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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是今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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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的逻辑试读：

前言

过去的30多年不仅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多年，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30多年，更是中国人对世界和自身认知不断深化的30多年。在此风云际会的时代，如何更为深刻全面认识社会发展和世界格局，是决定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23年前1991年1月的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里当收音机中传来老布什总统的讲话，宣布美国率领多国部队开始攻打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时，我们从床上跳下来，冲出房门，整个筒子楼走廊里立刻充满了欢呼的呐喊声；那时，作为大学生，我们真心为美国在国际上伸张正义而感到欣喜和敬佩，美国被当作是世界的领航者。

11年前的2003年8月，当电视上出现美国又一次进攻伊拉克的画面时，我们却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失落感。我们并非萨达姆的朋友，但在美国以较12年前更强大、更先进的军事力量对伊拉克进行摧枯拉朽的打击时，连普通人都格外清楚，小布什根本没有攻击伊拉克的正当理由，而是恃强凌弱的侵略。

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似乎占据了道义和制度的制高点，它逐渐将普世价值作为国际交往的标准，将全球化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秩序的追求目标，在这20年中，美国成为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世界帝国。

直到20多年前，中国才承认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那时的我们，连买辆普通自行车都要斟酌再三，更不要幻想拥有汽车、手机和出国旅行了。但是仅仅20多年，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有趣的是，很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发展，而不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特定发展道路建设性规划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腐败现象，国外势力与部分社会精英越来越以普世价值作为根除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思想在社会中普遍蔓延。

20多年前，我们也是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对于普世价值所宣扬的标准，我们认为，它适用于整个人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随着生活工作经验的增加，社会现象引起人们不断地思考：为什么西方社会如此富裕，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此勤奋，却又如此贫穷？是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导致的差别吗？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发展为何又如此迅速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广泛地寻求答案，渐渐地，从各自独立的理论中发现，政治经济关系需要在更加宏大的背景下，用更宏观的逻辑去分析。社会工作既需要像地质工作者那样拿着小锤在山中敲打山石分析岩层，也需要在几十公里之外了解它的整个轮廓。好在各领域的理论家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上提出理解问题的新角度，就能发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西方普世价值与其货币金融霸权之间存在着完整的逻辑链条，普世价值成为向其经济体系输送利益的纽带和桥梁。西方普世价值的表面逻辑与其实践效果是矛盾的，而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矛盾中却受到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这种逻辑过于广阔，身在其中却难以全面了解，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点，往往在对简单概念完全崇拜的基础上，以为普世价值就代表了正义和真理。一战时期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评价其子信奉马克思主义时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他就没有良知；30岁以后还相信社会主义，那他就没有脑子。借用此种说法，我们要告诉中国青年：在刚接触普世价值概念时就不相信，他就没有纯洁的正义感；但如果仅仅抱着几个简单概念而盲目崇拜，那就是幼稚无知了。

本书仅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试图论述宏观逻辑的各个方面，其中任何组成部分都可能构成其所在领域宏大、严肃的课题，作者自知才疏学浅，无法面面俱到地阐述，但相信，如果本书提出的论点具有价值的话，一定能够得到各方面理论专家们更为精确、深刻的阐述。

在此，我要感谢在我的生命中激发思想、启迪思路和提供帮助的朋友们、同学们，感谢家人对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容忍，感谢同学王丹石、徐莉的支持，感谢英华出版社刘君女士的帮助，更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曹沁颖女士为本书完成付出了极大精力、提供了不少建议和帮助！于是今2013年11月15日

第一章 元权力——货币金融权力

权力是以自我意志影响他人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现代西方国家多数实行三权分立，即将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三个不同的机构，在三个机构之间形成制衡、制约关系，防止一个机构独揽三方面的权力而形成专制和独裁。

三权分立为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机制，从政治层面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世界发展史上，一种新的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正在崛起，它就是货币金融权力。

货币金融权力体系是以西方国家货币制度为核心、以美联储等中央银行为决策中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纽带、以西方垄断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体系，形成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等重要领域的影响力。它虽然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操盘手，但却以具备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功能成为掌控实体经济的绝对力量。货币在社会日常生活、经营活动中无处不在，是一种功能性、服务性的媒介，同时，它也成为社会主体追求的目标，实际具有影响人类意志的能力。人类对货币的认可赋予它强大的心理意义，使其具备复杂而精细的力量。在历史中，货币具有宗教般神秘的力量，它是必需的并被所有人接受，因此它成为一种“信仰”，象征着财富、自由，以及权力！拥有大量货币的主体能够主宰和控制囊中羞涩的人，货币拥有量和控制量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基本尺度。货币不仅能够在当下发挥效能，而且能够以储蓄和持有方式保持对未来的权力，甚至控制人死后的利益安排。另外，货币本身能够衍生出货币，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它的渴望。经营货币的体系本身成为它所代表的权力的代理人，同时由于它与权力核心的紧密联系，变相成为货币权力的化身。

货币金融权力是普遍存在、附着于一切的权力，可以称之为元权力。之所以用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因为任何人、任何政体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西方民主制度在货币金融权力所规划的范围内以其所规划的方式运转，威权社会需要在它的规则内维持秩序。在现代社会，货币金融权力能够突破国家疆界、跨越社会等级创造、转移社会财富。在货币金融体系内部，核心决策的小小微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力量以几何级的强度增大，如同平衡大师置于木杆顶端的羽毛，决定了整个体系的运转方式。可以说，商业社会的定价权并不在商业主体手中，而在遥远的金融权力中心，股价、房价、工资和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受到它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它决定所有权的分配，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布的终极力量。

当代西方货币金融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拥有了影响他人服从自身逻辑的能力。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包括西方民主中的三权也无法触动它的灵魂。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对其运转方式未能进行任何深入改革。伴随着西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货币金融权力主体的形态从走街串巷的小小货币兑换商逐渐成长为现代化工业及经济的支柱，但其权力本身并没有停下生长的脚步，它从幼苗长成擎天支柱，又从擎天支柱生发出四处蔓延、遮天蔽日，不断自我复制、自我繁殖的毒藤巨蔓，企图享受所有阳光、攫取所有营养、占据所有财富。既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货币金融权力也无法逃离这种宿命。

货币金融权力动摇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让三权依附于货币金融霸权之上，西方民主大厦已经从牢固的地基上被这种霸权力量缓缓托起。它让西方民主错幻了时空，折射了对焦的光线，却依旧陶醉在自我欣赏的美好感觉中。它把过度福利化社会粉饰为民主圣地，却对“圣地”之所以成其为“圣地”讳莫如深，它使西方社会贪婪地吸吮世界财富，以无数国家赖以生存的营养打造着自己的钢筋铁骨。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金融力量都有“资格”成为呼风唤雨的霸主，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西方国家货币金融势力，才有可能成长为统驭万邦的实际上的统治者。鉴于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的代表，而且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本书大部分观点将以美国作为讨论重点和分析对象。

货币形态简史

在分析货币金融权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货币的基本形态和发展历程进行了解，从中理解货币如何成为一种权力来源和利益代表。

我们抛开古老实物货币产生的交换历史，直接从贵金属货币的属性开始。简单地看，人类历史中主要存在三种货币形态：贵金属货币、以贵金属为基础储备的金银汇兑货币、完全以国家权力指令为依据的主权货币（也称信用货币）。

贵金属货币就是以黄金和白银或者以它们的衍化物金币或者银币为物质原形的货币。在政治经济学中“货币天然是金银”，指的就是这样的货币形态。从自然界中提取贵金属本身需要付出格外艰辛的劳动，同时，金银的物理等属性使人们产生了追求幻想，希望拥有它所展现的美丽和代表的富贵。因为它具有实物特性，占有它就是最可靠的，因此它具有了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但是，贵金属作为货币在成色、磨损和安全等问题上为商品交易带来不便，各国之间的金银币同样需要兑换成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喷涌而出和大量交易需要，金银实物货币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贵金属货币自身以实物交换实物，在物质财富大量增加时，货币存量相比过少，也导致交易不畅、通货紧缩。

金银汇兑货币的最初形式是银行在储存客户金属货币、向外贷出货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银行发现只需要储备少部分实物金银就能贷出多倍的货币。为追求利润，银行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多于所储备的贵金属的货币，这种货币形式是以银行汇票的形式发出的，由于不用担心自己发出的汇票会立即、同时得到提现，银行利用发行票据的条件实行杠杆化运作就不可避免。尽管如此，这种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仍可以称为金本位。逐渐地，金银流转被代表金银的汇票等银行票据流转所取代，社会也出现了交割各个银行之间票据的结算中心，每天大量交易主要在票据中心通过银行之间的票据轧清余额，实际不必需要汇票上标明的金银交割。这大大提高了商业交易效率，避免了实物金属自身的诸多问题，人们持有票据，相信随时能够获取其代表的贵金属，所以对此能够坦然接受。如果社会中的银行都采取这种杠杆化操作的话，不可避免地，整个社会中银行通过倍乘效应放大了货币供应量，即存在一个单位的金银，可能在社会中释放了十个单位的货币量。杠杆化在增大银行运营资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万一遭到挤兑而无法向储户兑现的风险。为救济暂时缺乏短期流动性的金融机构，一种公共社会需求产生了，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设立，它为避免全社会发生金融危机提供了保障。

在17世纪末，英国为对抗法国，财政入不敷出，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向英格兰银行借款。英格兰银行由股东出资设立，其初始资本为120万英镑。随后英国经历了铸币改革、金银币改革，最终由牛顿帮助确立了金本位。从1717年开始，英国步入了稳定的金本位时代，并保持了近200年。但这种金本位主要是以英格兰银行为最后保证人的金汇兑本位制，即流通的英镑纸币可以兑换黄金，纸币中具有含金量的担保。

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延伸，到20世纪初英镑一直是世界上信用最高的货币。人们在提到信用可靠时，往往说“像英镑一样可靠”，逐渐地，法国、美国等也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同样是以黄金作为货币的储备而发行纸币，是变相的金汇兑体制。

历史上，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金汇兑制度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它稳定了货币尺度，在各国之间实现了外汇平衡，黄金储备少的国家货币贬值，利率提高，进口下降，出口上升，黄金会回流；相反地，黄金储备多的国家货币升值，进口上升，出口下降，黄金会流出。最重要的，金本位制保证了货币价值的稳定性，避免了通货膨胀，甚至它为实行金本位的国家“提供了一种集体感、自豪感和永恒感”。黄金成为国际间公认的最终支付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本位制粉墨登场，纸币、银行存款以及外汇就仅仅被视为黄金的方便替代物，资产的可接受度，完全是由其兑换为黄金的便利性所决定的。”在这种体制下，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决定了各国之间的汇率也是稳定的，如果一国金融系统发生危机，其他国家相信它将维持固定汇率，帮助陷于困境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就会得到它以黄金或等值货币的正当偿还，所以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就会愿意施救，出现问题的银行或者一国金融系统也可以相信，自己维护汇率稳定的决心将使自身得到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或者金融巨头的帮助。而在汇率波动体制下，一国金融系统发生问题反而导致其他金融机构无法相信汇率稳定，为自保而采取避险的逃离措施，危机极可能成为金融巨头进一步操纵并放大危机而谋取利益的工具。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是金本位成功的最好佐证。从英国确立金本位起的200多年，是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阶段与金本位制相重合的历史。

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本位本身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反而是各种条件恰好成全了金本位的光荣历史，金本位的成功是一种偶然：大量黄金的开采、工业化动力的强劲、经济的增长、和平环境的配合，使金本位能够长期发挥有益作用。用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利的话说，“将我们在商业上取得的优势和英国的繁荣归因于金本位制，是世间最大的错觉。我们实行的金本位制并非我们取得的商业繁荣的原因，而是结果。”无论是实物金本位还是汇兑金本位，都存在一个重要的自然限制：黄金是有限的。尽管金融的发展导致大多数商业交易完成并不需要铸币，信用证、票据、支票以及其他类似工具在商业活动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黄金越来越成为“窖藏货币”，但是，黄金就像这些衍生货币最终的锚一样将货币的价值固定下来。尤其在发生战争或者金融危机期间，人们担心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过大，总是希望获取实物金银作为储藏手段。在金汇兑情况下，实际上是国家和银行金融机构对金属货币进行杠杆化发行，而兑现贵金属相当于去杠杆化，所以，为防止货币崩盘，国家在战争期间总是实行货币管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以及一战期间的各国，暂停货币与贵金属之间的兑换，都表现出这种特点。金汇兑体制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运行良好的体制，一旦遇到危机，政府意志一定会突破固有规则的限制，解决当前危机。将规则暂时放置一边成为任何政府都无法避免的路径选择。

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流动性与之相适应，可金融危机将货币流通像严冬时的冰块一样冻结，导致经济大幅波动。好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俄国和南非先后发现大量金矿或者对淘金术有了重大的技术突破，黄金源源不断的产出缓解了货币流通的不足，这也是金本位能够借此延续如此长久的原因之一。

排除利率、贫富悬殊、货币的国际流动等原因外，金本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维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难道维持货币购买力稳定不好吗？我们认为，货币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商品的涌现需要对应货币量的增长，而如果货币量不能相应增加，必然产生通货紧缩的趋势，而这对于生产和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压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一战之后，英国为恢复往日荣光，硬性恢复一战之前英镑与黄金的汇兑比率，结果英国经济举步维艰。虽然金融体系能够衍生出市场所需要的所有货币总量，但是，一旦发生经济波动，以黄金为锚的货币就会受到去杠杆化的影响，社会的金融系统就可能面临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已经不适应于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水平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了。

在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通货膨胀的误区。一般地，人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好的，是悄无声息地偷窃人民财富。实际上，对通货膨胀应当具体分析：那种因为战争或者经济危机，或者因为外部因素输入而导致的通货膨胀，是为了转移社会成本而滥发货币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普通人民当然是噩梦，因为它不存在生产性投入，发行货币的目的仅在于填补政府支出，或弥补实有资本不足。但如果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是社会投入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缓和的通货膨胀，那么它就是促进投资和就业的良好帮手。通货膨胀是对既往历史大量投入的补偿，是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整。社会投入必然有相当部分是失败的，这种投入构成无效投资，同样将增加社会需求，在成功的投资中应体现失败投入的成本和社会必要成本。这样的通货膨胀由技术进步予以化解，同时技术进步促使商品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商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而人力、社会服务等刚性成本上升，反映为社会总体价格水平温和上升。我们都在享用前人所创造的既有文明成果，才能拥有当下的良好生活水平，同样，我们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对于新技术的社会投入必然作为社会现象反映到价格因素上来。虽然大多数国家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都会经历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很少有人会觉得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这是通过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样地，我们今天的巨大投入和任何进步，都为后代提供了更为美好的既有生活基础。所以，当今时代某些通货膨胀与古罗马时期、中国改朝换代时社会的通货膨胀不同，那时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缓慢，通货膨胀超过社会技术进步水平，它是统治者转移社会成本的手段；而现代以来的通货膨胀很多情况是对社会破坏性创造的补偿。

通货膨胀是金本位的死敌，金本位以稳定的标准套住了通货膨胀这匹野马，但是，当真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会整体陷入危机的时候，金本位的王位也并不稳固，它又会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被权宜取代。在大萧条时代，在现在很多人称道的美国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下，却发生了授予罗斯福政府要求民众上缴所持的一切金币、金条以及黄金券（完全由黄金担保）的权力，同时授予罗斯福管制、禁止金银的出口或窖藏的权力。脱离黄金的货币预期并没有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相反却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更多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形成了新的循环。这为二战之后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战以后，在金汇兑本位制中间又加入了一个传导体，这就是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再与黄金挂钩，黄金的地位进一步沉沦，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成为政府的主权信用货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兑换黄金的义务变成了使用货币武器的权力。

对于政府信用货币、主权货币（也称之为法币），中国可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早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记载中国元朝皇帝具有神奇的本领，仅仅发行纸币就能够起到拥有黄金一样的效果，元朝的官员在忽必烈大汗的纸币上加盖印章，“仿佛它们真的是用真金白银铸就一般”。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纸币“交子”，但在中国古代，政府从来没有成功地运用这种手段管理过经济。中国历史中没有成体系地发展出由商业金融机构衍生出类似西方汇票的银行货币，在晚清时期虽出现了山西票号，但却落后于西方金融体系，最后没有能够与国家政权结合。在现代，可以说世界一统于主权信用货币，各国政府都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凭借政权的强制力而发行货币，少数地区却依托大国货币发行纸币（比如中国香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大部分历史中，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最终标准制约了货币金融的发展空间，贵金属的有限性决定了货币发行的有限性，贵金属产量虽然存在波动，但是天然存量限制使以其为基础的货币无法自我创造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同时，自然经济缓慢发展也与贵金属货币的缓慢增长相适应，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立性矛盾。在金本位牵引下，经济既无法发展得过快过高，金融杠杆也难以因为过度使用而发生系统性崩溃。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金融杠杆才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总量。

在金本位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时代，只要国家政权没有恶意地、明显地破坏货币体系，比如强行推行纸币、掺假贵金属等，民间经济就可以按照贵金属的存量和流量进行自我平衡和控制。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实际上存在限度，王权无法代替人们心目中固有的货币概念。当专制权力成为过度压榨的力量的时候，货币本身起到了保障权利、维护平等的作用。掌握了实物货币等于掌握了财富，任何力量通过不法手段抢夺都将付出极大代价。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那么，货币就是商品社会中平等派的绝对代表。

货币是国家权力的代表

货币始终代表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货币的统一是人们交易的需要，同时也是统治者确立统治权威的需要；当统治者拥有高度权威时，在平常情况下，贵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似乎不存在区别，两者都能实现统一支付、结算。不管货币以何种形式存在，政府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古罗马时期到近代以来，即便是金属实物货币同样需要政府的认可和强制使用，货币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秦王朝统一中国时首先需要统一货币，而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也有自己的独立货币（也称边币）。货币制度成为国家的基础制度。

政府在制造金银货币的过程中，如果缺少贵金属，往往会通过减少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而变相抽取铸币税，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紊乱，最后国力消退。所以，政府既是货币最坚定的后盾，也是摧毁货币信用的最终推手。国家权力在建立和维系货币价值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国家和政府无法摆脱的命运是人类历史必将遭遇战争或者经济萧条等事件。黄金与纸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发生危机时由政府强行扭断，强令纸币等于黄金。这样一种强令是保证社会经济运转所必需的，但也是政府权力进入货币领域的终极行动。在面对战争等重大挑战的时候，国家或政府为解决当下燃眉之急，往往通过货币手段避免挤兑或筹集费用，比如立法明确禁止兑换贵金属，或者发行新的纸币；同时，战争期间社会大部分生产投入以赢得战争为目标，而战争的毁灭性又破坏了大量社会财富，所以，投入货币缺少相对应的有效产出，通货膨胀成为战争期间的普遍现象。

随着生产力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扩张，充足的货币供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贵金属货币受限于存量逐渐不能适应这种情况。虽然通过金融机构循环可以倍生出新的货币总量，但无法避免金融机构的自我保护行为对经济总体产生强烈冲击。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情况，是贵金属货币存量对经济发展的强行矫正导致的极度通缩。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国家对经济进行刺激和调节的需要。在20世纪大萧条时，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得到了具体实践，货币成为国家的一种调控力量和手段，货币的供应逐渐从客观天然存量向人为调节转变。

过去，缓慢的社会发展使商品总量限制在货币的限度和范围内，而现在，货币成为经济发展总量的跟随者，它既要刺激经济发展，又要限制自我膨胀。从权力角度看，它已经从一种自在之物转化为自为之物，从古代王权的对立之物转化为现代国家政权的操控之物了。在这样的变化下，控制、发行及运营货币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发行货币、控制利率水平成为经济领域的终极权力。一方面，法定货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经济总量将以自身能力追求成长，大量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但另一方面，金融力量并没有从属于实体经济发展，而是成为一股独立力量，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由于金融与实业的过分脱离，很可能发生高空坠落事故。

到底是金本位货币更适合经济发展，还是法定信用货币更适合？每种体制都有利弊。凯恩斯说黄金是野蛮时代的遗迹，对此夸张的说法倒不必认真。黄金毕竟以其光彩夺目的外表征服了人们的内心。有人说，它只不过是具有美观的作用，实际并没有实用价值，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世界上众多美丽产业都将成为毫无必要的浪费。要知道，姣好俊美的容貌尚且人人追求，美丽物质自有其心理价值。金本位有其缺点，它在一定情形下导致通货紧缩，社会发展空间受到货币空间的限制；但它又有明显的优点，即它是一种稳定的、可以具有具体标准的货币制度，财富的多少、转移、消费能够被准确衡量，标准是世界统一的，货币的平等代表着各国人民劳动的平等。而法币是依赖于政府信用发行的，政府作为必要的权力机构，它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主动介入，调整经济发展的节奏，刺激经济发展的脉搏，但同时，只要是人为控制的事物，总会出现失误或者有意避免当下损失但却造成长期不良影响的情形，而从长远来看，往往人为的自信可能成为未来失败的种子。从目前来看，只要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发展，社会整体生产率还在不断快速提高，政府控制货币发行就永远存在空间和必要。这也构成了主权信用货币的逻辑困境，它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意志，对自我发展方向的掌握给予人们过度的自信。但也因为这种自信，埋下了未来一定时刻政策失调、无法控制的危机。

美元成为主权货币后，其发行本身就代表着“创造财富”。在此，先明确一下铸币税的概念。“铸币”，原本是用在金属货币的环境下，古代社会将打造货币称为铸币。铸币时需要在原有贵金属之上付出相当的劳动和管理成本，在贵金属价值之上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即是铸币税最初的原型，但铸造货币的统治者发现，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而币值的表面价值不变超值发行，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于是铸币税演化为统治者凭借特权在铸造金属货币中获得的收益。但不论怎样，统治者还需要在货币中掺杂贵金属、付出劳动。随着金融的发展，现在铸币税泛指钞票的面值与钞票发行成本的差额，或中央政府在货币发行业务中获得的利润。铸币税在任何主权法定货币国家都存在，但美元由于其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身份而具有不同意义。美国发行美元是在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但其他国家的人民却没有任何投票权。借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如果以此作为民主的基本原则，那么各国确实应该依照持有美元的多少在美国货币政策部门派出维权代表了。

在众多主权货币中，在从金银铸币到主权货币甚至电子货币时代的转变过程中，美元的发展历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美国从最初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元”纸币，到19世纪的金本位，经过南北战争中短暂的法定绿币阶段，之后又经过金银双本位的争论，19世纪末也加入到金本位成员中。只是在二战之后，美元代替黄金成为贵金属货币的代理人，各国货币以美元为基准和储备从而通过美元间接与黄金挂钩，成为以美元的金本位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元以黄金孪生兄弟的面貌出现似乎是历史的一瞬。“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71年8月15日，在那一天，尼克松总统成为忽必烈大汗的传人，黄金窗口关闭了，尼克松以他自己的方式，掌握了点金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便凭借美国的信用和强大国力成为众多主权货币中的定海神针。所以，现在我们所称的货币，已经不是过去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了，任何纸币不再是货币的符号，纸币与货币概念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仍将美元和其他纸币视为货币、认为其具有商品属性的观点，不过是字面表述上的表面一致，其内涵已经发生实质改变，而人们还是按照原来沉淀下来的逻辑含义去理解它。货币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货币政策作用、经济规律作用的深刻变化，甚至影响到市场机制的变化。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下，以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由理论、市场经济理论还能够依照过去200年的逻辑继续推动历史，也成了蹩脚的假设。我们对那种依托表面的一致而对其基本条件变化视而不见的思维方式称之为“逻辑沉淀”。比如，英国中尉在机械化部队中发现每个大炮下总是站立一个士兵，了解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操作流程如此规定。实际上这种规定来源于马匹牵引大炮的时代，那时需要一个士兵在大炮下控制马匹，而机械化部队早就不需要马匹牵引大炮了，可这种流程依旧被传承下来并成为定式，这种思维就是逻辑沉淀。对于结论而言，逻辑的假设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人们还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谈论它的发展，不是很荒谬吗？对于美元在新时代的货币属性，认识到它已经脱离过去的商品属性，这是我们讨论的逻辑起点。

至于货币形态的历史是否还会回到金本位的起点，我们尚无法预测，但是，世事往往证明，一种“逻辑沉淀”模式发展到极端，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以金本位与主权信用货币铸造作为两岸的河道中，历史的潮流也许还会反复冲击每一侧的堤岸，似乎会为一种制度的弊端提供反动的力量。只要这种弊端发展到极致，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将它推回到似乎曾经的逻辑起点。

金融霸权统治了市场经济

货币金融霸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一方面，金融霸权全面支撑当代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渠道和体系保证；另一方面，金融霸权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驾驭力量和控制手段，金融霸权虽然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市场体系内部从一般的市场主体逐步成为市场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领导者。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金融力量的促进与支撑。市场为两个层面要素的结合：一层是人们主观思想上对利益的追求和理性判断，每个主体对经济行为的意义在认识上千差万别，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另一层是具体的实物要素，它们是被动固化的，需要按照市场主体的意志予以配置才能发挥其效能。实现两个层面融合的媒介就是货币和金融体系。实物要素是固定的形态，而货币金融制度将其拟制成为可以转变的货币或者证券等形态，通过金融体系流转，人们在自由市场中的意志能够按照预想实现，这成为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前提条件。

在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货币金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中，金融为市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渠道。市场各种要素如同散落的珠宝，若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需要金融将其组织起来。我们强调“货币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又需要在货币金融“体系”支撑的框架内部运转，没有金融体系的支撑，市场就无法建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金融资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国家筹集战争费用，组织社会大规模生产，投资于高风险的科技创新，融汇社会资本，将资本的力量与科技创新、追求财富的动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英国在17世纪海外贸易中的公司式筹资，18、19世纪初对外战争中国债的发行，美国在19、20世纪的铁路、电话、电力、电气、汽车、化工直至今日的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等等，都是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的实例，它们产生了无穷的创造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提供了恰当的解决途径和方式，对此我们不应当抹杀。

但万事万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限度，超过限度，事物发展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在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时，它也在逐步实现资本本性的极度扩张。

100多年前，金融资本不过是市场经济中自由平等的主体，它提供金融服务，获取与实业资本相近的利润率，与实业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实业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品种和复杂程度要求有限，金融公司作为市场资源配置主体极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但是，货币金融在与市场的互动中，自身在发展变化，一方面需要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在不断影响着市场形态，同时也影响着金融体系内部环境，产生了各种金融创新。在市场经济内部，货币金融力量从市场要素平等的主体逐步变换角色，从配置资源功能中逐步演化出控制资源的能力，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在当代，金融资本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衍生品等各个层次和相互联动的市场体系整合起来，实现金融资本在这些市场中的自由穿越，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在金融市场中寻求路径，同时，金融资本实现了全方位连通，如同遍布身体的血管一样，它滋养着各个器官，但同时为自身取得了控制性权力。小到个人能否找到工作，大到企业在本行业中能否盈利，再到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实际地位，都可以通过金融资本运作和制定政策予以调整。金融决策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金融资本实施保护，也可以对债务方造成损害。债务的发生、利息的高低、融资的难易等等，决定了在经济剧烈波动时发生所有权清算，并进而改变债务人的实际地位，产生转移所有权的作用。从这个层次上来看，金融资本制造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场不流血的微型革命，它产生了社会财富整体转移的效果。

金融霸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类似于任何霸权与附庸者之间的关系，霸权能够获得确认与服从，一定是获得了其他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动认可，并同意追随霸权逻辑。这是由金融霸权对市场经济的支撑作用决定的。金融霸权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合市场、促进发展、配置资源、创造财富、鼓励创新等提供了条件和帮助。但作为霸权，它的核心利益却在于成长自身，在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符合金融霸权逻辑一方的利益即会被舍弃。

金融体系也是与特定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创造最大财富的经济模式，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将个人本性与社会发展的逻辑有机结合，在几百年内，将人类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

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发达经济国家范围内，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欧洲式强调社会功能的市场经济不同；而在欧洲内部，北欧四国与南欧之间又存在着重大差别；日本在二战后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以政治威权主义奉行市场经济的；除此之外，还有印度模式、东南亚模式、中东模式、北非模式、拉丁美洲模式。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美国和欧洲模式，这是一种误解。

美国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特色，从理论到实践以自由主义为原则，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前，奉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极端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强调市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其历史发展及在世界经济中的现实地位来看，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成功的，它激励创新、保护产权，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遍观当今世界的众多产品、科技发明，其中很大部分是美国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即便在当前美国出现严重双赤字的情况下，其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在为社会提供日益改善的新产品。

但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复制呢？美国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在市场经济的构想中，存在着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持此论者普遍认为美欧市场经济是世界通行的可以复制的模式。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放到世界范围内观察，就会发现市场经济成功的比例是有限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需要具备严格条件。更要看到，美国体制的积极作用与其消极作用都是巨大的，在促进全球一体化、自由贸易的同时，它也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问题。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到美国体制中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及民众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社会制度产生膜拜；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看到美国体制中贫富悬殊、掠夺及虚伪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制度进行愤世嫉俗的指责。

在经典经济学中，纸币本身是一种借据，表明接受纸币的人可以以其换取实物资产，所以，纸币本身应该以实物财富作为发行的储备。但是，现在许多货币是以他国货币作为储备，即以纸币为基础来发行纸币，实体财富内核被悄无声息地抽掉了。国家发行货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财富多少，而是人们相信能够以货币获得财富的信心。就这样，纸币完成了从实物资产为储备向以信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信心成为货币价值的重要标签和估值手段。

作为货币储备的货币成为了货币的货币，它衡量其他货币价值，是其他货币的价值尺度。而成为储备货币，成为信心标的物，需要具备众多的条件，既包括实物财富的要求，又包括流通能力、国家实力等条件。换言之，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定货币都能够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大多数国家的货币虽然抛开了贵金属本位，但它们仍然需要找到一个标准，以比较相互之间的价值。目前，只有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凭借国家实力与外部的依附，具备成为储备货币的基础和条件。

这样一种以国家实力为背景的终极权力，却不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控制货币金融权力的力量不是形式上的民选机构，而是相对于政府半独立的美联储与以高盛、花旗等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势力集团。这种资本势力渗透在各个领域，成为彼此协助、自我实现的循环。它们具有绝对的优势，具有推动国家政策的力量，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大力输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宣扬普世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渗透一切、占有一切而又统治一切的势力下，西方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原则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能够达成更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的成本，将外部化为其他国家的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盗窃和掠夺，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却将其实质内涵掩盖起来，把赃物标榜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功劳。

货币金融霸权是一个强大的权力，首先它意味着在各国之间分配财富的权力，它为美国带来了巨额财富，让美国人过上了其他国家人民难以企及的富足生活，使其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而通过这种权力获得的财富，却被美国金融资本和政客们标榜为美国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优越性的结果，借此美国可以向世界宣传、输出它的普世价值观，从而提高了美国自诩的软实力。同时，通过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与世界市场的贡献，美国又打造了举世无双的军事实力，保证国际秩序在金融霸权统治下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运行。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后来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重要问题的永久模式。我们揭露金融霸权的作用，并非否定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中的激励作用，也没有否定西方法治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和促进作用。我们所强调的，是在金融霸权的维护下，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太多的超额利益。其他国家也能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通过国家正确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为本国人民提供创造良好生活的条件，只是这种成功的过程更为艰辛。

西方金融经济学提出了“效用决定价值”的概念，即任何东西只有针对人的效用而言时，才具有价值。对于没有效用的东西，即便投入再多成本也一钱不值。这成为金融霸权获得如此地位的理论基础。所以，不是劳动决定价值，金融资本获得的回报不能与付出的劳动相关联，而应当与其带来的效用即财富价值相关联。这个理论将价值与效用相连，实际上是将价值与人们的主观判断挂起钩来，所谓效用并没有客观标准，而是人们的主观感受。我们不想过于追究理论依据，只是希望指出，这种理论将价值的客观标准转换为主观标准，而人们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引导的。在资本的强力引导下，价值将成为像时尚一样的潮流，这等同于将对效用所做的宣传和灌输能力赋予了价值，将运作并激发人们追求臆想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思想创造力一方面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将普通劳动贬低得一文不值。有了边际效用理论，诚实的重复劳动成为供求关系的牺牲品，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本身如此之低，在发展中国家随处存在，没有可以利用的效用；相反，西方国家的任何东西被赋予了过高价值，却是人们赋予效用价值的结果。

边际效用理论将人们的判断提升到至高位置，似乎是提升了自我意志的价值，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否认了任何固有价值。首先，判断和喜好是不确定的，所以供求关系也必然不稳定；其次，人们好恶等判断可以通过外部运作、灌输而形成，这又为任何人引导提升某物效用创造了空间。比如，相对高尔夫和乒乓球两项运动，资本对高尔夫采用高投入、高奖金、高广告费用等种种手段培养出新的群体意识，造就了高尔夫球星在西方的高效用和高价值；而对于乒乓球，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它从过去的狂热演变为冷落，这就是低效用。这样的例子在商业时尚社会比比皆是，胖瘦、肤色、发型、着装等都可以成为效用的操控目标。通过对意识的有意引导，何为高效用、何为低效用等等成为雄厚资本能够在市场层面操控的概念。当资本追捧古玩、家具、字画、房产等资产的时候，它们就是具有高价值的东西；当意念抛弃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低效用的东西。比较极端的例子如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好恶在分秒之间发生转变，但按照效用理论，极端地推导就会产生如何认为在泡沫破裂之前拥有郁金香，就没有足够的满足感和效用呢？

价值成为主观可以任意操控的概念后，有价值和无价值之间的界线划分成为资本的绝对权力，通过资本运作，事物价值随人们的感受而起伏不定。它可以通过理论界论证黄金没有实际价值，因为除了作为装饰品外，它没有效用，黄金成为货币是落后文化形态的选择；而纸币美元，因其具有的高度流通性，则具备了高效用。推而广之，股票价格、金融产品价格等都表明那个极端时刻的价值，价格变化则是其效用变化的反应。当价值成为可以通过运作、强化意识转化为主观形态后，西方的所谓软实力也必然登上最高殿堂，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理论基础。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崇拜，成为金融霸权具备超级效用的现实注脚。将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融合，构成需要如何影响主观意识的学说时，所谓的价值、效用理论离欺骗还有多远呢？

金融霸权的体系

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维护经营美元体系的主体包括美联储、垄断金融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货币美元是经济体系的血液，那么美联储相当于心脏，美国金融资本相当于血管，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则将以美元等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拓到新体系和新领域。对于美元，我们在后文将详细阐述。构成支配美元流动的组织体系展现出立体、全球化且高效能的特色。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最神秘之处莫过于美联储的身份和角色了。一直以来，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都认为美联储是阴谋的结果，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核心手段。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巨大的金融体系中，利益、组织等交错繁复，美联储无法如阴谋论所言，成为如此庞大体系中依赖于家族、种族、个人或者小团体阴谋所能控制的主体。美联储是美国民主制度和金融资本共同运作的产物，但是，从它诞生时起，它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并非民主体制内的绝对服从者，而是结合民主体制、金融资本与专业精英的某种复杂变幻体。

在历史中，美联储是为避免银行体系周期性资金流动危机、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瘫痪而成立的，这一功能曾由摩根银行承担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美联储未能及时履行职能，从而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货币紧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能够快速从危机中挣脱出来，同时保护了众多金融机构在重大危机中安然无恙。

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1935年，美国国会创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协调华盛顿与各分行之间的联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成员包括7名联储理事会理事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的5位行长。作为国家最核心部门，其理事委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后任命。各储备银行的行长由监管和代表各地方金融机构的储备银行董事选举，但联储理事会可行使否决权。这种结构是为了政治家任命的理事委员与政治机制之外选定的储备银行行长相互制衡，从而保证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独立性。委员会决策可以独立于立法与行政权力之外，不仅如此，它的决策甚至可以影响大选中谁成为总统，谁又会黯然离去。

美联储最主要的工作是提供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中央银行在任何社会中应具备的正常作用。因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对社会各阶层、派别的经济影响力，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货币政策反而需要某种神秘主义，即它表现为中性而且艰晦难懂，如同抹平了政治价值上的倾向性和财富分配上的立场一般。但事实上，从美联储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以及服务对象来看，它无法与金融资本割裂开来。它本身虽然兼顾国家经济政策，但又属于金融资本体系的一部分。

创造货币的控制权掌握在美联储和金融机构手中，通过市场的倍乘效应，在美联储的微幅调整中放大到整个市场体系。这相当于将创造贷款和货币的唯一特权授予了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精英团体——商业银行体系。虽然美联储通过这种方式调整经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作为货币核心的附属体系，天然具有获得优先保护的优势和地位。在美国，银行是最安全的商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倒闭后都会受到政府保护，而其他经济实体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2008年金融海啸中像雷曼倒闭的例子属于个案，而花旗、摩根、美国保险公司等等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点保护。这种保护因双方密切的关系而加入了保障内容，即金融公司不仅不会轻易倒闭，而且美联储政策能够保障金融行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美联储虽然不应当持有政治立场判断，但是，具体的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的同时会伤害另一部分人。12家联储分行行长中，有5位虽然在委员会中不具有绝对投票权，但是，他们代表了其所属地区千百家金融机构的利益。美联储的决策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往往经济形势发生动荡时，经济控制力量却越来越集中，货币政策具有了清算和再分配功能。比如1980年代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其提升利率、抑制通胀的政策导致大量中小型企业破产和被收购。

如果说美联储在美国历史中起到了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作用，那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联储政策已成为世界经济政策的中心，而对于作为诞生美国联储分行的成千上万家金融企业而言，成为美联储政策重点保护对象和一致行为人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金融企业是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又以市场原则为宗旨，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利益。随着美元的世界性流动，金融资本利益将从美国国内延伸到它所能到达的一切领域。

当然，在美联储的历史中，不同领导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美联储主席执掌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独立性，独立于白宫和国会，有的主席却深谙政治权力之道，帮助总统刺激经济，希望总统连任之后反过来帮助自己连任美联储主席。这些历史细节表明完全隔绝于国家权力机构的独立美联储并不存在，但这些并不能影响其发挥效能的主要方式，亦无法改变美联储与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性质。

在美联储外围是以金融巨鳄所代表的西方金融机构，包括各种银行、投行、保险公司、基金、政府担保机构等等，它们已不是过去简单的银行，不再是以存款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在继续向企业贷款的同时，它们更多是以自有的影响力通过金融创新带动更多更大的杠杆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成为彼此默契的控制性力量。黄树东先生在《大国兴衰》中指出：“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的泛滥，过多的金融资本追求相对有限的盈利机会，结果导致预期收入下降。……回报率的下降是对资本生存价值的挑战，迫使资本开始通过资产扩张、加大杠杆运作的方式提高回报利率。”“华尔街的投行无不以几十亿、几百亿的自有资金，运作起几千亿、几万亿的资产。华尔街五大银行，除贝尔斯登经营的总资产在2006年增长23％、2007年底再增长17％外，到2007年底，另四家投行经营着高达38763亿美元的总资产，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7.6％。”在这种模式下，自有资金与其所控制的资产不成比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置社会风险、系统风险于不顾，追求金融机构的私利。2013年10月摩根大通银行同意赔偿两房50亿美元，结合英国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操纵，我们对于这种白领犯罪只能窥视其一角。Libor丑闻给数千个金融基准投下了阴影，欧盟委员会阿尔穆尼亚说：“在Libor丑闻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基准是可以信任的。现在人们认为其中可能存在操纵行为。也许操纵不再是例外，而成了惯例。”在没有证据和痕迹的情况下，能够操控的产品和定价到底有多少，这只能依赖于想象了。通过保险、衍生品、对赌、期货，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一方面它们声称在金融市场中这些产品的作用在于减少或者规避风险，实际上在发生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它们又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没有危机或者风险它们又无法获得杠杆化收益。所谓的风险，相当一部分要么可以通过巨额的资本得到控制，要么能够通过资本和人脉关系事先感知或者分析。100多年前，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是针对天气的不定变化而对生产者和购买者设立的保险手段，而现在，外汇、石油、金属等等所有重要品种的价格，几乎都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金融机构有着广泛的人脉和知名研究机构，它们测知国际中的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它们的资金实力不再是避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市场的控制力量。它们既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方向与金融机构的预测实现对接，又能够成为定价者；它们既是风险的规避者，又是风险的受益者。2008年，高盛出具报告，石油每桶价格能够达到200美元，结果在147美元时掉头向下，最低到33美元，难道高盛的高层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交易者一样对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利比亚政策等一无所知？或者高盛的金融服务不会在给石油七姊妹公司提供咨询的同时窥测了解它们的生产计划？防火墙不过是对具体交易人员的清规戒律，对于顶层决策者实际是不存在的。2013年高盛又有报告称黄金价格能够升至每盎司2000美元，结果从1700美元降至1200多美元。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意味着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以及依托这些产品的产业链中的诚实劳动将失去意义，勤奋的生产劳动反而成为人生中的巨大风险。在这样的市场中，难以分清市场成分和控制力之间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跨国实业企业并非与金融资本相互隔绝，实业资本一方面通过不断并购重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通过对所有权关系的分析，仅1300家跨国公司即可构成全球经济核心，而其中超级核心有150家，它们占据全球财富40％以上；另一方面，跨国实业企业，诸如电信、军工、石油、软件等，它们已经实现了股权结构证券化，即能够控制它们的，已经不是过去家族从事实业经营的股东，而是金融资本层层如金字塔般盘根错节的控制关系，金融资本通过较少的自有资本即能够在实业层面控制庞大的资产规模。在实业企业中，主管生产、经营等具体业务的是职业经理人，但选拔职业经理人，并决定公司发展方向的却是金融资本。

在国际层面上，推行国际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将国际金融秩序植入到发展中国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成为西方货币和金融资本任意驰骋的猎场。在这些机构的内部组织层次中，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配合以成体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开放核心金融领域。历史中发生的历次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解决方法或者提供援助的条件都是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资本市场。只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才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些国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反而会带来风险。尽管承认，但它们的最终结论还是委婉地要求开放资本项目。有趣的是，某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离任再担任母国央行行长后，便改变原来的资本自由观点，认为资本过度自由对具体国家的经济无益。

对于美国经济逻辑合理的制度安排，经过历史中货币角色的微妙变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他国却构成了实质影响。总体来讲，金融资本支撑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幸福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金融资本作为最接近阳光的地带，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同时又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发展的同时需要付出更多并承受更多的艰辛。

第二章 货币金融权力的时代变幻

众多有关金融理论的著作已经清楚地介绍了金融的特点，对此我们不再赘述。在正统文章中，金融资本的形象大多是正面积极的。从整个系统上看，金融是众多社会行业中的一个子行业，确实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为什么这种积极因素会导致众多经济危机、引发经济的不稳定呢？西方理论往往认为问题出在危机经济体身上，而非金融资本的作用。实际上，在金融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面，其特性已经发展成为破坏经济的某种力量。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衍生出新的鲜明特点。

时空隔离下的强势话语权

在分割资本的过程中，现代金融予以其产品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金融产品的供方和需方相隔越来越远。这一方面扩展了金融领域的范围，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资本在其中的话语权，为它提供了以自身影响力对其判断进行自我实现的可能。

金融运行模式越来越复杂，代理链条越来越长，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在此庞然大物之中越来越无法认清它。代理链条的延长导致在出现危机时，越来越多的人分担责任，结果反倒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次贷危机的发生，这样影响世界经济的大事，无论开发出有毒产品的公司，还是恶意销售使其蔓延世界的公司，除雷曼公司和贝尔斯登公司倒闭重组外，哪些人承担了责任？格林斯潘只是说“我没有想到市场规律在此不起作用了”，身居如此高位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人都无法看清，还有谁更能对此做出恰当的决策呢？

在实物产品领域，产品责任有着严格清晰的界定。但在金融领域，金融产品似乎难以追究其产品责任，更多是一种买者自慎的自愿行为。出售金融产品首先要对基础资产进行评估、审计和尽职调查，以查清基础资产各方面的情况。这其中不乏良好的公司或者资产实体得到正确认识，并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同。当代金融产品的制造需要社会中介机构全面介入。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法律构架是保障虚拟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在清晰划定并有效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中介机构的判断和意见成为金融产品的重要标签。真正的买方和卖方之间并没有接触，中介机构构建并推销金融产品，买方凭借对中介机构信誉、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信任而购买，金融产品涉及到评估、审计、评级、法律判断及市场判断等众多因素，由中介机构提供参考意见（实际是判断）。金融产品的原始供方与最终客户相距越远，对于资产的介入因素越多，各方面的调查责任相应由各个机构承担，中间参与的机构也就越多，而中介机构过多，最终金融产品所产生的责任就几乎无法进行有效追究。

当然，并非中介机构都是不能尽职的、疏忽的、欺诈的，相反，相当多的金融产品具有积极意义，否则如此巨大的金融体系将无法维持下去。中介机构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中起到了监督发行者、规范金融产品的作用，这在历史中经历了从粗糙宽松到精密严格的过程。但随着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化，中介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简单明了被复杂链条所取代，中介机构的责任在庞大系统中被巧妙的“风险提示”规避掉了。鉴于金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此需要更为专业和诚信的职业素养，而当前国际金融势力的贪婪和独断，使其无法避免在核心业务中，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不当私利，游走于合法与违法的边缘，以晦涩的公式、预估的市场、似乎系统的理论论证金融产品的价值。主要的手段虽然是合法的，但却深藏着私利逻辑，而以当前的系统、体系又无法在具体细节上追究其责任。例如，评级机构本应充当警察的角色，但它却为各种发行人散发虚假的身份证。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后，没有机构和个人承担过任何责任；在希腊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希腊财务顾问高盛公司设计的货币交易实质是贷款交易，国家赤字得到隐瞒，结果希腊成为欧债危机的薄弱一环。频繁发生的因为串通、欺诈、操纵等行为导致金融巨头公司与主管部门和解的案例，让人不禁怀疑，是否查到的案件数量和金额只是冰山一角，而以专业化手段获取不当利益更具有普遍性，仅仅因为社会缺失能力、专业知识、渠道和意志去追究这些罪行。金融领域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赢了，则归功于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包括股东、管理层管理有方、判断准确，管理人员获得高额奖励；输了，由于演化为社会系统风险的特殊性，必然会得到国家保护和救助，实质上没有具体的个人和机构承担责任，损失由社会和国家承担。

金融产品的复杂性破坏市场平衡能力

在设计金融产品的过程中，技术专家们将金融产品设计得越来越复杂，不仅普通人无法理解其确切含义，即使是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也未必理解。

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来看，将资产分割成可以自由交易的证券并实现上市交易，是金融市场的一项重要功能。但对资产、企业的评估，涉及到具体的资产质量、行业状况、竞争对手情况、国家和世界的整体经济状况、技术进步情况等等。对这些问题做出准确预判是完全不现实的，金融公司根据判断对未来做出各种估值，又对未来估值进行现金贴现，形成最终产品销售。这只能算作一种意见，没有任何约束力和确定性。它所影响的主要是发行时的价格，待到证券被发行销售后，这种预估便迅速消失在市场交易中，难以被追溯提起了。产品销售给各个小投资者，当发生危机时，由于受到损失的更可能是分散的投资者，金融资本实现了所谓分散风险的作用。但问题是，现有证券化模式越来越复杂，掺杂着以复杂结构和相关利益关系构筑的产品也许具有巨大风险。当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发生问题时，将带来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例如安然、次贷和希腊评级。虽然现有先进技术很多是依赖这种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金融产品的作用不应抹杀，但在有价值产品中夹杂纯粹累积设计的衍生品种，仅仅在现有之物上添加核物理学家才能够理解的数学模型，则是一种依赖信息优势设计出的虚幻产物。

全球自由化的信奉者认为人的理性能够做出准确的、最优的判断，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国家的市场都应当开放，让所有资本要素自由流动就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陈志武先生提出：“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美国式金融资本的发行是市场行为，受市场制约，因此滥发空间较小。”这是对市场极端信奉者的标志性论述。如果人类能够准确计算出自身或某种资产的未来收入流，一切结果都通过金融专家给出的公式预测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何等沉闷！次级贷款就是对未来收入流的一种虚幻设计，凭借着各种形式主义金融公式的设计，美国创造了巨量金融产品，而现实生活不会按照公式计算的方式实现。

实际上人类仅具有“有限理性”，复杂世界要求人们有意地限制选择自由。任何人做一项决定，如果理性选择的话，大量的变化条件和理由会让人无法做出决策。罗伯茨·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提出决定金融衍生品价值的新方法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他们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并同意公司利用两人提出的模型进行运作，结果在2000年该公司彻底破产（1998年曾经得到过救助）。而斯科尔斯在1999年又成立了白金木林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对冲基金交易，结果2008年也处于破产状态了。默顿被聘为三合集团金融顾问公司的首席科学官，而三合公司在2009年也破产了。因为资产定价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学家都看不懂金融市场，那么还有谁具备市场的理性呢？格林斯潘看不到2008年金融海啸的到来，而美国巨骗麦道夫的客户里还包括英国汇丰银行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基金高管和顶级银行家。“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顶级银行家、雄心勃勃的基金高管、名牌大学的教授以及聪明绝顶的名人都已经证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建立在‘假定人们都是完全理性这一命题’基础之上的经济理论呢？其结论只能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聪明到可以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程度。”

这些超出理性的金融产品的作用是让市场充满无畏的希望，然后卖给同样稀里糊涂的买方，再击鼓传花不断地将风险消散于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中。由于金融产品链条过长，每个机构或者个人只是该长长链条的一个小小片段，无法全面掌握整体情况，市场为处于有利地位的金融垄断资本谋取厚利提供了悄无声息的机会。现代市场规模已经超出亚当·斯密时期，复杂程度如同精密仪器一般，在这样的市场中，只有具有巨大资金实力、高深研究能力和顶级洞察力与领悟力的人士和机构才能稳操胜券。在细枝末节上人们跟随市场逻辑决策的行为，在广阔的宏观逻辑上却无法决定未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市场已经脱离几百年前普遍狭小、平稳的状态，而成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操控的实体。

实务界中，金融巨鳄索罗斯称得上是对经济现象理解深刻的大师，他不仅指出市场经济中传统理论的不足，而且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他指出，市场经济理性完全不符合现实，“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个假设和公理，以及以这些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因为经济学一直试图提出普遍有效的理论，就像牛顿的物理学一样。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你需要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可接受的标准来解释新问题。”由于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市场主体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对于市场的认识导致参与者采取必要行为，反过来影响市场，所以市场是不均衡的。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建立在“反身性理论”基础之上，即参与者本身不独立于事件之外，其决定对整个事件本身会产生影响，即参与者影响事件，使事件处在一个由参与者行为作用的动态波动中。

索罗斯在金融领域利用其理论为在不均衡、非理性的市场中获取利润提供了方法论，实际上，这种对社会普遍现象的认识可应用于一切人类行为领域，而不仅仅在金融领域。人类不仅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博弈，而且要与自己所影响而形成、所处的环境进行博弈，这导致对制度执行的判断、对社会发展的展望等等，都会形成社会的反身性行为，影响行为者提前做出预期和采取行动。

事实可能与陈志武先生的判断恰恰相反，市场由于主体在各自判断范围内受制于利益因素和预判能力，反而无法控制整体市场的行为和结果，市场从而失去制约能力。以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滥发金融产品的空间却极为巨大，结果是债务的过度积累导致了危机爆发。市场仅具有部分的有效性，随着市场规模、范围、容量的无限扩大，在虚拟经济层面上，市场主体对理性判断的认识存在极大局限性。

金融资本向未来索求无度

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过发债形式向未来收益提前借款，正如上文引述的金融资本的作用，金融资本将未来的收入流予以贴现，折算为当前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筹资功能，这是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之一。因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当下社会所借之债可通过未来创造财富予以偿还或弥补，从整个社会水平来看，只要这种补偿方式能够平衡，发债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手段。但是，当代的金融产品已脱离资本债务的范围，成为纯粹消费债务的手段，而对消费债务却缺乏限制，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以债务作为生存的重要方式。这样，债务就从过去的创造性融资功能转向了当下的纯粹消费性和支撑性功能。虽然社会本身仍在进步，并仍然通过债务提供创造财富的机制，但两者的界线、轻重、比例等却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对于债务，经济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标准，即一国负债在其GDP的60％左右就是合理的，但经济学家们在引用这个标准时往往对具体情况缺乏分析。如果一个国家的负债目的主要是享乐、消费，那么它的发展动力便受限于新的创新和投入，则负债即便低于60％也是高的；但如果一个国家锐意进取，所有投入是为了打好基础、为未来更好地产出，那么它负债超过100％又何妨？就像一个勤奋努力、品格优秀的学生，他在学习阶段负债再高也有还清债务的希望。债务应当与国民性格、发展速度、投入项目相匹配才具有意义。如果国家借债投入的是公路、桥梁、港口、教育、科技等等，那么它将充满后续发展的动力；而如果借债投入是为了发工资、维持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比如希腊的状况，那么，债务再低也是危险的。

当下的金融资本过分透支了未来。任何谨慎、诚实的经济体在负债时应当予以严谨考虑，并充分认识未来的不确定性，要“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但现实却是，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满足当前需要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对于未来，仅仅怀有良好愿望，相信与当前良好的经济状况一致。当前良好的经济状况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让人不必怀疑自身能力和未来系统风险以及社会整体存在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对风险的罔顾轻视。金融机构设计出种种刺激人们消费、配合享乐文化的金融产品，包括零首付贷款、无抵押贷款、无息贷款等等，只要将这些金融产品销售出去，金融资本就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金融机构与其服务的客户奉行同样的生命哲学，“及时行乐，哪管洪水滔天”，双方都不对未来负责，构成了彼此促进、彼此实现的轮回，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不断继续扩大规模。如果金融资本仅限制在一国之内，将无法影响他国，这对于消费者和金融机构总体来讲，可能是今日所得必为明日所付的零和结果。但是，在全球化体系下，通过国家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的渠道，通过政府的财税政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消耗了发展中国家为明天所做的积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今日埋单。金融资本在新世纪所创造的债务，是以市场化形式积累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后通过国家货币政策予以稀释解除，所有持有非本国货币资产的外国经济体或个人都会受到损失。

过快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结构性错裂

金融资本创造了流动性，为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提供了快速转移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风险性。

金融市场可以迅速分配资源，可当今金融市场的问题却在于其效率太高了，它从迅速分配资源走向了反面，在迅速分配资源的同时，金融市场的过分发展又在迅速地拆散本应作为一体的资源，金融创新使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作非常不稳定。金融资产属于虚拟产品，具有交易顺畅、结算快捷稳妥、买卖双方相互隔绝的特点，配合当代的信息技术，市场风向转换须臾之间就可完成。金融资产持有人可以迅速地对市场做出反应，而实体经济部门的实体没有且无法具有这样的流动性特征，难以确保长期资本的安全。

美国在解除金融监管前后的二三十年中，金融利润率始终在上升，这也导致金融领域不断在过度扩张，其中非金融公司中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0.4左右，上升到21世纪初接近1的水平，甚至美国汽车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来源于其金融活动，而不是其核心制造业。金融资产总量与世界产出总量之比从1980年的1.2上升到2007年的4.4，美国更是达到了9的比例。这就是前文所述的资产规模急剧扩大而自有资本比例越来越小的结果。这表明越来越多被虚拟创造出来的金融利益，将与每一项基础性真实资产和经济活动相关联，而同样的基础资产和经济活动一遍又一遍地“衍生”出新的金融资产，但不论金融魔术能够变出什么花样，金融资产能否产出预期的回报，最终都将决定于那些基础资产和经济活动能否产生出经济效益。由于金融衍生品发展过快，它与基础经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准确为资产定价越来越困难，最终形成了巴菲特所称的金融衍生品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巨大的流动性差距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错配，金融资产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进行流动和重组，金融资本寻求短期效益（在当前的金融衍生品中更是如此），工业资本的建设周期、生产周期等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稳定的、长期性特点。金融资本可以在短期内制造经济不稳定，它的流动性特点决定了它在全世界流动，时效极快，运作方式也缺乏理性。为了满足短期资本的效益目标，长期投资也被不断消减，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所以，金融资本对变化无常的利润机会反应过敏，而这种过敏反应导致的流动性对实体经济会产生危害。当前的问题不是金融资本不足、创新不够，恰恰相反，它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流动过快，导致了与实体经济的脱轨。实体经济部门的公司难以保证其长期资本的安全，结果是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大幅波动。相对于当今的世界经济，金融市场的问题不是其效率太低、规模太小了，而是相反，当今金融市场的问题是效率太高了，它应当更加低效，让实体经济能够跟上它的步伐。”

如果将金融资本简单地比喻为“钱流”的话，更多人看到的是其中的“钱”，却没有看到它同时是一种“流”，金融资本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依赖于它组织的资本是稳定的还是急速流失的。

已经发生的各种危机可以看作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表面上，金融资本以配置资源的面貌出现，而实际上，金融资本却不愿扎根于任何需要漫长周期的实业，它已经不屑于稳定地投资于实体产业了，认为任何机会都是创造“快钱”的手段，它对长久持续努力地经营某一实业不感兴趣，它表示更擅长甄别、判断，然后买入、卖出，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其资金实力实现成功。高盛所谓的战略投资工商银行，从2006年1月投资25.8亿美元，2006年10月工商银行即在国内上市，从2009年即开始减持，首次套现19.1亿美元，2010年第二次减持套现22.5亿美元，直至2013年5月第六次减持总计套现98.6亿美元，七年获利近73亿美元。这样的盈利水平，让任何从事实业的公司都相形见绌，以钱生钱，投资国的稳定对于金融资本来说是不必考虑的选项。

规模及影响力演化为控制性权力

如同任何资本都在寻求自身膨胀的捷径一样，庞大的垄断金融资本也在寻求发展壮大的捷径。现代电商对家用电器的销售渠道形成垄断力量，在金融系统内同样存在渠道为王的现实。在一个所有交易都无法离开金融系统的世界环境里，通过大数据、渠道分析、特定信息的获取等方式，金融资本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控制力量。金融资本经营商品的特殊性赋予了它特殊权力，这种权力不受到制约，同样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从规模上看，西方垄断金融资本能够影响世界几十万亿、几百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在这个体系内部，金融资本创设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机构、专家等代言人，他们一方面从客观事实中研究分析，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客观事实。

从体系上看，西方金融资本拥有多层次、成系统的整体构架，从货币本身到货币决策核心机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最后延伸到每个网点的金融服务，这个融会贯通的网络，影响力由近及远，层层推动。

从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金融体系的威力：对国家和经济实体评级掌握在美欧国家评级机构手中，它们对其母国国家或者公司实体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却对金融资本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状况明察秋毫。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寻求正面理由和负面理由都不是一件难事，由于其与金融资本密切的关系，存在利益冲突决定了评级无法完全做到客观公正。评级机构对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的金融海啸都没有做到提前预警，甚至在200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质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首先，爆发危机后的立即调整反而加大了金融震荡，为投机资本获利助上一臂之力；2011年，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降级，不久就受到美国政府其他理由的指控；其次，国际会计师充当大型企业的账房先生，所有大型金融企业、生产企业的经营数据、规模、效益、能力完全由国际会计师掌握；最后，国际金融大鳄参与大型企业的改制上市，同时将自己的利益深深植入这些企业中，它们参股中国大型银行，规划上市方案，在此赚取了巨额利润。这些机构虽然是独立的，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团队，形成立体式全方位操控过程，表面上它们各自对外承揽业务，收取费用，实际上，上百年来形成的战略合作使其背后利益更为庞大，在金融领域能够控制自己的风险，同时能够以对市场的影响力形成自我实现的判断。

金融资本这些新时代特点，结合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和规则，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构成了当前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决定力量。它们配合以经济全球化和各个方面的“自由”，拥有了掌控世界经济的能力。

第三章 美元的异化

在十年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外汇对于国家是财富，能够创汇是一件值得骄傲的成绩。随着中国的发展，外汇挣取得越来越多，人们渐渐开始关注一个问题：美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欧洲为什么要统一货币？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和社会认知的提高，业内人士对于金融原理开始了解并进行了深入分析。

货币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如此重要，尤其在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他国金融制度对于本国经济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随着对美元金融霸权的深入分析，我们加深了对很多战略核心问题的理解。将美元霸权逻辑昭示世人，是确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

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美元是货币吗？传统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美元在黄金时代，代表着可以兑换黄金的票据。但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逐步摆脱了黄金的羁绊，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权信用货币。正如在第一章我们所论述的，此美元已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货币了，此货币被抽取了原来的商品含义，变为纯粹国家信用的代表。如果从原始货币概念出发，美元是钞票，但不是货币。换句话说，美元不再是内部包含人类劳动的等价物，它是符号，是依赖于国家权力而获得支撑，并由供需关系决定且由人们认可而广泛接受的“虚幻之物”。

虚幻之物获得认可并被广泛接受并非易事，它需要以历史积累和实力成长为前提。一百多年来，美国从孤立主义状态演进为世界帝国，以其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化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完整的贸易体系，组织起庞大的工业生产，疏通了世界的金融网络，动员了本国及其盟友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稳步前进的基础上，美国才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国家成长的历史，也是其货币成长的历史；当其货币成为权力霸主的时候，金融霸权的历史又成为美国实力成长的历史。

金融霸权的形成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打造世界货币的历史。

1913年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品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达到1/3，贸易量占世界的11％，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在此之前，美国打败了老朽帝国西班牙，吞并了菲律宾，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等战略通道，展现出强国寻求世界权力的苗头。

一战初期，美国通过向英法协约国提供粮食和物资，大大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1917年美国参战，但它对协约国的支持不是免费的，战后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在1914—1920年间美国卖给世界的工业品增长了500％，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刺激了美国对海外原材料的依赖，也使美国认识到军事力量对保护其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的重要性。

一战也是美国大发战争财的阶段，英国债务从战前的7.11亿英镑增长到战后的82亿英镑，对其金本位体制造成了严重冲击。战后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偿还债务，但不同意它们通过商业扩张侵犯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采取提高关税的方法抵制欧洲出口，英法无法从商业中获取货币以偿付债务，于是英法作为债务国，同时也是战胜国，向战败国德国索要赔款。为使英法能够用赔款偿还债务，英、法、美、德制定了“道格斯计划”，决定通过恢复德国经济来保证偿付赔款，之后以美国为主的资本流入德国，英、法、德通过美国的私人部门借贷融资，德国得到资金后流回英法，英法再向美国偿还债务。这种纯粹资金流动的循环，一方面增加了这些国家间的债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美国的资金流入，导致美国降低利率，创造出了美国的资本剩余，美国股市开始繁荣，同时欧洲资金又流出欧洲，被吸引到美国。债务循环累积，但无法无限持续，这种依赖资金周转所创造的繁荣最终酿成了大萧条。大萧条也是去杠杆化的过程，“大崩盘”导致国际借贷紧缩，世界的价格体系和贸易开始崩溃。

当时因为是金本位的时代，通货紧缩中商品的美元价格下降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务增加，而美国依然拒绝免除债务。于是各自拥有体系的国家利用关税和货币贬值来进行贸易战，德、日、意因为缺少殖民地输出危机成本，成为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德国甚至产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极端主义在极端情况下掌握政权，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前，美国不愿意免除英国债务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英国在海外英联邦拥有广泛的权益，二战爆发后，美国一方面要支持作为盟国的英国，但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将英国从帝国宝座上拉下来。为打入英国的英联邦体系，在美国与英国商讨《租借法案》的时候，美国通过非歧视条款要求英国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英联邦帝国特惠制开放。英国曾于1932年在英联邦内部建立了帝国特惠制，即英联邦内的各国成员之间进行的贸易享有特殊关税和贸易互惠，而对英联邦之外的国家实行统一的高关税。美国表示该制度对美具有歧视性，在通过帮助英国的法案的同时要求英国取消这一关税同盟。这意味着传统英国的帝国地位被动摇，势力范围被美国进入。同时，美国借此良机进入中东，以私营企业形式积极拓展业务，扩张力量，美国政治力量介入中东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战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到1947年，美国贸易额度达到世界贸易总额度的1/3；到1948年，世界上41％的商品和服务来自美国。美国作为没有遭受战争蹂躏的唯一大国，保留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世界重建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因此，美国相信，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和非歧视的环境能够促进和平竞争，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也能够加深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实现和平、经济繁荣和民主，而美国，将成为胜利者。

二战后期，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美国为核心建立世界经济体系也是大势所趋。为恢复经济，世界需要一个统一有效的清偿手段和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美国能够提供这种公共产品。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它以黄金为基础，但以美元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此即为金汇兑本位制）。其核心是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之后爆发的冷战促使美国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在亚洲扶持日本经济发展，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相互匹配的阶段，美元作为结算手段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官方和私人资本出口在1950年代达到了顶峰。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这决定了它在货币体系成长历史中的过渡性质，它必然为更为被动的货币制度所取代：

1．战后各国之间、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黄金的储量是一定的，而世界经济发展的总量却是高速增长的。西欧和日本的快速发展使资本流动的需求急速增长，另外，欧洲和日本利用后发优势在产品的竞争性上超过美国产品，各国的贸易不再单纯依赖美国，美国以外的美元不能形成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外国政府和企业掌握的美元也就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从1960年代起，各国形成了对美元的贬值预期，并开始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储备长期持续大规模外流。

2．美元作为美国的货币，要保持美国国内收支平衡，但它同时又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作为储备货币由各国持有，必然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而输出货币意味着美国无法保持收支平衡，此即“特里芬难题”，在此情况下，美元贬值是其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的必然逻辑结果。

从1960年代起，随着资本外流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也在不断下降。为防止资本外流，美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负担的方法抑制这种趋势，结果导致大量美元直接滞留在美国境外，形成了离岸美元市场，也就是欧洲美元市场。这是当今世界游资的前身，它的管理相对宽松，来去自由，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主要因素。另外，越南战争和美国建设“伟大社会”的巨额支出大幅增加了财政赤字，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和登月计划更是为美元的处境雪上加霜，美元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固定汇率下的黄金不断被兑换流出，成为尼克松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1971年尼克松向世界宣布：美国不再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汇率和自由兑换义务，各国按照浮动汇率制自由浮动管理本国的货币。从此，美元这条战舰抛弃了黄金做成的锚，开始肆意航行。

在尼克松宣布解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国义务之前，美国可能就有意实行美元贬值的政策了，但尼克松的举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美元贬值与美国赤字政策就成为如影随形的伙伴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共同表演。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不断贬值引起西欧和日本不满，汇率自由兑换导致这些国家外汇储备多样化的趋势增强。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下降，在此背景下，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价格在短期内暴涨四倍，本来不需要依附美元的经济体突然发现：主要石油生产国都要求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如果不储备美元，就会没有足够的美元购买石油，于是，持有并增加美元储备成为必须选择。至此，作为金融血液的货币选择了美元，而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也选择了美元，美元牢牢控制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美元依附于石油在世界蔓延

谈到美元霸权的确立就不得不提到石油这个特殊商品。

我们日常生活与石油密切相关，可以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石油。石油作为特殊商品，在于它既是能源，又是原材料。作为能源，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石油提供的能效；作为原材料，当代化工行业的主要产品大都从石油中提炼。石油成为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物资，是所有经济体系都需要、现代生活赖以维持的大宗商品。

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成立，其目标是以石油为武器，逐步在世界扩展影响力。

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激怒了阿拉伯国家，欧佩克对石油单方面涨价70％，而且阿拉伯成员国制定了减产计划，在短短两个多月内，石油价格就涨到了每桶11.65美元，是战争爆发前的近四倍。

1975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优惠购买美国债，保证石油美元以购买美元债券的形式投入美国；另外，沙特阿拉伯承诺只接受美元作为本国石油的标价和交易货币，以此换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王室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之后不久，整个石油输出组织也接受了类似安排，从此石油贸易必须使用美元结算。

有文献披露，实际上第四次中东战争和后来的谈判等整个事件都是美国策划的，目的就是拯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美元疲弱的状况，同时也是美国石油巨头与美联储银行家们为提高北海油田效益的共同举措，当代纵横家基辛格博士在其中起到了总策划、总导演的作用。

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其效果而言，表面上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但对于美国来说，它通过危机反应建立起独特的货币地位，这让它在失去部分利益的同时获得了更大的战略利益。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原来已经开始疲软的美元遇到了强有力的需求，各国以前储备的美元在再使用时只能买到原来1/4的石油，美元成为各国必须“足额储备”的货币。石油价格上涨也带动了所有与石油有关的产品价格的上涨，一轮通货膨胀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必须通过出口商品和服务来换取美元，再从欧佩克国家进口石油。这相当于通过石油一个产品的美元化，将其他几乎所有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实现了美元化。同时，石油输出国又将出口挣得的美元投资美国金融产品（石油输出国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吸收美国的其他实物产品和服务），帮助美国平衡了赤字。美国通过出口美元钞票，无偿占有他国的商品和服务，获得了巨额实物财富，但同时又制造了通货膨胀，减轻了其对债权国的债务。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扭断，美元价值脱离了黄金储备的限制，实际上，通过中东地区产油国之间的战争，美元储备的基础由黄金转变为中东地区的石油。从逻辑上看，在国际层面，美国仅仅通过做出帝国下的和平承诺便获取了他国石油财富作为美元储备，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货币储备制度。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后，伊拉克对外招标石油开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后文简称中石化）中标，国内有人为此欢呼，似乎美国并没有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证明了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目的的纯洁性，即并非是为了美国的私利，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石油，战争是对美国怀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崇高理想，追求无私、高尚的民主目标的最好证明。格林斯潘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宣称：“我对此感到悲哀，（政府）在政治上不便承认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石油有关。”格林斯潘一方面否定了这些自由派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又是圆滑世故的，在表面上承认小一些的罪过而掩饰了更大的恶意，“为了石油”之后应该加上“和美元”才对。萨达姆在战前将伊拉克出口石油的结算货币由美元改为欧元，这种触动国际金融资本核心利益的举动才应当是美国发动伊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国企每年向伊拉克的投入超过20亿美元，并愿为获得合同而接受较少的利润。美国报纸甚至报道，“中国成为伊拉克战后最大的受益者”，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新闻媒体的有意误导，让不明内在逻辑的人产生错误的看法。中石化中标，既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又要承担经营风险，且需要进行巨额的资本投入，能够赚取多少利润呢？2011年3月初伊拉克石油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伊拉克每日生产原油260万桶，每日出口220万桶。以90美元/桶计算，其他国家每天购买这些石油需支付1.98亿美元，每年伊拉克收入超过700亿美元。伊拉克计划在六年内将日产量提高到1200万桶，以日出口量1000万桶计算，在石油未大幅涨价的情况下，每天其他国家购买石油需支付9亿美元，而全年需支付3000亿美元左右。这些美元都是世界各国用实物财富从美国换来的纸币美元，从这点来看中石化的利润还值得一提吗？只要伊拉克继续使用美元结算，不使用其他货币，不在国际石油市场中打开“破窗”先例从而引导其他产油国效仿，美国的核心利益便得到最强有力的维护。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格林斯潘是一个避重就轻的高手。

石油消费是持久且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而为进口石油，必须持有足够的美元才能持续购买。世界其他国家为了购买石油，就需要不断地挣取美元（当然美国不用担心美元不足），而获得美元的途径只有以实物财富或服务出口形式赚取，美元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源头制造出来流向各国，美国进口世界的实物财富。石油在1970年以前的30年中，平均价格是1.9美元/桶，40年过去了，石油的价格增长了50倍，现在的价格是90～100美元/桶。石油消费也在不断增长，中国2012年石油消费约5亿吨，长久以来，仅石油一项为美国向世界释放美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历次美国出现紧急情况之际，美国都会动用其石油储备，而在2007年石油价格加速上涨的时候，小布什反而宣布将7.27亿桶的储备再增加一倍。当时很多人将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归于中印需求的增长，但中印需求的增长并未骤然改变供需的基本平衡。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时为每桶147美元，而后高盛公司预测，油价将上升到每桶200美元。由于制造业仅占美国的13.6％，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大，制造钢铁、铜、铝等诸多活动不需要在国内进行，美国需求减弱将抑制石油需求，而石油价格上涨却使世界性的美国石油公司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与美元挂钩的国际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造成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通货膨胀急速上升，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制造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顺差赚来的美元又在不断贬值。石油价格成为转嫁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工具。

现在，中国近60％的原油需要进口，2011年，中国进口原油2.5378亿吨，累计金额1966.6亿美元，仅此一项，中国需要向世界出口多少产品？而美元流出美国，美国却并不需要付出成本，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获得这些美元时无论生产什么、卖给谁，美国最终都获得了等价的实物或服务。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如果还要包括黄金、铁矿石、木材、粮食等的定价和结算，流转给美国的财富将是何等庞大！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为18.2万亿美元，如果其中60％以美元结算的话，需要约11万亿美元，这需要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虽然其中存在循环计算的情况，但美元需求是绝对增长的。在所有商品中，石油为美元霸权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如果没有石油作为美元交易的基础，美元就难以获得今天的地位。

石油是工业经济的血液，美元是金融虚拟经济的血液，两者的结合打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一切阻碍，让美元能够畅行天下，威力无穷。美元成为其他国家都需要的货币，它是人为制造危机、制造地缘政治事件的结果。需求，创造了美元这个虚幻之物的价值。

金融资本潮起潮落的冲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内不断地发生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这些危机的最终表现是货币金融危机。虽然危机的导演者是流动于世界的国际资本，但是对此进行政策条件布局的却是美欧政府及国际组织，最终受益的是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国际资本。

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条件、原因千差万别，总体上，危机是内外因素综合的结果，尤其在当今世界，体系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影响且关系日益密切。发生危机的国家自身存在经济问题，但对问题如何识别，并以何种方式改正，是判断金融资本动机的重要线索：是以一种极端的、危机式的、掠夺的方式纠正偏差？还是以一种和缓的、配合的、协调的方式解决偏差？

有人强调，无形之手的动机是逐利的，此为金融资本的本性，要求其以善意方式解决某个经济体的问题是强人所难，金融资本的重要作用在于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市场对于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快速纠正，市场是最终的主人，以无形之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这种观点将金融资本与市场视为一种应有之物，将其作为另一位上帝看待，它需要脱离社会的主观控制，本身就存在自我生命力，不容置疑，应该改变的是现实社会，而不是金融资本运行的逻辑。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与现实完全不符。

金融行业如同其他行业一样，经历了长期兼并融合的历史，金融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具有垄断的力量；美国在200多年前制定宪法的时候，金融机构的权力还处于萌芽状态，随着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货币政策部门将成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力量，金融权力作为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如何能够由私人部门参与决策（美联储12分行是私营金融机构的代表）？如何能够避免利害相关方的影响？又如何能在金融资本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公正呢？

有人否认资本的掠夺性，并以英美的发展历史加以说明，资本有效性导致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国家实力强大，财富是创造和贸易的结果。我们认为，问题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不代表其对外不具有掠夺性、侵略性。掠夺的含义不应当仅仅从暴力的角度来看待。英美两国虽不像西班牙、葡萄牙有在南美洲暴力掠夺金银的历史，但从当事国是否自愿的角度来看，英美同样实行了掠夺。英国发展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页就包括将印度变为殖民地，种植鸦片向中国销售，掠夺白银；限制美洲殖民地工商业发展，激起美国的独立运动。这种掠夺过程与英国工业革命过程是重合的，所以，在掠夺世界财富的同时，其自身也通过完善体制发展起强大的工业，我们不能因为英国存在内部的工业革命，就否认其对外的不平等掠夺，这是由资本的两面性决定的。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杀戮，没有对墨西哥、西班牙的战争，没有对华工的奴隶式压榨，没有黑人奴隶的贡献，美国初期的发展也不会如此迅速。虽然不否认金融资本在制度创新、产业资本市场方面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贡献，但分析问题时，不能因为它的闪光点而否认它的缺点，正如同不能因为它的缺点而否认它的闪光点一样。垄断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精明的商人，在交易利益大过掠夺利益的时候，它宁愿采用和平方式；但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的成本超过暴力成本的时候，垄断金融资本是不会放弃强力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史，更是金融资本以不断制造经济危机、制造地缘政治事件，甚至以战争方式维护既得利益的历史。“1945—1971年间，当国际金融没有自由化之时，发展中国家没有遭受银行危机，只有16次货币危机和1次‘双重危机’（同时出现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而在1973—1997年间，发展中国家出现了17次银行危机、57次货币危机和21次双重危机。这还没有算上1998年以后出现的几次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在运作这些事件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在本国促进经济发展，并没有躺在已有的财富上面休息，它同时在发展工业、发展军事、发展科技，因为它也清楚，保持国力强盛是金融资本强有力的后盾。

垄断金融资本的两面性决定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的两种手段，就是既要学习又要防备。我们所要抵制、反对的不是金融资本正面积极的作用，不仅不能抵制和反对，而且还要努力使其在发展中国家发扬光大。金融资本发展与其他条件适当融合，能够创造更加文明、繁荣的社会。我们反对的是垄断性金融资本，它们不会成为建设性力量，反而会成为掠夺性势力，维护和巩固自身地位是它作为资本和权力的共同本质属性，它的贪婪、野心和强大力量，决定了它对于母国以外的人民和社会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金融资本对本国科技的贡献方式、对工业的贡献方式、对创新的贡献方式、对激励的贡献方式，这些是后发国家在反思历史中应当汲取的人类智慧和精华。在本国应当为金融资本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资本发展应当有法制的保护，必须为其提供合理的稳定预期，必须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身自由，让民族资本能够留在本国，能够安全地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能够对侵犯其产权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追究，这样，资本就会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对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做好防范，国家金融命脉不能完全按照全球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原则对外开放，不能由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的核心产业和金融部门；对国内资本同样要防范其成为国家的垄断力量。

中国不少人主张中国像美国一样实行资本开放，资本来去自由，这样才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部分学者真正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不排除有的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体系的代言人，以具有理论体系的建议、以国际机构高层领导人的地位与国内高层沟通交流，进而影响国家政策。他们位高权重，所提意见具有代表性，其利益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结为一体，共同寻求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对此，中国应当严加防范。中国金融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地位严重不对等，那种以为对市场完全开放、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平起平坐的想法在当前是纯粹的幻想。这种想法的荒谬之处在论述自由的部分还将讨论。

下面，我们将举例简述最近30多年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上的几次“辉煌”战果。日本危机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泡沫化，是美国压力与日本主动升值日元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经济问题与其前后所有的国际金融资本造成的危机不同。在其他危机中，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资本市场开放的机会，操作资本流动导致危机，发生国货币最终急剧贬值，产生恶性通货膨胀，而日本没有发生货币贬值，也没有急剧的通货膨胀，只是其发展速度长期陷入了经济紧缩的陷阱。

首先，日本经济发展源于其明治维新后的经济改革，它在二战前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其次，战后其国内政治家着力发展经济，为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最后，源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日本的大力支持，这包括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豁免和在朝鲜战争期间向日本提供的大量订单。日本在二战期间从亚洲国家劫掠了巨额财富，因为美国战略的需要，不仅没有要求其赔偿受害国家，而且为日本保留了原来的企业和官僚队伍。与二战战败的德国一样，“德国和日本早在战败前是非常强的官僚制国家——在这两个国家，战争并没有彻底摧毁国家机器，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一直保留着进入战后时期。……美国的占领过低估计了日本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其作用充其量也只是在最高层改变了几个位置而已。”这使得战后日本在硬件基础、科技能力、人才等方面并不匮乏，为其能够快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提供了条件。

从美国扶持日本的角度看，日本当前右倾势力抬头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历史没有公正清算的态度。虽然美国参加了二战，且是受到侵略的受害国，但美国更像一个商人。在美国国际金融资本看来，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在战争中的损失。日本的战争罪行对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而日本战争为其带来了更大的战略利益。日本发动了对美战争，但美国没有经历类似欧亚各国遭受占领的切肤之痛，没有在其本土发生像在亚洲国家领土上发生的烧杀劫掠，所以，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感受是无法与东亚国家人民的强烈感受相比的，其感情更像是出于对日本的报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的侵华战争中曾获得美国的贸易帮助，日本却恩将仇报，美国这时的感受是被背叛的愤怒，报复过后，对于日本残暴的战争行径却无动于衷。在未彻底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时，美国便拉拢日本进入了西方联盟，为日本右翼势力留下了修正历史的祸根。在世界主流思想谴责斯大林清洗的残暴时，美国政客却很少对残暴得多的日本历史进行彻底否定和清算，反而与之结盟，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得力助手。

美国施大恩于日本，日本当然服从美国的利益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虽然不断贬值，但是与日本的逆差却越来越大，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反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实力更加坚实。1985年《广场协议》由当时主要的西方国家达成，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有秩序下调，主题是日元升值。这点与日本的野心不谋而合，日本希望将日元打造成如同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借此机会，顺理成章地主动升值了日元。日本希望同时抓住两只兔子，在日元快速升值时企图通过货币政策刺激因升值而萧条的经济，于是，又推出降低利率的举措，造成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股市和海外投资飞速增长。当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刺破的时候，日本躺在了盛宴过后的高额账单上。

美国在日元升值时期从1986年开始下调利率，这为日本泡沫增加了更多流动性，之后三年金融资本充分享受了在日本的盛宴，而美国1989年提高美元利率后，又强制执行8％银行准备金的规则，流动性减少成为日本泡沫破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在日元升值后的199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赤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1991年达到顺差1000亿美元之巨。美国逆差问题不过是一个理由，事实证明，没有美元逆差，就没有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只有不断增加逆差才能保证不断在世界增加美元的投放，美元才能占领世界经济领域。墨西哥危机

墨西哥危机共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美国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至20％，墨西哥工业等受到极大冲击，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而利率提高又导致美元回流美国；1982年，墨西哥等负有大量美元债务的国家货币币值顷刻间崩溃，大量外资抽逃，债务危机爆发。美国当时组织国际贷款化解了这次危机。为解决债务危机，金融资本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便向债务国植入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与后来向其他国家推荐的危机解决方案基本相同，即要求政府削减预算，进一步私有化，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

为达成暂时的债务解决方案，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但经过债务重组的债务数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膨胀，例如有人统计，拉美国家1986年在原来4300亿美元的债务总额基础上，除去合计6580亿美元的还款本金和利息，仍欠债权人8820亿美元。种种措施为1994年的危机埋下伏笔。

另一次是到了1994年，墨西哥外债高企，热钱涌入，而美国提高利率的举措又一次导致外汇大量流出，货币三天贬值60％以上。这一次美国照旧伸出援手，美国财政部长提出400亿美元的救援方案被国会否决，为了挽救深陷危机之中的华尔街银行，也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绕过国会动用稳定基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组织等金融机构共同化解了这次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危机影响到美国的切身利益和战略宏图，美国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化解危机，而在此之后的东南亚危机、俄罗斯货币危机中，这些远离美国地缘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东南亚危机

1997年国际金融资本家利用泰国等开放的外汇市场，综合利用汇率、期货、股票市场等进行金融立体战争。在危机之前，东南亚国家少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不足以成为超级资金的博弈对手，这如同在赌桌上以一万元的赌资去和上千万元的赌资较量。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东南亚国家国内的金融规则，在其经济状况暂时低迷的时候，放大危机影响，最终从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的危机中既谋取经济利益，又获得经济自由化等政策红利。更重要的是，经此危机，一朝被蛇咬的各国以积极储备美元作为防范危机的手段，为美元输出提供了现实经验。

在经济危机期间，香港金融管理局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援下，成功阻击了金融资本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攻击。当时香港和国际市场一片哗然，有人甚至指出：“香港的自由已死。”香港金融管理局沈联涛主席在演讲时指出：“我们难以想象，美国政府会允许在纽约帝国大厦顶层会议室里的几个人将美元操纵。”事后证明，香港政府采取了正确而果断的措施。现在看来，当时对香港的救助与2008年美国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在规模上、强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马来西亚采取限制金融资本的措施同样受到了激烈争议，最后也证明，对国家来讲，临时管制措施是正确的决策。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当初所有没有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都抵制住了危机。俄罗斯危机

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是国际金融资本在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的又一次掠夺。

在改革的实际操作者美国专家的谋划下，俄罗斯在1991—1994年急速实行了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改革。当时，叶利钦总统令要由美国专家起草，美国律师参与制定法律条文和政府规章，美国财政部长指导俄财政部如何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甚至俄罗斯当时的外长科济列夫曾经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请教道：“如果——您能给我们提供如何定义我们国家利益的建议，我将对您非常感激。”

俄罗斯按照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私有化理想改革的结果却使它重回丛林社会，使它从世界大同的自由美好理想回落到现实的强盗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与本国寡头合谋掠夺国家财富，人民的生活陷入贫穷和混乱之中。

对于1997年的俄罗斯经济来说，税收减少，短期国债无法循环，短期资本大量流出，当时俄罗斯的债务负担与现今美国和欧洲的债务负担相比相形见绌，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提供2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条件依然是植入西方的金融改革、经济改革条件，当俄罗斯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的时候，西方撤回了承诺。国际金融资本在之前高价借入卢布，随着俄经济形势的恶化，人们纷纷抛出手中的证券，金融资本收购这些资产后大肆做空俄经济，卢布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4000，国际金融资本用借来的卢布购买了俄资产，又用少量美元还清了高价借入而今已彻底贬值的卢布。在既无战争又无类似一战后英法对德的威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破产到如此地步，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国际金融资本如索罗斯量子基金和另一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经济崩毁中损失惨重，但因实行经济自由化而从俄流出的外汇，以及俄经济崩毁过程中遭到贱卖的资产，这笔巨大财富却足够填饱国际金融资本的饕餮胃口。阿根廷危机

20世纪以来阿根廷共发生九次经济危机，而最近的一次是爆发于2001年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又一次定向爆破的结果。

从1991年起，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阿根廷货币比索与美元按照1∶1的比价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且在经济政策中完全接受“华盛顿共识”方案，放开外汇管制，美元的地位被简单地绑定，而比索根本没有美元的优势，在美元高估过程中，比索一同被高估，出口受到极大影响，进而经济低迷，税收下降，政府赤字上升。阿根廷政府更是放弃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在90年代上半叶，阿根廷追随“华盛顿共识”奉行全球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卖给外国资本，得到了近200亿美元的外汇，获得了暂时的经济繁荣，官员既提高了政绩又获得了丰厚的腐败回扣。但当资产售罄后，西欧自由市场并没有向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的阿开放，阿出口农产品等受阻，而且美元走强，阿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外汇储备与外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爆发过程中以政府未能控制赤字为由停止了援助贷款。阿根廷金融危机终于在2001年爆发，继而发展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发生危机后，阿根廷总统数易其人，社会混乱，贫困人口大幅增长。

这些经济危机发生发展的程度、结果各有特色，对本国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伤害，但各种危机有如下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一是本国经济无法与当时实行的汇率制度相适应，经济领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寻求攻击的理由。二是都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制度，不论短期资本还是长期资本，只要是资本便为这些国家所愿意接受。它们进入该国后，如果发现经济脆弱的痕迹，便迅速成为反向力量，快速出逃，并带动当地国民、企业换汇出逃。比如，索罗斯所操控的资金具有对其他资金磁化的功能，它进入国家或者经济体，在判断形势后进行的操作如同将其他追求不同方向的资金瞬间磁化，统一重新确定正负极，在行动中具有共同的方向性。具有统一方向性的资本不再是自由市场的主体，而具有了强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这些资本将以对未来的判断为依据来决定方向，正如“反身性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行为者的预判达到了自我实现。三是政府软弱无力，基本上都主动接受或并不强烈反对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方案，在发生危机时，组织不起强力政府，也无法团结国内力量对危机做出果断处置。

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获得了巨大收益：危机国家的损失对应着国际资本收益，国际金融资本对汇率的操纵，高卖低买危机国家的货币，做空危机国的期货、股指，从中获取了高杠杆的收益；危机过后，危机国家以及未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都会以危机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大力积累美元等外币作为储备，防止未来发生类似危机，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更加需要大量储备美元、欧元等外汇，而这些国家对美元的储备，在美国看来，就是需要美国增加对美元的投放，就是收取各国实物财富，其他国家防范危机的措施变相支持了美国的赤字政策。

第四章 全球化进程的货币金融灵魂

金融资本自由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是由政府、国际经济组织等全力推动的结果，实际上，西方金融资本是全球化体系中的核心力量，是实现全球化最重要的经济手段。所以，对于全球化中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逻辑联系，同样适用于西方金融资本。

全球化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共同繁荣发展的美丽画卷，世界融为一体，各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能够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平等交流，自由创造，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伴随全球化浪潮的一定是自由化，包括投资、金融自由化，自由化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必将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受益，人类福祉的提高有赖于自由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

全球化以美国克林顿任总统时期的推广最为得力，但在苏联解体之前，由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人类利益已经暗示了，美国自由主义式全球化战略将得到包括当时美国对手的认可和欢迎。戈尔巴乔夫表示：“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进步基于全人类利益的时代。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政策制定者们也将全人类的价值置于首要地位——现在，只有实现全人类的共识，才可能在迈向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取得新进展。”

难怪戈尔巴乔夫能够将苏联拖入崩溃分解的境地，如此天真的政治家真是千载难寻。全球化理念应当根植于世界完全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体制，而各国平等和自由却是以愿望代替现实的一厢情愿。毫无疑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是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只有它们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企业和人员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投资、自由收益，因为作为自由化的手段——金融资产和货币是由西方国家确立的秩序授以全球权力的。

西方所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体系没有让世界成为丛林社会，没有让世界沦入无政府状态，毕竟具有它的进步价值。

但是，不应当不适当地强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的利益，虽然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重要的，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尤其是为发达国家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发达国家从这个体系中获取的财富、利益和控制权远远超出它们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双赢格局，但即便是在双赢格局下，也存在着一方获利远多于另一方的情况。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付出，才为自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建立、大众民主化的实行、人权事业的进步，以及西方社会消费主义的盛行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西方社会发展具有内部体制性的条件和原因，但就其外部而言，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社会改革提供充分的伸展空间也是必要条件之一。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利益将越来越大（尽管这种可能性值得高度怀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对地位的降低使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它们认为，在双赢格局中类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份额，它们就会由合作双赢战略转向遏制战略，而其手段就是利用“民主”力量要求中国等国家对内奉行西方标准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对外放开各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在国家层面上承担与其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平等全球化中的不平等交易手段

国际秩序的推广是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自然延伸。西方国家推行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于美国和英国进行的福利制度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批判福利国家的低效率，主张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及减税，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这种思想的哲学老师是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他认为市场信息分散在个人手中，应维护个人自由，让市场充分进行竞争，而计划经济则“通往奴役之路”。撒切尔夫人将哈耶克视为自己的精神教父，为挽救疲弱的英国经济，撒切尔夫人开始了英国自由主义革命，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追求效率为原则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将众多机构私有化，到1997年，英国政府所控制的煤炭、钢铁、天然气、电力、水、铁路、航空、电信、核电厂、石油、银行、造船和运输领域的大部分行业都已私有化，工会权力被削弱，政府放弃充分就业目标而建立了自由劳工市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法律和规章框架，而其他所有资本要素则通过自由市场自我调整。

从19世纪起，美国在国内实行的就是放任主义，但那时放任主义与现在美国主张的全球化放任主义不同。当时美国自由市场是在保护主义及高关税壁垒的围栏之内运行，对外奉行的是高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仅对内实行放任主义。二战期间及之后的20多年间，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修建高速公路，对经济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补贴，推动了社会改革。到里根主义盛行的时候，里根政府认为开明民主传统、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工的支持与美国个人主义自由和自由市场相互抵触，国家干涉主义注定在经济中失败。撒切尔夫人领导英国在经济上的成功、美国在主导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对抗中的胜利无疑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充分自信，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使其成为引领世界的权威。之后，由克林顿和布莱尔将新自由主义制度发扬光大，将其视为国际范围内一种真正应当予以贯彻执行的完整体系。

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全新的自由化体系不能由像英美这样的国家主体来承担，推广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法律制度的重担落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身上。它们本应促进国际金融稳定，但却成为无冕之王，成为国家经济结构重组、确立国际管理体系的幕后立法者，接管了很多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权。在建立放任主义的经济市场环境中，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由主义思想和秩序传播恰恰需要国家的强力介入，以国家力量来促进国内立法的改变，对资源、劳动力等所有要素进行彻底市场化。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借助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在发生危机的地方，通过介入危机、提供金融援助等手段，不失时机地植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危机到墨西哥经济危机，到亚洲经济危机，再到俄罗斯经济危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在危机的胁迫下对经济结构做出了重大变更，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下，所有资源、知识、土地和劳动力都以市场原则提供给那些愿意支付货币的主体，国家的任务是为此提供法律保障。《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对于人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以及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任何平等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政府必须要确保自身具备一个有效的系统，这些系统包括财产、合同、劳动力、破产、商业法规、个人法律权利及其他综合法律体系因素。”这种从个人和国家层面应当予以完善的观点无法不吸引民众，但如果其与全球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融合，一个在国内以保护公民为目标的制度就会异化为拍卖本国经济体系的制度，因为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它更应是一种事实，事实不存在的地方权利就没有意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主张是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它主要有十个方面的内容，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在拉美、俄罗斯，公共资源、社会管理产品被私有化后，很快就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的囊中物，拉丁美洲的水厂、矿产资源、医院、学校等都成为私有化的产物。这些标的的私有化，是在平等主体的法律框架下完成的，但平等主体恰恰使用的是不平等的货币，所以，所谓平等主体在平等框架下的平等交易从根本上就是不平等的。对于管制这些交易的法律框架，却与西方实体和程序法律对接，由国际仲裁机构作为解决几乎所有重大项目纷争的方式。

中性法律演化为全球资本的护身符

对于完全开放的市场，金融资本进出、资本母国利率变动、资源所在国家的外汇存量、汇率波动幅度等等都能创造出赢者通吃的局面，法律表现是中性的，但在一个只有富者才有资格利用这个法律体系的情况下，法律变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司法系统对接并输送财富的桥梁。在发展中国家，对于财富的掠夺不仅是以资本形式进行的，而且独裁腐败的专制政府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国内私人机构在其中中饱私囊，但是，“华盛顿共识”确实确立了一种法制环境，让资本在合法环境下顺利地获得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在美国国内金融资本并不受制于民主原则一样，掌握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权力机构也不是以民主原则建立和运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衍生的三大国际性组织，目前仍以美国为最大股东，所有的政策，不论是林毅夫等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人士担任怎样的高官，其组织框架和核心思路仍然是美国资本的思想。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呼声甚高，但直至目前，美国仍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

在西方国家、国际组织和国内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精英共同推动下，法治成为一种为特定经济目标服务的体系，法律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平等目标，实现了去价值观化，它应当是“市场友好”的，应当保护的是私有产权与企业，诸如植物品种、药物、公共文化遗产等都可以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实体所掌握并确立新的产权，而对于它们成为私有产权带给原产权人的负面影响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司法问题上，现实中的外国投资、国际合作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司法主权的让渡和放弃。外商投资企业在具体产品质量、环保要求、劳动保护、资源获得方面按照国内法的标准执行，但是，一旦发生纠纷，几乎所有涉外合同的纠纷解决地都在域外，解决程序也都在域外进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国际法律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法律仲裁的运用程度要远远落后于外资企业，这种表面平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但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对抗资本和能力。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在需要外资企业付出社会成本的时候，外方执行的是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行业标准，但是，在需要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适用同样的国内法制环境的时候，外方又适用了对己方有利的高昂成本的国际司法体系。苹果公司保修事件正是外国公司利用国内标准不完备而对中国消费者逃避责任的例子。

对于国家的法治体系，虽然不能予以强制变更，但在各国法律之间，精明的律师和国际机构仍然能够寻求到逃避缴纳税负的聪明办法，他们利用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多样化，通过在避税港如开曼群岛或者毛里求斯、百慕大等小国或地区设立控股公司，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将收入和利润转移到这些避税天堂。且不论在发展中国家众多避税措施基本师从于发达国家，即便在发达国家，国际企业同样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税收，例如星巴克在英国的收入近48亿美元，十多年却仅纳税1300多万美元。这些公司甚至在出让资产的时候，直接将这些避税港公司转让。避税港公司实际控制发展中国家实体公司的股权。这种交易结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没有体现出任何变化。尽管收益巨大，但却避免了在真实资产所在国应缴纳的收益税负。2010年在外资新桥公司向香港上市公司平安公司以换股方式对深发展控制权的转让中，新桥溢价达150亿元体现在香港公司的股价上，但新桥公司就其收益所得在中国有没有纳税呢？公开资料没有显示。高盛公司转让其间接持有双汇发展公司的股权完全在海外进行，它是否就基于中国资产转让的所得交税？这也没有公开披露。

市场一元化占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在构筑以西方体系为蓝本的世界法律体系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精英阶层，他们大部分接受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教育，然后在发展中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中任职。这种任命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即只有接受西方国家思想体系，且以此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威望的人才能够获得这些职务。在国际上，这些精英占据了金融和政策机构的重要位置，不过是表明国际机构高层位置对边缘国家开放，但他们在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中却效仿了西方国家的思维。在国内，他们又可借助国际上的声望为自己在国内宣传提供可信度和号召力。

西方市场化教育虽然鼓励开放和多元，但其扎根于西方自由市场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为这个社会服务的知识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更何况这一体系在其所服务的社会中符合现实的需要，这就更增加了此知识体系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批判社会的思想不是没有，但不会成为主流，甚至连对主流思想的影响都根本不会存在。特定的知识能够被垄断吗？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受传播途径、教育考核方法，及由特定知识结构所构成的任职条件所约束，这些因素都将特定知识予以规范化，甚至形成传授、学习、工作及担任重要职务的硬性条件，进而垄断了知识传播。在任何社会，学习和接受知识都需要社会体系的全面配合，需要学习者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教育机构从社会总资源中划分出部分资源，为学习者提供具体教学条件，当特定知识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时，其他更为广阔的批判性的知识和视野就难以进入正式教育。这点在过去中国科举考试中体现得很明显，科举考试制度限制了整个社会中教育部门提供更广博知识体系的能力。现代西方知识体系虽然不会如此僵化，但在实用性和与西方体制结合方面，特定知识结构仍然占据核心主导地位，这对符合弱势国家利益的思想创造和传播构成了障碍。

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法制，但这些法律体系只是反应性的机构，而非主动寻求公平公正的机构。主动性机构的责任应由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来承担，但西方所宣传的民主往往在发展中国家或者难以实现，或者以附庸于西方势力的面貌出现。西方对社会所适应的多元主义及社会开放性的宣传是基于西方模式下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这种所谓的多元化仅仅是掩盖物，隐蔽了个人主义和强大私有经济控制社会的一元化实质。真正涉及各个国家的多元化时，西方发达国家则立即提出它是落后的、缺失现代性的。当今世界各地的改造和进步并没有什么多元化空间，而是在西方一元化实质指导下进行的。非洲和伊斯兰世界长期的文化习俗和亲属结构等以族群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被打烂或者撕裂，而由此产生的动乱和不稳定西方国家却放任不管。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平等的货币金融体系等特殊性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开放和多元化思想下难觅踪迹，也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对国民予以教育，只有在既成损害事实的情况下，拉美等一些国家才能发展出反对西方霸权的社会思想，但经济体制和运转体系却难以改变。

社会碎片化为赢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

新自由主义的推广和全球化，造成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导致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是指个体单位的充分流动和变化使社会缺乏组织和集体感，人成为由个人主义思想指导行动的人，社会因为个人主义盛行而缺少组织性的团体（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任何约束力），构成社会的主体原子化了，彼此难以融合。工作岗位不稳定，职业也不稳定，人员流动和外包服务使西方国家的就业更加难以把握。也许碎片化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之一，在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整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不应当仅仅将经济指标作为单一的目的，在涉及人的意义方面，经济指标仅仅是衡量社会意义的一个方面，政治目标、文化目标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个人主义导致个人在自我意义上实现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缺少能够凝结共同意愿的组织，缺少具有共同利益的联合，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企业、相对于外国资本，则是大大地削弱了劳动阶层的对话能力。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固然易于被无意于组织思想的个人所理解和赞同，但同时，强调个人也致使个人之间无法黏合成为坚固的整体。在社会中，众多个人虽然具有同样的情感、处境、经历和愿望，但个人缺乏资本，他们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有人可能会举出“阿拉伯之春”的例子，说明通过现代通信的联合，个人以微博、短信等形式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演变方式。实际情况是，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人们快速交流的途径，但对于组织力量却难以提供任何帮助，所以，埃及革命中，并非发起者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具有宗教和基层组织力量，反而成为民众运动的赢家。其他国家，如在突尼斯、巴林等国，民众只是知道不要什么，但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团体，在理想与愿望之间架起桥梁。

从某种程度上看，个人自由意味着整个阶层的不自由，个人是自由的，但也正因为自由，个人也是软弱的。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允许自由设立政党，但政党在其社会中也以松散的联合为特点，个人加入党派的意识更多属于自发倾向性，而非理论自觉和系统知识的确认，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党之间政策的差别并不突出。这构成某种讽刺，为追求个人主义的思想落实到现实，却只能实现个人层次上的某种自由，他可以决定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变革生活环境。而在个人意志需要组织力量、需要联合行动的情况下，其所追求的个人意志只能成为个人的某种幻想，因为它缺少集合能力。

由于个人环境与愿望的巨大差距，个人又容易受到美好理想的鼓动，多数人并不了解政治生活的实质，却容易接受外界施加的单纯目标，其中民主是最蛊惑人心的一个。俄罗斯选举、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这些运动中，受到美国等政治势力暗示或鼓动的成分要远远高于民众所能真实理解的诉求意义。

社会企业表面上是个人自由的放大化，是在经济实体层面上的个体自由，但所有者和管理者控制巨大的资本力量。发达国家中，跨国公司的实力往往超过中等国家，它们又是高度组织化的，从教育体系、思想库到经济实体，选择性地提拔人才使这些机构成为具有超级组织力的单位，而且这些实体的领导人物思想相近、教育相同、利益相符，他们对事务和社会运转逻辑的认识要远远超过个人主义的幻想。单单苹果公司、谷歌公司的市值就超过5000亿美元，类似的公司极易联合起来，而它们的联合却能形成控制性的社会力量。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各大电子网络公司帮助美国政府进行网络信息筛选；又比如索罗斯，他联合调动和协调的资金能够与英国政府抗衡，能够让东南亚国家经济失控，这些都能够成为社会的真实控制力量，而这又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企业在新自由主义实践中也具有碎片化倾向。第一，以金融手段控制的企业范围已经无限扩展，不仅竞争性行业，即便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也完全私有化了，电信、交通、水、电、矿产资源等等，这些具有垄断性的公共领域随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全面向金融资本开放，私人资本的进入提高了效率；第二，由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天然垄断性，很多公司在出让给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后，价格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如在南美的电厂、通信公司等，中国一些城市水厂等，由国外资本接管后价格的提升降低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资源的稀缺性与社会发展需求的无限性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一些重要资源私有化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比如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对铁矿石的垄断导致中国钢铁企业普遍亏损；第四，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和公司资本多样化，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企业借助证券化已经成为可以迅速拆解、买卖的对象，金融市场无限畅通，为国际资本对企业收购和出让提供了便捷通道；第五，股东成为可以快速逃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处境反而优于企业债权人和员工，与过去极为不同的是，股东不再轻易成为最后责任人，企业成为股东获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资本不平等构成对社会的掠夺

凭借上述这些模式，在国际社会描绘了一套逐步成形的蓝图，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输出资本时，这些资本不再受到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它们像洪水一般冲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市场上，以市场经济法则和平等面貌取得了重要资产的控制权。而在发达国家本国，由于奉行市场化逻辑，它们高昂的人力成本不是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生产日益外包，资本追逐最大化的收益，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类企业日渐衰落，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中的代表性公司却红利丰厚，证券所有者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造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极度贫富分化。

同时，资本输入国接受了发达国家建议的改革方案，敞开国门，让一切自由地买卖、流动，国家经济便如同漂泊在大进大出资本上的小船，状况忽好忽坏，不稳定的经济导致不稳定的社会，本地精英却能够随着资本自由化管道成为发达国家的编外公民。当这些国家从颠簸的经济状况中清醒的时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成为民众的需求和保护手段，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京，在他们寻求本国民族利益并需要采取“非民主的手段”的时候，发达国家就指责他们独裁、专制。

西方以普世、永恒的价值观掩盖了这种事实，即其资本并非普世、平等自由地为其他国家所获取，而恰恰是民族的、国家的。西方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执行发达国家确立的国际规范准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取成功，不是不可能，但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和努力。在这些规则及经济运行的筹码中，没有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民主的可能。西方民主价值观具有的普世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在建设世界范围的国际自由市场的过程中，西方能否将民主制度中一人一票原则赋予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能否想象，整个世界的经济制度通过全世界范围的选举来决定其框架？能否让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与美国民众共同决定世界政策？这些是幻想，因为其结果不会符合发达国家的民族利益，反而会剥夺西方金融资本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社会从上到下不会与发展中国家民众共同享有这样的“民主权利”。

在西方确立的世界秩序中，也有发展中国家成功的范例，但它们往往是例外，是各种因素齐备、各种相关条件完美配合的结果，而绝不是单纯地实施完全自由化和民主制度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成功的国家是少数，而受制于普遍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无法获得全面发展的情况却是普遍的。大多数国家经济总量获得了高速增长，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为西方提供了无限、巨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共赢，但却是不平等的共赢，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的有限进步。这种进步一方面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的残酷性。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抛开其他因素，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有两个条件是其能够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上层对本国的发展雄心。

所以，全球化不是各国民主的结果，而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绝对权力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益的外部化诉求，全球化是政治规划的结果，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正如同英国在19世纪确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一样，当时英国国内正是缺少全民民主制度才能够得以推行自由主义的方法，如果当时就已确立如今的大众民主，那么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英国国内就无法建立。约翰·格雷指出：“在任何社会，市场受到约束都是正常的，自由市场反而是在政府强制力之下人为设计的非正常产品。……自由市场不是社会进化的礼物，它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愿的最终产物。自由市场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的英国施行，仅仅因为当时民主制度功能缺失，这也是其得以产生的充分条件。”

如果理解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逻辑，就能够明白西方国家在其中处于何等有利的地位。而在所有的资本当中，金融资本又是受益于全球化最高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具有将一切资产碎片化的能力，从公司股权到公司债券，直至私人房屋抵押贷款和由此衍生的保险，金融资本都能够将其分割、拆解，然后再打包出售。金融资本成为控制性力量，世界财富成为其账面上的数字，它一边向核心地区输送巨额财富，一边又从心脏地区的微小波动中获取冲击世界其余部分的巨大能量。它将美联储公布的只言片语、利率的微小波动演化为滔天的市场能量，其他国家市场上的一切价格和兴衰都随之而变。这是可怕的裂变，掌握核心权力的却是金融资本。

第五章 货币金融资本美化普世价值

金融霸权，在最近十年才为国内所认识和讨论，但它对美国的意义、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许多人还是没有看清楚。他们认为这离生活很遥远，只要不出国、不与外国人交往，金融霸权就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是不了解现实世界运转的逻辑。我们在这里对美元金融霸权的影响和意义做一个简单分析，让人们了解和分析身边的诸多现象。

主权货币破坏了经济规律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货币在其中充当价值尺度。作为尺度，标准统一是应有之意，尺度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而一国货币作为主权信用标的的同时又成为信心的衡量物，在国际层面其价值尺度不再以货币的内在价值为标准，而是仰赖于主权的信用与社会信心程度。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体系是由效用导致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成本在商品中的意义并不重要。极端例子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他们的收入与培养他们的成本无关，而与他们特殊技能的稀缺性密切相关。供求关系决定了，如果供应增加，需求不足，价格自然下降；如果供应小于需求，价格就会上升，价格是供求关系的反映。以此推而广之，汇率是各国之间货币供求的价格表现，美元能够处于当前地位，是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所致。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我们就应该探讨对美元的需求是如何形成的。前文我们已经介绍了美元需求的世界逻辑。另外，美元需求成为其自我实现的逻辑，即美元支持了美国的霸权，而美国霸权又保证了美元需求，这是一种虚幻的以安全想象为目标的需求。依赖于对美元虚幻需求而确定的美元地位，构成了世界国与国之间商品交换的尺度。除美国之外，也许其他国家之间以美元计价商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任何其他国家的商品与美国的商品之间，已经缺乏了客观的价值尺度。

在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那里，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国际之间的劳动分工能够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虽然后来对此发展出更为复杂、系统的理论，但为贸易双方共同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仍然是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在美元霸权情形下，美元的比较优势变为美国的强大和信用，美国的强大和信用能够给予贸易方什么“互利共赢”的结果呢？是美国学者所述的“中美国”理想吗？即中国负责生产、制造，而美国负责消费？国家信用在国与国之间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为了诸如国家安全、民主、人权等等上升为国家利益的理由，在政治权力上，历史中很少有国家拘泥于信用形成的约束。历史表明，美元需求一方面是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各国以美元进行储备、投资和结算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出现某种情况导致丧失对美元的信心的时候，美元又是美国直接制造危机并创造美元需求的结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元霸权打碎了国际贸易分工以追求互利共赢结果的理论基础。

虚幻的货币同时虚幻了经济政策

经济学将一国经济政策对他国的影响称作溢出效应，也称为经济政策的外部性特点，它是指经济政策虽然针对本国制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因为本国与他国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政策的执行效果会影响到他国经济状况。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对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会影响其他国家，但我们认为这不应该属于“溢出效应”。所谓溢出者，先满而后溢出，也就是说，美国经济政策应当对本国发生效应后才对他国经济发生影响，或者至少应当对两者同时产生影响。而在实际的经济运转过程中，美联储、美财政部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还没有对美国本国发生作用，或者对本国的效应还相当微弱，但却在其他国家的经济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将其称之为“漏出效应”更为合适，就像容器本身还没有装满，但已经将容器外部的地方淹没了。

这是由美元的特殊性质决定的：美元既是国家货币，又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美国所有针对美元的政策既影响美国，同时也影响了其他与美元有关联的经济体。在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总量相对美国国内的货币总量比例较低的时候，美国经济政策对国内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对国外影响则较为缓慢；而在其他国家美元持有总量与在美国国内货币总量比例相当甚至更大、流动更为迅速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政策影响更多的将是与美元有关的经济体。当前，美元在美国国外流通的比例已经达到60％，美国经济政策对于国外的影响要超过对于国内的作用。

典型的事例是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低利率政策。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一味降低利率，其理由是通货膨胀极低，而经济增长并不理想，所以需要以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伯南克甚至被誉以“直升机的伯南克”，因其曾放出豪言，如果经济不能有起色，他宁可从直升机上向下撒钞票。美国以美元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美国国内商品有相当比例是从国外进口的，而国外商品的价格是世界各地综合生产因素累计的结果，美国的通胀率需要经过世界经济体循环过滤才能体现在美国本土的经济指标中，所以在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和支付手段后，以通胀率来判断美国物价水平合理不合理，就成为了荒谬的理论，这就如同站在高山上却奇怪脚下怎么没有湖泊一样。无论是低利率、扭曲操作，还是量化宽松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等等，它们的政策效果都是向世界释放了巨额货币。

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资金成本，在美国明显地刺激了消费，但却不能成比例地刺激投资。更有可能受美国刺激消费影响的是向美欧市场出口产品的生产国，这些国家感受到了美国的强劲需求，为争取进一步扩大出口，必须扩大投资生产，所以美国政策会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活跃度。这些国家的生产快速增长，又形成对原材料、高端机械设备等的扩张需求，这带动了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原材料和高端设备出口。

随着生产制造型国家，比如中国，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冲击供需平衡后，供给方提高原材料价格；美欧已将主要生产制造外移给生产型国家，进口多为产成品，所以在原材料价格提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对此并不敏感，在原材料涨价初期感受不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其国内的影响。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商最先感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只有在供方实在无法产生利润的时候，美国需方才接受供方涨价，这等于变相由出口国消化了一部分通胀成本（间或产生提高效率和产业升级的作用）。当多数最终成品在美欧市场上涨价时，美元泛滥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了。在其他国家推高价格后，美国市场价格上涨才最后反映出来，美联储才会根据其国内价格水平制定新的利率政策。在这个阶段，原材料出口国和产品制造国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美元、欧元，而且供需两旺带动了经济的进一步过热，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加剧。而风暴的策源地，却是风平浪静、幸福祥和。

这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漏出效果。美元处于各种货币的制高点，它是风浪的源头，但却是安全的港湾。所以，世界经济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原来的货币主义政策、凯恩斯主义方法在当今经济生活中都失灵了。发达国家无论怎样降低利率，国内的生产性投资还是难以有所起色，降低利率的后果更多地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在国内带动的相应的服务活动日趋活跃，如健康护理和社会救助、临时家政服务、住宿与食品服务、公共服务等等，结果是一方面生产日趋下滑，另一方面支出增长体现为GDP的不断增长。这种服务类就业体现的增长不具有稳定性和黏性，一旦经济形势转向紧缩，这些机构就可能倒闭或者裁员，经济刺激对服务类活动的刺激与对生产性行业的刺激体现出不同的效果。所以，包括格林斯潘、伯南克在内的决策者如果只是根据就业等数据的高低、国内数据指标来制定政策，有意忽视现代金融和自由化现实对过去理论的冲击，没有具体分析发展的新情况，那么制定的政策必定如刻舟求剑不能达到其目标。

目前伯南克又在重复2008年金融海啸前格林斯潘在任时的经济政策，利率降低，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由于美元处于高位，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就像给低位货币国家的经济注水，而美国却迟迟感受不到通货膨胀的效果。注入的流动性通过贸易赤字、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交易等转入制造业国家和原材料国家，往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根主动或被动地处于宽松状态，加上美国为代表的资金流入，表现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繁荣、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特点。往往在这时，各大银行、投资公司的研究部门、国家智库、科研院所、行政部门同时看好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并做出种种乐观预测。周期性特点决定了盛宴并不会长久，当美国的刺激手段经过世界循环增加了美国国家和民众债务负担，国家和国民债务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往往也是生产制造类国家通货膨胀传导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又根据本国经济数据认定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进而开始加息收紧银根。这又导致世界各地的游资快速抽回到美国，从而形成了实体经济消费领域和虚拟经济金融领域同时紧缩，减少了对制造类国家和原材料国家的产品需求和资金供给。往往巧合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因为过热和通胀问题，政府开始采取紧缩措施，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美元的作用往往体现为雪上加霜。

当然，上述效果的显现部分取决于低位货币国家应对是否合适，如果制造类国家和原材料生产国提前预判、逆市场操作，结果影响可能会小一些，但美元霸权对世界的影响是绝对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肇始于2011年因突尼斯青年自焚事件而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国内因素导致的，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不够开明民主，经济上官商勾结、腐败成风，导致民众不满，但另一方面，点燃运动火焰的源头却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经济政策。各国粮食涨价、汽油费用高升，通货膨胀严重，生活水平下降等等，自然有本国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但是，从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到影响阿拉伯世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中东、北非国家的现实宿命。它们在国际经济体系循环中成为绝对受损的一方，经济状况不佳是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逻辑简单而又清楚，可受到影响的却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所以，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两年里，像埃及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进行了民主选举而在经济上有任何起色，在穆尔西就职总统后的一周年纪念日，却是上百万埃及人对现任政府的抗议；巴西左翼政府同样无法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国民不满等问题，经济紧缩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成为现任政府的能力评价指标，可真正导致这种局面的却可能是美欧等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从这些事例中我们看到，民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国际经济秩序污染了，国内政策难以在实际执行中按照制定者的设想实现。

正如同诺贝尔和平奖具有政治意图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也代表着政策倾向，弗里德曼等鼓吹的完全自由化理论一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通用规则，但在西方，也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却道出了世界经济的某些规律。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即是一位，他对金融危机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研究。他指出，稳定会导致不稳定。某种环境或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越让我们感觉舒适安逸，当这种环境或趋势到头时，修正幅度就会越大。长期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在于，它往往会制造出极为不稳定的金融安排。如果认为明天或者明年与昨天或者去年一样，那么，人们就更愿意为当前消费去增加债务或推迟储蓄计划。投资资本经历过金融系统的运转后，从原来能够收回投资逐渐转为依赖于投机性行为收回投资，最后在无法收回投资的情况下只有依赖于不断地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成为名副其实的庞氏骗局。一种趋势确立后，从开始的良好状态到最后崩溃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出现问题时与真正的原因相隔很远，这是由系统本身具有的潜在的不确定性决定的。美国的债务似乎仅是法律关系上的义务，实际上，美国发行几十年、上百年的债券，这与发行货币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法律上仍称之为债务而已。这样的数据掩盖的是其实际发行货币的规模，形成国家规模的庞氏骗局。

明斯基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讨论金融稳定问题的，而当前，以美元为主的金融系统已将其体系扩展到全世界，这个从稳定到不稳定的周期变为一个超级周期。超级周期影响的范围扩大，资金运转的规模巨大，当其修正的时候，必然导致经济波动性更为剧烈，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在这个周期中予以补救的措施，需要危机源头做出适当的牺牲，需要政策制定者能够抵制住政治方面的压力，需要承担刺破脓包的不受欢迎的角色，但现实却往往是以新的更为激进的手段补救问题。出台负责担当的、违逆普遍民众从众愿望的措施，又需要与具体的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结合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民主在新时代的特色，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一再向世界释放风险，其在金融危机中将扩散多少危机成本也就清楚了。

当然，在这个周期中技术将不断进步，随着生产率的提高，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前文我们已经介绍过通胀的合理性问题，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已经创造的美好生活中，如果没有前人的创造和继承，那么要达到现有生活状态将要付出天文数字的高成本。设想一下，如果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积累，那么生产一部手机将花费怎样高昂的成本，每个最细小的零件都是整个工业体系综合产出的结果。但是，技术进步速度能否与通货膨胀速度相匹配，在良性通胀与技术进步之间能否得到良好的平衡，是经济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实中，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无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而是通过民主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将这种不平衡无限扩大到世界范围，最终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

美国站在巨额财富之巅

200多年前，世界还是分裂的，各国之间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而如今，世界已经发展为一个体系，各个国家成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相互独立状态下的发展规律放在当今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了其腾挪的空间，任何国家对内对外政策都在影响体系内的其他部分。作为该体系的国际社会并非是“平的”，各国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沃勒斯坦和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世界体系存在着三个经济区域：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而财富由边缘地区不断被转移到核心地区，这种关系不仅是剥削关系，也是一种依附关系，边缘地区的发展依附于核心地区的发展。全球化让核心地区国家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其他国家的发展却是核心国家扩展和发展的反映。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货币基础上建立的这一核心—边缘体系，美国的核心地位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然后是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是该体系的一部分，冷战之后，东欧和俄罗斯也加入进来了。

美元体系虽然是一种霸权体系，但依赖美元体系，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可这种发展是以不伤害美元资本的核心利益为前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大量利用了世界资本的逐利本性，为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空间。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具备一定的条件：（1）原来中国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提升空间巨大，西方资本同时带来技术和管理，创造了绝对财富；（2）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环保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3）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互补性。

中国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绝对财富方面和相对财富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但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外资是国家取得经济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中国发展的同时，资本获得了更多的价值转移，以美元为核心的美国等国家从中获得了更多财富。

在现有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无限的，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的时候，以美元为核心的资本会变成阻碍产业继续发展的因素。因为有实力的企业和高端人才掌握在这些资本手中。企业是技术开发的主体，外国资本不愿将核心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因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地位，从而有能力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开发。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其所有引进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都被视为是先进的，但经过正常发展后需要进一步引入外资所在国更为核心的企业技术时，却会遇到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则难以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产业的下行性梯次转移，使发展中国家科技开发体系、工业升级的空间受到压制。

有人会提出，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赚取外汇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能够获得外币资本不假，但发展中国家作为国家这一整体要想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以满足西方国家通过印钞机对财富的需求，是难以实现的。虽然西方国家存在中央银行、财政部及立法机构等制约力量，但不论它们的领导人如何表态，理论界和实务专家如何争论，在西方国家出现危机时依靠释放货币、稀释自身债务是政策的不二法则，在无其他方法解决当下困难的时候，政策的最终落脚点必然在此。虽然发展中国家也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解决国家债务问题，但不论如何，它的货币政策无法产生外部性作用，无法像美元和欧元一样“外漏”于国家之外。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时，以小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各界频频向世界承诺，美国将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言外之意，美国不会让美元贬值而损害债权国利益。当时言之凿凿，但事实呢？伯南克通过直升机抛洒美元的政策得到了切实执行，量化宽松进行了一期、二期、三期，目前还没有停止。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信用吗？所以，本身具备的能力与需要争取才能具备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而让两者完全平等和自由流动，不过是强者掩盖扩张自身利益的逻辑。这如同在一个规则公平的赌场，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入进去，但却必须购买赌场发行的筹码，而且这个筹码一旦售出，概不退还，那么在购买筹码这个环节，已经决定了购买者的弱势地位，后面的游戏规则再怎么公平，在元规则上已经确立了不公平的基因。

更何况，西方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资源，若要通过创造财富、获取外汇、再通过外汇购买资源的手段成为与西方公司平等的竞争者，这也是难以企及的梦想。中国虽有一些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海外进行巨额收购，但这些收购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作为垄断企业，它们要在国内从每个消费者身上获取多少利润，才能够积累足够的资金向跨国公司支付外汇呢？考虑一下，当今世界有多少资源控制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贵金属矿等等，这些资源类产品在美元等货币膨胀的时候，价格跃上新的台阶。这些因素，反过来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水平无法达到理想的或者应当达到的较高水平的原因。萨米尔·阿明指出，“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并竞争着，竞争的特点是卖方控制市场，私有制左右着收入分配。……民族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内部在某个特定时期，特定阶级力量对比情势下，某个阶层的利益，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尽管那些人（指所谓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原则上就否认这些利益的真实存在。”

美元的这种地位意义在于：第一，美国投资者以美元投资于其他国家实业或者购买资产，而被投资国中央银行以账上美元余额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两者方向相反，似乎起到了外汇平衡的作用，但从1986年以来，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超过美国拥有的海外资产，美国成为净债务国，且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该部分外国持有的美元又以资本形式流回美国。2008年这种资产置换带来的财富转移高达3.49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4.35％。第二，美国持有海外资产的回报率和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回报率之间存在约3.3％的差额，相当于他国借给美国美元反而在自己的国家为美国创造财富。以2004年为例，当年美国可以获得5500亿美元的额外收益。第三，美元通过贬值，相对抬升了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价值，稀释了他国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例如在《广场协议》之前美国投资者以美元进入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以最保守的估计，只要持有日元资产五年，就会收到三倍以上的净收益。在中国，2005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前，如果外资进入到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收益则更高。以美元购买他国股权等资产，也会因为美元贬值在汇兑损益上拥有超额的收益。以2008年为例，美国持有海外资产19.24万亿美元，他国持有美国资产22.74万亿美元，如果美元贬值10％，则意味着美国海外资产增加了1.35万亿美元（美国海外资产大概按70％以外币计价）。在中国，2005年初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8.2765，2011年初汇率为1∶6.5896，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达20.38％，这意味着美国持有的中国资产在六年间仅依赖美元贬值就增加了20.38％的财富。而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8188亿美元，这六年由于美元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达1084亿美元。现在的汇率是1∶6.20，美元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了。

穷国“割肉”赠送富国大量财富

正如吴学云在《美元刀》中所指出的，“升值的美元也好，贬值的美元也罢，只要有强烈的需求，它就是‘强势美元’！没有需求的‘强势美元’才真正是一张绿纸而已。”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世界对美元的需求。

美元不仅为市场国家所储备，不仅成为国家防止金融危机的必需备用金，而且它强大的流通能力也为美国敌人所需要。萨达姆被捕时，身边留着75万美元现钞。

国际社会中著名的独裁者，如马科斯、苏哈托、穆巴拉克、阿里、卡扎菲，他们在盘剥本国人民财富、侵吞国家资产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资产都要转移到国外相对安全的地方，而所谓安全的地方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

更多地，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备的管理体系下，无法统计却又普遍存在的贪腐分子，他们为了不法财产的安全，纷纷将非法所得转移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转移的过程中，要将国内资产变卖换成美元、欧元等资产，这些资产汇合起来，是一笔巨额的财产。中国尚且存在资本管制，而在没有资本管制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更是合规合法的。

为什么俄罗斯于2012年12月21日通过法案，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不动产和银行账户？这是因为俄罗斯认识到，本国官员转移资产会对国家带来巨大伤害，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民族感情上破坏了社会团结。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从国外融资的外汇转眼即被国内机构和个人兑换为美元，又转移到国外。同时，国内私有化改革后，获得资产的人将俄资产转让给外国公司，又把收到的外汇对价转移至国外，这种做法等于掏空国家财富，留下一堆本国的钞票和恶性通货膨胀。以当时俄罗斯的债务水平本不应发生如此严重的危机，但是，资本无法留在国内成为危机无法控制的重要原因。所以，危机发生与否是与国民对国家的信心密切相关的，是与国民是否具有爱国情结密切相关的。

中国的问题同样严重，比较典型的如裸官问题，很多普通官员的家人已经移居海外，且多是发达国家，他们在国外基本没有谋生能力，却能购买价格不菲的房产，享受让西方人羡慕的富足生活，这些财富从哪里来？无疑是从国内经济体系中贪腐所得，相对应地，他们享受这种生活的条件就是遵从美元逻辑，需要将他们的资产在母国变换为美元、欧元等货币。

中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中东国家呢？其管理制度没有更加高明，民众民族立场不会更加坚定，那么，无论是非法所得还是合法所得，都沿着转移资产路径为西方国家带去大量的财富。

除去官员贪腐转移财产的情况外，各国还存在大量中产阶级移民的现象，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有超过8.7万人移民美国，各有约3万人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6000人移民新西兰。不仅仅中国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也基本相同，印度等国国民将移民美国视为家族的荣耀，是成功的标志。移民原因无论是为孩子教育、更好的工作还是享受更好的环境，结果都无一例外，中产阶级移民同样将带走其主要财富。美国的东南亚移民与美国的南美洲、墨西哥移民，欧洲的北非国家移民不同，亚洲国家移民更多是因为支付得起移民的高昂费用，且一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人士更多；而墨西哥、北非等地因为地缘原因，偷渡占有相当比例，他们多从事体力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带走的财富要远远低于亚洲国家中产阶级移民所带去的财富。中产阶级移民带走本国财富和他们的专业技能，社会不仅将缺少中产阶级，也将缺少稳定的力量。

据报道，在2010年流入避税天堂和西方银行的8588亿美元非法资金中，来自中国的非法资金占了几乎一半，是紧随其后的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八倍多。非法外流资金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1％。排名前十的所有国家——印度、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也位居此列——都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并且大多数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内部安全问题。报道指出，中国在2010年损失了4204亿美元，在之前的十年间总共损失了2.74万亿美元，并且其损失正稳步增长。在2012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健全国际金融体系”项目称，2011年又有6020亿美元非法流出中国，在2000—2011年期间，总共有3.79万亿美元资金流出。

除去上述转移资产的方式外，还有一种方式，部分与上述方式重合，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富豪也在转移财产，他们控制结构复杂的公司，可以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在与外国关联公司的交易中高买低卖，进而实现转移财产的目的。世界贸易额已达18万亿美元，即使很小的比例其所涉及的金额也会非常巨大。这种转移无法具体量化统计，海关等机构的核价也无法准确判断价格的公正性，但富豪们通过这些手段积累了相当大的海外财富，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其财产本着安全、分散、逐利原则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富豪自身来讲也许无可厚非，但从国家关系来看，这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送去的一份巨额红利。

另外，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也需要美元作为交易媒介，这变相提高了美元需求。各国无处不在的色情、毒品、赌博等跨国跨境交易往往以现金美钞作为交易手段，再加上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美元现钞的持有、保存习惯，这些都构成对美元的世界性需求。虽然这些活动没有创造对美国的出口，但美元来源渠道毕竟需要向美国输送财富而后通过非正式渠道转移到这些主体手中。

这些数字背后，是财富通过金融手段在源源不断地供给发达国家，它们不需要大规模生产，不需要污染，不需要日夜加班，不需要堵塞交通，就能够获得发展中国家如此之多的财富。转移财富的结果是将国家外汇兑换并支付给西方国家之后，本国财富的绝对丧失。

财富转移到美国会产生什么后果？一是美国社会更加富有，民众的财富总量得以增加；二是食利阶层增加，更加促进了消耗型社会的发展；三是美国的债务问题得以部分解决，引入了以转移财产为目的的伪投资。

美国的对外债务将是滚动债务，但不会还债。在这点上，美国处于货币博弈最优策略的位置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指出，“只要赤字带来的货币供应能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而流回赤字国（美国），外贸赤字就是无害的。‘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些货币永远不回流到赤字国（美国）。而这种最坏的情况对赤字国而言恰恰是最好的情况。”所以，前述的种种情况就是美国如何让美元回流的方式，而如果永远不能回流，这与债权人烧掉他持有的债务人的借据一样，对债务人是最好的情况。

对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完全清楚资本外流的意义。据报道，20国集团领导人越来越关注打击洗钱及漏税的方式，以阻止从公共资产中窃取或是通过犯罪活动获得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预算虚空。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对于大额资金的流动执行严格的审查，交易方需要说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这些表面上似乎完备的管理制度，我们对此却大可不必认真。资金外流，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严重的问题，那么，在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对发达国家不啻是一个福音，各国对资本流入都求之不得，纷纷推出鼓励投资移民的方案，怎么会将如此巨大的财富拒之门外呢？更何况，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非只一日，长期以来，资金流入到发达国家是一个趋势，我们何时看到西方国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长期以来，外逃贪官转移资产有几个被成功阻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投资美元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矿山、油田、公路、商场、工业企业等实物资产和人民付出的辛苦劳动，而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的是现汇现钞，发达国家接纳这些资本，它们就会融入到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内，成为高能的金融力量，成为发达国家体系内为其民众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

产生对西方富裕生活水平的迷幻感觉

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是民主制度的结果，民主减少了腐败。发达国家人民同样以民主制度为荣，认为是民主给了他们富足、平稳的生活。我们不排除民主制度的这种作用，清明的政治制度毕竟能够约束腐败现象，使财富的分配相对公开透明。但在承认这个因素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该因素的作用。民主制度，只是创造财富、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条件之一，它不是实现财富稳定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金融霸权，却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富足的重要因素，进而，当下西方民主价值观是建立在西方金融霸权之上的。

西方经济学论证：其国民生活水平较高，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过去的统一金本位条件下，由于货币尺度是统一的，这种理论还存在某种合理性，在当今浮动汇率的体制下，这种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西方劳动生产率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论述，是将其现实条件予以理论化的虚假论证。在美国年计15万亿美元的总产值中，金融产值即占1/5。金融只起到分配资源和分散风险的作用，却在总产值中占最高比例。这是金融资本利用杠杆化增加资产规模、通过信息不对称从衍生品中累积收益的结果。其过高比例的收益，与其极低的自有资本带给社会的系统风险无法形成合理的平衡。在金融劳动中，不排除巴菲特、索罗斯、芒格这样以勤奋和独到眼光获得财富的例子，但是，美国金融产值比例过高的原因，更多是美元这种独特商品，只有美国金融机构具有独此一份经营、发行它的权力，为这些金融机构创造了独特条件和优势。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接近分配权力的核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金融提供了更高的效用和价值，而这种所谓高效用，一是因为它们接近于资本核心的先天优势，二是因为人们认可的价值是其资本运作的结果，同时资本运作本身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这种由国家垄断的权力，私人银行却成为行使该权力的代理人；这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部分，却由私人金融机构来获取利益。

虽不能完全否认金融的盈利能力，毕竟存在公平获得收益的金融资本，但在实务中，我们也看到众多利用金融机构垄断地位和上游优势获取超额利益的例子，比如，摩根公司为脸谱上市将其进行的过度包装和融资运作；安然、世通公司虚假做账的事例；高盛为希腊获得欧元区资格而设计的债务安排；汇丰、花旗等银行将包含复杂对赌条款的金融产品销售给众多香港和大陆的中小客户。

金融行业的待遇、分红远远高于创造实体价值的行业，而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它们却可以获得国家补助，“大到不能倒”，它们的收益与风险不对等，收益可以归属于经营者，风险则要社会和国家承担，这里体现出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也不过是一套骗人把戏。一个国家1/5产值躺在金融食利的基础上，不过是通过前述虚幻需求创造出来的基于地位而获取的超级利润。金融资本以超级杠杆撬动的庞大资产在运营中将无法避免地产生系统风险，这种系统风险与金融资本的私人盈利冲动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金融资本无法抑制自身的盈利冲动，只要法律允许，它一定将权利用尽至法律的边缘。而如果存在限制其行为的法律，那么，金融资本就有能力修改法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德国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很快就从二战之后的落后地位追赶上美国水平，但德日到目前为止仍然依附于美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提高、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取得了一日千里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而廉价劳动力只能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的分配价值较少，这是事关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效率高低的问题。

当然，美国在进步，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其独特的融资制度、激励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劳动制度，促使有创业雄心的人投入到新发明、新创造和新商业模式当中去，为美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美国大公司具有相当强的科研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并为公司发展做了足够的储备。对此，美国的金融体系功不可没，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创造性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体系为此能够提供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投入成本。一个产品、一项技术的成功，其后面可能是一百项产品、一百种技术的失败，这固然与研发人员的能力有关，但资本充裕是另一个条件。成功永远仅是失败的一角——在美国，在创业最容易成功的2000年，小公司最终能成功的也不过2％～3％而已，大浪淘沙才能提炼一点点黄金，市场对任何创业者都是同等残酷的。世界上源源不断的资金汇流到美国，再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支持这些创业者和公司。世上没有预设的成功，只有依赖市场广泛投入，通过竞争筛选出获胜者，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美国科研体系能够获得如此成功，金融力量在其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现代科技发展已经脱离了过去依赖个人单打独斗获得成功的年代，团队组建、各方面人才汇集都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没有这些资金的支持，没有相对宽松富裕的生活条件，就无法解除创业和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期，一份商业计划书能融资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但在其他国家不会有如此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欧洲创业板、香港等亚洲地区的创业板，都没有美国纳斯达克成功，美国资金充裕是一个关键因素，其资金来自于世界，人才也来自于世界，在美国市场找到了切合点。在人才、资金都获得保障的前提下，美国制度的保障因素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资金投入后不能保证安全，在项目成功后不能获得合理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美国也不会有这么多创新型公司。我们对这些相关因素要客观分析，承认并肯定那些推动技术进步的因素，积极学习那些能够保障技术创新的制度，但同时也要认清这样的现实，美国充裕的金融资本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足够燃料。

有人会提出，在200年间的历史中，美国即便是没有利用垄断金融资本，也同样能够取得巨大的科技进步，并且能够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以关键还是制度因素。我们对此的观点是：金融制度对实业振兴、科技进步等方面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一个事物积极的一面并不能否认它消极的一面，两者并非矛盾关系。垄断金融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对其自身的膨胀是同时并行的，是它本质的自然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历史不能代表现在和未来。历史不是定格的照片，能够将某个时期的社会品性、制度特点予以固化并传承不竭，时代在变化，社会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文化习惯、社会制度等虽有传承，但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金融资本与军工资本合体的社会，凭借其强大的金融资本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超出正常的收益，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认识、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立国时的理念虽然仍为其主流意识形态，但客观变化的现实决定了社会存在更为便捷的路径依赖，如同清初与清末的八旗子弟不可同日而语一样，社会条件的变化，必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能否认在美国有相当多勤奋、聪明的人士，但美国文化分裂如同它的财富分裂一样严重。美国一部分人能够利用金融资本带来的特殊资金，在众多科技公司、人才中形成聚合效应，进而不断创新；同时教育体系为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些因素可以称得上是金融资本的“涓滴效应”。这些制度产生了大量富豪和创新型企业，但同时，美国普通民众却无法通过金融和科技手段挣取财富，只能成为社会的底层。大部分美国人将成为享乐主义的信仰者，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债务负担的巨额增长。

很多人过分抬高了美国金融和创新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并认为美国人民的富足生活完全依赖于诚实和勤奋劳动。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的债务问题就不应当这样严重，它就应当能够通过其创新企业获得最大的价值。但事实是，巨额债务本身说明了美国创新并不足以弥补其社会消耗。

那么，金融资本是如何提高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呢？

上文提到的铸币税收入、美国海外资产的收入是美国获取财富的手段，还有如下因素也影响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

第一，美国民主制度决定了，政府以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为手段为其人民提供涵盖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方面的生活保障。高赤字水平是政府补贴人民的直接证明，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财政支出透明、公开，虽不排除各种游说团体的运作，但在民生方面暗箱操作、贪污腐化等行为会少得多。财政支出的落脚点是民生，这些赤字支出保障了最低生活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力成本。奥巴马在2008—2012年任职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增长了一万亿美元，这些钱流入到美国经济体内，大部分最终分配到普通民众手中。肯尼迪、约翰逊任总统时期，美国建设伟大社会的宏伟计划，为妇女、少数民族等创造了种种福利条件，这些计划费用的支出最终落到政府身上。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教育补助等等，能够满足美国费用高昂的生活，本身说明其福利之丰厚、保障之完备。实际上，这些资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发债的形式实现的，但由世界各国分担了成本。

第二，通过金融机构变相补贴给民众。所谓次贷，主要是给那些没有贷款资格的人提供贷款，贷款利率极低，在某种程度上是变相补贴借款人。另外，美国金融机构发明各种刺激消费的金融产品，利率也很低，这些商业贷款违反商业常识，本身就是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的补贴，金融机构发明了各种五花八门的债务形式，例如购车零首付按揭贷款，甚至由借款方决定如何还款的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教育费用贷款。现在，次贷问题已经世人皆知，而次贷作为商业贷款，其最终的贷款者担保人是哪些机构呢？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等国有公司，美国政府是其背后的担保人。中国在2010年持有的两房债券达5000亿美元左右。当这些房贷机构和花旗、摩根等银行机构最终不能承受巨大损失的时候，又是美国政府提供了紧急援助。这些货币从哪里来？通过扭曲操作、各期量化宽松等途径来获取，而这些不过是将美国金融成本向世界扩散的手段。最终受益的是什么人？有人说是华尔街的1％，是金融公司的高管们。他们当然是受益人，他们没有为错误承担责任，但又不仅仅是他们，美国所有享用这些金融产品的民众也是受益人。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谈到责任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时，一种说法是美国民众过于喜好消费，由贪图享受导致提前消费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推到金融公司身上。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但有一定道理。美国民众已经习惯于享受金融提供的盛宴了，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已经将及时享受作为人生的准则，储蓄——为将来做好意外之需的准备，在美欧都已经成为落伍的思想观念，包括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也在鼓励这种消费未来的观念，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是金融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最好产品，美其名曰金融的时空转换功能。这种观点如果有一定道理的话，也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适用，人类尚不能对未来具有准确判断的能力，起码应当像巴菲特一样思考，为未来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

可安全边际在哪里呢？资金这样充裕，伯南克还在以低利率释放着流动性，还在刺激着经济，使用资金如同免费一样，为什么不现在就消费掉手中所有的积蓄、消费掉未来的收入呢？以历史经验观察，货币肯定会贬值，现在消费掉不是更为划算吗？不是对自己的一次高卖低买吗？

格林斯潘说没有预见到市场失去了其自我纠正的作用，如果对于违反常识的经济现象像格老这样的专家都不了解内在逻辑，如果连格老都无法预见市场的发展，那么普通人又有何理由相信在未来就一定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呢？美国推崇常识而轻视专家，常识在其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于金融常识的忽视，背后是追求政治目标的实现。如果没有美联储的支持，没有美国民众受益，布什可能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就无法连任，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成本就会更加高昂，美国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就可能减弱，这些都可以是美联储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真实目标。

所以，美国和欧洲所谓的债务危机，是对现在和未来透支的危机，如果没有金融过度自由化、全球化，美欧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依赖途径，也许不会产生这样大的危机。但现实为美国提供了转嫁危机、转嫁债务的路径，美欧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将形成这样的依赖。

第三，流入的国外资本很大一部分进入美国的消费领域，成为消费刺激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来到美国，都会在美国购置房产、车辆，进行商务活动和日常生活消费，这些融入到美国经济内部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水平。中国人现在成为欧美市场的一个重要力量，抛开旅游类的消费不说，那些投资性的消费为这些国家带动的经济总量更为可观。

其他国家的资本对美国的注入、政府的财政政策、金融机构的宽松贷款，经过这些因素在经济运转中的倍乘效应，美国市场会呈现出格外地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达到让其他国家人民羡慕的程度，以至于成为美国公民是很多人的梦想，这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由于西方货币的储备作用导致它具有特殊的购买力。作为储备货币，美元是其他各国政府和公司、个人都需要并竭力拥有的，这种供求关系导致为获取美元而过低让渡出口商品的价值，进而为美元等西方货币购买力提供了强势支撑。这种提升的购买力，反映在西方的社会层面，表现为商品的充盈和廉价，价廉物美的商品提升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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