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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志良 徐兆仁 主编 张云飞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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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家试读：

出版者言

中国正在奔向现代化，奔向文明和富裕。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悠久而灿烂、源远而流长的传统思想文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推动力。

作为华夏子孙，传统思想文化始终奔流在我们的血液里，脉脉融汇于我们的骨髓之中。我们中国人，小至黎民百姓的日常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价值追求，大到国家的治国安邦策略，外交军事战略的选择、制定，等等，都深深地打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今天的我们，对于和自我生命已经融于一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从感情到意识层面，都变得疏离和陌生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大部分人都是停留在饮食男女的物质层面，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多，真正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深刻了解的少，那些真实体会到其内在价值意蕴并从中受益良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兼容并包，对于世界多元文化保持开明开放的心态，似滔滔江河不弃涓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个特点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穿越五千多年的时空阻隔，历尽艰险，保存至今。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这一点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强劲生命力和巨大社会整合作用的明证。

对于中华文化，无论我们是赞美还是诋毁它，它始终沉淀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底层，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

看待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既要看到其超越时空价值的精华内容，也要看到其中不合时宜、僵化落后的部分。事实上，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不断突破时代局限、不断汇集涓流而滚滚向前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对于我们来说，传统思想文化既不是梦魇，也不是光环，把我们今天的成败得失归罪或者归功于传统文化，给它差评抑或点赞，都不是学习和认识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传统思想文化是祖宗创造的，它代表的是逝去的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而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应狂妄自大。

我们需要了解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自己。“认识你自己”，这句镌刻在古希腊神庙上的箴言，揭示了我们寻找所有人生问题答案的途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只要足够真诚勇敢，当经历过重重风雨磨难后，痛定思痛，一定会反观自身，从自己身上寻找力量和出路。

马克思曾经说“反思”，也就是反身而思，这是一道“普照的光”，它是唯一把人类从混沌的畜群意识中超拔出来的力量。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物质文化日渐发达，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日渐提出更高的要求。富而不贵的痛苦在全社会弥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需要“认识你自己”，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智慧，从中西思想文化融合中发掘力量，从而建设出属于时代精华的有着高远意境和价值追求的中华新文化。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它们在关注中国、惊叹于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一定会对产生和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兴趣。而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更应该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蕴藏在我们日常饮食起居之中同时又超乎其外的传统文化的内核系统，即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在传统文化热重新兴起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应该说适逢其时。

目前传统文化类的书籍出版正热，但是大部分内容局限于饮食男女等物质层面，其次就是诗歌文学类的图书居多。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古文和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文字差别太大，单是古文阅读这一关，除了大学中文、历史系的学生，一般人都已经很费劲了。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对传统文化仅作心灵鸡汤式解读的图书，对传统文化普及有一定益处，但是已经大大降低了传统文化历史意蕴和价值水准，如果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反而不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需要出版一套既有较高学术水准又能让普通读者看得懂的传统思想文化丛书，全面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系统即文化价值观念系统。要用通俗的笔法、优美的文体，向寻常百姓人家系统、通俗、酣畅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博大精深。

这套丛书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自信，写出了各家思想的亮点，可以与现实共参，启发现代。历史走到今天，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果，使我们对于很多问题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对于东方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优缺点和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走向，都大体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套丛书体现出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说我们老祖宗的一切都好，而是说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时代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起点。

本套丛书共计十本，包括《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中国兵家》，可以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景式展示。

本套丛书作者在撰写书稿之时，大多还是在读或者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如今，他们均为各自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高水准的专业作者队伍，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

读者诸君，藉此以往，因枝以振叶，沿波以讨源，必能深入国学堂奥，获取真知灼见，锻造无量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导言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农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1]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农家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思想流派。它以重农思想为理论核心，参与了百家争鸣。许行为其主要代表。他主张“平等劳动说”等进步观念，遭到了孟子等显学人物的反对。在以稷下学派学者和吕氏门客两种面貌示人后，农家人士在社会上又以农学家的面貌示人。重农思想、民本主义、农业管理和生态农学是农家思想的四个基本构成要件。农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历史资源，有助于我们增强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首先，农家要求人们将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将发展农业摆在首要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农家的重农思想的基本含义。由此，“农本商末”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国策和重要的价值取向。即使在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的今天，中国也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要位置。这一思想还远涉重洋，对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专门撰写了一部名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著作，表达了他对中国重农思想的向往和崇敬。

其次，农家要求统治者尊重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物质利益，要顺应民心、爱民、尽民力，运用生态农学的办法来调动民力。这就是中国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基本含义。由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贵君轻”成为一种至少是口头上为大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民本主义思想对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也有重大影响。在由魁奈指导撰写的《农业哲学》一书中，赫然印有中国皇帝“耕帝籍田”的形象。皇帝亲自耕种的主旨也就是要体验农民耕稼的艰辛，而“耕帝籍田”是农家的重要主张。

再次，农家要求将农业管理作为传统国家行政体制下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求大大小小的官吏都要抓农业生产，要运用生态学方法来管理农业。这就是中国农家的农业管理思想的基本含义。因此，农业管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充当着农业管理者的角色。

最后，农家要求在农业生产中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注重利用事物之间相生相克的生态关联来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农家生态农学思想的基本含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农业模式。这种有机农业已具备了现代生态农业的雏形。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其生态和科技价值。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是从一篇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论文开始的。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对中国古代农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出了《中国古农书考》这样一部专门的农学史专著。1909年春，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 金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和出版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对中国古代的生态农业模式推崇备至。

今天，研究中国农家的产生、流变、思想和价值，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2]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因此，我们要以中国农家思想为历史资源，为人类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文明尤其是生态文化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而不是简单地向传统农耕文明和传统乡土文明回归。[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05-19.[2]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4-09-25.

第一章 以农立国——中国农家的历史定位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有识之士们“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百家争鸣时代。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科学技术内容丰富，以农为本的思想也发端很早，因而，中国农家作为一个特定的“音部”也加入百家争鸣的大合唱中来了。正如任何思想文化学说的出现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样，一定的思想文化流派是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土壤之中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就为农家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都江堰的建成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中国农业生产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生产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正是由此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的主人，人类主动干预大自然的行为正是由此开始的，这无疑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项壮举。关于人类早期农业生产及其技术起源的证据，大都湮没在了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洪荒时代了。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嫘祖”开创了“农”“桑”，这说明我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有关农业起源的断定只能根据地下发掘的有关材料。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学成就，我们大体上可以对我国农业起源的状况有一个宏观把握。例如，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郑裴李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农具，在男性的墓里发现了松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以及石斧等生产工具，在女[1]性的墓里发现了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在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400多个窖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88个堆存谷物的窖穴，现存堆积厚度在0.5～0.6米区间的有40多个，厚度在1米以上的有20多个、2米以上的有10多个，以穴底平均面积1.2×0.7平方[2]米计算，估计储粮达65吨。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迄今已有69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第四文化层400多平方米的探层中普遍发现有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厚度平均在0.2～0.5米区间，最厚处超过1米，折合成稻谷约为120吨；这些稻谷以籼米为主，也有粳稻。该遗址还出土骨耜170多件，它们主要用于挖水稻田、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7000至8000年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江南某些地区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而且农业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经过夏商周三代，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农业和农业技术进入了一个“猛进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跃进以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为主要标志。我们知道，生产工具不但是人的理性和能动性的确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尽管我国的冶金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青铜器主要是用来制作祭器和兵器的，而只有冶铁技术的发展才真正彻底改变了农业的面貌。我国迄今最早的用铁遗迹，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3]的“铁刃铜钺”；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铁农具有：陕西雍城秦古都春[4]秋中期贵族墓中的铁铲，湖南长沙楚墓中的铁铲、铁口锄等。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相继发明了生铁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和炼钢技术，这些技术发明改变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这一系列技术发明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获得了迅速推广。到战国中期，中原广大地区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代替石制、木制农具的历史进程，地下出土的战国中晚期农具已超出了当时的七国范围，而且铁农具在农具中所占的比重大为提高。1955年河北省石家[5]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出土农具的65%。

铁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催生了一系列革命，主要表现在：第一，铁武装了耕犁，从而使畜耕获得了具有新质的发展；第二，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农田水利建设有可能全面铺开，工程重点由防洪排涝转到农田灌溉，先后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第三，铁农具的运用使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用铁农具武装起来的“一夫挟五口”（一个劳动力养活五个人）的个体农户基本上可以独立完成“治田百亩”的任务，生产者的耕作能力大为提高（见表1-1）。表1-1 秦国和孟子理想中的六国劳动力耕作能力比较表资料来源：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 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71.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生产力结构和国民经济布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种植业、蚕桑业和畜牧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三大部门。在种植业中，大豆和麦类在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增大，黍的比重降低，菽粟成为主粮。与蚕桑业并行的是，园圃业（如樊迟曾向孔子问圃）和从虞衡业中分化出来的林业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采猎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但从虞衡业中分化出来的养殖业（尤其是渔业）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如在孟子的理想国中，猪、鸡、狗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农业地区布局看，全国的发展极不平衡，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处于优先地位，而南方只有部分地区有所发展。

从大禹治水的传说直到今天，我国农业都是在与水涝旱碱等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国时代，铁器的广泛运用、水利知识的积累和水工技术的提高、沟洫制和井田制的破坏，促成了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的到来。水利工程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条件，又是农业科学成果的物化，而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建成了三项至今仍为世人赞叹的水利工程：一是魏国邺（今河北临漳）令（官职名）引漳水灌邺，邺地因此大为富庶；二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从此四川地区号称“天府之国”；三是郑国（人名）在秦地修建郑国渠，灌溉了四万余顷盐碱地，关中由此[6]成为沃野。春秋战国时代的农田水利工程有四个特点：一是从工程规模来看，开始从中小型工程过渡到大中型工程；二是从工程技术规划来看，工程项目从单纯的泄洪和灌溉走向综合利用，包括防旱、防砂、填淤、洗碱以至航运等，系统工程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技术已得到了运用；三是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开始从利用地表水过渡到开发利用地下水；四是从工程类型来看，完成了多种类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则更明显地具有这些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的发展，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农业技术方面，提出了深耕细作和因时因地耕作的技术要求，并对土壤耕作的原理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强调了适时播种、合理密植、加强管理、合理施肥、实行灌溉等多项增产措施，耕作制度开始从休闲制向连种制过渡。二是在农业科学方面，作为农学基础学科的农业天文学、农业气象学、农业土壤学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整个农学基础的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学体（如物候学、生态学等）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三是在农业管理方面，提出了通过勤谨治田争取高产的集约经营思想，在农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农业管理的技术措施、农业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

农业生产和技术方面的这些辉煌成就，必然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得到反映。作为社会分工一个特定领域的思想文化界，必然要对作为社会生产基础领域的农业的生产经验、农业技术的成就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这除了有可能造就农学家这样一批专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外，还很有可能形成一种专门探讨和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尤其是与社会问题有关的问题的知识共同体，而这就为中国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1]李友谋. 河南省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光明日报，1979-01-11.[2]孙德海，刘勇，陈光唐.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考古学报，1981（3）.[3]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 考古，1973（5）.[4]交道義. 长沙楚墓. 考古学报，1959（1）.[5]孙德海，陈惠. 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 考古学报，1957（1）.[6]梁家勉.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05. 关于都江堰的具体情况，详见本书后面章节。

二、井田制的瓦解和商鞅变法的成功

与社会生产的“猛进”态势相适应，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的又一个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着剧烈的变革，为各种思想学说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生产关系领域，以沟洫农业、耒耜耕作、协作劳动为基础的井田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分田而治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和一般民众的普遍要求，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得到了加强。因而，增强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解放生产的社会要求，推动农业劳动者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为实现土地私有化和人身自由化而斗争，这些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最深刻的经济原因。从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来看，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化的确立，旧有的社会构成已被打乱，新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新兴的土地私有者逐渐成为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开始在社会上以独立人格者的面貌出现。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大变动时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开始分化，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著书立说、游说各国。他们的政治态度有的比较坚决，宣传封建主义[1]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主张，成为时代发展的代言人和预言家；也有的比较动摇，既向往上古时代和“小国寡民”社会，又面对新兴社会势力无可奈何。这一切都是由他们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利益决定的。

在广大的黄河流域，春秋时代是五霸争天下，而到了战国时代，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出现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封建王国，显现出了七国并雄的局面。

为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春秋时代起，各国相继对“赋（军赋）、税（田租）制”进行了改革。当时的情况大致如表1-2所示：表1-2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赋税改革情况一览表

这些改革无疑都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改革已成为当时的社会大势和人心所向，各国相继进行了变法，法家成为当时推动变法的重要力量和主要组织者。现将各国变法情况用表1-3表示如下：表1-3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变法情况一览表续前表

尽管这些变法的背景和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民心所向，因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瓦解井田制，促进独立的个体农户的发展。尤其是商鞅变法进行得比较彻底。

商鞅（约公元前395—前338年）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商鞅不但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他初见秦孝公的时候说的是“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续说以“霸道”，最后说出了“强国之术”。孝公为之大悦，商鞅于是也得到了重用，由此开启了他施展自己才能的大好前程。他虽然通过出卖朋友、出卖故国的方式，欺骗公子卯而败了魏兵，但也通过“商鞅变法”使自己的思想变成了行动，使一人之见变成了国家意志。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论贵族也好、贱民也好，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而法律是国君制定和颁布的，这样，就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了国君一个人手中。第二，实行土地私有的政策，废除“井田制”。一方面，“井田制”对奴隶的剥削过重，使他们丧失了耕作的兴趣和动力，生产力无法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新的土地私有者的耕作兴趣与日俱增，生产力比较发达。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井田制”早就该废除了。第三，斩断宗法纽带。社会的细胞是按生产单位组织的，而不是按血缘关系组织的。被奴役的百姓，不论大小，只要他们尽力于耕织，缴纳政府的粮食布帛多，就可以被免除奴役，获得自由的身份。

商鞅的这一套理论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社会正是由此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结果，甚至于我们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2]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土地的私有化促进了社会的变法，变法又促进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特定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一切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必然会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农民说话，他们会站在同情农民、反映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自然，他们会将农业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重心和焦点。这就为中国农家的出现创造了特定的政治条件。[1]中国的封建主义和西方的封建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2]郭沫若. 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3.

三、诸子争言农事和重农思想的确立

先秦时代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社会领域的剧烈变革，促成了社会阶级的不断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新的组合，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纷纷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还未形成，社会的未来走向似乎还未确定，因而各家各派或在水火不容中你争我斗，或在渗透互补中相互抗衡，或相互联合以求发展，这样就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不尽相同，在思想继承的关系上也错综复杂，但是，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由于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部门，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以农为主的社会，因此，出现了诸子争言农事的局面。1.道家“小国寡民”的农民理想

道家是先秦时代主张“无为而治”的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流派，主张“道法自然”（自然而然）；庄子发展了原始道家的思想，更强调“道”的从无生有、变化莫测的性质。道家的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庄子》和《黄老帛书》等。这里，我们仅以老子为例，来看一下道家的有关农事的思想。

老子表达了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主张保护农业生产力，对农民的生活表现出深刻的同情。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崇尚自然农业，反对运用农业机械。他反对新兴的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统治而进行的战争，认为军队驻扎过的地方到处长满了荆棘，打过大仗之后必有荒民。他认为，老百姓之所以食不果腹，是由统治者课税太重造成的；统治者巧取豪夺，导致田地荒芜，是强盗头子。

老子对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在讲事物发展的一般原则时所用的语言、所举的例子，有许多和当时的农业生产有关。他认为，对待自然、对待生活，最好学习种庄稼的原则，顺应事物自己生长的原则，不要生硬勉强地去做。在讲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上善）时，他看到了当时农业水利的巨大功用，认为“上善”应该像水那样，尽管自己有益事物，但从不显示自己的功劳。另外，他还用草木生长的原理来讲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在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儒道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因而，老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有不少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老子这些思想的巨大生态价值。例如，美国学者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中对之有深刻的论述。2.墨家“交相利”的重农倾向

儒、墨是先秦时的“显学”。墨家是一个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派，崇尚功利，主张兼爱、非攻等，代表作有《墨子》。

墨子认为，“耕稼树艺”“纺绩织纡”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点，因此，应该尊重农民的劳动。他要求统治者应满足劳动者起码的生活需要，不能因为自己的享乐而耽误农业劳动；他反对战争期间掠夺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的行为，认为掠夺他国的禾稼、砍伐他国的树木、毁坏他国的沟池、掠夺他国的牲牧的行为比杀人越货更加不义。可见，墨家也有一种重农的顷向。

后墨主张，满足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关键在于适合“时”令。他们似乎对农时也十分关注。他们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一些问题也表现出了关心，进行了探讨。他们对天象和物候也很重视，如用“参”来说明“直”，而“参”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中的一节，即“立春”后的“雨水”一段时间内天象中所见的星宿，如用虾蟆化作鹑鸟来说明“化”。尽管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但在我国古代物候中，这是经常举出的一个事例。另外，他们还看到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认为麋利居于山、鱼利居于水等。3.儒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重农价值取向和生态农学模式

儒家以农为重吗？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孔子明确讲过“稼”“圃”是“小人”之事。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孔子却说：“不知道，我不如老农。”樊迟又问如何种菜，孔子说：“不知道，我不如菜农。”樊迟刚离开，孔子就骂道：“樊迟真是一个没出息的小人呵！”由此，有人自然会得出儒家轻农、斥农的结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这是由于这些人不知道儒家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尽管农在“礼义”等级结构中属于低贱的行当和职业，但在“明分使群”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农在社会分工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农民应该尽力于耕田，统治者应保障农民有田可耕；统治者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农民也不能从事直接的农业管理。这样，才不会打乱社会分工秩序（这或许才是孔子将“稼”“圃”看成“小人”之事的根本原因）。统治者应将农置于其他生产行当之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统治者的统治才会长久。

从整个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角度来看，儒家对“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一点推崇备至，这是由于夏商周三朝都是由农业部族发展而来的，有着悠久的重农传统。由此，儒家提出了自己的重农标准。由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可以窥视到其政治状态和道德状况。在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下，土地更能说明问题。具体来讲，一是良好的土地状况说明农业和自然得到了重视，而重农、重自然必然导致重视道德教化，由此，这个社会（地区）的政治状况也会良好。二是恶劣的土地状况说明农业和自然没有得到重视，而轻农、轻自然必然导致轻视道德教化，由此，这个社会（地区）的政治状况自然会恶化。儒家就是根据这一标准进行行政评价的。《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在浦地做了三年的官，孔子经过他的管辖范围时，三次发出了“善哉由也”的赞叹。为孔子赶马车的子贡就问：“先生还没有看见子路的政绩就肯定了他的功劳，这有何根据呢？”孔子说：“我已看到他的政绩了。刚进入他的管辖范围，我就看到农田整齐划一、没有杂草、沟深水急，这就叫作恭敬以信，所以他的人民都能尽力。我进入他的城区，看到墙屋完固、树木茂盛，这就叫作忠信以宽，所以他和人民都很本分。我进入他的院子，看到庭院错落有致、干净利落，下属很听话，这就是明察以断，因此，政事没有荒废。这样看来，虽然我三次赞叹、肯定他的成绩，其实，这能完全反映出他的政绩吗？”

与重农的主张相呼应，儒家在对待农业劳动力的立场上持民本主义的立场，欲求通过实行民本主义来起到既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又保护农业劳动力的双重作用。民本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民主主义也不同于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学说。在儒家那里，它有三层基本的含义：第一，君要“爱民”，以一颗宽厚仁慈的心来对待民众。具体有三条措施：一是“敬事而信”。统治者要将农事摆在基本国策的地位上，体察民之疾苦。二是“节用爱人”。统治者要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厉行节约。三是“使民以时”。统治者切不可耽误农时，只有在农闲时节才可调用民力。第二，君要“利民”，即君王统治要照顾民的利益。有两条具体措施：一是“分田而耕”。也就是要根据劳动力状况来授田，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使耕者有田。二是“薄税敛”。儒家要求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削要适度，在赋税的比重上要采用“什一税”的形式，征取土地所产的十分之一。第三，君要“治民”，民要服从君的统治。儒家要求统治者“治民”要有“道”，切不可随意行事，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君”和“民”的关系，要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来感化民众，以达到“治民”的根本目的。由此看来，重农必然倡导民本，民本必然维护重农，因而，重农和民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这是儒家对中国重农思想的突出贡献。

儒家在政治上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却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小康”社会，因而，他们提出种种设计方案来完善、巩固“小康”社会，并希望使之永久化。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不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而且表达了自己的生态理想，将二者统一了起来。儒家在其生态理想中，主要探讨的是农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和农业生产如何合理而有效地开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共由四个层次构成：它的核心层次是人们的“居”的问题，要求人们要居有所居；第二层次是人们的“衣”的问题，要求人们在住宅的四周种桑养蚕，以解决人们的穿衣问题；第三层次是人们的“食”的问题，也就是要在蚕桑产业区域以外的周边区域发展家庭养殖业，来解决人们的动物食品来源问题；第四层次也是人们的“食”的问题，要求在人们住宅的最外围区域发展一般的种植业，强调通过发展粮食生产来满足人们正常的食物需要。在这一结构中，既有一般的种植业（田），也有养殖业（畜）、园圃业（桑），还有手工业（蚕）。只要合理协调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就可以基本解决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问题，因而，儒家所讲的“农”又是一种朴素的“大农业”。这几个层次之间又具有一种合理的良好的生态循环关系。如：人要保护维护好田，而人又要靠田吃饭；家畜也要消耗掉一部分农产品，但家畜的粪便又可以肥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家畜的粪便可以养桑，剩桑残蚕又可用来饲养家畜或肥田。因而，这其实是一种有机农业的循环模式。

儒家也看到农业生态结构的优化可带来重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尝试着通过人类的合理管理来促进农业生态结构的优化。在儒家看来，只要抓住“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重要的农业生态结构中的因素，就可达到这个目的。因而，儒家提出三条基本的生态农学原则：第一，因时制宜。中国古代讲的“时”也就是“天时”，指太阳运转造成的季节演替现象。由于农业明显地依靠这一节律，因而，“时”又被称为“农时”。因时制宜的核心就是“不违农时”，要求一切农事活动都要围绕“时”来进行，要根据农作物的季节节律，不失时机地搞好农业生产和管理。春播、夏耘、秋收和冬藏四者要依时进行，依序而行，统治者切不可耽误农时。这样，才会保证丰收。第二，因地制宜。土地资源存在着高下、肥瘠、远近等一系列的差异，显然，面对不同的土地资源要采用不同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措施。因地制宜就是要求人们根据土地资源状况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土地资源的保护。儒家要求人们根据土地的自然状况，合理投入水、肥，合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并在充分发挥土地生产力的同时让土地合理休息。第三，力尽人事。人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儒家看到，只要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就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儒家要求人们在治水、肥田、田间管理上多下功夫，增加对土地的投入。

作为先秦“显学”和两汉以来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给农业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了一套合理的生态农学模式，可想农家对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其他流派、对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和价值导向的作用。4.法家“富国以农”的重农思想和实践

在先秦各家中，法家是又一个给“农”以重要位置的思想流派。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在法家那里，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重农思想体系。当然，这一体系是隶属于“法”的。同时，法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了自己的实践中，通过国君的力量使之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现实。

法家是我国先秦至汉初的一个主张法治的学派。其实际始祖为战国初期的李悝。此外，被称为前期法家代表的还有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隆“术”，慎到言“势”，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综合这三家之长，兼言法、术、势，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法家的理论核心是加强君主集权专制政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以严刑酷法来治民。《商君书》和《韩非子》是留传下来的法家代表作。

早在李悝那里，就倡议“尽地力之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是他在相魏文侯时提出的。尽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但根据《汉书·食货志》来看，“尽地力之教”也就是要“治田勤谨”。“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可以使一亩田多出三升米；相反，人要懒惰的话，一亩田便要少收三升米。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种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其实是引导社会走向以自然生产力为主的封建制社会的关键。吴起提出了垦荒政策，强迫贵族们去垦荒以增强国力。而到了商鞅那里，则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重农思想体系，这集中反映在《商君书》中的《垦令》《农战》《算地》《徕民》四篇中。《垦令》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二十条具体措施，《农战》主要讲重农抑商的重要性，《算地》主要讲“量地而立国”的道理，《徕民》讲如何通过移民的方式来解决地广人稀的矛盾。韩非子秉承这一传统，看到了“富国以农”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垦荒”“生粟”等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抑商的措施。

我们可以通过《商君书》来考察法家的重农思想。尽管《商君书》原书已有所佚，现存的篇目中又夹杂了一些后期法家的思想，但其基本思想尤其农战的思想是与《韩非子》相一致的，因而，《商君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商鞅的思想。一部《商君书》其实也就是一部[1]“耕战书”，“一民于农战”是其要害所在。

商鞅认识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加强封建君主专制，而农战（耕战）政策则是富国强兵之道，由此，他提出了重农的主张。他认为，重农有三个明显而基本的作用。具体来讲：第一，只有重农才可以使老百姓专心务农，这样，就不会有欺诈，就可以使老百姓安心守土。第二，只有重农才可以使老百姓专心务农，这样，朝廷才可以用赏赐和刑罚来督促老百姓。第三，只有重农才可以使老百姓专心务农，这样，国君才可以用老百姓的力量来专心对外。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重农才可以使老百姓不依靠赏赐而亲爱君上，不依靠爵禄而努力工作，不依靠刑罚而肯于为国家卖命。总之，重农才可以富国，富国才可以强兵，强兵才可以统一天下。因此，应将重农上升到国策的高度来认识。

为此，商鞅提出了二十条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二十条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改革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商鞅看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腐败，致使官吏腐败，而这就会腐蚀国家机体。旧体制的关键就是没有将重农变成国家意志。由此，他提出了澄清吏制、形成统一的政治体制、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泽梁等自然资源、缩短运军粮的时间等保证农时的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政治改革措施建立起重农的政治体制，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法制建设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商鞅充分认识到了严刑酷法对于保障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什伍制（按居住地区划分行政建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人有罪，如不举发，伍什连坐）、取消探监制等措施，希望通过这些加强刑罚的措施使老百姓禁恶趋农。第三，地税制度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商鞅看到了经济措施在保障重农政策贯彻落实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要求国君根据计算出的农民收入粮谷的多少来征收地税，这就是要实行统一的地税制度。实行统一的地税制度，可以使国君得到信用，可以使农民负税公平，这样，官吏们就不可能作弊，而老百姓们就会专心务农。可以用“上壹而民平”来概括这一地税制度。第四，抑商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商鞅认为，商业活动只会使人们投机取巧，导致人们奸诈、不服管教。因此，他提出了通过抑商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禁止买卖粮食、加重酒肉税、强制商人的仆役去服公役等。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老百姓看到经商无利可图，因此专心务农。第五，稳定和扩大农业劳动力与发展农业再生产的关系。商鞅看到，农人不专心务农是重农之大敌，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稳定农村劳动力的措施，这包括思想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思想上，就是要实行“愚帅民”政策，使老百姓不重视学问，不接触娱乐活动，听不到奇谈怪论，这样，老百姓的心才不会因外物而动，才会专心务农。在政策上，就是要实行稳定农业人口的政策，通过实行反对养士、反对雇工、禁开旅馆、严禁迁移等政策，使老百姓认识到离开土地游荡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这样，才能将他们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只有农业劳动力稳定了，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希望。另外，根据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应实行招收三晋之民来秦务农的政策，给他们三世（代）免兵役的优惠，使他们从人多地狭的三晋来地广人稀的秦国垦荒，促进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鞅通过变法将这些重农思想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行动，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第一，重农抑商成为汉以后中国社会为统治者首肯和认同的正统理论和价值取向。第二，移民垦殖成为之后中国社会富国强兵的一项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重要措施。第三，国家开始注重从宏观整体上来管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国脉所在、国运所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法家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学派的法治共同体，或法治学派中的重农共同体，商鞅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学派的法治家或法治学派中的农家。

既然“农”成为诸子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专门以“农”为重点和核心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呢？儒家重农是为自己的德治服务，法家重农是为自己的法治服务，为什么不能有人站出来通过其他手段来为自己的农治（以农治国）目的服务呢？百家争鸣中诸子争言农事的局面，为中国农家的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思想条件。[1]吕思勉. 先秦学术概论.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98.

四、中国农家的出现及其历史命运

先秦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作为一个特定思想文化流派的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但从可能到现实并非坦途，中国农家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1.许行——中国农家出现的标志

许行是先秦时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留下姓名的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楚国人，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具体孰先孰后，无可考证。他无著述留世，后人仅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可窥出一些端倪。孟子曾提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这样一个人，并对“许子之道”进行了猛烈批评。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他从楚国来到了滕国，亲自谒见滕文公，告诉他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实行仁政，希望得到一个安身之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便将他收留下来。许行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着粗麻织成的衣服，以打草绳织席子为生。他们自己耕种而食，用谷来换取农具和生活用品。身为儒家门徒的陈良的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二人，背着农具从宋国也到了滕国，他们见了滕文公后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王了。我们愿意做圣王的百姓。”于是，陈氏兄弟二人也在滕国住下了。一天，陈氏兄弟与许行不期而遇。许行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平等劳动、分工互给、等量交换等学说。陈氏二人大为许行的主张折服，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完全抛弃以前的学说而向许行学习。陈相在看望孟子时，向他转述了许行的言论和思想，孟子听后大为恼火，对许行的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于是，许行的思想便被保留下来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说的是许行这个人以宣传神农学说为己任。而神农可能是指神话传说中的农业创始人神农氏，也可能是指当时确有一部名为《神农》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曾记载有《神农》（二十篇）这样一部书，并指出：在六国时代，诸子对当时的时政痛心疾首，对轻视农业的现象尤为关注，因此，他们就假托传说中的神农氏之名，推出了一部专门讲农耕[1]问题的著作。不过，《神农》这部著作已佚失。不管神农指的是哪一个方面的含义，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神农学派，他们以重农为自己的特色。第二，所谓“许子之道”，说的是许行这个人本身有一套理论主张，并不仅仅以重农为限，而“许子之道”是由平等劳动说、分工互给说和等量交换说三部分内容构成的整体。孟子认为“许子之道”有悖于事物的常理，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不管怎么说，孟子还是承认许行是一“子”，可以与诸子等而视之。第三，许行并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在他周围还是聚集了一批人，虽然不及显学那种“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赫赫之势，但能将显学的的弟子们吸引过来，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第四，许行的言行能够引起显学人们的注意，遭到了孟子的激烈批评，可见许行对显学的威胁性。孟子对庄子这样的人物都不屑一顾，却对许行这样重视，这说明：“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和“许子之道”确实加入百家争鸣中了；离开了许行这一家，恐怕“百家争鸣”也就不成其为百家争鸣了。因此，这样一个有思想传承（有为神农之言）、有自己的系统的理论主张（许子之道）、有代表人物和领袖（许行）、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学生（门徒）、参与了与其他学派的论争（孟子的批评）的东西，不是一个学派还会是什么？这一学派不叫作“农家”还能叫作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农家是“九家十流”中重要的一家。在没有发现其他材料和证据之前，我们姑且将许行作为中国农家出现的标志。2.“稷下学派”和吕氏门客——中国农家思想的系统化阶段

以许行为代表的“神农学派”，并没有因为显学之士的反对而屈从，也没有因为统治者的不喜欢而消失。我们可以断定，他们的继承人很可能参加过“稷下集团”，在编写《管子》这部论集的工作中出过些力；也有的成为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在撰写《吕氏春秋》这部恢弘著作中发挥过作用。（1）农家与“稷下学派”“稷下学派”，并不是一个像儒道等学派那样的具有中心思想和系统主张的流派，而是围绕设置在齐国稷下（地名，属今山东淄博）的学宫形成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中心和政治咨询中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高等院校。它创建于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7年在位）时期。齐宣王上台后，秉承祖志，扩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虽不允许他们直接参与政治，但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点评时政，将其中七十六人尊为“上大夫”。由于有这样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稷下学宫吸引了各家的一些名流汇聚于此。儒家中的荀子曾“三为祭酒”，掌管学宫的日常事务。稷下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后人将这一学术中心称为“稷下学派”。“稷下学派”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学术著作，《管子》一书就成书于此。《管子》可能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管仲本人是齐国最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齐国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齐国人把从稷下流传出来的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并用齐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名字作为书名，这就是《管子》这部稷下著作总集的形成过程。《管子》是先秦各思想学派思想学说的一个宝库，是研究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一部重要史料。《管子》一书包括各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农家的著作。可以说，农家的主要思想在此得以保留，并根据理论斗争的需要而有所发展，这一点似乎已为大家认同。尽管冯友兰先生否认过农家为百家争鸣的一家，但他后来又认为《管子》一书中的“《地员》篇是农家的著

[2]作”。吕思勉先生除认定《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外，还认定《揆[3]度》和《轻重》诸篇皆为农家著作。石声汉先生认为，以许行为代表的“神农学派”很可能曾是“稷下学派”中的一派，他们在编写《管子》时出过力；他除认定《地员》篇为农家著作外，还认定《牧[4]民》《权修》《立政》《五辅》《八观》肯定是记述农家思想的。《中国农学史》的作者们认为，《牧民》《权修》《五辅》《立政》《君臣》《治国》《问》《入国》《八观》《匡君小匡》《度地》《地员》等篇皆是[5]重农派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度地》篇专门讲土地规划和水利建设问题，《地员》篇专门讲植物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其余诸篇持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主张。其中，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观是《管子》一书中重农思想的核心，这是“神农学派”思想的继续；而《度地》《地员》两篇开创了农家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就是他们在重农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对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这样就使农家开始摆脱空疏的议论，获得新的生存机会。（2）作为吕氏门客的农家与《吕氏春秋》

在参加“稷下学派”的同时或前后，农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在寻找其他出路，他们也成为秦相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在撰写《吕氏春秋》的过程中，结合新的形势，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当时各国均有养士之风，吕不韦自恃秦国强大，又自叹养士之风不如六国，于是也广为招贤纳士。一时间，吕氏门下也有食客三千，他们来自各家各派。吕不韦命令这些食客著其所闻，集成一部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巨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以为集备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称为《吕览》（又名《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的书，原来都是分散的论文，是后人编辑成书，呈现出今天这个样子的；像《吕氏春秋》这样的成体例的私人著作，在以前是没有的。因此，书成之后，吕不韦很得意，把这部书挂在城门上，出了赏格说：有谁能在这书上增一字或减一字，赏金一千。他的这种著述方法，无疑是一种创举；他这样夸口，也是可以理解的。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这样一部书，并不单纯是为了与六国诸君一比高低，也不单纯是为个人获得名誉，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正如《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所说的，他是要“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的，要集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为秦灭六国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因此，他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所以，他被称为“杂家”。其实，《吕氏春秋》是“杂而不杂”，它与稷下学派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稷下学派以承认各家都有存在价值为前提，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让他们各持己见，而自己不作结论；《吕氏春秋》则以承认各家都有自己的长处为前提，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将各家各派的思想综合成为一个体系。因而，《吕氏春秋》很有史料价值，作为先秦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同时，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吕氏春秋》保留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最值得的，其中关于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但这种文献载在书里，对于‘尽地力之教’的秦国来说，也不是偶然的”[6]。

农家人物不但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而且将之系统化了。在《上农》《任地》两篇中，作者都引用“后稷”的话，这就表明了作者的流派立场——他们肯定自己是农家人物，要不然，他们会假托其他人物。正如汪中代毕沅序《吕氏春秋》所指出的那样，“《上农》《任地》《辩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汪中：《述学吕氏春秋附考》）。一个“农家者流也”道出了其要害，使我们也看到了农家的发展方向。汪中的这一论点为治中国哲学史料者沿用。而治农学史者认为，与上述三篇同为《士容论》中的一篇的《审时》也是一篇重要的农学论文。另外，《贵当》《爱类》其中也有关于农业的论述。同时，“十二纪”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十二纪”是将春、夏、秋、冬四季按孟、仲、季复分为十二个月来命名，每“纪”的最前面有一篇为该月的“月令”（记载这个月该做的主要事情）；后来有人把十二个月的月令合成《礼记·月令》，它和《夏小正》一样，是农家月令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要大于《礼记·月令》。由此，《吕氏春秋》构筑起了一套重农思想体系和生态农学模式，其中《上农》篇为其总纲，综述重农抑末的意义和价值；“十二纪”的月令篇为经，分述十二个月的季节变化，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农事活动，以及重农的政策和措施；而《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为纬，分言关系农业生产的几大问题，对土宜和农时等问题作了论述。这样，中国农家在“杂家”的外表和形式下获得了完整的内容和实质。3.农学家——中国农家的别宗

随着中央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样，农家和其他流派一样，都失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条件。而农家所具有的民本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更不会为统治者所容纳。这样，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就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隐退消失”了。农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除了许行一人外，其他人连姓名也没留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

但真理是不会屈服于外界的强暴的。面对新的形势，农家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好在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于是，农家就开始以农学家的面貌又出现在社会上。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思想流派变成了一个专门的科技群体。但在实质上，中国农学家们（农业科学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接着农家（思想家）思想讲的，当然，他们也接着《管子》中开始体现的技术转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中国农学（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两汉以来，中国农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中国农学的形成阶段。从历史断代来看，这大体上是指两汉至隋唐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重要的农学家有氾胜之（《氾胜之书》）、崔寔（《四民月令》）和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其中，《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这时的农书大都是私人著述，着重从整体上讲问题，其范围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第二个阶段为中国农学的完善、发展和专业分化的阶段。从历史断代来看，这大体上是指从隋唐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时期。撰写整体性农书的有陈敷（《农书》）、王祯（《农书》）等，撰写专业性农书的有陆羽（《茶经》）、陆龟蒙（《耒耜经》）等。另外，也有大量的区域性农书。除了这些知识分子型的农学家外，还出现了一些平民农学家。他们忧民疾苦，大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为发展中国农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黄道婆就是这样的农学家。这时的农书很大部分是官方出面组织撰写的，其范围已扩展到江南。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农学开始接触、接受西方农学的阶段，而这与来华传教士分不开。这个阶段大约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徐光启则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农学家，一方面对中国农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概括，另一方面又将《泰西水法》译成了中文。至此，中国农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许大家觉得将农学家纳入农家系统有点不伦不类，但我们的考察重心在农学家的思想层面而非农学家的技术层面。从思想层面来看，农学家其实是农家的别宗，正像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一样。第一，农学家都是以“神农学派”的人物自居的，他们都“为神农之言”，这就表明了他们的流派立场。如氾胜之讲，既使你有固若金汤的城池，拥有百万之兵，但你不遵从“神农之教”，不重视农业生产，那你也守[7]不住城。而贾思勰讲，是神农制作耒耜，后稷开启了将“农”摆在[8]重要位置的先河。第二，除一部分统治阶级农学家外，大部分农学家是持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观的，并要求将之贯穿到农业管理中。如《齐民要术》的本意就是为了帮助百姓谋取生存之道，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农本”开始而以“救荒”结束。第三，“天、地、人”三材的思想是中国农学家的中心认识，而这与农家是一致的。中国农学家将“三材”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中心原则和自己农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将如何协调好“三材”的关系看成获得丰收的关键。第四，正因为农学家与农家具有这样的血肉联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氾胜之书》这样的农学著作也归入了农家著作之列。从此以后，在各代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子部中都有“农家”一项，而在农家中列入的大都是农学著作。

由此看来，农家事实上是存在下来了，农学家成为了他们的别宗。这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百家争鸣时代，确确实实是存在过一个重农学派的——中国农家，农家是“九家十流”中重要的一家。[1]班固的原话是：“《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46.[3]吕思勉. 先秦学术概论.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47，138-141.[4]石声汉. 中国古代农书评价.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11.[5]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05.[6]杜国庠. 杂家言之作始者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杜国庠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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