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战,王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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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50年发展愿景：建立在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文化融合基础上具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上海2050年发展愿景：建立在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文化融合基础上具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作者：王战,王振
排版：ENPUTDATA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01
ISBN：9787552010954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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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届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全面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也必然带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2050年也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要时点，多家重要智库、战略学家发布了面向2050年的趋势研究报告，对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作了展望。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城市的大踏步发展，始终得益于对城市发展规律本身的探索和前瞻性战略思路的指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先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次发展战略大讨论，明确了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2014年3月启动了上海面向2050年发展战略的大讨论。这是从长远出发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明确发展目标、推动城市创新转型，力图勾勒上海未来发展远景和形成可持续发展框架，而再次集聚全社会力量进行的第三次发展战略大讨论。
在前两次上海发展战略大讨论中，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幸参与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如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研究员写的文章，题目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由此引发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广泛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大讨论中，常务副院长姚锡堂研究员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方研究力量参与研究和研讨，并通过大讨论和研究实践带出了一批决策咨询研究队伍等。
此次上海发展战略大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全院上下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集思广益，广泛征集国内外多名学者意见和开展上海市民调研，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全院研究力量，力求通过前瞻性、战略性和趋势判断上为上海2050年的发展提出愿景描述，从智库研究视角提供学者版成果供市委市政府参考。
一是集全院之力开展研究。2014年5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究（2030、2040、2050）”组织实施方案，设立院领导小组+课题研究组，将课题列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决策咨询课题，正式启动课题研究。其中课题研究组设立总报告起草组，并组织经济研究所、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城市与人口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文学所等承担7个子课题研究。
二是聘请外方顾问。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教授是世界顶尖未来战略研究学者，是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名著《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著有《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富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大作。2014年12月7—12日、2015年4月27日及10月30日——11月2日，课题组与兰德斯教授分别在中国上海、丹麦哥本哈根三次对课题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兰德斯教授还专门撰写《上海2050量化框架》报告（具体内容见本书附件1），并受邀在上海2015全球城市论坛介绍与我院合作研究成果。
三是广泛组织专家调研。课题组于2014年7—9月历时两个半月，走访近120位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商务代表及有关权威人士，按照城市发展战略、空间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战略三部分整理了各方意见，主要涉及10个主题，即对前35年上海发展的经验总结；对现存发展问题的分析；对未来35年发展前景的预测及展望；全球城市建设内涵；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内涵及步骤；社会发展前景预测及展望；建设全球文明城市的支撑性因素分析；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及能源环境约束下上海的产业选择；上海未来产业展望等（专家调研意见详见附件2）。
四是开展上海市民调研。上海社会科学院设计并发放2000份问卷，进行相关主题调查，意在听取上海各界、各社会群体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关上海发展的成绩、不足、目标，包括导致这些方面的原因进行了解，以此作为编制或建立未来上海战略发展规划的社会民意基础（市民调研分析详见附件3）。
五是开展“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大讨论评奖。自2014年7月15日始在全院范围开展“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大讨论活动，为期4个月的大讨论活动共回收到来自17个研究所、各直属单位和机关的282篇问卷调查，广泛动员全院参与发展大讨论，相关建议吸纳到课题组研究之中。
经过一年半的课题研究，呈现给各位读者的这本书，即是我院“上海城市发展战略2050”总报告成果的集中展现。对于2050年上海发展的战略愿景，我们提出了“全球文明城市”的战略概念和框架体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指这座城市承载着一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在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城市治理和文化融合等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领域，对全球各个城市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影响。我们提出，上海迈向全球文明城市的目标是通过阶梯发展逐步实现，即2020年深化完成“四个中心”建设任务，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群首位城市，2040年建成全球城市，2050年迈向全球文明城市。我们希望本书提出的观点在出版后能通过全社会的讨论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知名专家王新奎、周汉民、王志雄、张广生、肖林、周国平、朱金海、袁志刚、包起帆、孙海鸣、干春晖、石良平、孙福庆、杨建文、张幼文、权衡、陈家海、金芳等多次参与了我院课题研讨和意见征求，为课题组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后，在2016年高端智库建设启动之年出版的第一本重要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将继续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和战略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努力完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要求，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第一章上海2050：迈向全球文明城市一、引言
20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走向新的百年征程的重要年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未来35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全面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伴随着我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也必然带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2050年，是全球重要智库、战略学家高度关注的重要时点。如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2015年发布了《长期宏观经济展望——2050年主要发展趋势》，普华永道2013年发布了《2050年的世界》，亚洲开发银行2013年发布了《2050年的亚洲》，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发布了《大转变：2050的世界》，美国国家委员会2006年发布了《美国2050》，日本公益社团法人日本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了《面向2050的构想：全球化的长期预测与日本的三个未来》，纽约市政府2015年发布了《2050纽约：规划强大和公正的城市》，等等。
对于2050年上海发展的战略愿景，我们提出了“全球文明城市”的战略概念和框架体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指这座城市承载着一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在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城市治理和文化融合等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领域，对全球各个城市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影响。在全球化、互联网的巨大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城市文明进步，我们将这些重大的变革轨迹概括为，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从物质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公共管理走向城市治理，从文化开放走向文化融合，也即“三文明一融合”。
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接下来的30年，上海要积极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积极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一轮城市文明进步的全面到来。特别是，在整个国家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上海要在实践五大发展理念、造就大国崛起的创新活力、实现人口大国的和谐稳定，以及在人口城市化、超大城市管理、生态环境治理、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城市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世界城市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这些都应成为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战略使命。站在国家大局层面，上海要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全球影响力提供更加有力的国际大都市功能支撑，还要为国家强盛提供更加有力的先端科技、先进文化和城市治理的全球引领者支撑。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提出，上海的未来发展，要把握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机遇，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世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大趋势，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加注重和突出城市综合建设，在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和文化融合四个方面勇做积极的引领者和示范者，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全球影响力，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基础和支撑。
2014年上海市政府印发的《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14〕12号）提出，到2040年，“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2020—2040）”。我们认为，建设“全球城市”是建设“全球文明城市”的前提和基础。“全球城市”更多强调的是资源配置和城市功能上的全球影响力，而“全球文明城市”更多强调的是人类最先进文明的承载、创造、引领和传播，不仅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具有全球影响力，而且在城市营运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上具有全球影响力，在城市开放和文化先进性上具有全球影响力。我们把上海2020—2050年的发展设计为三个阶梯，即到2030年，建设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群“首位城市”；到2040年，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到2050年建设成为“全球文明城市”。三个阶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梯确立清晰、前瞻的战略聚焦重点，在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创新引领下，一步一步迈向“全球文明城市”。二、全球文明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每个时代都有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先城市。希腊城邦与罗马城是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领先城市。伦敦是前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领先城市，并因英国崛起为19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文明城市。纽约是后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领先城市，并因美国崛起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文明城市。
全球文明城市伴随国家力量变化和崛起出现地区性迁移。继伦敦之后，纽约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成为当今西方文明城市的代表。2050年前后，随着全球地缘经济与政治等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大国力量的崛起，也将诞生出与其发展和力量相匹配的全球文明城市。（一）全球文明城市概念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文明孕育发展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广泛运用，正在改变着工业化时代造就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对物质世界和城市网络的传统认识和未来预期。而这一切的动因源于信息文明的孕育，并正全面替代工业文明，进而形成新的生态环境观、城市治理观和文化融合观。
在这样一个新的重要变革时期，中国的崛起正在催生出更快发展，并有可能引领世界文明进步的新兴全球城市，也就是全球文明城市。我们进一步把“全球文明城市”定义为，引领全球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文化融合创新发展的领先城市。
全球文明城市是全球化时代引领世界城市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前沿城市，是经济、科技、生态、治理、文化等都处于全球前列的城市，对世界其他城市发展有着积极的示范性影响和较强的导向能力，是先进、宜居、多元、和谐且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人才集聚之城。在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及文化融合的“三文明一融合”四维度中，缺少任何一个纬度，都将难以成就为全球文明城市。
全球文明城市是后工业社会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工业革命前，无论是代表古文明时期的城市文明，还是古典文明时期的城市文明，抑或是在洲际交往中有着很大影响的城市文明，都由于认识局限、交通局限、科技限制而有着较强的地域局限性。工业革命后的文化与技术革新大大拓展了人类视野和交流空间，使那些走在发展前沿的城市开始拥有全球影响力。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更加追求城市的规模和物质财富集聚，全球化推动下的城市化更加追求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全球城市正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概念。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带来信息技术在更广领域的开发和运用，带来人类对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安全的更多期盼和积极行动，带来东西方文化的更多平等交流和深度融合，这些新的文明进步很多发生在那些规模大、开放度高的全球城市，并不断地影响着周边乃至全球各地的很多城市。（二）全球文明城市的内涵1．全球文明城市体现为全球性
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及其活动半径，在其发展历史长河中囿于知识的限制和技术条件的约束，曾出现认识偏差和活动的地域局限。既出现对人类生存的地球形状和空间的错误认知，也存在误将局部区域认作全部世界范围的盲目认识。在漫长的人类活动中，不同区域的交往都相对有限。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美洲大陆早期居民几乎和欧洲居民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商业和贸易。因此，古文明中的城邦文明具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古典文明时期的罗马和长安在城市文明方面的扩散和影响上几乎没有太多交集。即使在人类对地球有了普遍性了解后，区域间的交往和渗透也受到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各种限制。工业革命推动的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文明使得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和民主化达到新的阶段，人类的触角得到很大延伸，相应各类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获得大幅提升。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文明城市代表的全球城市，将西方文明拓展和延伸到世界各处，并产生出积极的、巨大的全球影响。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全方位改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大背景下，信息文明将进一步突破时空约束，有力推动城市文明在全球的扩散、渗透和影响。2．全球文明城市突出体现高度文明
文明是具有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人类社会蒙昧、野蛮的前期阶段，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此后，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交流的不断提高，文明成为代表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程度。城市文明集中代表人类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解决饥饿导致的生存危机后，物质文明地位相对下降。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从而使得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文明作为时代进步的产物，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每一个时代都有领先的城市文明。全球文明城市所代表的城市文明是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很高阶段后，精神文明得到充分发展并处于高级阶段的先进文明，是软实力成为最重要驱动力量的发达文明，是融合不同文化、满足不同文化需求的高度文明。3．全球文明城市是全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城市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全球城市的考量更多将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交通系统、建筑设施等都纳入考察变量。总体上看，全球城市在文化层面仍然缺乏兼容并蓄的融合性文化，难以满足各种类型和多个层次的文化需求。由此，工业文明诞生的全球城市，诸如纽约、伦敦等主要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性城市，推广和扩散西方文化，难以作为全球性广泛文化存在和多样性需求的代表。未来的全球文明城市则在精神文明的文化融合上取得更大突破，能够将东西方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全球文明城市更加注重文明的融合性、适应性和多样性。因此，全球文明城市和全球城市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此外，全球城市中的信息技术发展还未能成为更加突出的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仍然受到较大程度的生产和气候影响，治理文明也未能摆脱秩序失调、安全冲击甚至恐怖主义的存在。全球文明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的演进，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城市污染、城市安全与城市管理问题。（三）全球文明城市的历史演进1．工业革命前的区域城市文明（1）古文明时期的城市文明有着典型的区域性特征
工业革命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技术进步和三次大分工催生了全球古代文明，而城市则是古文明的最集中体现。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次大分工，以及商人阶层产生的第三次大分工，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飞跃，国家政治权力通过制度予以确立，城市成为社会中心，文字、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巨大的建筑得以产生，社会开始分化为阶级或等级，人类社会通过这些文明标志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区域性特征明显的古文明中，有以大河流域文明著称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文明。城市作为这些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标志，其影响力和辐射力只在局部区域，不同文明之间的特征区分较为明显，受制于交通、科技等手段，自然地域的天然屏障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扩散。譬如，处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美亚是古文明的先驱，属于城市类型文明，它的第一个中心出现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城市中的大多数平民都作为农夫、工匠、渔民和牧民谋生，每个城市都有包括石匠、铁匠、木匠、宝石匠、陶工等手工业阶层，楔形文字是苏美尔文明的典型特征。苏美尔人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创造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工种方法，《汉谟拉比法典》作为古巴比伦的制度性文明而著称于世。这些城市文明在当时并不能很迅速地影响其他文明，这也是各地区文明具有自身特点的重要因素。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中国和巴比伦、埃及、印度的四大文明，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城市文明，同样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相互之间的影响相对有限，文明的扩散主要通过漫长的时间来换取空间的阻隔。（2）古典文明时期的城市文明在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交流和互通
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之间的古文明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全球联系方面较之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城市作为国家文明的驱动因素和载体，在更大范围传播和扩散其城市文明。冶铁技术发明与提高使得人类的活动空间大大拓宽，农业面积由此大大增加，人类也有了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从而为文明交流提供了重要保证。而国家边界的扩张，如波斯帝国的建立，也为区域性文明交流带来了有利因素。由此而来的是贸易规模的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的世界网络进一步拓展，商业活动成为古典文明地区之间重要的物质联系方式。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希腊字母体系的诞生，智力交流的人群远远超过了古代文明停留于祭司和官吏的狭小圈子，文化交流也在欧亚大陆的更大空间展开。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就是文明在欧亚大陆传播的典型事例。古典文明中的希腊——罗马文明有着最为典型的城市文明，城市既是驱动文明的因素，同时也是文明的载体。希腊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因素，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气势恢宏的罗马城，尽管在欧亚大陆间发挥较大影响，但其文明的扩散半径和传播速度仍然停留在相对较低水平。（3）中世纪的城市文明加深了欧亚大陆城市文明的交流
公元500—1500年的1000多年间，随着技术进步、商业联系和文化发展取得的进步，欧亚大陆步入中世纪文明，城市在文明的地区性扩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局限于相对隔离的大河流域，或者说只是在大河流域间有着相对较弱的联系不同，中世纪文明欧亚大陆联系和影响加深，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增强。这一时期不但商业兴盛，港口开放，技术方面也因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出现，加上伊斯兰教的兴起，深深地影响了全球文明发展的轨迹。陆路和海上贸易线路的开辟使得人口迁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穆斯林商人的流动，使得城市文明的扩散速度进一步加快，欧亚大陆的交流与联系迅速增加。穆斯林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量集聚。文明的扩散和传播，城市在源头和推动力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主要源头和载体，得益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在存续近1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曾是12世纪全欧洲规模最大且最为繁华的城市，是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其货币成为国际交换标准货币。文化方面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正教的中心，对斯拉夫民族影响深远。在同一时期，位于东方的中国，唐朝时期的长安，作为该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所，集聚大量才智之士，诗歌曲赋，新声佳曲，由此传播。长安也是一个闻名于世的繁华城市，成为富庶繁华的时尚中心，开创服饰制度、生成时尚风气，然后迅速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长安也是各民族向往和汇聚之地，100多万人口中有大量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这里。唐朝科举制度最具代表性的考试以及最精干的官僚队伍也在长安最集中体现。2．工业革命后的城市文明（1）工业革命前夕城市文明的迅速扩散
工业革命前的文化与技术革新为城市文明全球范围的迅速扩散奠定了基础。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处于中世纪后期和现代历史前期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影响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包括文艺复兴、经济扩张、资本主义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的兴起。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建立在喧闹的城市社会、繁荣的工业以及丰厚的贸易基础上。经济扩张带来了技术发展，而其中最大的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这大大延伸了人类活动范围，也是新大陆发现的重要保证。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于重要港口城市，包括一度成为意大利最富、最强大的海上“共和国”的意大利威尼斯，哥伦布发现南美洲起航地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城市。随着货币的广泛使用以及金融家族而出现的逐利制度的诞生，资本主义加强了全球各地的联系，特别是西欧和新发现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地区自治逐步让位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与殖民地产生大量经贸往来的大航海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也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2）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文明的全球扩散
农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文明，但科学和工业革命让人类文明实现了惊人的一跳。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交互影响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业革命引起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市规模不再取决于其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城市给排水系统以及医学进步使得城市扩张更加容易。到1930年时，城市人口已占到人类总人口的1/5。无可否认的是，科学和工业革命既源于城市在文明进步和发展中的推动力量，城市文明同时又受益于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一阶段的城市文明处于全球整体联系增强的大背景中，大量城市的诞生以及城市对文明的全球性扩散使得城市在全球文明影响和传承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伦敦作为工业革命全球城市的文明典范，在16世纪已成为欧洲商业中心。18世纪初叶，伦敦的城市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各类交易机构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商业运营的架构体系不断成熟。相关历史资料显示，这时期的伦敦城掌控着英国80％ 的出口贸易、69％ 的进口贸易和86％的转口贸易。强大的英国商船队几乎航行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伦敦城在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中的作用使其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伦敦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活力最强的城市，人口从200多万陡增至266多万，成为世界的政治、金融和贸易之都，是全球城市的典范城市。（3）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城市文明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进程中在更大范围、以更大速度扩散和传播。D.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后工业社会的经济主要是服务性经济；二是专业和技术人员在后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三是理论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成为社会革新和制订政策的主要资源，生产知识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中心是社会的核心机构；四是后工业社会通过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来规划和控制技术的发展；五是后工业社会运用新的智力技术来进行决策。在全球化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后工业文明的主体力量，推动城市创意、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或复制，而且这种扩散经由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方式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
后工业化城市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处于城市网络顶层的全球城市文明。后工业化城市快速发展，一方面造成少数国际性城市无限膨胀，另一方面使城市布局趋于分散，并且产生了硅谷一类的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园区以及开放性城市。而其中一些国际性城市处于城市网络的顶层，成为全球化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这些处于全球城市顶端的城市作为创新的发源地，拥有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是国际资本的集散地，有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专业化程度高的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际贸易、便捷的国际交通通讯网络。就美国纽约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数目位于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前列，第三产业高度发达，广义服务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80％，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地，有高度发达的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产业中心，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3．信息革命后全球文明城市走向（1）信息技术催生的信息文明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早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信息技术就拉开了革命的序幕。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是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信息的产生、发布、使用、整合将成为经济活动的枢纽，并对全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应催生出农业文明及工业文明，信息革命则催生出信息文明。人类走向信息社会意味着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规模化生产被网络化生产所替代，生活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这对城市发展来说也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城市文明正经历信息革命的洗礼，其传输方式、传播速度与扩散空间都处于一个新的高度。（2）信息革命推进过程中伴随两个同样对城市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变量，即生态和治理变量的约束
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的逐利需要和生产的无限扩大终将使得有限资源难以维持无尽的需要。200多年中伦敦长期的“雾都”头衔，以及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污染事件，使得人们努力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进行限制。恩格斯认为，人类自身和自然界是一体的，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需要变革社会制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目前，生态文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城市追求的目标。实现生态文明需要超越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形成人类社会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问题，发达国家的民主选举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金钱选举越来越成为选举民主的较大障碍。国际治理格局中的强权政治与霸权行为同样产生国家民主的不平等。不发达国家和弱小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体现。这就需要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格局，需要更为科学、民主的国内治理模式，构建新的治理文明。（3）文化融合成为未来城市文明沟通和传播的主要途径和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后，西方国家和城市的文化传播，绝大部分形式是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出，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影响。但目前的一个新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开始改变文化的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逐步在东西方文化融合上培育和形成更为包容、更能适应广泛需求的文化。文化融合难以迅速达成，需要较长时间的渐进发展。但这种趋势不会为其他力量所逆转。
因此，信息革命后逐步形成的信息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与治理文明的目标，尤其是文化融合的现实需要，必不可少地需要东方国家承担重要责任，要求亚洲地区的领先城市朝着全球文明城市的目标进军。（四）全球文明城市的基本特征1．强大的信息运行基础与全球信息控制（1）流量经济特征与信息控制力
全球文明城市尽管仍然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体现出全球文明城市的硬实力基础，但并不一定是经济规模最前面的城市，而是体现为流量经济的特征，具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和辐射能力，在信息处理和信息流量方面具备全球一流能力。全球文明城市的信息与流量控制需要一批跨国公司来实现。因此，全球文明城市跨国公司国际总部云集。纽约与伦敦作为全球顶级城市，长期处于全球流量经济的核心位置，集聚大量全球性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性分工，影响和控制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纽约早在1963年就集聚了147家500强跨国公司总部，尽管近年来大幅下降，但仍位于世界前列，全球大多数的顶级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此集聚。伦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首选地之一，2012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中有68家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纽约和伦敦分列第1位和第2位（由智库Z/Yen集团发布）。处于全球城市顶端的纽约与伦敦，2008年分别拥有国际机构总部21个、57个，形成了强大的全球资源控制和辐射能力，与世界各地交流密切。（2）领先的创新能力与全球前沿的信息技术基础
领先的创新能力是全球文明城市保持信息辐射与控制的关键要素，而创新活动的形成则体现全球文明城市的信息技术基础，支撑着全球文明城市始终走在发展潮流的前列。全球前沿的信息技术基础是全球文明城市创新活动的重要领域，是体现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纽约和伦敦是2014年“2thinknow”全球城市创新能力最新排名的第2位和第3位城市（见表1-1）。纽约的科技业以工资计算，对纽约民间产业的贡献在所有产业位居第二，科技业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纽约硅巷的成功使其成为并肩于硅谷，形成比拟“西海岸模式”的“东海岸模式”。纽约已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新创业中心。伦敦科技产业产值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占GDP的比重已超过8％。伦敦科技城是小型快速成长数字技术公司在欧洲最大的聚集地之一。《2012年伦敦科技城3年成果报告》显示，伦敦的科技公司从2009年的49969家暴增至2012年的88215家。
表1-1 全球城市创新能力比较排名
资料来源：http://wwww.innovation-cities.com/。2．弹性的社会制度与有序的城市治理
组织和制度力量是全球文明城市影响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在制度弹性和有序城市治理方面引领全球城市发展。伦敦区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地方自治和职能整合使得伦敦的社会制度呈现出相当大的弹性，城市治理安全、有序。由此也吸引了大批移民，伦敦的外来移民超过40％。2014年伦敦成为全世界百万富翁最多的地方，约为39.56万，每35人中就有一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约617万人民币）。作为曾经腐败丛生的纽约通过直接选举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并通过公众利益倡导者来监督“强市长型政府”，权力下放和社会自组织使纽约社会制度的弹性大为增加，城市治理更加透明、有序。纽约吸引的移民人口高于美国其他城市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2012—2013年，新移民人口达到128042人。纽约2030规划对交通、土地、住房等专门实施了规划，从城市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未来发展的进一步要求。3．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宜居的城市空间
生态文明是全球文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全球文明城市显性的外在条件，是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发展条件。主要表现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生态空间、较少的污染物排放。伦敦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和金融中心，开展“低碳伦敦”实验项目，城市空间布局按照城市功能搭建绿色框架，对进入市中心的车辆每天征收“拥堵费”，减少废气排放，等等。纽约城市规划注重保留自然景观，表达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有效引入人车分离、立体交叉的城市道路设计。2007年发布的《纽约2030》将环境危机作为三大必须面对三个重大变化之一，强调了城市环境绿色和美好，要求城市更加低碳。在生态环境得分方面，2014年GPCI（日本森纪念财团发表的指数）表明，伦敦、纽约作为全球城市的顶级城市排在前列（见表1-2）。
表1-2 GPCI文化、生态环境得分（2014年）
资料来源：http://www.mori-m-foundation.or.jp/gpci/index_e.html。4．包容的多元文化与一流的文化软实力（1）具备较强包容性的一流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全球文明城市的内生驱动力，是城市形象最集中的体现。全球文明城市的一流文化软实力体现为包容的多元文化和穿透性的文化影响，既有强大的文化融合能力，又有外部坚韧渗透能力。伦敦作为英国文化最杰出的全球性城市，不仅融汇了欧洲和全球的文化，还将大英帝国的文化扩散到全球。伦敦现在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纽约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金融商贸掌控力的全球城市，目前更加注重城市文化建设，逐步建设集聚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影响力。21世纪初，纽约城市规划提出“城市复兴与纽约的中产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文化之都。纽约和伦敦在文化得分方面，2014年GPCI（日本森纪念财团发表的指数）表明，伦敦、纽约作为全球城市的领先城市排在前列（见表1-3）。
表1-3 GPCI文化、生态环境得分（2014年）
资料来源：http://www.mori-m-foundation.or.jp/gpci/index_e.html。（2）满足多元需求的东西方文化融合
从现有城市文化的交流和扩散的现状看，西方文化尽管更具有主动渗透的能力，西方文化在融合其他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一方面，诸如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总体上还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只是在一些次要的和从属的方面吸收了外来移民的文化。包括纽约的唐人街、伦敦的中国城，都只是局部的、细小的融合。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向亚洲等东方城市扩张和渗透时，始终没有改变东方文化的主流，诸如新加坡、中国台湾的许多城市。这说明更能适应广泛而多元的东西方文化融合还未真正出现。全球文明城市必须要形成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从而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更能够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3）具备良好的市民精神和高雅的城市文化品位
文化背后的最核心因素还是人。只有具备高素质的市民精神，才能形成多元文化融合，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全球文明城市的居民应做到情绪健康、精神振作，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此相适应，全球文明城市应有高雅的文化品位。这是文明城市的显著标志。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很重视城市的文化品位，一些城市到处可见代表文化品位的名人名著和纪念碑。即使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城市也会宣传他的生平。具有文化品位的城市，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保存和纪念、开发和使用。没有文化的城市像贫血，缺乏文化品位的城市很难成为文明的城市。三、战略背景：未来35年的国内外发展趋势
国际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经济、政治、科技等变化的因素对未来国家和城市的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也将诞生出全球领先的城市。（一）未来35年的国际环境变化1．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与新兴经济体主导地位的确立
全球经济版图正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东移趋势十分明显，北美地区GDP全球占比不断下降，亚太地区特别是亚太国家的经济份额日趋上升（见图1-1）。新兴经济体作为崛起中的力量，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增加（见图1-2），普华永道公司预测，到2050年，G7的GDP总量为69.3万亿美元，而E7的GDP总量将达到138.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G7国家。
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和新兴市场论坛近年来联手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新兴经济体未来发展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很可能的结论是：2050年的亚洲占全球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比重将达到50％左右。
图1-1 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1700—2050年）
图1-2 七国集团与新七国集团GDP变化趋势对比
注：G7指七国集团，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与日本；E7指新七国集团，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丹尼-科尔（Danny Quah）通过计算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活动的平均分布，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正在不断东移。1980年，全球经济重心在大西洋（19.50,0.00,0.00％）中部。到2008年，由于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持续崛起，经济重心已转移到赫尔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以东。通过外推全球近700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科尔教授预计到2050年全球经济重心将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即在1980—2050年这70年间东移9300公里，相当于地球半径的1.5倍。（见图1-3）未来35年，这种趋势将使得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洲有望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也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
图1-3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图
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0324/22279589213.shtml。
注：圆点表示1980—2007年间每隔3年全球经济重心的实际变动情况，星点表示至2049年的预计变动趋势。2．全球政治格局演变与新的治理模式的形成
目前，全球政治格局处于分化演变过程中。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相关联，全球政治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仍然是处于“一超”的领先地位，但其领导世界的力量在减弱。欧盟、日本在全球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追随美国的“搭便车”方式没有太多的改观，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在政治版图中的力量上升显而易见，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构建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国际关系和地区格局扁平化趋势正在生成过程中。
与此相适应，全球治理模式也发生重大改变。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足以应对新时期的新威胁和新挑战，G7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作用不断萎缩。凸显新兴经济体的G20机制及其他协调性新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G20成员的金砖五国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而同样作为G20的E7，考虑到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份额中的明显上升，有研究认为其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G7（见图1-4），因而也被看作新的潜在国家力量组合，未来可能成为新的治理力量。总的来看，未来35年，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新治理模式将会形成。3．世界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依靠科技创新及其商业化力量的推动是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尽管科技革新层出不穷，但重大的、颠覆性的科技革命60多年来并不多见，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正在酝酿，有些已经出现突破的征兆。科技创新活动日益社会化、大众化、网络化，新型研发组织和创新模式将显著改变创新生态，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将由以欧美为中心向北美、东亚、欧盟“三足鼎立”的方向加速发展。
图1-4 基于购买力平价（PPP）与市场汇率（MER）的G7、E7经济规模比较（2014年与2050年）
Source: IMF for 2014 estimates, PwC projections for 2050
世界科技革命正开始向更高阶段迈进。未来35年，科技更加以人为本，绿色、健康、智能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知识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信息技术使得人类进入新经济时代，生物医药、新能源、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将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史密森杂志社》对2050世界展望进行了调研，形成了如图1-5所展示的前景。更为重要的是，新的科技革命向各个领域的扩散和渗透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点，使得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受到新的变量冲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将发生显著变化。
图1-5 2050年的世界科技发展前景4．全球生态危机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建立
按照联合国2013年的人口预测数据，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5亿。在技术水平和能力没出现大幅改观的情况下，现有生产方式和资源消耗速度可能会使碳氢化石燃料在2050年左右就会枯竭。现有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气温升高，2050年左右可能达到2℃——4℃，这将使得南北极地冰山大幅度融化，导致海平面大大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
建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控制地球温度持续升高，已成为各国共识。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定——《巴黎协定》，承诺控制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以确保从工业化之前到210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超过2℃，并朝着不超过1.5℃的目标努力。这就促使各国落实行动计划，保护森林，恢复被密集型农业和大规模毁林开荒破坏的土地，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关注产品生态理念。国际能源署估计，落实《巴黎协定》，到2050年，能源领域须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达50％。住房将利用新材料，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实现能源自给，并利用垃圾发酵来供热，减少现有生活方式下未来2050年住房建设和利用可能增加的高达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全球文明的发展演化与东西方文明融合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西方文明正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质疑。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信任危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西方国家自身内部对西方现有文明的反思，金融危机被质疑为制度危机，“新自由主义”被推下圣坛。美国学者曾认为西方形态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终点，但金融危机后西方文明受到冲击和衰退，他们开始对西方国家政治衰退感到失望，并认为中国的政治理念值得学习。西方国家贩卖的政治文明，国际上也在多个地区遭到失败，西式民主的强制推销不但没有使强迫接受国出现繁荣与和谐，反而出现政治内乱和经济发展的倒退，中东北非的“茉莉花事件”以及乌克兰“颜色革命”莫不如此。
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和平崛起，其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发展模式，使得东方文明体现出独特的优势。亚洲金融危机尽管对地区形成冲击，但随后韩国、新加坡的新一轮发展表明处于儒教文化圈的东方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也是接受西方文明较好的国家，包括早先快速发展的日本，同样形成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较好结合。而作为东方文明的大国和古国，中国在向西方开放过程中也不断融入西方文明因素。因此，未来35年全球文明发展将进一步演化，西方文明将出现自16世纪以来主导性地位的丧失，东西方文明融合将成为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选择。6．世界城市体系变化与亚洲城市地位上升
世界城市体系处于持续变化之中。金融危机后亚太区域世界城市地位的迅速提升成为国际城市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趋势。亚洲城市在总体实力上不断向顶级位置的前沿靠近。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2010年“全球城市指数”的排名显示，全球前十大城市中已有5个在亚洲，分别为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悉尼（报告按亚洲城市统计）、首尔，而美国只有3个城市上榜，欧洲更是缩减到了2个。科尔尼2014年的报告显示，北京已经上升到第8位，上海上升到第18位，韩国首尔处于第12位。牛津经济学公司在名为《世界750座大城市未来的机遇与市场》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世界50个最大城市经济体将新增9座中国城市，而欧洲的8个城市将跌出榜单。在10座增长最快的城市中，有7座是在中国，它们是（按增长率高低排名）上海、天津、北京、深圳、苏州、武汉和成都。未来全球最大城市经济体的变化如图1-6所示。
图1-6 全球增长最快的城市集中在中国
资料来源：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5_09_228035.shtml。
亚洲城市无论是作为新兴市场城市对经济的驱动力量，还是具备的各种专业功能，在诸多专业指标排名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向全球顶级城市靠拢。“2014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全球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中亚洲占据了一半，新加坡、上海、北京等城市不断赶超。英国伦敦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亚洲有4座城市进入前10名。GaWC（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作为专业研究和划分城市等级的研究组织，其研究结果显示，世界城市的2012级排名中前10名亚洲占据一半。到202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全球GDP增长的47％将会发生在440个新兴国家城市，亚洲国家将在城市群中显露其重要地位。可以预见，未来35年的城市体系变化还会朝着亚太城市不断上升和领先的位置变化，亚太区域不但会出现1—2个核心世界城市，甚至可能出现全球最顶级的城市。（二）未来35年的国内环境变化1．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第一大经济体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GDP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其占亚太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对全球经济贡献不断增加。2013年，APEC成立时的1989年，中国GDP和对外贸易额占世界的比重分别只有2.4％和1.6％，2013年跃升为12.7％和10％。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长，则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综合现有各类权威预测，再经30多年的发展，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资本走向全球，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将赶超美国，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的最中坚力量（见表1-4），与印度一起主宰1/4左右的全球贸易；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将是美国的2—3倍。伴随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作为全球经济贡献最关键的支撑力量（见图1-7），中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也将显著提高，无论是G20，甚至可能出现成熟的G2模式，中国的经济话语权都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表1-4 1870—2030年重要贸易国的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Arvind Subramanian and Martin Kessler，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年7月发表的第WP13-6号工作论文。
图1-7 基于购买力评价法计算的各国GDP排名
Source: IMF estimates for 2014, PwC projections for 2030 and 20502．从国际规则接受者转变为主要制定者
总体上，中国目前是现存国际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无论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参加制定各种多边协定，甚至中国在国境内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直是在理解接受国际规则过程中逐步接受国际贸易规则。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各类交易平台的建立也只是国际经济一体化主动融入者，是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定价规则的理解、接受和参与。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正逐步改变纯粹的国际规则接受者的身份，在国际规则中不断打下中国的烙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浦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在北京，均体现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高。未来35年，随着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将更多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对规则的影响力和决策权不断增加，乃至成为大多数国际标准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这将体现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并突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3．政治制度与依法治国走向成熟
福山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需要把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这三者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中国目前正在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构建透明而负责的政府，避免出现西方多党制议而不决的政治混乱。目前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一条就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就是将依法治国落到实处，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总的来看，中国政治制度将会更好地平衡国家、法治和负责任政府，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地体现执政为民，更好地展现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预见，未来35年，中国政治领域的渐进改革将会塑造一个成熟且为世界所关注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的完善也将培育出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发展道路。4．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发展标志
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2030年自主行动目标。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目标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2030年，碳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力争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努力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巴黎协定》也为中国建立更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外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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