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艳玲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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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肾治未病理论与方药试读：
前言
“治未病”一词首见于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在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论述养生延年，即蕴涵着“治未病”的主要法则、具体方法及其重要意义。在次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首次提出了“治未病”的说法，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喻，形象地阐释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后世历代医家从临床实践出发对此不断发挥，将这一思想反映在防病治病的全过程，进一步丰富了“治未病”的理论内涵。在中医学中，肾为五脏之一。肾的主要生理功能即“肾藏精”，由于肾所藏之精为“先天之精”，为脏腑阴阳之本、生命之源，故称肾为“先天之本”。肾所藏之精具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的作用。肾还具有主持全身水液代谢，使体内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故称“肾者主水”。肾阴、肾阳为人体阴液、阳气的根本，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维持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在病变过程中，肾阴、肾阳亦常相互影响，肾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累及肾阳，发展为阴阳两虚，即“阴损及阳”；肾阳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可累及肾阴，发展为阴阳两虚，即“阳损及阴”。肾精宜秘藏而不宜泄露，这一生理特点决定了肾在病理上以虚证居多，即使有实邪存在，亦多为本虚标实，所以治肾以多补少泻为宜。
而以养肾摄生、从肾论治为主要原则的治未病思想，也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沉淀，逐渐在中医学养生防病的理论体系中凸显出来。《黄帝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体的“三宝”，视其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故提倡要重视“精、气、神”的保养。其中，强调了保养正气，尤其是肾之精气的重要性。《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明确了“精”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物质基础。《素问·五常政大论》又曰“阴精所奉其人寿”，肯定了精在养生长寿方面的基础作用。《素问·通评虚实论》说“精气夺则虚”，又突出强调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防病抗衰的本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气”也就是“真气”“肾气”“肾精”，其盛衰存亡既关系到疾病的发生，也关系到人体衰老的进程以及生命的存亡；肾气的自然盛衰，既决定人体生长衰老的过程，也是机体防病的关键因素。
本书编写者团队在“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研究“基于‘肾藏精’的藏象理论基础研究”的资助下，基于中医肾藏象学，系统研究中医之“肾”与“治未病”的学术源流、治疗原则，以及现代研究进展。同时，系统梳理总结食治之传统文化、药性特点以及配方规律，从来源、性味归经、功能主治、性能特点、用法用量、使用注意，从肾论治之本草集要，从肾论治药用拾璎等方面，全面阐释70味从肾治未病常用药的知识，并从出处、组成、用法、功用、主治、源流及临床运用等方面，全面阐释64首从肾治未病的常用方剂。
本书对中医从肾治未病的理论与方药进行了研究与探索，进一步丰富了中医治未病理论，提高其实用性，并有助于推进未病学的发展。由于笔者的学识、水平、能力有限，本书一定还存有很多不当之处，期待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编委会2014年8月于辽宁沈阳编写说明
本书是“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资助课题成果。
全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由3章构成，分别介绍了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学术源流，中医从肾治未病的基本原则，以及中医从肾治未病的现代研究。各论共2章，由从肾治未病的常用食物与药物，及从肾治未病的常用方剂构成。系统地从来源、性味归经、功能主治、性能特点、用法用量、使用注意、从肾论治之本草集要、从肾论治药用拾璎等方面，全面阐释70味常用从肾治未病的用药知识；并从出处、组成、用法、功用、主治、源流及临床运用等方面，全面阐释从肾治未病的64首常用方剂。本书前言及总论部分由任艳玲、朱辉、柳承希、辛华、冯秀芝等人完成，各论部分由于彩娜、李杨、刘立萍、姜开运、姜楠、张林、李然、张红梅、訾慧等人完成。
本书基于中医“肾藏精”藏象理论，系统研究从肾治未病的学术源流、治则，以及食、药、方的古今应用，是一部中医治未病的研究专著，可作为从事中医理论研究人员、高等中医药院校师生、关注健康的民众以及关注治未病研究的科研人员、医务界同仁的参考书。总论第一章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学术源流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早在殷商时期的历史文献《商书·说命》中就有“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的论述，体现了当时人们已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意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这种思想影响到医学界，开始有医家认识到疾病也应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治未病”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经过历代医家的充实和完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治未病理论体系。以养肾摄生、从肾论治为主要原则的治未病思想，也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沉淀，逐渐在中医学养生防病的理论体系中凸显出来。第一节 中医治未病概说“治未病”是中医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等内容。“治未病”是中医治则学的基本法则，也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理论基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病养生思想。《难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理论，使中医预防理论日臻完善，备受瞩目。一、治未病的由来“治未病”一词首见于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在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论述养生延年，即蕴含着“治未病”的主要法则、具体方法及其重要意义。在次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首次提出了“治未病”的说法，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喻，形象地阐释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
后世历代医家从临床实践出发对此不断发挥，将这一思想反映在防病治病的全过程，进一步丰富了“治未病”的理论内涵。如汉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成为“治未病”思想在临床运用中的经典论述。又有元末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言：“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明代袁班将治未病思想了提升一个境界，其在《证治心传·证治总纲》中指出“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清代曹庭栋在《老老恒言·防疾》中则指出“以方药治已病，不若以起居饮食调摄于未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治未病”这一伟大的医学理念源远流长，并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闪耀着光芒，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中医学的天人合一观、形神合一观、阴平阳秘观、正气为本观是一致的，它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贯穿于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中。凡事预防在先，这是中医学家谨遵的古训。二、治未病的内涵
中医“治未病”思想发展至今天，其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展并逐渐趋于成熟。经过历代医家的总结完善，中医的“治未病”理论可以表达为“养生防病”“欲病防作”“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等多个层次，贯穿于无病状态、病隐而未显、病发而未传和病愈之后的巩固调理的全过程。（一）养生防病
养生防病，是指在人体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时，应防止体内病因的发生和外邪的入侵，即要重视养生调摄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主张对外要避免外邪的侵袭，对内要注意调摄精神情志，避免情志过激和精气妄耗，才能保持真气充盛，使疾病无从发生。（二）欲病防作
欲病防作，是指疾病欲作而未发，即在病情潜隐而尚未显露之时，采取及时的调理而防止疾病显现。欲病阶段机体往往仅有轻微的自觉不适症状，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描述的“苦似不如平常”。欲病之病，其实质是人体处于未病和已病之间的一种状态，此时五脏六腑没有受损，气血津液还没有亏耗，神气犹未涣散，病势处于轻浅阶段，及时服药调理，每能痊愈。可见，“欲病”是“治未病”的重要阶段，只有及时治疗，早遏其路，防患于未然，才不致发展成为“已病”。（三）既病防变
既病防变，是指机体已经出现病变，但是因为疾病具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皮毛肌腠到经络乃至脏腑的传变特点，所以应在起病之初，即当邪在肌表或适中经络之时，由于此时人体正气未衰，及早治疗必然易治易愈，人体也少受损伤。若错失时机，任其发展，则病邪深入，证候复杂，难以施治。再如，虽然机体的某些脏腑已有病变，但其他脏腑仍然是健康无病的，那么根据人体疾病传变的普遍规律，在这一时期就要考虑疾病向他脏传变的可能，应如清代医家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所强调的“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在积极治疗已病脏腑的同时，对可能波及的未病脏腑采取恰当的调治措施，阻断疾病的传变途径。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所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四）愈后防复
愈后防复，是指病后初愈，要防止因体弱而使疾病复发。因为病后正气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气要恢复到病前正常水平需要一定时间，这一时期正气尚不足，或兼有余邪未尽，若此时饮食起居、情志房室等调养不慎，则极易引起疾病的复发，因此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预防疾病再次发作。三、治未病的时代意义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精神文明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健康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已从“已病图治”转变为“未病先防”。同时，大量的临床实践也使广大医务工作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治未病”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养生和治疗疾病，使“治未病”这一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在1996年就已明确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再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这说明未来医学的重心将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生活、学习、工作等节奏不断加快，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使相当多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几乎是当今社会人群面临的通病。因此，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已经成为健康医学的主要课题之一，防治亚健康状态就是“治未病”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亚健康人群的理化检查往往没有阳性体征，只有本人主观感觉的异常。针对这些“未病”的治疗，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病痛，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对于预防和控制潜在疾病的发生也会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诊疗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常用中草药和针灸的相对安全性，使中医的“治未病”更具特色和优势。
21世纪，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国家卫生政策的重大调整之一是由治疗为主转为预防为主，将治疗环节向前移，即卫生政策的“战略前移”。这一政策的制定，无论是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医学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大量的疾病治疗费用用于患病前的预防，不但可以减少经费支出，节省医疗资源，而且还可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可见，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治未病”的理念越来越受到广泛地关注，特别是在近几年已经成为中医药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我们相信，中医“治未病”理念将对人类健康的维护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二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起源
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形成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主要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治未病”思想也不例外，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导。“治未病”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一般将公元前221年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秦时期，为与上古区别，以公元前21世纪初夏朝的建立作为上限）。先秦时期，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比如，人类当时已经认识到居住在水湿环境易患“筋骨瑟缩”，而舞蹈可以宣导之。据甲骨文记载，当时的人们已知道通过洗脸、洗手、洗澡等来维护个人卫生，同时也懂得通过除虫、排水、清扫来调整外部环境卫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对自身健康的保养，先秦的思想家在探讨自然规律及生命奥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治未病”以保养生命的观念。
这一时期对“治未病”思想的形成影响较大的，当属道家和儒家，尤其是创建中医理论体系的《黄帝内经》更是明确提出“治未病”思想。在这些学术流派中，重点提及了人体“精、气、神”的养护，也是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起源。一、道家倡“道法自然，精气内守”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这一基本法则即是“道”，主张人的生命活动只有符合自然规律，才能长寿。
道家提出精、气、神的概念，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要素，万物的生成与毁灭均是气的凝聚或消散的缘故。《庄子·如此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同样，精也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如《管子·内业》所言：“精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神则由精气而生，然又统驭精气的运化，并协调五脏的功能。《庄子·刻意》曰：“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在人体之中，肾主藏精，而人体的生命活动是由精、气、神维持的，在这三者中肾中之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及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肾中精气不足会使身体元气不足，抵抗力下降，邪气易于乘虚而入。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观点，要求人们思想要安静清闲，不要有过多的欲望，这样就能使精气内守，安养精神，而祛病延年。二、儒家主“中庸守衡，保养肾精”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人物的儒家主要倡导“中庸”思想，认为保养生命要同待人处事一样不偏不倚，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要达到人体内环境和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孔子提出少、壮、老三个阶段的防病养生准则，如《论语》中“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是根据人的年龄、各阶段生理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养生方法。其中“少年养生，戒之在色”，说明少年肾精未充、气血未定之时应注意防止肾精的耗损，精能化气生血，强调了年少时注意保养肾精的重要性。孔子也是最早提出婚龄问题的思想家，主张“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礼记》亦把其收入书中，这种说法与现代科学的论证基本相符。《黄帝内经》则从男女肾中精气充盛变化的生理效应上加以论证，后世医家多依而遵之。三、《黄帝内经》构建未病理论，提“人身三宝，肾为主导”《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鸿篇巨帙。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前的养生防病的成就，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为“治未病”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素问·刺热》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要求医者掌握疾病传变的规律，密切注意病情，洞察其演变趋势，早遏其路，化解病邪，争取病变的良好转机。《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也说明在疾病发作前或未发展时，应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并强调上工，即医术高明的医者是治疗未病的。《黄帝内经》有关“治未病”理论的论述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其构成了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及表现，突出了肾中精气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渊源。并强调肾气对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的主导作用，提示了保养肾中精气对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饮食起居、情志活动及情欲劳作等方面调理失当，也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重要原因。文中还论及“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说明肾精与五脏六腑之精相互为用的关系，成为后世补先天以促后天、补后天以养先天的主要理论依据。由此可见，《黄帝内经》为中医从肾治未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把“精、气、神”视为人体的“三宝”，视其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故提倡要重视“精、气、神”的保养。其中，强调了保养正气，尤其是肾之精气的重要性。《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明确了“精”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物质基础。《素问·五常政大论》又曰：“阴精所奉其人寿。”肯定了精在养生长寿方面的基础作用。《素问·通评虚实论》说：“精气夺则虚。”又突出强调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防病抗衰的本源。我们知道，人体正气是精、气、血、津液等物质和脏腑经络等组织结构的功能与作用的体现，精、气、血、津液是产生正气的物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气”也就是“真气”“肾气”“肾精”，其盛衰存亡既关系到疾病的发生，也关系到人体衰老的进程以及生命的存亡。只有人体内的精、气、血、津液充沛，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功能正常，人体内的正气才能充盛。所以，培护正气，必然要从养护精、气、血、津液以及脏腑经络的功能入手。《黄帝内经》之所以第一篇即以“上古天真”为题来阐述养生，就与重视先天“真气”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真气从之”，才能“病安从来”。真气，其实质就是一个以肾气、肾精为主的综合性概念名称。可见，肾气的自然盛衰，既是决定人体生长衰老的过程，也是机体防病的关键因素。第三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秦汉时期，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医学的发展。尤其汉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治未病”思想也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更大地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划分的明确，尤其是上层阶级更加注重自身健康的保养，多途径地探索“治未病”的方法，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家和养生家，以及养生专论、专著，使“治未病”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内寓元阴、元阳，为一身阴阳之根。这一时期，许多医家都主张将益肾固精作为延缓衰老、强身益寿的重点。有“肾之盛则寿延，肾之虚则寿夭”之说法。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形成时期。一、《神农本草经》之上品“补肾强身，抗老防衰”
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共载中药365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据该书《神农本草经》序例所载：“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此指上品药物120种，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具有补肾强身、抗老防衰的功效，而且安全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有学者对《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药物进行分析，共选出“从肾论治”中药164种，其中上品药110种，所占比例最大，并且进一步筛选出“从肾论治”中药相关功效的主次顺序是：抗衰老、明目、促生殖、强筋骨、益精及聪耳、强志、主水、坚齿、华发、益髓、益肾气、充脑、强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以前用药物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从肾治未病的养生思想。二、王充倡“先天禀赋定衰老寿夭”
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其在《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提出了先天禀赋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如“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厚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所谓禀气，即先天的禀赋。不难看出，王充认为人体的寿命长短及衰老进程与先天禀赋，即肾中精气密切相关，并已有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而且，王充还认识到养生应从胎孕时开始，也就是从禀受父母肾中精气开始，这种优生优育的思想也大大丰富了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内容。三、仲景创“既病防变”，立“养慎”之说
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张仲景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还强调既病之后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传变，因此可称其为“治未病”的专家。他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云：“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皆指出既病之后，要早期治疗，防微杜渐，以防止疾病的传变。仲景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实现了对“既病防变”思想的具体应用，如“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提出了根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的“治未病”原则，即肝病之后，培土健脾，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木邪乘土，病情深入，可谓“治未病”理论在临床应用的经典案例。
张仲景还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养慎”的学术观点，强调“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并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将防患于未然作为“治未病”的首务，如重视节欲保精、注意饮食起居、顺应自然规律及服用药物强壮身体等。
在疾病治疗上，仲景尤重视保护肾之阴阳，体现了其从肾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思想。如在阳明病篇及少阴病篇均有“三急下”证，急下阳明之燥热以救少阴之真阴，正如后世温病学家所说“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所以仲景见阳明燥热之证，恐其热耗肝肾之阴，而立急下之法，体现了其从肾治未病的防变思想。在少阴病篇，仲景提出急温肾阳的方法，如《伤寒论》323条“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体现了少阴肾阳对全身脏腑阳气的重要作用，凡是治疗少阴病的寒证要急温之，用四逆汤急温，是防止亡阳之变。这就是仲景治中有防的思想，即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四、葛洪重“预防为主，保精固气”
东晋医家葛洪对“治未病”理论的形成亦有重要贡献，其著有《抱朴子》，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倡导节嗜欲、保性命的养生法则，并强调肾中精气对养生防衰的重要作用。如《抱朴子内篇·至理》有“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主张养生防病要“保精固气”。而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五脏之精代谢之后也归藏于肾，所以肾中所藏之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有此精则可化气生神，因此，只有肾精充盈方能维护生命之本。另外，葛洪在《仙药》一卷中论及灵芝、地黄、黄精等均有补肾益精、强身健体的作用，也是对药物养肾摄生的具体阐释。五、陶弘景主“惜精养肾，防病延年”
南朝著名养生家陶弘景是继葛洪之后的道家养生派代表人物之一，通晓道、佛之理，亦精于医学，其编著的《养性延命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专著。书中多处论及惜精养肾以防病延年的观点，诸如“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说明肾之精气充盛是人体健康长寿的关键所在，人体只有精气充足才能神气内守，神与精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神由精气化生，反过来又支配精气的活动。书中还提及：“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及“若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施精命夭残。”又有“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这些论述无不说明肾精对人体养生防病、抗衰老的重要作用。第四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发展
自唐代开始，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积极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到了宋金元时期，中医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充实的时期，表现为各家学术争鸣。因而，这一时期中医的“治未病”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从肾治未病理论得到了更多医家的补充和发挥。一、孙思邈创“层次论病”，倡“节欲保精”
唐代医家孙思邈极其重视“治未病”，他系统地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并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他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孙思邈认为“治未病”应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欲病早治着眼，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吸收了前人有关“治未病”的思想和成就，论述了大量与“治未病”有关的方法和措施，是此期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治未病”的著作。
孙思邈重视肾中精气，倡导节欲保精，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中记载：“精竭则身惫。故欲不节则精耗，精耗则气衰，气衰则病至，病至则身危。”阐释了“精耗则气衰”的发病机制，强调了肾精对养生防病的重要作用。对眼病的发生，提出了“房事无节”的病因，如《千金要方》卷六曰：“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体现了精血同源，精亏血少，目睛不荣的发病机制，为临床防治眼疾提出了“从肾论治”的理念。孙思邈在书中还列举了诸多临床实践案例，如《千金要方》卷十中言：“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未平复，而以房室者，略无不死。”及“近者有一士大夫，小得伤寒，瘥以十余日，能乘马行来，自谓平复，以房室，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挛而死。”说明保养肾精对于疾病愈后的重要影响。二、金元四大家的治未病学术思想
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不仅在医学理论方面独树一帜，更是临床治未病的专家，他们把医学理论向养生防病方面渗透，使中医治未病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中不乏以养肾固精为主的治未病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发展。（一）朱丹溪主张“滋补肾阴，节欲固精”
朱丹溪继承儒、道思想，宗《黄帝内经》与张仲景的养生观与治未病理论，重视对养生防病思想的阐发，强调“摄生于无疾之先”，如在《格致余论》中云：“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朱丹溪对养生理论的发挥是本自其“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论”的立论，主张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以免升火助湿，以养阴精为宗旨，务使阴平阳秘，方能颐养天年。朱丹溪认为阴气“难成易亏”，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治疗上主张以滋阴为主，养生方面尤注重节欲固精。朱氏在《色欲箴》《房中补益论》等篇，围绕戒色欲、保肾精这一原则，对青壮年提出的养生要旨是“去欲主静”，要怡养寡欲以聚存阴精，而不使相火妄动，这一养生理念是从肾治未病理论在房事养生方面的重要发展。对于妇女胎孕期间的摄生，朱丹溪提出“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所以，要保证胎儿出生之后的健康状态，母体的饮食起居尤当慎密，反映了先天肾气对人体的重要影响，也可视为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重要内容。（二）李东垣主张“顾护脾胃，以实元气”
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首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御邪气。李东垣认为，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提出“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调脾胃”的观点。而且其多次阐述元气与脾胃的关系，如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强调调养后天脾胃之气以补先天肾中精气的重要性，也是后世延年益寿、防病治病的重要原则之一。李东垣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治未病养生观，丰富了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内涵，也是从肾治未病的具体实施方法的体现。（三）刘完素主张“主动摄养，重在养气”
刘完素是金元时期寒凉派的代表人物，学术上以倡“火热论”著称。在养生方面，刘完素认为“主性命者在乎人”，强调人的寿命长短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提出要顺应四时之气调养人身之气，方法上推崇养气、调气。其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论述了精、气、神、形的调养，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的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从而达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刘完素提出“气者，生之元也”，“其治之之道，节饮食，适寒暑，宜防微杜渐，用养性之药以全其真”，此“真”为真气，即肾中精气，生命物质的基础在于精，生命活动的维持赖于气，精充气足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体现了其在养生防病方面注重从肾精、肾气着眼的治未病养生观。（四）张从正主张“食补养生”
金元时期攻邪派代表人物为张从正，他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故治疗上主张祛邪扶正。其养生思想的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即重视“流通”，提倡通过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张氏还提出“若欲长生，须得肠清”的观点，提倡“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反对“惟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另外，在防病保健中，张从正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治未病理论中有关医学社会学、心身医学等方面的内容。第五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成熟
明清时期中医治未病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他们在充实治未病理论的同时，在临床实践中诊治“未病”亦颇见功夫。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也逐渐地发展成熟，如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命门主寿夭》中提出“肾气盛则寿延，肾气衰则寿夭”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未病养生以养肾气为主的治未病养生观。一、赵献可立“保养命门真火”
明代赵献可认为命门为“立命之门”，内藏元精、元气、元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也是未病养生的关键所在。如其在《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中曰：“夫既曰立命之门，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指出了命门真火是人身之宝，人的一切生理功能都需要靠命门真火的推动，命门火旺则生命力旺盛，命门火衰则生命终止。因此，养生防病应以保养命门真火为要务。二、张景岳倡“保养真火，治形保精”
明代杰出医家张景岳为温补派的代表人物，其进一步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肾摄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主张养生防病以保养真火为要，认为阳气之根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所以养阳必须养命门，而养命门的实质就在于养肾中真阳、元气，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的论点。而且，他在疾病治疗中特别注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肾阳之用。
张景岳在《传忠录·治形论》中言：“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其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可见他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说明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并提倡用温补药物养精血，善用熟地黄以填补肾精。在《类经·摄生类》中曰：“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再次明确指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保精，强调节欲保精的重要性，是对《黄帝内经》保养精气理论的发展，也是中医从肾治未病的养肾摄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张景岳还提出“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观点，认为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应该重视中年调养，尤贵在复元惜元。这一思想提示我们，对于预防早衰，防治老年病要从肾论治，保肾摄元。三、叶天士主张“先安未受邪之地”
清代医家叶天士的治未病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先安未受邪之地”的立论，此语虽为肾水素亏而兼胃热内迫营血发斑之证而论，同时也反映了叶天士“未病先防，已病防传，愈后防复”的治未病思想。叶氏认为，温热之证极易伤津耗液，如果病人素有肾阴亏虚，虽邪在中焦而未传至下焦，也要在甘寒之中加入咸寒之品扶助下焦肝肾之阴，故保肝肾之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是控制热病进一步发展传变的积极措施，这是从肾入手治未病在临床实践中的经典案例。
叶天士继承了《黄帝内经》肾气主宰人体生、长、壮、老、已全过程的思想，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处论述了下元、下焦虚亏与衰老的关系，如“男子向老，下元先亏”，“花甲以外年岁……到底下元衰矣”，“高年下焦根蒂已虚”等。说明了人体由“壮”到“已”的衰老过程，是由肾中精气的充足与否所决定的，也反映了其抗老防衰须从肾入手的养生理念。根据“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理论，叶氏认为对精血亏虚者，可在冬季进行“先安未病”之法治疗，主以滋补精血，防止春发温病，在其存世的医案中亦有体现。第六节 中医从肾治未病理论的创新
中国近代史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伴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西医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治未病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积极探索中医发展之路成为摆在中医药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遗产，对“治未病”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治未病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生态环境的污染，饮食结构的改变，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增大，人口的剧增，以及疾病谱的改变等因素影响，人类从防治传染病转向防治人文、社会及心理疾病。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新的医学模式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因此，现代医学的理念由治愈疾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方向做出了调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让你不生病。”医学发展趋势也由“以治病为目标，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状态”。此时，中医“治未病”以及构建中医“治未病”的预防保健体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中医“治未病”注重预防和治本的特点，愈加符合现代医学发展趋势，这就给“治未病”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治未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不生病、少生病、迟生病、带病延年、提高生存质量，科学地指导人们改变陋习，提高生活质量，并加强人们自行管理健康的观念，把握健康，赢得健康，享受身心健康的快乐。
近几年，治未病理论更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从文献整理、经验总结、现代研究到社会实践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专著，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医治未病理论及临床水平的提高，使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些高等中医药院校也相继开设了与治未病相关的中医养生康复专业，很多中医院也已经设立了治未病门诊，进一步推动了治未病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治未病理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二、从肾治未病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
21世纪的医学是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注重未病先防和防老抗衰。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气，主生长发育和生殖。肾主持精气的功能正常，则可维持人体内外环境的稳定，从而不易受外邪侵扰，以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因此，肾在人体防病抗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医学者在继承历代医家从肾治未病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医临床实践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成果，使中医从肾治未病的理论得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
中医学“肾”的含义较为广泛，除了包括现代解剖学肾脏的主要功能，即泌尿系统方面的功能外，也包括了其他系统器官的部分功能。因此，中医理论体系的“肾”是一个多功能的集合体系，包含骨骼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神经系统等多方面的功能，在调节整个机体的生命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医学对衰老机理的研究，也从单纯的整体、器官水平，延伸到了细胞、分子水平，认为人体衰老的原因与肾中精气的变化明显相关。因此，只有补肾固精，扶其根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乃至渐臻天年。
现代研究表明，在整体层次上，“肾藏精”主要体现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网络）的调控作用；在细胞及分子层次上，“肾藏精”主要或部分体现为干细胞及微环境的调和状态。“肾藏精”与在NEI网络整体调控下的内源性干细胞“沉默”休眠、“唤醒”激活、增殖分化，以及多种内在机制和微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干细胞既可以定向分化，为神经细胞、胰岛β细胞、免疫细胞等，又具有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作用的分子基础。可见，“从肾论治”的作用机制之一是动员“肾藏精”的生理功能，从而激活内源性干细胞和发挥微环境作用，同时调控NEI网络动态平衡。这一研究将对临床“从肾论治”相关疾病辨证论治规律方面具有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
现代学者在对历代医家从肾论治医案进行筛查整理、归纳分析的过程中，提炼古人从肾论治的方药特点，对补肾中药的研究及重大新药创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同时还加深了对古人从肾论治思路的理解和认识，丰富了肾藏象理论内涵。通过对《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两部医著的系统整理发现，明代以前医家从肾论治医案所拟处方简明精炼，视肾中阴阳气血之不足选用滋阴壮阳、益气补血之经典处方，疗效卓著。宋代钱乙所创立的“六味地黄丸”冠诸方之首，东汉张仲景所制“金匮肾气丸”位居其二，一为滋阴，一为补阳，相得益彰，说明阴阳亏虚是从肾论治的最基础病机。
现代命门学说的研究，提出生命的调控中心不在心而在命门，认为人体十二官的功能活动受命门调控，五脏乃至全身阴阳受控于命门的阴阳，命门之火是人体的生命动力系统，并用命门调节理论指导中医临床对各系统疾病的治疗。因而，温补命门方药在临床应用相当广泛，如肾病综合征、支气管哮喘、再生障碍性贫血、甲状腺功能低下、系统性红斑狼疮、小肠吸收不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骨质疏松综合征、早老性痴呆、功能性子宫出血、不孕不育等都可通过调补命门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是医学中的难题，中医从肾治未病的思想则为防治艾滋病提供了有效的指导。艾滋病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引起，这种病毒使人体免疫细胞功能受损，最终使人体丧失抵抗病邪的能力。中医学把免疫功能概括在元气之中，肾为元气之根，为真阴真阳所在，阳生阴长，则生化无穷，故肾是免疫功能的发源地，是生理活动的原动力。肾精充足，气血旺盛，身体健康，就会产生免疫功能，即屏障作用。艾滋病病程缠绵，易损及多脏腑系统，最终耗损肾精、伤及肾元，日久可以导致肾中精气亏耗。因此，培补肾元可以扶助机体正气，提高抗邪能力是预防艾滋病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培补元气，如果能够重建免疫系统，那么艾滋病患者也许就不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用药了，就能够达到人与病毒的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理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并非完美无缺，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其理论更加完整、方法更加科学，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所以，我们不仅要把古代医家的治未病思想很好的传承下来，而且还要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继续充实、丰富和发展治未病理论，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治未病理论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第二章中医从肾治未病的基本原则
中医“治未病”的概念首见于《黄帝内经》，奠基于《黄帝内经》《难经》，发展于《伤寒杂病论》，成熟于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温热论》。中医“治未病”思想在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对后代医家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发挥了重大影响。中医学认为，肾藏精，精生髓，肾精化生的元气，为人体诸气之根本，具有推动人体生长发育，温煦和激发人体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的作用。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本、生命之根、至阴之脏，内寓元阴元阳，故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探讨研究中医从肾治未病在中医肾系研究进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下面以这个原则为架构，论述中医从肾治未病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未病先防
未病先防，为治未病的最主要、最主导的原则。自古以来，中医学家注重预防重于治疗的观念，如《灵枢·逆顺》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千金要方》卷一云“上医医未病之病”等，而且强调疾病发生前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一、道法自然，平衡阴阳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合，是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自古以来，一直指导着人体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养生等方面，如此，中医“治未病”与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相关。《素问·刺禁论》云“肾治于里”，肾精化生元气，治理调节五脏乃至全身的阴阳，以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同时维持机体与外环境的协调，以防御外邪的侵袭，发挥肾主外的功能。肾治于里可促进肾主外的功能，肾主外的功能可保持肾治于里的功能。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灵枢·邪客》云：“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直接受自然界规律的影响，故人体的生理病理特点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具有直接的关系，历代医家已重视并在医学实践上运用和发挥“道法自然，平衡阴阳”的原则，而使其成为中医“治未病”的特色理论。五脏中肾为阴中之阴而主水，与冬季相对应，肾藏精，藏真阴而寓元阳，精宜藏而不宜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冬季，其性属阴，万物收藏，平静凝敛，机体应该顺应冬季收藏之气以补养阴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均提示若在冬天损伤体内的阳气，则会伤害肾气，因此在冬季应保持身体的温暖，使之避免损伤肾气。孙思邈也重视冬季养生的重要性，他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云：“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再一次指出冬季应潜藏阳气，若劳动过度，汗出过多，则会使阳气耗散，导致抗病能力下降，从而使机体易进入疾病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体内阴阳保持协调平衡，则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常，若人体阴阳失衡，出现偏盛或偏衰，就会造成人体生命活动失常，处于疾病状态。因此维持阴阳平衡是中医“治未病”的关键和根本目的。体内最重要的阴阳二气称为“元阴、元阳”，寄藏于肾，因此又称为“肾水、肾火”或“真阴、真阳”等。肾之阴阳偏衰，若肾阴不足，阴虚则阳相对偏盛，则虚火上炎，表现阳盛的症状，但这不是有余之火，是水之不足引起的，如肝肾阴虚不能敛阳所致的肝阳上亢证；肾阴不足，肾水不能上济心火，肾阴亏于下，心火旺于上，水火不济的心肾不交证等，在临床上常用滋养肾阴法。若肾阳不足，不能制阴而造成阴盛，表现为阳微阴盛的寒证，但这不是有余之寒，是真阳不足而致，如脾肾阳虚所致的水肿，在临床上常用温补脾肾之阳的治法，唐代王冰补注《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因为肾的阴阳是人体生殖功能的基本物质，所以在妇科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中，尤其重视调治肾的阴阳。也有学者提出了“补肾调理月经周期法”，注重补肾调周，通过恢复患者体内的阴阳平衡，治疗和预防多种妇科疾病。二、调养精神，舒畅七情
中医学强调“形神合一”“形与神俱”，因为机体为形神相依的统一体，所以不仅应注重形体，而且应重视养神。《淮南子》卷一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形体是生命的住宅，气血是生命的支柱，精神是生命的主宰。若失去了各地位的作用，则三者都会受到损伤。《医学心悟》卷一云：“惜精神。人之有生，惟精与神。精神不敝，四体长春。”均指出精神对人体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因此通过调养精神，可以实现抗邪防病，达到治未病的目的。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生理、病理变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代医家十分重视调畅情志，由于情志为五脏精气所化生，情志分别归属于五脏，而具有生克乘侮的规律，因此根据相互克制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运动而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调养精神，舒畅情志，则会气机调畅、气血平和，可增强机体抗邪能力。《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提示调养精神，则会提高正气的抗病能力，可慎防未病之患。由于七情为五脏所主，七情妄动则会损伤阴精，因此调畅情志为保护肾精的一种方法，特别要注意息怒防恐以保肾精。因为怒为肝之志，怒则伤肝而疏泄太过，导致肾失闭藏而阴精消耗，而且恐为肾之志，恐惧过度而伤肾，肾伤则精关不固，则阴阳升降失常，会导致机体抗病能力下降。总之，调畅情志为从肾治未病的重要方法之一。精为生成形体之根本，为形之基，神的物质基础，神之本，生命化生之源，故精气充则形健而神充，精气亏则形弱而神衰。神由精所化生，肾藏精，精生髓，充脑生神，脑为髓海，脑为藏精气、出神明之处。脑与肾、肾与神密切相关，肾精充满，则保证脑神之用，故有“肾-骨-髓-血-脑”一体之论，《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另外，通过神的调节作用，使机体主动适应自然阴阳四时变化，达到机体内外环境的统一，从而抵御外邪，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如此，肾具有调养精神的主导作用，不仅能舒畅情志，而且通过调摄肾精，可以御邪抗病，防治未病。三、饮食调理，以资气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导致饮食及营养不平衡。许多疾病是饮食不节造成的，所以“调节饮食”为治未病的主要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素有“医食同源”之说。“调节饮食”在中医学历史上，早已有详细而深刻的认识，提示饮食调节的重要性，以及防病治病的作用。早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即云：“食饮有节……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且提出了五味归属于五脏，调和五味，才能五脏得养，精、气、血功能正常，从而延年长寿。《素问·脏气法时论》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唐代孙思邈代表专著《千金翼方·养老食疗篇》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食饵养生方专篇，如《养老食疗第四》云：“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是故君父有疾，期先命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非常重视“食治”，提出要首先使用饮食以治疗，不轻易服药。孙思邈还提出了“五脏病五味对治法”，通过调节五脏归属的五味调养五脏，从而防治疾病，而且归纳总结了四季调“五味”的规律，其中《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云“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咸以养肾气”，强调每一季节均要注重调养肾气的观点。
古代医家在中医学整体观念和天人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强调饮食节制的重要性。《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素问·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黄帝内经》告诫人们饮食节制的重要性，若饮食失制，会导致脏腑功能紊乱，精、气、血功能失调，则容易发生疾病。五味偏嗜为损害健康的不良习惯，《素问·五脏生成论》云：“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云：“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列举了禽兽虫鱼禁忌和果实菜谷禁忌，强调防病治病应该注意季节，避开各脏的旺季，防止损伤他脏，且论述了饮食卫生及预防食物中毒的饮食禁忌。孙思邈指出，通过合理安排饮食，防止疾病而维持健康，《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云：“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凡常饮食，每令节俭。”元代忽思慧为著名的营养学家，他所著的《饮膳正要》为世界上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卷一云：“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指出了饮食饥饱适度的重要性及合适的饮食方法。饮食水谷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是生成气血的物质基础。饮食入口，在脾胃的运化腐熟作用下，化生水谷精微，输布于五脏六腑等组织器官，故称“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李中梓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云：“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指出了水谷精气的重要作用。若饮食所伤，则容易损伤脾胃的水谷精气。肾藏精，精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由水谷精微所化生的后天之精，布散于各脏腑组织器官供给营养物质，五脏之精气与肾中精气都藏于肾，以激发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景岳全书》卷之十七云：“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精血之司在命门，水谷之司在脾胃……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藏于肾中的精气，都来源于水谷，在肾脏储藏的后天精气具有受纳各脏腑之精气，以及在各脏腑精气不足时给予补充的作用。《褚氏遗书·精血》云：“阳精阴血，皆饮食五味之实秀也。”精血同源——皆来源于水谷，精散在体内，血行在脉中，精血均发挥滋养、激发脏腑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作用。虽然饮食所伤直接影响脾胃，但与肾脏亦密切相关，会导致精血生成不足以及生理功能异常。四、强身健体，动静相宜
适宜的运动和劳动，可增强人体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使机体气血调和，脏腑功能旺盛，情绪舒畅，精神愉快，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应灵敏，提高抗病能力，从而可以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许多古代医家对强身健体的养生法有独特的认识，其中主要为导引术，导引既能治病，也能防病，既可以祛除外邪，又可以活血行气、疏通筋脉。华佗继承了《黄帝内经》的思想，提出了注意生活调理，以防治疾病。他特别重视通过体育锻炼，实现防治疾病和保健、康复。《后汉书·方术列传》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华佗根据古代导引法，创编了“五禽戏”，流传至今，对治未病思想、现代运动医学及康复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金代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中云：“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所以调其气也；握固凝想，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他强调通过导引法，调理气息，通畅气机，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治形论》中提出了养形的重要性，云：“奈人昧养形之道，不以情志伤其府舍之形，则以劳役伤其筋骨之形。内形伤则神气为之消靡，外形伤则肢体为之偏废。甚至肌肉尽削，其形可知，其形既败，其命可知。然则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而且李梴在《医学入门·卷首》云：“盖人之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提出了静养精神，动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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