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世忠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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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成本研究专辑(2010～2011)试读：
前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等教育成本研究”团队，自2009年获得北京市教委专项资助以来，持续开展了对高等教育成本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研究，先后举办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发了高校生均成本核算系统软件并投入实际应用，形成了系列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成果。本书是在2009年专辑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本研究文献专辑。内容包括发表于2010年和2011年两次国际研讨会上的相关文献和团队成员在2010～2012年期间在专业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附录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标题，附录2则是在前一本专辑的基础上对有关文献的部分观点进行的摘编。
我们期望，通过出版本专辑，能够对国内从事高等教育成本研究的同仁有所帮助，以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成本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编者2013年7月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理论对中国大学筹资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罗道全
举办大学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大学就难以得到应有的发展。有关研究表明，高校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我国高校筹资的现状是以各级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财政补助收入仍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而教育事业收入（学费）则是自筹收入部分的主要来源。同时，近几年银行贷款在各高等院校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也迅速提高，作用越来越大，而其他筹资渠道对高校筹资的贡献仍然十分有限。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正日益显现，亟待各方加以探讨和解决。一、中国大学筹资过程中主要的问题
国内目前这种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教育投资体制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欠账太多，多渠道筹资有时出现“有渠无水”，如，财政拨款资金增长缓慢、拨款方式不尽合理、地区差异难以平衡、收费方式不合理、乱收费现象较为严重以及高校改扩建上项目不切实际、贷款不计成本、不考虑自身偿债能力等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影响到国内高校的长期健康发展。（一）财政拨款比例下降，增长速度缓慢
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的总额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占大学收入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教育学者李刚的统计表明：1990～2004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从93.5％下降到50％。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看，该比例的增长也极为缓慢，一直在2％～3％徘徊，这与国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设定的20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二）教育成本核算模糊，教育收费状况混乱
按照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学费标准根据生均年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但从实际收费情况看，由于高校成本核算体系不完善，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至今也无一个清晰的标准，更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认证；某些教育环节费用分摊并未形成标准。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教育专家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成本，但大多尚处于“毛估”核算阶段；此外，学生应承担的学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和不同学校之间学费的差别一直也无从确定。正是教育成本核算模糊，收费标准缺乏依据，造成有些学校乘机乱收费，引起社会的严重不满。根据审计署2006年3月公布的对18所部属高校2003年年度财务收支审计公告，2003年，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 427 万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 010 万元，自行设立并收取辅修费、旁听费等7 351 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5 219 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3 284 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554万元，共计8.68亿元。高校乱收费的情况可见一斑。（三）盲目扩建、过度融资
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对校园进行适当的改扩建十分必要，但是众多高校不考虑自身条件和长远规划，过分乐观地估计生源增长速度，盲目建设新校区，追求教学设施的档次和标准，给高校的长远发展留下隐患。筹资方面，高校在教育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合理使用银行贷款弥补经费不足，改善办学条件十分必要。但是，部分高校对贷款的风险认识不够，还贷的责任意识不强；许多高校贷款论证不充分，贷款规模大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不切实际地依靠贷款铺摊子、上项目，盲目追求高标准，甚至将贷款资金用于对外投资或对校办企业投资。不切实际、盲目融资已使一些高校逐渐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不仅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让其不堪重负，财务风险日渐显现。审计署关于18所部属高校2003年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报告显示，部分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已经形成沉重债务负担，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年末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四）募集捐赠数量有限，社会捐助未成气候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对高校的捐赠很少。在美国，社会捐资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最多的达数十亿美元；在欧洲和日本，它们的国立大学的学费很低，但学校的经济实力却非常雄厚，除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外，更多地来自于校友及社会捐助。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赞助可达高校经费总收入的5％。而我国高校这一项收入很低，目前，即便教育部部属高校的此项比例也仅为2％左右。（五）校办产业效益低下，难当高校筹资重任
作为高校资金来源的辅助渠道之一，校办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红火后，正日渐衰弱。目前，高校普遍存在校办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人力和资金分散、效益低下等问题，在经济上并没有给学校作出贡献，有些还拖了学校的后腿，给学校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出现大量违法违规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声誉。据审计署对18所部属高校2003年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显示，部分高校校办企业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问题，如，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私设“小金库”2 138 万元，以发放奖金、对外投资等方式支取大量现金。二、中国大学筹资能力低的原因分析
高等学校在筹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认识问题、体制问题，也有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一）各级政府对教育事业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双轨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战略性地位的认识还存在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中教育投资决策者认识上仍然存在“短期行为”，总以为教育投资是“软”的、投资周期太长。搞项目、上大建筑，工程事业费的比重越来越高，有的高达87％，影响了各级财政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的增加。（二）重“硬”轻“软”，源于高等教育体制之患
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相比之下，高校更愿意将大把资金投向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上，究其根源是高教体制隐含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目前，国内高校的主要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在这种体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而且见效慢，并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见影”的高校领导者，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高校领导盲目追求易见成效的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质量上的提高也就成为必然。高校走上“粗放型发展”之路，大兴土木，圈地造楼，不惜成本，盲目贷款，财务风险日渐增大。（三）高校筹资观念和制度约束了高校捐赠数量的增加
国内高校捐赠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不仅表现在高校筹措资金数量上，更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筹资观念和筹资制度保障上的差距。在美国，社会不仅有捐资兴学的传统，而且政策上的优惠也是对高校筹资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美国的税种名目繁多，人们也有很强的纳税意识，同时，法律也鼓励人们对教育事业或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或成立各种非营利的基金会，规定对这部分资金实行减免税政策，因而，筹集资金不仅成为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且对于捐助人还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财方式。目前，国内还未建立完善的优惠政策和法律保障，加之高校对吸引社会捐赠的观念还未改变，态度还不够积极，社会捐赠这一资金来源还有待政府和高校从主观上积极争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相应鼓励政策的制定，社会捐资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四）校办企业定位失准，管理不严，导致经营效益低下
校办企业效益低，既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税收优惠的取消等，但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校办企业开办时的定位存在问题，不是着眼于发挥高校的综合科技优势，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而是把眼光盯在短期经济效益上，缺乏长远规划，使得校办企业难以充分发挥所在学校的自身优势；其次，校办企业普遍存在产权不清，管理不严的问题，也是造成校企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三、增强大学筹资能力的对策
从我国近几年高校资金筹集的实践和国外发达国家筹集资金的经验看，高校筹资目标是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筹资模式，形成以自筹资金为主体的事业发展格局，完善以多渠道为内容的全社会高等教育投入机制。解决思路是从原来的单纯依靠政府投资逐渐向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市场化筹资方向发展。（一）加快政府财政拨款增长速度
各级政府对教育地位的认识要尽快实现从一般认识到战略重点的转变。着力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增加财政拨款增长速度。在财政拨款的方式方面，各级政府应从长远改革的方向着想，本着兼顾公平和扶持重点领域的原则，建立多政策参数的高教经费拨款模式，同时应成立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帮助政府进行财政拨款的具体运作，并对高校资金的使用进行评估和监督。（二）加快教育成本核算研究，增强学费收费标准的合理性
高校须切实加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研究，准确核算教育成本：收费标准要以学生培养的真实成本为出发点，以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成本为基础，充分考虑政府的财政拨款情况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学校品牌知名度、市场供求和学生就业及社会、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后，确定合理的学费征收比例和标准；政府还需通过合理收费调整高校发展的布局，促进高校的发展，真正达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目的。（三）适度融资，防范金融风险
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要从体制上解决大学的考核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考核体系科学考核大学领导者的业绩，引导高校转变到通过提高教学质量、科研能力提升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的道路上来。高校校区改扩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按照长远规划，逐步实施，以免影响到学校的长远发展。高校贷款的管理需要从贷款的指导思想、贷款项目的合理规划、贷款使用方向以及贷款资金的有效监督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有效防范高校财务风险、确保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坚持在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高校的实际偿还能力确定贷款项目及适度的贷款额度；加强贷款项目及资金管理、严控贷款用途，贷款资金只能用于解决制约高校当前和未来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及对高校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必须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对贷款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控。（四）采取多种形式，想方设法吸引社会捐赠
从国外经验看，国内高校对吸引社会捐赠这种筹资方式应予以高度重视。吸引社会捐赠不仅能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能有效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促进社会各界和学校的联系。各高校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推介自己，争取社会各界的各种支持。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工作多年，很多人功成名就，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些毕业生往往对母校很有感情，应加强联系，争取得到他们对学校的资金支持和帮助。此外，通过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高等学校可以按照国家的计划培养人才，也可以按照企事业单位和市场的需求培养人才，学校应努力争取企事业单位直接投资。高校拥有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的优势，但办学资金短缺，而企事业单位资金雄厚、又迫切需要人才，两者结合取长补短，既可以补充高校办学资金的不足，又为这些单位培养了急需的人才。（五）注重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校办产业经营管理水平
高校开办校办企业必须找准定位，注重实现高校科技成果和专利的转化，而不是办实体产业；若开办校办企业，也应是能充分发挥所在高校的科研和人才的独特优势；校办企业同时需要在改善管理、完善机制上下功夫。首先需要正确处理校办企业的产权问题，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产权，强化所有者责任，提高校办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其次是在政策上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产业的活力，促进校办企业的健康发展。（六）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各高校在强化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关于它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处理好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导致的质量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有可能重走弯路。为此，要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适当性和质量的可延续性，就必须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监控机制。一是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多样化，即学术上的质量观、满足社会需求的质量观、满足个人需求的质量观和整体性质量观；二是树立牢固的质量意识，把质量观与法治观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以法治教，以法保质；三是建立内控质量监控机制和外控质量监控机制，即内部建立校、院、系、班四级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外部应建立政府、社会和相对独立的评价机构（中介机构）三方互动又互不干涉的质量监控机制；四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制度，力争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大平台上来评价和监控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力争早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世界的教育标准。（七）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在经过20年改革后，管理体制中高校与政府的“行政关系”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行政关系”的突出表现是高校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是政府的下级机构，高校的办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执行政府的行政指令。这种关系的存在甚或在某些方面的强化，无疑将影响高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办学，同时也是与《高等教育法》中有关高校自主权的规定相矛盾的。
因此，淡化高校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将高校与政府的关系置于法律的基础之上，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且具有较大难度的课题。《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规定，赋予了高等学校掌握自身的生存权和市场需求，因时而变，不断改善和调整原有学科和专业，开辟新的学科和专业，扩大生源，在谋求长远发展的同时，也获得新的资金来源；加强联合办学的力度，开拓资金来源。高校办学经费有限，与其他高校联合办学可以弥补自身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不足，做到资源共享、共同获益，在保证原有生源的同时扩大新生源，为学校开辟筹资的新渠道。参考文献：
1．张志谦：“上海高校筹资模式现状、缺陷及其改进对策”，《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5期。
2．杜万波：“地方高校资金的主要矛盾与筹资对策”，《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叶望、金德灿、方宗川：“关于一般工科高校办学资金的筹措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2年第4期。
4．程忆军：“关于加强高校资金筹集的思考”，《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7年第12期。
5．审计署：“对18所部属高校2006年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公告”，中国新闻网，2008年9月24日。天才与庸才——从鲁宾逊的演说谈现代教育的缺失陈伟中引言
2010年初鲁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1950～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发表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thing”（《如何让您的热忱带来您人生的转机》）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他的畅销作“The Element”（《要素》）的一些基本观点，探讨有关热忱（passion）对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所起的作用。其中引发出有关天才（genius）与庸才（mediocrity）和对现代教育缺失的讨论。
鲁宾逊曾任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十二年，现仍为该校名誉教授，是一位国际公认的教育学泰斗，在创意、变革与人力资源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2003年被英国女皇册封为爵士，以表扬他在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贡献。2008年获皇家艺术学院颁授富兰克林勋章（Benjamin Franklin Medal）。
鲁宾逊从事人才发展方面的研究超过35年。根据他的研究结论，每个人只要有机会寻找到自己喜爱做的事情，并认定这是一件没有其他事情更适合自己的时候，他会决心为它贡献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一刻就成了这个人今后命运的转折点。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年～约公元前399年）曾经提出“认识您自己”（Know yourself）这一著名命题，并将它刻在希腊特尔斐太阳神殿（Temple of Apollo at Delphi）的墙壁上，以它作为学习哲学和一切事物的起点。他说，“没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能力认识错误的人，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不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也不了解与自己交往的那些人的性格，因而，他们不但不能获得好的东西，反而要陷入灾祸之中。”
鲁宾逊似乎受到苏格拉底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一再表明，人若要成才，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的天赋（aptitude）。天才所以成为天才，全因为他能够认识自己的天赋，喜爱自己的天赋，对自己的天赋具有热忱。《要素》的中文版书名为《让天赋自由》，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举世知名的天才
鲁宾逊在演说中，提到两位举世知名的天才和他们的成功故事。第一位是华裔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 ），另一位是美国著名体操运动员康耐尔（Bart Wayne Conner，1958～ ）。
陶哲轩
陶哲轩两岁时就能够自己从电视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中学会读写，3岁已懂得计算两位数的算术。8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数学获97分的高分，20岁获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数学博士学位，21岁出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的数学教授，2006年30岁时获相当于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斐尔兹勋章（Fields Medal），2007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2010年被英国皇家学院选拔为院士（FRS，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陶先生的确是一位毫无疑问的天才，并且顺利地获得非一般人所能取得的杰出成就。
陶哲轩的父亲是一位儿科医生，母亲是一位数学老师，他们懂得为儿子创造各种培训机会与条件，诱发他对自己天赋的兴趣，对他的成长，功不可没。大学时，陶哲轩更获得师从大师级导师史坦恩（Elias M．Stein，1931～ ）的机遇，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学习。然而，陶哲轩的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一方面拥有数学的天赋，同时，从小热爱数学，他在数学方面的学习成绩斐然，9岁时数学能力已达到大学水平，13岁在世界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获金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牌得主。辉煌的成绩不断地增强他对自己天赋的认识与热爱，成为他刻苦学习的动力。
康耐尔
康耐尔是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选手，曾获得1979年世界双杠体操运动（parallel bars）冠军和1984年奥运男子双杠体操金牌。康耐尔与罗马尼亚两屇奥运体操金牌得主歌曼妮芝（Nadia Elena Comaneci，1961～ ）结婚后，一起在美国创立和经营著名的巴德·康耐尔体育学院（Bart Conner Gymnastics Academy），并经常主持电视体育评论节目，成为体育界名人。
当康耐尔6岁时，他偶然发现自己能用双手走路，与用脚走路一样轻松自如。其后，更可以用双手上下楼梯。可是，能够用双手走路和上下楼梯，这种本事除了偶尔作秀娱乐亲朋之外，对于实际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大用处。8岁那年，他母亲跟一位体育老师带他到附近的体育馆去玩。这家体育馆的设施和器材，每一件他都能玩得称心如意，对他而言简直是到了梦幻乐园，让他着了迷。从此以后他经常到体育馆去，10年后，他的天赋才能让他成为代表美国参加蒙特利尔（Montreal）奥运会男子体操比赛的选手。择善固执
什么是天赋？天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是智力、体力、精神力、学习能力或在某一水平上从事某种工作的特殊能力。在《要素》一书中，鲁宾逊概括地指出，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天赋。可是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status quo）、际遇（opportunities）等的不同，有人成为天才（genius），更多的人则成了庸才（mediocrity）。
陶哲轩与康耐尔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从年幼时就已经认识自己的天赋，并且热爱自己的天赋。他们两人所以较其他人更聪明、更有能力，并且能够脱颖而出，并非单凭天赋，而是由于能够认定自己的天赋，并且坚持不懈地学习与天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鲁宾逊在演说中特别提到康耐尔的母亲。这位体操天才的母亲，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儿子会有如此杰出的成就，她只是尽量地满足儿子的兴趣要求，完全没有刻意地为儿子的未来花费心思。康耐尔的成功，主要出于他非常喜爱自己天赋的体操才能，对自己的天赋怀有无限的热忱，懂得择善固执，能够争取把握好所有的学习与发挥机会。天赋与热忱
世界上既有天才，又有庸才，令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能力？既然人人都具有某方面或某种程度的天赋，为什么有些能够脱颖而出，有些则永远平庸？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他将人根据天赋和学习态度分成上智下愚四等。孔子认为，那些知识与生俱来的人，是最优秀的天才；经过学习才获得知识的人，属于次一等的人才；那些迫于无奈才学习的人，属于更次一等的庸才；那些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学习的人，则属于最下等的人。儒家这套“天赋观”错误地将天赋与后天的学习成就（如知识、技艺等）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
按照鲁宾逊的说法，后天学习的功能在于彰显出天赋的潜能，但努力学习并不能代替天赋；那些拥有某种天赋的人，通过后天努力学习与天赋相关的知识或技艺，他的成就必然会远胜于没有同样天赋的人；从天赋的角度而言，世上没有“将勤补拙”这回事。孔子又说：“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这句话与鲁宾逊的观点一样，一个拥有天赋的人若不学习，他的天赋很容易被自己的无知所埋没，最终难成大器。
孔子另一段颇有意思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用鲁宾逊的话来演绎，“知”就是“认识自己的天赋”，“好”就是“热爱自己的天赋”，“乐”就是“对自己的天赋充满热忱”。“知”、“好”、“乐”是天赋得以发挥的要素。
古希腊对于天赋的见解，有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的“灵魂回忆说”（recollection theory）和“先天知识论”（innate knowledge theory）。在《斐多篇》（“Phaedo”）中，他说：“灵魂在取得人的形态之前，就早已先于人体独立存在了，并且还是具有知识的。”他又说：“如果我们在生前获得了知识而在出生的时候把它丢掉了，可是在以后通过我们的感觉又重新获得了我们以前所有的知识，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叫作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不就是恢复我们自己所已经有的知识吗？……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柏拉图有关天赋的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在现代科学同样没法对天赋作出合理解释的前提下，这套假设不失为一种颇富想象力的演绎。它说明拥有天赋的人不一定会成功，他们必须在努力“回忆往事”（学习）的基础上，“重新获得了他们以前所有的知识”（不断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
鲁宾逊忆述起若干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年他的一位兄弟，是利物浦（Liverpool）一个流行乐队的成员。乐队中有一位名叫查理的键盘乐手。某次音乐会后，大家一起外出共进晚餐。餐桌上鲁宾逊打开话题说：“查理，您今天晚上实在太精彩了。”“是的，是非常精彩。”鲁宾逊随意地接着说：“我真希望能像您一样。”“像我？”“像您玩键盘乐，玩得像您那样精彩。”酒过三巡后，大家都有点醉意。查理忽然说：“不会的。您绝对不会喜欢像我。”
鲁宾逊感到有点讶异，内心暗想，您凭什么对我的想法那么武断，于是说：“是的，我真的喜欢像您。”查理说：“不会，绝对不会的。”他们就这样彼此来回拉扯了一段时间。
最后，查理说：“如果您真的那么喜欢像我的话，您早就做了，还等到今天？要像我，就得像我每天拼命操练六到八个小时，每天晚上还要演出，您受得了吗？我所以能够这样坚持下去，因为我太热爱键盘乐，所以不以为苦。否则，是绝对无法熬下去的。”略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您真的不会喜欢像我，您只是喜欢您见到的我。”
鲁宾逊说，他没想到一句随意的社交话，竟然引发出一段如此发人深省的交谈。查理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具有天赋的人必须加上愿意对自己的天赋付出一份热忱，刻苦学习，才会成功。您感觉幸运吗？《要素》中有一章，题目为“您感觉幸运吗？”（“Do you feel lucky？”）许多人把运气视作成功的要素，相信人只要运气好，就没有不成功的事。鲁宾逊谈到幸运，他说幸运不过是人们由于感觉到命运的不可知，拿来慰人自慰的话。运气其实是您自己和您周围人群的态度（attitude）、天赋（aptitude）和所处的状况（status quo）三者互相交流融合的结果，可见天赋只是运气的其中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为什么一些极具天赋的人，最终没有出人头地，反而变成一个庸碌的普通人？原因是这些人一直在为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生活中没有自己。他们虽然受到别人刻意的栽培，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幸运，反而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天赋应有的热忱。由此可见，幸运不是单指您能够得到什么机遇，而是您能够从机遇中得到什么。
有一位从事书刊编辑工作的女士，她原来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鲁宾逊对于她的转业感到非常不解，于是与她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是她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在伦敦南岸区柏苏尔堂（the Purcell Room on the South Bank）举行的一次演奏会结束后，乐团的指挥邀请她共进晚餐。席间指挥对她说：“您今晚的演出非常出色，可是你却没有享受的感觉，是吗？”她反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是的，您对演出没有享受的感觉。”“您说什么？”“我是说你没有真正享受你自己的演出，真的没有。”“……或许吧。”
指挥接着问：“既然你不是太享受自己的演出，那你为什么还要接着干下去呢？”“这，我想可能因为我的演奏太出色吧。”“那你可知道，干得出色并不是要干一件事的最好理由。”
当天晚上，她才开始认识到，她的人生一直是在为满足别人的期望之中过去的。她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令她很年幼时已经成为一位早熟的钢琴家，被选拔到特别音乐学校受训，并进入皇家音乐学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获得音乐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音乐演奏事业中扶摇直上。然而，从来没有人包括她自己，曾经安静下来问一句她所干的是她真正喜欢的吗？一件事情是否仅仅为了干得出色，就要没完没了地接着干下去？“当指挥对我点出这个问题的一刻，我认识到我从来没喜欢过音乐。在音乐季节的合约结束后，我决定从此封琴，永远不再弹奏。”“在停下来反思时，我发现我真正喜爱的是与书为伍，我喜爱作家，喜爱与他们交往，喜爱文字世界，喜爱阅读，喜爱写作。因此，我决定在文字世界中寻找自己的角色，与我喜欢的人群相处，做我喜欢做的事。”她说她目前的生活与过去任何时刻相比，都要幸福快乐得多。
这位从事书刊编辑工作的女士，她原来拥有音乐的天赋，但却不喜欢做她具有天赋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她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望与摆布之中，个人兴趣未受到诱发与尊重，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赋和所得到的栽培而感到幸运。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对自己的天赋产生应有的热忱，反而萌生厌倦之心，决意离弃？不少具有某些出色能力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却表现出全不在意，满不在乎。他们往往因为才能得到赏识而被迫干那些他们压根儿并不那么喜欢的工作。鲁宾逊认为，个人发展的最大障碍，大都源自对自己的天赋缺乏认识，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赋而感到幸运，结果引发自我退却的情绪（self censorship）。天才被埋没或半途退却，是社会资源的一项重大损失。不为别人而活
有一次，鲁宾逊在美国三藩市（San Francisco）出席他的新书签名会。他利用签字的时间与每一位读者闲聊几句。轮到一位读者时，他问：“您是干什么的？”“消防队员。”“非常好。你干消防队员多长时间了？”“一辈子。”“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想当消防队员的？”“打从我小的时候，就一直想当消防队员，上学后还一直想当，可从来没有人鼓励过我这种想法。我上的学校，所有人都想进大学拿学位，就我不想。我只想当消防队员。”他这种想法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其中一位老师，更经常把我当傻瓜看待。一次在课堂上谈志向时，我说我想当消防队员。他说我的想法非常愚蠢，无可救药，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有长进。”他接着说：“几个月前，老师遇上了车祸，是我把他拉出车外进行急救，同时也救了师母一命。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对我有点好感吧。”
世界畅销书《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又名《牧羊少年奇幻之旅》（“A Fable About Following My Dream”）一书的作者保罗·科尔贺（Paulo Coelho，1947～ ），他自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当作家，直到进入大学后这种志愿仍没有改变。在巴西的社会中，作家被视为放荡不羁、行为怪异、不修边幅的反社会坏份子，是最没有出息的族群。他要成为作家的想法受到家庭的极力反对，17岁时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三次施行电抽搐疗法（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尝试驱除他要成为作家的想法，一直至20岁时，才将他释放。为了满足家人的期望，他进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受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颓废文化（Drug Culture）的影响，放弃学业，选择了嬉皮士（Hippies）的生活，沉迷于吸毒、集体性爱，在欧美各地四处流浪，并参加撒旦主义（Satanism）和神秘主义（occultism）等邪教活动。他被巴西军政府当局列为极度危险的左倾分子，曾经入狱。他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行业，包括演员、流行曲歌手、作曲家、记者、舞台导演等。尽管他一生充满传奇浪漫色彩，但始终没有放弃过童年时的梦想，终于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作家。
鲁宾逊感慨现代教育太过于功利、视野狭隘，老师每每以学生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多少作为衡量教育的成败。意志薄弱的人总会无法摆脱别人对自己的观感而活，哪怕只是别人一个不屑的眼神，或一句轻蔑的“您行吗？”，都会轻易地完全放弃自己的想法与喜好。他非常尊重那些能够对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坚持执着、不屈不挠以至于成功的人。
对自己的天赋具有深刻认识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生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中；他只会关心和专注于如何让自己的天赋获得发挥的机会，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轻易放弃。教育非人性化
鲁宾逊指出，目前这一套广为世界各国采用的教育制度，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人们所重视的是大工厂生产方式的经济规模（economies of scale）。教育工作由各种生产指标操控，事事以达标为目的，完全缺乏对人性的考虑，只会鼓励线性思维不断壮大，强化制度上的僵化及其机械性质（mechanistic）所带来的缺失。
人才开发是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发展力与竞争力，可是现代教育却未能承担这项任务，发挥它应有的人才勘察与开发功能。学校组织的行为与它所传递的讯息和必须肩负的使命，处处自相矛盾。它教导人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但教育的设计却将人推向别人的摆布与期望之中。教育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只能培育出庸才，埋没天才。
美国洛杉矶当局不久前曾发表一份《大学始自幼儿园》（“College starts in Kindergarten”）的政策性文件，宣称要将大学入学竞争提前至幼儿园。这份文件无视人的身心自然成长与年龄并非成正比的关系，错误地认为3岁不过是6岁的一半，6岁是12岁的一半，使社会出现大量揠苗助长的教学安排。
最通常的情况是让幼儿园提前读小学课程，小学提前读中学课程，中学提前读大学课程，美其名为超前准备，实质是“填鸭子”，目的只为满足家长与办学者的虚荣心与势利心。这种急功近利、毫无爱心的做法，不仅罔顾人性的自然发展，残害学童的健康，更加剧社会恶性竞争，破坏人际关系，由学校带头制造社会不公，糟蹋下一代的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
美国近年出现了“儿童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 ADHD）大规模扩散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大概只有50万名儿童被诊断出患上ADHD，现在患ADHD的儿童人数已上升到800万，不到20年时间，激增了16倍。鲁宾逊认为那么多儿童被诊断患有ADHD，简直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
大量学童患有ADHD的问题，对药厂和体检公司而言，是一个价值数10亿美元的大金矿。教育界竟然没有人对于这项影响深远的统计数字提出质疑。鲁宾逊惊叹美国作为西方先进大国，它的教育事业却可以任由一些对教育一无所知、漠不关心的商业利益集团所推行的“学童保健计划”所操控，令本来已经千疮百孔、偏离人性的现代教育，变得更为残暴和麻木不仁。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各州监狱的总开支远超过高等大学的总开支。鲁宾逊非常质疑美国真有那么多的坏人吗？他认为其中恐怕大多数在囚的人，不过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人的无知才是犯错、犯罪的根源。教育界对此却视若无睹，毫无愧疚之心，亦足以使人对现代教育失望。
上述这些数字背后所代表的是对现代教育的讥讽，教育使许多人在制度中失去方向。现代教育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启蒙作用，帮助人认识自己的天赋与潜力；现代教育令人在缺乏鼓励与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对人生感到迷茫，因而每每在关键时刻，作出一些轻率的决定。现代教育由于本身的无知与无能，为社会培育出众多的罪犯，毁灭人才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罪魁祸首。
在已发展国家的社会中，刻意埋没人才的情况，是愈来愈少见。大家都认识到，人才是国家社会的宝贵共同资产，人人都有责任去发现、保护和栽培。尽管如此，人才被埋没的情况，还是无法杜绝。鲁宾逊的研究发现，现代教育的设计与目标，并没有包括鼓励人去发现认识自己。教育设计愈来愈趋向排斥人性（de-personalize），令大多数人感到被孤立（isolated），与社会脱节（dislocated）。社会发展没有让他们从中受惠。因此，他们对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亦漠不关心（disaffected）。这样发展下去，教育不仅无法出天才，恐怕连庸才也愈来愈少，社会将充斥着病态学童与罪犯。
近年许多有见识的家长们，对“在校教育”（school education）已逐渐失去信心，认为天才只能在自家的园圃中培育；一些条件较优裕的家庭和小区已开始组织私塾教育，自己安排子女的教育。私塾教育有日渐流行的趋势。教育贵乎务本
鲁宾逊认为，社会不应该继续投资于如此荒谬陈腐的教育模式（stale model）。这种模式以教育官僚的主观判断为依归，往往自作主张，罔顾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政府的有关决策者经常挂在嘴唇边说，要还教育以本来面目。可是什么是本来面目？他们心中的本来面目是工业革命年代的面目，将社会变成一座大机器，将人变成机器的组件？还是回到更久远时期的面目，将人变回奴隶？除此之外，若教育事业向商业利益靠拢，教育就不再是教育，它的情况与围绕着石油工业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系（oil-based economy）一样，只会沦落成为少数大财团所垄断操纵的工具，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
鲁宾逊同时指出，音乐、体育、数学都是比较容易发现天才的领域。这类天才较易讨好群众，能够为学校、企业赞助人以至国家取得荣誉。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在成绩上屡创高峰获得社会大众嘉许。因此，他们比较容易对自己的天赋产生热忱。至于其他较不耀眼辉煌的领域中的天才或奇才，则未必能够如此幸运，获得利益集团的栽培吹捧。许多人会不自觉地受到虚荣的诱惑，甘愿牺牲自己的天赋与兴趣，去从事大众眼中认为有出息、有长进的事情，以致丧失更好的自我发挥机会。这种情况同样属于不健康的现象，妨碍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基督教神学家保罗（Paul，公元前67年～公元5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新约·罗马书》）。他所指的是人的“原罪”（original sin）；“原罪”的意思，就是人经受不起虚荣的诱惑而背弃自己的天赋（上帝的恩赐），自甘堕落（《旧约·创世记》3章）。现代教育的设计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影响，将人推向“原罪”的深渊，无法自拔。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身处的信息社会，不可能再像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那样长期处于相对静态之中。没有人可以预测可见未来的社会变化、什么行业或职业会最吃香、什么类型的人会最有社会地位。现代教育必须更趋务实，尊重个性发展，回复到以人为本作为立足点，关心爱护人，致力于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满足社会多样化发展的需要。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57章）办教育不是“治国”，也不是“用兵”，而是“取天下”的大事。“以无事取天下”就是用“无为”的方法，让个人的天赋获得自然发挥的机会。道家的“无为”与基督教所宣扬的“爱”，是两种文化对同一概念的各自表述；“爱”就是“无为”。用“无为”办教育，就是用“爱心”办教育（注：有关西方的“爱观”，详见基督教著名的《爱篇》，即《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
老子又提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32章）意思是指教育工作上的“无为”，应包含以下内容：办教育要懂得自我抽离，紧守本份，尽量创造出一个容许各式各样才能都能够获得充分发挥的社会大环境；多鼓励、少干预，则人才自会按照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错误的教育观念
鲁宾逊认为现代教育决策思维的功利性、机械性特质，令许多使人无可奈何的事都变得理所当然。其中最荒谬的是传统教育的“重文轻武”，重视灌输抽象知识的学术教育（academic education），轻视讲究操作能力的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更在两者之间划出一道不容逾越的鸿沟。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Utopia）中，同样将工匠、农夫置于社会的最低层，宣称“上帝用铜铁造成了工匠、农夫，他们的心灵只有情欲，因而必须讲究节制，进行生产劳动，服从用金子造成的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具有理性的心灵和智慧的美德，因而享有高贵的荣誉。”
除孟子和柏拉图外，《论语·子路》亦记载了孔子一段有关“重文轻武”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思维方式一直被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所沿袭，它仍阴魂不息地主导着许多现代国家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即使在社会分工、人际关系与价值观日益复杂化、网络化的现代社会，奴隶社会的“重文轻武”却被发展成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并非个别老师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现代教育仍停留在蓄养奴隶的历史阶段，受保守思维所局限，与网络化世界完全脱节；教育设计者往往在自设的框架内看问题，在制度运作中自我迷失，糟蹋埋没社会人才。
鲁宾逊进一步指出，个人表现可以是单一能力高度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如数学奇才），亦可以是由多种能力结合出的创造性活动（如商业奇才）。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从来都不是按线性轨迹进行，而是根据社会和个人对处境与机遇变化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与互动，逐渐演化形成的。可是目前教育界只承认某些传统上被认定的才能，对认定范围以外的其他才能则视若无睹，漠视社会多元的需要，实在是一种大不幸。
21世纪是一个讲究实利与实力的时代，人类社会面对的两大危机，一是天然资源的日益匮乏，二是人才资源方面的竞争日趋严峻。兴办教育是解决人才资源缺乏的公认途径；鲁宾逊引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艺术家米高安哲罗（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与戴维像（Statue of David di Michelangelo）的故事来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才培育。有人请教米高安哲罗是如何创作戴维像的。他说：“我并没有创作戴维像。戴维像本来就存在于石块当中。我的工作不过是将不属于戴维的部分去掉罢了，就那么简单。”结后语
总的来说，鲁宾逊的畅销书《原素》和他的演说，内容有老生常谈之嫌，缺乏新意，但它却代表了西方社会对教育改革的一股主要思潮，就是向个性回归、向自然回归。我在第二屇“高等教育成本研讨会”中发表的《信息时代的教育成本观：论黎慈的社会结构与信息时代的大学教育》一文，对这方面的发展情况曾经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很高兴地看到鲁宾逊在他的演说中对这些观点所做的论述。
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国民素质、传统思想、人际关系、主流价值观和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平心而论，社会仍未具备足以让个人天赋充分发展的氛围与物质条件。然而，若国家因此而继续任由教育设计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农业时代的状态，这将影响到国家在创意、变革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发展，无法在信息时代中站在世界的前端。
2011年5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英国西敏寺特大会堂（Westminster Hall）的演说中谈到，由于近年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经济迅速起飞，有人因此论断西方的影响力将由于这些国家的崛起而被大幅削弱；他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强调21世纪的世界仍将由美英及其欧洲盟友所领导。奥巴马所持的观点是由来有自，绝非偶然。
西方社会一向认为“金砖五国”（BRICS）得以在平稳安定中发展，全拜西方自二战后，为世界创造出一个持续进步繁荣、崇尚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大环境所赐。西方社会深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创意与革新，能够给予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只有西方社会才会投资于富想象力与超前概念的高风险创新项目，为个人勇闯未来提供金融服务；只有西方社会才知道爱惜人才、开发人才。因此，拥有招聚人才的强大能量；… 这一切都绝非“金砖五国”所能与之匹敌。是耶？非耶？确然是一个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课题。《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9章）
我在此尝试用现代汉语结合我个人对鲁宾逊演说的解读，来诠释《老子》这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后语：“治理人事和处理具天赋的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爱惜。只有懂得爱惜，方可以令人才尽早获得释放发挥（“早服”）。若人才能够尽早获得释放发挥，他所积累的能量会大到无法测定（“重积德”，德在此作能量解）。能量可以产生热忱，能够克服万难；热忱能改变劣势，成就无量功业（“莫知其极，可以有国”，国作功业解）。若能掌握到成功的要素（“有国之母”，国指功业，母作根源、要素解），根基就能建立稳固，就能有条件作长远的打算，令功业可以永久持续。”资本主义、维基经济学与赤脚学院：教育投资新思维陈伟中前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的序言中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亦可用作描绘今天的全球发展格局。我们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工业时代”（Capitalist Industrial Era）过渡至“社会主义信息时代”（Socialist Information Era）的青黄不接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这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影响教育投资决策的主要迹象，可概括为以下8个方面：
首先是可靠的避孕药研制成功。1960年，第一粒口服避孕丸（Enovid）在美国率先推出，从此改变了传统的伦理观念、男女关系（性解放）、妇女地位与角色、家庭结构、社会发展、人口政策以至教育制度与内容。
其次是计算机鼠标的发明（1968～1983）和互联网的使用日趋普及（1960～1990），宣示信息时代的来临。高效率的信息传播科技，打破了统治阶层、资本家、学者等既得利益者对知识和信息的独占垄断地位。信息公开、信息共享、信息平等和信息公义等概念，令传统的成长与发展理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Schumpeter，1911）。
再次是中产力量的冒起。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企业大部份都由仅占人口1％的少数富豪巨族所拥有。20世纪60年代以后，企业已经不再属于少数人所有，新兴的中产受薪阶级和日渐富裕起来的小商小农，通过银行存款、股票投资等方式对企业实行掌控。他们所凝聚的力量足以左右本国以至外国政府的决策，影响愈来愈大（Pitt-Watson，2007）。中产阶级的心态，对教育需求表现得特别殷切。
第四，威权管治时代没落。自18世纪西方法律正式容许企业以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时开始，“有限公司经营模式”（Corporate Model）被确立，就培育出一种优先照顾管理层利益、由管理层独断独行的企业管治文化。在“股权与治权分立”思想的影响下，无论股权如何变更，管治权永远属于管理层所拥有（Pitt-Watson，2007）。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企业的股权逐渐由富豪巨族转变成为信托人与众多小投资者所拥有，结果出现监管分散无力，管理层贪污舞弊、胡作非为的丑闻频频发生的情况。企业管治问题不仅令投资者直接受损，甚至会酿成国家破产，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
新的公司经营模式主张管治权开放，专业管理人要以企业雇员身份向股东问责。法律明文规定企业管治必须透明，严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容许私相授受，黑箱作业。这是社会权利分配与监管方式的一次重要变革。传统的威权管治模式末落，预示社会权力的形成与表达形式的变革。工业时代教育体系的威权管治时代亦告结束；信息时代的教育体系将是以民主开放为基础。
第五，文明冲突。自20世纪60年代始，分布全球各地的各个文明体系一直在蕴酿着各自按照自己本身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现代文艺复兴运动”（Modern Renaissance）和“反文化运动”（Counter Culture），以推行“复古主义”（Revivalism）和“人文主义”（Humanism）来表达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君临天下的不满，形成了当代“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全球性竞争格局（Huntington，1996）。
互联网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尽管经历了2000年与2001年间的互联网泡沫，但互联网和虚拟社交小区的发展继续日渐蓬勃。植根于“馈赠经济”（Gift Economy）而以“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为代表的“网络经济”（Net Economy），成了调和当代文明冲突的希望（Tapscott & Williams，2006）。与之同时，“网络教育”（Net Education）和“馈赠教育”（Gift Education），将发展成为未来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六，教育改革。英国“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在 1960年率先正式成立，利用电子媒体推行全民大学教育，以应付社会转型的需要。广播媒体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教育政策逐步摆脱传统精英教育，转向应用科技教育与平民教育。学术性浓厚的传统大学独霸地位开始被侵蚀。1992年大批“新世代大学”（New Generation Universities）先后成立，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英国的创新办学模式，是新时代社会权力架构重组的缩影，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相继仿效，并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性“高校兴办潮”（Higher Education Boom）。未来高校的投资策略，将会集中于虚拟小区的软件建设，而不像过往那么重视实体硬件。
第七，“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或Global Localization）。首先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麦鲁衡（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两本畅销书（1962，1964）中所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过去半个世纪（1962～2012），全球化所表现出的是西方经济大国和跨国企业凭借标准规范的名义，实施全球性垄断，扼杀地区性发展活力和“在地化”（Localization）所代表的团结、分享、尊重差异与鼓励创意的合作精神。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在地化的概念逐渐发展成熟，它是虚拟社交小区“思考全球化”（Think Globally）和实体运作小区“行动在地化”（Act Locally）的有机结合。通过互联网及虚拟社交小区，现代人可以真正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发挥虚拟小区的全球网络优势，与此同时，显现出实体小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那种无可取代的在地特色（《道德经》）。现代人再不用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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