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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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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试读：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留下这样的指示：他的长篇小说《2666》分为五部书出版，即这部巨著的五个组成部分。他特别规定了五部书的出版顺序和时间（一年一部），甚至包括与出版商谈判的价格。这一决定由罗贝托本人亲自告知出版人霍尔赫·埃拉尔德。罗贝托认为这样就解决了子女未来的经济问题。

罗贝托逝世后，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罗贝托生前好友和指定咨询文学问题的最佳人选）经过研读罗贝托这一巨著及其工作资料，提出一个不讲功利的出版顺序，即尊重《2666》本身的文学价值，与出版人霍尔赫一道改变罗贝托的原来决定：用一卷本出版全书。这就是说，如果作者的病情没有恶化，那么也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一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还有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国文学教研室图书室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地（或者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这个人是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这位老师也无知到了傲慢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在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辞典里出现过；还在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维尔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和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之前，提交一份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出版社准备最多印刷不超过一千册。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达松法尔》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到了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成是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了。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居住。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辞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意志，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是首都大学生的正常形象，但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一种兴奋剂，让他想哭泣，如同19世纪一位荷兰拽文诗人说的，像一种打开激情和看上去像是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是愤怒？或许吧）自我怜悯闸门的兴奋剂；这上瘾的东西让他想了又想，但不是用话语，而是通过痛苦的形象，回想他的青年学生时期；经过整整一夜，也许是无用的一夜，心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这是他对阁楼生活的惟一纪念。他觉得坚持顽强的意志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埃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翻译阿琴波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叉的分叉》是1988年了，而且送到意大利各家书店时遗憾多于快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埃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是个什么克罗西莫，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落户之后，1971年出版了《欧洲的河流》，1973年出版了《遗产》，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渣滓》。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而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者降价处理，或者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切纸机裁处后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分叉的分叉》，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贝尔纳州，是路策尔富鲁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经历了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1]格尔，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2][3]然变成了巴罗哈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派；而到了夏天，则[4]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5]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有痛苦就哭，有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到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6]廉·詹姆斯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而对丽兹而言，那她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性。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是始终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直接联系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开学院越远，雨丝打湿她灰色裙子、细腿和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士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惟一有意思的是一位柏林老[7]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有趣的所有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阻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大街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地点是圣-儒略-勒-波维莱附近。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点心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没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不知对方是严肃还是认真），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在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泳的领头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语（声音好像出自一座旧城堡内部，或者是旧城堡墓穴的渣土上），在加朗特大街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8]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在法国和欧洲的展望的报告，顺便说一下，它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出言不逊。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在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而且还因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家庭旅行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热情和碑文式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一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9]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10]逊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11]·格拉斯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12]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13][14]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又像拉纳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说话飞快，论述了格里默斯豪森[15][16]，格吕菲乌斯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17]斯·冯·霍尔海姆，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像是纳粹统治时期丢弃的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丽兹·诺顿望着酒馆，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但是，聚会时间虽然很长，但很愉快；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对此，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四人，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结束（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针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落脚点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是，四人一面走在湿漉漉、光亮的街道上（的确光明不断，仿佛不来梅是架机器，时不时地总在放电），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与一个喜欢冒险的哥哥分享伦敦的一个单元。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教研室的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一面走，四人一面笑不来梅的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结束了一次通话循环，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了：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的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的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的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一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的生命、活下去的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电话就变成了一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的代码，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就丝毫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片，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慈，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有过意大利和法国之旅，甚至在一次旅行，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时，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1927或者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条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夫人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上了岸，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18]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夫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夫人一眼，这让夫人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夫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子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啊；但到了最后，夫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坐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毛头小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子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流露是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夫人向孤独一人的小子走去，他左手牵马（他父亲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夫人对小子说：别难过！你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啦；这些话小子好像不懂，以为是月亮上的语言，以为是乌云遮蔽了月亮，以为是一种慢慢的折磨；于是，小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夫人，好像要在夫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住宅的另外一侧时，据夫人回忆，这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个地方有个花纹铁架子，有花坛，有夫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喷泉，石头围成的喷泉；支撑石头的只有一条兽腿，石头上有个拉美本地土生白人的漂亮小孩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土著人，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上，夫人和小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方表妹（或许是庄园主忘记在大脑皮层里的小妾）来到夫人身边；她对夫人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夫人挽着远方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夫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夫人摸摸他脑袋，她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那小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夫人不容许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那小子说了……小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夫人重新回到了晚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语依然未解；只是到了轮船离港几天，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夫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和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夫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了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片，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夫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

这时，夫人开口了。她说：“谁能破解这个谜团？”

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镇上的人们。“有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谜团？谁能理解这个谜团吗？这个镇上有谁能告诉我答案吗，哪怕必须在我耳边悄声说给我听？”

她说这些话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盘子，那里面的香肠和土豆片还纹丝未动。

于是，这个时候，阿琴波尔迪，他此前始终埋头吃饭，一面听夫人讲着话，才声音不高地开口道：庄园主和他儿子搞的是招待性质的活动，相信夫人的丈夫第一轮会输掉，于是在第二轮和第三轮耍了花招，设法让老骑兵团的上尉取胜。这时，夫人看了阿琴波尔迪一眼，笑了，问他为什么第一轮她丈夫也赢了。“为什么？为什么呀？”夫人问。

阿琴波尔迪答道：“因为庄园主的儿子在最后一分钟，明白自己的坐骑比夫人丈夫的马好，马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同情心。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娱乐活动决定的，而这次活动是他和他父亲临时决定的，是要尽兴。一切都要尽兴，包括赛马的胜利，人人都这样、那样地明白了事情应该如此，包括那个去花园找您的表妹，只有那小子除外。”“这就是全部答案吗？”“那小子除外。我认为，假如您和那小子多待上几分钟，可能他已经把您给杀了，在这小子看来，或许杀了您也是一次尽兴活动，不过可不是庄园主和他儿子追求的方向。”

后来，夫人起身，谢谢晚餐聚会，就走了。

施瓦本人说：“几分钟后，我送阿琴波尔迪回旅馆。第二天，我去找他，送他上火车。可他已经不在了。”

曼努埃尔说，奇怪的施瓦本人。让-克劳德说，我需要他。莫里尼说，尽量别打搅他！别显得多感兴趣的样子！丽兹说，应该逮住他！就是说，好好待他！

那个施瓦本人凡是应该说出来的内容，都已经说出来了，不管四人如何哄着他，邀请他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饭店吃饭，四人甜言蜜语跟他谈招待活动、尽兴的聚会以及在外省镇政府做文化宣传员的经历，但都没办法从他嘴里套出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来，尽管四人小心翼翼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伟大导师；这些细节施瓦本人都没有忽略，恰恰相反，越发刺激了他的胆怯心理（这作风在一个从前当过外省文化宣传员的人身上实属罕见；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判断，他俩认为这个施瓦本人就是个骗子）；他的守口如瓶和小心谨慎近似于一个散发野狼气味的旧纳粹分子空想的“信守誓言”。

十五天后，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向各自的单位请了两天假，二人前往汉堡去拜访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接待他俩的是社长，是个瘦子，确切地说是又瘦又高，六十岁左右，名叫施耐尔，意思是“快”，其实施耐尔刚好行动缓慢。头发平直，深栗色，双鬓有白发，这让他表面上显得年轻。在起身与他俩握手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想到：此公是同性恋。

后来，二人漫步在汉堡街头时，曼努埃尔说：“那个二尾子是我见过最像鳗鱼的人。”

让-克劳德批评了他这种有仇视同性恋倾向的观点，尽管心底里赞成朋友的看法，施耐尔的确有像鳗鱼的地方，这种鱼常常在浑水里活动。

关于阿琴波尔迪，他俩不知道的，他也知之甚少。施耐尔从来没见过阿琴波尔迪。重印和翻译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稿酬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他把钱都给阿琴波尔迪存到瑞士一家银行里去了。每两年出版社会收到阿琴波尔迪的一次指示，都是通过邮局寄来，发信地址多为意大利，虽说出版社的档案里也有来自希腊、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邮戳；另外，这些信件都是寄给出版社女东家布比斯夫人的；社长当然没有读过。“出版社里，除了布比斯夫人，还剩下两个人真正认识阿琴波尔迪。”社长告诉他俩，“是新闻部女主任和校对部女主任。到了我来这里工作的时候，阿琴波尔迪早就失踪了。”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要求见见两位女主任。新闻部女主任办公室里摆满了照片，不都是出版社的作者，还摆满了设计图；关于那位失踪的作家，她对二人只说：他是好人啊。

她说：“他个子很高，大高个。他跟故去的布比斯先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像是字母ti，或者字母li。”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明白她想说什么。新闻部女主任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个字母l，又写了一个i。或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le。对，就是这样。于是，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了：le。“字母l就是阿琴波尔迪。e就是已故的布比斯先生。”

接着，新闻部女主任笑了；然后，斜靠在她的转椅上，静悄悄地注视着他俩，有好大工夫。后来，他俩跟校对部女主任谈了话。这位女主任跟新闻部那位年龄相仿，但性格可没那么活泼。

她对二人说，是的，多年前，她的确见过阿琴波尔迪，可是不记得他的模样、举止和任何关于他值得说的故事了。她不记得阿琴波尔迪最后来出版社的情景。她建议二人找布比斯夫人谈谈；随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长条校样的检查中去了，还忙着回答别的校对员提出的问题，还忙着接电话，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怀着同情心猜测，可能是翻译家们打来的。离开出版社前，二人不气馁，又回到了施耐尔社长的办公室，对社长说了下一步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些研讨和座谈会的安排。社长关心和热情地说，凡是他能办的，请尽管开口。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由于在飞往巴黎和马德里的飞机起飞前无事可做，便去汉堡城里散步。走着走着，二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红灯区和脱衣舞表演区；于是，二人忧伤起来，开始倾诉衷肠，互相讲起恋爱史和失恋史。当然，不说真名实姓，不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几乎是用词抽象；可是，尽管讲述不幸的态度是冷静的，但谈话和散步的结果却越发让二人伤感起来了，两个小时后竟然感到十分压抑。

他俩乘出租车回旅馆，一路无话。

一个惊喜在等候他们。旅馆服务台有个便条，是施耐尔留给他俩的；条上说，早上与他俩谈话后，社长决定与布比斯夫人说说；夫人同意接见他俩。次日上午，他俩来到出版社所在地：汉堡上区一座旧楼的三层。二人在等候时观看墙壁上悬挂的镜框照片。另外两面墙上，[19][20]一面挂着苏丁的一幅油画，另一面挂着康定斯基的油画；还有格

[21][22][23]罗兹、可可施卡以及恩索尔等人的绘画。但他俩似乎对照片更感兴趣。照片上总有他俩喜欢或不喜欢的什么人；但不管怎么说，他[24][25]俩看到了布比斯与托马斯·曼的合影、布比斯与海因里希·曼的合[26][27]影、布比斯与克劳斯·曼的合影、布比斯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28][29]合影、布比斯与赫尔曼·黑塞的合影、布比斯与瓦尔特·本雅明的[30][31]合影、布比斯与安娜·西格斯的合影、布比斯与斯蒂芬·茨威格的[32]合影、布比斯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的合影、布比斯与福伊希特万[33][34]格的合影、布比斯与约翰内斯·贝歇尔的合影、布比斯与阿诺尔[35][36]德·茨威格的合影、布比斯与里卡达·胡赫的合影、布比斯与奥斯[37]卡·玛利娅·格拉夫的合影，面部、身体和模糊的布景全都完美地包括在镜框中了。照片上的人物都已作古，纯真地望着两位大学教授尽量克制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欣赏了。布比斯夫人进来时，两位教授正贴近墙壁，极力分辨那个与布比斯合影的人是不是法拉达[38]。

布比斯夫人说，对，正是他。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让-克劳德[39]过了很久以后承认，她的样子很像玛莲娜·迪特里茜；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敢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布比斯夫人笑着说道：“我丈夫认识所有的德国作家，德国作家热爱和尊敬我丈夫，虽然后来少数几个说了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捕风捉影。”

三人谈起了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命人端来茶点。可她自己却喝伏特加。这让两位教授吃惊，不是因为夫人一早就开始喝酒，而是不请他俩一起喝，再说就是她发出邀请他俩也会婉言谢绝啊。

布比斯夫人说：“出版社惟一全面、深入了解阿琴波尔迪创作的人就是布比斯先生，他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全部著作。”

可她提出（也顺便问两位教授），一个人了解别人的作品能到什么程度。“比如，我吧，我特别喜欢格罗兹的作品。”说着，她指指墙壁上挂的格罗兹绘画。“可我真的了解他的作品吗？他画出的故事让我发笑，眼下我认为格罗兹是为了让我笑才画了这些故事的；有时小笑变大笑，大笑变成哄堂大笑。可是，一次，我认识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当然，他也喜欢格罗兹的作品。但在出席格罗兹绘画回顾展的时候，这位艺术评论家非常沮丧，或者出于职业动机，他得研究某幅油画或者素描。那样沮丧的情绪或者悲伤的状态，常常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位艺术评论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从来没碰过格罗兹创作的话题。可有一次我对他说了格罗兹的画让我发笑。起初，他没法相信我的话。后来，他来回摇头。再后来，他从上到下反复打量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那时想，他可能疯了。他跟我永远绝交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说我对格罗兹的作品一无所知；还说我的审美趣味跟母牛一样。好吧，他爱说我什么就由他说吧。我看了格罗兹的画就笑；他看了就沮丧。可谁真正了解格罗兹呢？”

布比斯夫人说：“咱们做个假设吧：现在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我那位老朋友艺术评论家。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您俩中有一位拿出一幅没署名的画，声称是格罗兹的作品，希望出售。我看看画，笑了，拿出支票本，准备买下来。艺术评论家看看画，没有感到沮丧，极力要我重新考虑。评论家认为，那不是格罗兹的作品。我认为是格罗兹的作品。我俩谁对？”“或者咱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吧！”布比斯夫人说道，一面指指曼努埃尔。“他拿出一幅画，上面没有署名，说是格罗兹的作品，打算出售。我没笑，冷静地看看，欣赏线条、手腕上的功夫、讽刺的内容，可画上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艺术评论家仔细观察一番，出于本能，他感到沮丧，立刻开价，价格超出他的支付能力。要是这个价格被接受了，那他每个下午都会处于忧伤的状态。我试图劝他别买。我说，这画看上去可疑，因为它没让我发笑。评论家回答说，你终于用成人的眼光看格罗兹的作品啦，他祝贺我。我俩谁有道理？”

后来，三人又谈起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拿出一份非常奇怪的简介来，是发表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的评论文章，针对阿琴波尔迪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迪斯科》。简介署名什么施利曼切尔，企图用三言两语确定阿琴波尔迪作品的特色。

聪明度：中等。

性格：癫痫。

文化：无序。

叙事能力：混乱。

文字韵律：混乱。

驾御德语的能力：混乱。“聪明度中等”和“文化无序”还容易理解。可“性格癫痫”是什么意思啊？莫非阿琴波尔迪身患癫痫？莫非他脑袋不好使？莫非他患有神秘性质的神经病？莫非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强迫性读者？简介中没有任何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描写。

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施利曼切尔是什么人。我丈夫生前甚至开玩笑说，这个评价就是阿琴波尔迪本人写的啦。但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都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将近中午，到了该告辞的时候，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大着胆子提出了二人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夫人可以帮助我们跟阿琴波尔迪联系吗？布比斯夫人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后来，让-克劳德告诉丽兹·诺顿，布比斯夫人的眼神像是在看大火燃烧。但不是燃烧的关键时刻，而是烧了几个月之后，就要熄灭之时。她轻轻一摇头表示“不行”；两位教授立刻明白了，请求没用。

二人又逗留片刻。楼里什么地方传来低低的意大利民歌声。曼努埃尔问夫人她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是的，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亲自见过他。说完“是的”，她哼唱了民歌的结尾部分。据两位教授说，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曼努埃尔问道：“阿琴波尔迪长得怎么样？”“很高。”布比斯夫人说，“很高，真正高大的巨人。要是出生在这个年代，肯定打篮球去了。”

虽然从她说话的方式判断，就算阿琴波尔迪是个侏儒，她也会这么说的。在回旅馆的途中，两位朋友在想格罗兹的作品、布比斯夫人清脆和残忍的笑声、布满了照片的房间给他俩留下的印象；但是，惟独没有他俩感兴趣的阿琴波尔迪的照片。而即使二人不肯承认（或者意识到）在红灯区那一瞬间模糊感到的事情，也要比在布比斯夫人家中预感到的那点内容，不管她说了多少，更为重要。

一句话，说得粗野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面在圣保利大街散步，一面意识到：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绝对充实不了他俩的生活。他俩可以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可以研究它们，可以仔细琢磨他本人，但是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笑死，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沮丧，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一向距离遥远，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会把研究他的人给吞噬掉，越是深入，危险越大。总而言之，一句话：两位教授在圣保利大街和装饰着布比斯和作家们照片的夫人家中，明白了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下午，他俩说着一些抽象的知心话，不可能说些越界的机密，只能说些一般性的私房话而已；他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候机厅里谈到了爱情，爱情的必要性。让-克劳德先登机走了。曼努埃尔还要再等半小时；他开始想丽兹·诺顿和应该爱上她的可能性。他想像她的模样，想像自己，二人在马德里共住一套单元房，俩人一起去超市，都在德语教研室工作。他想像着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二人只有一墙之隔，夜晚她在马德里他身边，一道与好友在高档饭店共进晚餐，二人回家，洗鸳鸯浴，上大大的床。

但让-克劳德捷足先登了。在与布比斯夫人会晤过后三天，他没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伦敦。给丽兹讲完新闻后，他邀请她在哈默史密斯区一家餐馆吃晚饭。这是大学俄语教研室一位同事推荐给他的。二人吃了匈牙利红烩牛肉、豆酱炒甜菜丁、柠檬酸奶浇鱼块；进餐期间有烛光，有小提琴演奏，有地道的俄罗斯人，有化装成俄罗斯人的爱尔兰人；从整个放肆的角度说，从美食的角度说，这家是比较寒酸和令人生疑的。进餐时，二人喝了伏特加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使得让-克劳德出了“血”，但是花得值得，因为饭后丽兹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正式谈谈阿琴波尔迪，谈谈布比斯夫人披露出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几件事，当然没有忘记评论家施利曼切尔写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第一部作品的刻薄话。随后，他和她笑起来了。接着，让-克劳德亲吻了丽兹的嘴唇，很有分寸；丽兹更加热情地回吻了让-克劳德，可能是晚餐、伏特加和红葡萄酒闹的。二人随后上床，性交了一个小时，直到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安放了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这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屏。

可是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说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但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二流心理医生，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马拉萨尼亚，中央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1]荣格尔（Ernst Junger，1895-1998），德国现代作家。重要作品有《战争日记》、《和平》、《光辉》、《占领的年月》等。[2]巴罗哈（Pio Baroja，1872-1956），西班牙著名作家，皇家学院院士。代表作有《巴斯克土地》、《幻想生活》、《为生活而斗争》、《种族》等。[3]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没有脊骨的西班牙》、《艺术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4]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2002），西班牙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5]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宫殿、教堂、修道院、陵墓等，建于16世纪。[6]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7]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1914-1979），德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纸片的梦》。[8]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人生悲惨感》、《基督教徒的痛苦》、《雾》等。[9]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917-198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林娜》等。[10]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1934-1984），德国作家。擅长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11]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1934-1984），德国作家。擅长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12]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瑞士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罗慕罗斯大帝》、《深秋夜话》、《老妇还乡》、《双影人》等。[13]德赛（Louis Charles Antoine Desaix de Veygoux，1768-1800），法国将军，被拿破仑遗忘的元帅。[14]拉纳（Jean Lannes，1769-1809），法国元帅，军中三杰之一。[15]格里默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1-1676），17世纪日耳曼作家。[16]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4），17世纪日耳曼作家。[17]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1493-1541），瑞士医学家。[18]指阿根廷潘帕草原的牧马人。[19]苏丁（Chaim Soutine，1893-1943），白俄罗斯画家。[20]康定斯基（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抽象派鼻祖。[21]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德国画家。[22]可可施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奥地利画家。[23]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画家。[24]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5]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26]克劳斯·曼（Klaus Mann，1906-1949），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子。[27]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1878-1957），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王伦三跳》。[28]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9]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作家。[30]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德国女作家。[31]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作家。[32]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作家。[33]福伊希特万格（L.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作家。[34]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Becher，1891-1958），德国作家。[35]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1887-1968），德国作家。[36]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1864-1947），德国女作家。[37]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1894-1967），德国作家。[38]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893-1947），德国作家。[39]玛莲娜·迪特里茜（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美裔德国女演员兼歌手。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像，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让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里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制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他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叫了出租车，他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图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大学。如果教研室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需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曼努埃尔家，这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如此），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一个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男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相好”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是从十六岁开始的，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二十四岁的家伙，是个小镇上失败的乐师，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过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二人裸体躺在床上，他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他的，可此前他没听懂她的话，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在想自己是否了解她。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些方面熟悉，有些方面不了解，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可您从来没说过啊。”曼努埃尔说道。“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的时候，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一结束，丽兹一想说话，一切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例假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这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影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让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一见到她前夫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丈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英国足球流氓，其文化见识可以概括为大众歌曲，以及跟他童年的小伙伴们在某个酒吧里唱流行歌曲，或者是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无论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随便打老婆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曼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起来了，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病象初露。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害怕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固定的面孔，但都没用。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惟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说是在萨洛尼卡附近有别墅。

尚未建成的居住小区炫耀着“太阳神豪华公寓”的名字，昨天晚上莫里尼还站在阳台上看一闪一亮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晕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叫醒了他。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走出房间，向会场走去。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负着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下榻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房间。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不停地在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这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让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的房间是让-克劳德的；让-克劳德去过两次的房间是曼努埃尔的。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颗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恰是在红牛啤酒店，人们干杯整整一宿，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就是说，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某些影响力的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有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同时，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不足为怪，如同有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一样）；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中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在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图书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大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位夫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夫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夫人问他，他的姓氏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夫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夫人说：“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啊。”[40]

阿琴波尔迪答道：“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

夫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早年间夫人可漂亮呢。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夫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夫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那位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的夫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寡妇按摩脊背，与此同时，窗外，细雨纷纷，是那种弗里斯兰地方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夫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填加了一些佐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只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起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上电话，说是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的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叨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惟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饭”、“咱们吃晚饭”、“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后者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们，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图书的单元房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是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奈瓦[41]尔会称之为“惆怅”；他还发现让-克劳德让那个英国女子处于一种极好的状态，是准备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关系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做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像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女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啊。”莫里尼应了一声“啊”，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要不要跟她说说我的病啊。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阅读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续杀人事件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42]记者，她去过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续杀人事件，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啊，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啊，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像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联邦区一直到北方荒原。他想像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像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像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丽兹给他写邮件，而不是打电话。但一看过邮件，他明白了丽兹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因此宁可写信。信中，她请他原谅，因为她说他自私、一种具体化为自怨自怜实际上或者想像中不幸的自私。接着，她说，终于（！）解决了与前夫的纠纷。乌云已经从她的生活里散去。现在她想快活，想唱歌（这是她的原话）。她还说，也许一周前还爱她丈夫，现在可以肯定那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丽兹断言，怀着焕发的热情，她又集中精力工作了，同时关心那些生活琐事、让人类幸福的家务事。她还说：我希望你、亲爱的有耐心的莫里尼，第一个知道上述情况。

莫里尼连续阅读三遍。他沮丧地想到，丽兹声称的爱情、前夫、与前夫的一切“都翻过去了”，其实，什么也没“翻过去”。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相反，没有收到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心话。让-克劳德察觉了曼努埃尔没有察觉到的事。从伦敦去巴黎比从巴黎去伦敦的次数要多。丽兹每隔一阵就要带礼物给让-克劳德，有时是一本论文集，有时是一本艺术品目录，都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展览会上的，甚至是一件衬衫或者一条毛巾，这可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其余的一切照旧。做爱，上街共进晚餐，谈论有关阿琴波尔迪的新闻；从来不谈未来的男女关系；每当曼努埃尔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露面的情况并不罕见），二人的口气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绝对谨慎，尤其是绝对友好。有几个夜晚，二人甚至在搂抱中入睡了，但没做爱；这事让-克劳德肯定她不会跟曼努埃尔这么干的。他错了。丽兹跟曼努埃尔的关系往往就是他跟这个法国人的翻版。

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在舞台和背景方面，巴黎的比较时尚。语言不同，她跟曼努埃尔大部分时间讲德语；跟让-克劳德大部分时间讲英语。但是，总体来讲，大同小异。自然了，她跟曼努埃尔也有过不做爱的夜晚。

假如丽兹最要好的女友（她没有）问她哪个男友床上功夫好些，她还真不知如何回答。

有时，她想，让-克劳德是个比较讲究质量的情人。有时又想，曼努埃尔更好些。如果我们从外部看这件事，严格地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可以这样说，让-克劳德看的书比曼努埃尔多，后者更相信性交中本能多于智力；西班牙人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说，曼努埃尔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常常把性欲与世界末日混淆在一起，把色情与“狗改不了吃屎”联系起来；这个错误认识在曼努埃尔的智库中有所表现（他[43]自己由于心不在焉而没有察觉）；曼努埃尔第一次阅读萨德侯爵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抵抗（和反驳）波尔的一篇文章；波尔认为萨德侯爵的《朱斯迪娜》、《闺房哲学》与阿琴波尔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内在联系。反之，让-克劳德在十六岁就阅读了萨德侯爵的大作，早在十八岁就跟大学里的两个女同学三人同居，早在少年时对色情漫画的爱好就把他给改造成了一个成熟、理性、有节制的收藏者：专门收藏17和18世纪的色情文学作品。说得形象一些吧：就是摩涅[44]莫辛涅，山中女神、九位缪斯的母亲，眷顾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一些吧。简而言之：让-克劳德可以坚持连续性交六小时（而不射精），因为读书多嘛；而曼努埃尔也能行（射精两次或者三次，累个半死），靠的是情绪，是力气。

既然说到了希腊人，那再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也不算多余，[45]他俩都以为（以邪恶的方式）自己是尤利西斯的翻版；他俩都把莫里尼看成似乎是尤利西斯的好友——欧律罗库，此人在《奥德赛》中两次立功。一次是由于他小心谨慎而没有变成猪，暗示此人有自我意识、有条不紊地怀疑一切、有老海员那样的鬼心眼。另外一次则相反，讲了一个世俗和亵渎神明的冒险故事：宙斯和另外一位大神在太阳岛上放养了许多母牛，这让欧律罗库垂涎三尺，他机智巧妙地煽动同伴们杀牛过节；这让宙斯和大神万分震怒，大骂欧律罗库假充圣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普罗米修斯分子；大神对欧律罗库的态度、对他关于饥饿的诡辩深恶痛绝，超过了杀牛过节的行动，后来，欧律罗库坐的船沉没了，全体船员遇难；这就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相信同样会发生在莫里尼身上的事情，当然不是有意识去想，而是在这两位朋友心灵暗处、微观世界里跳动着，以不连贯的确信方式，或者是本能方式，或者微观黑色想法，或者微观象征性的方式显现着。

差不多到了1996年底，莫里尼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丽兹在游泳池里潜水；他和让-克劳德以及曼努埃尔在一张石桌旁边玩纸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背对着游泳池，起初像是饭店普通公用的游泳池。玩牌时，莫里尼观看别的桌子、遮阳伞和排在四面的躺椅。远处，有个带深绿色栅栏的公园，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闪闪发亮。渐渐地人们撤离了游泳池，消失在这样那样的门里；这些门通向大楼内的宽敞酒吧、单人间、套间；莫里尼想像着那些双人套间一定有美式厨房和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外面已经没人了，包括原来看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服务员。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仍然沉迷在牌局里。莫里尼看见让-克劳德手边堆着不少赌场的筹码，此外还有各国的货币，据此，他推测让-克劳德正在赢钱。但是，曼努埃尔脸上没有认输的表情。这时，莫里尼看看自己的牌，发现没的可打。于是，换牌，要了四张牌，放在石桌上，也不翻过来看看，然后有些费力地启动轮椅。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甚至都不问他到哪里去。他转动轮椅向游泳池边滑去。这时，他才发现游泳池如此之大。宽度至少有三百米；莫里尼估计，长度要超过三公里。池水乌黑，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油斑，好像在码头看到的脏水。四面八方都没有丽兹的身影。莫里尼大叫了一声：“丽兹！”

莫里尼以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挪动轮椅向那个方向滑去。这段路很长。他回头看了一次，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已经不见了。那片地方已经被雾遮盖。他继续前进。池水似乎正在沿着边缘攀登，好像什么地方正在酝酿风暴，或者更糟糕的事，虽然莫里尼走的地方还很平静、安宁，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前兆。片刻后，迷雾笼罩了莫里尼。起初，他打算继续前进，但后来察觉有和轮椅一道摔到池中的危险，还是不冒险为好。等到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之后，他看见一块岩石，好像池中冒出的一块黑红色礁石。他不觉得奇怪。走近池边，他又大喊了一声“丽兹”，这一次他担心永远见不到她了。只要他轻轻一跳就可以落入池内。这时，他才发现，池子是空的，很有深度，仿佛脚下张开了一道悬崖，底部是因水长锈的黑瓷砖。远处，他看出有个女子的身影（尽管无法肯定）正向岩石边缘走去。莫里尼正准备再喊一次，给那人影打个手势，感觉身后有人。立刻，他确信：一是有坏人；二是坏人希望莫里尼转身看到他的面孔。他小心翼翼地后退，继续走在游泳池边，极力不回头看跟踪他的人，一面寻找可能通向池底的梯子。当然，按照逻辑推理，梯子应该设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一直没有梯子；莫里尼滑动了几米，停住，转身，面对那陌生人的脸，克制着恐惧心理，恐惧让他慢慢确信他知道跟踪他的人是谁，那人喷出一股臭气，让莫里尼觉得难以忍受。这时，迷雾中露出了丽兹的面孔。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丽兹，大约二十岁，或者更小；她目不转睛和严肃地望着他，迫使莫里尼躲开她的视线。那么，在游泳池底部漫游的人是谁？莫里尼还能看见那人——一个小黑点正准备攀登已经变成一座山的那块岩石；他视线很远，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心里有股深深的无法抑制的悲伤，仿佛看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正在迷宫里挣扎。或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双腿还能走路，但是迷失在绝对无用的攀登上。还有，他已经无法避免迷失，可避免不了也好，他[46][47]心想，这情景很像居斯塔夫·莫罗或者像奥迪隆·雷东的画作。这时，他再看丽兹。她说：“没有回头路啊。”

这句话他不是听到的，而是直接从她脑子里感应到的。莫里尼想：丽兹具有通灵能力。她不坏，是好人。他闻到的不是臭气，而是通灵能力，据说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他心里知道这是无法改变，是命中注定的。这时，丽兹用德语反复说：“没有回头路啊。”可她自相矛盾的是，竟然转回身去，朝着与游泳池相反的方向走去，消失在迷雾朦胧的森林里，那里射出一道红光，丽兹消失在红光里。

一周后，莫里尼经过用四种不同方式解析前面的梦之后，去伦敦旅行了。此举的决心完全超出了他的常规——只为参加会议而旅行，而旅费和住宿费都由组委会报销。这一次完全相反，没有任何职业原因，食宿、交通的费用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说他是来救助丽兹的。仅仅是在四天前，他跟丽兹通话，说打算去伦敦旅行，他有好长时间没看过这座城市了。

丽兹听了这个想法很高兴，主动提出请莫里尼住在她家。可莫里尼撒谎，说他已经预订了旅馆房间。他到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丽兹已恭候多时了。那天，二人一起吃了早饭，地点在莫里尼下榻的旅馆附近的餐厅里。晚上，他和她在丽兹家中共进晚餐。饭菜不好吃，莫里尼很有教养地克制着，一面谈起阿琴波尔迪，谈他日益提高的名声，谈到大量有待澄清的疑惑，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走着、走着，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这个墨西哥修女喜欢烹饪？”陌生人问。“比较喜欢，她也写诗。”莫里尼答。“我不相信修女。”陌生人说。“可这个修女是伟大诗人。”莫里尼说。“我不相信按照菜谱书做饭的人。”陌生人固执地说，好像没听见莫里尼的话。

莫里尼问他：“您相信谁？”“相信饿了就吃饭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陌生人说。

后来，陌生人转而说明，不久前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只制造瓷杯的企业干活，就生产那种常规的杯子；上面常常写着一句广告词，或者一句格言，或者一个笑话，比如：“哈哈哈，我的咖啡时间到啦”，或者“爸爱妈”，或者“今生今世到老”；有些杯子上写有一些乏味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大概是市场的要求，杯子上的广告词彻底更新，另外还在格言旁边添加图画，开头不是彩色的，后来由于创意成功了，加上了彩色图画，是些笑话，也有色情故事。

陌生人说：“他们甚至给我涨了工资。意大利有这种杯子吗？”

莫里尼回答道：“有。一些用英语写的故事，还有一些用意大利文。”“对，一切都要称心如意。”陌生人说，“我们的工人干活更高兴了。负责人也高兴了。老板喜气洋洋。但是，生产这种杯子两个月后，我发觉这高兴是做作的。我高兴是因为我看见别人快活，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觉得快活，可实际上我并不快活。恰恰相反，我觉得比给我涨工资之前还要不幸。那时，我想，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努力不去想这事，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脾气变得很暴躁，性情比过去粗暴得多，随便什么蠢事都会生气，开始酗酒。于是，我面对问题，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喜欢生产这种固定模式的杯子。跟您说吧：夜里我像黑人一样受罪。我想，我要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什么。那时有些想法至今还让我感到害怕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负责人。我告诉他制作这种白痴杯子让我厌烦。那家伙是个好人，名叫安迪，总是愿意跟工人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以前生产过的那种杯子。我说，是的。他问我：迪克，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我回答：很认真。是新型杯子让你格外费事吗？我说：有点，不过工作还是一样的。现在这些操蛋杯子伤人，从前可没有过。安迪问：这是什么意思？从前的杯子不伤人，现在这些婊子养的杯子让我伤心。安迪问：这些新杯子就是更时髦了，还有什么他妈的不一样？问题恰恰在这里啊，我回答说，从前的杯子没那么时髦，即使它想伤害我，他的刺也伤害不了我，我感觉不到；可是现在呢，这些破杯子像是用鸡巴武士刀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这简直让我发疯。总之，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陌生人说道，“负责人在听我说，可一句也不明白。第二天，我要求算账，离开那家企业。从此，我再也不工作了。您怎么看？”

莫里尼回答前犹豫了一下。

后来，他说：“我不知道。”

陌生人说：“差不多人人都这么说：不知道。”

莫里尼问他：“如今您做什么？”

陌生人说：“什么也不干。不工作了。我是伦敦的乞丐。”

莫里尼心里想，这好像是在表演旅游节目，但没敢说出声音来。

陌生人问：“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什么书？”莫里尼问。

陌生人用一个粗大的手指点点莫里尼小心翼翼拿着的那本书，意大利巴勒莫市塞叶里奥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说：“我认为很好啊。”“给我念几个菜谱！”陌生人用一种让莫里尼感觉是威胁的口气说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莫里尼说，“我跟女朋友有个约会。我该走了。”“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陌生人问，依然用那样的口气。

莫里尼说：“丽兹·诺顿。”“丽兹，这个名字很漂亮。”陌生人说道，“您的名字呢？问问您不算鲁莽吧？”“皮埃罗·莫里尼。”“真奇怪。您的名字差不多跟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一样呢。”陌生人说道。

莫里尼说：“不一样。我叫皮埃罗·莫里尼。他叫安杰罗·莫里诺。”

陌生人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至少给我念几个菜名。我会闭着眼睛听，想像一下菜肴的样子。”“行。”

陌生人闭上了眼睛。莫里尼开始慢慢诵读胡安娜修女的一些菜单，用的是演员的腔调。奶酪油煎饼凝乳油煎饼风干油煎饼油炸甜饼蛋黄甜点鸡蛋糕奶皮甜食核桃甜食摩尔蛋糕甜菜糕黄油奶糖奶油甜点奶糕

读到“奶糕”时，陌生人像是睡着了，莫里尼便离开了意大利花园。

第二天与第一天相似。这一回丽兹去旅馆找莫里尼。莫里尼交房钱时，丽兹把他惟一一件行李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车子开上大街后，他俩走上前一天前往海德公园的道路。

莫里尼察觉并注意着这条路的情况，接着，海德公园出现了，他觉得就像一部丛林影片，颜色不对，凄凄惨惨，令人感动，直到车子拐弯，消失在别的街上。

二人在一个小区里吃了午饭，这是丽兹以前发现的地方，餐厅靠近河边，从前有两家工厂和修船车间；如今改造成了住宅区，盖起了服装店、食品店和新式餐厅。莫里尼按照平方米计算，一家小时装商店相当于四套工人住宅的面积。餐厅相当于十或者十六套工人住宅。丽兹在称赞小区，表扬人们为振兴小区所做的努力。

莫里尼心想，“重振”一词不妥，虽说重振有再度浮出的意思。恰恰相反，二人在吃饭后点心时，莫里尼再次想哭，或者最好昏倒在地，从轮椅上缓缓地摔下来，眼神注视着丽兹的脸庞，永远别再醒来。可是眼下丽兹正在讲述一个画家的故事——第一个来小区居住的人。

画家年轻，大约三十三岁，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不是所谓的“名人”。实际上，他来这里居住是因为画室的租金比别处便宜。那个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住着领社会保险的老工人，但还没有年轻人和孩子。在街上，妇女因稀缺而名贵，原因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终日在家，足不出户。那时只有一家小酒店，破破烂烂，跟小区一样。总之，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但似乎正是这个景象刺激了画家的想像力和创作愿望。画家本人也差不多是个孤僻的人。或者说喜欢孤独。

因此，小区没让画家害怕，相反，他爱上了小区。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这样，他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创作起来了。一年后，他在埃玛·沃特森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那是一个在沃平地区的另类空间。他的画展大获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派别，后人称之为“新颓废派”或者“英国野兽派”。开幕式上展出的作品很大，三米乘两米，在灰色的混合物中，展示小区大难后的废墟。这好像表明画家和小区之间已经产生了全面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有时似乎是画家在画小区，有时是小区在用它凄凉、粗野的线条在描绘画家。作品不坏。但是，如果不是一幅明星之作、比其他作品小得多的代表作推动大批英国画家来看（几年后他们纷纷踏上了“新颓废派”之路），那么画展也许不会取得轰动效应。那幅代表作，两米乘一米，如果仔细看（可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仔细），是作者自画像的省略法处理，有时看上去是自画像的螺旋形（这取决于看画的角度），作品中央悬挂着画家的右手，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样子。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上午，狂热地投入自画像的创作之后过了两天，画家用画具把右手砍下来了。他立刻在小臂上绑了止血带，把右手送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动物标本制作人手中，此人了解画家希望的新作性质。后来，画家去了医院，医生们为他止了血，在小臂处塞满药布。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他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画家的回答是，干活时不注意，是砍刀砍下来的。医生问他砍下来的手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断手再植嘛。画家气哼哼地痛苦叫道，在来医院的路上，他把它给扔进河里了。

虽然他作品的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销售一空。据说，那幅代表作被一位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阿拉伯人买走了，同时买走的还有四幅大画。不久，画家疯了，他妻子只好把他送进瑞士洛桑或者蒙特勒疗养院。

如今他还在疗养院。

反之，画家们则纷纷在小区安家落户。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但也是被那位画家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毕竟是这个人近年来用最极端的方式画出了自画像啊。后来建筑商们来了，后来有些人家买下了改建和重修的住宅。后来时装店、戏剧工作室、自助餐厅纷纷出现，直到变成了伦敦最时尚和表面上便宜的小区之一。

丽兹问莫里尼：“这个故事怎么样？”“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说。

想哭，或者想晕倒的愿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忍住了。

二人在丽兹家中喝了下午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丽兹才说起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事情，但用的是偶然谈及的方式，好像她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对莫里尼来说，既无趣也无益（可他那副紧张样子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尽管他小心翼翼什么也不问，因为知道即使提问也减轻不了多少焦虑感），甚至对她也无趣和无益。

下午过得十分愉快。莫里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从那里欣赏丽兹的客厅：书籍、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镜框（有照片和神秘的纪念品）；表明她有心注意像挑选家具（趣味高雅、令人愉悦、不夸张炫耀）这样的普通事情，从客厅里还能看见一片绿荫覆盖的街道；丽兹肯定每天早晨出门前要看上一眼街道。莫里尼开始觉得舒服了，似乎这位英国女朋友多层面的形象在保护他，似乎这个形象也是一种肯定，那话语像婴儿一样，他不懂，可是让他感到安慰。

告辞前，他问她刚才说的那个画家的名字，是否有那次幸运而惊[48]人的画展的作品目录。丽兹说，他叫埃德温·约翰。她随后起身，去堆满图书的架子上寻找。她找到一大厚本目录，递给意大利人。打开目录前，他想，如此追问画家的故事是不是妥当，尤其是现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要是我不问，会急死的。打开目录（更像是一部全面介绍，或者试图全面介绍约翰创作道路的艺术著作），画家的照片在第一页，展示出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是在他自己断臂之前的照片，目光直对着镜头，微笑，可能是羞怯，或者嘲笑。头发黑且直。“我送给你了。”他听见丽兹这样说道。“多谢。”他回答说。

一小时后，二人一起去机场。一小时后，莫里尼飞向意大利。

那个时期，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塞尔维亚评论家、贝尔格莱德大学德语教师，在让-克劳德推动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回忆起一位法国评论家送给出版物的一些小小的发现，是关于萨德侯爵的，这是一堆散乱的临摹纸片，模模糊糊证明萨德侯爵到过一家洗衣店，记录了他跟某位剧场的人有关系，还有一位医生开出的药品费用清单以及购买坎肩的收据（详细记录了纽扣、颜色，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不起的记录价值，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萨德其人，他给洗衣店送过衣裳，购买过新服装，与一些人（时光模糊了他们的存在）有过书信往来。

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很像那位法国评论家的论文。但他钩沉的人物不是萨德侯爵，而是阿琴波尔迪；他的文章基于一次详尽、有时没有结果的调查：从德国出发，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返回意大利，结束于意大利巴勒莫一家旅行社，看来阿琴波尔迪在这家旅行社早就买好了飞往摩洛哥的机票。塞尔维亚老师说，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批评文学，一种非思辨的文学，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

让-克劳德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发表前，他给曼努埃尔、莫里尼和丽兹各寄了一份复印件。曼努埃尔说，这里面能有些东西，尽管这种调研方式让他觉得是啃书本的活计、一个助手非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他的看法；他还说，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热潮中有这种没思想的狂热分子也是好事嘛。丽兹说，她一直有一种本能（女性的）认为阿琴波尔迪迟早会走到摩洛哥的什么地方；塞尔维亚作者文章的惟一价值就是那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字预订的机票，那是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飞向摩洛哥拉巴特前一星期的事。她说，从现在起，咱们可以想像阿琴波尔迪迷失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某个山洞里了。莫里尼则一句话没说。

事情走到这一步，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了。的确有一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名字预订的飞机票。但这个预定根本没有落实，在登机时，阿琴波尔迪压根没露面。塞尔维亚老师认为，这问题是明白无误的。不错，阿琴波尔迪是亲自预订了一张飞机票。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阿琴波尔迪在旅馆里，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喝醉了；甚至可能在半睡状态下、糊里糊涂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时做了重大决定，跟航空小姐说预订票时使用了笔名，而不是护照上的真实姓名，这个错误明天就亲自去航空公司办公室改正，再用真名买票。这就说明了阿琴波尔迪没有出现在飞往摩洛哥航班上的原因。当然，也存在别的可能性：阿琴波尔迪到了最后一刻，经过三思（也许四思），决定不做这趟旅行，或许，在最后一刻，决定旅行，但不去摩洛哥，而是，比如，美国，或者，所有这些只是玩笑，或者误会。

在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里，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作了描述。但一眼可以看出，其描述来自那个施瓦本人的口述。当然，在施瓦本人的口述中，阿琴波尔迪还是个年轻的战后作家。塞尔维亚老师文章中惟一在体貌方面的描述就是让阿琴波尔迪从1949年在荷兰弗里斯兰出现的年轻人（那时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阅历丰富，著作等身），但体貌特征依旧，好像阿琴波尔迪与大多数人的变化相反，样子一直没变。塞尔维亚老师说，我们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创作角度看，毫无疑问，是个意志顽强的人，顽强得像头牛，倔强得像毛驴；如果阿琴波尔迪在西西里岛上下午最忧伤的时刻，打算去摩洛哥旅行，哪怕没用真名订票，而是用了阿琴波尔迪这样的笔名，虽然是疏忽，但绝对不能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不亲自去旅行社用真名和合法护照买票，也没去登机，而是像成千上万孤独的德国老人那样独自飞跃长空，去北非某国。

让-克劳德心里想：他老啦，独身一人啊。是成千上万德国独身老人之一啊。如同一台孤独的机器。如同突然衰老的光棍，或者如同一个乘坐光速旅行归来的光棍看见了别的衰老或者变成了冰雕的光棍。成千上万孤独的机器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羊膜般的地中海，吃着意大利通心粉，喝着红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半睁半闭着眼睛，确信退休老人的天堂不在意大利（同样不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飞向非洲或者美洲混乱的机场去，那里卧着大象。那是以光速飞向巨大的坟墓啊。让-克劳德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让-克劳德望望双手，心里想着，墙上有斑点，手上也有斑点。这个讨厌的塞尔维亚臭狗屎！

等塞尔维亚人的文章发表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曼努埃尔说，应该做调查，应该有文学评论，应该写阐释性论文，如果时机到了，可以印刷宣传小册子，但是不能搞这种科学幻想与没写完的侦探小说混合的杂种。让-克劳德完全同意他朋友的看法。

1997年新年伊始，丽兹渴望有什么变化。希望放假。希望去爱尔兰或者纽约看看。希望强制自己离开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她约二人来伦敦一谈。让-克劳德凭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没什么不可逆转的事发生。他心平气和地赴约，准备多听少说。曼努埃尔恰恰相反，担心最坏的事发生（丽兹准备告诉他们她更爱让-克劳德，不过会向他保证友谊长存，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在迫在眉睫的婚礼上作傧相）。

第一个出现在丽兹单元房里的是让-克劳德。他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丽兹说，最好等曼努埃尔来了再谈，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话重复两次。由于二人没什么重要事可说，便开始谈天说地。让-克劳德很快就不听话了，改变了话题。丽兹于是说起阿琴波尔迪。这新话题几乎让他心烦意乱。他又想起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想起那个可怜、孤独、可能厌世的老作家来（阿琴波尔迪），又想起自己浪费的岁月，想起丽兹出现前自己的蹉跎岁月。

曼努埃尔要迟到了。让-克劳德想：整个生活全都是一堆臭狗屎；他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么想呢！后来又想：要是没这个四人帮，现在她就是我的啦。又想：要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友谊、知己、联盟，现在她就是我的啦。稍后又想：要是一切都没有，我也不可能认识她呀。又想：也有可能认识她，因为我们对阿琴波尔迪的兴趣是属于每个人的，不产生于我们这个友谊整体。又想：也有可能她恨我啊，可能觉得我好卖弄学问，感觉我冷漠、傲慢、孤芳自赏，是个排他的酸臭文人。“排他的酸臭文人”这说法让他很开心。曼努埃尔已经迟到了。丽兹似乎也非常平静。实际上，让-克劳德表面上也很平静，但远非如此。

丽兹说，曼努埃尔迟到了是正常的。她说，飞机常常晚点。让-克劳德想像着曼努埃尔的班机在火焰中冲向马德里机场跑道，在轰鸣中扭成一堆废铁。

他说：“咱们应该打开电视吧！”

丽兹看他一眼，冲他一笑。她笑着说：“我从来不开电视。”她奇怪让-克劳德竟然不知道她不看电视。让-克劳德当然知道。可他此前一直没情绪说：咱们看看消息吧，看看电视上是不是有飞机失事。

他问：“我可以开电视吗？”“当然可以。”丽兹说。让-克劳德一面弯腰按动电视开关，一面偷偷瞧起她来，光彩照人，神情自若，一会儿准备烧茶，一会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把刚才拿出来展示的书籍放回原处，一会儿接一个并非曼努埃尔打来的电话。

他打开了电视。把不同的频道一一巡视一遍。他看见一个大胡子身穿破衣烂衫。他看见一群黑人走在土路上。他看见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不慌不忙地交谈，二人双腿交叉，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时隐时现的地图。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太太在说话：女儿……工厂……会议……医生们……不可避免的，后来，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来。他看见一位比利时大臣的脸。他看见一架飞机的残骸正在跑道一侧冒烟，四周有救护车和消防车。他大声喊叫丽兹。可丽兹还在打电话。

让-克劳德没再喊叫，只说：曼努埃尔的飞机爆炸了。丽兹没看电视屏幕，瞅了他一下。他只用几秒钟就明白了，着火的飞机不是西班牙的。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旁边，可以看到有些乘客逐渐远去，其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披着毛毯，他们因害怕或者惊吓而变了脸色，但是显然都没有大碍。

二十分钟后，曼努埃尔到了。吃饭时，丽兹告诉曼努埃尔让-克劳德以为他乘坐在失事的飞机上了。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但是怪怪地瞅了让-克劳德一眼，没被丽兹察觉；但让-克劳德立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另外，这顿饭吃得很阴沉，虽然丽兹的态度完全是正常的，好像与他俩是偶然邂逅而并非事先明确告知他俩来伦敦聚会。她还没张口，他俩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了：她打算终止，至少暂时停止与他俩的爱情关系。她举出的理由是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做事；接着，她说，不愿意与他俩绝交。她需要思考，仅此而已。

曼努埃尔接受丽兹的解释，没提任何问题。让-克劳德相反，本来他打算问问是不是她前夫与这个决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了曼努埃尔做榜样，他也宁可一言不发了。午饭后，三人乘坐丽兹的轿车在伦敦兜风。让-克劳德坚持要坐在后排，直到看见丽兹目光中的嘲讽闪过，方才同意大家随意，可结果恰恰是他坐到了后排。

丽兹一面驾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大道，一面对二人说，晚上最好三人同睡。曼努埃尔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风趣的话，算是继续开玩笑吧。让-克劳德不敢肯定丽兹是不是开玩笑，更不相信自己会参加三人同睡。后来，三人去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附近看落日。三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旁边是一棵高大的圣栎树；这是丽兹喜爱的地方，从小为之着迷。起初，三人看见一些人躺在草坪上；但是，渐渐地附近的人都走了。男男女女走过去，穿着华丽的女人匆匆向蛇行艺廊或者阿尔伯特纪念碑走去；一些男人夹着破报纸向反方向走去；母亲们拉着婴儿车走向贝斯沃特路。

夜幕开始降临时，三人看见一对说西班牙语的青年男女走到彼得·潘塑像前。女的黑发，很漂亮，伸手要摸彼得·潘的腿。男的个子很高，留着大小胡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什么。后来，他高声说道：“肯辛顿公园。”

女的不再看塑像了，而是看湖水，确切地说是看道路与湖水之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动弹。

丽兹用德语问：“她在看什么？”“像是一条蛇。”曼努埃尔说。“这里没蛇！”丽兹喊道。

这时女的叫男的：“罗德里格，过来！看这个！”男的好像没听见。他已经把小本子放进皮夹克口袋里了，正在悄悄欣赏彼得·潘塑像。女的弯腰在看草叶下的什么东西向湖里爬去。

让-克劳德说：“看来真的像蛇啊。”“这话我说过了。”曼努埃尔说道。

丽兹没理二人，起身去看个明白。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丽兹家的客厅里只睡了短短几个小时。虽说有沙发床和地毯可供他俩使用，可就是没办法入睡。让-克劳德打算给曼努埃尔解释失事飞机的事。可曼努埃尔说，没必要解释什么，他都明白。

清晨四点，经一致同意，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拉开电灯，开始读书。让-克劳德打开一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作品的书，莫利索属于印象派画家成员；可是，片刻后，他很想把书摔到墙上去。曼努埃尔则相反，从旅行袋里掏出《头颅》来看。《头颅》是阿琴波尔迪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他开始复习在书的空白处写下的注释，这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他打算发表在博希迈尔主编的杂志上。

曼努埃尔的论点（让-克劳德也赞同）是这样的：阿琴波尔迪以《头颅》作为自己文学冒险生涯的结束。曼努埃尔说，《头颅》之后，图书市场上就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另外一个著名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迪特尔·荷尔菲德，认为这个看法过于冒险，因为根据只是阿琴波尔迪的年龄，而此前在《铁路之美》问世时也有人说过类似的意见，甚至在《比特丘司》出版时，柏林一些教授也说过类似的意见。清晨五点，让-克劳德洗了淋浴，然后准备茶点。六点，曼努埃尔再次入睡，但六点半醒来，心情不好。差一刻七点，二人叫了出租车，收拾好客厅。

曼努埃尔写了一张辞行留言。让-克劳德从旁边瞥了一眼，想了几秒钟后，决定也写留言。出门前，他问曼努埃尔要不要洗淋浴。西班牙人回答说：到马德里再洗。那里水好。让-克劳德说：确实如此；但他觉得这话愚蠢，有妥协的意思。随后，二人悄悄走了；在机场吃了早餐，如同以往多次的做法一样。

飞机带着让-克劳德飞回巴黎时，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那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的书，昨天夜里他真想把书摔到墙上去。让-克劳德问自己：为什么呀？莫非他不喜欢莫利索的画，或者某个时刻的表现？实际上，他喜欢这位印象派女画家的作品。突然，他明白了：那书不是丽兹买的，而是他买的；是他从巴黎到伦敦一直携带着这本用礼品纸包装好的图书；丽兹一生见过的莫利索早期作品的复制品全都收集在这本图书里；他记得丽兹坐在他身边，他一面介绍每幅画作一面抚摩丽兹的后颈。难道现在他因为送她这本书后悔了吗？没有。当然没有。这位印象派女画家与他俩的分手有什么关系吗？这想法真荒唐。那他为什么要把书摔到墙上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想莫利索、图书和丽兹的后颈，而不想想三人同睡的某种可能性呢？这种可能性那天夜里在丽兹的单元房像个印第安魔法师那样号叫着飘浮着而始终没能实现。

飞机带着曼努埃尔飞回马德里，他与让-克劳德相反，心里想着对阿琴波尔迪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在想是否有道理，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书市上将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还想到了这后面的全部意义；他想到了火焰中的飞机以及让-克劳德的阴暗想法（可够现代化的，这婊子养的！可只有对他合适的时候才现代化啊）；他时不时地看看舷窗外面，看上一眼引擎，特别渴望回到马德里。

在一段时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没有通话。让-克劳德偶尔给丽兹打电话，虽然他与丽兹的谈话越来越……，怎么说呢？装腔作势，好像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有彬彬有礼了；另外，他跟莫里尼还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这二人的关系毫无变化。

她跟曼努埃尔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曼努埃尔稍后才意识到丽兹这样做是认真的。莫里尼自然察觉了三位朋友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出于谨慎或者懒惰——动作不灵活造成的懒惰，同时又是往往让他感到伤痛的懒惰，宁可假装不了解情况。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感激他这样的态度。

甚至连博希迈尔（对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双驾马车感到敬畏）都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出与二人的书信往来中有些许变化：模糊不清的暗示、稍稍收回从前说过的话、小小的但极具说服力的怀疑，这涉及二人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而此前他们可是有共识的。

后来召开的会议有：在柏林举行的日耳曼文化学者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20世纪德国文学大会，在汉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在美因茨举行的德国文学的未来交流会。柏林会议，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丽兹和莫里尼都参加了。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四人在早餐时只见了一面，再说，周围还有许多不遗余力地争抢黄油和果酱的日耳曼文化学者。斯图加特的会议有三人参加，是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即使让-克劳德和丽兹能够单独谈话（曼努埃尔正在和施瓦茨交换看法），等轮到曼努埃尔与丽兹说话的时候，让-克劳德则小心谨慎地跟迪特尔·荷尔菲德走到一边去了。

这时，丽兹意识到了她这两位朋友不愿意谈话，甚至不愿意见面，这不能不让她感到难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有错，造成了两位朋友的疏远。汉堡研讨会，只有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参加了；二人努力克制厌烦情绪。既然到了汉堡，二人就拜访了布比斯出版社，去看望施耐尔社长；但是没能见到布比斯夫人。访问前，二人买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夫人。但夫人去莫斯科旅行了，施耐尔对二人说，真不知道夫人哪里来的活力！说罢，满意地大笑，让莫里尼和曼努埃尔觉得太夸张了。二人离开前，把玫瑰花交给了施耐尔。

美因茨交流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这一回，二人没办法了，只好面面相对，摊牌吧。起初，二人很自然极力不见面，或者匆匆打个招呼，但是最后只好谈话。地点在旅馆的咖啡厅，时间是深夜，里面只剩下了一个服务员、最年轻的一个：高个子、金发小伙子，一副发困的样子。

让-克劳德在吧台一端坐下，曼努埃尔坐在另外一端。后来，酒吧里的人逐渐走光了。只剩下他俩时，法国人起身来到西班牙人身边坐下。二人试着聊聊交流会，但片刻后就发觉谈交流会，或者假装深入谈这个话题，是可笑的。让-克劳德在抚慰和交心方面比较老练，他又一次迈出第一步。他打听了丽兹的情况。曼努埃尔坦白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说，有时也打电话，可好像跟陌生女人说话似的。后边这个意思是让-克劳德推断出来的，因为曼努埃尔说话有时喜欢省略（甚至到了难懂的程度），不说丽兹是“陌生女人”，而是用“忙”和“不在”这样的字眼。丽兹房间的电话问题在他俩谈话中占据了好长时间。雪白的手拿着雪白的电话，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前臂。可那不是陌生女人啊。不是说二人在某种程度上跟她睡过觉。曼努埃尔低声叹息道，啊，白鹿啊，小白鹿！让-克劳德猜测，他在背诵什么古典诗词，但没加评论，而是问他他们会不会最后变成敌人。这问题似乎吓了曼努埃尔一跳，好像他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让-克劳德，这很荒唐。”他说。但让-克劳德发觉他是经过一番深思后才说出来的。

黎明前，二人都醉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不得不架着他俩离开酒吧间。后来，让-克劳德回忆起那次会晤是如何结束的，想起来那服务员的一身力气，那小伙子架着他俩到达走廊的电梯门口，仿佛他俩只不过是十五岁的瘦弱少年被架在那个德国青年服务员强壮的双臂上；老服务员早就回家啦，只留下这么一个小伙子，从面貌和体格上判断像是从乡下来的农民，或者工人；他还回忆起什么人在低声发笑，那是曼努埃尔被乡下服务员架着前行时发出的笑声，是低声笑、谨慎的笑，好像这处境不但好笑，而且是他发泄难言伤痛的出气筒。

他俩过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去看丽兹，一天，他俩中有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建议去伦敦过周末。不知道谁打的这个电话，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论上说，打电话的应该是有高度忠诚感，或者高度情谊感的人，这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是，说真的，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对这一美德没什么清楚概念。口头上，二人当然都赞成，但小有区别。实际操作上，刚好相反，他俩都不相信友谊和忠诚。而是相信激情、冲动，相信社会或公众幸福的杂交（他俩都投社会党的票，但往往弃权）；相信心理自我满足的可能性。

但真实情况是二人中总是有一个打了电话，另外一个接了；二人在星期五下午相会在伦敦机场；从那里打出租先去旅馆，然后换乘另外一辆出租前往丽兹的单元房，最后距离吃晚饭的时间就很近了（他俩事先在简和克洛伊饭店预订了三人餐桌）。

他俩付了出租车费，站在人行道上，观赏灯火通明的窗户。出租车走远后，他俩看到了丽兹的身影、可爱的身影。后来，好像一股臭气冲入卫生巾广告里，他俩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让他俩惊得目瞪口呆，此刻曼努埃尔正手捧一束鲜花，让-克劳德则拿着一本用精[49]美礼品纸包装的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的著作。但这出中国式的皮影戏还没结束。在一扇窗户里面，丽兹的身影在挥舞着双臂，好像极力解释什么对方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在另外一扇窗户里面，是那个男子的身影，让这两个目瞪口呆的观众吃惊的是，他的动作像是草裙舞，或者让他俩觉得类似草裙舞的动作：先是双胯，然后是双腿、躯干，甚至脖子！从动作里隐约可见讽刺和嘲笑的意思，除非他在窗帘后面脱衣服或者发抖，但实际上不像是脱衣服或发抖；这个动作或者系列动作表明不仅是嘲讽，而且充满了邪恶、自信和邪恶、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信，因为在那套房间里，他是最健壮的，他是最高大的，他是肌肉最发达的，跳草裙舞的可能就是他。[40]胡格诺派教徒，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41]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浪漫派诗人。[42]指墨西哥1911年大革命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处应是指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农民以萨帕塔为旗帜的游击战。[43]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主张极度的情欲和性虐待。[44]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45]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46]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47]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48]埃德温·约翰（Edwin Johns，1878-1961），英国画家，新颓废派创始人。[49]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Jacob Epstein，1880-1959），英裔美国雕塑家。

但是，从丽兹身影的姿态来看，有点奇怪。根据此前他俩对丽兹的了解，他俩以为很了解她，这英国女子不是那种允许别人放肆无理的人，更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她自己家里。根据那小子可能不是在跳草裙舞，也不是骂丽兹，而是在笑，不是嘲笑她，而是跟她一起大笑，他俩下决心去敲门。可丽兹的身影不像是在笑啊。接着，那男子的身影不见了：可能是看书去了，可能是去卫生间，或者厨房了吧。也许坐到沙发上，还在笑吧。接下来，丽兹的身影靠近了窗户，人好像变小了；然后，她把窗帘拉到一边去，打开窗子，闭上了眼睛，好像要呼吸伦敦夜间的空气；接着，睁开眼睛，朝楼下看看，好像看向深渊；她看见他俩了。

他俩向她招手，好像出租车刚刚开走。曼努埃尔高举鲜花挥舞；让-克劳德举起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的著作。他俩没等看见丽兹不知所措的表情，就向大楼入口处走去，等候丽兹启动大门放行。

他俩以为一切都完蛋了。一面默默地上楼，一面听见单元门打开的声音，虽然没看见丽兹，却感受到她站在楼梯间的光彩形象。从单元房里飘出荷兰烟草味。丽兹靠在门楣处，那眼神好像在看两位故去多年的老朋友鬼魂从海上归来。那等候在客厅里的男子，比他俩的年龄要小，可能是个出生在70年代、70年代中叶而不是60年代的家伙。他身穿高领羊毛衫，高领好像卷了起来，褪色的牛仔裤，运动鞋。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丽兹的学生，或者代课教师。

丽兹说，他叫亚里克斯·普里查德。是个朋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前跟小伙子握握手，笑了笑，心里明白这笑有抱歉的意思。普里查德没有笑。两分钟后，大家纷纷坐在客厅喝威士忌，都不说话。普里查德喝橘汁，在丽兹身边坐下，一只胳膊伸到丽兹肩膀后面；起初，丽兹对这个动作似乎不大在乎（实际上，普里查德的长胳膊是靠在沙发背上的，只是他那长长的手指——像蜘蛛腿，或者像钢琴家的手指——时不时地摸摸丽兹的衬衫）；但是，时间一长，丽兹显得越来越紧张，去厨房或者卧室的次数越来越多。

让-克劳德试着谈点什么。他说到电影、音乐、新剧目，没有得到哪怕是曼努埃尔的帮助；曼努埃尔好像用沉默与普里查德为敌；虽说普里查德保持了起码的沉默，但那是观察员身份的沉默，既心不在焉又有兴趣；而曼努埃尔的沉默是被人观察的沉默，深感不幸和难堪。忽然间，没人能准确说出是哪个人开的头，大家说起阿琴波尔迪的研究来。有可能是丽兹从厨房里说起共同的工作来。普里查德等着她回来，好重新把胳膊伸到她背后去用手指摸丽兹的肩膀，这时说了句他觉得德国文学是一种诈骗。

丽兹笑了，仿佛什么人说了一个笑话。让-克劳德问普里查德对德国文学有什么了解。

小伙子说：“实际上很少。”

曼努埃尔说：“那您就是白痴。”

让-克劳德说：“或者至少是无知。”

曼努埃尔说：“不管怎么说，是个badulaque。”

普里查德不明白badulaque是什么意思，因为曼努埃尔的发音是西班牙语。丽兹也不明白，她想知道什么意思。

曼努埃尔说：“badulaque就是轻率的人，也可以用到蠢人身上；不过有的蠢人能坚持不懈，badulaque是轻浮、不能坚持的人。”

普里查德追问道：“您是在骂我吗？”“您觉得挨骂啦？”曼努埃尔问他，一面开始大量冒汗。

普里查德喝了一口橘汁，说是的，他感觉就是在挨骂。

曼努埃尔说道：“先生，那这样的话，您可就有问题了。”

让-克劳德补充说：“典型的badulaque反应。”

普里查德从沙发上站起来。曼努埃尔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丽兹说，够啦！简直像两个蠢孩子！让-克劳德放声大笑。普里查德走到曼努埃尔身边，用食指（几乎像中指一样长）点着西班牙人的胸脯。他一边说话一边点了一、二、三、四下。“1.我不喜欢有人骂我。2.我不喜欢有人拿我当蠢人。3.我不喜欢一个臭西班牙人嘲笑我。4.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咱俩上街练练！”

曼努埃尔看看让-克劳德，当然是用德语问他怎么办。

让-克劳德说：“别出去！”

丽兹说：“亚历克斯，你走吧！”

实际上，普里查德并不打算跟谁打架，吻吻丽兹面颊后，不跟两个男子道别就走了。

那天晚上，三人在简和克洛伊饭店共进晚餐。起初，三人有些消沉；但晚餐加葡萄酒提了精神，最后三人说说笑笑回了家。但两位男士不愿意问丽兹普里查德是什么人。她也不愿意针对那高个子、坏脾气的年轻人作评论。相反地，两位男士在将近吃完晚饭的时候，用解释的方式，谈到自己，谈到险些，也许是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友情。

他俩一致认为，性爱太美好了（虽然几乎立刻对“美好”一词的使用有些后悔），甚至会妨碍建立在情感和思想知己上的友谊。尽管如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彼此注意，不挑明他俩（估计对丽兹也如是）理想的结果是到最后以不伤害的方式（让-克劳德说成“软着陆”）由她来决定嫁给谁，或者谁也不嫁；曼努埃尔说，无论怎样，决定权在她丽兹手中，她愿意什么时候决定就什么时候决定，她决定什么时候合适就是什么时候，甚至永远不决定，推迟决定，拖延决定，延长决定，延期决定，直到走进坟墓，反正都一样，因为他俩现在正在热恋丽兹，她让他俩像从前一样不明白，从前他俩是她的情人或是积极合作的情人，又像后来他俩要热恋她的样子，那时她本打算选定一个，或者像后来（稍稍有点痛苦的后来，一起分担的痛苦，因此是减轻后的痛苦），那时，如果这是出自她本意的话，那还没选择任何一人。对此，丽兹用提问的方式做了回答，从她这个问题来看，可能有巧辩的成分，但终归是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当她揭开谜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俩中的一个，比如，让-克劳德吧，会立即爱上一个年轻、漂亮、富有、迷人的女学生吗？她应该认为终止协议了吗？应该自动排斥曼努埃尔吗？或者相反，就应该跟定西班牙人？因为她不能再跟别人啦！对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回答是，这个例子如果实现，其真正可能性是遥遥无期的；她无论举例或者不举例，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甚至当修女，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每人的愿望是跟你结婚，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跟你保持友谊。”

从那天夜里起，他俩飞向伦敦的活动又恢复了。有时，让-克劳德出现在伦敦；有时是曼努埃尔。有时是他俩同时。如果同时出现，二人就下榻在过去一家不大舒适的小旅馆里，靠近米德塞克斯医院福利街的地方。离开丽兹的住处以后，他俩有时去医院附近散步，通常情况下保持沉默，有些失望情绪，因这些同时来访必须表现出同情，还得施展魅力，所以精疲力尽。有好多次，他俩安安静静地伫足在街灯旁边，望着进出医院的救护车。英国病人常常大喊大叫，但喊叫声传到他俩耳中时已经很微弱了。

一天夜里，他俩一面望着医院少见的门庭冷落景象，一面寻思自己都来伦敦了，为什么他俩中没人留在丽兹的房间里呢？二人想，可能是出于礼貌。可他俩谁也不相信这种礼貌啊。他俩还寻思（起初是不情愿，后来是急切地）：为什么不三人同睡呢？那天夜里，一缕病态的绿光从医院各个房门泄露出来，像是浴池的浅绿色；一个男护工站在人行道中央吸烟；在停泊的轿车群里，有一盏车灯亮着，发出黄色光线，像一个巢穴，但不是随便什么巢穴，而是核战争后的巢穴，那里已经没了人们的自信，只有寒冷、沮丧和懈怠。

一天夜里，不知是让-克劳德从巴黎呢，还是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给丽兹，提出了上面这个话题。令人惊喜的是，丽兹说，她老早就提出了实施的可能性。

电话里那位说：“我不相信我们永远不向你提出这事。”

丽兹说道：“我知道，你俩害怕。你俩等着我迈出第一步。”

那人说：“不清楚。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有一两次，他俩又见到了普里查德。这个瘦高个子年轻人没像上次那样气哼哼的，虽说相遇是偶然的，没时间骂人动粗。一次是曼努埃尔上楼，瘦子下楼。一次是让-克劳德在楼梯上与瘦子擦肩而过。这一次擦肩虽然短暂，但有意义。让-克劳德向普里查德打招呼，后者也向法国人问候。但二人擦肩过去、背对背的时候，普里查德转过身来，用嘘声叫住让-克劳德。“听不听劝告？”他问法国人。让-克劳德警觉地看看他。“老兄，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多加小心吧！”普里查德这样说道。“小心什么？”让-克劳德追问道。[50]“美杜莎！”普里查德说，“防备美杜莎报复！”

接着，在继续下楼之前，瘦子又加了一句：“等你把她弄到手了，她也就把你给炸死了。”

片刻间，让-克劳德站着没动，倾听着普里查德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以及后来开关大门的声音。只因为楼梯上安静得要命，他才继续上楼，一面想着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普里查德发生的事，没有告诉丽兹。但是，他刚一回到巴黎，便急忙打电话给曼努埃尔，讲述了这次神秘的相遇。

西班牙人说：“奇怪。像是通知，可也像威胁。”

让-克劳德说：“美杜莎是海神福耳库斯和刻托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她们被称为戈耳工，是三个海上魔鬼。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另外那两个女儿，丝西娜和尤瑞艾莉是不朽之身，美杜莎可是会死的。”

曼努埃尔问：“你在看希腊神话？”“这是我刚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让-克劳德说，“你听听这个：宙斯之子珀耳修斯砍掉了美杜莎的脑袋，从她肚子里爬出来克律萨俄耳、魔鬼之父革律翁，还有飞马珀伽索斯。”

曼努埃尔问：“飞马珀伽索斯是从美杜莎身体里出来的？嘿，真他妈的！”“对，就是飞马珀伽索斯，对我来说，它代表爱情。”

曼努埃尔问：“对你来说，它代表爱情？”“是的。”“真新鲜！”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解释：“是法国中学教的玩意儿。”“你认为普里查德知道这些玩意儿？”“不可能。”让-克劳德说，“谁知道呢！不过，我认为不可能。”“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那就是普里查德提醒我，提醒咱俩，防备咱俩没看见的危险。或者是普里查德想告诉我，只有等丽兹死后，咱俩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丽兹死后？”曼努埃尔问。“当然，这你还看不明白吗？普里查德自认为是宙斯之子珀耳修斯，就是杀死美杜莎的凶手。”

有一段时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像是中邪了一样。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作为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再度响亮起来了。但他俩无动于衷。他俩在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给世界上各个德语文化部门杂志的定期撰稿活动、他俩的课程，甚至参加的会议，都像梦游病人或是像服了毒品的侦探，感觉越来越迟钝。什么都到场，什么都心不在焉。嘴巴说话，脑子想别的事情。他俩真正惟一有兴趣的是普里查德。是那个时时在丽兹身边转悠的普里查德的高大形象。那是一个把丽兹与美杜莎、一个戈耳工女妖等同起来的普里查德；一个他俩（谨慎之极的看客）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里查德。

为了增加对普里查德的了解，他俩向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打听此人。一开头，丽兹不愿意开口。后来，她说，普里查德是老师，这点他俩猜到了。但不在大学工作，而是在中学教书。他不是伦敦人，而是伯恩茅斯附近的村镇。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一年书；后来，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理解的是，普里查德迁居到了伦敦，在伦敦大学读完了学业。他属于左翼——可能存在的左翼；据丽兹说，有一次他说过准备加入工党的计划，但从来没有落实。他教书的中学是公立的，有大批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他好冲动，讲义气，缺乏想像力，这一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早就确认了。可这并没有让他俩放下心来。“一个坏蛋可以没有想像力，然后可以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干出惟一有想像力的事情来。”曼努埃尔说道。“英国到处是这种蠢猪。”这是让-克劳德的看法。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到巴黎，他俩毫不惊讶（实际上，一点都不惊讶）地发现二人越来越仇恨普里查德。

在下一次大会（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有大批意大利青年阿琴波尔迪迷和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用新结构主义来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上，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决定把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关于丽兹和普里查德给他俩造成的担心，统统讲述给莫里尼听。

莫里尼的健康状况比上次见面差（可无论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察觉），他先后在旅馆酒吧、会场附近的点心铺和老城区昂贵的餐厅里耐心倾听他俩的诉说；偶尔他们也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漫步在博洛尼亚的街道上，他俩仍然说个不停。最后，他俩想征求莫里尼的意见，听听他关于他俩卷入的情感纠葛（真实的或者想像的）看法时，他仅仅问了一下：他俩中有谁，或者他俩一起，是否问过丽兹爱不爱普里查德，或者她是否被普里查德吸引。他俩不得不承认没人问过，因为出于谨慎、有分寸、有教养和尊重丽兹，总之，没问过。“那你俩应该从问清楚开始啊！”莫里尼说道，虽然感觉不舒服，转来转去闹得头晕脑胀，可是没发出一声难受的叹息。（走到这一步，真可谓“功成名就，高枕无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参加会议，我们不再说对会议有所贡献，对于“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来说，即使开得好，也没价值；即使开得不好，也就是情绪波动一下，好像他俩突然之间精力耗尽或者心不在焉，提前衰老或是处在休克状态，这逃不过一些习惯了他俩精力充沛的与会者，过去在这种会议上有时他俩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精力；这也逃不过新入伙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眼睛，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的姑娘和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刚刚出炉的博士论文，不顾会议的气氛，试图强行宣读自己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好像传教士强行灌输上帝的信仰一样，哪怕为此需要与魔鬼、普通人，比如说，理性主义者——不是哲学意义上，而是字面意思，常常是贬义——签协议；这些姑娘和小伙子无论对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感兴趣，据他们说，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说，惟一感兴趣的地方是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不像青年人，而是新青年人，只要有富人、新贵、普通人，我们再重复一下，清醒的普通人存在，哪怕他胸无点墨，他们就是新青年；他们这些人尽管察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时而出现在博洛尼亚的会场、时而不在，却不能发现这二人真正的重要性：会议上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切问题，他俩绝对听得厌烦了；他俩面对别人眼神的样子，同样缺乏机灵劲；他俩要面对同类互相残杀的发生，他们这些热情的互相残杀者们总是一副饥饿的样子，看不到他俩为追求成功而三十岁发福的面孔，看不见他俩从厌烦到疯狂的表情，听不见他俩只说一句关键性的低语：“爱我吧！”也许是一句完整的话：“爱我！也让我爱你！”可是，显然没人听懂。）

这样，幽灵般地参加了博洛尼亚会议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随后的伦敦之行时就问丽兹（她没能参加博洛尼亚会议）爱不爱或者喜欢不喜欢普里查德，提问时可以说是呼吸急促的，好像他俩不停地长跑过，或是在梦中或是在现实里一直奔波，但是问题说得并没有断断续续。

丽兹对他们说不爱。后来又说，也许爱；现在很难对此作出结论性回答。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他俩需要答案，就是说，需要明确肯定的答复。丽兹问他俩，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们对普里查德有了兴趣。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说，如果现在不回答，那什么时候回答啊？

丽兹问他俩是不是在吃醋。于是，他俩说，有可能在吃醋，又说，鉴于三人的友情，指责他俩吃醋简直就是骂人。

丽兹说，仅仅提个问题嘛。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不打算回答一个这样带刺或者带陷阱或者居心叵测的吃醋问题。后来，三人去吃晚饭，喝了很多酒，快活得像孩子，一面说着吃醋以及吃醋产生的可怕后果。还谈到了吃醋是不可避免的。还说到了吃醋的必要性，好像在夜晚的环境里，需要吃醋。更别提温柔以及有时某些眼神中流露的伤痛，那都是小儿科啦。出门后，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继续讨论下去。

出租车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开头几分钟从后视镜里静静地观察他们三个，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他用巴基斯坦话说了句什么，车子经过哈姆斯沃斯公园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布鲁克大道，后来经过南街，后来经过杰拉尔丁街，绕过公园，显然这都是多余的绕弯。等丽兹告诉他他迷路啦，并且给他指出应该纠正方向时，出租车司机再次保持起沉默，不再用他那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话低语了；后来，他承认伦敦是个迷宫，让他迷了路。

这让曼努埃尔说起来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嘿，真他妈的，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因为博尔赫斯有一次把伦敦比喻成迷宫。对此，丽兹反驳说，早在博尔赫斯之前，狄更斯和斯蒂文森说到伦敦时就使用了这个比喻。显然，这话让出租车司机不答应了，因为他立即说道，他是个巴基斯坦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博尔赫斯，也可能从来没读过什么狄更斯和斯蒂文森，甚至也许不十分熟悉伦敦的街道，因为这个才把伦敦比喻成迷宫，但是他很清楚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说，从听到各位说的话来看，这位在场的女士，就是说丽兹，不够正直和尊严，在巴基斯坦有个说法，真巧，跟伦敦一样，管这种女人叫“婊子”，如果用“母狗、狐狸精、母猪”也算正当；他说，这两位在场的先生，从说话的口音看，不是英国人，巴基斯坦也有说法，就是“二流子、下人、粗人、无赖”。

这一番话毫不夸张地说，着实让三位阿琴波尔迪的研究者大吃一惊。三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如果说司机的谩骂是在杰拉尔丁街，那他们到了圣乔治路才开口。三人能说出来的只是：“停车！我们下去！”或者，“停下你这辆破车！我们宁可走路！”巴基斯坦人立即照办，刹车的同时，启动计价器，告诉三位乘客车费多少。这个完成的动作或曰最后场景或曰最后的招呼，丽兹和让-克劳德也许因为被骂得目瞪口呆，不认为反常；但是，却让曼努埃尔越来越按捺不住，他一面下车，一面打开出租车的前门，粗暴地把司机拉到车外。司机没料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会如此粗暴。更让司机没有料到的是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到了他身上；开始时只有曼努埃尔揍他，后来西班牙人累了，法国人上手，他俩根本不管丽兹的喊叫。她极力劝阻，说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打完以后，这个巴基斯坦人会更加仇恨英国人。这话显然没有引起让-克劳德注意，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曼努埃尔更是不予理睬。这俩人一面踢巴基斯坦人的身体，一面用英语骂他，全然不管他已经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这里一脚，那里一脚，踢[51]他屁股，对，就踢屁股；这一脚给萨尔曼·拉什迪出气，虽然他俩不喜欢拉什迪，可是应该提提这个作家。这一脚是给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在大喊：快住手吧！）这一脚是给纽约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大叫：你们会把他杀死的！）这一脚是为了瓦莱丽·[52]索拉纳斯的在天之灵；婊子养的，打啊，打，一直把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只有眼睛除外。

殴打一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就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让-克劳德的感觉像是射了精一样。曼努埃尔的感觉也差不多，小有区别。丽兹在黑暗中一直注视他俩，但是看不清楚，似乎也经历了几次性高潮。从圣乔治路驶过去几辆汽车，可是看不见这个钟点路过的任何人。天空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但夜空是亮的，因为三人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小东西的边缘，仿佛有个天使突然之间给三人戴上了夜视镜。他们感觉皮肤摸上去光润柔嫩，虽说实际上在出汗。在一瞬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杀死了那巴基斯坦人。丽兹脑海里也闪过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弯下腰，去找司机的脉搏。动一动，弯弯腰，让她感到疼痛，仿佛双腿的骨骼移位了。

一群人唱着歌从花园路出来。他们边唱边笑。三男两女。三人没动，转头望着那个方向，等着。那五人开始向这三人的地方走来。

让-克劳德说：“出租车，他们是来找出租车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三人才发现车内的灯还亮着。

曼努埃尔说：“咱们走。”

让-克劳德搀起丽兹的肩膀，帮助她站起来。曼努埃尔已经钻进车内，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催促他俩快点。让-克劳德用力一推，把丽兹塞进了车内后排座上，随后也坐了进来。从花园路出来的那五人一直向出租车司机躺着的角落走过去了。

丽兹说：“他还活着，有呼吸。”

曼努埃尔开动车子，三人离开了那里。到了泰晤士河对岸，靠近旧马里雷伯大街的小巷里扔下出租车，走了一段路。两位男士想跟丽兹说话，打算解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可她根本不让二人同行。

第二天，他俩一面吃着旅馆丰盛的早餐一面在报纸上寻找关于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消息。但任何一版都没有提及。早饭后，他俩上街去找那种耸人听闻的小报。仍然毫无所获。

二人给丽兹打电话。她已经不像昨天夜里那样生气了。二人声称，下午赶快见面。有要事相告。丽兹回答说，她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二人为了消磨时光，上街在居民区里遛弯。他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观赏救护车进进出出米德塞克斯医院，想像着每个进医院的患者是不是巴基斯坦人，有没有巴基斯坦人的特征，因为他俩把人家打了个半死。最后他们觉得烦了，于是去散步，良心上平静了许多，从查令十字街走到斯特兰德。很自然地二人互相说了知心话，敞开了心扉。他俩最担心的是警察在搜捕，最后会被抓住。

曼努埃尔坦率地说：“下车前，我用手帕擦掉了手印。”

让-克劳德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了，我也擦掉了我和丽兹的手印。”

他俩越来越不装腔作势，概括了导致最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种种事件。毫无疑问，首先是普里查德。接下来是美杜莎，无辜的美杜莎，青春早逝、与姐妹分开的美杜莎。还有潜在和不十分潜在的威胁。还有神经紧张。还有那个无知浑蛋的辱骂。他俩想到需要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是想操那个倒霉的司机吗？有一定成分。更像是自己操自己。好像在自己身上挖掘什么。用空手和长长的指甲去挖什么。既然有了长指甲，那就不能说是空手啊？但是，他俩在那种梦境里挖呀，挖呀，挖破皮肤组织，破坏了血管，伤害了内脏。找什么呢？不知道。到了这份上，也没兴趣知道。

下午，二人见到了丽兹，把他俩对普里查德的了解和担心说了出来。还有美杜莎、美杜莎之死。那个要爆炸的女人。她让他俩把话说完。接着，安慰他俩。她说，普里查德连只苍蝇都杀不了。他俩于是[53]想起了安东尼·博金斯，他声称不能打死苍蝇，可还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可他俩宁可不争论，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接受了她的说法。随后，丽兹坐下来，说她不明白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二人似乎要逃避罪责，问她知不知道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她说知道。在地方电视新闻中有一条消息。一群朋友，大概就是三人看见的从花园路过来的五人发现了巴基斯坦人，报了警。出租车司机有四根肋骨折断，脑震荡，鼻子撕裂，上牙全部被打飞。现在住院治疗。

曼努埃尔说：“全都是我的错。他一骂人我就失去理智了。”

丽兹说：“咱们最好暂时不见面。我需要认真想想这事。”

让-克劳德表示同意。可曼努埃尔还在自责：丽兹不再见他是对的，可为什么不见让-克劳德呢？没道理。“够了，别说蠢话啦！”让-克劳德低声劝他。曼努埃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在说蠢话。

当天夜里，三人各自打道回府去了。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闹了一次小小的精神危机。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悄悄哭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眼睛。但出租车司机察觉到他在哭泣，便问他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曼努埃尔说：“没事。有点紧张。”“您是本地人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回答道：“是的，我是马德里人。”

有一阵工夫，他和司机都没说话。后来，司机再度发难，问他喜欢不喜欢足球。曼努埃尔说不喜欢，从来不喜欢体育。接着，好像是为了不中断谈话，又补充一句：昨天夜里我差点杀了人。“真的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说：“真的，就差一点。”

司机：“为什么呀？”

曼努埃尔：“一时冲动。”

司机：“是在国外？”

曼努埃尔第一次笑了：“对。算啦！算啦！另外，那家伙有个奇怪的职业病。”

相反地，让-克劳德既没有闹什么精神危机，也没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就回到了家中。淋浴，煮意大利通心粉，拌橄榄油和奶酪。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回复一些信件，带一本法国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没什么意思但语言有趣，再拿上一本文学研究杂志，上床。片刻后，他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奇怪之极的梦：他已经跟丽兹结婚，住在一处宽敞的大宅院里，旁边是峭壁，可以看到沙滩上挤满了穿泳装的人们，他们在晒太阳，或者在海边游泳。

白天很短。他站在窗前不停地看着日出、日落。有时，丽兹过来说句什么，可从来不跨过门槛。沙滩上的人们总是待在那里。有时，他觉得那些人夜里没回家，或者排成长队走了，不等天亮又回来了，大家总是在一起。有时，他闭上眼睛就能像海鸥一样飞翔在沙滩上空，可以看到那些穿游泳衣的人们。各色人等都有，成年人为主，三十、四十、五十岁的人都有；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往身上抹油，吃三明治，礼貌多于兴趣地倾听朋友的谈话或者亲戚或者裹着浴巾的邻居的谈话。但有时，穿泳装的人们虽然谨慎，也起身欣赏（只不过一两秒钟）地平线、万里无云的地平线、湛蓝天空下的地平线。

让-克劳德睁开眼睛后，思考着那些穿泳装人们的态度。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可也不能说，他们在等待中度日。简单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更为专注的姿态，眼睛用一两秒的时间望望地平线，然后再重新加入到海滩上的时间流动中来，看不出半点中断或者犹豫。让-克劳德由于聚精会神地观察穿泳装的人们，把丽兹给忘记了，或许因为相信她就在家中，来自室内的动静证明了她的存在；那些房间没有窗户，或者窗户面对田野或者山峦，而不是大海，不是挤满人群的沙滩。当他睡着进入梦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睡觉，坐在椅子上，旁边是工作台和窗户。他肯定睡了没几个小时，甚至太阳下山时，他还尽可能保持清醒状态，目光注视着海滩，现在海滩成了一块黑色画布，或者成了一口深井的底部，假如有亮光的话，那就是一幅灯画，就是篝火的火苗。他没了时间概念。他依稀记得一个混乱的场景让他既羞愧又激动。他桌子上堆的是阿琴波尔迪的手稿，或者说是作为手稿买来的，虽然检查时发现上面的文字是法语而不是德语。身边有一部电话机，可从来没响过。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有一天快到中午时，他看见游泳的人们停止活动，人人同时观赏起地平线。没发生任何事啊。但游泳的人们却转身离开了海滩。一些人从两山间的一条土路走下去；一些人抓住草丛和岩石登山。少数几个人在通向峭壁的方向迷了路。让-克劳德看不见他们。但是知道他们在慢慢攀登。海滩上只剩下一个轮廓不清的物体、一个从黄色沙坑里凸现的黑斑。刹那间，让-克劳德在掂量下海滩去尽量小心掩埋那些沙坑的利弊。但是，一想到要走那么远的路才能到海滩，就开始出汗了，而且越来越多，好像水龙头一打开就关不住似的。

然后，他观察到海上有震动，仿佛海水也在出汗，就是说海水沸腾起来了。那沸腾的样子几乎难以察觉，逐渐以波浪状扩散开来，最后形成巨浪扑向海滩。于是，让-克劳德感觉头晕，蜜蜂样的嗡嗡声传到耳中。等到嗡嗡声停止时，屋内和周边死一般的寂静。让-克劳德喊叫着丽兹，可是没人回应，好像寂静吞噬了他求救的喊声。于是，让-克劳德哭起来，他看见镀上金属油漆般的海底下冒出一个塑像的残余。是一块难看的石头，体积很大，被时光和海水磨损得厉害，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一只手，是手腕子，是前臂。它浮出海面，屹立在沙滩上，样子可怕，同时又很漂亮。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几天里各自为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悔恨；这件事像幽灵或者发电机一样在他俩不安的心里盘旋。

曼努埃尔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反映出一个粗暴、排外的右翼分子面目呢？让-克劳德则相反，让他感到内疚的是，那巴基斯坦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他还去踢，这完全是违反体育道德啊。他问自己：有必要这么做吗？出租车司机已经受到惩罚了，没必要暴力再加暴力了。

一天夜里，他俩通了长时间电话。双方表述了各自的担忧。互相安慰一番。但几分钟后，他俩再次为打人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在内心深处坚信：真正的右翼分子、讨厌女人的家伙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粗暴的人是巴基斯坦人，心胸狭窄、没有教养的人是巴基斯坦人，找麻烦的人是巴基斯坦人，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假如那个巴基斯坦人露面的话，说实话，他俩能把他给宰了。

他俩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周末的伦敦之行。忘记了普里查德和美杜莎。忘记了阿琴波尔迪——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忘记了他俩的著作——一直按部就班、乏味地写着，与其说是他俩写作，不如说是学生和助教在为他俩工作，这些人都是被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事业所吸引、被许以含糊的固定合同或是更好的工资待遇而被各自的教研室招募来的。

在一次会议期间，他俩借波尔报告阿琴波尔迪研究及战后德国文学的耻辱之机，前往柏林一家妓院做风流好事；他俩分别跟两位高个子金发女郎睡了觉。出妓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俩高兴得像小孩子，在瓢泼大雨下唱歌。这一次嫖娼的经历是他俩一生中的新体验，后来在欧洲几个城市里反复实践过，结果变成了在各自城市生活的习惯。如果换了别人，有可能找学生上床。他俩因为担心恋爱，或者因为害怕失去丽兹的爱情，才决定嫖娼。

让-克劳德在巴黎通过互联网找妓女，结果总是最佳。曼努埃尔在马德里通过阅读《国家报》的休闲广告找妓女，广告版面的服务便捷有效，不像文化副刊，几乎从来不谈阿琴波尔迪；副刊上占据突出版面的是葡萄牙英雄，这跟《ABC报》的文化副刊一模一样。

曼努埃尔在与让-克劳德通话时总是抱怨，大概是寻找安慰吧：“哎，在西班牙，我们总是乡巴佬。”

让-克劳德想了两秒钟才回答：“确实如此。”

另外，在嫖娼的过程中，他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让-克劳德认识一个名叫瓦内莎的女子。她有丈夫和一个儿子。有时，她整整一个礼拜见不到丈夫和儿子。据她说，丈夫是个大圣人。他有些缺点，比如，他是阿拉伯人，具体说，是摩洛哥人，也比较懒散；但总体来说，按照瓦内莎的看法，他脾气很好，几乎从来不为什么事情生气；即使生气，也跟别人不一样，不动粗，不骂人，而是觉得面对一个突然太大、太难以理解的世界，而显得忧愁、伤心和沉重。让-克劳德问她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当妓女，瓦内莎说，知道，但不在乎，因为他信仰个人自由。

让-克劳德说：“那他是吃你的软饭哪。”

瓦内莎对这个断言的回答是，有可能，仔细想想，他是吃软饭的，但他跟别的无赖不一样，那些家伙对自己的女人要求太多。这个摩洛哥人对她没任何要求。瓦内莎说，有个时期，她自己也犯了习惯性懒惰的毛病，终日懒洋洋的，于是三口人就勒紧了裤腰带。那期间，摩洛哥丈夫心甘情愿地过着拮据日子，偶尔也努力出去干些零活，让三口人勉强度日。他是穆斯林，有时面向麦加圣地祷告，但毫无疑问，这个穆斯林与众不同。他认为，真主安拉允许做任何事情，个别除外。如果有人故意伤害孩子，那不行。如果有人欺负孩子，牺牲孩子，置孩子于死地，那不行，绝对禁止。其他别的都是相对而言，最终都可以接受。

有一次，瓦内莎告诉让-克劳德，她和丈夫、儿子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三口遇到了丈夫的弟弟，正跟一个高大、肥硕的法国女子同居。丈夫给瓦内莎介绍说，弟弟和法国女子是乐师。但实际上，是乞丐。在那几天里，她看见丈夫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丈夫总是讲故事，总是笑，总是不知疲倦地漫游在巴塞罗那的各个居民区，甚至走到郊外或者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城和浩瀚的地中海。瓦内莎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充满生命力的孩子，她见过。不多，但是有。可成年人，她却没见过。

让-克劳德问瓦内莎那摩洛哥人是不是她儿子的亲爹，她回说，他不是。回答的口气里流露出这个问题让她觉得是侮辱，或是伤害，好像瞧不起她儿子。她说，儿子是白人，金发；她认识这个摩洛哥人的时候，儿子已经满了六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说，那是我一辈子最可怕的时期。可她没细说。这个摩洛哥人出现也不能说时来运转。她认识他的时候，日子很糟糕；可他呢，简直就是饿死鬼。

让-克劳德喜欢瓦内莎，二人见过几次面。她年轻，苗条，高鼻梁，像希腊美人，眼神锐利、傲慢。她瞧不起文化，尤其是书本知识，有点高中女生的脾气，是纯真和文雅的混合体，让-克劳德认为，这高度集中在瓦内莎洁白无瑕的气质上，因此她可以随便说粗话而没人在意。一天夜里，他和她做爱之后，他裸体起床，去书堆里找一本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犹豫片刻后，他决定选《皮面具》，认为瓦内莎恰好可以拿它当恐怖小说读，可以被书中的恐怖部分吸引。起初，她为这份礼品感到惊喜，后来很激动，因为别的客人总是送她内衣、内裤、鞋子。说真的，她拿着书感觉很幸福，尤其是让-克劳德告诉她阿琴波尔迪是什么人以及这位德国作家在他生活里的意义。

瓦内莎说：“这好像是你把你身上的什么给了我。”

这话让让-克劳德非常困惑，因为一方面的确如此，阿琴波尔迪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是属于他的，他跟不多的一些人对这位德国人的著作做了各种阅读，是一种存之久远的阅读，是像阿琴波尔迪创作一样雄心勃勃的阅读，是长期陪同阿琴波尔迪一道创作的阅读，一直读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者一直到阿琴波尔迪写得筋疲力尽为止（但他不相信这一点），直到阿琴波尔迪唤起激情和揭示真理的能力用完为止；另外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尤其是他和曼努埃尔中断了伦敦之行、不再与丽兹见面之后，那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是某种难看和神秘的话语团块了，与他完全无关了，就是忽隐忽现的东西了，完完全全是个借口，是通向秘密处的暗门、一个杀手的化名，是一块洒满羊水的旅馆浴缸，他让-克劳德有可能在浴缸里自尽，就是愿意，毫无代价，轻率地自尽，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尽呢！

正如让-克劳德所预料的，瓦内莎一直没告诉他阅读《皮面具》的感受。一天上午，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工人区，那里有很多移民。二人到家时，她儿子正在看电视，瓦内莎呵斥儿子，因为他没去上学。孩子回答说自己胃不舒服。瓦内莎立刻给儿子熬起草药茶来。让-克劳德注视着她在厨房里走动的样子。瓦内莎浑身是劲，百分之九十的力气在作无用功。室内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部分原因是儿子和那摩洛哥人没规矩，但是瓦内莎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了不久，厨房里的动静吸引了他（勺子落到了地上，杯子摔碎，不知冲谁喊叫着草药茶放在他妈什么鬼地方啦），这时，那摩洛哥人来了。用不着旁人介绍，两个男人握握手。摩洛哥人矮小、消瘦。那孩子很快会比他长得高大、结实。他小胡须留得很长，正在谢顶。他跟让-克劳德握手之后，半醒半睡地坐在沙发上，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瓦内莎走出厨房时，让-克劳德说他该走了。“没问题啊。”她说。

他觉得如此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可随后他想起来瓦内莎就是如此。孩子喝了一口草药茶，说没糖，就再也不碰杯子了，里面漂着什么叶子。让-克劳德觉得那叶子奇怪而且可疑。

那天上午，让-克劳德在大学里，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瓦内莎。等再见到她的时候，二人没做爱，但他仍按照做爱的情况给了钱。二人谈了几个小时。让-克劳德入睡前得出了几个结论。瓦内莎为了生活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中世纪的心态对待生活。她认为“现代生活”没意思。她更相信亲眼所见，而不是媒体宣传。她疑心重，勇敢，虽然这勇敢很矛盾地让她信任随便什么人，比如说，服务员、检修工、有困难的同事，这些人几乎总是出卖她，或者辜负她的信任。这样的背叛行为让她狂怒，会让她进入难以预料的暴力状态。她还爱记仇，还自吹心直口快。她自认为是自由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对不懂的事，她不感兴趣。不考虑未来，也不想儿子的将来，只想眼前，一个永久的眼前。她漂亮，可自己不觉得漂亮。她一多半朋友是摩洛[54]哥移民，但是她从来不投让-马里耶·勒庞的票，她认为移民潮是法国的危险之一。让-克劳德跟曼努埃尔在电话里说到了瓦内莎。西班牙人说：“妓女是用来操的，不应该给她们作心理分析。”

曼努埃尔与他的法国朋友不同，不记得任何一个妓女的名字。一边是肉体和面孔，一边是当做出气筒来往的什么罗莱娜、劳拉、玛尔塔、帕乌拉、苏萨那等等有名字无肉体、没名字有脸蛋的女人。

曼努埃尔嫖一个女人就干一次，从不重复。他认识一个多米尼加女子、一个巴西女子、三个西班牙南方女子、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从第一次开始就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衣着整齐，掏钱，下指示，有时打手势做他要干的事情，完事后穿衣，离开场地，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他认识一个自称智利人的女子、一个自称哥伦比亚人的女子，好像这样自报家门可以增加魅力。他还跟一个法国女子、两个波兰女子、一个俄国女子、一个乌克兰女子、一个德国女子干过。一天夜里，他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上了床，她是最棒的。

像往常一样，他和墨西哥女子一头钻进了旅馆。早晨醒来时，墨西哥女子已经不在身边。那天很奇怪。好像他内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他长时间裸体坐在床沿，双腿着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不确定的东西。淋浴时他发现腹沟股处有个印记。好像是什么人咬的，或是在他左腿根放了一个蚂蝗。紫红的印记有小孩拳头大。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妓女咬吸的结果，他极力回忆细节，不成功；惟一回想起来的情景是他在她上方，她的双腿架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那墨西哥女子说的，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

有几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个墨西哥女子，直到一天夜里，他发现自己正在马德里妓女经常光顾的街道或者红灯区寻找她。一天夜里，他以为看见她了，追上去，拍拍她肩膀。回头的女子是个西班牙人，一点也不像那个墨西哥妓女。又一天夜里，他在梦中以为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意识到这个梦结果会很糟糕，意识到很有可能忘记她的话，也许这样更好；但是，醒来以后，他打算尽量要回忆起她的话。甚至，他还在梦中的时候，梦里的天空像慢镜头里的旋风那样打着转；他试图强迫自己猛然醒来，打算开灯，打算叫喊，试图让喊声把自己唤醒，但是，家里的灯泡好像烧坏了；没喊叫出来，只听见远远的一声呻吟，好像孩子的声音，或者藏在单间（远处房间）里动物的叫声。

醒来以后，当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梦见过墨西哥女子：她站在黑暗的长廊中央，他在注视她，而她没有发觉。那墨西哥女子好像在看墙上的东西，一些胡乱涂抹的字画，或是用粗笔书写的淫秽信息，她一字一顿地在念，好像不会默读。后来，他又继续找了几天，结果累了，就跟一个匈牙利、两个西班牙、一个冈比亚、一个塞内加尔和一个阿根廷女子睡了觉。他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墨西哥女子，最后便彻底忘掉了她。

时间可以减轻痛苦，它最后抹掉了他俩良心中罪过的感觉——伦敦暴力事件的结果。一天，他俩又像新鲜蔬菜一样精神焕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恢复写作，充满活力地做报告，仿佛嫖娼的阶段是去地中海的一次休闲旅游。他俩增加了与莫里尼联系的次数，起初，他俩有意不告诉莫里尼各自的冒险活动，后来干脆把莫里尼给忘记了。他俩觉得莫里尼的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热情、聪明、谨慎，这就是说，这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没问他俩任何问题，没强迫他俩说心里话。一天夜里，让-克劳德对曼努埃尔说，莫里尼真像是个厚礼。说完，二人都吃了一惊。这厚礼是神仙送给他俩的。这话没有托词的意思，如果非讲理由，那就可能直接陷入拽文的泥沼；但是，曼努埃尔跟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说法不同，但立刻赞同了朋友的看法。生活再次向他俩露出笑脸。二人出席一些学术会议。享受着美味佳肴。宣读论文，发言简短。以前在他俩周围停止、生锈的一切，如今又活动起来了。别人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了，无须特别夸张。因打人事件而感到的内疚，如同春天夜里的一笑，烟消云散了。他俩又开始给丽兹打电话了。

重逢使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激动不已，三人聚会在酒吧，或者小人国式的咖啡馆里（真正的微型：两张桌子和一个吧台，只能容下四人，而且肩靠肩），它附属于一个异教画廊（比酒吧稍大一些）；画廊上展览绘画，也出售旧书、旧衣和旧鞋，位于海德公园入口处附近，距离荷兰大使馆很近。三人说，应该赞扬荷兰，因为这个国家一贯坚持民主。

在微型咖啡馆里，丽兹介绍说，这里调制的珍珠鸡尾酒是全伦敦最好的。这并没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多么在意，但二人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三人自然就是这小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了；惟一的服务生或说老板在那个钟点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睡觉，或者刚刚起床；这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气色形成鲜明对照，他俩虽然早晨七点钟就起床，还乘坐了飞机，虽然各自忍受了航班延误造成的烦恼，但现在仍然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准备把全部精力消耗在伦敦的周末上。

不错，起初，三人难以启齿。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利用冷场的机会观察丽兹；他俩觉得丽兹仍然像从前一样美丽动人。他俩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被画廊老板的蚂蚁式碎步所打断；老板把一些衣服从架子上摘下来，送到房间里面去，再带回来一些样式相同或近似的服装，放在原来的架子上。

冷场并没有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丽兹觉得难以忍受，迫使她快速地，还有点凶巴巴地讲述起三人未见面期间她的教学情况。这话题乏味，很快说完了；这让丽兹开始说起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做的事情，但最后再次无话可讲了。片刻间，三人松鼠般地相视一笑，喝起鸡尾酒来。但是，冷场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在各自的心里，利用冷场的间歇期，在缓慢编造痛苦和让人痛苦的话语和思想，这可不是一场冷眼旁观的戏剧或者值得欣赏的舞蹈。为此，曼努埃尔认为回忆瑞士之行是合适的，因为那一次丽兹没去瑞士，讲述一下可以让她开心。

曼努埃尔在回忆过程中没有排除秩序井然的城市，没有排除值得研究的河流，也没有排除春意盎然的山坡。然后，谈起一次乘火车旅行，那时三人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火车开向原野，开往蒙特勒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口之间的一个村庄，从那里三人雇了一辆出租车，沿着弯曲但精心铺设了沥青的道路前往一座疗养院——炫耀着19世纪末一位瑞士政治家或者金融家的名字：奥古斯都·特玛莱医院，在这个无可非议的名字后面掩藏着一座文明、谨慎的疯人院。

去这种地方可不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主意，而是莫里尼的点子，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画家——被莫里尼尊崇为20世纪末最令人激动不安的艺术家之一。或许并非如此。莫里尼并没有这样说。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画家的名字是埃德温·约翰，他自残用来画画的右手，涂上防腐药物，附在一幅多视角自画像上。

丽兹打断了他的话：“你俩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曼努埃尔耸耸肩。

让-克劳德说：“我想我给你说过的。”

但过了几秒钟后，他发觉自己果然没给她讲过。

让他俩吃惊的是丽兹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她的性格；然后，她又要了一杯鸡尾酒。就在老板来回摘挂衣服、忙于调制鸡尾酒的当口，三人保持沉默。后来，应丽兹的要求，曼努埃尔应该继续讲故事。可是，曼努埃尔不愿意了。

他对让-克劳德说：“你讲吧！你也在场。”

于是，让-克劳德的讲述从三人看到黑色铁栅栏开始：它的用途是欢迎或者阻止人从疯人院进出（闲人免进）；或者在故事开始的几秒钟之前，他跟坐在轮椅上的莫里尼就在观察大铁门和向左右两侧延伸的黑色铁栅栏，它们消失在两侧被精心照顾的老树林里，与此同时，曼努埃尔半身车内、半身车外，在给司机车费，一面跟司机商定一小时后请他从村里回来接他们。随后，三人来到疯人院的建筑物前，在路的尽头，已经能看到，那是15世纪的城堡，不是指建筑外貌，而是那死气沉沉的气氛给看客的印象。

什么印象？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相信美洲大陆没有被发现，就是说，美洲大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没错，这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对于人口正常增长，或者对瑞士共和国民主进程，都不是障碍。让-克劳德说，总而言之，是三人一路上共同分享的怪诞而无用的想法之一，何况这趟旅行本身就是明显无用的，疯人院之行可能就是如此。

接下来，三人办理了进瑞士疯人院的全部手续。最后，三人没看见在医院治疗的任何病人，由一个中年护士，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带领他们来到医院后面花园的一座小楼里，楼内宽敞，视野开阔，但地形走向是下坡；让-克劳德负责推莫里尼的轮椅，他认为这环境对于一个精神错乱或者非常错乱的人来说，并不能特别减轻痛苦。

出乎三人的意料，小楼舒适宜人，周围种满了松树，门楼里有玫瑰；楼内有一些模仿英国原野风格的舒适扶手椅，有壁炉、橡木桌和空闲一半的书架（书名几乎全部是德语和法语，只有个别几本是英语），以及特制的电脑桌，上面摆着上网猫；还有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它们与其他家具显得不和谐；还有一个卫生间，有便池、洗手台，甚至还有一个带硬塑料蓬的淋浴间。

曼努埃尔说：“日子过得不赖嘛。”

让-克劳德则喜欢到窗户前看风景。群山的尽头，他以为那边就是城市。他想，也许那就是蒙特勒，或者是刚刚他们乘出租车的村庄。的确，那片湖水一点也不突出。等到曼努埃尔来到窗前时，他的看法是那片房屋就是村庄，绝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

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50]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怪。[51]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后一部险些引起杀身之祸。[52]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1936-1988），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运动代表。[53]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1932-1992），美国著名电影演员。[54]让-马里耶·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法兰西民族阵线领导人。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耐心又冷漠地躲避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拿着行李，满脸疲惫，香水气味流星一样追随身后，闹得大堂乱哄哄，搅乱了门童严肃而焦虑的表情，搅乱了值班经理或是服务台助理哲学家式的深陷眼窝——他们身边总有两个青春焕发的姑娘陪同，她们随时准备（用幽灵般的笑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莫里尼出于谨慎宁可不看她们。等丽兹一到，二人便前往诺丁山一家餐厅，那是丽兹刚刚发现的一家巴西素食餐厅。

丽兹一听说莫里尼已经在伦敦过了两天，便问他这两天都干什么鬼勾当了，而且为什么不打电话。莫里尼于是说了切斯特顿的事，说了他闲逛居民区的事，赞扬了城市设计为残疾人顺利走路着想，而都灵则相反，那里到处是对轮椅的障碍；他说去过一些旧书店，买了几本书，但没提名字；他说两次参观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宅，贝克街是他喜欢的街道之一，对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年、残疾、有文化、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条街是超越时间或是时空的，它亲热（用词不是亲热，而是精心）地保存在华生博士的回忆录里。后来，丽兹和莫里尼去丽兹家。于是，莫里尼把买好的礼物[55]——一本书，关于布鲁内莱斯基的书赠送给丽兹，书中还有四个不同国籍的摄影家拍摄的这位伟大建筑艺术家设计的建筑物的照片。

莫里尼说：“是些解读性质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一个法国人。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写得过于做作。总想从布鲁内莱斯基身上发现点什么。总想当个布鲁内莱斯基。德国人的文章也不赖。但最好的，我认为还是法国人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丽兹虽然以前没看见过这本书，但从纸张和装帧来看就是个宝贝，她觉得书上有股亲切的味道。第二天，他和她相约在剧院前见面，莫里尼有两张入场券，是事先在旅馆买好的。二人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喜剧，让他俩笑了一通，丽兹笑得更厉害些；莫里尼没听明白一些伦敦方言。晚上，二人共进晚餐。丽兹想知道莫里尼白天都做了些什么。莫里尼坦白地说去参观了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里的意大利花园，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丽兹却不知为什么想像莫里尼会老老实实待在公园里，偶尔伸长脖子看看远方有什么溜过去，而大部分时间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二人吃晚饭的时候，丽兹给莫里尼解释了他戏剧中不懂的地方。到那时莫里尼才意识到那喜剧比他认为的还要糟糕。但是，他对演员们表演的评价很高；等回到旅馆后，脱去外衣时，还没下轮椅，面对黑暗的电视屏幕，反映出他和房间像是一出由于谨慎和担心从来没上演的剧作中幽灵般的形象，于是得出这喜剧也没那么糟糕、感觉还好的结论，他自己也笑了嘛，演员很好，座位舒适，票价也不太贵。

第二天，他对丽兹说他得走了。丽兹送他到机场。在候机厅，莫里尼用偶然提起的口气说，他认为他明白约翰自残右手的原因了。

丽兹问他：“哪个约翰？”“埃德温·约翰。就是你帮助我发现的那位画家。”莫里尼答道。“啊，对了，埃德温·约翰。他为什么自残？”丽兹问。

莫里尼答：“为钱。”“为了钱？”“因为他相信投资，相信资本流动，相信谁不投资谁不赚钱的道理。”

丽兹露出想了想的样子，然后说道：有可能。“他自残是为了钱。”莫里尼说。

后来，丽兹向他打听（也是第一次打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情况。

莫里尼说：“我希望别让他俩知道我来过这里。”

丽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别担心，她一定保密。接着，她要他回到都灵后给她打电话。“当然会打。”莫里尼说。

一位空姐来找二人说话，几分钟后笑着走了。旅客的队伍开始挪动了。丽兹在莫里尼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艺术画廊之前，店里惟一的店员和老板告诉三人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关门了。老板胳膊上挂着一件金银锦缎衣，对三人说这个酒吧是画廊的组成部分，原本属于他奶奶的，那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贵妇人。奶奶去世后，这房子由她三个孙子继承，按规矩平分为三份。他是三个孙子之一，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勒比地区，除去学习调制珍珠鸡尾酒之外，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为此，他算是个失踪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恶习的嬉皮士间谍。等到他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这房子已经被他两位堂兄弟全都占领了。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堂兄弟打官司。可是律师费用太高，最后只好要了三个房间，他办起了艺术画廊。可是生意不好：画卖不出去，二手衣服卖不出去，也很少有人品尝他的鸡尾酒。这个居民区很少有我的顾客，他说，如今画廊都在改造后的旧工人区里，酒吧都在传统的酒吧圈内，本地人不买二手衣。等到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起身，正要走向通往大街的金属楼梯时，老板告诉了三人最糟糕的是，近来他奶奶的鬼魂开始出现了。这句话引起了丽兹等三人的好奇心。

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您看见奶奶啦？画廊老板说：我看见她了。起初，我只是听见有陌生的杂音，好像水和水泡的声音。是这宅子里从来也没听见过的声音。甚至为了卖掉几间屋子把宅子分成若干份，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因此在安装新卫生设备的时候，还有些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声音，虽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但是，来了杂音后不久，又传来呻吟声，不是恰恰因为疼痛而呻吟，而是因为惊讶和失望的那种“哎呀”声，仿佛奶奶的幽灵走遍她的老宅子，由于被改造成几处小屋而不认识它了，认不出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墙壁，怎么会有这样俗气的家具，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镜子。

有时，老板情绪十分低落，就睡在店里了。他情绪低落当然不是因为杂音或者幽灵的呻吟，而是因为濒临倒闭的生意。那几天夜里，他能清晰地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和呻吟声，奶奶在楼上走动，仿佛一点也不明白阴间和阳间的事情。一天夜里，老板在关画廊之前，看见奶奶的影子出现在室内惟一的镜子里，那是一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全身镜子，摆放在那里给顾客们试衣服用的。奶奶正在看墙上一幅画，后来视线转移到衣架的服装上，又看看酒吧里的两张桌子，好像是说，糟糕透顶！

老板说，奶奶的表情很可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那副样子，虽说后来也不时地又听见奶奶在楼上行走，穿越原本没有墙壁的房间。曼努埃尔后来问老板，从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他凄惨地一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他可没发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他说他当间谍的方式跟在调查局或者统计局的人一样。三人听了老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感到难过之极。

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研讨会上，四人认识了墨西哥青年罗道夫·阿拉托雷，在他内容庞杂的论文里，谈到了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罗道夫享有创作奖学金，似乎一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参加过一些会议；这一次主动结识丽兹和曼努埃尔，这二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扔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转向了让-克劳德，这个法国人干脆不予理睬。因为罗道夫与成群结队的欧洲大学生并无二致，他们一味地追随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周围，令人感到厌烦。最丢脸的是罗道夫连德语也不会说，这首先就没资格与会。另外，图卢兹研讨会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参与；在大批专家、学者（开会之前就认识，至少上一次开会就认识，似乎人人高兴重逢和愿意继续讨论老话题）中间，罗道夫无事可做，除非回家，这是他不情愿的，因为他的家就是一个不雅致的小房间（拿奖学金的人嘛），里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或者他待在会场的某个角落里，朝四下里微笑，装出聚精会神思考哲学问题的样子，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个姿态让他注意到了莫里尼。这位意大利人被囚禁在轮椅上，心不在焉地回答别人的问候，这让罗道夫觉得莫里尼跟他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他到莫里尼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片刻后，二人便漫步在图卢兹的街头了。

他俩首先说起了西班牙著名学者阿方索·雷耶斯，莫里尼对这位学者了解不深；接着，谈到索尔·胡安娜·依内斯，莫里尼无法忘记那个莫里诺（他觉得莫里诺就是他莫里尼）写的那本著作，书中概括介绍了索尔·胡安娜这位墨西哥修女的菜谱。后来，他俩谈起了罗道夫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写出来的小说；谈到了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图卢兹的生活，冬日不长，但过起来感觉无尽无休，谈到在法国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一个图书馆管理员，领取奖学金的厄瓜多尔人，见面不多；一个酒吧跑堂，他对墨西哥的看法让罗道夫既惊奇又生气）；还谈到了他那些留在墨西哥联邦区里的朋友们，他每天都给他们写电子邮件，专门谈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和惆怅的情绪。

罗道夫说，墨西哥城里有位朋友不久前见过阿琴波尔迪，他说这话是善意的，带点二流作家不大狡猾的吹牛色彩。

起初，莫里尼没大在意罗道夫的话，因为罗道夫正陪他逛一些有趣的地方，的确，虽然那些地方不是指定的旅游景点，但有魅力；好像罗道夫真正的秘密才干是导游，而不是写小说；莫里尼认为这个墨西哥人除去只阅读过两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之外，是在吹牛，或者是他理解错误，或者他不知道阿琴波尔迪已经失踪好久了。

罗道夫讲述的故事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他那位朋友名叫阿尔曼特罗，是散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四十几岁，朋友们叫他“蠢猪”。“蠢猪”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用德语说了几句话后，“蠢猪”穿好衣裳，开车前往墨西哥城附近一家旅馆。虽然深夜车辆不多，“蠢猪”到达旅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在旅馆大堂找到一个服务员和一名警察。“蠢猪”拿出身份证，证明他是政府高级官员，然后跟着那名警察上了三楼一个房间。那里还有两名警察以及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坐在床上，头发很乱，身穿灰色衬衫和牛仔裤，双脚赤裸，好像警察进来时他还在睡觉。“蠢猪”想，这德国人显然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一个警察在看电视。另外一个斜靠在墙上抽烟。随同“蠢猪”一起来的那名警察关闭了电视，对在场的警察说都跟他走。抽烟的警察问为什么。跟“蠢猪”一起来的警察对他喝道闭嘴！在警察们离开房间之前，“蠢猪”用德语问老人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什么东西。老人说没有。他们想要钱，可没偷任何东西。“蠢猪”用德语说：“这很好。看来我们的警务工作有改进。”

接着，“蠢猪”问几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然后放他们走了。等警察一走，“蠢猪”在电视机旁边坐下，对德国老人说他实在抱歉。老人什么也没说，起身下床，进了卫生间。“蠢猪”告诉罗道夫，老人身材高大，差不多有两米，或者一米九五。不管多高吧，总之是高大，威猛。等老人从卫生间出来以后，“蠢猪”发现老人穿上了鞋子；他问老人是否愿意去墨西哥城兜风，还是去喝点什么。“蠢猪”又说：“如果您困了，我马上就走。”

老人说：“我的飞机早晨七点起飞。”“蠢猪”看看手表，凌晨两点刚过，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同罗道夫一样，他几乎不了解老人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人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要晚些时候才传到墨西哥。三年前，“蠢猪”没变成新政府的文化领导人之前，曾经领导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曾经打算出版《柏林渣滓》，可是版权已经让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拿到手了。他在想老人怎么会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谁能把号码给了老人。这是个他无论如何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了，这让他通体舒服，因为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个人物，是个作家。

老人说：“咱们走吧。我准备好了。”

老人在灰色衬衫外面加上一件皮夹克，跟在“蠢猪”身后上路。“蠢猪”带老人到了加里鲍尔迪广场。二人到达时，广场上人不多，大部分旅客早已经回旅馆去了，只留下了醉鬼和夜游神，还有要去吃晚饭的人以及聊最近那场足球比赛的街头乐手。广场出口处有人影在活动，时不时地停下来窥视他俩。“蠢猪”摸摸身上的手枪，自从做了政府高官，他总是随身携带枪支。二人进了一家酒吧。“蠢猪”要了玉米肉饼。老人喝龙舌兰，“蠢猪”只喝啤酒。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开始想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到十年前，假如他走进这样一个酒吧，开始跟一个像眼前这样一位大个子老人用德语说话，肯定会有人骂他，或有人出于最不近情理的理由感到生气。于是马上会吵架，会强迫“蠢猪”道歉，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请大家喝一轮龙舌兰。如今，没人理他，仿佛他衬衣里藏枪或者在政府当官，就有了一道神圣光芒，让坏蛋和醉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蠢猪”心里骂道：真是他妈的一群卑鄙小人！他们能闻见我，一闻见我就拉裤子。接着，他想起了伏尔泰（他妈的，为什么会想起伏尔泰呢？），随后，想起多年前在脑海里盘旋的一个主意：争取在欧洲当个大使，或者至少当个文化参赞，凭借他现有的关系，至少可以给他弄个大使当当。缺点是大使馆里只有一份工资，也就是大使的薪水。德国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在权衡出国的利弊。有利的方面是肯定可以重操旧业继续写作。这样一个想法太有魅力了，住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附近的国家，[56]或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拉内西的论文以及他想像中的监狱论文；他推断出来的监狱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监狱；还想到了一些墨西哥监狱的形象、陈规和肖像集。在不利方面，肯定是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权力中心绝对不好，这他早就发现了，那时他还没掌权呢，还在领导打算出版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出版社。

他忽然问老人：“喂，不是说从来没人看见过您吗？”

老人瞅了他一下，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再次听了罗道夫亲口讲述德国老人的故事后，三人给绰号“蠢猪”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蠢猪”毫无异议地给曼努埃尔讲述了罗道夫已经说过的故事。罗道夫和“蠢猪”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师生关系，或者兄弟关系，实际上，正是“蠢猪”为罗道夫弄到了图卢兹的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蠢猪”看好小弟弟的水平，因为弄个显眼的奖学金和派遣到名牌大学都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更不要说在雅典或者加拉加斯当个文化参赞了，都是小事一桩，罗道夫都会感激不尽的，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讨厌拿图卢兹这点小钱。罗道夫相信，将来“蠢猪”对他肯定更加慷慨。“蠢猪”那时还不满五十岁，他的著作一出墨西哥城就鲜为人知。但是，在墨西哥城内以及某些美国大学内，实话实说，他的名字是熟悉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阿琴波尔迪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呢？他推测那个德国老人就是真的阿琴波尔迪，而不是在开玩笑。据“蠢猪”说，给老人电话号码的人是出版社的那位女老板布比斯夫人。曼努埃尔不无困惑地问“蠢猪”他是否真的认识那位杰出女士。“蠢猪”说：“当然是真的。我参加过柏林盛会，在一次文化竞技里见过几位德国出版家，他们为我介绍了布比斯夫人。”

曼努埃尔在一张大家都看见的纸上，写道：“文化竞技是什么鬼玩意儿？”他拿给罗道夫看，后者说出了意思。“蠢猪”从墨西哥城说：“我肯定是把我的名片给了她。”“在您的名片上，有您私人电话的号码。”“对，是这样的。”“蠢猪”说，“我肯定是把我的A级名片给了她。B级名片上只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C级名片上只有我女秘书的电话号码。”“明白。”曼努埃尔尽量耐心地说道。“蠢猪”笑着说：“在D级名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名字，其他全是空白。”

曼努埃尔说：“明白，明白。D级名片上只有您的名字。”“蠢猪”说：“对，只有我的名字而已。什么电话、住址、街道、门牌统统没有。明白吗？”“明白。”曼努埃尔说。“我给布比斯夫人的名片显然是A级的。”

曼努埃尔说：“夫人肯定把名片给了阿琴波尔迪。”“对。”“蠢猪”说。

直到早晨五点钟，“蠢猪”始终跟德国老人在一起。饭后（老人饿了，又要了玉米肉饼和龙舌兰；与此同时，“蠢猪”像鸵鸟一样在埋头思考权力和惆怅的问题），二人在索卡罗广场附近转了一圈，看了看广场，参观了荒地上像丁香花一样绽放的阿兹特克遗迹，用“蠢猪”的说法，是石头花上的石头花，是一种不规律现象，不会传到别的地方，“蠢猪”说，只能增加混乱。他和德国老人沿着广场外面的街道一直来到圣多明戈广场。那里的拱廊下面，坐着一些写字先生，他们用打字机代写家书或者法律诉状。后来，他俩去改革大道看天使灯，可是那天夜里天使灯没有点燃。“蠢猪”一面驾驶轿车围绕街心花园兜圈子，一面给向外张望的老人做介绍。

清晨五点钟，二人回到了旅馆。“蠢猪”在大堂抽烟等候。走出电梯时，老人只有一件行李，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和牛仔裤。通向机场的道路没有车辆。“蠢猪”闯了几次红灯。他试着找个话题，可是不成。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就问过他以前有没有来过墨西哥，老人回答说没有。这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在某个时刻到过墨西哥。可老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墨西哥。到了机场附近，车辆多起来了，路况不好了。等进入停车场时，老人打算告别。可“蠢猪”非要送他进机场不可。“蠢猪”说：“把行李给我。”

行李箱上有轮子，不沉。老人要从墨西哥城飞往埃莫西约。

曼努埃尔问道：“埃莫西约？在什么地方？”“蠢猪”说：“在索诺拉州，省会就是索诺拉，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接壤。”“您去索诺拉做什么？”“蠢猪”问。

老人回答前犹豫片刻，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我去看看。”

是否是这么说的，“蠢猪”不能肯定。也许说的是“见识见识”，而不是“看看”。“蠢猪”问：“您去埃莫西约？”“不，是圣特莱莎。您去过吗？”“蠢猪”回答说：“没有。我去过埃莫西约两次，很早以前了，做文学讲座。圣特莱莎可从来没去过。”

老人说：“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城市。”“对，是大城市。”“蠢猪”说，“有些工厂，问题不少。我认为不是个好地方。”“蠢猪”掏出身份证，他能一直送老人到登机口。分手前，他给了老人一张名片。A级的。“蠢猪”说：“如果遇到麻烦，您知道它有用。”“多谢了。”老人说。

握手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老人。

四人决定已知的这事不再对任何人诉说。他们认为，保密不是背叛什么人，而是当下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他们立刻商定最好不抱什么渺茫的期望。据博希迈尔说，那年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中了。去年也再次入围。这是渺茫的期望。据迪特尔·荷尔菲德（一位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或是院士秘书）说，已经与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联系过，试探如果阿琴波尔迪获奖会有什么态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说什么？对于一位八十多岁没家室、无子嗣、缺少熟悉面孔的人来说，诺贝尔奖能有多重要？女男爵布比斯夫人说，老人会很高兴的。这话可能没跟任何人商量，她一心想着多卖些书吧。可是这位女男爵操心过售出的图书吗？操心过积压在汉堡布比斯出版社仓库里的图书吗？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没有，肯定没操心过。女男爵将近九十高龄，仓库的情况不会放在心上的。夫人到处旅行，米兰，巴黎，法兰克福。有时，人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见她跟塞叶里奥夫人谈话。或者看见她出现在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里，身穿香奈儿服装，旁边有两位披绶带的俄罗斯诗人，在大谈布加乔夫[57]，大谈结冰前俄国河流无与伦比之美。让-克劳德说，有时布比斯夫人给人的印象好像忘记了阿琴波尔迪的存在。年轻的罗道夫说，这在墨西哥最正常不过了。据施瓦茨说，获奖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短名单上。也许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想来点变化。一个老兵、一个继续在逃的“二战”逃兵，对欧洲来说，他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提示。他是个左翼作家，连那些以权谋私的人们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是个对势不两立的人绝对不采取妥协态度的人，这很时尚啊。设想一下吧，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出现了，牵着阿琴波尔迪的手领他现身！

四人没提出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正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旅行呢？是突发奇想？是需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观察正在写作的作品背景？四人推断，不大可能，在诸多理由中，他们认为今后不可能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

四人不约而同地倾向一个比较容易的答案，但也是一个最不近情理的答案：阿琴波尔迪如同欧洲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愿意去墨西哥旅游。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想像了一个厌恶人类的普鲁士老人，早晨醒来发疯的样子。他们估计是不是有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四人否定了种种假设，考虑起“蠢猪”的话。阿琴波尔迪会不会是逃跑？会不会阿琴波尔迪再次发现了非逃走不可的理由？

起初，丽兹坚决反对出去寻找阿琴波尔迪。她觉得四人拉着阿琴波尔迪的手回到欧洲的形象不好，像是绑架团伙。当然，没人会想去绑架阿琴波尔迪。甚至想不起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曼努埃尔说，只要能见到阿琴波尔迪就行。让-克劳德说，只要问问阿琴波尔迪《皮面具》里的人皮是什么人的，就行。莫里尼说，只要能看到他们三人在索诺拉给阿琴波尔迪拍的照片就行。

罗道夫（没人征求他的意见）说，只要能与四人通信友好往来，如不嫌麻烦去四位家里拜访一下，就很知足。只有丽兹保留看法。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去寻找。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我认为阿琴波尔迪住在希腊。他要么住在那里，要么就是去世了。迪特尔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

四位朋友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布比斯夫人。”

到了最后一刻，莫里尼决定不外出旅行。他说，身体垮啦，出不[58]去了。马塞尔·施沃布身体虚弱，1901年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外出旅行，去拜谒斯蒂文森在太平洋岛上的一座坟茔。施沃布的旅行走了[59]好多天，先是到达拉西约塔，接着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后来是新西兰南岛上的玛纳普利。1902年，施沃布得了肺炎，险些死掉。陪同他旅行的有个华人男仆，姓丁，有晕船的毛病。也许是海上有大浪时老丁才晕船。他俩旅行中总是波浪滔天，老丁总是晕船。一次，施沃布躺在舱内床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忽然发觉有人睡在他身边。翻身一看，发现是他的华人男仆，脸色发青，像个莴苣。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施沃布方才明白自己卷入了什么难题。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萨摩亚群岛，但没去拜谒斯蒂文森的坟墓。一方面是因为他重病在身，一方面是干吗要去看一座活人坟呢？斯蒂文森还活着，这是他旅行途中发现的，活在他心上啊。

莫里尼一向钦佩施沃布（不仅钦佩，而且热爱），起初认为如果去索诺拉，在小范围内可以是出于对施沃布的敬意，也是对斯蒂文森的怀念，因为施沃布心里想念斯蒂文森；但是他一回到都灵，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外出旅行了。于是给三位朋友打电话谎称医生坚决禁止他旅行。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接受了他的说法，答应定期给他打电话，报告寻找阿琴波尔迪的进展情况。

莫里尼对丽兹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还是说了不能外出，医生禁止等等理由。还打算天天给他们三位写信。他甚至笑了起来，说了一个丽兹不懂的愚蠢笑话。是个意大利人的笑话。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同乘一架飞机，上面只有两个降落伞。丽兹以为是个政治笑话。实际上是个孩子们说的玩笑，不过，飞机上那个意大利人让莫里尼一说，有点像总理贝卢斯科尼。（飞机先是坏了一个发动机，接着又坏了一个，最后坠地。）实际上，丽兹勉强说了几个“啊、啊、啊”。最后，她说“晚安，莫里尼！”她那英语太温柔、甜蜜了，或者是莫里尼觉得甜蜜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丽兹挂断了电话。

丽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莫里尼拒绝一道旅行是在骂人。二人再也没有互通电话。莫里尼本来可以拨电话，但他有他的行事方式，在三位朋友动身去找阿琴波尔迪之前，他像在萨摩亚群岛的施沃布一样，已经开始旅行，不是到勇士坟前的旅行，而是围绕一种甘心情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体验，但这种甘心情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耐心或者忍让，而更多的是恭顺、内涵丰富但不好理解的谦卑，让他想哭鼻子，但没用处；莫里尼感觉自己的形象逐渐不可阻挡地溶解了，好像一条不再是河流的河，或者像一棵树在地平线上燃烧而它并不知道。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从巴黎起身，飞往墨西哥城。迎候三人的是“蠢猪”。大家在旅馆过夜。次日，飞到了埃莫西约。“蠢猪”对这个故事大体上是不了解的，但他很乐意接待三位来自欧洲的著名学者，尽管让他不高兴的是他们不同意去美术宫或者国立自治大学或者墨西哥学院作报告。

在墨西哥城过夜那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蠢猪”陪同下前往阿琴波尔迪曾经下榻的旅馆查询。服务员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他们看电脑。“蠢猪”用鼠标搜索屏幕上出现的名单，他们是“蠢猪”认识阿琴波尔迪那天住在旅馆的客人。让-克劳德发现“蠢猪”的指甲肮脏，明白了这绰号的来由。“蠢猪”说：“这里呢。就是这个！”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找“蠢猪”指出的名字。汉斯·赖特尔。一夜。付现金。没使用信用卡。没打开室内的小吧台。后来，三人回旅馆去了，尽管路上“蠢猪”问他俩是否愿意去看看有特色的地方。不，他俩说，没兴趣。

与此同时，丽兹在旅馆，虽然不困，还是熄灭了全部灯光，仅留下电视开着，音量最小。窗户开着，从外面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嗡嗡声，仿佛从几公里之遥的城外郊区正在疏散人群。她以为嗡嗡声来自电视，便关上了电视机，但声音依然存在。她扶着窗户，眺望城市。探身到窗外，听不见嗡嗡声了。空气很冷，她觉得舒服。

旅馆门口，两个门卫在跟一个客人和一名出租车司机争吵什么。那客人喝醉了。一个门卫撑住醉鬼的肩膀，另外一个在倾听司机的述说。从司机大呼小叫的架势看，像是越来越激动。片刻后，她看见有辆轿车来到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了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后面跟着“蠢猪”。她在楼上，不敢肯定是不是她的朋友们。如果是，她觉得他们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如果这话能用到走路上的话，她认为荒唐，不伦不类，没头没脑。“蠢猪”把车钥匙给了门卫。三人进了大堂。拿了“蠢猪”车钥匙的门卫上了轿车。于是，出租车司机对准另外一个扶着酒鬼的门卫叫喊起来。给丽兹的印象是司机觉得钱少，醉鬼不肯再掏。从醉鬼的架势看，丽兹觉得他大概是美国人。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身是帆布裤子，牛奶咖啡色。年龄难以判断。另外一个门卫回来以后，司机后退两步，说了一句什么。

丽兹觉得，司机的态度有点威胁人的意思。这时，那个扶持醉鬼的门卫，向前一扑，抓住了司机的衣领。司机没料到对方会这样，连连后退，但已经无法甩掉门卫的手了。天上，从可能是污染造成的黑云里，冒出一架飞机闪烁的灯光。丽兹抬头望天，吃了一惊，因为空中全是嗡嗡声，仿佛千万只蜜蜂包围了旅馆。一瞬间，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会不会是空难。在旅馆门外，两个门卫在揍司机，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不是没完没了的踢打。而是踢打四五下，给司机说话或者跑路的机会，但是司机缩成一团，不住嘴地谩骂，于是门卫再次踢打一通。

飞机下降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丽兹以为自己看见了舷窗后面旅客们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后来，飞机兜了一圈，又爬上高空，几秒钟后，再次钻进了乌云腹部。飞机消失前，她最后看见的是机尾的灯光，红蓝相间的闪光。她向楼下张望，旅馆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扶着醉鬼，像是架着一个不能走路的伤员；与此同时，那两个门卫拖着出租车司机离开出租车，向地下停车场走去。

丽兹的第一个反应是下楼去酒吧，看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是不是在跟“蠢猪”喝酒。但最后她决定关闭窗户，上床。嗡嗡声依旧。丽兹想，这嗡嗡声大概来自空调。“蠢猪”说：“出租车司机和旅馆门卫之间有一种战争。不宣而战，时高时低，有时高度紧张，有时暂时停火。”

曼努埃尔问：“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三人坐在旅馆的酒吧里，旁边是一扇大窗户，面向大街。户外，空气里有一种液体样的纺织品。那是黑雨，像黑色大理石，令人产生摸摸它的感觉。“门卫会教训出租车司机。司机要过很久才会回旅馆。都是为了争小费引起的。”“蠢猪”解释说。

随后，“蠢猪”掏出他的电子记事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把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电话号码记录在自己的小本上。“蠢猪”说：“今天我跟校长通过话了。请他尽可能给您们提供帮助。”

让-克劳德问：“谁把那司机拉走的？”“蠢猪”说：“他自己抬腿走路呗。按照规矩，会在地下停车场里暴打他一顿，然后浇上一大桶冷水，塞进他原来的出租车里，让他滚。”

曼努埃尔问：“门卫和司机开战期间，客人需要出租车怎么办啊？”“蠢猪”说：“啊，那旅馆就给无线电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公司总是跟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的。”

他俩送“蠢猪”到旅馆门外的时候，看见那出租车司机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地下停车场。他脸上完好无损，衣服也没湿。“蠢猪”说：“肯定达成协议了。”“达成协议？”“跟门卫达成的协议。司机必须给门卫钱。”“蠢猪”说。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蠢猪”会上出租车，因为它就停在人行道上，近在咫尺，但样子难看。“蠢猪”一晃脑袋，要门卫去取他自己的轿车。

次日早晨，三人飞往埃莫西约。他们在机场给圣特莱莎大学校长打了电话。然后，租了一辆轿车，向边境地区驶去。一离开机场，三人感觉索诺拉州一片光明。这里的光线好像沉入到太平洋后在空中产生了一个巨大弯弓。丽兹想，在这样的光线下行走容易饥饿，也许会因此想忍饥挨饿走到目的地。

三人从圣特莱莎南部入城。他们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吉卜赛人营地，或者像随时准备开拔的难民营。三人在墨西哥旅馆四楼租下三个房间。表面上它们都一样，实际上里面到处布满了区别的记号。在曼努埃尔的房间里，有一幅巨画，上面是荒原和一群骑马的人，他们位于左侧，身穿淡棕色服装，像是军队，或者骑马俱乐部的人们。在丽兹的房间里，有两面镜子，而不是一面。第一面镜子安放在入门处，跟别的房间一样。第二面挂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旁边是面向大街的窗户；这样你如果摆好固定姿势，那两面镜子里都可映照出你的倩影。让-克劳德房间里的浴缸缺了一角。第一眼看去，不会发现这个缺点。但只要拉开厕所门，缺少的一角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好像一声吠叫。让-克劳德想，真他妈奇怪，怎么没人修理呢？丽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浴缸。那一角缺了二十公分。白陶瓷下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像是砖土，呈石膏抹上去的饼干状。缺少的那一角呈月牙形。好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掉的。丽兹想，又好像有什么人把另外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扶起来，用后者的脑袋去撞浴缸。

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给三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有些拘谨。校长的个子很高，皮肤是淡淡的古铜色，好像每天在田野上边沉思边远足。校长邀请三人喝咖啡，耐心并假装有兴趣地倾听三人的说明。随后，带领三人在校园内参观，介绍建筑物以及所属的系科。让-克劳德为了换换话题，说起了索诺拉的阳光，于是，校长就详细讲述了沙漠落日的景象，提到一些画家，三位都不熟悉这些画家的名字；这些画家都曾经在索诺拉州或者旁边的亚利桑那州居住过。

四人回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再次请大家喝咖啡，询问三人下榻在哪家旅馆。三人说了旅馆的名字，校长写在一张纸上，放到西装上衣口袋里，然后邀请三位去他府上共进晚餐。片刻后，他们走了。走在从校长办公室到停车位的路上，他们看见一群男女大学生正好行走在喷灌器洒水的草坪上。学生们嘻嘻哈哈地叫喊起来，跑步远离了草坪。

返回旅馆之前，三人在城里兜了一圈。这座城市太混乱了，让他们觉得好笑。而此前三人的情绪一直不好。他们东看看西望望，跟那些能帮助他们的人聊聊，但这仅仅是更大计谋的一小部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那种处于敌意环境里的感觉消失了，虽说“敌意”二字不合适，但那是一种他们拒绝承认的语言环境，是一种与他们平行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自重，仅仅依靠提高嗓门，讨论一些不打算实现的计划，来赢得自主。

到了旅馆，三人看到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的字条。上面写着“致三位同事：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口气是“亲爱的”，丝毫不像嘲讽。这越发让三人大笑起来，但随后三人难过了，因为按照主任的方式，一个“同事”的称谓就在欧洲和那个游牧族群之间建立了混凝土大桥。丽兹说，这就像听见孩子在哭泣。主任在字条上除去祝愿他们在本城过得幸福愉快外，还谈到一位什么阿玛尔菲塔诺教授，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下午会很快赶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落款的地方用了一句诗歌，将沙漠比喻成石化的花园。

为了等候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三人决定不出旅馆。为此，他们坐在酒吧，向窗户外面张望；于是，看见了一群美国游客待在花坛里，显然已经酩酊大醉；花坛里有些不同种类的仙人掌，长得令人吃惊，其中有几棵高达差不多三米。时不时地总有一个游客起身离开餐桌去长满半干植物的栏杆旁朝大街方向看看。然后，那人跌跌撞撞地回到男女同伴身边，片刻后，大家都笑起来了，好像起身那人讲述了一个刺激但有趣的笑话。美国游客中没有年轻人，也没有老人。是个四五十岁的群体，看样子准备当天返回美国。渐渐地花坛里的餐桌已经没有空位了，四处都是站立的人们。夜幕从东方开始西进的时候，花坛里的扩音器传来美国乡村歌手威利·内尔森的歌声。

其中一个醉鬼一听出内尔森的声音，叫喊了一下，起身离座。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以为醉鬼要去跳舞。但是，醉鬼没跳舞，而是去栏杆那里上下看看，探头到栏杆外面，随后就安安静静地回到老婆和朋友身边坐下了。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说，这些家伙有点半疯。丽兹则想，有什么怪事发生了，发生在大街上、花坛里、旅馆的房间中，甚至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出租车司机和不真实的门卫身上，至少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捕手可以抓住这些门卫；甚至那怪事超出了她的理解力，发生在欧洲，发生在三人集合的巴黎机场上；或许，此前，发生在莫里尼身上，发生在他拒绝陪同三人旅行的话语中，发生在三人于图卢兹认识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小伙子身上，发生在迪特尔·荷尔菲德和他那突如其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消息上。甚至怪事会发生在阿琴波尔迪身上以及他讲述的所有故事中，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尽管是一瞬间的事；可她一直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在做笔记，写心得啊。

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你要求派人修厕所了吗？”“要求了。我说，请来人修一修吧。”让-克劳德说，“可是服务台建议我换个房间。他们让我去三楼。我说四楼这里很好，我想留在我的房间；我说等我走后，他们再来修理浴缸吧。我愿意咱们继续在一起。”让-克劳德说完一笑。“说得好。”“服务员说他们本来打算换浴缸，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型号。他们希望我别带着坏印象离开旅馆。不管怎么说吧，服务员还是和蔼可亲的。”让-克劳德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给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他的气质与这里粗俗的环境一致，只是这个沙漠中的大城市还能看做是一种特色、充满了乡土色彩，再次证明了人文景色中令人讨厌的富有，而阿玛尔菲塔诺则只能被看成是一个遇难者，一个穿着马虎的家伙，一个不存在的大学里的不存在教授，在对抗野蛮的战斗中枪声未响就已经溃逃的大兵，或者用不太带感情色彩的话来说，如同他走到终点那样，是个忧伤的哲学教授，在自己的土地上放放牧，仿佛一头有儿童特征的怪异的牲口，假设海德格尔不幸出生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区，它也许一口就吞食了这位德国哲学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认为他是个失败者，全面失败，因为他曾经在欧洲居住和教书，如今试图披上一层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本质脆弱让他立即露出原形。丽兹的印象不同，认为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给三人在城里做向导。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上床相对较早。让-克劳德梦见了浴缸。一声低沉的响动吵醒了他，他裸体下床，从门下方看到有人打开了卫生间的电灯。起初，他以为是丽兹，甚至有可能是曼努埃尔。但走近一看，才知道都不是。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空空荡荡。他看见地面上有大片血迹。浴缸和浴帘上面有一层没有完全变硬的壳，起初，让-克劳德以为是泥巴或是呕吐物，但不久便发现是屎。它产生的恶心远远超过血造成的恐惧。恶心的感觉刚一上来，他就醒了。

曼努埃尔梦见了那张沙漠画。在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好像在看一个一米五见方的电视屏幕，能欣赏到发亮的静态沙漠，昏黄的阳光刺眼；看见了骑在马上的那群人物，他们的动作（马和人），几乎难以察觉，仿佛居住在一个与地球不同的世界上，那里的速度不一样，曼努埃尔觉得那速度太慢，虽然他知道多亏了这慢速，无论谁看画才不会变成疯子。接着，传来一些声音。曼努埃尔听见了。几乎听不清楚。一开头，只是单个音节，什么人发出的短促呻吟，好像落在沙漠上空以及旅馆和梦境中的陨石。有些只言片语他能辨认出来。“快，急，速度，轻。”这些单词像在腐肉里扎根一样，冲破画上的稀薄空气。有个声音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自由。“自由”一词，让曼努埃尔听起来像在无人的教室里抽鞭子。醒来时，浑身是汗。

在丽兹的梦里，她的倩影映照在两面镜子里。身体的正面在一张镜子里。后背在另外一张里。她的姿势微微倾斜。说她打算前进或后退，肯定都不对的。房间的光线昏暗，好像英国的黄昏。电灯都没亮。镜子里的形象是穿着准备出门的衣服，一套裁缝做的灰套装，真是怪事，因为她很少穿这种服装，头戴一顶小灰帽，让人回想起50年代的时装画报。很可能穿着高跟鞋，黑色的，但镜子里看不见。她的身体静止不动，让人想到“没有生气”和“呆滞”等词汇，但却促使她思考：离开好了，还等什么呀？为了摆脱两面镜子的映像，为了开门出去，难道还要等什么通知吗？莫非此前她听见了走廊里的响动？难道有人路过她门口时打算进来？也许是旅馆里走错房间的客人？会不会是服务台派来的职员，或者保洁女工？可是万籁俱寂啊，还有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忽然，她发觉镜中人不是她自己。她感到害怕和好奇，静静地观察是否仔细认真些就可能与镜中人吻合。她想，客观地说镜中人跟我一样，没有理由胡思乱想。我就是我！但后来，她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脖子，发现一条肿胀的血管，好像要破裂，从耳后一直到肩胛骨才消失。这血管不像是真的，像是画上去的。于是，丽兹想：我必须离开这里。她扫视一遍房间，试图寻找那女人准确的藏身之处。但她无法看到。她想，为了反映在两面镜子里，必须恰到好处地处于入门与房间的窄窄通道上。但是，她没看见自己。等到看见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时候，发觉有了变化。那女人的头几乎难以察觉地在晃动。丽兹对自己说，我正在镜子里面啊。如果镜中人动一动，我俩就可以对视。我俩就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的面孔了。丽兹握紧了双拳，等候着。镜中人也握紧了双拳，那努力的样子好像是超人一般。进入房间的光线颜色变得灰突突的。丽兹感觉大街上闹起了火灾。她开始冒汗了。低下头，闭上了眼睛。等她再次看镜子的时候，那女人肿胀的血管体积已经变大，轮廓开始依稀可见。她想，我必须逃走。她还纳闷：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什么地方呢？她还想到了莫里尼。可只是看到了一把无人的轮椅，远处是一片黑漆漆、无法进入的大森林，过了一会儿方才认出那是海德公园。等到她睁开眼睛，那镜中人的目光和她的视线交叉在房间某个不确定的点上。镜中人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还有颧骨、嘴唇、前额和鼻子全都一样。丽兹哭了，认为自己因为难过或者恐惧而哭泣。她想，镜中人跟我一样啊，可她死了。镜中人露出微笑，接着，毫无过渡地变成了恐惧的表情。丽兹吃了一惊，看看身后，可身后没人，只有墙壁。镜中人再次冲她一笑。这一回，笑容之后没有恐惧了，而是深深的沮丧。接着，镜中人又笑了，然后是焦虑的表情，然后是冷若冰霜，然后是激动不安，然后是听天由命，然后是种种疯狂的表情，然后是再次微笑；与此同时，丽兹已经镇定下来，早就拿出小本子，迅速记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好像她的命运就写在上面，或是她的幸福就只能寄托于此，就这样一直熬到醒来。

当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诉欧洲三位评论家，他在1974年为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翻译过《无尽的玫瑰》时，三位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位想知道教授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如何见到阿琴波尔迪的著作的，阅读过阿琴波尔迪的哪些作品，意见怎样。阿玛尔菲塔诺说，他的德语是在智利一家德语学校学的，从挺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到了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所公立中学。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二十岁时，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圣地亚哥一家图书馆借阅的，直接用德语阅读了《无尽的玫瑰》、《皮面具》和《欧洲的河流》。那家图书馆只有这三本。《分叉的分叉》刚刚开始阅读，还没有看完。那是一家公共图书馆，由一位德国先生资助，生前他收藏了大批德语书籍，都捐赠给圣地亚哥努纽阿区的小区了。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自然是好的，但距离三位评论家对阿琴波尔迪的崇敬程度尚远。比如，阿玛尔菲塔诺的看法与君特·格拉斯或者阿尔诺·施密特的看法一致。三位想知道他翻译《无尽的玫瑰》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受出版社委托。阿玛尔菲塔诺说是那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人的想法。还说，那个时候他能翻译什么就翻什么，另外，他还干着校对的工作。据他所知，那本《无尽的玫瑰》是盗版书，虽然后来才明白，可一直无法确定。

这时三位对教授已经相当和蔼了，于是问他1974年他在阿根廷做什么。阿玛尔菲塔诺看看三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珍珠鸡尾酒，好像重复了多次的样子说道，1974年由于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迫流亡，逃到了阿根廷。接着，他道歉说，这有些辩解的味道。他说，应该坚持斗争。但三位评论家没拿这话当回事。

丽兹深表理解地说：“流亡的日子肯定很可怕。”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现在把流亡看成一种自然运动，按照它的方式废除了命运或者一般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让-克劳德说：“流亡可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跌宕起伏的突变和反复地与过去决裂，妨碍了任何重要事情的完成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恰恰就是废除了命运的安排。请原谅我胡说。”

第二天早晨，三人看到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在旅馆大堂恭候了。假如这位智利教授没来的话，三人肯定要互相倾诉那天夜里噩梦的内容，天晓得会暴露出什么故事来。可阿玛尔菲塔诺来了。于是四人一道共进早餐，商量这一天的活动计划。他们研究了几种可能性。首先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阿琴波尔迪没有去过大学。至少没去过语言文学系。圣特莱莎没有德国领事馆，因此这方面的计划就可以先排除在外。三人问阿玛尔菲塔诺，城里有多少家旅馆。他说，不知道，但一吃完早饭，很快就可以查明。

曼努埃尔好奇地问：“怎么查明？”“问服务台呗。”阿玛尔菲塔诺说，“服务台应该有附近全部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名单。”“当然了。”让-克劳德和丽兹说。

四人一面吃早饭，一面再次推测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琴波尔迪来这么个地方旅行。阿玛尔菲塔诺于是知道了此前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见过阿琴波尔迪。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但觉得这故事很有趣。他问三人，既然阿琴波尔迪显然不愿意见任何人，那他们干吗还要找到他。三位评论家说，因为我们研究了他的著作，因为他重病在身，20世纪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不能跟深入研究他长篇小说的人谈话就离开人世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打算说服他回欧洲去，他们这样说。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

三位评论家说，对啊，可20世纪下半叶或者战后最佳德语作家应该是阿琴波尔迪。[60]

阿玛尔菲塔诺向三位发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吗？[61]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吗？”

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从这一刻起直到吃完早餐，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简直像墨西哥名著《癞皮[62]鹦鹉》里的主人公。

在旅馆服务台，接待员给了四人全城旅馆的名单。阿玛尔菲塔诺建议，可以使用大学的电话，因为看来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关系很好，或者说系主任对三位评论家的尊敬是尊敬，但并非没有担心，而担心又不排除虚荣或者轻佻，虽然还应该补充一句：担心后面还埋伏着诡计。因为就算系主任盖拉的善意安排是听命于大学校长内格雷特的，但这安排的后面让阿玛尔菲塔诺看到：系主任盖拉打算从三位欧洲名教授的来访中捞取好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是神秘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道路在哪里拐弯，无法知道双腿走向什么怪异的地方！但三位评论家不肯使用大学的电话，而是回各自房间分头打电话。

为了争取时间，曼努埃尔和丽兹在曼努埃尔的房间打，阿玛尔菲塔诺和让-克劳德在让-克劳德的房间打。一小时后，结果非常令人泄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登记过汉斯·赖特尔的名字。两小时后，四人决定不再打电话了，下楼去酒吧喝一杯再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的电话没打了。还有就是郊区的一些汽车旅馆没联系。阿玛尔菲塔诺仔细查看了旅馆名单之后，对三位说：名单上的大部分汽车旅馆是钟点客房，或是变相的妓院，很难想像一位德国游客会光顾那种地方。

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们找的不是德国游客！是阿琴波尔迪！”“是的，是的。”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可他的确想像着阿琴波尔迪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会有怎样的情景。

丽兹说：问题是阿琴波尔迪来这座城市干什么！讨论了片刻后，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得出了结论。阿玛尔菲塔诺也同意这个结论：阿琴波尔迪来圣特莱莎只能是看望一位朋友，或者为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让-克劳德倾向于看望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他推测说：“来看望一位老朋友，就是说，一位跟他一样的德国人。”

曼努埃尔说：“看望一位他多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可以说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见过。”

丽兹说：“可能是一位战友，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是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人，此人战争一结束，甚至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下落不明了。”

曼努埃尔说：“但是此人知道阿琴波尔迪就是汉斯·赖特尔。”

丽兹说：“不一定，也许阿琴波尔迪的这位朋友根本不知道汉斯·赖特尔和阿琴波尔迪是同一个人，他只认识一个姓赖特尔的人，知道怎么样跟赖特尔联系和一点点情况而已。”

让-克劳德说：“可这并不很容易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不容易。他推测赖特尔自从1945年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换过地址。”

让-克劳德说：“从统计学的角度说，1920年出生的德国人都换过地址，一生至少一次。”

曼努埃尔说：“因此有可能那位战友没有跟阿琴波尔迪联络，而是阿琴波尔迪本人联系上了战友。”

丽兹说：“战友或者女友。”

让-克劳德说：“我更倾向于战友，而不是女友。”

曼努埃尔说：“可能既不是战友也不是女友，可能咱们在这里是瞎猜一气。”

丽兹问：“可问题是阿琴波尔迪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让-克劳德分析说：“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足以迫使他非来这里看看不成。”

丽兹问：“咱们会不会搞错啊？会不会阿尔曼特罗（‘蠢猪’）撒了谎，或者糊涂了，或者人家骗了他呢？”

阿玛尔菲塔诺问：“哪个阿尔曼特罗？是埃克多尔·恩里克·阿尔曼特罗吗？”“对，就是他。你认识他？”曼努埃尔问他。“间接了解一点。我可不敢特别相信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阿玛尔菲塔诺说。

丽兹问：“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只关心苟延残喘地活着。”阿玛尔菲塔诺说。

让-克劳德说：“所有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现在只关心活着，不是吗？”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是不会用这种话语表述的。比如，有些知识分子对写作更感兴趣。”“来，解释解释！”曼努埃尔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在欧洲，知识分子在出版社或者报社工作，要不然就是依靠老婆养活，要不然是父母社会地位优越，每月给儿子一笔开销；要不然知识分子当工人，或是犯罪，他们靠劳动过正当人的生活。而在墨西哥，也许墨西哥的情况可以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除外，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工作的。以前是为革命制度党，现在是为民族行动党。从知识分子角度说，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驱邪！改变或者至少企图影响墨西哥时代。管他有没有麻子，先涂上一层脂粉再说罢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但这并不排除深夜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提供一份政府里的好工作，一份高薪的职务、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受之无愧的职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这样的机制让墨西哥作家闭目塞听，会让他们发疯。比如，有些人动手翻译日本诗歌，可是不懂日语；有些人干脆酗酒麻痹自己。我认为阿尔曼特罗并无奢求，他两样事都干。在墨西哥，文学如同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不知你们明白不明白？气候很好，太阳高照，你可以[63]出门，去公园里坐坐，打开一本瓦莱里的著作，可能瓦莱里是墨西哥作家最喜欢阅读的作家了，然后去朋友家走走，聊天。可是你的影子已经不再跟着你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影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你。可你假装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有所察觉，你那个鸡巴影子已经不跟着你走啦；可是，这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阳光在你没戴帽子的脑壳里引起的潜意识程度啊，什么酒精摄入量啊，什么像地下蓄水池那般庞大的痛苦的活动啊，什么对可能偶发事件的担心啊——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疾病，什么受伤害的虚荣心啦，什么一辈子至少守信用一次的愿望啊。实际上，你的影子消失了，你暂时把它给忘记了。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缩小丝毫没有减弱舞台的效用。仅仅就是舞台越来越小，观众席越来越小，观众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少罢了。当然，这座舞台存在的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加了一些新舞台。有绘画舞台，很大，观众不多，但每位观众，用一种说法吧，都很高雅。有电影和电视舞台。这个舞台的容量很大，总是爆满，前台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有时，知识分子，对这个舞台的阐释者，也作为特邀嘉宾登上电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矿洞还是那个矿洞，稍稍有些角度的变化，虽然也许伪装变得更加厚实，矛盾的是伪装里充满了幽默元素，尽管这元素散发着臭味。这个幽默的伪装自然是为许多说法服务的了，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为了赢得公众的眼球，这些说法最后总是缩小为这两点：理解和眼球。有时，知识分子也长时间占领电视舞台。从矿洞里继续不断传出喊叫声，而知识分子总是错误地解释原由。实际上，虽然理论上知识分子是掌握话语的主人，但是根本没有能力丰富语言。他们使用的漂亮话语全都是从前排观众那里偷听来的。人们常常叫这些前排观众为‘鞭打派教徒’。他们有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造词——编造恶心的词汇，这些人的死亡率很高。工作日一结束，剧院关门，矿洞口就用大钢板堵上。知识分子就打道回府了。月亮是圆圆的，夜间的空气是纯纯的，真是月色可餐啊！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音符传遍大街小巷。有时，某个知识分子会走错路，一脚踏进酒馆，喝龙舌兰去了。于是，他想某一天他会出什么事情。但不会有事。什么也不想了。一味地喝酒和唱歌。有时，某人以为看见了一位传奇性的德国作家。实际上，他只看见了一个影子，有时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影子，每天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避免知识分子累死或者吊死在门框上。可此人发誓说他看见了一位德国作家，还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眩晕感和欢快情绪统统寄托在这个誓言中了。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阳光普照，但不灼人。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

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他们给剩下的旅馆和汽车旅馆打了电话。阿琴波尔迪没在任何一家旅馆住过。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三人认为阿玛尔菲塔诺是对的，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可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阿琴波尔迪的墨西哥之旅仅仅存在于“蠢猪”的心眼里。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三人看书，喝酒，没心思出旅馆。

当天夜里，丽兹在利用旅馆的电脑检查自己电子邮箱的时候，收到莫里尼一封邮件。莫里尼在信中谈天气，仿佛没什么更好说的了，他说从晚上八点都灵开始下倾盆大雨，直到凌晨一点还没有停止；他衷心祝愿丽兹在墨西哥北方能赶上好天气；他以为墨西哥北方从不下雨，只是夜间寒冷，这只发生在沙漠里。也是当天夜里，回完电子邮件（不是莫里尼的）之后，丽兹回到自己房间，梳头，刷牙，在脸上擦润肤膏，在床上坐了片刻，双脚着地，想心事；接着，来到走廊上，敲打让-克劳德的房门，又敲开曼努埃尔的门，二话没说，领着二人进了她的房间。她跟两人做爱，一直干到凌晨五点钟。随后，两位评论家遵照丽兹的指示，回到各自房间去了。两位男子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丽兹没有成眠，她稍稍整理了一下床单，熄灯，但是合不上眼睛。

丽兹在想着莫里尼，确切地说，她看见莫里尼坐在轮椅上，面对他都灵单元房的一扇窗户，她没去过这个房间。莫里尼望着街道和旁边建筑物的外貌，注视着不停的雨水。对面的建筑物是灰色的。街道昏暗，但宽敞，尽管一辆车也没有，大街两侧每二十米种植着瘦弱的病树，可以说是市长或者市政建设总指挥的“杰作”。天上好像蒙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毛毯。莫里尼向外张望的窗户很大，像阳台窗户，高大，不宽，对，上下很长，干净得很，亏了有雨水滑下，否则看不出有玻璃。窗框的木头粉刷成白色。房间里灯火辉煌。墙壁发亮，书架上的图书排列整齐，墙上悬挂着为数不多、品位高雅的绘画。没有地毯，没有家具，只有一张黑皮沙发和两把白皮扶手椅，它们丝毫不妨碍轮椅自由行动。门是双开的，处于半开状态，通向黑暗的走廊。

那么莫里尼本人呢？他在轮椅上的姿势说明有些被人遗弃的样子，仿佛夜间观雨和欣赏入睡的左邻右舍，让他心中充满了期待。有时，他双臂放在轮椅上，有时一手支撑头部，肘部落在轮椅扶手上。双腿死气沉沉，像垂死少年的腿，下身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太肥大。上身是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左手腕上戴着手表，表链太松，但不至于脱落。脚踏便鞋，很旧，青色布面，黑亮如夜。整个衣服宽大舒适，便于家中行走，从莫里尼的姿态看，差不多可以断定他第二天不打算去上班，或者想迟到。

窗外的雨丝，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说的，斜斜地落下；莫里尼疲惫、安静和无助的样子，很有些农民的气质，整个身心都陷于没怨言的失眠状态。[55]布鲁内莱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家。[56]皮拉内西（G.B.Piranesi，1720-1778），18世纪意大利著名建筑师、艺术家。[57]俄罗斯首席试飞员。这是当时一个时髦的话题。[58]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1867-1905），法国文学家、翻译家。代表作有《想像的传记》、《孩子们的十字军》等。精通英语和德语。[59]法国南部海滨城市。[60]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奥地利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61]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著名作家。[62]1816年问世的墨西哥长篇小说。作者是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e Joaquin Fernandez de Lizardi，1776-1827）。书中的主角是一个顽童、乞丐、流浪汉、流氓式的人物。[63]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海滨墓园》。

第二天，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出门去逛手工艺品市场，起初他们把这个市场理解成为了圣特莱莎市民准备的农贸市场，来到这个市场的有手艺人和远近郊的农民，他们用小车推或者驴子驮，把产品运进[64]市场，甚至还有来自诺加莱斯和维森特·格雷罗的牛贩子，还有来自黑水河和卡那内阿的马贩子；如今这市场就是惟一为来自美国凤凰城的游客准备的，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三四辆轿车而来，夜幕降临前离去。但三位评论家喜欢这个市场，原本没打算购物，可到最后，让-克劳德花了很少一点钱买下了一个泥塑，样子是一个男人坐在石头上读报。是个黄头发男子，前额上有两个魔鬼样的犄角。曼努埃尔则买下一块印第安地毯，卖主是个有地毯和披肩摊位的姑娘。实际上，他不太喜欢这块地毯，但姑娘可爱，他和她聊了好大工夫。他问她是哪里人，因为他觉得姑娘带着地毯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姑娘回答说，她纯粹是本地人，就住在市场西边那个居民区。她还说，她正在读高中，如果顺利的话，她准备念医疗护理做个护士。曼努埃尔觉得这姑娘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也许对他的品位来讲过于纤细了一点。

阿玛尔菲塔诺在旅馆恭候三人。这三位邀请阿玛尔菲塔诺共进午餐。饭后，四人前往圣特莱莎仅有的几家报社访问。四人查阅了“蠢猪”在墨西哥城见到阿琴波尔迪之前一个月的全部报纸，一直查到昨天。关于阿琴波尔迪路过墨西哥城的蛛丝马迹，他们半点也没找到。他们查阅了讣告栏。接着，钻到社会、政治栏，甚至看了看农牧业版面。有家报纸没文化副刊。有家报纸每星期用一个版面报道图书评论和圣特莱莎的文艺活动。其实还不如把这个版面给体育栏目呢。下午六点，三人在一家报社门口与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别，然后回旅馆去了。淋浴后，各自查阅电子信箱。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给莫里尼写信，讲述寻找的结果：收效甚微。他俩在信中告知，如果情况没有大变化，可能一两天内，三人就回欧洲去。丽兹没有给莫里尼写信。她还没回莫里尼的上一封信，不想面对那个一动不动、赏雨的莫里尼，她好像有话要说，可在最后时刻还是没说出来。她不写信，也没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什么，就给墨西哥城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经过几次失败后（女秘书和女管家不懂英语，努力半天也没用），终于接通了“蠢猪”。“蠢猪”以惊人的耐心用纯正的英语（受益于斯坦福大学）再次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从阿琴波尔迪在下榻的旅馆里受到三名警察的盘问、旅馆有人打电话给他开始，一直到他和阿琴波尔迪初次见面。逛加里鲍尔迪广场。返回阿琴波尔迪住的旅馆。拿行李。送阿琴波尔迪上机场为止；阿琴波尔迪飞往埃莫西约，这是一次悄悄的旅行。后来，他再也没见到阿琴波尔迪。从这一刻起，丽兹仅限于问他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阿琴波尔迪高个，超过一米九，虽然后脑勺谢顶，可仍满头白发，消瘦，但肯定结实。

丽兹问：“特老？”“不，不是这个意思。”“蠢猪”说道，“他一打开行李，我看见里面有许多药品。他有不少老人斑。有时，他显得很累，虽然恢复或者装做恢复得很快。”

丽兹问：“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蠢猪”说：“蓝色的。”“不是指眼珠。我早就知道他的眼珠是蓝色的。他的全部著作，我阅读过不只一次。他的眼珠不可能是别的颜色。我是问他眼睛的样子，他眼神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电话那一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好像“蠢猪”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或者好像这个问题也许“蠢猪”早就想过多次，可是没有找到答案。“蠢猪”说：“很难问答。”“您是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没人在长时间里见过阿琴波尔迪。您的处境、地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特殊的。”丽兹说。“真他妈……”“蠢猪”说。

丽兹问：“你说什么？”“没事，没事。我在想事。”“蠢猪”说。

片刻后，他说：“他的眼睛像瞎子，我不是说他看不见。可样子跟瞎子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那天夜里，三人出席了大学校长内格雷特为欢迎三人而举行的晚会，虽说稍后一些时候三人才知道晚会是为了欢迎他们才举办的。丽兹在校长的院内花园散步，非常钦佩校长夫人一一说出花卉名称的本领，尽管随后她一个也没记住。让-克劳德长时间与系主任盖拉谈话；还跟一位大学教授聊天，此人曾经在巴黎宣读过一篇关于一位用法语写作的墨西哥人的论文（一个墨西哥人用法语写作？），对，对，正是如此，一个少见的怪才，这位大学教授说了几遍怪才的名字（是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什么加西亚？）；怪才的命运相当坎坷，因为[65][66]“二战”时通敌；对，对，他是塞利纳和德里欧·拉罗舍尔的密友，[67]是莫拉斯的弟子；法国抵抗组织把他给枪毙了，不是莫拉斯，而是墨西哥怪才，对，对，他知道应该像个男子汉坚持到最后，而不是像许多法国同事那样夹着尾巴逃到德国去，这个墨西哥怪才，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加西亚（也许叫洛佩兹？或者佩雷斯？）不离开家门，像个墨西哥好汉那样等着人家来找他，人家把他拉（是拖拉？）到楼下面对大墙时，他双腿不软；结果就在墙边把他给枪毙了。

与此同时，曼努埃尔自始至终坐在内格雷特校长身边，还有几位与校长同龄的名人，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一点点英语；他不得不忍受一场颂扬圣特莱莎近年来持续进步的谈话。

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都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身边一直有个陪同。那是个漂亮小伙子，体型像个体操运动员，皮肤白皙，像牛蒡草一样贴在智利教授身上；他不时地像演戏那样打手势，做鬼脸，好像在发疯；他有时又一心倾听阿玛尔菲塔诺讲话，总是摇摇头，这些摇头的小动作几乎是痉挛性质的，好像不乐意遵守谈话的一般规则，要么就是阿玛尔菲塔诺的讲话（从面部表情看像是责备）没切中要害。

三人在晚餐时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猜测。建议如下：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西班牙文学概况（曼努埃尔主讲）；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法国文学概况（让-克劳德主讲）；讲授一次当代英国文学概况（丽兹主讲）；给老师们开设关于阿琴波尔迪与德国战后文学概况的专题课（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合讲）；参加关于欧洲和墨西哥经济、文化关系座谈会（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加上系主任盖拉以及大学里两位经济系教授），参观马德雷山脉，最后出席在圣特莱莎近郊一庄园里举办的烤小羊晚会，预计与会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教师；据系主任盖拉说，风景特美，校长则强调那里风景格外粗犷，有时令人不快。

三人的猜测是：有可能阿玛尔菲塔诺是个同性恋者，那个热情的年轻人是他情人，这是个令人恶心的猜测，因为夜幕还没有降临，三人便得知那年轻人是系主任盖拉（阿玛尔菲塔诺的顶头上司和校长的左膀右臂）的独生子；这样一来，要么是三人大错特错，要么是系主任盖拉根本没想到自己儿子会惹出这样的麻烦。

曼努埃尔说：“闹到最后会动枪的！”

随后，三人又说了别的一些事情，后来就去睡觉了，感觉筋疲力尽。

第二天，三人坐着轿车在城里兜风，不慌不忙，信“马”由缰，仿佛真的指望什么时候能发现人行道上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老人缓缓独行。城市的西部非常贫穷，大部分街道没有铺沥青，大海般的破房是用废弃物资快速搭建起来的。市中心是老城，是三四层的楼房，有几处广场是带游廊的，也陷于破败景象；石头路上，匆匆忙忙走着年轻的职员，只穿着衬衣；还有背着大包袱的印第安妇女。三人看到了站在街角懒懒散散的妓女和拉皮条的小伙子，这是从墨西哥黑白电影上抽出来的画面。城市东部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区。他们看见那里的街道两侧栽种了精心护理的花木，还有公共儿童乐园以及商业中心。大学也在东区。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工厂和废弃的货棚，还有一条挤满了酒吧、纪念品商店和小旅馆的大街，据说那里夜晚无人入睡。城市郊区有最穷的居民区，虽然不十分杂乱；荒地上，偶尔可见一两处学校。在城市南部，他们看到了铁路和几个足球场，是为穷人玩球用的，四周都是棚屋；甚至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没有下车：一队叫“垂死挣扎”；一队叫“忍饥挨饿”；还看见从城里延伸出来的公路；还有一条由两座垃圾山形成的峡谷；还看见了居民区里到处是瘸子或瞎子等等残疾人；还看见远方时不时地出现工业仓库和加工厂的轮廓。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圣特莱莎也是没有尽头的。比如说，如果继续前进向东走，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中产阶级居民区就结束了，突然，好像是西部的反映一样，也出现了贫民区，到了这个地方就与崎岖的山岳地貌混淆在一起了：山头、洼地、旧庄园的废墟、干涸的河床避免了人群扎堆。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分开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隔离墙。下车后，他们看见墙那边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西边，有两个工业园区，被贫民窟包围。

他们相信这座城市每时每刻在发展。他们看见了城市的四郊都有成群的黑兀鹫，它们警惕地游走在牧场上，本地人称它们“美洲黑鹫”，又叫“兀鹫”，实际上就是吃腐肉的秃鹰。当地人说，哪里有秃鹰，哪里就没有别的飞禽。在圣特莱莎通向卡沃尔卡公路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的观光花园里，三人喝龙舌兰和啤酒，吃玉米肉饼。黄昏时分，天空像一朵食虫花卉。

三人回到旅馆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盖拉之子陪同下已经恭候多时。盖拉之子邀请三位去一家餐厅吃北方特色菜肴。餐厅还有些动人之处，但饭菜简直要命。三人发现，或者以为发现了，智利教授和盖拉之子的关系更多的是信仰（信奉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而不是同性恋，这让三人稍稍安心些，因为他们已经用说不清的方式对阿玛尔菲塔诺产生了好感。

三人像沉入海底世界一样度过了三天。其间，他们从电视里寻找异乎寻常的消息，重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因为忽然间不理解他的小说了；午睡的时间很长，夜晚三人总是最后离开花坛；三人谈起各自的童年生活，仿佛从来没说过这个话题似的。三人第一次感觉亲如兄妹，或者亲如突击队的老战友，对三人来说，别的事情，大部分已经没兴趣了。常常喝得大醉，迟迟不起床，只是偶尔迁就一下阿玛尔菲塔诺，出去兜风，参观城内有趣的地方，说不定这些地方可能吸引一位假设中的年老德国游客呢。

是的，三人的确参加了烤羊肉晚会。他们的举止适度、谨慎，好像三位宇航员刚刚到达一个万物不确定的星球。在烤肉的院子里，三人看到了多处冒烟的窟窿。圣特莱莎大学的老师们展示了干农活的不寻常本领。两位老师赛了马。另外一位演唱了一首1915年的民谣。在斗牛场上，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试套牛索的运气，结果很不相同。等内格雷特校长一出现（此前他跟一个庄园管家模样的家伙关在屋内谈话），大家动手挖出烤肉木架；一阵阵肉香夹杂着热土的气息传遍整个院落，肉香和热气把人们裹在烟幕里，如同暗杀前施放的迷雾，但随后就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女人们把盘子摆在餐桌上，一路上散发着衣服和肉体的芳香。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都做了噩梦，可能是羊肉加酒精的效应；醒来时，虽然努力回忆，但依然想不起来什么。让-克劳德梦见一张纸，正面、反面都看过了，各种方式都使用了，来回摇晃纸张，或者摇晃脑袋，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仍然摇不出结果。丽兹梦见一棵树，是英国橡树，她举着树，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一块让她满意的地方。那树有时没根，有时树根拖拉得很长，好像大蟒，或者像戈耳工的长发。曼努埃尔梦见一个卖地毯的女孩。他想买一块，随便什么样式的都行，女孩给他展示大批地毯，一块又一块，忙个不停。女孩的一双黝黑的胳膊细长，总是在动弹，这让他没法开口讲话，不能说些要紧的事，于是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摊位。

次日早晨，丽兹没下楼吃早饭。两位男士给她房间打电话，以为她不舒服了呢。可是，丽兹口气肯定地说她就是想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必等我。二人无精打采地等来了阿玛尔菲塔诺。三人开车去了城市的东北部，那里有个马戏团。据阿玛尔菲塔诺说，马戏团里有一位运用错觉的德国魔术师，名叫柯尼希博士。他是昨天晚上从烤肉晚会上回家时，在花园里发现的小广告上得知的，不知什么人挨家挨户扔进花园里的。第二天，他在街角等候开往大学的公交车，发现一面天蓝色的墙上贴有一张彩色的海报，介绍了马戏团里的各位明星。其中就有那位德国魔术师。阿玛尔菲塔诺心想，这个什么柯尼希博士可能就是化了装的阿琴波尔迪。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想法很愚蠢；可是，三位文学评论家情绪低落呀，他觉得还是应该建议他们看看马戏团。当他把这建议说给两位评论家时，这二人看他的眼神就像面对全班上最傻的学生一样。

上车后，让-克劳德问阿玛尔菲塔诺：“阿琴波尔迪在马戏团里能干什么？”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专家啊。我只知道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

它名叫“国际马戏团”。几个男人在使用复杂的绳索、滑轮系统安装大帐篷，他们告诉三人老板住在那辆旅行车里。老板是个五十岁[68]左右的奇卡诺人，曾经在欧洲几个马戏团工作过多年，从哥本哈根一直走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港，在小村庄里演出，命运各异，最后决定回美国加州厄利马特，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他给它起名“国际马戏团”，因为他起初的想法之一就是要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虽然到了开张的时候，大部分演员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偶尔也有一两个中美洲人来找工作；有一次，他雇佣了一位七十岁的加拿大驯兽师，因为美国任何一家马戏团都不愿意接受这位老人了。他说，他的马戏团不大，但他是第一个奇卡诺人的马戏团老板。

如果他们不外出，可以在贝克斯菲尔德找到他们，那里距厄利马特不远，有冬季大本营；不过，有时也在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落脚，时间不长，就是为了去墨西哥城旅行，完成南方的合同，最后到达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地区，然后返回贝克斯菲尔德。当客人们向老板打听柯尼希博士的时候，老板希望了解柯尼希博士与客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纠纷或者债务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声明：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两位先生是西班牙和法国最尊贵的大学教授，而他本人不用多说，为了保持与客人的距离，只说是圣特莱莎大学的教授。

那奇卡诺老板说：“啊，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带各位去看柯尼希博士，我想他过去也当过大学教授。”

两位文学评论家一听见这话，立刻怦然心动。随后，大家跟随老板穿行于旅行车之间，还有马戏团周围的兽笼，最后来到可能是营地的边缘地带。营地那边只有黄沙一片、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棚屋以及墨西哥—美国边境的铁丝网。“他喜欢安静。”不等别人问，老板主动介绍。

老板用指关节敲敲魔术师的小旅行车车门。里面有人开了门，一面问什么事。那老板说是他，带来几位欧洲朋友，想看望您。那声音说：请进！四人上了车，钻进车内，里面只有两扇窗户，比舷窗大些，拉着窗帘。“看看在什么地方让我们都能坐下！”老板说着拉开了窗帘。

在惟一的床铺上坐下，他们看到一位谢顶的家伙，皮肤是橄榄色的，只穿了一套黑色的大号运动服。他费力地眨动眼睛望着客人。此人不会超过六十岁，即使有六十岁，也立刻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决定再逗留片刻，至少应该感谢他能接待客人。阿玛尔菲塔诺是几人中情绪最好的，向柯尼希博士解释说，两位欧洲朋友在寻找一位德国人，是作家，一直找不到。“你们以为能在我的马戏团里找到？”老板问道。“只要能找到认识那位德国作家的人也成啊。”阿玛尔菲塔诺说。

老板说：“我从来没雇过作家。”“我不是德国人。”柯尼希博士说，“我是美国人，我叫安迪·洛佩兹。”

安迪说着从衣架上的西装里掏出钱包，拿出驾照给大家看。

让-克劳德用英语问道：“您用错觉艺术表演的节目是什么？”“一开始把跳蚤变没了。”安迪说。大家都笑了。“这是大实话。”老板说。“然后把鸽子、猫、狗一一变没，最后是个小孩子，也把他变没了。”

离开国际马戏团后，阿玛尔菲塔诺邀请二人去他家吃午饭。

曼努埃尔到后院转了一圈，看见一本书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他不想走到跟前去看究竟，但进入室内以后，还是问阿玛尔菲塔诺那是一本什么书。[69]“是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

曼努埃尔说：“拉法埃尔·迭斯特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就是这个人。”阿玛尔菲塔诺说，“但这本书不是诗集，是几何学。是迭斯特当学院老师的时候想出来的问题。”

曼努埃尔把阿玛尔菲塔诺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一直挂在院子里吗？”让-克劳德笑着问。“对，就像一件要晒干的衬衫。”曼努埃尔答道。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电冰箱里寻找食物。“你们喜欢菜豆吗？”阿玛尔菲塔诺问道。“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我们都习惯了。”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走近窗户，看那本书。晚风轻轻吹拂着书页。接着，他走到室外，仔细查看那本书。“别摘下来！”他听见身后曼努埃尔的声音。

让-克劳德说：“这本书挂在这里不是为了晾晒，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也是这么猜想的。”曼努埃尔说，“还是别碰它为好！回室内去吧！”

阿玛尔菲塔诺咬着嘴唇注意着那两人，虽然这表情在此时此刻不表示绝望，不表示无可奈何，但绝对是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

等两位欧洲文学评论家转身要回室内时，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后退，迅速回厨房去了，装出聚精会神准备饭菜的样子。

等二人回到旅馆的时候，丽兹告诉他俩她明天就离开！他俩听了并不吃惊，好像早有准备。丽兹搞到的机票航班要从美国图森起飞。尽管她再三表示不用送行，而是自己坐出租车走，他俩还是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当天夜里，三人聊得很晚。他俩给丽兹讲述了访问马戏团的经过；他俩肯定地说，假如一切照旧，过不了三天也要离开。随后，丽兹睡觉去了。在她走前，曼努埃尔建议三人一起度过在圣特莱莎的最后一夜。丽兹不明白他的建议，说只有她走啊，你俩还要继续在这座城市过上好几个夜晚呢！

曼努埃尔说：“我是说三人在一起。”“一起上床吗？”丽兹问。“对，上床！”“这主意不好。我要自己睡觉。”丽兹说。

于是，他俩送她到电梯门口，然后回到酒吧，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在等酒的时候，二人默默无语。

酒吧招待把酒送来以后，曼努埃尔后悔地说：“我真不该瞎说！”“我看也是。”让-克劳德说。

又沉默了片刻后，曼努埃尔问：“你发现没有？这次旅行咱俩才跟她上了一次床。”“我当然发现了！”让-克劳德回答说。

曼努埃尔追问：“谁的错呢？怪她还是怪咱俩？”

让-克劳德说：“不知道。说实话，这几天我没心思做爱。你呢？”“我也是。”曼努埃尔说。

二人又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让-克劳德说：“我估计她心情也一样。”

三人一大早就离开了圣特莱莎。行前，他们给阿玛尔菲塔诺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去美国，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外面。到了边境线，美国海关警察要看看轿车的一些证明文件，随后就放行了。遵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三人开上了一条土路；在一段时间里，三人穿行在峡谷和森林中间，好像一头钻进了一片拥有自我生态体系的圆丘里。片刻间，他们以为无法准时赶到飞机场了，甚至以为永远走不出这个圆丘了。但，这条土路到了索诺依塔就结束了。从那里，他们开上了83号公路，然后上10号州际公路，最后直达图森。在机场，三人还有时间喝咖啡，谈谈回到欧洲后重逢时能做些什么。后来，丽兹不得不登机了；半小时后，她乘坐的飞机飞向纽约，从那里换乘另外的航班，把她送往伦敦。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返回墨西哥时，开上了通往诺加莱斯的19号州际公路；经过里科河后，稍稍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沿着亚利桑那一侧接近边境，最后到达罗歇尔回到墨西哥。二人又渴又饿，但没在任何村庄停车。下午五点，回到旅馆，淋浴后，下楼吃了一个三明治，给阿玛尔菲塔诺打电话。这位智利教授嘱咐他俩别离开旅馆，他马上就坐出租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那儿。他俩说我们不急。

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来说，从此后，现实生活如同纸制布景一样被扯破了；背景倒地后，露出了后面的东西：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色，好像有人，也许是天使吧，正在给大批看不见的人群烧烤羊肉。二人不再早起，不再跟美国游客一道在旅馆吃午饭，而是搬到市中心去了，选择了黑糊糊的馆子吃早饭（啤酒和辣椒烩玉米）；选择了有大窗户的地方吃午饭，那儿服务员用白粉笔在玻璃上写下菜单。晚饭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解决了。

他俩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分别做了关于法国当代文学和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座，这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开屠宰场”，至少这两次讲座有能力让听众震撼；这些听众大部分是看动漫杂志长大的年轻人。后来，为教师们，二人联袂开设了关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专题课。他俩的状态不像屠夫，更像卖牛羊下水的；但专题课一开始有某种难以辨别的内容，在追忆什么，虽然是静悄悄的，但绝非偶遇，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因为听众里，不算阿玛尔菲塔诺，还有三位阿琴波尔迪的读者，这让他俩激动得流下眼泪。三人中，有一位会法语，甚至还带来一本让-克劳德的译著。因此，奇迹是可能的。网上购书行之有效。文化虽说在消失，也有过失，但依然存在，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造中；这印象他俩很快有所证实：报告一结束，阿琴波尔迪的年轻读者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地坚决要求下，一起前往大学迎宾室；那里举行了欢迎杰出学者的宴会，或说酒会，或是小酒会，或者就是一个欢迎仪式；会上，由于没有更好的话题，大家就说起了德国人善于写作，说起巴黎大学或者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影响力；让两位评论家吃惊的是，与会者中间有两位老师曾经在上述两所大学学习过（一位在讲授罗马法，另外一位在讲授20世纪刑法）。后来，系主任盖拉和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给他俩每人一张现金支票；再后来，他俩利用一位老师夫人突然昏倒造成的混乱局面，悄悄溜走了。

阿玛尔菲塔诺和三位大学生陪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街。阿玛尔菲塔诺虽然讨厌这类应酬，但不得不忍受。三位大学生是阿琴波尔迪的读者。六人先去市中心吃晚饭，随后去那条无人入睡的大街兜风。那辆租赁来的轿车虽然很大，六个人还是很挤，人行道上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们，如同他们好奇地望着街上的人们一样；最后人们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和那三位挤在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方才迅速掉转视线。

六人钻进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熟悉的酒吧。房子很大，尽头通向有树木的院子，还有一处斗鸡场。那小伙子说，他父亲有一次带他来过这里。六人谈起政治。曼努埃尔把小伙子们说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三人都不超过二十岁，个个健康，有朝气，愿意学习。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却表现相反，让人觉得空前的疲惫不堪。让-克劳德小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阿玛尔菲塔诺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可是两位评论家回到旅馆后，议论道阿玛尔菲塔诺的情绪有沮丧的苗头，要么就是神经极度紧张，因为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停地喝酒，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开口。

第二天，曼努埃尔起床后，发现让-克劳德坐在旅馆花园里，身穿睡衣，脚踏皮凉鞋，正在阅读圣特莱莎本市的日报，手里拿着《西班牙语—法语词典》，很可能就是那天买的。

曼努埃尔问他：“咱们去市中心吃早饭吧？”

让-克劳德回答说：“不去。不能再吃喝了，胃口坏了。我想了解下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于是，曼努埃尔回想起昨天夜里，有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的妇女被害的事情。他只记得那小伙子说，被害的妇女有两百多人；那小伙子不得不重复说了两三次：两百多人，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无论他还是让-克劳德都无法相信这个数字。虽然曼努埃尔不相信，但他想：这是夸张罢了。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有人给你讲了爱尔兰多么美丽……自然之美……人们在温泉、间歇泉里洗澡，实际上，你早就在照片上见过，可是你仍然会说真难以相信……哪怕实际上你已经相信了……夸张是一种有礼貌地表示惊奇的方式……你这是帮助对方说话：对啊，对啊……于是，你就说：真不可思议。起初，你是不能相信，后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昨天夜里，那个健康、强壮、纯洁的小伙子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俩，有两百多妇女被杀害了！随后，他和让-克劳德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真不可思议！曼努埃尔想：可事情发生的期限很短啊。从1993年或者1994年到现在……有可能被害人的数字更多。可能是两百五十人，或者三百人。小伙子用法语说，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小伙子读过一本由让-克劳德翻译的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是通过网上书店的优质服务买到的。曼努埃尔想，他说的法语不地道。可有人说得不好，甚至开不了口，但能阅读。不管怎么说吧，很多妇女被杀害了。

让-克劳德问：“凶手呢？”

一个小伙子说：“很久以前就有人被捕，可杀害妇女的事件还是在继续发生。”

曼努埃尔回想起阿玛尔菲塔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心不在焉，可能烂醉如泥了。旁边一张餐桌周围坐着三人，时不时地瞅瞅他们，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曼努埃尔想，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个小伙子说到了杀手造成的影响。有人说到什么模仿犯效应。有人提起艾伯特·凯瑟勒这个名字。后来，曼努埃尔忍不住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与此同时，他听见外面可能有人在洗手、洗脸，对着镜子打扮，那人对他说：“伙计，吐出来就好了。”

曼努埃尔想，这话让我放松多了；但是，这话意味着那时我感觉不安，是因为紧张吗？他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人了，只有从酒吧传来的轻微的音乐声，还有下面水管里传来的痉挛般的声音。他纳闷：是谁把我们送回旅馆的呢？

他问让-克劳德：“回旅馆的时候，是谁开的车？”“是你呀。”让-克劳德说。

那天，曼努埃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独自在旅馆看报纸，自己上街去了。虽说吃早饭是晚了一点，他还是进了阿里斯佩大街上一家从未去过的酒吧；他要点能恢复肠胃功能的东西。“先生，这东西对恢复酒后不舒服最好不过了。”酒吧服务员对他说，一面拿出一杯凉啤酒。

从酒吧后面传来油炸食品的声音。曼努埃尔要了些吃的东西。“先生，来点奶酪饼，行吗？”“行。要一块。”

服务员耸耸肩。酒吧空空荡荡，可是不像他经常上午光顾的酒吧那样昏暗。洗手间的门开了，出来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曼努埃尔眼睛疼痛，开始有眩晕感，像上次一样；但是，大高个子让他吃了一惊。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也猜不出那人的年龄。可是，那高个子在窗户旁边坐下来，一道黄绿的光线照到了他脸上。

曼努埃尔明白那人不可能是阿琴波尔迪。那人像进城的农夫或者牧民。服务员给那人送来一份奶酪饼。那人用手去拿，被饼烫了一下，于是要了一张餐巾纸。后来，他对服务员说再要三份。曼努埃尔出了酒吧，向手工艺品市场走去。一些商人正在收拾货物，收起折叠桌。吃饭的时候到了。市场里只有寥寥几人。起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那个出售地毯的姑娘的摊位。市场周围的街道非常肮脏、杂乱，好像市场不卖工艺品，而是销售快餐、水果和蔬菜。他看见那姑娘的时候，她正在忙着卷起地毯，把地毯的两端捆紧。她把最小的手工编织地毯放入一个长方形的大纸箱内。她的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实际上远在万里之外。曼努埃尔走近摊位，摸摸地毯。他问姑娘是不是还记得他。姑娘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抬起头，看看他，说记得，表情自然，让他一笑。

曼努埃尔问她：“我是谁？”

姑娘说：“一个买过我地毯的西班牙人。咱俩说过话。”

让-克劳德弄清楚了报纸的内容之后，很想淋浴，洗去皮肤上的脏东西。他看见阿玛尔菲塔诺从远处走来。阿玛尔菲塔诺进了旅馆，跟服务员说话。随后，他来到花坛，先轻轻举手打个招呼。让-克劳德起身，对阿玛尔菲塔诺说想喝点什么随意要，他请客。他得洗澡去。走之前，他注意到阿玛尔菲塔诺眼圈黑红，好像还没睡过觉。穿过大堂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走进酒吧旁边的小厅，打开了旅馆为客人准备的电脑。在检查电子邮箱时，发现丽兹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写了她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他读信的感觉，好像自己还在醉态中。他想起昨天晚上那几位年轻的学生、阿琴波尔迪的读者，真希望像他们一样年轻、健康、纯洁，真希望与其中某一位交换生命啊。他想，这样的愿望说明自己心力交瘁了。后来，他走到电梯，按动按钮；接着，跟一位正在阅读墨西哥报纸的美国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上了电梯，他发现老太太手中的报纸跟他早晨看过的一模一样。走进房间，他一面脱衣服，一面盘算着如何对曼努埃尔讲述丽兹的信。说不定曼努埃尔信箱里也有丽兹的信等他呢。他想：怎么办呢？

浴缸的“破嘴巴”依然如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好大工夫，任凭温水在身上流淌。他想：怎么做才合情合理呢？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回去后尽量推迟做结论的时间。肥皂水进了眼里，他脑袋才偏离浴缸，闭上眼睛，让水流冲洗面部。他想，我不像想像中的那么悲伤。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随后，他关闭水龙头，擦干全身，穿好衣服，下楼找阿玛尔菲塔诺去了。

让-克劳德陪着曼努埃尔去看电子邮箱。他站在曼努埃尔身后，直到确信肯定有一封丽兹的来信。等到他证实邮件的内容跟写给他的一样，便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去了，距离电脑不远，开始翻阅一本旅游杂志。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曼努埃尔。后者不像是准备离开座位的样子。他真想给曼努埃尔后背和脑勺来一巴掌，但他最终决定不动为好。等到曼努埃尔回头看他时，他才说他也收到丽兹一封信。“我不信。”曼努埃尔说道，声音如丝线。

让-克劳德把杂志放在玻璃桌上，靠近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丽兹的信。接着，也不坐下，用一个指头敲打键盘，寻找自己的邮件，选出丽兹给他的信让曼努埃尔看。他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请求曼努埃尔阅读。曼努埃尔再次面对屏幕，把丽兹给让-克劳德的信看了几遍。“几乎一样。”曼努埃尔说。“那有什么关系。”法国人说。

曼努埃尔说：“她至少可以来点柔情嘛。”“在眼下这种情况，报告一下就是柔情啦。”让-克劳德说。

等他俩走进旅馆花坛里，几乎没人。一名身穿西装、黑裤的服务员正在收拾餐桌上的杯子和瓶子。花坛一端，靠近栏杆的地方，一对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男女正在望着墨绿色的安静街道，二人手牵手。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他在想什么。

让-克劳德说：“当然是想她。”

让-克劳德还说，奇怪的是，或者说总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他俩留在这座城市里、这家旅馆里，而丽兹却最后决定走了。曼努埃尔瞅了他好久，然后表情不屑地说，这话让人恶心。

次日，曼努埃尔再次前往手工艺品市场，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利百加。曼努埃尔笑了，因为他心里想，这个名字恰如其分。他在那里待了三小时，站着，跟利百加说话。与此同时，过来过去的游客和好奇的人们懒洋洋地看看货物，好像有谁强迫他们这样看似的。有两次机会，客人来到利百加的摊位前，但什么也没买就走了。这让曼努埃尔感到难堪，因为他觉得姑娘买卖不好与他固执地站在摊位前有关系。为了挽回姑娘的损失，他决定买下估计那些客人可能会购买的货物。他买下一块大地毯、两块小地毯、一块彩色披肩（绿色为主）、一块披肩（红色为主）以及一个用同样毛料和图案制成的背袋。利百加问他，是不是很快要回国了？曼努埃尔笑着说，不知道。后来，姑娘叫来一个男孩，把曼努埃尔买的东西让男孩背上，陪曼努埃尔走到停车位。

利百加呼喊孩子（他突然而至，或者从人群里钻出来，反正是一回事）的声音、口气以及口气里的平静与权威性，让曼努埃尔感到震动。当他走在男孩身后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商贩在收拾货物。走到轿车后备厢时，二人合作把地毯放了进去。曼努埃尔问男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利百加干活的。男孩说，她是我姐姐。曼努埃尔想，可是一点也不像！接着，他仔细看看男孩：个子太矮，但看上去很结实。他给了男孩一张十美金的钞票。

等他回到旅馆时，看见让-克劳德正在花坛里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他问是什么书，让-克劳德笑着回答道是《圣托马斯》。“这书你看了多少遍了？”“不计其数。可这是我看的次数最少的作品了。”

曼努埃尔心里说，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啊。

虽说是两封电子邮件，不如说就是一封，尽管小有变化，是面对同一处悬崖的急转弯。丽兹在邮件里说，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让她思念。这是狭义的思念，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也就是说，此前她已经考虑一些实际、现实、讲实效的事了；也开始思念家乡了。她想家，想朋友，想工作；几乎同时想念家庭或者工作场景，想念朋友们举杯的情景，为谁干杯呢？也许为她，也许为某个她已经忘记的人。这个国家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她离题了，但只是在给曼努埃尔的信中才有，好像让-克劳德不能理解这句话，或者好像她事先知道了他俩会拿出各自的信件加以比较），一位文化界的名人、一位人们都以为很高雅的人、一位登上政府高层的作家，竟然有绰号，而且自然而然，说是“蠢猪”，而此事即绰号或曰绰号的残忍特征或曰绰号的任人评说，都与多年来在圣特莱莎不断发生的犯罪事件有关系。

丽兹说，我小时候喜欢上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但就是喜欢。那时，我八岁，他也八岁，名叫詹姆士·克劳福德。我估计那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他只跟别的男孩说话，避免接触女孩。他头发黝黑，眼珠是栗色的。他总是穿短裤，甚至别的孩子已经穿上长裤了，他依然如故。不久前，我回想起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我不叫他詹姆士，而是吉米。没人这样叫他。只有我例外。我俩都是八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的？我想是他把什么东西忘记在书桌上了吧，也许是橡皮，也许是铅笔，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对他说：吉米，你忘记拿橡皮了。对，我记得我还笑了。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叫他吉米，而不是詹姆士或吉姆。是出于亲热。出于高兴。因为我喜欢吉米，我觉得他很漂亮。

次日，一大早，曼努埃尔去手工艺品市场转转，他心跳比平时要快。这时商贩和手艺人刚刚开始架设摊位，方石路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利百加正在往一张折叠桌上摆放地毯，一看见他过来就笑了。有些商贩站在摊位旁边喝咖啡或者可乐，有人在摊位之间聊天。摊位后面，人行道上，老拱廊和一些店铺的遮阳棚下，一堆堆人挤在一起争论陶器的批发价格；陶器的批发销售在图森或者凤凰城是有保证的。曼努埃尔跟利百加打了招呼，帮助她整理最后几块地毯。随后，他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早饭。姑娘回答说她不能去，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曼努埃尔并不却步，问她弟弟在哪里。“上学去了。”利百加说。“谁帮助你把这么多货物运过来的？”“我妈。”利百加说。

曼努埃尔安静了片刻，眼睛望着地面，不知道要不要再买一块地毯，或者干脆不说话走掉。

最后，他说：“我请你吃午饭吧。”“好吧。”姑娘说道。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让-克劳德正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远处望过去，让-克劳德的面部，实际上，不仅是面部，而且是全身都显露出一种宁静的神情，让他好羡慕。等走到让-克劳德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部作品不是《圣托马斯》，而是《女盲人》。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有耐心能重新从头看到尾。让-克劳德抬起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阿琴波尔迪贴近痛苦和耻辱的方式令人吃惊，或者说不断地让他吃惊。

曼努埃尔说：“用微妙的方式。”“对，用微妙的方式。”让-克劳德说。

丽兹在信中说，在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里，我想起了吉米，但首先是想到我自己，想到那个八岁时候的我；起初，这些想法是跳跃的，形象是跳跃的，好像脑海里有一场地震，我没法明白无误地确定任何记忆；但是，到了最后终于明晰了记忆的时候，反而更糟糕，我看见自己在念叨吉米的名字，看见自己在微笑，看见吉米·克劳福德严肃的表情，看见成群的孩子，看见他们的后背像突然涌动的浪涛，远处静止的地方是一片空地，看见自己的嘴唇在提醒那男孩别丢下东西，看见了那块橡皮，或者也许是铅笔；我那时的眼睛看见了我现在的眼睛还是那时的样子；我再次听见了自己的叫喊声、清亮的嗓音，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非常有礼貌地呼唤一个八岁的男孩，提醒他别忘记带上橡皮；可是她不能像校内使用的称呼那样叫他詹姆士，或者克劳福德，而是有意无意地宁肯叫爱称“吉米”，露出亲热劲，一种称呼上的亲热、一种人称上的亲昵，因为只有她在那一刻、那种环境，那样称呼吉米，是她用某种方式给亲昵或者关心披上别的外衣，那关心中包含着提醒他别忘记带东西：别忘了你的橡皮，或者别忘了你的铅笔，其实只不过是用贫乏的语汇或者丰富的语汇表达幸福罢了。

曼努埃尔和利百加在市场附近一家便宜餐馆吃了午饭。与此同时，利百加的小弟弟守着那辆每天早晨运送地毯和折叠桌的小车。曼努埃尔问利百加是否可以请小弟进来一起吃饭，不要守着小车。但利百加说不用惦记小弟。要是小车没人看守，有可能被人顺手拉走。曼努埃尔从餐馆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那男孩已经爬到地毯堆上面，像小鸟一样眺望着地平线。

他说：“我给他送些吃的。他喜欢什么？”

利百加说：“冰激凌。可是这里没有冰激凌。”

片刻间，曼努埃尔在考虑出去找冰激凌的主意；可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害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这姑娘了。她问他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不一样。”曼努埃尔回答说，一面想着冰激凌。

她问：“跟墨西哥不一样？”

曼努埃尔说：“是的。内部不一样，各有不同。”

忽然，曼努埃尔想出一个主意：去给那个男孩送个三明治。

利百加说：“这里人叫夹肉面包。我弟弟喜欢夹火腿面包。”

曼努埃尔想，这姑娘像位公主或是使节夫人。他问女服务员能不能给做一个夹火腿面包，再来一份冷饮。女服务员问他这夹火腿面包要怎么做的。

利百加说：“告诉她：要整个的！”

曼努埃尔说：“要整个的。”

过了一会儿，他端着面包和冷饮来到街上，把东西递给那男孩。后者仍然高高地坐在地毯堆上。起初，男孩摇摇头，说不饿。曼努埃尔看到拐角的地方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忍住笑声在望着他俩。

他说：“你要是不饿，那就喝冷饮吧。把面包收起来，要不然就喂狗！”

等他再回到利百加身边坐下的时候，感觉很好。真的很充实。

他说：“这不行。不好。下次咱们仨一起吃饭。”

利百加盯着他眼睛看了看，举着叉子不动，接着露出微微一笑，把食物送进口中。

在旅馆里，让-克劳德躺在吊床上读书。旁边是空空荡荡的游泳池。曼努埃尔在没看到书名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不是《圣托马斯》，也不是《女盲人》，而是阿琴波尔迪别的作品。等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时，才看清是《忘川女》，一部不那么让他特别兴奋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但是，从让-克劳德的表情上看，重读这本书受益匪浅，感到非常愉悦。一坐到吊床边上，他就问法国朋友这一整天他都干了什么。“看书。你呢？”让-克劳德答道。也问西班牙朋友干了什么。

曼努埃尔说：“在那边闲逛。”

那天夜里，二人在旅馆餐厅一起吃晚饭。席间，曼努埃尔说了购买纪念品的事情，也给他买了一件。让-克劳德听了很高兴，问他是什么样的纪念品。

曼努埃尔说：“印第安地毯。”

丽兹在信中说，让人筋疲力尽的旅行之后，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开始想起吉米·克劳福德，也许是我在纽约等候飞往伦敦的航班时，就开始想念他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想念吉米·克劳福德；我八岁时呼喊吉米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灯，把行李箱丢在客厅。我去厨房，烧茶。然后，洗澡，上床。考虑到有可能失眠，我吃了一片安眠药。我记得翻了翻杂志，我记得我想起了你们在那座可怕的城市里兜圈子，我记得想起了那家旅馆。在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有两面奇怪的镜子，最后几天让我非常害怕。等我知道要入睡的时候，勉强伸手关掉了灯。

一夜无梦。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可这样的感觉仅仅停留片刻，因为我很快就辨认出我下面街道特有的嘈杂声。我想，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休息好了，住在自己家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我在床上一坐起来，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像个疯子，表面上无缘无故。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我一度曾经打算不离开圣特莱莎，希望跟你俩坚持到底。如今，我不只一次想拔腿就上机场，乘坐第一个航班前往墨西哥。如此的冲动之后，还有更具破坏性的：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永不上课，过流浪的生活。

可是，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受侮辱，这是我从一本杂志（名字忘了）上看到的。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被轮奸，被殴打，有些女人死在医院门口也不少见。欺负流浪女的人们，并不是我十八岁时想的那样是警察，也不是新纳粹流氓，而是流浪汉，这让形势变得格外严峻起来，真如雪上加霜。我心里很乱，出门到城里转了一圈，希望能够振作起来，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某个女友，跟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不知怎样才好。忽然间就来到了一处画廊门前，那里正在举行埃德温·约翰回顾展，就是那位自残右手用来展示自画像的艺术家。

曼努埃尔在又一次访问卖地毯的姑娘时，她同意这个西班牙人送她回家。曼努埃尔花了一点钱把姑娘的小车存放在他俩曾经吃过饭的餐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由一个穿着旧工作服的胖女人照管，那屋子里堆满了空瓶子和大量辣子肉罐头。三人把大小地毯都放进轿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坐到前排。男孩特别高兴。曼努埃尔说今天由他决定去哪里吃饭。最后，三人进了市中心一家麦当劳。

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一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准备以这三部作品为基础写文章或论文。让-克劳德的回答模棱两可。起初，他说想写；后来又说，不写，因为只有这三本就只好看这三本。曼努埃尔想把自己的书留几本给他，可是忽然发觉糟糕！他把藏在行李箱的阿琴波尔迪给忘记了。

丽兹在信中说，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心血来潮想给莫里尼打电话。可是，天太晚了，打搅他没礼貌，不慎重，荒唐地影响人家生活。但是，还是打了。我记得，拨完电话号码之后，我熄了灯，好像我在暗处，莫里尼就看不见我的面孔。我的电话肯定吓他一跳，他立刻拿起了话筒。

我说：“莫里尼，是我，丽兹啊。你听说没有？埃德温·约翰死了！”

莫里尼的声音从意大利都灵传过来了：“听说了。死了两个月了。”

我说：“可我今天晚上刚刚知道。”“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莫里尼说道。

我问：“怎么死的啊？”

莫里尼说：“意外事故。他出门散步，打算画一幅疗养院附近的瀑布。他登上一块岩石，脚一滑，摔了下去。在五十米下方的峡谷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说：“这不可能啊！”“这完全可能。”莫里尼说。“他独自出门散步吗？没人看护？”

莫里尼说：“他不是独自出门。有个女护士和疗养院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陪着他。那些小伙子能在一秒钟内制服一个发狂的疯子。”

听了这“发狂的疯子”说法，我第一次笑了。莫里尼在电话那一头也笑了，仅仅笑了一下，是跟我一起笑的。

我对莫里尼说：“那些体操运动员式的棒小伙，实际上叫做护工。”

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护工陪着他。约翰登上一块岩石，那小伙子也从后面上去了。女护士按照约翰的指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假装看书。于是，约翰开始用左手画画，此前他的左手已经练习得十分灵巧。画中的风景包括瀑布、群山、怪石、树林以及那位一心读书的女护士。就在那个时候，事故发生了。约翰从岩石上站起来，脚下一滑，尽管那小伙子努力去抓，约翰还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丽兹在信中说，我俩长时间一句话没说，直到后来莫里尼打破沉默，问我在墨西哥过得怎么样。“不好。”我说。

他没再多问。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是平缓的；他也听见了我的呼吸声，正在迅速平静下来。“我明天再打给你吧。”“行。”他说。但我俩都没敢立刻挂上电话。

那天夜里，我想到了埃德温·约翰，想到了他那只现在可能摆在回顾展上的手，那只疗养院护工没能抓住的手，因此没能阻止他落下悬崖，虽说坠崖一事就发生在眼前，好像一个根本与约翰真面目不沾边的谎言。而更为真实的是那幅瑞士风景画，那幅画你们见过，可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山脉、森林、彩石、瀑布、危险的峡谷和看书的女护士。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带利百加出去跳舞。他俩到了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歌舞厅。利百加从来没去过，但是女友们经常说这家歌厅的好话。二人喝着自由古巴，利百加告诉曼努埃尔，有两个姑娘一走出这家歌厅就被人绑架，不久就遇害了。她俩的尸体被扔到了沙漠里。

曼努埃尔觉得姑娘说杀手经常光顾歌厅可不是好兆头。送姑娘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亲吻了她的嘴唇。利百加嘴里有酒味，面颊很冷。他问她是不是愿意做爱。她连连点头，但一言不发。二人从轿车的前排座位转移到后排，性交。速战速决。但做爱后，姑娘靠在他胸前，什么也没说。他长时间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夜风传来一阵阵化工制品的气味。曼努埃尔以为附近一定有造纸厂。他问了这个问题。可利百加说附近只有居民自己搭建的房屋和空地。

无论曼努埃尔什么钟点回到旅馆，总是看到让-克劳德在读书，在等着他回来。他想，让-克劳德在用这一姿态巩固二人的友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法国朋友睡不着觉，失眠迫使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读书到黎明。

有时，让-克劳德在游泳池边，身穿毛衫，或者披着浴巾，品着威士忌。有时，曼努埃尔发现让-克劳德待在一个有巨幅风景画的大厅里，画面上是边境风光，从画上立刻猜出画家没有来过边境，因为画风的灵活与和谐反映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餐厅的侍者，包括夜班人员，很满意让-克劳德给的小费，极力为他服务周到。只要他一进门，侍者总要跟他嘘寒问暖。

有时，曼努埃尔去旅馆大厅寻找让-克劳德之前，会先去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来自欧洲的信件，荷尔菲德的或是博希迈尔的，希望他们指明阿琴波尔迪的下落。随后，他去找让-克劳德；最后，二人静悄悄地上楼回到各自房间。

丽兹在信中写道，第二天，我开始打扫房间，整理案头纸张。我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干完了清洁工作。下午，我一头钻进电影院；散场后，虽然心情平和了许多，但已经不记得影片的情节，也不记得里面的演员了。那天夜里，我和一位女朋友共进晚餐，然后早早上了床，可是直到十二点还没有入睡。上午一醒来，没有预先订票，我就去了机场，买了一张第一班飞往意大利的机票。我从伦敦飞到米兰，从米兰乘坐火车前往都灵。莫里尼为我开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留在都灵，请他决定我是去旅馆呢还是住在他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挪动轮椅，请我入内。我去卫生间洗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莫里尼已经烧好了茶，在一个蓝色盘子上放了三块糕点，送上来的时候赞不绝口。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像是希腊甜点，里面有蜜饯开心果和无花果。很快，我就吃光了三块糕点，喝了两杯热茶。与此同时，莫里尼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身听我说话，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我和莫里尼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俩谈到了意大利的右翼势力，谈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谈到移民问题，谈到恐怖分子，谈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一边谈话，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这很奇怪，因为这些话题比较压抑，直到我感觉累了，就又要了一块，就只一块神奇的糕点。这时，莫里尼看看手表，说饿了是很正常的，有比开心果更好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在都灵一家饭店预订了座位；他要带我去那里吃晚饭。

饭店位于花园中央，那里有长凳和石像。我记得我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他为我讲解石像的故事。有些石像来自神话故事，有些就是迷失在夜幕下的淳朴农民。花园里还有别的男女在散步；有时，我俩与他们擦肩而过；有时，仅仅看见他们的身影。吃饭的时候，莫里尼向我打听你俩。我说把阿琴波尔迪定位在墨西哥的线索是假的，有可能阿琴波尔迪根本就没去过墨西哥。我给莫里尼讲述了你们那位墨西哥朋友的故事，那位叫做“蠢猪”的墨西哥伟大知识分子。我和莫里尼哈哈大笑了一通。说真的，我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曼努埃尔一天夜里与利百加在轿车后排座位第二次做爱之后，问姑娘她家里人是怎么看他的。姑娘说她兄弟们认为他很帅，妈妈说看样子他像个负责任的男人。浓烈的化工产品气味几乎要把轿车掀起来。第二天，曼努埃尔又买下五块地毯。她问他干吗要这么多地毯，他说想送人。曼努埃尔回到旅馆后，把地毯放在空着的床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在几秒钟内，幻影退去了，他对现实有了短暂的察觉。他有些头晕，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

醒来时，他感觉胃疼，真想去死。下午，他出去购物。他进了一家亚麻布纺织品店，进了一家妇女用品店，进了一家鞋店。那天夜里，他把利百加带进旅馆，二人一起洗澡后，他让她穿上三角内裤、吊袜束腰带、黑色紧身内衣和细高跟鞋。二人性交，他弄得她浑身乱颤。随后，他请服务台送上来两份晚饭。吃完饭后，他把买来的其他礼物送给她。接着，再次做爱，一直干到天亮。后来，二人起床，穿衣；她把礼物放入手提袋里。他先送她回家，再带她到手工艺品市场，帮助她搭建摊位。在他道别之前，她问他还能不能再见。曼努埃尔不知为什么，也许惟一的原因是疲倦了，耸耸肩说没法知道。“有办法知道！”利百加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伤心口气说道，“你会离开墨西哥吗？”她问。“有一天，我得离开。”他回答说。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无论在花坛、游泳池边，还是某个让-克劳德平时闭门读书的地方，让-克劳德都不在。曼努埃尔问服务台他的法国朋友是不是出门很久了。服务员回说让-克劳德先生一直没离开过旅馆。曼努埃尔上楼去找。让-克劳德房间里没有声音。反复敲门，用力敲门。结果一样。曼努埃尔回到服务台说他担心朋友出事，说不定是心脏病发作。接待人员认识他俩，便跟曼努埃尔重新上楼。

在电梯里，他对服务员说：“我不相信会发生什么坏事。”

用万能钥匙打开了让-克劳德的房间后，服务员没有迈进门槛。房间里一片漆黑。曼努埃尔开了灯。他看见让-克劳德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下面。面部朝上，轻轻侧斜，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曼努埃尔看到让-克劳德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安详表情。他连连叫起来：“让-克劳德！让-克劳德！”

服务员出于好奇，向前走了两步，劝告曼努埃尔不要碰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大声喊叫起来了。一下子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摇晃他的肩膀。

这时，让-克劳德方才睁开眼睛，问曼努埃尔怎么了。

曼努埃尔说：“我们以为你死啦。”

让-克劳德说：“没有。我梦到放假时去希腊岛屿，租了一个小船，认识一个整天潜水的男孩。”

曼努埃尔说：“好梦啊。”

服务员说：“的确。看来是个轻松的梦。”

让-克劳德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丽兹在信中说，我在都灵第一夜的头几个小时，是在莫里尼的客房里度过的。我没费劲就入睡了，但是，突然之间，一声雷响，不知是梦中的还是真的雷声，把我给吵醒了；我以为看见走廊尽头有莫里尼和他轮椅的影子。起初，我没理睬，打算再睡，可是突然我再次看见了刚才的景象：走廊的一侧是轮椅的影子，另外一侧不是走廊而是客厅，莫里尼的后背对着我。我吓得立刻醒过来了，抓起一个烟灰缸，开了灯。走廊上空无一人。我走到客厅，那里也没人。这事如果发生在几个月前，那很正常，我会喝一杯水，重新上床；但眼下完全不一样，也不会再上床了。因为，我立刻去了莫里尼的卧室。推开门，我先看到那辆轮椅停在床边，接着看见莫里尼的身体，他从容不迫地睡着。我轻声叫他的名字。他一动不动。我提高了声音。莫里尼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对他说：“我刚才看见你在走廊里。”“什么时候？”他问。“就是刚才，我听见了雷声。”“下雨了吗？”莫里尼问。“可能吧。”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我没去过走廊。”“我看见你在走廊。你一定起过床。轮椅就在走廊尽头，面对着我。可你在走廊拐角的客厅里，背对着我。”

莫里尼说：“大概是个梦吧。”“轮椅正对着我，而你背对着我。”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啊，请你镇静下来！”“别说什么镇静、不镇静！别拿我当傻瓜！轮椅望着我，可你呢，站在那里，非常安静，也不看我，明白吗？”

为了想一想，莫里尼暂时让步，双肘撑住身体。

他说：“我想我明白了：轮椅盯着你，可我忽视你的存在。对吗？好像轮椅和我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独立实体。还有轮椅是坏蛋，因为它盯着你看；我也是坏蛋，因为我对你说了谎话，也没有望着你。”

于是，我放声大笑，我告诉他我想好了，他绝对不是坏人，轮椅也不是坏蛋，因为轮椅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下半夜，我俩是睡在一起的。我要他让给我一块地方。莫里尼没说什么就让出了半边床位。

后来，我问他：“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你是喜欢我的呢？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我是喜欢你的呢？”

莫里尼在黑暗中说道：“这是我的过错。我这个人太笨了。”

上午，曼努埃尔把他珍藏的几块地毯和披肩送给了旅馆的接待人员、保安和侍者。还送给负责打扫他房间卫生的女保洁员两块地毯。最后一块披肩，非常漂亮，以红、绿、淡紫色的几何图案为主，他放进一个口袋里，吩咐服务员送到楼上让-克劳德的房间去。

他说：“一份匿名礼物。”

服务员使了个眼色说一定照办。

曼努埃尔到达手工艺品市场的时候，利百加正坐在木凳上翻阅一本大众音乐杂志，里面有许多彩色照片，有墨西哥歌手的各种消息：结婚，离婚，巡回演出，金唱片，银唱片，在监狱逗留的时间，死于贫困或非命。他在她身边的马路边缘坐下，是否亲吻她，有些犹豫。马路对面，有了新摊位，是出售泥塑的。从曼努埃尔坐的地方望去，他认出泥塑中有几个小型绞架。他露出一丝惨笑。他问姑娘弟弟在哪里，她说跟每天一样上学去了。

有个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一袭白衣，仿佛要结婚的样子，停下脚步，与利百加攀谈起来。于是，曼努埃尔抓起姑娘留在桌子下、饭盒上的那本杂志，翻阅起来，直到那老妇人走开为止。他有两次机会要开口说话，但没张开嘴。但她的沉默并非令人不快，也没有生气或愤怒的意思。她的沉默不语并不紧张，而是非常透明。几乎不占据空间。曼努埃尔想，人们甚至能习惯这样的沉默和感到幸福。但他永远无法习惯，这他心里也明白。

他坐烦的时候，就去酒吧，到柜台上要一瓶啤酒。他身边都是男人，都三三两两的。曼努埃尔愤愤然地扫视整个酒吧，立刻发觉男人们又吃又喝。他低声骂了一句“操他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落在自己皮鞋前几厘米的地方。然后，他又要了一瓶，喝了半瓶，拿着其余的半瓶回到姑娘的摊位。利百加看看他，笑了。曼努埃尔在她身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他说，他要回国了。她没吭声。

他说：“我还要回圣特莱莎，我发誓用不了一年，一定回来！”“用不着发誓。”姑娘边说边快活地笑着。

曼努埃尔把啤酒喝光，说道：“咱俩一起走，因为有可能我们会结婚，一起回马德里。”

好像姑娘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但曼努埃尔没听清楚。

他问：“什么？什么？”

利百加保持沉默。

晚上，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看到让-克劳德在游泳池旁边看书边喝威士忌。他在让-克劳德身边的吊床上坐下，问法国人有什么计划。让-克劳德浅浅一笑，把书放在桌子上。

他说：“我在我房间看到了你送的礼物，非常合适，不乏魅力。”“啊，那块披肩啊。”曼努埃尔说着仰面朝天躺到了吊床上。

天上布满了星星。游泳池蓝绿色的水映照出周围的桌子和花卉、仙人掌的影子，形成一条反光的链条，一直传到乳白色的砖墙上；墙后面有个网球场和一个个隔离很好的桑拿浴室。时不时地可以听见打球的声音和议论打球的嘈杂人声。

让-克劳德起身说：“咱们走吧！”他向网球场走去，曼努埃尔跟随其后。网球场上灯火通明，两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狗熊一样地打球，招惹得旁边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她们坐在木凳上，头上是遮阳伞，跟游泳池四周的一模一样。远处，铁丝拦网后面是桑拿浴室，是个水泥屋，有两个小小的窗口，像沉船上的舷窗。让-克劳德一屁股坐到砖墙上，说道：“咱们别再找阿琴波尔迪了。”

曼努埃尔说：“几天前我就知道你这个想法了。”

然后，他向上蹦了一下，又一下，最后终于坐到了墙头上，双腿垂向网球场。

让-克劳德说：“可是，我确信阿琴波尔迪肯定在这里，就在圣特莱莎。”

曼努埃尔看看双手，好像担心刚刚是不是擦破了皮。有个女人站起来，走进网球场，跑到一个男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又回原地去了。跟女人说话的男子这时举起双臂，张开嘴巴，脑袋后仰，但没发出半点叫喊声。另外一个男子跟前者一样，也身穿洁白的运动衣，等对手静悄悄地折腾之后，等对手怪相一出完，就把球抛给了他。比赛重新开始。两个女人再次大笑。“相信我吧！我知道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道，声音非常柔和，像一阵清风吹来，传遍了花香。“在什么地方啊？”曼努埃尔问。“在某个地方，在圣特莱莎，在周围什么地方吧。”“那咱们为什么找不着呢？”曼努埃尔问。

一个网球手摔倒了。让-克劳德笑了，他说：“这无关紧要。找不着是因为咱们太笨，或者因为阿琴波尔迪很善于躲藏。这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别的……”“什么？”曼努埃尔问。“重要的是他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着指指桑拿浴室、旅馆、网球场、铁丝网，还有远处没有照明的旅馆土地上依稀可见的枯枝败叶。曼努埃尔感到脊背发凉。那个桑拿浴室所在的水泥屋，他觉得像个地堡，里面藏着死人。“我相信你的话。”他说，心里真的相信朋友的话。

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咱们也在这里！这样，我们永远和他的距离最近。”

丽兹在信中说，我不知道我和莫里尼将要在一起多久。我想，无论对他还是对我，这都不重要。我俩相爱，感到幸福。我知道你俩能理解。[64]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65]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66]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67]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政治家。[68]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69]拉法埃尔·迭斯特（Rafael Dieste，1899-1981），西班牙作家，1927年一代的人物。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阿玛尔菲塔诺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心里说他不知道来圣特莱莎做什么。他扪心自问：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真地不知道啊。这话再意味深长不过了。

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套平房，三居室，外加设备齐全的浴室、卫生间、美式厨房、窗户朝西的餐室，一条砖砌走廊，里面有个木凳，被山风和海风磨损得厉害，一股风来自北方，是山风；一股风来自南方，散发着烟雾的气息。他从二十五年前就开始藏书。数量不多。都是旧书。买书的时间不到十年；这些书是借出去了，还是丢失了，或者被盗，他都不在乎。有些书到手时火漆烙印还是完好无损的，还带着陌生的发寄人姓名。庭院十分理想，可以种草，栽花，虽说他不知道那里最适合栽种什么花卉，不是仙人掌类的玩意儿，而是鲜花。他相信自己有时间管好花园。院子有木头栅栏，但需要油漆一番。他每月有固定工资。

他有个女儿，名叫罗莎，始终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如此，似乎是很难置信的，但事情就是如此。

有时，在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想念罗莎的妈妈，有时笑，有时哭。想念妻子的时候，他关在书房里。罗莎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客厅里没人，安安静静，灯光熄灭。假如在走廊里有人注意倾听，那么会听见寥寥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但那里无人。周围邻居的房子静悄悄，漆黑一片。

罗莎十七岁，是西班牙人。阿玛尔菲塔诺五十岁，是智利人。罗莎从十岁起有了护照。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有几次旅行，父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罗莎通过海关时走欧共体公民通道，阿玛尔菲塔诺走非欧共体公民入口。第一次过关时，罗莎出了麻烦，她哭了，不愿意跟爸爸分开。有一次，由于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快，非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慢而且提心吊胆，阿玛尔菲塔诺找不到女儿了，后来用了半小时才发现她。有时，海关警察看见罗莎太小，就盘问她是自己一人旅行，还是有人在出口等她。罗莎回答说，她是跟父亲一起来的，父亲是南美人，她必须原地等着父亲。有一次，警察搜查罗莎的行李，怀疑她父亲会利用女儿的纯真和国籍做掩护，夹带毒品或者武器。

阿玛尔菲塔诺一面坐在书房（或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吸一种墨西哥烟，一面记得，旅行中携带刀具的人是罗莎的母亲劳拉，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把不锈钢的折刀。有一次，那时罗莎还没有出生，警察在机场把他和劳拉拦住了，询问他俩带着折刀干什么。劳拉说，削水果皮。柑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等带皮的水果。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她过去了。一年数月后，罗莎出生了。又两年后，劳拉离家出走，仍然携带这把折刀。

劳拉出走的借口是要去看望一位她喜欢的诗人。此人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附近法国境内的蒙德拉贡精神病院。阿玛尔菲塔诺整整一晚都在倾听劳拉出走的理由，与此同时，劳拉在准备行囊和保证很快会回到他和女儿身边。劳拉近来总是肯定地说，她认识那位诗人，在阿玛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晚会，认识了诗人。在这个晚会上（劳拉下的定义是“无法控制的”、“忽然从盛夏炎热红灯车队中迟到的”），她跟诗人整宿做爱。但阿玛尔菲塔诺知道这是胡说，不仅因为诗人是同性恋者，而且劳拉第一次得到该诗人存在的消息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诗人送给他一本作品。后来，劳拉为自己购买该诗人其余的作品，与那些认为诗人是受上帝启示的人，是外星人，是上帝的使者的人结为好友；而这些朋友则是刚刚从圣博伊疯人院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后又发疯的人。实际上，阿玛尔菲塔诺知道劳拉迟早要踏上圣塞瓦斯蒂安之路，因此他宁愿不争吵，而是拿出部分积蓄给她，恳求她几个月后就回家来，同时他还保证一定照看好女儿。劳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行囊准备就绪后，她去厨房煮了两份咖啡，然后静静地等候天亮，尽管阿玛尔菲塔诺极力找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至少让等候的时间显得短暂些。清晨六点半，门铃响了。劳拉吓了一跳。她说，是来找我的。可是她一动不动，阿玛尔菲塔诺只好起身，通过对话机问是谁。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是我！阿玛尔菲塔诺追问：你是谁？那声音好像生气了，但仍然轻柔地说：是我！是我！是我！阿玛尔菲塔诺闭上眼睛，打开楼门。他听见电梯滑轮的声音，就回厨房去了。劳拉仍然坐着不动，品尝着最后几滴咖啡。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是找你的。劳拉丝毫没有听见的表情。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要不要跟孩子告别呀？劳拉抬起头，回答说最好别吵醒她。劳拉的蓝眼珠被框定在黑眼圈里。接着，单元门的铃声响了两下。阿玛尔菲塔诺开了门。一个非常矮小的女子，超不过一米五，快速瞅他一眼并且含混地招呼一声，从他身边走过，直奔厨房，仿佛比阿玛尔菲塔诺还更了解劳拉的生活习惯。阿玛尔菲塔诺回到厨房的时候，注意到那女子的背囊，就在电冰箱旁边，比劳拉的小，差不多是小型背包了。女子名叫因玛古拉达。但劳拉就称呼她因玛。此前，阿玛尔菲塔诺下班回家，曾经遇见因玛在他家，老婆说过因玛的名字以及正确的叫法。因玛是因玛古拉达的爱称，是加泰罗尼亚语。可是这女子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也不叫依玛古拉达，而是因玛古拉达；阿玛尔菲塔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虑，本想叫她依玛，但是只要他一叫依玛，就受到劳拉的呵斥，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叫她任何名字。站在厨房门口，他望着老婆和因玛。他心里要比他想像的平静。劳拉和因玛的目光盯在那张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上，但阿玛尔菲塔诺并没有忽略两个女人时不时地抬头互相交换一种感情强烈的眼神，这是他不了解的。劳拉问还有没有人要咖啡。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问我呢。因玛摇摇头，然后说没时间了，还是上路吧！因为再过一会儿，巴塞罗那出城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啦。阿玛尔菲塔诺想，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1]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2]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

劳拉和因玛为了进行第三次尝试，通过电话敲定了见面的时间。因玛装成巴塞罗那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劳拉假装成女诗人。这一次，她俩见到了疯子诗人。劳拉觉得他显老：眼窝深陷，头发脱落了许多。一开始，有个大夫或是教士陪着她俩，三人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两侧的墙壁涂抹成蓝白色，最后走进一个毫无特点的房间。诗人在里面等候着她俩。劳拉的印象是疯人院的人们为有诗人这样的患者而自豪。无论诗人去花园还是去拿每天吃的镇静剂，人人都认识他，纷纷跟他说话。等到劳拉与诗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念他。她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守望在哲学家在新区的住宅，虽然她坚持不懈，却一直无法见到诗人。她说：不能赖我，我尽力而为了。诗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要香烟。这时，因玛站在劳拉和诗人坐的长凳旁边，二话没说，给了诗人一支香烟。诗人说声“谢谢”，又说了一句“坚持不懈”。劳拉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坚持不懈的”，一面不住地望着诗人，同时，也斜着眼看因玛点烟之后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样子像一位有无限耐心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打火机时不时地从捧书的手中露出来。接着，劳拉开始说起她俩已经走过的旅途。她提到国道和省道，与有大男子主义的卡车司机闹的纠纷，城市和乡村，她俩曾经决定在帐篷里过夜的无名树林，河流和曾经洗澡的加油站的卫生间。与此同时，诗人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吐着完美的烟圈、蓝色的光环、灰色的烟团，花园的风破坏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分界线去，线外有茂密的森林，从小山落下的光线给树枝抹上银白。劳拉似乎是为了喘口气，说起前两次访问疯人院的经过，毫无结果，但是有趣。接着，她对诗人说了她真正想要说的话：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她知道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渴望逃走；她知道被损坏和伤残的爱情总会留下一线希望，而希望就是她的计划（或者计划就是她的希望），落实这个计划、目标就是跟她一起逃离疯人院，踏上去法国的道路。那她呢？诗人问道，他每天吃十六片药，写写他的幻觉，一面指指不动声色站立阅读诗人作品的因玛，仿佛她那衬裙和长裙不允许她坐下。劳拉说：她会帮助咱们的。说真话，这计划是她想出来的。咱们像朝圣者那样翻山到法国去。咱们先去圣让·德吕兹，然后去坐火车。火车带着咱们穿越田野，一年四季，现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光，最后到达巴黎。咱们一起住在青年旅馆里。这都是因玛的计划。我和因玛做清洁工，或者去巴黎的富人区看孩子。你在家里写诗。晚上，你给我们朗诵你的诗歌，跟我做爱。这是因玛考虑了各个细节后制定的计划。等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就能怀上孕。这就是你不会成为绝户的铁证。那些敌视你的家里人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再继续工作几个月。但到了分娩的时候，因玛就要加倍干活啦。咱们会像乞丐先知或者儿童先知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巴黎的眼睛聚焦在别的目标上：时装、电影、赌博、法国和美国文学、美食、国内生产总值、武器出口、大量制造麻醉剂，所有这些将是咱们胎儿最初几个月的环境。再往后，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咱们就回西班牙。但是，这一回，咱们不走伊伦，而是走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壤的拉洪克拉或博港海关。诗人兴致勃勃地看看她（也兴致勃勃地看看因玛；她目不转睛地阅读他的诗歌——据他回忆，是五年前写的）；然后，再吐出奇形怪状的烟圈，好像他在蒙德拉贡这漫长的时间里，一门心思投入到喷吐烟圈的罕见艺术中。劳拉问他：怎么吐出来的？他说，舌头加嘴唇的变化。有时，你好像用横纹肌。有时，好像你自己在烧烟圈。有时，你好像在嘬一个中等大小的鸡巴。有时，你好像在一座禅室里用禅弓射禅箭。劳拉说：啊，明白了。诗人说：你，朗诵一首诗吧！因玛看看诗人，把书稍稍举高些，好像打算躲到书后面去。什么诗？诗人回答说：你喜欢的就行。因玛说：我都喜欢。诗人说：那随便朗诵一首吧！等因玛刚朗诵完一首说迷宫、消失在迷宫里的阿特丽达和一个居住在巴黎楼阁的西班牙青年的诗歌时，诗人就问她俩有没有巧克力。劳拉说：没有。因玛证明说：如今我俩不吸毒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你的营救中了。诗人微微一笑，说道：我说的不是那种巧克力，而是真的用可可、奶粉和糖制作的巧克力。劳拉说：啊，明白了。可她俩只好承认并没随身携带那种糖果。她俩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的奶酪三明治。于是，赶忙拿了出来。可是，诗人好像充耳不闻。夜幕降临前，一群黑色的大鸟飞越花园上空，随后消失在北方。一个医生身穿白大褂，沿着碎石小路，在晚风吹拂下，懒洋洋地走过来。医生走到三人身边时，问诗人他感觉怎么样，从直呼诗人的名字来看，仿佛二人从小就是朋友。诗人漠然地看医生一眼，也用那人的名字称呼对方，说感觉有点疲倦。医生名叫格尔卡，肯定不超过三十岁，在诗人身边坐下来，摸摸诗人的额头，给诗人号脉。医生诊断说，可是，好家伙，你很棒啊！接着，他乐观而又健康的一笑，问道：两位小姐怎么样啊？因玛没吭声。劳拉心里想此时此刻，因玛一定急于躲到书后面去呢。劳拉说：我们很好啊，跟诗人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一见真是好极了！医生问：这么说，你们老早就认识了？因玛说：我以前不认识诗人。说着，她把书翻过去一页。劳拉说：我老早就认识他，他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跟诗人在巴塞罗那就是朋友了。劳拉说话的时候，看看天上黑色的大鸟、那些落在后面的鸟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疯人院的配电室点燃了花园的灯，她说，我和诗人的关系超过了一般朋友。格尔卡医生说：真有趣！一面继续注视着鸟群，灯光给大鸟染上一层金光。医生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劳拉声音如丝般地回答说：1979或者1978，记不清楚了。医生说：您别以为我是个冒失鬼，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为咱们的诗人立传，搜集的资料越多越好，锦上添花啊，您说是不是？医生摸摸眉毛说，诗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总有一天西班牙公众会承认他是一位大师，我不是说给他什么奖，什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啊，不会轮上他的；什么塞万提斯文学奖啊，更不会让他懒洋洋地坐到皇家学院院士的交椅上，因为西班牙的文学之路是为了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马屁精铺设的，请您原谅这粗俗的说法。但总有一天诗人会离开这里的。还有我的患者以及我同事们的患者都是要走的。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最终离开蒙德拉贡的。这座尊贵的教会慈善机构将会空无一人。到那时，我写的诗人传记就有价值，就可以出版了。但是，眼下，各位都明白，我得搜集资料：日期、名字；我得核对事实真相，那里面有真，有假，甚至有会伤害别人的材料，有些事情是非常古怪的，有些故事现在一直围绕一个混乱的引力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位诗人朋友，或者说，他打算向我们展示一个表面有秩序的中心，那是个有意（有战略意义，但目的不详）掩饰一种无序话语的表面秩序；假如我们感受一下这无序话语的紊乱，哪怕仅仅是剧场上的观众，也会震动不已，甚至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劳拉说：大夫，您是太阳。因玛感到牙齿酸痛。这时，劳拉打算给格尔卡医生讲讲她跟诗人的性交体验。可是，因玛凑到她身边加以阻止，用鞋尖踢她踝子骨一下。这个时候，诗人已经又一次向空中吐出烟圈，一面回想起巴塞罗那新区的住宅，想起哲学家，虽说眼睛没有发光，但是面部熠熠生辉：颧骨、下巴颏、消瘦的面颊，仿佛他迷失在亚马逊地区，有三名塞维利亚教士营救他，或者说有三头六臂的魔鬼教士营救他，这魔鬼的模样也吓不倒他。于是，他面对劳拉，打听哲学家的情况，说出了哲学家的名字，回忆起他住在哲学家家里几个月的时光：他没工作，开沉重的玩笑，从窗户里扔下不是他购买的图书（与此同时，哲学家连忙跑下楼去捡书。这事并不经常发生），把音乐放到最大音量，睡觉很少，笑声很多，偶尔搞搞翻译和写写文章的时候，还要吃点兴奋剂。这时，劳拉方才感到害怕，用双手蒙住了面颊。而因玛终于把诗集放进了手提包，然后也用瘦小的双手捂住脸。格尔卡医生看看两位女士，又看看诗人，心中暗暗发笑。但还没等他笑声压在心头，劳拉说哲学家不久前逝世了，死于艾滋病。诗人连连叹息：哎呀，哎呀，哎呀！诗人说，让我也趁热走了吧！让人们去笑吧！诗人说，不是因为你要早起，黎明就得提前啊。劳拉说：我喜欢你。诗人起身，又向因玛要香烟。她说，明天吧。医生和诗人沿着一条通往疯人院的道路渐行渐远了。劳拉和因玛则向出口走去。在大门口，她俩遇到了另外一个疯子的弟弟和一个工人疯子的儿子以及一位面带忧伤的太太，她表弟也关在蒙德拉贡疯人院里。

次日，劳拉和因玛再次来到疯人院门口。工作人员说，她俩要见的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形依然如故。终于有一天，她俩的钱花光了。因玛决定回到公路上去，这一回向南，去马德里，因为她有个哥哥在民主过渡时期捞到一个肥缺。她打算跟哥哥借钱。劳拉没力气旅行，于是决定留在客栈等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劳拉孤独一人，为了打发时间，就给阿玛尔菲塔诺写长信，讲述她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去疯人院附近散步的情况。扶着疯人院的栅栏，她想像着自己与诗人心灵沟通的情景。但更多的时候，她去附近的森林里寻找一块空地，看书，或者收集花草，制作成花束，扔进栅栏里，或者带回客栈。有一次，一个顺路拉她的司机问她是否愿意去公墓看看。她接受了邀请。司机把汽车停在公墓外面一棵槐树下。她和司机在坟墓之间散步。墓碑上的名字大多为巴斯克语。二人一直走到司机母亲的坟前。司机说他喜欢在坟墓旁边干。劳拉笑了，谨慎地提醒他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主路上行人观看的目标。司机想了一下，说道：啊，对。二人找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性交的时间没有超过十五分钟。司机名叫拉拉萨瓦尔，虽然他有全名，但是不愿意告诉劳拉。他说，朋友们就叫我拉拉萨瓦尔。后来，他告诉劳拉：在公墓做爱这不是第一次。以前跟女朋友干过，跟歌舞厅里认识的一位女士干过，跟圣塞瓦斯蒂安两个妓女干过。二人起身要走的时候，司机想给她钞票。她不要。进了车里后，二人聊了很长时间。拉拉萨瓦尔问她是不是有个亲戚住在疯人院里，劳拉讲了她的故事。拉拉萨瓦尔说他从来没看过诗歌。他又说，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迷恋诗人。劳拉说，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在墓地做爱的癖好，可是，我不为这个评判你。拉拉萨瓦尔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汽车开到疯人院门前，没等劳拉下车，拉拉萨瓦尔突然塞到她衣袋里一张五千比塞塔的钞票。劳拉发现了他这个动作，没有说话，然后就是独自站在疯人院大铁门前的树下。那里面住的诗人可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到来。

一周过去了，因玛还没有回来。劳拉想像她那矮小的样子、不动声色的眼神、一张有文化农妇的面孔，或者是中学女教师的模样，出现在史前的荒原上，像个身穿黑衣的几乎五十岁的农妇，不看左右，不回头，穿行于峡谷间，无法辨别什么是大批猛兽的足迹、什么是食草动物逃走的痕迹。她想像着因玛伫立在路口的神情，巨型载重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并不减速，扬起尘土，但落不到她身上，好像她的犹豫不决和孤立无助的样子成为一种有魅力的潇洒姿态，成为抵御人类无情、自然残酷、命运多舛的保护伞。到了第九天，小客栈的女老板把劳拉轰到了大街上。从这一刻起，劳拉就睡在火车站，睡在几个互相不通姓名乞丐过夜的破棚子里，睡在露天旷野，旁边就是疯人院与外界隔绝的分界线。一天夜里，她招手拦车去了公墓，在一个空穴里睡觉。第二天，她感觉幸福和走运，决定就在空坟里等候因玛归来。她有水喝，可以洗脸，可以刷牙，疯人院很近，是个安静的地方。一天下午，她正在晒一件刚刚洗好的衬衫，晾在公墓大墙边的一块白墓石上，忽然听见从一个陵墓里传出了声音，便连忙过去看看。那座陵墓属于一个名叫拉卡森卡的家族，从陵墓的外观判断，很容易推断出拉卡森卡家族的最后一位已经故去多年，或曰撒手人寰。在陵墓里面，劳拉看见有手电筒的光柱，于是问是谁在那儿。她听见里面有个声音说：哎呀，是你啊！她想可能是小偷，或者整修陵墓的工人，或者是盗墓贼；后来，她听见一种猫叫春的声音；等到她往前走的时候，看见拉拉萨瓦尔青黄色的面孔出现在地穴的栅栏门前。接着，出来一个女人。拉拉萨瓦尔命她在外面汽车旁边等候。他和劳拉手牵手一面谈话一面漫步在公墓内的道路上，直到太阳西下，晚霞照耀着墓碑用金刚砂打磨过的边缘。

疯病是传染的。这是阿玛尔菲塔诺的心里话。他在自己家里的走廊里席地而坐。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无论月亮、星星，还是飘逸的夜光都看不见了，而据说，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无需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星空。

的确，疯病是传染的，而尤其是你在孤独的时候，那么朋友来到就是雪中送炭了。这些话是劳拉几年前在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中说给阿玛尔菲塔诺听的。她说的是拉拉萨瓦尔及时的来到。二人见面的结果是这位巴斯克司机强迫她接受一万比塞塔的借款，还答应她改天再来看她，然后上了汽车，打个手势命令那个等得不耐烦的妓女也上车。那天夜里，劳拉睡在自己那个空穴里，尽管她很想去那座敞开的陵墓过夜。她感到幸福，因为事情开始好转了。拂晓时分，她用一块湿布擦洗了全身，刷了牙齿，梳了头发，穿上干净衣服，然后来到公路上，招手拦车，前往蒙德拉贡疯人院。在镇上，她买了一块羊奶酪和一个长棍面包，在广场上吃了早饭，她真饿了，因为说真的，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随后，她进了一家酒吧，里面挤满了建筑工人。她喝了一杯咖啡牛奶。她已经忘记拉拉萨瓦尔说的要去公墓的钟点了，无所谓；同样无所谓的是，无论拉拉萨瓦尔、公墓、村镇，还是上午这个钟点让人颤抖的风光，她都不在乎。走出酒吧之前，她钻进卫生间，照照镜子。重新走上公路，她招手拦车，直到有个女人停车，问她到哪里去。劳拉答道：去疯人院。这个回答显然让那女人不快，但是仍然说上车吧。那女人也是去疯人院的。她问劳拉：您是看望人，还是自己住院呢？劳拉答道：我去探视。那女人面庞消瘦，微长，几乎没嘴唇，这让她显得冷漠和算计，虽然颧骨漂亮；身穿职业妇女套装，已婚，大概要管家，照顾丈夫，可能有儿子。她坦率地说：我父亲住在里面。到了门口时，劳拉下了车，那女人独自前行。劳拉在疯人院门旁徘徊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了马匹的嘶鸣声，推测树林那边什么地方一定有跑马俱乐部，或者骑术学校。有一瞬间，她看出有个房屋的红色砖瓦与疯人院毫无关系。她后退几步，回到可以看到花园全景的栅栏旁边。太阳升高的时候，她看见一群患者拥挤地走出一座板岩建成的楼房，随后分散坐到花园各处的长凳上，开始点烟，抽烟。她觉得认出了诗人。他旁边有两名病人；诗人身穿牛仔裤，白衬衫，宽松肥大。她举起双臂打招呼，起初，有些胆怯，好像胳膊被冷空气冻僵了；接着，用明显的方式在依然寒冷的空中画出奇怪的图形，极力要发出的信号达到激光般的紧急效果，试图传出心灵感应的话语。五分钟过去了，她发现诗人正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个疯子对准诗人的腿部踢了一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没喊出来。诗人叫了一声，回敬对方一脚。那个已经回去坐下的疯子，胸口上挨了这一脚，像个小鸟一样被踢伤倒下。在他旁边吸烟的疯子起身去追诗人，逼得诗人跑了十几米远后，不停地踢诗人屁股，抡拳打诗人的后背。然后，他安安静静地回自己座位去了。他旁边的伙伴已经恢复了知觉，正在夸张地揉揉胸脯、脖子和脑袋，实际上，他只是胸膛上挨了一脚。这时，劳拉停止打手势了。长凳上有个疯子开始手淫。另外一个疯子（夸张地揉疼处的那个）在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一支香烟。诗人走近那群疯子。劳拉以为自己听见了诗人的笑声。那是嘲笑，好像在说，小子们，你们不懂得开玩笑啊。可也许诗人没笑。劳拉在给阿玛尔菲塔诺的信中说，也许那笑声是我心里发疯呢。无论怎样，诗人不管他们是否发疯，走近那二人身边，说了点什么。那两个疯子都没吭声。劳拉看见他们望着地面，在草丛里，松软的土里，紧贴着地面有生命在跳动。那是一种糊涂的生命，明净如水。诗人则相反，小心推测地看看病友们的表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寻找可以说明平安回座位的信号。最后，诗人回到了座位上。他举起一只手，表示停战或者投降，坐到了那两个疯子中间去了。他举手的样子好像有人举起一面破旗。他又动动每个手指，仿佛这些手指是火焰中的旗帜，是永不投降的标志。他坐在长凳中间，看看那个正在手淫的疯子，在耳边说了点什么。劳拉没听见，但是清楚地看到了诗人的左手如何伸进了疯子的内裤深处。接着，她看见三个疯子在抽烟。她还看见了刻意制造的烟圈如何从诗人的口鼻中吐出。

阿玛尔菲塔诺从老婆那里收到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没有发信地址，但是有法国邮票。在信里，劳拉讲述了她跟拉拉萨瓦尔谈话的内容。拉拉萨瓦尔说：好呀，你真走运，我这一辈子都想住在公墓里，可你呢，刚一来就住进了坟墓。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他请她住到他家。他愿意每天上午送她到蒙德拉贡疯人院。西班牙最爱幻想的大诗人在疯人院里研究昆虫学啊。拉拉萨瓦尔无条件地给她钱，没有任何要求。有个晚上，他请劳拉看电影。又一个晚上，他送劳拉回小客栈。他问劳拉是否有因玛的消息。一个周六的黎明，二人整整一宿做爱之后，他向劳拉求婚。劳拉提醒他“我已经结婚了”，他也没生气。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啊。他在街头小摊上给她买了一条裙子，在圣塞瓦斯蒂安市中心的商店买了名牌牛仔裤。他跟她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是全心全意热爱妈妈的；还谈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跟他们有些疏远了。这些话题丝毫没感动劳拉，或者说她有所感动，但不是他期望的程度。对于劳拉来说，那几天的日子如同漫长的太空之旅后用降落伞的延时着陆。她已经不是每天去蒙德拉贡疯人院了，而是每三天去一次。站在栅栏外面，她已经不抱见到诗人的任何希望了，最多希望看见什么手势，但她事先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懂得那手势的意思，或者过去多年后才能懂得的意思，可到那时一切都毫无意义了。有时，她没给拉拉萨瓦尔打电话，也没给他留字条，就在外面过夜了。于是，他就开车去公墓、疯人院，去她住过的小客栈，去圣塞瓦斯蒂安乞丐和行人聚集的地方寻找她。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找到了她。一次，他在牡蛎海湾边的长凳上找到了她，那时天色已晚，只有那些已经绝对没时间和曾经掌控过时间的人们在散步了。早晨，是拉拉萨瓦尔做早饭。晚上，是他下班回来做晚饭。白天的其余时间，劳拉只是喝水，大量喝水，只吃一点面包，或者一小块松糕，那是她在闲逛前在街角面包店买的，买一小块，只要能放进衣袋足矣。一天夜里，二人在淋浴的时候，她对拉拉萨瓦尔说，她打算走了，跟他要钱买火车票。他回答说：我可以把我现有的钱都给你，可我不能给你钱让你离开我，我不能再也见不到你啊。劳拉没再坚持下去。她自己设法（她没向阿玛尔菲塔诺说明是什么办法）弄到了刚好买火车票的钱，一天中午她登上了去法国的列车。她在巴约讷待了一段时间。后[3]来去了朗德。又回巴约讷。随后，去波城和卢尔德。一天早晨，她看见一列满载病人的火车：有残废的人、脑残的儿童、长了皮癌的农民、患了晚期疾病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穿着像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举止大方的老妇人、患皮疹的病号、失明的孩子，她不知不觉就开始给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了，好像她是教会安排在那里的一位修女（只是穿着牛仔裤），为了帮助和引导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一登上火车站外面的公交车，或者请大家排队，好像每个人就是一条巨蟒上的鳞片，它虽然老迈、凶狠，但是可能非常健康。后来，意大利列车和来自法国北方的火车到了。劳拉像个夜游神一样在列车中间穿行，她那大大的蓝眼睛已经没有力气眨动，走路的速度很慢，因为积累起来的疲劳让她浑身沉重，慢慢向车站的附属设施走去；有些设施已经改造成急救室，有些变成了抢救室；只有一个房间、最隐秘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停尸间，停放着死于列车快速颠簸、力气耗尽的人们。晚上，她去卢尔德最现代的大楼里睡觉，那是一座钢铁、玻璃制的实用庞然大物，它的脑袋扎满天线，深入来自北方巨大而痛苦的白云中，那白云像溃不成军的队伍一样前进，它只相信自己整体来自西方的力量；或是从比利牛斯山像幽灵一样滑下来。在大楼里，她常常睡在垃圾间，拉开下面一个小门，顺着地面爬进去。有时，她留在火车站的酒吧过夜，因为列车的混乱状态有所缓和；有时，她让本地老人请她喝一杯牛奶咖啡，谈谈电影和农业。一天下午，她以为看到了因玛从马德里列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一群残疾人。那女人的身材与因玛一样，也像因玛一样身穿黑色长裙，也像因玛的脸盘一样是一张卡斯蒂利亚地方修女的脸。她冷静下来了，等着那女人过来，可她没跟那女人打招呼；五分钟后，她连推带搡地离开了卢尔德车站和卢尔德村，朝着公路走去，然后开始招手拦车。

阿玛尔菲塔诺有五年的时间一点也不知道劳拉的消息。一天下午，他跟女儿在儿童公园玩耍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靠在儿童公园的木栅栏上。他觉得那女子是因玛，跟着女子的目光望去，他松了一口气，发现引起因玛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男孩。他身穿短裤，比他女儿稍大，黑发，平直下垂，时不时地盖住额头。在栅栏和政府为家长们安装的长凳之间，有一道树墙延伸到一棵老橡树为止，就是儿童公园的边界了。因玛的手被阳光和冷水磨炼得黝黑、粗糙、坚硬，抚摩着刚刚修剪的树墙，好像别人抚摩小狗的脊背一样。她身边有个特大的塑料袋。阿玛尔菲塔诺打算迈着平稳的脚步走过去，结果徘徊不定。他女儿在滑梯后面排队。忽然间，阿玛尔菲塔诺刚要开口跟因玛说话，却看见那男孩终于察觉了因玛在看他，他把一绺头发甩开，举起右手，连连向因玛招手。于是，因玛好像专门等候孩子的招手一样，默默地举起左手，一面摆手，一面向公园北门走去，外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

劳拉出走五年后，阿玛尔菲塔诺再次收到了她的消息。信很短，来自巴黎。劳拉在信中说她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做清洁工作。是夜班，晚上十点开始，清晨五六点钟结束。夜巴黎很美，像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人们都睡觉了。她乘地铁回家。黎明时分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她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贝努阿，母子生活在一起。她还住过医院。没具体说明是什么病症，也没说是否还病着。她没提任何男人。她没问女儿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劳拉心里，这个女儿好像不存在；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双手捧着信，他哭了一阵。擦眼泪时，方才意识到信是用打字机写的。不用猜疑，他就明白劳拉是在她说的打扫办公室时写成的。刹那间，他想什么打扫卫生都是谎话，劳拉已经在某个大企业里当上了行政助理或者女秘书。后来，他看明白了。他看见两排桌子中间有吸尘器，看见一盆室内植物旁边有个打蜡机，形状像猎狗和猪交配，看见有扇大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的巴黎，看见劳拉身穿保洁公司的防尘服、一件蓝色破旧的防尘服，坐在那里写信，或许还极慢地抽烟，看见劳拉的手指、劳拉的手腕、劳拉无神的眼睛，看见水银玻璃上映照出来的又一个劳拉轻飘飘地浮在巴黎上空，如同一张经过处理（可实际上没有处理过）的照片，漂浮着，沉思地漂浮着，疲倦地漂浮在巴黎上空，从最寒冷的地方发出激动的信息。

寄出这最后一封信后又两年、扔下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之后七年，劳拉回到家中，但没看到任何人。在三周的时间里，她根据记忆中的老地址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一些人不给她开门，因为没有认出她来；或者因为已经把她给忘记了。有些人只在门外接待她，因为不信任，或者因为劳拉干脆弄错了地址。少数人请她进门，为她端上来咖啡或茶。劳拉婉言谢绝，因为她急于看到女儿和丈夫。起初，寻找的结果让她感到沮丧和不真实。她跟一些连她自己也不记得的人谈话。晚上，她睡在步行街附近的小客栈里。小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外国劳工。她发现城市有变化，但说不出变化在哪里。下午，走了一整天之后，她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休息，倾听进进出出的人们说些什么；进出的人们大多为游客。她阅读关于希腊、巫术和健康生活的法文书。有时，她觉得自己像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伊莱克特拉，隐姓埋名地在迈锡尼闲逛，一个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女杀手；这个女杀手的心理无人理解，无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还是肯于施舍的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墨冬和斯特洛菲俄斯的母亲、一位站在窗前欣赏自己孩子游戏的幸福母亲；而内心深处，蓝天挣扎在地中海白色的臂弯里。[4]她低声说着：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在这两个名字中间包含着许多男人的面孔，就是没有阿玛尔菲塔诺的，正是她现在寻找的男人啊。一天晚上，她遇到丈夫过去的学生，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好像大学期间爱上过她。这位从前的大学生带她回家，告诉她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为她安排了一人住的客房。第二天晚上，二人一起吃晚饭，前大学生拥抱了她，她让他抱了几秒钟，好像她也需要拥抱；然后，她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前大学生顿时离开了她，一屁股坐到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了。二人就这样待了几个小时，她坐在椅子上，他坐在镶木地板上，那镶木的样子很怪，颜色黑黄，更像是草编精工地毯。等到桌子上的蜡烛熄灭的时候，她才坐到客厅里去，但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黑暗中，她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啜泣声。她觉得是前大学生在哭泣，于是在哭声的摇晃中睡着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和前大学生加倍努力寻找。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了阿玛尔菲塔诺，但认不出他了。他比从前胖了，头发脱落了。她老远看见了他，一点也没犹豫，向他走去。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一棵落叶松下，心不在焉地抽烟。她说：你变得很厉害啊。阿玛尔菲塔诺立刻认出了老婆。他说：你可没变啊。她说：谢谢。接着，阿玛尔菲塔诺起身，二人一起走了。

那个时期，阿玛尔菲塔诺住在圣古卡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哲学课，距离学校较近。女儿罗莎在镇上国立小学读书，早晨八点半离开家门，下午五点才回家。劳拉看见了罗莎，说她是她的母亲。罗莎惊叫一声，上去拥抱妈妈，几乎马上就离开了，一头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天夜里，劳拉淋浴完毕，在沙发上铺床，一面对丈夫说她病得厉害，可能快要死了，她回来是要见罗莎最后一面。阿玛尔菲塔诺提出明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劳拉拒绝了，说法国医生一向比西班牙医生好；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诊断书，当然是法文的，写明她患上了艾滋病。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从大学里回来，看见劳拉和罗莎沿着车站附近的街道牵手散步。他不想打搅母女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母女一起看电视呢。后来，等罗莎睡觉时，他问她儿子贝努阿如何。有好大工夫，劳拉沉默不语；然后像看照片似的回忆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惊喜或害怕的表情；然后她说，贝努阿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第一个知道她要死了的人是儿子。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这话是谁告诉他的，虽然他无可奈何地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劳拉说，只要看看，用不着谁说。阿玛尔菲塔诺说：知道母亲要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劳拉说：更可怕的是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对不能说谎话。劳拉待到第五天，从法国带来的药品马上要用光了，一天早晨，她对丈夫和女儿说她得走了。她说：贝努阿太小，他需要我。她说，不对，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可他还是太小啊。她最后说，我不知道谁需要谁；但真实情况是，我应该去看看他怎么样了。早晨，阿玛尔菲塔诺给劳拉写了一个便条放在桌子上，还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他的积蓄。等到下课归来，他以为劳拉已经走了。于是去学校接罗莎。父女二人走路回家。一进家门，二人看到劳拉面对电视机而坐，电视开着，但音量最小。她正在看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三人一起吃了晚饭。将近午夜的时候，罗莎要上床去了。阿玛尔菲塔诺送女儿去卧室，帮她脱衣服，给她盖好被子。劳拉这时在客厅等着他，拿着行李箱，准备离去。阿玛尔菲塔诺对她说：今天晚上你最好留下，太晚了，出门不合适。他撒谎说，已经没有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了。她说：我不坐火车。我拦车搭乘。阿玛尔菲塔诺低下头来说她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走了。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证实了本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拦车搭乘的女子被奸杀事件。一切平安无事。

但是，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圣特莱莎大学好像一处突然趾高气扬地沉思起来的公墓。也像一处空空荡荡的歌舞厅。

一天下午，阿玛尔菲塔诺只穿了衬衣来到院子里，仿佛地主老爷骑马出游，欣赏他无边的领地。此前，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用厨房的刀开启一个个书箱；他在书箱里发现一本非常奇怪的图书；他不记得买过这样的书，也不记得有人给他送过。这本书就是拉法埃尔·迭斯特写的《几何学遗嘱》，由卡斯特罗出版社于1975年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出版，显然是一本几何学的著作，阿玛尔菲塔诺几乎不了解[5]这个学科。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欧几里得、伊万诺[6][7]维奇·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的入门”，第二部分是“几何学中的运动”，第三部分是“V公设的三个论证”。毫无疑问，这第三部分是最神秘的，因为阿玛尔菲塔诺根本想不出这个V公设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内容，再说他也没兴趣知道，虽说这没兴趣不能推诿于缺乏好奇心，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很大；而是原因在于下午横扫圣特莱莎的炎热，这是一种干燥、扬尘的炎热，是似火的骄阳造成的，是躲避不开的，除非你居住在有空调设备的新楼里，可阿玛尔菲塔诺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作者几位朋友的帮助，他们名垂千古，好像晚会结束后的一张照片，在第4页上，通常那里会有出版人的住址。上面写道：“下列各位以本书的出版向拉法埃尔·迭斯特表示敬意：拉蒙·巴尔塔·多明盖斯，依萨克·迪亚斯·巴尔多，费力贝·费尔南德斯·阿尔迈斯托，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尔·里艾格，阿尔瓦罗·席尔·瓦雷拉，多明各·加西亚-撒贝尔，瓦林丁·帕斯-安特拉德以及路易斯·塞奥阿那·洛佩兹。”阿玛尔菲塔诺觉得这些朋友的姓氏用粗体，而接受敬意的对象的名字却不用，实在是个奇怪的习惯。书的勒口处提醒说，《几何学遗嘱》实际上是三本书，“有其完整性，但是从功能角度说，各部分的关联是由整体安排的。”接着，又写道，“迭斯特这部著作是他关于空间的调查和思考的最后解析，他提出的概念包含在几何学原理的任何有条理的讨论中。”看到这里，阿玛尔菲塔诺认为应该想到拉法埃尔·迭斯特是个诗人。是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自然是这个地区的诗人嘛，因为他很早就定居在加利西亚了。他那些朋友和赞助出版这本书的人们也是加利西亚人，当然如此了，或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加利西亚。有可能迭斯特从前在拉科鲁尼亚[8]市或者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的大学里授课，或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里给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教几何学，一面望着窗外加利西亚冬季经常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和瓢泼大雨。在书的后勒口处还有关于迭斯特的其他资料。上面写道：“在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创作中，有变化，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紧紧围绕个人发展的要求：诗歌创作与纯理论思辨处于同一地平线的两极，本书有着直接的先例，例如，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平行性新论》；最新作品[9]还有《论芝诺的多样性》和《什么是公理》，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部分，题为《可动性与相似性》。”阿玛尔菲塔诺脸上流淌着汗水，微小的灰尘颗粒粘住了汗水，他想到，这么说迭斯特对几何学的热情不是新产物。赞助他的那些人，根据这个新信息，实际上不是那批每天夜里聚在俱乐部喝酒、聊天的朋友，这些人谈政治，或者谈足球，或者谈情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闪电般地变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同事，毫无疑问，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另外一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所有的人都有权有势，或者比较有权有势；但无法避免的是经常聚会，一天不聚，如同乡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就像非常孤独的人一样，但也很像非常傲慢的人一样，在拉科鲁尼亚市俱乐部喝法国高级白兰地，或者苏格兰威士忌，大谈阴谋与爱情，与此同时，他们的老婆，如果是鳏夫，那就是女仆，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做晚饭。不管怎么说吧，对阿玛尔菲塔诺来说，问题在于这本书是怎么跑到他的书箱里的！在半小时里，他搜肠刮肚地回忆此事，一面翻阅着迭斯特这本书，但并没有多加注意；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是个超出了他想像范围的秘密；但是，他不认输。于是，他问女儿罗莎——那时正在卫生间里打扮——这本书是不是她的。女儿看了一眼，说不是。阿玛尔菲塔诺恳求女儿再看一下，恳求她用完全肯定的口气说是不是她的。罗莎问父亲他是不是不舒服啊。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感觉很好啊。可这本书不是我的，它出现在我从巴塞罗那寄出来的一个书箱里。罗莎用加泰罗尼亚语回答说：用不着担心！然后继续打扮。阿玛尔菲塔诺也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健忘症。罗莎又看了看那本书，说道：也许是我的吧。你肯定？阿玛尔菲塔诺问道。罗莎说：不，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阿玛尔菲塔诺离开了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女儿，重返那被破坏的花园，那里的一切都是浅棕色的，好像沙漠已经在他的新家附近落户。他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他归纳了一下可能买这本书的地方。他翻翻第一页、最后一页和封底，寻找地址；他在第一页发现一个书签，写着新页书店，S.L.，蒙特洛河37号，电话：981-59-44-06和981-59-44-18，圣地亚哥。显然这个圣地亚哥不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那里是阿玛尔菲塔诺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发现自己处于全面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不看书页，付款，走人。显然，这里的圣地亚哥是指加利西亚地区的坎波斯特拉。在一瞬间，阿玛尔菲塔诺想到了沿着圣地亚哥道路的朝圣之旅。他向院子深处走去，那里有木栅栏与邻居的水泥大墙为界。此前，他没注意过这道墙。他想，上面一定带有玻璃碎片，是房产主害怕有不速之客来访。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在破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墙头上也扎满了玻璃碎片，但主要是啤酒和白酒瓶的绿色和棕色的玻璃。阿玛尔菲塔诺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做梦都没梦见过；这时他正站在左侧大墙的阴影下。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或者没关系；他在巴塞罗那经常光顾的几家书店直接从西班牙别的书店买进一些藏书，那些书店抛售藏书，或者因为倒闭而处理图书，或者兼做批发和零售图书。他想，可能把这本书送到我手里的是莱艾书店，或者是中央书店；我去那里要买哲学书的时候，售货员（或者女售货员）因为著名作家贝雷·金费雷尔、罗德里戈·雷耶·罗沙和胡安·威耶罗来到书店而激动万分，这些作家在讨论乘飞机有没有好处、空难问题、起飞与降落比较哪个更危险，这个时候售货员由于分心而出错，把这本书就塞进我书包里了。也可能是中央书店。但事情果真如此，那我回到家中打开书包或者包裹时应该发现啊；当然，除非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可怕或者恐怖的事情，因而打消了我检查新书的念头。甚至有可能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拆开包裹，把新书放在床头桌上，而把迭斯特的书放到了书架上，因为被刚刚在大街上看见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了，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持刀拦路抢劫，可能是一起地铁自杀事件；阿玛尔菲塔诺想，即使我在现场看见，那现在肯定也能记得，或者至少现在脑海里存有模糊记忆啊。他可能不记得《几何学遗嘱》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让他忘记《几何学遗嘱》的那次车祸。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落到圣特莱莎，怎么会跟其他图书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前进入了书箱里并且寄送到墨西哥来呢？放入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在沉思默想？怎么可能把书装箱而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呢！莫非原来打算一到墨西哥北方就阅读这本书吗？莫非打算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陆续研究几何学？如果这是他的研究计划，那么到了这座荒原中的城市，怎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莫非他和女儿从东向西飞行的同时，这本书在他脑海里失踪了吗？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圣特莱莎，就在等候书箱到达的期间，他忘记了这本书？迭斯特这本书像一种继发性时差综合征那样消失了吗？

对这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他并非总是有思想的，为此，称之为思想可能有些夸张。是些感觉。是游戏式的想法。就好像走近一扇窗户，不得不看外星风光。他认为（他喜欢这个认为），如果你在巴塞罗那，那么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的人们，就不存在了。时差仅仅是失踪的面具。这样的话，如果你临时去那些理论上不应存在或者还没有自己合适时间以便立足和正确榫接的城市，那么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时差现象。那不是因为你累了（假如你没旅行的话），而是因为那些应该睡觉的人们感觉疲倦了。事情有些像这个现象，有可能他在什么小说里读过，或者在什么科幻小说里看过，然而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感觉，或者这些胡思乱想，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它把痛苦——漫长、自然和总是可以克服的——变成了个人的记忆，短暂、有人情味和可以隐藏起来。它把一个不公正、不法行为、一个没头没尾不连贯的号叫变成一个结构缜密的故事：总有可能发生自杀行为。它把逃亡变成自由，包括自由只用于继续逃亡。它把混乱变成秩序，虽然代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清醒理智。

而尽管后来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关于拉法埃尔·迭斯特的生平传记资料，证实了他的感觉，或者说堂多明各·[10]加西亚-撒为尔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加西亚-撒为尔在题为《受到特别启示的直觉》一书中的序言里，特别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有时间）；有这种感觉的时间是那个下午，他像个中世纪的地主一样走遍他那个荒凉的庭院，与此同时，他那中世纪公主般的女儿在卫生间里对镜梳妆，而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为什么和在哪里买的那本书，又是如何把那本书最后装入箱子里并且与其他他最熟悉和亲爱的图书一道寄到了这座位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之间面对沙漠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来的。这时，恰恰是这时，好像是一系列与有时幸福、有时不幸后果联系的事情开始一样，罗莎从房子里出来，说她要跟女友看电影去；她问父亲是不是有钥匙。父亲说有。接着，他听见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是女儿走在破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小院门（不到她腰间高）的关闭声；最后是女儿走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渐渐向公交车站走去和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于是，阿玛尔菲塔诺走到破花园的前部，探头向街上张望；他没看见汽车，也没看见罗莎，左手用力捏紧迭斯特那本书。接着，他望望天空，看见一个特大、满是皱褶的月亮，尽管夜幕没有降临。随后，他再次向破花园的深处走去；片刻间，他保持安静，向前后左右看看，想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尽管是大白天，面对西方，蒂华纳的方向，阳光仍然灿烂，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些绳子，有四排，一头拴在一个小足球门的横梁上，一头拴在大墙的吊钩上；球门两侧各有一个一米八的木棍埋在地下，显得很结实。那是晾晒衣服的地方，虽然他只看见罗莎一件白色花领衬衫、两条内裤和两条还在滴水的毛巾挂在那里。洗衣房在墙角的砖屋里。有一阵工夫，他一动不动，张着嘴巴呼吸，扶着那晾晒场的横梁。接着，他走进砖屋，样子好像正在缺氧，从带商标的超市塑料袋（每星期跟女儿去购物用的）里，掏出三个衣服夹子（他非得管夹子叫“狗狗”），把那本书夹住挂在绳子上，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回家去了。[11]

当然，这主意是杜尚的。

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期间仅存或者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件[12]ready-made。虽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件ready-made，这是一种[13]安抚命运又避免警铃的方式。对此，卡文·托姆金斯写道：“杜尚适逢妹妹苏珊与他好友让·克罗迪于1919年4月14日在巴黎结婚，通过邮局给这对新人寄了礼物。就是指示新婚夫妇如何把一本几何学著作悬挂在家中的窗户上，让清风翻书、选择问题、掀动页码和撕扯下来。”由此可见，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玩国际象棋。托姆金斯继续写道：“有可能这个倒霉的ready-made由于缺少欢乐，这个礼物对于新婚夫妇来说不讨人喜欢。可是苏珊和她丈夫心情愉快地遵照指示办了。事实是，夫妻二人甚至给那本悬挂的书拍了照片（上面的形象成为这本著作惟一的证据，但是著作没能从风吹雨打中幸存下来）。后来，苏珊给这本书作了一幅画，题为《杜尚倒霉的ready-made》。正如后来杜尚给卡巴内解释的那样：‘把幸福和不幸的想法引入ready-made中让我感到开心，然后是风雨和漫天飞舞的书页，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实际上，我撤回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玩国际象棋的说法。跟他在一起的依冯娜终于厌倦了那没完没了的科学游戏，回法国去了。托姆金斯继续写道：“近年来，杜尚对一位采访者坦诚地说，他因为败坏了‘一本满是原则的书之严肃性’而感到快活；他甚至暗示一位记者，那本几何学著作由于经受了风吹雨打而终于领会了生活[14]四件事。”

那天晚上，罗莎回到家中时，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趁机告诉女儿他把迭斯特那本书已经悬挂在晾衣场上了。罗莎看看爸爸，仿佛什么也没听懂。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挂上是因为有可能会用水管把它浇湿，也不是因为我会泼水；现在挂上它仅仅因为需要挂上它，看看它如何抵抗风吹日晒、这种沙漠天气的考验。罗莎说：我希望您别发疯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的。别担心！恰到好处地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说，我通知你，为的是别把书摘下来。你就权当那本书不在了吧。好吧。罗莎说完就钻进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就在学生们边听边记的时候，开始画一些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长方形，在每个顶点上写个名字，可以说是受偶然支配，或者懒散而为，或是由于比学生、课程和那几天笼罩全城的炎热更巨大的厌烦情绪所致。图形如下：图1图2图3

他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发现了那张纸，在没扔进垃圾桶前，仔细看了几分钟。图1除去令人厌烦，没什么可多说的。图2似乎是图1的延伸，但是补充进去的名字他觉得有些混乱。色诺克拉底还能放进去，不乏绝妙的逻辑，但是，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在上面干什么？还有，老天爷啊，那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佩德罗·达·封塞卡是成千上万个评论亚里斯多德的成员之一，就算是末流的思想家也排不上他啊！而图3恰恰相反，有点逻辑、一点傻小子的逻辑，在沙漠里流浪少年的逻辑，衣服破烂，但毕竟有衣服。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名字都是操心上帝存在本体论论证的哲学家。插入长方形的三角形顶端的B可能是上帝，或者是从上帝本质里出现的存在。直到那时，阿玛尔菲塔诺才注意到图2也有A和B，他才丝毫没有怀疑自己不习惯的炎热在他上课的时候让他精神恍惚。

但是，那天晚上，阿玛尔菲塔诺晚饭后，听完电视新闻，又给西尔瓦·佩雷斯女教授（正在为索诺拉州警察和圣特莱莎市警察调查犯罪的方式而生气）打了电话之后，又在书房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另外三张图。毫无疑问，画图的是他自己。事实是，他回想起自己稀里糊涂地在一张白纸上乱涂，一面想着别的事情。图4是这样的：图4图5图6

图4有点奇怪。他有好多年没想特伦德伦伯格了。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想起他呢？为什么会有柏格森、海德格尔、尼采和斯宾格勒陪他在一起呢？他觉得图5更加奇怪。科拉科夫斯基和瓦蒂莫出现在这里。被人们遗忘的怀特海到场。可尤其是居友，让-玛丽·居友令人意外地来了，可怜的居友1888年三十四岁就去世了，一些爱开玩笑的人称他为“法国尼采”；在大千世界里，追随他思想的人超不过十个，而实际上，只有六七人，阿玛尔菲塔诺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在巴塞罗那认识了西班牙惟一的居友追随者——一位赫罗纳的腼腆教师以及他研究居友的方法，他的最大愿望是发现居友的一篇文章（不知是诗歌，还是散文，亦或哲学论文），用英语写成，发表在1886-18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报刊上。最后的图6最为奇怪（哲学味最少）。在横线的一端出现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1938年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不应该把此人与伊万·尼基丁·斯米尔诺夫混淆起来，后者于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被极左分子枪毙；而这条横线的另外一端出现了苏斯洛夫的名字，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头子，能化种种罪孽为神奇，有雄辩之才。但是，这条横线被两条斜线穿过，上端写着马里奥·邦格以及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下端写着哈罗德·布鲁姆以及艾伦·布鲁姆，这就太像开玩笑了。另外，这是阿玛尔菲塔诺不理解的玩笑，尤其是两位布鲁姆的出现，肯定有可笑之处，但无论他怎样窥伺，就是不得要领。

那天夜里，女儿睡下以后，阿玛尔菲塔诺从圣特莱莎最大众化的“边境之声”广播台听完最后的新闻节目，到花园里去了；抽了一支香烟，看看荒凉的街道，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向后院走去，好像害怕踩进土坑里，或者是后院的黑暗让他恐惧。迭斯特那本书仍然挂在罗莎当天洗的那件衣服旁边；她那件衣服好像是水泥制成，或者重金属做的，因为它在晚风中纹丝不动，但把那本书吹得晃来晃去，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仿佛要把书从绳上的夹子里解救出来。阿玛尔菲塔诺感觉晚风吹拂着面颊。他脸上有汗水，时断时续的气流擦干了汗珠，让他窝火。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特伦德伦伯格的书房里，好像追随着怀特海的脚步，走在一条运河岸上，仿佛靠近了居友的病榻，请他出主意。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做个幸福的人。好好体验眼下的日子。做个善良的人！或者反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走开！

救命！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在大学图书馆查来查去，找到了更多的迭斯特资料。1899年他出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的里安索镇。开始写作时，他用加利西亚语，后来转向西班牙语，或者是同时使用双语。是戏剧家。内战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具体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在那里发表了《旅行、挑战和沉沦：悲剧、滑稽戏和喜剧》，这部著作由三本已经发表的作品组成。是诗人，散文家。1958年，阿玛尔菲塔诺七岁时，迭斯特出版了前面说过的《平行性新论》。迭斯特还写过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是《费力斯·穆列尔的故事与编造》（1943）。后来，重返西班牙，重返加利西亚。1981年在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去世。[1]西班牙北部城市，靠近法国。[2]阿玛尔菲塔诺的小名。[3]以上均为法国西南部城市。[4]以上均为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5]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6]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俄国数学家。[7]黎曼（Riemann，1826-1866），德国数学家。[8]加利西亚地区的古城，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9]芝诺（Zero of Elea，公元前490—前42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10]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Don Domigo Gancía-Sabell，1909-2003），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医学家、哲学家、作家、皇家学院院士。[11]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法国著名艺术家。[12]英语，指现成品。[13]卡文·托姆金斯（Calvin Tomkins，1925—），美国作家，《马塞尔·杜尚传》的作者。[14]即衣食住行。

罗莎问：这是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反问：什么实验？罗莎：我说的是挂在那里的书在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说：从字面上说，不是什么实验。罗莎问：那为什么要挂在那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忽然心血来潮。这主意是杜尚的。他把一本几何书挂在露天，看看几何能不能学会实际生活中的四件事。罗莎说：你会把书弄坏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会弄坏的，大自然有可能。罗莎说：爸，你一天比一天更疯了。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罗莎说：我从来没见你办事像对一本书这样。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不是我的作品啊。罗莎说：都一样，现在是你的书了。阿玛尔菲塔诺说：真奇怪，本来应该如此，可实际上，我没觉得这是一本应该属于我的书；另外，我感觉，几乎是确信，我现在没有弄坏它任何地方。罗莎说：请您设想一下，眼下它是我的。您把它取下来吧！邻居们会以为您发疯了。阿玛尔菲塔诺说：邻居？就是那些在墙头上安插碎玻璃片的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咱俩的存在，他们比我要疯一千倍。罗莎说：不是那些人，是另外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咱们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阿玛尔菲塔诺问：有人找你麻烦了？罗莎说：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没问题了。别为那些傻话担心。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把一本书挂在绳子上可怕多了。罗莎说：这事代替不了那事。咱们不是动物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让那本书安息吧！记住它并不存在，忘掉它！你从来对几何就没有过兴趣。

每天上午，阿玛尔菲塔诺去大学之前总要穿过后门，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看看那本书。毋庸置疑的是，印刷纸张很好，封面装订结实，足以抵抗风吹雨打。拉法埃尔·迭斯特的老朋友们选择了优质材料给他做告别纪念品，这个告别稍稍有些提前了，是一群有学问的老人（或者戴着真才识学的光环）告别另外一位有学问的老者。阿玛尔菲塔诺想，墨西哥西北的大自然，在他这个破花园里，是微不足道的。一天上午，他在等候公交车把他送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栽花种草，以及在花木店里买一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小树，以及在花园两侧种花。又一天上午，他想，无论对花园如何加工、使之令人愉悦，结果都可能没用，因为他不打算在圣特莱莎逗留很长时间。他想，应该回老家了。可是回哪里去呢？接着，他又想：是什么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这座该死的城市里来呢？难道因为这里是我应该了解的天下少有的黑洞之一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死吗？然后，他看看那本挂在绳子上一动不动的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他真想打开那两个夹子，掸掸书上这里、那里粘上的黄褐色尘土，但是没敢动手。

有时，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圣特莱莎大学，或者坐在家中走廊里，或者阅读学生的论文时，会想起父亲来：父亲喜欢拳击。父亲认为，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十岁的时候对父亲说：爸爸，可我觉得意大利人更是二尾子。您想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吧。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非常严肃地看着儿子。爷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总是感觉自己更多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智利人。他总是喜欢谈拳击，更确切地说，喜欢谈从专业杂志上看来的拳击比赛，或者是体育专栏里的比赛记事。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谈谈罗阿伊萨兄弟、马里奥和鲁本（塔尼的两个外甥），谈谈戈弗雷·斯蒂文斯，一个不会拳击的贵族二尾子，谈谈温贝托·罗阿伊萨（也是塔尼的外甥），很会拳击，但比赛不多，谈谈阿尔图罗·戈多伊，善于骗人，长期有病，谈谈路易斯·维森提尼，一个居住在智利奇廉地区的意大利人，仪表堂堂，可是不幸出生在智利而毁了他的前程，谈谈埃斯塔尼斯劳·罗阿伊萨，就是塔尼，他在美国比赛时被人用最可笑的方法偷走了世界拳王的称号：裁判在第一轮里踩了塔尼的脚丫子，造成塔尼踝骨骨折。阿玛尔菲塔诺的父亲问他：你能想像得到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像不出来。父亲说：你过来，站在我身边，我来踩踩你的脚丫子。阿玛尔菲塔诺说：还是不踩为好。父亲说：嗨，相信我好了！不会出事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改天吧！父亲说：就得是现在！于是，阿玛尔菲塔诺靠近父亲，在父亲周围非常灵活地动来动去，时不时地用左手来个直拳，用右手来个勾拳。突然，父亲向前迈了一小步，踩住了他脚丫子，于是就全完蛋了：阿玛尔菲塔诺动弹不得，打算钳住对手，或者避让，但无论怎样，踝骨受了伤。父亲说：我认为裁判是故意的。不可能用脚一踩，踝骨就伤。后来，各种抨击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智利的拳击手个个都是二尾子，这个臭狗屎的国家，人人都是二尾子，人人都是，毫无例外，个个准备上当受骗，准备让人收买，如果有人让他们摘下手表，他们也乐意脱下裤子。那时，阿玛尔菲塔诺十岁，还没看过体育杂志，而是看历史杂志，尤其是军事史杂志，于是，他这样回答父亲的话：这个位子应该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听了以后，沉默下来，用坦率的赞美和自豪的眼神看看儿子，心里好像在问这鬼小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接着，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仿佛要说什么秘密似的悄悄对儿子说：单个的意大利人都是勇士！他承认，如果抱团，就会出丑。他概括道：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

因此可以推测嘛，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这样想。他向前门走去，到走廊上停步，手里有一杯威士忌；接着，探身到门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停泊的车辆，几小时前被扔下的，散发着（他感觉如此）破铁和鲜血的气味；他没转身回头去室内，而是出门向花园后面走去：《几何学遗嘱》在寂静和黑暗中等候着他呢；他骨子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因为他身上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此外，他讲究个人利益，又讲究教养。有可能他根本不是胆小鬼。虽说他不喜欢拳击。可那时迭斯特那本书飘在空中，清风用黑色手帕擦干了他前额的汗珠。他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父亲的形象，随便什么形象，但是没有结果。回屋内时，他没走后门，而是进了前门；他探身到窗外，向大街两端望去。有几个晚上，他觉得暗中有人在监视他家。

早晨，阿玛尔菲塔诺按照强制性规定看了迭斯特那本书后，走进厨房，把咖啡杯子放到洗碗池中。这时第一个离开家门的是罗莎。正常情况下，父女是要道别的，偶尔有时，比如阿玛尔菲塔诺先进房间，或者随后再去后花园，那么，父亲就说一声“再见”、“注意安全”，或者亲吻女儿一下。一天早晨，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声“再见”，就一屁股坐到书桌前，通过窗户看看后院的晒衣绳。《几何学遗嘱》轻轻摇晃，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忽然，书不动了。在隔壁花园里唱歌的鸟儿们都沉默了。刹那间万籁俱寂。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听见了街门在响和女儿出去的脚步声。接着，他听见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那天夜里，罗莎看租来的影片。阿玛尔菲塔诺给女老师佩雷斯打电话，坦率地承认他的神经越来越混乱。女老师安慰他说：不用过分担心，采取了措施就行，别变成了妄想狂；还提醒他说，被害的女子都是在城里别的区域被绑架的。阿玛尔菲塔诺听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说他神经丰富。女老师没明白这笑话的意思。于是，阿玛尔菲塔诺愤怒地想，这个鬼地方，人人都稀里糊涂。接着，女老师试图说服他周末一起外出，他带女儿，她带儿子。阿玛尔菲塔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道：上哪儿去？她说：咱们可以去距离城里二十公里处的一家乡村饮食店吃饭，那里让人特别愉快，有给年轻人准备的游泳池，有座巨大的露天遮阳花台，可以眺望石英山，一座有黑色矿脉的银色山峦。山顶处，有座黑砖古庙。里面很黑，只有从天窗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墙壁上写满了19世纪游客的留言，是那些大胆翻越奇瓦瓦与索诺拉之间山头的人们所为。

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和圣特莱莎大学最初的日子里是可怕的，虽然他仅仅意识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他感觉不好，把这归咎于时差，没太在意。系里刚刚毕业的年轻同事，一个埃莫西约的小伙子问他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放弃巴塞罗那大学宁愿来到圣特莱莎大学的。但愿别是气候！青年教师这样加了一句。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里的气候我觉得很好啊。青年教师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可我之所以跟您这么说，是因为凡是冲着气候来这里的人都有病，我衷心希望您没病。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是因为气候；我在巴塞罗那的合同结束了，佩雷斯老师说服我来这里工作。此前，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佩雷斯老师的，后来有两次机会在巴塞罗那见面。正是她负责给我们租下房子和购买家具，后来没等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把租金给了她。房子位于美景小区，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住区，都是一两层楼，都有花园。人行道由于有两棵大树遮蔽而阴凉、宜人，但路面被树根破坏得厉害；从有些人家的栅栏后面可以看到处于破败之中的房屋，仿佛街坊四邻已经仓皇出逃，来不及卖掉产业；据此推测，在这个小区租房并不困难，这与佩雷斯老师的断言相左。在阿玛尔菲塔诺来到圣特莱莎次日，佩雷斯老师就把语言文学系主任介绍给他。主任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主任名叫奥古斯托·盖拉，皮肤有着胖人的白皙光泽，但实际上消瘦、结实。他显得不自信，尽管极力装出直爽和英武的架势加以掩饰。不太相信哲学的功能，为此，在哲学的教学方面，与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现时与未来奇迹相比，哲学处于明显的退步之中。对于他这番话，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回答说，是否觉得文学的处境也如此呢。盖拉主任说：不，不，瞧您说哪里去了！文学还是有前途的；文学和历史都有前途。您注意到没有？从前传记文学没有市场，可如今大家只看传记文学。请注意！我说的是传记，而不是自传！人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别人的生活、当代名人的生活，了解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或者了解马上就要成功的人士；人们还想知道那些chincuales的人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看看能从中学点什么，虽然不准备经受磨炼。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问：“chincuales”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从前没听说过这是些什么人。盖拉问：真的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发誓，真的！于是，系主任招呼佩雷斯老师：佩老师，您知道“chincuales”在这里是指什么人吗？佩雷斯老师一下子挽住阿玛尔菲塔诺的胳膊，好像二人是新郎和新娘，非常坦诚地说，一点都不清楚，虽说“chincuales”的意思并不陌生。阿玛尔菲塔诺想，哎，真是一群愚钝的人。盖拉说：chincuales是个多义词，就像我们的西班牙语许多词汇一样，它头一个意思是，跳蚤或者臭虫咬的红点。这些红点痒痒，人受不了就会不停地抓挠，这是自然的。然后是第二个词义，指的是不安静的人，扭来扭去，抓挠不止，让旁边观看的人们也神经紧张起来。可以说是欧洲疥疮，在欧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传染的渠道是公共厕所，或者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种可怕的卫生间。从这个词义又推出最后一个意思：“不安分的人”，指的是旅行家、思想上的探索者，就是指心灵上不能安静的人们。阿玛尔菲塔诺说：哦！原来如此！佩雷斯老师说：讲得好！在那次系主任办公室的临时聚会上（阿玛尔菲塔诺认为是欢迎会），还有系里三位教师和系主任的女秘书在场。后者打开一瓶加州生产的香槟，给每人分发了香槟和咸饼干。后来，系主任盖拉的儿子来了，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戴黑墨镜，穿运动服，皮肤古铜色；他长时间和父亲的女秘书闲聊，也时不时地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一副开心的样子。

外出远足的前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第一次听见了那个声音。也许此前他听见过那声音，在大街上，或者在梦中；他以为是别人在谈话，或者是在噩梦里。但是，那天夜里，他听见那声音了，毫无疑问，他觉得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起初，他以为自己疯了。那声音说：你好，阿玛尔菲塔诺，别害怕！没事。阿玛尔菲塔诺害怕了，起床，飞快地向女儿房间跑去。罗莎睡得很安静。阿玛尔菲塔诺开了灯，检查了窗户的插销。罗莎醒了，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阿玛尔菲塔诺想，我脸色大概很难看。他在椅子上坐下，告诉女儿他太紧张了，以为听见了什么响动；心里后悔不应该把她带到这座肮脏的城市里来。女儿说：别担心！没事的。阿玛尔菲塔诺亲亲女儿面颊，摸摸她头发，关上房门，但没关电灯。片刻后，就在他从客厅窗户向花园外面张望街道和树木的时候，他听见罗莎熄了灯。他悄悄地从后门出了客厅。他本想拿个手电筒，结果没拿，还是出去了。外面空无一人。晒衣场上，《几何学遗嘱》、女儿的袜子和长裤依然还在。他绕着花园兜了一圈，门廊上没人；走到栅栏附近，查看街上动静，但没出院门；他只看见一条狗慢慢悠悠向马德罗大街、公交车站走去。阿玛尔菲塔诺心想：一条狗向公交车站走去。从他站的地方望去，他觉得发现的不是纯种狗，而是野狗。他想，是一条小狗。他暗自笑了。嘿，这些智利土话，是些心灵上的碎片。那是个巨大的冰球场，面积有智利阿塔卡马大区那么大，玩球的人们永远看不到对手，间或可以看见一个本队的球员。他回屋里去了。锁门，关窗，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快刀，放在一本1900-1930年法国—德国哲学史上，随后，重新回到桌前坐下。那个声音说：“你别以为这对我很容易。要是你以为这对我很容易，那可就是百分之百错了。应该说是困难的。百分之九十是困难的。”阿玛尔菲塔诺想：自己要疯了。家里没有镇静剂。起身，去厨房，用双手捧凉水洗脸，用厨房的抹布加袖子擦干净。他努力回忆在精神病院实验的听觉现象的名称。回到自己书房，关好门，再次坐下，低下头，双手放在桌子上。那声音说：“请原谅。请放心。求你别拿这个当做干涉你的自由。”阿玛尔菲塔诺吃惊地想：干涉我自由？同时跳到窗前，开窗，向花园一侧、隔壁邻居墙头的玻璃碎片张望，还看看街灯的灯光在碎玻璃片上闪光，非常微弱的绿色和橘黄色闪光，仿佛夜里那个钟点的玻璃碎片不再是防护性的，而变成或者游戏性地变成装饰性的了，成为一种舞蹈动作设计中的微小元素，就连那个所谓的设计者、那个邻居贵族老爷也无法辨别在最基本的成分中哪些是影响他玻璃装置的稳定、颜色、防御或进攻配制的部分了。阿玛尔菲塔诺在关上窗户之前想：或者仿佛是墙头上正在生长爬山虎。

那天夜里，那声音没再次显现。可阿玛尔菲塔诺睡得很不好，跳动和颤抖搅乱了睡梦，好像有人在抓挠他的胳膊和双腿，加上浑身大汗淋漓，虽然到了早晨五点钟焦虑的情绪是停止了，可是梦中出现了劳拉，她从一处公园的大栅栏外面向他招手（他站在大栅栏里面），还有两张多年不曾见面的朋友面孔（也许今后永远无法再见），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蒙上尘土的哲学书，可那些书并不因为蒙上尘土就不是好书了。也在这同一时刻，圣特莱莎的警察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尸体，她被扔在郊区的一片荒地上。也在这同一时刻，一股强风、从西方刮来的风，撞在东边的山坡上，在路过圣特莱莎的街道时扬起尘土、扔在大街上的报纸和纸片，还摇晃罗莎挂在后花园的衣服，仿佛那股年轻力壮，但非常短命的劲风，要闻闻阿玛尔菲塔诺的衬衫和长裤，还要钻进他女儿的内裤里，还要阅读几页《几何学遗嘱》，看看那里面是否有宝贝，是否有可以说明疾风经过时为什么有奇怪的街景，或者给他本人说明疾风为什么会如此的道理。

上午八点，阿玛尔菲塔诺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厨房走去。女儿问他这一夜睡得好不好。对这个经过斟酌的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耸了耸肩。当罗莎出门采购准备郊游的食物时，他煮了咖啡、牛奶，端着去客厅。接着，他拉开窗帘，看看天气条件是不是适合去郊游（佩雷斯老师建议的）。他决定去，因为昨天夜里他发生的事，也许就是身体针对本地病毒传染或者感冒初期的回答。去淋浴之前，他测了体温。不发烧。他在水流下坚持了十分钟，一面想着自己昨夜的表现，这让他羞愧，依然满脸通红呢。他时时扬头迎接水流，让热水直接冲在脸上。这里的水味与巴塞罗那不一样。圣特莱莎的水让他感觉味浓，好像没有经过任何净化，矿物质很多，有土味。在刚来的头几天，他和女儿一起就有了勤刷牙的习惯，次数比在巴塞罗那多两倍，因为他感觉牙齿发黑了，好像从索诺拉地下水出来的一层薄膜正在覆盖他的牙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恢复每日刷牙三次或四次了。罗莎更在乎外貌，继续每天刷牙六七次。他上课时，看见有些大学生的牙齿是黄褐色的。佩雷斯老师的牙齿是白的。有一次，他问佩雷斯老师：索诺拉这地方的水真的会让牙齿发黑吗？佩雷斯老师不知道，她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答应去调查。阿玛尔菲塔诺惊慌得连忙说道：无关紧要，无关紧要。请记住我什么也没问您。他已经从佩雷斯老师的面部表情中发觉了一丝不安，好像他这个问题掩藏着别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唐突或者伤人。阿玛尔菲塔诺在喷头下高声叹道：说话要小心啊！一面感觉精神完全恢复正常了，这肯定证明了自己性格中常常有不负责的因素。

罗莎带回两份报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动手做火腿或是鱼片三明治，还夹上生菜、西红柿片，抹上蛋黄酱或者玫瑰沙司。一一切好、配好后，她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好，放进塑料袋，再装入一个棕色背包里，背包外面写着凤凰城大学的字样，呈半圆形；又放入两瓶水和一打纸杯。上午九点半，父女二人听到了佩雷斯老师的汽车喇叭声。佩雷斯老师的儿子十六岁，身材矮小，方脸，宽肩，好像是搞体育的。面部和颈部有小疙瘩。佩雷斯老师身穿衬衫和牛仔裤，头戴白围巾。一副过大的墨镜罩住了眉眼。阿玛尔菲塔诺想，从远处望去，她像个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电影中的女演员。他上车后，刚才海市蜃楼般的幻觉消失了。佩雷斯老师驾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他们向东方驶去。开上公路最初的几公里要穿过一个小小的谷地，两侧孤立的岩石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望无际的花岗岩。谷地上有些种植园，一些看不见身影的农民栽培着无论佩雷斯老师还是阿玛尔菲塔诺都无法辨认的果树。随后，驶入荒原和山区。那里是他们刚刚甩在身后的孤立岩石的老家。是花岗岩、火山岩地层，插入云端的石尖很像鸟儿的形状和姿态。阿玛尔菲塔诺想，是些痛苦的鸟儿呢。与此同时，佩雷斯老师在跟两个孩子谈大家要去的地方，她在用五颜六色的话语描绘这个地区，这些颜色在娱乐场地（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座游泳池）与神秘故事之间涨落，如果站在瞭望台上都可以听见她的声音，显然这是风传播的效果。当阿玛尔菲塔诺扭头看看女儿和女老师儿子（名叫拉法埃尔）的表情时，看见有四辆车尾随身后，等候超车。他想像着那每辆车里一定有个幸福家庭：母亲、两个孩子、驾驶车子的父亲和一个装满食物野餐用的箱子。他冲女儿一笑，再回身去看路况。半小时后，他们爬上了一道山坡，从那里可以眺望身后的大沙漠。公路上有很多车辆。他估计，停车场、饮食店、餐厅，以及他们要去的旅馆，对于圣特莱莎居民来说，大概都是个时髦的地方。他后悔接受了郊游的邀请。过了片刻，他睡着了。等他醒来时，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佩雷斯老师的手在他脸上，这可能是个抚摩或者别的什么意思的动作。像是个女盲人的手。罗莎和拉法埃尔已经不在车内。他看见一处停车场，几乎没有空位。阳光照在汽车镀铬的部分反射光芒。他看见一片稍高的地方有个一览无余的院落，一对男女勾肩搭背在欣赏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耀眼的天空上有不少小块低云，远处传来音乐声，是有人在快速哼唱什么，听不清楚歌词大意。他看见佩雷斯老师的面孔就在他眼前。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可让他更加奇怪的是女老师也在出汗。

无论如何，这一天是愉快的。罗莎和拉法埃尔在游泳池里玩水。然后，加入到佩雷斯老师和阿玛尔菲塔诺（始终望着自己的孩子）这一桌来。接着，他们买了冷饮，去附近散步。有些地方，山势下降，岩壁上可以看到巨大的裂痕，露出里面别样颜色的石头，或者由于太阳西斜的缘故，显露出其他颜色，是安山岩和火山岩，由沙质岩层混合而成，是凝灰岩形成的垂直礁石以及玄武岩形成的巨大托盘。不时地有索诺拉仙人球从岩壁上垂吊下来。再过去一些是更多的山头，更多的峡谷，然后又是山峰，最后到达被山雾笼罩的地区，像是云雾坟墓，那后边就是墨西哥的奇瓦瓦州、新墨西哥州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四人坐在几块岩石上欣赏着山景，静静地吃东西。罗莎和拉法埃尔只有在交换三明治的时候才说话。佩雷斯老师似乎在沉思默想。而阿玛尔菲塔诺则感觉疲惫，这样的风景让他感到茫然，他觉得这样的风景仅仅适合年轻人，或者适合傻老头，或者麻木不仁的老头，或者准备再干一件直到咽气都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邪恶老头。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直到很晚方才入睡。那天他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去后花园查看迭斯特是否依然还在。在回家的旅途中，佩雷斯老师努力表现得和蔼可亲，努力开始一场把大家都吸引进来的谈话。可是，她儿子刚刚一上路就睡着了。不久，罗莎头部靠在车窗上也进入了梦乡。很快，阿玛尔菲塔诺也追随女儿去了。他梦见一个声音，不是佩雷斯老师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在说符号、数字以及阿玛尔菲塔诺听不懂的事情，梦里的声音称之为“腐败的历史”、“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虽说那重新组装的历史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变成了旁白点评，变成了一种博学的注释，变成了一阵哈哈大笑慢慢消失，又渐渐从安山石到火成岩再到凝灰岩依次跳向远方，并从这些史前岩石的整体里冒出一种水银一样的东西。那声音说：这是美洲的镜子，是映照出美洲富有和贫穷的伤心镜子，还映照出不断变化的徒劳，它是来回奔忙的镜子，它的镜面充满痛苦。随后，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声音了，这可能说明他睡的深沉；他梦见自己向一个妇女走去，那是一位只有双腿的女子，地点在一个黑暗走廊的尽头；接着，他听见有人在嘲笑他的鼾声，那是佩雷斯老师的儿子。他想：这样更好。他们从东边的公路进入圣特莱莎的时候，路上塞满了破卡车以及从城里市场出来，或者亚利桑那州什么城市回来的小排量卡车，这时他醒了。此前，他不仅张着嘴巴睡觉，还流出口水，弄湿了衣领。他想：这样更好，非常好。当他满意地看看佩雷斯老师的时候，发现她脸上有些许伤感的样子。女老师在她儿子和他女儿视线之外的范围内，轻轻摸摸阿玛尔菲塔诺的大腿，与此同时，他扭头去欣赏一个街头贩卖玉米饼的摊位，那里有一对警察挎着手枪，在喝啤酒，在聊天，在观赏黑红色的晚霞——好像一锅浓烈的红辣椒汤，它最后的气泡渐渐消失在西边。他们到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但是，挂在晒衣场迭斯特那本书的影子更加清晰，更加稳定，更加合情合理，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圣特莱莎郊区和城内见到的一切，都是没来由的意象，都是自身带有世人无依无靠感觉的意象，都是意象的碎片，碎片。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提心吊胆等待那声音的出现。他打算备课，可是马上意识到准备那些熟烂于胸的东西是无用功。他在想是不是要在眼前的白纸上画画，让那些初级几何图形再次露面。于是，他先画了一张面孔，然后擦掉了，接着，聚精会神地回忆那张破碎的面[15]孔。他想起了（闪电般地顺便想起）雷蒙·鲁尔和他那神奇的机器。神奇，但是无用。他再看看眼前的白纸，已经竖着写下了三排人名：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霍布斯　波埃西奥胡塞尔　洛克　亚历杭德罗·德·阿莱斯欧根·芬克　埃里希·贝歇尔　马克思梅洛-庞蒂　维特根斯坦　利希滕贝格贝达·埃尔·维内拉波雷　雷蒙·鲁尔　萨德圣波拿文图拉　黑格尔　孔多塞约翰·菲洛波努　帕斯卡　傅立叶圣奥古斯丁　卡内蒂　拉康叔本华　弗洛伊德　莱辛

阿玛尔菲塔诺用了好大工夫阅读和反复阅读这些人名，横着读，竖着读，从中间向两边读，从下向上读，跳读，选读，随意读，接着，他笑了，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是个非常明显的命题，因此提出来没用。接着，从水龙头上接了一杯水，是索诺拉山水；在等候口中的水咽入喉咙的同时，身上的颤抖停止了，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觉的轻微颤抖，于是开始想起马德雷山脉含水岩层的水，在漫长的黑夜向城市里流淌的情景，想像着这些地下水如何从藏身之地流向圣特莱莎，想像着那给牙齿染上褐色薄膜的水。一喝完杯中水，他向窗外望去，看见了那长长的影子、棺材样的影子，那是挂在那里的迭斯特之书投射在院子地面上的结果。

可是，那声音又来了，这一次它说，用恳求的口气说：请您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别当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问：你说二尾子？那声音说：对，二尾子，二尾子，阴阳人。那声音强调说：同性恋者！接着，那声音问：是否出于偶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阿玛尔菲塔诺害怕地问道：他们是谁？那声音回答：同性恋之一。没等阿玛尔菲塔诺回答，那声音急忙澄清他的话是转义，丝毫没有骂二尾子或者阴阳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根据一些诗人怀有的情爱倾向，他感觉对这样的诗人有着无限的钦敬，更不用说一些画家或者官员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官员也有这种倾向？那声音说：有，有，是些年轻的官员、短命的官员。他们在无意中玷污了官员的角色。他们死在自己手中。随后，那声音沉默了。阿玛尔菲塔诺坐到了自己的书房里。过了一刻钟的时间，也许是次日夜里吧，那声音说：假设我是你的爷爷，就是你父亲的父亲。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提个私人问题了。你愿意的话，可以回答我；不回答也行。可是我可以提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问：假设你是我爷爷？那声音说：对，你爷爷，就是你祖父。问题是这样的：你是阴阳人吗？你会逃出这个房间吗？你是个同性恋者吗？你会去叫醒你女儿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那声音说：我听着呢。告诉我你要说的话。

那声音问：你是二尾子吗？是吗？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不是。一面摇摇头，补充说：我不会逃走的。如果你在看着我的话，那你最后看见我的既不是脊背，也不是鞋底。那声音说：看着？人们说的那种看着？坦率地说，我没看。或者说，看得不多。能坚持站在这里，我就够幸运的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你站在什么地方？那声音说：我估计是你家里吧。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是我的家。那声音又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点吧！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很放松，我在自己家里嘛。他心里想：为什么要劝我放松呢？那声音说：我认为一种长期、但愿令人满意的关系从今天开始。为此，需要保持平静，只有平静不会背叛我们。但是，阿玛尔菲塔诺问道：难道其余的一切会背叛我们？那声音说：是的，确实如此，对，承认这个很困难；我的意思是说，当着你的面承认这个很困难；可这是百分之百的真话。那道德规范背叛我们吗？责任感背叛吗？诚实、正派、公正会背叛我们吗？好奇心会背叛吗？爱情会背叛吗？勇气会背叛吗？艺术会背叛吗？那声音说：会！一切、一切都会背叛我们，或者说背叛你，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就此事而言，只有平静不背叛咱们，但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保障，请允许我直言相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勇气永远不会背叛咱们！那声音说：还有对子女的爱，永远不会背叛，对吗？阿玛尔菲塔诺说：对。忽然感到平静了下来。[15]雷蒙·鲁尔（Ramon Llull，1232-1315），西班牙哲学家、诗人、神学家。曾发明试图证明几何图形的机械装置。

接着，仿佛到此为止一切都说了，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平静会不会是疯狂的反义词呢？那声音告诉他：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害怕发疯，那就别怕！你现在并没有发疯。正在进行非正式谈话。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么说我没发疯啊。那声音说：没有，绝对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原来你是我的爷爷啊！那声音说：是老爹。这么说吧，一切都背叛咱们，包括好奇心和正直，以及种种咱们深爱的品格。那声音说：是的，你就聊以自慰吧，其实这是很开心的事。

那声音说：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史诗，没有不带颤音或者自私者咕噜声或骗子鸣叫或者叛徒嘟囔或者野心家咕嘟或者二尾子低吟的抒情诗。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他：你有什么必要骂同性恋者？那声音回答：没有。那声音说：我指的是转义。那声音问：咱们是在圣特莱莎吗？这座城市有不少杰出的地方，是索诺拉州的一部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那声音说：那就对了。阿玛尔菲塔诺揪揪头发，像慢镜头一样，说道：当个野心家是一回事，我是打个比方，当个阴阳人是另外一回事。那声音说：我说的是转义。我这么说是让你理解我。我这么说好像我在这里，而你在我身后，咱们在一个同性恋画家的工作室里。我是从一个工作室说话，工作室里的混乱仅仅是个面具，或者是一股麻醉的臭味。我是从熄了灯的工作室说话，那里的意志神经是从身体其余部分分离出来的，如同蛇信子从蛇口出来，自残后在垃圾里爬行。我从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说起。那声音问：你教哲学吗？[16]那声音又问：你讲授维特根斯坦吗？那声音又问：你想过没有你的手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想过。那声音说：可现在你有些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想啦。我说错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没错。那声音说：比如，为什么你不去苗圃商店？去买些种子、植物，甚至可以买下一棵小树栽种到你的后花园里面去！阿玛尔菲塔诺说：好的。我考虑过我那切实可行的花园，想过需要购买的花卉以及栽种用的工具。那声音说：你还想过你女儿，想过城里每天发生的凶杀案，想过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那些二尾子乌云（对不起！）；但是，你没认真想过你的手是否真的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我的确想过，想过。那声音说：你要是真想过，那可就是另外一种鸟儿唱歌了。阿玛尔菲塔诺沉默不语，感觉沉默是人种改良的方法。他看看手表：凌晨四点钟。他听见有人开动马达的声音。不久，车子启动了。他起床，从窗户向外张望。停在他家对面的车辆都是空的。他望望身后，把手放在门的圆形拉手上。那声音说：小心！那声音好像非常遥远，在一条峡谷深处，那里有火山岩、花岗岩、安山岩、银矿脉、金矿脉、布满鹅卵石的石坑，与此同时紫红色的天空像是一张被乱棍打死的印第安女人的皮肤，上面飞翔着成群的红尾巴鸳鸟。阿玛尔菲塔诺到门廊上去了。左边，距离他家十米的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打开了车灯发动起来。司机经过花园前面的时候，低下头，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但没停车。司机是个胖子，头发乌黑，穿了一件廉价服装，没打领带。轿车走远后，阿玛尔菲塔诺回屋去了。他一进门，那声音说：样子难看。又说：同志，你得多加小心，我觉得这里的情况濒临危急关头。

阿玛尔菲塔诺问：那你是谁？怎么到这儿来的？那声音说：给你说明这个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像个苍蝇一样嗡嗡笑着，问道：真的没意思吗？那声音说：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那声音说：请吧！你真的是我爷爷的幽灵吗？那声音说：你瞧瞧你从我这里听出了什么！我当然不是你爷爷的幽灵，而是你父亲的精神。你爷爷的幽灵已经把你给忘了。可我是你父亲，永远不会忘了你。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说：你用不着怕我什么！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吩咐：你动手干些有用的事情！查一查所有的门窗是不是关好了，然后就睡觉去吧！阿玛尔菲塔诺问：有用的事，比如像什么？那声音说：比如，洗盘子！阿玛尔菲塔诺点了一支香烟，动手洗盘子去了。那声音说：你洗盘子，我说话。那声音说：一切都安静了。你和我之间不是交战状态。对了，你头痛，耳鸣，脉搏快，心动过速，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声音说：你要慢慢安静下来，慢慢安静下来，要动脑子想一想。同时，为你女儿和你自己，干点有用的事情吧！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懂了。那声音说：好，这就像是一次内窥镜检查，没有痛苦。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明白了。于是，他洗了盘子，洗了带西红柿酱汁意面残汤的锅子，洗了刀叉、杯子和厨房用具，擦洗了父女使用的餐桌，一面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时地小口喝自来水。清晨五点钟，他从卫生间的脏衣筐里拿出脏衣服，然后去后花园，把衣服放入洗衣机，选定了常规洗涤程序，启动开关；看一眼挂在绳子上的那本迭斯特著作，就回客厅去了。他的目光像信徒追随基督一样寻找需要清洁、整理和洗涤的东西，可是没有找到，于是坐下来，低声发问：是不是不记得了，是不是没有可能了。那声音说：一切都很好。一切就是个你要慢慢习惯起来的问题。别喊叫。别出汗，也别乱跳。

过了早晨六点钟，阿玛尔菲塔诺上床躺下，没脱衣服，睡得香甜，赛过婴儿。九点钟，罗莎叫醒了他。阿玛尔菲塔诺有好久没感觉如此舒服了，虽然他上的那几课结果学生们很难听懂。一点钟，他在系里的食堂吃了午饭，坐的位置是最偏僻、最难找的角落。他不愿意见到佩雷斯老师，也不想遇上其他同事，尤其不愿意见系主任。这位主任的习惯是每天在食堂吃饭，总是在老师和少数拍马屁的学生包围中。在柜台前，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要了炖小鸡和沙拉，然后快速返回自己座位，一路躲避挤满了食堂的年轻人。随后，他一门心思吃饭，继续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惊讶地发觉自己十分热衷不久前经历的事情。他快活地想到：感觉自己像只夜莺。这话简单、陈旧、可笑，但这是目前惟一可以概括他心态的话。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年轻人的笑声、叫喊声、盘碗的碰撞声，无助于把食堂变成他沉思默想的地方。尽管如此，片刻后，他意识到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一样的地方是有的，更好的地方却没有。于是，他喝了一大口瓶装水（不知道与自来水一样，也品味不出来二者的区别），开始沉思起来。首先想到的是疯狂。想到自己发疯的可能性，很高。一发觉这样的想法（和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心中的热情，他吓了一跳。也没有减少他的高兴劲。他心里说：在一场暴风雨的翅膀下，我的热情和快乐在增加。他想：可能我在发疯，但是感觉良好啊。他考虑了如果患上疯病，很有可能恶化，那么他的热情可能变成痛苦和虚弱，尤其会给女儿造成痛苦和虚弱。仿佛眼睛里有X射线一样，他检查了积蓄的账目，算计出来用他的存款，罗莎可以回到巴塞罗那，还可以用剩下的钱再开始……再开始什么？这事宁可不想。他想像着自己被关进圣特莱莎或者埃莫西约一家疯人院的情景，只有佩雷斯老师偶然来访，会时不时地收到罗莎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件；女儿会在巴塞罗那工作和结束学业，会认识一个加泰罗尼亚小伙，认真负责，温柔多情，爱上了女儿，尊重女儿，照顾女儿；罗莎会跟他白头偕老，会跟他晚上看电影，7月、8月去意大利、希腊旅行，他觉得这情况还不坏嘛。随后，他还考虑了其他可能性。他想：自己当然不信什么鬼魂、幽灵，虽说小时候在智利南方，人们说到过披头散发的女鬼爬到树上等候骑手的到来：她从那里扑到马鞍上，从背后抱住骑马的农夫、牧牛人或是走私贩子，紧紧抱住，像情妇那样拥抱，这会让骑手和马匹都发疯，他们会怕得要死，或者摔进谷底，或者被山猫咬死，或者死于恶鬼，或者死于鬼火，或者死于各类大鬼、小鬼、鬼魂、淫妖、女鬼以及居住在智利海岸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种种妖魔鬼怪手中；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恰恰不信这种哲学修养（远的不说，叔本华就相信幽灵；让尼采发疯的大概就是某种幽灵），而是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至少在没有别的思路之前，他排除了幽灵存在的可能性。那声音可能是一种幽灵，对此，他不能担保，但是打算寻找别的说法。可是反反复复思考之后，惟一站住脚的就是地狱鬼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想到埃莫西约那位关亡婆、克里丝蒂娜夫人、那位圣女。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判定父亲不管变成了怎样的幽灵，都不可能使用那声音用过的墨西哥话，即使另外一方面，他完全有可能带上一些仇视同性恋的轻微口气。怀着难以掩饰的幸福感觉，他思量着此前自己钻进了什么样的乱麻里。下午，又上了两节课，然后走路回家。途经圣特莱莎主要广场时，他看见一群妇女在市政府门前示威游行。有条横幅标语上写着：“不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另外一条：“肃清腐败！”一群警察站在市政府大楼的拱廊里监视着妇女的动静。他们不是防暴队，而是圣特莱莎市的普通警察。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佩雷斯老师和他女儿罗莎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邀请她俩喝冷饮。在咖啡店里，二人告诉他妇女游行是要求增加关于调查妇女失踪和被杀案件的透明度。佩雷斯老师说，她家住下了三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女权主义运动成员，她打算晚上举办晚餐会。她说，我希望你们父女出席。罗莎说她会去的。阿玛尔菲塔诺表示他也去，没什么不便之处。后来，他女儿和佩雷斯老师又回去参加游行了。阿玛尔菲塔诺重新上路。

但是，在到家之前，他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见有人喊：“阿玛尔菲塔诺老师！”转身去看，却没有人。他已经不在市中心了，而是走在马德罗大街上，四层楼的建筑已经让位给50年代加利福尼亚家居模式的别墅；很久以来，时光的流逝就开始破坏这些建筑了，于是住户搬迁到了现在阿玛尔菲塔诺居住的小区。有些住宅已经变成了汽车修理部，也捎带出售冷饮；另外一些房屋没有另外装修就搞起面包房或者卖起服装来。很多建筑物上贴了广告，宣传医生和专门处理离婚或者犯罪案件的律师事务。有些建筑提供小时房。有些建筑简简单单地分隔成两三间小房，用做报刊亭，出售水果和蔬菜，或者向行人兜售廉价假牙。阿玛尔菲塔诺正要继续走路的时候，又有人喊他的名字。这时，他看见那人了。声音是从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轿车里传出来的。起初，他没有认出那个叫他名字的年轻人。他以为是他某个学生呢。那年轻人戴着墨镜，身穿黑衬衫，纽扣没系，敞着胸脯。皮肤是古铜色的，像个流行歌手，或者波多黎各的花花公子。老师，请上车！我捎你回家吧。阿玛尔菲塔诺正要说他更喜欢走路，年轻人亮出了身份。他说：我是盖拉老师的儿子。说着，他下了车，居然从车辆隆隆飞驰的那一侧下来，也不看来往的车辆，表示不怕危险。这让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实在太冒失了。年轻人转了一圈，来到他身边，伸手过来。他说：我叫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他提醒阿玛尔菲塔诺那次在他父亲办公室为欢迎他来系里工作而用香槟干杯的情景。他说：老师，您用不着怕我。这话让阿玛尔菲塔诺有点惊讶。年轻的盖拉站在他对面。那笑容与上次一样。是嘲笑，但可信任，仿佛一个特别自信的狙击手在微笑。小伙子下身穿的是牛仔裤和得克萨斯产的皮靴。车内后座上，有一件珍珠灰色名牌外套和一个文件夹。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我刚经过这里。轿车开动后，向美景小区驶去，但到达之前，这位系主任的公子建议先去喝上一杯。阿玛尔菲塔诺婉言谢绝了。公子说：那么您请我在您家喝点什么吧。阿玛尔菲塔诺表示抱歉：我没东西可请。公子说：那就别多说了！说着，车子下了主路。城里的景物有了变化。美景小区的西边，房屋是新的，有些房子周围是空地。有些道路还没有铺上沥青。公子说：据说这些小区就是城市的未来。可我认为这破城市没有未来。轿车直接开进了一个足球场，场子的另一边可以看见两座由铁丝网包围的巨大库房。库房后面有一条运河或者小溪，把北边小区的垃圾运走。在另外一块空地附近，他们看见了那条从前把圣特莱莎与乌雷斯和埃莫西约连结起来的老铁路。有几条狗胆怯地走过来。公子降下车窗，让狗们闻闻、舔舔他的手。左边是通向乌雷斯的公路。轿车开始离开了圣特莱莎的城区。阿玛尔菲塔诺问公子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公子回答说去这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可以喝到地道墨西哥龙舌兰的地方。

那个地方名叫“蚊子”，呈长方形，长三十米，宽十米；尽头有个小舞台，周五周六有墨西哥舞或者民歌演出。柜台不小于十五米。洗手间在外面。人们可以从院子直接去洗手间，也可以通过一个铁皮窄走廊前往。酒吧里人不多。服务员（公子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都招呼他俩，可是没人过来招待。只有不多几盏灯是亮的。公子说：我建议您要苏西达斯龙舌兰。阿玛尔菲塔诺和蔼地笑一笑说：好吧。不过只要一小杯。公子举起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打响指。他说：这些浑蛋大概都聋了。说罢，起身向柜台走去。片刻后，公子回来了，一手拿两个杯子，一手拎着半瓶龙舌兰。他说：您尝尝。阿玛尔菲塔诺品了一小口，觉得很好。他说：瓶底大概有小虫，不过这些饿死鬼大概把小虫给吃了。像是笑话。阿玛尔菲塔诺笑了。公子说：我保证这是真正的苏西达斯龙舌兰。您就放心喝吧。喝下第二口以后，阿玛尔菲塔诺想：不错，真是不一般的好酒。公子说：这酒已经不生产啦，就像这个破国家很多东西一样。片刻后，公子盯着阿玛尔菲塔诺的眼睛，说道：见鬼去吧！我估计您已经发觉了，是吧？老师。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情况可不适合欢天喜地。没有具体说指什么，更没讲细节。公子说：全在我们手里变坏了。政客们不会治理国家。中产阶级一心想去美国。来加工厂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您知道我有可能做什么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知道。要烧毁一些……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什么？一些加工厂。阿玛尔菲塔诺惊叫道：哎呀，老天爷！我还要把军队拉到街上来，不是街道，而是公路，为了阻止饿死鬼进城。阿玛尔菲塔诺问：是控制公路吗？对，这是我看到的惟一办法。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还有别的办法。公子说：人们把尊重全给丢了，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阿玛尔菲塔诺向柜台那边望去。三个服务员在嘀嘀咕咕，一面斜视着他俩的餐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咱们最好走吧！公子目不转睛地瞅瞅服务员们，冲他们打了一个淫秽的手势，然后笑了起来。阿玛尔菲塔诺拉住公子一只胳膊，拖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天黑了，一个像有着长腿蚊子的巨大霓虹灯广告牌，在铁架子上闪亮。阿玛尔菲塔诺说：我觉得这些人在跟你较劲。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老师，别担心！我带着枪呢。

阿玛尔菲塔诺一到家，立刻把年轻的盖拉给忘了，心想自己不是想像的那样疯狂，那声音也不是鬼魂。他想到了传心术能力。想到了那些有传心术能力的智利印第安人。回想起一本小薄书，不到一百页，作者是个什么隆克·季拉班，197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版，是个老朋友、一位正直的喜剧演员寄给他的，那时他还住在欧洲。这个什么季拉班用下列头衔自报家门：种族史学家、智利土著联合会主席、[17]阿劳科语学院书记。书名是《奥伊金斯是阿劳科人》，副标题是《来自阿劳科秘史的十七个证据》。在标题和副标题之间有这样一句话：“本书已经历史学会阿劳科分会通过。”接下来是前言，里面说道：“如果说我们想从智利独立运动的英雄们身上找到与阿劳科人亲缘关系的证据，那么很难做到，更难的是加以证明。因为从卡雷拉兄[18]弟、迈科纳、弗雷伊雷、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等人身上，仅仅显露出西班牙血统。但是，自然显露并且闪烁耀眼光芒的阿劳科血缘的地方，却是在奥伊金斯身上；有十七个证据可以为之佐证。奥伊金斯并非如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掩饰不住喜悦地认可他是非婚生子。奥伊金斯是智利总督、秘鲁辖区副王爱尔兰人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与一位阿劳科族群部落的妇女正式结婚后的合法儿子。按照阿德玛布法律，这门婚事是合法的，举行了传统的卡比顿（抢亲仪式）。伟大的解放者奥伊金斯的生平传记揭开了这个千年之谜，适逢他诞辰二百周年；这个秘密忠实地从[19]*Litrang跳到了纸上，如此的忠实只有Epeutufe才能做到。”前言到此为止，署名是何塞·罗德里格斯·毕齐努阿尔，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

阿玛尔菲塔诺双手捧着那本书，想：奇怪，真真奇怪啊。比如，只有一个星号。Litrang是阿劳科人用来刻下自己文字的石板。但是，干吗要在“Litrang”后面加上星号呢？为什么不加在“阿德玛布法律”和“最爱卖家”后面呢？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断定这些词汇是大家熟悉的吗？然后，是那句关于奥伊金斯是不是私生子的话：“他不是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或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以掩饰不住的喜悦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这就是智利的日常生活史，是私人史，是秘史。就是用遗憾的口气书写国父是私生子。或者也书写这个问题但口气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怎样意味深长的话语啊！他回想起第一次阅读季拉班这本书的情景：笑得要命！他还想起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方法，带着些许微笑，但也带着类似伤感的情绪。毫无疑问，说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是爱尔兰人，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笑话。他觉得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跟一个阿劳科女人结婚，但是有阿德玛布法律保护，甚至举行了抢亲仪式，是个可怕的笑话，只能让人相信肥硕的奥伊金斯为了与一个印第安女人心安理得地交配而滥用权力、强暴和特大的玩笑。阿玛尔菲塔诺想：如果“强暴”这个词不露出它那哺乳动物不设防的小眼睛，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他双手捧着那本书，坐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可能，梦见了什么。什么短梦吧。也许梦见了自己的童年。也许没有。

后来，他醒了，给女儿和自己做饭，然后钻进书房，感觉极其疲倦，无法备课，或者阅读什么严肃的东西，于是无可奈何地重读季拉班那本书。有十七个证据。1号证据的标题是《他出生在阿劳科（1）（2）州》。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叶克蒙齐名叫智利，从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叶克蒙齐在35到42度纬线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河口三角洲。”如果不考虑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里面使用了副动词，应该使用过去未完成时；还有两个逗号是多余的），第一段中间最有趣的可以说是叶克蒙齐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是迎面一击，或者说就是对准敌阵的大炮齐射。注释（1）说明叶克蒙齐意思是城邦。注释（2）断言智利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遥远的部落”。随后确定了智利叶克蒙齐的地理位置：“从马乌莱河延伸到奇里克，过去就是阿根廷西部。城邦首府，就是说智利，位于布塔雷乌福河与托尔敦河之间；如同希腊城邦四面围着联盟和血缘村落一样，服从丘卡·智利切斯（意思是智利人的部落），人们要学习科学、艺术、体育，尤其是兵法。”接着，季拉班承认：“1947年（阿玛尔菲塔诺怀疑这个日期可能是印刷错误，不是1947，而是1974）我打开了库里扬卡墓，它位于主墓穴库拉尔维下面，一块平滑的石板盖在上面。仅仅遗留下一把刀、一个小钵、一个黑曜岩饰物，像是箭头，用做买[20]路钱：库里扬卡的灵魂应该交给希腊的卡戎，为的是让卡戎带他漂洋过海回出生地：远海的一座岛屿。这些物件分别放在特木科阿劳科博物馆、阿莱格莱镇未来的莫里纳博物馆以及圣地亚哥阿劳科博物馆，后者很快要对公众开放。”由于提到了阿莱格莱镇，这让季拉班又添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注释。他写道：“在阿莱格莱镇（以前叫瓦拉库仑），存放着外国传教士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的遗骸，是从意大利把他送回了故乡。他曾任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他的雕像放置在意大利英烈陵园的入口处，两旁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莫里纳认为，在希腊人与阿劳科人之间有着不容置疑的血缘关系。”这位莫里纳曾经是耶稣会会士和博物学家；生于1740年，卒于1829年。

在“蚊子”的经历过后不久，阿玛尔菲塔诺又一次见到了系主任盖拉的儿子。这一次，小盖拉打扮得像个牛仔，虽然刮了脸，洒了香水。即使这样，他还缺少一顶草帽才能像真正的牛仔。撞见小盖拉的方式有些突然，不乏某种神秘感。当时阿玛尔菲塔诺正走在系里一条特别长、有点黑暗的走廊上，那阵儿恰恰空无一人，忽然间小盖拉从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恶作剧，或者打算袭击他。阿玛尔菲塔诺吓了一跳，随即条件反射似的用手一挡。系主任的儿子在挨了第二下时，连忙说：是我，马尔克·安东尼奥！后来，二人互相认出了对方，情绪也平静下来了，便重新一道向走廊尽头发亮的地方走去，这让小盖拉回想起那些昏迷过或者曾经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人们的证词，他们说见到了一条黑暗通道，在它尽头有一片白色或银白色的光芒，有时他们甚至作证说见到了去世的亲人，跟他们握手，或者安抚他们，或者恳求他们别再前行，因为生死临界的时刻尚未到来。他问阿玛尔菲塔诺：老师，您怎么看？这是快要死的人胡编乱造呢？还是真话？是垂死挣扎的人在做梦吗？还是他们进入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范围中了？阿玛尔菲塔诺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他所以冷冰冰是因为还没完全从刚刚的惊吓中走出来，也没兴致再次跟小盖拉会面。小盖拉说：如果您愿意知道我的想法，那我认为他们说的不是真话。人们看见的都是主观想看的，而绝对不看与现实吻合的东西。人们直到咽气前都是胆小鬼。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简单地说，人类最像老鼠。

阿玛尔菲塔诺没有料到（他本想一走出那阴森森、让人联想到阴间生活的走廊就摆脱小盖拉）不得不默默地跟他走，因为小盖拉手里拿着当天晚上的请柬：圣特莱莎大学校长、著名的巴勃罗·内格雷特博士在家中举办晚宴。他于是登上了小盖拉的轿车。小盖拉送他到家，表示宁愿在外面等候，脸上还露出羞怯。这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到意外。小盖拉说，还是在街上看车，好像这个小区有贼一样。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洗脸，换衣服。他女儿当然也在受邀之列，也要打扮一番，但穿着可以随意些，而他至少要穿西装、打领带才能出席校长的晚宴。至于饭菜就无关紧要了。校长仅仅想要认识一下阿玛尔菲塔诺；他估计，或者有人提醒，在校长办公楼的第一次见面不如在校长府邸亲切，实际上那座府邸是座两层楼别墅，有一个枝繁叶茂的花园，里面有整个墨西哥的种种植物，不乏凉爽、安静角落可以举办小聚会。校长是个安静、沉思的人，喜欢倾听别人高谈阔论，而不是一言堂。他只是问问巴塞罗那，回忆起年轻时出席过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次国际大会，提起一位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教过书的教授、一个阿根廷人，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教书；聚会的剩下时间，校长保持沉默。校长夫人从面容上看，虽不能说风韵犹存，却仪表文雅，是校长所缺乏的；她对阿玛尔菲塔诺要友好热情得多，尤其是对罗莎。这姑娘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克拉拉，很像罗莎。克拉拉多年前就住在美国凤凰城。晚餐中，阿玛尔菲塔诺忽然觉得校长和夫人在偷偷交换眼色。他觉得夫人的眼神中有类似仇恨的意味。从校长脸上看，恰恰相反，则流露出瞬间的恐惧。可是这恐惧的表情却在又一瞬间被阿玛尔菲塔诺捕捉到了，而且校长的恐惧险些传染给他。他恢复平静后看看别的客人，才发现没人意识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像个快速挖开的土坑，从里面散发出令人惊慌的恶臭来。

但阿玛尔菲塔诺错了。小盖拉就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阴影。另外，他也意识到阿玛尔菲塔诺发现了。二人走向花园的时候，他在阿玛尔菲塔诺耳边悄悄地说：生命一文不值！罗莎坐在校长夫人和佩雷斯老师中间。校长坐在藤架下惟一的摇椅上。系主任盖拉和两位哲学教授分别坐在校长两侧。两位教授夫人纷纷在校长夫人旁边坐下。第三位教授是单身汉，站在阿玛尔菲塔诺和小盖拉身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片刻后走进藤架，双手端着摆满了酒杯的大盘子，放在一个大理石桌面上。阿玛尔菲塔诺本想上前帮她，但是随即考虑到此举可能被误会为失礼行为。当老女仆再次出现时，端着七八瓶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阿玛尔菲塔诺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起身去帮忙。老女仆一看见他上来，很无礼地瞪他一眼，大盘子立刻从她手中滑动起来。阿玛尔菲塔诺听见一声尖叫、一声荒唐可笑的尖叫。这是从一位教授夫人口中发出的。就在盘子滑动的同时，他看见小盖拉的身影纵身一跃，稳住了盘子的平衡。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校长夫人在说：噶齐塔，别难过！随后，他听见小盖拉在问校长夫人她的酒柜里有没有苏西达斯龙舌兰。他又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别理他！都是我儿子的玩意儿。他又听见女儿罗莎说：苏西达斯龙舌兰，这名字真漂亮！他又听见一位教授夫人说：这名字真有创意，对，真有创意！他听见佩雷斯老师说：真真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瓶子要摔了呢。他听见一位哲学教授为了改变话题谈起了北方音乐。他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北方乐团与国内其他地方乐团的区别在于，北方乐团总是用手风琴和吉他给低六度和跳音伴奏。他听见还是那位哲学教授问：什么是跳音？他听见系主任说：打个比方吧，跳音就像是打击乐器，像摇滚乐队里的架子鼓，就像小鼓；系主任说，北方音乐里的真正跳音在雷多瓦尔舞曲或者南美民间舞曲里。他听见校长说：是这样的。后来，他接过来一杯威士忌，抬头看看是谁递过来的，发现是小盖拉那张被月光照得发白的面孔。

2号证据毫无疑问更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兴趣。它的标题是《奥伊金斯是阿劳科女人之子》。开头这样写道：“西班牙人来到以后，阿劳科人设立了两条从圣地亚哥开始的通讯渠道：传心线路和阿德金度（55）（56）维线路。劳塔罗由于具备出色的传心术能力，跟母亲一起被带到北方，去为西班牙人效力。劳塔罗打败西班牙人的方式与此有关。由于传心术能力能被消灭，联络会被切断，于是创造出来阿德金度维线路。只是到1700年后，西班牙人才发觉这个消息通过树枝传[21]送的办法。他们感到愕然的是：阿劳科人怎么会了解康塞普西翁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尽管他们发现了阿德金度维线路，但是无法破译其中的秘密。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传心术能力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阿劳科人‘与魔鬼有联系’，是魔鬼把圣地亚哥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阿劳科人的。阿德金度维有三条线路从圣地亚哥出发：一条穿过安第斯山的支脉；第二条穿过海岸；第三条走中央谷地。原始人没有语言；他们像动物和植物那样通过心灵互相沟通。原始人一求助声音和手势进行交流，就开始失去了传心术的能力；人类一旦远离大自然，自闭于城市里，这样的能力就越发地失去了。虽然阿劳科人有两种文（57）（58）字：结绳记事的Prom和三角文字的Adentunemul，但从来没有忽视传心术的联络方式；恰恰相反，一些Ku..gas专门研究传心术，他们的家眷被分散到整个美洲、太平洋岛屿、大陆最南端，为的是不让敌人抓住。他们通过传心术始终与智利外部移民保持联系；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印度北方，人称雅利安部族；然后从印度北方迁徙到原始的日耳曼原野，后来又南迁至伯罗奔尼撤半岛，从那里通过传统的印度之路横渡太平洋去智利旅行。”接着，季拉班不合时宜地说（59）道：“季延库西曾经是玛齐女祭司，她女儿金图莱应该接替母亲的职务，或者去从事间谍活动；女儿选择了后者并且爱上了那个爱尔兰人；这给金图莱提供了将来有个儿子，例如劳塔罗和混血儿阿莱霍那样，在西班牙人里长大的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像劳塔罗和阿莱霍那样，率领大军把西班牙征服者驱逐到智利的马乌莱河以北，因为根据阿德玛布法律，阿劳科人不得在叶克蒙齐之外的领域作战。金图莱的（60）希望变成了现实，1777年春，在一个名叫巴尔巴尔的地方，一位阿劳科女人忍受着站立分娩的痛苦，因为土著传统说：健壮的儿子不可能从软弱的母亲里出生。儿子来到世界了，后来成为智利的解放[22]者和国父。”

页下注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季拉班上了哪种糊涂船。注释55，阿德金度维，这样说：“西班牙人多年后才察觉这条线路的存在，但是始终没有破译它的秘密。”注释56说：“劳塔罗就是快速声音的意思（塔罗在希腊语里是快速）。”注释57说：“Prom是希腊语Prometeo的缩略词，就是从众神那里盗取文字给人类的那位天神。”注释58说：“Adentunemul是由三角形组成的秘密文字。”注释59：“玛齐是占卜的女人。来自希腊语的动词mantis，意思是占卜。”注释60：“春天。阿德玛布法律规定怀孕应该在夏天，那时水果都熟了；这样子女们在春天出生的时候，大地生机勃勃；那时候飞禽走兽也在生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所有的阿劳科人或者大部分阿劳科人都有传心术能力。2.阿劳科语与诗人荷马的语言有密切联系。3.阿劳科人从地球的水陆四方，特别是沿着印度、原始的日耳曼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旅行。4.阿劳科人是优秀的航海家。5.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一种以结绳记事为基础；另外一种用三角形表示，是秘密文字。6.不大清楚的是：季拉班所说阿德金度维线路是什么？还有西班牙人虽然察觉到这条线路的存在，却一直无法破译秘密。莫非是通过设立战略要地，例如制高点，来晃动树枝传递消息？难道类似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通过狼烟传递消息？7.反之，传心术联系的办法就一直没有被发现；虽然后来停止使用，那是因为西班牙人杀死了有传心术能力的人们。8.另外，传心术使得智利阿劳科人长期与分散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例如印度或者绿色的日耳曼的智利移民保持联系。9.由此就能推断出奥伊金斯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就推断出那位作者本人——季拉班也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对，应该这样推断。

阿玛尔菲塔诺想：他们还能推断（再努把力还能看见）别的一些事情。他一面思量着一面观察挂在后院绳子上那本迭斯特的著作。比如说，人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78年，也就是说是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可以推断出是在有人因胜利而欢乐、有人因失败而孤独，以及恐惧的社会氛围中出版的。比如，人们会看到一位有着印第安人长相的先生，有点疯病但是谨慎，在跟享有盛誉的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老板谈判；该出版社位于首都圣地亚哥旧金山大街454号。他们在洽谈出版这位民族史学家、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和阿劳科语学院书记的著作价钱，季拉班抱着幻想多于实际的态度把这个太高的价钱试图降下来，虽说印刷厂经理知道：正是活计并不太多的时候，完全可以给此人稍稍降价，特别是如果此人保证、一定保证把另外两部已经修订完毕的书稿（《阿劳科传奇与希腊传奇》、《美洲人起源与阿劳科、雅利安、原始日耳曼和希腊人的血缘关系》）都交给他们印刷厂，因为，先生们，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图书，那可是一眼就能区分出来的；最后这句话说服了厂长、经理、管具体事务的小职员，给他稍稍降了价。“区分”这个动词好啊。那就是“与众不同”嘛！阿玛尔菲塔诺连连喘息：呼，呼，呼，呼，好像突然犯了哮喘病。啊，智利！

当然，也有可能看到别的场面，或者换个角度看到那个不幸的画面。于是，如同那本书的开门见山（叶克蒙齐名叫智利，地理和行政[23]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被胡利奥·科塔萨尔鼓吹的“主动阅读”的人们可以先给作者睾丸一脚，再开始阅读，然后把作者看成性无能、一个为军情局上校当差的管家，或者为一位自诩儒将的什么将军效力的总管，这如果是在智利也不算新鲜，反之倒是怪事；在智利，军人都表现得像作家，而作家则表现得像军人；政客们（包括所有政治倾向）表现得既像作家又像军人；而外交官则表现得像白痴天使；医生和律师则表现得像窃贼。可以这样一直说下去，直到恶心，但很难泄气的程度为止。但是，按照这个思路，那就有可能出现季拉班也许没写这本书。而既然他没写这本书，那有可能根本没季拉班这个人，就是说，根本没什么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没有什么土著人联合会；同样，也没有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书记，因为根本没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子虚乌有。阿玛尔菲塔诺轻轻摇摇头，节奏与窗外那本书摇晃的节拍一致，心想：如果按照这个角度观察，那么季拉班完全有可能是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笔名，是皮诺切特长时间失眠的结果，或者是他早起的结果，因为他早晨六点或者五点半起床，淋浴和做操后，就一头钻进书房去回顾国际上的谩骂声，去思考为什么智利在国外会声名狼藉。但是不该抱太多幻想啊。毫无疑问，季拉班的行文风格可能是皮诺切特的风格。但是也可能是后来的艾尔文总统或者拉戈斯总统的风格啊。季拉班的风格也可能是弗雷总统的风格啊（此话多余）或者右翼新纳粹分子的风格。季拉班的文章里不仅有智利各种风格流派，而且有各种政治倾向：从保守党到共产党，从新自由主义到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老幸存者。季拉班是智利口头和书面西班牙语的宝库，在这个言语库里，不仅有莫里纳祭司的干瘦鼻子，而[24]且有帕特里西奥·林奇的杀戮；还有埃斯梅拉达岛的无数海难、阿塔卡马沙漠和吃草的母牛；有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歌颂军事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有出售蜜炸果和煮玉米的街头巷尾，有飘动在静止红旗上的柏林墙幽灵，有受到家庭虐待的人们，有好心的妓女，有廉价房；有智利人称之为怨恨、阿玛尔菲塔诺叫做疯狂的东西。

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真正要寻找的是一个名字：奥伊金斯那位有传心术能力的母亲姓名。据季拉班说，她名叫金图莱·特莱乌伦，是季延库西和瓦拉曼克·特莱乌伦的女儿。根据官方记载，真名叫堂娜·伊莎贝尔·里盖尔莫。阿玛尔菲塔诺想到这里便决定不再欣赏在黑暗里轻轻摇曳的迭斯特那本书了，而是坐下来思考自己母亲的名字：她叫堂娜·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实际上，全称是堂娜·费力阿·玛利娅·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格拉尼亚）。他吓了一小跳。毛骨悚然有五秒钟之久。想笑，可笑不出来。

小盖拉对他说：我理解您。要是没错的话，我认为我理解您。我就像是您，您就是我，知己。咱俩都不高兴。咱们生活的环境令人窒息。咱们假装平安无事的样子。其实有事。什么事呢？他妈的，咱们快憋死了。您尽量在发泄。我整天骂人，但不瞎骂，隐晦地骂婊子。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有时，我晚上出去，那酒吧的样子您想像不出来。在那里，我假装是同性恋。但不是普通二尾子，而是索诺拉最肮脏的猪圈里的男鸡，高雅、傲慢的阴阳人。当然，什么阴阳人，我连边都不沾。这个我敢在我母亲坟前起誓。但我假装成二尾子。装成傲慢、有钱、谁也瞧不起的同性恋者。于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三个色鬼请我到外面玩玩。他们开始骂人。我知道与我无关。有时，是他们吃了亏，尤其是我身上带枪的时候。有时，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需要这些性欲旺盛的流氓。有时，我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小伙子，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劝我多加小心，他们说我是定时炸弹，是受虐狂。有个我特别喜欢的朋友说，这种事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干，因为我有个总是能把我从麻烦里捞出来的父亲。其实，纯属偶然。我从来没求过父亲帮忙。说真的，我没朋友，宁愿没有。至少不要墨西哥人当朋友。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全都烂透了。这情况您以前知道吗？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在内。无一例外。从总统到恰帕斯地区农民起义的副司令马科斯。您知道如果我是司令会做什么吗？我会调动全部兵力攻打恰帕斯地区内的什么城市，只要它有政府军队驻扎。我会屠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然后，可能会去美国迈阿密生活。阿玛尔菲塔诺问小盖拉：你喜欢哪种音乐？老师，古典音乐，比[25][26][27]如，维瓦尔第、奇马罗萨、巴赫。阿玛尔菲塔诺问：经常看什么书啊？答：老师，从前我什么都看，看得很多；今天只看诗歌。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老师，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只有诗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是健康食品，不是臭狗屎。

小盖拉的声音从一种攀缘植物里发出来，破碎成平滑的碎片，不[28]伤害人，说道：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是我喜欢的诗人之一。

提到特拉克尔的名字让阿玛尔菲塔诺（正在机械地上课）想起巴塞罗那他家附近有个药房，如果女儿需要吃药，他就去药房。里面有个店员是个药剂师，非常年轻，极瘦，戴眼镜，晚间营业时，小伙子常常看书。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为了找话说，问小伙子（正在货架上找药品）他喜欢什么书，正在阅读什么书。年轻的药剂师回答（并不回身）他喜欢像《变形记》、《巴托比》、《美洲故事》、《简单的心》、《圣诞颂歌》之类的作品。接着，他说他正在看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先放下《简单的心》和《圣诞颂歌》不说，因为从书名看，它们属于短篇故事，那么可以看出这位有文化的青年药剂师的读书品位，也许换一种活法他就是特拉克尔呢，或者也许在那种活法里让他写出像特拉克尔（这位遥远的奥地利同行）那样绝望的诗歌来；显然，不用讨论的是他更喜欢小品而不是巨著。他选择了《变形记》而不是《审判》，选择了《巴托比》而不是《白鲸》，选择了《简单的心》，而不是《布瓦尔和佩居谢》，选择了《圣诞颂歌》，而不是《双城记》或者《匹克威克外传》。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

那天夜里，就在小盖拉那番夸张的话语在阿玛尔菲塔诺脑海深处回荡的同时，这位智利教授梦见自己看到了20世纪最后一位共产主义哲学家出现在一座玫瑰色大理石的院子里。哲学家说的是俄语。确切地说，他是在用俄语唱歌，肥大的身躯向前移动，走S形，目标是一个深红色、有条纹的陶瓷组合体，它耸立在院子的地面上，好像火山口或者粪坑。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身穿黑色西装，打天蓝色领带，头发花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随时会摔倒，但他奇迹般地巍然屹立。他的歌曲并非总是那一首，有时也插入属于其他歌曲里的英语或者法语、流行歌曲或者探戈，都是赞美酗酒或者爱情的旋律。但是，这样的插入是短暂和自然的，很快就回到主旋律上来；主旋律用俄语，阿玛尔菲塔诺不懂俄语（虽说在梦里如同在《福音全书》一样，人们常常有语言天赋），但他凭直觉感到歌声凄凉之极，是伏尔加河上一个牧牛人的故事或怨言，他整夜航行在河上，借助月亮哀叹人类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当那位共产主义哲学家终于走到火山口或者粪坑前时，阿玛尔菲塔诺惊恐地发现那人正是叶利钦。难道叶利钦是共产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吗？如果我能梦见这样荒谬的事，那么我发疯到什么程度了呢？但这个梦与阿玛尔菲塔诺的灵魂相安无事。因为不是噩梦。另外这个梦让他感到心情稍稍舒展一些。梦中的叶利钦好奇地望望阿玛尔菲塔诺，仿佛是阿玛尔菲塔诺搅乱了叶利钦的梦，而不是叶利钦搅乱了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叶利钦说：同志，请注意听我讲话！我来给你讲讲什么是人类桌子的第三条腿。我来解释。以后你就别打搅我了！生活就是求和供，或者是供和求，一切仅限于此，但是仅仅这样是没法生活的。还需要第三条腿，免得桌子倾倒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历史则不断倾倒在虚空的垃圾堆里。那么，请记住。公式是这样的：供+求+魔力。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就是史诗，就是性，就是希腊酒神的迷雾，就是游戏。随后，叶利钦在火山口或者粪坑边缘坐下，让阿玛尔菲塔诺看他缺少的手指头，给他讲自己的童年生活，讲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讲一只游走在一望无际雪原上的白虎。接着，叶利钦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道：“我认为应该来一口伏特加了。”

喝完酒，又用猎人般狡猾的眼神看看这位智利教授，之后，用尽可能洪亮的嗓门唱起主旋律来。随后，叶利钦被红色有条纹的火山口或者红色有条纹的粪坑所吞没；剩下阿玛尔菲塔诺一人，他不敢看火山口或者粪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醒了过来。[16]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籍哲学家。[17]奥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1778-1842），智利国父。[18]均为智利独立运动战争中的英雄。[19]指最爱卖家，一种送货上门的商店。[20]渡亡魂过冥河的神。[21]智利南方城市。[22]即奥伊金斯。[23]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中奖彩票》、《跳房子》。[24]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1824-1886），智利海军军官，参加过英国海军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25]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1678-1741），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26]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1749-18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27]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28]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代表作为《诗集》。

第三部分　法特

他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什么时候浸没在水中的？这是个朦胧熟悉的阿兹特克深水湖泊。是噩梦。怎么出去呢？如何控制局势啊？接着，又是一些问题：我真的想出去吗？真的想把这一切留在身后吗？他又想：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又想：也许一切都是从母亲逝世开始的。又想：痛苦无所谓，千万别痛苦加剧，变得难以忍受。又想：操，疼，操，疼。没关系，没关系。他周围全是幽灵。

母亲逝世时，昆西·威廉三十岁。一位女邻居给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

她说：“亲爱的，埃德娜死了。”

他问什么时候死的。他听见电话那边女邻居的啜泣声，还有别的声音，可能也是女人。他问怎么了。没人吭声。他把电话挂了。拨了母亲家的号码。“谁呀？”他听见一个女人愤怒地发问。

他想：母亲已经到了地狱。又把电话挂了。重新再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我是昆西，埃德娜·米勒的儿子。”他说。

女子喊了一声，昆西没听懂。片刻后，另外一个女人拿起了话筒。他说：我要跟我家邻居说话。对方回答：她在床上，刚刚心脏病犯了，昆西，我们在等救护车，好把她送进医院。昆西没敢问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听见有个男人骂了一句“浑蛋！”那家伙大概在走廊里，母亲家的门是敞开的。他拿手摸摸前额，话筒没挂，等着什么人给他说明情况。两个女人的声音在呵斥刚才骂人的家伙。她们说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昆西听不清楚。

隔壁桌子写东西的女人问昆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昆西举起一只手，好像在倾听什么重要的问题，一面摇摇头。那女人继续写字。片刻后，昆西挂上电话，拿起椅子靠背上的夹克穿上，说他得走了。

昆西一到母亲家，看到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见昆西进来，姑娘站了起来。她大概有一米八五高，很瘦；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带黄花的黑衬衫，十分肥大，好像长袍。

昆西问：“她在哪儿？”

姑娘说：“在卧室里。”

母亲在床上，双眼紧闭，打扮得好像要上街。甚至有人为她抹了口红。就差穿鞋了。有好一阵工夫，昆西站在门边不动，望着母亲的双脚：两个脚拇指上都有老茧，他还看见脚掌上也有，那些老茧大概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吧。可是，他记得母亲去刘易斯大街找过足疗医生，好像叫什么约翰逊，一直是这个人，因此不应该为老茧吃苦。然后又看母亲的面孔：像是白蜡。

那姑娘站在客厅里说道：“我走了。”

昆西离开卧室，想给姑娘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可姑娘说她不要钱。昆西再三坚持。最后，姑娘接过来钞票，装入裤子口袋里了。装钱时，她不得不把衬衫拉到腰间。昆西想，她像个修女，或者像邪教信徒。姑娘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小区一家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她严肃地说：“他们负责一切。”

他说：“好的。”

他问了一下女邻居的情况。

姑娘说：“她在医院里。大概正在给她装起搏器吧。”“起搏器？”

姑娘回答说：“对，装在心脏上。”

姑娘走后，昆西想母亲一定深受左邻右舍的喜爱，而母亲那位女邻居（他无法清晰地回忆出她的模样）一定是更受爱戴。

昆西给殡仪馆打电话，是一个名叫什么特里梅因的接的。昆西说他是埃德娜·米勒的儿子。特里梅因查了登记表，再三向他表示慰问，最后找到了表格。他让他稍等，然后把表格转给了一个什么劳伦斯。这个劳伦斯问昆西要办成哪一类的葬仪。

昆西说：“简朴而私密。特别简朴，特别私密。”

最后，双方商定：他母亲要火化，如果一切渠道运作正常，仪式将于次日下午七点在殡仪馆举行。到七点四十五分一切结束。昆西问是否有可能早一点举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劳伦斯先生谨慎地触及经济问题。昆西说：没任何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报警或者打电话给医院。劳伦斯先生说，没必要，这事由霍莉小姐负责。昆西寻思霍莉小姐是谁，但猜不出来。

劳伦斯先生说：“霍莉小姐是您母亲的邻居。”

昆西说：“是的。”

有一阵工夫，昆西和劳伦斯没有说话，仿佛试图回忆或者恢复埃德娜·米勒和她女邻居的音容笑貌。劳伦斯先生清清喉咙，问他是不是知道母亲属于哪个教堂。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昆西说，母亲是基督教迷失天使堂的常客。也许这教堂的名字不是这个。他记不清楚了。劳伦斯先生说，的确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基督教天使苏醒堂。昆西说，对，正是这个。他还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因此办个基督教仪式足够了，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昆西睡在母亲家中的沙发上；他一进母亲卧室就瞅了一眼遗体。次日早晨，殡仪馆的人来要抬走母亲。他连忙起床招待大家，给他们一张支票，然后注意看着他们如何抬着松木棺材走下了台阶。接着，回屋重新在沙发睡觉。

醒来时，昆西以为梦见了一部从前看过的电影。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梦中的人物是黑色的，因为梦中的电影好像是真实电影的底版。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故事情节一样，但演绎起来却不同，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情节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玩意儿。但其中最可怕的是，他在做梦的同时，却知道没必要非如此不可，察觉到梦境与影片的相似之处，他以为自己明白这二者出于同样的假设，还明白如果从前看过的影片是部真实的电影，那么梦中的影片就可能是一个有道理的评论、一个有根据的批评，而没必要是个噩梦。他一面洗脸，一面想：总之，任何评论都会变成噩梦。这时，母亲的遗体已经不在家里了。

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侍者在柜台上放了一个汉堡包。法特喝了啤酒，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说他得走了。走到餐厅玻璃门时，法特回头看看里面，餐厅里已经满座，看见了在体育部工作的那人的脊背，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吃饭，说话，互相对视，看见三个服务员总是忙个不停。随后，他开门，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餐厅，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拔腿走了。

部门主任问他：“奥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明天。”“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都准备好啦？”

法特说：“嘿，没问题。一切就绪了。”“好，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作风。”主任说，“有人干掉了吉米·洛厄尔，听说了吗？”“听说一些。”“事情发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天堂市。”主任说，“据说吉米在那里有个妓女，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娘儿们，有丈夫。”

法特没精打采地问：“吉米多大岁数？”

主任说：“大约五十五左右。警方逮捕了那妓女的丈夫，可是咱们在芝加哥的人说，可能她也卷进了这桩命案。”

法特问：“吉米不是大块头吗？不是有一百多公斤重吗？”“不是。吉米不是大块头，体重也没有一百公斤。他大约身高一米七，体重八十公斤。”主任说。

法特说：“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人有时跟雷米·伯顿一起吃饭。我有时会在电梯里遇到他。”

主任说：“不是那人。吉米几乎不来办公室，总是出差在外，一年来这里露下面。我想他是住在坦帕，或者有可能根本没家，整天在旅馆和机场过日子。”

法特洗了澡，没刮脸。听了一下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他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巴里·西曼卷宗放到桌子上。穿上干净衣服，出门走了。由于还有时间，他先去母亲家。他发现那里有股发霉的气味。走到厨房，没有发现什么腐烂的东西，就把垃圾袋捆好了，打开窗户通风。后来，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看见电视机旁边有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录像带。他本想查看查看，可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大概是母亲录下来的什么节目准备晚间看的。他努力想些愉快的事情。心里盘算着日程怎么安排。想不出来。绝对静坐了片刻后，关掉电视，拿起钥匙和垃圾袋，出了家门。下楼前，他敲敲邻居的门。没人回应。到了大街上，他把垃圾袋扔进一个满满的大桶。

葬礼简朴，特别实际。他在两张纸上签了字。又开出一张支票。先是接受了特里梅因先生的吊唁，再是劳伦斯的安慰。劳伦斯是最后露面的，那时昆西就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离开了。劳伦斯先生问：对仪式满意吗？举行仪式的时候，昆西再次看到那个高个子姑娘，她远远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她穿得跟以前一样，下身是牛仔裤，上身是那件带黄花的黑衬衫。他瞅瞅她，打算做个友好的表示。但她不看着他。其余的人，他不认识，大部分是妇女，据此他推测她们是母亲的女友。最后，有两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大约是“振作起来吧”或者“节哀顺变”。他走着回到了母亲家中。把骨灰盒放到录像带旁边，再次打开电视机。房间里没有发霉的气味了。整个大楼都是安安静静的，仿佛空无一人，或者全都出门办理什么急事去了。窗外，他看见一些正在玩耍和说话（或者密谋）的男孩，但是玩耍和说话很有节奏，就是说，玩一分钟，停下来，集合在一起，说话一分钟，再玩，再停下来，如此循环往复。

昆西纳闷：这是什么玩法啊？停下来说话是不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还是明显地不懂游戏规则呢？他决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饿了，便迈进一家中东小饭馆（他不晓得是埃及的，还是约旦的），要了一份羊肉糜三明治。走出小饭馆，他感觉胃不舒服。在一个阴暗的胡同里，他呕吐起来，吐出了肉糜，嘴巴里有股胆汁和作料的味道。他看见一个推小车出售热狗香肠的人。他追上去，要买一瓶啤酒。那人看昆西的眼神，好像昆西在吸毒。他说政府不允许他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昆西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吧！”

那人递给他一瓶可口可乐。他付了钱，那人沿着昏暗的街道走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整整一瓶可乐喝光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一家电影院的透光看板。他回想起少年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下午时光。虽然售票窗口说影片已经开始很久了，昆西还是决定进去。

法特（昆西）在座位上仅仅看了一场。一个白人被三个黑人警察抓住了。这些警察没有把那个白人带到警察局，而是带进了一个飞机场。那被捕的人见到了警察局长：也是黑人。那人很机灵，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缉毒局警察。双方无需多言就心领神会地成交了。说话间，那人从窗户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降落跑道和一架小型飞机向跑道一侧滑行。接着，有人从小飞机上卸下一包可卡因。开箱并拿出砖块样东西的人也是黑人。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把可卡因砖一一扔进烧火的铁桶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冬夜取暖就是用的这种铁桶。可这些黑人警察并非乞丐，而是穿着笔挺的政府官员、缉毒局的警察。那人不再向外张望，他提醒局长他的部下可都是黑人。局长说：这是有原因的。接着，局长说：你可以走了。那人走了，局长微微一笑，可笑容很快就变成了鬼脸。就在这个时候，法特起身去卫生间，把胃里剩下的羊肉糜吐了出来。随后，来到街上，回母亲家中去了。

法特在开自己家门前，先敲敲女邻居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女子，年龄与他相仿，戴眼镜，头发包在一块绿色非洲头巾里。法特自报家门后，打听女邻居的情况。那女子仔细盯着他看看，然后邀请他进门。客厅像母亲家的客厅，甚至连家具都相似。室内，法特看见六女、三男。几个人站着或靠在门框上，多数人还是坐着。“我叫罗莎林。”缠头巾的女子说道，“您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法特点点头。房间尽头传来抽泣声。一个女人起身进了卧室。她一推开卧室的门，抽泣声提高许多。可是门一关上，声音就听不到了。

罗莎林带着厌烦的表情说：“是我妹妹。”她问法特：“您要咖啡吗？”

法特说要。那女子去厨房的时候，有个站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法特是不是想见霍莉太太。法特点头说是。那男子带他走到卧室门前，随即留在法特身后，在门外等候。床上停放着女邻居的遗体，床边有个女人跪在地上祈祷。法特看见那个身穿牛仔裤和带黄花黑衬衫的姑娘坐在窗户旁边的摇椅上。她眼圈红红的，望着他的样子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走出卧室，法特在一条长沙发的顶端坐下，占据长沙发的是几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妇女。罗莎林把咖啡送到他手上的时候，法特问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罗莎林平静地回答说：今天下午。怎么死的？罗莎林微微一笑：岁数大了。法特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手里还端着咖啡呢。马上想到应该把杯子送回去，但随即又想还是明天再还为好。他不能喝咖啡。把杯子放到录像带和母亲的骨灰盒旁边，然后打开电视机，熄掉室内照明，在沙发上躺下。电视调成静音。

次日，法特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球的是一部动画片。一大群老鼠在城里狂奔，一路发出无声的呐喊。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找到新闻节目后，开启了音响，但音量不大。起身，洗脸和脖子，擦脸时发现：挂在架子上的毛巾很可能是母亲用过的最后一条。他闻了闻，没发现什么熟悉的气味。洗手间的搁板上，有几个药匣子和装润肤膏或者消炎膏的小瓶子。他给单位打了电话，找他的部门主任。只有他邻桌的女同事在办公室，法特跟她说了几句。他告诉女同事不去杂志社了，因为他打算几小时后前往底特律。她说知道了，祝他好运。

他说：“我三天后回来，也许四天。”

挂上电话，拽拽衬衫，打上领带，照照门口的镜子，设法打起精神来。是该回去干活了。手握门把手的时候，停下脚步，寻思把骨灰盒带回家是不是合适。心想：回来再说吧。推开门走了。

法特在自己家中逗留的时间刚好够把巴里·西曼卷宗装进包里。还装了几件衬衣、袜子和短裤。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发现自己非常紧张。试图镇定下来。走到大街上，他察觉细雨蒙蒙。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所有开过去的出租车都有乘客。把手提包挎在肩上，沿着人行道边缘向前走去。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好像听见一声枪响。他问司机是不是也听见了。司机是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英语说得很糟糕。

司机说：“纽约每天都听得见更惊人的事情。”

法特问：“这惊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惊人就是惊人嘛！”

过了一会儿，法特睡着了。但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看看两侧飞驶过去的建筑物，里面不像有人居住，或者瞅瞅雨水打湿的街道。然后，又闭上眼睛，重新入睡。司机问他要停在哪个航站楼的时候，他才醒过来。“我去底特律。”他说，接着又睡着了。

在飞机上，坐在法特前排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幽灵。他看不见那二人的面孔，但可以想像出是成年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法特要了一杯橘子汁。空姐是个金发老美女，有四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有个黑斑用一块白手帕遮着，但是由于忙忙碌碌照顾乘客，白手帕已经滑落下来了。坐在法特身边的是个黑人，在喝水。法特打开手提包，拿出巴里·西曼的卷宗。前排乘客已经不再谈幽灵了，而是说起一个名叫勃比的人来。这个勃比住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特里，在休伦湖畔有座畜牧场。一次这个勃比划船游湖，不幸落水。他努力抓住一棵漂在水上的树干、一棵神奇的树干，等待天亮。但是，夜间的湖水越来越冷，勃比感觉要冻僵了，力气要耗尽了。他觉得越来越虚弱，尽管想尽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树干上，但不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这话说说容易，在实际生活里，你很难把自己捆绑在一棵漂浮的树干上。于是，他死了心，想起一些亲人（说到这里，二人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吉格的人，大约是个朋友的名字，或者狗或者宠物青蛙的名字），并使出浑身力气抱住树干。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道亮光。他天真地以为那是一架出来寻找他的直升机，于是喊叫起来。但是，他很快察觉直升机会发出类似黄蜂那样的嗡嗡声，而他看见的亮光没有声音。几秒钟过后，他发现那是一架飞机。那是一架大型客机，它笔直地朝着他抓住树干的地方冲击下来。突然，他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他看见飞机正好从他头上掠过。飞机上起火了。在距离他所在位置三百米的地方，飞机插入湖中。他听见两下或许更多的爆炸声。他感到一阵冲动，想要靠近空难发生的地点，他这样做了，但动作很慢，因为操纵树干很难，它就像救生圈一样。飞机已经一分为二了，只剩下一部分漂浮在水上。勃比到达残骸前，看到它如何缓缓沉入重新变黑的湖水。不久，救生的直升机群赶来了。机群发现了勃比，当勃比告诉救生的人们他不是飞机乘客，而是自己钓鱼翻船了时，那些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不管怎么说吧，勃比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名人。

另外一位问道：“如今他还住在杰克逊·特里吗？”“没有。我想他是住在科罗拉多吧。”这位回答说。

随后，二人说起体育来。法特的邻座把水全喝光了，一手捂嘴小心地打嗝。“胡说！”邻座低声说道。

法特问：“您说什么？”

邻居说：“胡说，胡说！”

法特说：啊，我懂了。然后转身去看舷窗外的云彩：有的像教堂，或者像玩具小教堂，被抛弃在迷宫样的大理石采石场上了，比大峡谷大一百倍。

到了底特律，法特租了一辆轿车，查询过租车处提供的地图后，他向巴里·西曼居住的小区驶去。

巴里不在家。一个男孩告诉法特巴里差不多总是待在小酒吧，距离这里不远。这个居民区好像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退休人员居住的小区。他一面向前走，一面观看两旁的建筑物，是五六层的楼房；他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台阶上或者靠在窗前吸烟。偶尔也看到在某个街角有几个男孩围拢一起聊天，或者女孩跳绳。停在两边的轿车不是好车，不是新款车，但保养得很好。

小酒吧坐落在一片长满杂草和野花的荒地旁边，花草盖住了从前伫立在那里的建筑物的碎砖破瓦。法特看见在旁边一座楼的侧面墙壁上，有一幅让他感到奇怪的壁画。画面是圆形的，像个钟表，本来应该有数字的地方，是底特律工厂劳动者的场面。十二场景代表生产线上的十二个工段。但是，每个场景中都重复一个人物：一个黑人少年，或者说，是个尚未脱离童年或者拒绝脱离童年的黑人少年、又高又瘦的少年，穿的衣服随着每个场景而变化，但是这些衣服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得瘦小，他履行一种表面上可能被当做小丑的职能，即站在那里让我们发笑的角色，尽管你如果比较认真去看的话，那会意识到他在那里不单是为了让我们发笑的。看上去像是某个狂人之作。狂人新作。在钟表的中心——所有场景的汇集地，有一个像是用果冻涂上的词：恐惧。

法特走进了酒吧，在一个高凳上坐下。他问管理酒吧的人画街头壁画的艺术家是什么人。服务员、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黑人胖子，脸上挂着刀疤，回答说他不知道。

接着，黑胖子咕哝了一句：“可能是小区哪个小伙子。”

法特要了一杯啤酒，朝着酒吧望了一眼。无法辨别顾客中谁是巴里·西曼。他手里端着啤酒，高声问有谁认识巴里·西曼。“谁找他？”一个矮子问道。此人身穿底特律活塞队球衣和一件天蓝色混纺夹克。

法特说：“我！奥斯卡·法特，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您真的是记者吗？他答：对，我是记者。《黑色黎明》的。

矮子没离开座位说道：“兄弟，你那个杂志的名字像臭狗屎。”跟矮子一起玩牌的伙伴哈哈大笑。矮子说道：“这么多个黎明，我早就烦透了。我希望纽约的兄弟们拿黄昏说点什么事吧。黄昏是一天中的最好时光，至少对这个操蛋小区是如此。”

法特说：“我回去就告诉他们。我只管报道。”

一个像法特一样也坐在高凳上的老人对他说：“巴里·西曼今天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大概病了。”

高凳上那位老人说：“不错。我也听说了。”“我再等他一会儿。”法特说，一面喝光了啤酒。

服务员来到法特身边，对他说他从前是个拳击手。“我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雅典娜。对手是个白人小子。您猜猜谁赢了？”

法特看了他一眼，嘴巴无法解释地动了一下，又要了一杯啤酒。“有四个月我没见到我的经纪人了。只是跟我的教练在一起，他名叫约翰尼·图尔奇，我俩跑遍了南北卡罗来纳州，住最差的旅馆。我俩跑得晕头转向，我是因为到处挨揍，老图尔奇是因为年事已高，他八十岁了。对，八十，或许八十三。有时，我俩在熄灯后，还在争论年龄。图尔奇说他刚刚满八十。我说他八十三。他们操纵比赛。老板要我第五回合跌倒。在第四回合时要稍稍挨揍。代价是给我双份报酬，但是并不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老板的意思告诉图尔奇了。他说：我这方面没问题，毫无问题。问题是这种人常常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在返回西曼家的路上，他觉得有点晕晕乎乎。一盘硕大的月亮沿着建筑的屋顶上方移动。门厅旁边有个家伙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了一些法特不明白或者不可信的话。法特说：婊子养的，我是巴里·西曼的朋友。与此同时，企图揪住那家伙皮夹克的领子。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慢慢喝你的酒吧。”

在门厅里面，法特看见黑暗中有四双发出黄色光亮的眼睛；看见自己揪人的手上有月光闪烁。

法特说：“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先松开我！”

法特松开了，寻找头顶上的月亮。他注视着月亮。在他向前走的同时，耳边传来临街的嘈杂声、跑步声，仿佛小区的一部分人刚刚睡醒。他看见自己租来的那辆轿车停在西曼家旁边。他仔细察看一番。没人动它。随后，他叫了一声大门对讲机。有个声音很不高兴地问他要干什么。法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黑色黎明》派来的记者。从对讲机里传出满意的嬉笑声。那声音说：请进！法特两手扶地，爬上了楼梯。有一瞬间，他发觉自己有些不舒服。巴里·西曼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我认为是有人花钱杀害了他。那个时期，马里乌斯在与居民区的贩毒集团斗争。有人不高兴了。有这种可能。那时我在监狱里，不十分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自己的解释，很多种解释。我只知道马里乌斯死在圣克鲁兹，我没在那里住过，以前去过几天，很难想像凶手会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凶手一直在跟踪马里乌斯。我惟一能想到马里乌斯出现在那里的理由，就是他想去圣克鲁兹看大海。他去看海和呼吸太平洋的空气。杀手循着马里乌斯的气味跟踪到圣克鲁兹。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时，我想像着马里乌斯的情形。更多的是猜想他内心深处的打算。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加州一处海滩上。比如说，在大瑟尔，或者在蒙特雷海滩，在渔人码头的北边，沿着1号公路向上走。他扶着瞭望台，背对着我们。那是冬天，游客很少。我们黑豹党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我们人人携带武器，虽然武器是放在车里的。我们的表情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快。大海在咆哮。于是，我走到马里乌斯身边，对他说咱们马上离开这里吧！就在这个时候，马里乌斯转过身来看看我。他在微笑。他在阴间。他用手指着大海望着我，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害怕了，虽说他是我哥们儿，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大海就是危险啊。

金钱。在西曼看来，金钱简言之，是必要的，但必要的程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开始讲所谓的“经济相对论”。他说在福尔瑟姆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相反地，在索莱达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三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而在沃拉沃拉，一支香烟相当于一小盒草莓酱罐头。在诸多原因中，有个原因是沃拉沃拉的囚犯，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食物中毒，或许是烟瘾越来越大，瞧不起甜食，打算整天往肺里吸烟。西曼说，就本质而言是个秘密；由于缺少研究，他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是，他有话要说。第一句话是：他不赞成穷人花钱的方式，尤其不赞成美国黑人花钱的方式。他说：我一看见给妓女拉皮条的无赖开着豪华轿车或者林肯大陆在居民区兜风，就热血沸腾。我忍受不了。他说：穷人赚钱应该更讲尊严。穷人有了钱应该帮助邻居。穷人很有钱以后，应该送子女上大学，还应该收养孤儿。穷人赚钱时，应该对外承认只赚了一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应该告诉他们总数，因为将来子女们会要全部家产，而不愿意与收养来的孩子分享财产。穷人赚钱后，应该秘密储蓄资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在美国监狱里挣扎的黑人兄弟，而且要做小买卖，比如开洗衣店、酒吧、录像带租售商店，赢利后全部归还给社区。发放奖学金。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变坏。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因为听嘻哈音乐太多而自杀，或者哪怕最后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师和班上五名同学。赚钱的路上布满了尝试和失败，这不应该让发了财的穷人或者我们社区里的新贵泄气。这一点要注意。不仅要从岩石里而且要从沙漠里取水。西曼说，尽管没有忘记金钱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一开始，我是个黑豹党员，与加州警察对抗，后来漫游世界，再后来美国政府掏钱让我活了几年。从监狱出来，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时黑豹党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是老恐怖组织。另外一些人还对60年代黑人的奇特追求有模糊记忆。马里乌斯已经死在圣克鲁兹了。有些同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有些同志公开道歉，改变了生活方式。如今，不仅警察里有黑人。有的黑人还占据着政府要职，有黑人市长，有黑人企业家，有黑人大律师，有黑人影视明星。黑豹党已经碍手碍脚了。因此等我出狱时，大街上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所剩无几，只有少年时进去和如今老朽时出来的噩梦炊烟的残余，没有什么未来的可能了，因为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已经忘记了，而在牢里我们什么也没学会，除非是狱警的残暴和某些囚徒的虐待。这就是我那时的处境。因此，在我假释的开头几个月里，过得非常悲惨和灰暗。有时，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吸烟，长时间地看着街上的灯光闪烁。我不否认：我脑海里不只一次盘旋着要命的念头。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那就是我大姐，祝愿她享尽天福！大姐让我住她底特律的房子，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位欧洲公主为我让出了她的城堡，让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但是已经有了今天随着经验积累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幸福”的感觉。那个时期，通常我只能见到两个人：我大姐——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以及我的假释官。他是个胖子，有时请我在他办公室喝威士忌，他经常问我：巴里·西曼，你过去怎么会是那样一个坏蛋呢？有时，我想，他说这种话是挑衅。有时，我想：这家伙是加州警方豢养的，他要挑衅，然后给我肚子一枪。他会说：巴里，说说你的男性……他指的是我的性功能；要么就说：谈谈你干掉的那些家伙吧！说吧，巴里，说吧！说着，他拉开抽屉，我知道那里有枪，他等着我[1]开口呢。没办法，我只好说话。我对他说：好吧，罗乌，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还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美国人。甚至可以说，为基辛格和尼克松铺平道路的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在罗乌的办公室里待上三小时，其间他要我谈谈我暗杀的家伙，我就给他讲讲我见过的政治家和了解的国家。直到最后我凭借极大的耐心甩掉了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罗乌后来可能死于肝硬化。我的生活继续向前，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有得过且过的感觉。于是，有一天，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没忘记。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在我大姐的帮助下，她真是个仙女，喜欢说这些事情，我就把她记得的菜谱、我母亲的菜谱、我在监狱里做的菜肴、周六在家中阳台上给我大姐做的菜（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吃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本子记满以后，我去纽约找出版商，其中一位有兴趣出版，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了开来。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我首先要感谢我大姐，然后是许许多多好人。这里，请允许我说得准确些。我说不知所措，意思是说，惊奇。是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叫人拍案惊奇。比如，金盏花、杜鹃花，或者千日红花。但我也意识到这点本事还不够。我不能永远依靠这猪排名菜过日子。猪排解决不了一辈子的问题。应该变革。应该改革，创新。应该善于寻找，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因此，凡是有兴趣的人们，赶快拿出笔和纸来，我要口述另外一个菜谱了。就是橘味鸭。不提倡天天吃橘味鸭，因为不便宜，再说加工起来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月吃一次，或者过生日吃一次，还是很不错的。四人份的配料有这些：三斤鸭子一只，半两黄油，四瓣蒜，两碗汤，几根香草，一勺西红柿酱，四个橘子，一两糖，三勺白兰地，三勺醋，三勺雪利酒，黑胡椒粉，油和盐。接着，西曼说明烹调的各个程序，刚一说完，他只说了句橘味鸭是一道佳肴，就结束了。

星星。西曼说人们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或者说以为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他谈起人们夜间看到的星星，比如说，你沿着80号公路从德梅因到林肯城，车子中途抛锚了，不严重，输油管或者散热器问题，也许是轮胎扎了；于是，你下车，从后备厢拿出千斤顶和备胎，换轮胎，最慢也就是半小时，完工后，抬头看天，上面布满了星星。那是银河。西曼说起了体育明星。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星星。他把体育明星与电影明星作比较。他明确地说，体育明星往往比电影明星的寿命短。一个体育明星在最佳状态下，职业生命也就是十五年，而一个电影明星，也是在最佳状态下，如果年轻时从业，那艺术生命可以持续四五十年。与此相反，如果你沿着80号公路一侧开车时观看随便哪颗星星，它的寿命可能有几亿光年，也许就在你观看时，那颗星星已经死了几亿光年，观星人丝毫不会发觉。那可能是颗活星，也可能是死星。他说，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这事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夜间看到的那些星星，是生活在表象王国里的。它们是表面现象，同样是表面现象的还有梦境。因此，那位由于轿车爆胎而站在80号公路上的游客，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浩淼夜空上的东西究竟是星星，还是自己在做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停车的游客也是梦境的一部分，是从另外的梦境分离出来的梦境，如同水滴从浪花里分离出来一样。西曼说到这里，提醒道：星星是星星，陨石是陨石。他说：陨石与星星毫无关系。一块陨石，尤其在它的轨迹是直接撞击地球的话，那与星星毫无关系，与梦境也无关联，但或许可能与分割论有关系，那是一种逆向分割。接着，他说到了海星。他说马里乌斯·纽厄尔每当游历加州什么海滩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颗海星，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的。但西曼又说，出现在海滩上的海星通常是死的，是海浪送上海岸的海星尸体，当然，总有例外。纽厄尔说，他能区别死海星和活海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区别的，但是他会区别。纽厄尔把死海星留在沙滩上，把活的放回大海去，丢进岩石下面的海水里，让海星至少再有一次生还的机会。有一次除外，他把一颗海星带回家了，放进了鱼缸里，里面是海水，太平洋的咸水。这事是在黑豹党诞生时发生的，那时党员们忙于监督、疏导居民区的交通，避免车辆超速行驶、撞倒儿童。其实只要安装红绿灯就行了，可是市政府不愿意安装。这是黑豹党初次露面的活动之一：当交通监督员。与此同时，马里乌斯·纽厄尔在照看海星。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鱼缸需要一个泵。一天夜里，纽厄尔拉着西曼和小纳尔逊·桑切斯去偷泵。三人没带武器。他们前往科尔切斯特阳光城位于白人区的金鱼专卖店。三人从店铺后面进入。泵已经拿到手中的时候，有个人端着猎枪出现了。西曼说：我那时想，这回可要完蛋了。但是，那时，马里乌斯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为了我的海星啊！端猎枪的人没动弹。于是，我们后退。他就前进。我们停步。那人也停。我们再后退。他就跟在我们身后前进。终于，我们到了小纳尔逊开车的地方。那人在距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轿车启动后，那人端起枪瞄准我们。我喊了一声：加速！马里乌斯说：别！慢点！慢点！开始倒车，车子倒向主干线。那人在后面走着，用猎枪瞄准我们。马里乌斯说：好，现在加速！等小纳尔逊踩油门时，那人一动不动，逐渐变小，直到我看见他从后视镜里消失为止。当然，那台泵对马里乌斯毫无用处。一星期还是两星期后，尽管马里乌斯细心照料，海星还是死了，最后进了垃圾袋。实际上，你说星星的时候，用的是转义。这叫做隐喻。你说这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使用了隐喻。你说天上布满星星。更是隐喻了。如果你下巴上挨了一记右拳并且把你打昏了，人们会说他两眼冒金星了。又是隐喻。隐喻是咱们迷失在表象里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表象的海洋纹丝不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就是救生圈。别忘了：有的救生圈漂浮在水上，有的救生圈直沉海底啊。这话最好终生别忘记。说实话，只有那么一颗星星，它不是什么表象，也不是隐喻，更不是从什么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它就在外面天上。那就是太阳。它是惟一可以为我们制造灾难的星星。惟一的星星。年轻时，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一艘宇宙飞船脱离了轨道，向太阳飞去。宇航员开始头疼了，这是刚刚开头。接着，人人大汗淋漓，纷纷脱下航天服，即使这样仍然疯狂地出汗和脱水。阳光开始熔化飞船的外壳。电影观众坐在位子上，也不由得感到酷热难挡。我不记得影片的结尾了。我估计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们方才得救，因为及时纠正了方向，再次对准了地球；于是，太阳留到了身后，像一颗硕大的星星，疯狂地悬挂在无限的太空。

用处。西曼说：但是太阳有它的用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离太阳太近，那是炼狱；但离它远一些，那可是有用处，又美丽，只有吸血鬼才不承认这个。随后，西曼说起有些事情从前有用处，大家有共识，而现在却让人怀疑了；他说：比如，50年代的微笑，人们会满面笑容地为你开门。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开路，但是肯定会为你开门。如今，笑容令人怀疑。从前，假如你是卖东西的，走进了什么地方，那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人们笑容可掬地请你进门。无论你是服务员还是经理、女秘书、医生、电影导演还是园丁。惟一永远不笑的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永远板着面孔。但别的人，大家都努力微笑。那时是美国牙科医生的黄金时代。当然了，黑人永远有笑容。白人有笑容。亚洲人有笑容。拉丁美洲人有笑容。如今，咱们知道了，这笑容后面可能隐藏着最凶恶的敌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咱们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首先不信任那些有笑容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他们打算从你这里捞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满了笑容和越来越完美的牙齿。这些节目是要咱们信任他们吗？不是！这些节目是要咱们相信他们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吗？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从咱们这里捞到什么。他们只想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容而无求于咱们，只想换取咱们的赞美。对，赞美。他们希望咱们看看他们。对，这就是全部要求。他们完美的牙齿、完美的身条、完美的举止，仿佛他们始终是与太阳脱离的，是火焰的碎片，是炼狱的碎块，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地球上仅仅是服从表示敬意的需要。西曼说：我小时候不记得孩子嘴里打过舌钉。如今，几乎我认识的孩子人人有舌钉。无用的东西流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是当成时尚，或者是区别他人的标志，而无论时尚还是阶层的标志，都需要别人的敬意、赞美。当然，时尚的预期寿命很短，一年，最多四年，然后进入降级阶段。阶层标志则相反，只有携带标志的尸体腐烂了，标志才腐烂。接着，西曼说起身体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首先需要均衡的食物。他说：我看见这教堂里有很多胖人。我估计你们中间吃蔬菜的人不多。或许现在应该给各位开个菜单了。这道菜肴的名称叫“柠檬抱子甘蓝”。请大家记录！配料是给四人吃的：八百克抱子甘蓝，一个柠檬的汁和末儿，一个洋葱头，一束欧芹，四十克黄油，黑胡椒粉和盐。制作方法如下：1.洗净抱子甘蓝，去掉外边的叶子；把葱头和欧芹切成碎末。2.准备一锅开水加盐，放入抱子甘蓝煮二十分钟，或者甘蓝变软为止。把水沥干，单放。3.在一个抹了黄油的炒锅里，轻轻煸炒葱头，添加柠檬汁和末儿，按照口味加盐和胡椒。4.加入甘蓝，用酱油搅拌，煸炒几分钟，撒上欧芹末，上菜时边上放个柠檬角。西曼说：吃起来津津有味啊。这样的菜肴没有胆固醇，对肝脏好，有利于血液循环，健康食品。接着，他又拿出菊苣和对虾沙拉以及花椰菜沙拉的食谱。随后，他说，人类不仅要吃健康食品，而且应该读书。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专家说电视对眼睛无害。我表示怀疑。电视对视力不好，手机的利弊还是个谜。可能像一些科学家说的手机致癌。对此，我不肯定，也不否定，可问题在那里摆着呢。我说的是应该读书。牧师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请大家阅读黑人作家的作品。请大家阅读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吧！但是不要仅限于此。这才是今天晚上我真正要提供的内容。只要读书，就不算浪费时间。我在监狱读书。从一开始就读书。看了很多书，狼吞虎咽，像吃辣味猪排。监狱里熄灯很早。你就得上床，听吵闹声、脚步声。好像监狱坐落在水星内部，而不是在加州，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你会觉得又冷又热，这是你孤独一人或者有病的明显标志。你当然会努力想点别的心事、好事，可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某个在警卫室的看守点燃一盏灯，那么一束光线就会钻进你牢房的栏杆。这种事在我那里发生过千百次了。有时是电灯的位置没安装好而射进来的光线，有时是上面走廊里的日光灯，有时是旁边走廊的灯光。于是，我拿起书本，凑近光线，开始阅读。看书困难多多，因为字母、页码好像精神失常或者被这种地下水银般的气氛给吓坏了。但是，照样阅读，阅读；有时，速度快得甚至让我自己都目瞪口呆；有时，速度极慢，仿佛每句话、每个词不仅对我大脑而且对我全身都是精神食粮。这样，我可以消磨时光，而不在乎我由于为弟兄们操心而坐牢的原因究竟是不争的事实还是在做梦，至于我在狱中的死活大部分弟兄觉得无关紧要。我知道自己在做有用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做正事的同时，看守们在走路或者交接班时互相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可我听起来像骂街），或者一见面就骂人（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正在做有用的事情。随便别人怎么看，反正是有用的事情。读书如同思考，如同祈祷，如同与朋友谈心，如同阐明你的想法，如同倾听别人的谈话，如同听音乐（对，对），如同看风景，如同出门逛海滩。各位如此亲切友好，一定在纳闷：巴里都看些什么书籍啊？我什么都看。但是，让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本书是我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阅读的书，是它让我重新恢复了平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本书的名字是《伏尔泰作品简编》。我向各位保证：这本书非常有用，或者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那天夜里，法特送西曼回家后，在旅馆里睡了，那是杂志社从纽约为他事先预订的。服务台的人告诉他前天就在等他了，还有部门领导留给他的口信：问他是否顺利，情况如何，他明知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没人了，还是给单位打了电话，在答录机上留下一个口信，大致说明了他与巴里·西曼见面的情况。

淋浴后，上了床，在电视里寻找色情节目。他找到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德国女人正在跟两个黑人做爱。德国女人说德语，两个黑人也说德语。他纳闷：德国也有黑人吗？后来，他看烦了，换成了免费频道。他看了一小段垃圾剧，里面有个大约四十岁的肥胖女人在忍受一个大约三十岁胖子的丈夫和他新情妇——一个三十岁胖女子——的辱骂。法特想，那胖男人显然是个阴阳人。这节目是在佛罗里达摄制的。所有的人都穿短袖衬衫，只有主持人除外，他身穿白色西装上衣，草绿色长裤，灰绿色衬衫，打着象牙色领带。主持人逐渐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那胖子在做怪相，让他那小胖子情妇忽悠得好像鬼迷心窍一样摇来晃去。与之相反的是，胖子的老婆静静地望着观众，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哭了。

法特想，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节目或者说那一小段节目，并没有到此结束。胖子一见老婆哭了，反而变本加厉地恶语相向。在胖子说出来的话中，法特以为听出来一句下流话。那胖子还说，今后再也不允许老婆毁掉他的生活了。胖子说：我不属于你的。小情妇说：他不属于你啦！你别蒙在鼓里啦！片刻后，胖女人有了反应。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她不是说给丈夫的，也不是说给小情妇的，而是直接对准了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说：你要想想自己的处境，说话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合适。胖女人边哭边说：我来这个节目是被骗的。节目主持人说：上这个节目可不靠欺骗。胖子的情妇说：别胆小啊！听听他对你说什么吧！胖子在老婆身边转来转去地说：听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吧！胖女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举起了汽车上的保险杠，离开了拍摄现场。小情妇重新坐下。过了一会儿，胖子也坐下了。这时，主持人已经坐到了观众席上，他问胖子是干什么工作的。胖子说：现在我失业了，可不久前我是保安。法特改换了频道。他从小吧台里拿出一瓶田纳西公牛牌威士忌。喝下第一口后，他想呕吐。盖上小酒瓶，重新放回小吧台。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

就在法特睡觉的同时，电视里播送一篇报道，是说有个美国女人在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报道记者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名叫迪克·梅迪纳。他讲述了一系列在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名单，其中许多人的尸体被扔进了公墓的集体墓穴，因为无人追究这些死人的来源。梅迪纳报道的地点在沙漠里。他身后有一条公路，再远些是个高地。梅迪纳报道时用手指着那里说：那边就是亚利桑那州。大风吹乱了报道员的黑发。他身穿短袖衬衫。接着，出现了一些装配厂和梅迪纳的画外音：在这块边境地区，实际上没有失业问题。人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客货两用卡车上布满了细沙，颜色像孩子拉出来的屎。洼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弹坑，渐渐地变成了垃圾场。画面上出现了一张面孔，是个小伙子，不会超过二十岁，又瘦又黑，高颧骨，梅迪纳的画外音说：这小子是给非法越境分子当向导或者中间人的。梅迪纳说出一个名字。一个女青年的名字。接着，出现亚利桑那州一个村镇的街道画面，那就是女青年的老家。出现了一些房屋，花园里的草木都是枯黄的，四周圈上了银灰色的铁丝网。出现了女青年母亲悲伤的面孔。她已经哭干了泪水。出现了女青年父亲的脸，高大的身材，虎背熊腰；他死盯着镜头，一言不发。父母身后是三个姑娘的身影。母亲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是我们另外三个女儿。最大的还没超过十五岁。三个女孩拔腿向房子后面跑去。

电视上报道上述新闻的同时，法特梦见了自己写过的一个人物，那是他第一次发表在《黑色黎明》上的新闻报道，此前杂志社退回了他写的三篇文章。那人物是个黑人老头，比巴里·西曼还老，居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法特认识老头时，布鲁克林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但是，老头继续坚持支部活动。老头怎么称呼？他叫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但是，小区里的年轻人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又叫他“老疯子”，或者“骨头口袋”，或者“皮包骨”。但通常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主要原因是老头常常说起斯科茨伯勒事件，谈起斯科茨伯勒审判，谈起那些在斯科茨伯勒险些被绞死的黑人们，谈起如今在布鲁克林小区已经无人记得的那些黑人们。

法特偶然认识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的时候，老头大概有八十岁了，居住在布鲁克林最破烂的地段之一，是个有两居室的单元房。客厅里有一张桌子和十五六把椅子：是酒吧里那种长腿、小靠背的折叠木椅。墙上悬挂着一个巨人照片，身高至少两米，穿着老式工人装，正从一个面对镜头的男孩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男孩笑着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巨人的长相和男孩一模一样。“那孩子是我啊！”琼斯对法特说。那是法特第一次去老头家里。“那巨人是罗伯特·马尔迪约·史密斯，他是布鲁克林市政维修工，钻下水道的行家，跟十米长的鳄鱼搏斗。”

二人进行了三次畅谈，法特给老头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企图动摇老头的政治觉悟。法特问老头怎么看斯大林。琼斯回答说：斯大林是龟儿子。怎么看列宁？老头说：龟儿子。怎么看马克思？老头说：恰恰应该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是伟人！应该尊敬！从这里开始，琼斯用最好的语言说起马克思来。只有一件事琼斯不喜欢：马克思性格暴躁。这归咎于贫困，因为琼斯认为贫穷不仅会生病和生气，而且导致性格暴躁。

法特的下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柏林墙倒塌和一些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琼斯回答道：这是可以预料的，早在事情发生的十年前，我就预测出来了。接着，他不合适地唱起《国际歌》来。他打开窗户，用法特绝对预料不到的洪亮声音，唱起《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刚一唱完，他就问法特《国际歌》是不是专门给黑人写的。法特说：不知道。我可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随后，琼斯为法特描绘了一番布鲁克林共产党员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员有一千多人。战后，上升到一千三百人。实行麦卡锡主义的时候，党员剩下大约七百人；麦卡锡主义结束时，布鲁克林剩下不到两百党员。到了60年代只有一百人；到了70年代初，不到三十个党员分散在五个不可征服的支部里。到70年代末，只剩下十人了。到80年代初，只有四人了。这剩下的四人里，80年代里死于癌症的有两个；有一个没通知任何人就退党了。琼斯认为，可能那人外出旅行，死在途中了。总之，再也没有露面，无论家里、家外，还是他常去的酒吧都没有。也许去佛罗里达找他闺女了。那人是犹太人，有个女儿住在那边。事实是，到了1987年，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继续坚持。法特问：你为什么要坚持？有一阵工夫，琼斯在考虑如何回答。最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法特的眼睛说：“因为总得有人维持支部的活动啊！”

琼斯的眼睛小而黑，好像煤炭；眼周皱纹很多。睫毛几乎全无。眉毛开始脱落。出门时，带上大墨镜，手提拐杖，回家后放在门边。他可以一连几天不吃东西。他常说，上了年纪，吃东西没好处。他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员没有联系，与国外也不联系。但是，有例外：他与加州洛杉矶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有书信往来，那人叫什么明斯基博士。琼斯说：十五年前，我属于第三国际领导。明斯基劝我加入第四国际。接着，他说：“孩子，我送你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吧。”

法特想：肯定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看见角落里和椅子下到处堆放着琼斯自费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天晓得老头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经费或者用了什么花招蒙骗了印刷者。但是，当老头用双手抱起一本厚书送到他眼前时，法特惊喜地看到不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而是《贩奴》，是一个什么休·托马斯写的，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起初，他不肯接受。

他说：“这书太贵了。您肯定只有这么一本吧。”

琼斯回答说，别担心，我没花钱，就是用了一点小伎俩罢了；由此，法特推断书是偷来的，这也让他难以置信，因为老头不会干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有可能书店里有同谋，在琼斯把书装进夹克里的时候，那黑人店员假装没看见。

几小时后，法特回到自己房间，刚一翻开那本书就发现作者是个白人。是个英国白人，曾经当过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这对法特来说等于是个指导员、一个穿短裤的英国破士官，为此，他把书丢在一边，不去读它了。另外，他对琼斯的采访还是受人欢迎的。法特发现，对于他的大部分同事来说，记事报道很难超越美国黑人追求新奇的界线。一个着迷的传道者，一个着迷的爵士乐的老乐师，一个着迷的布鲁克林老共产党员（还属于第四国际）。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追求新奇。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琼斯，因此同样地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巴里·西曼了。

等他睡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法特离开底特律之前去城里惟一一家比较像样的书店，买了一本《贩奴》——休·托马斯，那位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的著作。随后，他沿着伍德沃大街在市中心兜了一圈。在希腊人镇咖啡馆吃了早餐：一杯咖啡和两片烤面包。一位女服务员、大约四十岁的金发女子问他要不要来个正餐，法特谢绝了。她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肠胃不大舒服。于是，她撤掉他用完的咖啡杯，说给他送点合适的饮品来。片刻后，她来了，端着一杯茴芹和波尔多草药调制的茶。法特从来没喝过这种东西，起初表示不愿意品尝。

女服务员说：“这对你有好处。咖啡不行。”

她长得瘦高，乳房很大，细腰婀娜；身穿白衬衫、黑裙子、平底皮鞋。有一阵，二人一言不发，保持期待性的沉默，直到法特耸耸肩，开始小口喝茶。这时，女服务员笑了，去招待别的顾客了。

法特在旅馆里正准备结账的时候，听到一个留言。他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要求他尽快跟部门主任或者体育部主任联系。他在门厅的电话间拨了长途。接电话的是他邻桌女同事。她叫他等一等，她去尽量找到部门主任。过了一会儿，一个他不熟悉的声音，但自报家门说是体育部主任杰夫·罗伯茨，说有一场拳击赛。他说：是孔特·皮凯特出场，我们已经没有人手管这个报道了。主任称呼法特的小名“奥斯卡”，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住嘴地说孔特·皮凯特，说他是哈莱姆区的希望。

法特问：“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体育部主任说：“啊，是这样，奥斯卡，你知道吉米·洛厄尔死了，我们没人能代替他。”

法特以为比赛可能在底特律或者芝加哥举行，能远离纽约几天，这想法不赖。“你想要我去报道这场比赛吗？”

杰夫·罗伯茨说：“对，小伙子，写上五页，要有皮凯特的简介，比赛过程，加点地方特色。”“比赛在哪里举行？”

体育部主任说：“在墨西哥。小伙子，想想吧，我们给的差旅费比你们部门多啊。”

法特打点好行李后，最后一次去看巴里·西曼。他看到老头在读书，记笔记。从厨房里传来一股炒菜时的作料气味。

法特说：“我要走了，就是来跟你说再见的。”

巴里·西曼问法特有没有时间吃点东西。

法特说：“没有，没时间了。”

二人拥抱告别后，法特三步两步跳下台阶，好像要急急忙忙上街去，或者像个孩子准备和小朋友自由自在地玩个下午。他一面开车驶向底特律韦恩机场，一面想西曼的怪书：《法语简明百科全书》和那本《伏尔泰作品简编》。法特没有见过后面这本《简编》，但是西曼用肯定的口气保证他在监狱看过。想到这里法特笑了。

在机场，法特买了一张飞往图森的票。等候起飞的时候，法特靠在咖啡吧台上，想起那天夜里他梦见琼斯的事。老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于是，他就想老人是怎么死的。他惟一想到的答案就是衰老。有一天，琼斯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感觉疲倦，便坐在人行道上休息，一分钟后就咽气了。法特想：我母亲大概也是如此吧，但内心深处知道并非如此。飞机起飞后，一场暴风雨落到了底特律全城。

法特打开那位曾经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写的著作，从第361页读起。上面写道：“尼日尔河三角洲过去，非洲海岸终于再次向南而去，到了喀麦隆，利物浦的商人们开启了贩卖人口的新线。再往南去，加蓬河在洛佩斯角北边，1780年代也作为贩奴地区开始活跃起来了。尊敬的约翰·牛顿先生觉得这个地区拥有‘我在非洲见过的最富有人情、最讲道德的人群’，原因可能是‘那个时候那里的人们与欧洲人接触最少’。但是，海岸对面荷兰人早就占领了科里斯科岛（葡萄牙语的意思是‘闪电’），当做贸易中心，虽说不具体买卖奴隶。”接着，法特看见一张插图（书中有很多插图），展示黄金海岸的一座葡萄牙要塞，名字叫埃尔米纳，1637年被丹麦人攻占。在三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埃尔米纳都是出口奴隶的中心。在大要塞和侧翼小山顶的小炮楼上，都有一面不知哪个国家的旗帜在飘扬。这国旗会是哪个国家的呢？在他合眼入睡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书仍在膝盖上。[1]假释官的名字。

法特在图森机场租了一辆轿车，买了一张交通图，出城向南边驶去。可能是沙漠干燥的空气引起了食欲，他决定只要遇到公路旁的餐厅就停车。两辆雪佛兰系列的科迈罗汽车，同一年生产的，又是同一种颜色，按响喇叭，超车而去。法特想大概是在飙车。两辆车的发动机可能改造过，车身在亚利桑那州骄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法特的车驶过一处卖柑橘的农舍，但他没停车。农舍距离公路有大约一百多米，柑橘摊摆在一辆带篷的木轮旧车上，停在人行道边，由两个墨西哥男孩照看。往前又开出去两公里后，法特看见有个名叫“科奇斯角”的地方，他把轿车停放在一片开阔地，旁边是加油站。那两辆科迈罗停在一面上红下黑的旗帜旁边。旗子的中央有个白圈，里面写着“奇里卡华汽车俱乐部”的字样。起初，法特以为驾驶科迈罗的是两个印第安人，但后来他觉得这想法很荒唐。他在餐厅一角坐下，旁边是窗户，可以看见自己的轿车。坐在邻桌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高个子年轻人，样子像教计算机的老师，爱笑，有时无论表示惊讶还是害怕还是随便什么事情，都用双手捂脸。另外那个男子，法特看不见他面孔，但显然年岁比他同伴大得多：脖子粗壮，头发全白，戴眼镜。无论说话还是听话，总是保持无动于衷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动作。

过来招待法特的女服务员是墨西哥人。他要了一杯咖啡，用了几分钟翻翻菜单。他问有没有火腿奶酪三明治。女服务员摇摇头。法特说：来个牛排吧。女服务员问：带酱汁吗？法特问：哪种酱汁？女服务员：有辣椒、西红柿、葱头和香菜。再加上一些调味品。法特说：行，试试运气吧。女服务员走了以后，法特看看餐厅。有张餐桌旁坐着两个印第安人，一老一少，大概是父子。他看见另外一张餐桌旁坐着两个白人男子和一个墨西哥女子。两个白人长得一模一样，是双胞胎，五十多岁；墨西哥女子大约有四十五岁，看得出来那孪生兄弟为那女子发疯。法特想：这两个大概是科迈罗轿车的主人。他还发觉整个餐厅除了他以外，没有黑人。

邻桌的年轻人说了一句关于灵感的话。法特仅仅听明白了这样的意思：对我们来说，您就是一种灵感。白发人说那事算不得什么。年轻的说了一句关于毅力的话，要有坚持一种眼光的毅力；随后，用双手捂脸。放下手后，他眼睛发亮，说道：我说的不是来自大自然的眼光，而是一种抽象眼光。白发人说：当然是这样。年轻人说：您抓住胡里维齐的时候……他的声音被外面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淹没了。一辆大吨位的运输卡车停在了那片空地上。女服务员在法特餐桌上放下一杯咖啡和一份调味牛排。年轻人继续在说那个白发人抓住的什么胡里维齐。

白发人说：“那时候抓他可不容易啊。”“是无组织杀人。”年轻人说道，一面用手捂住嘴巴，好像要打喷嚏。白发人说：“不对。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说：“啊，我还以为是无组织的呢。”

白发人说：“不，不，不，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问：“哪种情况更糟糕呢？”

法特切下一块肉来。牛排很厚，很软，很香。调料味美，尤其是你习惯吃辣的话。

白发人说：“无组织更糟。确定他们的犯罪行为模式更费劲。”

年轻人问：“能确定下来吗？”

白发人说：“只要想办法，花时间，一切都能办到。”

法特举手招唤女服务员。那个墨西哥女子偎在孪生兄弟之一的肩膀上；另外那个兄弟笑一笑，似乎这种情况早就司空见惯了。法特猜测，那女子已经跟依偎在一起的兄弟结婚，但是这婚事并没有打消另外那位兄弟的爱情和希望。那个印第安人父亲要结账，儿子则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本连环画正在阅读。法特看见那个刚刚在空地上停好卡车的司机向餐厅走来。司机是从加油站的卫生间里出来的，一路走一路用小梳子梳理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司机进餐厅后，女服务员问他要点什么。咖啡外加一大杯水。

法特听见那年轻人说：“咱们已经习惯见死人了。”

白发人说：“一向如此，一向如此啊。”

白发人说：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或者19世纪末叶，社会习惯于通过对话语的过滤不让死神溜进来。假如有人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说几乎没有犯罪，或者说一桩杀人案能震动全国。大家都不愿意把死神请进家门，请进梦里和幻想中来；可是可怕的犯罪、分尸、种种强暴，甚至连环杀人屡屡发生是不争的事实。请注意：除去那个时期的大案之外，大部分连环杀人凶手没有落网。没人知道开膛手杰克是什么人。为了适应我们的害怕心理，一切都经过了话语的过滤。孩子害怕的时候怎么办？闭上眼睛。如果孩子看见有人实施暴力，然后杀人，他怎么办？闭上眼睛。他也喊叫，但首先是闭上眼睛。话语就是干这个用的。这让人好奇，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有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太小。我说的是19、18和17世纪。当然啦，社会是小。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外围。比如在17世纪，每运输一次黑奴，一船奴隶要死掉百分之二十，比如运到弗吉尼亚出售。这事不会打动任何人，弗吉尼亚的报纸不会用头版头条刊登此事，也不会有什么人要求绞死贩奴船的船长。反之，如果一个庄园主发疯杀掉了邻居，然后飞马回家，下马后又杀掉自己老婆，造成二人死亡，那整个弗吉尼亚社会至少半年内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个飞马杀人的传说可能会代代相传。再比如法国人吧。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有几千人被害，可没人为死者掉泪。就在同一年，一个磨刀的杀死了一个女人，还杀死了自己的老妈（亲爱的朋友，那是自己的母亲啊！），后来被警察击毙。这消息不仅传遍整个法国报刊，而且在欧洲其他报纸也做了介绍，甚至在纽约的《观察家报》上刊登了一篇评注。结论就是：巴黎公社的牺牲者不属于社会；死在贩奴船上的有色人种不属于社会；而在法国一个省会死去的女子和在美国弗吉尼亚飞马杀人的凶手倒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二人身上的事情是该写、该读的！尽管如此，话语还是更多地用在躲闪术上，而不是揭露秘密。也许揭露过什么。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

那年轻人用双手捂住了面孔。“这一次不是您头一回去墨西哥吧。”年轻人放下双手，露出微笑，样子像刺芒柄花。“不是。”白发人说，“以前去过，那是几年前了，打算给人帮忙，结果不行。”“那为什么现在又去呢？”“想看一眼呗。”白发人说，“我到过一个朋友的家，是上次逗留期间交上的朋友。墨西哥人热情好客。”“不是官方访问吗？”“不是，不是，不是。”白发人说。“关于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说说您非官方的看法吧。”“爱德华，我是有些看法。但希望未经我同意，请别发表。”

年轻人用双手捂住脸，说道：“凯瑟勒教授，我一定守口如瓶。”

白发人说：“好，那我就给你说说可以肯定的三个方面：1.是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像是古罗[2]马竞技场中的老基督徒；2.罪犯五花八门；3.那座城市好像在发展，好像在进步，但是实际上，大家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夜间出门去沙漠穿越边境线，人人如此，毫无例外。”

闪耀红光的晚霞开始时，无论孪生兄弟还是印第安人父子，以及法特周围的顾客们，早就纷纷离去了。于是，法特招手，要求结账。一个棕色皮肤、胖墩墩的姑娘送来了账单，问法特喜欢不喜欢餐厅的一切。“都喜欢。”法特说着在口袋里找钞票。

后来，他再次欣赏落日的景色。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邻居，想起了杂志社，想起了纽约的街道，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和厌烦。打开那本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写的著作，信手翻开一页，看起来：“很多贩卖奴隶的船长常常以为在西印度群岛交出奴隶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实际上他们常常不能尽快拿到盈利的钱去买蔗糖，以便返航；商人和船长一直不能给自己运来的货物定价；种植园主可能拖延几年才交付买奴隶的钱款。欧洲商人有时买卖奴隶宁可要期票，而不要蔗糖、靛青、棉花和姜，因为这些货物在伦敦市场上的价格常常不可预期，或者太低。”法特想，这些名字真漂亮啊！靛青、蔗糖、姜、棉花。木兰开粉红花。深蓝的浆液带着古铜色的光泽。一个染了靛青的女人正在淋浴。

法特起身后，胖墩墩的女孩过来问他到哪里去。法特说：去墨西哥。

女孩说：“我猜到了。去什么地方啊？”

一个厨师靠着柜台在吸烟，一面等着法特回答。“去圣特莱莎。”

女孩说：“那地方可不太招人喜欢。不过城市很大，有许多歌厅和娱乐场所。”

法特笑着看看地面，发现沙漠的余晖把瓷砖染上了一抹非常轻柔的红色。

法特说：“我是记者。”

厨师说：“您是来报道那些犯罪事件的。”

法特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我去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厨师问：“谁出场啊？”“纽约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厨师说：“以前我是拳击迷。押钱，买拳击杂志，后来就放弃了。如今我已经不了解现在拳击手的情况了。您喝点什么？餐厅请客。”

法特在柜台旁边坐下，要了一杯水。厨师笑着说，据他所知，所有的记者都喝酒。

法特说：“我也喝点。可我想肠胃会不舒服的。”

厨师给法特送上水后，想知道孔特·皮凯特与谁交手。

法特说：“名字我忘记了。不过，笔记本上有。好像是个墨西哥人吧。”

厨师说：“奇怪。墨西哥没有好的轻重量级选手啊。每二十年才出现一个重量级选手，结果往往很惨，不是疯了，就是死于枪口下。可轻重量级没有好选手。”

法特承认：“也许我错了。可能不是墨西哥人。”

厨师说：“或许是古巴人，或者哥伦比亚人，虽然哥伦比亚人在轻重量级里也没传统。”

法特喝了水，起身，抻抻胳膊，踢踢腿。他心里想：该走了，虽然说心里话，这餐厅让他感觉不错。

他问：“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几个小时？”

厨师答：“看情况。有时边境上挤满了卡车，你得排上半小时。估计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三个小时，过境要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凑个整数吧：四小时。”

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到圣特莱莎只要一个半小时。”

厨师瞅了她一眼，说这取决车子和驾驶员对路况熟悉的程度。

他问法特：“您以前在沙漠里开过车吗？”

法特说：“没有。”

厨师说：“那可就不容易啦。好像容易。好像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可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

女服务员说：“这话有道理。尤其是夜间开车，在沙漠里晚上开车，我害怕。”

厨师说：“随便出个错，随便拐错弯，就会在错误方向多走五十公里。”

法特说：“既然天还亮着，我还是上路吧。”

厨师说：“反正都一样。再有五分钟天就黑了。沙漠里的黄昏好像无尽无休，突然之间，没任何通知，一下子就黑了。就好像突然有人断电一样。”

法特又要了一杯水，站在窗户旁边慢慢喝。他听见厨师问他：您走之前不想吃点什么？他没吭声。沙漠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在两个小时里，法特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上，收音机是开着的，他正在听从凤凰城广播台播出的爵士乐。他途经一些有房屋、餐厅、花园（里面有白花）和散乱停着汽车的地方；可是，他没看见任何光线，仿佛那天夜里居民已经死光，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的气味。他辨认出月光剪出的山峰侧影，辨认出有时不动、有时移动的乌云；移动的乌云仿佛在阵风推动下向西而去，任性的阵风扬起车灯或者车灯造成的黑影，提供神奇的人性外衣，仿佛扬尘是跳到路旁的乞丐或者鬼魂。

法特两次迷路。一次想退回原路，回那家餐厅去，回图森。另外一次到了一个名叫巴塔戈尼亚的村镇。在加油站上，一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告诉他有条近路可达圣特莱莎。离开那村镇后，他看见一匹马。车灯照到马时，它扬起了头，看了法特一眼。法特刹车，等着马让路。是匹黑马，片刻后，它动了，消失在黑夜里。法特路过一片台地，他认为是台地。台地很大，上面完全是平展的，基础部分两端至少有五公里长。接着，公路旁边出现一座悬崖。他下了车，让车灯亮着，长长地撒了一泡尿，一面呼吸着夜间的新鲜空气。随后是下坡路，一直下降到好像是山谷里，初看上去，山谷很长。他以为自己辨别出山谷的尽头有亮光。那亮光有许多可能。可能是缓缓移动的卡车队，可能是什么村庄的灯火。也许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急于摆脱这片让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黑暗。他想以前什么时候梦见过这样的景色，梦境不那么黑暗，不那么荒凉，但的确很相似。梦里，他乘坐公交车跟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前往纽约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望着窗外的景色总是一成不变：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直到忽然看见了田野。这时，也许稍早些，天色渐晚，他望着一片片树林，但在他眼里放大了许多。这时，他以为看见了树林边缘有个男人在走路。那人走得很快，大步流星，仿佛要躲开夜幕的袭击。他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呀？他只知道那是人，不是黑影，因为他身穿衬衣，走路甩臂。那人的样子太孤单了，让法特回想起来那时的他都不忍心看了，很想抱住母亲；可他还是继续看着那人，也没拥抱母亲，直到公交车把树林留在身后，路边再次出现房屋建筑、大片工厂和建在公路旁边的仓储大棚。

眼下，他穿过的山谷和黑暗所产生的孤独感，要大了许多。他设想如果自己快步走在便道上会怎么样。他感到不寒而栗。这时，他想起了母亲的骨灰盒、没有归还邻居的咖啡杯，如今肯定冰冷之极，还有母亲那些录像带，今后肯定没人再看了。他打算停车，等候天亮。直觉告诉他：一个黑人睡在租来的轿车里，在亚利桑那可不是什么很谨慎的事情。

换了一个广播频道。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声音开始讲述一个戈麦斯帕拉西地方的女歌手，回到杜蓝戈州自己的城市，仅仅为了自杀的故事。接着，他听见一个女人在唱兰切拉民谣。有一阵工夫，他一面开车穿过山谷一面听音乐。随后，他想再找凤凰城的广播频道，结果找不到。

在美国这边，有个新建的村镇名叫砖坯镇。从前这里有个砖厂，可是如今这里是密集的房屋和家用电器商店，排列在主要大街两侧。走到大街尽头，就是一片灯火通明的空地，紧接着就是美国海关检查站。

边防警察要法特出示护照。他拿了出来。跟护照在一起的是他的记者证。边防警察问他是不是来做杀人案的报道。

法特说：“不是。我来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边防警察问他：“谁出场啊？”“纽约的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边防警察说。

法特说：“他能当上世界冠军。”

警察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法特向前开了一百米，到了墨西哥海关。他得下车，打开行李箱，拿出护照、驾照和记者证。墨西哥警察让他填写表格。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麻木不仁。从海关木屋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将两国分开的高大、漫长的铁丝网。法特看见铁丝网远端的一节顶上站着四只黑鸟，把头深埋在翅膀里。法特说：天冷啊。一个察看法特刚刚交来的表格的警察说：太冷啦。“那些鸟儿也冷啊。”

警察顺着法特指的方向望去。

他说：“那是美洲黑鹫，这个钟点总是冷啊。”

法特在位于圣特莱莎北边的一家名叫“和风”的汽车旅馆住下了。沿着公路，每隔一阵，就开过去一些驶往亚利桑那的卡车。有时，卡车停在公路那一侧，加油站的旁边，然后继续前进，或者司机下车，在天蓝色的服务站里吃东西。这天上午，几乎没有卡车通过，只有轿车和客货两用车。法特感觉实在疲劳极了，竟连什么时候睡着的都无知觉。

醒来时，他出屋找汽车旅馆的接待员说话，希望得到一张城市地图。接待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说自从他来和风旅馆工作，就没见过城市地图。他问法特要去什么地方。法特说他是记者，去报道孔特·皮凯特的比赛。接待员说：是孔特·皮凯特对阵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

法特说：“是里诺·费尔南德斯。”

接待员笑着说：“我们这里叫他莫罗里诺。您说谁会赢？”“皮凯特！”法特说。“走着瞧吧。我估计您错了。”

随后，接待员撕下一张纸，手画了地图，准确地指示如何到达北沙拳击馆，也就是即将举行比赛的地方。地图的效果比法特预料的要好很多。北沙馆就像1900年的老剧场，在场中央安放有一个拳击台。在拳击馆一间办公室里，法特说明自己是记者，打听皮凯特下榻在哪家旅馆。办公室的人告诉法特美国拳击手还没到达圣特莱莎。在法特遇见的记者里，有两位讲英语，准备去采访费尔南德斯。法特问是否可以同去。两位记者耸耸肩说：没什么不方便。

三人到达旅馆时，费尔南德斯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正在跟一群墨西哥记者谈话。美国人问他能不能赢皮凯特。费尔南德斯听懂后，回答说：能赢。美国人问他以前是否见过皮凯特打拳。费尔南德斯没听懂。一个墨西哥记者为他做了翻译。“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费尔南德斯说道。美国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有人问：“您知道皮凯特的统计数据吗？”

费尔南德斯等问题翻译出来后，说这种东西他不感兴趣。美国记者在问他自己的统计数据之前，低声笑起来了。费尔南德斯说：打了三十场。胜二十五场。十八场把对方击倒在地。输三场。两场比赛无效。一个记者说：成绩不赖。继续提问。

大部分记者下榻在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的索诺拉胜地旅馆。法特告诉他们自己住在郊区汽车旅馆的时候，大家都劝他离开那里，在胜地旅馆找个房间。法特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胜地，他的印象是那里正在举行墨西哥体育记者大会。大部分人说英语，他的初步印象是这些人比他认识的美国记者友好。在酒吧的柜台前，有些人在赌拳，总的看上去人人快活、个个无忧无虑，但是最后法特还是决定留在汽车旅馆。

但是，法特从胜地旅馆给编辑部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请体育部主任讲话。接电话的女人告诉他没人。

那女人说：“每个办公室都没人！”

那声音嘶哑且牢骚满腹，不像纽约女秘书的口气，而像一个刚刚从墓园里走出来的农妇。法特想：这女人直接了解了亡灵世界，她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过一会儿我再打吧。”他说着挂了电话。

法特的轿车行驶在准备去采访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的墨西哥记者汽车后面。墨西哥拳击手的大本营设立在圣特莱莎郊区的一座庄园里；没有墨西哥记者的帮助，他绝对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路经郊区一个居民点时穿过了一条条蜘蛛网般没有柏油路、没有路灯的街道。有一阵工夫，绕过马场和穷人堆积垃圾的荒地之后，给人的印象是马上要到荒郊野外了，但又一个居民点出现了，比前一个更加破旧，都是砖坯房；而这些砖坯房的四周已经盖出来用纸板、铁皮以及可以临时遮阳挡雨的包装纸制成的棚屋，时间的流逝似乎把这些棚屋石化了。不仅那里的野生植物不一样，而且连苍蝇也属于不同的种类。接着，出现了一段柏油路，隐藏在开始发黑的地平线后面，路旁是一条平行的水渠和一些布满尘土的树木。随后，看见了第一批栅栏。道路变得狭窄了。法特想：那是马车道吧。实际上，车辙是明显的，但也可能是运输牲口的卡车留下的痕迹。

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所在的庄园由三间长方形的平房组成，周围是院落，地面又干又硬，好像水泥，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拳击台，样子不太结实。他们到达时，拳击台上没人；院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在草编吊床上睡觉，汽车的轰鸣声把他给吵醒了。那男人高大、肥胖，面部有好几处伤疤。几个墨西哥记者认识他，跟他交谈起来。他名叫维克多·加西亚，右肩上有文身，这让法特感兴趣。一个上身裸露的男子跪在一座教堂的门廊里。他周围至少有十位美丽天使从黑暗里飞出来，好像被这位忏悔者的恳求召唤出来的蝴蝶。其余的一切黑乎乎，朦朦胧胧。这文身虽然形式上还好，给人的印象却是在监牢里做的，刺花纹的人，就算不乏经验，但肯定缺少工具和墨汁，不过花纹的图案让人看了害怕。法特问那些记者这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之一。后来，好像有人从室内窗口看到了记者，一个女人端着托盘来到院子里给他们送汽水和冰镇啤酒。

过了一会儿，墨西哥拳击手的教练来了，他身穿白衬衫和白色羊毛运动衣。他问大家是愿意先让莫罗里诺训练，还是先采访。一个记者说：洛佩兹，您决定吧。教练一面在汽水和啤酒附近坐下，一面问大家是不是送上来食物了。记者们说没有，一面摇摇头。教练不起身，吩咐维克多·加西亚去厨房拿些吃的来。加西亚还没回来，大家看见莫罗里诺出现在一条通往沙漠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运动服的黑人。这黑人极力要说西班牙语，可只能说出几个单词来。他俩一走进院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朝一个水泥饮水槽走去，在那里用水桶洗脸和上身。然后，也不擦脸和上身，也不穿上运动服上衣，就问候大家。

那黑人是美国加州欧申赛德人，至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他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他告诉法特恐怕要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

法特问：“赛后你都干什么？”

奥马尔说：“瞎活着呗。人人不都这样嘛！”“从哪儿挣钱呢？”

奥马尔说：“随便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生活便宜。”

每过几分钟，奥马尔就无缘无故地笑一下。山羊胡加八字胡让他的笑容更漂亮。但也是每过几分钟就露出怒容，于是山羊胡加八字胡就显得非常冷漠和咄咄逼人。法特问他是不是拳击手，有没有打过比赛。他回答说打过，再也不肯多加说明。法特问他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说铃铛不响，谁也不知道。

拳击手们穿衣服的时候，法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看看周围的景致。“看什么呢？”他听见奥马尔问他。

他说：“看风景，让人伤感的景致。”

这位陪练站在他身边看看地平线，随后说道：“野外就是这样。这个钟点总是让人伤感。这操蛋风景是给娘儿们看的。”

法特说：“天黑下来了。”

奥马尔说：“还有点亮光，能打拳。”“训练结束以后，你们晚上做什么？”“你说我们大家？”奥马尔反问。“对，你们拳击队。”“我们吃饭，然后看电视。接着，洛佩兹先生就睡觉去了。莫罗里诺也上床睡觉。我们剩下的人可以继续看电视，也可以睡觉，或者去城里逛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着一笑，意味深长。“你多大了？”法特忽然问他。

奥马尔说：“二十五岁。”

莫罗里诺登上拳击台的时候，太阳正落下西山。教练点燃了几盏灯，由一台独立的发电机供电，不走住宅供电线路。加西亚在台上一角低头不动。他此前脱掉了外衣，身穿一条到膝盖的黑色拳击短裤。他好像睡着了。直到灯光一亮他才抬头，看看洛佩兹，好像在等候信号。一个记者一直在微笑，摇响了铃铛，加西亚摆出守势，向台中央走去。莫罗里诺戴头盔，围着加西亚转悠，时不时地打出左拳，企图击中对方。法特问一个记者陪练不戴头盔是否正常。

那记者说：“正常。”

法特又问：“他为什么不戴？”

记者说：“因为无论别人怎么打他，都不能给他造成更多的伤害了。明白吗？他感觉不到什么打击了，因为他疯了。”

打到第三回合，加西亚下台了。奥马尔上去。这小子光着上身，但没脱下运动裤。他的动作比加西亚快得多，轻而易举地可以躲开莫罗里诺的攻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不想伤害对方。他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动作不停，带着笑容。

奥马尔问法特：“你到过哥斯达黎加吗？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

法特问记者奥马尔在说什么。

记者说：“没什么。这操蛋小子就会学用西班牙语骂人。”

三个回合结束后，教练停止了训练，到室内去了，后面跟着莫罗里诺。

记者说：“按摩师等着呢。”“谁是按摩师？”法特问。“没见过。我想他从来不出屋门，是个盲人。明白吗？天生的盲人，整天待在厨房里吃东西，或者在卫生间大小便，或者躺在卧室地面阅读盲文书籍，使用那种什么盲文，叫什么？”

另外一个记者说：“叫布莱叶点字法。”

法特想像着那按摩师在漆黑的房间里阅读的情景，不由得微微一颤。他想，那样的读书大概也开心吧。在洗手池旁边，加西亚给奥马尔脊背上浇了一桶凉水。那位加州陪练冲着法特挤挤眼。

奥马尔问法特：“您觉得怎么样？”

法特尽量说得友好些：“不赖。但我感觉皮凯特的准备要好得多。”

奥马尔说：“皮凯特是臭狗屎！”“你认识他吗？”“我见他在电视里打过两次。他动作不好。”“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打比赛。”

奥马尔表情吃惊地望着法特的眼睛。

他问：“你从来没见过皮凯特打比赛吗？”“没有。实际上，我们杂志的拳击专家上周去世了，因为没有多余的人手，就把我给派来了。”

沉默了片刻后，奥马尔说：“我把赌注押在莫罗里诺身上。”“祝你走运。”法特说完就走了。

返城的道路，他觉得短。有一阵子，他跟着记者们轿车的尾灯前进，一直到看见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酒吧旁边，这时已经走上圣特莱莎的柏油大街。他把轿车停在记者们的旁边，问他们打算干什么。有个记者说：我们要吃晚饭。法特虽然不饿，还是同意陪大家喝杯啤酒。有个记者名叫丘乔·弗洛莱斯，为一家地方报纸和一家广播台工作。另外一个记者，就是大家在庄园时，摇铃铛的人，名叫安赫尔·马丁内斯·麦萨，为首都一家体育报工作。麦萨个子矮小，大约五十来岁。丘乔只比法特矮一点，三十五岁，总是微笑。法特感觉，丘乔和麦萨之间的关系是感恩的弟子与比较无所谓的师傅关系。但麦萨的无所谓没有流露出傲慢和居高临下，而是神情疲惫。疲惫的程度甚至表现在穿着邋遢上，衣服有油污，皮鞋有尘土。相反地，他的弟子则衣冠楚楚，着名牌西装、名牌领带、金袖扣；他可能自认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吧。就在墨西哥人吃烤肉加炸薯条的同时，法特想起加西亚的文身来。接着，他把那座庄园与母亲住宅的孤独感加以比较。他想起母亲的骨灰还在家里。想起那位逝世的女邻居。想起巴里·西曼的居民区。就在墨西哥人吃饭的同时他回忆起的一切，让他感到悲伤。

大家把麦萨送到胜地旅馆后，丘乔坚持再喝最后一杯。旅馆的酒吧里有几个记者，法特认出其中有两个美国人，他想找他们聊聊。可是，丘乔另有计划。他们前往圣特莱莎市中心一条胡同里的酒吧，那里的墙壁上画着荧光画，有个之字形的柜台。他们要了威士忌、橘子汁。酒吧经理认识丘乔。法特觉得那人不仅是酒吧经理，可能还是老板。因为他表情冷漠、专横，包括用腰间的围裙擦杯子的动作。但他毕竟年轻，超不过二十五岁。再说，丘乔不大理睬老板，只顾忙着跟法特说纽约的事情，说纽约新闻界的活动。

丘乔坦率地说：“我很想去纽约生活，找个用西班牙语的广播台工作。”

法特说：“那里有很多西班牙语广播台。”“我知道，我知道。”丘乔说，好像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接着，他提到两家西语广播台。可法特从来没听说过。

丘乔问：“你们的杂志叫什么名字？”

法特说了名字。丘乔想了想，摇摇头。

他说：“我不知道。大吗？”

法特说：“不大，不大。是哈莱姆区里的一家杂志。明白吗？”

丘乔说：“不明白。”

法特说：“杂志的几个老板都是美国黑人。社长是美国黑人。几乎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是美国黑人。”

丘乔问：“这可能吗？新闻要客观，这样好吗？”

这时，法特意识到丘乔有点醉了。他想起自己刚刚对丘乔说的话。说实在的，断言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是黑人可有些冒险。他仅仅见过编辑部里的黑人，可并不认识通讯记者。他想，或许在加州有墨西哥裔的美国记者。或许在得克萨斯也有。但有可能得克萨斯没人。否则的话，为什么把他从底特律派遣过来呢？为什么不派遣加州的人呢？得州的人呢？

几个姑娘过来跟丘乔打招呼。她们身穿过节的服装，是去歌舞厅的打扮，脚踩高跟鞋。其中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另外一个皮肤黝黑，不爱说话，有些害羞。金发姑娘问候经理，后者挥挥手，好像很了解她但不信任她。丘乔介绍法特时说，他是纽约的著名体育记者。法特趁这个机会告诉丘乔他不是真正的体育记者，而是写政治、社会问题的记者，对这个声明，丘乔非常感兴趣。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丘乔说他是最了解亚利桑那边界南部电影的人。那人名叫查理·克鲁斯，他笑着说：丘乔说的话，你一句也别信。他是录像带商店的老板，这工作迫使他不得不看很多影片，仅此而已；他说：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丘乔问他：“你有几家录像带店？说！告诉我朋友法特吧。”“三家。”查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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