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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6 04: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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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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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片的末日

武侠片的末日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为文化评论集,收录的主要是作者的影视、图书的评论、城市文化现象,以及部分生活感悟方面的文章,均针对当前的文化现象有感而发,从武侠片、小津安二郎、宅男、城中村到纪录片、热门戏剧等话题,颇具趣味,适合70后、80后读者阅读。序士心柔似刀

此刻,笔者在乌鲁木齐飞往深圳的飞机上,取出已经揉得四角卷皱的几页打印资料,以背面当稿纸用,为汪洋兄的新书写几句话。

昨晚12时许,笔者在酒店不慎摔倒,左腕骨折,到自治区中医院急诊,复位后拍片显示,仍有一侧复位似乎不甚理想,故今天乘坐最早一班飞机回深圳。

几乎一夜没睡,自己倒丝毫没有想象中的沮丧、难过,脑海里时而浮现出朋友们安慰的话:“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警之。”甚至迂腐地想,自己若有什么轻狂失信之事之念,今后要力争禁绝。就这样小心护着受伤的左臂,心里还盘算此前有答应别人的什么活儿还没做。

想起了汪洋。

汪洋兄的新著即将付梓,索序于我。原计划在旅途中写的,为此,不惮机场安检之麻烦,还带了笔记本电脑。

这下怎么办?惭愧和懊恼喟然而起,要是早几天挤一点时间完成就好了。

这样一紧张,反倒脑子里的汪洋突然十分清晰起来了。

暮春的一天,嘉兴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的气味,混合在城市的喧嚣中,汪洋像个单身汉,背着双肩包独自走进嘉兴的一栋老房子——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故居兼纪念馆。像绝大多数当今保留着的名人故居一样,朱生豪先生的故居十分冷清,那天的参谒者,就汪洋一个人。这不奇怪,就像你去北京参谒文天祥纪念馆一样,毗邻闹市区的小院,冷清荒凉,院子里地上的砖缝里,野草长得老高。“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再激动的铁血忠烈,日久天长,人心必久而疏远慢待,自古如此。

汪洋一个人慢慢走在老房子的楼道里,辗转于每个陈列室,踩在老式地板上,发出独有的声响,脚步声更增添了故居的寂寥与空旷。墙上一首朱先生的诗词,在这特殊的环境和情境中,触动了汪洋,他反复吟哦,感动于心,几乎涕出。为此发了许多感慨,全是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应该被责备的人群里,认为当今的读书人,都对不起诸如朱先生这样的文化先辈。

汪洋发的那些议论,同样打动了我。但我可以判断,他的那种典型的书生意气,发在朋友圈,引起的不理解甚至比讥讽多得多。

他的感激之言,如温柔的刀子,已经切不开、扎不伤坚硬的人心,“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汪洋发的那些愤懑和自责之辞,是无奈,也是悲鸣。

我看他的那些言语,很希望他能在故居中多待会儿,延长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内容,况且这种过程,也不需要什么别的载体,比如多余的文字。这是一种能够晾晒良心的状态。

良心多稀罕啊!

良心之于汪洋,就是一个词:士心。

就我所见,汪洋的言语和行为,无不呈现出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曾经熟悉但日渐稀薄、模糊飘渺的做人的价值、气度,还有诗性。

汪洋勤于动笔写作。他的文笔,胜在其心其质,天资淳善、率真坦荡,没有被世间的名利误导诱惑,更没有被埋没异化。文字中所流泻的真挚情谊,元气丰沛又活泼天真,貌似奔放的叙述,分明是谨慎自警、修饬廉隅的自觉。

士心在仇士、非士、厌士的年代,毫无疑问会被大面积大范围地揶揄、嘲讽和误解,乡愿们有一种巨大的专制意识,就是希望人人和他们一样“小人下达”,比如你不能公开讲仁义道德,否则话音未落,必有人说你男盗女娼。尽管他的德性,即便是男盗女娼,他也不配与之共在蓝天下,但乡愿小人,却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满怀杀机,从不自省内心,因为他并非计较你是否有仁义道德,而是他不相信、不容许有仁义道德、不容许有士心。

士心在过去,可施展者有三种途径,政治的、学术的,道德风尚的,这是士之责任。昌明之世,得其三;昏暗之季,仅一二明哲,秉道自持而已。

日本人福泽谕吉说,若希望提升改良一个民族,须做三件事,首曰改变人心。晚近希图社会进步者,对此大加推崇。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比诸福泽谕吉,更深微明晰。是的,若单论人心而不从士心的风化作用、砥柱责任谈起,则改变人心必沦为空谈。

而仅以士心自矜,对现实事物漠然不关心,只以所谓学问自夸,其必然是为他之学,而非为己之学,通俗地说,为他之学,就是他自己不相信自己所写所说。此虽自矜为士,必伪而矫。

士心彰彰,必然表现为不苟,眼里不揉沙子,必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鄙事俗物上。我曾经对汪洋说:你不能做到对许多人和事,报以冷傲和寡情,总是太爱下顾,对所闻所见荒谬的人与事,不去关心议论,仿佛自己见义不为似的,因此耽误了自己不少正经事。

其实,这些何尝不是正经事?我之所以不忍见他心如朗月却总是照着污浊卑下,但这正是他所言所为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当今的蠢牛木马,品相也大不如前,连个像样的坏人都难找,但在汪洋,若该发言不发言,犹如见溺不拯。此正是足于己,无待于外。

汪洋的文字,不仅仅是写与他所从事的影视有关的问题,即便是他写影视,也不拘泥于影视本身。所有文字,非关表面纷纭,其道如一。

理解汪洋,读汪洋兄这本书,须从士心二字起。

汪洋曾经与一帮朋友茗谈间,突然朗声说:我之所以最终选择到高校当老师教书,就是试图影响人心。他说话间,指着我,比如许老师您,若当老师,教文史兼作文,从现在到退休,至少有上千学生吧,这些学生中,如果有十来个像你,这不是人生最精彩的延续吗?!

举座为之一震,旋复默然。

他的话和他的文字,有时愤切凛冽,但激切掩映着仁慈,若拨开尴尬的激切,你看到的,是寂寞的温情之花,而凛冽的刀光,闪烁着士心的温柔。许石林2018年5月26日中午,乌鲁木齐至深圳飞机途中光影人间被放逐的江湖

若非《一代宗师》,我不会去看钱基博先生的《武侠丛谈》;若非《武侠丛谈》,我不会忆起一段往事。

七年前,嵩山脚下,我曾与心意、形意、太极、八卦掌的几位前辈对饮,两位少林的武僧教头同席。少林两位师傅不沾酒肉,吃了两碗素面就沉默不语。我下午原定有采访,却拗不过几位老前辈劝酒,结果酩酊大醉,回房歇息。

夜半,窗外有异动,惊醒。抚窗望去,月光之下,竟是四人在较量技艺。听音鉴貌,两位即中午同饮的,两位却不认识,不知是传授拳理还是比试高下,细呼慢喘至天光放亮,散去。

翌日,少林永信方丈给大家开会,两位武师坦然在位,神色如常,我也继续完成我的采访。此前,从《聂隐娘》到《蜀山剑仙》,我是当科幻小说来看,至于金庸、古龙、梁羽生,根本就是童话,因为武侠的世界离我们太遥远。但从那天起,我开始隐约觉得真有个武侠的江湖存在,他们有自己的独立世界,固然没有影视文学里那么玄异,也绝对出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只是,这个江湖为何渐行渐远,才是真正耐人寻味的。

据我所知,1949年后因为武术套路追求“高难新美”的竞技体操化,那些宗派的传人难免沦为体育教师、健身教练,甚至理发师、马夫、厨子和帮人看场子的打手。但是武侠的江湖和主流生活之间的较力,似乎更早就开始了。况且,习武的不写小说,写小说的不懂功夫,武侠的江湖始终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记录武林的人又少点秉笔直书的认真和坦诚。所以我们的脑海里只剩下一群呼风唤雨、排山倒海的外星人,多数武林传闻都成为一种不靠谱的想象。

幸好有钱先生的《武侠丛谈》,那应是比平江不肖生还早一点的武林故事,却有助于我们回到一个更真切的原点。所谓武行四大忌:“和尚、道士、女人、小孩”,钱先生的故事大都涉猎,甚至我们熟知的甘凤池、马永贞,原来也都实有其人。让我感受最强烈的,是里面那些身怀绝技的“僧”,从明末清初一直到清末民初,“僧”的形象最具代表性。总结起来就是主流政治生活中的失败者或者现实社会被缉拿的“罪人”,原是军旅出身、武功了得,却必须披上袈裟、隐匿市井,所以难免喝酒吃肉、百无禁忌。有些人品好的就行侠仗义,有些迫于生计的就打家劫舍。因为看似道听途说,很多故事都不闭合,但恰因其不完整,却可以推想其真实的可能性。钱先生笔下的那些细节和桥段让人眼熟,因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必然从中偷了料,但钱先生记录的那种落魄江湖的生存状态却慢慢被忘记了。《一代宗师》里,王家卫隐隐流露出的家国之悲,应正是明清以降武林中人延续至民国的生存背景,但是在一个日渐高度体制化、现代化和法治化的世界里,一个武侠的江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不懂武术,对那些突破物理极限的一招一式也不甚了然,看了钱先生的描写,却觉得很多故事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钱先生不仅写了功夫的神奇,还细腻勾画了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交代了他们人生窘迫的政治起因。还有“和尚、道士、女人、小孩”这种说法,想想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入云龙公孙胜、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以及浪子燕青、九纹龙史进、没羽箭张清……江湖中人的气质和关于他们的传说,竟是一脉相承,没怎么变过。

多数人只是喜欢听故事,并无耐心去辨识真假,但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是否果真存在着这样一个被主流社会所放逐的时空?而以前我们仅仅是把他们当童话读的?王家卫用《一代宗师》开了一扇门,如果继续讲武侠故事,那个未知的世界里所能挖掘的应该还有更多。

不过,也许唯有逐一检验了这些神话的真假,那个曾经消失的江湖,才有可能在我们的世界里复活。不成问题的问题

王朔当年讽刺老舍,有几句话说得极漂亮:“聪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这话听着刻薄,但也要看从哪些角度来理解。

作为现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老舍先生虽然也写过《茶馆》这样有历史厚度的话剧,更有《四世同堂》这样的鸿篇巨制,但让我能记住更多的是他小品式的场景和对话。

他的史诗里没有光芒四射的英雄,他的长篇从不以故事或情节取胜。反而都是从小人物身上起笔,时空条件限制好了,三言两语的白描,幽默不露筋骨,讽刺也不伤和气;即使是大作品,也会被切碎成一个接一个妙趣横生的小场景或小品式的段落。

他对人性洞察入微,但不做更深的心理挖掘;他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却不喜欢直接表明态度。同时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其他五位或有诗人的激情、或有战士的风骨,总有锋芒毕露的演出,跟他们一比,老舍先生像个超然又有趣的时代记录者。有时我觉得,与其说是爱其作品,不如说是爱其作品背后的时代风物。

不妨说老舍是一位中国人很容易“懂”,但外国人没那么好“理解”的作家。生逢一个跌宕起伏的年代,却不乐于用大结构、大格局和大情感取胜,倒腾来倒腾去,就是给你掰扯那些他熟悉的市井生活。我读老舍,常有会心一笑,却少酣畅淋漓,放到今天,你又觉得这是稀缺的品质,毕竟今日舞台和屏幕上皆不缺热血喷薄,但少点冷静收敛,有谁会想到要在这个语境里,把老舍先生的作品激活?《不成问题的问题》和老舍的诸多名著相比,更是一篇被忽略的小品,大学时读过,却都忘记了。单讲人物塑造,在丁务源、秦妙斋、尤大兴这三个人身上,老舍不吝笔墨,但一到故事本身还是简陋了些。不过正如《说唐》深得后世说书人喜欢,恰因其文本简粗,给表演者留出了演绎的自由度。《不成问题的问题》看似不起眼,却可能为创作者激发出二次创作的空间。

改编《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显示出梅峰导演独到的眼光和纯粹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一部能够讨好观众的电影。不过从演员遴选到编剧改编,以及影像风格的呈现,《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具有学院派的严谨和准确。这就是一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作品——没有多大的问题,也没有多大的事儿,一切条件都被限定好了,但巴掌大的“树华农场”里也一样能折射整个时代各个阶层的国民性。

范伟饰演的丁务源看似温良忠厚,实则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在一个传统关系社会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他代表的正是精通厚黑哲学的混世成功者。尤大兴是一名接受过西方科学理性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希望改变现状,但是回到酱缸一般的环境,头破血流、水土不服——这两位都是原著里固有的“人设”,影射哪些人一清二楚。

影片里的秦妙斋比原著的定位递进了一层。原著中秦妙斋是个虚伪浮夸、不学无术、自命清高的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但电影里则成了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平日里结朋引伴、高谈阔论、混吃混喝,遇上情况就挟私报复、煽风点火,他代表哪一类人,可自行联想。

新增加的农场主、三太太、股东、佟小姐,这些人物是上层权贵,他们贪图小利、大事糊涂、易被蒙骗,对于农场的发展毫无责任感。这个设定让片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厚实丰满。

最值得称道的还是电影里大幅增加了农场工人群体的刻画比重,他们在原著里是被轻描淡写的。他们贪婪愚昧和易被煽动的秉性,体现了最为广大的“群氓”阶层。这一维度的改编堪称绝妙,没有这些“群氓”,又哪来丁务源和秦妙斋们赖以存活的土壤?换个说法:没有群氓,何来酱缸?

梅峰导演坦陈他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民国资料,所以设定黑白两色为本片的基调。全片少特写、多中远景,多固定镜头、少移动镜头,从而呈现出一个冷静、客观的叙事视角。我以为这种观察者的态度,正体现老舍先生自己热衷旁观与白描的风格。因此,所有的情绪也都含蓄内敛、不温不火。虽然屏幕上黑白分明,但故事是灰色的,人物是灰色的,引发的情绪和思考都是灰色的。

1942年,是老舍动笔写这篇小说那一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中途岛战役、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长沙会战……河南的大饥荒导致三百多万人饿死,重庆一直处于日军的轰炸中,而“树华农场”就像焦土之上的世外桃源。我确实很难理解身在重庆的老舍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没有硝烟的小说?

有趣的是,许多年过去,再看这些人物依旧不觉得陌生,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是问题。这篇寓意深刻的小说被改成品质上乘的电影,但还是没有票房。大话已远,再无西游

其实你想都不用想,就能猜出《大话西游3》是一部烂片。关于什么是烂片,个人有个人的标准。

我只结合自己的观影感受,标准有三:其一,看的过程中会大面积走神;其二,看完后一回想,完全记不住讲了什么事儿;其三,关于片子本身,你不会有任何表达的欲望,甚至一句想说的话都没有——就像今年那什么晚会,连吐槽的念头都彻底消失,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刘镇伟的大部分片子,其实都符合这个标准。《大话西游》前两部是不是烂片我们不讨论,记性不好的人我可以提醒一下,当年上映时也是票房惨淡,彼时网络刚兴起,水军没那么发达,票房还不能伪造,电影也许是真正的口碑营销。《大话西游》爆火是后来的事情,具体原因稍后分析,反正和刘镇伟这个导演兼编剧无必然关系。

关于《大话西游》影片本身,我其实没太多要说,因为它是历史上被“过度阐释”最多的电影,有太多文青、理工男长篇累牍地解释。《大话西游》已和《西游记》无关,就像关于它的评论也早与电影剥离,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表达。我只简单分析一下《大话西游》当年为什么火。

虽然在影院里折戟沉沙,但是《大话西游》有幸碰上了一个BBS兴起的时代,这部电影原本就是个商业速成品,情节处处生硬,叙事漏洞百出,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青年人的成长寓言”完全是个意外。

其一,反英雄反崇高乃彼时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尤其是对于刚刚步入校园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整个1990年代,泥沙俱下的社会变化和教科书里宣扬的道德理想形成鲜明对比,这自然波及了校园,而周星驰式的解构和自嘲正应其时,投合了年轻人的社会心理。

其二,港台消费主义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在借助流行歌、录像厅和盗版碟达到影响力巅峰的同时,香港的电影工业也因为经济兴旺进入黄金时期。所以《大话西游》编剧和导演虽烂,但是拥有周星驰、朱茵、莫文蔚、蔡少芬等一线演员,有卢冠廷的歌言情达意,甚至还有吴孟达、罗家英这样伟大的戏骨来充当龙套。这么整齐的阵容,后世难以想象。

其三,我那时也在大学校园里,感受到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资料馆可以直接看到国内外的电影,其实普通大学生能看到的好电影非常有限。电影院里刚刚开始引进大片,录像厅里还是港台劣质片居多,社会的基本审美观尚未建立起来,《大话西游》的突然流行与贫瘠的电影环境不无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刘镇伟不等于周星驰。那个时代,周星驰已经和发哥、成龙、四大天王一样拥有了诸多的粉丝,只是如我般的千千万万粉丝进不起电影院,只能在电脑上观看。这部从编剧到导演都糟糕的影片,因为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因为拥有极具戏剧张力的好演员,因为能够提供诸多碎片化的段子,因为有“至尊宝”和“紫霞”的粉丝团,所以成为第一代被互联网文化所塑造的产品。

结合我前面所说的“烂片”标准。其一,在观看《大话西游》前两部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走神,但是这部碎片化的片子记不住情节也能看下去;其二,逻辑混乱的故事不重要,演员极富张力的个人表演和有趣的段子还是给观众留下印象;其三,关于表达欲的问题,电影里的台词后来被大家反复模仿,已经成为“吐槽”本身,甚至影响到我们那代人的吐槽方式。《大话西游》的胜利根本还是演员与表演的胜利,至于每个人能从电影里看到自己,那是时代思潮的自然投射,也可以说是情节设计的歪打正着。

但这部电影,我起码还愿意翻来覆去地拿来说事儿,而《大话西游3》真是让人想说话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我居然听说,刘镇伟导演竟准备讲一个逻辑完备、皆大欢喜的故事了?!

六耳猕猴替代了孙悟空西天取经就是逻辑?紫霞和至尊宝最终结合就是圆满?最离谱的是,秦祥林和青霞的儿子就是唐僧?好吧,逻辑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原本就不是导演擅长,我觉得不能苛求;但是演员的遴选和所有人的表演,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大话西游》前两部,连一个小妖的表演都能让你记住,到所谓的“3”,唯一让人印象深点的演技就是那条水龙的腰身和香香吃人时的表情了。

歌还是卢冠廷的老歌,台词仿照以前的台词,导演估计是给我们这一代人玩怀旧,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进电影院里看韩庚和唐嫣,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能买得起电影票了。我不能揣测年轻一代是否会对导演所贩卖的“情怀”感冒,如果这样的电影也能热卖,或许只能说明国产电影整体上烂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没得选。

最后,让我诚挚地祝贺星爷、茵姐、达叔、罗叔、芬姐,还有人类历史上唯一融牛魔王和关云长于一体的陆树铭大叔,你们是如此的幸运,因为可以永远活在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里了。若干年后,你们与儿孙把酒饮茶的时候,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大话西游3》那部电影啊……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大圣啊,你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假期

一个完美的假期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次难忘的旅行,几个不着调的伙伴儿,一段无所事事随意做梦的时光,还有一部可以反复观看、回味、分享,甚至去扮演的动画电影。

我在中学的某个假期,和一位姓张的同学一起“偷偷”看了《狮子王》,那位姓张的是个男同学(哦,我也是个男的,今天这么说,好像哪里不对?)所谓的“偷偷”,是因为我们学校假期仍然得上课,翘课去看电影可不是什么光彩的经历。那部电影花了我十块钱,是我住校半周的菜钱,此后必须连吃四天的酱油拌饭,但我却因此觉得自己的青春期由此完整了,因为戏里戏外都有值得回忆的剧情。

假期结束时,几乎所有小伙伴也都看过这部电影。我们在玩笑中,分配了彼此的角色,然后经常重复几句难忘的台词。那时我就会自问,我们省下自个儿的生活费或零花钱去买票,难道只是为了一次简单的消遣吗?在物质和精神都不那么丰富的年代,一场电影就是攒在手心里分几次才舍得吃完的大白兔奶糖。虽然廉价的录像厅里充斥着各种说不清楚来源的劣质片子,但电影院里上映的仿佛都是良心之作。国产还是引进,对我们而言毫无分别,所谓的好电影,就是能用人物、剧情、对白和歌词,给大家留下永恒的话题。直到今天,我的车上仍然存着《狮子王》的原声音乐,只要打开音响,就会听到一声“Hakuna Matata!”但随即想到的却是每一个小伙伴摇摆着的身姿。《狮子王》是对《哈姆雷特》的成功改编,是以动画的形式再现莎翁经典。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意识到动画片不完全是哄小孩儿的低幼产品,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同样可以容纳编剧、导演、画师、作曲家们的勃勃雄心。

所以,你们能够理解,在大圣“归来”之前,我站在电影院门口时的绝望心情了吧?那天我是为了去看一部国外的文艺小清新电影《再次出发》,同时给儿子挑选一部暑期电影。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活色生香,但真的把我惊呆了。《栀子花开》,一看到“青春”“怀旧”等字样,我就知道不是给正青春的人看的,而是给青春期不完整的中老年观众看的。《小时代》,哦,一部我从来不看却如雷贯耳的电影连续剧,虽然不是动画片,但我听说那是部真正的低幼作品。《道士下山》,我近些年看过的唯一国产片,该怎么说呢?满满的各种说教,但是唯一可以让人记住的却是里面的色情和基情。所以,《大圣归来》未必有大家所描述的那样完美,但从价值观、审美观、电影观三观来看,这是一部有诚意的作品,让人惊艳。

其实和大部分国产电影一样,《大圣归来》同样存在着故事上的瑕疵,即使在可以无法无天的动画世界里,也需要有自洽的逻辑。不过我更关注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或者说它为什么能引起情感的共鸣,因为它的故事几乎是《大话西游》的翻版。开始,英雄被贬下凡间;随后,经历各种人间的磨难;最后,另一关键人物的牺牲唤起英雄的觉醒。和《大话西游》相比,这部片子只是以友情取代了爱情,喋喋不休、一厢情愿、一往情深的紫霞仙子换成了江流儿,但那条基本的故事线,触摸的还是埋在每个人记忆里的,那位名叫“至尊宝”的英雄。

在动画制作层面,这部电影的雄心真是无可挑剔。每一帧画面都是认真做出来的,以至于你会发现电影的另外一个缺陷——节奏太快了,来不及仔细看。喜欢宫崎骏或《虫师》的人或有感受,日系动漫一大优点就是叙事从容,而这种从容往往也来自对漂亮画面的自信。如果《大圣归来》的节奏再慢一点,会不会更加放大它在艺术审美上的优点?因为那些绚丽的画面,甚至可以做成幻灯片,被一幅一幅地看。

关于人物造型,吐槽够多,仁者见仁。我的第一反应,孙悟空是超级赛亚人和李宇春的合体。《七龙珠》是打通70后、80后、90后的不老动漫神品,就跟《哆啦A梦》一样,大家对人物形象已深谙于心,这种造型设计更具时代感。说像李宇春没有丝毫的贬义,那挺拔身姿、勃然英气、王者之风,还真不是目前国内的男性演员可以演绎。突发奇想,某天来个真人版的女性孙悟空,就请李宇春来演未尝不可。别去纠结马脸还是猴脸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帅”字。

电影院里,孩子们笑个不停,是清凉夏天里才有的爽朗。这部电影的剧情,一如我对于假期的描述:“一次难忘的旅行,几个莫名其妙不着调的伙伴儿,一段无所事事随意做梦的时光”。而且我能感受到,从今天开始,到夏天结束,孙悟空回来了,他又将成为守护在每个孩子睡梦里的英雄;或者,一位不离不弃的朋友和父亲。

电影结束,瓢泼大雨,但儿子分外开心。我撑着一把伞,儿子抱紧着我,去寻找公共汽车。我们踩出一路飞溅的浪花,就像踏着七彩的祥云。大师们,回家做豆腐吧

经济不景气,“跳大神”的就特别多。何况现在又是微博和微信的时代,人人都要抢个话语权。因此,最近几年,我发现身旁的空气里,冒出不少自命的大师、上师、领袖、先知……他们贩卖各种大悲悯、大智慧、大体系、大趋势甚至大预言和大解脱之道,呼风唤雨、口吐白沫。那种介乎“国师”和“大师”之间的说话语气,经常让我想起车迟国里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大师”的数量陡然增多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骗子横行,我见过不少人真诚地以为自己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种“自我神话症”或者叫“宏大叙事病”,根源是不甘于平凡,社会又不提供上升通道,因此顺着另外一条诞妄的方向顺风而起。偏偏民众也有相应的需求,现实生活若不太如意,渴望仙人指路,便会像芦苇一般望风膜拜、前赴后继。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从来不会被环境所左右。我有一位姓梁的朋友,几年前开始痴迷无人机,后来每月的工资除了交月供和基本生活费,全拿来买设备,摔了几台机器之后,他已深谙飞行之道。前两天看到他用自己组装的无人机搞航拍,画面清晰、飞行平稳,已是绝对的专业级。这轴劲儿我特喜欢,颇像中世纪那些渴望飞翔的发明家。

还有一位姓南的朋友,原是个书商,也拍过纪录片,在野外徒步的过程中开始随手拍摄动植物,几年下来,攒了几千张图片。他的图片都是记录生活在深圳这座城市里的野生动植物,对于生物研究具有挺高的价值,马上要编成画册出版,他已然是一名专业的花鸟鱼虫学家。这状态,类似于既写小说又收藏研究蝴蝶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真的好帅啊!

这年头,认认真真沿着一件事去做的人虽然不多,其实也不少。刚到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跟随郭熙志,一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做后期剪辑。郭从柜子里拿出几百盘磁带和一人多高的场记给我看,磁带大多是他自己拍的,场记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那个夏天,除了吃饭、睡觉、游泳,我就和他一起搬磁带、扒场记,本是脑力活儿,竟然像体力劳动。我问过老郭,怎样才能拍出好片子,老郭狡黠一笑,说出我终生受用的八个字:“放弃聪明,投奔愚蠢。”好有禅意!

厌倦了微博上的众声喧哗,但我保留着一个习惯,隔三岔五浏览一下方舟子的博客。对于和他相关的公共话题没兴趣,我是喜欢看他的科普文章,那事情他坚持了许多年。道理解释得浅显易懂,文字码得朴实干净,即使是小豆腐块儿的文章也能感受到一个写字者的诚恳。我曾经想,备受争议的“打假斗士”如果只做这一件事情该有多好,但如此一来,也许看他文章的人就少了。

同样在做事的踏实和韧劲儿上,我们可能真不如日本。我喜爱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几十部片子都是用同一种严谨理性的方式创作出来,从剧本到达影片,几乎没有误差。别人说他是电影大师,他却说自己是个做豆腐的。

这样说话,绝没有贬低豆腐的意思,我曾在一家苍蝇馆子吃过老板亲手烹制的十几种豆腐,口感绝美。豆腐做好了,真是一门伟大的技艺啊!当童话有了现实版

对于我这暗黑童话控来说,如果漏掉了《童话镇》这样一部颇有暗黑野心的电视剧是不是会很遗憾?其实我估计《童话镇》的编剧们应该更遗憾。

该剧英文名是Once Upon a Time,直译应是“很久很久以前”,而不是“童话镇”。英文原名暗示着主创的野心,想重头或者重新讲一个故事(却未必是一个童话)。从目前的观剧体验来猜,至少开始的定位是,面向18岁以上的观众,因为主创们是要将以往所有的童话进行一次大融合和大颠覆,这不仅仅是故事本身的改写,也是价值观的挑战。但显然经过几方博弈后,宏大的想法已然流产。

比如主创原打算在第一季的第一集里,就把白马王子“杀掉”,但是遭到ABC管理层(特别是女性高管)的集体反对,所以“白雪公主”很庆幸地没有成为一名孤独终老的寡妇(其实在暗黑童话中这是一个应然的结局)。再比如“灰姑娘”原本应该做一辈子“灰姑娘”,过着她绝望无助、没有未来的生活,但是几番纠结后,编剧还是让她成为梦想实现者,或者说既得利益者,为了保住眼前的幸福甚至不惜破坏原有的承诺。

若说这个剧有何吸引我之处,那就是给所有人物都找到了一个现实版的对应者,它试图用现实的角色来诠释童话的人格。但该剧最大的问题也源于此,当童话和现实一碰撞,我们会发现两种价值观念竟然如此的不可调和,传统美剧里那种价值先于故事的局面彻底终结了。以前故事可以破绽百出,但价值基本是恒定的;现如今故事当然先天不靠谱,但价值观则纠结得一塌糊涂。会有很多人为了寻找自己心目中经典的记忆来看这部剧,也有像我这样诚心来看童话人物在现实中摔得鼻青脸肿的,但两种期待的人最后将发现同样一无所得。

美剧一做童话题材就忘记不了亲情这根线,反正童话如何离谱都没关系,亲情戏却能证明“我们”的人性是正常的,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亲人之间会有误会,会有矛盾,不过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爱最终能化解一切,个性得以包容,同时误会又可以消除(天,世上哪有那么简单美好的事情?)。但该剧的亲情戏,既不黑暗到位,也不自圆其说。小男孩Henry是该剧的主人公之一,他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女儿Emma的亲生子。Emma从小抛弃了他,他被Regina(白雪公主的继母,现实版中的镇长)所收养,他的每一块尿布都是Regina换的,但奇怪的是他却不喜欢养母,只喜欢生母。他莫名其妙地坚信生母是来带领他们拯救世界的,养母正是应该被报复的对象。这已突破了童话的范畴,基本上是在胡闹了。

美剧的主创们不安心重复童话,却也不会有勇气去挑战人性的极限或者面对真正的现实,所以,千万不要把他们的故事当真。不过,以此剧为反证,我却想明白了一个道理:白雪公主最终就是要成为寡妇,灰姑娘一辈子只能做女仆,小红帽乐意被狼所勾引,Henry就应该认贼做母……所谓暗黑的逻辑,相对于童话而言,其实就是人们希望悲剧永远不发生的逻辑。当我们不再需要神话《狼图腾》电影开始,马头琴音乐响起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另外一部电影,尼基塔·米哈尔科夫1991年摄制的《套马杆》(Urga)。俄罗斯人谢尔盖和蒙古人刚波在草原上相遇成为朋友,随后的剧情是刚波夫妇在纠结是否应该生下第四个孩子,并且取名叫“铁木真”。到迪斯科舞厅里喝酒的一段,影片主题渐露。谢尔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他听到故乡的音乐泪流满面,朋友嘲笑他:你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吗?你还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吗?我们的灵魂在哪里?

刚波也受到了感染,他买回电视机和自行车后,坐在草原上吃罐头,不知不觉进入梦境。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士们出现了。成吉思汗用枪指着刚波发问:你还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吗?你为什么没有武器?为什么没有马?愤怒的骑士们把刚波绑了起来,甚至摧毁电视机、焚烧卡车。

这个超现实的故事,隐喻不言自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洪水,让传统的精神消失殆尽,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惘——什么是文化的根本?何处是精神的故乡?之所以要介绍电影《套马杆》,是因为我觉得它和电影《狼图腾》一样表达了一种类似的情感。此前,小说《狼图腾》曾经饱受争议,德国汉学家顾彬指责其宣扬了法西斯主义,作者姜戎的同时代人批评其对于知青历史的错误书写。作为评论家和文学家,人们从各自立场发出的声音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和他们感受并不一样。抽掉“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这个故事放在印第安人那里也成立,放在非洲部落也成立。它首先就是一部好看的动物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每个热爱动物的孩子,和每个曾经的孩子,都会被神秘而有趣的动物世界所打动。其次,它和电影《套马杆》,都是一曲游牧文明的挽歌,表达一种深沉的失落。既然是挽歌,就意味着历史已经不可逆,也没几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要用过去来套当下的生活。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有追忆和书写祖先勇武征战的神话传说,如果因为所谓“狼的精神”就否定这部小说,未免苛责。我曾经看过的BBC剧《匈奴王阿提拉》和《维京传奇》,黑暗残暴而又富人格魅力的主人公一样被塑造成英雄,这又该如何理解呢?神话时代的人物因为离自然更近,多有人兽不分的特质,但是其澎湃的生命力,确实可以直抵心灵。失去精神信仰、灵魂寄托,又被现代生活所阉割的人们,有时的确需要这种自然主义的“神话”,来进行某种精神刺激或者说按摩。若说《狼图腾》小说最大的失误,也许就是名字太扎眼了。这毕竟是一个“祛魅”的时代,任何表达神话崇拜的倾向都会使人警惕,何况是崇拜狼?如果直接叫“草原狼的传说”,而不是叫“狼图腾”,就不会那么刺眼,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名字一改,既减少了读者的关注,又失去了文学的味道。

或许是考虑到争议,电影对于小说进行了挺大的修改。我同意小说比电影内容更丰厚的看法,因为叙事的载体毕竟不同,但是,就这样永远认为电影不如小说,也是一种“定见”或者“俗见”。演职员名单里有著名编剧芦苇和原作者姜戎,除了他们,还有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自己和好莱坞的著名编剧约翰·科里(John Collee)。很难说谁起到了更关键性的作用,但凡是认真看过小说原著的人,还是能从故事和价值层面上感受到明显的差异。

主人公陈阵斗狼、养狼、爱狼的故事主线是被保留了,“成吉思汗观察狼群来学习兵法”“蒙古人的历史由敌人来书写”等经典对话也保留了,不过真正被强调出来的是那条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矛盾线。上级领导只知服从命令,违背科学规律,猎杀野生动物,东边来的人对自然资源毁灭性掠夺,破坏草原环境,这一切又导致了人和狼的矛盾加剧。难怪有人说,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却毫无穿越感。影片最成功之处,是对“狼”形象的写实主义呈现,这是一个狼的“神话”,但拍得却如此真实。导演用六年的时间来筹备影片,其中花了大量精力来驯养真正的蒙古狼。“狼马混战”一场戏激烈紧张,镜头捕捉及场面调度精准到位,让人真能感受到狼群的勇猛和智慧。后半段落对每只狼的刻画虽然略显单薄,但同时强化了新的价值解读。我们喜欢狼,不是喜欢其血腥凶残、掠夺成性、富有团队意识和战争经验,而是爱其心灵的自由及反抗的精神。一只狼,无论如何被驯养和捕杀,都不会变成一只狗。

美轮美奂的画面和磅礴悠扬的配乐也是本片最大亮点。摄影师让·马瑞(Jean-Marie Dreujou)曾和导演合作过《陛下未成年》;詹姆斯·霍纳(James Roy Horner)曾为《燃情岁月》配乐。有人认为片子结构松散,我却恰恰觉得导演贡献了一个散文体的抒情史诗——这算是少见的中国“西部片”了吧?(西部片不是指方位,而是指类型)

当然,这部影片的遗憾和优点一样明显。首先,电影篇幅不够长,人物形象和狼的群像都缺乏更从容和丰富的展开。其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结尾,孟加拉虎头也不回地步入丛林,那是一种残酷和冷静;《狼图腾》结尾,小狼的回头却像是一种神话与现实的妥协。

我的困惑还是来自故事内在的“拧巴”:一只吃了狗奶,被人饲养的狼,还真的能长成一只狼吗?正如那片重新布满荒草的土地,还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草原吗?饿死的“洛神”

我一直觉得,杀死“洛神”的饥饿并不是来自肉体的饥饿,这种饥饿的另一个名称叫寂寞。

第一次读《呼兰河传》,那种陌生感就足以颠覆我对小说叙事的认知。普鲁斯特和曹雪芹是以精妙的文字、繁复的细节构筑其记忆的城堡。谁能想到,同样是深入记忆之海,一位中国女作家用最干净和最凝练的文字就勾勒出了辽阔深远又生机盎然的故乡。一个敏感而孤独的个体心灵,才能够驾驭一个自由跳跃的丰富时空。

后来读《生死场》,其情感的丰沛与生命的浓艳,让我产生有如观看电影《红高粱》时的激动。仅凭这两部作品,“洛神”就成为我最喜欢的作家,就像张爱玲,她们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经验世界,并更新了汉语叙事的可能性。

这就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在一大堆看着花枝招展却教人毫无食欲的电影里,把《萧红》挑了出来,并且捏着鼻子度过了一小时五十五分钟。此前,我没啥兴趣关注作家们的生平。

但霍建起导演,您真的让我失望了,您摆足了架势,攒够了感情,然后讲了一位女作家与几个坏男人的故事,不是说这种故事就不好,而是女主角可以换成阮玲玉,也可以换成杜十娘,但她不是我的“洛神”。还有,就算是纯粹演绎男人混蛋、红颜薄命,建议您可以先学习一下中岛哲也导演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有时,一种所谓艺术的腔调,会同时毁掉一个导演的想象力和对真实的理解力。我不明白,如果是表现一个作家,为什么您纠结于写字者的三角恋,而不是探索她生动的文学世界?就像因为爱情纠葛而备受追捧的学界圣女林徽因,其实没几个人读过她的学术专著与文学作品。

我更不明白,您的每个镜头都堪称完美,但您真的认为,那是属于萧红和萧军们的世界吗?当文学青年们深情讨论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抖落了一地的鸡皮疙瘩,如果从中间开始看,谁说您拍的不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选这部片子还有个小小的期待,就是想看到鲁迅先生。在我的记忆里,已多年未在影视剧里见过他的身影。这方面我承认您也许有想法,您试图让观众看到一位风趣亲和的大师,但蹩脚的台词和拙劣的演技,把先生的可爱变成了可笑。于是电影成了一场不同年龄阶段文艺小资们在吃饱了饭之后的肉麻对话。虽然不时涌现法国洛可可风格的服装展示,但我认为他们的级别并不高于余华《兄弟》里的赵诗人和刘作家。

没有“洛神”心灵世界的空阔与孤独,也没有那个年代的家国离乱之悲,小宋佳越看越像斯嘉丽,黄觉则天然神似白瑞德;我深深地佩服您,终于把《萧红》拍成了《乱世佳人》。所以说不必讨论您和郭敬明之间隔着几个陆川的问题了,中国几代导演都将死于同一种文艺病,人们也许会被电影感动,但却忘记了真正的“洛神”。

文学和艺术未必毁于商业,却可能毁于不负责任的历史书写,如此喧嚣的年代,又有几人肯耐着性子去理解写字者的“饥饿”呢?

我用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的开头作为本文的结尾,并以此祭奠“洛神”:“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地被冷落了。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地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收入也还不错。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好吧,星爷,你赢了

说出来,不怕被你笑话,第一次看《大话西游》,我被惊到了。因为从小就对蜘蛛特别敏感,所以春三十娘一现形,我几乎转身想跑;更没有料到,白晶晶变出的那张骨头脸,级别远在86版《西游记》之上,甚至超越了好莱坞的《惊声尖叫》,逼着我差点关电脑。电影的前30分钟,我几乎开始怀疑,为什么有人跟我说,这是部催人泪奔的爱情喜剧?

类似的困惑,在十几年后重现,但困惑的不再只是我一个。因为鱼妖和猪妖的段落让观众魂不附体,人们指责《西游降魔篇》是一部儿童不宜的血腥恐怖片。甚至有曾经的粉丝宣布:“星爷老矣,大话之后,没有西游。星爷背叛了观众,也背叛了最初的自己。”

还是得回到《大话西游》,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校园的BBS上是铺天盖地关于这部电影的阐释文章,朋友聚会常听到对片中台词的模仿。我是在中文系师兄曾飚(现居伦敦以西)的电脑上看完这部片子的,并和他有过一番讨论:为啥这么多人会喜欢这片子?尤其还是那些智商极高的理科生。我承认,卢冠廷的歌真好听,朱茵就是仙女,罗家英的唐僧最颠覆,星爷的至尊宝确实可爱,但这片子还是像个商业速成品,表演处处生硬,叙事漏洞百出,为啥一不留神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经典、青年人的成长寓言?甚至连故事的硬伤和缝隙都被超级拥趸们在连篇累牍的“论文”里给解释和填平了?那个时候,想对这部电影说个“不”字的人,完全没有话语权。

不过,批评又真的很有必要吗?老实承认,凡是那年代长大的人,谁没有被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表白以及《一生所爱》的歌词所感动?有时若遇上老师或家长的几句啰唆,还会想起唱“Only you”的唐僧,体内那个一心欺师灭祖的孙悟空也会瞬间复活。

时隔十几年,我不觉得星爷有多大改变。星爷依旧很聪明,但其实星爷从未有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深刻。变化是有的,当年无法无天、桀骜不驯,在佛性和人欲、使命与爱情之间挣扎的至尊宝,变成了今天相信大爱可以化解一切的唐三藏。在星爷的眼里,孙悟空的反叛和妖逆成为不被容许的丑恶,革命者不愿意再革命了。但谁也别忘了,这仍然是一部商业片,我认为星爷对观众和粉丝的把握还是精准的。一个炖老鸡汤的故事,以怀旧起势,纯靠特效、音乐、噱头、恶搞、明星,甚至惊悚血腥的场面仍然能维持下来,星爷的“后现代”就是实用主义的大杂烩,就是把“儿歌三百首”胡乱拼凑也能歪打正着的“大日如来经”。

人们骂这片子惊悚,我却觉得星爷的片子一直都惊悚。从《大话西游》开始,我是通过星爷,才知道了什么叫“黑童话”的。不完全是因为重口味的恐怖剧情,也不完全是“反童话”式的现实冷酷,而是藏在“无厘头”背后的黑暗。星爷的黑暗,是他自己对黑暗早已习以为常,比如鱼妖吃了女孩儿那段,黑暗得没有底线。

我曾想,星爷这样“揾食”长大的孩子,估计一直没少吃过苦也没少吃过亏,有天生怀疑一切、颠覆一切的秉性,黑暗才是其内心最真实的所在,而今突然要讲个光明正面的故事,最别扭的是在这个地方。

有趣的是,豆瓣上的“解释狂”们再也写不出貌似深刻和有信息量的文章了,当道理本身不再坚挺的时候,喜欢显摆道理的人会堕入无力坚挺的空虚与愤怒。没有棱角的道理都是扁平的,巧舌如簧也挖掘不出新的爆点。“如来神掌、天残脚、超级赛亚人、阿修罗之怒、金刚……”等层面的信息,应是星爷奉送给他们的礼物,可惜在我心目中的巅峰之作《功夫》里,这种力道已经用到了极致,出来数宝的人,也会觉得无聊了。

不过,我仍然相信,骂归骂,丝毫不妨碍这片子的票房成绩,因为星爷,就像崔健、王朔、王小波一样,早已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听到这个名字,听到西游两个字,就会忍不住买票。

说句公道话,只有星爷你翻来覆去只讲一个老故事,也只有你能破坏掉经典,讲出一个新故事。就像独步天下的妖王之王孙悟空一样,这年代,还有其他的喜剧之王吗?即使你的片子,真的是喜剧吗?荷尔蒙改变历史

如果我没记错,第一次和维京人相遇,应是那部动画片《圣斗士星矢》。那时不知道什么维京人,只知道“神斗士”。若干年后回忆,此片真是部世界文明大杂糅的神作,智慧女神雅典娜被画成了日本姑娘,七个北欧战士却代表了中国传说里的天枢、天权等北斗七星,黄金白银青铜的圣斗士等级应出自柏拉图的城邦构想。但我当时仍然可以将北欧“神斗士”和其他圣斗士区分清楚,因为他们信奉的神,手持利矛、头戴金盔,名叫奥丁。

第一次记住维京人,却是因为《帝国时代》这部游戏,无敌的龙头战船纵横于海上,维京的“狂战士”则可以列入最强的步兵种。此后,他们的名号与造型不断在各色影视、文学、游戏里出现,就这样,我慢慢认识了这群“来去如风,劫掠如火”的维京人。

他们曾经是世界上最强悍的海盗,被称为“海洋的霸主”。他们劫掠整个欧洲的时候,那些后来抢劫整个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只有割地赔款的份儿。在中世纪开启的前几百年,欧洲人信仰的上帝无法阻挡维京人手中的利斧,就像发达的华夏文明屡屡被北方的游牧民族中断历史的进程。不过,虽然欧洲只言片语的历史文献常以野蛮落后来形容维京人,但维京人对于世界并非全无贡献。他们一方面是冷血而恐怖的战士,另一方面也是出色的航海家,他们修造船只的技术及海上方向定位的手段,促进了海洋贸易,可视为人类互相联通最早的努力。

美国历史频道的《维京传奇》(Vikings)描绘了维京人鼎盛时期的故事,让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维京人生产、贸易、生活及战斗的场面。主人公拉格纳·罗斯布洛克(Ragnar Lothbrok)是维京时代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此剧集暗示其为半人半神的英雄,又几乎将他塑造为达迦马、哥伦布式的人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智慧超群、勇武过人,最可贵的是拥有征服海洋的远大志向和冒险家的精神。维京人和后来探索新大陆的西方国家一样,是基于对财富的渴望踏上侵略世界的旅程,但拉格纳的可敬之处,或许在于他自己倒未必留恋钱财,而是更热衷于战斗、征服和冒险。人类的历史,有时就是由这些充满了荷尔蒙的不安分者改写的。《维京传奇》已播出的第一季是讲述拉格纳为了西进的理想不惜反抗领主,并因此成为新领袖的故事。维京人征服史真正的高潮则是在公元845年,拉格纳率领一支拥有120艘船5000名战士的大军,沿着塞纳河攻陷巴黎。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向维京人支付了7000磅白银的巨款才赎回了巴黎,正是这个故事让我对后面的剧集更充满期待。

当然,我们听到的维京人历史并不那么确凿,诸多考古发现也不能完全印证目前流传的故事。BBC曾有部纪录片叫《维京血脉》(Blood of the Vikings),试图通过语言分析和DNA研究搞清楚维京人及其后裔的历史,但最后的结论也是模棱两可。原因之一是维京人劫掠成性,不仅自己不重视文献记录,对于敌人和修道院里的书籍文字也是采取一把火烧了的方式,自然难有信史可循。

不过,遥想一千多年前,一群身材雄壮、披发文身的勇士与风浪相搏击,一艘轻盈的维京龙头战船自由穿行于大海与河流之间,仿若水里的轻骑兵。那画面,仍然令人神往。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不仅仅是神话,还有荷尔蒙。黑暗的本能(本文需要在家长指引下阅读,如有不适,请记住本文谨代表作者立场而不代表出版社立场。)

纳博科夫曾经说:人生就像一瞬短暂的亮光,此前此后都是无尽的黑暗。我理解,黑暗,可能才是我们的本能和生命的真相。

上周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看英剧《黑镜》(Black Mirror),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六个独立的小故事,制片人试图表达当代科技对人性的利用、重构与破坏,而当时我想的是:万事归罪于科技莫如归咎于人性本身如深渊一般的黑暗呢?《黑镜》的六个故事是由不同的导演来完成。好比物理实验室要构造真空环境一样,你同样能够在你的艺术作品里设计极端的条件,甚至舍弃一切道德的预设,而这个时候就会暴露出我们许多习惯性认知的荒谬和脆弱。《黑镜》里的故事一个比一个黑暗,我理解,那是因为“黑暗”才是所有勇敢的艺术家本能的选择。

以《黑镜》为引子,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开始聊所有关于“黑暗”的话题:比如,我们小时候看过的最黑暗的童话就是《西游记》。孙悟空那位妖王在成佛之前,面目狰狞,张开血盆大口,也不知打死和吞吃过多少生灵?取经路上的妖怪,动不动就要烹煮童男童女,给老和尚剥皮抽筋下油锅。但真是奇怪,小时候居然听了也没有害怕过。害怕的故事也有,最黑暗的动画片当属《黑猫警长》:食猴鹰、吃猫鼠、“三个偷吃红土的怪物”都是永世难忘的恐怖记忆,而把自己老公吃掉的母螳螂则让我对生命产生了良久的困惑。更奇怪的是,这么黑暗的故事,竟然是给孩子们看的?

从名著、动画片再扩展到民间传说。我们还彼此交流了树精、水鬼、狐仙、黄仙、偷小孩儿吃的红眼睛老太太等不同地域的孩子居然都知道的故事。原来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被黑暗的故事所包围的,以至于只要想讲一个故事,其实往往就会是个黑暗的故事。我们经常嘲讽那些正面、主流的作品,但是想想那些编剧的文化意识和生活背景都差不多,怎能指望他们自自然然地说出个健康、光明的故事呢?参考《黑镜》的模式,我们聊天的三个人决定玩一个游戏,以“母、子、密室”为题,每人写个短剧,角色不限、形式不限、喜剧悲剧不限,以最本能的方式编个故事。

一周之后,各人拿出短剧,我们不禁哑然失笑。一位没看过话剧只熟悉京剧的朋友以戏文的方式重写了《四郎探母》;我是写了一个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不得不与男朋友合谋毒杀自闭症儿子的故事;另一位则写了这么一个场景,儿子去敬老院探望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在断断续续回忆了许多往事之后,没有任何事前征兆也没有任何理由的,勒死了自己的母亲。

一个母杀子,一个子杀母,三个编剧,两个故事都无比黑暗,而且主人公都有某种很难以日常是非好坏来界定的价值挣扎,这或许就是对人的黑暗性和复杂性的最佳注脚吧?在三个故事里,《四郎探母》最粗糙简单,但在价值层面却是最完整、均衡和自足,在本次文字游戏里,这也许是一个意外收获。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难道传统社会的道德价值就真的一无是处吗?谁说我们内心的黑暗不是现代化带来的?黑色幽默,一定要方言?

这些年,一说要拍喜剧,或者说“黑色幽默”剧,都得去老少边穷的地方找资源,然后“方言”是叙事的利器。

陆川的《寻枪》是以四川话取胜;宁浩拍《疯狂的石头》,热气蒸腾的重庆话和黄渤土里土气的青岛口音功不可没;后来《无人区》,靠新疆、甘肃的口音制造笑点。

冯小刚的电影里如果不演自己的京味儿笑话,喜欢讲河南口音的段子,估计是他与刘震云合作比较多的缘故,或是在他自己的情感认知里,河南话意味着与北京话对应的某种身份标签。

除去这几位导演的作品,东北话、陕西话、四川话、贵州话等方言都在各个影视作品里出现比较多,相比之下上海话、浙江话、福建话,甚至粤语这几年都要少一些。究其原因,国内的导演,多半是北方方言区成长起来的,或者在政治中心地带接受了文化教育。而上述罗列的东北、西北、西南、中部等口音更像普通话在音调上的变体,容易被观众和他们自己所理解接受。江南和岭南,则更像另外一个说话的体系。

关于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那是个语言学范畴的学术问题,我们没法儿展开讨论。我在琢磨的,还是为什么一说要拍“黑色幽默”的电影,就要去这些“边地”和“方言”里寻找资源的问题?

场景必然选择在那些发达城市之外的乡村角落或市井江湖,人物必然要讲方言。更好玩的是,故事一到这些地方,就特别容易天马行空地展开了。你会发现就像是到了一个毫无秩序、无法无天的丛林世界:法治、道德、伦理、规则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性皆是在正邪黑白之间游走,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陡然增强,所谓的“黑色幽默”也拥有自身滋长的环境和土壤。

对于这一点,电影导演们未必有清楚的认识,但是肯定会从本能的角度做出在场景和表达上的选择。至少他们一说要拍“黑色幽默”这种类型片,就必然启用边缘人物,去边缘地区……然后——说方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以为“方言”意味着“边缘”对于“中心”的某种解构。我们使用方言,往往意味着某种地方文化的“觉醒”。但后来我才发现,除了贾樟柯等少数几位本身有“文化自觉”的导演,对于大多数导演来说,“方言”和“边地”就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即使是我非常喜欢的曹保平导演也概莫能外。

像《烈日灼心》,故事明明发生在福建,主要人物不仅都讲普通话,而且人为加上了一段京味儿的评书作为故事叙述者。原因估计是福建话不好懂,拍的又是悬疑片,用方言更不利于情节叙事,所以几乎彻底抛弃了方言因素。但是到了今年的新片《追凶者也》,“黑色幽默”是卖点,于是场景被设置在了云南,主要人物讲云南话,同时设计一位东北话的杀手来和其他人物构成戏剧冲突。片中的云南话接近四川话,富有表现力,相对好懂,但我却怎么听都不舒服,观看的时候,几次因为演员的“方言”表达而走神。非云南籍的演员使用方言不够标准都只是表象,破坏我感觉的,还是用普通话写的剧本和演员方言表达之间的某种距离。

关于电影《追凶者也》,今年的评价有点两极分化。有人特别喜欢其叙事和表演,但也有人觉得不如《烈日灼心》震撼。其实表演层面各有千秋:刘烨不开口说话状态就挺好的,一开口就有点跳戏;张译太用力,相比之下段博文更自然。总体而言该片的表演比《烈日灼心》略微浮夸一点。情节叙事的层面,我觉得《追凶者也》比《烈日灼心》要好,技巧圆熟,看不出太多Bug。一位我敬重的导演评价曹导是典型学院派,在做各种教材的实践版,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中肯,而且认为曹导是国内最具工匠精神的电影导演之一,不能否认他在类型片技法层面所做出的努力。

真正的批评还是应聚焦在方言的使用上。

即使镜头、叙事和表演,我们成功照搬了科恩兄弟和盖里奇,仅仅植入方言、选择边地,我们就能拍出一部中国特色“黑色幽默”的西部片吗?纵观全片,《追凶者也》并没有提供几个来自本土的笑点,幽默的方式仍然老套,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叙述和表达与这个西南部的时空有无密切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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