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育等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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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试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基金课题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杨庆育 等著中国计划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杨庆育等著.—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182-0968-2
Ⅰ.①中… Ⅱ.①杨… Ⅲ.①省—区域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研究—中国 Ⅳ.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802号
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
杨庆育 等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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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82-0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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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我国重要的行政层级，对上承接中央大政方针，对下指导地市发展。省级五年规划是我国现有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规划，执行程度颇高。绝大多数省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实施监督机制，但仍然存在规划衔接不够顺畅、体系不够健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水平有待提高、科学指标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背景下，规划应该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和伟大实践？本书立足于省级五年规划的实践，全面揭示规划全过程运行机制，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发展理念、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标准，深入探索省级五年规划的功能体系、实践机制、创新模式和优化方向，对省级五年规划的新起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谨以此书献给正在和准备思考研究中国省级“十四五”规划重大问题的人们中国五年规划与大国之治（序）“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治国难，治大国难，治变革中的大国当是极难。而中国自古便称天下，可谓是变革中的巨国。正是在这极难之境，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之中创造了国家治理的奇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385元上升至59660元，人口预期寿命从67.8岁提高到76.7岁，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8年增加到10.5年。从横向比较来看，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中，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是世界12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第[1]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专利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治理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治理奇迹。
然而，对过去历史的追述，并非是对国家功业的沉湎，更重要的是对大国之治背后“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探求，对人类大国治理的规律、道路、方法乃至制度技术探究。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大国之治，其难点与核心点都在于处理统一性与多元性、稳定性与变革性的辩证关系。“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世界人口最[2]多的国家，还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经济巨国”之一，内部各地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在一定意义上来看，我国每个省级行政区，其区域面积和人口分别相当于当今世界一个大国或小国。以2016年为例，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广东GDP总量达到80854.91亿元，超过位居世界第15位的墨西哥，而经济总量最小的西藏GDP仅为1151.41亿元，相当于位列世界第107位的波黑。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人均GDP达到118198元，如果放入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与世界第42位的希腊持平。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甘肃人均GDP仅为27643元，略高于位居世界第108位的汤加。
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而如果再将眼光延伸至332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3]单位，其情况之错综复杂，则更加难以繁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在过去四十年变革期间，中国国家治理的政策、制度乃至机构变化，改革力度之大，也是世所罕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经过四十年的变革之后，中国终于走出了在大国之治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理困境。
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就在于央地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其中最为典型和成功的代表就是国家五年规划和地区五年规划共同组成的发展规划体系。中国的发展规划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变化、革新，逐步由传统的经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性规划。发展规划已经成为中国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协调利益关系、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最为重要也是独有的治理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除却具有通常大家所熟知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之外，作为一个具有五级政府体系的“巨国”，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也编制了与本地区发展紧密相关的地区规划。这些地区规划与国家五年规划彼此分工、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发展规划体系。如果说发展规划这一治理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诸多国家中曾经或现在都还有着相当广泛的应用，那么发展规划体系则是中国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摸索，进而创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发展工具。
在这一规划体系中，省级五年规划发挥了极为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对地区而言，中国一省之规模近似于一国。除军事与外交之外，省级政府职能极为丰富，近似于国家治理功能。因此，省级五年规划所包含的内容与国家治理几无差异，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内容均有全面涉及。另一方面，省级五年规划具有承上启下之作用，其对上吸收承接，对下指导分解，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既全面又具体，其编制执行中，需要兼顾科学性实用性等多个方面，绝大多数省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独特而富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实施监督机制，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治理工具。
这一治理工具以五年为一个阶段，但同时又对长期发展做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每一个五年规划，各个省以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为基本导向，结合自身省情与其发展阶段的特点，通过规划去具体落实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任务和发展目标。省级规划既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意图，又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既要为市县级规划提供重要依据，又要注意与毗邻地区规划相互协调。在省级五年规划的执行过程中，则体现出各省以一整套制度来共同管理各项事务的实践能力，在省级五年规划实施中，多元主体共同推动规划目标落实，各级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参与，通过法律规范、经济激励、行政手段、社会协助、信息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地区五年规划，特别是省级五年规划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央地互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其研究都较为稀少，可谓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本书的贡献恰恰在于此，由杨庆育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对省级五年规划的研究，可谓此类研究的开山之作。杨庆育教授本人曾作为省级五年规划的主要负责领导，参与了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制定和执行过程，是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实践的亲历者和实干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杨庆育教授领导和组织下的团队，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将省级五年规划的经验进一步提炼成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南。
本书立足于省级五年规划的实践，全面揭示了省级五年规划体系，全面展现省级五年规划的实践机制和价值，全面总结省级五年规划的创新形式，努力探索省级五年规划的优化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发展理念、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标准，为面向现代化的我国省级五年规划编制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本书是目前对中国省级五年规划编制最好的参考书、工具手册，可以供中国省级五年规划的决策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共同学习与参考。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正是在以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地区治理不断实践中，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不断理论创新与再应用中，中国大国之治才能实现“听其不齐而自齐”，最终穷天下参伍，实现天下之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2018年10月1日[1]数据截至2017年，来自国家统计局。[2]从经济总量角度衡量，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三个超级体量的大国（地区），GDP总量都在10万亿美元以上，我们将其称之为“经济巨国”。[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课题组成员简介
杨庆育，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高级经济师。曾担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多年来从事政府经济管理和规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研究，独著和与人合作专著15部。在国家省级重点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40余项。
张国智，理学硕士，历任重庆市九龙坡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规划处处长，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办副主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现任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是重庆市近三个五年规划的主要执笔者。曾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易小光，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策咨询专家、重庆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及政策、制度经济学研究。独著和与人合作专著20多部。
李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经济管理教学与科研。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译著和教材5部。
陈升，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改革项目首席专家，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任太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经济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4部专著，主持国家基金项目4项，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2项。
吕俊，管理学博士，历任重庆市九龙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规划处处长，现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处长。长期从事区域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投融资工作和研究，是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的主要执笔者。多次主持省部级重大课题研究，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唐啸，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环境治理、五年规划和地方政府行为，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出版中文独著1部，获全国优秀博士后学术成果奖，出版中英文合著4部。博士论文获夏书章公共管理优秀博士论文奖。
潘墨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管理理论、基层政府治理，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曾获2017年北京市优秀博士毕业生。第一章 新时代省级五年规划的价值取向及新形势
党的十九大确立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省级五年规划，面临全新的形势并承担起新的价值取向。第一节 新时代省级五年规划的价值取向一、规划更集中反映执政党在不同阶段路线、方针和政策
人类发展史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其本质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习近平同志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样，省级五年规划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具体地摸索各省的发展规律，要在不同时期从省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事物间的内部联系，作为规划制定的现实基础。我们党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逻辑，总结了具有规律性的五个发展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20世纪末实现基本小康，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重大的发展任务。二、规划更体现国家与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这里的体系和能力既是国家层面，也包括省级层面，因为如果国家层面的能力得到提升，而执行层面的省没有跟上，那么，提升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取得国家意义的效果，所以各省也必须相应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充分发挥五年规划的强大引领作用，以三个递进的五年规划，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规划体现了治理目标的多样化，五年规划的实施可以体现各省的治理能力，尽管在部分宏观目标上与中央都保持了一致，但从省情出发，必然会有一批反映本区域特点的目标，即便同一个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治理目标。因此，国家治理能力是以国家目标为导向，而各省的治理能力则既要实现国家目标，又要实现本省的目标。清晰正确的发展目标，才是强大的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保证。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各省的发展，目前主要以五年规划为主导，规划的目标涉及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体现了政府治理的全面性。所以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地方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目前各省“十三五”规划执行来看，我们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集中体现各省级治理能力的强大和水平，各省的有效治理所表现的是一整套制度来共同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集，五年规划体现了多元主体共同推动规划目标实现的能力，这正是现代国家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特征：各级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参与，通过法律规范、经济激励、行政手段、社会协助、信息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作用。在这个体系中，各省的发展目标是由各省组织实施的，而各省目标的实现程度通过专业技术手段汇总，就会反映出国家五年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所以国家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各省级政府具体实施的集合。三、道路制度决定规划的基本特性
道路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创造性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到今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1]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放眼全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我们认为，尽管这一制度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创并形成的，但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五百多年有不可分割的渊源，从历史的长期过程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改革开放以鲜活的实践直接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新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开始用五年计划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一五”计划的成功没有使中国共产党人沉浸于喜悦之中，而是冷静下来思考中国自己的特殊国情。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我们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开始以五年计划的形式来搞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传统五年计划方式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过多地考虑分钱分物的计划与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形成博弈。实践中产生的大量问题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五年计划”，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推进下去，必须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指导方式，终于在“十一五”提出了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与“规划”一字之差，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经济规划相对于计划而言，以政府为主配置资源转向以市场为主；以战术导向转向战略导向；以分钱物为主转向方向政策引导；以经济量化规模转向经济质量提升……此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一切由政府主导，而是有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好二者的优势。从根本上讲，党和政府通过规划引领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行。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规划受制于制度又服务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性质、特征和价值。四、发展理念成为规划编制的先导
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古人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发展思想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内核，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正确了，目标任务就易于确定，政策举措也就更好制定了。习近平同志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3]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对我国长时期的发展思路、方向和着力点的深刻把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兼具“问题和目标”双重导向，既立足于解决当前的各种难题，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目标，这正是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国家和省级五年规划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内容之一。
创新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与经济新动力；协调发展体现了发展系统的全面性；绿色发展体现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性问题；开放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对于世界发展规律的把握；共享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对发展的社会规律的把握。我国幅员广阔，各省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条件有很大的差异，但新发展理念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对任何省的差异性问题都是包容的，从比较意义和主体功能的角度看，有些省可能更应该体现绿色发展，而有些省则更应该体现开放发展；对处于不同阶段的省，在某时期的五年规划选择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样，新发展理念就成为各省五年规划编制的先导性理念，不论是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还是政策设计与重大工程布局，都必须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进行谋划，使新发展理念能够作为贯穿规划的一条红线，通过这条红线，使规划所涉及的宏观环境分析、重大指标定位、产业发展趋势、政策措施分析等都能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发展理念不仅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由此，中国的发展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并进一步指导实践。
规划以五年为一个阶段，但同时又对长期发展做前瞻性的战略思考，每一个五年规划，各个省以总体发展目标为基本导向，结合省情与其发展阶段的特点，具体通过规划去落实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任务和发展目标，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完成，才使长远的发展战略得以实现。国家与省级规划比较，省级规划将会更多地考虑在遵循国家规划总体要求的前提下，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规划。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部分省级规划与国家规划体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的正是各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也正是把握我国省级五年规划特性的核心和要义所在。第二节 新时代面临的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一、全面小康筑就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一）中国已经成为迈向现代化的强大经济体之一
如果我们大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和后30年的经济进行比较，从相对指标看，1950—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1981—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了近2倍。以1978年为基数，按不变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年的相当于1978年的9.1倍，2010年的相当于1978年的20.5倍，预计2020年GDP为1978年的44倍。与此同时中国20年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本在3%上下波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趋于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虽然中国经济不能“独善其身”，难免发生一些波动，但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度转向高中速度的同时，加速了自身结构的调整和内需的启动，发展质量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为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不断提升。持续稳定的经济总量增长和逐渐优化的经济结构，奠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把握结构性调整主线。2016年明确提出全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后，供求关系明显改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效应不断扩大。一方面减少了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改善了市场供求关系，促使微观主体经营明显好转，发展预期稳中向好；另一方面扩大了中高端供给和有效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不断涌现，有力支撑市场需求升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减少无效供给的同时促进了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的增速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速；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下，需求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市场潜力不断挖掘，使消费贡献率稳步提升。（三）不断创新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
2017年6月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是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新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成功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在七大类指标中，中国有五大类均有所提升。在未来，创新应该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导、形成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需求的产业结构，形成知识密集型、资源集约型、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由装配制造向自主研发、集成创新延伸，提高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通过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动和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使高技术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30%，大体与欧盟和日本的水平相当，和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也标志着中国由物质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知识要素、创新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体。（四）城镇化和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彰显现代化的雏形
1978—2017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8%提升到58.5%。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房地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居民消费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以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战略，与现代化发展融入一体。中国城镇化促进了城市群加速，城市群是现代基础设施要素的集聚体，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其他交通工具有机组成的大经济圈，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它们在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全国重要的创新区域、全国重要的人口聚集和经济密集区，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区的同时，决定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现代化的格局，重新塑造了以城市化群为主导的中国新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速铁路的引领者，到2020年，全国铁路网全面连接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全国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城市。城镇化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国。包括石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航空港和国内外航线等构成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水平得到提升；发电装机容量，以超宽带网为核心的三网合一全国信息网，以世界最大的、以特高压为核心的全国智能电网建设工程，大水电、大核电、大风电等的集约开发和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中国的城镇化及其伴生的基础设施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基础。（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自信成为最根本的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最终体现为民众的幸福感受。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创造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即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我们“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4]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些矛盾，需要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在享受全球分工利益的同时，又冲击瓦解了旧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坚持市场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方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5]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改革的核心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和保护合法权益。保持政治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改革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6]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大众不可能接受改旗易帜的政治倒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可能选择西方的政治民主化，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走自己道路的根本前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中国幅员广大，各地都有相对的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产业布局、成本以及文化等优势。中国每个成功的省（区、市）都有区域特色发展的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了本地区所具备的比较优势，激励潜在经济发展变量发挥了正能量。文化底蕴发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撑，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正能量精髓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中国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宽大包容的风格与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全社会正能量，我们从社会、国家和个人三大层次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从“贴在墙上”向“印在心上”到“落在行动上”实现梯次转变。而这一切将组成强大的国家综合软实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新局、谋长远、解难题、办大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7]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二、2020—2035年中国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发展因素
曾经的现代化概念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由此导致人类对物质欲望的膨胀，这种欲望一度超过了地球资源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中国加入全球现代化行列，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同样严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阶段；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阶段；是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的阶段；是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阶段；是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阶段；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阶段。从2035年到2050年，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8]民族之林。（一）中国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幸福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物质财富要素是现代化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特性要素是现代化的制度和政治优势；文化精神要素是现代化的软实力。
面向未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坚固物质基础、发挥政治优势和提升软实力仍然艰难曲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与长远发展相结合，注意了以下重大关系的处理。在物质基础上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道路选择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但道路的选择会决定创造物质的路径，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危机往往导致经济思想自身的革命。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术界对经济体系、国际经贸、经济政策等均进行了反思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者都在对市场自身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公正性发出质疑，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实践进行反思。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道路自信明显超越了西方，如何在回顾过去、坚定信心的同时面向未来、主动谋划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了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9]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必须长期坚持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我们旗帜鲜明的选择。二是处理好去产能与新动能培育的关系。我国过去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外力拉动，缺乏创新又导致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下端，自主研发能力弱，产业弹性应对机制较差，多年高强度的投资加上危机应对中的投资强刺激，形成了部分产能过剩，需要“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10]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产业结构，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牢牢抓住新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统筹好两者关系非常重要，是两者并进，还是“做大增量，化解存量”，需要针对不同产业进行细分研究。关于“互联网+”与传统特色产业发展的关系。互联网等新技术将重新定义未来的经济，新的产业变革已经来临。一方面，世界正在朝着“智能化社会发展”，使人类享受着智能革命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体验经济和个性消费的长尾时代，传统的特色产品、地方文化遗产、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具有原生态和传统要素又开始被热捧。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既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又不放弃自身的特色，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问题。
在社会发展上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城镇中国与乡村中国的关系。尽管对大力发展城市还是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在理论和实践中多有争论，但清晰的国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既需要大中城市的集聚经济特征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集约化利用，解决中国人口压力问题，也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乡村建设来保持生态绿色环保，减缓交通人口压力，更加人性化的宜居等。从综合水平上比较，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更有条件追赶发达国家，这也有利于快速缩小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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