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37：南明弘光之覆亡·乌克兰哥萨克起义·秦帝国的崩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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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37：南明弘光之覆亡·乌克兰哥萨克起义·秦帝国的崩溃试读：

1644年崇祯皇帝殉国后，幸存的明朝宗室成员相继在南方建立起政权对抗清朝，然而此前一直困扰明帝国的党争与内斗仍旧如影随形。其结果，自然是让虎视眈眈的清军坐收渔翁之利。《清军已南下，明廷仍党争——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之悲剧》一文，将讲述弘光政权是如何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消亡的。

在波兰著名小说家显克维支的历史小说《火与剑》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著名人物——哥萨克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这个名字因为轰轰烈烈的哥萨克大起义而响彻整个乌克兰大地。《哥萨克的火与剑——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大起义始末》一文，将为大家再现，赫梅利尼茨基是如何凭借一人之力，改变整个东欧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六次出巡途中，病逝于沙丘。之后，在秦二世胡亥的乱政之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大丈夫当如是也”的刘邦和“彼可取而代之”的项羽在乱世中走上了历史舞台。这其中的壮怀激烈与鼓角争鸣，尽在《秦帝国的崩溃——从沙丘之变到刘邦入主关中》一文。

公元12世纪的头30年里，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女真人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并一举灭亡了那个强盛时可以调集数十万强兵，实行汉蕃两制开明政体的大辽，让时人和后人倍感震惊。到底是女真人太善战，还是大辽自身出了问题？《契丹灭亡之祸首——辽末奸臣萧奉先传》将为您解答这个谜题。2017年11月清军已南下，明廷仍党争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之悲剧作者／仙侠小定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威宗（崇祯皇帝）在北京自杀以后，大明朝群龙无首，一些宗室成员在各方势力的辅佐下，先后在南方建立起数个政权，这些政权被合称为“南明”。然而这些人为了争夺皇位，全然不顾国家危亡，在动荡的时局里不遗余力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皇权战争”。正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内耗中，明朝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遍及全国的宗室

首先，我们从“南明”这个词语谈起。在清朝，人们提及南明时多用“胜国”“故明”“明季”等词，俨然不愿承认其历史地位。直到很久以后，“南明”这个称呼才逐渐流传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南明本身就是明朝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朝代；之所以称其为“南明”，是后人为了便于与崇祯之前的大明王朝相区别。再则，这些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这样命名倒也符合历史规则。

那为什么不用“后明”这个词呢？这是因为后明是孙可望在贵州时，向他献媚的一派为了拥护他做皇帝而拟定的国号，用在这里实在很不合适。南明与后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崇祯皇帝身死社稷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不知所终，这使南明爆发了严重的继统之争，多次内斗的结果是其根本无法团结力量一致对外。眼看局势混乱，某些藩王和实力派人物试图趁机过把帝王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导致各方势力火并，小势力被大势力吞并，大势力则被内耗消磨得丧失了锐气。如此急剧的损耗，对抗清斗争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藩王遍及全国，不管在哪儿都可以找到一个宗室成员拥戴为抗清领袖，这使抗清力量极为分散，很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加上大部分拥戴者存有私心，这些个宗室成员在他们手中就成了一个获取利益的工具。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再被满足时，宗室成员就会被实力人物抛弃，这点在郑芝龙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拥立宗室成员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积极抗清的势力中，宗室成员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在其号召下，人心得以迅速凝聚，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清军。虽然兼有自保性质，不过比起私利者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点夔东十三家可为典型。

总体而言，这种情况还是弊大于利的。它导致宗室成员之间长时间内斗，严重消耗了抗清的有生力量，客观上也为清军各个击破明军制造了良机。同时，这一情况强化了官僚对升官发财的追求。各藩在升迁人员的时候，不再看对方忠心与否，有志抗清与否，而是看他是否是属于己方利益集团。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再贤明的君王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南明皇帝谱系表

北京陷落之后，见于史籍记载的称帝者和监国，不论执政时间长短、所辖地域大小，前后计有安宗朱由崧、威宗太子王之明、潞王朱常淓、益王朱慈炱、绍宗朱聿键、鲁王朱以海、靖江王朱亨嘉、益阳王朱术□、韩王朱璟溧、赵王朱由棪、昭宗朱由榔、唐王朱聿鐭、益藩朱由榛、淮王朱常清、吴王朱容藩等人。

其中，韩王朱璟溧是否称帝颇有疑问，淮王朱常清则属史料误记。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郑成功、郑袭、郑经、郑克臧、郑克塽这五位明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南明摄政。

另外，蜀王、桂王、荣王也曾被臣子们试图立为皇帝。北京沦陷后，得到消息的蜀地官员就商量推立蜀王朱至澍为监国，但因受到巡按御史刘之勃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桂王朱由则是在弘光政权倒台后，一些人打算立他为帝，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得到了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于是只得作罢。荣王朱由桢却是因为奉天之变中一些官员和永历政权失去联系，才差点被拥立为帝，后因遭到劝阻而未成。拥立新君的较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殉国。

早在三月十三日，北京城破前几天，南京就出现了不祥之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知何故，明孝陵竟有人夜里大哭，闹得是沸沸扬扬，出现了很多谣言。夜哭原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地点有些不对，再经过有心人一造谣，闹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风声鹤唳到了怎样的地步，连一丁点经不起检验的谣言都能搅风搅雨。

这些谣言经过发酵，传到了右都御史张慎言的耳中。他听后感叹说：“这虽然是谣言，恐怕真应了眼下的情形。”虽然他没提应的是什么情形，不过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人们或许已经预感到明朝快要灭亡了。之后，邸报断绝，各种谣言越来越盛，大臣们是忧心忡忡。他们每次到议事堂不是拧着眉毛不说话，就是抬头看着屋子不停叹气，再或者就是用脚尖踢地，互相问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南京政坛气氛沉闷，官员们内心慌乱，完全没有了主心骨，更不敢在关键时刻承担起重要责任。反应南京市井景象的《南都繁会图》，仇士英（明）绘

不久，掌握实权的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决定率军北上勤王，但被掌翰林院事的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制止。姜曰广之所以强烈反对史可法勤王，是忧心南京的形势，他得知一些亡命之徒打算挟持饥饿的军队趁机起事。在他看来，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史可法走后南京很可能出事，因此得先把南京的事务处理妥当才无后顾之忧。

可以说，以姜曰广为首的部分文官把保卫南京的希望寄托在了史可法身上。至于南京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人——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领中军都督府事的南京守备勋臣，都被这些文官无视了。

而南京三驾马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将首都迁到了北京，但南京这个曾经的大明首都仍然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没有皇帝和内阁而已，不过这套机构基本就是个空壳。

在南京的署衙中，最有权力的是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领中军都督府事，他们分别由文官、宦官、勋贵担任。

当时的参赞机务是史可法，南京司礼监太监是韩赞周，南京守备勋臣是忻城伯赵之龙。可以说，南京的大局都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他们是这里的核心人物，重大决策都需要由他们共同做出。但三人中，身为南京文臣首领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南京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防部（南京）部长。虽然名字挂着一个“部”字，但其充其量只能叫国防部南京办公室。因为南京兵部仅仅是个空架子，里面并没多少官员，只不过这个办公室主任和北京兵部尚书一样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

是以，文官们以史可法马首是瞻等于是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宦官与勋贵的不信任。本来，留守的其他尚书和兵部侍郎等官员可以和守备南京的宦官、勋臣通力合作，然而固有的偏见妨碍了这种可能。文官们想要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意出头来承担领导救亡图存的政治责任，于是只能将同属士大夫群体的最高实权人史可法推上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只得留在南京，与其他官员协同处理南京问题。南京兵部内设机构图

很快，南京的高官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南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下令加强门禁，同时挑选5000士兵严加防护，以防止奸人闹事。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也加强了南京的护陵、防江工作。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还把粤东送来的饷金迅速发给了饥军，以稳定军心。这样一来，就没人敢再闹事了。之后，“禁讹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从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南京缺少一个政治核心，属于集体分工领导，文臣、宦官、勋贵各自为政，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战力。这种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在平时是非常管用的，但在国变的非常时期就会出现运作不灵的问题了。

几天后，退休南下的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皇帝根本没有死，有人在天津见过他。史可法以为皇帝无事，高兴地给姜曰广写信，说皇上现在已经坐船南下了，太子也偷偷从小路跑了出来。

我们清楚，得知消息的诸位大臣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四月十三日夜，有宦官前往内府称：北京于三月十七日失守，具体情况不详。在听到北京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后，留守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对着北方大哭，然后就触柱欲随先帝而去，撞得是头破血流。好在他最后被救了下来，不然后面的历史恐怕就要被改写了。

由于北京失陷的消息太过骇人听闻，在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前，南京官员不得不高度谨慎，继续探听北京的情况。后来，有北方官员称，三月十六日那天炮声隆隆，他还是假扮乞丐提着菜篮子出来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动荡的局势、匮乏的信息使南京各位官员很是坐立不安，最后他们决定借助算命来寻求安慰，于是占筮北京得到了“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结果。这次卜出的是泰卦的九三爻，大意是：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复，若能知此理，保持贞正，就不会有殃祸；讲信用，就会丰衣足食。

这一卦像显示是上地下天，乃阴阳交泰之像，在古人看来是非常吉祥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私以为可以解释为：天地颠倒，且波折不断。事实上，北京方面的形势也确实是一波三折，先是大顺打进来逼死了崇祯皇帝，后又是大清势猛赶走了李自成。

他们还为南京卜了一卦，得到的是：“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的上九之爻，大意是：不为王侯效力是高风亮节的表现。这一卦为上山下风，风受阻而聚集，进而导致了蛊的产生。既然蛊惑已深，已经无药可医，那就只能洁身自好了。这一卦颇合弘光朝的政局发展趋势，自阮大铖上台受到重用后，很多东林党的“正人君子”就纷纷下野求去了。

三月二十二日，史可法率领3000兵马准备北上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手下的人得知后，都吃惊地问道：“国家现在连个主人都没有，为何不在南京选一人立为皇帝呢？”史可法认同了部下的说法，如果国家无主，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政治号召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是选一个能被各方势力承认的人来当皇帝。那选谁好呢？史可法画像，取自清乾隆年间的《历代名臣像解》

如果只是单纯考虑血缘关系，自然应当由福王来继承皇位。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的党争中，东林党人把福王一脉得罪得狠了，害怕被报复的他们自然不愿福王即位，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里先简单地讲一下东林党的起源。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是万历年间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专门负责大明文官的升调选拔。他在得罪皇帝后，辞职归家从事讲学活动，而他待的地方就是东林书院，所培养的势力被人称为“东林党”。

万历时期，围绕着是否拥立明神宗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争国本”主线，明朝相继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疑案。这些争斗都牵扯到了福王和东林党。

争国本，其实争的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神宗最宠爱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朱常洛是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私幸宫女王氏生下来的孩子，而朱常洵则是由神宗最宠幸的郑贵妃所生，因此神宗并不喜欢朱常洛。根据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明神宗应该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继承人，可他迟迟不封，结果引起了大臣们的指责。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师各地都收到了一份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掉太子，拥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这份揭帖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称此书为“妖书”。但妖书作者是谁并没有人知道，朝廷只是草草抓了替罪羊不了了之。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打伤了守门太监。事情牵连到了郑贵妃手下的太监，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因此以张差被处死了事。

移宫案

移宫案发生在朱常洛服用红丸暴亡之后，传言郑贵妃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试图垂帘听政，于是东林党人逼迫李选侍移宫。

朱常洵被册封为福王后，并没有前往封地洛阳，而是一直在京城逗留，直到儿子朱由崧出生还未离开北京。大臣们对此十分不满，进而不断施压，最终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成功使28岁的朱常洵到封地就藩，当时朱由崧已经8岁了。在洛阳，福王父子平静地度过了27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福恭王朱常洵被杀，世子朱由崧成功逃脱。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被封为福王。

可以说，朱常洵一家与东林党结下了深仇大恨。正因为此，东林党人忧惧如果福王做了皇帝会重翻旧案，使己方利益受到损害。对他们而言，立血缘虽远但人却好亲近的潞王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这个想法很自私，也最利己，可以说充满了精明的政治算计。

潞王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孙子，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父亲、光宗朱常洛是同辈。其父潞简王朱翊镠是穆宗的第四子，与明神宗朱翊钧是兄弟。

朱常淓是位极有才华的公子哥，工书画、好古玩、会造琴、通释典。他书画极精，尤擅画兰花；还爱摆弄古玩，收藏了很多精品。他有一枚高僧的舍利子，一到昏暗的地方就会发出微光，还能根据体表的干燥与湿润来判断是晴天或者雨天。不止如此，他的沸水石放进水中水就会沸腾，他的碧草上竟有一茎长三寸、手指粗细、形似金色小龙的奇草。朱常淓擅长造琴，他造的潞琴非常有名；同时由于精通释典，他还得了一个“潞佛子”的外号。

潞王封地在河南卫辉，在国家潞王中和琴危难关头，他曾上书希望自选3000军士护卫当地，并捐万两黄金充作军饷，不劳朝廷出力，为此还得到了上面的嘉奖。正是因为能急国家之所急，他成了贤王的代表，可见东林党吹捧他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潞王虽有贤名，可他怎么都不像是救世主。他的手指甲长达六七寸（约20厘米），平时要用竹筒保护，可见其人养尊处优。因此，一些官员对潞王也是相当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就是个“中等资质的人，没看到他有多大能力”。

不过对于政治秃鹰来说，保卫既得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前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开始四处游说道：“福王是神宗的孙子，按照血缘亲疏当立为皇帝；但他贪婪、荒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政事，根本不适合成为国家领导人。潞王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儿，但为人贤明，可以立为皇帝。”这两个五品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由于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得到了被视为东林党魁的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的支持，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浪，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署礼部事吕大器等人也表态支持。不过雷演祚私下议立潞王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座师姜曰广詹事的呵斥，这也表明姜曰广对雷演祚的行为并不赞同。不过这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拥福派看来，拥潞派的做法无异于是在搞乱国家。时为漕运总督的路振飞就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他还写信给史可法说：“按照血脉顺序应由福王即位，请早定社稷之主。”

工科给事中李清也认为，如果立潞王为皇帝，定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在他看来，神宗皇帝在位48年，恩德犹在人心，怎么能弃孙立侄？何况该立的人不立，那还有谁能立呢？万一左良玉扶持楚王，郑芝龙扶持益王，各个藩镇都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不就没人能控制局面号召群臣了？何况潞王当了皇帝后，福王又该怎么安排呢？是杀了，还是关起来？这简直就是在鼓动天下藩王造反。

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又说：“光宗在做太子时，他就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光宗与熹宗、先帝都没有后代，那福王就是国家的根本。假使潞王能直接越过福王的话，这和福王能越过光宗就没有区别了，国家的根本又如何能够安定下来呢？”人们听了都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可见，拥福派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这么一个复杂的局面，着实让史可法大伤脑筋，显然，想让两边人马都满意并不容易。

史可法是怎么打算的呢？我们可以从姜曰广与史可法的私下对话中看出他的态度。当时，得知很多人打算拥立潞王为新君，姜曰广就跟史可法说：“哼！神宗皇帝的圣子神孙现在可都还在呢，他施行了长达48年的仁政，还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不能为了图拥立之功，我们就扶持潞王坐上这个位置。不然，以后恐怕也会有人跟着依葫芦画瓢。”史可法听后深表赞同，表示：“是啊，这可是会引发内战的，得按规矩来才行。”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姜曰广的大脑都很清醒，没有被利益冲昏。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拥立新君必须按规矩来，不然就会制造一系列混乱，惹出不少麻烦。

之后，姜曰广又说：“从现在的局面来看，恐怕跟重新创业差不多了，假使福王能听进臣下的忠言，便好好辅佐；若不能，就另想办法。”史可法听后说道：“当年那齐桓公听管仲的，国家就治理得不错，后来听易牙、开方的，国家就变得一片混乱。如今我们立了皇上，当然得由我们说了算，还怕他不听我们的？”

他们的谈话不小心泄露，传到了拥潞派那里，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史可法等人不得不放弃福王，另择合适人选。兵不血刃的政变

然而，暂时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拥潞派的劣势，毕竟现实问题摆在那里，按照明朝的皇帝继位法，怎么轮也轮不到潞王。根据血统远近，此时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三子朱常洵的儿子福王朱由崧，第二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三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六子惠王朱常润，第四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的继承序位连前三都没进。

既然第一顺位继承人福王朱由崧在品行方面有诸多不足，并引来很大争议，那就只好退一步，从神宗皇帝的后人中另择合适人选。作为一个有政治底线的人，史可法不是完全不顾大局的政治秃鹰，因此他决定按照规矩优先选择血缘更近的藩王，否则若是因为立了血缘远的藩王酿成更大的政治风波怎么办？他可承担不起这一政治责任！于是，史可法开始了艰难的抉择。

瑞王？对不起，他从封国汉中逃出来后还不知道在哪呢。就算南京方面知道他在重庆，那也很难穿越张献忠的地盘把他捞出来。选他太不靠谱了，还是继续在重庆躲着吧！

惠王？“道远难致”不说，而且他本人还“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这样的人怎么能即位？要是他真即位了，天天只顾着搞佛事，别的正经事都不干，那还得了？还是继续拜你的佛吧！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桂王可选了。于是，史可法在和高层密商达成一致后，就决定去见凤阳总督马士英。最终，两人达成政治妥协，毕竟不管从血缘上讲，还是从才能上讲，桂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桂王朱常瀛在离南京很远的广西，因此马士英特别嘱咐史可法：“你既然打算拥戴桂王做皇帝，那就一定要快！”谈好之后，马士英为了彰显自己在拥立新君中的功劳，决定邀请南京各部官员到浦口，向他们宣布这一决定。结果大臣们多不买账，只有吏科给事中李沾与河南道御史郭维经等少数人前往。他们回来后，就高兴地宣布说，凤阳总督已经决定迎接桂王了。

史可法方面也亲自写信告诉各位大臣：“既然大家对福王与惠王有意见，那就改立桂王吧。不知诸公对迎立桂王有什么建议呢？至于这潞王，我看可以像古代的兵马元帅一样，暂时借些兵马让他来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可法的良苦用心，他想办法基本满足了各方政治势力的要求，做到让所有人无话可说，只能点头赞成。

事先知情的姜曰广看到大臣们微妙的表情，立即淡定地用笔写道：“血缘与能力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立他的道理。这事儿之所以不敢让书生们知道，是因为桂王远在天边，而其他藩王多在淮北，我们担心这要被哪个有野心的人利用，定会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情。倘若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让别的藩王得到认可，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样，等我们死了，还有什么脸面见神宗的在天之灵？”众人读后，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了。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出了岔子。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史可法的妙计比不上形势的变化，姜曰广最担心的事情——野心家利用南京形势上演黄袍加身的故事，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在浦口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士英回到驻地凤阳后，听到了一个令他万分吃惊的消息：福王被手下拥戴为新君！这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跟福王有旧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四处串联，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以继承顺序最靠前为由决心拥戴福王朱由崧为新君。卢九德外号“胎里红”，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务。看到朱由崧现在落魄的样子，他决定为昔日主子的后人“雪中送炭”。卢九德之所以推福王上台，并不是出于尽忠，而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假使福王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卢九德再怎么积极运作也没用，因为根本得不到南京官员的承认。显然，福王更近的皇族血统给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机。他们拥戴朱由崧为新君后，立即将此事透露给了回到驻地的马士英。马士英看木已成舟，也不再反对。毕竟福王即位也算名正言顺，又有军队、太监在一旁扶持，假使自己这个高级文官加入拥戴行列，不仅能对福王集团形成一大助力，也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政治收益。

此时的史可法还不知道这些，他以为新君之议已定，不需要再为这事儿担忧了。接下来，他只需要在舆论上把福王的名声彻底搞臭，不让福王妨碍自己的大计，为桂王即位制造合法依据就行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举动：把东林诸公写的全面攻击福王的信件，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马士英。信中痛骂了福王一顿，说他有“贪、淫、不孝、虐下、酗酒、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罪，因此绝不可以立为皇帝。虽然此信在桂王即位后可以作为功劳簿，但即位的要是福王，那就成了罪证书。

果然，马士英拿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这可是史可法送给自己的天大礼物，有了这个，手中就有了筹码，有了筹码，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于是，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官员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已改换门庭，拥戴福王做新君了，并且得到了三军将士的支持。南京官员看后完全傻眼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过了好久，他们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卖了！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点头同意。这个转折，对南京官员的打击是沉重的，写有七大罪的信件更是被一些拥福派成员当成把柄，为后来一些签名官员相继退出朝廷埋下了伏笔。

关于福王即位的经过，以上是当事人姜曰广讲述的版本。给事中李清的记载，却与此略有出入。李清说，北京失守后，按照血缘亲疏，应由福王即位，但江南的各位大臣都担心福王即位后追究“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事件，所以主张拥立潞王，这样不但能解脱罪名，而且还能邀功。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演祚、礼部郎中周镳这些人都是积极支持者，只有“逆案”中的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不可。福王听说这一消息马士英后，担心自己不能上位，就立即召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前去拥戴。刘泽清原本是支持立潞王的，但他听到风声后，知道自己的兵力敌不过这三人，就转换阵营，改为拥戴福王。接着他们和马士英等人歃血为盟，拥福王为新帝。南京的各位大臣并不知道此事，还替福王列了七大罪让史可法转交马士英。

在李清的版本中，姜曰广成了拥潞派，这与姜曰广自己的说法有些出入。当然，就后来的情势发展来看，基本上人们都认为他是拥潞派。姜曰广在《过江七事》中对自己的辩护，显然是有意隐匿了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在这个版本中，还出现了阮大铖的身影，但具体情况不详。当然，阮大铖也确实是支持福王的，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与李清和阮大铖的自述相比，民间流传的版本就绘声绘色多了。不仅详细描述了阮大铖和马士英怎么拥戴福王上台，还将阮大铖描绘成了谋立的主角，可见东林士人对阮大铖有多痛恨。

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中就说，阮大铖得知各位藩王来到南京避难后，就特意勾结诚意伯刘孔昭和凤阳总督马士英，派杨文骢拿着一张空头文笺去撞运气，遇到哪个王就“填写迎之”。结果杨文骢在淮河之上遇到了福王，于是就拥戴朱由崧为新君，打了史可法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个说法十分儿戏，用空头文笺拥戴宗室就是最大的漏洞。按黄宗羲的写法，随便找个宗室挟持一番南京高官就能立为君王，这显然是不懂政治的外行话。

崇祯皇帝殉国以后，由于留都南京还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严重违反政治秩序的事件。像后面即位的唐王、鲁王，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即位，能即位的人选范围不会超过五人。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则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阮大铖痛恨东林党人，为了报复他们，私下跟马士英说：“我对东林党人恨入骨髓，如果不把他们杀光，那我就不用在这儿混了。幸好在淮安就有一个东林党的世仇，如果将他立为天子，那东林党人一定会被杀光！”马士英问：“谁跟东林党是世仇？”阮大铖说：“自然是福王。当年福王还没出藩就被东林党人排挤，先后出现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各种诬陷，贵妃和福王深受荼毒。如今世子在淮，如能迎接他做皇帝，那他一定会报旧仇，这样东林党人就会被杀光。”马士英说：“国变之后，桂王、惠王、瑞王都还在，而福王世子名声又不好，大家都不愿意立他，怎么办？”阮大铖说：“南都的兵权可是掌握在先生的手上，你可以说军队想要立福王，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不敢再说啥了。”马士英听后是大加称赞。

张岱的这个记载，大概是东林党或亲东林一派的想法，有着明显的主观色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阮大铖在背后策划，马士英怎么会想到利用军队来扶持福王？而且阮大铖得势后报复东林党人的举措，也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谋划已久的阴谋。这简直是把阮大铖当成是天下第一流的天才导演了。如果阮大铖在野时就这么厉害，那入朝后他岂不是可以一手遮天，肆意妄为？只可惜，历史证明，阮大铖上台后固然很厉害，也想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但显然皇帝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张岱等人出于对阮大铖的痛恨，故意夸大其耍手段的本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

西亭凌雪的《南天痕》则说，福王刚到淮安时，因为比较穷，就用手中的金印去偿还赌博欠下的债务，结果这事被马士英知道了，他想办法拿到了这枚金印。阮大铖听说后，就献策道：“国家有难，先立国君的人功劳最大。眼下，这天下的清议都掌握在史可法手里，而你却手握重兵。如果你不能早点谋划，以后肯定会受制于人！照我看，不如把黄得功、刘良佐他们拉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史可法也无可奈何。之后，我与先生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马兄，我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一切都看你的了！现在福王离你最近，你得赶紧去看看啊！”由于马士英并不方便亲自出面，于是他派自己的外甥杨鼎卿去见福王。这时福王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救星，因此相谈甚欢。就这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福王为了摆脱困境，答应了做新皇帝。随后，马士英联系魏国公徐弘基，表示自己已经拥戴福王。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记载和其他史料颇为不同，比如马士英获得金印的经过，阮大铖在幕后的谋划等等。当时的朱由崧确实是贫困潦倒，还受过潞王的资助，但也不至于为了还赌债把金印卖掉。这言下之意，是说他因为赌博而潦倒，暗示福王是个无药可救的赌徒，攻击意味十足。

钱秉镫的《南渡三疑案》就讲得更扯了，直接说有居民藏有福王印，结果被不认识世子的马士英当成福王，拥戴为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造谣了，等于公开指责福王是假冒的。

关于福王真假的问题，顾诚先生已经在《南明史》中做了分辨。书中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同年，河南巡抚高名衡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该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从洛阳逃出来的明代亲王府机构设置图福王府官员、侍从共209名，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以及“王亲”邹存义（福王妃邹氏之弟）等人。有这样一大批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要说朱由崧是个假冒的福王世子简直是奇谈怪论。崇祯帝也对亲叔叔的遇难深表关切，弘光朝吏部尚书（崇祯朝刑部尚书）徐石麒在奏疏中说：“福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二内侍验审含殓。”崇祯帝还让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携银赴河南慰问福王世子。洛阳再陷后，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因为穷困曾向潞王朱常淓借银，后来又一道南逃淮安。这些材料都证明，从洛阳被农民军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员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朱由崧福王世子的身份。这说明，福王不可能是冒牌的。

还有个问题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福王是自愿当皇帝的，还是被迫当皇帝的。

按照可信度最高的高官姜曰广的记载，拥戴福王这事与太监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才是推立福王为新帝的首功之人。立场中立的李清则说是福王害怕当不了皇帝，私下主动串通军头让他们拥戴自己。这两则流言在当时流传甚广。黄宗羲、张岱、钱秉镫这些人的记载则都重点描述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私下谋划，但福王是被迫做的皇帝，还是自愿做的皇帝，就没讲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倒是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直接说，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可以利用，就跟军方联系推其为帝，“必欲立之”。“必欲立之”带有明显的强迫意味，和《明季南略》提到左良玉频传警讯时，弘光皇帝埋怨马士英强迫他做皇帝倒是互为照应。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福王不愿做皇帝的记载不止这一条。时人谈迁就说，朱由崧曾给内阁大臣下过一道谕旨，说：“朕不是贪图大位，请诸位爱卿不要再推举我，‘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从行文揣测，这似乎是他在被拥立时下的谕旨，此记载倒是可以和《明季南略》相照应。按理说，福王当时穷困潦倒，还找潞王借过银子，在无法保障生存的情况下，对于能改变命运、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事情，是不可能拒绝的，即使要谦虚推辞，也不应该说出“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这种话。不过谈迁是大历史学家，又是明末清初人，不至于去捏造一道莫须有的皇帝谕令。

时有小说《樵史演义》，里面如是形容：“马士英强朕做皇帝，如今事出来了。君臣聚会，快乐得一日便是一日。且莫管他。”一副昏君形象跃然纸上。

当事人黄道周的记载也颇值得重视。他提到，弘光皇帝曾表示：“朕无意大宝，诸臣张为之。今日何以措朕意？”朱由崧的后悔之情显而易见。黄道周作为比较忠实于历史的朝廷高官，在这种重大事件上不至于会弄错。

最夸张的是，朱由崧不愿当皇帝的事还传到了国外。当时的墨西哥总督帕莱福就记载道：“这个具有才能的王子曾拒绝执政，不愿坐上那雄伟光荣的宝座。但曼达林敦促他，他的士兵向他保证一定能取胜，最终他同意戴上皇冠，尽管他预见其重量会把他压得粉碎。”“（清军进入南直境内后）他感受到皇冠的分量，深悔当初没有坚拒登上宝座。”

从以上史料可以发现，把控舆论的江南士林，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不惜往拥福派身上泼脏水，为后人研究制造了不少障碍。通过种种史料，我们知道马士英等人确实主动参与了拥戴福王的行动，而福王很可能一开始不愿称帝，是以登基后又后悔不已。但他到底是被强迫上位的，还是自愿上位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只能说，朱由崧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一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遇上了对的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当然，对于以上说法，可能也会有人质疑：为什么他开始时会拒绝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险恶，福王好不容易躲开危险逃到淮安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追过来。他若接受了皇位，很容易成为靶子，所以担心害怕。二是他自己手下没有可信之人，当上皇帝也无法左右朝臣，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因此很是犹豫。不过，由于福王实在贫困，生存都成问题，为了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在得到拥福派的保证后，最终改变了主意。当然，在清军南下后，他就又后悔了。然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法承受这种政治重压，那就只有被压得粉碎。

李洁非先生的说法也非常值得注意，他认为：“他（福王）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自从在洛阳落难后，福王一直四处漂泊、寄人篱下。正在福王一筹莫展的时候，拥福派找上门请他去当皇帝。在马士英的利诱下，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去南京当了皇帝，这样做起码可以摆脱流浪困境。说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是指他没有什么立场，也不够坚定，只会察言观色、顺势而为。

这番交手，本来占据政治优势的东林党人惨遭挫败，而处于劣势的马士英等人却打了个翻身战。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拥福派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军方和政治同盟的支持。无论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还是卢九德这样的地方军头、太监，还是李沾、刘孔昭这种待在留都的非主流派边缘文臣与勋贵，都坚定地站在了马士英这边，力量远超过以留都文官为主体的主流派官员。再则，主流派官员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意见不一，有拥桂的，有拥潞的，甚至还有人夹杂着别的看法。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松散政治同盟，对上一个分裂的留都文官群体，前者毫无疑问更有胜算。

二、马士英的坚决果断与主流派文官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马士英虽然加入拥福派比较晚，但很快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了拥立福王的关键人物。反观主流派，既缺少军队支持，也没能根据局势变化做出应变，甚至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三、福王比潞王更有优势。根据学者司徒琳的看法，虽然有人因担心崇祯的儿子出现时无法即位而反对立福王，但不少人赞成以血统为客观标准拥立近在咫尺的福王；至于潞王，真正拥戴他的人很少。

正如《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是当时形势下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洪业》甚至认为，福王在这场选“贤”还是任“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史出马入的剧变

福王得到马士英和军方拥戴的消息传出后，九卿科道及内外守备连日召开会议。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看大家都不说话，就拿着簿子说：“既然各位大臣都对立福王没有意见，那就请大家对着北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吧！”就在这个时候，姜曰广突然提出异议，说：“此事万万不可，既然是为天下人立君王，就不能这样草率，等到明天早上祭告之后方可行事。”众人听了都表示同意。然而姜曰广完全没想到，这样做会被别人扣上反对福王的帽子，也让他在福王那里留下了一个不肯拥戴自己的糟糕印象。

马士英闻听此事非常高兴，拥立福王虽是大功，但不代表一定能成。早先史可法把攻击福王的信件交到了自己手里，现在姜曰广又不肯在拥立福王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大的把柄被他抓住，岂能白白放过。掌握博弈主动权的马士英，迅速派兵护送福王直抵浦口，并发文宣称：“我听说，南京还有人对新君人选有异议，我只好率领五万大军驻扎江边，以防意外。”马士英以出兵相威胁，是料定南京的文官拿他没有办法，同时也可借机树威。

在四月二十七日的集议中，发生了不小的混乱。署理礼、兵二部印的兵部右侍郎吕大器不顾马士英大兵压境，迟迟不肯下笔。吕大器的这种态度，使一些官员极度不满，吏科给事中李沾就当面痛斥他：“谁要是还有异议，那就去死好了！要知道，论典礼，最重要的莫过于尊君；谈军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卫主君。福王按照伦理应当即位，这还有什么好异议的？现在大家都没意见，就你一个人不同意，信不信我用你的颈血来溅湿大家的衣裳！”郭维经、陈良弼、朱国昌等御史也纷纷出面痛斥吕大器，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更是出言呵斥众人不要动摇，还有人趁机质疑姜曰广不想迎立福王。

魏国公徐弘基也借机向史可法发难，痛骂史可法可杀。姜曰广听到后非常气愤，他慷慨陈词，激动得连胡子都炸开了，勋贵大臣则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就在这时，李沾又开始大声咆哮：“如果你们今天不同意让福王做皇帝，那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刘孔昭更是做拔剑状，连声喊道：“大家一起死！一起死！”气得姜曰广大声呵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如果是迎立新君，昨天已经定下，况且按理本该如此。外面大军压境，谁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

后来姜曰广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福王官邸有人在秘密监视这里，此番吹拉弹唱只为演给对方看，以示自己也是定策功臣。集议最后，姜曰广起草了文书，吕大器又哭着写了一遍，以福王告庙。事毕，哭了许久的吕大器还愤愤不平地说道：“为了捞功，人竟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二十九日，御史祁彪佳在拜谒完孝陵后，特意问姜曰广：“勋贵在骂文臣时，提到你不想迎立福王，是不是真的？”姜曰广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辈享神宗四十八年太平之福，现在不立他的后人还能立谁？”

三十日，福王穿着角巾葛衣坐在船上的床榻上，先后会见了勋贵与九卿科道。当时，他旁边除了旧枕头和破被子外，就只有穿着布袍葛履的宦官田成等人在旁侍候，可以说非常潦倒。在谈到国事时，福王流涕道：“国家大事，还要仰仗诸位先生来主持。至于迎立，本王绝不敢当。自播迁以来，国母（福王嫡母）尚无任何消息，所以本王未带宫眷，只想在浙东选一僻地暂居，以便迎奉国母。值此国难之时，何以忍心谈迎立之事？”

听了这段谦虚的话后，官员们就开始做起美梦，认为福王是个很容易操控的人，是为国家之福。于是姜曰广就说：“论亲论贤都没有谁能和殿下相比。”接着他就带有警告意味地说：“但愿殿下他日不要忘记今日之难。”福王哪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赶紧不再推辞：“本王明白。既然诸位先生谬推本王，本王哪里还敢再拒？”

不过退出来后，高弘图和姜曰广还是忍不住问史可法：“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福王？”可见南京高官到现在都搞不清新君人选的变更过程，史可法是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被马士英出卖了。

五月初一，福王到达南京后直接更衣去拜谒了明孝陵。在拜谒的过程中，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前去途中，手下官员要他从东门的御道进，可是他却拒绝从御道进，而是从西门进。祭拜完明孝陵之后，福王又在享殿上徘徊了一会儿，然后问懿文太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的陵墓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在那里驻足良久。

拜祭完后，各位大臣前往内守备府进见福王。福王本想回避不欲见人，但是史可法却说：“大王不要回避，应当正面接受。”于是福王只好接见了各位大臣。

大臣们见到福王后，便开始商量朝政，但过程却十分混乱，毫无秩序。史可法当众要求福王：“大王应当身着素衣亲赴郊外，以发动军队北伐，向天下展示报仇雪恨的决心！”此话大义凛然，堵得福王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之后，又发生了灵璧侯汤国祚因为军饷问题而闹场的事情。最后，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奏道：“纪纲和法度是朝廷立国的根本，只有纪纲明、法度修才可以团结人心。先圣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颁帝号以正名。”同时，他还提到了要注意用人的问题。福王对祁彪佳的上奏非常满意，还专门问韩赞周这个人是谁。

结束后，史可法邀请众大臣商讨福王理政的具体事宜。初时，有人想模仿宋高宗，让福王做兵马大元帅，但被祁彪佳否决了：“元帅不过只是个官衔，而且没人授予，还不如直接称监国。”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官员的支持，因此他们决定用195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桃花扇》内页，反映的黄金铸造一个“监国之宝”。据说这是福王监国还是称帝的争议个“监国之宝”用了50两黄金、30两白金铸成。

第二天，百官劝进，福王谦虚地说：“人生应以忠孝为本，本王大仇未报，是以不能事君；父王遭难而国母又无消息，乃是不能事亲。虽说富贵是人之所望，贫贱是人之所恶，然从道义上却不可如此。”接着他又说道：“太子与永、定二王或在贼中可至，且桂、惠、瑞三王皆乃本王之叔，各位先生可择贤而立。”说着，他垂泪不止，下面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形也有忍不住哭泣的。不过在李沾提出“朝班上应该严肃”后，官员们又纷纷劝进。

退朝后，张慎言突然提出：“不如直接让福王登上皇位，这样还能慑服人心。”史可法却说：“太子存亡未卜，如果北边的将领挟他南来，那该怎么办？”听了这话，刘孔昭很不高兴，认为史可法还不死心，对皇子逃出围困抱有希望。虽然史可法的本意可能只是提醒众人，万一崇祯之子突然来到南京，该怎么做才比较合适；但对立福派来说，这话就太刺耳了。于是，刘孔昭痛斥道：“现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谁还敢再改？还请大王能马上正大位！”史可法只好说：“再缓几天也无妨。”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先监国，后登基。

到了初三这天，福王终于点头，被立为监国。同一时间，朝中传出了福王很快就会称帝的消息。负责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卿何应瑞给祁彪佳说：“听说福王后天就要做皇帝了！”祁彪佳很是吃惊，赶紧去问南京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张慎言，结果对方一点儿也不知情。祁彪佳问他：“你怎么不主持这事儿？”张慎言回答道：“昨天我就提议福王应该直接登大位做皇帝，可是你们谁都不同意，那我就不管了！”

谣言传得是沸沸扬扬，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万元吉把人们的议论告诉了史可法。史可法得知后，后悔地说道：“外面都在说我阻挠福王登基，恨不得杀了我，我后天就劝他登基称帝如何？”祁彪佳劝道：“若是直接登大位还可行，但今天才监国，后天就当皇帝，简直是把登基当成儿戏！何况江北的各位将军劝进表都还没送到，众人一定会耻笑你没有定策的功劳。再说监国这个名号也很正统，更能彰显大王的贤德。现在君臣的名分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最好是等到先皇发丧后再说，那时候恩德已经散布到了每个人身上，大将也衷心拥戴，这才是最好的时机。”吕大器也说：“原来商议的是六月初，到时已经服完丧了，时间正好！”史可法听后觉得有理，也没就有再提这事儿，于是又一次错过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

这天的朝会结束之后，史可法立刻会同大臣推选官员。由于新朝廷刚刚建立，很多事情才开始运转，许多人对会推的程序并不了解。做过河南道御史的祁彪佳对此很有经验，就协助史可法促成此事。祁彪佳看到五军都督府的人都在现场，为了能够让文武官员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就说：“本来推荐文臣，五军都督府是不能参与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不妨参与进来。”谁知道，刘孔昭竟然趁机要求自己进入内阁，结果却被史可法以“本朝没有勋臣入阁的例子”为由一口回绝。刘孔昭又说：“就算是我不行，那马士英为什么也不行？”最后经过商议，马士英顺利入阁。

不过，马士英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虽然进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凤阳总督的本职还是没变，等于只是加了一堆虚职。这让马士英很不爽，于是他转身就把史可法等人先前写给他的七大罪密信交给监国朱由崧，并带兵觐见。针对福王监国后，马士英仍是外放总督，没有进入行政中枢这一情况，李洁非先生认为，这正说明福王和马士英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政治交易，以致大感意外的马士英率兵逼宫。

南京文官被他捏住把柄，福王又受他大军威胁，马士英就这样强势回到了朝廷。不久，弘光朝廷为了江北四镇的督师人选事宜召开会议。在会议上，新任司礼监太监韩赞周表示：“马士英大人宏才大略，是做督师的最佳人选。而史可法大人的性格则适合在中枢做事。”听了这话后，马士英很不高兴，他说：“我过去付出太多，累得要命，现在已经是精疲力竭，完全没有办法再去效劳了。史可法老先生屡建奇功，淮安的老百姓都仰慕他的威名，盼他就像是盼望着自己的父亲一样。史老先生如果不去做督师，那又有谁能够去做呢？再者，我管理部队不太严格，士卒很容易打搅到人民的生活，而史老先生却是名动江淮，如果他能在外面好好经营，而我在中枢调度听命，还有什么不会成功的？”

有把柄落在马士英手中的史可法，不愿意和他正面冲突，就说：“马大人过奖了，不管到哪儿，先生尽管差遣，我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马士英听了自然十分高兴。能不高兴么？若要硬碰硬，马士英还真不敢说自己是史可法的对手，史可法能主动让步最好不过。

不久，朝廷就进史可法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了一堆虚衔之后，让他督师淮扬。就这样，朝廷的中枢大权落入了马士英手中，史可法被暗中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朝廷的局势为之大变。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诸生开始闹起来了，公开抨击“当年就是因为秦桧在朝中掌权，而李纲却被流放在外，北宋才被金国所灭”。这话说得有些问题，李纲不受重用与北宋灭亡和秦桧实在没什么关系，那时候秦桧并没有掌权。但是这一论调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人们拍手叫好，在朝野上下传诵。不过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史可法被疏远的命运。

在内阁拟定新朝年号时，官员们定了“定武”与“弘光”两个备选。在拜天过程中，福王根据指示，最终得到了“弘光”。张慎言得知结果后，竟然摇头道：“‘光’字上‘于文为火’，清朝的‘顺治’，都从水，水能克火，实在是不吉利。”我们知道，事情的发展确如张慎言预言的那样。后来，谈迁还感叹道：“朱元璋曾让刘伯温作《烧饼歌》，里面就提到‘遇顺而止’，如今李自成伪称‘大顺’，清朝称‘顺治’，岂不是应了他的结果么？”从唯物角度来说，实现国家中兴不靠自己努力，却迷信算命，悲剧的结果几乎注定。

不管怎么样，新朝廷的建立，确实给了不少人希望，不但稳定了人心，还认为复国有望。文人欧主遇就写了一首很有气魄的诗：

君不见宣王北伐振周室，自将王旅命师律。

卿士虎臣佐中兴，文兼武事惟尹吉。

又不见邺侯谒帝灵武时，衣袍紫白动相随。

收复两京有长策，天下无寇早为期。

我皇圣武雒阳起，缵绪金陵咏丰芑。

愿得熊罴不二心，言驾六飞西北指。

君家簪笏旧盈门，君为二邑利盘根。

欲成国史传先业，欲请长缨灭祲氛。

据鞍矍铄谁为右，报国世恩恩复厚。

击楫中流先着鞭，誓吉同仇吾敢后。

这首乐府诗，以周宣王和唐肃宗中兴故事为例，表达了对弘光中兴的热切期盼。

弘光中兴似乎指日可待，西班牙墨西哥总督帕莱福，对弘光皇帝的评价就极高：“行事温和持重，没有忽视树立和提高威望。他的理政卓有成效，与暴君的行径完全不同，所以他日益受到爱戴。”

对于“弘光”这个年号，帕莱福的看法跟张慎言不同，他认为：“弘光的意思是辉煌。他的统治本应更加昌盛，以证实他的头衔，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君王。他一即位就尽量保护他的国家和百姓，为各省提供紧急需要的东西，在城镇和要地设置并修复壁垒，还特别注意保护道路，阻止敌军通行。军队方面，他挑选青壮年组成军队，派遣有经验的勇敢将领指挥。百姓方面，他给予他们更多权利，大大开恩于他们。为得到民心，他的行为与中国过去的帝王很不相同：每当国家有重大行动，他总是以身作则，既教导又鼓励他们。这让他得到了百姓的赞同，他们如他期望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

从这个记载来看，欧洲传教士在给墨西哥方面的报告中，对朱由崧的评价很高，乍一看简直就是一位圣君，这和中国的记载很不一样。只是这些说法是怎么来的，传教士是从哪里听到的，我们无法得知，因为国内似乎并没有相关历史记载。分化宗室的手段对宗室的安置

由于一些宗室成员在定策纷争中卷入得太深，倍感不安的福王朱由崧一上台就针对宗室采取了诸多措施。当然，稳定政局，加强对宗藩的控制，让宗室管理回到熟悉的轨道，也是大臣们的共同愿望。因此，在福王监国第一天，发布的监国谕里就提到：各地巡抚、巡按应当为流落到当地的宗室成员就近修葺行馆，并提供经费，以体现朝廷爱护宗室的美意。当然，得到经费后，这些人就不能如现在这样随意走动了，要受到当地官员的监督。监国谕还提到：因罪而被幽禁在高墙中的王府宗室，如果查出是情有可原，可以奏请宽免。根据这个政策，后来称帝的唐王朱聿键才得以出狱。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监国福王称帝，他在发布的大赦诏里对宗藩问题做了进一步指示：流落到各地的宗室成员，不得在南直隶设立封地，浙江的台州、处州，福建的邵武、汀州，广东的南雄、韶州都可以酌情商议；留在南京的宗室，则按时发放资费；停止宗室换授（酌其才能调任官职）。与监国谕相比，大赦诏下达的旨意更加具体：一是对藩王的封地做了具体规定；二是规定停止宗室换授。到了这年九月，宗室换授果然叫停，齐藩的宗长朱知墭等人要求换授就未被批准。

福王登基后，对先前发生的皇位之争有着很深的印象。能不印象深刻么？明明是大明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竟差点被某些政治势力给排挤到一边去了，这让他心有余悸。他清楚地知道，虽然现在坐上了皇位，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万一有人不甘心失败怎么办？他必须提防这些人利用潞王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举动来。虽然潞王对自己还不错，但不错归不错，防范还是得做。先前的皇位之争潞王虽是被动卷入的，但只要他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金镶玉佩，明代挂饰，荊敬王及王那情势会怎么变化还真不好说。妃墓出土，湖北省文化厅收藏

因此，在弘光皇帝登基的第四天，也就是十八日，马士英就将目光瞄准了宗室。针对新皇帝的忧虑，他体贴地奏称：“各藩封国现在多已丢失，恐有奸人趁机挟持藩王，这样会对社稷不利。臣建议，当把他们接到南郊。”奏章递上去没多久，弘光皇帝就下令，让御史周一敬护送潞王到杭州居住。之所以加派御史保护，就是怕潞王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说不清了，他并不愿意背上杀害亲叔叔的黑锅。把潞王给安置到杭州后，弘光皇帝就放心多了。

朝廷与弘光皇帝对潞王虽然客气，但对他手下就很不客气了。朝廷专门下旨，要求潞王约束手下，就是怕生出什么事端。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潞王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在二十八日这天，其手下宦官在拜会祁彪佳时，特意提到朱由崧遇难时，潞王是如何鼎力协助的。可见，潞王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在官场上进行周旋，并试图表明自己跟当今皇帝关系很好。

不过，潞王虽然表现得很恭敬，但马士英还是会不时找机会在皇帝那儿给他上眼药。一次，马士英在跟皇帝谈事时特意提到潞王，结果弘光皇帝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这话一出，马士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显然，弘光皇帝不打算继续纠缠这个敏感话题，毕竟潞王表现得恭敬又顺从，还对自己有恩，他并不想做得太过，好歹他们都是宗亲。

崇祯十七年六月，旧居南京的齐庶人朱知墭等人被要求随班朝谒，位列勋臣之后。这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既然是帝都，朱知墭等人就应该迁走，让他们朝谒是“非礼”；为此，礼部尚书顾锡畴还成了箭靶子。可以看出，攻击宗室是假，借此事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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