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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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烈士传试读：
再版序言
蔡名照新华社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1931年11月7日，伴随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瑞金成立。85年艰苦奋斗，85年初心不改，新华社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起经历风雨，一起走过辉煌，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高举奋进的旗帜，吹响冲锋的号角，充分发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新华社的历史，就是党的新闻事业史的缩影。新华社的一篇篇报道，就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真实的写照。
在85年光荣与辉煌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以栗、瞿秋白、博古、何云、李竹如、叶邦瑾、钱毅、刘鸣、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这150多位烈士，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前赴后继、义无反顾。他们是新华人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新闻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新华社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担负着“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从瑞金、延安、西柏坡一路走来，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南征北战，穿越枪林弹雨，出入千军万马。特殊的历史，铸就了新华人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牺牲的150多位优秀新华人，更是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红中社负责人、《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在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时壮烈牺牲。红军主力长征后仍留在苏区坚持战斗的红中社社长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逮捕，拒绝劝降收买，高唱《国际歌》，从容赴难。抗日战争时期的韩秩吾，抱着“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干革命”的理念，牺牲在反“扫荡”战场上。解放战争时期的谢文耀，把一切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直到他牺牲时，孩子也没见过他这个爸爸。1999年南联盟局势恶化，邵云环主动请缨到贝尔格莱德分社工作，面对纷飞的战火，她说：“我最怕的是稿件发不出去”，最终牺牲在工作岗位上。85年来，对党忠诚已经成为新华人忠贞不渝的信念，沁入骨髓、融入血液，化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华社报道工作的根本遵循。85年来，一代代新华人忠诚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秉持为民情怀、扎根人民群众，把基层当课堂，把群众当老师，与人民同欢喜、共患难、齐奋斗，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新华社烈士名单中，不少人都是扎根群众的典型。在新加坡长大的仓夷，16岁时毅然告别家人，回国参加抗战，成为新华社晋察冀分社一名优秀记者。他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用自己的笔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歌。他说：“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叫作幸福。”他也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钱毅深入农民、盐民、渔民、棉民，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他说：“群众真是母亲，靠近他们，总有乳（使我丰富的营养料）的。”他整理出版了《庄稼话》一书，收录了苏北地区群众常用的2230条民谚俗语。没有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没有一切为了人民的信念，就不可能成就这些新华社记者的光辉业绩，也不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壮举。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新华社的重要传承。回顾新华社85年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见证着新华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职业操守。那些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的新华人，有的不顾生命危险记录战争的真实画面，有的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抗战时期担任新华社社长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提出，报纸要有鲜明的立场，政治上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演变。他特别强调，办通讯社，就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做到在政治上对党和人民负责。他非常重视新闻真实性问题，强调一定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失实的报道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同时也给各级党组织决策带来错误的导向。这些蕴含着实事求是精神的论述，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开拓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新华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红中社创建之初，中央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面对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艰苦危险的环境，同志们努力开拓、积极创新，播发的电讯远播海内外，《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达到四五万份。时任红中社社长的瞿秋白非常重视业务建设，他要求《红色中华》报增加基层群众的报道，并亲自撰写了《送郎参军》等小调歌词发表在报上，积极动员群众保卫苏维埃、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他的领导下，红中社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工农兵通讯员队伍，使报道更加接地气，更富有战斗力。抗战时期担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何云，面对办报所需物资的严重短缺，动员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研制出“半铅模”，试制成功了用土纸取代毛边纸打纸型，还组织大家自制铅版、油墨等，保证了华北《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被朱德总司令称为“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85年来，正是靠着开拓不息、创新不止的精神，新华社事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就是烈士们身上体现出的新华精神。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已经成为全体新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1999年8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血染的丰碑——新华社烈士纪实》一书中，穆青同志题写书名，郭超人同志撰写序言，充分体现了对新华社先烈们的敬仰之情。“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再次出版《新华社烈士传》一书，就是要通过学习社史、缅怀先烈，进一步弘扬新华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继往开来的担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接过先辈们传下的接力棒，万众一心，拼搏进取，努力形成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相适应的新闻品格和新闻力量，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待。2016年10月
原版序言
郭超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当漫漫的长夜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刻，从江西瑞金的崇山峻岭间发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中成立了。这宛如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升起了一道耀眼的朝霞，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星火”正在变成“燎原”的烈焰，中国革命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发布这条历史性新闻的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即今天的新华社。从此，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便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屡经坎坷，饱受考验，为人民作出了应有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68年来，新华社的许多记者、编辑、行政管理和通讯技术人员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血迹斑斑的监牢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的同行，也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社这支队伍的历史缩影。本书所记述的，就是新华社历史上为人民献出生命的部分同志的事迹。
列在本书第一位的是红中社第一任负责人周以栗。他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他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还参加过武装起义，在白色恐怖下从事过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里遭受过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红军部队。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担任主席的毛泽东便指定周以栗组建了红中社。红中社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无线电台，坚持每天向全国发布新闻，同时抄收外部的重要信息编印《参考消息》供领导人参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发挥新闻工作的耳目喉舌作用。三年以后，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夕，周以栗在转移途中遭受敌人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激战中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这是新华社为中国革命战争英勇捐躯的第一位烈士。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华社的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的一个部分，活跃在抗敌斗争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血肉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42年6月，她在日本侵略军对我太行山区大肆进行“扫荡”中，与战友们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击。在弹尽援缓的情况下，她毅然冲出山洞纵身跳下悬岩而壮烈牺牲，年仅30岁。在解放战争年代，新华社女记者叶邦瑾不幸在一次战役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获。她在敌人长时间的酷刑下保持着革命者的凛然正气，最后竟被残暴的刽子手剖胸挖心而死，为新中国的诞生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华社记者与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道跨出国门，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挥洒着自己的血汗，他们中的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等同志的遗体至今还长眠在异国的山野，成为中朝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1955年，新华社记者沈建图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的途中，因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爆炸而魂断云天，这是在和平年代的采访中流血牺牲的第一位成绩卓著的新华社记者。在此之后，时间过去了44年，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新华社的一位优秀驻外记者又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在异国他乡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就是今年5月8日，在美国的罪恶炸弹袭击下不幸牺牲的邵云环烈士。
从周以栗到叶邦瑾，从沈建图到邵云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六十多年岁月里，已有150多位新华社记者和工作人员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铸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其实，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无论中外，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总是从新闻舆论工作入手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他们在整个革命征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正确的新闻舆论工作来传播真理，唤起民众。因此，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新闻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新闻记者就是革命战士。无产阶级的敌人对此也毫不含糊，他们不管你拿的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只要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就“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士从不把新闻工作当作一种单纯的职业，更不是一种谋求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是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神圣革命途径，因而为革命的新闻工作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血染的丰碑》这本书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尽管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邵云环等三位烈士的壮烈牺牲表明，今天的新闻工作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党的新闻工作者是为了宣传真理、坚持正义，还必须准备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世界总的趋势在走向缓和，除了少数发生战乱的地方以外，当前对新闻工作者更大的考验，是在和平环境下如何体现我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如何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一要求不仅不比为党和人民牺牲生命容易，有时甚至会更艰巨和更复杂。这是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们既要向世界开放，大胆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图谋——从政治上的颠覆到文化、艺术上的渗透。在国内，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强大优势，又要防止市场经济法则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反映极其复杂的客观世界时，不仅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更要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能力。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今天，在新闻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仅靠这一点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核心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与历史上那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验。烈士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充盈天地之间的豪迈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想，烈士们树立的历史丰碑，不仅由于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浸染而辉煌灿烂，更由于他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永世长存。1999年7月9日
新华英烈第一人——记《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
郑德金周以栗，男，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人，1897年10月26日生。他是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曾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31年《红色中华》报创刊时被任命为首任主笔兼红中社负责人。他用自己的工作为红中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在红中社工作时间不长，后因身体有病停职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过程中，被敌俘虏惨死于血泊中。毛泽东亲自点将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这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主席。
大会召开的当晚，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红中社最初的工作内容是：一、播发新闻。它最初播发的新闻就是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二、编印供大会阅读的“参考消息”（日刊）。
不久，又创办了《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为《红色中华》主笔。这时，红中社的工作任务又多了一项，办《红色中华》报。那时，社和报对内是一个机构，对外是两块牌子。这一体制，在我党的新闻史上一直沿袭了很长时间，直至全国解放，新华社各地的分社才与报社彻底分开。
曾参与《红色中华》报创刊工作的王观澜同志1981年在《红中社的创建》一文中回忆道：“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就是他（指周以栗——编者注）写的。”192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周以栗，字子慎，湖南省望城县今霞凝区桥驿镇人，1897年10月26日生，世代佃农。父亲周世昌，是一个沿门做工的皮鞋匠，母亲戴九姑则是一个靠纺织为生的农妇。
周以栗同志自幼聪明，记忆力特别好，旁人常夸称他过目不忘。因此，很得老师姜济寰、邹寿祠等的喜爱和资助，得以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第一班。毕业后，在长沙县立第一高小、长沙周南女校任课。后经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引荐，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经毛泽东等教育界人士推荐，他曾赴北京学习汉语拼音方法。回长沙后，著有《中国文学的出路》 《国语拼音法》等书。他的标准普通话教学，深得师生喜爱。
1924年，周以栗在周南女校任教时，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因政见不同，曾与学校教务主任李树藩发生冲突。李树藩图谋报复，要解聘他。这时，适逢徐特立同志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了长沙，担任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同志聘请周以栗任教务主任，这时周以栗同志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领导民众运动。这时候，各地国民党省党部相继成立。周以栗也就在这之后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26年8月间的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后来又兼任了青年部长，积极地在湖南开展民众运动和青年运动。
1926年6、7月间，湖南到广州参加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学生回湘。为了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工农运动，湖南著名的共产党人夏曦、何叔衡、周以栗又将这批学生集中起来，在衡阳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介绍各县情况和工作方法。训练班办了半个月左右，周以栗同志作了几次报告。
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为了培养农运骨干，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冬，毛泽东同志在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积极筹建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并亲赴湘、鄂、赣三省党部提出这一倡议，得到了三省党部的响应和支持。为了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与湖南党组织商量，决定由周以栗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1926年阴历12月中旬，周以栗离开湖南到了武昌。
1927年1月15日，周以栗参加了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董必武等同志一道，讨论了创办三省农讲所、推荐筹备员等事宜。1月16日，三省农讲所筹备处宣告成立（后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公地点设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内。
农讲所筹备处成立后，经费、校址、设备、学生、教员等均无着落，周以栗为此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协助毛泽东同志为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3月1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周以栗同志为教务主任。4月4日，农讲所师生召开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会上，周以栗同志详细地报告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经过，要求学生“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认识种种农民问题”，号召大家“成为农民运动职业家”。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739人，其中以湘、鄂、赣最多，大多数是各省工农运动骨干及党团员骨干。所设课程29门，主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略及常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还学习军事项目等。
为了统一领导，共同抵抗军阀的压迫及土匪的骚扰虏掠，1927年3月15日，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团体红枪会、黑枪会、绿枪会，在武昌农讲所召开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会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周以栗同志作了报告，他希望河南武装农民“应巩固自身组织，与革命工作……”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周以栗主要负责教务工作，但毛泽东同志因当时工作很忙，常不在农讲所。所以，实际上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多是周以栗同志负责。他很尊重毛泽东同志，常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并协助毛泽东同志在师生中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同志不在农讲所时，他代替毛泽东同志负责农讲所党的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农讲所停办了。农讲所停办后，周以栗到了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他化名“易云”，到河南省担任省委书记。
1927年12月，周以栗亲赴河南豫南特委检查指导工作。1928年元月赴确山县，2月到汝南县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农村根据地，对河南的革命斗争作出具体布置。
1928年4月15日，由于组织被破坏，周以栗同志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残酷地折磨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背，烫他的全身，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后经过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多方营救，周以栗同志才被释放出狱。
1929年，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周以栗同志冲破敌特包围，历经艰险，辗转来到了福建省汀州市福音医院傅连暲同志处治疗那已被敌人折磨得极度虚弱的身体。1930年8月，周以栗同志的身体稍微好转后，党派人把他接到了红军部队，让他担任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我党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主客观条件，命令红军各部队去攻打南昌、长沙、九江等中心城市。毛泽东同志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抵制。这时，党中央派周以栗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到红军部队说服毛泽东同志攻打长沙。然而，他没有说服毛泽东同志，反而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下，周以栗同志转变了立场，坚定地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这边来了。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彭德怀等同志，及时地抵制了“左”倾路线对红军部队的干扰，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纠正“左”倾路线和制订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确立“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留吉安休息时，周以栗曾代理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职务。
1930年12月，周以栗同志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和活捉张辉瓒的战斗。19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后，周以栗担任了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并派了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一次会议上，周以栗同志因为宣传了山上有个马克思主义，因而受到了围攻。在青塘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大争论中，周以栗同志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和王明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1年4月，周以栗同志经毛泽东等同志的提议，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同年6月，又任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根据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边界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积极为红军筹集款子，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革命斗争。红色中华社的奠基者
1930年12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于江西龙岗歼灭了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同时，缴获了半部电台（因为发报机、电动马达都被砸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一个充电器和几个蓄电池，所以称之为半部电台），解放了6名报务人员，他们愿意为工农红军工作。1931年1月1日，我军又缴获了国民党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的一部15瓦电台。这一部半电台，就成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最初的物质基础。
1931年1月16日，靠这一部半电台，中央红军无线电队在江西宁都县一个叫小布的地方成立。当时这个无线电队的任务之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周以栗同志作为中央苏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作为会务主持人之一，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会场设在叶坪的一个祠堂内。红军无线电台就设在离会场仅相隔几十米的老乡家里。
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1月7日宣告成立，并播发了第一批新闻，内容就是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和有关文件。
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广播新闻为止）。
红中社还通过无线电台，抄收国内外新闻，包括当时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蒋介石所作的报告，编印成“参考消息”，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阅读。这就是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前身。
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社。成立始初，战争环境、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红中社的采编人员斗志昂扬、忘我工作。红中社一方面负责搜集各种信息编印成“参考消息”，也叫“每日电讯”，油印后供中央机关负责人参阅。另一方面负责对外播发新闻。每天以红中社（CSR）的电头，用明码电报向全国发布几条新闻，内容有苏区建设消息、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声明等。最初，红中社的编辑人员只有两三个人，而且有的还担负着其他工作。如周以栗同志，他既是红中社的负责人，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内务人员委员（相当于内务部长），工作是很繁忙的。
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创刊。这时，红中社的主要任务又多了一项，就是负责《红色中华》报的出版。《红色中华》报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说：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号《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目前他的工作：
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能运用自己的政权，达到镇压反革命的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目前改造苏维埃，特别是建立乡苏维埃，以及纠正过去土地革命及现时肃反工作的非阶级路线，对于经济政策的忽视与错误等都成为目前建设苏维埃的急要工作，须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指示各级苏维埃有计划有日程地进行工作，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
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介绍苏区、非苏区的红军斗争，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方法，而成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勇敢的战士。
本报在初出版时期，印刷及各项物质条件，都有不少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来进行上列工作，要求阅读本报的同志们，将他对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罢！《红色中华》报创刊后，与红中社是一个组织机构。作为红中社负责人的周以栗，从《红色中华》报创刊之日起，就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红色中华》报的主笔。当时任命的消息刊登在12月18日的第2期《红色中华》报第四版上。《红色中华》报最初的报头，也是周以栗同志写的。《红色中华》报创刊之日适逢广州暴动四周年之际，周以栗同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纪念广州暴动》一文，热情阐述了广州暴动的伟大意义。他在文章中指出：
广州暴动打起了中国第一面苏维埃的旗帜，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苏维埃旗帜，已经号召起中国苏维埃的革命，广州暴动到现在不过四年，这四年来的局面，便大不相同了。
四年前广州暴动，树起一面中华苏维埃的红旗，四年后的今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正式成立。
四年前的广暴时节，土地斗争刚起。现在苏区已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发展起来，北方的绥远又新起苏区。
四年前广州暴动提出组织红军，四年后之今日，红军已经从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主力。每一苏区，都建立了他的主力红军。
四年前广暴时节，世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世界革命潮流，正是低落，中国的国民党军阀正是背叛革命，很起劲的屠杀与压迫工农群众，中国革命受着大的失败。四年来的今日，世界资本主义已发生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恐慌，工人运动高涨，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已在德国、波兰、西班牙等国逐渐成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得到伟大的成功。在中国全国苏区和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阀一年来大规模的进攻，战胜了去年现在其势汹汹造成了反革命富田事变的AB团，打碎了社会民主党。现在更因为日本出兵满洲，反帝运动重新高涨，因为全国大水灾，灾民运动正在走向土地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就在这种革命势力的袭来，日本的出兵，与经济破产的前面，表现动摇崩溃，恐惶失措。
纪念广州暴动，一年都有一年不同。这种不同，是帝国主义的统治，从稳定走到动摇，到现在加速的崩溃，革命势力从失败经过复兴，到现在大踏步的开展。这种不同的事实，就说明历史的命运，注定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末落与死亡，注定了苏维埃运动必然为发展与兴盛。这是那班右派以及托陈取消派所看不见的而故意要否认的，AB团社会民主党故意要遮蔽以欺骗群众的，谁不看清这种不同，他一定要恐惧现时残酷的斗争，看不出苏维埃运动的前途，而动摇而失败。
斗争越开展，今年纪念广州暴动就越加重我们的任务，帝国主义国民党因为进攻中央区失败，企图进攻湘赣、赣东北、鄂豫皖等苏区。这些苏区，就要充分动员群众，集中红军力量，活泼地运用战略，准备击溃敌人的进攻。他方面要积极动员一切革命势力，予以有力援助。
中央区在争取赣南，首先打通闽赣的联系，已经夺取会昌、雩都、安远、寻邬、石城、连城。消灭许多顽强的土围子，有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好些事实告诉我们：新的区域尚不是巩固的，须要发动更深入的阶级斗争，这就首先要检查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清洗富农流氓出政权机关，从斗争中建立起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组织。新的区域还不是广阔的，要更加发展，在最近夺取二三十个县城，夺取几百万群众。在旧的区域要彻底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群众工作，敌人决不会忘记进攻中央区。我们要加紧准备一切，准备更大的战胜敌人的进攻。
特别要在纪念广暴运动中，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组织大规模的红军，配合全国正在开展的反帝运动，灾民运动，来武装拥护苏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迎接伟大的革命潮流。
1932年初，周以栗同志旧病复发，大量咯血，显露出生命的危险状。当时，在国民党的封锁之中，医疗条件极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让他停职休养，《红色中华》报工作由王观澜同志接任。
周以栗同志作为《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负责人，对红中社事业的创建和《红色中华》报的创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红中社发出的新闻，国内许多地方都能收到，如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天津北方局和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以及苏联的莫斯科等地也都曾收到红中社播发的新闻电讯。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之下，红中社的新闻有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有力地传播了中国革命的消息，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中社还将抄到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以及中央社发的其他消息，编印成参考材料发给代表们参阅。这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充分发挥了革命的耳目作用。在周以栗的领导下，《红色中华》报的头几期，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红区建设、党的生活、工农通讯等，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积极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正确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打内战，不抵抗的投降路线，起到了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史上的宝贵遗产。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被迫转移时，中央考虑到周以栗同志身患重病，不能随军行动，决定让他转到上海治病。11月，陈毅同志派了一个班的部队护送他、陈正人与其他干部，从江西于都出发。一天夜里，正当他们休息时，突遭敌人包围。一个班的红军，有的牺牲，有的被打散，周以栗同志因病情过重，行走艰难，被敌人残杀于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7岁。
新华社早期的奠基者之一——周以栗同志，为了党的新闻事业，为了新华社的未来，奉献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英勇业绩，将永远鼓舞新华社的所有人员，继续奋勇向前，向前！
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记红中社早期负责人瞿秋白
郑德金瞿秋白，男，江苏常州人，1899年1月29日生。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10月赴苏俄采访，最早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的真实情况。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 《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并任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主编。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1931年1月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2月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任红中社社长期间，克服种种困难，为红中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6月，他唱着《国际歌》，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从1934年2月起至1935年2月24日被捕，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新闻报刊工作岗位上战斗了一年时间，为红中社事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月18日，他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以英勇的大无畏气概，在中国革命史上，同时，也在新华社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英雄壮歌，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永远学习。生平简历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瞿世玮，能书善画，习黄老学，长期无业。母亲金衡玉，通晓史书，擅长诗词，在家操持家务。瞿秋白出生时，因其头顶有双旋（双顶），故父母给他起名阿双，学名就叫瞿双。秋白因爱傲霜而开的菊花，自己改名为“霜”，秋白是他以后离家走上社会后改的名字。秋白在家居长，下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因家贫，他中学未毕业。1917年，瞿秋白考入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并自修法语、英语，同时还研究文学、哲学。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瞿秋白被选为俄专学生领袖，组织和领导同学投入爱国反帝斗争。同年11月1日，他与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鼓吹社会改造。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请，和俞颂华、李宗武以特派员身份，由北京启程赴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进行考察。在苏联期间，瞿秋白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发回了大量的通信。同时，他还用日记体裁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著作，在国内出版。这些，使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有了一个全面、正确、系统的认识。
1922年2月，瞿秋白同志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译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随同陈独秀回到了国内。
瞿秋白回国后，一直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工作，同时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先后主编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 《前锋》杂志，并参与编辑《向导》周刊。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专刊上。在他之前，中国已有三种《国际歌》的译文，但在表达原歌词的意义上，都不够正确。例如法文“国际”这个词，音节有八拍，而中文只有两个字、两个音节。按照意译，“国际”两字，很难在歌曲中用中文来确切表达。瞿秋白别具匠心，采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同志任主编。这是一张为了及时指导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而特别发行的日报。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热血日报》把斗争锋芒指向反动当局和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号召人民起来为民族自由，取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工人、学生而斗争。该报党性鲜明，战斗性强，再加上文字通俗易懂，出版后，受到了读者极大的欢迎，旬销量曾达三万多份。但不久，该报即被反动当局所封闭。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同志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同年10月24日，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出版，瞿秋白同志为编辑委员会主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瞿秋白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年9月5日，又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成员。
1929年6月初，瞿秋白同志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富农问题时，因不同意在中国完全仿效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发生了意见分歧。同年秋，苏共发动清党运动，瞿秋白同志即被米夫、王明等人打成“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1930年7月下旬，瞿秋白同志离莫斯科回国。1931年1月7日，他被米夫、王明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同志被迫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把全副精力投入了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方面。从1931年至1933年，他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率领和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发起冲锋，从而促成了革命文学的繁荣。瞿秋白同志在这三年中，在严重的疾病折磨下，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威胁下，写下了许多锋利的杂感，翻译了大量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论著，创作了一些新诗歌和曲艺，并且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这一时期，共同的理想，一致的奋斗目标，使瞿秋白同志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曾多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并应鲁迅先生之邀，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和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的作品。鲁迅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同志的功绩，并在瞿秋白同志牺牲后抱病把瞿秋白同志的文艺论著编印成《海上述林》出版。对《红色中华》报的研究
瞿秋白同志在上海时，虽然他的精力全部放在党的文化工作方面，但仍时时关心着党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仔细阅读了通过秘密交通送到上海、在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并于1933年8月7日，在上海地下党刊《斗争》第50期上发表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文章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报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业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的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
第一，《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都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自我批评”在这报上也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通信，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这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瞭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以为消息和新闻的编辑方法是应当改良的。
第四，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以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作有力的解释。再则，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我们以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第一是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这可以用报馆特派记者到各个重要战线，各个重要的区域，但是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第二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第六，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这些意见，对《红色中华》报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得非常中肯，非常及时。可以说，这不仅是瞿秋白对党的宣传工作的有益总结，也是对红中社工作的有益总结。领导红中社
1933年冬，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得到中央通知，调他去中央苏区。次年1月初，他与鲁迅、茅盾等告别后，离上海经长途跋涉，于2月初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当时，他因种种原因，留在上海，未到苏区）。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
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办刊物当记者开始的。他在长期的新闻事业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他才华横溢、敏捷过人，他的到来，使红中社的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反“围剿”便成了这一时期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瞿秋白同志来到红中社后，要求红中社这一时期的报道，要围绕这个重心进行宣传。同时，在组稿和版面安排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减少了苏区以外的国际国内时事的报道，增加了苏区内部重要活动的报道;减少了来自上层活动的报道，增多了下层群众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而举行的活动的报道，如扩红运动、游击战争等;减少了对中央各部发布的法令、条例的报道，增多了由红中社出面发出的号召，如节约粮食、认购公债、捐献被子、优待红军家属，甚至熬制硝盐等。还时常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刊登一些木刻的大字标语和口号，鼓舞苏区军民武装保卫苏维埃、粉碎敌人“围剿”的斗志。
这时候，瞿秋白作为红中社社长，每天都要为红中社写稿审稿，忙到深夜。同时，他又是苏区教育人民委员，要集中大量的精力抓苏区的教育工作。他看到苏区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便建议必须加强苏区的教育建设，尽可能普及小学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同时也要注意成年教育，要开展扫盲工作。他提出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以及在他主持下编写的教科书，是适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并得到中央工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批准，在苏区范围内积极予以推行。他还和徐特立一起举办训练班、学习班，并亲自编写通俗课本。在他的主持下，在苏区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为培养师资，普及小学教育作了准备和示范。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继续提倡文艺大众化，认为文艺必须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士服务。他把苏区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命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学校的方向。”他还提议在学校附设剧团，到火线去，到农村去，巡回演出，进行宣传鼓动。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造出大众化的文艺来的。”他还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并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很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典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他不仅鼓励其他人创作民歌小曲，自己也写了《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调歌词，有的就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在苏区，瞿秋白还担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等其他职务。当时，苏区的各中央机关都住得很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路。为了便于工作，节省时间，原本身体就很瘦弱的瞿秋白同志，硬是学会了骑马。他每天骑着一匹黑马，往来奔跑于几个单位之间，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负责着几个不同方面的工作。举红中社为例，在瞿秋白同志的辛勤努力下，《红色中华》报这时加快了出版周期，开始由三日刊改为双日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每期都是四开四版，有时也出四开六版或八版。发行数量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四万份。
瞿秋白为了使《红色中华》报办得更加生气勃勃，更有战斗力，还与编辑们一起共同努力，不定时地增出了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红色中华》报的报道内容。瞿秋白同志还亲自动笔，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文章。1934年3月29日，他在报上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笔名维嘉）;4月30日，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笔名维嘉）;6月23日、26日、28日、30日、7月7日，又以“维嘉”为名发表连载文章：《中国能否抗日?》。
他的文章，党性原则强，文笔通俗易懂，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很强的指导性。如他写的《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等文，强调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必须努力春耕生产和节省粮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来帮助红军，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在《中国能否抗战?》的长文中，他引用大量材料来分析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和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揭露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谬论，指出国民党拥有“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并且，“还在继续训练法西斯军队”，“但是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把华北的数十万军队”调到南方去进攻主张抗日的“苏维埃红军”，这是国民党“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他分析了日本的武装力量，依据唯物论的观点指出了在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并断言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从而批驳了国民党的唯武器论。他综观中、日双方的各种情况，强调指出：“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他号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瞿秋白同志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曾提出过“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在兼任红中社社长后即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在他主持期间，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员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一套办法。在他的领导下，红中社工农兵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人数由初创时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近千人。同时，对那些常给《红色中华》报写稿的同志，瞿秋白同志都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红军长征后，教育部有一位同志奉命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当他与瞿秋白告别时，瞿秋白同志还谆谆嘱咐他：“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在瞿秋白同志兼任红中社社长的这段时间里，《红色中华》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红区各地工作经验，鼓舞苏区人民斗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他的新闻观点和正确主张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也不可避免地在报纸上宣传了一些“左”的错误主张，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扩大化，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战斗到最后一息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同志因病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报。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仍以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不过，报纸改署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编印。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在一段时间里，敌人一直把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当成是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
1935年1月，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突围。瞿秋白同志与其他同志一起，坚持编完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报，把党的宣传旗帜一直高举到最后关头，然后随中央分局一起向福建方向转移。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同志在转移过程中，行军至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时，被国民党军俘获。在狱中，他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化名林祺祥，假称是“医生”，后因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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