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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如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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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试读：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　古镇溪口

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水绕山环，风光秀丽。镇内有剡溪自西向东流过，至武岭头与溪南山阻夹成口，故名溪口；又以武岭横卧镇东，以山名命地，故亦称武岭。

溪口历史悠久，被称为“千年古镇”。溪口古称禽孝乡。传说，从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极擅女红，她每天在闺阁中倚窗刺绣，窗外恰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无意中与董姑娘成了邻居。董姑娘每天给小燕子喂米，并用竹篱编成护栏围着燕巢，使其免遭风雨。冬去春来，两只燕子北飞南归，年年往返于此。后来，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殁。已经深通人性的两只燕子，悲鸣不已。过了几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儿坟地上祭扫，却看见那两只燕子已经死于女儿的坟上。一时间乡人争相传诵，都说那两只燕子至情至性，是在为董氏姑娘“尽孝”。[1]因此，乡人改称此地为“禽孝乡”。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隶禽孝乡。

据《奉化县志》记载，早在唐代贞元中（公元794年前后），已有人居住于溪口。至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溪口建村，人口近八千。民国时期，出生于溪口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溪口因此也声名远播。尤其是蒋介石当政之后，仍心系故里，时常返回溪口祭祖、探亲、访友、休息。期间，达官贵人、党国政要蜂拥而至，一时间鄞奉道上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溪口俨然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临时政治中心。

蒋氏父子早已作古，如今的古镇溪口凭借其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每天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兴致勃勃地到古镇旅游，他们一边观赏蒋氏故居丰镐房、文昌阁，游览蒋介石亲自题名的妙高台，欣赏千丈岩瀑布，参拜千年古刹雪窦寺，一边品尝溪口的千层饼、水蜜桃、芋艿头等特产，并不时地议论着蒋氏父子的功过是非。

二　经儿可怜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出生于古镇溪口。在溪口，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有两处房产，一处是祖传的三房阊门内的“两间半”（两间两层楼房一间楼梯弄，故人称“两间半”），一处是玉泰盐铺店屋。肇聪去世后，前妻所生的儿子蒋介卿与继室王氏所生的儿子蒋瑞元（介石）、蒋瑞青分家，玉泰盐铺店屋归介卿，“两间半”归蒋介石兄弟。分家后各自另立房名，介卿立房名“夏房”，蒋介石兄弟立房名“丰镐房”，“丰”代表蒋介石，“镐”代表蒋瑞青，此后“两间半”亦称“丰镐房”。农历1910年3月18日，蒋经国就出生在丰镐房。

蒋经国一出世，家里就按照乡间习惯，给他取了一个奶名叫“存西”，因为他出生于报本堂的西厢房。

1911年夏天，自日本返乡的蒋介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按照祖传辈份，给儿子取了大名。溪口蒋姓排辈，从二十五世蒋介石的曾祖祈增一辈起，定了五言四句，就是“祈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蒋经国是二十九世，属“国”字辈。这时的蒋介石，已接触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颇有经国济世的气概，于是，给儿子取名“经国”。之后，蒋介石又收养了戴季陶与日本女子生的儿子，并取名为“纬国”。希望两个儿子能够经天纬地、治国安邦。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对长子蒋经国并不十分疼爱。反而对于收养的蒋纬国则疼爱有加。蒋介石家族史研究专家王舜祁认为，蒋纬国幼时所得到的父爱远超过蒋经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蒋经国生相像娘，不如纬国漂亮，而且性格拘谨，不如纬国活泼；二是蒋纬国由姚氏抚养，当时蒋、毛关系已濒于破裂，而蒋、姚尚处于恩爱时[2]期，所以蒋介石接近纬国要比接近经国多。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不十分疼爱蒋经国，主要还是由于他和原配妻子毛福梅关系的恶化。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蒋介石大，长相也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蒋介石留学日本后，夫妻关系更是日趋恶化，甚至不愿与毛氏同房。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蒋母王采玉疼爱。在蒋母以死相逼之下，蒋介石不愿拂逆母亲，不得不与毛氏生下蒋经国。但蒋经国的出生并没有改善蒋、毛夫妇的关系，见过大世面的蒋介石经常活动于十里洋场大上海，在外面寻花问柳。1911年，蒋介石认识了颇有姿色的姚冶诚，并于次年冬正式纳姚氏为妾。1921年又开始追求陈洁如。至此，蒋、毛关系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大致看到他和毛[3]氏关系恶化的程度：年轻时期的毛福梅1921年1月22日，“上午，由城舍启行，正午到家。见妻而面有怒容，见母而心咽悲酸。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二时半别母，五时半回城舍。”1921年4月3日，“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是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1921年5月4日，“回家见毛氏，为之晕厥，痴呆半响，又发暴性，不顾母之有病也。环境难打破，只有出俗为僧而已。”

短短几则日记说明，蒋介石对妻子毛氏已不愿相见，见即生恨。由于毛氏的存在，他感到家庭对于人生已毫无意义，决计与毛氏离婚。在离婚不成的情形下，甚至想出家为僧。

蒋介石与毛福梅关系的恶化，必然牵连到少年蒋经国。和天下所有父母失和的孩子一样，少年时代的蒋经国过得并不快乐。俗话说，幼子跟娘。少年蒋经国常常与母亲相伴，而往往以敬畏的眼光看待父亲。加上蒋介石长期奔波于奉化、宁波、上海、广州等地，少有时间在溪口居住，与蒋经国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父子感情相对冷淡。

早在1918年，蒋家重修家谱时，蒋介石就将长子蒋经国过继于弟弟蒋瑞青。蒋介石的同胞弟弟瑞青，年仅4岁便不幸夭亡。蒋介石为了安慰母亲，不使瑞青一脉中断，将儿子蒋经国过继给弟弟名下。[4]他在日记中说：是年为余族修谱之期，余自撰祖父斯千公及父之事略，比撰哭胞弟瑞青文，以聊解母亲之哀痛，并名经国为建丰，出继于青弟，以慰母亲念子之心，名纬国为建镐，以继承我后。

把蒋经国过继给弟弟，尽管是出于一片孝心，但或多或少可以感觉到蒋介石在对待蒋经国和蒋纬国时的微妙区别。

事实上，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感情并不深厚，父子间少有心灵沟通，他对蒋经国除了予以学习的指点外，在日记中少有疼爱之情的流露。自1919年至1925年，蒋介石的日记中有关蒋经国的记载约二十余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记事性的，如蒋在日记中说：“经儿由家赴沪入学”，“给经儿[5]函”。二类是间接提到蒋经国，如述及家事、母亲、毛氏时附带提及蒋经国。如1921年4月25日，其在日记说：“知母遍体虚肿，病非小可，愁闷不堪。门庭多故，使我有母不能养，有子不能教，皆毛氏[6]一人所害。”三类是对蒋经国评价性的记载，言词之间多见情感。如1920年8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谒，其言语举[7]动，颇为明亮著重，心颇爱之。”王太夫人怀中的蒋经国

相较之下，蒋介石在早年的日记中，对蒋纬国的记载不仅篇幅远多于蒋经国，且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父子感情是记述蒋经国时所没有的。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纬儿狡慢，问训一次，事后心甚不忍，[8][9]恋爱无已。”“朝餐后，纬儿苏醒，叫父不已，心甚恋爱。”日记虽短，却生动地描叙了蒋纬国的聪明与淘气，而蒋介石对蒋纬国又爱又疼又宠之情更是表露无遗。这种感情在对蒋经国的记载中是看不到[10]的。在蒋介石看来，“纬儿可爱，经儿可怜”。

父母失和，在少年蒋经国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少年时代，蒋经国性格内向，为人拘谨，对父亲蒋介石敬畏有余，依恋不足，甚至有点点恨意。这也为其在苏联时期发表反蒋言论埋下了伏笔，甚至在毛福梅去世后，蒋经国还给蒋介石写信替母亲打抱不平。

对于蒋氏父子间少有心灵沟通，曾与蒋介石一起生活多年的陈洁如较为了解。她认为蒋经国在父亲面前“老是一直紧张，不敢吭声”。为此，她曾对蒋经国说：“他是你的父亲，我知道他很爱你。你是他的儿子，我知道你也爱他，尊敬他。既然这样，你们两人必须习惯于[11]相互交谈，彼此信任。”但直到蒋经国赴莫斯科留学，父子间仍未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三　经儿可教

虽然对蒋经国没有特别的疼爱，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蒋介石明白“养不教，父之过”的道理。因此，对蒋经国的学业，仍尽力提供优越的环境，严格要求。

民国初年的溪口，有三所小学，即办在武山庙内的武山小学、办在周家祠堂的溪西小学、办在毛家祠堂的西河小学。因为办学的经费大多是庙产和宗族众产，所以接收入学的一般都是本姓子弟。1916年，蒋经国已届入学之年，按照学校与自家的关系，进入武山小学启蒙。武山小学位于溪口镇东武山东麓。蒋经国的开笔老师是周东。蒋介石很重视选择老师，1917年12月，他亲往自托，命蒋经国求教于当时具有一定新思想的顾清廉。顾是蒋介石18岁时的业师，先教父，后又教子。顾清廉对蒋经国的评价是：“虽天资不甚高，然颇好[12]诵读。”

蒋经国10岁时，蒋介石为让蒋经国系统掌握汉字，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并写信给蒋经国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13]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是年，蒋介石还延请王欧声为蒋经国在家讲解。

1921年，蒋介石又把蒋经国送到奉化县城的锦溪小学读书。锦溪小学的前身是凤麓学堂，蒋介石本人曾于1903年在凤麓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在锦溪小学读书期间，蒋经国寄住在蒋介石的好友陈志坚家。对蒋经国的教育，蒋介石基本上是将自己的道路复制给儿子。

然而，在教育蒋经国方面，蒋介石常与母亲王采玉、妻子毛福梅发生冲突。1921年至1922年上半年，蒋介石和姚冶诚、蒋纬国同住在奉化西门的周家房子，所以经常到陈志坚家过问蒋经国的学业。他对蒋经国督责很严，无事不准他回溪口。蒋经国乃是毛氏的心灵寄托，亦是王太夫人的心头肉，几天不见，便想让蒋经国回溪口。1921年4月3日下午，毛氏未经蒋介石的同意，想把蒋经国带回溪口。蒋介石[14]为此“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因想念孙子，王采玉亦希望蒋经国多回溪口，故多支持毛氏，令蒋介石头痛不已。其曾指责母亲在教育蒋经国问题上“陈腐”，他说：“谈及教育经儿事，母言陈腐，[15]此儿恐为所害，言之心痛。”为了使蒋经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1922年蒋介石又把蒋经国送到上海万竹小学就读。进入上海后，蒋经国的学业进步很快。1922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赞经国说：[16]“近日经儿学问颇有进步，心颇自慰。”

常年奔波在外的蒋介石对蒋经国少有身教之机会，写信就成为其教育儿子最重要的方式。后来，蒋经国回忆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17]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的确，蒋介石虽然对少年蒋经国缺少疼爱，但他在指导蒋经国读书方面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蒋经国曾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在我幼年时代，即已非常认真。关于认字方面，记得在民国九年（1920）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读说文解字。”“到了第二年，又来信嘱[18]我读尔雅。”《说文解字》和《尔雅》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系统读书入门的教材。读这些书，不仅能识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读音、字的结构和字词含义，可为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学问打下基础。

到了1922年，蒋介石已开始要蒋经国读《论语》、《孟子》。他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19]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由于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时字写得不是很好，蒋介石还多次写信指导蒋经国写字。1922年8月4日，他写信说：“来信已经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嘱咐：“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1924年5月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其子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20]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除了指导蒋经国学习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外，蒋介石还重视蒋经国的英语学习。他对经国说：“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蒋介石还指点蒋经国学习英文的方法，要重视口语的练习。他说：“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语，你就常常同其说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付。学英文能常讲话，那[21]就是熟练，后来就可对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

自1920年至1925年蒋经国赴俄前，蒋介石前后给蒋经国写了二十余封信，在读书、养身、修性方面不厌其烦地予以指导。早年时期的蒋介石虽然性情暴躁，生活放荡，但他对于儿子教育的关心与指导，仍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1924年，蒋经国自万竹小学高级部毕业，并于次年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蒋经国作为浦东中学的领队，曾四次带领浦东中学的学生上街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的名义将他开除。蒋经国不得不告别上海，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去了北平，就读于吴稚晖主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在北平，蒋经国经由邵力子的介绍，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通过他的引介，蒋经国又结识了许多苏联大使馆官员，并由此萌发了到莫[22]斯科留学的念头。

第二章　在苏联的岁月

一　赴苏留学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这一决定，不仅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一个革命的盟友。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的逝世，顿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为了让广州国民政府继续执行联俄政策，苏共领导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培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1]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不少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写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经严格挑选，最终录取310名学生。其中，广州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2]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鲍罗廷推荐的大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对蒋经国留学苏[3]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予很大希望。

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与第一期赴苏留学生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旅途中，蒋经国并没有感到孤单，他说：“船上一共有90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读书、用餐，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也就是在此次旅途中，蒋经国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看的第一部共产[4]主义思想的书籍。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蒋经国等人终于在11月底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校部内有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以及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很舒适。毯子、枕头、被单，都是一式的，[5]由学校发给，每星期更换二次。学校还给每位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衬衫，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6]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八点钟早餐。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日饭票分早午晚饭三张。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今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而苏联学生的早餐则是“一个黑面包，二个洋芋艿”，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7]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

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干部培训班。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四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不仅重视俄文的学习，对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学、经济学也下了一番苦功。由于蒋经国的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并相继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是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入校刚刚两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被转为预备党员。1926年下半年，蒋经国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一个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用俄文向大约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作公开演说，并获得成功。此后，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8]学的代表，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支持当时正向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并取得胜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落到了国民革命军手中。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高喊“上海是我们的了”，并决议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上海工人发电报，以示祝贺。散会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也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群众集会的激动场面，如今仍然历历[9]在目。”

二　打倒蒋介石

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蒋介石却开始公开“清党”反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国民政府[10]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人的行为，不仅使蒋经国在同学面前感到难堪羞辱，而且在思想上也深感困惑。尽管他后来回忆说：“上海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相当功夫仔细省察在苏联及中国的政治事件。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九二七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11]政策不智亦不周全。”然而，当时蒋经国的态度和表现却并非如此。他和其他愤怒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中。他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随后，塔斯社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1927年4月24日，汉[12]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蒋介石的声明，不一定出自真心，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境下的产物。但他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的尊重。盛岳说：“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13]人。”

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破裂，直接牵连了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国民党要求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回国。蒋经国由于是共青团员，又由于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而没有被莫斯科遣送回国。当然，蒋经国显然很想回国，但未能获准，而是成为了一名红军学员。他说：“我热切的希望回国。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结果获准加入红军第一师，驻地莫斯科，而我的身份是学员。在军中，我[14]过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经国不能和家人通信，几乎完全与中国隔绝了。他强忍思乡思亲之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中。“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外是纸上谈兵。但当兵之后，我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15]学习战术。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受训期间，他的确非常认真刻苦，对每一门科目都痛下苦功学习，不仅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学会了野战战术和扎营。军训结束时，蒋经国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苏联政府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府，创办于1919年。该校学员大都来自军队的军政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有过功绩的人。而在该学院任教的也大都要么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要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如担任战术的教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经济学教员是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学院的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学院发给书籍、日用品，以及每个月150卢布的生活费。第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形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第二年的课程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第三年的课业重点在战术及战略。除了学习军事课目外，蒋经国还研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事院校毕业。虽然他一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他却拥有二级上将军衔，这或许多少与他正宗军校出身有关。

在中山大学和军政学院的学习使蒋经国逐步成熟起来，并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留学苏联首先培养了他的刻苦精神。自莫斯科中山大学起至军政学院，蒋经国坚持早操，锻炼自己的意志。俄国人无论冬夏，都是用冷水洗脸，并且不用脸盆，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洗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蒋经国和许多中国学生不适应，后来则形成了习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留学苏联使他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和其他学生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他们的寝室有十二张床铺，每张床上都摆放着一样的毯子、枕头、被单。此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小柜，其他物件及私有零碎东西，都存于储藏室内。每天早起后，学生自己整理床位，扫除房间。这种经历，让蒋经国长期热爱集体生活，回国后无论是在赣南时期，还是在中央干校时期，他都喜欢和部下、学员打成一片。

其三，蒋经国在军政学院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真正领略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从军政学院的军队政治工作课程中，蒋经国认识到政治工作对党掌握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时期，蒋经国首先将政治工作运用于青年军，在青年军中建立起政治部，并亲自担任主任。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又全面接手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将原来的政工局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

三　险遭枪毙

1927年底到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事受到怀疑、打击，其中有许多是相当著名的共产党人，如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而“江浙同乡会”的负责人，则被认为是蒋经国。“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相当复杂，它不仅同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密切相关。1927年暑假，蒋经国等人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炮兵学校野营军训。在军训结束时，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尽管他们被分配在不同学校，但仍旧保持着往来。而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由于同乡缘故，每逢节假日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由于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的生活补贴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补贴较少，于是有人提议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请生活补贴高的蒋经国等人把钱拿出一部分来，让生活补贴低的同乡们也能偶尔下下中国馆子。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9月初，生活补贴较低的学生就写信给蒋经国、卢贻松等人，说“储金互助会”已在莫斯科成立，请缴纳会费。卢贻松、蒋经国等人在复信中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托人把钱带了过去。“储金互助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16]有名词。

同乡、同学之间互相“敲竹杠”本来就是一件平常事件，因此“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会引起一些非议。

1927年10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受组织部长李维汉的委托，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于是，他就前往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也就是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向忠发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17]死怕回国的分子。”

向忠发听取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随即，他一面令人秘密收集证据，一面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汇报，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但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

然而，事情很快因东大学潮发生了急剧变化。1928年1月，东方大学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要求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正在此时，向忠发得到报告，声称东方大学的学潮与传闻中的“江浙同乡会”有关。于是向忠发再次找到米夫商量此事，决定检查蒋经国等人[18]的信件，并秘密派人到各军事学校去收集材料。

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对蒋经国、卢贻松等列宁格勒中国学生的信件进行了检查，不仅发现了蒋经国等人往来信件中有关于设立“储金互助会”的内容，而且还发现朱茂榛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有讨论东方大学学潮的问题。负责秘密调查的格伯乌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有会员。此时，正好是联共（布）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尖锐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格伯乌的证据让米夫非常吃惊，决心查清此事。并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这个秘密组织。

在中山大学，学生内部本来已是矛盾重重，派别林立。米夫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立即在学生中引起了混乱与恐慌。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事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由于学校里与蒋经国等上届江浙同学关系好的同学还不少，许多与此有些关联的学生对陈绍禹的说法立即表示出强烈不满，学生间原有的矛盾和积怨迅速白热化起来。为了平息学生之间的纷争，向忠发亲自到中山大学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对于这件事今后再不许[19]有什么怀疑，“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3月24日，格伯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书面报告。报告称，“江浙同乡会”至少有成员22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并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报告据此提议，鉴于这个小组织的危害还没有十分扩大，应当考虑立即将这22个人予以逮捕。

1928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共同开会，商讨处理办法。在会议上，甚至有代表明确提出将“江浙同乡会”唯一的领袖（蒋经国）予以枪决。在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等“江浙同乡会”骨干分子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被指认为“江浙同乡会”骨干的卢贻松等人纷纷向东方部米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上书申辩，否认指控，并明确认为是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屈武、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等人也向中共代表团说明是他们提议“储金互助会”的，提议组织“储金互助会”完全是为了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被指责为组织负责人的蒋经国也向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申辩，他在信中反复解释同学搞“助金互助”的经过，并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20]“从不后人”。“江浙同乡会”不仅涉及许多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当时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特地向米夫询问了有关蒋经国的问题，并对蒋经国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表示了怀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东方部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

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亲自审查有关“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材料。8月10日，雅罗斯列夫斯基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报告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停止利用此前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至此，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方才告一段落，蒋经国也因此逃过一劫。

四　“劳动改造”

1930年，蒋经国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市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工，从而开始了他长达数年工厂、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涯。

狄拿马电气厂位于莫斯科郊外，是一个制造电车发动机和其他电车机件的大工厂。蒋经国被分配在第十八车间学习钳工，车间分为六个小组，蒋经国在第四小组，工号是865号。

当时正是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车间和每个小组都有一定的生产计划和任务，苏联人民个个热情高涨，忘我工作。蒋经国深深地被这种劳动氛围所感染。他工作非常投入，把艰苦劳动看做是对自己的磨炼和锻炼。他说：“在痛苦和疲乏中，我所持有的[21]信念是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练。”“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22]和人民的痛苦。”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虽然当时的生活相当困难，但蒋经国已经非常满足。他后来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我已深信，我那种生活经[23]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

由于工作努力，他在厂里很快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入厂不到一年，他就获得了相当的名气，厂方的管理部门还推荐他为主管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然而，蒋经国并没有被批准担任此项职务，因为工厂的推荐报告遭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反对。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向苏共有关部门表示，蒋介石正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围剿红军。蒋经国作为当时中国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担任工厂任何一级领导职务的。“失望之余”，蒋经国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少有点不满，以致在一次会议上，他竟然“公开抨击”王明。王明恼羞成怒，建议苏[24]联当局将蒋经国放逐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矿区去采矿。

蒋经国得知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后，以北方寒冷、身体欠佳为由，向共产国际总部申诉，要求留在莫斯科。最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放弃了王明的建议，把蒋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31年冬，蒋经国来到了石可夫村。石可夫位于莫斯科区内，“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一般农民是毫无智识的，不讲道理的”。加上，当时苏联政府刚刚宣布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村和城市同样缺乏粮食和日用品，一般农民对全盘集体化政策非常不满。因此，村里对一个城里来的外国人一开始是抱有敌视态度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说：“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25]教堂的车房里。”“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

农民的嘲笑和生活的困难，没有压倒蒋经国。他对自己说：“我到农村中去的目的，是为增加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抱定了非达目的不可的主张，所以不感困苦，决定以忍耐来战胜环境。”因此，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农民的尊重。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农场，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他不顾农民嘲笑他“只会吃面包，不会翻土”，坚持到地里和农民一起翻土。到了第五天，农民已不再嘲笑他了，并开始信任他。一个月之后，他被石可夫村民选举为农村苏维埃的副主席。一年后，在他离开石可夫村时，全村的农民都来为他送行，并为他准备了一辆三匹马拉的马车，这是俄国农村最客气的礼节。

在石可夫村，蒋经国不仅体验了贫苦农民的真实生活，还领略到了怎样做农民工作的方法。他认为：“要有群众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所以我开始尽力的向斯客洛平（当地的领袖）作宣传。结果他由恨我而转为[26]亲我，同时渐渐同意我的政治主张。”

1932年8月，蒋介石拒绝释放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并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这个判决触怒了莫斯科，也给蒋经国带来了厄运。1932年10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从石可夫村召回莫斯科，并于次年初将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艾尔它金矿。艾尔它金矿是一所劳改营，在这里的矿工，有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他们都是因各种原因被流放至此的。期间，蒋经国和其他矿工一样受苦，被迫干着牛马般的体力劳动，过着犯人一样的生活。

在艾尔它金矿，蒋经国度过了饥寒交迫的九个月。1933年10月，苏共把蒋经国调出了艾尔它金矿，将他安排在斯弗朵夫斯基市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当技师。比起在艾尔它的生活，乌拉尔的工作简直是天堂，因此蒋经国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作为工厂的技术师，每日上工时负有分配工作的职责，所以蒋经国每天都比其他工人早到半小时，并且工作非常认真。

一年之后，蒋经国被提拔为助理厂长。期间，他对工厂进行了改革：一是要求工人爱护机器，遵守时间。二是提倡改进技术。在技术上，他要求工程师精益求精，不断改进技术。有一次，有两个工程师要蒋经国批准他们所打的两个机器图样。他看了之后，觉得有许多应当更改的地方，所以就没有批准。他发现第一大车间中，只有一个生产器具收发处，有许多工人不能按时领到器具，影响了生产效率。于是，他就在车间西边加设一个器具收发处，并且命令各工人、各工头每日完工之时，就应将次日要用的器具之名称、数量，交给收发处，而收发处则应将器具在次日尚未开工之前交给工人。三是改进工厂的工资制度。苏联工厂的工资，是由工资部技术人员，按照每种工作应花的时间而决定的，但往往存在过于平均的缺陷。蒋经国认为：“工资制度是提高生产的主要条件。本工厂工资制度的缺点，在过于平均，有技术的与无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差不远，因此不能引起技术工人们的工作兴趣。同时不能引起无技术的工人们努力求学，增高他们的智识。现在我们特别注意生产品的质量，工资制度应当成为提高生产品质量的主要力量。”因此，他召开工厂工资部工作人员会议，提出要为能做优等生产品的工人增加工资，对于做劣等生产品的工人则要减工资。工资部以后要按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决定工资的多少，这是你们以后工作的原则。

由于远离莫斯科，与政治活动脱离了关系，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的才华也得到一定的施展。也就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名叫芬娜的俄罗斯姑娘。蒋经国与芬娜在苏联

五　异国婚姻

蒋经国在认识芬娜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恋情。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蒋经国认识了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但他们并没有结婚登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冯弗能也于1928年回国。

关于蒋经国与芬娜是怎样认识的，不同著作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芬娜在晚上回家路上遭遇了歹徒，恰好被蒋经国遇见，于是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故事。有的说蒋经国生病昏迷，恰好被芬娜遇见，于是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其实，芬娜自幼父母双亡，1933年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当工人。芬娜恰好和蒋经国在同一个车间，并成了蒋经国的部属。一个远离家乡，和父母完全断绝联系，一个父母双亡，孤苦伶仃，蒋经国与芬娜同病相怜。刚开始，蒋经国由于身在异国他乡，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对芬娜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觉得和芬娜在一起精神上没有压抑，非常轻松愉快。芬娜一方面对蒋经国出于同情，另一方面也被蒋经国那种身处逆境仍能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的精神所感动，也乐意和蒋经国在一起。蒋经国说：“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27]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两人正是在艰苦的工作中，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共同工作于[28]工厂，彼此相爱，在极为困苦的生活情况下结为夫妻。”

1935年3月，苏联共产党组织同意了蒋经国与芬娜的结婚申请。3月15日，这对有情人在激昂的国际歌声中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结婚典礼。不少工友到场向这对异国情侣表示祝福。与芬娜结婚，蒋经国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新婚后，尽管他们依然贫穷，但生活很充实。蒋经国说：“居一间房内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一月难有一小块牛肉吃，我夫[29]妻皆自食其力，虽困难而值得回忆。”

12月14日，蒋经国和芬娜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取名为爱伦，即蒋孝文。孩子的出生，为他们这对患难异国情侣，增添了无限的快乐与幸福。

六　回国之路

1930年5月，蒋经国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分配之际，蒋经国向学院提出了两个志愿，第一个是申请回国，第二个是加入红军。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军政学院党委无法决定，申请送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那里。在斯大林的眼里，“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30]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因此，蒋经国的回国申请未能获得批准。

然而，之后不久，蒋经国曾有两次回国的机会却被蒋介石拒绝了。第一次是在1930年10月底，宋蔼龄偕子女到溪口，与蒋宋夫妇相会。在蒋母墓前，宋美龄与宋蔼龄向蒋介石提出设法营救蒋经国回国的问题。宋蔼龄还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蒋经国归来留下余地。但蒋介石认为“不以操切”，并说：“伯力纪录[31]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第二次是在1931年底，他拒绝了宋庆龄关于释放牛兰夫妇以交换蒋经国的建议。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移交到南京国民政府。苏联和共产国际曾委托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并同意以蒋经国作为交换。12月初，宋庆龄面见了蒋介石，并转达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

在情感而言，对于宋氏姐妹的提议，步入中年的蒋介石并非不动心，毕竟蒋经国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1927年蒋宋结婚后，宋美龄[32]虽曾怀孕，但不幸流产。之后，宋美龄一直未能生育。如果拒绝莫斯科的提议，蒋经国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但就国家利益而言，蒋介[33]石又不愿以“私”害“公”，认为“为国何能顾家”？他说：“余宁[34]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

由于蒋介石拒绝交换，蒋经国不仅错失了回国的机会，而且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蒋介石得知蒋经国被流放后，深感内疚。1933年11月2日为蒋介石47岁的旧历生日，他在日记中自责道：“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35]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

蒋介石虽然拒绝交换，但并未放弃谋求蒋经国早日回国的努力。193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中苏关系日益改善。4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正在“思索经国回国时机问题”。此后，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人与苏联谈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蒋经国早日回国。9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36]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

蒋介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让蒋经国回国，令莫斯科非常为难。一方面，日本在东北大肆扩张，随时有入侵苏联的可能，苏联急需改善中苏关系，以借国民政府牵制日本；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和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肆“围剿”红军，因此莫斯科仍不想轻易放蒋经国回国。但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莫斯科制造了蒋经国不愿回国的假相。

1934年12月，内政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把蒋经国召到办公室，并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但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37]现在要你写一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过了几天，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一位书记奉命去看望了蒋经国。由于会面在监视下进行，蒋经国不敢透露他想回国的想法。于是，苏联方面正式通知中国，说蒋经国不愿意回国。

苏方的答复，令蒋介石非常不满。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指责[38]苏联说：“得经国不愿回国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诈伪未已。”

为了证明的确是蒋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1935年1月，共产国际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王明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你应该写封信告诉你母亲，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蒋经国听到自己可以给母亲写信时，立即表示同意。但王明又接着说：“我们怕你的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代你拟了一封信稿，你看一下，并签上你的名字。”

蒋经国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信中写的并不是他想要说的话，而且有不少地方有违他的本意。因此他拒绝在信上签字。

王明对他说：“假如你接受信稿，将来还可以有机会返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捏造罪名。”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在信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后来以《给母亲的信》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并轰动一时，连西方国家的一些报刊也予以转发或摘发。

蒋经国很不甘心，他希望通过其他途径给父母写信。几经努力下，他终于找到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那个华侨很想家，却苦无盘川。蒋经国便变卖了自己三箱书籍和一些家具，帮他筹足了路费。为了报答蒋经国，那个华侨也就同意为蒋经国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不料，那个华侨在距离中苏边境不远的赤塔被苏联特工抓住，蒋经国写给父亲的信也就落到了苏联特工手中，并被送到了莫斯科。

本来苏共和共产国际对蒋经国就不放心，此次又获得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信。苏共认为：“他像树上的苹果一样，还是他父亲的儿子。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于是，下令免去了蒋经国的助理厂长及《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随后，蒋经国只好每天赋闲在家看书，一家人的生活只靠妻子芬娜的收入勉强维持。此时，蒋经国情绪异常低落，每天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着，好在贤惠的芬娜一直在安慰他。形势的发展，似乎对蒋经国非常不利，回国遥遥无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震惊世界。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中国抗战将对苏联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而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应该成为中国抗战的领袖。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国共双方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蒋介石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正式决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停止对红军的军事“围剿”，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转折点，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同样也为蒋经国打开了回国之门。

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听说父亲蒋介石被扣后，非常焦急。他情急之下，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络上。为此，他跑到莫斯科请求一位在邮政部工作的朋友帮助他把信寄出去。他还向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写信，正式要求回国。

令蒋经国意想不到的是，莫斯科竟然对他的请求很快作了回应。三个星期后，共产国际把他召到莫斯科。王明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很快就可以回国了，但你首先要写一则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39]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得知自己很快可以回国的消息，蒋经国高兴异常，立即按照王明的要求写了一份声明。

然而，直到1937年2月底，蒋经国仍然没有得到回国的确切消息。这段时间，他简直度日如年。为了能早日回国，蒋经国再次向斯大林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再次要求回国，请求放行。斯大林认为该是这位“人质”成为中苏友好信使的时候了。于是，正式决定让蒋经国回国。

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外长斯迪曼尼可夫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苏联驻华大使包格莫洛夫也主动接见了蒋经国，向他表示祝贺，并非常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最近的政情。

由于苏联对蒋经国回国之事进行了高调的宣扬，人们对蒋经国的看法立刻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朋友和同学、同事又握手言欢了。从莫斯科返回工厂，蒋经国立即受到了工厂的欢迎，工厂领导、工友、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经过几天的忙碌准备，蒋经国一家人离开了工作近五年的乌拉尔，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亲热态度，使他感到“此时我回到中国，和我当年留在苏联一样，都具有政治意[40]义”。蒋经国回国前与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留影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从而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苏联生活。他说：“这12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41]不会淡忘。”的确，在这12年当中，蒋经国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七　种瓜得豆

12年的苏联生活使蒋经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蒋经国赴苏联时，年仅15岁，政治阅历尚浅。初到苏联，他对苏联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在中大学习期间，他悉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表现较好，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被吸收为预备党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登台演讲，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这一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没有给他施加任何压力，他的演讲声明出于真诚的革命热情。

然而，1927年秋至1928年夏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使蒋经国第一次遭受打击。他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头目，遭到苏联政治保卫部门的审查。1930年5月军政学院毕业时，蒋经国再次遭受打击。他要求回国或参加红军的申请遭到断然拒绝。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蒋经国经历了农村改造和西伯利亚流放，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由此，他逐渐对革命信仰产生怀疑，但他将这些怀疑深深地隐藏在心底。1936年12月，他在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书上还这样写道：“我的父亲蒋介石是伟大中国革命的叛徒和卖国贼，他现在是中国黑色反动派的头子。他一开始变节，我就同他进行了斗争。十年过去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所大学校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坚决。”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经国的入党动机，很大程度是受政治气氛影响，自我保护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对信仰的忠诚。

蒋经国在苏联学习生活12年，尽管受到了系统的苏联式革命理论教育和实践训练，但由于蒋经国在苏联期间，正是斯大林路线形成、发展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耳闻目睹了苏联诸如农业集体化、肃反、个人崇拜等弊端，这一切使蒋经国对苏联由无限景仰到怀疑直至背离。

当然，过于夸大蒋经国在苏联所受到的打击和迫害，显然是不够客观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苏联，蒋经国尽管历经了多次磨难，但他也真正体验到了普通劳工的艰辛生活，亲身感受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会了苏联式的动员模式，养成了热爱劳动、坚定乐观和亲民作风等优秀品格，而这些品格对他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洗心革面

一　蒋介石不愿相见

1937年4月，蒋经国一行抵达上海。几天后，转赴杭州。但蒋经国回到杭州后，父亲蒋介石却不愿见他。江南认为，蒋介石对儿子在《真理报》发表的公开信，心中尚有芥蒂，有意不见，以示惩戒。后经吴稚晖、戴季陶、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进言，蒋介石方才[1]同意接见。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最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证实了这一点。

其实，作为父亲，蒋介石固然希望儿子早日回国，但作为党国要人，则更希望儿子能站在自己一边。然而，蒋介石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35年底，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蒋经国为了自保不得不写下了反对蒋介石的信。1936年1月，苏联以《给母亲的信》为题，将此信发表在《真理报》上。

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将信将疑。儿子是否会在报上诋毁自己，蒋介石不敢确信，但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还安然无恙。他在日记中说：“得经儿在莫斯科报上致其母函诋毁其父之消息，疑信未定，而心为[2]之一慰。”不久，蒋介石接到了邓文仪摘译的蒋经国致母亲的信。他在日记中认为：“经儿复母信，由邓文仪在报上摘译寄来，虽怨父之言未见其译，但其为环境所迫而不忍怒笔之忱，则昭然无疑矣。”[3][4]由此，他断定儿子“犹未忘本也”。1936年11月5日，蒋介石又从苏联驻华大使处得知蒋经国曾托华侨带信回国，但被搜查扣留的事。[5]他因而高兴地认定“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然而，就在蒋经国回国时，有人将他写给母亲信的全部内容呈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后，异常恼怒，以致蒋经国一家回到杭州时，他[6]“不愿即见”。蒋介石既然知道儿子是为环境所迫，为什么还会恼怒不已呢？原来，在蒋经国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吗？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不管蒋经国在信中骂他怎样“卖国”，如何“屠杀同胞”，蒋介石都不会在意，因为他可以将这些内容归咎于共产党的手笔。但是，唯独这些描写他当年如何殴打毛福梅的情景，如不是蒋经国本人所述，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的。因此，蒋介石读完信之后，才会恼怒不已，会在日记中写下“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纬[7]儿决不至此也”的话。

当然，将蒋介石不愿即见蒋经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蒋介石怒气未消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蒋介石之所以没有立即召见儿子，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养伤在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深受刺激，身心均遭伤害。自1937年1月至6月，蒋介石在家乡溪口休养110天，为其当政后在家乡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二是为了躲避替张学良求情的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违背誓言将陪同他返京的张学良扣押，交由军事委员会进行军事审判。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后，蒋介石虽然下令赦免张学良，但仍然将其软禁。张学良被软禁后，不少南京大员纷纷前来为张学良游说，使蒋介石异常恼怒。三是为他的胞兄蒋介卿办理丧事。西安事变消息传到溪口后，蒋介卿受惊吓中风不治而亡。直到4月初，蒋介石才正式为蒋介卿办理丧事。期间，不少国民党大员纷纷前来凭吊，增添了不少应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等待宋美龄对蒋经国的接纳。

二　杭州认继母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蒋经国已远在苏联，因此宋美龄从未见过蒋经国，蒋经国也未曾给蒋、宋的婚后生活增添任何不和谐的因素。在蒋经国滞留苏联期间，宋美龄甚至还主动劝蒋介石向苏联争取，早日让蒋经国回国。然而，当蒋经国真的从苏联返国时，宋美龄又开始为如何与蒋经国见面而踌躇。毕竟，蒋经国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如何去接纳蒋经国，而蒋经国能否接纳她这个继母，这都令宋美龄深感不安。对此，蒋介石深感烦恼。他在日记中说“家事烦恼，不胜抑郁”，甚至说“生命在国家与民族而不在子孙，国家即吾夫妇之子[8]孙也”。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经国一家

其实，对于儿子能否认妻子宋美龄为母，一直以来都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在遗嘱中写道：“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应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9]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西安事变时，身陷绝境的蒋介石再[10]次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留下遗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去，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蒋介石一再强调要蒋经国和蒋纬国认宋美龄为母，恰恰说明他内心一直担心儿子不认宋美龄为母。然而，躲着不见总不是办法，蒋宋夫妇最终还是决定在杭州与蒋经国一家相见了。

其实，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担心是多余的。历经十余年的磨炼，此时的蒋经国已不再是当年性格拘谨、不善言辞的少年了。他在政治上亦相当成熟，加之已为人父，对亲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蒋介石、宋美龄的心思已能领会。

4月20日，蒋介石终于在杭州与蒋经国一家会面。父子见面，激动万千。蒋经国向父亲和宋美龄行三叩首之礼，芬娜与爱伦也一起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行礼。

当宋美龄看见蒋经国夫妇依照蒋家习俗，行叩头之礼，并称她为“母亲”时，更是异常高兴与激动，一切的担心都显得多余。其实，她为了此次会面也作了精心准备，不仅显示了她第一夫人的高雅风度，还表现出了家庭的亲情，尤其是对芬娜，宋美龄表现出了分外的关心和亲热。

蒋介石还询问了芬娜的情况。当得知芬娜在苏联时期曾与蒋经国共患难后，他非常高兴，并对儿子说：“语言不通可以慢慢学，关键要让她入乡随俗。另外，得起一个中国名字。”

蒋经国连连称是，说：“那就请父亲为她起一个名字吧！”

蒋介石稍作思索说：“既然如此，那就叫蒋芳娘吧。”回到溪口，蒋经国的母亲毛夫人认为“娘”字不合辈分，又改为方良，取方[11]正贤良之意。从此，芬娜也就有了中国名字“蒋方良”。

会面时，宋美龄非常体贴地对蒋介石说：“经国离家十多年了，一定很想家，不如让他早日回家去看看。”蒋介石对夫人的建议深表赞同，并让副官去安排。为了蒋经国能体面回乡，宋美龄送给他银元一万元，小汽车一辆，侍卫官两名。也算作是宋美龄对蒋经国夫妇的[12]见面礼。

杭州认母，对蒋经国而言，无疑是一次考验，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宋美龄在蒋家的重要地位。此次会面，蒋经国夫妇给宋美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宋美龄也愉快地接纳了蒋经国夫妇。历史证明，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后来虽然有政见分歧，但彼此间能够互相尊重，母慈子孝，蒋方良对宋美龄也一直很恭敬。

三　溪口拜亲娘

蒋经国去苏联后，特别是不通音讯以后，毛福梅每于蒋介石回乡时，常哭吵着讨儿子。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有加以劝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乡养伤，毛氏曾予以细心护理。一天，蒋介石和悦地对她说，你这多年来的委屈和痛苦，我也知道。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喜讯，经儿很快就要回国了。

虽然毛氏对蒋介石的话将信将疑，但她相信她的虔诚一定能够感动上苍。自从蒋经国去苏联后，她就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圣业，焚香祈祷，保佑她的经儿能够早日回国，母子能够团聚。

农历三月十八日，正是蒋经国的28岁生日。这一天，蒋经国带着妻儿一行，在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陪同下，回到了溪口与毛[13]夫人团聚。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账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条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蒋公子还乡。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丰新公路驰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驰来，由远而近，车中坐着蒋经国、方良、爱伦、爱理和毛庆祥。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驰，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回国后的蒋经国怀抱儿子孝文与母亲毛福梅留影汽车驰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房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番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生“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

蒋经国没能在欢迎的人群中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原来，母亲毛福梅想试试离家12年的蒋经国还能否认出她。于是，一场喜剧性的[14]认娘场面就出现了。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他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姐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蒋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媳补办婚事。于是，毛氏吩咐家人置办新郎新娘穿戴的长袍马褂、大红旗袍等礼服物品，准备酒席宴请族人亲友。并在蒋经国回乡的第三天，按照乡俗同方良补办了婚礼。

毛氏自被迫与蒋介石离婚后，心情极其苦闷，万念俱灰，天天念佛。蒋经国的归来，对她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她尽情地享受这久违了的天伦之乐。

四　洗心革面

蒋经国回到溪口补行婚礼后，数月来极端兴奋、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总算平静了下来。蒋介石让儿子蒋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多层目的。溪口地处乡村，环境优美安静，儿子在此既可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些孝道，抚慰她孤寂的心灵。另外，蒋介石还有更深的目的，就是要深受“赤化”的蒋经国在溪口闭门思过，洗心革面。

蒋介石首先让蒋经国补习中国语言文字。蒋经国15岁即出国留学，而且羁留苏联12年，对中国语言与文字很不熟练。为此，蒋介石特地请徐道邻作为蒋经国的老师，指导他读书和学习中文，并让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陪读。不仅如此，蒋介石又像蒋经国未出国前一样，不断地给儿子写信予以指导。[15]

1937年5月6日，蒋介石在信中写道：经儿、培甥知之：经儿三十日来禀，文字比较皆有进步，若能专心学习，则三个月后必能复旧或较前更有进步也，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书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必将再能背诵，毫无阻隔，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紧要，培甥之字较一般青年为秀丽；但尚须用工练习，以其字仅得之于天性，而未下苦功，故无根底也。我定今明日回沪，约住数日，待补牙完妥，即赴牯岭休息，以体未复元也。我们今年避暑可在相量岗厂内，较之他处为佳，且读书用工仍可不致间断也。父舅[16]

5月15日，蒋介石写信批评蒋经国说：经儿知之：十二日来禀，其文字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均”。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有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

为了使蒋经国对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有深切的了解，蒋介石还亲自为蒋经国挑选书目，要他认真阅读曾国藩的《家书》、《王阳明全[17]集》和《孙文学说》等。蒋经国回忆说：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要蒋经国认真研读《孙文学说》。他说：“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18]悉心研究。”

蒋介石之所以令儿子蒋经国学习中国传统道德和苦读孙文学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给蒋经国“洗脑”，让他重新认识在苏联所受[19]到的教育。5月2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说：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他日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最要。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生活之经过，可先作一具体有系统之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验。总之，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之实情，方得为中国良善之国民。此乃你应彻底觉悟者。

这一段时期，蒋经国在溪口就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家乡读书、反省，撰写“旅俄报告”。不久，蒋经国写就了《冰天雪地》和《去国十二年》两部呈送给蒋介石。6月4日，蒋介石看完蒋经国呈阅的旅俄报告后写信给蒋经国说：“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以为你历史之开始，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20]

在溪口读书、反省，不仅让蒋经国对他在苏联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也使他学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对他后来从政有一定的影响。1938年1月，蒋经国到庐山拜见蒋介石，父子相处三日。蒋介石对儿子表现已比较满意。他在日记中说：“经儿来省，觉其见解明晰，常识较当，而举止亦有规范，不失大家子弟之风，是[21]用快慰。”蒋介石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蒋经国。

五　造福乡邻

1937年6月4日，蒋介石曾写信给蒋经国说：“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正，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时即用勉强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22]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

然而，由于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蒋经国未能安心读一年的书，他在溪口只住了五个月就赴江西任职。在溪口期间，蒋经国像在苏联一样，喜欢与平民百姓聊天，同时也谨遵父亲教诲，努力造福乡人。因此，在溪口读书期间，他曾留下了一些趣闻轶事，而他赶走恶吏的故事至今尚有流传。

1937年春的一天，蒋经国和账房唐瑞福，以及远房亲戚孙老虎由溪口去萧王庙舅家。出镇没多远，看见一位衣着破烂的老农民一路骂骂咧咧地迎面走来，嘴里说：“短命税官，倒灶政府，比强盗还凶。”蒋经国好管闲事，停住脚步，去问老农骂谁。老农火气正旺，也不认得蒋经国，气呼呼地答道：“同你讲也没有用。”说着只顾自己赶路。蒋经国拉住他：“你讲给我听听，说不定能帮你忙。”老农看他一副认真的样子，就站下来，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原来，这是一位山里老农，昨天砍了一担柴，挑到集镇上卖了。因为天气冷了，家里孩子等棉衣穿，他买了五斤棉花回来。路过任宋庵，庵里设了关卡，税吏以老农没有发票逃税为借口，将棉花没收了。蒋经国感到税吏这样做有损于政府声誉，就说：“你跟我来，我讨还给你。”蒋经国与儿子孝文在妙高台

溪口到任宋村不足五华里路，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任宋庵。蒋经国走进大门，见有个官员模样的人面大门而坐，便上前问道：“他的棉花是你没收的？”税吏不认识蒋经国，嫌他多管闲事，便答道：“与你有什么关系？”“还给他！”蒋经国提高了嗓门。税吏不买账，舌剑唇枪，大吵起来。蒋经国怒不可遏，拿过孙老虎手中的手杖，在税吏桌上猛敲，大声喝道：“你给我滚蛋！”这时，里面走出一个老和尚来，认识蒋经国，赶忙上前劝道：“经国先生息怒，经国先生息怒。”税吏一听是蒋经国，知道闯大祸了，慌忙跪地求饶。蒋经国怒气未息，说：“你马上给我滚蛋，我回来时，如果你还没有走，小心你的脑袋！”税吏诺诺连声，把棉花还给了老农，收拾东西之后灰溜[23]溜地走了。

溪口镇西约五华里，有一座入山亭，亭有三开间房屋，宽敞高朗，这是从平地上雪窦山的第一个亭子。据《雪窦寺志》记载，入山亭最早建于宋代至和乙未年（1055），是雪窦寺达观颖禅师为供山民歇肩，朝山进香者休息而建。以后，几经兴废，到民国年间，由杜月笙捐资重建。相传入山亭的匾额由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所题。那天，唐伯虎到入山亭休息，见山民挑炭而过，遂用木炭当笔，写了“入山亭”三字。文人学士到此多有题咏，明代进士、奉化人宋琰诗云：“一亭西入梵王家，百折千盘路转赊，山鸟似知来客意，数声啼上石楠花。”因为民国时期不通公路，上山必须走山路，所以亭内有不少轿夫等客。

一天，蒋经国带妻子、儿子去雪窦寺观光，雇了轿子，其中一个轿夫叫樊启林。一路上，蒋经国与他攀谈起来。蒋问：“抬轿生活辛苦，上山一个来回有多少收入？”樊说：“从入山亭到雪窦寺、三隐潭来回轿钱三元五角，到妙高台来回二元。”蒋经国认为太少，樊启林见他好说话，趁此向他诉说：“就这么一点钱，镇长还要每趟抽三角头钱呢。”镇长姓蒋，与蒋同族，经国听了很不高兴，认为镇长败坏了蒋家的声誉，回溪口后，把他训了一顿。事后，这个镇长怒气冲冲跑到入山亭，对轿夫们说：“不晓得哪个人告了我的状，有胆量走出来同我直讲！”樊启林吓得心惊肉跳，担心镇长报复。回到溪口，刚好看到蒋经国从丰镐房出来，急忙上前叫道：“经国先生，镇长来威吓我们，你走后，我们要难做人了。”蒋经国听了非常恼火，又把镇长叫来，大骂一顿，并警告他：“你再仗势欺人，我枪毙你！”吓得镇长面如土色，连声求饶，并跑到入山亭向轿夫讲好话。从此以后，[24]他再不敢向轿夫收头钱了。

税吏也好，镇长也罢，其实他们不是怕蒋经国本人，而是怕蒋经国的“太子”身份。然而，蒋经国这种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性格却是真实的。

第四章　初试身手

一　保安副处长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蒋经国再也静不下心来读书了，他希望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然而，蒋介石正忙于调兵遣将，无暇考虑儿子的工作问题。就在此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主动向蒋介石提议，让蒋经国到江西任职。

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少时考入陆军小学，继又升入南京陆军中学，1921年东渡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任淞沪警备司令，1930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负责“围剿”赣南红军。熊式辉不负蒋介石重托，上任伊始就在江西大力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厉行保甲、保安、堡垒的“三保”政策，并积极实行“新生活运动”。另外，熊式辉的妻子顾竹筠还是宋美龄母亲的义女。这样，熊式辉与蒋介石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因此，把蒋经国交给熊式辉，蒋介石是很放心的。

蒋经国于1937年重阳节后抵达南昌。为了给蒋经国安排职务，熊式辉很是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接受了省保安处长廖士翘的建议，准备让蒋经国到省保安处当处长。但蒋介石电示熊式辉说：“经国年轻，缺少经验，不宜独当一面，可当副手，以资历练。”熊式辉心领神会，[1]即在1938年1月发表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保安处原本是个清闲机关，领导这个机关的上有处长，下有参谋长，副处长本是一个闲职。然而，蒋经国热血方刚，踌躇满志，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不管什么闲职不闲职，而是认真地干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积极得让保安处和熊式辉都受不了。

一天清晨6时，蒋经国独自一人到驻防南昌的保安第一团视察。他身着便装，也不说明身份，就到团部说要见团长。值勤兵都不认识蒋经国，又看他不像长官模样，就让他在会客室等。直到8点钟，姗姗来迟的王团长一见是蒋经国副处长，并得知他已经在此等候自己近两小时，不免惶恐起来，急得面红耳赤。这位王团长本是熊式辉的外甥女婿，平时自恃有熊式辉作靠山，谁也不怕，连保安处长廖士翘也要让他三分。然而，这次碰上的是蒋经国，自然是心虚不安。蒋经国当时对他未加责备，说话客客气气。越是这样，王团长内心越是不安。经此突袭后，他领教了蒋经国的特别作风，自动整饬团务，加强防卫，[2]不敢稍懈了。

蒋经国回国才一年多，还摆脱不了十几年苏联的生活习惯，喜欢过一个平民的生活。老蒋为了他的安全曾经派了十多个卫士来保护他，他都一一遣送回去了，只留下两个人在身边。他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穿着朴素，经常出现在南昌街头、商店、工厂、农村，谁也看不出他是来头不小的人物。有一天，他在府学前东侧的菜市场看见一个警察正在殴打一个菜农。那时，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光斗对部下欺压百姓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警察非常凶恶，欺压市民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百姓怨声载道，说：“南昌出了黄光斗，迷死猫儿害死狗。”

蒋经国实在看不下去，走上前把警察拉开。警察一看是个毛头小伙子，立即火冒三丈，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事！”

蒋经国没有回话，只是在身上摸出一张名片。警察一看名片上印着“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字样，一下子就蔫了，忙不迭向蒋经国敬礼。

蒋经国对那个警察说：“现在正宣传新生活运动，警察对老百姓要讲道理，哪能动手打人？下次如再胡闹，便要处分你！”

蒋经国教训警察的事很快传到黄光斗处，黄光斗担心蒋经国到蒋介石处告状，立即严令：“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警察打人，罪加一[3]等。”

当时南昌是抗战前方的后方，因此有不少来自京沪杭各地的爱国青年云集于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抗日意识和爱国情绪，纷纷组织起来宣传抗日。为了安置这批青年，熊式辉在南昌设立了一个江西青年服务团，并亲自任团长，但不参与具体事务。服务团的实权掌握在农工民主党人士王枕心手中，他是服务团的总干事，也是熊式辉的好友，与中共亦有历史渊源。夏征农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服务团的本部工作，其中何士德、孙席珍、程懋筠等人都是服务团的重要骨干。[4]当时，蒋经国经常去服务团与青年联谊。由于他没有架子，很多进步青年都很喜欢与他一起探讨问题，一起唱歌。当时曾在服务团工作[5]的雷宁这样写道：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吗？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竟能和谐，一起共鸣。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服务团为了促进江西的抗日救国活动，决定联合当地爱国人士许德珩、程宗宣等人，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一决议立即获得许多爱国青年的支持，蒋经国也被邀请参加成立大会。

然而，在成立大会上，江西省党部却派人来说这个会议没有经党部批准，是非法聚会，不准开。负责筹备会议的夏征农等人据理力争，说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正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蒋经国来到了会场。当他得知省党部派人来捣乱时非常生气，他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一个人喊：“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的，给我出去！”

那个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立即不再吭声，但仍然没有离开会场。蒋经国再次喊道：“我是保安处副处长，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6]团结御侮的大会，捣乱的人出去！”党部的人见蒋经国态度坚决，只好溜之大吉。

二　军训总队长

蒋经国在南昌的活动，与当时官场的规则格格不入，但地方官员也拿他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对蒋经国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熊式辉也没有什么办法。1938年5月，赣北战事稍见平息，熊式辉决定创办“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以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讲习院院址选在南昌市郊区梅岭。为了让蒋经国有事可做，熊式辉决定派他到讲习院去工作。于是，蒋经国由南昌市区来到了梅岭。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不少进步人士如许德珩、王造时、雷洁琼等人都被熊式辉延聘到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工作。熊式辉亲自兼任讲习院院长，省政府委员萧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个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煃兼副处长；训导处长许德珩，蒋经国和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7]兼副总队长，喻松任总队附，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

讲习院第一期共招收1200余名学员，训练期为三个月。参加受训者，一部分是沪宁沦陷区流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另一部分是来自于江西省各区、乡、镇的干部。蒋经国和副队长曾戛初、队附喻松把1200余名学员编成一个军训总队，总队下设4个营、12个连。苏联军政学院毕业的蒋经国对于军训自然是轻车熟路。但由于他身负军训总队队长兼训育副主任的重任，工作非常积极认真。对于每一个学员，他都亲自分配，并在注册表上签一个“蒋”字。军事教育除了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如编列队、学习“步兵操典”中的内容、进行枪击训练[8]外，还进行黑夜行军训练。

蒋经国不仅管军事教育，还管政治思想。他每天早上6点率领全体学员举行30分钟朝会，朝会中多半由许德珩或他自己作讲话，讲话的内容大都围绕抗战。许德珩先生有一次给学员讲《日本侵华史》时，要一位同学讲对田中奏折的理解，该同学不慎把东三省讲成了“满洲”。许先生当场大骂他是亡国奴。学员在朝会中了解了很多抗战新闻和国际时事，并深受教育，都非常喜欢这种教育方式。为了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蒋经国还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本印好栏目的日记本，要学员天天写，可以记事，写想法，提意见。他对学员的日记本经常亲自审阅，签名。他越阅签，学员就写得越起劲，以为这就是学[9]业之一，是成绩。

除了军训外，蒋经国还利用周末带领学员到农村去家访，了解农蒋经国不解地看着他。

民疾苦，并帮助农民劳动。农民见他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训导处主任许德珩非常欣赏蒋经国的苦干精神。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10]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

7月底，讲习院的第一期学员讲习期满，学员毕业后由省政府分配到各地工作。此时，由于赣北战事告急，讲习院停办。蒋经国也再次回到保安处。

三　新兵督练处长

回到保安处不久，蒋经国又有了新的任务。1938年9月，熊式辉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发表公告，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

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温泉，主要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很快，蒋经国就着手制定了练兵计划。他胃口很大，决定第一批要训练六个团。虽说他是列宁格勒军政学校毕业的，但他没有亲自带过兵。国民党的兵多半是抓来的，刚从农村抓来的壮丁甚至连做梦都开小差，一跑就是一大串，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因此，新兵进营没几天，便逃走了五六百人。

逃兵问题令蒋经国大为恼火，不知如何办。他找到训练处政治组副组长徐君虎商讨对策，徐为蒋经国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

徐君虎对蒋经国说：“你得先多设置几个牢头禁子才行。”“新兵营营房里，成百壮丁关在一间房内，屎尿拉得满地都是，比看守犯人还严，哪能不逃跑？”

蒋经国说：“你给想个根治的办法。”

徐君虎早有构想，当即掏出写满字的纸给他，说：“这八条措施，你能不能采纳？”

蒋经国认真地看起来。这八条措施是：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时与全体官兵的留影一、将营房周围村子全部划归新兵训练处，给予新兵大范围内活动自由，以解除其精神压力；二、禁止体罚新兵；三、参照苏俄军营设立列宁室的办法，新兵营设中正室，开展读书、玩牌、打球等娱乐活动；四、改善新兵生活，设置生活车，放电影、发慰劳品；五、实行新兵家属优抚条例（服役期间，每年给士兵家属发放谷物钱钞，佃主对在役兵员租佃的田土不得解雇改佃）；六、成立优属委员会，允许军属来营房探亲；七、向新兵原籍之县、乡、保、甲送达优抚条例，并检查其执行情况，条例上大书“蒋经国敬托”五个大红字；八、枪决罪大恶极之兵贩子以儆效尤。

蒋经国看后大喜，立即同意执行。当即委任徐君虎为“优待军属委员会”总干事，要求徐君虎认真实施这八条措施。很快，逃兵现象减少了。

蒋经国认为光有这些措施还不能让新兵安心受训，得从思想上教育士兵，让士兵有爱国爱家乡的感情，自愿保家卫国。为此，他想到了在苏联军校和野营训练时的情形，他高兴地对徐君虎说：“我们还要加强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即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要深入地对士兵进行保家卫国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说明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把国家的安危和他们的家庭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

对于军官教育，他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从蒋介石的教诲，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记）》等列为军官必读书籍。他还经常对军官说：“我们要关心士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官长要去掉军阀作风，不许随便打骂士兵。”

蒋经国又对一些“专以卖身给有钱人家顶替壮丁来赚钱的兵痞”进行惩处。这些兵痞十分可恶，他们卖一次得一笔钱，到了部队就跑，跑出来吃喝嫖赌干坏事，钱花光了再卖，有的已经卖过三次了。他对这样的“兵痞”执法如山，严惩不贷！

新官新作风，蒋经国率先垂范，树立榜样。他把苏联的官兵关系搬过来，运用自如。他自己本来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如同家人。许多青年军官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赣南11县的驻军团长，过去常拥兵自重，不把省政府和专署放在眼里。省里委任县长需他们首肯，方能上任。省里的军事会议他们都拒不参加。可是，有一次熊式辉却见蒋经国带着好几名团长去省府玩，谈笑风生，异常亲热。熊式辉见状大吃一惊：这些骄横的家伙连我都不买账，为什么会跟着蒋公子转？他派人打听，这些团长们说：“士为知己者死，俺这一腔热血就卖给识货的。蒋处长把我们兄弟当人看，我们自然拥戴他。”后来，国民党要将温泉四个团调往前线，官兵们不肯出发，通电非要蒋经国当军长他们才肯去，经徐君虎出面协调才[11]解了这个结。

训练新兵的成功，使蒋经国出了名。李宗仁想组织学生军，建议蒋介石任命蒋经国当军长；苏联援助中国抗日预备赠送一批新式兵器，何应钦想用这批兵器成立机械化师，就向蒋介石推荐蒋经国当师长。尽管他们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但蒋介石对儿子初涉政界、军界即崭露头角十分得意，曾指示国民党一些部队派人到江西新兵督练处参观。后来，蒋经国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12]兵实纪》。临川温泉练兵，是蒋经国事业的开端，为他以后在政治、军事上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四　代理行署专员

关于蒋经国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员公署专员的原因，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政学系熊式辉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结果，是有意讨好老蒋。也有学者认为蒋经国到赣南来主政，纯属是历史的[13]巧合。无论是艺术还是巧合，当时的赣南除了蒋经国，其他人去做专员还真是干不了。

赣南为江西的化外之境，长期以来省政府鞭长莫及。赣南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十分优越。它包括赣县、南康、上犹、大余、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11县，面积2.39万平方公里。

1930年，中共在瑞金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消灭红军，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总指挥，统辖14个师两个旅，从南线向中央苏区发起攻击。陈济棠以余汉谋的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和桂系王赞斌师合编为第一纵队，将部队布置在安远、信丰、南康、赣县桃江沿河一带，向瑞金、兴国进攻，余汉谋任指挥官；以驻粤兴、梅地区李扬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编为第二纵队，布置在寻乌、武平一带，由李扬敬任指挥官，向会昌筠门岭进攻。为便于军事指挥和军饷调拨，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将第十一、十三行政区合并，改组为赣南政务专员公署，直隶于“赣、粤、闽、鄂剿共军”南路总司令部，受“剿共”军南路第一纵队指挥，所辖范围由原来的赣县、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康六县扩至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11县，即后来第四行政区所辖范围。

随后，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军部驻大余城，下辖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师部进驻赣州；第二师（师长叶肇）驻扎信丰县城，第三师（师长由余汉谋兼任）师部驻大余县城，其兵力分驻于赣县等11县及邻近的粤北南雄、连平等地。粤军驻赣，行政上垄断县长任命权。11县及边沿各县县长均须由粤军方面推荐任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只是行发“委任状”。

1935年，赣南11县被划分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赣南派了专员。但是，赣南仍控制在粤军手中。5月22日，余汉谋颁发《经济封锁条例》，对赣南民众进行超经济掠夺，独占了赣州至韶关及相关公路的税费收入，控制了西华山、大吉山、岿美山等钨矿的钨砂税收，肆意增加田赋和租税。李振球还在赣州开设“利民百货商场”，垄断商业，由此奠定粤军在赣南的经济基础。总之，粤军入赣，操纵行政，垄断经济，民不聊生。赣南百姓头脑中最熟悉的是张发奎、余汉谋、李振球，问到江西省主席是谁，第四区专员是谁，倒是十有九不知。熊式辉虽为江西省主席，却不敢轻易到赣南去。

其实，熊式辉不敢轻易去赣南，除了赣南是粤军势力范围外，还怕赣南的土匪民团。当时赣南有三大股土匪。最大的那股土匪头子是赖天球，他本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师长赖世璜的部下。赖世璜是赣南石城人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熊式辉的同学。北伐时，赖世璜担任江西第四师师长，驻守瑞金。经熊式辉游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赖仍任师长，熊任党代表。后来，赖、熊之间产生了分歧。在宁汉对立时，汪精卫曾派人去找赖世璜，希望赖脱离蒋介石。事情败露后，赖世璜被蒋介石扣押，送往南京候审，并被草率处决于陆军监狱。于是，熊式辉接任师长，但同时也背上了卖友求荣的罪名。赖世璜手下有5000多人马被熊式辉吞并了，但也有少数旧部回到家乡。抗战爆发后，赖世璜的旧部赖天球在赣南成立民团，以抗日为名，与熊式辉和省保安部队作对。另两股土匪的头子，一个是大余人刘卓夫，一个是信丰人王廷骥，他们也是赖世璜的旧部。后来，熊式辉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将这三股土匪民团收编为江西省保安团，委任赖天球、刘卓夫、王廷骥为保安团长。他们虽然被熊式辉招安，但从来不听省府的命令。熊式辉当了七年的江西省长，从来不敢去赣南，赖天球他们三个团长在蒋经国去赣南之前，也没有去过南昌。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

1937年9月，熊式辉任命马葆珩为第四区专员，因赣南保安团的作梗，马任职仅半年就卷起铺盖一走了之。熊式辉认为，将来江西省会南迁泰和、广东省会北迁韶关之后，赣南势将成为粤赣两省重要的交汇地，不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向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要来了刘己达。刘己达是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的学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深得康泽信任。于是，熊式辉任命刘己达为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刘己达到赣州后，确想做出点成绩，以报答熊式辉的栽培之恩。上台伊始，他就想解决地方的社会问题，诸如烟、赌、娼等，但遭到了军方势力的抵制。地方保安团的违法乱纪，也使刘感到十分恼火。一次，专署警察局抓获了一名鸦片烟吸食犯人，经查是驻南康保安团的一副大队长。刘己达正愁没有机会警告一下保安团，于是呈报熊式辉，将其关押起来。此事触怒了驻南康保安团长赖天球。他虽不敢公开干预，但却决心寻机报复。其余两个保安团长也频频对刘己达施压。可刘己达仗着熊式辉，坚决要严办吸食鸦片的大队副。双方因此闹僵，以至于专署官员不敢出城（赣州离潭口保安团驻地仅30华里），保安团官兵也不会贸然进城，刘己达虽为专员，却只能管辖赣州镇和赣县的弹丸之地，心中忧闷不已。

1939年初，日军沿南浔路向南昌进攻。2月，熊式辉率江西省政府机关南迁泰和。3月27日，日军占领南昌。蒋经国和温泉新兵督练处机关也南迁至赣州城北郊的黎芫背村，继续进行新兵督练。蒋经国到赣州后，很快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对于专员刘己达与地方保安团的不和，也逐渐知道了。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刘己达与赖天球等人都非常巴结蒋经国，彼此之间也就很快熟悉了。

蒋经国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他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1939年4月某日，蒋经国邀刘己达一同前往南康潭口保安团驻地视察和慰问，车抵潭口，受到了以赖天球为团长的保安团官兵的欢迎。蒋经国首先在台阶上对官兵发表慰问讲话，刘己达则站在一边。突然，在人群中有人高喊“打倒刘己达，保护蒋处长！”话音刚落，便有几个保安团士兵冲上前，劈头盖脸地向刘己达打去。刘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和雨点般的拳头吓得浑身发抖，急忙躲到蒋经国的背后，死抱着他不放，冲上来的人意欲把刘己达拉出来好好“修理”，便七手八脚地扒刘的手，谁知扒来扒去，竟把蒋经国的手扒脱了臼，痛得他直冒汗。蒋经国大声叫道：“你们不要打刘专员，要打就打我好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赖天球只好出面平息这纷乱的场面。原本想羞辱刘己达的保安团官兵，没想到会扒伤蒋经国的手。他们内心也非常惶恐，纷纷退回到礼堂。蒋经国也因手被扒伤，甚感[14]不悦，晚饭也没吃，便返回赣州城了。

南康潭口之行，虽然在蒋经国的全力保护下刘己达免受了皮肉之苦，但他深感赣南是个是非之地，自己难以立足，遂向熊式辉提出辞呈，并推荐蒋经国继任。熊式辉任命的几任专员都被赶走，的确有失面子。此时，刘己达推荐蒋经国继任，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赣南的民团再厉害，也不敢在太子头上动土。于是，熊式辉顺水推舟，决定让蒋经国到赣南去试一试。1939年6月3日，熊式辉签署了江西省政府泰秘安字第659号令，委任蒋经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理专员兼保安司令”。就这样，蒋经国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1940年1月27日，国民政府“渝字第226号”正式简派“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15]令”。

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后，凭借他独特的身份和个人魄力，很快将赣南11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广东实力派手中夺回了各县的人事权和财政权，重新将赣南纳入到江西省的统辖范围。

第五章　扬名新赣南

一　严禁烟赌娼

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是从严禁烟赌、转移风气开始的。从蒋经国写给父母的信中可知，他上任才十几天即“已开始严禁烟赌”。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他说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就南康一县，每年在烟的消耗上就得花去370万元，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明确表[1]示“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指出禁绝烟赌娼，目的是要使政治走向清明之道、社会在良好秩序下发展和人民在优良环境下生活。

禁烟

烟、赌、娼三害，烟为首，于是蒋经国决定从禁烟开始。他在布告禁烟之前，把赣州的头面人物召了来开恳谈会。他对他们说：“诸位，你们是赣州城高山仰止的知名之士，今天请诸位屈尊前来，为的是禁绝‘三害’！赣南是东南战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地位十分重要！大敌当前，后方不巩固不众志成城，何以抗日？这赣州城‘三害’之多，诸位有目共睹，鸦片烟馆就有20多家。赣南人民，平均15人中就有一人吸烟。大家要学习林则徐查禁鸦片的精神，严办[2]一切种烟、贩烟、吸烟的坏分子。”

烟毒的确为中国第一大公害，然而当时国民政府虽然高唱严禁烟毒，但各省为了征税自肥，往往执行的是“寓禁于征”的政策，就是罚而不禁。抗战前，赣州规定为绝对禁毒区，不准开设土膏行和不准运烟土过境，但熊式辉的省政府在赣州设立了“特种物品公卖处”，公开保护贩卖烟土。南昌沦陷后，督禁处暂移吉安，部分土膏欲移藏赣州。县府表示须请示专署，而和记兴隆烟土行老板自以为不成问题，竟先将烟土运来赣州，租房封藏。

和记兴隆土膏行私藏烟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蒋经国处。听到消息后，他立即派人去调查和记兴隆土膏行，了解到这家商行来头确实不小，中央和省里不少要员都有股份。它原址在南昌，南昌沦陷后，商行迁至赣州，不仅贩卖烟土，而且还聚赌，成了赣州的一大公害。

敢不敢收拾这个有强硬后台的土膏行，这是赣南老百姓对蒋经国的第一个考验。经过反复考虑，蒋经国决定拿它开刀，敲山震虎。他很认真地对主任秘书徐君虎说：“我们要搞几件别人不敢做的事，树[3]立专署的威信。我打算先从‘和记土膏行’开刀，你看怎么样？”

徐君虎深表同意。于是，蒋经国把警察局长和主任秘书找来商量，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轻举妄动，只有拿到赃证才能使这些人低头认罪。他立即严密部署，让警察局长杨安中一面微服私访，一面派秘密警察到和记兴隆商行门前暗中监视。很快，蒋经国就掌握了确凿证据，随即张贴布告，深夜派人查抄。

查抄和记商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和江西临时省会泰和城，于是各路求情电报纷纷被送到了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并不理会各路求情电报，命令警察局长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久，江西省府和重庆军委会督禁处都派人来要求专署启封发还烟土。蒋经国找来赣县县长吴剑真询问有关规定。吴县长把存在档案中有关赣州为禁毒区的规定和以前办理禁毒案件的卷宗交小蒋查阅，建议据理严究，并指出事前未打招呼和关照，定系偷运私贩。土膏行托商会求情，甘认罚款，请启封运回吉安，军委会与省府又连电专署县府发还具报。蒋经国犯了难，既怕不毁烟会丢面子，又觉得毁烟就与上级顶撞也不好下台。徐君虎献计说：“罚他一大笔款，以作建设新赣南的费用算了。”

蒋经国同意，遂责成徐君虎去处理此案。土膏行也不敢和蒋经国作对，恳求罚款了事。后经赣州商会刘甲第会长和赣县县长吴剑真从中周旋，烟土行交款1.5万元，让他再找几家大商号做铺保，永不再贩卖鸦片，就释放了。蒋经国处理和记兴隆土膏行案，轰动了全赣州城。

这次禁烟活动由于受到上司的干预打了折扣，蒋经国心里很不痛快。但蒋经国并不气馁，他决定实施强硬措施。他提出对“禁烟、禁赌、禁娼”要用“霹雳手段”，不能“菩萨心肠”。他宣布以一年为禁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死刑。对为抓到的烟贩求情的，连求情者一律枪决。

那时，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粤军开办的土膏行，经理也是广东人。他对蒋经国的禁烟没有放在眼里。不料，专署突然派了区保安司令部谍报参谋龚景带领武装到行里查封烟土，把19箱烟土全部搬上卡车运走了。19箱烟土，数字非同小可，每箱100斤值银洋1万元，1900斤共值银洋近20万元。

为了避免重蹈上次覆辙，蒋经国决定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处理。在没收烟土的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的各界代表联席大会上宣布：将没收宝成行的土膏19箱，全部焚烧。宣布完毕，蒋经国即将19箱土膏集中在专署操场上当众烧毁。查封、烧毁宝成行土膏一事，震动了整个赣州城，烟贩、烟鬼大惊失色，市民对蒋经国的魄力[4]深感佩服。

一天中午，赣州响起了空袭警报，市民纷纷进城躲避敌机，有两个瘾君子烟瘾大发，乘放警报的机会，躲进北门内八境台附近一家民房里，抽鸦片过老瘾。结果被巡警队员抓了个现行。蒋经国听说抓来的是富商子弟，而且很有来头，正中下怀，当时他很想抓几个有来头而又敢违反其令的典型，重办几个，立立虎威，压压邪气。蒋经国便命令将两个犯人解送专署军法室听候处理。朱仲农是南昌大陆银行经理朱明荪的儿子，傅二老板是美奂煤油公司买办傅调之弟。朱、傅二家都是南昌财团的大资本家。二人被抓后，家属四处托人疏通求情，表示愿意捐献一架飞机，为蒋委员长祝寿，支援抗战，以求赎罪保命。蒋经国听后说，有钱可以买命，今后还禁什么烟？朱、傅一看此招不灵，跑到泰和去送厚礼，并找到省主席熊式辉。熊答应救人，拍了一个急电给四区专署：“把烟犯解送省府军法处审理。”蒋经国接到电报，立即判处烟犯死刑，马上执行，同时电复熊式辉：“烟犯早已处[5]决。”

蒋经国在赣州焚烧烟土，枪毙烟犯，不但轰动赣、粤、湘三省，而且惊动全国。由于国民党禁烟是假，抽税是真，因此与禁烟、征税有关的官员们感到惊惶失措，熊式辉也认为蒋经国的严禁烟毒影响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都纷纷向重庆告状。不久，重庆侍从室给蒋经国拍来急电，要求蒋经国不得违背“寓禁于征”的原则。这样，蒋经国的禁烟运动再也难以进行下去。尽管如此，蒋经国的禁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他说：经过近一年来的禁烟，在赣南大体上可以说已经禁绝，过去烟雾迷漫的地方在赣南到处都是，但是，现在虽在万山层叠中，亦不再看到所谓“高等谈话所”的烟馆存在。“在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姓魏挑夫，他说：‘从前吸过三年的鸦片，现在你们强迫我们戒除，当时觉得很不舒服，现在戒了后，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时，我对他说：‘人家做了人之后，才做鬼，他们做了鬼之后，才[6]做人。’”客观地说，在赣南禁烟并非始于蒋经国，在此之前赣南即[7]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说说而已。然而，蒋经国的禁烟却是真刀真枪，实施严禁政策，因此严厉地打击了烟毒烟贩，取得了显著成效。

禁赌

在粤军势力的控制下赣州赌风一点都不亚于广州，赌场比比皆是。赌博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蒋经国在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开始将重点转向禁赌。他颁布告示：“在抗战期间，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后方百姓聚赌不务正业，不符合全民抗战的精神，通告严令禁止，如敢故违，严惩不贷！”他说：“我们要禁绝赌博，是为了要使政治向清明的道上走去，就是为了要使社会在良好的秩序下发展，就是要使赣南的人民在正当的优良的环境里，过着工作、娱乐、[8]休息的生活。”

禁赌之初，蒋经国也不敢蛮干。他决定先拍“苍蝇”，再打“老虎”。于是，赣州城内的小赌徒们遭殃了。有一次，有湖南汝城人何某，其祖父前清做过赣州的军门。何某有一妻一妾，过着富豪生活，但没有政治靠山。一天，他家来了客人，何便与妻妾陪客打纸牌。结果被蒋经国的便衣禁赌队抓住，连人带回专署。何某愿意出钱罚款，但蒋经国有意不允。次日，在赣州公园举行各机关联合纪念周，蒋经国勒令何某跪在讲台前，并宣布何违禁聚赌，罚修葺公园，使何某颜面尽失。

中小赌场老板见蒋经国雷厉风行禁赌，纷纷关门，自动收场。在整个赣州城内，只有两家大户头仍在暗中聚赌。一是赣州商会会长刘甲第家。刘甲第是北平私立国民大学毕业，练就一笔好颜体字，城中各店面铺子的招牌横匾几乎都出自他的手。他不仅生意文墨俱佳，而且挺有政治势力。红军攻打赣州城时，他曾组织商团与守军长官马昆配合，硬是三次守住了古城，他因此得到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后来他又与广东军阀打得火热，得到广东省参议的头衔。蒋经国禁赌后，他虽然不能跟“蒋太子”公开抗衡，但却继续聚赌，只是加强了警戒而已。

其实，蒋经国曾经与刘甲第打过交道。事情是这样的，刘甲第上街常常坐自备人力车，高高在上，车两旁跟着四个手提匣枪的保镖跟车保护。有一次，蒋经国在大街上与其威风凛凛的人力车碰了个对面，刘甲第没有停车，只是点点头，蒋经国也点点头回礼，人力车与保镖一跑而过。刚刚上任的蒋经国对刘甲第这种招摇很不以为然。第二天上午，蒋经国前往刘甲第府上登门拜访。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说：“刘先生上街，怎么带四个持枪护卫，是什么原因？”刘甲第煞有其事地回答说：“蒋专员，你初来赣南，你不知道，这里的土匪、强盗横行，我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不得不出门带保镖，以防意外。”蒋经国听后说：“刘先生，今后你上街，请你不要再带保镖，倘若你的性命遇到危险，由我蒋经国负责偿命，你看好不好？因为这样出门过市，实在对赣南来说太不雅观，传说起来不好。”蒋经国说罢告辞，从此以[9]后，刘甲第出门再也不敢这么招摇了。

另一家是利民百货商场，后台老板是广东军人、国民党中将军长李振球。他是利民商场的大股东。经理卢中坚，是李的亲信。利民的资本雄厚，生意兴隆。平时常有来自京沪港澳各地的客商和走私单帮，还有广东方面的军人、政客，卢经理对这些外来宾客无不殷勤接待。于是利民商场三楼大厅就成了这些来客的俱乐部，酒足饭饱之后就聚赌为乐，起初打打麻将，到后来推牌九、押宝，样样都来。赌注越来越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经理卢中坚坐庄抽头。赌客中有军人、商人、政客、流氓各色人等，有的腰缠万贯，插手枪上赌场，赌得昏天黑地，输红了眼就打架。蒋经国开始禁赌后，他们仍然通宵达旦地大赌。这两处尽人皆知的大赌窟，由于他们靠山硬、戒备严，虽然蒋经国严令禁赌、抓赌，但总无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蒋经国考虑，如果老是这样任其赌下去，实有损专署威信，而且将影响其他政令的贯彻执行。于是，他勒令区署、警局、省警二大队和专署特务室，开会商议解决这两大赌窟问题。各部门研究后，认为这两家赌场牵涉到广东、赣州两帮的豪绅政客，如果贸然查封将得罪相当多人，如果稍有疏忽，甚至可能闹出大事难以收场。

经过周密筹划，蒋经国于某日半夜12时，带领特别行动组全班人马，奔赴公园前利民商场。行动组派人先把守住前、后门，蒋经国带着其余人马利用送清汤的老倌，骗过守卫，打开大门，冲进利民商场，一气端掉三楼赌场，抓获数十名赌徒，收缴现洋、钞票、首饰等[10]赌资近2万元。

蒋经国亲自讯问赌徒。凡是机关职员，带押专署，由各机关主管亲来具保，本人写具悔过书后才释放。凡是商家，视其资产厚薄缴纳罚金。尽管如此，由于此案涉及广东军方，蒋经国为了避免与广东方面发生摩擦，从破案到结束，一直没有公开处理。最后，还是由利民商场卢中坚经理出面，写下书面悔过，保证今后不再开赌，并且认捐3万元作为儿童新村建设费。蒋经国夜查利民商场，使刘甲第的大赌窝有了较大的收敛，禁赌行动初见成效。

但是，赣州赌风已盛，赌瘾太大，禁而不绝。蒋经国为此十分恼火，又想出一个办法：凡以后抓到的赌徒，就押到公园去罚跪三天，上下午各跪三个小时。于是，那一段时间，赣州公园经常有赌徒罚跪，抓得多的时候能跪成一排。这办法很灵，爱赌的头面人物，怕罚跪受罪丢面子，不敢以身试法，赌风也一度被刹住。

然而，就在大家不敢以身试法时，禁赌队却抓住了四位官太太打麻将。她们分别是江西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太太，行政专署秘书杨万昌的太太，南昌市立银行总经理贺济仓的太太，赣州盐务局长的太太。接到报告后，蒋经国说：“管她是什么太太，犯了禁，就得罚跪。”结果，四位官太太在公园被罚跪三天。司令太太和秘书太太被罚跪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赣州城，市民纷纷前来观看。秘书杨万昌因[11]妻子被罚跪，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辞职而去。

经过蒋经国雷厉风行的禁赌运动，赣州城内的赌风得到彻底的控制。蒋经国在总结大会上说：“我们虽则不能说，赣南已再没有赌案[12]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赣南再不会听到赌声彻夜的事情了。”

禁娼

民国时期，各大小城镇都有娼妓。赣南11县共有150家妓院，经过政府登记的娼妓就有687名。当时各县的财政收入有不少是来自于妓院的税收。但经过十几年苏俄共产革命熏陶的蒋经国认为，娼妓同烟赌一样，都是社会的公害。要建设新赣南，就应该取缔娼妓。

1939年底，蒋经国颁布了禁娼令，要求取缔娼妓，将公娼安排到工厂做工，裁撤征收妓院税机构。为了顺利地推行禁娼令，蒋经国首先从身边做起，明令禁止公务员嫖娼。一旦发现公务员嫖娼，立即予以严厉处治。其次，在赣州查办小规模的妓院。其三，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和社会各界代表会议，重申禁烟、禁赌、禁娼的决心，下令赣县县政府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安排妓女从良。

蒋经国的禁娼行为，不仅断了妓院老板的财路，端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还触及了妓院后台老板的利益。他们都是广东帮、吉泰帮、赣州帮的头面人物，其中也有地方豪绅。他们一面让妓院的老板娘跑到区署来撒泼，大哭大闹，一面纷纷托请头面人物前来讲情。蒋经国下令赣县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后，赣县的“三刘”，即参议员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纷纷前来找负责禁娼的徐浩然，抗议停收花捐，关闭妓院。理由是，这笔花捐数目不小，停收会影响地方建设经费，并说妓院老板愿意增加税额，何况建设新赣南也需要钱，希望蒋经国再三考虑。

但蒋经国不为所动，他说：“我们要除暴安良，建设新赣南，必须坚决查禁烟赌娼三害！”由于蒋经国要求严厉执行禁娼令，禁娼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赣县县政府当真做到了停收花捐，关闭妓院。1940年上半年，赣州原有的公娼全被取缔了，私娼也被捉获了不少。上犹县长王继春，是蒋经国的学生，他在上犹县严厉实施禁娼，捣毁了各集镇的妓院，严禁暗娼活动，强令县城卖淫惯犯游街示众。王县长还经常日访夜察，化装私行，抓到嫖客轻则罚款罚役，重则送去牢房关押十天半月。当时有民谣赞他：“四股梆硬王县长，狠杀嫖[13]赌砸烟枪。少年抓去充壮丁，老人抓着坐班房。”

对于烟赌娼，一时禁止容易，长时间禁绝却难。对于这一点，蒋经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到1941年，他还强调：“对于烟赌娼，大家要特别注意，非达到禁绝的目的不可，烟赌娼是我们中国历史流传下来的炸弹，它已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危险，阻止了时代的前进，蒙蔽了社会的光明，它是摧残民族生命的要素，它是妨害抗战建国的恶贼。现在我们严禁烟赌娼是时代所决定的，是合乎社会要求的，我们决不姑息，抱着最大的决心，来求得禁政的成功。”“有人说把娼禁掉，没有花捐，政府要减少税收，同时又会影响市面的繁荣。其实，就现在赣州来说，禁娼以后，市面并没有减少繁荣，花捐取消了，政府还是一样的做事，所以说要影响市面，减少税收的论调，是非常错误[14]的。”

二　打击腐恶势力

在严禁烟赌娼的同时，蒋经国也表示不能容忍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致使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现状。他明确将“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界定为“我们的敌人”，妨碍抗战建国和新政推行的腐恶势力。他认为“要铲除封建余孽和土豪劣绅，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非铲除有碍[15]于抗战建国的腐恶势力不可”。为此，一方面，他要求并采用拘案、监禁、罚款、罚做苦工、用“罪恶板”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地方武力都是被“一般土豪劣绅所把持”和“落伍的军人”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整编自卫队为统一的国防性武力、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力图彻底剿灭非法武装。这些主张的实行，对土豪劣绅恶势力是沉重的打击，其武断乡曲、恃势干政的局面，也就大有改观。

处决任锡章

官吏不廉，贪污贿赂成风是旧中国的社会毒瘤，赣南也不例外。尚未受到官场侵蚀的蒋经国，对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可谓深恶痛绝。他将干部的私欲和腐化视为比土豪劣绅、烟赌匪祸更为可怕的大危险，认为乱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匪相同，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他指出，一定要肃清贪官污吏，严惩贪赃枉法之人，以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维护正义和公平。因此，他常告诫部属，务必廉洁自持，做人民公仆。[16]如有贪污，必定严惩。

然而，就在蒋经国大力破旧除害之际，他的得意门生却卷入了贪污之列。因而，有了挥泪斩马谡，处决任锡章的佳话。

抗战期间，国人拒绝使用日货，将日货称为仇货，国统区各地都设有负责查禁日货的“仇货检查队”，防止奸商贩卖日货。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后，任命自己的得意学生任锡章为赣州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章，江西九江人，原属蒋经国在新兵督练处的秘书。三青团干训班出身，是蒋经国的得意门生。

起初，任锡章为了不辜负蒋经国的栽培，对日货搜查非常严格，执法如山，六亲不认。仇货检查队的权力大得很，他们戴着红袖章，可以随意进出各大商店与货栈仓库，拆包检查。查到了有疑问的货，立刻贴上临时封条，把全部账本拿回去审查，如果证实了是走私的仇货，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还要戴上一顶“卖国奸商”的高帽子游街，万人唾骂。不但不法商人，就是正常的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见了仇货检查队的人员都怕。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拉拢讨好仇货检查队队员。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任锡章，他们更是想尽各种办法，又请吃又送礼。渐渐地，任锡章经不住诱惑，开始接受各种请吃，收受各种礼品，并且将“验样”扣留，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样品就顺理成章地放在仇货检查队。因此，也就出现“塞狗洞”案件。

广益昌是一家从南昌迁到赣州来的大绸布百货商店。广益昌早在1938年买进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厂的高档毛料，刚刚运到赣州，就被另一缉私队在拆包检查时，硬剪去四码作“检样”。这批被剪掉四码的毛料，被仇货检查队发现了。仇货检查队认为广益昌老板玩花样搞名堂，企图偷税漏税，又说这批毛料来路有问题，于是贴上封条听候查处，以“私自盗卖查封仇货”的罪名，要法办广益昌。商店徐经理找到任锡章疏通，任示意可以私了，但要罚款4000光洋，因为数字太大，经理不敢答应。恰巧有人发现被剪去的四码毛料正放在委托社公开寄卖。于是广益昌立即派人买了回来，并补接上去，一码也不缺。因此，广益昌“私自盗卖仇货”的事就不存在了，但任锡章不肯罢休，广益昌被罚了银洋800元。店里不要收条，队里也不上报，任锡章和队员私下分掉了。可是怎么下账呢？账房周霖祥遵照徐经理吩咐，上了广益昌交际费的账。因为这800块钱是银洋不是法币，全店人无不大伤脑筋。而账房周霖祥心里也不服气，便在这笔账目下注上了“塞狗洞”三个小字。碰巧税务人员来查账时，竟然发现了这三个字，就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记下来向专署情报室送了一份材料。专署情报室接到关于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员在广益昌敲诈勒索的材料后，即刻向蒋经国上报。当时，蒋经国正在大张旗鼓查处贪污，整顿政纪，树立新风。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培养起来的学生却偏偏不争气，暗中在贪赃枉法。特别是“塞狗洞”三个字，犹如芒刺。他立即提笔批道：“交军法室查实严办！”

军法室很快查清了任锡章及其队员在检查仇货过程中吃请受贿，敲诈勒索等事实。蒋经国看罢查案结果，大受刺激。下令立即逮捕任锡章，予以严惩。但到底怎样严惩，蒋经国非常为难。据承办此案的蒋善初回忆，当时军法室的意见是判处任锡章15年有期徒刑。蒋经国接到案卷后，在办公室整整犹豫了四个小时，最后在案卷上批了“死刑”两个字，并让蒋善初“执行以后，好好安葬，对他的妻儿要[17]妥善安排”。

从枪决任锡章这件事来看，蒋经国在治理赣南之初，对澄清吏治，是下了狠心的。处决任锡章使蒋经国赢得了“执法不阿”的美名，但同时也反映了蒋经国在政治上多少有些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的作风，常常用他个人的意志去代替法律。

处决任锡章后，公务人员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改观。1940年12月，他还制定了第四行政区公务人员服务公约，令所有公务人员熟读牢记：一、信仰三民主义。二、服从长官命令。三、遵守政府法令。四、接近广大民众。五、尊重民众意见。六、实行自我教育。七、爱护公家物品。八、不怕死不偷懒。九、不嫖赌不贪污。十、不骄傲不[18]招摇。十一、养成高尚人格。十二、锻炼强健身体。

活捉唐老虎

当时的赣南，绅权膨胀，政权衰微。广东军事势力、地方保安团队各立门户，各地土豪劣绅，筑堡自固，抗捐抗粮，毫无限制。“在崇义的文英墟，区署打死了一个土匪，那一个繁荣的市镇，就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在定南，县长曾经被土匪劫去。在前年，安远的县长被当地强暴的老百姓捆着游街。在上犹，县长亦曾经被绑着游街。”[19]

蒋经国认为要建设新赣南，必须打击土豪劣绅，安定地方。他警告土豪劣绅说：“我与土豪劣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决无第二条路，你们想做人，就得听从政令，改过自新。”并正式通令：“凡阻碍政府法令的便是土劣汉奸，对于土劣汉奸应严密查办。”“唐老虎”是安远县新田乡大财主唐立靖的绰号。唐在兄弟之间排行末尾，大家习惯叫他老满牯。百姓因恨他贪人之物，吞人之财，犹如马牯之肚，胃口很大，便有意地用谐音叫他“老马牯”。老马牯放钱放谷债，有个老行规：“钱出门加一”、“谷出门对加”。借了他的债，本加利，利滚利，本利相滚，越滚越大，一生一世也难以还清。他也知道别人还不清他的债，但他也不担心。因为凡借债的不光要写借契，言明本利若干和还期，还要用田地、房子抵当。借债人如果还不起，就将田地、房屋贱卖给他。如此，唐老虎放债越来越大，吞人财产也越来越多。他为富又不仁，成了地方的一霸。

活该唐老虎倒霉。蒋经国新官上任，正到处寻找靶子，高调打击土豪劣绅。那些被唐老虎欺压的百姓，纷纷向他告状。于是，蒋经国知道“唐老虎”，并决心为民除害。1941年的6月间，蒋经国率领十几名便衣队员，从寻乌进入与安远交界的大山林，直奔九如围，将唐立靖抓获。并将他的800块光洋，30来支土铳洋枪全部收缴，唐老虎也被带回赣州，关在天竺山上的强民工厂的牢笼里。

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蒋专员活擒唐老虎”的消息。

唐老虎被捉后，唐家央求乡间绅士和地方官员通融。两个月之后，赣南专员公署发文，对唐老虎罚款2万元法币，并警告说：“倘不如期缴纳，罚款加倍处理。”唐家收到通知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已，唐家将地下埋藏的光洋挖出来，另卖了几亩田地，方才将钱备齐。唐家将钱交到公署后，会计还给了唐家一张收据，写着“兹收到安远县新田乡唐立靖乐捐建设新赣南法币贰万元整”，并盖有蒋经[20]国的大印和四方官印。钱一交清，人也就放出来了。

蒋经国在打击土匪劣绅时，也并不是一味蛮干，而是剿抚并用。他公开说：“我们对于赣南匪情的处置，很早就提出‘不用一颗子弹来消灭土匪’的口号，我们希望用政法的力量，用教育的力量来消灭土匪。‘杀’仅是一个消极办法，积极的工作还是应当如何地去教育他们，我们应当这样想，老百姓当土匪，公务人员是应当负起这个责任来的。我们对于赣南的土匪，展开政治力量，利用清乡工作，来肃[21]清他们。”

崇义县土匪头子周盛连就是被蒋经国招安的。崇义县位于赣南西部，山多田少，税捐多如牛毛，百姓生活困苦，不少人被逼上山为匪，啸聚山林。周盛连不似一般土匪，倒像绿林好汉，常将拦路抢来的钱赈济地方穷人。蒋经国了解情况后，决心亲自去拜访周盛连，收服这股土匪。周盛连见蒋经国诚心拜访，非常感动，并热情接待了他。周盛连最后对蒋经国说：“我不是生来就要当土匪的，是地方上的贪官逼得我走上梁山，落草为寇。我做了土匪，本来你应该办我杀我，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你为了地方，想治好赣南，不要有人为匪，让人民安居乐业，身为蒋委员长的公子、本地专员，有福不享，却翻山越岭，亲自来找我这个坏蛋说好话。我现在保证，只要你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为地方求个好。我说话算数，说一[22]不二，决不做小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蒋经国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招安了周盛连及其手下的34名小土匪头子。

由于他拥有特殊的权力和锐意进取的闯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赣南原先肆意对抗政府和践踏百姓的地方恶霸势力得到遏制，并有所收敛。到1939年底，蒋经国指挥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2246名盗[23]匪，处死若干重犯。“并有46个匪首，541个土匪向保安司令部自[24]首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特派新闻记者曹聚仁在报道中称赞蒋经国，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25]近乎奇迹。”蒋经国的强势政治，的确成效显著，省政府的政令，基本能在赣南推行了，赣南由化外之地回归为化内之地。蒋经国在赣南的“除暴安良”，也得到了赣南百姓的衷心拥护。赣南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蒋青天”。

三　三年建设计划

蒋经国胸怀大志，严禁烟赌娼，打击土匪对他而言，只是小试牛刀。此时的他，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他说，烟赌娼匪的彻底肃清，社会风气逐渐改革，建设新赣南的初步基础已经从容奠定了，[26]我们应该振奋精神创造我们新的事业。

1940年1月，蒋经国终于提出了自己建设新赣南的宏伟目标。他说：“赣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建国，当从建设自己的家乡做起。建设新赣南的工作，就是抗战建国工作。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2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的校舍。真正的做到，使赣南的同胞，能够在三年内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27]书读。”

为了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目标，蒋经国制订了一个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计划，称之为《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这个三年计划对每一年工作目标和实施要领都作了非常全面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农、林、[28]工、商、矿、文教、卫生等九方面。（一）农业目标：采取科学方法，运用金融力量，以谋农村经济之发展，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极方面，力求家给户足，在积极方面，力求输出增加。实施要领：（1）垦殖荒地。（2）广设农场。（3）推广合作组织。（4）扩大冬耕运动。（5）推广植棉。（6）修治农田水利。（7）开辟果园。（二）林业目标：用竞赛的方式，强制方法，奖导民众，实行见山造林，遇路植树，务使多山之赣南，成为林区。实施要领：（1）加强保护森林资源。（2）建造新赣南林。（3）扩展苗圃。（4）统制木材运销。（三）工业目标：应战时之需要，为合理之管制，以运用资本，力谋日用必需品小型工厂之创设，农村家庭手工业之改进，最低限度，应使赣南工业之产品，足供赣南人民之需要，并力避资本主义榨取关系。实施要领：（1）设立手工业指导机关。（2）推广合作工业。（3）创设各种工厂。（4）训练技术员工。（5）奖励工业投资。（6）推广家庭小工业。（四）商业目标：以不谋利为目的，创设公营商业，推广合作制度，以消除中间商人之剥削，并加紧管制物品之运销，平衡物价之涨落，务使奸商消灭，买卖公平。实施要领：（1）广设交易公店。（2）普设消费合作社。（3）统一度量衡。（4）举行小本借贷。（5）查禁垄断居奇。（五）矿业目标：首谋矿区现状之改善，矿源之探采，继则奖导民营，应用新式技术，从事大量开采，务使无穷之天然资源，能容纳无限量的劳力，提供无限量的财富。实施要领：（1）改善矿工生活，成立矿工福利会。（2）调整矿区行政机构，组织矿区管理局。（3）探采矿源。（4）奖励民营，指导开采。（5）于第三年动员公私全部力量，大量从事矿藏开采。（六）交通目标：发挥民众之力量，适应抗战建国之要求，从事道路之开辟，车船之添备，通讯网之完成，务使穷乡僻壤，有大道可通，货物运输，得畅行无阻，邮电通讯，能迅速灵通。实施要领：（1）修建道路桥梁。（2）整顿交通秩序。（3）完成电话通讯网。（4）完成邮递通讯网。（5）开辟区乡镇大道。（6）完成公路网。（7）创办驿运。（8）修治河道。（七）教育目标：致力于普及国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础，灌输战时知识，辅导民众训练，推行劳动生产，改善国民生计，最低限度，应使人人皆能识字，人人皆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实施要领：（1）每县设一中学。（2）创设职业学校。（3）实施青年训练。（4）完成乡镇中心学校。（5）普设国民学校。（6）加紧训练师资，创办赣南师范学校一所。（7）扫除文盲。（八）文化目标：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普遍展开文化工作，求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想，发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准，促成社会进步。实施要领：（1）每县至少发行一种日报。（2）筹设书店，第一年每县应有一书店，第二年每区应有一书店，第三年每乡镇应有一书店。（3）编辑大众读物，建筑民众公园。（4）提倡学术研究。（九）卫生目标：卫生事业之推行，不在消极之治疗，而在积极之预防，凡关于保健设施之扩展，卫生知识之灌输，皆为重要中心工作，使社会成为健康之社会，人民皆为健康之人民。实施要领：（1）完成全区卫生网，扩展中心卫生院及各县卫生院，设置卫生所，大量训练卫生人员。（2）推行科学助产。（3）强制种痘和免疫注射。（4）改良环境卫生。

三年计划，在一般人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有的报纸说：“蒋经国是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尽是俄国东西，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29]国人的脸上，是不适宜的。”许多国民党官员也嘲笑这一计划，认为蒋经国是在师承共产党，甚至有人向重庆提意见。但他们不知道，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计划草案，早在1939年蒋介石就已经审阅过。蒋介石还给蒋经国的建设新赣南计划作了修改，尤其是对计划中带有共产党色彩的字句进行了修正，并建议经国：“做事应注重当地实际[30]工作，不必施以对外宣传。”

对于外界的批评，蒋经国也非常清楚。但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付诸实施。他说：“自从三年计划公布之后，就有许多批评家、讽刺家作各种批评。是的，工作要进步是需要人家批评的，我们绝对愿意接受人家的批评，但是为了要明了我们的任务和目标，对于许多不切实际的批评或讽刺，我们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他认为，中国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话，应当以中国的利益着想，应当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做施政的根据，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据本国的国情，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是应当这样做的。因此，他说：“三年计划是我们大家决定下来的，我们认清了这个计划，不但符合[31]中国国情，而且更适合于赣南的实际情况。”

为了推行三年计划，蒋经国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平民打扮，没有官架子，经常深入民间，走街串巷，或巡视农村。三年计划实施期间，蒋经国走遍了赣南11个县。1942年5月，他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步行600多里，对信丰、安远、寻乌、定南、龙南、全南六县的农业、交通、学校、矿区进行了视察。所到之处，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以及他们对新政的看法，并尽最大努力帮民众就地解决困难。此次视[32]察，蒋经国认为收获非常“圆满”。他对部属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就得接近广大民众。要知道，人民是不受欺骗的，我们不去亲近他，他就离我们愈远；反之，我们处处能体谅人民，诚心来对待他，这才能发生亲密浓厚的情感，大家协力互助，建设新赣南才有稳固的[33]基础。”他认为，三年建设计划的实现，是要靠人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人”是完成三年计划的中心，是实现三年计划一切工作的轴心。那么赣南所有的公务人员，就是这个“轴心”的“轴心”。因此，赣南的公务人员，要真正为赣南人民谋福利的，共同的来为国家、为民族、为公、为私、为本身、为子孙来做一番事业。否则，就不配做[34]赣南的公务人员。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一生都保持着这种亲民的传统。

1943年底，建设新赣南的第一个三年计划已经结束。那么这个三年计划完成得怎样呢？蒋经国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三年计划结束了，但是新赣南的建设并没有完成。今天，我们赣南正处在半新不旧的时候，好像种麦子一样，种子播下去之后，现在正是出秧的时候，种子已经变化了，而新麦还没有结熟。在这个过渡时期，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需要的麦子的，等到新麦籽成长后，收获的麦子比种子多了[35]许多倍，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天。”尽管蒋经国说他的三年计划没有完成，但赣南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三年来，在农业方面设立农场657所，开垦荒地79402亩；林业方面，植树9979273株；水利方面，建造蓄水库288座，建造水陂1884座，挖成池塘7268口；交通方面，修路44683公里，修筑桥梁5385座；商业方面，成立合作社1239所，社员23756人，资金总额8994312元。新赣南日用品供应处，已有资金8500000元；教育方面，修建中心学校223所，国民学校493所。全区共有中心学校277所，国民学校2042所，私立小学22所，其他学校12所，扫除文盲503088人；兵役方面，全区出征壮丁42765名，国民兵训练406548人；卫生方面，成立卫生院13所，成立乡镇卫生所87所，医治人数454969人，预防注射人数215103人，种痘人数783517人。赣南的总人口数增加了17

[36]万。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成就，中外瞩目。各路媒体风云而至，纷纷前来参观报道，以前的各种嘲笑、讽刺都烟消云散，赞美之词比比皆是。重庆《大公报》认为：“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37]出来的。”《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在报道中说，蒋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赣州是中国最现代[38]化、最干净的城市。

在短短数年，蒋经国之所以能在赣南取得如此成就，这首先要归功于蒋经国那种“为民造福”的情怀和“吃苦、冒险、创造”的决心。蒋经国虽然生长于一个特殊家庭，但少年时代，尤其是在苏联期间，他始终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对百姓的疾苦深为了解，并具有一种“为民做主”的情结。加上受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育，形成了要争做“人民公仆”，一心“为民造福”的情怀。在赣南时期，蒋经国尚未受到国民党官场规则的熏染，这种情怀表现的还很率直、真实。他常对部属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就当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来为人民造福，[39]要认为只有人民获得快乐享受，才是我们精神上的快乐享受。”又如，在1943年5月，赣南久旱不雨，禾苗枯萎，眼见百姓收成不保时，蒋经国就感到非常焦虑。他在给蒋介石的文电中说：“天久不雨，荒象堪虞，儿日视陇田，见枯禾之多，心中烦闷，坐立不安。日来正积极策动全区抢救水利诸事项，今日喜逢甘雨，心中稍宽。天降大雨之[40]时，儿适在下乡中途，虽衣履淋漓，而心中实感至乐。”文电虽短，却能感受到蒋经国那种体恤百姓的情怀。同时，蒋经国还具有“吃苦、冒险、创造”的决心。他说：“赣南虽是湘浙赣闽粤的总后方，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充分做到。因此，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41]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正因如此，他能够和百姓同甘共苦，敢于和腐恶势力作斗争，敢于打破常规提出建设新赣南计划。

当然，蒋经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他的特殊身份也有重大关系。名义上，蒋经国是赣南行署专员兼地区保安司令，但他的职权却远远超越于此。事实上，他享有其他专员所不能享有的人事、财经、军事等特权。如在人事上，按照当时行政专署的编制不过20余人，而蒋经国的专员公署里后来发展到100多人。单是主任秘书、秘书就有七八人之多，如高理文、周百皆、徐君虎、黄中美、徐季元、刘汉清、彭健华等。所属各县县长人选，均由蒋经国保举任用，省府不予过问。这是其他专员所没有的。在财经方面，蒋经国更是享有各种特权。按规定，田粮应由省府统筹收支，但蒋经国将赣南各县所征田粮赋税截留，用以建设新赣南。财政部甚至还同意他对中央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大余钨矿的钨砂征收“地方附加税”。又如1944年6月，东南战事紧张，江西中央银行的钞票不能运到，不得已停止兑换，东南各省人心动摇。蒋经国则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财政部派飞机将钞[42]票送达赣州。可见，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为他提供了众多特权，而地方权贵往往也忌惮他的身份，不敢过于放肆。

四　屡遭日机追杀

作为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蒋介石一直非常担心蒋经国在赣南期间的安全。为此，蒋介石曾特意从重庆派了一个警卫班到赣州负责蒋经国的安全。蒋介石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各路土匪之外，日军也一直试图消灭蒋经国，以打击蒋介石。其实，在赣南的五年时间，蒋经国曾多次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追杀。

1939年6月，蒋经国刚接任赣南行署专员不到数日，日本飞机就出动了。6月12日，日机分批袭击赣州，在专员行署四周投弹轰炸，蒋经国住宅也遭到日机扫射。这是日机以蒋经国为目标进行的首次轰炸追杀行动，也是抗战以来赣州城第一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此次轰炸，直接导致100余人伤亡，但蒋经国安然无恙。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甚为紧张，他致电蒋经国说：“儿获上帝保佑平安无恙，甚慰。[43]赣州必有敌探与其无线电台，应特注意。”经过此次轰炸后，蒋经国开始重视防空，并对赣州的防空组织进行了整顿。

1940年2月9日，日本飞机再次突袭赣州，造成七人伤亡。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日本人非常歹毒狡猾，对赣州的轰炸“显然是以消灭[44]儿孙为目的”的，希望蒋经国能够注意保护好自己。

1942年1月25日，日机17架突袭赣州，对赣州城进行狂轰乱炸，导致赣州城起火，人民死伤数十人，房屋烧毁数百间。此次轰炸，蒋经国刚好下乡视察，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赣州城，办理善后救济。次日，蒋经国召开行署会议，决议对此次遭受损失的公务人员和老百姓进行救济。规定：（一）因公致死之警士每名发给恤金1000元，伤残警士及防护团员每名发给奖恤金300元外，其子女由公家教养。（二）救火得力人员由警察局查明报府，以凭奖励。（三）被炸致死同胞之埋葬费以及受伤者之医疗费概由县府负担。（四）受难同胞之恤金，死亡者100元，重伤者50元，轻伤者30元。（五）凡受难同胞无衣无食无住者，由政府设收容所暂时收留，其儿童无力抚养者，准保送保育院或儿童学校教养。（六）发动壮丁2000余名清理街道。（七）筹款20万建筑平民新村收容无家可归之灾民。在蒋经国的带领下，赣州城区的清理很快完成，交通秩序也在第二天得以恢复，人心也很快安定了下来。蒋经国说，经过此次轰炸，赣南人民的精神更加奋发向[45]上，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亦益加亲密。

1943年1月初，日机又一次对蒋经国专署和住宅进行了轰炸。日军这一次派出28架飞机，突袭赣州城，投弹200余枚，对赣州城进行狂轰乱炸。由于此次日机轰炸规模空前，给赣州城老百姓造成了重大损失，死伤人员达到134名，公私财产损失无数。但蒋经国一家由于[46]躲避及时，没有任何损伤。

由于多次轰炸，都未能奏效，日机开始改变轰炸策略。1943年9月26日，日军首先派出9架飞机袭击赣州，惨无人道地轰炸了蒋经国在虎岗建立的儿童新村。日机在儿童新村投下40余枚炸弹，将蒋经国刚刚建成不久的儿童新村炸毁一大半，使得蒋经国“数年来之心血[47]事业被敌摧毁，无任愤恨”。四小时后，日机再次突袭赣州城，并对蒋经国住宅投弹，结果炸弹落在了蒋经国家的后门。蒋经国一家没有想到敌机会在当天再来轰炸，以致躲避不及，蒋经国的佣人和长子蒋孝文都受伤。幸好蒋孝文只是右额被弹片擦伤，经过手术后，碎片[48]很快被取出，并无生命危险。当蒋介石知道长孙孝文被日机所伤后，非常焦急。他在电报中指责蒋经国说：“敌机来时为何不远避而尚在[49]宅后，此应切实改变。”

日机除了轰炸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外，还对溪口进行了多次轰炸。而他的母亲毛福梅却没有蒋经国那么幸运。1939年12月12日，六架日机突袭溪口，毛福梅不幸重伤身亡。12月13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等人来电，得知家中被炸后，其在日记中说：“接张愷与经儿电，[50]家中被炸甚惨，令其速回家料理一切。”

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初期关系还好，但他留学日本后关系逐渐恶化，夫妻关系名存实亡。1927年，蒋、毛二人在“离婚不离家”的条件下正式离婚。离婚后，毛氏一心向佛，精心持家，蒋、毛关系反而有所好转。毛氏突然重伤离世，不仅令蒋介石深感愧疚，甚至一度令他乱了方寸。他在日记中说：“接经儿电，方寸不知所止，以后祖[51][52]业家务不易想得主持之人”，“为家务感叹，身世不能自己。”在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再次写道：“家中被敌惨炸。遭此家难，实[53]为毕生所未有之巨灾，痛愤无以复加。”

母亲被炸身亡，蒋经国更是悲痛欲绝，以致写下“以血洗血”。想到母亲心地善良，一心向佛，乐善好施，却一生悲苦，不仅早年被父亲遗弃，之后又与自己天各一方，离别十二载，蒋经国异常悲伤。[54]料理完母亲后事，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去年十二月下午二时，敌机狂炸溪口。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不到数分钟，敌机六架已到溪南上空，当即分开，低空在文昌阁及我家住宅投弹，并在住宅前后用机枪扫射。以事出仓猝，家人皆不及逃避。当是在家中者除儿生母与将生兄外，尚有佣人三人。除将生兄受重伤外，其余均当即罹难。儿生母脚部腰部先中数弹，受伤后又被倾墙压倒。因无人救护，延至次日中午始将儿生母掘出。儿于十五日到家，目睹惨状，痛苦欲绝。惟自问事已至此，徒悲何用。当即忍痛料理一切丧事，设摩诃殿，并遵谕不登报，讣闻从俭办理，惟亲友来吊者甚多。儿本拟当即安葬，后因坟料无处购买，且近来在溪口附近时有盗墓案件发生。故大姑母孙舅婆等皆主张暂殡摩诃殿后，现已照办。今儿之生母已去世，回忆幼时在夜间陪生母织布补米袋，每春则提篮采桑养蚕。时日虽久，恍惚如昨，一一尚在记忆中。当祖母病革时，有一僧曰：非效古人割肱疗亲，病将不起矣。当时儿生母曾在其右臂上割肉一块，煎汤奉献祖母，知此事者惟竺姑母与儿而已。当大人在西安蒙难时，儿生母曾在武山庙神前许愿，惟求大人脱险，伊愿代受所有灾难。此事在儿观之，固属于迷信，但儿生母则出于其忠心也。今儿生母罹难之日，适值大人西安蒙难之三周年也。儿生母每次见面与来信必详询大人之健康，并时备大人所喜食之家乡菜，托便人奉上。儿本不想将以上诸事禀告大人，但今日除大人外，尚能与何人谈心事耶？儿深知大人爱儿之厚，望儿立业之切。回念往事，更觉不孝。今后惟有以最大之决心献身党国，为大人尽忠尽孝。荣华富贵，等若浮云。只有为国服务，做一番福国利民之事业，人生才有意义。儿生母在银行尚有存款七万元。儿拟将此款作为地方慈善事业之用，以继行儿生母乐善好与之遗志，不知大人之意如何？至家事，已全托宋姑丈料理。儿本拟于元月十二日返赣，但诸亲友皆留儿多住几时。在赣州如无急要事务，儿或将待“七七”满后返赣服务。望大人玉体康健。此请福安。儿经国谨上元月四日

蒋经国在信中除叙述了母亲遇难及后事料理情况外，用了近半的篇幅回忆母亲生前对祖母的孝顺、对蒋介石的忠心。文字真情意切，感人至深，不仅写出了失去母亲之后的悲痛，也诉述了母亲在旧式婚姻下的忠孝与凄惨。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还在信中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与志向，他所说的“今日除大人外，尚能与何人谈心事耶？”的话，不仅是其向父亲的心灵告白，也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倾诉。

蒋经国的信深深地触动了蒋介石，他深感自己对不起蒋经国母子。自此以后，蒋介石对蒋经国更加关心，父子之间的感情日渐深厚。

五　蒋介石赣南之行

由于蒋经国时常向父亲蒋介石汇报建设新赣南的情况，以致蒋介石后来也很想去赣南视察，亲眼去看看自己儿子建设的新赣南是一个什么样子，但苦于国事繁忙，未能如愿。1946年9月，还都南京后的蒋介石首次视察南昌。这次，蒋介石想顺道到他早已熟悉却又一直未能亲临的赣南去看看。蒋经国陪同蒋介石视察赣州

远在南京的蒋经国得知蒋介石想去赣南视察的消息后，自然非常兴奋，并于9月24日飞抵南昌陪同蒋介石去赣南视察。当天中午，蒋介石在蒋经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等人的陪同下飞抵赣县黄金机场，然后坐船渡过章水进入赣州城。蒋介石一行首先到中正公园参观琼花树，再到八镜台龟角尾煃望赣县风景。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说：[55]“赣县风景，山秀水清，可爱也。”之后他们由北门出城，乘船至虎冈，参观正气中学与儿童乡村。

正气中学是蒋经国根据建设新赣南计划设立的。它于1941年3月开始筹办，原拟取名“新赣南中学”，后来因蒋经国崇拜南宋爱国抗元英雄文天祥，喜爱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所以改名为“正气中学”。该校于1942年8月建成，并正式招生开学。蒋经国亲自兼任校长，聘请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吴寄萍任校务主任，代理校长主持校务。蒋经国对正气中学的师生提出：“要把正气中学办成全国著名学校，使学生将来做工程师、机械师、航空员”，必须做到“教得严”、“管得紧”、“体育第一”三育并进。1946年，正气中学的毕业生有九人考取了中央大学，四人考取了国立北京大学，二人考取了交通大学。正气中学因办学成绩优异而受到教育部的表彰。蒋经国陪同蒋介石坐船渡章水进入赣州城“儿童新村”的全称叫“中华儿童新村”，建成于1943年6月。它是蒋经国为了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落难儿童而建的一个养育所。蒋经国兼任村长，蒋方良为名誉村长。中华儿童新村面积很大，机构很全，当时有教室五幢，宿舍八幢，食堂三幢，浴室一幢，办公所一幢，还有公园、游泳池、科学馆、图书馆、艺术室、供应社、小农场、体育场、招待所、儿童医院、儿童乡公所、天才小学、感化学校、银行、邮局、大礼堂等。这些建筑设施遍布在二里多的地面上，颇似个繁华的小城市。新村收留的儿童最多时达到1200多名。

当蒋介石看到虎冈正气中学与儿童乡村的建设与成就时，连声称[56]赞，认为这是中国儿童教育的最佳教育法。他还在日记中说：“昨日参观虎冈小学与中学，甚为快慰，以经儿事业能由余目见其成绩[57]也。”

25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大庾岭游览。大庾岭古称塞上、台岭、寒岭、东峤。相传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于此，因名大庾岭，又曰庾岭。唐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命道旁多植梅树，故又名梅岭。在江西、广东两省边境，向为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五代间驿路荒废。宋元佑间重修，蔡挺复命夹道植松，在岭上立关，名梅关。蒋介石一行直至下午2时才抵达大庾县城，随即经小梅关至钟鼓岩，然后坐轿到达文献公祠。在此休息后徒步登大梅关。他在日记中说：“其地势甚佳，风景亦美，惜乎梅花已寥若晨星。”晚餐后，从大庾回赣州。途径南康县城时，闻讯而来的百姓夹道欢迎。蒋介石高兴地下车，在南康县衙接见了民众代表。直至晚上10点钟[58]才返回赣州城。

26日，蒋介石先到专员公署和赣县县署视察，最后前往通天岩游览。通天岩位于赣州城西北郊，有“江南第一石窟”的美誉。通天岩石窟开凿于唐朝，兴盛于北宋，至今保留着唐朝至宋代的石龛造像359尊，宋代至民国的摩崖题刻128品。苏东坡、王阳明等历史名人也曾在此留下众多遗迹。但蒋介石对通天岩的感观并不好，他在日记中用“残破不堪”来形容。他反而对一路夹道欢送他的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沿途民众夹道欢送者，足有十里长也。每感民众爱[59]护之力，都会不如县乡之笃也。”

回到南京之后，蒋介石仍余兴未尽。他在日记中说：“本周巡视南昌及赣州之工作计划完成。游览大庾岭梅关，此为平生之期望。此次由北出小梅关，再经钟鼓岩，由南雄庙自南岭脚向北上老梅关，再向北直下庾。可谓偿我二十年来之宿愿矣。”“久欲巡视赣南，实地视察经儿五年之政绩。其建设成绩犹多保存，而以虎冈儿童新村与正[60]气中学之教育尤为可嘉也。此心为之自慰。”

六　生死之恋

1944年7月6日，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妻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涿与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国人之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涿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孪生，已归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

此则日记包含众多信息，其中的一个就是谈到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恋情及两人生下的孪生儿子。显然，从日记中来看，蒋介石似乎并不承认蒋经国有外遇，更不了解蒋经国和章亚若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蒋经国在赣州与章亚若恋爱之初，蒋介石也许不大清楚，但他对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62]事，则知之甚详。蒋经国的生死恋人章亚若

章亚若1913年出生于永修县吴城镇，其父章甫，系永修吴城才子，曾两任知事，其母周锦华，亦出身于吴城镇书香世家。早年章亚若曾就读于葆灵女中，在中学时有“才女”之称。1926年与时年18岁的唐英刚结婚，但唐不幸于1936年去世。抗战爆发后，章亚若报名参加了南昌预六师宣传队。南昌沦陷后，章亚若流落赣州。

此时，蒋经国刚接任赣南行署专员不久，他正一边打击腐恶势力，一边延揽人才，革新政治，推行亲民政策。

由于章亚若颇有才华，被聘为赣南行署图书资料室的管理员。因她工作出色，很快被蒋经国调到行署抗敌动员委员会任文书，不久又进入赣州赤珠岭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成为蒋经国“青干班”的第一批学员，与王升等人同学。王升后来回忆说，章亚若“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当时是班上的灵魂人[63]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可见，章亚若自有过人之处。“青干班”毕业后，章亚若被蒋经国安排到行署秘书室任书记，实际上是做助理秘书的工作，不久又兼任行署“民众询问处”负责人，并常常以行署秘书室书记和《青年报》记者名义，随蒋经国外出抓赌、禁烟或巡视各县。她还将这些事件写成相关报道、文章以“章频”或“懋李”的笔名在《青年报》上发表。由于蒋经国和章亚若在工作中经常接触，逐渐产生了男女感情，由师生关系最终发展成恋人。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在赣州的恋爱是秘密进行的，私下还取了亲密的小名，蒋经国自称“慧风”，章亚若则自称“慧云”，表示“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至1941年夏，章亚若怀上了蒋经国的孩子。

章亚若在赣州怀孕后，秘密就很难再保守了。不得已，蒋经国决定由章亚若的好友桂昌德陪同她前往大后方的广西桂林待产，以避人耳目。临行前，蒋经国还在赣州“张万顺”酒家宴请了王升、桂昌德[64]等人，既为章亚若饯行，也算是在内部公开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在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的帮助下，章亚若被顺利地安顿在桂林待产。1942年正月27日，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产下双胞胎。由于是未满七个月的早产儿，又是双胞胎，显得特别纤弱。章亚若认为两个儿子像两只刚出生的小猫咪，便高兴地说：“就叫大猫（毛）、小猫（毛）好了。”

蒋经国获知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欣喜若狂。蒋介石对于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恋情，其实多少有所耳闻，只是未加理会而已。但章亚若产下一对双胞胎后，蒋介石就不得不予以关注了。他对蒋经国表示理解此事，并按照家谱辈分给两个孙子取了名，一个叫“孝严”，[65]一个叫“孝慈”，含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但理解并不代表完全的认可，为了不给政敌、盟友留下话柄，也是出于对儿子蒋经国的保护，蒋介石最终让两个孙子跟随母亲姓。

然而，1942年8月15日上午，章亚若在广西桂林医院暴病身亡。当蒋经国接到邱昌渭从桂林亲自打来的电话得知章亚若病逝的消息时，既惊愕又悲伤，但这一切又不敢表露出来。他只好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连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一起处理章亚若的善后事宜。他们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将章亚若匆匆安葬。对于章亚若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章亚若去世后，对于如何安置这对双胞胎，的确令蒋经国颇伤脑筋。因为，此时方良母子也居住在赣州。最后，他接受了王升的意见，将双胞胎交给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抚养。在蒋经国的安排下，周锦华一家由赣州迁到了偏远落后的万安县，并将刚从商专毕业的章亚若二[66]哥安排在万安县税捐处工作，以便照顾。东南战事紧张时，蒋经国又将周锦华一家迁往贵州。抗战胜利后，重新迁回南昌。1949年，在蒋经国的安排下，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在外婆的带领下迁往台湾，并落户于新竹。在台湾期间，蒋经国虽然委托王升定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但直至逝世却一直未能公开承认这对双胞胎儿子。

第六章　崛起于三青团

一　三青团的成立

早在1937年初，蒋介石就决心“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蒋介石最初创设三青团的目的主要是想借此组织合并共产党，使共产党组织取消。

西安事变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已表示拥护国民党蒋介石，赞同共同抗日。而各地方实力派在国难当头之际，也以大局为重，纷纷表示服从中央，请缨抗战。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形下，国民党与中共、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合作，由分裂转向统一，不仅为蒋应对日本的全面侵略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实施“溶共”构想提供了契机。

1937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对共产党最佳方针是[2]“改组”，其次才是“领导”。为此，蒋介石于3月26日亲自召见中共[3]代表周恩来，商讨共产党改组问题。5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明[4]确地提出“对共产党，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

蒋介石试图将中共容纳到国民党内，从而实现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意志”的构想，但“顾虑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能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或[5]降服之嫌猜”。为此，蒋介石准备将全国各政党一起合并。在他的指示下，陈立夫先后与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陈铭枢及其他一些党派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陈以团结抗战为借口，要求各党派自行解散，然后合于一起，组建一个大党。此即蒋想通过成立一全国性的组织以和平统一中共及其他在野党的设想。陈的活动受到了中共的抵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不能解散，处于抗战紧急关头，各党派只能团结一致，最好建立一个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使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更加团结起来，以利抗战，而不能互相合并。中共[6]表示合作可、合并则不可。大多数民主党派都赞成中共的主张，不同意解散组织，只有少数党派支持陈立夫的提议。由于大多数党派不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合并到国民党中来，所以蒋介石借抗战之机解[7]散各党派合并成一个大党的设想胎死腹中。

既然不能合并共产党，蒋介石就只好退而求其次，谋求国民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以取消党内的派系组织。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内斗不已，派系及派系斗争已成为国民党政治的一大毒瘤。就是在拥蒋派内部，也是摩擦斗争不断。在蒋介石政治地位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拥蒋派，除CC系、黄埔系、政学系三大派系外，还有英美派、亲日派、朱家骅派等中小派系。拥蒋派系的快速发展，虽然提升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与实力，但其内部的斗争亦不断激化。

1937年抗战前夕，蒋介石已经在党内确立无可争议的地位，向蒋介石权威挑战的派系化于无形，派系斗争已由反蒋与拥蒋之争、“党统”与意识形态之争，转入在拥蒋旗帜下各派权力之争的新阶

[8]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主要表现为拥蒋各派系之间的争斗。

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使国民党变得更加乌烟瘴气，造成了很大的内耗，严重影响了其统治。派系之间互相争斗，相互牵制，虽然有利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但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整个政治体系处于半瘫痪状态，最终势必影响到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屡次表示：这样下去，“必将整个的党捣成粉碎”，若再不改革，“我们将永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而无法自[9]赎”。

1937年8月，蒋介石召集何廉、陈立夫、吴鼎昌、何应钦、康泽等人开会，蒋在这个会议上首次宣布，他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他们对这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三青团成为一个工具，用来吸收以拥戴孙中山的[10]三民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基本原则的青年入团。

10月，蒋介石再次召集康泽等人谈话，提出要拿党部的（CC系）、同学的（复兴社）、改组派做基础，先把党内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说：“我们要统一或联合国内的各党派，首先就要使本党自身加以整顿改造。前次中央已通过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意思就是使本党以内的青年干部——如过去党部方面和力行社以及改组派两部分的青年干部都要联合起来，打成一片，立定一个重心，重新成立一个三民[11]主义青年团。”至1937年底1938年初，蒋介石已在考虑“青年团的[12]组织”和“青年团的性质与干部名单”了。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修改总章，决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取消预备党员制，并为统一党的组织起见，规定在党内不准有其他组[13]织”。会后，蒋介石指定陈立夫、陈诚、陈布雷、朱家骅、张厉生、周佛海、康泽、张道藩、谷正纲、甘乃光、贺衷寒、段锡朋等为三青团筹备委员，负责草拟团章，筹设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这些筹备委员中包括了CC系、复兴社、陈诚派、朱家骅派等各派的人物，也[14]反映了蒋整合各派系、改造国民党的意图。

关于三青团的名称，蒋介石也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当时党内关于组织的方式及名称，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在党内设青年部，不必另设青年团，一种意见以为青年团不必冠以三民主义字样，另一[15]种意见以为团的组织应与俱乐部相似。康泽在其自述中说：陈立夫主张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上，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字样，他想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三青团，“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他[16]是企图由CC系来控制这个将要成立的组织，但未被蒋采纳。蒋认为必须冠以“三民主义”字样，“因为抗战是实行三民主义必经之过程，中共亦宣言实行三民主义，其他各党派如张君劢、左舜生等亦有不违背三民主义之表示。故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则，全国青年应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因此，青年团的名[17]称，冠以‘三民主义’实为不易之真理。”

4月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提交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内容如下：一、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二、青年团设团长一人，由本党总裁兼任之；三、青年团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四、青年团之干部[18]由团长指派之，五、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同时，国民党在内部决定：即日解散青白团、复兴社和一切小组织，全部参加青年团。

7月9日，中央团部在武昌宣布成立，蒋介石宣誓就任三青团团长。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即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先后选派干事31人，并就干事中选派常务干事九人，书记长一人，由陈诚担任。后因[19]陈诚担任前方军事，改派朱家骅代理书记长。8月1日，举行第一次[20]入团宣誓典礼，全体干事及工作人员在团长监临之下宣誓入团。蒋介石在宣誓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大家已经宣誓。所谓宣誓，就是当着总理遗像和本团长监临之下，宣布你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志愿。故宣誓之后即须立定志向，实行誓言。……无论到如何困难危险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痛苦逼迫的地方，亦必坚守这个誓约，决不[21]屈服，决不变节。”

蒋介石对新成立的三青团寄予极大的期望，期望三青团能够一洗国民党的恶习。他说：“今天我们在此大敌压境，国家的生存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要救亡扶危，雪耻复兴，就一定要将以前一般政党和团体自私自利，自相争夺，甚至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完全去掉，那就要彻底遵守团员的信条，绝对服从团体的命令，贡献出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于团体和主义。拿我们全团革命青年的生命和血汗来换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生[22]存。”蒋介石在日记中也认为：“青年团训练切戒侦探、斗争、妒忌等恶习，而以勤劳、服务、互助为主旨。青年团员要做民众的公仆，[23]要为民众服务；而且要为民众而牺牲。”

二　筹建江西支团

1939年6月，蒋经国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到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第三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受训。在党政班结业前，经蒋介石的批准，蒋经国被增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三青团书记长陈诚任命蒋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

然而，在三青团成立之初，三青团基本上由原复兴社成员控制着，尤其是被原复兴社书记长、中央团部组织处代理处长康泽所控制。康泽在各省支团和县分团的关键职位都安排了他的贴心学生，有的是军校特训班毕业生，有的是三青团中央“青干班”一期毕业生。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成立时，支团书记彭朝钰、组训组长、宣传组长和六个县分团负责人，都是康泽主持的军校特训班和三青团中央“青干班”一期的毕业学生。康泽安置复兴社的亲信，架空了蒋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经国，实际是不让蒋经国亲自来团部办公，蒋经国的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24]来的，一切由他负责。身为江西支团筹备处主任的蒋经国，当然不愿被康泽控制。

为了将三青团江西支团掌握在自己手中，蒋经国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干部的培养上。在苏12年的历练，蒋经国深知培养自己干部的重要性。1939年12月，蒋经国设立了“三青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由于设在赣州城郊赤珠岭镇的一座祠堂里，所以又名为“赤珠岭青干班”。蒋经国自任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黄埔四期生、中央军校三分校政治部主任胡轨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刘[25]恺钟担任。“青干班”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49人。它的招考条件非常严格，一般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同等学历者须取得省党部委员两人介绍始能报考。当时赣州处于战时后方，外地一些大专院校纷纷迁来赣州，沪杭等地许多流亡知识青年亦蜂拥来赣，因此竟有500余人报考，但最后录取了50余名。并从中央军校三分校政训总队毕业生中又选送了70余名，其中包括王升、徐贵庠、孔秋泉、许粟裕、王蕴、何贤佐、纪宣抚、谭建勋等人。12月底，又从赣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和赣南各县抽调了20余名干部。“青干班”按军训编队，班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班，一、二中队为男学员，三中队为女学员。

1940年2月，第一期训练班正式开学。蒋经国让人在赤珠岭祠堂大门口，抄写上当年黄埔军校大门口的对联：“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他在开学典礼上说要把“青干班”办成赣南的“黄埔”，他说：你们是我们团在江西始创的第一批干部，今后江西全面组织的发展，就靠你们去开天辟地了。后来，蒋经国就把他灌输的这[26]种信念，概括为“赤珠岭”精神，加以大力倡导。赣县青年夏令营时，蒋经国与民众留影

蒋经国亲自制订训练计划，安排干部，主持训练事宜。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融入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还别出心裁地提倡推行“爱、美、笑、力”的训练方针，把训练和生活搞得紧张、活泼、生动、愉快。在教学上，以总理遗训和团长言行、三青团的业务知识以及一般军事训练作为主要学习内容。为了把“青干班”办成赣南政治的“民主窗口”，他还请了当时的一些学者名流来讲授课程。如请了中山大学校长胡先骕教授生物科学知识，马博丁讲授社会科学知识，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讲授三青团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熊式辉亦到班讲演过。蒋经国自己则布衣草鞋，与学员在一起学习生活，对每个学员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了解。

学员训练结束后，由蒋经国和胡轨亲自安排。大部分学员被分发到全省各地筹设三青团分团，担任主任、书记、股长等职，发展组织，开展团务活动。剩余的大都留在赣州支团部青年招待所、宣传大队、赣县分团、青年服务社、青年报社、青年书店等机构工作。少数分配到赣州专员公署工作，如王升被任命为专署兵役科长。

自1939年至1947年党团合并为止，蒋经国领导下的江西支团部一共举办了四期“青干班”。第二期于1942年在赣县梨莞背举办，学员126人；第三期于1944年在泰和孔庙举办，学员32人；第四期于1946年在南昌陆象山路举办，学员60人。四期“青干班”，共培养近400名青年干部，结业后基本上被分派到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27]就是凭借这批学员蒋经国逐步掌控了三青团江西支团，而这些学员后来则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蒋经国在训练干部的同时，还组织青年夏令营。1941年夏，三青团江西支团在赣县梅林举办第一期夏令营，蒋经国任夏令营营长。1942年夏，蒋经国在江西泰和、赣县两地同时举办“江西青年夏令营”。

1943年7月，蒋经国与教育部在赣县虎岗合办夏令营。20日，他致电蒋介石说：“赣县夏令营已顺利开学，学生一千五百人，精神风[28]发，情形甚好。相信夏令营定能取得极大之效果。”而刚刚回国的蒋纬国也来到赣州，参加了哥哥蒋经国主持的夏令营，并在营中担任第三大队长。

在赣县青年夏令营最后一日，全体学员举行了青年大示威游行，他们连同县内其他青年队伍绕行城内主要街道，沿途呼喊口号及高唱由蒋经国作词、国歌作曲人程懋筠谱成的营歌《虎啸歌》。歌词简洁有力：“太阳出来照虎岗，岗上青年脸发光，齐声作长啸，好像老虎[29]叫；一啸再啸，魔鬼影全消，新的时代来到了！”

举办青年夏令营扩大了蒋经国在三青团中的影响，同时也为其培养和选拔了更多的青年干部。

1943年10月11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正式成立。蒋经国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主任委员，彭朝钰任书记。蒋经国、陈宗鎣（江西省军管区政治部主任）、詹纯鑑（江西省垦务处处长）、胡昌麒（中正大学教授）、柳昕、李德廉、王升等七人获选为江西支团部干事会干事，胡德馨、许素玉、周详等三人获选为候补干事，原筹备主任蒋经国担[30]任干事会干事长一职。

之后，蒋经国在江西支团人事组织问题上进一步作了调整，支团各级负责人原来由康泽亲信担任的重要职务，逐渐由“青干班”毕业生取而代之。原康泽委派的支团书记彭朝钰被调任江西吉水县县长，支团书记改由蒋经国亲信胡轨担任；组训组长黄模熙调军队工作，改由王升担任；宣传组长江海东亦调军队工作，改由王蕴担任；增加许素玉出任女青年组组长；总务组长沈某调任县长，由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史朝赢升任。三青团江西各县分团干事长、书记也全部更换，由“青干班”学员担任。而原来由康泽派去的许多复兴社分子，也纷纷向蒋经国效忠，如原以中央势力自居的中央“青干班”学生蒋廉儒、江海东等人，而后甚至被视为蒋经国系成员。陈宗鎣也有复兴社资历，但由于在党政训练班时与蒋经国是同学，因此对蒋经国抱持同情立场。原是为复兴社的高级干部的胡轨，后来也成为蒋经国系的重要人物。经过此一番努力，蒋经国基本上排挤了康泽在江西的势力，夺得[31]了三青团江西支团的控制权。

蒋经国通过主持三青团江西支团的工作，有效地培植了被人称为“新太子系”的第一支队伍——赣南系。在蒋经国崛起的过程中，赣南系干部始终是其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成为其在政途上一路攀升的基石。

三　中央干校教育长

1943年，三青团召开“一大”，并通过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总纲对未来10年三青团的组训、宣传、服务、生产事业等工作提出了一个总的计划。其中关于组训方面，计划由三青团统一组织训练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干部，并决定“扩充本团干部训练班为中央青[32]年干部学校”，简称中央干校。中央干校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颇为相似，因为两者都是培养干部的专门学校，所不同的是，干校由三青团中央全权领导，国民党无权过问。蒋经国陪同戴季陶到中央干校参加开学典礼

1943年8月11日，中央干校筹备会正式成立，蒋经国被选派为主任委员，负责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为了筹办干校，蒋经国首先为干校制定了章程、十年教育计划大纲和1944年度教育计划大纲。按章程规定，中央干校校长由三青团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下设校务委员会，委员由团长选派；设教育长一人，秉承校长并受校务委员会的指导，主持校务。11月，团长蒋介石提名戴季陶、张治中、陈诚、陈布雷、陈立夫、吴铁城、段锡朋、李惟果、康泽、朱经农、蒋梦麟、梅贻琦、胡宗南、吴贻芳、蒋经国15人组成中央干校校务委员会，[33]任命蒋经国为中央干校教育长。12月1日，中央干校在战时重庆正[34]式成立。对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设立中央干校，楚崧秋先生认为：干校的及时成立，我认为主要是基于老蒋先生重视青年的潜力，应为建国需才早做准备，而那五年期间，党与团的发展自然也有关系。当时在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民心已有所不满，对青年的号召力江河日下，相反地，在抗战中壮大的中共，却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作用。老蒋先生有感于此，觉得问题相当严重。因此于加强团务之余，多少因袭黄埔建校成功的经验，决定在团之下设置学校，专责培养青年干部，期收一新耳目之效。

1944年5月5日，中央干校于国民政府纪念日这一天举行开学典礼。典礼由校长蒋介石亲自主持，校务委员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李惟果、康泽和蒋经国等出席大会。蒋介石在致辞中说：“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张治中在开幕式上称干校为“政治上的黄埔”。蒋介石对蒋经国也寄予厚望，他在日记中说：“青年团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已在五五节举行，此或经[35]国为国尽忠，继承革命事业之发轫乎。”

实践证明，蒋经国没有让蒋介石失望。蒋经国上任伊始，他即向校长蒋介石上书，陈述建校的各项意见，强调要慎选师资，所选教师必须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忠于团长，忠于党国。为了把干校办好，雄心壮志的蒋经国从新生招考、教师聘请、课程安排、学员训练、生活管理、成绩考核到毕业安排等事务，他都亲历亲为，力求创新。为了便利开展工作，蒋经国还将江西支团时培养的一些干部调入中央干校，成为其得力助手。如中央干校首任训导处长、副教育长胡轨，教育长办公室的历届主任秘书谢然之、俞季虞、游鲲，文书组长史朝潭，人事组组长徐炳南等都是蒋经国在赣南的干部。

中央干校首先成立了研究部，招收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1944年2月，研究部第一期分别在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桂林、衡阳等地设办事处，负责招生。第一期共录取学员297人，实际报到272人，其中包括赣南保送来的王升、徐贵庠等人。

研究部不分科系，学习一年，分三学期授课，每期三个月。第一学期课程，注重基本学科；第二学期注重高深知识的灌输；第三学期注重建国专题的研究及团务实习。第一期于1945年4月毕业，预定这批学员毕业后留校作为建校的干部，即“干校的干部”。因时局变化，有115人报名从军或参加青年远征军政工班训练。剩余的毕业学员以中央团部组员、支区团部组长、科长或分团部书记分发任用。第二期招收学员167人，1946年7月毕业。

1944年4月，中央干校成立专修部，招收高中以上学校毕业生，分科训练，以培养各种技术工作干部，毕业后分派或介绍从事交通、生产、行政、卫生等建设工作。1944年8月，分别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贵阳、昆明、桂林、衡阳、曲江、赣县、恩施、建阳、屯溪等处招生，录取530名。其中地方自治科100名，管理科200名，计政科50名，垦务科50名，师范科130名。但因战时交通影响，实际报[36]到者共474人。

除研究部和专修部外，中央干校还办了屯垦人员训练班，招收高中以上学校毕业而有志于边疆屯垦之青年，施以专门训练，毕业后由团分发或介绍至各边区担任屯垦工作；地方团务讲习班，由各支区团分期召集各级现职干部，予以训练；东北青年训练班，招收东北内归的青年，实施训练，以作将来收复东北时的准备。此外，还办理了青年技工养成所，招收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予以生产技艺的训练。

蒋经国非常注重对中央干校学员的培养和教育。1944年2月，蒋[37]经国发表了致干校研究部第一期考生函，函中激励考生说：为使青年完成这么一个伟大精彩的人生，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创办中央干部学校，招考全国青年的精英，予以革命建国的教育。我们深深的知道：青年的中国要青年来建设。我们更深深的相信，新中国的青年，愿意支付自己的青春，来保证民族的青春！我们希望诸位在此风雨急激的世变中，树立独立自主的人格，砥砺刚正磅礴的气节。我们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民族国家负责！对世界人类负责！把握光荣的现在，创造光明的将来。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民族复兴的花朵孕育在我们的心底里。这远大神圣的事业，请从此时此地展开出去，从我们眼前面前，亲切的做起来。如此我们在人类历史的试验上，是不会交白卷的！

学员报到时，蒋经国亲自拟定了几句警语，并将它张贴于校门口。其中一个写道：“青年朋友！这是革命的学校，想做官的莫进来，要发财的请出去。”这些警语，对初到的青年学子的确有一些当头棒喝[38]之感。

4月15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次全体师生大会。在此次大会上，蒋经国以他在苏联经历的一些小故事作为自我介[39]绍的开场白，对新生进行活泼激昂的讲话，他说：我名蒋经国，现在的教育长，我十六岁离开祖国跑到苏联，人生地疏，单凭手脚生活，曾在工厂打扫清洁，以及洗刷厕所的工作，当我下班游戏，人家问我时，总不好意思说出口。干了一段时间，就请调为机器工作了。在苏联交女朋友是需要讲究清洁和漂亮的，我因工作原因也有一个女朋友。因为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常常约定时间见面，一次我下班时，满身满手都是油，约的时间又到了，真是急煞了我……参加过共产党，在苏联清党时开除了党籍。最后在苏联当过工厂厂长，学校是军政大学毕业和中山大学毕业。

他的讲话赢得了师生的欢迎和信任。之后，蒋经国经常对干校学生发表演讲。在一次讲话中，蒋经国对在场的新生说，干校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革命学校。他要求在场者摒弃升官发财的心理，具备高深学问，“继承国父遗教，发扬校长精神，秉持天地正气，来推翻扫荡恶势力，来完成革命大业”，他常称“这就是干校的精神”。[40][41]他还号召干校学员要相亲相爱，互相合作：我们师生大会，连开了几天，各区招生工作也检讨过了，师生彼此都已认识，以后你是昆明区，我是重庆区，或你是江苏人，我是湖北人的这种观念，定要丢去。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干部学校的学生。我告诉全体师生，中央干部学校不是各地旅渝同乡会总办事处。以后我们相亲相爱，互助合作，大家共同来学习，共同来完成革命大业。

在教学方面，蒋经国非常注重德、智、体、群、力并重。他在研究部和专修部的多次讲话中提到干校学生要做到这五点。当时，一般讲教育方针时，都是指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他去掉“美”字，改用“力”字，应该是有鉴于中国积弱，惟有实力才能抗敌御侮。教学过程中，规定的教学重点有高深的政治素养、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42]汽车。简称为“两高，三大，三能”。

在干校大礼堂里，两边写着“敬勇诚毅”、“爱美笑力”八个大字。礼堂讲台两边张贴着“生活之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的对联。在干校操场上有“清清白白的做人”，“切切实实的做事”，“老老实实的读书”，“一心一意的革命”，“建立新的人与人关系”，“三等国民建设不了一等国家”等标语、口号。蒋经国经常引用学校大门两旁台柱上那副“顶天立地，继往开来”的对联来勉励学生，要求干校学生都要培养出具有这八个字[43][44]的伟大气魄。对于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楚崧秋先生回忆说：这段学校生活，蒋教育长喜欢以“爱”、“美”、“笑”、“力”这个颇为轻松而动人的口号来要求大家。他所谓的“爱”就是亲亲切切的心灵；“美”就是真善美的意思；“笑”就是乐观进取的人生；“力”可诠释为力量、能力与力行。本期的同学，在他的耳提面命下，对这四个字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感受，并以此作为日常生活的守则与努力求进之标的。蒋经国与大家过着集体住校的日子，师生间的气氛因此非常融洽。学校还规定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重新编排寝室的番号与床位，使大家增加熟悉的机会。

蒋经国非常重视干校学员毕业分配和毕业校友的联系。学员毕业分配工作前夕，他一一接见谈话，然后根据他的人事布局和学员志愿分配工作。如东北人员训练班全部去东北各省，担任省中级以上干部；专修垦务科毕业的全部去青海、甘肃、宁夏；专修部地方自治科、生产管理科和交通管理科的绝大部分去台湾和东北工作；师范科毕业的大部分分配到青年中学工作。至于研究部第一期毕业学员大部到青年军各师搞政工，其中有民族关系或乡土关系的，就按其关系分配。二期毕业学员有的分配到青年军任政工，有的分配到各部会或者政府工作。为了毕业的校友能继续保持紧密联系，蒋经国设立了“毕业生通讯处”，创办《青泉》小报，专门报道毕业生情况。1947年9月，中央干校校友会在南京成立，将《青泉》小报改为《校友通讯》，并在各省校友人数较多的城市，设立校友分会。蒋经国在校友会成立大会[45]上致词，他说：我们干部学校，成立在抗战最后阶段，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今天我们校友会，也是成立在全国进行戡乱统一建国的艰苦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学校学生，都是艰苦时期所产生的学校学生。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这一般同学，是我们校长最忠实、最纯洁青年；也可以说是校长对这一批学生抱有最大的希望。

中央干校校友会设在中山路汇文女中旁边，取名“德润庐”，各地校友到南京的可免费在校友会住宿、进餐；有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补助；想升调的也可提出申请；父母寿诞时，可请蒋经国送一幅寿联等。每逢校长、教育长寿辰，各地校友聚餐表示庆祝。通过这些活动，蒋经国加强了毕业学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自己的联系，使他们毕业后即使[46]在全国各地，也始终是自己班子里的人。当然，为了避免其他派系[47]的妒忌和攻击，蒋经国要求干校学员必须学会隐忍谦让，他说：我们组织校友会的目的，主要的是在于发挥同学们的革命事业的理想，千万不能把校友会看作一个排斥异己、攘权争利的政治小团体，如果存在这种观念，那是极大的错误。绝对不可把校友会当作保障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小团体，而要著重于互勉互助，使每一位校友都在工作中、斗争中坚强起来，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斗士，处处注意到做人的态度和工作的精神，决不可以校长和师长的名义，来夸耀自己而趾高气扬，那种作风足以毁灭自己、毁灭学校。干校的学生决不可自傲、自大，决不可露锋芒，必须做到谦虚和大方的基本要求。

蒋经国办三青团中央干校，原是抱有很大雄心的。他计划先办研究部第一期，作为干校的干部，即将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全部留校，作为建校的基本力量，以后再办专修部，再续办研究部，最后办大学部。此外还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除了发展总校以外，还曾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西郊建立分校。可是他的这个庞大的计划却为湘桂战役的战局、抗战胜利后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党团合并打破。由于整个三青团都并入国民党，这个团办的学校当然也并入了党办的中央政治大学。1946年秋，中央干校进入结束阶段。校本部的工作人员，少数人派往国立政治大学，其余人员被分配到青年军各师和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原中央干校校址重庆复兴关，移交给重庆青年中学。从1944年建校至1946年冬结束，前后共办了研究部两期、专修[48]部一期、东北人员训练班一期，总人数约1000余人。在这些学员中，很大一部分后来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嫡系，人称“干校系”。

在中央干校，蒋经国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干部，形成了“干校系”，而且也凭借着三青团中央干校，获得他在江西支团部时所无法企及的地位，他的活动范围由江西一省扩展至全国各地，从而为其今后的政治发展做了极为有利的铺垫。1945年8月，蒋经国接替康泽，出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一职，从而更进一步地控制了三青团。1947年党团合并，三青团中央干事全部转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而使在国民党内资历、地位尚浅的蒋经国顺利地成为国民党中央大员。

第七章　涉足军界

一　“十万青年十万军”

知识青年从军参战并不始于抗战后期的1943年。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之际，当地就有不少大中学生投笔从戎。南开大学被日寇炮击纵火摧毁后，该校大部分地下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按中共北方局的指示，陆续离开天津，有的投奔延安，有的去[1]了山西太行八路军总部，也有的去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之际，也有百余同学自愿参军，有的参加战地服务团，有的参加军政部学兵队，有的参加空[2]军、十三军、十四军。但在抗战前期大中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参军参战，纯属学生个人自愿。因为在抗战前期的《兵役法》规定，学生和公务人员都是免役和缓役对象，不能征集。国民政府也一直没有大批征召知识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学生从军。

这种情况到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1942年中国远征军10万余人入缅作战失利，大部分被迫翻越野人山和高黎贡山撤回滇西，一部分穿越缅甸西北密林退往印度，改称中国驻印军，在兰姆伽整训。但中国兵员的素质，为盟方所不满。盟方认为，国民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军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为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中方建议，征调大量知识青年，空运印度，接受美国援华的现代化武器和科学化的训练，在短期内建立一支素质优于日军的部队，消灭侵占缅北之敌，迅速打通和修筑中印公路。

为了弥补兵源不足，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征召知识青年从军。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程度，配服役务，[3]不得予以缓役。”这一通令，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随后，兵役署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

1943年10月中旬，蒋介石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名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限三个月内征齐，必须如期[4]如数完成。否则，各级役政负责人以失职论处。

1943年11月下旬，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首先在四川展开，结果川大、光华、华西、燕京、金陵等各大学学生纷纷响应，各中学学生也相率而从。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1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5]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

1944年1月11日，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张治中、陈立夫、梁寒操等17人任委员，张治中、陈立夫和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三人为常务委员。3月，全国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通过了《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由军政部转电各省军管区，依照通则设立各省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各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军管区参谋长、教育厅长、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为常务委员。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6]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为此，国民政府于10月11日至14日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党部、团部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在重庆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10月12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发起从军运动的宗旨：“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认识本党革命牺牲的精神，因之接受本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10月14日，会议正式宣布发起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为鼓励学生从军，蒋介石在会议上还特令蒋[7]经国和蒋纬国应征服役。

10月24日，蒋介石又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有志气、有血性的知识青年，一致奋起，志愿从军”，“效班超的投笔，学终军的请缨，走上前线，以军人的战斗精神在枪林弹雨之中开拓你们前途广阔的人生”，“互相督促，父谕其子，兄勉其弟，妻劝其夫，朋友相规，师生相勉，藉以志愿从军为光荣，以规避兵役为耻辱，恢复我们民族高尚的德性，改造我们社会颓靡的风气，整我军旅，灭[8]彼倭寇”。此文发表的第二天，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复旦大学校长章益、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宪、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朝阳学院院长孙晓楼、乡村建设育才院院长晏阳初等24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要恪尽职责，指导青年踊跃应[9]征，以雪国耻。

在党政军团的大规模宣传下，知识青年纷纷响应。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厅等中央机关内的知识青年很多也都响应从军运动纷纷报名参军。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彻国统区。对此，楚[10]崧秋先生说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这一决策，对于连年受困于抗日战争中的民心与兵源，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在当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总目标下，青年军的及时投入，不论其在实践中究将负起何种作战任务，毕竟提升了士气，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恶习，鼓励了全民的救国热忱，绝对是一件有利全局的好事。

1944年11月12日，青年军正式开始登记，至1945年1月1日，登记人数达到151516人。其成员多为在学青年，其中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约占总人数的80%。经过体检考核，应征入伍的青年共12万人。其中，有部分知识青年被编入远征军，其余的依国民政府军序列编成青年军，下设第201师至第209师。第201师，师长戴之奇，5180人，驻璧山；第202师，师长罗泽闿，7189人，驻綦江；第203师，师长钟彬，5863人，驻泸县；第204师，师长覃异之，7757人，驻万县；第205师，师长刘安祺（胡素继任），5492人，驻贵阳修文；第206师，师长杨彬（方先觉继任），7719人，驻汉中、天水；第207师，师长方先觉（罗友伦继任），7310人，驻昆明、曲靖；第208师，师长黄珍吾（吴啸亚继任），13000人，驻江西黎川；第209师，师长温鸣剑，11212人，驻江西铅坑，后改驻福建上杭。此九个师的编制是按照美械轻装师组成的。每师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搜索连、特务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等各一个。每团三个步兵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个连，特务排、卫[11]生队各一个。

二　掌控青年军

蒋介石设立三青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党，即利用三青团吸收、训练全国青年，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因此，三青团成立后就成为组织训练全国青年的最高机构。1943年4月，三青团“一大”规定：“鼓励团员及青年踊跃接受军训及服兵役，以促进建军运动之完成。”通过建立一支“团军”进而在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三青团的明确目的。然而，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动之际，三青团和国民党都有意掌控这场青年从军运动，从而掌握青年军的领导权。在党、团之间，蒋介石却有意扶持三青团，他特命三青团中央主持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事宜。其实，蒋介石之所以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交付于三青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蒋经国的发展作铺垫，因为在1943年3月三青团“一大”上，蒋经国已出任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1944年后又逐渐掌握三青团中央的实权。由蒋经国来掌握这支青年军，不仅可以使青年军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且对蒋经国政治仕途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蒋经国也以此为契机，借三青团的组织势力牢牢地控制着青年军。蒋经国视察青年军时赤膊开车

194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负责青年军的编练，罗卓英任总监。同时设立政治部，掌管全军所辖各师的政工，由蒋经国担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命令青年军政治部直隶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不寻常的做法使青年军和蒋经国享有独特的地位。青年军在重庆浮图关附近成立青年军事干部训练团，专门负责训练各级军事干部。而政治部则在重庆复兴关的中央干校内创设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专门负责政工干部的训练，由蒋经国兼任主任、邓文仪任副主任。

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直隶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并受政治部之指挥监督。主任下分训育、教务、总务三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蒋经国主要利用中央干校的师资和干部来训练政工干部，因此中央干校与青年军政工训练班在蒋经国的主持下，互为一体。他对干校学生说：“校长指示我们，这是武装自己、掌握[12]实力的好机会。”蒋经国从三青团中央干校抽调287名学员充当政工干部，82人充当军事干部，又挑选了近千名具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党团员直接入“政工班”进行训练。为了掌握青年军，蒋经国大力培养政工干部，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曾参与政工干部训练的吕振寰先[13]生回忆说：他经常光着上身，带领学员跑步，学员随时可以找他谈话，一扫长官遥不可及的传统局面，感动了受训的学员。他们深信，“今后以蒋经国为首团结了十万知识青年军，对国民党从内部雷厉风行地进行革命一番，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也许可以挽救垂危的民族前途，由此决心为蒋经国尽忠效命”。

政工干部的第一期训练时间为四周，政工班学员于12月31日结业，译员组学员于1月28日结业，共计888人。除译员组学员系由外事局分派工作外，其余按照各学员之能力、学识、特长分派各师政治部工作，其中军政治部61人，201师政治部103人，202师政治部87人，203师政治部83人，204师政治部88人，205师政治部74人，206师政治部76人，208师政治部61人，送干训团受训42人，留班服务11人，[14]派回原机关服务12人，其他部门42人，外事局147人。

青年军政工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类，师级政工人员。各师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不必接受军事入伍训练，即授予少将官阶。除少数外，师主任多为三青团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并选配报名从军大学教授中具有党团背景者出任。师主任大多数为复兴社成员，但仅挂名，在青年军中并无实权，实权由副主任掌握，副主任则为蒋经国亲信干[15]部。第二类为团部政治督导员。这是蒋经国最寄予厚望的政工干部。蒋经国希望团部政治督导员“能成为青年军的核心领导者”。团督导员人选，全部来自第一期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结业学员。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受训学员背景，以三青团干部学校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一强，三青团团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为各级学校、机关团[16]体内三青团干部，受团部保荐者。第三类为各师征集的青年兵，具备大专以上程度者。先在营接受一个月军事训练，然后由各师政治部就地筹设“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受训两周。期满后分发至各师连[17]部，以连级政工少尉干事任用。

青年军政工人员就是由以上三类成员组成，形成各师、团、营、连政工网络。由下而上的政工干部，都是党团成员，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87%，而且绝大部分是在校或已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且素质较[18]高，为青年军精英中的精英，蒋经国将其比喻为“军队的灵魂”。青年军的军事长官来自不同的战区、不同的军队，缺少统一的派系，可青年军的政工部门却是一条线下来的，各师政治部主任、团指导员、营督员、连训导，都是由设在团干校的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指派，主要来源是团干校研究部的一二期学员，这样蒋经国对青年军各师有着相当大的控制力。

蒋经国对青年军军事干部也有相当的控制力。蒋介石很重视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师长大多由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中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青年军干训团训练考核。而这些干部的任用，最后还要经过蒋介石父子亲自召见审定才发表。据青年军207师师长罗友伦亲自告诉李以劻，他是杜聿明保荐的，两度由昆明飞重庆晋见蒋介石父子才批准的。没有取得蒋经国的同意，不可能[19]充任青年军的师长。很明显，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掌握与辅导这支有知识的青年军。事实上，青年军的师长们大多和三青团有着密切的关系。201师师长戴之奇曾任三青团训练处副处长，208师师长黄珍吾是三青团“一大”时的中央干事，而202师师长罗泽闿、204师师长覃异之、205师师长刘安祺、207师师长罗友伦在三青团“二大”上分别增选为中央干事或中央监察。因此，青年军大部分师长也甘于[20]臣服蒋经国。楚崧秋先生说道：所有师长大抵由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亲从军中遴选资历完整、学历较高、立有战功、统御卓越的将才出任，且多降级录用，像在台担任过陆军总司令的刘安祺就是由军长来担任205师的师长。

此外，蒋经国还通过“预备干部局”继续掌控复员的青年军。抗战胜利后，青年军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为了使这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青年军不被共产党利用，蒋介石指示，青年军的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订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

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意志，1946年春，在重庆设立了青年军复员管理训练处，由军政部长陈诚兼任处长、蒋经国任副处长，主持青年军的复员和组训工作。7月，军委会撤销后，军政部改为国防部，青年军复员管理训练处改组为预备干部处，后又改为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贾亦斌任副局长。蒋经国曾对贾亦斌说，青年军干部的任免，军官少校营长以上、政工人员上尉连指导员以上，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后，向国防部上报；各省市及各大学的复员青年联谊会由他[21]直接掌握。

1946年6月3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为‘复员节’。为了能继续掌握复员青年军，蒋经国采取了诸多措施：“（一）对青年军各师士兵实行‘预备军官’训练，训练完后，一律授予‘少尉预备军官’军衔。（二）建立复员青年军通讯处，以保持预备干部局、青年军政治部及各师政治部对复员青年的联络与控制。（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四）由行政院及有关部门规定，各地政府优先安排复员知识青年升学、复学、复职或就业。为帮助这批复员军人升学、复学，设立青年中学及大学补习班，并举办职业训练班，对复[22]员青年实施短期的电话、邮务、通讯等专业训练。”1947年1月，蒋经国写信给蒋介石，汇报青年军复员工作，他说：“青年军方面之[23]工作已渐上轨道，复员士兵之组织亦有相当基础。”

青年军复员，使得政工人员的编制缩小，职权变更，经费减少，少数政工干部情绪低落。为了鼓励政工干部继续坚守岗位，蒋经国于[24]1947年6月发表了《致青年军政工同志书》。他说：有少数单位或少数同志，因为这次改变而情绪低落，以致影响工作，几使各级工作陷入停滞状态，这是莫大的错误。青年军是革命的新生命，他的任务在建军建国，今后国家的安定繁荣都要寄托在诸位身上。诸位是青年军中的政工同志，更是军队的灵魂，士兵的保姆，应该如何的意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在群情混乱、派别分歧、是非不明的今天，为国家培育出一批思想纯正、行动积极、抱负不凡、志量宏伟，上以图报国族，下以表率群伦的青年来，这是国家百年树人大计。诸位何幸承担此种神圣使命！岂可因目前的困难艰苦而灰心！？

任职青年军，是蒋经国正式迈入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重要开端。在此之前，蒋经国虽然担任行署专员，出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跻身于党团要员之中，但其势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中毕竟有限。而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蒋经国培植势力，插足军界提供了绝佳时机。他在老蒋的大力扶持下，凭借三青团的组织力量迅速地掌握了青年军的实际权力，牢牢地将青年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蒋经国正是通过青年军正式迈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至此，蒋经国开始集军、团、校三要职于一身，其势力也就非同寻常，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几乎可以同CC系、政学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系并驾齐驱。

正因蒋经国力图掌控青年军，插足军界，故与以陈诚为代表的黄埔系多有冲突。陈诚与蒋经国争夺青年军的斗争反映在部队中，便是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的对立。军事官长强调纪律，政工干部却大谈民主自由，彼此相互拆台。军事干部虽然忌惮于蒋介石的威严，不敢过分为难蒋经国，但对蒋经国手下的政工干部却予以打击。如青年军204师通讯营一个连长因将士兵换下的夏季服装暂时存放于自己家，而遭到政工干事的怀疑，并鼓动士兵搜查连长的家。黄埔系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大肆宣扬，认为政工干部不仅侮辱了军事干部，而且是聚众闹事、破坏军纪，要求严惩。结果官司打到军事官长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那里。蒋经国为息事宁人，被迫将该政工干事撤职查办。但身为蒋介石亲信的陈诚，深知自己斗不过“蒋太子”，大部分时候要向蒋经国让步。蒋介石有意栽培蒋经国掌握青年军，引起了黄埔系的嫉妒。他们甚至在暗地里埋怨蒋介石“要以干校取代黄埔”，“要太子不要门生”。

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但第二批青年军的素质明显不如第一批。9月，蒋经国致信蒋介石说：“青年军之数量虽日在扩充中，但在素质上则有退而无进。目前必须设法提高素质，[25]使质、量两方皆有进步。”然而，青年军不遵法纪的事屡屡发生，以致在国统区百姓把“青年从（军）”、“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军官总（队）”、“新闻记（者）”，并列为“五害”。1948年2月，驻台湾的青年军发生了军长贪污受贿畏罪潜逃案。为此，蒋经国不仅受到了黄埔系的攻击，而且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1948年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经儿来见，对于青年军组织[26]与成绩不良迁怒于经儿。”蒋经国受此牵连，不得不辞去预备干部局局长职。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儿对青年军确有未尽责任之处，自应受大人责备。”他说：“儿之所以坚辞预备干部局局长职务，除因青年军拨归训练处管训而高中生集训又不能举办外，国防部负责人当谓‘预干局乃为主席特设之机构’，并有人在会报上公开表示青年军为特殊干部所领导之特殊部队。儿素抱忍让隐藏之态度待人处事，故决辞职以表明立场，且更不愿使大人因儿之事而背后遭人毁谤。”[27]

蒋经国辞职后，力排众议，推荐副局长贾亦斌为代局长，继续掌控青年军。之后，蒋经国又征集复员青年军的预备军官，成立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用以补充新兵队伍的下级军官。经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批准，在重庆、汉中、南京各设立一个“预干总队”。后来，南京总队迁往浙江嘉兴，由贾亦斌任总队长。然而，1949年4月，贾亦斌在中共的联络下带领嘉兴预干总队4000余人起义，投奔天目山的中共游击队。虽然起义军在途中被胡轨指挥的浙江保安团打散，但嘉兴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该队的起义，对蒋经国打击极大。蒋经国不得不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检讨，蒋介石则怒骂蒋经国“用人失策”。

第八章　与苏谈判交涉

一　莫斯科谈判

1945年初，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日益临近，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虽遭受毁灭性打击，但仍在负隅顽抗。为了尽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保持大国之间在战后的合作关系，以及为了划分战后远东格局和势力范围，美、苏、英于1945年2月11日签订了《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规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兹协定：于德国投降及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利益，应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出路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应交还苏联。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

美国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之建议，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三大国首脑一致同意苏联之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应毫无疑问地予以实现。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蒋介石对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给予高度关注，并预感到此次会议将会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局面。2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塔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1]有说明，颇令人疑惧。”为此，蒋介石令驻美、英、苏三国外交人员设法探明雅尔塔会议的真相。

2月21日，蒋介石收到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发来的密电，报告了其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来的有关协定的内容。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其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2]情况。魏道明的来电使蒋介石深感悲哀，他在3月15日的日记中写

[3]道：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史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史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史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我云。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己。“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已。

但此时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论是从打败日本方面，还是从战后的中国政局方面，都有求于美国和苏联。他既不敢得罪美苏，又不愿意承认协定。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4]以应之。”

然而，为了尽快落实《雅尔塔协定》，苏联却急于与中国签订中苏条约，并更换了驻华大使，积极向国民政府表示友好。为了应付苏联，了解苏方底线，蒋介石密令蒋经国与苏方代表先期进行谈判。为此，蒋经国在重庆与苏联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进行了多次密谈。

4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与蒋经国进行了第一次谈话。苏方声称中国之前途决定于5月之内，希望能够就未来的协定早日直接与中方展开初步交涉。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使馆阿秘书与经儿谈话，比过去不可谓非有甚大之进步，希望经儿秘密代名赴俄。此为其[5]重要表示也。”

5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蒋经国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是：“（一）苏联愿意与中方签订互助协定。（二）中苏关系不要其他国家媒介或参加。（三）苏联希望蒋经国先于外交部长宋子[6]文访问苏联。”

5月11日，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苏联大使对蒋经国说：“（一）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苏以前，中苏双方要就双方的合作条件进行具体洽商，并达成谅解。（二）苏联愿意与中方恢复到1924年时的关系。（三）苏方愿意承诺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四）在东北的对日作战，由中苏两国解决。（五）苏方希望蒋介石能亲自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否则由蒋经国代替蒋介石与[7]斯大林会晤。”

通过蒋经国与苏联大使的密谈，蒋介石基本上了解了苏方的态度，认为：“俄在近期内不能不守公约，而美国对俄态度转强，故其[8]对我不能转变其态度与修好之方针。”为此，蒋介石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也与国民党高层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商讨，“绝大多数代表明确表示赞成与苏联结盟。他们坚决主张寻求苏联的帮助，并建议安排和斯大林举行谈判”。蒋介石作出了最后裁决：“中国应该请求苏联参战，政府[9]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行，踏上了莫斯科之旅。随行人员有蒋经国、钱昌照、沈鸿烈、胡世泽、卜道明、刘泽荣等。代表团成员中除宋子文外，没有一位职业外交官。外交谈判，蒋介石却不派职业外交官，这是因为职业外交官在谈判中，更多的是注重对国际公法的运用，而不是对内政的考虑。而蒋介石对苏谈判，主要是出于对内政的考量。早在6月3日，蒋介石在与彼得落夫谈话时就提出：“本人以为到苏联，不比到其他国家，最好少带外交官，有一、二个好翻译就行。”彼得落夫也认为：“对于这种有实际任务[10]的访问，可不必多带外交官。”

虽然蒋经国在此次出访中挂的是上校军衔，但他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而他的意见往往对蒋介石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在出发前，蒋介石已对蒋经国进行了详细的交代，要求他注意：在中苏谈判中“态度亲切，情意隆重，大事不苟，据理解答，小事浑厚，不必斤斤较量”，在正式渠道谈不拢时，希望蒋经国与斯大林单独密谈，以期获得成功。在和斯大林密谈时，要向斯大林表示：“余对彼企慕与彼此信任合作。”他还特意强调：“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先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叛变之军队。俄[11]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中苏双方连续进行了六次会谈，分别就外蒙古问题、东北问题进行了交涉与谈判。7月2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与苏方进行第一次正式会谈时，斯大林就给了中方代表一个下马威。斯大林将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低头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的文本，就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12]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中苏双方的谈判在两个问题上争执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蒋介石坚持不能用“租借”这两个字，认为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中方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经过多次争取，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却坚持决不退让。

由于在外蒙古问题上使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指示中方代表暂时停止谈判，令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拜见斯大林。7月4日，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密谈。

蒋经国向斯大林谈到了中国政府的艰难处境，他说：“您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

但斯大林不为所动，他强调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给蒋经国看：“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明白斯大林坚持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后，蒋经国立刻说：“现在您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您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您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您订立‘友好条约’，您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您是很明白的。”

然而，斯大林不是这么看。他坦率地对蒋经国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他最后对蒋经国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13]可”。

经过此次密谈，蒋经国明白，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已无商量余地。当日，他和宋子文分别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并请示下一步方针。他说：“斯大林将坚持其对蒙古问题之原意”，“万一[14]因此而不得停止交涉时，我究应处何种态度”。

蒋介石得知斯大林的态度后，立即召集陈立夫、陈诚等人商讨外蒙古独立问题。陈立夫、陈诚等人担心，外蒙古一旦为俄国所占领，则东北与新疆皆面临俄国的威胁。但蒋介石认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15]

于是，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双方边境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只有上述三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愿按照三民主义原则，由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决定独立与否，若投票结果为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批准之。否则“牺牲无益，不惜[16]停止交涉”。

7月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和蒋经国，重申了上述三项交换条件，并特别强调：“惟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决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恐不出空洞笼统之故套。如此则我对苏联所要求之答复为具体，而苏联对我所要求之答复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败。故对苏联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确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17]然终止谈判之准备也。”

有了蒋介石的授权与指示，中方代表相对从容。蒋经国向蒋介石[18]复电：“电谕拜悉。一切自当遵办，请大人放心。”7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并顺利地达成了几项协议。斯大林对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很满意，为安抚中国政府，他在中共问题上也作了令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至于东北问题，“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书面表示”。斯大林还同意中国所提的关于外蒙独立程序的[19]安排。

当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汇报了会谈结果：（一）苏方认为，史氏之坚持外蒙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二）史氏认为，我国目前承认外蒙如有困难则可于抗战胜利后宣布其独立。（三）苏联在海参威以北地带将开始建筑军港，约在40年内可完成。在此期间，愿与我国订约共同使用旅顺、大连及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将来可全部退出东三省。（四）协定成立后，苏[20]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并巩固其政权。他还特意提醒蒋介石，说斯大林曾明确表示：“中国如能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则任何[21]人将不敢动摇国民政府之政权。”

至此，中苏双方在外蒙问题和东三省问题已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剩下的就主要是细节问题了。7月12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人与斯大林举行第六次会谈，就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同意中方有关人员留在莫斯科同苏联外交部继续接触，宋子文、蒋经国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正式谈判待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继续进行。

8月5日，宋子文以行政院长身份，与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蒋经国等前往莫斯科，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苏谈判。早在7月24日，宋子文回国后就向蒋介石坚决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因为他不想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以免留下“出卖国土”的骂名。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不得已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王世杰临危受命，备受压力。他在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予一路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有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22]果无论如何，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

然而，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先后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后，苏联对日参战的作用已大为降低。而苏联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的要求，却越来越引起美国的不安，因此美国在谈判的第二阶段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试图对中苏谈判双方施以影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明确向苏联表示不要提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要求，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还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对中国在谈判中过度让步的不满：“余曾请阁下执[23]行雅尔达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达会议之让步。”

美国对中苏谈判的日益关注，以及对苏日趋强硬的态度，鼓舞了蒋介石。因此在第二轮谈判中，中方的态度相对强硬，而苏方在东北问题上则作了一些让步。斯大林同意：大连的市政管理权属于中国；旅顺口外岛屿问题，苏联放弃其要求；中东、南满两铁路董事长由华人担任。但双方在外蒙疆界、南满路局长及旅顺军事委员会三个问题上仍没有达成一致。而蒋介石由于受美国的鼓舞，仍希望与苏作进一步争论。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王等人，坚持南满铁路局长由中方任用，旅顺设军事委员会，“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独立其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24]决心与态度为要”。

中方的要求，遭到斯大林的坚决拒绝。而蒋介石的态度，也令中方代表深感为难。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25]化。”

关键时刻，蒋经国起了重要作用。12日晚，他致电蒋介石，力劝蒋介石接受苏联要求，尽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在电报[26]中声称：外蒙疆界事，史太林上次谈话中还肯根据我方提出之地图，仅谓可将现有之疆界作为疆界，但似并无藉此造成今后中苏纠纷之意。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会商结果，于万不得已时拟在换文中加入“以现有之疆界为疆界”一语（最少外蒙不能要求脱离年前之疆界）。此间各方面之变化极大，而且日益复杂。宋院长、王部长与同来诸同志皆认，以从速订约为有利。史氏亦极愿速即订约，同时有疑我方拖延订约之表示。切望大人对于未决事项，授予宋院长、王部长全权，从速解决之权。莫氏对组织旅顺军事委员会事，已表示可同意。

13日，蒋经国再次致电蒋介石：“昨电禀，想已收阅。儿全夜未睡，对于各种问题再三考虑，并将近日苏联各方面会商之经过详加分析。认为，此次谈判万不可停止或破裂，恳请大人能将此意作为最后[27]决定之重要参考。”

蒋介石收到蒋经国的电报后，对中苏谈判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尽管他不一定完全信任宋子文，但一定相信蒋经国。同时，蒋介石也考虑到苏联已出兵东北，一旦谈判破裂，必然造成苏联支持中共的事实。不得已致电宋子文、王世杰，同意他们权宜处理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8月14日晚，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各自代表自己的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中苏莫斯科谈判正式结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在重庆国民政府前

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全民投票公决，根据投票结果，百分之百的投票者拥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经国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秘密地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客观而言，蒋经国在谈判过程中，试图努力为中国争取利益，但更多的是主张对苏联做出让步，以便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多年以后，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指责斯大林“是沙皇的再世和化身”，但对自己在谈判中的让步主张却只字不提。事实上，蒋经国在1945年中苏谈判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态度，一定程度影响了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的决策。

二　东北交涉

蒋介石急于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重要的原因是寄希望通过条约来约束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斯大林在签订条约时也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承认中国在东三省的领土主权，支持以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大多认为对于东北的接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早在1945年3月，熊式辉已向蒋介石建议：“东北与内地[28]各省情形不同，复员工作宜有专人负责，早为准备。”但蒋介石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直至7月底，中苏谈判已接近尾声，日本投降在即时，蒋介石才决定任命熊式辉为东北军事代表兼行政长官。正因如此，8月5日熊式辉也以东北军事代表的身份，随宋子文赴莫斯科参[29]加了中苏第二轮谈判。

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又为日本经营多年，是众多国民党大员梦寐以求的地方。作为政学系的干将，熊式辉对接收东北踌躇满志。8月24日，熊式辉邀约刘斐、钱大钧、贺国光、张群、吴鼎昌、沈鸿烈等人开始筹划东北行营编制和参谋长人选，以及东北各省主席、市长、厅长人选问题。他还致电在江西任职的胡家风、文群，让他们辞去赣职，前往东北行营工作。国民党要员纷纷向熊式辉推荐干部，就连白崇禧也介绍了林家训等数人希望予以任用。而东北代表莫德惠则直接对熊式辉说，希望在东北九省党政干部中，多任用东北籍人士。[30]

由于蒋经国全程参与了中苏莫斯科谈判，对东北问题比较清楚，因此蒋介石想让蒋经国参与东北行营工作，并有意让儿子出任东北行营秘书长一职。但熊式辉不愿意蒋经国担任秘书长，因为他深恐大权旁落。于是他和张群商议再三后，向蒋介石表示：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在打败日本关东军，接受日本投降以后，从第六个星期起应该开始撤退进驻军，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交还主权，此乃当务之急。熊式辉还强调：和进驻东北的苏联军方交涉，需要一位精通俄语、熟悉苏联情况的人去担任外交谈判代表，他认为蒋经国是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他向蒋介石建议，设立东北外交特派公署，让蒋经国担任外交特派员，待蒋经国完成这项重要使命，国民政府接收了东北主权，到那时再担任东北行营的秘书长或其他更重要的职务。熊式辉还向蒋介石表示：“不经过艰苦的交涉，苏联决不会按时撤兵，不撤兵，东北主权不能收回，行营在长春也是虚设，不起作用。”他的建议果然使蒋介石同意了。因此，重庆外交部发表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而把内定为东北行营秘书长一职暂时搁置了起来。

东北行营在长春正式成立后，熊式辉在行营主任之下分设两个委员会，自任政治委员会主任，而由另一个政学系干将、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张嘉璈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并设参谋长一职，作为实际的幕僚长，由赵家骧担任。对于秘书长一职，名义上为协助主任办理九省三市的政务，实际上却在编制上削弱秘书长的作用，使其成为行营主任的秘书室，负责处理行营各处的文书事务，委派胡家凤担任。对于这样的一个秘书长职务，蒋经国自然不屑一顾。这也是后来造成蒋经国与熊式辉之间关系隔阂的重要原因。

虽然蒋经国未能出任秘书长一职，但其东北外交特派员的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根据需要，在某些省份派驻外交特派员是常例。不过这些特派员的办事机构规模很小，经费不多，在人事上也完全由外交部直接控制。而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却是一个超越常规的机构，其组织、人事、经费完全依照蒋经国个人的意见而定。事实上，蒋经国对接收东北同样有着雄心壮志。

蒋经国的特派员公署最初拟订的编制是，设总署于长春，在大连、哈尔滨设立南、北两个分署，在沈阳设办事处。总署除特派员外，设主任秘书、秘书若干人。总署下设四科及机要室，第一科负责苏联，第二科美英、西欧各国，第三科日本、朝鲜、亚洲各国，第四科总务交际。只是后来由于东北局势的发展，两个分署未能成真，第二、第三科合而为一。公署人员一律是蒋经国的亲信骨干，主任秘书胡世杰是浙江宁波人，也是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熟谙俄语，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与蒋经国友谊甚笃。秘书分别由俞季虞、高维翰担任。俞季虞不仅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也是蒋经国任中央干校教育长时的秘书，高维翰是蒋经国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时的同学。科长张令澳是蒋经国从委员长侍从室借调而来的，科长杨万昌则是蒋经国赣南时的干部。此外，蒋经国又陆续将高理文、彭建华、徐季元调来长春。其中，高理文来东北，主要是为蒋经国在东北办报的。彭建华原是“新赣南”正气出版社总编辑，到长春后遵蒋经国之命在长春筹办青年中学。另外，他还将中央干校东北青年训练班受训[31]的东北流亡青年交给长春市长赵君迈任用。可见，蒋经国对接收东北还是有计划地准备了一套庞大班子，只是由于东北局势的演变，很多工作未能实现。

10月10日，蒋经国乘飞机前往长春，正式就任东北特派员职。临行前，他向蒋介石辞别，但因蒋尚未起床，而没有当面告别。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今日经儿八时飞东北就任外交特派员。彼拂晓来林园辞别，以余未起床，乃留函辞去。迨余起床阅函，知其时间迫促，不得久候而行，此心为之依依。甚望其能耐心忍辱，达成使命。惟上[32]帝保佑其平顺与成业也。”

然而，在东北等着蒋经国的将是种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除了苏联方面的百般刁难外，令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没想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已抢先国民党军队进入了东北。

其实，早在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和冀热辽军区就决定派李运昌率八个半团的兵力，分三路迅速挺进东北。其中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组成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插锦州、沈阳一线；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和地方干部随后跟进。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由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

9月4日，中共先遣纵队到达锦州，9月6日抵达沈阳。起初，苏军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同意共产党八路军进驻沈阳。经再三交涉，先遣纵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获得立脚的权利，并成立了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9月9日，正式接管沈阳，并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9月14日，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指挥机关和直属团队5000多人进驻沈阳。此时，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的西路、中路两部人马也进展顺利，分别接管了承德和赤峰。

除李运昌部挺进东北外，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在积极行动。8月17日，抗联派出大批人员，分赴东北11个地区57个重要城镇，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发动群众，扩军建政，先后建立了中共长春、吉林、牡丹江市委及一大批县委。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33]（卫戍司令由苏军担任）。

与此同时，中共又从各解放区抽调各路人马挺进东北。其中有罗荣桓统帅的山东军区，黄克诚统帅的新四军第三师等，共计达11万人。调往东北的各种干部达2万余人，彭真、陈云、张闻天、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吕正操、萧劲光等中共重要的军政领导人相继进入东北。

中共部队先期抵达东北，以及苏联方面实行“两面政策”，即表面上遵守中苏条约，实际上却百般阻挠、延迟国民党军队登陆，使蒋经国的交涉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10月12日，蒋经国、熊式辉等一行飞抵长春。次日下午，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与苏军马林斯基元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希望在苏方撤退以前，能有相当军队到达东北，以维持各大城市之治安，所以在第一次谈判中，蒋经国主要注重于商讨国民党军队的海陆空运输事项，并希望苏方同意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为此，蒋经国代表中方向马林斯基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得到苏军的协助：（一）海运登陆港口及轮船之指定；（二）陆运铁路车辆之拨用；（三）空运少数部队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之降落。

对于中方提出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要求，苏方明确表示反对，对于其他事项则表示无权答复或需要请示政府：（一）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此登陆。营口、葫芦岛、安东三处港设备状况不悉其详，并声明安东港不在其管辖范围以内，无权答复。轮船未有剩余，无法拨借。（二）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解决。

苏方的答复令蒋经国和熊式辉深感意外。双方商讨三个小时，毫无结果。熊式辉在日记中说：“马氏答复除空泛的关于行政接收，苏方可以协助，关于经济接收可以派人商洽外，关于军事运输者，完全[34]出于无诚意态度，明白拒绝或故意拖延。”但蒋经国并不气馁，他[35]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对中苏东北交涉仍抱乐观态度。

10月17日，蒋经国等人与马林斯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中方仍坚持军队海运大连登陆，并向苏方提出了铁路运输军队和空运宪[36]警的方案，商讨工业、交通方面的接收问题：（一）中国两个军海运大连登陆，请苏方协助。（二）另两个军由陆路经山海关进入，请苏方将山海关至沈阳铁路及时修复。（三）宪兵及警察先行空运至各大城市，并由行营派人赴各地筹编保安团队，请苏方予以便利及协助。（四）行营先派人赴各主要城市如大连、哈尔滨等地视察，为接收作准备。（五）希望先接收交通事业及伪满政府与日本民营之工业机构。

在此次会谈中，马林斯基先向中方通告了苏军各自撤退的时间安排，表示12月3日前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对中方提出的要求，马氏答[37]复说：（一）山海关至沈阳铁道可以修复，但车辆需关内拨用。（二）中国方面空运少数部队至各城市一节，苏方不表反对。（三）行营派人赴各地筹编保安团队，须俟请示政府。（四）关于行政接受问题，须俟请示政府。（五）关于经济接收问题，伪满邮政机构已解体；铁道、电讯及其他电业，现为军事占用，不能移交；各种工厂均为日本所经营者，属于伪满者甚少。

数日后，马林斯基正式答复蒋经国，声称：“苏联政府反对中国军队登陆大连，并将以此认为中方破坏条约；俄方不同意东北行营编组部队；中方视察人员不能前往大连，因该地应受旅顺军港之控制。”[38]

蒋介石得知苏方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时，致电熊式辉和蒋经国，声称：大连登陆事，不因苏联之抗议而改变，仍应与交涉。另外，要求苏军负责协助我军在葫芦岛登陆，并负责保护沈阳至山海关[39]铁路，协助运输。

为此，中日双方29日再次举行会谈。蒋经国向马林斯基提出，中国方面保留在大连登陆的主张，但声明在葫芦岛、营口两处先行登陆。马林斯基答复说，中国军队在11月10日前在营口登陆，可绝对保证安全，在葫芦岛登陆，仅可设法维持登陆秩序。在会谈中，马林斯基公开表示对东北行营不满，认为自行营到长春后，东北已发生了多起反苏行动。

蒋经国在日记中说：“马林斯基对重要问题，皆不作正面答复，关于葫芦岛我军登陆一事，俄方亦不愿作安全之保证。经过此次交涉，[40]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蒋经国所料。在11月5日的中苏第六次正式会谈中，马林斯基向蒋经国声明：营口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苏联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不能将其驱逐，所以对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的安全，自亦不能负责；至于邮电铁道，因有关军用，暂时不能移交；行营在东北编组部队的事，只可以开始准备，但还不可以正式[41]成立。

自10月13日至11月5日，蒋经国与苏军马林斯基元帅先后进行了六次正式性会谈，分别就国民党军队的登陆，政权的交接，邮电、铁路的移交和工业的接收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但可以说毫无结果。蒋经国在日记中说：“俄方不能实践诺言，如电报邮政之接收，铁路之管[42]理，及保证营口登陆军之安全等等，莫不出尔反尔。”至此，中苏东北交涉已陷入僵局。

11月10日，蒋介石电召熊式辉、蒋经国飞抵重庆，会商与苏交涉的办法。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长春形势之恶劣日甚，‘共匪’已公开招兵组织，俄军亦公开掩护不讳矣。至此，东北局势已无挽回之[43]望。”

12日，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张群等人商讨对策。蒋经国说，苏方态度恶劣，对重要问题避而不谈，交涉已成空谈，都是实情，但吾人未能竭尽能力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必须做到“不到黄河心不死”，相信终有成功之一日。在谈到解决办法时，他认为目前解决东北问题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中央接收人员全部撤回，并作严正之表示。第二种是空运少数部队控制长春，行营继续存在，派主席至各处接事，编练地方团队，扩大政治影响，务使先有对付共党之力量存于东北，然后逐步增强政府力量，使东北进入正轨。以上二途，应以后者为宜，因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44]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

然而，蒋介石与熊式辉倾向于第一种方法，决心将行营撤回关内，以表明苏联阻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破坏中苏条约。14日，蒋介石[45]又就东北行营撤退的准备与处理程序，对蒋经国予以详细指示。17日，东北行营奉令撤退，但蒋经国的外交公署继续留在长春，与苏交涉。

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苏联为了避免美国的介入，态度开始转变。11月30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苏联政府一定履行中苏同盟协定，帮助中国接收东北。为了等待中国军队进驻东北接收，苏军愿意将撤军时间延迟至1946年1月[46]3日。

至此，中苏东北交涉有了新的转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态度之转变，可知此时对国际尚有顾忌，而犹不敢冒天下之韪。”他还分析说，苏方在东北进行各种威胁行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中国政府提议，请求苏军推迟撤兵日期。这样，苏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东北久驻不撤。为此，“我乃不仅不要求其延展，而先自动撤退行营，以示东北责任在彼不在我，使彼提议展期，则今后彼果无理久踞，乃[47]应由其负全责也。”蒋介石对于这一决策非常自得，他说，本月以撤退东北行营之举动，为我对俄外交成败最大之关键，实为安危和战之所系。然仅有决心与行动，如非运用之得当，则亦不能收预定之效果。此举结果，乃得收效，且间接使俄国表示迁就谦和。此乃对俄外交精神上一大胜利，使其知我国不可欺侮与玩弄也。东北行营实行迁[48]移，实为东北交涉成败之枢机。

12月初，中方代表蒋经国、张嘉璈等与苏方代表马林斯基元帅、伏斯德诺霍夫大将、库兹涅佐夫中将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达成谅解：（一）苏联方面协助中国政府先行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大中心城市，以及吉林、辽宁、安东等省。（二）中国政府为保障行政权力的执行，如陆路军队一时不能到达，可以空运部分军队至长春或沈阳，作为保护中国政府机关及官员安全之用。苏军在机场设备的利用上给予方便，待苏联军队全部撤尽，方可接管城防及机场。（三）苏方坚持东北的重工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苏军在撤退以前有权拆迁、搬运或作其他处理。苏军撤退以后，苏联认为必要的工矿企业应由中苏合办，具体协议另行商谈。

12月13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认为中苏交涉的关键问题基本完成，有关经济合作问题的交涉由张嘉璈负责。蒋经国20日前返渝，准备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莫斯科。

12月29日，蒋经国飞抵莫斯科，并于12月30日、1946年1月3日两次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斯大林会晤，就国际局势、中苏关系、中共问题进行了交流。斯大林再次向蒋经国保证，苏联政府将支持蒋委员长领导国民政府。蒋介石对蒋经国此行寄予厚望，认为：“对[49]俄、对共之政策与国家前途之安危成败，皆系于此也。”

至1946年5月23日，苏军已全部撤出东北，东北交涉完成，但国共在东北的战事却愈演愈烈。

第九章　上海打虎

一　法币贬值

法币发行之初，较为稳定。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390多倍。到抗战结束时，100元法币只能买两个鸡蛋。国共内战爆发后，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直线攀升。至1946年，100元法币已只能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法币的极度贬值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2]“物价不定，人心浮动，社会渐形不安之象。”

为阻止法币贬值，1946年3月8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黄金抛售并没有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的，反而引起了黄金的抢购风潮。因为那些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致使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这就是上海的“黄金风潮案”。黄金风潮案使蒋介石非常震怒，他说：“今日忧患最重，上海黄金每两涨价至五万余，美钞涨至一万一千余元，经济崩溃已临头矣。子文害国[3]之罪，不可再恕。”不得已，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职务。

宋子文辞职后，蒋介石任命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走马换将，就是想压住黄金风潮，抑制通货膨胀。张群上任后，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的抛售，以图回笼法币。

194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然而，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出售敌伪资产过程，充满了种种黑幕。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很快，经济紧急措施失效，物价再次飞涨。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物价自月初以来又起波动，此为经济紧急措施后之噩耗。乃人事不臧，主管部会努力不足，国人不知责任之[4]劣风，且无积极精神之所致。言念前途，何以建国。”

其实，蒋介石对国人的指责，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因为造成法币贬值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自己亲手发动的内战所致。1947年，国民政府的内战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法币，而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7万亿法币，财政赤字高达83万亿法币。照宋子文的话来说，就是“全靠印刷机来弥补”。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刷厂。一分钟印刷1600万元法币，日夜不停开工，但仍不够用，还要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马上投入流通。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了56倍！物价无止境地上升，通货无限制地膨胀，膨胀愈大，上升愈速，当法币的票面出现了500万元的赫赫大数，物价也跟着一日三级跳地惊人表演。上升，膨胀，膨胀，上升。法币的发行达到了天文的数字，物价的指数爬上了700万倍的高峰。[5]这恶性循环的波动，已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冲到了崩溃的边缘。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上海米价每石已至五十万圆，闻之寒心。经济不安，社会动荡。粮食更为一般民众日常不可一日或缺之物，高涨至此，更易为‘共匪’所资以煽动暴乱者也。后方动摇，前方影响非浅，奈之[6]何哉。惟祈天父佑之。”

法币几乎已是一文不值了，它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城市的大宗买卖交易早已用黄金美钞计算，至少也得用港币，而农村则以粮食作价格标准，物[7]物交换日益风行。然而，使用黄金美钞的人毕竟占百姓中的极少数，工人、教师、学生以及广大的普通市民却只能使用法币，不得不忍受物价飞涨之苦。1947年5月4日，上海终于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广大的市民、学生率先冲上了街头进行抗议，要求增加待遇，改善生活。20日，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6000余名大学生汇集南京，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京沪之间愈演愈烈。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与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他们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腐败现象无处不在。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贪污腐败盛行，奸商投机倒把，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一方面，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描写当时的情形：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至此，改革币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甚至提出：“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8]一口气来。”

二　发行金圆券

就在法币几近崩溃之际，国民党正忙于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也为平衡党内的利益忙得焦头烂额。1948年5月，行宪国大结束，蒋介石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应付经济问题。随即，他以总统名义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以期稳定财政经济。6月29日，蒋介石召见翁文灏与王云五商议改革币制，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彼等提议经儿主持[9]其事，余以为经儿参加其事则可，主持则不宜也”。

其实，早在行宪之前，王云五就曾提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10]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王云五就职财政部长后，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制改革计划的研究中。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币制改革，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即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11]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7月9日至28日，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经济专家对该案进行了数次讨论，最后定稿。

7月29日，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一同前往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就币制改革进行会商。然而，改革币制毕竟不是小事，蒋介石心里仍不踏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日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危机崩溃缘际，其重要政务之整顿改革问题，皆凑在一身，诚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而经济节制与币制改革实行[12]方法与时期之迟早，更为难决。”

31日，蒋介石再次与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等人商定币制与经济办法，以及开始实施的日期。俞鸿钧等皆同意，只要准[13]备充足当可如期实施。当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

在上海，蒋介石召见了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就币制改革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张嘉璈对蒋说，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储备，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

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宋子文，会商币制改革方案。之后，蒋再次召见张嘉璈。尽管宋子文、张嘉璈对能否控制物价表示了怀疑，但蒋已认定币制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方案。经过四小时的讨论，方案最终通过。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子文、岳军、公权、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14]一举。然涵霓与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依照戡乱动员临时条款，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次日，各大报刊纷纷刊发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个办法。命令与办法的中心内容是，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限期兑换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换3元金圆券，银币每元兑换2元金圆券，美元每元兑换4元金圆券。兑换日期止于9月30日，后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15]

8月20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当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三　临危受命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获得成功，经济状况如获好转，即可打开全国的局面。因此，上海是这次经济管制的重中之重。但年轻时搞过投机交易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非有行政铁腕解决不可。上阵还需父子兵，思前顾后，蒋介石只能把如此重任交给蒋经国。为此，蒋介石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俞鸿钧处世圆滑，善观风向，乐于将大权交给蒋经国。事实上，俞鸿钧被任命后，在督导员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总共没有超过一天。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经国才是实际督导人。

在8月19日晚，蒋介石和蒋经国共同进餐后，商讨上海经济管制问题。蒋介石充满期望地说，这次发行金圆券，收兑黄金，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我派你去上海全权处理此事，你不要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期望。为了加强督导力度，上海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单位可以归你统一指挥。

蒋经国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个人甘愿担当一切风险，随时准备牺牲。他强调：非有破除情面，以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蒋介石何尝不知道经[16]济管制的艰难，但他表示一定会全力支持他。

长期以来，上海便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到处都是巨贾、奸商、暴发户、投机客，他们都是久经历练，在金融风潮中翻身的大好手。因此，他们对于政府的币制改革、经济管制并没有放在心上。相反的，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又一次为他们提供了投机发财的机会。的确，过去的经验清楚地告诉他们，政府的办法尽管如何，结果还是在他们手中变样。说平抑物价吧，限价、平价、议价，结果还是涨价。谈管制吧，去年2月上海成立过经济监察团，为期不到一个月即告取消。因此，接二连三的金潮、涨风，最后都是这些杰出的冒险家操胜算。

蒋经国的任命，对于上海的冒险家们而言，倒是比金圆券的发行来得还要震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蒋经国是太子，更重要的是因为蒋经国还有他自己一套为他人所不及的干劲和办法。

受命之后，蒋经国于20日晚离京赴沪，开始为上海经济管制做准备。他对上海之行的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决心大干一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17]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他对困难的症结也很清楚，他说：“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18]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

8月24日上午1时，蒋经国正式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三楼经管督导员办公处办公。其实，对于经济管制，蒋经国并不是一个新手。首先，他在苏联度过了12年的岁月，正是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实施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时候。期间，蒋经国正如其他苏联公民一样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捱过饿，睡过地板，打过铁，挖过矿，做过技师，接受过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其次，蒋经国在建设新赣南时期，严禁过烟赌娼，打击过土豪劣绅，在经济建设上也有许多的发明与业绩。对于蒋经国督导上海经济管制，普通市民寄予了较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蒋经国到上海是有备而来的。

上任之前，他已准备好了自己的班底。他任命高理文担任上海督导员办公室秘书，俞季虞为上海经济检查委员会秘书。其中，高理文1938年就跟随蒋经国在南昌工作，后任赣州专员公署秘书，主管文化出版，是《新赣南报》的创办人。俞季虞自重庆时期就一直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曾在中央干校训导处任副处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秘书。

与此同时，蒋经国命令亲信王升将“戡建”第六大队调来上海，这是蒋经国的一支嫡系队伍。因为蒋经国对上海警部稽查队不太放心，于是让“戡建”大队来协助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戡建”大队调到上海后，蒋经国就针对上海环境和参加经济改革工作的任务，提出：“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政府的一切措施，应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且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第二是政府的法令，必须要人民共同遵守，无论何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上海环境复杂，工作不易做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不受金钱的诱惑，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

8月23日，俞鸿钧和蒋经国在中央银行会议室邀请上海市各长官举行首次经济督导会议，吴国桢、宣铁吾等十余人参加，会议决定在水陆空交通场所厉行检查，防止物资外流。25日，蒋经国计划在全市设立10个人民服务站和告密站，鼓励人民对违反经济管制的奸商进行告密。

26日，蒋经国召集市政府、警部稽查处、宪兵团等有关机关负责人举行检查会议。会议决议：（1）统一检查机构，所有检查事宜，今后全由蒋督导员作统一之指挥执行，各军警机关不再作个别性之检查，以期发挥经济检查力量，而不扰民。（2）检查对象，包括市场、仓库、水陆空交通码头，至于大商人，则更在检查之列。（3）今后对各种物资及金银外币之移动，以及公司行号之真实情形，均须查明去路，必要时非经蒋督导员之核准，不得随便移动。（4）对全市并无囤积居奇情事，而能遵守国家法令之商人，当予以法律保障。（5）有违背国家法令，以及经济紧急措施条例之商人，如为个人，则送特种刑庭法办，公司行号则予以吊销营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货物则一律充公没收。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19]今后必须严格地加以管理与监督。”

27日，蒋经国的“戡建”大队开始工作，并在全市设立了10个服务站和告密站。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决定于政府之决心与人民的力量，政府与人民合作，即可底成，戡建队即等于政府的耳目，人民的口舌，这代表了人民政府打成一片，绝对可以成功。关于经检工作，过去方法极多，但好的办法，执行时变坏，多有藉此敲诈不法等行为。我们的检查对象，不论你是‘任何人’，任何有势力后台的人都要检查，检查绝不许扰民，更要人民协助控告，我们的原则遵从‘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的政策路线。为了人民恐有顾虑不敢控告，我定一个办法，每个礼拜二及四在中央银行接见要见我的人民，接受人民提供宝贵的资料与意见。我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冷静的来应[20]付未来可能因执行工作而到来的大风浪。”

为了保证经管工作顺利进行，他要求参加经济管制工作的干部，应该遵守以下的原则：不得参加任何应酬；不得进出任何娱乐场所；不得接受任何礼物；每日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0小时；星期日照常办公；各级部属如在外有招摇撞骗行为，其主管应与同罪。并表示：“如果我有一丝一毫的贪污，大家都可以拿手枪打死我！”

由此可见，蒋经国对于经济管制的决心之大。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该做下去。……[21]现在所做的事，可成不可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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