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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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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试读：

简介

作者简介：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

六

七

作品简介：《正常人》是正面表现市民阶层生活的小说，作者在海派文学脉系割裂几十年后，又以他独特的感知和书写能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旧上海画卷。值得推崇的还有作者独特的笔触——集幽默、调侃、自嘲、戏谑于一身，读来妙趣横生欲罢不能。其自言自语式的行文，也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气度。《正常人》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暨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沈善增的文学创作代表作。该书将兴奋点转移法结构、第一人称非认同性叙述用于长篇小说叙事，为《正常人》之首创。于上海话登上文学大雅之堂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在生动幽默反讽的叙述中，更可见作者长于思辨、着意终极关怀的艺术个性。

序之序

八

九

十

我这样说，并非猜测。《正常人》初版印数四千六，他就喜孜孜的了，显见未抱赢得太多读者的希望，且又没有前仆后继地再创作小说。

在《正常人》之前，善增写过不少小说，其中佼佼者有《走出狭弄》、《她在半空中》、《黄皮果》等等。可以说，那是他为孕育在心的《正常人》做的准备。

准备不仅止于彼。读与重读名著是另一，我记得起来的被他读过N遍的有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和弗·伯尔的《莱尼和他们》。又一是，假他人之手作实践——例如，在他主持的上海作协青创会讲习班上为诸弟子的作品出谋划策。给我印象至深的个例是，对后来好评如潮的《死是容易的》的修改。那可是，说手把手教可能会伤作者的自尊，但用“耳提面命”去形容则又不到位。我读罢善增拿来要求《收获》予以发表的那一稿的时候，提了两点意见，一点是有关小说需再作修改的若干条，另一点则是，《死是容易的》完全采用善增愚者千虑的心得并被他称之为“兴奋点转移”的方式来结构和叙述，我看了着急，担心会不会影响他正蕴酿着的《正常人》。他拍没拍胸，记不甚清了，那一声“勿吓的”却言犹在耳。

及至终于动笔，更是字斟句酌得名副其实，我知道的重写就有四、

五

说这些，我是想指出个事实，《正常人》是善增的厚积薄发之作，是善增用心所写，写来让人们好好读，读几遍然后传诸子孙的。

惜乎，生不逢时。

善增却命我为重新出版的《正常人》作序。有必要向厌倦阅读的人们说明《正常人》的优秀与瑕疵么？至于愿意并且真的耐着性子慢慢地读完了它的各位，对他们，只怕亦无饶舌的必要吧？我因而觉得，序的正文还是以交白卷为适宜。

恩格斯曾经说过，“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我以为，作为“最高的精华”之一的文学，及其赖以生存的阅读，也绝难逃脱此规律。它们既能离开，也就必将回归。那样的一天，我也许等不及看见，但愿善增能，更何况，有“人”一定等得及，有人一定等得及。2006年9月24日

著名作家、资深编辑顾绍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会员，原《收获》出版部主任，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影视创作中心主任，电影《邓小平1928》、《高考1977》、话剧《黎明1949》编剧。

正常人（卷一）

寻找与还原

昨晚和你通过电话后，我从电脑里又一次调出大作《正常人》。到时钟

四

你的小说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与我10多年前（快20年了吧）第一次读时感觉到的那份好更上一层楼。就行文来说，我已不再是20年前的我。11年前在西藏遭遇过那次“生死劫”留下的后遗症，常常堵塞思维，而思维一旦被堵，不但文字很难顺畅流出，还殃及脑血管与脑神经。近年来，我有时向你提及到的所谓身体的“不佳”大抵指的就是这个了。去年的某个时候，我获知大作要再版，很是高兴。这份高兴不但是为你，也似乎有我的份。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大作时给你写过长长的信，我说，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一部长篇，俨然是座大山挺立了。却也不无忧虑直言，不会有轰动，不会被评论界看好，甚至可能懒得提及。（那个时候被人叫作文学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自有它的“黄金定律”）是时，我还仅仅读到大作的上部。此后，我对刊出大作的《收获》变得特别关心，希望快一点读到下部。这份关心直达《收获》在报纸上发的一期一期的目录。许多个“双月”过去了，《收获》不再理会你的下部。我去信问你，你说，《收获》不打算刊出下部了。你说，正另寻刊物。那时我在新疆的一份厚厚的文学刊物从业，我希望能为你的或“我”的下部的刊出做点什么。后来你回信说，已在上海找到了刊登处。终于，在《电视·电影·文学》读到下部了。欣喜之余，给你写去一信，说，也许，十年

二

三

我又读了一遍《正常人》，读得我的心手发颤。

何谓正常人？按《正常人》里的说法，一为大多数人，二为成熟了的人。

大作以第一人称展开。“我”是一个正常人，有他的为人处事为证，不悖常理不违时风。上头说，你的父亲是个坏人，“我”便也跟着说“我”父亲是个坏人，而且“恨”他。上头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便下了乡当起“知青”来。上头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的就是这两杆子，你去搞宣传吧，“我”就去搞宣传，采访先进人物、联络报社电台，俨然是个职业宣传家。可正是在对上头的种种唯命是“听”是“从”中，他却不经意成了一个作家，而且，他还不失时机地把几篇作品送给了他“看好”的女友，希望引发她或她的好奇与惊叹，以期一举解决他的“个人问题”：结婚。那时他真的得结婚了，都31岁了，“男大当婚”也是个正常人的命题，用文学作品当作婚恋的“敲门砖”更是正常人的把戏。但是，他又是个很不正常的人，他的思考他的情感他的议论（“我”是很爱发点议论的）何止不正常，有时简直就是犯神经。小说劈头一句就很有点发神经的味道：“不知道别人上山下乡想些什么，我就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是真的想，不是幽默，那时候我还不会幽默。”这里也的确没有幽默。是时，想打世界大战解放全人类的中国人很多很多，这不仅是革命的需要，而且是个人建功立业的需要，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只是，便是早些年的希特勒，在挑起二战的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我想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呀！据史家说，希特勒的神经是有毛病的，神经有毛病的希特勒也知道掩饰，把挑起二战叫“解放欧洲”。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希特勒不正常，还是少年的“我”不正常？希特勒是正常的，他知道掩饰，而掩饰，恰恰是人类共有的一个宿命，“我”有时也逃不掉这个宿命的。比如，他就掩饰过对被称作坏人的父亲的感情的，但他的潜意识不干，他对文学所负的一份责任不干。他不仅没掩饰住那个感情，在一次一次的掩饰中透露的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可能有的最大情结。“我恨我的父亲。我从懂事起就恨他，直恨到他死，本来打算恨他直到我死。”这个父亲坎坷一生，永远都是生不逢时，“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到四川去跑单帮，那时他父亲已经死了，但他也高中毕业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跑单帮，那时的高中生就像今天的研究生那么稀少，他的读书不及我聪明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我想想也替他惭愧。然而他连单帮也没跑好，途中遇盗，东西尽数掠去，人却打发回来。强盗不肯留他在山寨做王或做军师，对他的自尊心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据说他在肚皮饿得咕咕叫时，看到招考宪兵的告示，因此发愤，这山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强盗不做就做官兵去。哀兵必胜，他考取了。”“父亲当了两年宪兵，据说是个文书，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血债。这点是我以后多次反复重申的。尽管我唾弃他，但我也不希望他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天以后父亲又搬到厂里宿舍去住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他在与不在毫无两样。我们本来就习惯不把他放在眼里。大约半年以后，他就离开上海到一个劳教农场去了。据阿娘说，本来并不要他去，他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嫌闷得难受，主动提出要劳教去……”这个“主动”是个惊心动魄的用词，它包含的人生况味令人哑然。欲哭无泪哟唏嘘不已哟都不可以面对这个“主动”，因为它们太过轻飘。“以后两天，大人们都在紧张，他们怕他是自杀。后来农场的信与验尸报告都寄来了，证明他是洗澡时淹死的，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阿爷阿娘与母亲商量决定不到农场去，也不给他带黑纱。关于后者我是发自心底地拥护。四年后，我至少能响当当地对红卫兵们说：‘他死的时候我连黑纱都没带！’红卫兵们不敢绝对地把我定为‘狗崽子’，这是一条十分关键的理由。因此，他死的日子，我也没有记住。他对我，是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影子。他彻底地附着在我的身上，我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死日就是他的死日，他就是我的生父。”全书写到的父亲的地方不多，但是我却时时能看到那个吃尽苦头受尽屈辱的所谓的坏人的影子和他留给“我”的遗物（一顶时隐时现的蚊帐）和留在“我”身上的那个秉性（自讨苦吃，而且也很“主动”！）。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今古鲜见的惊心动魄的“寻父”之作。

他要寻找的当然不仅仅是那个“不可寻”的父亲，他要寻找的是他的精神归宿他的文化归宿他的人生之源──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啊。而一进入精神的文化的领域，他就从正常人变成了很不正常的人了。有时，简直就是个离经叛道之徒，而且，还把矛头直指人类的“大多数”，这便也使他从一个一个的“正常人”的宿命中得以逃亡。迷信大多数也是人类的一个宿命。

人在命运的超常打击面前那种超常的镇定，可以解释“我”小时候从幼稚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幼稚的问题，为什么当成百成千的犹太人被几个持枪的德国兵赶进毒气室去时，居然会不反抗？当然德国兵会开枪，会打死几个人，但他们绝来不及打死所有的人。即便所有的人都要被打死，但他们至少也能打死或者打伤几个德国兵。对他们来说，只是早死几分钟或晚死几分钟的问题，未见得这几分钟就那么宝贵，未见得毒气比枪弹要舒服得多。或者说德国兵最初使用欺骗的手段，说是要给他们淋浴杀菌。但这种手段很快就失灵了，当后来的犹太人排队向那间密封的屋子走去时，都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然而还是没有人反抗，至少“我”从来没看到过一则记载这种暴动的资料。在杨白劳还要打三扁担而死的年代，要是有这样的资料，“我”想一定会从尘封中发出特别的光华来。比这更不可理解的是活埋。日本兵给每人一把锹，让他们挖坑，然后把他们推到坑里，然后向他们填土，这种死的滋味无论如何要比吃花生米痛苦得多吧，为什么就没人用足力气把锹往小日本鬼的胸口铲过去呢？从医学上说，人在紧急关头肾上腺素会激发出来，会变得力大无边，蔡永祥就靠着这股力量把平时根本休想搬动的木头推出了道轨。死总是人的最紧急的关头吧？为什么这些人的肾上腺素都没有最后地充分利用一下呢？肾上腺素留给灵魂（倘若死后有灵魂的话）又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想通了。也许不能说是“想通”。“我”还是说不出道理，这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禅宗说的“顿悟”。反正“我”一下子明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幼稚，成熟的人不会去想这种问题，成熟的人就应该像以前绝大多数人那样去对待命运，对待死亡。他“顿悟”了，所以他幼稚，所以他不成熟，所以终于暴露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本来面目。

然而正是因了这个不成熟，使《正常人》获得了极高的文学的品格与品味。不是吗，当人成为非人的时候，金钱与名位，成熟与正常，不恰恰成了我们最后的墓地么？

善增，你不迷信大多数你不迷信正常。你从“大多数”和“正常”里逃亡。在寻找中逃亡，在逃亡中寻找。你找到了，或者说，你终于“逃”到了那个群星灿烂的先秦时代，于是，你迎来也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这才是你真正要寻找的父亲。

当《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相继面世（还有写作中的《还吾论语》），我便可以“言之凿凿”地对你说了：善增，你找到了你的父亲，你还原了你的父亲──那其实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摇篮。那其实是我们民族共同的一个“没有生日没有忌日”的父亲。《正常人》的再版是件大事，是对“逃亡”与“寻找”的再次确认。2006/7/19于北京

著名作家文乐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地质矿产部作家协会主席。

什么是正常人

首先，从最直观的角度说，她是一部浸透了上海地方风味的文学作品，她的上海风味绝不是外加的，做作的，模仿的，想象的，而是内在的，自然的，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来的；从情节到语言，从人物到人际关系，到人物的微妙感情，无论是少年、青年还是老年，无论是市中心还是在郊县，她都呈现着一派上海味道，上海腔调。

随着上海这座都市摆脱了八十年代的窘迫困顿相、近十年取得飞速发展以来，上海的过去和现在都成为文艺界争相猎取的题材，“上海风味”也成为被争相表现的特色，张爱玲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大红特红起来的。张爱玲的小说确实是杰出的上海文学，但是，上海很大，她写的是洋行和洋房里的少爷小姐和老爷太太以及职员学生们的事，《正常人》所写的地区和人物则是完全在她的经历与视线之外的。而依我看来，虽然人们津津乐道“上只角”里面的故事，实际上，《正常人》所写的那些没有煤气没有卫生没有客厅的破旧而拥挤的石库门旧式里弄和大楼公房（“大楼公房”是一九四九年后出现的特殊民居，不是上海人很难理解其居住的困难情况）中的人们才是真正上海人的大多数，《正常人》为他们描摹出一幅精细的风俗画卷，比如，小说一开始在“序三”中所刻画的“我家”石库门房屋格局，特别是对那张“黑漆八仙桌”的经典性描述，实堪与巴尔扎克对贵族客厅中的家具摆设如桌椅沙发罩布花边等的描述相比美，因此，即使真的有

一

其次，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中学生的眼光和感受给我们留下一份中学里的文化大革命的传神的历史记录。小说并没有正面去写文化大革命，她只从一名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去向和在农场的经历这个角度描绘特定的环境背景下个人对自己命运的焦虑、考量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这里切入文化大革命从而透视其肌理神髓。今日人们还能想象吗：一个初中学生会日夜担心自己的“反动言论”招来革命大批判，而他和他的家人们又是那样地为家庭成份与可能的历史污点久久不安；同学之间有着“派别”的鸿沟，为着确定个人的行动方向，他们不得不经常分析政治形势判断风向；大家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随处存在的可能的危险，努力争取尽可能好一点点的结果——。令人震撼的是这一切竟发生在十五、六岁的少年们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这真是一场可怖的清晨的噩梦，今天的初中生还能看得懂和相信与理解吗？或者，在沉重的学业的负担下，在耽乐于网络游戏之馀，他们还有兴趣和耐心去看或听这种事吗？

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四十周年，对于个人的生命来说，这是很长的一段距离了。四十年间，人们不愿、不忍或者不敢回顾这段往事，而且经常被告知：写文革“宜粗不宜细”。近年，修校史、厂史成风，可是，于文革一段则一概从略；巴金呼吁设立“文革博物馆”当然也是落实不了。也许，我们真的要把文革忘却了吧，就像忘却一场噩梦一样；然而，文革并不是虚拟的梦境或者电子游戏，曾经遭遇这样一场为时十年的巨大的“运动”的国家的人民，他们能够忘却得了吗？集体的“健忘症”虽或有助安神于一时，而回避历史悲剧则可能留下历史性的隐患呢。那么，也好，《正常人》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份“录像”，想看的人就来看看吧，至少，“老三届”的人数可不少哩。

第三，《正常人》提出一个不限于上海也不限于文革的超越地区和超越时段的问题：什么是“正常人”？在小说的《序》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辞海》中没有对‘正常’更没有对‘正常人’的诠释”；在小说的结尾又问：“什么是正常呢？”在小说中间“我”自己也说有不少读者写信问他：“正常人”是什么意思？是的，还真不好说呢，什么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不正常的，其间人们的表现与反应也不正常，是被严重扭曲了的；可是，难道文革以前就是正常的了么？人生活在社会里，自古以来不就一直在被“化育”，被塑造，被改造么？什么是正常呢？从小说看来，“我”是读过卢骚的《爱弥尔》的，那么，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就是“正常”了么？然而，古哲荀子早就论断：“善者，伪也”，善，不是人的本性，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更因时因地因地位各有不同的标准，怎么去“正常”呢？小说里的“我”有一个似乎是正常的心态，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他总能坚持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且为此奋斗不懈，锲而不舍，并首先练就顽强的适应能力，适者才能生存呀，这就是正常么？然而，不能适应也不得了，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是和“我”一样年龄的中学生（顺便说一句，把这两部小说作一比较，可是很好的一个研究生论文题目呢），他逃学两天半，在纽约曼哈顿乱逛，颇有点“率性谓之道”的模样，最后却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然而，美国评论家还是封他一个“叛逆者——受害者形象”的称号，惹得五十年代美国少年群起效尤，风靡一时；那是`因为美国人并不提倡片面的适应，主张保护人的个性。由此看来，这部《麦田里的守望者》似也有意于探讨人的“正常”问题，可也没有什么结果，作者塞林格本人竟深居遁世沦为神秘主义者去了。

那么，我们何妨就把什么是“正常人”作为小说提出的一个命题继续探下去，这可是一个事关人的灵魂模型规划或预测的大事哩。

为《正常人》作序，我本人觉得有点可笑，好像一个看客冒失地跑上了台，荒腔走板，唱不成调；然而，作为一个热爱上海的老上海，作为一个读书界的资深读者，走出本业对一本自己喜欢的小说评点一番似无不可之理；何况，作者和我是因这本小说熟悉起来的，他自己更是一位严重“串行”的人———可能因为他悟性特高又精力过剩，近年不写小说，却钻进古书堆，大叫起“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虽然不知是何缘故，专业人士至今无人搭理，他却毫不气馁，更准备去“还吾论语”了。因此，我又乐于为他写上这样一篇哪怕是不像样子的序了。李培栋，二OO六年二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著名历史学家李培栋，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务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上部

序二

序三

我本来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因为那年我考进中学——我总喜欢说“考进中学”而不说“小学毕业”，好像这么说便有了点纪念的意思，纪念自己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去扳了一下生命航船的舵把。尽管这第一次扳得并不成功，我想考一所区重点中学，结果进了一所普通中学。但就因为不成功，所以我记得更牢。人就喜欢记住不幸的事，翻开任何一本名人传记，里面都是一连串的不幸，我也一样。然而，我想了一下，不禁大为吃惊。六四年，我还不满十四足岁，难道我已经成熟到了这样的程度？也许应该在这之后的二、三年或四、五年吧？但是，当我细细地琢磨了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与此相关和不相关的一些事，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越到后来我好像显得越不成熟。我当然更不愿意把我的成熟期再往六四年以前推。这样，六四年竟成了我一生成熟的一座高峰。经过严格的验证，我已然不可能推倒这座高峰，不过我明白它更多的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这个幻影的产生，也许正与我是在那一年“考进中学”，我想纪念那一年有关。我的所有努力与一切释梦的努力一样，只能以自圆其说作为一种安慰。既然事件的发生总需要一个年份，既然我制造不出一个更适宜的年份，我只能确信那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

这年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家的后间洗澡。

我家住的是石库门房子。上海的石库门是那么有名，就跟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但我敢说我对石库门的研究，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描写过它的作家。石库门为什么就该出名呢？每当我踏进破庙似的灶披间，看见被十几只炉子熏得像古旧的泼墨山水画似的墙壁，每当我像瞎子一样，凭着裤管的感觉，摸索走向那道被我的朋友戏称为“煤矿”的楼梯时，我总要问，石库门为什么那样地出名？它既不是上海数量最多的民房，更不是水准最高的住宅。艺术上平庸得简直谈不上风格，从居住条件来说又非常的不实惠，而且不像四合院那样找得到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可一提起上海的房子，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真要把那些典雅秀美的花园洋房气死。某天，我忽然悟出了两条有力的根据。一、兴业路“一大”会址是石库门。二、石库门是旧上海小康人家居住的房屋。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往往得付一根两根条子的订费，赤贫的扛包子、拉车子、扫垃圾、倒马桶之士无力问津。小康之家，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国外现在叫中产阶级或“白领”。这部分人，是整个社会中最叽喳的芸芸众生。对地位更高的人们，他们有眼羡也有不满，想进身又怕失身，对地位更低的人们，他们有同情也有鄙夷，想援手又怕湿手。他们鼓鼓噪噪，叫叫嚷嚷，时而如此，时而那般，结果在有意无意中，把属于他们的一切宣传成天下最中庸、最合理、最实际、最理想的东西。更阔的人们，很乐于鼓励这种安分守己的陶醉；更穷的人们，则不敢嫉恨这点可怜巴巴的优裕。因此，属于这一层次的生活标准、享用物品、兴趣爱好，往往得到全社会的公认，获得一种全民的知名度。与石库门情况相仿的，上海还有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它比三北盐炒豆要高级，却又不像巧克力圣代、掼奶油那么高贵，所以曾是沪上第一名特产。现在大白兔奶糖等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那是水涨船高，它们是今天小康之家的尤物。

我家住的石库门三上三下，是石库门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种。一幢房子里共有十二家住户，还不包括被隔壁一家弄堂工厂蚕食去的东边底层的边厢。我家是除了二房东最早的住户，租的是公私合营时成为“倒挂户”的二房东原先住的二楼西一个统厢房，朝南朝东，还有全堂齐顶的护壁板，是整幢房子里面积最大条件最好的一个单元。而我家又一度是整幢房子里经济最拮据的一户，这一度至少度了十五六个春秋。在其它

十一

屋子由一排镶有车料毛玻璃的木门隔成前后两间。后间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个堆杂物的地方。进门右首靠板壁就是一只煤球炉。与那只炉子相对，靠在玻璃门那边的是一只巨大的黑漆八仙桌。桌面是由三块已经裂缝的两公分厚的木板拼成的。桌腿呈八字形向外开，（注：“”，谐音字，音如pe，去声。原字见《简明吴语方言词典》第246页，动词，意思为：分开；撕开。）是那么孔武有力，最大限度地承担着它的使命。桌面上挤放着热水瓶六个，钢精锅一套，砂锅数只，陶钵几尊，还有酱油瓶，油瓶，醋瓶，料酒瓶，盐罐，糖罐，味精袋，漱口搪瓷杯，牙刷几支，固齿灵牙膏一枚，大碗两叠，小碗一幢，筷筒，瓷匙，饭勺，锅铲，铁爪篱，红药水瓶，紫药水瓶，消治龙软膏，明星牌花露水以及抹布。桌面底下桌腿的横档之上还搁着板，内放铁锅，肥皂，肥皂粉，榔头，斧头，柴刀，旋凿，老虎钳，废旧电线，漆包线，保险铅丝，橡皮膏，木衣夹子，完好的与半截的塑料的或木头的梳子，百雀灵面油，蛤蜊油，浸梳头刨花水的小碗，旧的铁钉与木螺丝，大大小小的旧软木塞子等等，等等。再下面，着地放着煤球箱，柴爿，引火的废纸，留着扎拖畚的碎布，铅桶，木盆等等。正是这张桌子，对我一生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唯有一个堪与伟大导师媲美的习惯。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中写到，“他（马克思）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少年时代的我，在图书馆里读到这段话时，欣喜若狂。后来，我就要求母亲为我买了一本《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这本书就成了我最早的藏书之一。尽管从名义上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有了零用钱，但直到初中毕业，我买书都得去请示母亲，要她投资。我的零用钱都是聚起来准备年底上交，以博得阿娘夸一声“好小囡”的。

在那只炉子与那张伟大的桌子之间狭窄的过道里，正放得下一只小小的木盆，我就坐在那只木盆里洗澡。这木盆是白胚的，每年夏天用来洗澡之前，都要放在晒台上，用水浸泡一天一夜，让它漏个痛快以保证此后没有胃口再漏。不过几十年来，它还没有被箍过一次。阿娘总是在浸水泡盆那天向邻舍隔壁夸耀说，到底是老货好，这是她告别宁波到上海时带出来的。这木盆也似乎真与阿娘有着特别的缘份。七三年，阿娘归天，那年夏季，照例把它放到晒台上去浸泡。隔宵早起一看，晒台上流了满地的水，铁箍不知什么时候崩断了，木爿一块块仰天躺着，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一九六四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我在自己家的后间洗澡。我把木盆在炉子与桌腿之间安顿好以后，就去把后门关了，又把玻璃腰门也关了。在关腰门时，我听见阿娘说：“关腰门作啥？热口伐？”我没有回答，心尖上像拍电报似地颤了几下。阿娘没有再说，阿爷正在前间睡午觉。我坐进木盆，清冽冽的水涨上来刚浸没我的胯部。我用毛巾带水漉漉地安抚了几下肌肤，觉得心房也融融地舒张开来，于是，开始按计划做我的实验。

在近些日子里，我已经知道，从那神秘的去处，流出一股神秘的浆液，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快感，但我不知道这神秘的浆液是不是尿。凭手感，好像并不是尿。但那类事多数发生在深夜，我无法判定。这件事扰得我心神不宁。

实验进展非常顺利。

一条条闪着莹光的亮线，从血液里涌现出来，急速地向那个聚焦点游去，在富有弹性的绒实的血管壁上摩擦出星星火花，生出一股雷雨前青草的好闻的腥味。周身的血管与毛细血管的网络被越来越亮的奇异的莹光照耀得近乎透明。一股热气将身子托得飞升起来。盆里的水在快乐地翻卷，跃起来拍打我光滑的背脊和腹部，像翱翔在空中的一块魔毯。一圈调皮的光斑在心的周围跳来跳去，像霓虹灯一样变幻着色彩，挑逗地眨着眼睛。心像冰一样融化了，又像水银一样凝固起来，光亮如镜。从那里反射出来的一束强光，使我微微有些眩晕，我闻到一股奇异的醉人的芳香。眼球发胀，仿佛有毛茸茸的鸡雏要从中破壳而出。我眨了眨眼皮，一股无形的雾障从此消失了。我还不知道多少年来原来有这层雾障遮着我的双瞳，我看见了其实却没有看见。现在我看见了！这世界是多么的令人惊异，令人敬畏啊！生命是一个比最瑰丽的童话还要瑰丽的童话，比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大胆的想象。一座耸天的山峰在顷刻间拔地而起，山顶上开满灿烂的鲜花，花丛中蒸腾着五光十色的氤氲之气，氤氲里若有若无地传来叮叮噹噹的优美悦耳的声音。是谁发出这咒语，是谁创造了这奇迹，是谁给最普通的物质、最寻常的细胞注入了神力，是我吗？它们已经不是物质，不是细胞，不是骨肉肌肤这种凡俗的东西。它们无可名状！如果闪电可以丈量，如果意志可以着色，这就是它们。这是对一切不可思议的思议，对一切不可预期的预期。这是给风套上缰绳，这是给雷驾上车辕。这是一切活的希望的天使，也是一切死的恐惧的精灵。在这奥秘中的奥秘面前，我的理智慵懒地在门槛上躺下，打了个呵欠，不愿再作徒劳的徘徊。我的身子在愉快地颤栗，在颤栗中膨胀分化。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两腮帮鼓鼓囊囊地下垂，像火鸡似的，那分明就是我，我满月的照片上就是那副模样——我吮吸着大拇指，起先小心翼翼，继而摇摇摆摆地走进一个仙境般的花园。非人间的四季景色在我身边交替呈现。春风如梳，一点点金黄色的蝴蝶在鲜红的珊瑚丛中翻飞。夏阳如织，一条条巨蟒纠结着翻过身来，银色的腹部鳞甲一片片地绽开，散发出麝香一般浓烈的香气。秋雨如泣，一只天鹅吞下最后一团雷火，浑身的羽毛顿时化作灰烬飘散，它安详地舔着周体玫瑰色的新肉，发出一声声满足的舒缓的唳鸣。最后，千万只白兔从黑土层里奔涌而出，蔚成一片无垠的白雪。白雪是滚烫的，一泻千里。宇宙在瞬间与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同一，火山口上显现一轮佛光。

我盘腿而坐，溶入了生命甘露的浴水滋润着我的体肤。我明白自己的身体里真是多了一样新东西。这种新的液体，一定要比唾沫金贵。阿爷阿娘说，不可吐涎唾，这是精神化成的，所以发粘，可以粘东西。这液体要比涎唾粘得多。这么一想，我觉得肚里有点饿。以后还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快活一下呢？这浆液也许每个男人都有，但那么简便的办法就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伤精神呢？我回忆一下，以往快感来潮后，只有精神焕发，周身舒坦，没有丝毫被伤的感觉。但是，多吐涎唾，也没有感觉到伤神呀。伤精神到底有些什么症候呢？为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从此牺牲我的“发明”，我真有点舍不得。

我不能去问任何人，唯有这点，我毋须去问任何人。

我不知不觉地唱了起来。

当我意识到时，我发觉自己在哼一支自己也不知道的曲子。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又好像是自己编的。歌声是绿色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阵风不知从哪里吹来，在我湿漉漉的表皮上，激起一点一点通透的凉意。我听见那曲调里有个甜润的声音在对我说，生出来，生出来，我看见自己的身体里又有一样新的东西像鲜笋一样破土而出——我有作曲的天赋！我说不出的愉快，就唱得更响了，耳边听见一个庞大的乐队在为我伴奏。阿娘的声音穿过这层音幕传过来：“快点汰，不要猫咪念经——呜哩呜哩了。”

我走进前间时，阿爷已经醒了，正仰脸躺在那张瘸腿的单人改良棕绷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那床非改良不可，原来的棕绳已经烂断，只能用打包的铁皮重新绷了一下。我坐在桌子前，拿出本书来似看非看。过了一会，阿爷起来了，趿着鞋走到窗边。他常年穿一双圆口黑布鞋，在家时，又总是把后跟踏倒当拖鞋趿着，磨得那地方油光光发亮。阿爷往玻璃杯的剩茶里添了点水，然后就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敛神静气，两掌相叠，像打瞌睡似的。他往日也这么默默坐着，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个把钟点。他说这是读书人的坐法，眼观鼻，鼻观心，心无邪念，气沉丹田。阿爷念过私塾，是年七十有四，人精瘦，皮肤白得如同象牙雕成一般，毫无血色，下颏上养着一蓬三角形的粉丝样的胡须，凛凛然有股仙气。他在路上走，腰背笔直，神气清朗，谁也看不出他是个萎顿之家的过时家长。

那天，阿爷这么端坐片刻，忽然睁大眼睛，问：“方才啥人在后间？”“我。”“你在后间做啥？”“汰浴。”

阿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难道刚才的秘密实验被阿爷察觉了？难道干这种事会在脸上或者身体的什么地方留下痕迹？

又沉吟了一会，阿爷突然说：“方才我做了一个梦。我就睡在这张床上，眼睛面前白花花白花花的。我醒过来了，心里想，这是哪能搞的？我看见，这光一闪一闪是从后间映过来的。我从床上起来，后间锃亮锃亮的一片。我想，不要是炉子火着了？我跑到后间门口。热呀，额角上的汗像落雨一样流下来。我伸手去推门，横推竖推推不开。我心里倒笃定下来，一点也不急，急也来不及了。我想到了，这腰门应该是往里拉的。一拉，门被我拉开了，里面有股风扑出来，风里有股像茉莉花茶一样的香气。有只通亮通亮的光球落在后间。球有几层楼介高，照得人眼睛也睁不开。我想，介小的后间怎容得下呢？……后来，我就醒了。”

阿爷端起玻璃杯来吹了吹，慢慢呷了一口。放下杯子，他又回复到入定的状态。我发现自己的嘴巴张开着，连忙闭拢。我觑了一眼阿娘和弟弟、妹妹，从他们的脸上，看不见丝毫的反应。阿爷好像根本没有说过什么。

此后，阿爷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梦。

这天下午前后发生了这么两件事，它们互不相关，但我总觉得它们是事先约好的。当然，严格地说，它们还构不成事件。不能说有什么事发生了，尽管确实发生过什么。

你将要看到的小说，也是这样。一

不知道别人上山下乡想些什么，我就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是真的想，不是幽默，那时候我还不会幽默。

七○年四月，我从农场急巴巴地赶回来，送弟弟去插队。除了正在批判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云云，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勉励他。本来我去了农场，按“两丁抽一”的政策，弟弟可以稳留上海。后来“一二·二一”指示发表，一批红卫兵到市革会门口贴大字报，争来了一个“一片红”。这“红”的概念其实很可研究，非但“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区算不得“红”，连市郊也算不上“红”，要“红”非得出上海的版图不可。当时掌管上海的“红刀笔”，倒不去抠这个字眼。但他们顾不上抠，还是有人抠的，我国有八亿人口呢。就我知道，有一个便是敝同窗，男性，穿鞋才一米五八高，绰号“小木克”。“小木克”的那张嘴在班里是有点名气的。六九年春节前夕，突然通知毕业班全体未落实去向的同学是晚到校集中，学习讨论分配问题，还附带通知，饭吃饱些，衣穿暖些。“小木克”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但精怪如他，还是舍不得不去。七点正，工宣队在学校东楼小礼堂点过名，立刻命令大门紧闭。然后端出一只只盘子，盘里堆满用大红纸剪成的拳头般大小的“忠心”，要每人拿一颗，往上写好自己的名字，朝献忠心栏里一贴，再去领一张工宣队长签署的出门条回家。全场哗然。百把条身子扭来摆去，像躲蛇一样躲避着那些“心”。工宣队长对着话筒吼读最高指示，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读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不能将本能的反抗压服下去。工宣队实行第二套方案，把十几个教室打开，按班级分组，一个工宣队员对十来个学生。“小木克”在分组后向带班的老吕挑起了辩论。他列举班级分配中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大叫想不通。老吕说，以前种种，即使再不公平、不合理，也都过去了，现在是毛主席要大家上山下乡。你们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对工宣队的错误可以提，毛主席的话你们要不要听？老吕这一说，驳得“小木克”哑口无言。老吕是条山东汉子，矮敦敦、黑苍苍，像个带缆桩。刚来时他说话含着胡桃，没说几句脸就转成猪肝色，仿佛有先天性心脏病。“小木克”原是欺他这一点，才敢发动进攻，没想到老吕半年多来也操练得很可以了。旁边的同学窃窃地笑起来，“小木克”一时血往上涌，就说，那个“一片红”的“红”是反动的！此言既出，老吕立时又心脏病发作。“小木克”只顾翻本，奇语连射，老吕脸色越来越灰暗，终于仓皇朝教室门外逃去，教室里立时静得像太平间。过了一个世纪，老吕回来了，在门口向“小木克”招招手。“小木克”撸一撸分头向门外走去，同学们像目送江姐去就义似地望着他。工宣队长在老吕背后等着，对他一笑。到工宣队办公室，队长让“小木克”把刚才的观点复述一遍，然后说，你看怎么办呢？如果你坚持你的观点，那我们只能上报。也许让你撞中了，你路线斗争觉悟高。但是，你要是造反造错了，后果考虑过没有？“小木克”说没有，工宣队长就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小木克”放回来了，眼睛里没有了邪念，十来个同学都望此息心。老吕喝光了两茶缸水，也开始节约唾沫。到

十二

六七届其实只算轧住了尾巴，六八届才是整个身子全被关进“一片红”的笼子里。对六九届，话说得更绝了：这是长期的政策，直要到实现共产主义。除了瘸腿断手瞎眼哑巴驼背痴呆，谁也别做梦留上海，留一个，就对不起早先走的。已经上山下乡的听了都百感交集。“一片红”方案一宣布，弟弟就拣了个淮北插队，报名到走才一个月，在他们学校是第一批动身，与我当年一样爽气。呆在家里吃老米饭没出息，再说家里也没有老米饭可吃。在六七年到六八年当逍遥派期间，我钻研过象棋，读过几本棋谱。读谱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对方叫“将”，而你的老将又只有一个方向可走，你就应该想也不想把将移动一步。哪怕形势再危急，要绞脑汁也留到下一步棋去细绞。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弟弟的名字已经从户口簿上勾去，大件行李也已打好送到了集中站，火车票放在他新买的塑料皮夹子里，里面还有一张崭新的十元钱与二十斤全国粮票，这是关照他留着遇到万不得已时逃命用的。到这时，是可以考虑下一步棋了。

我把弟弟引到人民广场去。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去农场一年多，我回上海休假就觉得气闷，在家一定得把两扇南窗打开，就是打开了还觉得气闷。这种肺部新鲜空气综合症，直要到我日后调回上海才不治而愈。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到那里去对话，心情才会豪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在当时的利用率最高，已被我抄过几十遍送人，无怪乎中华书局五九年编印的《唐诗一百首》要把它列在第二。那位编辑的目光可真邪乎！这本小册子，第一首是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运动初期的牛鬼蛇神走资派，稀里糊涂倒霉，真心诚意忏悔。第二首便是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小将们，意气风发地充军去吧。第三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抢然而涕下。”人人都在轰轰烈烈中感到孤独，事情好像不对劲了。第四首贺子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还”，罢官的回来了，插队的回来了，就是青春年华回不来了。第五首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人心思定，小康生活多么诱人。第六首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人们逐渐取得了一种对历史的超然态度。六首诗，整整一部大转折史。今天，有人说早从佛经或推背图里看到关于文革谶语，不知道是不是这类东西。

那时，我喜欢引用王勃这两句诗，只是怕哭。我最怕生离死别时见人哭，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往往挤不出一滴眼泪来。我不是不会哭，而是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不仅哭不出来，而且心窝里也像一团浆糊似的波澜不兴。这样我就很羞惭，恨不能往头上套个呲牙咧嘴的爷胡脸。

不过那天晚上我是作好哭的准备的。我们兄弟的感情毕竟比一般的同胞手足要深得多。小时候，阿爷阿娘坚决认为楼下弄堂是堕落的深渊，一跌进去就变野蛮小鬼，于是我们就成了笼子里形影相吊的一对鸟。我们在直径一米的吃饭的圆桌上打乒乓，用铁皮垫板吊来吊去，可以打上个把钟点。我们称之为“宇宙式乒乓赛”，并制定了不少与“地球式乒乓赛”不同的规则。这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中学是全日制，我回家又特别卖力，功课做到九、十点，基本上是把他撇下了。不过要好同学家里，我有时还是把他带去。后来运动开始，我一度被学校放逐，就带着他一起到社会上去串连，反正那时坐车不用买票，进任何单位不用介绍信。我们一起到过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外国语学院，天马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厂，美术电影制片厂，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上海越剧院一团、二团，上海沪剧团，爱华沪剧团，勤艺沪剧团，上海评弹团，上海滑稽剧团，大公滑稽剧团，大众滑稽剧团，交响乐团，音乐学院，上海杂技团，上海魔术团等等，见过许多名望赫赫的牛鬼蛇神，知道了许多内幕。一个电影剧本的最高稿酬五万，某演员讨过三个老婆，还有什么叫“扒灰”等等，眼界大开。再后来，我到闵行上海电机厂去工学串连（不是学工），也把弟弟带去，自备铺盖、钱粮，混了一个多月，眼看混不到一分钱工资，也就心满意足地回来，总算把人生的足迹扩大到了上海市区之外。（那时闵行尚未划入市区版图。）弟弟一直叫我“大阿哥”，在妹妹出生之前，阿爷阿娘就要他这么叫，尽管他之上只有我这么个哥哥。成年后，我才知道这“大”里面涵义丰富，包含有长兄代父的意思。因此，我的心里必须同时翻腾着两股感情浪潮，兄长的与家长的，这样的实力，大概足够使我那别扭的泪腺屈服一下。我试抽了一下鼻子，两眼间似乎真有点酸叽叽的，我放心了。我预备弟弟哭出来，那时我就抽抽鼻子，然后效学双枪老太婆对江姐那么说，在亲人面前，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可那晚的谈话一上来就不对劲。弟弟看不出有一点要哭的意思。他的话特别多，常常接住我半截话就说他自己的了。一会儿说他能把钢版斜过来，在蜡纸上刻一笔漂亮的仿宋体；一会儿又说他打金针已经敢往人肚皮的穴位里戳了。我提醒他要习惯吃山芋，他说他准备把山芋晒成干，炒一下，挑到城里跟人换大米吃。在那种时候我不能多泼冷水，就说，我带他到人民广场来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出去后有要紧的话，不能在房间里说。在农场，大家都到旧大堤或者干脆到田野里去说。而且，哪怕要对三个人说，也不能仨人一起说，要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说。两人以上就能成立证据，两个人就死无对证。你尽可以全部赖掉，再反咬一口。这是经验，切记切记。我说这话，心里是很悲凉的，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弟弟若听出这弦外之音，是能哭的，我也能陪着掉几滴眼泪。但他只是随随便便地点点头，说早知道了。然后，又兴致勃勃地说起他上午在中央商场淘到了一只旧的万用电表壳子，准备到乡下装个半导体。

我有些恼火了。不说我还有长兄代父这一重权威，就凭我过去一直到东到西带他去玩，现在我又到农村去熬了一年多，熬出了一肚皮的宝贵经验，他也该在这样的晚上，表示要多听听我对他说些什么是不是？他太自以为聪明了。我要拿出些厉害的观点来镇镇他。于是我说：“我们不会一辈子在农村的，我不相信我们会一辈子呆在农村……”这话我已说过多遍，此刻我把它们当火镰火石，希望能打出些思想的火花来。果然，我的脑子没有像弟弟那么辜负我，在我重复两遍之后，那里蓦地闪出一道电光。我的舌头赶紧像火绒一样把这点能量接住。“我们这一辈子不会永远在农村，因为我们这一辈子肯定会轮上打仗，我们这一代人是逃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此语一出，我看见弟弟的两颗瞳仁也顿时亮了起来，我知道这下他给捏住骱门了。“现在到处抓紧挖防空洞，沿海的许多工厂迁到山沟沟里去，国家发痴啊？把大笔大笔的钱扔到黄浦江里？听说就在我们的脚底下，人民广场底下，是上海最大的防空洞，四辆‘解放牌’，可以并排开进开出。你再看，召开‘九大’，为啥要搞得这么秘密？开会日期到大会闭幕后才公布，上千名代表分期分批偷偷溜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史无前例的。就怕苏联掼原子弹！我们中国的情报是世界第一。听说苏联、美国的间谍厉害，比不上我们中国的间谍更厉害。文化大革命一乱，我们这里斗反革命分子家属，有的其实是我们派到台湾去的间谍。后来斗得太凶，公安局看不下去，悄悄出来保护。一保护，反倒暴露了目标。台湾方面马上把这几个人抓起来枪毙，都是掌握要害实权的高级将领。你看，文革查得这么彻底，台湾的间谍还那么凶，但他们再凶，我们的人在那里也潜伏了几十年，本来还要潜伏下去。所以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完全是有的放矢。”

弟弟知道我的厉害了，我就在他的扑楞扑楞的目光的照耀下，分析天下大势。中东、越南、柏林墙，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燕子低飞，天要下雨”的最高指示，山本五十六奇袭珍珠港，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都从东南西北奔到我的舌底下来，汇成一股滔天的巨浪。弟弟在这浪潮里浮沉挣扎，表示愿意信服我的结论——三次大战少则一二年，多则七八年，一定会爆发。到那时，不管你眼睛近视不近视，成分过硬不过硬，个个要参军，人人气昂昂，战争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日子多令人神往。“这场战争空前残酷，据毛主席估计，世界人口大概要死掉三分之二。”这时，我已被自己脑子里的光辉耀得目眩神迷，就把眉头庄严地整了拢来，“一打起来，我们要联系也来不及。今天，我就跟你约好了——等战争一结束，如果人还活着，就从那天开始，在当地报纸上连登一个星期的寻人启事。等局势安定以后，我们就到图书馆去查各地报纸。查到寻人启事，相互联系。查不到，就说明人死了。你说好不好？”“要是当地没有报纸呢？”“报纸怎么会没有呢？只可能来不及恢复……这样，从战争结束一个月以后开始登，连登一星期。”“连登一个月吧。”“不用，连登一个月钱太贵。登个启事很花钱的，再说是大战刚结束。登一个星期够了。当时看不到，以后到图书馆里可以查到。一星期里总能查到一张的。”“那隔天登，登七次，可以有半个月。”“不要！不要太繁琐。隔天还要记单双日，记得太多要忘记的。我们就记住，大战结束后一个月，连续登一个星期，你记住了吗？”“记住了。”

我发觉弟弟嘴角上有一丝笑意。仔细看了一眼，这是兴奋的笑，不是讥笑或苦笑。弟弟也回看了我一眼，表明绝不是开玩笑。二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当时思想很反动。我从小就尝过“反动”的滋味，对这份光荣绝不敢再沾边。小学二年级的某一天，老师和同学突然都对我神秘起来了。后来，母亲也对我特别关心起来，星期天带我去看电影，好像是《党的女儿》什么的。她一再教我辨认，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人本来是好人后来变成了坏人，共产党里的坏人不等于共产党等等，我以为这些早就全都明白，答应得很快。后来，阿娘审问我，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要说反动话干什么？阿娘很着急，说你小孩子不知道，乱话三千，别人还以为是大人教的。后来，老师把我找去正式谈话，我开始怕起来，因为同学们都说这是要记档案的。老师说：“你到底说过什么，要老实。”我说：“我没有说过反动话。”“我问你说过什么，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同学们会瞎说你吗？”正在这时，一个同学跑来，说另一个同学摔一跤把胳膊摔断了。老师火急火燎地跑去救他，而这个同学倒从此把我救了，以后老师再没找过我。

像我这样的人还会反动吗？但不“反动”不等于没有“思想”。长期以来，我一直被自己也被不少认识我的人认为是很有思想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辩论上山下乡的意义。那位同学叫熊时杰，严格地说，或许应该称为校友，因为我跟他同校同届而不同班。但我与熊时杰的交往要超过任何一个同班同学。友谊的发展，全在于我的主动。进校不过一个月，我就听到语文老师讲评他的作文《剃了马桶头以后》。我的班与他的班合一个语文老师，那老师一开始为了壮大优秀作文的阵容，就把两个班的成果放在一起讲评。我的作文也被讲评了。他或许对我的作文会有些印象，而我却主要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总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他曾是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事迹登过六月一日《解放日报》头版的。而且在三个事迹登报的最优秀的少先队员中，唯有他是以学习优秀出名的。虽然他结果还是被一所市重点中学刷下来，落到我同样的境地，但我还是非常希望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结果我达到了目的。

毕业分配，他比我落得更惨。同样是老大，他连市郊农场也没捞到。让他到这个地步的，正是他的班主任，曾对他的作文赞赏备至又让他当中队主席、团小组长的语文老师。到此时，他才告诉我，语文老师还跟他母亲有过一段同事关系。他自忖对语文老师没有什么过火行为，所以他一直想不通，一直赖在家里不走。

我从农场回上海休假，总要抽出半天到他家去。他顶过了风头最紧的日子，当“小木克”们被圈到学校里去献忠心时，他正靠在家中皮色发红的藤躺椅上，潜心研究《人体解剖》。他的智慧让他没有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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