们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包括我本人都回家睡觉了。事情出了，叫我过来。我爬起来深更半夜穿着羽绒服走了四十多分钟才打到一辆车——大过年，没有人出车。我是头，“哥伦比亚号”出事，我是国际组组长，我都这种状态，更别说手下了。我们来了以后，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不要跟国外比，就是跟国内比我们都晚了好多。这就叫跨下之辱。曾：如果再往远一点说，还有个“911”恐怖袭击，大家集体反应迟缓。

王：对，再说到伊拉克战争直播，我们第一天12小时关窗口，张长明后来跟我说：“你写一个报告，我来给总局送。” 就是请求从明天开始，伊拉克战争的窗口继续扩大。他作为台长，他做决策时候心里也沉甸甸的，他也要让他的领导知道。总局非常难得，迅速批示，完全同意，完全支持，并非常高兴。徐光春局长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感动：“这才像干新闻的样。”非常肯定我们这么干，大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实际上我们该做的准备都做完了，远的从2002年年中我们就在做改版的准备，到2002年底，我们给中央上了报告。当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遍了，不是说就我们几个胆大的就敢这么干，不可能的事。曾：上级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可谓关键。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得益于国际频道十几年来的改革和探索？

王：对，（1994年）我来的时候《中国新闻》叫《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没有名字。《中国新闻》也是我们给取的名字，就是想大气一点。当时也想过《中国新闻》涵盖有问题，国际的怎么办？后来说，不管它了，先这么叫它。当时简单，一天就15-20分钟新闻，一天就一次，都录播。做的东西也很简单，我们那时演播室就四个人，一个责编、一个放像、一个播音员、一个主任。曾：那时候新闻都是编辑的吗？

王：也有自采。海外中心这个传统比较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对外宣传和对内的不同。最早一批的自采记者，包括著名记者高丽萍，现在是新闻中心采访部的主任。当时大概有七八个记者。比如说千岛湖案件，就在这边报，《新闻联播》不可能报。还有世妇会，1995年，也是四套节目第一次做直播，在这之前四套没有直播，每天有一个15分钟世妇会的专讯。曾：在观众印象里，《中国新闻》从95、96年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王：对，那个时候非常强调这一点。当时大家都已经非常理性，非常自觉地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因为这在电视界是一个新鲜事，但在中国新闻界（对外报道的研究）是非常有传统的。新华社、中新社都探索了那么多年的对外报道。

当时定位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向世界报道中国。但是直到今天，国际频道一直面临着怎样克服对内对外的障碍，这种区别还是有。对当时刚创办的《中国报道》来说，在这之外还有一个障碍要克服，就是它要怎样报道更新闻的东西，而不是纪录片、专题片的东西。因为它跟栏目的传统、栏目人员的素质和氛围都是有关联的，它需要一步步克服并探索怎么样变得更新闻一些。曾：《中国报道》其实也具有开创性，它是中央台最早的一个日播性新闻访谈节目，创办这个栏目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1997年时分管我们的副台长李丹（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亲口对我说新闻性的访谈节目现在是国际流行色，美国欧洲都很多，因为第一反应快，马上对新闻做出解释和评论，第二成本低，非常符合广播电视时代的需要。当时四套的新闻就少了一个评论性的东西，因为对外宣传要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老是客观报新闻也不行。

后来为了办新闻评论节目，成立一个评论组，我是组长，大概十七八个人一直在啄磨这事。刚好《中国报道》也要改版，所以干脆把《中国报道》的名字留下，把其它原来的板块彻底扔掉，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新闻访谈。《中国报道》1997年5月5日开播的，这在当时是第一个这样做节目的。我当时是几个制片人之一，我的分工就是国际方面。

一直做到2002年，我又调回《中国新闻》，主要原因就是这边要从每天六档新闻变成每天24档新闻。原来没有国际新闻组，只有几个编辑在做国际新闻，不成规模。我来了之后，组建了国际组差不多20个人，承担了一天24档新闻中的国际新闻，9月份改版第一天国际新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台长，中心都很满意。曾：所以从队伍配置上，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在国际新闻编辑方面形成了力量，为大规模的新闻直播打下了基础。而在评论方面，《中国报道》六七年来的积累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王：伊拉克战争使四套节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变成了一个新闻频道。当时只有新闻部每天都在满负荷地运转，其它部门都闲起来，晚会没有了，纪录片没有，后来干脆整个频道就没有栏目。新闻完了就是访谈，访谈完了就是新闻，成了一种全过程的跟踪报道。这个时候《中国报道》的嘉宾资源，还有做访谈节目的工作人员，自然地全部纳入新闻部的流程，共同在做报道。后来人还是不够，从社会上临时招了20个大学生，还从海外中心每个部门抽调了一些人，最后连文艺部的人都过来了。新闻部当时只有一百二三十个员工，但到最后高峰的时候，我们有两百露头的人。

紧接着是四月份非典，还是在延续这个状态，我们频道变成一个全天候关注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频道，当时真正是在做新闻频道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五月份，台里就下决心把《中国报道》撤消，成建制地划归新闻部。曾：现在每天晚上九点半的《今日关注》还有许多《中国报道》的影子，但最大的变化是很多日常访谈实现了直播，这个比例有多少？

王：从2003年5月13日开始，《今日关注》就全是直播，这或许也是个“第一”。偶尔有一些录播，不是审查的原因，都是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28号播节目，但是28号这两位最合适的嘉宾出差了，只好提前录好。这种情况是有的。“两会”的时候有极个别、因为政治敏感的原因而录播。我觉得一年超不过五个，完全因为内容原因而录播的极少。曾：现在你们每天的新闻播出数量，日常直播和不定期的直播项目大大超过了几年前，管理体制方面有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王：从部门的结构看，我们在搞一种工作室的体制，但是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在是双轨制。我们原来部门下面是各个组，这个组按行政级别是科，按照业务讲，就是各个栏目和制片人。现在新闻部下面有三个工作室和五个独立的科组。我们原来有十五个科组，管理上很困难：第一，科组太小。第二，一个独立的科组往往无法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它涉及到科组之间的协调，会产生内耗嘛。所以现在是想改变成部门下面的工作室体制。

新闻部下面有三个工作室：一个叫采访工作室，所有的前期采访都在这里，大概有四十多个记者摄像；一个叫后期编辑工作室，完全负责后期播出，24小时的出口；还有一个就是我这里的评论工作室，除了动态节目以外，所有节目都归在我这。包括每天的《今日关注》、每周的《与总编面对面》，包括现在正在弄的大型直播，还有一个大的新闻纪实片。比如别斯兰人质事件，解救当晚我们就播出了一个30分钟的片子，介绍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们有一个机制叫主编会议，是四套新闻部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周开一次会，还有不定期的会。这个会议我把它比喻为我们部门业务的大脑，所有的思考和决定是从这里做出的。我们还有三个工作室和五个独立科组，比如说播音组，包装组，国际新闻组，地方新闻组。

大脑之外，我们的工作室和科组是它的四肢，出去东奔西跑干活的。那么在大脑和四肢之间还要有一个传输神经系统，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建立好。未来我们要建立一个业务服务体系，明确它的定位、职能、人员等等。这样建立起来后，我们认为从业务体系的运转上看，在中国电视界应该比较规范和超前的体制。

它的好处在于它高度集权，做新闻一定要这样。打仗拿破仑说过，两个优秀的总司令不如一个蹩脚的总司令。有的行业是需要集权的，没有集权就没有效率。新闻没有效率你就别干了。你都比别人晚，你还干什么。在高度集权的同时，我尽量地让每一个部份都充满活力。这是一个两难，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觉得这种业务体系、架构还是比较科学的。如果每个部份都充满活力可能带来各自为战，谁都不理谁，而高度集权走到极致是僵死，就是一潭死水。它们是一个矛盾体，如何调和是一种艺术。曾：新闻业务运行机制的调整可以使你们在面临重大或突发事件的报道时更有效率。国际频道新闻评论节目近十年的变革中直播化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你认为现在对新闻直播还有那些比较大的制约？

王：我觉得直播我们还可以再做得更多一点。另外还有一个，真正对日常重要新闻的同步报道，我们没有做到。我觉得有技术的原因，有体制的原因，但最主要还是观念的原因，但这个观念有领导的观念，也有从业人员的观念，还有观众的观念。观众甚至会提出说，这个事你也直播，值得吗？

是不是我的人在现场都不重要。当然有更好，那是我的品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对这个重大事件的同步报道，最有价值的本质是在这里。伊拉克战争我们就是同步报道。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般都是滞后的。怎么滞后？就是拍了带子，然后飞快地回来，然后编带子再播出去。

最简单讲，有三个因素会产生制约。第一就是观念。

第二就是技术的问题，你能不能达得到，或者说你技术最高精尖的能达得到，但是你常态达不到，也不行。就是应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谁知道会发生火灾啊！不可能预知对吧！我们现在直播做到的是可预知的，不可预知的我们很难做到，反应不过来。

第三个体制，比如我现在是业务部门，但管设备的都是技术部门，首先有个服从调度的问题，此外他能在30分钟之内把人员召集到位吗，他的设备能到现场吗？这都是体制造成的。就像主持人，他年薪一百万美元，他当然有积极性了。中国主持人他年薪十万，他能有积极性吗？我就是举个例子，这个体制问题有部门与部门的协调问题，也有同一个部门内部个体与个体的合作的问题。

其它，比如说北京堵车。那我相信更多的不是政策的问题，中央不会管你，这个事管不着。政策不是障碍，那什么是障碍，我想可能体制是障碍。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就调出卫星车来，就调出几台机器来，调出技术人员和记者编辑来，哗就杀到现场？这就是体制，是不是一个具有足够应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体制。

所以每一个不同案例里，它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你要说发展空间，这就是空间。非常大的空间。

再比如说，在一些题材领域上的突破，这也是空间。应该说我们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讲，我觉得还是不够。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嘛，我现在坐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位置上，所以希望更开放一些。作为管理部门，他可能说我要管理得严一点。曾：很多学者专家认为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在新闻改革进程中或许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当事人，您如何评价这种影响？

王：刚才说到伊拉克战争我们讲了许多大的条件和环境，天时地利人和。1992年我们就有了电视对外宣传，到2003年初伊拉克战争打起来。我说，十年面壁，在中国电视界，我们是很寂寞的。我们经常自己有一点业务创新，感觉挺高兴的，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也不在意。大家寂寞惯了。张长明台长就说是“十年磨一剑”，他是中央台最早做对外宣传的领导，一直做到现在，他最有体会。

这两年，国际频道在强调新闻自身的规律，强调对外宣传，各种直播不会再让各级领导和观众惊讶了——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氛围。像伊拉克战争，所有人都惊讶，惊讶就说明你所做的事情有一点反常。现在大家已经觉得你正常了，这就说明整个社会，从观众，到新闻业，到我们各级领导，大家对新闻的观念有变化。这是一个最大的进步。

伊拉克战争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冲击，冲击之后，大家现在觉得哪怕是什么大事情，你把它报出去，甚至现场直播都是正常的、是应该的。你不报出去，反而觉得，怎么会呢？怎么会瞒着这事呢？最可喜的地方在这里。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对业内来讲，如果在这么大的直播之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却没有这样的表现，大家都会觉得你落伍了。在所有新闻能做到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如果再有一个栏目或频道去做录播，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落伍，这么陈旧啊！这也是一个观念的变化。

这也是一个最根本，最有价值的变化。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做了多少直播？神舟五号、温家宝总理访美等等。温总理访美也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对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直播。领导人到达，领导人会见以后有一个共同见记者，还有一场在哈佛的演讲，我们一连直播了三场。你想一下，怎么可能？都不可相信的。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以整个频道为主体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成为一种常态。要是说它给新闻界带来的变化，我觉得是在这里。

[采访手记]与王跃华一起回顾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最难忘的细节莫过于杨刚毅主任的一纸“授权”。突发事件的电视同步报道在今天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电视台缺乏相应的快速决策与反应机制。由于业务管理受制于行政管理，业务部门在等待上级审批、“定性”、“定调”或报道时机权衡的过程中往往错过了最佳报道时机。对于某些有预见性的突发事件，“授权书”等做法或许可以生效，但从业者们更期待这些措施能早日制度化，建立一个通畅、高效、符合新闻规律的应急体制。“十年磨一剑”，在和海外中心新闻部的接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多年的业务积累正在慢慢释放，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重大时事发生之际，CCTV-4的画面右上方都出现了红色的“直播”二字。2003年，他们开始调整内部运行机制，按业务划分为编辑、采访和评论等几个工作室，建立协调全局的主编会议制度，试图把管理层的工作重心从过去协调各科组的关系转移到主抓节目业务管理。我们已经见证了海外中心新闻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效的实力，相信通过这次改革，他们能建立更大的信心，参与国际电视新闻报道的品质竞争。（曾晶 采访撰稿）

《新闻调查》：坚持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执行制片人 王猛访谈

王猛（以下简称“王”）：我们一直在调整栏目定位。最早的时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个定位，第一它不准确。第二，即便是模糊地有一些概念的话，也只是说我们要比别人做得沉重一些，深刻一些。到了2000年，那时候舆论监督不让我们做，国计民生的选题收视率比较低，那怎么办呢？当时孙玉胜提出做新闻故事。像《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等等这些获奖的片子，节目都不错。

再往后发展，其它栏目做新闻故事的越来越多，包括原来就有《生活空间》，这个领域可能就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你就没有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2002年提出“探寻事实真相”，其实那时候已经初步想往调查性报道转，认为《新闻调查》和其它栏目比起来的话，核心竞争力就是调查性报道。但是口号刚提出就由于大环境的变化，没有做下去。所以有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一直到2003年“非典”之前这个阶段，还是各种节目样式都有。有国计民生的，有深度背景分析的，有新闻故事的，也有一些舆论监督的，比如《范李之死》、《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这些节目影响都还不错。“非典”对《新闻调查》是一个转机，我们突然发现各个栏目，包括平面媒体竞争特别激烈的时候，只要《新闻调查》出现，就代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声音。“非典”期间大概有9期节目，其中两期节目当时反响特别好的。一期是《北京“非典”阻击战》，这是一个新闻现场报道。如果按国外分类的话，它甚至就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报道，就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干什么。由于它快，由于它离新闻现场的接近程度，所以这期节目反响很好。接下来有一期节目《“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和前面那期不同，它正好在媒体把“非典”炒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在“非典”的后期做的一期节目。这个片子是一个调查性报道，虽然它晚了，虽然别人都已经拍过了，但是由于它得出的结论和调查的细致程度，包括一些采访拍摄的东西，发现不错。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了，《新闻调查》这些年一直没有断过的，对于调查性报道的那种坚持。“非典”之后，制片人张洁跟我们几个商量，那时候正好新领导班子快组成，新闻环境也比较好。2003年9月18日我们开了一个会，主要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强调调查性报道，将来《新闻调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调查性报道，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另一个就是内部管理方面，我们毕竟是一个八年多的老栏目了，所以它遇到很多管理方面的问题，希望靠一些管理方法去解决，所以搞了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上半年，《新闻调查》还是不错的，《派出所坠楼事件》、《阿文的噩梦》等等这批节目集中反映了明确栏目定位之后而出现了这样一批好节目。那时候《新闻调查》的日子非常好过。

我一直坚持媒体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好看，一个就可信。或者一个是追求收视率，一个是追求公信力。在这两个方面《新闻调查》都不错，不管是业界的口碑还是观众的反映都挺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整个舆论环境的变化和调整，坚持不住了，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原来的一些现象调查。曾：你谈到的那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节目，包括《双城的创伤》，《阿文的噩梦》，这些对于舆论管理而言是特别敏感的吗？

王：很敏感啊！《阿文的噩梦》和人权有关系，《派出所坠楼事件》也和人权有关系，这是司法制度的硬伤。曾：但整个调查过程是很客观很冷静的，并没有直击它的时弊。

王：我们讲舆论监督类节目，并不是说舆论监督的方式，而是舆论监督本身。不是说用什么方法来做舆论监督，但如果它所起到的效果是舆论监督的话，它就划到舆论监督这个圈里。2004年8月19号我们接到通知，所有舆论监督节目停下来。这是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可做的舆论监督节目也不是特别多。

我们当时想强调能不能一个月都是这种节目，然后发现做不到，为什么呢？两个方面，一个从选题的角度来讲，有很多选题不能做。另一方面，你想把舆论监督节目做得客观、真实、深刻，这很难。很多事情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我们想挑的选题都是那种有很厚的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体制背景，有这样的东西，所以题也很难拿。当时也强调一个月有一期舆论监督类节目，然后一期主题性调查节目，一期民生节目，还有一期大家可以自由创作。

舆论监督类节目停了以后，收视率就开始一路下滑。曾：很长时间以来调查性报道在我们的语境里似乎总是和舆论监督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做舆论监督，调查性报道的优势要如何凸现？

王：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说法，我坚持调查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形式。其实任何一个记者，都应该是调查记者，你做新闻的方法就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做新闻的话，你都要承担调查的功能。但是对于“调查”和“调查性报道”是两个概念。“调查性报道”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指的那个定义——记者的独家发现，揭开某个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并起到颠覆性影响，这就是它的定义。

调查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用调查的方式去拍节目，其他人也在这么做。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做的是调查性报道。其实调查性报道别人也在做，《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也都是。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手段的运用方面，相对来讲比较成熟一些，一个是我们时间长，培养了一批如何把调查做得更深入的方法。另外，我们现在基本上从形式推进上是两种手段，一种手段其实就是调查手段，不断地设问。比如我做的一期《财权的变革》，这是一个正面报道，讲河南焦作的财政方式改革的。虽然是一个正面报道，但我们做的时候先提问题，而且它需要你一个问题解答完了之后，再提下一个问题。全部用问题来推进，这就是调查的方法。只不过它不是揭黑幕，但它用的手段是调查的手段。还有一个手段就是讲故事的手段，我们节目时长45分钟，你这个片子怎么拍得能像电视剧那么好看，起码是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来解读的。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像《大官村里选村官》，是纪录片的手法。还有像《第二次生命》，讲故事。这一直是《新闻调查》最重要的两个方法。

我们和别人相比，我们的产品差异性真还是不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周播节目，而且我们45分钟。所以你要拒绝了那种多样性的话，反而你会很被动。我们曾经一度要求就按调查性来拍，也不行。有的节目也适合于故事表现。我们曾经尝试过改版，片头片尾、主题音乐等等。我个人的看法，像这样一个栏目，如果强调改版的话，可能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它会颠覆原来的核心观众对你的品牌认同。它认同你什么，就是你厚重，你坚持。社会在变化，但是我观察这个社会的角度是永远不变的。你看《新闻调查》观察社会的角度是永远不变的——人文关怀、正义公平，这些是《新闻调查》永远不会变的。如果像一些新闻栏目那样去调整的话，我们不会那样去做。从栏目的成长性来讲，可能这样调整它的收视率是有所提高，但是它是在波动的，它波动的起伏曲线比我们大多了。你可以说，由于改版使你的谷峰值出现了，但我也可以说，由于你的不断改版，使你的波动值越来越大。我们在追求高收视率的同时，还要追求一个收视稳定，它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在调整它的核心观众。

我认为用什么样的形式，比如调查的手段也好，故事的手段也好，都不要紧，但是你最后要做的那个东西不能变，观察社会的那个角度不能变。但是有时候比如强调调查性报道多了以后，可能会产生偏差。因为有时候调查性报道的选题，它的导向性确实是存在问题的。那我们为了迁就这种形式，可能就放弃了……比如说我们有一期节目，它由于为了要好看，调查形式的丰富性，所以它拒绝用体制背景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果是什么呢，你片子里出现的是坏人，而不是产生坏人的原因。而我一直坚持《新闻调查》是“小人物，大社会，小故事，大背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后在我们片子里可能一个坏人都没有，我们找到的是体制上，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大问题。这是我一直强调的。曾：收视率现在也是你们很看重的一个衡量标准，这对于调查性报道节目的运作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为什么现在有收视率这样的东西呢？是因为广告商在投入的时候没有指标。其实收视率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这个，它是从商业介入的角度去选择的。但是对于一个节目，对一个栏目评价，光拿一个收视率肯定是不行的。对一个栏目管理，更是这样，它不可控。为什么？首先从选题上，我无法来保证大家拿到选题都是公平的，一个好选题，我可以不太费劲，不需要有什么创新有什么想法，它拍出来就是一期好节目。但一个非常困难的选题，编导费了很大的心思，它未必效果就好。这是一个不可控。

第二个不可控，比如说最后的评价，这个节目到底是好是坏，如何来评价。如果是娱乐节目，那就是收视率，完全可以这样。但像《新闻调查》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电视的属性，你还要承载一些其它功能。我来评价你好与不好的时候，如何来判定？所以它是一个不可控的生产流程，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作坊式的。什么是作坊式？就是彼此的信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条件下，然后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老人来去传、帮、带，就是师傅带徒弟，这样一个作法。曾：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节目好坏或者节目制作者的评价，有时就是那几个收视率的点？

王：是啊，因为上面对我们栏目就是这么要求的，你收视率要有多高。收视率关键是对制片人压力太大。收视率当然很重要，但新闻节目除了收视率之外还有一个公信力的问题。公信力对受众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增长过程，但是它会使你稳定。因为收视率好的节目，像《非常6+1》、《开心辞典》，我对它的判断，再过一两年它就会改版，甚至这个栏目就不存在了。它在你这个媒体培养公信力的过程当中，没有贡献什么，但是它给你贡献了当时的收视率。那媒体还需要一些栏目，当然收视率不能太低，要不然它形不成影响。它收视率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它为你培养的是媒体的品牌、公信力，我们说新闻立台。曾：在这个方面你们有没有跟《60分钟》做过比较？

王：《60分钟》收视率绝不是在各大电视网里最高的。如果你对我们的要求跟《60分钟》是一样的情况，那我们是正在往那个方向在努力，而且现在基本上的水平能够达到。当然是不是节目做得像《60分钟》那么好，那肯定还是不行的。但它在整个所有栏目的关系，或者是角色上来讲，它起到的就应该是《60分钟》的角色。曾：那么《60分钟》的老板对《60分钟》是什么要求？

王：《60分钟》曾经拆分过一次，它分出来一个《60分钟Ⅱ》，就是用这个品牌，然后主打收视率的。但是对《60分钟》本身，没有很强的收视率要求。收视率不一定高，但是未必广告收益不高。因为它是一个老品牌，非常稳定的受众，价值观，对社会的理解能力、在社会的工作能力最稳定的这群人。所以对《60分钟》的广告投入反而很高。就像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环境一样，我们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就要拉动农民。那有的新产品，或者说短期利润产品，它走哪条路？它就得走农村市场的路。广告商投什么样的栏目？就要投到像毕福剑那个栏目，或者像《开心辞典》那样的栏目。它虽然不稳定，但中国有非常广阔的农村市场。如果你卖的是汽车，都是卖给白领，或者是对社会有思考的这些人来看的，那你就高投入，宁愿投到《新闻调查》。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分布来讲，不科学，它完全拿收视率来做。像《新闻调查》这样的，它虽然收视率不高，但你把它广告价位定得高，肯定还是有人来买的。你从这个栏目里拿效益的手段，不应该也是收视率，就这个道理。

在中央台一套晚间精品走廊里的七个栏目，我们不是第一的。如果我们这期节目是调查性报道，我们收视率能排到第二、第三。但是如果这期节目不是调查类节目，那就居中，第三、第四。最差的时候也没有排过倒数第一。虽然我反对唯收视率，但是《新闻调查》收视率并不会很差，在周播节目里头已经很不错了。曾：老栏目还会经常碰到的问题是骨干人员的老化，不是年龄而是心态的老化，慢慢地没有了目标和干劲，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吗？

王：你不觉得我们的用人方式是打短工吗？短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你没有认同感，如果我不信任你，那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拼命，我是在为我自己拼命。当我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自己很多想得到的东西，已经是我靠拼命拼不来的时候，我还继续拼吗？所以你不能怨他们。《新闻调查》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我一直在说，大家来到这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不光是做电视的能力，而是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分析的能力。就是说你来这训练完了以后，你可能做其它的也很优秀。第二，你可能要对自己归归类，大家能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记者，将来就可以出书。像《光荣与梦想》，记者写的。《制高点》，记者写的。其它栏目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培养专家型的记者。我不是看不起其它栏目，是由于它的容量等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在《新闻调查》做呢，可能成为一个专家型的记者。

这些都是虚的。如果大的体制上没有变化，所有问题就反映到最下面。我们是一个五级管理的方式，五级管理不是说越到下面越减弱，而是越到下面的时候，它带来的问题越多。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出现的问题都有这个原因。是，也许在某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因为这个人懒惰，或者说太斤斤计较了，所以工作不卖力。但还有另外一个人你又说他是因为那样的品德而产生问题。看起来是这样，但本质上的原因是一个大的体制问题。曾：体制是一方面，对《新闻调查》的从业者来说，或许还要学会的一课是如何面对经常性地被“毙掉”片子。

王：我在《新闻调查》这么多年，没有被毙过片子，特别狠的都没有被毙过，调整就完了。你弓拉得越满，松的可能性才有。往往被毙的片子是什么呢？它没有那种包容性，它没把弓拉满。后来调整的时候调整不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慢慢往回收嘛！我最怕把片子拍成60分，你自己先在脑子里说，唉，这可能播不了，这可能说不出来，那算了，不拍了。那行，最后你这节目60分，但也没有调整的空间了。你要是拍的是80分，调整之后是60分播出，就这道理。

去年调查性报道研讨会跟国外同行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悲情主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国外同行也很痛苦，人家没有这么多好的选题，人家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什么社会？进入老年期，温文尔雅的绅士，不会骂人，该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你现在是什么？莽撞小伙子，又骂人又打架，但是你选题多啊。

另一个，他们不受制约吗？他们有另一个痛苦。言论自由，我们就来说言论自由的话。记者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其实都在争取这个，只不过争取的方式不一样，受到压力的种类不一样。这个没有区别。上面有压力了，不能做调查性报道，这不是件好事情，但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其它的路可以走，我不用原来的方式，找出一个又能够播出，效果还好的呢！这不就创新了吗？调查性报道出现也就一百来年嘛！

另一个，我们现在关键是把媒体的属性理清楚，把媒体的职能分开了去运作。我们不可能再出一个中央电视台，这是我们变不了的。那我们变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中央台这个复合媒体的属性拆分一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商业台、公共台、政府台，全世界都有。那好，这块我就是来传达党的声音，没有问题，我保留啊。你的娱乐节目、体育节目，完全可以拆分出来，商业化运作。你不要让它们跟我们去竞争去啊，竞争得着吗？这是两个概念。然后留一块可以做公共电视。这样，整个受众面不一样，然后投入也不一样，管理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现有体制没有任何变动，事实上你像游戏类、文艺类节目，它们已经在公司化运作。这样，我们连改革都算不上，一个改良就可以了。在目前社会问题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我倒不希望新闻改革的步子那么快。因为新闻是在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起作用很大的东西。如果步子太快，的确会出问题。我不是保守，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前苏联，对老百姓是没什么好处的。曾：新闻评论部这十几年的改革一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王：而且中国的新闻改革，前些年一直是这样的过程，我相信在一段时期也是这样，行五退三，螺旋式上升。曾：谈谈您的从业经历吧？您最早学的是物理，后来为什么转到新闻来？

王：我内蒙师大毕业之后在一个地区的电教馆，给各个地方中学配仪器，干了有两年时间吧。完了以后，又去一个国有大企业去当党办秘书。正好当地电视台去我们那拍节目，我陪着。拍到后来我就成导演了，因为我干过一段电教，可能在这方面确实有一点天份。后来到广院上完研修之后，正好《东方时空》在招聘，1995年，当时起哄就去了。我当时想做什么节目？就是音乐电视，MTV，去找王坚平。王坚平说你做我这节目好像不太合适，过了一段时间，王坚平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吧，我们有一个新栏目要策划，《新闻调查》成立，我就过去了。一开始是做助编。我是很得益于几个老编导，夏骏、赛纳、张洁，包括刘春、张步兵，全部带过我。所以后来在做片子非常全面，什么片子都能做，而且都还可以，跟他们很有关系，他们什么风格我都知道。我在《新闻调查》里头属于没有风格的。曾：你的代表作是什么？

王：《婚礼后的诉讼》、《范李之死》、《揭密东突》。

[采访手记]提起《新闻调查》，大部份观众更多的印象来自非典时期。正当整个城市笼罩在阵阵慌乱之中，正当恐惧的人群纷纷逃离北京，调查人突破层层隔离，再次出现在事件的核心区域，臃肿的防护服依然难以阻隔他们坚毅的目光，那是《新闻调查》一贯的冷静客观、沉稳厚实。是主攻主题性调查，还是坚持事件性调查？是进军新闻主战场，还是坚守内幕调查？虽然一直保持着揭秘性选题的大趋势，但《新闻调查》一直在多种诉求间来回摇摆，难以割舍。历经七年探索与实践之后，正如王猛所说，非典之后的冷静思考，使《新闻调查》终于确定了栏目的核心竞争力：调查性报道。此后，《阿文的噩梦》、《张润栓的年关》、《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等力作相继诞生，《新闻调查》再次彰显其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气质。然而“探寻事实真相”的道路并不平坦。事实上，在新闻政策的频繁变动之中，“有真相被隐藏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有时更多的是一种奢望，而“一期一个真相”在当前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相对于外部环境，调查人更为困惑的，则是媒体内部的现行评价体系，这甚至是导致无法始终坚守《新闻调查》一贯精神吁求的根源之一。随着新闻评论节目在内容和形态上的不断扩张，以及末位淘汰制的实行，收视率成为生死攸关的参考因素。《新闻调查》有时像个马拉松选手，必须与同类节目比耐力，而有时又像个短跑选手，与众多娱乐节目一样被放到百米赛跑的起跑线上。在收视率“大棒”的打压下，《新闻调查》再次出现了摇摆的迹象。“坚持”似乎是采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形式可以变，叙述手段也可变，《新闻调查》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同时，坚持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变，那就是“人文关怀、公平正义”。这保证了《新闻调查》在浮躁的传媒生态之中，依然能坚持厚实的核心品质，在重大事件中发出强音，在边缘领域迸发亮色。“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其它的路可以走。”事实上，对话中让我们感触更深的正是从业者这种无意间散发出来的乐天态度。（曾晶 采访 谢勤亮 撰稿）

《央视论坛》：电视新闻评论新形态的艰难探索——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央视论坛》制片人 孙杰访谈

孙杰（以下简称“孙”）：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背景，新闻频道在办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任制片人，我认为这个栏目是很难生存的。因为什么叫“电视媒体”的评论，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包括评论部创办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其实严格意义上学界一直是有争议：这种东西叫不叫电视评论？电视评论该怎么做？是什么样的？学界争议现在也没有完全平息。但大家一直认为电视新闻评论就可以像《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那样做，其实是个深度报道的，用事实来说话的一种评论语态。事实上，大家都能够认同的一种电视评论形态在中央台并没有，我认为现在《央视论坛》还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电视新闻评论形态。曾：它不用事实说话，而是用观点说话。

孙：对，一个是用观点说话。再有，表达的方方面面，语境的扩展空间都是以观点而不是事实的资讯做支撑的。包括我们在制定工作手册时候强调，我们运用的是公共的资讯，不过要做自己的解读，不管是角度也好、观点也好，这就变成了从事实基础上升华的另外一种自己的东西。当时觉得在中央台的整个栏目配制上至少是缺乏这样一种形态，领导们觉得应该有一个代表中央台声音的一个栏目，最早定了叫《国是论坛》，那就更大更没法做了。也许当时认为那是像纸媒体那种评论员文章甚至《人民日报》社论，比较纯粹比较高端，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就是说“比较空”，不一定能够说服人，所以换用《央视论坛》。曾：既然冠了这个名字，《央视论坛》要代表中央电视台传递什么声音呢？

孙：可以肯定的是它代表的是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我们的主持人、嘉宾，不管是谁的观点，是由我们来做取舍的。这个传达出去的声音、无论肯定、质疑或者反驳都意味着是中央电视台的。但是代表中央电视台，怎么去代表？这是一直困惑的，给像中央电视台这种官方媒体代言是不是一定比较宏观或者是比较“虚”、比较原则、比较政策？或者还可以把这种评论作为另外一种比较民声或者比较低端的语态来探讨？困惑的是在这儿。曾：作为一个纯语言的评论节目最大的问题也许在于怎么保证它的可视性，你们当时打算采取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是用话题吸引力，明星主持人还是其它办法？

孙：其实都不是，这个栏目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了，已经两年了，其实到现在都还在探索。没有人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舆论环境里把这种形态定位得非常准确，或者找到一条能够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认为，第一，一个评论性节目基本的要素就是评论，从梁启超开始，一直到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一直到鲁迅的杂文，评论最精髓最本质的东西，应该说的是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说要先有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够有评论。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中央电视台，我们最根本的一条是只能代表官方的声音，这种官方的声音可能跟个人的看法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形态比较成熟的纸媒体的评论，也会用一些擦边球，或者说用一些技巧，把个人想说的话曲折地表达出来。所以，要牺牲掉评论的本质去办一个评论的节目，事实上在目前是不成熟的或者说很难办，尤其是一个日播的电视栏目，这是第一点。

第二，如果是电视评论，那么它必须有电视的特点。但在当时，这个栏目是作为演播室节目去定位的。我觉得没有生存的基础。因为它没有任何电视表现的特质，它就是一个演播室，演播室就是靠话题。如果我的表达很有趣，或者比如说像窦文涛一样是完全娱乐的，大家哈哈一笑，那么这就是一种听觉的娱悦不是视觉的，听笑话就没必要一定弄成漫画或者视觉上的某种形式，但我们不具备这种特点。

第三，为什么评论部的很多节目会走用事实说话这条路子，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电视展示的是一个过程，过程的东西最有吸引力，那么评论也要展示这种过程。但节目要表达的这种观点，至少在谈话过程中，观点的这种争辩性是没有的。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不可能大家最后没有一个结论，莫衷一是，那又变成没有观点了，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这么多的话题值得我们每天去争辩。那我也不可能找两个嘉宾人为地去设置（正反方），那不是傻吗，那不是耍人家吗？曾：所以展现观点的过程变得没有张力了。

孙：对，这样一个谈话的过程不好看，但是电视必须要有过程。比如，要批评某种社会现象，我们做《焦点访谈》或者做《新闻调查》可以表达义愤，但这种义愤是通过一个调查，通过一个路径、一些有情节的画面来表达的，并不是简单告诉你一个人所共知的结果，这种模式至少可以稀释里面很多观众觉得不能忍受的东西。但这个在谈话的节目里做不到，翻来覆去说的都是结论，表达的都是个人的情绪。

另外，评论必须要有个性，看看鲁迅先生和前期的周作人先生写的评论就知道了，哥俩谈的同一件事，差别有多大，都是好文章，都过瘾。但我们更多的评论是为了统一认识，是去论证观点，很难有个性。科学论文不需要有个性的论证过程，但至少还需要有个性的观点，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很可能比论文还枯燥。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总之这类节目很难做，确实是很难。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探索这个东西怎么弄。曾：在2003年七月份你接手时对节目的理念存在很大的疑虑，之后试图进行过什么调整吗？

孙：我来到这儿之后是想作一下改变，在不影响栏目的形态和对它的要求的前提下，也尝试做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应该说是本着规律走的，但事实上都不理想。

首先我是从功能性着手的。这种评论节目如果不能展示一种抗辩性，不能够体现一种谈话本身的魅力，不能把带有电视特征的节目呈现给观众，但至少我觉得可以做到有用。你传递的信息也好，或者做这样一个选题，能针对受众的需求，解决一些功能性的东西。我来这儿让他们做的第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北京出台调低外来人员进入门槛的政策，那是一个社会上很关注的新闻。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试图在作这样一种其实是解读，不是一种纯粹的评论，当然带有评论的色彩，但跟老百姓的关系稍微近一点。就这些政府举措，还有一些宏观政策的出台，给老百姓进行解读，但也没什么意思。尽管题目很民生，观众可能会关注，但基本上结论没有什么新意。曾：但至少比较贴近民生，贴近生活，大家会爱看一点。

孙：对，我觉得至少是有用。我们把话语的切口给切窄，尽量的用一个事来谈，通过我们的分析来探讨我们要传达的一些内容。

但是，应该说这个栏目找到一种自我发展途径是在去年的3月份。去年两会之后找到一些感觉，如果照这种做法当时的收视也还不错。曾：那是什么感觉？

孙：那种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试图用观点说话，后来觉得这个观点可能很难站得住，因为观点没有什么差异。世界上真理加一块儿不过三十条。我们如果要用观点的话你会发觉很苍白，而且所有受众能领悟的东西，与我们所传达的东西是一致的，如果你并不比人家高，人家干嘛要听你说。

那么我提出一个评论的角度问题，用评论的角度置换评论的观点。既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保证观点不发生偏移的时候，可以把看问题的角度作一下变化。就是说在做不到观点取胜的时候，退而求其次，能做到角度取胜也行。

那时出了不少节目，社会反响非常好。比如说，河北省检察院去年4月举办了一场大贪官李真的赃物拍卖会，拍卖前很多媒体都对此做了正面宣传，很轰动。检察院把查没的赃物拍卖，所得上缴国库，是一件非常值得提倡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拍卖得越多，对国家和国民越有好处，那是我们大伙的钱。对这个根本的观点我无异议。但是，看媒体的报道，说一枚李真的金印起拍价10多万，我觉得不合适了。如果就是一个金疙瘩，100克重，按金价就值1万，凭什么能高出10多倍，难道就是上面刻了李真的名字吗？我让记者去石家庄采访了一下，发现所有赃物起拍的价格跟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差别，有的甚至还要高，尤其是酒，这是违反一般的拍卖规律的。就是说如果它拍出去了，那肯定是因为“李真的姓名”或者说“李真用过的”、“李真拥有的”这样一个附加值。那么作为一个贪官合适不合适用他的名来挣钱？当然这个钱要交给国家，并不是说检察院乐意把拍卖价格抬高了可以多得到钱，事实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觉得不妥。这等于是对一个所有媒体在做的正面报道的东西发出了一种质疑，当然质疑是善意的。我们不反对拍卖，拍卖为国家收上来的钱也是给大伙办事儿的——这个我们不反对，但可以换另外一种途径，不要拿李真的名字去做拍卖。我们播出了一个节目《李真真值钱》。后来，那些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赃物果然大多流拍。等河北省检察院第二次拍卖时，就没有特别注明这是“李真”的赃物拍卖会。

再比如说像去年的审计风暴，我觉得比任何其他媒体我们做得要高。去年审计通报发布的时候，恰好各部委正在推行新闻发言人的制度。但是你会发现面对这样一个大事，没有一个发言人站出来，包括水利部、财政部、体育总局等等，对违规的资金使用问题做出解释。建立发言人制度就是为了政务公开，打造透明政府，密切政府部门与社会的联系，至少是为了通报各自部门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公众特别需要知道被审计的单位对审计的态度时，发言人首先集体失语。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发言人面对审计不发言”。曾：当时为什么能够从这些事情里找到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

孙：其实我觉得做这种节目，真正有价值的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我们看一条新闻谁比谁高，不在于看问题的观点。因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差不多，我们所掌握的资讯也差不多，在这里面表达的差异性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只是你从这里面看出来的是什么意味，我从这里面看出来的是什么意味。比如说某报发表的一篇社论《领导干部要讲团结》，有人会说“你看团结重要吧，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战无不胜，所以我们领导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我们才能振兴地方经济。”但是也有人看了会想，为什么这时要强调领导干部的团结呢？肯定是出问题了。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其实对评论节目而言，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选择出一些问题。比如对审计风暴的宣传是符合舆论导向的，因为这是表达政府职能工作的一种正面的行为。我们不能违反这个基点，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指出了问题。

那四五个月这个节目都还可以。但是这么做很难把握，你以为是用角度去取胜，但是到最后可能稍不留神——由于这在政治上对人的要求太高——结果就出问题了。因为节目展现的是观点和角度，有时候走着走着你觉得是一个角度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立场问题，最后就过渡到一个观点了。结果就出了问题。曾：但在11月份节目就变成了直播，那时不怕出更大的问题吗？

孙：这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我们自己在选题上做调整，应该是安全的，这个没问题，也不可能犯导向性的错误。主要是选题问题，因为直播强调新闻性，而解读新闻一般是安全的。我们紧跟当天的新闻内容，把有价值的东西挑出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曾：实际上还是解读，只是解读得更快、更近距离一些。

孙：这样又尝试了一段，但我认为直播使栏目失分比得分更容易、更多，比如谈话的逻辑表达、嘉宾的选择以及选题的自我限制等等全部是失分，唯一的得分是可以及时跟上当天的新闻。但是大量的东西其实直播不直播一点价值都没有，至少我们有四分之三之上的东西并不具有时效性。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有很多大家关注的时效的东西，我们根本说不够25分钟，而能说25分钟的题目，又不是天天能有。直播后，我们都是当天确定选题，节目制作人员的搭配也是一天一班，这样选题就没有办法准备——想预备也没有办法预备。很多题目，根据我们的能力和资讯，说5分钟还可以，或者说十分钟可能还勉为其难，但如果是25分钟可能就会觉得不够了。那怎么办？只能重新找话题，又回到原来的做法，大家要深入话题，然后找一个所谓的新闻由头搭上。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时期运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开始又作了一个调整，基本变成“2＋1”的形式——话题浓缩。曾：对，我们注意到最近的节目经常出现三个以上的新闻由头，针对各个新闻进行评论。

孙：这个老实说比较适合直播的形态，我原来去年就想尝试栏目现在这种形式。录播的时候，我们把它定位为纯粹的一个评论性栏目。这里面如果用25分钟去表达那就非常非常困难。我们看了一下，字数大约在6000多字左右，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几篇这么长的？

于是我建议打成两块，前面叫时评，后面叫焦点评论或者叫热点评论。后面保持一个十三、十四分钟的容量，前面找几个当天的小事——社会新闻或者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花边消息，我们提出一个看法，其实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资讯。当时我来这儿就做过一个方案，不是嘉宾的形式，而是写成的稿子由主持人去表达。这样时效性会更强一点，信息量会更多一点。曾：直播要求的时效性能够体现，而且简短的时评比较贴近观众，节目的节奏也紧凑了。

孙：应该是能够解决栏目的一些问题，它同样有得失，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得大于失，失就在于节目的观众群由高端向低端转移，肯定要流失一部分原来的观众。但我觉得，低端的人群基数要比高端的受众基数大一些。再有，现在一次节目要说三件事儿，首先观众对信息的筛选就有一定的余地，我可能不爱听某一件事，但是我可能想听另外一件事。所以至少从纯粹的收视的角度去考量应该是有好处。曾：所以为了扩大收视，将来评论的话题和角度要往低端发展？

孙：这就是一个定位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一直困惑，现在还没有把定位固化，为什么没有固化呢？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曾：从你个人的角度或者栏目组的角度来讲，你们希望是哪种定位？

孙：第一不能指望这种栏目让一般的老百姓去看，因为它是评论性的，要评论的事儿——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方案，大多数观众都应该看不懂，这是非常正常的。作这个栏目定位的时候要不要割舍这部分人？你需要不需要把他们拉进来？如果你不需要拉进来又要怎么样？这个你不明确的话，做节目永远是在犹疑的、摇摆不定的。

现在就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就在往低端走，至少要贴近城市的市民和一般老百姓，试图把他们拉进来。比如银行卡的问题，比如房贷利率的问题等等就跟生活更加贴近，这可能是一个往低处走的一个趋势，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就怕做着做着，丧失了高端的选择，好多人会觉得原来那些有影响力的特质消失了是不是能再度恢复？曾：定位不清对栏目内部人员的制约或许更大一些，但对观众而言，评论质量的影响也许更直接。比如大家很容易拿《时事开讲》来做个参照，相比之下，我们感觉他们的评论信息量很大，也许由于评论员多数出身于报业，他们对信息的调控很强，能够调动很多个人的经历和知识对话题进行补充。

孙：没错！这里牵扯到的是栏目选择嘉宾的标准问题。还是回到选题上说，因为我们在选题上的限制，比如说今天做银行内部人员挪用资金的话题，那么选择嘉宾的标准就有两种：一种是对中国的金融很有研究很有心得、把金融体制看得非常深透的人，他去表达就是一种学术上的，非常权威。还有找一个银监会的，他会在银行在监管制度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和一般老百姓不会有什么关系。另外一种嘉宾他可能不懂内行的东西，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我第一个感觉银行一个职员拿走了3个亿，这还了得？那我的钱还敢往你那儿存吗？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选这样的人，选择一个表达媒体观点的人？因为我们害怕。比如说像阮次山，他比较资深，即使说外行话也没问题。但如果我们找一个媒体人，他不敢说，他觉得一点心得也没有，说了外行话会让人家笑话。我们又不敢找一个敢说这些话的人去做。曾：那这里是不是有个悖论？因为你刚才说《论坛》一直想找不同的角度，比如说这个话题，银行、银监会专家的角度也许《经济半小时》已经做完了，如果你找媒体人他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角度。这样节目不就找到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了吗？

孙：这个在操作上不可行。我们现在正在想培养自己的人，这是最可靠的。我们现在所有找的嘉宾，老实说，他们很配合，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他们能拿出多大的精力是没谱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呀。我们现在主要依靠前期的力量，所谓的角度不一样，指望评论员是不可能的，是我们给他规定的，这就牵扯到我们自己队伍的能力问题。应该说从2003年7月到现在，基本上所有节目代表的都是我们的水平。曾：嘉宾的水平还没有拿出来？

孙：对，他们毕竟都有自己的工作，是客串的、业余的，而非职业的、专业的。

你看昨天徐慨（注：《央视论坛》内部培养的评论员）上了吧，徐慨表达还显嫩，缺乏一种个性，但是他认真。比如对于确定的选题，他可能不是很精通，但可以把大量资讯经过筛选甄别变成自己的东西传达出来，它也是一种信息，就像阮次山他们那样。但前提是他必须是自己人，他有这份义务。而外边的人可能没有这个工夫。这跟队伍建设有关系，如果许可的话，栏目有固定的这些人也没问题，四五个人就够了。曾：你认为适合用哪种方法来培养评论员，是从内部的记者、主持人到评论员这样一条途径呢？还是找现成的学者专家或者媒体从业人员？

孙：最好是自己人，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至少从实际操作上自己有把握，可控。这种节目在这种环境下不可控制是最大的风险，你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毁了一个栏目。我们自己的人第一他能对栏目负责；第二他会有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你是在这个栏目的，就是要每天看资讯，为你的表达做准备，这是最起码的。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这样的人怎么出来？这就是我们决定不了。大家到任何一个媒体评论部去看看那些人，他是在掌握、发布信息，在众多的新闻中去做思辨的人，他的水平是高于报道记者的。那么好，这么一个人从哪里来？比如说找一个资深的或者有能力的人，现在的体制上什么都不能给人解决。你能够给他什么承诺和条件？你都办不到，所以说这很难，非常困惑。曾：你参与过评论部很多重要的探索性工作，你怎么看新闻评论部将来提升的空间？探索的方向应该往那里？

孙：其实评论部办了这么多栏目和大型活动，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在对新闻本身的回归上去下更大的功夫。这个提升的空间当然可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风险。你看现在表面轰轰烈烈、繁花似锦，但是真正新闻内核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挖掘的方向，而不在于形式。

我前两天写一个“两会”报道的总结，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封闭。所有的人都强调的两会是一个敏感时期，在这个时期对舆论的控制是最紧的，千万不能出事，不能“出格”。其实恰恰相反，你去看看纸媒体，两会期间是所有的言论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代表、委员们都在说话，说很尖锐的、甚至我们都觉得“出格”的话。两会期间，卫生部的负责人高强直言，药价虚高就是对老百姓的生吞活剥。这话平时媒体敢说吗？其实，从操作角度，这个期间媒体想说什么，找一个代表或委员来表达，应该是十分安全的。但是这种观念现在我们不具备，很多媒体都明白了，我们不明白。我们要往前走，需要对形势做大胆的判断，可能存在风险。比如说，媒体的把关人如果能够判断出可以借两会来说一些我们平时不容易说，或者说很难说的话，这样做新闻、做言论，才是回归到新闻的本体上。

[采访手记]在和我们交谈的同时，孙杰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当晚的节目选题而伤脑筋，这是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遇的问题。他们感到，栏目定位无法固化是种种困惑产生的根源。对《央视论坛》而言，利用得天独厚的智囊资源，借助国家媒体的地位发布权威声音，吸引高端受众，或借助电视传播的优势，“短、平、快”地进行发表言论，贴近更广大的收视人群，这两者在分众传播已成大趋势的今天都不失为可行的选择。然而，由于新闻栏目的考核存在着双重标准，而收视率评价又始终未区别受众群体的差异而采取单一的评估办法，导致了包括《央视论坛》在内的很多新闻栏目定位游移不定，从业者为求平衡而疲惫不堪。就新闻评论节目业务的现状而言，新闻评论员也是一个发展瓶颈。近年来，凤凰卫视收益最大的投资莫过于打造了一支已形成规模效应的“时事评论员”队伍，他们具有丰富的媒体经验，精通专业领域，能快速调度资讯与观众进行有效沟通。《央视论坛》也在积极地为培养自己的评论员而努力，但这个过程能否提速有赖于央视用人制度的改革。访谈最后，孙杰谈到了回归新闻本体的问题，或许探讨《央视论坛》这种有别于“用事实说话”的新闻评论形态的未来最终也要期待“本体”问题的解决：评论是否能更接近于其“说真话”的本质？话语空间能否再多元一些？社会对舆论的宽容度和承受力正在进步，如何把握政治气候和媒体环境变化而有所作为值得新闻管理者深思。（曾晶 采访撰稿）

另类：新闻再生产的一种思路——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社会记录》制片人 李伦访谈

曾晶（以下简称“曾”）：可能提起《社会记录》，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另类”，这种“另类”是先天的吗？

李伦（以下简称“李”）：我们当时接到的任务，是做个低成本的，利用已有资源的栏目。然后我们一直在找内容定位。

我们的操作成本相当低，当时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在低成本和深夜节目这两方面做一定的实验。那么最低的成本是什么？就是再重复利用。

在新闻频道里，11点半的深夜节目做什么？当时我们也在想，但没有具体目标。如果说有个目标，就是要做“不太一样”的节目。我记得我们组里开会，最早只有十几个人，坐在屋里头，特可笑，大家说：“咱们做什么？”不知道。但有一点知道，就是一定做个不一样的节目。

当时想做纪录片，但是你知道纪录片不可能低成本，所以就是包装纪录片，把《生活空间》以前的纪录片用我们的主持人再包装一下就出去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形式。说实话，人家挺好的片子，非得插一个主持人。曾：即使再生利用，其实你们还是增加了一个主持人的元素，为什么？

李：这是一个“预谋”，是为了以后不再包装别人的作品，做我们自己的节目而准备。主持人形式是低成本的，我们就要用最简洁、便宜的电视手段。电视是依赖影像的，如果没有影像，成本就下去了，那么有了一张嘴，可能就便宜了好多，所以就加了一个主持人。而且可能由于原来我是做纪录片，是从《生活空间》过来的，所以影像要求特别苛求，我心里知道做一个20分钟的纪录片是什么分量，十几个人那么点钱不可能做的。但同时我们又掌握了一门技术，我们主要团队当时也是《生活空间》这几个人，我们可以用纪实的影像去表现，或者说可以用一些纪录片的元素来做节目。我们可以拍10分钟，2分钟，1分钟的“纪录片”，这样的有纪实影像的刻画力量，加上主持人的叙述功能，就有了完成节目的技术手段。最早主持人我们想象的功能是一个连接叙事，然后他可以有一些点评，这也是慢慢发展的。接着概念就开始逐渐清晰，在新闻频道，题材应该拍什么？应该是新闻题材。就这样，大概念，技术雏形开始形成。

这些应该说是技术上的可行性，而在技术层面背后，帮助我们或者说我们的驱动力是什么？这背后也有一个“阴谋”，就是那句玩笑——不一样！可能这种东西看似只是阿丘的一个鬼脸，语言方式，可能在片子中只是起一个连接点，一个音乐的使用，但是它营造了一种语境，努力在传达着一种价值观。曾：一开始是包装旧的《生活空间》，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转向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社会记录》？

李：这跟我们的操作能力和当时我们的收视调查、经费都有关系。

我们2003年5月份开播到10月份的时候，收视率已经很好了，不敢跟别人比，自己满意。但是其实那个收视率是虚假的，不是我们想做的收视率。为什么？因为它是《生活空间》以前的老纪录片托起来的，说白了是人家片子做的好。可能这个收视率给我们也造成一些好的影响，让人家知道阿丘了，觉得这个主持人有点意思，会有一个印象，但是我们知道支撑这个收视率其实是内容。其实在我们开始做非典系列节目时就开始暴露了一点我们的倾向，就是想在社会新闻上发展。曾：无论是整个影像还是叙事都追求一种比较特别的对新闻事件的表达？

李：零星出现的那样的节目，当时点缀在纪录片节目里，其实很奇怪的，收视也看不出明显的升高。但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资源分析，中央电视台这么多栏目，新闻频道这么多栏目，那么我们有哪一块是可以切下来的蛋糕？哪一块是自己的？我们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社会新闻专栏节目是个缺口资源，所以就奔着这儿去了。然后到11月份开始大面积地做专题节目，原来是大部队在包装人家的片子，然后小部队在做实验，11月以后大部分人开始投入新闻战场，剩下的人为了盯着播出，可能还会零零星星包装一些人家剩下的好东西。不过当时收视率一下子就下来了。我们分析，这个下来两个原因，一个是冬季，另外一个，当时有专家估计，这是未完成观众置换。原来培养的是纪录片观众，突然换了这么一批节目，肯定是要下降的，他们当时就问我们是不是坚定地走这条路？如果坚定地要走这条路，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这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曾：这时候面临一个选择？

李：对，面临一个选择，是往回走，还是往新的方向走。好在那时候领导给我们了充分的耐心，而且那时候说实话我们部领导——梁建增和陈虻极力主张还是应该做新闻。粱主任给我们的目标是作社会新闻的个性表述，陈主任提出的是作新闻的梳理和分析，然后一期一期跟我们较劲。到2003年12月份的时候正好三个月，我们收视率就恢复了，而且从2004年的1月份到2004年10月份都一直在往上涨。曾：那么在深夜节目里做一个社会新闻专题，其实还是在一天的新闻热点里炒冷饭，你们靠什么吸引观众？

李：我们当时做的，尤其是前期，都很不成熟。比如说第一个自制节目，就是在非典时候，做了一个《三十七度二》，那个节目完全不是纪录片了，是一个很难把它归类到哪个类型上的，它的反响很好。

其实它讲的是非典中的爱情。这个片子为什么反响好？我认为它真正的含义是因为契合了非典时期，契合了当下的某种社会心理。非典破坏的是什么？在社会层面，在人的层面上，是人际关系——让最亲的人不能相见，不敢相见，让不亲的人必须互相帮助，陌生人之间必须得建设联系，不然你对这个社会就封闭了。非典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坏了人的情感，所以当时我们提了一个问题……，看似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社会现象。那么这期节目就叫《非典当中被考验的爱情》，其实也是被考验的情感。我觉得这一点是引起震动的源头，这是震源。但是你说它是什么节目，什么是新闻节目？我觉得新闻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与社会个体的关联，它可能是一个心理、事件、现象等等。

从操作理念上讲，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尊重新闻事实，这是理性的要求。发现新闻往往是从发现“不合理”入手，但落实新闻却要以寻求内在“合理性”为目标。“不合理”——仅仅是道德评价或经验感受上的不合理，而非事件内部逻辑的不合理。此外，我们为自己找到一个词——审美，它是我们的栏目指导王开岭的贡献。审美，不能简单地视为只对美好表象加以注视，其实她更是一个社会属性的工具词，体现了一种美学的价值眼光和精神分析方法。许多事件本身包含了很高的精神含量——可称之为“精神事件”。也就是说，它是靠人物的某种“精神举动”、“性情魅力”、“人格属性”而成为新闻的。对此，若仅作一种“傻瓜相机”式的打量，仅满足于“物理”式的信息收集和堆砌，那事件和人物自始至终都是黯淡的，有形无神，只有皮相，没有心跳……所以，对待这些选题，除了理性之外，必须辅之“审美”和“化学”的方法。曾： 而且从个体的经历，个体与社会关系中切入看新闻，往往会发现一些很值得寻味的内容。

李：我原来老讲一句话，希望我们节目有趣味，那么趣味的根本原动力在于什么？根本的原动力绝不在于搞笑，根本的原动力在于，刚才说的节目与个体联系的紧密程度，越紧密越有趣味。一件事情再枯燥，但是跟观众的社会角色，跟他的个体角色紧密相连，他才有了关心的理由。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强调“趣味”二字，就是这么来的。曾：但是现在做社会新闻的节目很多，特别是各地方台的“民生新闻”，其实它也追求“趣味”，“趣味”容易吸引观众，但也容易伤害新闻的品质，你们怎么把握？

李：“趣味”不会伤害新闻的品质，伤害了品质的一定不是“趣味”，而是隐藏在趣味之后的价值观和态度。我们还非常不成熟，说实话。所以我不敢总结，不敢轻易地总结，可能更多的是教训。曾：那就说说教训吧。

李：我觉得可能从意识上……有两句话，第一句叫永远不要高估观众的兴趣，第二句话叫做永远不要低估观众的智商，在兴趣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更技术化。

我有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观众，中国的读者对媒体根本没有新闻期待”。这句话说得很极致，但是很刺激我们的思考。我们扪心自问，真的指望媒体上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许从来就没有过奢望，根本没有这个心理预期。我们只是说这两张报纸差别很大，我们只是想通过你说的去猜测你没说的，或者只是想通过这个东西去甄别那个东西。所以如果有了这么一个认识的话，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努力去建立一种信任，说一点真话，克服掉观众的排斥。其实《社会记录》用了很长的时间让人们知道，阿丘这个人可能说点不一样的话，至少不是假话的话，可能有点用，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做这件事情。但是这种信任的建立是非常漫长的。没有信任，人家凭什么有兴趣听你废话。

另外一个，不能低估观众的理解力。我忘了是谁在告诫主持人时说：电视的屏幕是一个放大镜，坐在那儿你要小心！我想对电视的从业人员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在这儿稍微有一点点懒惰，稍微有一点点偏见，稍微有一点点狭隘，就会被放大出来，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恐怕你怎么努力都应该的。曾：其实你们今天可能还处在这种赢得观众信任的阶段，我记得阿丘在一次讲座上说观众对他的态度分两极——特喜欢他和特讨厌他。对你们节目的也有类似的评价吗？

李：我相信是这样的。曾：说到阿丘，据说你们当时“一见钟情”，他的魅力是什么？

李：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他很不一样。其实当时的阿丘有一点点另类，有一点点羞涩，有一点点装出来的松弛，挺可爱的，他真实。跟他交流没有压迫力，这是他的优点，不会招很多人恨，顶多人烦他，瞧不顺眼他而已，不会恨他。曾：你们在为阿丘设计话语时，是不是也像对片子的要求一样，要有一些独特的表达？

李：语境的设置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纪录片和所谓传统的专题片，整个是两套语言系统。我觉得阿丘的语言系统设置，我们也一直在研究，然后也特别苛求。比如说我们要求主持人不要作为观点直接发言者，可以作为引述者，他可以说“我听哪位老师讲”，“我看到那本书上有这么一个”……就是他的语言系统跟他的角色、态度要特别的吻合，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尽可能用那种商榷的口语，这是我们写稿的基本要求。

他要保留个人色彩，这种个人色彩的表达要“唯真不唯美”。比如他可以偏执，只要这偏执可爱，能为大家接受，比如我们做过一次矿难的节目，阿丘上来就说：“又发生矿难了，我们同事要出差了我就跟他们说，别去了。因为去有什么用？昨天你们去，前天你们去，今天你们还要去，而且以后还要去，这样的节目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了。”——这就是愤怒。

但如何把握这种评论的个人色彩，现在从操作模式到主持人训练上都没到位。必须等到主持人成为节目的灵魂。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放纵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在节目里？因为他已经到那儿了，那就是他的灵魂，他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偏执也好，宽容也好，都表现在了言行之中，他可以放纵，而且这个人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么阿丘是不是到历练那种程度？现在恐怕还为时过早，所以可能我们也没有设置那样一个程序，因为这跟节目的程序有关系。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火候上。曾：创办节目之初，你们完全依靠旧的纪录片，现在是两条腿走路，既有自采的内容，也包装现有的东西，去年新闻频道开始试行大编辑部制度，你们从资源共享方面有什么获益吗？

李：有不够的地方。我觉得获益也有，就是说资源共享会多一些，但是不主动，我们不主动。我觉得是机制没让我们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资源，别人可以用，我为什么要给人家用？其实好多人都找我们要，虽然我们一开始定位再生节目，但是我们统计过，我们的素材被别人利用率非常高。但是，那都是朋友打电话说：“你给我一个……”。但是如果我站在栏目利益上讲，我现在没有一个机制来保障我有义务给他们这些东西，同时我找别人要也是靠朋友关系，我也没有一个机制回报朋友。

你衡量一个栏目的成绩需要在这方面有所体现。不然，如果说我小气一点，我就不借，那显然最终受损失的是频道。可能我也会受损失，我不给人家，人家也不给我，但是只要我势力强大，或者说来源多，管道多，或者说我认了，不要你的，没什么。那这是不是新闻频道的损失呢？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大问题。曾：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机制保障大家在信息交换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利益。另外，我注意到，你们这个栏目组的核心人员有个A级和B级之分，为什么这么做？

李：根据待遇，工资的要求，这自然而然的。栏目里年轻人特别多，年龄都特小，B级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编导，是一个能够承担，比如说我们要求的16期节目，但是他又有培养前途，七八个月就能定型。工作量相对少一点，工资低一些，然后学习机会多一些，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个是管理手段。A级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而且我们也有一些绩效考核体系，即使以后这个组全变成了熟练工，也会分工，分成几个级别。那么可能A级的叫做资深编导，一年得出多少个特别节目来，再下面的B级可能就变成助编了。给大家一个成长的空间，年轻人的重要就业条件就是成长的空间，如果别人不帮你画一个跑道，你可要自己画一个跑道。曾：你本人也是从《生活空间》一路跑来的，能介绍一下你个人的经历吗？

李：我原来学服装，1994年到《生活空间》，当时有个栏目叫《服装驿站》，我在帮着做那个节目，因为他们不知道专业的情况，我就去给他们介绍，找人，拍时装表演等等，然后慢慢接触电视一行，就改行了。曾：从《生活空间》到《社会记录》，你一直在寻找“不一样”的影像和话语形式，你怎么看待这种“另类”在电视新闻发展中的意义？

李： 的确我们在寻找“另类”，尽管其实还是很遥远。不过，它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往大了讲，作为当下社会的媒体人，最有责任传达的应该是这个社会重要而且奇缺的资源，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些自然而然的出位。而且，如果说你的传播行为做到了有些不一样的时候，它本身就又具备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彰显了社会的宽容和尊重，这种传达同时也是一种启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看中的，自身工作的价值和对电视新闻发展的意义吧。

[采访手记]十年前，《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以普通人为主角，开始在央视荧屏上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十年后，“社会民生新闻”已在各地方电视媒体形成高潮，在央视的平台上，社会新闻如何做得与众不同？《社会记录》给出了一种答案。《社会纪录》着眼于从“新闻与观众的社会角色、个体角色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发现“另类”的新闻视角，许多节目让观众感受到 “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情怀；小新闻中的大内涵，大道理”。在制片人李伦看来，节目的“趣味”，即吸引观众的根本原动力，不在于新闻信息本身的娱乐性，而在于能否找到新闻与普通个体的观念或心态的共鸣之处。因此，《社会记录》的“趣味”有了几分让人回味的人文意蕴。“另类”同样体现在节目的创作形态上。栏目主创人员综合了原先在新闻节目和纪录片制作上的优势，用不拘一格的叙事模式制作“微型新闻纪录片”，辅以主持人阿丘个性化的表达勾连事件和来源丰富的评论，为充分展现“另类”的新闻视角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语境。当观众对刻板单一的新闻评论节目日渐厌倦的时候，《社会记录》活跃、亲和、互动性强的“另类”评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曾晶 采访撰稿）

《本周》：以人为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本周》栏目主编 王阳访谈

[编者按]《本周》，一档以编辑为主的周播栏目，其创意、选材、切入角度、新闻落点以及栏目管理模式，均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新闻理念。制片人王阳希望能给新闻开拓一片阳光、亲民、故事化、娱乐化的广阔天地。王阳的叙述坦诚、真实。他对主新闻、舆论监督、民生新闻以及新闻改革的看法，很能代表主流媒体中一部份节目制片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为研究现阶段新闻从业人员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王阳，1990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94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现为《本周》、《文化报道》栏目主编。2004年10月8日，我们与王阳一起分享他十年的工作感悟。谢：《本周》创办的背景是什么？

王：前身是《时事纵横》，是央视唯一的手语节目，以报道时政为主。十分钟节目，前三分钟是国家领导的活动，中间三分钟是一个《焦点访谈》式的东西，再后面就是一组软的花絮性报道。就像前面是《新闻联播》，紧接着是《焦点访谈》，最后是《动物世界》这种拼盘式的东西，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我接手是2000年7月6号。然后就不断地改进，亲民的、口语的、服务性的，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形成一种非常全新的新闻角度。领导看了以后觉得挺好，到了9月份时通知我，这个栏目要改名字，由十分钟扩展为二十分钟。年底中央台对一套全面改版，12月3号我们推出《本周》第一期节目。谢：相对于新闻频道那么多栏目，《本周》的特点在哪里？

王：领导当初想让我做一个央视新闻周刊，把一周的大事、国事、要事进行梳理，用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形式说出来。但是我没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走这条路我干不过《焦点访谈》，我干不过《新闻调查》，我做不过《面对面》。我怎么办？必须有我自己的特点，找空白。央视有什么样的空白，这就是空白，娱乐新闻。所谓娱乐不是说内容的娱乐性，而是它表现形式的娱乐性，充满了趣味性，就像看一本小人书，看本连环画，兴趣盎然。

我爸爸也好，周围朋友也好，经常这样评价我的节目：原来觉得生活很没意思，很没劲，觉得这个世界很肮脏很龌龊，但是看了我们节目之后，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充满阳光的地方，还有这么多感人的事情，还有这么多的好人，生活是这么的美好，让他们看到了很多生活的光明。甚至包括对我自己的个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现在无论是看事还是看人，都是以一种非常善良的眼光去看待。而且我们节目做到是什么呢？对观众也好，对采访对象也好，我们把他们看成最亲最亲的人，甚至当成自己的恋人这么去爱。有时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我们用慈爱之心，用慈母之心去关注人，去爱护人。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指导思想。

这个节目完全讲真善美，甚至连随地吐痰这样的丑恶事情我们都没有说过。我们必须在夹缝里求生存。去揭露黑暗面，这是一种卖点，但是我们没法去做。第一是我们没法采访，没法得到第一手新鲜资料，第二是冒政治风险。又能够让领导买账，又让老百姓看得高兴的，只能走这条道。就是以一种非常阳光的心态，以一种充满了爱，充满了美好的笔触来描绘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中最美、最真、最纯的这些东西，展现给观众。谢：这样的话，你们在选材上是不是有自己的标准？

王：我追求的是什么呢？要么让你感动得掉眼泪，要么让你开怀大笑，要么让你若有所思，有所感悟。还有就是故事性要强，人物性格鲜明，这些都是我选材的标准。如果说得比较通俗的话，老百姓喜欢这样的新闻吗？老百姓能看得下去吗？如果老百姓能看得下去，喜欢这样的新闻，它就是我们所选的。谢：那么您认为老百姓喜欢哪种新闻呢？

王：首先是我喜欢的，我把自己放在一个老百姓的位置上，我会不会喜欢？再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和朋友，我经常会让他们看我的节目，然后让他来告诉我喜欢哪种节目。有时跟家人一块看，我就会察言观色，看他们对哪样的题材感兴趣，什么样的故事觉得很好。

有一个观点，说每个节目要有定位，要么是知识分子看的，要么是小孩看的，要么是老人看的。《本周》不是这么定位的。我的定位是什么呢？是男女老少，从8岁小孩到80岁老奶奶，甭管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我希望他们都爱看。别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要找自己的观众群。我觉得不是这样，一个好的作品就跟《十面埋伏》或者《英雄》一样，它是受到各阶层喜欢的，我要办的就是春节联欢晚会，或者《艺术人生》。谢：那么在表现手法上，你们有什么特点？

王：在表现方式上，一定要有故事性。第二就是以人为本，哪怕你写动物，也要表现人的情感，人永远是主题。另一方面就是平民视角。我们经常采取这样的表现手法，一个最底层的人，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伟人来塑造。而一个很高贵的，官职很大的人，我们对准他人性最弱的方面来进行描写。我们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些很高大的普通人，很美好的普通人，甚至这些普通人不是别的，只是一些小动物。他（它）在我们这里面变得非常非常的伟大伟岸。相反呢，很多伟人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的脆弱，儿女情长。

今天普京来华访问，这事是大事，巨大巨大的事，怎么报道？大家严格按照新华社的要求来发稿，按照中办的规定来发稿。而我发了一个普京的人物特写。“普京当上了总统之后，老婆哭了。为什么哭啊，说以后他陪我跟女儿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哎哟，咱中国老百姓听这事啄磨着，真希望普京能早回家。普京来华访问三天，然后又得访问朝鲜，接着开八国首脑会议，这么一算又半拉月回不了家了。街头的大爷听了这事说，当总统真不容易，下次来的时候，咱们中国热情，最好让他们一家人一块来，一家人充分享受一家人的这种热情，咱们一家人一定能让他们享受这天伦之乐。”

让一登板车的70岁老大爷来可怜一个外国总统，你说说这种意识多棒。我们可以这么来看普京的，而且他觉得普京来华是他家里的事，既使咱们不能帮着给普京包顿饺子吧，起码普京来的时候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的，也应该让人家看得赏心悦目，看看这北京的新面貌。这样就能把国家大事跟老百姓结合起来。

新闻有一个落点，一定是一个特别平特别实的落点，让所有人都能接受。但这一切都是哪来的，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生活的感悟，对于生活的理解。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好心眼，一个热心肠，真正把电视里的人跟自个家里人一样看待。张健横渡海峡这么大一件事，一些媒体会说，“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挑战自我的象征”。那完了，老百姓都学不了，谁也没法去横渡勃海海峡，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每个人都能挑战自己。我今天戒烟了，人家看见我说，不错呵，这些天气色好多了。我今儿减肥成功了，穿上漂亮衣裳。哟，你真是不得了。其实这种挑战极限的快乐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张健那份快乐你也能享受到。你要是一个200斤的胖子，明天你以一个140斤的身材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那种成功的喜悦快乐一点也不亚于张健。”

比如说过节了问候人，就说各位乡亲诸位同志大家好，我们祝您节日快乐，合家幸福。说到头了，这个太简单了。可要是给你妈写信呢？“亲爱的爸爸妈妈，您爱吃咸的，这不好，您得吃淡点；现在您的牙不好，您得吃软的；您有老寒腿……”你要是真正把观众当亲人了，话就多了去了。你没把观众当成自己亲人，所以就没话。

有一次妇女节，我写了一段话，其实我就祝福所有的父亲。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下班回家，我跟我爸说九点回去。后来我加班十点钟才到，结果是下起倾盆大雨，可是我到车站刚下车，就看见我爸了，冒着倾盆大雨，举着伞在那等我呢！后来我就问我爸，您什么时候到的，我爸说刚来。他这半身全都湿了，我一看一定是站着日子不短了。回家以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我爸站了多长时间，我妈说老爷子站了一个多钟头了。我们家离车站特别近，一百米，就是为了让他儿子少淋这一百米的雨，他老人家在伞底下站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是爸爸，这就是父爱。这故事讲给谁，这个故事应该讲给最亲的人听。就应该有这种意识，把观众当成自己最亲的人。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父亲的那份爱。这样的话过妇女节的时候你就有故事说了，能有话说了。就是当爸爸的别老想着儿子，多想想自个儿。谢：那么如果是那些硬梆梆的时政新闻，你们又如何处理？

王：以前我们党对敌工作处理得很好，那时策反做得特别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奥宣传，我们做得很好。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应该学会张艺谋、冯小刚的那种宣传方式，能把新闻做得好看。比方说，你看我们《本周》的稿子怎么写国家大事的：“朱总理的报告，六万多字，其实浓缩起来呢，就六个字，就是‘一切为了人民’。这么长的报道里头，出了俩数字，一个是人民收入今年比去年增加多少，农民收入比去年增加多少，老百姓一看，算算账，增加10%，您家的收入增加10%，什么概念？”“什么是两会？大家觉得两会离我们太远了。哇，天啊，这两会是国家的事，跟我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这就是等于咱们国家给老百姓定计划，定完计划以后呢，明年实现了。国家定计划，你也得定计划。到了明年这个时候，您看您家今年小电视换成液晶的了，您家今年买车了，您家今年买房了，您今年考上研究生了。结果您看到了没有，您这个小计划实现了，咱国家大计划就实现了。咱国家的大计划跟老百姓的小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等你明年再回望今年，哟，这日子好了，您看见没有，咱国家这两会就是定计划。”

后来我们还做了个十五计划的事。我们去采访，问大婶，您这五年有什么计划呀。老百姓就说了，我们家想买个三居室。然后我问，买什么样的三居室，她说得朝阳，而且还得有落地的窗，然后将来把卧室刷成粉色的，客厅刷成白色的。然后老大爷说了，五年以后我退休了，我得住一好的疗养院，我打呼噜，最好是一人一间房，别吵着人家。然后是我们家儿子想学外语，学外语以后能有个外教来给我们教。“归纳一下老百姓所说的小事，票子、房子、孩子。国家十五计划里，归纳起来也是这三件事。您看见没有，国家想的跟咱们老百姓想的是一样的事，国家定计划了，也就是等于给咱们定计划了。国家大计划实现了，咱们小计划也就实现了。五年并不远，跳跳脚就能看得见，你似乎就看见那美好的日子正气喘吁吁，呼呼乱喘地朝您跑过来呢！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加快脚步，奔好日子去，踏踏实实努力。你不是想挣那房子，你也得踏踏实实挣那钱，你也得努力。”

你说这样是不是也是讲国家大事，但确确实实是一种宣传。如果你能把两会这个事这么宣传的话，老百姓能接受啊。“哟，敢情人民代表就是为了我啊！”所以说就是看你怎么去解读，我们就是经常用大量的篇幅去做为党说话的事，而且基本上能让人听起来入情入理，“哟，敢情党这么关心咱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

今年两会有个规定，两会代表遇红灯得停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红绿灯一亮，代表车停了，群众从跟前过去了。“你瞧见没有，我们开会影响人家出行，作为代表呢，心里都不落人。于是就提出了，红绿灯的时候，该停的时候咱就停。老百姓就想了，人家商量的是我们的事，人家来为我们开会，为我们出主意，为我们说话，可是我今儿个就买趟菜，结果人家代表上大会堂开会去，人家怎么着？人家愣等我38秒。你想想，人心换人心，理解加理解，人民代表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也是人民代表的利益，你说这多好啊。”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宣传。你说这种宣传方式比起《新闻联播》的宣传方式，哪个更好。你把党的这种爱民的政策、措施，你掰开了揉碎了，用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讲给老百姓听，老百姓是明事理的。其实我们讲的全是党的好，我们经常就讲什么是五一黄金周：“五一节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时候，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天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所以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黄金周，但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劳动节。就是什么呢，劳动节给劳动者放假，劳动节让劳动者充分享受一年最美好的时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大富裕起来的国家，对她的劳动者献上一份最深的敬意，因为你为我劳动嘛，使国家变得富强嘛，我们才有能力让大家放假去享受生活嘛。这是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对它的劳动者献上最深的，最贴心的一份敬意。”

我们这样理解黄金周，好像以前没人这么说吧？国庆节刚过，问题是什么是国庆节？“国庆节是什么，国庆节是国家的庆典，但又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节日。给祖国过生日，那是干嘛呢，怎么过生日来着？结婚60年了，我今儿陪我老伴头回照了婚纱照。我儿子开车带我到天津溜了一圈。我们家今年去了欧洲游了，实现了多年没有实现的愿望。我今儿买衣裳去了。我今天花了两千块钱做了个拉皮手术，晚上回去一照镜子觉得特美。跑了一天，觉得腿脚挺累的，但是晚上趟在床上，啄磨啄磨这一天，哟，这日子是好了。晚上再一看《新闻联播》，好家伙，那国家又爆炸了！那国家又出事了！今咱国家怎么了，今晚南京放礼花，香港放鞭炮，今晚全国有两百多台晚会。今儿的夜空哪最美，咱中国最美。这么一啄磨这么一想，啄磨出四个字来，国泰民安。”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感。其实所说的全都是宣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谢：目前《本周》现在达到您的期望了吗？

王：我所期待的是什么呢？就像看一场非常过瘾的大片一样来看我们节目，惊天地，泣鬼神。我做节目就是让你哭，让你笑，或者让你有所感动，有所感悟。现在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充其量能做到的就是你看到我们节目的话，你能把它看完。因为它周播，不能做到老百姓离开它不行，每周定点来看它。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少爆炸性东西。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姑娘的生死爱情。婚礼前12小时，新娘突然心脏病猝死，小伙子怎么样对待他的新娘？两人举行了一场生死两茫茫的婚礼，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你看不看，你肯定看。就是说一定要有这样的题材，一定要有戏剧冲突，一定要有故事性。但是这样的题材一个是可遇不可求，一个是有些东西过于敏感，我们不敢涉及。

曾经有一个选题，北京监狱里有一个犯人关了18年，他要出狱了。他想经过18年的改造，觉得自己能够很健康地生活了。但是他有一个夙愿，因为18年来父亲始终不跟他联系，只有母亲跟他联系，所以他就非常期望在他出狱的时候，求得他父亲的原谅，想见到自己的父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我们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桥梁，在犯人跟他父亲之间做一个沟通吧。但是后来领导觉得这个事过于敏感，就没让我们做。谢：您对栏目组编导的专业素质满意吗？

王：我手底下的编导都很棒。有一点我很自傲地说，从我们这出去的不少人，受过这段锻炼之后，到了哪个岗位都是好样的。因为在这个栏目组里头他能发挥最大的潜能，我老觉得他们创新不够，老后面在督着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是挖空心思来否定自己，重新创造。经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从我们栏目组出来，可以说是调动了所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段，毫无禁忌地在这块土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汗水，然后去收获你所想得到的果实吧。谢：那他们在哪方面比较欠缺？

王：对生活的阅历，对问题的思考。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来重新解释新闻。素质、阅历、思维方式限制了他们选择读解新闻的角度。遇到一件事情，一个平常人所能想到的东西，他想到了。我所追求的不是这个，我一定想到新闻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一定要想得比别人更深。我对新闻有一个理解，一切在情理之中，一切又在意料之外。

新闻有两类，一类是是人咬狗的这种新闻，真正的奇闻异事，另一类就是平常的生活。而我们遇到的恰恰是后一种，基本上都是平常的小日子。但是你如何把平常的小日子做得丰富多彩，通过对平常生活不平常的解读，让人突然觉得，呀，我们的生活原来这么有意思，有这么好玩的地方。我觉这也是新闻，但是这种新闻要求更高。这就是你的功力了。谢：您的栏目组有那么多学传媒的，那么对目前的新闻教育您是如何评价？

王：我曾经以一个指导老师的身份，参加了一个硕士生的答辩，然后由我们来提问题。我见识了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的硕士生，当时让我大失所望。我觉得他们在学校里几年，还不如跟我在这实践中去学呢？如果一个硕士生，他不去参加一个栏目，不投入到一个新闻事件之中，他不可能对新闻进行研究。而且我觉得很纳闷，很多老师他就在书里去研究，根本不参加新闻实践，他怎么能做硕士生导师？我认为，现今的这些老师都应该深入火热的生活中去，都应该参与到各类媒体的策划中去。这些学生也应该尽可能地参加新闻实践。

我觉得老师是否敬业很关键。我是当老师出身，对我的学生我很尽责。我会经常给他们出一些题目，我会把看到的一些事情说给大家，让大家进行评论，让大家进行总结。如果遇到这件事的话，你会怎么去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角度。谢：那么在栏目管理方面呢？

王：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使用一种人情化管理，家长式管理。我既是领导也是哥哥。我是我们这老大，一般来说私事公事一块弄。底下的孩子对我也跟大哥一样，他们对我来说呢，也跟弟弟妹妹一样，充满了亲情，充满了友爱，充满了人间情感美好的一个栏目组，其乐融融吧，大家关系比较简单。

我们有一种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孩子在做节目之后，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快乐，我会极力来突显他的这种成就感。这个栏目不是王阳一个人做的，是我们所有人做的。你点点滴滴的东西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那种条条框框的机制，我们没有。但是我们里面有情感机制，每个人都会觉得这就是你的孩子。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不会计较今天为你付出多少。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归属意识，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孩子茁壮成长。

说实在话，电视记者这个行业真应该是一个精英的团体，但是它肯定不是这样。有很多有才华有才干的人在现有的体制下，才能受到了限制。经常有一些被认为是一般的人来我们这以后光彩四射，才华横溢。关键要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创新的土壤，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如果现有的这种新闻体制不打破，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宽松环境的话，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新闻队伍。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创新之后，才能有这样的飞跃。谢：到底是什么机制在限制呢？

王：关于内容方面的限制，关于形式的限制，这都会有。关键在于新闻主管者的领导意志。他如果不解放的话，肯定不行。现在电视是一个什么环境，群雄逐鹿。收视率的压迫，地方台的崛起。为了讨好观众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竞争吧，会打破这种限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百家争鸣的一个美好前景。谢：像《新闻联播》这样的主新闻，它的定位是什么？您认为它有改进的空间吗？

王：《新闻联播》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现在要学会看《新闻联播》，你看看它的用词，看看它的遣词造句，看看领导人的排名，看看它对一个事件的看法，它是一种中国式的新闻，它很有特色，它当然有它存在的这种必要性。但是它这种新闻样式可以改变，它应该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去改，用老百姓乐意接受的形式去改，应该回归新闻本身来改。我曾经我一年之内做过《新闻联播》五个头条，都是很有意思，里面有故事性，又符合宣传精神。《新闻联播》完全可以变脸，包括领导人的活动都可以变脸。现在已经慢慢加入了这种新闻特写，把领导还原成人，然后去报道去宣传。其实《新闻联播》只要稍加改动的话，会变得很好看。因为深闺大院，皇宫内外，那都是人所心驰神往的地方，他们里面发生的故事很多很多，非常好，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变了味了。谢：舆论监督类节目曾于90年代后期在全国掀起一阵高潮，但是近几年人们批评这类节目不如以前有锐气了，批评监督的力度下降了？

王：我跟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现在的舆论监督这种力度可以了。因为有些事情该监督，有些事情就不该监督，必须保证执政党的那种威严。对公众的来说，舆论监督不宜过狠，过狠的话有时候就会极坏地影响到党的形象。在目前这一阶段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需要有一个十分明亮的领导者，需要有一个值得大家信任的领导者，把中国引上一个富强道路。中国的事太多了，好事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坏事对群众的影响力。这一件事没准就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我绝不主张舆论监督没边没沿地随便放。在中央台这么长时间，其实我思想还是挺开放的，但是我觉得在舆论监督上不应该放手。同时我觉得还是需要保证一种言路，让最高的决策者能够知道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个专播内参的窄播频道，能够让他们真正看到底下的恶劣行径。由于一个孙志刚事件，导致中国收容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南丹透水案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关注；一个假奶粉案，引起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应该的。但是这种事老有，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需要走向一个政治民主化道路，但是以破坏党的形象来做代价，这样不对。应该是站在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宜于扩大。

所谓的民主政治，不是老百姓能够畅所欲言，能够胡说八道，这根本不对。现在最应该提倡的是提高国民的素质问题。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去规划中国的未来和前途，他没有这能力，他也不知道该选朱镕基还是该选温家宝。中国还是应该走政治精英这条路，你要想走政治民主这条路的话，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这才是根本，不是靠舆论监督这方面来催。谢：跟《本周》比较相近的是这几年来迅速崛起的“民生新闻”。

王：《南京零距离》、《第七日》、湖南台《晚间新闻播报》基本上是属于民生新闻。《本周》有它的平民色彩，但是我们是属于中央台，所关注的还不太一样，还有所区别。它们就是完全服务地方那一块，而我们得服务全国。所以它们应该叫“民生新闻”，而我们应该叫“娱乐新闻”。它们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而我们是基本帮老百姓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但是我们能给你一点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给观众提供精神食粮。

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为观众服务。这不仅是栏目要做的事，而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观众是你大爷，是你上帝，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要是不好好对待人家，人家不看你新闻你就瞎了。收视率没有了那你就啥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这种服务意识是所有人都应该有的。

我从来就是把收视率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电视是什么，电视就是老百姓的一个快乐器，它就是要充分享受快乐，满足自己精神愉悦的地方。观众就是上帝，电视就是一种商品，它必须提供给老百姓这种东西。当然我也觉得作为主流媒体，作为国家大台，它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这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做出一种东西来，这种东西又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又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能对稳定大局有一种推动作用。谢：那在娱乐和宣传引导之间如何平衡呢？

王：我从来不认为，搞宣传是不应该的，绝对要搞宣传。我看过美国的宣传，做得太好了，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做过特别好特别好的宣传，我们现在把许多好的东西给丢了，我们要重新学习如何做好宣传。我觉得老百姓喜闻乐见和宣传主旋律根本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看看《本周》就感受到，我们需要的是为老百姓树立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充满了阳光来看待这个社会，充满爱意来对待别人。其实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党所要达到的目的。谢：十六大以后，中央出台了一些改进新闻报道的精神，改革再次成为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您是如何理解新闻改革的？

王：我觉得中国现阶段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应该是用新闻规律来制作新闻，做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新闻，为主旋律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不是说要大鸣大放，要言路公开，还可以胡说八道，那绝对不对。现在主要是应该怎么样引导观众，有利于执政党利益的这方面靠。这是真正的新闻改革的路子。谢：您认为能够推动新闻改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王：主要还是在领导，领导的观念变了，老百姓的观念也变了。应该让懂宣传的人来搞宣传，我不排斥新闻的宣传性，它肯定要宣传，就是要用一种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你讲道理要用讲道理的方式，你不能就是说那种叫嚣式的，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谢：经常听到从业者抱怨工作中有太多约束，您对目前的新闻管理方式如何评价？

王：现在的这种管理体制还是有必要的，领导审核，新闻审查都是应该的。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是需要把关。记者应该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政治敏感性。如果您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话，它就不应该播。这主要看整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我觉得在素质水平不高时，把关是绝对需要的，不能什么事都揭出来，把整个社会的阴暗面全都揭出来，那是不对的。

记者进了一个圈，他就有行规，记者首先得遵守这个行规，遵守一些准则。所以记者的主动性，一个是素质问题，另一个是环境问题。我觉得应该多点像我这样的制片人，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然后我来给你把关，给你掌舵，你充分发挥你的创造性，充分地沉下去了解百姓的疾苦。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我们的记者根本不了解民情，根本没有老百姓那份朴素的情感，他们就不知道老百姓每天啄磨的是什么，他天天开着车能知道老百姓天天挤公共汽车是什么感受，他根本体会不到。

我们新闻工作者最需要真正要树立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本色。我确实是发自内心说这句话，不是说为别的，就是为消费者服务。电视观众就是消费者，你要真正想到消费者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真应该有这种意识。谢：在您十几年的从业当中，哪些事件可以看成是电视新闻改革的标志？

王：新闻频道开播，还有直播量的增加，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基本上国内外大事老百姓都能通过电视第一时间得到。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伊拉克战争，我们早就策划好了，四套飞字幕比我们早飞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就是痛心疾首，扼腕叹息，现在媒体竞争是这样的。还有抗非典报道。还有一些像《本周》、《社会纪录》这样另类新闻的出现，也标志着央视有一种探索吧！《社会纪录》也是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谢：简单介绍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吧！

王：1990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一开始是做教师，1994年进入中央台，一直做到现在。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所有的重大事件，我都经历过，都参与报道。因为我在新闻中心，很幸运。

参加工作之前也从影视上了解到，记者是一个非常自由而浪漫的职业，而且富有创造力。每天仿佛又是一个旅行家，又是一个无冕之王，我想象的电视工作就是这样。来了之后，非常严酷的现实摆在这。对电视工作以前是一无所知，首先是个学习的过程。也挨过批，也走过弯路，反正是挺不容易的。电视工作者除去浪漫自由之外，那就是辛苦，没日没夜地干。幻想变得很沉重了，就像是系了个铅球，着着实实地落在了现实的土地上了。谢：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个您心目中的新闻记者？

王：他应该是一个产业工人，他生产的是一种商品，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商品做得更好。为了做好这个产品，他应该了解行情，他应该了解市场喜好，他能生产出让我们高兴，让我们快乐的东西。要是从个人从素质说，我觉得当新闻记者特别难当，他是一个好心肠，他是一个热心肠；他能善于发现人民的疾苦，他能捕捉到生活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然后他又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能使一个陌生人在几秒钟之内向他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他能妙笔生花，把一件平淡的事能说得天花乱坠，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要从社会公众形象来说，一个好心眼，热心人，一个能帮老百姓解决困难的知心人，可能应该这么说吧！

[采访手记]《本周》原本是一个并不为很多人关注的栏目，不管从内容，还是时段、时长的设置上均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相对边缘的地位，王阳得以在这片“自留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耕种。在群雄逐鹿的央视新闻频道里，在诸多正统、严肃的新闻栏目中，《本周》以其极富个性的风格成为另类的代表。《本周》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把传播对象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人来对待，以一种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爱意的笔触来描绘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对国家领导人举重若轻的解读方式，对底层平民百姓亲人般的呵护，节目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兴趣盎然，充满人间温情。诸多案例说明，这种理念不仅在社会新闻上，在时政新闻领域同样能够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本周》正致力于探索一种“润物无声”的正面报道和引导方式。王阳所推行的那种人情化、家长式的情感机制，不仅使《本周》的栏目文化与节目风格一样充满爱意，同时又激发了每位成员的创造潜能。当然，如果能在情感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规范的制度机制，对栏目的平稳运作则更有保障。在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最快的十年，王阳参与多档主打栏目的创办与改版，亲历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身处业界前沿，王阳对电视新闻很多创新性的思考，对我们考察电视新闻的现状及其发展走势，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勤亮 采访撰搞）

省级卫视新闻的创新之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 戴听祥访谈

戴听祥（以下简称“戴”）：当时总台长是有线台过来的，他最早在有线台做文娱节目，像《非常周末》做得不错。到了总台以后，他也推出一些类似于综艺的节目，想打收视点。但是卫视频道行不通，不理想。后来觉得还是新闻相对有市场，有收视率。于是在他的创意下我们就相继推出一些《江苏新时空》、《南京零距离》。

当初推出《江苏新时空》思想上也是有争论，压力很大，主要是考虑到从19：30到20：30这个黄金时段是主频道主要创收时间，广告占到60%-70%，承担一个多亿的广告。如果不成功的话，那是冒险的。广告部门也担心，生怕影响广告。通过一段时间尝试以后，不但没有影响广告，相反广告播不完。而且《新时空》的美誉度，品牌效应都不错，得到了业内人士和专家的首肯。《新时空》成功以后，接着卫视就推出《1860新闻眼》。这两个节目的定位，前者是综合类新闻，以时政为主；后者主要是贴近百姓生活，打收视率。当初我们卫视频道收视率非常低迷，真正的收视点是在《新闻联播》播完以后。为了整个提升频道的形象，考虑能不能在非黄金时段开一档节目，来拉动整个卫视频道的收视率和时段。在2003年7月份考虑这个事，我们调查以后，卫视频道在18点的收视率一般在0.4到0.6，为了拉升这个频道，总台周莉台长提出，希望在这个时段能够做到1.8，压力很大。后来通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突破，《1860》平均收视率达到2.5。实践证明，在非黄金时段创造了黄金效应，收视率是改版以前的4倍，原来这个时段没有广告，后来广告也播不完。《1860》推出以后，总台认为新闻是一种趋向，很有潜力，再加上我们那时几个节目做得不错，就决定推出滚动新闻，24小时里有16个时段的新闻，这也是在全国首创。刚刚开始不久，就伊拉克战争，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切出新闻，仅仅次于凤凰卫视。

最近一直在考虑怎么完善我们新闻的形态和品种，后来就想做一档谈话类节目。但是在卫视频道的时段太宝贵，就在公共频道做一档《有一说一》。这档节目从形态上是全新的，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全省的反响很好。总台提出的指标是三个月内达到1，现在已达到1.5。过去这个频道这个时段没有短信，也没有什么电话，开播以后当天就收到上千个电话和几千个短信，看来还是有一定市场。

几个新闻时段的推出，一个是考虑到频道的形象，第二是参与市场竞争，拉升收视率，把新闻作为首打，首推来考虑。实际上也是南京电视市场竞争的产物。谢：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从业者普遍认为主新闻的改进难度是最大的，而你们在这方面走的比较早，当时推出《新时空》都有哪些创新点？

戴：首先，采取大时段。新闻15、20分钟，就它的体量不会形成规模和影响力，所以我们考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量。开始说30分钟，我说不行。后来说45分钟，我说还不够，一小时才能做出影响力。这是一个特点，大时段。

第二，采取大板块结构。在一个栏目里要满足各个层次受众的需要。作为卫视新闻，没有时政，领导不满意。如果没有贴近群众，生活化的东西，老百姓不喜欢看，新闻很枯燥。如果没有深度报道，就没有份量，深度和厚重感不够。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采取几个板块的结构。第一个板块是时政要闻。第二个板块是社会新闻。第三个板块是深度报道，把原来的评论节目融进去了。这样就能满足各个层次观众的需要。你做领导的看了前面的时政要闻就不看了，也行。群众喜欢看你的社会新闻，就看这一段。如果是喜欢深度报道，就接着看。我们这样大的容量，大的板块，才有大的信息量。

第三，在编排和形态上做一些创新。“两头小中间大”，时政新闻和深度报道小，中间社会新闻大。每天有一个系列报道，有一个连续报道，有一个组合报道。这样既有动态消息，又有连续报道和组合性报道。这样就增加了这一块的厚重感。

第四，在形式上充分体现电视手段，直播。每天除了一个现场直击以外，还有卫星连线，专门买了卫星车，不仅是突发事件，非突发性事件也进行策划，使它也有事件性的形式。比如正好到晚上停车难的时候，什么是停车难？卫星车开到现场进行体验一下停车难。直播常态化，这个在全国也是首创。《新时空》开播了不到半年就进行了90多场的直播。

第五，在版面和包装上面做特色。包装吸取了CNN、台湾东森和韩国电视的版面等等来比较，比较前卫，真正体现新闻上多视角，大信息量。不仅有画面、声音，而且有多种滚动字幕。很大气，也很前卫。我们在字幕上采取双语，中文和英语，体现跟国际接轨。谢：把时政新闻、社会新闻和深度报道整合成一档节目，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戴：有，但是考虑到探索创新。当时舆论环境比较开放了，领导人也慢慢就接受了。

从江苏来讲，新闻环境具有双重性。领导人对新闻的要求比较高，比较严，但也比较开明，不然也做不下去。在去年的全国电视新闻年会上，分管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参加的会议上，我们介绍做法和体会的时候，有的省说他们去年一年才做了八条批评报道，觉得很不错了。而我们一天的新闻里头就不止八条批评报道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环境相对可以了。但是江苏干部对工作要求比较高，对新闻报道的要求也是很严的。谢：现在困扰各台的是主新闻应该如何改进，从你们的探索来看，空间在哪些方面？

戴：联播新闻的改进空间，一是会议新闻、领导人活动。绝对不能说减少会议新闻，会议就一律不报。要看什么会议，该重的重，该报足的报足，该减的要减，该压的要压。一般性会议，尽可能地少一点，放得后一点，在画面处理上尽可能到位一点，少出点领导的画面，采取这“四个一点”的办法。

第二是突发性事件。首先是快，在快和准的原则和前提之下，还是要守纪律。如果党委要求不要报道，你不能报道。昨天正在建设的南京少年宫火灾事件，开始南京市委宣传部通知，不要报道，事情正在调查当中。我看了以后，这个思想太保守了。电视可以不报道，但是网络马上出来了，你还要以正视听啊！后来请示了省委宣传部，说可以报，但是要严格按照口径报。报出来之后，画面非常充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消防队员扑救的过程全表现出来了，作了一些解释。我认为主新闻的改进，首先是这两点。

其次，中央、党委提倡的中心工作的报道，报好报足。我认为这是新闻报道最难的，也是最繁重的任务。这方面江苏台通过几年积累的经验来看是比较成功的，省委比较满意。对中央提倡的，省里面的中心工作，你必须要集中精力、版面和人力物力，在一段时间内打一个战役，我们每年都要推出三到四个大型新闻行动。平时省里面中心工作一条条消息要不要报？要报。但是它的影响力，声势和份量远远不足。中央工作和省里抓的中心工作就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之内。这样一拎以后就感觉份量很重。

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江苏要实现“两个率先”，率先达到小康和率先实现代化，江苏省委提出来要进行沿江开发。我们很快就跟上推出了《黄金江岸率先路》新闻行动，13集，每集都是在12-16分钟。此前我们迎接十六大时，做了一个《空中看江苏》，租了春兰刚买来的直升飞机，在空中整整飞了三个月，飞行一万多公里，拍摄了150多盘素材，把全省每一个角落都拍到了，气势宏伟得很，做了18集专题，搞了图片展，还有许多的副产品，充分体现了成就报道的影响力。那么沿江开发怎么做呢？手段上、技巧上采取大时空交叉的构思，三路记者，一路主持人在江上解说；一路是记者在岸上走，在各个点上向江上进行呼应，还有一路是用原来的航拍镜头。水陆空都有了，播出后省委领导非常满意。

下半年省里要召开沿江开发会议，怎么做呢？做了一个叫《扬子江与莱茵河的对话》。长江下游叫扬子江，德国的莱茵河就类似我们的长江。莱茵河开发得很早，省里提出，莱茵河的今天就是长江的明天，它两岸工业很发达，而且没有污染。为了借鉴莱茵河的经验，派一路记者到德国，和家里一路记者相呼应，两路记者对话，拍了8集专题，省里表扬是沿江开发的科教片。前面《黄金江岸》那个片子，省里面把它当成教学片。

后来中央提出全面协调，科学发展。2003年12月中央召开部省级领导干部研讨会，研讨关于科学发展的问题。李源潮书记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把李书记发言里科学发展十条措施和经验，做成《科学发展在江苏》十个专题。这十个专题对2004年江苏的科学发展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谢：但是这样的主题相对枯燥，形式上如何体现呢？

戴：我们揣磨了好半天，十条措施有的只有一两句话，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专题？我们采取卫星车，行进式、见闻式、体验式报道。刚播了三集，李源潮书记表扬说很好，很鼓舞人心。

2004年底，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做了一个《执政为民谋发展》大型新闻行动。刚好省委召开了十届八次全会，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各个市委书记都来参加会议。那我们一个市一集，采取跟书记对话的方式，把各个市经验最亮点是什么拿出来，做成VTR。然后再请市民代表到演播室，跟市民对话，向书记提问题。播了以后，李书记批示说，报道很有特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应予表扬。谢：那么群众对你们这种探索，这种形式认可吗？

戴：普通观众也很关心，认可。比如播《执政为民谋发展》，我开始认为这种报道纯粹是中心工作式的，以为没有什么收视率。结果收视率上升到2.2—2.7，又增加了一倍收视率。平时《新时空》排在江苏总台所有节目11—13位，但是恰恰在播这几个节目时，前进到第8、9位，进入总台自办栏目排行榜前十名，群众还是喜欢看的。谢：在滚动新闻方面，你们也较早进行尝试，后来又缘何撤消了？

戴：滚动新闻有一定的困难，一方面是人力物力投入量太大了。第二，省级台新闻资源受到了一些局限。第三，在收视率上滚动新闻很难形成大的影响。现在频道多了，有收视率才有广告，滚动新闻不可能像重点栏目那样大投入去做。后来我们也觉得做得太累了，加上频道调整，就撤下来了。谢：《1860》引起普遍关注是去年做的公推公选直播。当时这场直播是怎样出炉的？

戴：公推公选这个节目，怎么出来的？我是受省委领导和组织部领导的影响，他们思想很解放。以前部领导要求省台和中央台报道江苏公推公选方面的做法，当时还只是县以下的，乡镇干部的公推公选，省管干部的公推公选还是第一次。那么《1860》提出能不能搞直播。我一听，说只要省委组织部同意就行。后来一联系，省委组织部非常支持。后来请示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了。后来我讲公推公选直播，很枯燥。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把它做成非常开放的。怎么开放？这次公推公选，评委打分，竞选干部的演讲，几个机位一固定，那不是很单调吗？我说，第一要引进观众的参与，现场答观众提问，开通热线电话。第二个请专家点评，把专家请到现场点评。这两个一结合起来，不得了。

当天我在直播现场，两个干部答辩以后，我从现场打电话问家里头，他们说电话有，我说有为什么不接进来。后来我就放弃现场，跑到直播室。结果一看，热线电话忙得都接不过来，群众叫好，有新疆、广东、安徽、湖南等全国各地打进来。我说为什么不接进节目呢？立马把电话插进了，除了观众短信在底下滚动以外，主持人也口播，当然是有选择的。答辩以后，主持人解说，某某观众发来短信，说什么什么，影响多大。这个播出以后，确实在全国是一个创举。中组部李建华副部长到省里面参加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肯定和表扬了我们直播很好。不仅是全国首创，而且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海外媒体都关注这个事。后来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刚好来参加我们国际频道开播仪式，我就跟他汇报了这个事，他很感兴趣，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就在全国的有关会议上，举了江苏这个例子。谢：作为亲历者，您怎么评价这场直播的意义？

戴：这首先是干部制度的改革，所谓的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大改革。这次直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江苏的干部形象提高了不少。江苏省前一任组织部长被“双规”以后，对江苏的干部选拔制度一度反应较大，因为组织部长出问题了嘛！省里面出于这样的动因，一定要改革干部选拔制度，不能跑官卖官。那么这场直播对江苏干部的形象在全国提高很多，虽然没有把负面影响全部抹光，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一场好的电视直播，它能扭转一段历史，可以改变一种现状。谢：包括你们最近开播的《有一说一》是不是对《1860》的一种提升？

戴：不错。当时在办《有一说一》的时候，定位也反复推敲过。因为南京有六到八档同类民生新闻了。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提倡对舆论的控制力，以正面报道为主。再做那样的新闻已经没有市场了，民生类节目已经到了应该调整的阶段。

后来栏目组做的几个样片，还是沿着民生类节目的思路，被否定掉了。由于这个栏目在评论部做，它的起点就应该是省级台新闻中心的，发挥高水平和整体实力的体现。而且新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不仅仅是报道水平，艺术水平也应该提高。所以我们充分发挥电视手段的作用，但是要加一些理论的色彩，把VTR，现场调查，主持人评述，以及嘉宾的点评结合起来，把电视的手段用好，所以可看性比较强。它是一种提升。谢：它的亮点在哪里？

戴：它定位是谈话类节目，但又摆脱了传统模式，把记者在现场调查的东西和主持人主观的东西相结合，可看性强了。比如我们第二期播的城市交通话题，出租车司机和行人的“碰撞”。行人有行人的埋怨，人行道只有15秒钟时间。做一个调查，年轻人通过这个通道需要13秒，中年人要16秒，老年人要20秒。是啊，这个时间只设置15秒，人家还没走过去，你红灯又亮了，你这不是要人家闯红灯吗？一目了然，这就是电视手段的体现，还是回归到电视手段最本位的特长。谢：省级卫视新闻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所谓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么经过你们这两三轮的探索之后，您认为省级卫视新闻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戴：我认为，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类工作就是时政类报道和中心工作配合性报道应该做足。第二类是贴近性新闻，应该把它做好。这两头都要做好。你光把前者做满意，不够。我们新闻毕竟还是面向大众，还是要做到两头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这才是担当起我们新闻从业者真正的职责。谢：南京既不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为什么会在这个中型城市会爆发这样的电视新闻大战？

戴：民生新闻大战首先从南京平面媒体开始的，电视新闻大战不过是近两年的事。它是新闻传媒从业人员抢占收听、收视份额，根本原因在这里。当然，它有电视从业人员一定的基础，大家都有一定有能力和实力。如果说一个很强一个很弱，就没有竞争。两者都很强，才争得起来。南京台制作新闻的能力很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才有竞争的氛围。不过，我们与南京台的竞争一直是友好的竞争，作为省台卫视新闻应该主动服务于市台，通过竞争共同提高水平，促进发展。谢：您认同“民生新闻”这个概念吗，它跟以往的社会新闻有没有区别？

戴：我认为“民生新闻”的提出不是很确切。还是讲社会新闻比民生新闻要好。实际上这些新闻里面不仅有民生，它还有国计，涉及到党和政府在里面，发布政策也在里面，为什么讲民生呢？它不仅是老百姓的声音，它还有党和政府的声音在里头。所以我认为还是叫社会的概念，党和政府也是社会的一个部份，党和政府引领社会的。所以说社会新闻更确切一些，从中央提倡来讲，提“三贴近新闻”更好。谢：对民生新闻业界和理论界都有许多正面的评价，在您看来呢，它对电视新闻有哪些有可借鉴的东西？

戴：我们电视新闻长期以来可能控制得比较严，比较紧，很多老百姓想看，想知道的事可能没有及时反映出来。这些新闻把老百姓身边的事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这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进步，在舆论上是一种宽容的表现，也可以看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觉得负面报道这类新闻不宜太多，我对这类新闻一贯持不赞成态度。因为作为我们国家，新闻是引导舆论，还是以引导为主。社会上的假恶丑，哪个城市都有，哪个国家都有。我认为还是要把这种假恶丑遏制到最低程度，去宏扬一些真善美的东西，去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引领高品味。有些东西你如果原原本本报出来以后，可能会造成某种模仿，大的来讲，对国家的形象，对一个民族的素质；小的来讲，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对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高品味多一点比较好。谢：目前来看民生新闻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认为它下一步应往哪个方向发展？

戴：我认为中央提出的要求比较好，要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我们的方法，增加一些正面报道，引导性的东西，增加一些服务类，百姓关爱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尽可能地控制。现在南京地区一些栏目已经控制，这方面还是要大胆压缩和改进。谢：南京的这种新闻实践能够给国内的电视新闻提供哪些可借鉴的东西？

戴：这种大胆探索、竞争和创新的精神，我觉得可以借鉴。谢：介绍一下您的从业经历吧！

戴：我在部队工作了15年，1979年分配到江苏台。先在办公室、总编室做副主任工作，89年初到新闻中心，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任副台长分管新闻宣传，一直到现在。谢：那么从业25年来，您对这个职业是怎么看的？

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要有高度政治敏感性，要有娴熟的专业知识，要有勇于创新、敬业奉献的精神，还要有康健的身体，这个一样也不能少，这就是我几十年从业的最深感受。

[采访手记]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大省的主频道，江苏卫视过去一直处于长期低迷的状态。在采取包括娱乐节目在内的多种突围方式均难以奏效之后，江苏卫视顶着巨大风险，果断地将重点转向新闻领域（后来定位于资讯、情感频道），决策依据除了树立卫视公信力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南京特殊新闻环境的判断：电视新闻时代正在到来。然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省级卫视新闻这种尴尬境遇使其一直是新闻改革的难点。置身于南京如此红火的民生新闻浪潮中，江苏卫视虽有过徘徊，有过摇摆，但从2002年以来历次新闻改革所坚持的“做到两头满意”使其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在主新闻领域，江苏卫视倾力打造《江苏新时空》，在节目形态、板块设置和报道内容报道形式等方面实现多重突破，特别是其独创的大型新闻行动使繁重枯燥的成就报道和中心工作宣传转变为观众关注度高的主题报道品牌。同时，江苏卫视在《1860新闻眼》和《有一说一》上的尝试，逐步搭建起能融汇政府声音和公众意愿等社会多元话语的主流媒体形象，在新闻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和超越。江苏卫视在新闻节目形态上的不断丰富与演进，使我们充分看到省级卫视新闻创新的巨大空间。当然这种空间并非与生俱来，主管部门开明开放的心态，从业者创新精神，主动上下沟通，争取播出机遇均不可或缺。如果上下能够形成畅通的沟通机制，而非机械的指令和执行，将会大大拓展新闻改进的空间。访谈中提到的这方面案例，大到省管干部公推公选直播的台前幕后，小到少年宫火灾的突发事件报道，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正在于此。（谢勤亮 采访撰稿）

电视新闻时代正在到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主任 高顺青访谈

高顺青（以下简称“高”）：一个频道需要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力。作为省级卫视，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台领导作了一些分析，认为当时在电视市场上，新闻还没有打出来，还没有形成市场号召力，所以认为新闻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另外，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有这么一种判断，电视新闻时代正在到来。作为电视媒体来说，新闻是两大核心功能之一，另一个是娱乐。此前江苏台娱乐节目总体上是不错的，有些娱乐节目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而电视另一大功能却没有发挥。所以，基于新闻时代到来的判断，认为新闻可能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从整个电视市场竞争角度考虑，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也就是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新闻应该能体现一个台或一个频道特色的东西，做新闻，地方特色更浓一点。所以认为做新闻可能是一种选择。

但是这只是一种分析和判断，还没有形成现实的东西。这样就使当时的探索带有很大的风险。作为电视人，受党培养多年，我们的导向意识应该说是非常坚定的。台里面主要认为在黄金时段推出一小时节目，把原来的播出结构，吸引广告的结构全部打乱了，新闻会不会受到广告客户的欢迎，会不会有比较高的收视率，会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收视率的风险，广告收入的风险，这是影响到整个台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谢：那么具体在主新闻上主要做了哪些探索？

高：如果是一档纯的时政新闻，老百姓可能不会感兴趣。特别是在省级台这样一个离老百姓相对较远，又不是很权威的电视台来说，做时政新闻想要有市场反应，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把时政、社会和评论类节目打包来做。实际上是让时政新闻以一种更好的包装形式出现。包括我们的头条处理也不是传统的头条，可能是世界的，或者是国内的，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这种形式使被接受的程度有所提高，当初的市场反应还是不错的。

从前年开始，包括三贴近的要求和三改进的要求，改进领导人活动、会议新闻报道和突发事件报道，我们也是同《新时空》结合起来做的。其中一个板块《正在现场》实际上就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甚至还有一些事件类的直播，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我们后来推出《1860新闻眼》，有意识地跟南京地区的民生新闻有比较接近的地方，但是卫视的特别位置不可能完全像地面频道一样。所以我们相对比它要拓开一点，像杀人放火等事件新闻，我们控制得比较严，更多的是在政府和老百姓关注的共同点上下功夫来做。一年努力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些新的考虑和探索，进行一些和地面频道不一样的尝试。这种努力从各方面的反应，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想它的一些做法能不能移植到联播类、时政类新闻当中去。在时政类新闻继续按照三贴近、三改进的精神做的同时，把接近性比较强的新闻方面的经验借鉴过来，推进整个主流新闻的改革改进，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思路。谢：您认为主新闻改进空间在哪里？

高：我觉得时政新闻过去做得不容易为人接受可能就是教条的东西多了一点。实际上，时政新闻跟百姓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一些大的方针决策，特别是现在政府对民生关心关怀和注意程度也和过去不同。现在都在提倡建立服务型政府，这种意识不一样，政府表现出来的，倡导的东西和在做的工作也是跟过去有比较大的不一样。所以政府发布的信息跟老百姓的生活接近程度也提高了，而且口吻也有所不同了。那么这种根本的变化我们反映出来，老百姓本身就可能接受。另外，因为我们习惯的报道方式，从业人员僵化的东西，影响了百姓的口味。我们现在有意地修正也就会为观众所接受。我觉得两个方面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老百姓现在生活富裕了，他想知道更多的东西，那么时政新闻可以告诉他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改进我们的时政报道，主流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谢：《1860》创办的时候，地面上已经有多档同类栏目，卫视为什么要参与这场大战？

高：当初江苏卫视在江苏全省，包括南京的市场占有非常低，排在后几位。可能有多种因素，关键是江苏卫视本身的影响力、美誉度、可看性有一定的问题。既然在本省，在本地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说明节目本身有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主动来改。改什么？实际上也是对市场的一种分析。这几年在江苏，在南京，新闻的收视市场，观众的欢迎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认为做新闻可能对于改变卫视的收视状况、节目结构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从新闻入手。

一开始是放低身段，改变卫视以往高高在上的教化形象，也做了一些跟地面频道类似的东西。但是我们卫视作为一个窗口单位，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虽然也要贴近，但又不能同地面频道完全一样，跟它们相比要有另一种角度。虽然过去悬在空中，但在做这类新闻时，我们也不能完全贴到地面上。虽然参与到新闻竞争当中，但是自我定位和取向也是有区别的。

作为一个卫星频道，你又不可能跟中央台比权威性，又不能跟地面频道一样，所以只能寻找一种中间的路径，做一些各方面关心的问题，各方面关注的话题。就是寻找一个公共的平台，公共的空间。我们提出来“为政府献策，为社会立言，为百姓解忧”这么一个角度。谢：《1860》引起国内普遍关注是去年你们做的那场公推公选的直播，社会评价很高。

高：《南方周末》去年做年底盘点时，认为这是年度电视的一大亮点。对电视来说，我们平时较多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状态，而对社会进步当中的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民主政治，我们过去反映得还不是那么够。而公推公选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来反映我们社会进步当中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主进程。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一个题材，可以说是对电视表现内容的一个重要拓展。从这个意义上，从内容上是非常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电视直播，把这样一场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尝试和探索展示在观众面前，实际上也可以说对我们本地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在直播过程中，接到很多来自全国观众的评价，都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方面觉得这样的直播非常好，另外一方面，江苏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得是非常好的，而且提了非常多好的建议和方法。原来担心这样的直播，一个是没人看，一个是会不会太敏感，而从实际播出效果来看，我认为应该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效果也是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谢：包括在子栏目《绝对关注》里体现出来的也是注重提供更多话语权给普通公众，这个板块当初设置的时候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在浮躁心理的影响下，很多问题可能很多人理不清思路，那么我们提供机会来帮大家理清思路，这是一种考虑，也是引导舆论的需要和尝试。另外一个，也是节目吸引观众参与，产生一种更深层次互动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媒体在未来发展当中，可能参与社会调查，公共调查也会做得越来越多。电视过去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但是直接的调查还是非常少。我们通过这样的调查，也是积累一些数据，在有关方面做决策的时候，也提供一些背景的资料供参考，这个也是媒体对社会进步的一种贡献。谢：通过这两三轮的探索之后，您认为卫视新闻应该如何来突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

高：在新闻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新闻的党性，导向的原则要坚持，引导舆论的作用，功能应该强化。另一方面，作为新闻本身的东西，原有的一些属性，我们也应该强化。早在90年代中期新闻评奖当中，有一些真正的新闻事件开始进入一等奖的领域，用专家的话讲就是新闻在回归。实际上我们当前在新闻往前推的时候，两个因素坚持住了，可能新闻就会往前走。一个就是导向的原则，一个是新闻本身属性的基本原则，同时往前走。同时，在一些外围的，节目包装、表现手段、叙述方式，这些技术范畴的东西加以改进，那我们节目质量也会越来越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新闻改革最基本的东西。谢：您如何评价江苏卫视这两年在新闻改革方面的成效？

高：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改革，只能说是改进。在适当和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走得比较早一点。从2002年《新时空》这种联播类新闻，主流新闻的改进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我们的一些改进还是在一种具体做法上面，不是在本质上，不是在根本上面。实际上是让主流新闻更能够为我们的老百姓接受，让我们反映的一些基层，民生的东西，让政府更多地去关注。我们在实践的同时，也进行一些理论的探索，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得更好一些，为我们整个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为我们工作服务。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但有一点，就是面对竞争环境我们做出的反应，我觉得是这两年积累下来比较宝贵的东西。不管是机制、管理，还是人员的观念，思想状况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去应对竞争。谢：这两年中央也下达了一些新闻改进的精神，新闻改革又一次成为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您看来，有哪些事件可以看成是新闻改革的标志？

高：我认为出台的这几个规定非常重要吧！一个是改进领导人活动和会议新闻的报道。一个是改进突发事件的报道。第三是“三贴近”的提出，这几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新闻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好，可能对舆论引导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实际上这也应该是媒体自身的要求，舆论引导功能和作用发挥得怎么样，这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我认为从实践的过程来看，主要还是反映到我们整个报道水平上。报道水平好了，高了，党和政府也满意，老百姓也满意。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谢：下面我们来谈谈南京的电视新闻，哪些因素导致在南京爆发这样激烈的新闻大战？

高：一个是节目市场竞争本身，在某些节目形态的竞争处于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需要别的东西来改变竞争的形态，竞争的内容，这就导致新闻竞争的开始。

第二，竞争都要有个开头，谁先打出什么旗号，谁先走出某一步，然后取得比较大的成效的时候，引起别人的模仿、跟上，这也是竞争出现的一个原因。南京电视竞争还不一样，江苏省台和南京市台在某些方面实力比较接近，也就有了竞争的平台。如果实力比较悬殊，“打架”是打不起来的。竞争以后是互相促进双赢。在2002年，我们两家都意识到了，在电视发展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是娱乐节目打天下。我们认为新闻作为媒体的两大属性之一，必然阶段，新闻的阶段会到来。我们提前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的电视新闻也发展起来。

第三，我觉得南京这个地方，此前有过一些报业，广播大战。竞争促进发展，给市民也带来更丰富的东西，了解更多的东西。文化的享受，新闻的消费更充裕一点。战过以后，大家都慢慢有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市场分割，市场份额。这也给电视一些启示，竞争促进发展，这是一个共通的东西。实际上竞争是一个必然的东西，前几年不出现，这几年也会出现；这几年不出现，将来也会出现，因为我们都在往前走。谢：跟江苏的舆论环境是不是也有关系？

高：从党委和政府来说，肯定是希望你发挥一个比较好的引导作用，这是必须坚持的。另外就是江苏本身经济比较发达，开放程度也比较高，所以通过媒体的监督来促进发展，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再加上前几年的报业竞争，也是在大家的观念当中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环境比较好。江苏不管是领导还是媒体、百姓，观念思想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但是不管怎么开放，媒体的社会功能必须承担，一方面为社会发展营造比较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整个工作服务，这是不能变的。谢：现在民生新闻已经不是南京的孤立现象了，如果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这种现象？

高：我认为这种竞争，民生新闻也好，阶段性出现的状态也好，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归。90年代初电视评论节目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是过了几年又走了下坡路，民生新闻起来了。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老百姓的欣赏水平实际上还处在一个比较低层次的水平上，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民生新闻比较吻合。我们的评论节目，深度报道有点“早产”。我觉得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层次提高以后，我们的评论节目，深度报道还会再回来。实际上也可以说，民生新闻的崛起是电视新闻的一种“补课”，从基础开始做起，从基本的东西做起，从小的东西开始做起，然后再来做深的，大的。谢：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节目中也出现了一些低俗化的倾向。

高：媒体的社会舆论引导的作用应该是积极的。我觉得一档节目肯定不能是大量负面，低俗的东西，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非常注意这些问题，倡导一种比较积极的东西。《1860》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批评报道控制到一个几乎“残酷”的状态，每一天我们会有一条批评监督报道，但这个报道应该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需要去监督的东西。其它一般的东西，一些社会事件，一些带有负面影响的题材，我们必须从正面的角度去推动。谢：现在对民生新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您怎么来看待？

高：很多批评的声音，可能是对我们反映的东西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可能是批评的一种状态。当你完全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完全是以批评的口气来对待这种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分析的，怎么样让它更好的发展去看。民生的东西是我们反映的一个部份，在这个时候可能民生新闻很火，但是毕竟不是电视新闻就一直这么走，或者说现在民生新闻的一些报道，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层次比较低的过多。但我觉得慢慢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修正修改。

另外，这几年大家在做民生新闻时，可能很多方面本意不是这样。但是转述、复制、模仿之后，就产生一种变异、变化，这可能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我认为对于这种新闻类型，不应该用完全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应该是作为一种“补课”，作为特定阶段的新闻形态来加以分析往前推，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做得更好。谢：有人说目前南京新闻大战一定程度陷入恶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做某种形式的宏观调控？

高：在任何行业的竞争的初期，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但是不是一定是恶性竞争，这很难说。竞争到一定阶段，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平静的时期，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调整提高的一个时期，就像报纸也是这样。开始一毛钱买几份报道都有可能的，但现在初步稳定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市场份额，价格也提高了。电视也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以后，大家会逐步有自己的观众群，市场也会逐步稳定下来。这样可能会慢慢改变开始那种不是太良好的一个状态。同时我觉得建立一个比较良好、有序的监督协调机制也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工作一直在做，宣传部门也一直在做，不断在调节，把方向。谢：接下来谈谈你们在部门管理方面做的探索吧！主要面临哪些难题？

高：我觉得目前部门运作在流程化方面还存在不足，还摆脱不了传统的那种，不能说是作坊的操作，存在不是规程化的生产这样的问题。我们新闻中心跟总台一样的，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系统管理问题。我们系统管理跟现代的要求还有距离，欠缺就是在这些方面。

实际上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节目流程我们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个是节目把关的制度上面，从导向角度考虑，有五道把关。先是记者，栏目制片人，再到栏目总制片人，新闻中心主任，最后是分管台长。这个流程应该比较严格有序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进行的，也不会影响效率。第二，我们的流程管理是往专业化的方向的努力。将来的状态，应该是岗位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地提高，岗位之间的关联度也逐渐提高，使我们流程可能会比较科学和合理。

我们还成立了企划部，除了承担策划的任务以外，还要承担一个宣传推广的功能，新闻也要宣传推广，扩大节目影响力、知名度、形象推广、品牌推广。这些东西我们过去都不一定做的，但是现在也是相当重要了。

还有我们在整个运行当中，也跟台里的运行接轨。比如末位淘汰制，《1860》就实行比较严格的末位淘汰制。还有我们的竞岗制，所有主任，制片人都要竞争上岗，要签定目标责任状。另外我们全员双向选择。这些东西是我们已经在做，或者正在做。

管理专家提出来，建立完整的系统可能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我们想能不能缩短这样的时间，能够有一套严密，规范的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虽然我们现在的性质不是企业的，但是企业化的管理办法能不能借鉴？谢：您在一篇文章里头也提到要建立偏重编辑力量的大编辑部运作模式？

高：主要是两个思路，一个就是让资源充分利用。编辑部发挥这样的功能，把我们所有能利用的资源全部调动起来。第二，编辑部要发挥头脑、中枢的作用。除了企划部，相关部门做一些规划工作，但是每一天具体的执行，编辑部要发挥中枢的作用。

要维持一个大编辑部良性运转，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制度。编辑部就像我们各个部门的管理一样，两大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人员怎么调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专业化程度更高；第二，我们新闻资源更充分得到利用，说来说去还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们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这可能要有一个过程。谢：在采编队伍这块，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高：还是专业化的程度不高，这实际上跟流程管理有关。如果真正的流程管理建立起来，那么员工的专业化应该非常高。现在的人员素质还跟不上，特别是前几年在节目一下子要上马的时候，我们也招聘了许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要求，那么现在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跟节目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可能是问题最大的，专业化的问题。谢：您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高：很辛苦，也很累。但是就像很多人说的，当记者最大魅力就是每天面对不同问题，每一天都是新的。

[采访手记]世纪初，正当省级卫视普遍陷入“千台一面”的境遇时，江苏卫视却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电视新闻时代正在到来。判断的依据在于，一方面，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过程中，公众对新闻和资讯存在着越来越普遍的需求；一方面，社会环境的变化，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使作为喉舌的媒体，其传播内容越来越具亲民色彩。这样就为电视媒体在新闻领域，特别是主新闻的改进上有所作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江苏新时空》的成功正是基于此。《1860新闻眼》的创办，又使江苏卫视在社会新闻领域同样取得突破。在政府和百姓之间搭建“公共平台”，既打破了卫视新闻高高在上的教化形象，又使其与民生新闻相比具有了一定的高度。特别是公推公选直播的成功推出，实现了省级卫视在报道领域上向重大政治题材拓展。《江苏新时空》、《1860》及其诸多案例都能给省级卫视新闻改革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参考。南京地区电视新闻模式在多大程度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还须经受时间的考验。然而应该肯定的一点是，当地的新闻主管领导、从业者的观念、媒体的运作管理机制等方面面对竞争所具有的应对能力、灵活态度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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