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论衡(第6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主办),王晓兴(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学论衡(第6辑)试读：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国学论衡》学术集刊要出第六辑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是本辑的主编，大家希望我写序，这本是我的责任，但却感到有些为难。一是因为我确实不擅长做序题跋这一类的事，二是因为集子中已经收了我和易志刚的一篇文字，要说的话似乎已经说了，再来写序该说点什么好呢？但既然是责任，我就应该认真对待，努力说几句有意义的话，才不辜负大家的心意，也才对得起集子中的其他作者和集子的读者们。

顾名思义，我们的研究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弘扬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无非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世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并不在人们的生活之外，而就在人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因此是不需要弘扬的。一种传统，如果需要弘扬，一是因为它已经消亡，已经从人们当下的生活中隐退；二是因为它本身是好的，是值得恢复的。可是，一种本身是好的传统为什么会消亡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一种已经消亡了的传统会被人们认为是好的，是应该恢复的呢？

拿这个问题来检讨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期，都有人在做一件相同的事情：弘扬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孟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企图恢复正在消亡的西周封建制；在秦汉建立郡县制大一统帝国后，有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致力于恢复孔子及其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在看到了汉唐两朝帝国都消亡于一个剧烈的动荡和分裂时期（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历史现象后，有两宋文人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或整体主张回向“三代”的政治和学术努力；民元革命后，有军阀政客的“尊孔读经”，也有新儒家学者试图从宋学中寻找中华脊梁的苦苦追索；一直到今天，当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文化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祭出了“弘扬传统”这杆大旗。那么，每当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值得重新找回来的东西呢？

我们是中国人。正如西方人把古希腊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样，我们中国人把“三代”视为自己的根。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成长起来，在冰河时期结束后的自然环境下，借助于“新石器革命”的成果一天天走向文明，并在创造文明的努力中终于达到人的精神自觉。这个精神自觉，在古代中国正是经由“三代”而达到的，它的成果就是西周的封建社会及其典章制度。正唯如此，当西周封建制全面走向崩溃的时候，孔子就站出来要恢复这个正在消亡的传统。孔子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但孔子却把古代中国人最初所达到的精神自觉凝结成为他的仁的哲学，并通过他的毕生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承载这种精神自觉的文化元典——“六经”。对于我们而言，“六经”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作为人的行为、思想和意愿的原始记载，因此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我们的根。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孔子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虽然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也没能阻挡新兴的郡县制的成长，但却给后世帝王画上了一条底线：即使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但也绝不能成为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不做桀纣之君，成为悬在历代帝王头上的一把利剑。正因为此，虽然汉承秦制建立了郡县制大一统帝国，但却不得不直面秦的骤兴和遽亡而进行检讨和反思。结果，自以为开创了千秋帝业而企望名垂青史的秦始皇，却因为“仁心不施”而落下了一个千古恶名，是为“暴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董仲舒的复兴儒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和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的形成。

不做暴秦，成为自汉以降两千余年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信念。然而，这终于也只是一个信念而已。

宋是直接从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的局面犹历历在目，并为有宋一代文人或士大夫所深恶痛绝。而检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人们几乎把矛头一致指向汉唐，认为汉从一开始就是“袭秦之余”而背离了“三代”传统。在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中，这个传统被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虽然打着“天理”的旗号，但却依然不能保证回向“三代”的政治实践的成功，有宋一代的几次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收场。政治实践领域的失败，使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不得不退回个人的领域，演变成为一种以提高个人道德品格或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修为或涵养。可是，当文人们日益沉浸于他们个人的修为之中，自娱自乐“玩索”起他们的涵养的时候，那个高高在上的“天理”就死掉了，而所谓“三代”传统也就离他们越来越远。

中国人的根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清王朝都是中国人被异族征服和奴役的时代。清初的学人中，有不甘心被奴役而不与征服者合作的所谓“遗老”，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也就那么几位，一则是因为学问确实够大，二则是顶上了一个“遗老”的声名。至于到晚年，默许自己的子孙低头认新主，则也算不上什么了。

其实，真正为那个时代学人代表的，应该是考据大师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1636～1704）和毛奇龄（字大可，晚年称西河先生，1623～1716）。

阎若璩最力之作是《尚书古文疏证》，历来被认为是清代学术的一大成就。问题在于：第一，阎若璩的证伪《古文尚书》，虽然凸显他的学术功力，但其动机却是向异族主子邀功请赏；第二，正因为此，他一边煞有介事、不无炫耀甚至不无戏谑地使用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等考据手段，一边却在行文中近乎恶作剧地作伪、造假，玩天下学人于股掌。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27岁，始醉心于功名，但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阎若璩43岁，应荐赴试博学鸿儒科落第，后参加徐乾学《清一统志》书局。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参与书局的学人云散，年近六旬的阎若璩归寓淮安。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阎若璩先后两次进献颂诗，希望亲聆圣谕，但却未能如愿。康熙嗣后，皇四子胤禛以手书相邀，年近古稀的阎若璩带病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受邀赴京，被胤禛尊为上宾。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请御医为他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逝于京师。

毛奇龄一度为抗清斗士，曾亡命江湖十余年。后靠朋友帮助，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已年过半百，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毛奇龄将其所做《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呈进南巡的康熙皇帝，特蒙宣谕奖掖，得以颁行。毛奇龄猜度清廷会欢迎对代表中华文化正统的朱学的否定批判，因而做《四书改错》，其意是伺机邀宠。但没想到清廷改变文化策略，让朱熹配享孔庙。毛奇龄闻讯，竟亲手用斧子毁了《四书改错》的雕版。据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记叙：“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鲒埼亭集外编》）

学人已然如此，大众的面貌更无二致，其典型的形象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近三百年的异族征服和奴役，几乎斩断了中国人的根，从而完成了自秦汉以来一直进行的帝国臣民的塑造，形成了一种奇特而扭曲、被称之为“中国国民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既有专横骄奢的君主，也有无耻的贪官污吏；既有驯服的良民百姓，也有桀骜的刁民暴民；既有残忍的加害者，也有无辜的受害者。民元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每当人们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传统。

很显然，上面说到的这个传统不是我们要弘扬的对象。我们之所以主张“弘扬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个传统的时候感到了缺失，需要重新找回那缺失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根，是可以称之为中华脊梁的、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个最初的精神自觉中所蕴含的做人的底线。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母体中，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支撑我们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脊梁，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这是艰巨的文化工作，需要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投入他们的热情和精力。所喜的是，集刊本辑的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努力，才是中国文化的希望。王晓兴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2016年5月20日论《国语》的成书和性质[1]邱锋

摘要 本文通过对《国语》及其他相关文献的研究，考证其成书及其性质问题。关于《国语》的成书，本文认为，《国语》由多种史料汇编而成，不可尽归于一时、一地、一人。全书诸篇依体例不同可分为《周语》《鲁语》《晋语》《楚语》之“正体”部分和《齐语》《郑语》《吴语》《越语》之“变体”部分。“正体”篇章多出自《语》书，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源于同一类材料；“变体”部分则与《左传》内容不相涉及，或未被《左传》作者所见，或较《左传》晚出，有些地方更接近于诸子学说。《国语》最终成书当晚于《左传》，编纂完成时间不会早于战国后期。关于《国语》的性质，本文认为，《国语》既不是解经的作品，也不是简单的语录汇编，而是汇集了历史上兴衰成败的典故和众多人物的言谈话语，通过它们用来总结教训，提供借鉴。其重点不在于撰述完整的历史，而是通过一些有选择的记述，叙述成败，以为鉴戒。

关键词 《国语》 成书 性质 《左传》《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传统史学和经学当中有一定的影响。该书本为周王室及诸侯国史料的汇编，自西汉以降，[2]人们又视其为《春秋经》的“外传”，而称《春秋外传》，近代以[3]来，更有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阐发其学术意义。所以无论就史料价值还是编撰方式而言，该书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当中都具有独特的性格与价值。不过围绕《国语》的成书、作者以及性质问题，自古以来也饱受争议、众说纷纭。今不揣简陋，蒐集诸史材料，并引前贤之论，对其成书过程和性质问题略做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 《国语》同左丘明的关系

关于《国语》的作者，最早见诸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字又大致见于他的《报任少卿书》：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4]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按照史迁的说法，《国语》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关于这个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还有记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可见，这个左丘明是鲁国的君子，他不但著有一部《国语》，在孔子死后，由于害怕孔门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又根据孔子传下来的史记写成了一部《左氏春秋》。

在司马迁之后，班彪也提出：

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5]《国语》，二十一篇。

其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亦云：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同时《汉书·艺文志》也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与司马迁不同的是，班氏父子明言《国语》成于《左传》之后，而在《汉志》中左丘明的身份则由鲁君子变成了鲁太史。此外《汉志》还提到他大约是孔子同时的人物，曾与孔子一同观史：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除马、班外，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出：《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6]《国语》之辞以实之。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可见汉儒们在《国语》作者是左丘明这一问题上并无异议。此后的学者如韦昭、孔晁、刘知幾、司马光、晁公武、李焘等人大都持与[7]此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国语》为左丘明所做遂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看法。

不过，自魏晋以降，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现就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条列于下，以便讨论：

1.傅玄：《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8]《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

2.刘炫：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刘炫以为《国语》非丘明所[9]作，为有此类往往与《左传》不同故也。”

3.赵匡：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左丘丧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且迁书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刘歆则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10]乃见题左氏，悉称丘明？

4.柳宗元：《越》之下卷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11]

5.叶梦得：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

[12]家。

6.郑樵：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13]孔子既没七十有八之后，丘明犹能著书。

7.崔适：《国语》文辞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14]《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作为也。

8.孙海波：《齐语》全同《管子》小匡，亦与他语不类，盖是抄取《管子》者。按《管子》一书，非管仲作。乃西汉好事者辑录成之，故其中多有汉人之文。而《小匡》以篇，吾友罗雨亭先生定为汉初人[15]作。今《国语》反录自《管子》，其成书之晚可知。

9.洪业：其引姜氏之言曰：“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韦昭注曰：“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云未半。”今自文公后数之，至静公二年三家灭晋B.C.425，得十七世。合得三十以世，瞽史之言验也。（自注：叶按惠以上，殆沿曲沃一支[16]以达唐叔。惠、文之间，怀仅数月，且为文从子，殆不计也。）

10.杨伯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彊，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王赧时被灭……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17]

这些说法虽然各异其趣，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类。

第一，《国语》对一些史事的记载和《左传》有所出入，所以并非是左丘明所作。（傅玄、刘炫）

第二，《史记》所说“厥有《国语》”的丘明不是左丘明。（赵匡、叶梦得）

第三，《国语》各《语》间文风有别，不是一人所作。（柳宗元、崔适）

第四，《国语》中有些内容涉及一些较晚的史实，不可能为左丘明所见。（郑樵、孙海波、洪业、杨伯峻）

这四类观点，看似均言之在理，但细加思索，亦不无偏颇之处，使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显纷乱芜杂。如能对其一一梳理辨析，则对澄清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大有裨益。

第一类观点（傅玄、刘炫），究其源流实出自郑玄。《国语》《左传》对于晋、吴“黄池之会”记述有所不同，《国语·吴语》记载吴为盟主，《左传》则记晋为盟主。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三年》“乃先晋人”句下《疏》引：[18]

郑玄云：“不可以《国语》乱周公所定法。”《左传》源自三晋，记载上自然对晋国有所回护，“黄池之会”[19]谁为盟主，似应以《吴语》和《公羊传》的记载为准。郑玄全信《左传》而贬斥《国语》，自不足据。傅玄（见材料1）、刘炫（见材料2）凭借《国语》《左传》之违异，判定《国语》非左丘明所作，论证亦非有力。因为即便是在同部书中，记载上的矛盾也时有出现，以《史记》为例，《本纪》《世家》《表》记载之相互乖违矛盾又何止一处。所以，仅凭二书记述的差异，实不足证明它们非一人所作。相对于左丘明作《国语》的传统说法，傅玄、刘炫的异辞在当时未能产生影响，就连引用他们观点的孔颖达对其也难置可否，只是说：“先[20]贤或以为《国语》非丘明所作，为其或有与《传》不同故也。”态度两可。

第二类观点（赵匡、叶梦得）始于中唐，盖与其时学风变古，学者多具怀疑精神有关。《论语·公冶长》载：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赵匡根据这条记载，认为既然夫子拿左丘明来自比，左丘明就应当是孔子之前的一位圣贤了。为说明这点，他又列举孔子自比于老彭和称颂伯夷等人的例子以为旁证（见材料3）。根据《史记》《汉书》[21]和《严氏春秋》引《观周篇》的记载，左丘明应为孔子同时人，或比孔子年少，曾亲见夫子。赵匡的观点，置这些记载于不顾，全是出于自己的臆想。一部《论语》中孔子称赞或自比他人的地方很多，并非全是赵匡所谓的“非同时人也”。如同在《公冶长》篇中另有孔子的一段话：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子贡、颜回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拿自己和子贡同颜回相比较，如按照赵匡的思路来理解，颜回岂不是也成了孔子的前人！这显然是荒谬的。

到了叶梦得处则更立新说，干脆将左氏、左丘氏分作二人（见材料5）。因为《太史公自序》只是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没有说“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所以叶氏认为左丘和左丘明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人。左丘作《国语》，左丘明作《左传》，因为二人名字相近，被人混淆。这种论证虽极近于咬文嚼字，但对后世影[22]响却非常之大。在此基础之上，后人又多有发展，近现代学者如[23][24]梁启超、王树民等都曾沿袭这种观点。司马迁大概万万不曾想到，自己的一字之省，竟被后人拿来做了如此多的文章。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康有为，他认为《左传》为刘歆伪造，所以极力主张左丘明作《国语》，为了反对左丘、左丘明二人说，他指出：《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丘明无目”……或疑作《国语》者为丘明，作《春秋传》者为左丘明，分为二人。则《报任安书》明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则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说盖不足

[25]疑。

既然《汉书》中所载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写着“及如左丘明无目”，明明有一“明”字，那么叶梦得等人的理论可谓是不攻自破了。不过《文选》中所收《抱任安书》却无“明”字。此外《汉书》的版本也颇多，既有有“明”字的，如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的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但也有没有“明”字的版本，如王念孙[26]《读书杂志》中提到越本和景祐本。康有为大概并未留意到这种版本上的差别。但是从《太史公自序》的行文来看，所用乃是骈句，四字一句，若使用“左丘明”这一全称，则变成“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自然破坏了文章的节奏和韵律，为了文气的通畅，司马迁将“左丘明”简称作“左丘”，也是必要的。况且，古人的复名单举、连姓并称的情况并非少见，张以仁就曾举出许多类似称谓的例子，如赵婴其称“赵婴”，申公巫臣称“屈巫”，乐祁犁称“乐祁”等。到了汉、魏以后，这种情形几成习见，如南宫敬叔称“南宫敬”，申包胥称“申包”，秦西巴称“秦西”，蔺相如称“蔺相”……不一而足。[27]这些例子，与左丘明称“左丘”，就很相似，所以叶梦得等人的说法也很难站住脚。

相比前两类，柳宗元（见材料4）和崔适（见材料7）的观点则更为深入。《越语下》在《国语》中是最为独特的一篇，对此柳宗元有所察觉。也确如崔适所说，构成《国语》的《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无论从叙事还是文风上都存在差异，它们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些都是超越前人的论述。不过他们显然没有区分著作者和编纂者的分别，因为即便《国语》的各个篇章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可能是经由左丘明汇集而成为一书的。比如司马光就曾提出：

先儒多怪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为之说者多矣，皆未通也。先君以为，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分之，取其菁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列国，因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深厚遒峻也，又多驳杂不粹之文，诚由列国之[28]史，学有薄厚，才有浅深，不能醇一故也。

司马父子的这种看法虽大体不出汉儒所持左丘明作《国语》之说的范围，但指出了《国语》是列国史料的汇编，亦有别于前人。既然列国之史，“学有厚薄，才有浅深，不能醇一”，那么《国语》各个篇章在文风上有所差异，也必在情理当中了。

如此看来，前三类观点虽不无精辟之处，却均不足以推翻汉儒的论述。所以要想拿出信服的证据说明《国语》并非左丘明所作，还需从《国语》的具体文本着手，上列第四种观点（郑樵、孙海波、洪业、杨伯峻）恰好可作为论证的依据。孙海波、杨伯峻的论证牵扯《齐语》《郑语》的来源和年代，涉及问题颇多，我们将在后文中专门论述，此处暂先搁置。郑樵（见材料6）的议论虽是针对《左传》的，但也不妨借用来考证《国语》，因为在《晋语九》中也记载了赵襄子的谥号，所以《国语》的成书也应在赵襄子死后。赵襄子卒于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425），距孔子卒年已过54年。郑樵说自获麟至襄子卒已80年，时间上误差较大。不过洪业所提供的证据，却可以把《国语》的完成年代推至三家分晋之后（见材料10）。如果按照曲沃庄伯这一支来计算，晋自唐叔始封至靖公时三家分晋，恰为31世（晋怀公继位仅数月即被弑，且未受周王册命，不在计算之列），三家分晋在公元前376年，距离孔子卒年已过了103年。如果我们在“唐叔之世，将如商数”这种说法不是瞽史于事前的预测，而是在事后追述的基础上做推论的话，那么《国语》的这段记载至少完成于三家分晋之后，而曾亲见夫子的左丘明是无论如何也活不到那个时候的。所以，《国语》既不可能为左丘明编辑所成，更不可能是由他创作而成的了。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司马迁、班氏父子等人的说法呢？对于汉儒们的意见，不宜轻易全盘否定，而是要从中国早期文献的特殊性方面加以考虑。先秦学术发展自有其特点，一开始便经历了一个学在官府的阶段，而学在官府是无所谓私家著作的，更没有作者的概念。学术下移私家后，人们也多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经常借古人、前人之口说话，所重视的只是学术的传承，对著作权的观念很淡漠，所以最初的传授者往往就被当成是作者。而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虽然也常被后学们增删和改编，融入更多的新内容，却仍保留着原作者或传授者的名号。这正是章学诚所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29]而私据为己有也”的道理。因此，中国的早期文献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非出自一手、非成于一时。就《国语》而言，更不可忽视这一特点。左丘明在写作（或传授）《左传》时，必定搜集和参考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通过他得以传授下来，其中一部分经过后人的编纂，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材料，最终汇聚成为《国语》一书。虽然这项工作不是左丘明完成的，但他的名号却保留下来，自然也就被当成了《国语》的作者，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大体应作如是的理解。

具体来说，《国语》的成书当有一个“层累”的过程，构成它各个篇章的来源、作者及时代都可能各不相同，而这些材料在被集结为一书之前，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也可能被增删和改变，融入一些新的东西。《国语》的成书大约与《战国策》的成书过程相似，都是由一些零散的材料编纂而成，所不同的是，《战国策》最终是由刘向编定而成的，这是明确的，而《国语》最终的编定者却是不可知晓的了，人们习惯上就把它归在了左丘明的名下。其实，当说到“《国语》的作者”这一概念时，实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国语》的最终的编纂者，另一方面是指《国语》各篇章的作者，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学有薄厚，才有浅深”的列国之史（当然，作者也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创作者，其中也包含有编者的意思，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早期的文献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里“作”和“编”是很难严格区分的）。现在要想完全解答这些问题，已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过，却可以利用现有的文献，对《国语》各篇一一进行分析，以期探知它们各自的来源、特点、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对《国语》的成书过程做更深入的理解。

此外，还有必要提及另一个问题，即《国语》古今差异和佚失问题。近代的今文家们喜欢用“原本《国语》”这个词来区分我们现在所见的《国语》和西汉时期的《国语》。因为《汉志》不但记载有“《国语》二十一篇”，在它之后还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这部《新国语》失传了，后来的人们对其可谓是一无所知。康有为认为这部《新国语》就是原本《国语》，刘歆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事抽出来，改编成《左传》，剩下的残料再合以一些别的文字，仍旧叫作[30]《国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国语》。此后，钱玄同亦著文极力支持康有为的这种割裂说。20世纪初，学术界曾就此有一番激烈争论，高本汉、卜德、孙海波、童书业、杨向奎、钱穆等先后著文以驳斥康、钱之说，证明二书非一书之割裂。这一结论，现在在学术界已为共识，兹不赘述。不过关于《新国语》，除了康有为的割裂说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过其他的见解。如钱穆认为：

又《汉志》《春秋》家有《新国语》五十四篇，班氏《注》云“刘向分《国语》”。夫《国语》分二十一篇，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固已甚细，何待于再分？余疑此五十四篇者，盖《国语》二十一篇，合之《国策》三十三篇，并而为书，适得五十四篇。晚世以《国语》《国策》合刻，其例先启于向矣。向盖以二书大体既类，故为合续，如古虞、夏、商、周书合为《尚书》，先有其事。而班氏不深考，遂轻名曰《新国语》，而谓刘向所分。实则应曰向所[31]并合，乃得尔。

沈长云则认为：

其实《汉志》所谓《新国语》五十四篇者，乃刘向分析二十一篇[32]《国语》条目重新组合而成也。今《国语》二十一篇，各篇条目内容多少不一，刘向盖重新整齐编排之。所谓《新国语》与《国语》的区别，只是编排上的不同，而非关内容之增减。观班固于《新国语》五十四篇下自注“刘向分《国语》，即可明了此事，毋需赘言矣”。[33]

钱穆的观点比较牵强，《国语》和《国策》卷数加在一起共为54篇，同于《新国语》，这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巧合，实在不足以说明它们之间有必然关系。晚世刊刻书籍，经常将《国语》《国策》合刻，但它们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泾渭分明的两部书，从未被混为一谈。沈先生的论证立足于《汉志》本身，可信度较大，不过21篇《国语》经过刘向的重新编排就变成了54篇，如果只是重新整齐编排而内容上没有增加，似乎也难说通。关于此节，洪业在《春秋经传引得序》中列举了一条发现，颇具启发，兹引如下。《太平御览》三百一十一卷引《国语》佚文：

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恶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不敢当。

洪业先生发现这条佚文在文字上与刘向《说苑·立节》中的记载颇为相似，《说苑·立节》：

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

比较两段记载，《说苑》仅于“获甲首三”后多一“百”字，其余文字尽相同之。洪先生因此怀疑“不知《御览》所沿用之旧章，是[34]否引刘向之《新国语》也”。这种怀疑是有启发性的，因为《齐语》通篇讲的是管仲辅佐齐桓公霸业的事迹，这段佚文实在是无法安插其中。我们是否可以借助这条材料的启发，将《汉志》在《新国语》下的自注“刘向分国语”理解为刘向将校书时搜集到的有关春秋列国的言论记载分国别重新编纂的意思呢？从马王堆汉墓以及阜阳汉墓出土的帛书和简本《春秋事语》可以确知，至少在西汉时还流传着许多类似于《国语》的零散文献，刘向有可能将它们和《国语》合并，重新编纂出一部《新国语》来。这一“新”字，正说明了它和原来的《国语》有所不同。不过《新国语》亡佚已久，后人无从观览，有关它的所有论述都是建立在猜测和假设的基础之上，要想弄清它的真正面目，大概还是要期待日后地下发掘能有相关的简牍、帛书问世。《国语》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佚失情况，清人董增龄曾经做过这方[35]面的辑佚工作，所得11条，今再加洪业于《春秋经传引得序》中[36]所举一条《国语》佚文，列之于下：

1.《公羊疏》第六卷引《国语》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

2.《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国语》曰：“专诸善宰，僚嗜炙鱼，因进鱼而刺之。”

3.《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国语》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豫章。”

4.《水经·河水注》引《国语》曰：“华岳本一山，当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

5.《水经注·瓠子河》引《国语》曰：“曹沫挟匕首以劫齐桓公返遂邑。”

6.《史记·补三皇本纪》索隐引《国语》曰：“伏牺风姓。”

7.《夏本纪》正义引《国语》曰：“满于巢湖。”

8.《邹鲁列传》索隐引《国语》曰：“楚人卞和得玉璞。”

9.《礼·祭法》疏引《国语》曰：“神农之子名柱，作农官，因名农。”

10.《文选·东京赋》汪引《国语》曰：“分鲁公以少帛、茷。”

11.《文选·卢谌赠刘琨诗》注引《国语》曰：“齐大夫子高适鲁见孔子曰；‘而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也’。”

12.《太平御览》七百一十卷引《国语》曰：“诸侯之师久于偪阳，荀偃、士匄请于荀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智伯怒，投之以几，出于其间。”

在这12条中，裴骃引敷浅原一条（3），郦道元引华岳一条（4），应该不是《国语》的原文，可能是将前人的注释误当作正文来引用了。总的来看，《国语》在流传过程中还是遗失了一些字句。不过这些佚失对今天的研究，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见的《国语》约为7万余字，计有《周语》上中下三卷，《鲁语》上下两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楚语》上下两卷，《吴语》一卷，《越语》上下两卷，共21卷。这与《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国语》二十一篇”相同。《汉书·艺文志》本自刘歆《七略》，在排除了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的可能性后，我们认为西汉中秘所藏的《国语》也应与今本大致相同。虽然此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37][38]籍志》中有过《国语》20卷或22卷的记载，但这要么是记载或者刊刻上的文字之讹，要么是《国语》的注释者随意合篇并简所为，在内容上应无太大变化。所以，尽管在内容上有一些散佚，今本《国语》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出该书在古代的基本面貌的。二 《国语》之称名《国语》的内容虽曾为一些战国文献所征引，但《国语》这一称谓却从未被提及，其中唯有两例提及引书，一例见于《韩非子·说疑》，但称为《记》：

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

此处所引《记》的内容，略同《楚语上》：

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两文虽有“文王”“武王”相异，其余则尽相同之。

另一例见于《礼记·大学》：《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楚语下》记载王孙圉聘晋，与赵简子言楚国之宝，所论亦略同于此处的《楚书》。

以上二例，一为《记》，二为《楚书》，均不称《国语》。所谓《记》者并非特指，而是一种统称。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记，[39]纪也，纪识之也。”《礼记》《左传》在当时均可称之为《记》。[40]《楚书》似为楚国史乘，恰如郑国之有《郑书》。

西晋初年出土的汲冢竹书中亦有一种《国语》。《晋书·束晳列传》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束晳传》所说《国语》是竹书原有的题记，抑或为晋人所加，已不可确知。但从行文语气看，汲冢《国语》似乎与今本《国语》并不相同。首先，今《国语》21卷，所言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汲冢《国语》三篇，仅言楚、晋事，内容相差悬殊。其次，汲冢书另有《师春》一篇。《束晳传》云：“《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师春》同《左传》内容相涉，《束晳传》说得明白。如果汲冢《国语》是今本《国语》的一部分的话，《束晳传》似乎也当有类似说明，不该只用“言楚、晋事”四字草草打发。所以我们认为，汲冢《国语》同今本《国语》并不是同一部书，它可能更像是《春秋事语》一类的文献。此外，1987年湖北慈利板石村也曾出土一批战国竹简，据研究者所述其中[41]也有《国语·吴语》，但该批竹简至今尚未公开发表，其内容是否与今本《国语》相同，抑或只是近似，简上是否有《国语》题记，尚不可确知。

司马迁之前，汉初学者如贾谊、董仲舒等在其著作中也有引用《国语》之处，但也未提及此书名。依现有的史料来看，《国语》之称名最早见于《孔丛子·问答》中：

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孔丛子》不见《汉志》记载，《隋志》于“《论语》家”下载《孔丛子》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咸在《孔丛子注·序》中言之更详：“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该书的真伪，历来为学者所疑，多认定为王肃伪造。而据今人黄怀信考证此书并非王肃所伪，其中记载孔鲋的三篇，[42]作者可能为孔鲋之弟子襄。《史记·孔子世家》：“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曾为陈胜博士，死陈下。”其生当在战国末期。如《孔丛子》记载属实，则《国语》这一名称的出现大概不应晚于秦汉之际。

从编纂形式来看，《国语》的特点有二：一为分国，二为记言。《国语》之称名则很能体现这些特点。

所谓“国”者，当指其为分国编纂。刘知幾《史通·六家》划分[43]六种史体，将《国语》独列一家，被后人称为“国别家”，而多[44]目《国语》为“国别史”。先秦多有按邦国、地域编纂的文献，名称前常加诸“国”或“邦”字，如《诗经》中的《国风》（邦风）[45][46]，刘向编定《战国策》所采的《国策》《国事》等，《国语》亦为其中一列。“语”即是言语，答对之意。刘熙《释名·释典艺》云：“《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崔适亦云：“《国语》之作主于敷言，与《左传》主于纪事者不同，故以语名其书，犹孔门有《论语》[47]《家语》也。”白寿彝也曾指出：“《国语》在编纂上的最大特色，还在于以言为主。”“从以记言为主来看，《国语》可说是后来的总[48]集、奏议、言行录这几类书籍的创始者。”按，古人训诂，“言”“语”或可通用，而对文时则有一人自言和相互应答之别。《说文》云：“语，论也。”又“言”字条下：“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礼记·杂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郑《注》：“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毛传》亦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颖达《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也指出：“言”指主动说话，由此词义出发，并可引申为询问，一般若仅泛泛地表示说话而不强调其情境时，亦多用“言”；相对于“言”偏向主动发言或询问之义，[49]“语”的语义则偏向回应别人或表示与人相对答的意思。国外译本有译《国语》为“Discourse on the States”的，“语”与[50]“discourse”可对译。在先秦及秦汉的著述中亦多有以“语”名书者，如与孔子有关的《论语》《孔子家语》，《管子》中的《短语》、陆贾的《新语》等。

春秋时亦有一种叫作《语》的文献，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它们就是[51][52]《国语》一类的书籍，而《国语》则是列国之《语》的汇编。这种古文献见于《楚语上》的记载，楚大夫申叔时在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时提出一套施教方案，所列九种教材，其中之一即是《语》：

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语》的内容，按韦昭《注》：“《语》，治国之善语也。”即君臣贤士大夫们关于政治、礼仪方面的言论。其功用，依申叔时所言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一些历史借鉴，让修习者从历史兴亡的教训中了解治国之道。楚庄王为公元前6世纪楚国的君主，这说明当时就有这类文献传播，并被运用于贵族子弟教育。《语》的产生与古人的重言的传统很有关系。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重言的传统，人们很看重从先贤流传下来的话语中学习经验与知识。《诗经·大雅·抑》载：“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毛[53]《传》云：“话言，古之善言也。”意为要按照往古的善言，顺正道行进。溯其渊源，在文字发明之前，知识的传递既靠“言”的形式代代口传。前人的话语作为知识、经验，对指导时人的生产生活乃至政治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如《礼记·文王世子》就载有“养老乞言”之礼：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54]

郑《注》：“言养老人之贤者，因从善言可行者也。”则至少在周代礼仪中还保有这方面的遗存。

后来的君王、大夫们也很在意自己能有佳言善语流传后世，若能立言于身后，则被认为不朽。《国语·晋语八》记载鲁叔孙穆子聘晋，同范宣子讨论“死而不朽”，叔孙穆子说：“鲁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这个故事也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载，其中更是增添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

先秦文献中还常有时人在谈话中引“语”的例子，如：

宫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此斯之谓与？”（《穀梁·僖公二年》）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孟子·万章上》）

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礼记·文王世子》）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墨子·非攻中》）

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荀子·君道》）

语曰：“诸侯以国为亲。”（《韩非·难四》）

人们或以此“语”为谚语，如上引《穀梁传·僖公二年》范宁[55]《注》：“语，谚言也。”《孟子·万章》赵岐《注》：“语者，谚语[56]也。”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如顾静认为：“今人一般把这里的‘语’理解为‘俗语’‘谚语’，其实是不恰当的。在当时的著述中，另有‘俚语’‘鄙语’‘谚’之称。因此，这里的‘语’绝大部分应当理[57]解为语书。”当时的谚语自然与后来的民间俗语不同，不少是囊括前人的警语而成。前贤们的话语都是一些具体的言论，不过其中的一些语句常为后人们引用，从而普遍化了，才成为类似于格言、谚语性质的东西。从出土材料看，当时确有一些文献是专门记载格言、警句[58][59]的，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称》，郭店楚简中的《语丛》等。引经据典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文献中常见人们于谈话应对中引《书》、引《诗》、引《志》等多种形式，它们大多出自时人所修习的各类典籍。上述诸例中的引“语”，如果也是依凭于某种文献的话，应当与这类传记格言、谚语的文献有关。它们与申叔时所说的“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语》似乎还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前者只是抽离了具体语境的单纯的“言”，后者则不单记“言”而且有“事”，即相互言谈对答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背景以及起因、发展、结果和评论。

关于《语》，传世文献当中并非无迹可寻，如《礼记·乐记》：

孔子谓宾牟曰：“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

吴起亦曾引“楚庄王之语”进谏魏武侯，《荀子·尧问》曰：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仲虺之言也，曰：诸侯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所谓“牧野之语”“楚庄王之语”应当出自当时流传的《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以及阜阳汉简中都有《春秋事语》，它们也是[60]《语》类的文献。帛书《春秋事语》写定时间在汉代以前，有学者[61]认为它就是《铎氏微》或《公孙固》，似无根据。从内容上看，《春秋事语》虽多同于《左传》，而与《国语》相涉较少。但从“记言”和体例上的特点看，它更像《国语》。当时可能流传着不少类似于《春秋事语》一类的文献，它们成为《国语》据以编辑成书的一种[62]原始资料。《春秋事语》现存的16章，彼此不相连贯，既不分国别，也不论年代，只是杂乱地抄合在一起。这些反映了当时《语》的构成形式，大概都是以零散的形式流传，并没有经过有序的编排和组织。这些《语》在流传过程中与孔门弟子关系密切，可能经他们之手做过一些改动，以至于他们的评论也往往被夹入其中，即以“仲尼曰”、“君子曰”、“子夏曰”（《国语》）、“闵子辛（骞）曰”（帛书《春秋事语》）等形式出现。《国语》的编撰者大约就是在汇集此类材料基础之上，对其分以国别，排以时序，进行了深一步的编纂加工。后来晋代的孔衍也曾蒐集春秋战国时期的材料，编辑了《春秋时国语》和[63]《春秋后国语》，而自比于左丘明，可以想见《国语》的成书也当与此相仿。

关于《语》的来源，有人认为其与瞽矇的传诵有关，如徐中舒指出在春秋时期存在两种史官：瞽矇和大史，由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大史的记录帮助记诵。“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64]总集。”。瞽矇是一种盲人乐师，乐官在中国早期史学发展中的确[65]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按《周礼》所述，瞽矇职掌为“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周礼注疏》引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他们所口传的历史大约都是一些与世系传承和先祖业绩有关的神话传说或史诗以及简短上口的格言、谚语。现存于《大戴礼记》中[66]的《帝系姓》《五帝德》以及《荀子·成相》，大约就是瞽矇所传述讽诵之词。“言传”（口传）同“记言”（笔录）本为二途，两者区别不仅为传递方式，而且还在于传递之内容。人类历史最初都是经口语传诵，而在有了文字后，才渐将先前口传的内容记录下来。这些口传的内容大多应以叙事为主，关涉言辞的可能很少。如徐旭生所说：“文字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语言的发展，所以当日的文字，只能记事，不便记言。可是当日的重要的语言也会有一部分流传下来，又经过不[67]少的年岁，文字更加丰富，才达到可以详细记录语言的阶段。”至于像《国语》中那样丰富多彩的语言，是不可能只由这些盲人乐师凭借口头来流传的。《左传·文公六年》载君子曰：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著之话言”，孔《疏》：“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这是文字发明并丰富起来之后的事了。

文献记载，周代史官本有记言的职责，《礼记·玉藻》：（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礼记》《汉书》两说虽有矛盾，“左史”“右史”之名也未见金文及先秦文献记载。但史官有记言、记事之职确可大致肯定。

史官记言之事多见文献记载。《逸周书·大聚》：

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呜呼，殷政总总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周公曰：“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武王再拜曰：“呜呼，允哉！天民侧侧，余知其极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除王室、公室外，卿大夫家中也有家史，如《晋语》中提到的赵简子的家史董安于、史黯，智伯的家史士茁等。《史纪·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周语》中多记单姓诸公的言论，《晋语》也多有赵氏言论，或与这类侍史的记录不无关系。除此之外，《鲁语》上的一条记载大概最能说明《国语》的一些篇章是如何产生的：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之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

韦昭《注》：“策，简书也。”《国语》中所记载的言辞，不少便是源自这些笔录。不过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也由后人的增饰或拟言、代言，变得愈加丰富起来，并非已是当时言语的实录。崔适曾云，《国语》“乃后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68]篇者”。这个看法大体可信。如《孔丛子·答问》中所载陈涉读《国语》事就可与之相参：

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顾博士曰：“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先生以为何如？”答曰：“王何谓哉？”王曰：“晋献惑乱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将欲成其说以诬愚俗也。故使予并疑于圣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无讳示后世。善以为式，恶以为戒，废而不记，史失其官。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设教之言，驱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书实事，累累若贯珠，可无疑矣！”王曰：“先生真圣人之后也！今幸得闻命，寡人无过焉。”

这段记载颇为有趣，陈涉疑惑《国语》的作者怎能详知晋献公和骊姬床笫之上的私话，所以判定这是出于好事者的杜撰。相比之下，孔博士的回答则甚为牵强，后来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又照搬其说，讲什么：“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69]得掩焉”，就更加迂腐了。非只《国语》，针对《左传》所记之言[70]辞，也多有人指责其文过其实。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大可不必拘泥于古人的眼界，“文”“史”二者，本难分两途，好的历史撰述除了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外，在尊重事实之前提下，一定程度上亦需发挥一些想象，以生动文章的情节，引起读者的兴趣，这就需要采用一些文学式的叙述。对历史的记述要求严谨、准确和真实，而文学的描写则可以想象、夸张抑或虚构，二者不能等同，也并非绝对的对立。记述史事不能随意虚构、想象与夸张，但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则大可发挥文学语言的长项，做一些发挥，这样不但有利于反映事实，更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像《春秋》那样一部“断烂朝报”似的作品，相信没有几个人是爱读的。三 《国语》的体例差异

如上文所言，“分国记言”是《国语》编纂的最大特点，但与后来的一些依照国别编撰的史书不同，构成《国语》的《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间却存在不小的差别，这也使得《国语》一书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显得很不平衡。除去各《语》的篇章多寡不均，所记列国之事详略不一，以及文风上的不同外，就体例而言，八《语》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清代学者姚鼐就曾指出：

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71]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

依照姚氏所说，对《国语》诸篇依体例不同可做两分，一组为《周语》《鲁语》《晋语》《楚语》，均为略载一国之事；另一组为《齐语》《郑语》《吴语》《越语》，都是首尾专记一事，是《国语》中的异体。对此，顾颉刚在《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一书中更复引申：《国语》一书凡分八语：《周语》1卷，《鲁语》2卷，《晋语》9卷，《楚语》2卷，杂记一国先后事；《齐语》1卷，《郑语》1卷，《吴语》1卷，《越语》2卷，专记一国中之一件事。杂记诸事之文成在前，专记一事之文成在后，《齐语》似全从《管子·小匡篇》中抄出。当可分为正变两体，正体（司马迁所见《国语》）：《周》《鲁》《晋》《楚》。变体（司马迁所未见者）：《齐语》（齐桓霸业始末），《郑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