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思远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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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先生晚年试读：
序言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远适异国，寓居海外十有六年。一九六五年七月，响应祖国号召，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陆。
李宗仁先生晚年，从竞选副总统到流亡海外最后归来，是一条曲折道路的晚年。程思远先生为李氏的归来做了很多工作，他以亲身经历撰写了《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言人之所未言，是一份李宗仁晚年政治生涯的记录，为研究现代历史和李宗仁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一九六三年，李宗仁先生对《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感情。一九六九年一月，李宗仁于弥留之际，在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其所以至死不渝，是因为这是他一生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一总结，也为至今仍留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有关人士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祖国要统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海峡两边的骨肉同胞必将携起手来，共同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书写新的一页。
王首道
第一章 竞选副总统
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开始，从此卷入美蒋矛盾的旋涡，并使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当局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原以孤立共产党为目的，结果反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分崩离析之境。
一、中途换马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我应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电邀，从上海乘“空中霸王”号飞机来到北平，李氏派行辕参议刘仲华把我接到北京饭店安顿。当晚，我在中南海内李宗仁的办公大楼同他共进晚餐，饭后长谈两小时。至此，我才了解到，李宗仁所以邀我北上，是因为他准备在明春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要我对此进行必要的准备。
一星期后，我回到南京，带有李宗仁给蒋介石、吴忠信（礼卿）（1884—1959，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安徽、贵州任省主席。1936年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西藏事务等方面政绩显著。在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的两封亲笔信。李在两函中都表明他要竞选副总统，要求蒋介石予以批准，希望吴礼卿在蒋前善为疏通，并随时打听消息告知。这两封信很快就送到收信人那里去了。李宗仁另外还有一封给司徒雷登（1876—1962，1876年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的英文信，外用火漆密封，李氏要我面交美使馆顾问傅泾波（1900—1988，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傅家祖上是满族正红旗。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转送。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军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打进国统区。美国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1897—1989，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于七月二十一日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八月二十四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词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
魏德迈返美以后，马歇尔（1880—1959，在二战中表现出色，1944年受领五星上将军衔。1945年65岁的马歇尔获准退休，但在10天之后他又应杜鲁门总统之请，再赴中国调停国共冲突。调停失败后，马歇尔于次年回国出任国务卿，并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主持的美国务院以魏德迈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了。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在十月间决定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杜鲁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
桂系首要人物如白崇禧、黄绍竑等，不知道李宗仁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曾要我函劝李宗仁放弃此一意图，另行竞选监察院院长。李对白、黄的建议毫不理睬，仍照旧进行竞选活动。十二月中旬，李宗仁又要我偕同安徽银行行长张岳灵由宁转沪飞平，对竞选做进一步的部署。张岳灵原来替李品仙（1890—1987，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参加了著名的武昌起义。李品仙先是追随唐生智，后加入桂系，又随唐生智反蒋失败后，远避香港。“七七事变”爆发后，参加了上海保卫战，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1939年，李品仙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不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1949年逃台。）管钱，负责竞选费用的筹措，当能胜任愉快。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由北平回到上海，次日傍晚，蒋经国夫人蒋方良（1916—2004，白俄罗斯人，蒋经国的夫人。在台湾历来的地区领导人夫人中，蒋方良是公认“最没有声音的一位”，也是最俭朴、平实的一位。自20世纪30年代随蒋经国来到中国以后，蒋方良再也没回过她出生的国家。）同韦永成夫妇特在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设宴请我吃饭。照我看来，蒋经国对我此行深表关注，但并没有作任何表示。
二、参加竞选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一事，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上旬还没有什么表示。因此李宗仁以为蒋已同意了，特于三月十一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竞选事务委员会也在南京正式成立，由邱昌渭（1898—195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31年曾担任桂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秘书主任。1943年10月调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9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同年去台湾。）主持其事。
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次日孙科公开表态，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第一，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于取得人们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以孙科同蒋搭档较为适宜；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白崇禧发现情势对李不利，曾对我说：“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
李宗仁于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几日后，他到了南京。那时国民党人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和程潜。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内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
四月三日夜，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
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劝告，理直气壮地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四月三日，通过黄绍竑的联系，李宗仁同于右任、程潜建立了一条有关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此一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
原来，自抗战胜利以后，陈氏的CC系声势日涨，显然与蒋、宋、孔并驾齐驱，成为四大家族之一。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中国国民党），自是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大部分是复兴系分子）担任。由于争权夺利，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得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得知蒋介石以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组织，支持孙科竞选，认为如果孙能胜利，蒋介石将更加信赖陈立夫，而CC得势，自非他们之利。于是，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蓝衣社）、埔（黄埔系）、青（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如汤如炎、白瑜、周天贤、任国荣、郎维汉、刘先云、郑代恩、许伯超等，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虽经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黄埔系骨干将领。抗战时，贺衷寒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1947年任社会部政务次长，1949年蒋介石引退，贺亦随之辞职。贺与蒋的关系不仅是师生，亦是蒋的爱将，长期在军中政治部门活动。）、袁守谦（1904—1992，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32年参与发起组织复兴社特务处。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代部长。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委。1948年起任华中“剿总”秘书长兼政务委员会委员。）劝阻，也不理会。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四月四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全会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主张首届总统应提出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提出下列三项人选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蒋介石并表示，他无意于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说完了话，就离开会场。当时议论纷纷，人们以为蒋要推胡适来当总统，甚至有人说蒋已派王世杰（1891—1981，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后转投国民党，进入政界。1981年病逝台北荣民医院。立遗嘱将其一生所收藏的所有字画书籍赠与武汉大学。）征得胡适同意。
休息后继续开会，由孙科主持。黄埔系多数人主张蒋不当总统，让他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但CC系和戴季陶则主张仍应推蒋做总统候选人。张道藩（1897—1968，CC系骨干人物，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长期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1938年于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52年10月当选台地方当局“立法院”院长，主持院务近10年。）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经上下午两次讨论，结果仍一致推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告诉蒋，蒋仍不赞同，最后决定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中央常会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召开，研究蒋介石当不当总统候选人问题。会上仍是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久久不能做出决定。张群看到事不宜迟，就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常会当即推定张群、陈立夫、陈布雷等三人前去见蒋，转达常会意见，如蒋愿任总统，当在宪法外另订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权力。
四月五日下午四时，中央常会继续开会。张群发言：“已征得总裁同意，在宪法外另定条文，如临时条款之类，使总统在特定时期得做紧急处置。在这个条件下，他愿意当总统候选人。”常会当即照张群所提意见通过如仪。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在还没有实行以前，已遭到蒋介石的破坏了。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月六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临全会继续开会，由张群代表常会作关于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以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当即由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仍拥护总裁竞选，但党不提名，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唯下届总统、副总统竞选，应由党提名。在通过此一决议时，经张群说明：根据此一决议，总裁和居正同志都可以依法连署竞选总统（居正是经指定陪蒋竞选的）；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四位同志都可以连署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因为由党内提名竞选的主张被国民党临全会议打消，心里很不高兴。四月十二日，他在总理纪念周中借题发挥，大骂不受党的约束的人，并援引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员不听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从而招致全党分裂的故事作为鉴戒。这些话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李宗仁。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居正作为陪选人，也得到二百六十九票。废票三十五张，有的在蒋的姓名上面打×，更有写孙中山的。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了。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频生。是日开票结果：李宗仁七五四票，孙科五五九票，程潜五二二票，于右任四九三票，莫德惠（1883—1968，东北社会贤达。在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是张学良亲近的合作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8年任国民政府“宪政督导委员会”会长。）二一八票，徐傅霖（1878—1958，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参与反袁活动、参加护法运动。1929年与张君劢等筹组国家社会党。抗战胜利后，历任民社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宪政督导委员会副会长、“总统府”资政等。）二一四票。由于无人得到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的规定，定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1891—1980，《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1915年9月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1922年回国，在南京从事新闻工作。1923年执教于法政大学。因积极反共，1948年被中共列为战犯之一。）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1896—1998，抗日名将，时有抗日“战神”之称，陆军一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以其著名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荣膺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授自由勋章。）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捣毁了。事后李宗仁嘱我拿金条四根交给刘士毅（1886—1982，桂系外省籍的重要将领。曾任南京中央军校筹备主任，国民政府总统府参军长，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49年飞往台北。）转给龚德柏，以示关注之意。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蒋介石现在已经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李宗仁）的对手，只有帮助程颂云（程潜），才能击败李宗仁。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的关系，只以同是湖南人，又有蒋介石的吩咐，也就欣然应命，事实上是蒋要程来分李的票使孙科当选。
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名次仍然未变，依法必须进行第三次选举。
可是风暴突然起来了。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人。同时蒋又示意程潜放弃竞选，他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其竞选费，要程将选票全部投孙。程严词拒绝，当晚即发表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既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二十四日晚饭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会谈。最后，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放弃竞选较为有利，遂于午夜后二时做出放弃竞选的决定。
四月二十五日，南京各报赫然刊载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声明。李、程两人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国民大会在选举副总统时，存在着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宗仁还补充说，最近有人制造谣言，谓本人此次竞选，志在“逼宫”，谣诼纷兴，人心震撼。为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李宗仁、程潜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激情绪，纷纷罢选，二十五日的国民大会竟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召开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放弃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
二十六日的疏通工作，并无任何结果。二十七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的帮助而得到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两位支持。希望你劝促德邻重新参加竞选。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以达到合作到底的目的。”白崇禧回报李宗仁，谓蒋信誓旦旦，自应对他信任。黄绍竑听了心里有数，只看着天花板微笑。李宗仁沉吟一下，终于答应取消放弃竞选的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
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大会重开，进行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得一千〇四十票，程潜得五百一十五票。这表明蒋介石仍支持孙科，他对白崇禧所说的话不足置信。但是蒋介石劝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已使李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凡是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这边来了。
最后一次投票，竞选者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依选举法规定，只以比较的多数当选，所以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败。这样短兵相接，情况就显得特别紧张。二十八日夜间，是蒋李斗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亲自发号施令，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设置机关，为孙科竞选部署一切。但即使如此，也无裨于孙科所处的劣势。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第四次选举，直到午后方计票完毕，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竞选胜利了，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了。
有人说，李宗仁之所以能当选，乃得自金钱的助力。但蒋介石为四大家族之首，他既全力支持孙科，在物质基础上当然远远超过李宗仁。对此有一个主要因素易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
三、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裂
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所谓“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是日中午，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骅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1903—1974，与其兄谷正伦、谷正纲称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三青团陕西支团筹备处主任。抗战胜利后，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9年去台湾。）、赖琏（1900—1983，1939年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1944年赴重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45年调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副部长。194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铁城（1888—1953，国民党政要，陆军中将。1927年后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等。）、王启江（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刘健群（1902—1972，早年知遇于何应钦，曾任黔军军法处长、军需处长。1972年因心脏病卒于台北。）、黄宇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生，英国伦敦大学毕业。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干事、总干事。抗日战争期间被聘为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贵州省参政员。1946年出席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当选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举行午餐会，就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征询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院长使用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命是听，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先提行政院院长的人选问题。他说他想就张岳军（张群）、何敬之（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久之无人出声。随后黄宇人起立发言，说：“何以不提胡适之？”蒋闻语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停了一会，赖琏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蒋介石又说：“他要负责军事。”这就表明蒋介石要人们赞成张群当行政院院长，但没有人讲话。蒋等得不耐烦，即宣布表决：“赞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在座的人都站起来。
之后，蒋介石又提孙科、陈立夫为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候选人。大家对孙科当立法院院长都一致支持，但黄埔系的黄宇人、汤如炎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却对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表示反对。于是他们同CC系的张道藩、赖琏展开激辩。反对陈立夫的理由是“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应以平素在党内党外少有恩怨的同志来担任，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立法委员，为民主宪政树立良好的基础”，而陈立夫显然不能担负此一使命。蒋介石看到双方相持不下，即宣布表决，要赞成陈立夫的人起立。结果，不仅CC分子一致应声而起，就是黄埔系分子也相继起立，只黄宇人坐着不动，汤如炎做半坐半立状，蒋介石问汤：“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汤如炎说：“我原来是反对的，既然大家赞成，我只好服从。”蒋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黄宇人起立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都没有实际的意义。”蒋听了十分震怒。宋美龄发现情形不对，对蒋低语道：“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蒋于是宣布散会。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和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整齐步伐。刘不同则抨击蒋介石的亲信腐败无能。其他发言的人都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当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合众社驻南京的记者张国兴也到场旁听。
自是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由参加者分摊。如有不足，则由邱昌渭支付。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次日邱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账单。餐馆经理说，欠账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过了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就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委说，中统已向蒋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竞选活动，是李宗仁发动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账单为证。这样，蒋对李宗仁的恶感更深了。
五月十七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孙科、陈立夫当选，反对CC的联合阵线终于失败。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傅斯年自美国来信，说他正在养病，无意参加竞选。因此有人中途退出，也有一部分人给CC收买了。
五月十八日，第一届立法院第一次会如期正式开会。二十日，蒋介石、李宗仁就首任总统、副总统职。二十一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以张群为行政院院长，要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蒋发言后即先离席，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CC的立委一致主张用假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供蒋介石的参考。吴铁城知道他们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票，容后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此一意见未为参加投票的立委所接受。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不就行政院院长，而何应钦也谦逊一番。五月二十四日，蒋不得已始提名翁文灏（1889—1971，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组阁。
五月间，蒋介石有一次召集CC和黄埔系的中常委兼立委到黄埔路官邸午餐。席间有人提出，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像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借以联络感情。蒋介石点头答应。CC看到机不可失，即抢先在立法院内成立了一个“革新俱乐部”。与此同时，政学系的立法委员在吴铁城的支持下成立了“民主自由社”。三青团的刘健群和朱家骅系的王启江发现此种情况，深恐反对CC的联合阵线从此分裂，主张组成一个坚实的团体，定名为“新政俱乐部”。不久，立法院内国民党籍的立委即分为两大组合：即“革新俱乐部”和“新政俱乐部”。后者包括“民主自由社”和“一·四座谈会”。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战争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不利形势下，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批准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十二月二十日，孙科宣布新内阁组织完成，吴铁城、张群、陈立夫等均参加新阁，号称“全党一致”的实力内阁。
孙科、陈立夫既离开立法院，CC即与刘健群接触，表示愿意拥他出任立法院副院长，希望“新政俱乐部”方面能同意CC提名的人为立法院院长。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社”提出以吴铁城为立法院院长，得“新政俱乐部”同意。可是不久，孙科提名吴铁城为行政院副院长，势须放弃立法院院长的选举。“民主自由社”和“新政俱乐部”多次协商，改提童冠贤（1894—1981，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1925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47年，童冠贤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50年迁居香港。）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以取代吴铁城。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改选院长、副院长，童冠贤、刘健群当选，CC提出李培基为院长候选人落选。童冠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后来对李宗仁所发起的和谈活动，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四、蒋介石报复桂系的措施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蒋介石就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遗缺以何应钦继任。白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对我板着面孔说：“思远！你同邱毅吾（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
在五月三十一日蒋发表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以前，已对白崇禧说要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这表明李宗仁要来南京，白崇禧必须他去，这是蒋对李、白采取隔离安置的一种安排。
两年以前，白崇禧任南京政府首任国防部长，陈诚是参谋总长。白不仅有职无权，且不能参加黄埔路官邸的作战会报。因此，白向我发过多次牢骚，对参加作战会报的那些人，异常蔑视。一九四七年，台湾人民发动了“二二八”武装起义，反抗蒋介石政权的残酷统治。事变以后，蒋介石需要派一个有威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前往台湾，办理善后工作。他考虑结果，以为白崇禧最为适宜。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抵台湾，宣布处理台变四项基本原则，危机卒告解除。白返南京后，蒋拟以白任张群内阁的副院长仍兼国防部长以酬其功，但白力辞。这是蒋白关系比较融洽的一个时期。是年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率的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于夏秋间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直接威胁南京，他要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十一月中，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正式成立。这是白自任国防部长以来蒋首次给他以部队的指挥权。他所以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就是害怕李氏此举会危及他的固有地位。
现在蒋介石要把白崇禧外放，白乘机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将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是蒋介石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1892—1971，民国江西五上将之一，素有北伐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抗战中的“长腿将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之称。1971年病死于台湾。）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将设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但蒋不允所请，径将任命发表。六月六日，白崇禧邀李宗仁和我在他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寓所午餐，说他将赴上海住一个时期，非俟蒋答应他的要求，绝不接受此项任命。
不多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崇禧回南京接受新命，白不为所动。后来又叫黄绍竑去劝他，黄一到上海即打电话给住在虹口的白崇禧。白在电话中说：“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黄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但我自己还有别的看法。”等到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就开门见山地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于己有利，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谈一切。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华中“剿总”职务，他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也就搁置不谈了。
何应钦继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以后，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作战部署上要保证使何应钦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密切合作。可是蒋口头答应却并不实行，因此司徒雷登于六月十四日报告美国务院，说蒋介石曾保证同意他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指顾祝同），而亲自指挥作战。”（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八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又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这表明美蒋关系在继续恶化。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在解放济南的同时，毛主席抓住当前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均对中国人民革命有利的大好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十月十九日锦州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十月二十三日，即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当时蒋家王朝所面临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尽管马歇尔对此议提出的答复是：“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地位。”（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但司徒雷登仍悄悄地在进行和谈运动，以期借此逼蒋下台。
锦州失守以后，何应钦深深感到：徐淮会战可能随即展开。二十二日，他召集了参谋总长顾祝同（1893—1987，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次长刘斐（1898—1983.4.8，刘斐是国民党桂系高级将领，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1949年后刘曾于北京任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肖毅肃（1899—1975，1937年，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参加抗战。1945年，任陆军总参谋长。国民党败往台湾后，任国民党军委副总参谋长、国防部计划局长等职，升陆军二级上将。）、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举行会议，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结果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部队，以期集中兵力，保卫南京中枢。这本来是白崇禧六月初提出的计划，可是被蒋介石否决了。现在危机迫切，又由何应钦旧事重提，请蒋重新考虑。此一方案，二十三日由郭汝瑰送北平请蒋核定。郭汝瑰临行时，顾祝同再三对他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仍分区负责。”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对郭汝瑰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二十四日，何应钦电白崇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大军的决定，并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项作战指示。
十月二十七日廖耀湘（1906—1968，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黄埔学校第六期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辽西大会战，廖耀湘战败被俘，后于1961年12月作为特赫战犯被释放。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部覆灭。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三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十月三十日自北平飞回南京。他一下飞机，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放弃了平常的乐观腔调，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据合众社报导，“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会后，蒋嘱何应钦即用长途电话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就中原统一指挥问题，作进一步的洽商。
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白崇禧飞抵南京，五时即参加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关于讨论中原作战的会议。在会上，白崇禧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拟议。可是三十一日上午十时继续开会时，白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为什么一夜之间，白崇禧就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原来白一贯主张“守江必守淮”，而为达此目的，应将主力部署淮河以南，采取攻势防御。可是此时，徐州“剿总”所属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像一字形布置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时不我与了。他怕蒋介石造成圈套，要他上当，并且他发现那时宁沪一带政治气氛有点异样，呼吁和谈的声浪正在兴起，他觉得还是在汉口静观风向为好。
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至此历时五十天的辽沈战役，以歼灭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余人的伟大胜利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总数迅速增至三百万人，国民党军迅速减到二百九十万人，因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国民党军。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十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又发动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爆发后，蒋军又节节惨败，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当时蒋介石曾电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要河南省主席张轸（兼兵团司令）带领吴绍周、罗广文（1905—1956，是陈诚系的重要将领之一，国民党陆军中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第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其弟罗广斌为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早年参加革命，后被逮捕入狱。西南解放时，罗广文率残部起义投向人民，罗广斌也逃出了重庆渣宰洞监狱，兄弟异途同归。）、胡琏（1907—1977，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蒋介石嫡系，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后期的著名将领。解放战争中，率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参加内战。解放后到台湾，率部参加金门海战，是解放军未解放金门的重要因素。）三个军由河南东开，以支援淮海战区。张轸觉得去则必败，所以不愿前往。后来蒋才派了黄维去。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全歼黄伯韬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两天以后，黄维兵团的二十二万人马，在东进途中，被压缩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包围圈内，重重被困，插翅难逃。这时，蒋介石为解黄维之围，忙于把宋希濂（1907—1993，抗日名将，陆军中将。黄埔第一期，学校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曾任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1949年在川康边境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获大赦。）兵团的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对此迭加硬阻，几经顾祝同出面疏通，最后才答应放走。可是到了后来蒋要调走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在调兵这个问题上使蒋白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
五、白崇禧电蒋，建议谋和
十一月间，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均遭到致命的挫折。军事失利，已如上述。经济上，蒋介石于八月十九日以《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发行一种叫做“金圆券”的新币，抢光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金银外汇。他通过此一敲骨吸髓的掠夺手法，从人民手中抢走了三亿七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圆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当孔宋豪门纷纷将家小和财产运去美国之际，CC头子陈立夫突被蒋派往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根据一九五二年秋发行的一期《报道》杂志揭露，陈立夫此次来美，携有蒋介石致杜威州长一函，在彼返上海时，曾对某新闻周刊（指《新闻天地》）发表一非常的谈话。他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又说：“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可是非常不幸，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结果，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此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接到此一消息后，立于十一月九日写信给杜鲁门，内称：“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蒋介石此一要求，被杜鲁门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信中严词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决定派宋美龄赴美亲向杜鲁门呼吁。十一月二十四日，宋美龄同美国务卿通长途电话，表示她要访美，马歇尔要她以私人资格前来。十一月二十八日，宋美龄飞美，十二月三日访晤马歇尔，十日又访晤杜鲁门。宋先后向马、杜提出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包括：“（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董显光：《蒋总统传》。）这些要求同时被拒绝了。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这无异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
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1889—1962，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晏阳初（1890—1990，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1923—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从自学成才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迫蒋下台。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可是十二月五日晚上，李宗仁突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要我于六日飞返南京。我事后方知，李宗仁所以要我赶回来，是因为吴忠信曾于四日夜来傅厚岗副总统官邸看他，说蒋当天召见了吴忠信，要他接替吴鼎昌（1884—1950，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当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不是秘书长的材料，力辞不就。后来蒋介石终于向吴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李宗仁得此讯息，认为局势将变得很快，要我留在南京等候发展。
十天以后，蒋介石终于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来傅厚岗看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洽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这项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我用长途电话告知白崇禧。白用粤语对我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十二月二十日，孙科宣布他的新内阁组织完成，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CC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都当了政务委员，表明它是“举党一致”的内阁。
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于孙科就任行政院院长后，曾往访问，明告孙科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次日孙科去看司徒雷登，问起傅泾波的建议是否出自他的意见？司徒雷登答复说：“作为一个美国大使，他不能发表正式的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董显光：《蒋总统传》。）这表明司徒雷登正在对蒋施加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据吴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同日由李接任。可是就在这一天，白崇禧忽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给南京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另送一份给我亲交新任行政院院长孙科。原电摘录于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进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发出的和平呼吁，事前没有同李宗仁商量。李宗仁从我手里看到该电原文，就说：“糟了，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逼他早日下台，从而老羞成怒，故意把事情拖下去。”
事情正如李宗仁所料的那样，从二十四日起，李宗仁再不能从吴忠信那里打听到关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了。白崇禧这一举动，不仅对李宗仁无所补益，反而引起了蒋介石的一些误会：（一）自东北、徐州两次会战战败，东北精锐和徐州方面杜聿明（1904—1981，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将领。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200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获得特赦释放。）所统率的主力绝大部分都丧失了，白在华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蒋以为白正在利用这种声势对他进行威胁。（二）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同时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程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蒋因此怀疑白、程勾结，逼他下野。（三）蒋介石以为早在一周以前已派了张群等同李宗仁商谈有关职权交替问题，为什么白崇禧还要有此一举？蒋误会李迫不及待，授意白造成形势，逼他早日去职。
蒋介石自白电来后，他就不再谈引退问题了。
六、黄埔路官邸的最后晚餐
白崇禧“亥敬”电发出后，蒋介石迄无任何反应。平津战役爆发，蒋于二十八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有所指示。二十九日，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凡此种种，均非谋求和平的部署。所以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在收到上电的同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发来“亥卅”电，表达同样主张。因此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台的运动，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他不能一声不吭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我接到总统府总务局交际科的书面通知，要我于下午七时到黄埔路官邸便餐一叙。我到时，发现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照耀夺目，四周墙壁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显示着节日的气氛。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好似大祸临头，忧心忡忡。
这晚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1902—1993，CC系骨干人物。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社会部长，一度兼任农林部长、内政部长。1935年与兄谷正伦、弟谷正鼎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五大中央委员，史称“一门三中委”。1949年5月随国民党军溃退舟山，自舟山飞台湾。在台北转任“内政部部长”。）、张道藩、谷正鼎、赖琏、肖铮、刘健群、黄少谷（1901—1996，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世界日报》总编辑。1934年赴伦敦。1937年携夫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49年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倪文亚、柳克述、蒋经国、何浩若、贺衷寒、王世杰、王宠惠（1881—1958，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等职。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者之一。）、范予遂（1893—1893，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肖同兹、王启江、张其昀、郑彦芬（1902—1990，早年留学法国。毕业后，受聘于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处。1935年回国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39年进入政界，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吴铁城、朱家骅、张厉生（1900—1971，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晚景凄凉。1971年病逝于台北家中。）等等，共四十多人。
移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着面孔。
这是蒋介石下野谋和的文告，出自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的手笔。自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看到蒋朝绝望，于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自杀以后，蒋要发表什么文章，只能依靠这个由杨永泰一手提拔的“江西才子”了。张群把全文念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
李宗仁坐在蒋介石右手。蒋问李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跟着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它表示蒋下野谋和，将对于士气人心发生重大影响。肖同兹、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当争论蒋介石应不应公开表示下野时，蒋介石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董显光：《蒋总统传》。）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当时人们都十分清楚，蒋介石所说逼他下野的“某一派系”，即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头目的桂系。
第二章 上台前夕
一、元旦文告发表以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其中引起争论的一段文字是：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上面这一段文字，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在黄埔路官邸的宴会中，曾引起了范予遂、肖同兹同张道藩、谷正纲之间的激烈辩论。CC派的谷正纲且为此号啕大哭，认为蒋不能下野谋和，以免影响人心，坚持删去最后两句，但蒋介石仍嘱照原文发表。
蒋介石为什么发表此一文告呢？蒋经国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曾对此作了一个不尽符合实际的回答：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原文如此，实际是十一月下旬），行政院长暨各政委又因币制改革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
上月二十四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电呈父亲，主张与共党谋和。李宗仁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彼等并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上月三十日，白再发通电主和；河南省主席张轸，亦同日要求“总统毅然下野”。在此种威迫胁持之下，以父亲生平抱负、人格及个性，无论如何，决不能接受。纵欲忍让为国，亦不能即时引退也。
父亲因一面计划答复白崇禧等，一面发表文告，申述政府对和平的立场与具体方法，……盖欲按既定计划，主动引退，且暗示军民做心理上之准备也。（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一二一至一二四页。）
一月一日上午，李宗仁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总统府元旦“团拜”仪式以后，回到傅厚岗六十九号副总统私邸。吴忠信、张治中即来李宅拜年。吴忠信说：“昨晚官邸会上，CC气势嚣张，谷正纲话中有刺，对文白兄（张治中）有所影射，会场秩序很乱，总裁几乎压制不住。这意味CC将来仍要捣蛋，请德公对此特别留意。
是日，蒋致白崇禧电云：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翻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民生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可是白崇禧接电后并未如蒋电所说的“持以宁静”，他继续采取一切可能运用的方法促蒋下野，以利他的“和谈”。一日深夜，白崇禧从汉口电话程思远云：将派韦永成明日从汉口飞京，向德公提出意见。一月二日下午，韦永成抵南京后，吃过晚饭，由程思远陪同往见李宗仁，韦永成说：白健公认为蒋在元旦文告中提出五个条件，实际上乃为和谈故设障碍，借此延长时间，争取喘息。并以为蒋派吴忠信做秘书长以代替吴鼎昌，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目的在维系德公，使其不致采取过激行动，以威胁蒋的统治地位。健公建议德公对蒋应采取主动，不能静候其从容部署。必要时德公应当离开南京到汉口去，共商谋和大计。李对此未作任何表示。
一月二日以后，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仍继续发表通电，要求停战言和，休养生息。其中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致蒋电最为激切，电中“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尤为时人所传诵。
蒋介石认为白崇禧并不接受他去电的劝告，仍在武汉有所策动。一月三日上午七时，亲到傅厚岗副总统私邸访问李宗仁，重申其所谓团结大义，望李与白健生共以大局为重，使他能有时间的余裕，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这是李宗仁自任副总统以来，蒋介石移尊就教的首次。
一月三日，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报告其对蒋的元旦文告的观感时说：“对此文告之初步印象甚佳。文告内容庄严，且有和解之倾向，对共产党之诋辱亦较平时为少，……但经研究后，该文告中显露严重之缺点。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又说蒋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只是由于“压力过于强大”，才“不能不提及引退之意”。（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司徒雷登在这个报告中，暴露了蒋介石曾经在两周前决定在元旦辞职，由李宗仁“自由采取”实现和平的“任何政策”，可是现在蒋又食言了。只因各方面的压力过于强大，其中也包括美国当局所施加的政治上的压力，蒋审时度势，才不得不勉强表示：“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就无异表明，蒋的所谓“引退”，只不过是一场假戏而已。
二、张群飞汉与黄绍竑飞港
一月五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宣传工作会报，参加者有蒋经国、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等职。）、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毕业于清华大学，1936年任蒋介石的外文秘书，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之一。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于留美背景，他主管新闻时比较尊重“新闻自由”。194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等。蒋把白崇禧的“亥敬”、“亥全”两电以及他答复白崇禧的“子东”电交各人传阅，并就和谈问题征询各人意见。有人建议，最近豫、鄂两省民意机关连续发出通电，对和平有所主张，最好中央派一大员赴汉口同白崇禧就和谈问题掬诚相商。蒋认为可行，当派张群于九日飞汉晤白。
一月六日，张治中受命来看李宗仁，谓蒋将于九日派张岳军赴汉晤白健生，就当前局势有所洽商。张并且说，蒋最近对内对外，均将有所部署：如电邀刘文辉来京，告以经营四川的必要，并将派张岳军入川主持一切；在对外方面，蒋将接纳白崇禧上月二十四日提出的建议，请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解”国共战争。窥其意图，似在恋栈，但一般观察家，甚至如CC派谷正纲、张道藩之流，也认为蒋下野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看来不会拖得太长了。
白崇禧在获知张群九日飞汉的消息后，七日晚，连打四次长途电话到南京找程思远，设法通知当时在上海过隐居生活的黄绍竑，立即回到南京，以便与张群同机飞汉。当晚程打电话到林森路一一〇五号找黄绍竑，适黄已外出，直到八日晨，程才同黄通话。黄初不愿入京，后被告知此行目的在偕张群飞汉，他才答应乘夜班车来。次日凌晨黄甫抵京，即偕张群飞汉。
一九四八年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黄绍竑在政治上一直采取积极态度，如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黄绍竑也想在五月举行的立法院第一期院会中活动当立法院院长。此时黄埔系、政学系同朱家骅派合作以反对CC，形成对峙之局。前者以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蒋介石已决定以立法院院长一职来安慰他。如果黄绍竑也要竞选立法院院长，那就过于刺激蒋介石和孙科了，在策略上不应当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当由黄宇人出面劝止黄绍竑，黄接纳群言，取消原议。十一月末，蒋介石提名孙科当行政院院长以接替翁文灏，立法院势须另选院长，黄绍竑又重申前议，那时以反CC组成的联合阵线——“新政俱乐部”与“民主自由社”采取的策略是：要推出童冠贤为立法院院长候选人，以对抗CC提出的李培基，又劝请黄绍竑顾全大局，避位让贤，黄也终于答应了。十二月中，蒋介石决定下野，派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到傅厚岗访李宗仁，洽谈政权过渡问题，黄绍竑始终参与其事。可见黄的态度是积极的。可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黄忽然借口去上海过圣诞节，匆匆离开南京，临行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关系异常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领的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渡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不要掉以轻心。程当时漠然置之，不以为意。因为人所周知，美当局正迫蒋下野，以李宗仁来过渡，蒋如对李下手，实使其自身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依据常理推测，蒋不会出此下策。
张群飞汉口前一日，即一月八日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会商，研究运用外交促成和谈问题。会后蒋即授意行政院院长孙科，由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吴铁城出面，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四国政府运用其影响，促成中国国共和谈的实现。当晚程思远受白崇禧之托，把他的“亥敬”电抄送孙科一阅。孙在铁道部一号官舍对程说，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系中国内政问题，不便请外国参加干涉，所以此次照会四国政府，只是请他们从旁赞助，以使国共双方代表能够聚首一堂，进行谈判。
那时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早日去职，以利于李宗仁出来主持和谈，所以不会给蒋以助力。司徒雷登曾对孙科、吴铁城先后表示过，他本人不以为南京政府能从这方面获得什么挽救的办法。并坦白地告诉他们，不可过于依赖美国的援助，把它作为一种解围的神力。一月十二日，美使馆把华府的答复通知吴铁城说：“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苏、英、法各国政府，也婉拒所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张群九日飞抵汉口以后，即转达蒋介石下面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一月七日，在永宿间青龙集与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淮海战役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被歼而告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一二七页。）
蒋介石知道杜部被歼后，他的下野问题又重新提到议程上来了，即于十日派蒋经国持他的亲笔函去上海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着俞即将中央银行在去年八月十九日依靠发行金元券强向人民兑换得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移存台湾，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以供军事开支。
一月十一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说：“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白则对张说明，他前后两电提出的主张都是备战谋和，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投降。即日张群从汉口飞长沙晤程潜，十二日回到南京，下午张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说，对备战谋和的方针，中央与地方一致，白、程均同此态度。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就在一月十二日行政院会强调“中央与地方一致”的这一天，白崇禧以八万港元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去广州，并派其秘书陆启华随行，准备一到广州即去香港。黄绍竑的专机过桂林时已近傍晚，他预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机场候晤，黄绍竑对黄旭初说：“一、蒋介石一心一意打到底，不愿下野谋和。二、白健生两电蒋介石劝其改采和平措施，不料蒋反怀疑白和桂系要造他的反。”（黄旭初：《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经过详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会战全面崩溃，国际声援无望，就在美国答复到达的这天，命蒋经国带同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1904—1990，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总队长任世桂及通讯总队长多人，一同回到溪口，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在这一天之内，蒋介石和白崇禧彼此各有部署。
白崇禧为什么不惜重资送黄绍竑到香港去呢？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白崇禧很重视李任潮（李济深）的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与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在黄绍竑到香港前的十九天，李任潮已应中共毛主席之邀，于圣诞节次日秘密离开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绍竑空走一趟，大失所望。后来黄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的联系，同中共中央驻港负责人见了面，把白崇禧的意图请后者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55年11月加入民革，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的领导人，曾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沿平汉铁路线北上到石家庄，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等到黄绍竑把这个信息传给白崇禧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时过境迁，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白崇禧当时想利用李宗仁当代总统的地位来搞“全面和平”，并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而专心关注南京方面的情况，所以直到三月底，刘仲容才能首途北上。
蒋介石对黄绍竑在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在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三、蒋介石“引退”
一月十三日，白崇禧在汉口的华中“剿总”，强迫汉口中央银行将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这是白针对蒋介石从十日起把上海库存金银外汇全部运往台湾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消息传到南京，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白已公然不听蒋介石的调度，并推测白将有异动。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于晚间广播，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国共谈判的基础，条件如下：“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个声明一出来，蒋介石即于十五日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举行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会上决定，为求内部团结起见，暂不表示态度，首先征求各省党政人员的意见。同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当晚蒋接见司徒雷登，告以共方条件和政府意见。但对司徒雷登所关心的蒋的个人进退问题，保持沉默。
十六日，蒋介石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要他们把两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和谈成功，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予以接收。十六日晚，蒋介石约张君劢（1887—1969，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党，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1949年11月赴印度，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在旧金山病逝。）、左舜生（1893—1969，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1924年任中国青年党党报《醒狮周报》总经理，并加入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再创《民声周刊》，鼓吹抗战。1947年任行政院农林部长。1949年赴台。）、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王世杰等晚餐，交换关于八项和平条件的意见。邵力子主张接受八项和平条件，陈立夫立即发言，指邵主张无条件投降，张治中忙说，今天主要的是向党外人士征求意见。但张君劢在发言中还是要求蒋介石考虑下野问题。会后据张治中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由于邵力子、张君劢两人的发言，很不高兴。
十七日，李宗仁密嘱程思远偕石泓飞汉口，在那里等他飞汉，与白崇禧会合。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发现蒋介石没有下野的打算，故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到汉口去，同白崇禧倡导一个呼吁和平的运动，以便迫蒋下台。由于时机迫近，李特派程先飞汉通知白崇禧。
十八日，程思远得白崇禧派在空军总部当联络参谋的廖德寿的帮助，同石泓搭了一架军机到汉口，此时在汉口的桂系军政人员，有李品仙、李任仁（1886—1968，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2年后，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第三届议长。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刘士毅、刘斐、邱昌渭、张任民（1898—1985，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湖南武冈分校）中将教育长。1939年底调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国民党行宪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赴香港。后赴台湾。）、韦永成等。程同白崇禧说明来意，白即嘱程到黄陂街永利银行去看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这些人都是三青团地方负责干部，其中周天贤得邱昌渭从中拉拢，使白对周特别器重。后来才知道白崇禧在汉口的一举一动，周天贤都密报给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然后通过袁反映给蒋介石。故白之动态，蒋了若指掌。
十九日，蒋命孙科的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就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进行讨论，会后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政府愿与共方先无条件下令停火，再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
同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江北，蒋介石不愿做城下之盟，故有将政治重心南移之意。
二十日，晚饭后，白崇禧在三元里他的私邸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等候德公了。九时将在这里举行会议，商讨时局问题。届时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李品仙、刘士毅、李任仁、刘斐、邱昌渭、程思远、韦永成、张任民等人。
首先，白崇禧发言，他说：这两个月来，我们在武汉先后邀请湘、鄂、豫各省军政首长和民意机关代表举行会谈，大家都同意由武汉发起一个倡导和谈的运动，以期促成停战，实现和平，但因李德公在南京，我们不得不为他的安全设想，投鼠忌器，坐失时机。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翼三（张轸）早就同中共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搭上了线，对方希望华中地区整齐步骤，共同行动。我过去总以时机尚未成熟为借口，要张翼三等候我从容布置，可是今天，张翼三来了，他说，对方催得很紧，不容我们再考虑了。张翼三并且表示，如果我们不干，他就单独行动。因此，至迟到明天，我们必须有所表示。
说到这里，白崇禧拿出一份电稿说：我准备了一份呼吁和平的通电，打算在明天发表。现在请李重毅（李任仁）先生到后面的房间里去整理文字，等重毅先生修改好后，我们再就通电的内容加以讨论。
我们是在白崇禧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李任仁刚刚离开，书台上电话机就响起来了。白崇禧拿起听筒，“喂！喂！”两声，就对我们说：“是南京张文白打来的长途电话。”
只听白对着听筒说：“文白吗？有什么消息？”
“……”“那可靠吗？”白崇禧以兴奋的口气问道。
“……”
接完电话白崇禧对我们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他今天已经接见德公，表明‘引退’之意。现在好了，我们不要再干什么了！”他说完舒了一口气。
不一会，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证实了蒋介石明天下野的事。白崇禧在电话中再三叮咛：在蒋发表的文告中，应当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节的条文，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马虎。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引退”应当作为辞职，李宗仁上台是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关于这一点，白崇禧过去同程思远通长途电话时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白崇禧派人去把李重毅请出来，随即以轻快的口气说：现在蒋已决定下野，不需要我们再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应该改换议题，就是德公上台以后应当怎么干。
人多意见多，一直谈到二十一日凌晨三点钟。最后由白崇禧加以总结，主张向李宗仁提出下列的建议：（一）关于李宗仁是“继任”还是“代理”总统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丝毫不能含糊。李应当坚持援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条文的规定，“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名义不正，就不能顺利地推行政务。（二）必须改组行政院，准予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另推张治中组成一个和谈内阁。由于张文白曾经三上延安，并且亲自护送毛泽东主席回到陕北，与中共有深长历史关系，深信他出来组阁，将可顺利推动和谈的进展。（三）必须请何应钦出来帮忙，任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目前只有何能指挥黄埔学生，促使他们同我们合作。听说何到上海去了，应当邀其立即返京，掬诚相商，共撑艰巨。
上述建议，白崇禧指定程思远、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南京汇报。
程思远、邱昌渭原定二十一日上午飞南京，可是同行的还有驻汉口的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他要下午才能起程，所以程、邱到武昌机场后又折回三元里，同白崇禧共进午餐。白崇禧说：国民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必须彻底改造。如果和谈成功，那就应当同李任潮（李济深）的“民革”合流。
下午二时，军机从武昌机场起飞，同行的除罗机外，还有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1895—1976，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五战区参谋长。1938年2月上旬徐受李宗仁委派，亲临前线，协调庞炳勋、张自忠两军团，血战五昼夜取得了临忻大捷。4月，又协助李宗仁在台儿庄歼灭以“铁军”自称的日军矾谷师团，取得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因此南京政府擢升徐祖贻为陆军中将。）和副参谋长吴石（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期，吴石是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到台湾后被蒋介石杀害）。四时十分，军机在光华门外大校场降落，机身还没有停定，程思远看到一架“美龄”号专机从跑道起飞，程指着它对邱昌渭说：“老蒋离开南京了。”等到程、邱走出机场，沿着汽车路前进时，忽见李宗仁乘着一辆黑色卡迪勒克牌轿车迎面而来，由于车速减低了，他发现程、邱两人，于是开门招呼他们上车，一道入城。李宗仁惋惜地说：“我来迟了一步，不及同老蒋握别；其他的人，此刻还在明故宫机场等着他哩！”原来俞济时故意放出空气，说蒋要在明故宫机场上机。
归途中，李宗仁简略地介绍了这两天南京的政治行情：十八日，蒋介石把原来的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十九日，蒋又发表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1891—1963，国民党高级将领。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46年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等职。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8月去台湾。1963年病逝后被国民党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1896—1981，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191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所部参加淞沪抗战、南京抗战等战役。1948年5月国共内战期间，余被任为陆军总司令。1950年4月率残部逃到台湾。）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以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上面的人事部署，以汤恩伯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蒋就把京沪杭地区紧紧控制在他的手中了。
蒋介石直到二十日晚上才约见李宗仁，告以明日“引退”之意，并说有关文件，将由吴礼卿明早带到李处审阅签字。李没有表示什么，一切以蒋之意见为意见。二十一日中午，蒋邀宴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院长，并约李宗仁作陪，表示政权过渡。下午二时，蒋又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国民党在京常务委员话别。这一切，在李宗仁看来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担心之处。
回到傅厚岗六十九号，程思远、邱昌渭将汉口方面提出的意见向李宗仁汇报。李似乎胸有成竹，并没有说什么，随即嘱程思远打电话，把蒋介石离开南京的消息通知白崇禧。白很关心蒋、李文告的内容，李宗仁接过听筒，亲自对白崇禧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
可是不多一刻，汉口的长途电话来了，白崇禧非常激动地说：“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李德公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应当设法补救。”程思远把听筒交给李宗仁，李的答话显然不能使对方满意，两人争吵起来。最后李宗仁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白感情的破裂，实以此为开端。
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算了。大约六时许，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匆匆来访李宗仁，他以严肃的语气对李说：“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傅泾波一走，李宗仁深感焦虑。程思远建议，约张治中、吴忠信前来一商。俄顷，张、吴应邀来谈，张认为这文告是今早经由礼卿先生送请蒋、李签字的，原有“身先引退”一语，照理文件一经签字即成定案，可是今日下午，潘公展（1894—1975，曾任中国公学校长、《晨报》社长、《申报》董事长等。著有《罗素的哲学问题》等。1949年离沪去香港，旋赴加拿大。1950年5月抵美定居。）、田昆山（1890—1959，早年考入西北大学堂学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其间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及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1959年11月7日病逝于台湾。）两人在茶会表示：总统一职系由国民大会选举，现在未经“国大”批准，不能自行“引退”，从而建议把这一句话删去。从法律观点来说，这是完全不合手续的。可否请礼卿先生以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照旧加入原文，重新发表。张一再敦促，但吴始终不肯。最后吴站起来，指着张治中厉声地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发布，我无权加以修改，你们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罢匆匆离去。吴忠信这一态度，使李、张两人十分难堪。张治中旋亦告辞。
七时许，孙科来访李宗仁，作例行的辞职表示，李加以慰留。李提出文告一事，孙科说：“这关系到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何不请王亮畴先生来谈谈。”王宠惠来到后，向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应作‘引退’论，但他的辞职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副总统继任也必须国民大会追认，在这些法律手续尚未完成之前，李先生只能以代总统的名义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于是挽王一同往访张群，请张打电话到杭州同蒋商量，结果蒋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上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经过改正，蒋介石的下野文告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并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蒋经国对于上面文告的修正很不满意，他在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航空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在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认为李“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一一三三页。）
第三章 上台后的争斗
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的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根据当时南京发表的官样文章来看，蒋介石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但实际上蒋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一页。）
在这里，蒋介石还翻了一笔旧账，说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蒋介石在徐州为孙传芳、张宗昌打败退回南京，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忽然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宁汉合作，“建议宁汉双方中委在开封举行会议”。蒋以兵败，不欲以低姿态参加开封会议，对冯电迟迟不复，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三人则以为不宜辜负冯的好意，并主张宁汉应当合作，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带头电冯玉祥云：“对今后党派，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关于促进党内团结，似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宜。”蒋虽签名其中，但名列第四，蒋那时误会李宗仁存心迫他下台，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发出通电下野。结果五个月后，蒋又在四中全会上海预备会议中被推复职，有过此次经验，蒋认为历史将会重演。
正因为这样，所以蒋家官书承认蒋此次下野系暂时引退。“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蒋总统把职权交与副总统代理，系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之规定，并根据此一段之规定颁发文告，请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三页。）最后一句，意即暗示“以党控政”。这样，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照惯例，就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然后方可付诸实施。蒋“引退”以后，仍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中央军”。当时蒋的“中央军”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汤恩伯控制之下，情况如此，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
一、府院分裂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重启和谈于一月二十二日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1886—1973，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896—1979，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委派为国民党代表，因其系“CC派”主战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拒绝。南京解放时，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1896—198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后留美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去上海，分别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1877—1950，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黄炎培、罗隆基、张澜（1872—1955，曾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民主人士，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
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动，一月二十三日，听到中共广播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了进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特饬行政院：（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这就是所谓的“七大和平措施”。
这些措施，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此时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所以承认以毛泽东主席所提八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过目。结果李电发出以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孙科唯蒋之命是从，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元旦，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向李宗仁建议，代总统应于是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以示体恤前方将士之意。但原定每名士兵发给现洋一元，因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没有现金，未能拨付，因而慰劳之举，临时作罢。是时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岁的国民党元老，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两人而已。
是时在溪口同蒋介石在一起的除蒋经国外，还有张群、陈立夫、郑彦芬、黄少谷等，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蒋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与中共进行和谈。
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签订十三项协定，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内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浙江省主席陈仪，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要汤恩伯在上海照样炮制。汤密报蒋介石，蒋开始对陈仪异动密切注意。二月二十一日，汤诱陈去上海，指为“通共有据”，加以逮捕。此事始终未使李宗仁闻知，成为蒋、李交恶的因素之一。
二月一日，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挽留孙科内阁回到南京，特于上午九时专机飞沪。同行者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龙华机场降落时，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方治（1897—1989，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年退居台湾。）、潘公展等人迎接，孙阁成员竟无一人到场。李宗仁先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宅休息。十时许，李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1878—1960，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一日下午三时半，李宗仁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暨其他内阁成员举行会谈，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孙科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自是府院分裂。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陈诚呼吁“党内团结”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顾复函云：“德公代总统钧鉴：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二月一日。”
顾祝同把释放张、杨一事向陈诚、张群身上一推，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张请他们负责办理。二月二日接陈诚复电云：“南京李代总统德公：×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陈诚所以指名要程思远去台，因为陈与程有过一段历史关系。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举行临全大会后，蒋介石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嘱当时在军事委员会当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在广西干部中荐人参加，白提出韦永成、程思远两人。后来三青团成立，陈诚是书记长，胡宗南是组织处处长，康泽（1904—1967，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介石之宠信可见一斑。）是代处长，程思远被派为副处长，因此陈、程曾一度共事。
二月四日傍晚，程思远飞抵台北。陈诚派省府新闻处长吴锡泽到松山机场接程到圆山饭店安顿。
二月五日，陈诚邀程思远到夷平南路一一九号他的私邸便餐。席上有贺衷寒和陈诚的心腹柳克述、何联奎两人。一见面陈诚就对程说：“有许多事在电报上不好谈，所以请你到台北一行。”饭后，贺衷寒等告辞，陈邀程到休憩室饮茶，对程说，此次邀程来台，并非专为张学良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谈谈，但是此刻还是先从张事说起。张学良现在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至此，陈特别提醒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明知释放无望，认为不必有此一行，当即婉辞。
八日，程思远正在圆山饭店同何浩若谈话，陈诚来访。何忙退出。陈对程说：今天我们谈谈时局问题。当前和战未决，局势非常危险，我们能否安然渡过难关，首先看党内是团结还是分裂。
陈诚继续说：“蒋先生‘引退’后，李德邻先生是团结的重心所寄，而宪法又是我们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可是，李代总统在十日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同意以共方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是一种重大的决策，事前未提中常会讨论，犹有可原，但未经征询行政院院长同意，更没有由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这样一来，一个所谓‘责任内阁’怎么能够负起责任来呢？孙哲生（孙科）为此表示不满，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陈诚建议：“以后李德公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似应指定几个专家先行研究，考虑其利害得失，再行付诸实施。人们现在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过去蒋介石是独裁的，现在李宗仁也不民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目前政治情势空前严重，必须全党一致，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方能支撑危局。若要达此目的，德公应当经常派人到地方去联系，地方也应当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
二月九日，程思远偕翁文灏从台北飞抵上海。
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
程思远二月九日抵上海时，前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到机场迎接，告知程思远，李宗仁于八日从南京来上海，住林森路黄绍竑沪寓。程当即趋访，发现李宗仁表情严肃。后来才知道：李打算由甘介侯领衔组织一个私人代表团，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为代表，去北平试探和谈。可是中共方面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平。因此原定代表团于二月八日飞平之议，只好取消。李宗仁到上海后，续与各方联系，最后推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旋得北平军管会叶剑英主任同意。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前往。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试探和平之举，对于李宗仁帮助很大，诚如章士钊、邵力子后来在致李宗仁书中所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经过章、邵上面说明，我们才豁然了解，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国民党四分五裂，李宗仁有无谋和的能力，实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后经章、邵等多次解释，然后中共中央才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的对象，然而李氏卒未接纳和议。对此，李宗仁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从海外回到祖国，在机场所发表的《回国声明》中，表示“颇感歉疚”。
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由龙华机场起飞，随同前往者有：李宗仁派往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刘仲华，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还有金山。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村与技师雷仲仁等同行。代表团且受邮局之托，商量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专机于下午二时一刻到达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才飞抵北平。叶剑英将军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在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于六国饭店。
二月十五日，叶剑英将军到六国饭店，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作初次晤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除董必武、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外，傅作义、邓宝珊（1894—1968，民国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陆军上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甘肃省省长，于1968年11月27日卒于北京。）也被邀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融洽。
关于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很快就作了初步的决定，当由金山去天津，负责协商招商局通航问题，并去电通知上海。上海所派的航业代表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惠方等四人，也由沪乘“大上海”轮赴津，以便面洽。
十七日晚上，中共方面开了一个晚会，对代表团表示欢迎。北平副市长徐冰讲话时，表达了诚恳的言和之意。其后，叶剑英将军又分别与四老详谈。十八日，又由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邀宴，会后再作深谈。次日，李宗仁即从黄启汉、刘仲华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四老当晚的洽商情况。
其时中共中央在石家庄，四老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之邀，于二月二十二日乘机前往，傅作义、邓宝珊同行。他们分别同毛主席、周副主席会谈多次。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关于共方和平代表人选及双方和谈地点问题，大概在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可以决定，并就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代表们于二十四日下午返平，带回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
各代表在北平继续和叶剑英将军商谈关于正式和谈时间、地点及南北交通等问题。二十七日飞返南京。
代表团的专机于下午二时二十分降落明故宫机场，于右任、童冠贤、居正、吴铁城、白崇禧、何应钦、翁文灏、吴忠信、张治中、徐永昌（1887—1959，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在台北去世。）、桂永清（1900—1954，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病逝于台湾。）、张耀明（1905—1972，1924年春经于右任介绍入黄埔军校第1期。抗战期间多次立有战功，参加台儿庄战役。抗战后晋升为陆军中将，出任南京首都卫戍总司令，继关麟征后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9年12月乘飞机去台湾，终生未被录用。）、张镇（1899—1950，国民党军上将。黄埔一期学生。1932年任委员长侍从室上校侍从副官。参加淞沪抗战，长沙会战，表现英勇。1941年晋升为中将宪兵司令。1950年2月在台北病逝，终年51岁。）、邱昌渭、范予遂等和各界代表多人到机场欢迎，代表团发表谈话云：
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历时两周，迭与中共领袖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诸先生共同或个别洽谈。中间并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次任务已告终了，因此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中共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致感谢之意。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表团下榻于首都饭店。当日下午五时，李宗仁往访四老，他们即将毛主席的信转交。当晚李宗仁在傅厚岗六十九号官邸设宴招待代表团。次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联名欢宴。代表团逗留南京三日，然后回到上海。
这就是李宗仁试探和平所得的结果。
四、行政院迁返南京
二月初，李宗仁在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同时，又暗中在打联络广东地方实力派的主意，欲借此孤立孙科，迫其将行政院迁回南京，以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
时适白崇禧电邀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备战措施。二月四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回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黄绍竑在发现白对蒋的态度有了变化，竟主张缓和溪口。于是黄责白：谋和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自此黄、白不和。
二月五日，黄绍竑、黄旭初联袂飞抵南京晤李宗仁。李对当前处境，有所说明，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一筹莫展。谈到和议时，李宗仁以为最好能做到隔江分治。对于这一点，李、白是一致的。黄绍竑说：在强弱悬殊的形势下，要搞一个分治局面是办不到的，且中共既然做得好，则吾人尚复何求。李默然。
二月八日，李宗仁命黄旭初访问广东。九日，黄携李宗仁函访孙科、吴铁城。孙表示：初到此地，布置未妥，一时不能即返南京。黄在广州四天，分访张发奎（1896—1980，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去香港定居。）、余汉谋、薛岳、陈济棠、李汉魂（1894—1987，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游历考察欧洲、拉丁美洲二十多个国家，1949年春回台湾，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上将参谋长，后任内政部部长。）等，谈得很投机。十二日，黄旭初飞返桂林，立以长途电话报告李宗仁：（一）孙科不返京；（二）由于张发奎热心联络，余、薛、陈等均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广；（三）广东首要均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四）留粤立委受CC影响，主张在广州开会；（五）溪口经常以长途电话指挥广州党政机构。
张发奎等当于二月十二日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署秘书长陆匡文（1892—1964，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45年起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政务处中将处长，广州行辕民事处中将处长，广州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飞南京见李宗仁。张在给李的信中表示：务求党内进步分子一致团结，充实革命力量，加强领导中心。李汉魂到南京后，李宗仁即改任他做总统府参军长，成为李氏身边的得力幕僚，与程思远、邱昌渭、甘介侯等有“四大金刚”之目。李汉魂所遗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由李宗仁改提陈济棠担任。
二月十二日，李宗仁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飞广州，劝行政院返京办公。次日，于、童返京复命，未能完成任务。十四日，李宗仁命令内阁回京，孙称病不应。此时，李宗仁命程思远专机飞沪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也应召由兰州返宁，翁文灏也从台湾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在上海的立法委员联名电责孙科渎职，监察院首先宣布在南京复会。并且上海、南京的报纸都赞扬李宗仁致力和平的行动，并要求立法院在宁复会，行政院返京办公。
蒋介石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做法不利，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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